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歧路灯》长篇小说，警世稀品。清代李海观作。一百零八回。叙述书香门第子弟谭绍闻堕落败家，又浪子回头重振家业的故事。对封建社会的吏治、教育和当时市井社会的世态人情、风习流俗有广泛生动的描写，但多封建说教。
（清.李绿园著 现藏于南京图书馆）人生在世，立于成败两端，而成败之由，全在少年时候分路，资历或敦厚或浅薄，气质或安详或轻飘，往来或正经孤党等等，由此引出歧路一盏，照世间迷路人。
与《儒林外史》、《红楼梦》大致同时问世于清乾隆年间，由豫人李绿园创作的长篇小说《歧路灯》，洋洋70余万言，108回，在当时说部之林独树一帜。但是，此书脱稿后，直至20世纪20年代，都以钞本形式在河南乡村流传，知者寥寥，并未引起读者及学界的注意。本世纪20年代起，《歧路灯》始有印本出现，才开始了对之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
本文拟对本世纪20年代以来80年间《歧路灯》研究作一回顾，供《歧路灯》爱好者与研究者参考，并希望对《歧路灯》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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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蒋瑞藻的《小说考证》，其卷八著录《歧路灯》一则，引《阙名笔记》云：吾乡前辈李绿园先生所撰《歧路灯》120回，虽纯从《红楼梦》脱胎，然描写人情，千态毕露，亦绝世奇文也。惜其后代零落，同时亲旧，又无轻财好义之人为之刊行，遂使有益世道之大文章，仅留三五部抄本于穷乡僻壤间，此亦一大憾事也。
这是本世纪见知的最早的有关《歧路灯》的记载。其所谓“纯从《红楼梦》脱胎”，当然是没有根据的，至于《歧路灯》之所以流传不广，其原因也不在于无人为之刊行。但是，这段著录文字至少说明，学者已对这部小说发生了兴趣。30年代，孙楷第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著录《歧路灯》，孔另境《中国小说史料》亦转录了《小
说考证》的材料。
1924年，洛阳清义堂将《歧路灯》石印行世，共105回，前有杨懋生《序》及张青莲《跋》，对李绿园及其《歧路灯》作了介绍，并给予很高的评价。这是《歧路灯》成书以来的第一个印本，在《歧路灯》流传史上有很重要的意义。然而正如张青莲《跋》中所言：“冗务匆匆，未及校勘，仅依原本，未免以讹传讹。”因此书中亥豕鲁鱼，随处可见，加之印数不多，流传仍是不广。1927年，北京朴社（景山书社）开始排印出版冯友兰、冯沅君兄妹的校点本，可惜只印行了第一册26回，未见下文。朴社排印本前冠有冯友兰写的一篇长序，对《歧路灯》的思想内容及艺术上的得失作了全面的评价。冯友兰《序》中说：“《歧路灯》的道学气太重，的确是一个大毛病。
幸而李绿园在书中所写的，大部分是在上述‘此义’之反面……他那一管道学先生的笔，颇有描写事物的能力，其中并且含有许多刺。”冯友兰对《歧路灯》所描写的当
时社会生活的种种情况均作了比较公允客观的评论，非常欣赏小说的语言（尤其是河南方言）运用、人物塑造方面取得的成就。同年，冯友兰还辑成《李绿园公诗钞》；朴社排印本前还有董作宾写的《李绿园传略》，对李绿园的生卒年及年谱作了初步考证与整理。冯、董所作的两篇文章，可以说是近八十年来最早的具有学术价值的李绿园与《歧路灯》研究成果，具有开创性的贡献。
由于印本的问世，给研究者提供了文本上的便利，于是，学界开始有研究论文发表，但是，有价值的专论不多。其中，值得注意的有郭绍虞与朱自清的文章。郭绍虞于1928年初在《文学周报》5卷25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介绍歧路灯》的论文，将《歧路灯》与《红楼梦》、《儒林外史》作比较，得出的结论是：“《歧路灯》亦正有足以胜过《红楼梦》与《儒林外史》者在。”郭绍虞称赞“李绿园竟能于常谈中述至理，竟能于述至理中使人不觉得是常谈。意清而语不陈，语不陈则意亦不觉得是清庸了。这实是他的难能处，也即是他的成功处。这种成功，全由于他精锐的思路与隽爽的笔性，足以驾驭这沉闷的题材”。