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杂家著作。《汉书‧艺文志》杂家有“《尸子》二十篇”﹐班固自注﹕尸子“名佼﹐鲁人﹐秦相商君师之。鞅死﹐佼逃入蜀”。刘向《荀子书录》说尸子著书“非先王之法﹐不循孔氏之术”﹐似曾有法家倾向。《隋书‧经籍志》杂家记载:“《尸子》二十卷﹑目一卷。梁十九卷。秦相卫鞅上客尸佼撰。其九篇亡﹐魏黄初中续。”可见原书在三国时已亡佚一半﹐所以黄初(220～226)中才续补了九篇。《後汉书‧宦者吕强传》李贤注说:“(佼)作书二十篇﹐十九篇陈道德仁义之纪﹐一篇言九州险阻﹑水泉所起也。”这里说十九篇陈道德仁义﹐显然与刘向《别录》所说的商鞅师尸佼的思想不合。隋唐以来流传的《尸子》﹐虽非汉以前《尸子》之旧﹐却反映了魏黄初中人续补的内容。这个本子到宋代又已亡佚﹐宋末王应麟所见《尸子》只存一卷。唯《群书治要》中尚残存十三篇佚文。清代辑《尸子》的有许多家﹐《心斋十种》本为惠栋辑﹐任兆麟补辑。《平津馆丛书》本乃章宗源辑﹐孙星衍补辑。《湖海楼丛书》本为汪继培辑。《尸子》佚文的思想兼宗儒﹑墨﹑名﹑法﹑阴阳﹐的确算是杂家。但书中保存先秦《尸子》的多少内容﹐难於辨析。
《尸子》一书早佚，后由唐代魏徵、清代惠栋、汪继培等辑成。《汉书·艺文志》著录《尸子》二十篇。根据班固的记载，尸子名佼，鲁国人，是商鞅的师傅。刘向说：“楚有尸子”，又说他为“晋人”，是商鞅之客，“卫鞅商君谋事划计，立法理民，未尝不与佼规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诛，乃亡逃入蜀。”（刘向《别录》，据《史记·孟荀列传·集解》所引）
尸佼逃往蜀后，写作《尸子》书。《汉书·艺文志》列尸佼为杂家。他的思想，融合了儒、墨、道、法各家，和孟轲、荀卿、商鞅、韩非等人的思想都有相通处；对农家许行也有影响；在思想史上是个重要环节。
面对战国时期阶级矛盾尖锐的形势，尸佼认为如何稳定农民、巩固统治，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尸佼强调“兼爱百姓，务利天下”（《尸子下》）。《尸子》云：“禹治水，为丧法，曰：毁必仗，哀必三年，是则水不救也。故使死于陵者葬于陵，死于泽者葬于泽，桐棺三寸，制丧三日。禹兴利除害，为民种也。”（《尸子下》）
这里宣扬的是“节葬”的思想。《尸子》书又说：“绕梁之鸣，许史鼓之，非不乐也。墨子以为伤义，故不听也。”（《尸子下》）
这宣扬的是“非乐”的思想。“节葬”、“非乐”，都是从墨家学派中吸取来的。
《尸子》借子夏之口说：“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尸子下》）指出了民心对于统治者的极端重要性，认为“天子忘民则灭，诸侯忘民则亡。”这强调了安抚百姓是国家稳定、巩固的关键。
尸佼劝说统治者要“善修国政”，说“君若不修晋国之政，内不得大夫，而外失百姓，”“天子以天下受令于心，心不当则天下祸。”《尸子上·贵言》尸佼要求统治者效法古代神农、有虞氏等圣王，和农民“并耕”，认为这是“所以劝耕也”。（《尸子下》）他强调发展农奴的个体经济，“使天下丈夫耕而食，妇人织而衣”（《尸子上·贵言》），以改善农奴生活。
《尸子》说：“车轻道近，则鞭策不用；鞭策之所用，道远任重也。刑罚者，民之鞭策也。”（《尸子下》）但尸佼反对滥用刑罚，认为“刑以辅教，服不听也。”统治者之所以要用刑罚，“非乐刑民，不得已也，此其所以善刑也。”（《尸子下》）
《尸子》鼓吹“劝学”，强调“教化”。他说：“学不倦，所以治也；教不厌，所以治人也。夫■舍而不治则腐蠹。”（《尸子上·劝学》）他说：“天下非无乱人也，尧舜之道，可教者众也。”（《尸子上·贵言》）“子路，卞之野人；子贡，卫之贾人；颜涿、聚盗也；颛孙师，驵（狡＜墨吉＞之人）也。孔子教之，皆为显士。”（《尸子上·劝学》）还说：“贤者易知也。观其富之所分，运之所进，穷之所不取，然则穷与运，其与成贤无择也。是故爱恶亲疏，兴发穷达，皆可以成为义，有其器也。”他强调不管在上位的怎样对待在下位的，直至“监门、逆旅、农夫、陶人”，都要毫不动摇地修身行义，做到“忠孝善贤”。他还强调“学之积也”（《尸孙·劝学》），要求不间断地学习。认为“未有不因学而鉴道，不假学而先身者也。”这些论述，都含有合理的因素和积极意义。尸子关于君依赖于民的鱼水譬喻，和“劝学”的思想，对后来荀子的“水则载舟，水则复舟”和“劝学”思想的形成，是有影响的。
