《歧路燈》長篇小說，警世稀品。清代李海觀作。一百零八回。敘述書香門第子弟譚紹聞墮落敗傢，又浪子回頭重振傢業的故事。對封建社會的吏治、教育和當時市井社會的世態人情、風習流俗有廣泛生動的描寫，但多封建說教。
（清.李緑園著 現藏於南京圖書館）人生在世，立於成敗兩端，而成敗之由，全在少年時候分路，資歷或敦厚或淺薄，氣質或安詳或輕飄，往來或正經孤黨等等，由此引出歧路一盞，照世間迷路人。
與《儒林外史》、《紅樓夢》大致同時問世於清乾隆年間，由豫人李緑園創作的長篇小說《歧路燈》，洋洋70餘萬言，108回，在當時說部之林獨樹一幟。但是，此書脫稿後，直至20世紀20年代，都以鈔本形式在河南鄉村流傳，知者寥寥，並未引起讀者及學界的註意。本世紀20年代起，《歧路燈》始有印本出現，纔開始了對之真正意義上的學術研究。
本文擬對本世紀20年代以來80年間《歧路燈》研究作一回顧，供《歧路燈》愛好者與研究者參考，並希望對《歧路燈》研究的進一步深入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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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商務印書館出版蔣瑞藻的《小說考證》，其捲八著錄《歧路燈》一則，引《闕名筆記》雲：吾鄉前輩李緑園先生所撰《歧路燈》120回，雖純從《紅樓夢》脫胎，然描寫人情，千態畢露，亦絶世奇文也。惜其後代零落，同時親舊，又無輕財好義之人為之刊行，遂使有益世道之大文章，僅留三五部抄本於窮鄉僻壤間，此亦一大憾事也。
這是本世紀見知的最早的有關《歧路燈》的記載。其所謂“純從《紅樓夢》脫胎”，當然是沒有根據的，至於《歧路燈》之所以流傳不廣，其原因也不在於無人為之刊行。但是，這段著錄文字至少說明，學者已對這部小說發生了興趣。30年代，孫楷第的《中國通俗小說書目》著錄《歧路燈》，孔另境《中國小說史料》亦轉錄了《小
說考證》的材料。
1924年，洛陽清義堂將《歧路燈》石印行世，共105回，前有楊懋生《序》及張青蓮《跋》，對李緑園及其《歧路燈》作了介紹，並給予很高的評價。這是《歧路燈》成書以來的第一個印本，在《歧路燈》流傳史上有很重要的意義。然而正如張青蓮《跋》中所言：“冗務匆匆，未及校勘，僅依原本，未免以訛傳訛。”因此書中亥豕魯魚，隨處可見，加之印數不多，流傳仍是不廣。1927年，北京樸社（景山書社）開始排印出版馮友蘭、馮沅君兄妹的校點本，可惜衹印行了第一册26回，未見下文。樸社排印本前冠有馮友蘭寫的一篇長序，對《歧路燈》的思想內容及藝術上的得失作了全面的評價。馮友蘭《序》中說：“《歧路燈》的道學氣太重，的確是一個大毛病。
幸而李緑園在書中所寫的，大部分是在上述‘此義’之反面……他那一管道學先生的筆，頗有描寫事物的能力，其中並且含有許多刺。”馮友蘭對《歧路燈》所描寫的當
時社會生活的種種情況均作了比較公允客觀的評論，非常欣賞小說的語言（尤其是河南方言）運用、人物塑造方面取得的成就。同年，馮友蘭還輯成《李緑園公詩鈔》；樸社排印本前還有董作賓寫的《李緑園傳略》，對李緑園的生卒年及年譜作了初步考證與整理。馮、董所作的兩篇文章，可以說是近八十年來最早的具有學術價值的李緑園與《歧路燈》研究成果，具有開創性的貢獻。
由於印本的問世，給研究者提供了文本上的便利，於是，學界開始有研究論文發表，但是，有價值的專論不多。其中，值得註意的有郭紹虞與朱自清的文章。郭紹虞於1928年初在《文學周報》525號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介紹歧路燈》的論文，將《歧路燈》與《紅樓夢》、《儒林外史》作比較，得出的結論是：“《歧路燈》亦正有足以勝過《紅樓夢》與《儒林外史》者在。”郭紹虞稱贊“李緑園竟能於常談中述至理，竟能於述至理中使人不覺得是常談。意清而語不陳，語不陳則意亦不覺得是清庸了。