朱自清于同年年底在《一般》第6卷第4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歧路灯》的文章，认为《歧路灯》与《红楼梦》是“中国旧来仅有的两部可以称为真正‘长篇’的小说”。朱自清的观点与郭绍虞大致相同，尤其对《歧路灯》在情节结构上取得的成就极为赞赏，指出：“全书滴水不漏，圆如转环，无臃肿和断续的毛病”，“在结构上它是中国旧来唯一的真正长篇小说。”朱自清在文末说：“若让我估量本书的总价值，我以为只逊于《红楼梦》一筹，与《儒林外史》是可以并驾齐驱的。”此外，1928年4月23日《大公报·文学副刊》上发表了一篇佚名的文章《评〈歧路灯〉》，对《歧路灯》的人物塑造、社会生活描写及语言等，大加赞扬，认为是“写真实主义的上乘”作品。又有徐玉诺，不仅帮助冯友兰搜集有关李绿园与《歧路灯》的资料，还在1928年11月11日半月刊《明天》1卷4期发表《〈歧路灯〉及李绿园先生遗事》，在1929年8月14日《明天》3卷8期发表《墙角消夏琐记（其一）》，在1929年10月16日《明天》2卷10期发表《墙角消夏琐记（其二）》，对《歧路灯》与李绿园作了考论，肯定《歧路灯》在无意中深刻攻击八股文先生及孔孟之道的同时，也指出因作者现实生活经验不足而导致小说描写时见空洞的弊端。
郭绍虞与朱自清等人均只读了朴社排印本第一册26回，未及读到全书。他们的观点，自然有可以商榷的地方，但却是代表了当时学界对《歧路灯》的一般看法，是本世纪《歧路灯》研究早期的有影响的成果。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洛阳清义堂本印数过少，朴社排印本未能完成；在此后的四五十年间，尽管有人对《歧路灯》持有很高的评价，如李敏修于《中州文献汇编·总序》中盛赞《歧路灯》“开近世平民文学之先声”，但学界很少有人对之作深入、全面的研究，《歧路灯》似乎再次面临被“埋没”的尴尬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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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本世纪60年代，河南学者栾星致力于《歧路灯》钞本的寻访工作，并搜集有关李绿园与《歧路灯》的研究资料。栾星花十年的精力，于70年代完成了《歧路灯》的校注工作，并辑成《歧路灯研究资料》一书。由于当时出版不易，一直到1980年，才由中州书画社（现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歧路灯》栾星校注本，1982年出版了《歧路灯研究资料》。栾星以清乾隆末年钞本《歧路灯》为原本，参稽他本（见知《歧路灯》清代钞本、民国过录本及清义堂石印本、朴社排印本共11种），校定全书为108回，并作注千余条，于俚语、方言、称谓、名物制度及古人、古籍、历史事件、三教九流行藏等，加以注释，详加考订，颇为精审，予读者以很大的便利。《歧路灯研究资料》一书分《李绿园传》、《李绿园诗文辑佚》、《歧路灯旧闻钞》三部分，后有《附录：李绿园〈家训谆言〉81条》。这部书提供了李绿园的家世生平、交游、著述以及有关《歧路灯》的研究等多方面的宝贵资料，搜罗较为完备，编排亦颇合理，且详注出处，为研究者所欢迎。
栾星校注本《歧路灯》出版后，立即在中国大陆及台湾、香港地区引起热烈反响，中国大陆的《光明日报》、《文汇报》，台湾的《联合报》，香港的《文汇报》、《大公报》、《新晚报》等报章，纷纷以《埋没二百多年的古典白话小说〈歧路灯〉出版》、《一部被埋没二百多年的小说》、《再放光芒的〈歧路灯〉》、《被誉为〈红楼梦〉以外又一巨著》等标题加以报道，随之，一些学者在各类报纸或学术刊物上发表研究论文，对《歧路灯》展开热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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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1982年与1984年，在河南省郑州、洛阳与开封先后召开了三次《歧路灯》学术讨论会，中州古籍出版社于1982年与1984年分别编辑出版了两部《歧路灯》论丛，收录了提交前两次学术讨论会的部分论文和一些知名学者的文章。