尸佼认为，社会的动乱，在于有“邪人”，人所以作恶，在于有“邪欲”。因此必须去“邪人”，除“邪欲”。《尸子》说：“国乱则择其邪人去之，则国治矣；胸中乱则择其邪欲而去之，则德正矣。”《尸子》书曰：“目之所美，心以为不义，弗敢视也；口之所甘，心以为非义，弗敢食也；耳之所乐，心以为不义，不敢听也；身之所安，心以为不义，弗敢服也。然则令于天下而行，禁马而止者，心也。故曰，心者身之君也。天子以天下受令于心，心不当则天下祸；诸侯以国受令于心，心不当则国之；匹夫以身受令于心，心不当则身为戮矣。”（《尸子上·贵言》）
《尸子》认为，只要“心”正，“心以为不义”，就能制止目、口、耳、身等感官不正当的欲望。他说：“心者，身之君也。”从天子到匹夫，都“以身受令于心”。心不当，或为天下祸，或者身被戮。他说：“神也者万物之始，万事之纪也，”又说：“治于神者，其事少而功多”。所以用德义来治理心神，是最根本的。尸佼这些思想，和孟子的“正己”、“修身”，心能使耳目器官不“蔽于物”和“万物皆备于我”等理论，都是息息相通的。
尸佼的上述理论，包括“劝学”、“德义”这些思想，都是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而发的。农民的反抗，使社会矛盾激化，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巩固国家政权，尸佼向统治者劝谏，要“修先王之术，除祸难之本，使天下丈夫耕而食，妇人织而衣，皆得戴其首，父子相保。”统治者实行“善政”，抚恤百姓，使百姓得其所，安其业，丰衣足食，他们便不会起来反抗，就能免遭杀戮，保全首领；统治者也消除了“祸患”。这样，社会就能富庶起来，“此其万物以生，益天下以财，不可胜计也。”（《尸子上·贵言》）
尸佼认为治理天下的根本办法，在于“审名分”。他说：“若夫名分，圣之所审也。……审名分，君臣莫敢不尽力竭智矣。天下之可治，分成也；是非之可辨，名定也。”
“名分”，尸佼称之为“一”，他说：“审一之经，百事乃成；审一之纪，百事乃理；名实判为两，合为一。是非随名实，赏罚随是非。是则有赏，非则有罚。人君之所独断也，明君之立也。”（《尸子上·发蒙》）
尸佼认为，“名分”审定，则百事得理，是非能判，赏罚分明，人君便可为明君。
“分”与“治”的关系是什么呢？《尸子》书说：“天地生万物，圣人裁之。裁物以制分，使事以立官。君臣父子，上下长幼，贵贱亲疏，皆得其分曰治。爱得分曰仁，施得分曰义，虑得分曰智，动得分曰达，言得分曰信。皆得其分，而后为成人。明王之治民也，事少而功立，身逸而国治。”（《尸子上·分》）
尸佼看来，只要人人、事事都得其“分”，那国君就能很好地治理国家，天下便会得以长治久安。“得分”便“国治”的原因是什么呢？《尸子》说：“事少而功多，守要也；身逸而国治，用贤也；言寡而令行，正名也。君人者，苟能正名，愚智尽情；执一以静，令名自正；令事自定，赏罚随名；民莫不敬。……知此道也者，众贤为役，愚智尽情矣。”（《尸子上·分》）
尸佼强调了用“贤”的重要性，他说：“有虞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贡善；殷周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贡才。夫至众贤而能用之，此有虞之盛德也。”（《尸子上·分》）用贤则国盛，那如何用贤呢？《尸子》说：“群臣之愚智，日劾于前，择其知事者而令之谋。群臣之所举，日劾于前，择其知人者而令之举。群臣之治乱，日劾于前，择其胜任者而令之治。群臣之行，可得而察也。择其贤者而举之，则民竞于行。胜任者治，则百官不乱；知人者举，则贤者不隐；知事者谋，则大举不失。……圣王只言于朝，而四方给矣。是故曰正名去伪，事成若化；以实覆名，百事皆成。夫用贤使能，不劳而治；正名覆实，不罚而威；达情见素，则是非不蔽。……圣王之民易治乎。”（《尸子上·分》）尸佼还强调人君要“虚心”、“审分”，使“是非随名实，赏罚随是非”，那么“明分则不蔽，正名则不虚，赏贤罚暴则不纵，三者治之道也。”（《尸子上·发蒙》），人君如能“审分”、“用贤”，就能“身逸而国治”、“自为而民富”了，人君就算纵情享乐，人民也照样能富裕起来，这当然是虚妄之想。但尸佼强调的“正名去伪，以实覆名”，任用贤才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尸子》的“审名分”理论，和荀子、韩非、道家的一些思想也是息息相通的。