這實是他的難能處，也即是他的成功處。這種成功，全由於他精銳的思路與雋爽的筆性，足以駕馭這沉悶的題材”。朱自清於同年年底在《一般》第6捲第4號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歧路燈》的文章，認為《歧路燈》與《紅樓夢》是“中國舊來僅有的兩部可以稱為真正‘長篇’的小說”。朱自清的觀點與郭紹虞大致相同，尤其對《歧路燈》在情節結構上取得的成就極為贊賞，指出：“全書滴水不漏，圓如轉環，無臃腫和斷續的毛病”，“在結構上它是中國舊來唯一的真正長篇小說。”朱自清在文末說：“若讓我估量本書的總價值，我以為衹遜於《紅樓夢》一籌，與《儒林外史》是可以並駕齊驅的。”此外，1928年4月23日《大公報·文學副刊》上發表了一篇佚名的文章《評〈歧路燈〉》，對《歧路燈》的人物塑造、社會生活描寫及語言等，大加贊揚，認為是“寫真實主義的上乘”作品。又有徐玉諾，不僅幫助馮友蘭搜集有關李緑園與《歧路燈》的資料，還在1928年11月11日半月刊《明天》14期發表《〈歧路燈〉及李緑園先生遺事》，在1929年8月14日《明天》38期發表《墻角消夏瑣記（其一）》，在1929年10月16日《明天》210期發表《墻角消夏瑣記（其二）》，對《歧路燈》與李緑園作了考論，肯定《歧路燈》在無意中深刻攻擊八股文先生及孔孟之道的同時，也指出因作者現實生活經驗不足而導致小說描寫時見空洞的弊端。
郭紹虞與朱自清等人均衹讀了樸社排印本第一册26回，未及讀到全書。他們的觀點，自然有可以商榷的地方，但卻是代表了當時學界對《歧路燈》的一般看法，是本世紀《歧路燈》研究早期的有影響的成果。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洛陽清義堂本印數過少，樸社排印本未能完成；在此後的四五十年間，儘管有人對《歧路燈》持有很高的評價，如李敏修於《中州文獻匯編·總序》中盛贊《歧路燈》“開近世平民文學之先聲”，但學界很少有人對之作深入、全面的研究，《歧路燈》似乎再次面臨被“埋沒”的尷尬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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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本世紀60年代，河南學者欒星致力於《歧路燈》鈔本的尋訪工作，並搜集有關李緑園與《歧路燈》的研究資料。欒星花十年的精力，於70年代完成了《歧路燈》的校註工作，並輯成《歧路燈研究資料》一書。由於當時出版不易，一直到1980年，纔由中州書畫社（現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歧路燈》欒星校註本，1982年出版了《歧路燈研究資料》。欒星以清乾隆末年鈔本《歧路燈》為原本，參稽他本（見知《歧路燈》清代鈔本、民國過錄本及清義堂石印本、樸社排印本共11種），校定全書為108回，並作註千餘條，於俚語、方言、稱謂、名物制度及古人、古籍、歷史事件、三教九流行藏等，加以註釋，詳加考訂，頗為精審，予讀者以很大的便利。《歧路燈研究資料》一書分《李緑園傳》、《李緑園詩文輯佚》、《歧路燈舊聞鈔》三部分，後有《附錄：李緑園〈傢訓諄言〉81條》。這部書提供了李緑園的傢世生平、交遊、著述以及有關《歧路燈》的研究等多方面的寶貴資料，搜羅較為完備，編排亦頗合理，且詳註出處，為研究者所歡迎。