此外，散见于各类刊物的论文亦为数不少。据不完全统计，自1928年至1983年底，在各类报刊上发表的有关《歧路灯》的研究论文（含少量报道文章）有110篇左右。这些论文对李绿园的生平思想、《歧路灯》的思想倾向和艺术成就如结构、人物、语言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而又深入的探讨。亦有学者对小说中所表达的教育思想作专门研究，或对小说所反映的清康熙、乾隆时期的开封城市经济、有关戏曲的描写及民俗等作详细的考证。由于李绿园及《歧路灯》本身思想及内容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学者们的研究涉及的范围亦较广，并形成了不同的观点。
这些不同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认为《歧路灯》无论在思想还是艺术上都是一部平庸的作品，根本不能与《儒林外史》相提并论；二是认为《歧路灯》是优秀的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与《儒林外史》在伯仲之间；第三种观点较为平和，认为《歧路灯》不及《红楼梦》、《儒林外史》这些一流佳作，应属于二流作品，但还是较为成功的，有其独特的风貌。
持否定观点的，可以蓝翎的文章《“埋没”说质疑》（见《歧路灯论丛（一）》）为代表。蓝文认为：李绿园的“创作思想的确是中国古代小说现实主义传统精神的大倒退，大大发展了开创人情小说的《金瓶梅》本来就有的说教因素的落后面，使‘人情小说’的发展岔向了歧路”，“《歧路灯》的确要宣传儒家的正统思想，把这种腐朽的思想看成人生指路的明灯”，“作为文学欣赏的对象，《歧路灯》就相当缺乏艺术吸引力，能让人愉快的读下去”，“是一部思想平庸艺术平平的古代小说”，与《醒世姻缘传》一样，“就二者思想的落后和艺术的平庸来看，‘则伯仲之间，各有短长，难分高下’。它们是同一创作思潮的产物，是‘人情小说’发展过程中一股混杂着更多的泥沙和腐物的浊流”。其评价之低，在当时的学者中，可能没有第二人。
持肯定观点的，则可以张国光的长篇论文《我国古代的〈教育诗〉与社会风俗画》（见《歧路灯论丛（一）》）为代表。此文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批驳蓝翎的《“埋没”说质疑》而作，副标题即为《〈歧路灯〉新论兼评〈“埋没”说质疑〉》。张文对蓝文作了严厉的批驳，并提出了对《歧路灯》的肯定性评价。张文认为“《歧路灯》是一部值得借鉴的教育小说”，“李绿园不仅是一位小说家，他首先是一位思想家、教育家”，称赞“《歧路灯》是我国古代社会的一幅风俗画”，并且指出，《歧路灯》在艺术结构、人物塑造、语言运用、人物描写诸方面均取得出色的成就，认为“作者虽然主要是运用现实主义手法刻划人物，但有时也不排斥浪漫主义”。张文的结论是，“《歧路灯》是一部有较高的思想水平与艺术成就的古代长篇白话小说”，“在反映封建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暴露当时的魑魅魍魉的丑恶本质的深度方面超过了前者（《红楼梦》）”。张文建议，对这部“被埋没了二百多年的优秀古典小说”，“做父母的似可以一读”，“青年人可以一读”，“治文学史的人，更必需读它”，“因为它确可看作是新发掘出来的一部有价值的古代小说，即使不能与稍后的《红楼梦》并驾齐驱，但也足以使《儒林外史》相形见绌”。如此高的评价，在当时的学术界也是罕见的。至于持中间态度的观点，可以任访秋、范宁等人的文章为代表。任访秋在《漫谈〈歧路灯〉》（见《歧路灯论丛（一）》）一文中认为，“假若把《儒林外史》、《红楼梦》列为第一流，那么《歧路灯》就不能不属于第二流。因为不论是思想同艺术，较之前两书都是大有逊色的”，但对《歧路灯》的成就也作了肯定的评价，指出，“《歧路灯》毕竟是一部长篇巨著，作者社会阅历较深，而各方面的知识也比较丰富……所以作者对清代中叶的朝章国政，科场惯例，社会风俗……书中凡涉及到的，无不一丝不苟认真地给以详细的论述与描绘，从而扩大了读者的视野，丰富了人们的知识，对于了解十八世纪中国社会的精神面貌，是有着深刻的意义的。所以，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应该给它以一定的地位的”。范宁的《〈歧路灯〉读后感》（见《歧路灯论丛（二）》）也认为，“《歧路灯》整个思想主题是不高明的，人物塑造也不很成功，但记录了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中下层人物的思想状况，涉及的生活面相当广阔……读者可以从其中看到封建社会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人间地狱”。实际上，任文与范文肯定的主要还是在《歧路灯》这部小说的认识价值上，并不同意将之看成为一流佳作。
无论是肯定也好，还是否定也好，毕竟反映了学术界对《歧路灯》的关注与热情，对于李绿园与《歧路灯》研究来说，无疑是一个好的现象。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到了80年代后期，这种富于学术气氛的热闹局面渐渐趋于平静，直至今日，虽然中国大陆学术界还不时有关于李绿园及其《歧路灯》的论文发表，杜贵晨在1992年出版了著作《李绿园与歧路灯》（辽宁教育出版社），但终究没有形成为一个有影响的学术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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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中国台湾与香港地区的学术界，对《歧路灯》也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关注。当栾星校注本出版后，似乎台湾与香港地区的热情比大陆为高，所给予的评价也几乎是一致的赞扬与肯定。台湾出版界在80年代至少有四家出版社出版了《歧路灯》，较之大陆为多。但学者发表的研究论文，则比较的冷静与平和。如发表于1983年1月13日台湾《中国时报》王孝廉的《歧路灯的再发现与再评价》一文认为：“这部被埋没了两百多年的小说是一本相当可读的小说，但充其量只能和另一本类似的小说《蜃楼志》相等；将它与《红楼梦》、《儒林外史》并列而为清代三大小说，是有些言过其实的。”此外，台湾的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已有人将《歧路灯》作为研究对象，撰写学位论文。如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生陈翠芬、辅仁大学中文研究所硕士生郑在亮（韩国），在1986年与1988年先后以《歧路灯研究》作为学位论文，获取硕士学位。郑在亮回韩国后，将学位论文陆续发表于本国的《中国小说研究会报》等刊物，引起了韩国学者的兴趣。值得一提的是，1986年，台湾师大书苑有限公司出版了吴秀玉的《李绿园与其〈歧路灯〉研究》一书。吴秀玉热心于此项工作，曾五次抵豫，二度入黔，搜集资料，访问学者，历五年寒暑，写成了这部30余万言的著作。全书共分七章，对李绿园的家世、生平事迹、著述及《歧路灯》的流传、写作背景、思想内容、创作艺术等各方面，作了全面而详尽的考察和探讨，资料之翔实，可以说超过了以往任何《歧路灯》研究著作。这是在中国出版的第一部研究《歧路灯》的专著，但在中国大陆似乎尚未引起人们的注意。
纵观80年来《歧路灯》的研究，可以发现，中国学术界，在总体上对《歧路灯》的评价不高，主要是认为其思想陈腐，道学气浓厚，专于说教，不具备反封建主义的光辉，但对其在反映生活面之广以及描写方面如人物塑造、语言运用、情节结构等方面的成就，仍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在此期间，除了在20年代与80年代曾有过两次《歧路灯》研究的小高潮外，学者似乎很少有人愿意对之下工夫作一番深入研究，对于《歧路灯》这样一部有着独特个性的长篇巨著来说，似乎也令人感到有点遗憾；但是，据说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李延年，在1998年以《歧路灯研究》作为学位论文，获得博士学位。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笔者希望有更多的学者来研究李绿园与《歧路灯》，以推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全面深入与发展。