欒星校註本《歧路燈》出版後，立即在中國大陸及臺灣、香港地區引起熱烈反響，中國大陸的《光明日報》、《文匯報》，臺灣的《聯合報》，香港的《文匯報》、《大公報》、《新晚報》等報章，紛紛以《埋沒二百多年的古典白話小說〈歧路燈〉出版》、《一部被埋沒二百多年的小說》、《再放光芒的〈歧路燈〉》、《被譽為〈紅樓夢〉以外又一巨著》等標題加以報道，隨之，一些學者在各類報紙或學術刊物上發表研究論文，對《歧路燈》展開熱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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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1982年與1984年，在河南省鄭州、洛陽與開封先後召開了三次《歧路燈》學術討論會，中州古籍出版社於1982年與1984年分別編輯出版了兩部《歧路燈》論叢，收錄了提交前兩次學術討論會的部分論文和一些知名學者的文章。此外，散見於各類刊物的論文亦為數不少。據不完全統計，自1928年至1983年底，在各類報刊上發表的有關《歧路燈》的研究論文（含少量報道文章）有110篇左右。這些論文對李緑園的生平思想、《歧路燈》的思想傾嚮和藝術成就如結構、人物、語言等方面，進行了全面而又深入的探討。亦有學者對小說中所表達的教育思想作專門研究，或對小說所反映的清康熙、乾隆時期的開封城市經濟、有關戲麯的描寫及民俗等作詳細的考證。由於李緑園及《歧路燈》本身思想及內容的復雜性和豐富性，學者們的研究涉及的範圍亦較廣，並形成了不同的觀點。
這些不同的觀點主要有以下三種：一是認為《歧路燈》無論在思想還是藝術上都是一部平庸的作品，根本不能與《儒林外史》相提並論；二是認為《歧路燈》是優秀的中國古代長篇小說，與《儒林外史》在伯仲之間；第三種觀點較為平和，認為《歧路燈》不及《紅樓夢》、《儒林外史》這些一流佳作，應屬於二流作品，但還是較為成功的，有其獨特的風貌。
持否定觀點的，可以藍翎的文章《“埋沒”說質疑》（見《歧路燈論叢（一）》）為代表。藍文認為：李緑園的“創作思想的確是中國古代小說現實主義傳統精神的大倒退，大大發展了開創人情小說的《金瓶梅》本來就有的說教因素的落後面，使‘人情小說’的發展岔嚮了歧路”，“《歧路燈》的確要宣傳儒傢的正統思想，把這種腐朽的思想看成人生指路的明燈”，“作為文學欣賞的對象，《歧路燈》就相當缺乏藝術吸引力，能讓人愉快的讀下去”，“是一部思想平庸藝術平平的古代小說”，與《醒世姻緣傳》一樣，“就二者思想的落後和藝術的平庸來看，‘則伯仲之間，各有短長，難分高下’。它們是同一創作思潮的産物，是‘人情小說’發展過程中一股混雜着更多的泥沙和腐物的濁流”。其評價之低，在當時的學者中，可能沒有第二人。
持肯定觀點的，則可以張國光的長篇論文《我國古代的〈教育詩〉與社會風俗畫》（見《歧路燈論叢（一）》）為代表。此文在很大程度上是為批駁藍翎的《“埋沒”說質疑》而作，副標題即為《〈歧路燈〉新論兼評〈“埋沒”說質疑〉》。張文對藍文作了嚴厲的批駁，並提出了對《歧路燈》的肯定性評價。張文認為“《歧路燈》是一部值得藉鑒的教育小說”，“李緑園不僅是一位小說傢，他首先是一位思想傢、教育傢”，稱贊“《歧路燈》是我國古代社會的一幅風俗畫”，並且指出，《歧路燈》在藝術結構、人物塑造、語言運用、人物描寫諸方面均取得出色的成就，認為“作者雖然主要是運用現實主義手法刻劃人物，但有時也不排斥浪漫主義”。張文的結論是，“《歧路燈》是一部有較高的思想水平與藝術成就的古代長篇白話小說”，“在反映封建社會生活的廣度和暴露當時的魑魅魍魎的醜惡本質的深度方面超過了前者（《紅樓夢》）”。張文建議，對這部“被埋沒了二百多年的優秀古典小說”，“做父母的似可以一讀”，“青年人可以一讀”，“治文學史的人，更必需讀它”，“因為它確可看作是新發掘出來的一部有價值的古代小說，即使不能與稍後的《紅樓夢》並駕齊驅，但也足以使《儒林外史》相形見絀”。如此高的評價，在當時的學術界也是罕見的。至於持中間態度的觀點，可以任訪秋、範寧等人的文章為代表。任訪秋在《漫談〈歧路燈〉》（見《歧路燈論叢（一）》）一文中認為，“假若把《儒林外史》、《紅樓夢》列為第一流，那麽《歧路燈》就不能不屬於第二流。因為不論是思想同藝術，較之前兩書都是大有遜色的”，但對《歧路燈》的成就也作了肯定的評價，指出，“《歧路燈》畢竟是一部長篇巨著，作者社會閱歷較深，而各方面的知識也比較豐富……所以作者對清代中葉的朝章國政，科場慣例，社會風俗……書中凡涉及到的，無不一絲不苟認真地給以詳細的論述與描繪，從而擴大了讀者的視野，豐富了人們的知識，對於瞭解十八世紀中國社會的精神面貌，是有着深刻的意義的。所以，在中國文學史上是應該給它以一定的地位的”。範寧的《〈歧路燈〉讀後感》（見《歧路燈論叢（二）》）也認為，“《歧路燈》整個思想主題是不高明的，人物塑造也不很成功，但記錄了十八世紀中國封建社會中下層人物的思想狀況，涉及的生活面相當廣阔……讀者可以從其中看到封建社會是一個地地道道的人間地獄”。實際上，任文與範文肯定的主要還是在《歧路燈》這部小說的認識價值上，並不同意將之看成為一流佳作。
無論是肯定也好，還是否定也好，畢竟反映了學術界對《歧路燈》的關註與熱情，對於李緑園與《歧路燈》研究來說，無疑是一個好的現象。但是，令人遺憾的是，到了80年代後期，這種富於學術氣氛的熱鬧局面漸漸趨於平靜，直至今日，雖然中國大陸學術界還不時有關於李緑園及其《歧路燈》的論文發表，杜貴晨在1992年出版了著作《李緑園與歧路燈》（遼寧教育出版社），但終究沒有形成為一個有影響的學術研究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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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中國臺灣與香港地區的學術界，對《歧路燈》也給予了一定程度的關註。當欒星校註本出版後，似乎臺灣與香港地區的熱情比大陸為高，所給予的評價也幾乎是一致的贊揚與肯定。臺灣出版界在80年代至少有四傢出版社出版了《歧路燈》，較之大陸為多。但學者發表的研究論文，則比較的冷靜與平和。如發表於1983年1月13日臺灣《中國時報》王孝廉的《歧路燈的再發現與再評價》一文認為：“這部被埋沒了兩百多年的小說是一本相當可讀的小說，但充其量衹能和另一本類似的小說《蜃樓志》相等；將它與《紅樓夢》、《儒林外史》並列而為清代三大小說，是有些言過其實的。”此外，臺灣的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的研究生，已有人將《歧路燈》作為研究對象，撰寫學位論文。如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生陳翠芬、輔仁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生鄭在亮（韓國），在1986年與1988年先後以《歧路燈研究》作為學位論文，獲取碩士學位。鄭在亮回韓國後，將學位論文陸續發表於本國的《中國小說研究會報》等刊物，引起了韓國學者的興趣。值得一提的是，1986年，臺灣師大書苑有限公司出版了吳秀玉的《李緑園與其〈歧路燈〉研究》一書。吳秀玉熱心於此項工作，曾五次抵豫，二度入黔，搜集資料，訪問學者，歷五年寒暑，寫成了這部30餘萬言的著作。全書共分七章，對李緑園的傢世、生平事跡、著述及《歧路燈》的流傳、寫作背景、思想內容、創作藝術等各方面，作了全面而詳盡的考察和探討，資料之翔實，可以說超過了以往任何《歧路燈》研究著作。這是在中國出版的第一部研究《歧路燈》的專著，但在中國大陸似乎尚未引起人們的註意。
縱觀80年來《歧路燈》的研究，可以發現，中國學術界，在總體上對《歧路燈》的評價不高，主要是認為其思想陳腐，道學氣濃厚，專於說教，不具備反封建主義的光輝，但對其在反映生活面之廣以及描寫方面如人物塑造、語言運用、情節結構等方面的成就，仍給予一定程度的肯定；在此期間，除了在20年代與80年代曾有過兩次《歧路燈》研究的小高潮外，學者似乎很少有人願意對之下工夫作一番深入研究，對於《歧路燈》這樣一部有着獨特個性的長篇巨著來說，似乎也令人感到有點遺憾；但是，據說南京師範大學中文係博士生李延年，在1998年以《歧路燈研究》作為學位論文，獲得博士學位。這無疑是一個好消息。筆者希望有更多的學者來研究李緑園與《歧路燈》，以推動中國古代小說研究的全面深入與發展。