（清.李绿园著 现藏于南京图书馆）人生在世，立于成败两端，而成败之由，全在少年时候分路，资历或敦厚或浅薄，气质或安详或轻飘，往来或正经孤党等等，由此引出歧路一盏，照世间迷路人。
与《儒林外史》、《红楼梦》大致同时问世于清乾隆年间，由豫人李绿园创作的长篇小说《歧路灯》，洋洋70余万言，108回，在当时说部之林独树一帜。但是，此书脱稿后，直至20世纪20年代，都以钞本形式在河南乡村流传，知者寥寥，并未引起读者及学界的注意。本世纪20年代起，《歧路灯》始有印本出现，才开始了对之真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
本文拟对本世纪20年代以来80年间《歧路灯》研究作一回顾，供《歧路灯》爱好者与研究者参考，并希望对《歧路灯》研究的进一步深入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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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蒋瑞藻的《小说考证》，其卷八著录《歧路灯》一则，引《阙名笔记》云：吾乡前辈李绿园先生所撰《歧路灯》120回，虽纯从《红楼梦》脱胎，然描写人情，千态毕露，亦绝世奇文也。惜其后代零落，同时亲旧，又无轻财好义之人为之刊行，遂使有益世道之大文章，仅留三五部抄本于穷乡僻壤间，此亦一大憾事也。
这是本世纪见知的最早的有关《歧路灯》的记载。其所谓“纯从《红楼梦》脱胎”，当然是没有根据的，至于《歧路灯》之所以流传不广，其原因也不在于无人为之刊行。但是，这段著录文字至少说明，学者已对这部小说发生了兴趣。30年代，孙楷第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著录《歧路灯》，孔另境《中国小说史料》亦转录了《小
说考证》的材料。
1924年，洛阳清义堂将《歧路灯》石印行世，共105回，前有杨懋生《序》及张青莲《跋》，对李绿园及其《歧路灯》作了介绍，并给予很高的评价。这是《歧路灯》成书以来的第一个印本，在《歧路灯》流传史上有很重要的意义。然而正如张青莲《跋》中所言：“冗务匆匆，未及校勘，仅依原本，未免以讹传讹。”因此书中亥豕鲁鱼，随处可见，加之印数不多，流传仍是不广。1927年，北京朴社（景山书社）开始排印出版冯友兰、冯沅君兄妹的校点本，可惜只印行了第一册26回，未见下文。朴社排印本前冠有冯友兰写的一篇长序，对《歧路灯》的思想内容及艺术上的得失作了全面的评价。冯友兰《序》中说：“《歧路灯》的道学气太重，的确是一个大毛病。
幸而李绿园在书中所写的，大部分是在上述‘此义’之反面……他那一管道学先生的笔，颇有描写事物的能力，其中并且含有许多刺。”冯友兰对《歧路灯》所描写的当
时社会生活的种种情况均作了比较公允客观的评论，非常欣赏小说的语言（尤其是河南方言）运用、人物塑造方面取得的成就。同年，冯友兰还辑成《李绿园公诗钞》；朴社排印本前还有董作宾写的《李绿园传略》，对李绿园的生卒年及年谱作了初步考证与整理。冯、董所作的两篇文章，可以说是近八十年来最早的具有学术价值的李绿园与《歧路灯》研究成果，具有开创性的贡献。