（清.李緑園著 現藏於南京圖書館）人生在世，立於成敗兩端，而成敗之由，全在少年時候分路，資歷或敦厚或淺薄，氣質或安詳或輕飄，往來或正經孤黨等等，由此引出歧路一盞，照世間迷路人。
與《儒林外史》、《紅樓夢》大致同時問世於清乾隆年間，由豫人李緑園創作的長篇小說《歧路燈》，洋洋70餘萬言，108回，在當時說部之林獨樹一幟。但是，此書脫稿後，直至20世紀20年代，都以鈔本形式在河南鄉村流傳，知者寥寥，並未引起讀者及學界的註意。本世紀20年代起，《歧路燈》始有印本出現，纔開始了對之真正意義上的學術研究。
本文擬對本世紀20年代以來80年間《歧路燈》研究作一回顧，供《歧路燈》愛好者與研究者參考，並希望對《歧路燈》研究的進一步深入有所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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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商務印書館出版蔣瑞藻的《小說考證》，其捲八著錄《歧路燈》一則，引《闕名筆記》雲：吾鄉前輩李緑園先生所撰《歧路燈》120回，雖純從《紅樓夢》脫胎，然描寫人情，千態畢露，亦絶世奇文也。惜其後代零落，同時親舊，又無輕財好義之人為之刊行，遂使有益世道之大文章，僅留三五部抄本於窮鄉僻壤間，此亦一大憾事也。
這是本世紀見知的最早的有關《歧路燈》的記載。其所謂“純從《紅樓夢》脫胎”，當然是沒有根據的，至於《歧路燈》之所以流傳不廣，其原因也不在於無人為之刊行。但是，這段著錄文字至少說明，學者已對這部小說發生了興趣。30年代，孫楷第的《中國通俗小說書目》著錄《歧路燈》，孔另境《中國小說史料》亦轉錄了《小
說考證》的材料。
1924年，洛陽清義堂將《歧路燈》石印行世，共105回，前有楊懋生《序》及張青蓮《跋》，對李緑園及其《歧路燈》作了介紹，並給予很高的評價。這是《歧路燈》成書以來的第一個印本，在《歧路燈》流傳史上有很重要的意義。然而正如張青蓮《跋》中所言：“冗務匆匆，未及校勘，僅依原本，未免以訛傳訛。”因此書中亥豕魯魚，隨處可見，加之印數不多，流傳仍是不廣。1927年，北京樸社（景山書社）開始排印出版馮友蘭、馮沅君兄妹的校點本，可惜衹印行了第一册26回，未見下文。樸社排印本前冠有馮友蘭寫的一篇長序，對《歧路燈》的思想內容及藝術上的得失作了全面的評價。馮友蘭《序》中說：“《歧路燈》的道學氣太重，的確是一個大毛病。
幸而李緑園在書中所寫的，大部分是在上述‘此義’之反面……他那一管道學先生的筆，頗有描寫事物的能力，其中並且含有許多刺。”馮友蘭對《歧路燈》所描寫的當
時社會生活的種種情況均作了比較公允客觀的評論，非常欣賞小說的語言（尤其是河南方言）運用、人物塑造方面取得的成就。同年，馮友蘭還輯成《李緑園公詩鈔》；樸社排印本前還有董作賓寫的《李緑園傳略》，對李緑園的生卒年及年譜作了初步考證與整理。馮、董所作的兩篇文章，可以說是近八十年來最早的具有學術價值的李緑園與《歧路燈》研究成果，具有開創性的貢獻。