由于印本的问世，给研究者提供了文本上的便利，于是，学界开始有研究论文发表，但是，有价值的专论不多。其中，值得注意的有郭绍虞与朱自清的文章。郭绍虞于1928年初在《文学周报》5卷25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介绍歧路灯》的论文，将《歧路灯》与《红楼梦》、《儒林外史》作比较，得出的结论是：“《歧路灯》亦正有足以胜过《红楼梦》与《儒林外史》者在。”郭绍虞称赞“李绿园竟能于常谈中述至理，竟能于述至理中使人不觉得是常谈。意清而语不陈，语不陈则意亦不觉得是清庸了。这实是他的难能处，也即是他的成功处。这种成功，全由于他精锐的思路与隽爽的笔性，足以驾驭这沉闷的题材”。朱自清于同年年底在《一般》第6卷第4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歧路灯》的文章，认为《歧路灯》与《红楼梦》是“中国旧来仅有的两部可以称为真正‘长篇’的小说”。朱自清的观点与郭绍虞大致相同，尤其对《歧路灯》在情节结构上取得的成就极为赞赏，指出：“全书滴水不漏，圆如转环，无臃肿和断续的毛病”，“在结构上它是中国旧来唯一的真正长篇小说。”朱自清在文末说：“若让我估量本书的总价值，我以为只逊于《红楼梦》一筹，与《儒林外史》是可以并驾齐驱的。”此外，1928年4月23日《大公报·文学副刊》上发表了一篇佚名的文章《评〈歧路灯〉》，对《歧路灯》的人物塑造、社会生活描写及语言等，大加赞扬，认为是“写真实主义的上乘”作品。又有徐玉诺，不仅帮助冯友兰搜集有关李绿园与《歧路灯》的资料，还在1928年11月11日半月刊《明天》1卷4期发表《〈歧路灯〉及李绿园先生遗事》，在1929年8月14日《明天》3卷8期发表《墙角消夏琐记（其一）》，在1929年10月16日《明天》2卷10期发表《墙角消夏琐记（其二）》，对《歧路灯》与李绿园作了考论，肯定《歧路灯》在无意中深刻攻击八股文先生及孔孟之道的同时，也指出因作者现实生活经验不足而导致小说描写时见空洞的弊端。
郭绍虞与朱自清等人均只读了朴社排印本第一册26回，未及读到全书。他们的观点，自然有可以商榷的地方，但却是代表了当时学界对《歧路灯》的一般看法，是本世纪《歧路灯》研究早期的有影响的成果。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洛阳清义堂本印数过少，朴社排印本未能完成；在此后的四五十年间，尽管有人对《歧路灯》持有很高的评价，如李敏修于《中州文献汇编·总序》中盛赞《歧路灯》“开近世平民文学之先声”，但学界很少有人对之作深入、全面的研究，《歧路灯》似乎再次面临被“埋没”的尴尬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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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本世纪60年代，河南学者栾星致力于《歧路灯》钞本的寻访工作，并搜集有关李绿园与《歧路灯》的研究资料。栾星花十年的精力，于70年代完成了《歧路灯》的校注工作，并辑成《歧路灯研究资料》一书。由于当时出版不易，一直到1980年，才由中州书画社（现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歧路灯》栾星校注本，1982年出版了《歧路灯研究资料》。栾星以清乾隆末年钞本《歧路灯》为原本，参稽他本（见知《歧路灯》清代钞本、民国过录本及清义堂石印本、朴社排印本共11种），校定全书为108回，并作注千余条，于俚语、方言、称谓、名物制度及古人、古籍、历史事件、三教九流行藏等，加以注释，详加考订，颇为精审，予读者以很大的便利。《歧路灯研究资料》一书分《李绿园传》、《李绿园诗文辑佚》、《歧路灯旧闻钞》三部分，后有《附录：李绿园〈家训谆言〉81条》。这部书提供了李绿园的家世生平、交游、著述以及有关《歧路灯》的研究等多方面的宝贵资料，搜罗较为完备，编排亦颇合理，且详注出处，为研究者所欢迎。
栾星校注本《歧路灯》出版后，立即在中国大陆及台湾、香港地区引起热烈反响，中国大陆的《光明日报》、《文汇报》，台湾的《联合报》，香港的《文汇报》、《大公报》、《新晚报》等报章，纷纷以《埋没二百多年的古典白话小说〈歧路灯〉出版》、《一部被埋没二百多年的小说》、《再放光芒的〈歧路灯〉》、《被誉为〈红楼梦〉以外又一巨著》等标题加以报道，随之，一些学者在各类报纸或学术刊物上发表研究论文，对《歧路灯》展开热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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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1982年与1984年，在河南省郑州、洛阳与开封先后召开了三次《歧路灯》学术讨论会，中州古籍出版社于1982年与1984年分别编辑出版了两部《歧路灯》论丛，收录了提交前两次学术讨论会的部分论文和一些知名学者的文章。