由於印本的問世，給研究者提供了文本上的便利，於是，學界開始有研究論文發表，但是，有價值的專論不多。其中，值得註意的有郭紹虞與朱自清的文章。郭紹虞於1928年初在《文學周報》525號上發表了一篇題為《介紹歧路燈》的論文，將《歧路燈》與《紅樓夢》、《儒林外史》作比較，得出的結論是：“《歧路燈》亦正有足以勝過《紅樓夢》與《儒林外史》者在。”郭紹虞稱贊“李緑園竟能於常談中述至理，竟能於述至理中使人不覺得是常談。意清而語不陳，語不陳則意亦不覺得是清庸了。這實是他的難能處，也即是他的成功處。這種成功，全由於他精銳的思路與雋爽的筆性，足以駕馭這沉悶的題材”。朱自清於同年年底在《一般》第6捲第4號上發表了一篇題為《歧路燈》的文章，認為《歧路燈》與《紅樓夢》是“中國舊來僅有的兩部可以稱為真正‘長篇’的小說”。朱自清的觀點與郭紹虞大致相同，尤其對《歧路燈》在情節結構上取得的成就極為贊賞，指出：“全書滴水不漏，圓如轉環，無臃腫和斷續的毛病”，“在結構上它是中國舊來唯一的真正長篇小說。”朱自清在文末說：“若讓我估量本書的總價值，我以為衹遜於《紅樓夢》一籌，與《儒林外史》是可以並駕齊驅的。”此外，1928年4月23日《大公報·文學副刊》上發表了一篇佚名的文章《評〈歧路燈〉》，對《歧路燈》的人物塑造、社會生活描寫及語言等，大加贊揚，認為是“寫真實主義的上乘”作品。又有徐玉諾，不僅幫助馮友蘭搜集有關李緑園與《歧路燈》的資料，還在1928年11月11日半月刊《明天》14期發表《〈歧路燈〉及李緑園先生遺事》，在1929年8月14日《明天》38期發表《墻角消夏瑣記（其一）》，在1929年10月16日《明天》210期發表《墻角消夏瑣記（其二）》，對《歧路燈》與李緑園作了考論，肯定《歧路燈》在無意中深刻攻擊八股文先生及孔孟之道的同時，也指出因作者現實生活經驗不足而導致小說描寫時見空洞的弊端。
郭紹虞與朱自清等人均衹讀了樸社排印本第一册26回，未及讀到全書。他們的觀點，自然有可以商榷的地方，但卻是代表了當時學界對《歧路燈》的一般看法，是本世紀《歧路燈》研究早期的有影響的成果。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洛陽清義堂本印數過少，樸社排印本未能完成；在此後的四五十年間，儘管有人對《歧路燈》持有很高的評價，如李敏修於《中州文獻匯編·總序》中盛贊《歧路燈》“開近世平民文學之先聲”，但學界很少有人對之作深入、全面的研究，《歧路燈》似乎再次面臨被“埋沒”的尷尬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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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本世紀60年代，河南學者欒星致力於《歧路燈》鈔本的尋訪工作，並搜集有關李緑園與《歧路燈》的研究資料。欒星花十年的精力，於70年代完成了《歧路燈》的校註工作，並輯成《歧路燈研究資料》一書。由於當時出版不易，一直到1980年，纔由中州書畫社（現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歧路燈》欒星校註本，1982年出版了《歧路燈研究資料》。欒星以清乾隆末年鈔本《歧路燈》為原本，參稽他本（見知《歧路燈》清代鈔本、民國過錄本及清義堂石印本、樸社排印本共11種），校定全書為108回，並作註千餘條，於俚語、方言、稱謂、名物制度及古人、古籍、歷史事件、三教九流行藏等，加以註釋，詳加考訂，頗為精審，予讀者以很大的便利。《歧路燈研究資料》一書分《李緑園傳》、《李緑園詩文輯佚》、《歧路燈舊聞鈔》三部分，後有《附錄：李緑園〈傢訓諄言〉81條》。這部書提供了李緑園的傢世生平、交遊、著述以及有關《歧路燈》的研究等多方面的寶貴資料，搜羅較為完備，編排亦頗合理，且詳註出處，為研究者所歡迎。
欒星校註本《歧路燈》出版後，立即在中國大陸及臺灣、香港地區引起熱烈反響，中國大陸的《光明日報》、《文匯報》，臺灣的《聯合報》，香港的《文匯報》、《大公報》、《新晚報》等報章，紛紛以《埋沒二百多年的古典白話小說〈歧路燈〉出版》、《一部被埋沒二百多年的小說》、《再放光芒的〈歧路燈〉》、《被譽為〈紅樓夢〉以外又一巨著》等標題加以報道，隨之，一些學者在各類報紙或學術刊物上發表研究論文，對《歧路燈》展開熱烈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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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1982年與1984年，在河南省鄭州、洛陽與開封先後召開了三次《歧路燈》學術討論會，中州古籍出版社於1982年與1984年分別編輯出版了兩部《歧路燈》論叢，收錄了提交前兩次學術討論會的部分論文和一些知名學者的文章。此外，散見於各類刊物的論文亦為數不少。據不完全統計，自1928年至1983年底，在各類報刊上發表的有關《歧路燈》的研究論文（含少量報道文章）有110篇左右。這些論文對李緑園的生平思想、《歧路燈》的思想傾嚮和藝術成就如結構、人物、語言等方面，進行了全面而又深入的探討。亦有學者對小說中所表達的教育思想作專門研究，或對小說所反映的清康熙、乾隆時期的開封城市經濟、有關戲麯的描寫及民俗等作詳細的考證。由於李緑園及《歧路燈》本身思想及內容的復雜性和豐富性，學者們的研究涉及的範圍亦較廣，並形成了不同的觀點。
這些不同的觀點主要有以下三種：一是認為《歧路燈》無論在思想還是藝術上都是一部平庸的作品，根本不能與《儒林外史》相提並論；二是認為《歧路燈》是優秀的中國古代長篇小說，與《儒林外史》在伯仲之間；第三種觀點較為平和，認為《歧路燈》不及《紅樓夢》、《儒林外史》這些一流佳作，應屬於二流作品，但還是較為成功的，有其獨特的風貌。
持否定觀點的，可以藍翎的文章《“埋沒”說質疑》（見《歧路燈論叢（一）》）為代表。藍文認為：李緑園的“創作思想的確是中國古代小說現實主義傳統精神的大倒退，大大發展了開創人情小說的《金瓶梅》本來就有的說教因素的落後面，使‘人情小說’的發展岔嚮了歧路”，“《歧路燈》的確要宣傳儒傢的正統思想，把這種腐朽的思想看成人生指路的明燈”，“作為文學欣賞的對象，《歧路燈》就相當缺乏藝術吸引力，能讓人愉快的讀下去”，“是一部思想平庸藝術平平的古代小說”，與《醒世姻緣傳》一樣，“就二者思想的落後和藝術的平庸來看，‘則伯仲之間，各有短長，難分高下’。它們是同一創作思潮的産物，是‘人情小說’發展過程中一股混雜着更多的泥沙和腐物的濁流”。其評價之低，在當時的學者中，可能沒有第二人。
持肯定觀點的，則可以張國光的長篇論文《我國古代的〈教育詩〉與社會風俗畫》（見《歧路燈論叢（一）》）為代表。此文在很大程度上是為批駁藍翎的《“埋沒”說質疑》而作，副標題即為《〈歧路燈〉新論兼評〈“埋沒”說質疑〉》。張文對藍文作了嚴厲的批駁，並提出了對《歧路燈》的肯定性評價。張文認為“《歧路燈》是一部值得藉鑒的教育小說”，“李緑園不僅是一位小說傢，他首先是一位思想傢、教育傢”，稱贊“《歧路燈》是我國古代社會的一幅風俗畫”，並且指出，《歧路燈》在藝術結構、人物塑造、語言運用、人物描寫諸方面均取得出色的成就，認為“作者雖然主要是運用現實主義手法刻劃人物，但有時也不排斥浪漫主義”。張文的結論是，“《歧路燈》是一部有較高的思想水平與藝術成就的古代長篇白話小說”，“在反映封建社會生活的廣度和暴露當時的魑魅魍魎的醜惡本質的深度方面超過了前者（《紅樓夢》）”。張文建議，對這部“被埋沒了二百多年的優秀古典小說”，“做父母的似可以一讀”，“青年人可以一讀”，“治文學史的人，更必需讀它”，“因為它確可看作是新發掘出來的一部有價值的古代小說，即使不能與稍後的《紅樓夢》並駕齊驅，但也足以使《儒林外史》相形見絀”。如此高的評價，在當時的學術界也是罕見的。至於持中間態度的觀點，可以任訪秋、範寧等人的文章為代表。任訪秋在《漫談〈歧路燈〉》（見《歧路燈論叢（一）》）一文中認為，“假若把《儒林外史》、《紅樓夢》列為第一流，那麽《歧路燈》就不能不屬於第二流。因為不論是思想同藝術，較之前兩書都是大有遜色的”，但對《歧路燈》的成就也作了肯定的評價，指出，“《歧路燈》畢竟是一部長篇巨著，作者社會閱歷較深，而各方面的知識也比較豐富……所以作者對清代中葉的朝章國政，科場慣例，社會風俗……書中凡涉及到的，無不一絲不苟認真地給以詳細的論述與描繪，從而擴大了讀者的視野，豐富了人們的知識，對於瞭解十八世紀中國社會的精神面貌，是有着深刻的意義的。