此外，散见于各类刊物的论文亦为数不少。据不完全统计，自1928年至1983年底，在各类报刊上发表的有关《歧路灯》的研究论文（含少量报道文章）有110篇左右。这些论文对李绿园的生平思想、《歧路灯》的思想倾向和艺术成就如结构、人物、语言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而又深入的探讨。亦有学者对小说中所表达的教育思想作专门研究，或对小说所反映的清康熙、乾隆时期的开封城市经济、有关戏曲的描写及民俗等作详细的考证。由于李绿园及《歧路灯》本身思想及内容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学者们的研究涉及的范围亦较广，并形成了不同的观点。
这些不同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认为《歧路灯》无论在思想还是艺术上都是一部平庸的作品，根本不能与《儒林外史》相提并论；二是认为《歧路灯》是优秀的中国古代长篇小说，与《儒林外史》在伯仲之间；第三种观点较为平和，认为《歧路灯》不及《红楼梦》、《儒林外史》这些一流佳作，应属于二流作品，但还是较为成功的，有其独特的风貌。
持否定观点的，可以蓝翎的文章《“埋没”说质疑》（见《歧路灯论丛（一）》）为代表。蓝文认为：李绿园的“创作思想的确是中国古代小说现实主义传统精神的大倒退，大大发展了开创人情小说的《金瓶梅》本来就有的说教因素的落后面，使‘人情小说’的发展岔向了歧路”，“《歧路灯》的确要宣传儒家的正统思想，把这种腐朽的思想看成人生指路的明灯”，“作为文学欣赏的对象，《歧路灯》就相当缺乏艺术吸引力，能让人愉快的读下去”，“是一部思想平庸艺术平平的古代小说”，与《醒世姻缘传》一样，“就二者思想的落后和艺术的平庸来看，‘则伯仲之间，各有短长，难分高下’。它们是同一创作思潮的产物，是‘人情小说’发展过程中一股混杂着更多的泥沙和腐物的浊流”。其评价之低，在当时的学者中，可能没有第二人。
持肯定观点的，则可以张国光的长篇论文《我国古代的〈教育诗〉与社会风俗画》（见《歧路灯论丛（一）》）为代表。此文在很大程度上是为批驳蓝翎的《“埋没”说质疑》而作，副标题即为《〈歧路灯〉新论兼评〈“埋没”说质疑〉》。张文对蓝文作了严厉的批驳，并提出了对《歧路灯》的肯定性评价。张文认为“《歧路灯》是一部值得借鉴的教育小说”，“李绿园不仅是一位小说家，他首先是一位思想家、教育家”，称赞“《歧路灯》是我国古代社会的一幅风俗画”，并且指出，《歧路灯》在艺术结构、人物塑造、语言运用、人物描写诸方面均取得出色的成就，认为“作者虽然主要是运用现实主义手法刻划人物，但有时也不排斥浪漫主义”。张文的结论是，“《歧路灯》是一部有较高的思想水平与艺术成就的古代长篇白话小说”，“在反映封建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暴露当时的魑魅魍魉的丑恶本质的深度方面超过了前者（《红楼梦》）”。张文建议，对这部“被埋没了二百多年的优秀古典小说”，“做父母的似可以一读”，“青年人可以一读”，“治文学史的人，更必需读它”，“因为它确可看作是新发掘出来的一部有价值的古代小说，即使不能与稍后的《红楼梦》并驾齐驱，但也足以使《儒林外史》相形见绌”。如此高的评价，在当时的学术界也是罕见的。至于持中间态度的观点，可以任访秋、范宁等人的文章为代表。任访秋在《漫谈〈歧路灯〉》（见《歧路灯论丛（一）》）一文中认为，“假若把《儒林外史》、《红楼梦》列为第一流，那么《歧路灯》就不能不属于第二流。因为不论是思想同艺术，较之前两书都是大有逊色的”，但对《歧路灯》的成就也作了肯定的评价，指出，“《歧路灯》毕竟是一部长篇巨著，作者社会阅历较深，而各方面的知识也比较丰富……所以作者对清代中叶的朝章国政，科场惯例，社会风俗……书中凡涉及到的，无不一丝不苟认真地给以详细的论述与描绘，从而扩大了读者的视野，丰富了人们的知识，对于了解十八世纪中国社会的精神面貌，是有着深刻的意义的。所以，在中国文学史上是应该给它以一定的地位的”。范宁的《〈歧路灯〉读后感》（见《歧路灯论丛（二）》）也认为，“《歧路灯》整个思想主题是不高明的，人物塑造也不很成功，但记录了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中下层人物的思想状况，涉及的生活面相当广阔……读者可以从其中看到封建社会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人间地狱”。实际上，任文与范文肯定的主要还是在《歧路灯》这部小说的认识价值上，并不同意将之看成为一流佳作。
无论是肯定也好，还是否定也好，毕竟反映了学术界对《歧路灯》的关注与热情，对于李绿园与《歧路灯》研究来说，无疑是一个好的现象。但是，令人遗憾的是，到了80年代后期，这种富于学术气氛的热闹局面渐渐趋于平静，直至今日，虽然中国大陆学术界还不时有关于李绿园及其《歧路灯》的论文发表，杜贵晨在1992年出版了著作《李绿园与歧路灯》（辽宁教育出版社），但终究没有形成为一个有影响的学术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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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中国台湾与香港地区的学术界，对《歧路灯》也给予了一定程度的关注。当栾星校注本出版后，似乎台湾与香港地区的热情比大陆为高，所给予的评价也几乎是一致的赞扬与肯定。台湾出版界在80年代至少有四家出版社出版了《歧路灯》，较之大陆为多。但学者发表的研究论文，则比较的冷静与平和。如发表于1983年1月13日台湾《中国时报》王孝廉的《歧路灯的再发现与再评价》一文认为：“这部被埋没了两百多年的小说是一本相当可读的小说，但充其量只能和另一本类似的小说《蜃楼志》相等；将它与《红楼梦》、《儒林外史》并列而为清代三大小说，是有些言过其实的。”此外，台湾的中国古代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已有人将《歧路灯》作为研究对象，撰写学位论文。如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研究所硕士生陈翠芬、辅仁大学中文研究所硕士生郑在亮（韩国），在1986年与1988年先后以《歧路灯研究》作为学位论文，获取硕士学位。郑在亮回韩国后，将学位论文陆续发表于本国的《中国小说研究会报》等刊物，引起了韩国学者的兴趣。值得一提的是，1986年，台湾师大书苑有限公司出版了吴秀玉的《李绿园与其〈歧路灯〉研究》一书。吴秀玉热心于此项工作，曾五次抵豫，二度入黔，搜集资料，访问学者，历五年寒暑，写成了这部30余万言的著作。全书共分七章，对李绿园的家世、生平事迹、著述及《歧路灯》的流传、写作背景、思想内容、创作艺术等各方面，作了全面而详尽的考察和探讨，资料之翔实，可以说超过了以往任何《歧路灯》研究著作。这是在中国出版的第一部研究《歧路灯》的专著，但在中国大陆似乎尚未引起人们的注意。
纵观80年来《歧路灯》的研究，可以发现，中国学术界，在总体上对《歧路灯》的评价不高，主要是认为其思想陈腐，道学气浓厚，专于说教，不具备反封建主义的光辉，但对其在反映生活面之广以及描写方面如人物塑造、语言运用、情节结构等方面的成就，仍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在此期间，除了在20年代与80年代曾有过两次《歧路灯》研究的小高潮外，学者似乎很少有人愿意对之下工夫作一番深入研究，对于《歧路灯》这样一部有着独特个性的长篇巨著来说，似乎也令人感到有点遗憾；但是，据说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博士生李延年，在1998年以《歧路灯研究》作为学位论文，获得博士学位。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笔者希望有更多的学者来研究李绿园与《歧路灯》，以推动中国古代小说研究的全面深入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