所以，在中國文學史上是應該給它以一定的地位的”。範寧的《〈歧路燈〉讀後感》（見《歧路燈論叢（二）》）也認為，“《歧路燈》整個思想主題是不高明的，人物塑造也不很成功，但記錄了十八世紀中國封建社會中下層人物的思想狀況，涉及的生活面相當廣阔……讀者可以從其中看到封建社會是一個地地道道的人間地獄”。實際上，任文與範文肯定的主要還是在《歧路燈》這部小說的認識價值上，並不同意將之看成為一流佳作。
無論是肯定也好，還是否定也好，畢竟反映了學術界對《歧路燈》的關註與熱情，對於李緑園與《歧路燈》研究來說，無疑是一個好的現象。但是，令人遺憾的是，到了80年代後期，這種富於學術氣氛的熱鬧局面漸漸趨於平靜，直至今日，雖然中國大陸學術界還不時有關於李緑園及其《歧路燈》的論文發表，杜貴晨在1992年出版了著作《李緑園與歧路燈》（遼寧教育出版社），但終究沒有形成為一個有影響的學術研究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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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中國臺灣與香港地區的學術界，對《歧路燈》也給予了一定程度的關註。當欒星校註本出版後，似乎臺灣與香港地區的熱情比大陸為高，所給予的評價也幾乎是一致的贊揚與肯定。臺灣出版界在80年代至少有四傢出版社出版了《歧路燈》，較之大陸為多。但學者發表的研究論文，則比較的冷靜與平和。如發表於1983年1月13日臺灣《中國時報》王孝廉的《歧路燈的再發現與再評價》一文認為：“這部被埋沒了兩百多年的小說是一本相當可讀的小說，但充其量衹能和另一本類似的小說《蜃樓志》相等；將它與《紅樓夢》、《儒林外史》並列而為清代三大小說，是有些言過其實的。”此外，臺灣的中國古代文學專業的研究生，已有人將《歧路燈》作為研究對象，撰寫學位論文。如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生陳翠芬、輔仁大學中文研究所碩士生鄭在亮（韓國），在1986年與1988年先後以《歧路燈研究》作為學位論文，獲取碩士學位。鄭在亮回韓國後，將學位論文陸續發表於本國的《中國小說研究會報》等刊物，引起了韓國學者的興趣。值得一提的是，1986年，臺灣師大書苑有限公司出版了吳秀玉的《李緑園與其〈歧路燈〉研究》一書。吳秀玉熱心於此項工作，曾五次抵豫，二度入黔，搜集資料，訪問學者，歷五年寒暑，寫成了這部30餘萬言的著作。全書共分七章，對李緑園的傢世、生平事跡、著述及《歧路燈》的流傳、寫作背景、思想內容、創作藝術等各方面，作了全面而詳盡的考察和探討，資料之翔實，可以說超過了以往任何《歧路燈》研究著作。這是在中國出版的第一部研究《歧路燈》的專著，但在中國大陸似乎尚未引起人們的註意。
縱觀80年來《歧路燈》的研究，可以發現，中國學術界，在總體上對《歧路燈》的評價不高，主要是認為其思想陳腐，道學氣濃厚，專於說教，不具備反封建主義的光輝，但對其在反映生活面之廣以及描寫方面如人物塑造、語言運用、情節結構等方面的成就，仍給予一定程度的肯定；在此期間，除了在20年代與80年代曾有過兩次《歧路燈》研究的小高潮外，學者似乎很少有人願意對之下工夫作一番深入研究，對於《歧路燈》這樣一部有着獨特個性的長篇巨著來說，似乎也令人感到有點遺憾；但是，據說南京師範大學中文係博士生李延年，在1998年以《歧路燈研究》作為學位論文，獲得博士學位。這無疑是一個好消息。筆者希望有更多的學者來研究李緑園與《歧路燈》，以推動中國古代小說研究的全面深入與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