由上可见，《尸子》是杂含各家学说，兼收并蓄的。《尸子·广译》是尸佼的学术史论，在此篇中，他刻意发掘各家可以融通、认同的层面，主张“综合名家”。他对各家学派的不同主张和个性特征进行了概括：“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囿。其原之相非也，数世矣而已，皆■（掩）于弘也……若使兼、公、虚、均、衷、平易，别囿一实也，则无相非也。”（《尸子上·广译篇》）
尸佼认为，诸子百家彼此相非是没有必要的。墨子主张“兼”，孔子主张“公”，皇子主张“衷”，田子主张“均”，列子主张“虚”，料子主张“别囿”，其实都是同一意思，是相互一致的，即“公”、“去私”，这也反映了尸子的学术主张。
《尸子》又说：“因井中视星，所视不过数星；自邱上以视，则见其始出，又见其入。非明益也，势使然也。夫私心，井中也；公心，邱上也。故智载于私，则所知少；载于公，则所知多矣。……是故，夫论贵贱、辨是非者，必且自公心言之，自公心听之，而后可知。”
尸佼在这里强调了理解事物时客观的重要性，勿以“私心”掩蔽了“智”，而不辨是非。
总之，对于纷繁复杂的各家学说的诠释，由于尸佼刻意的兼综并取，使各家彼此相通，从而也抹杀了各学派的对立、分歧。而真理往往是在相非相争、百家争鸣中得以出现、发展的。但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引进、容忍、融通多元文化、百家各说，然后加以选择和中合，是有其实践价值的。《广译篇》透露出来的，就是希望结束纷争混乱，实现统一的思想。
《尸子》一说为杂家学说，在秦统一后，学术思想遭到钳制，特别是汉代“独尊儒术”后，各家学说均被禁锢。《尸子》一书遭禁毁难免，所以早佚。唐代又重被辑成。
《尸子》一书早佚，后由唐代魏徵、清代惠栋、汪继培等辑成。《汉书·艺文志》著录《尸子》二十篇。根据班固的记载，尸子名佼，鲁国人，是商鞅的师傅。刘向说：“楚有尸子”，又说他为“晋人”，是商鞅之客，“卫鞅商君谋事划计，立法理民，未尝不与佼规也。商君被刑，佼恐并诛，乃亡逃入蜀。”（刘向《别录》，据《史记·孟荀列传·集解》所引）
尸佼逃往蜀后，写作《尸子》书。《汉书·艺文志》列尸佼为杂家。他的思想，融合了儒、墨、道、法各家，和孟轲、荀卿、商鞅、韩非等人的思想都有相通处；对农家许行也有影响；在思想史上是个重要环节。
面对战国时期阶级矛盾尖锐的形势，尸佼认为如何稳定农民、巩固统治，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尸佼强调“兼爱百姓，务利天下”（《尸子下》）。《尸子》云：“禹治水，为丧法，曰：毁必仗，哀必三年，是则水不救也。故使死于陵者葬于陵，死于泽者葬于泽，桐棺三寸，制丧三日。禹兴利除害，为民种也。”（《尸子下》）
这里宣扬的是“节葬”的思想。《尸子》书又说：“绕梁之鸣，许史鼓之，非不乐也。墨子以为伤义，故不听也。”（《尸子下》）
这宣扬的是“非乐”的思想。“节葬”、“非乐”，都是从墨家学派中吸取来的。
《尸子》借子夏之口说：“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尸子下》）指出了民心对于统治者的极端重要性，认为“天子忘民则灭，诸侯忘民则亡。”这强调了安抚百姓是国家稳定、巩固的关键。
尸佼劝说统治者要“善修国政”，说“君若不修晋国之政，内不得大夫，而外失百姓，”“天子以天下受令于心，心不当则天下祸。”《尸子上·贵言》尸佼要求统治者效法古代神农、有虞氏等圣王，和农民“并耕”，认为这是“所以劝耕也”。（《尸子下》）他强调发展农奴的个体经济，“使天下丈夫耕而食，妇人织而衣”（《尸子上·贵言》），以改善农奴生活。
《尸子》说：“车轻道近，则鞭策不用；鞭策之所用，道远任重也。刑罚者，民之鞭策也。”（《尸子下》）但尸佼反对滥用刑罚，认为“刑以辅教，服不听也。”统治者之所以要用刑罚，“非乐刑民，不得已也，此其所以善刑也。”（《尸子下》）
《尸子》鼓吹“劝学”，强调“教化”。他说：“学不倦，所以治也；教不厌，所以治人也。夫■舍而不治则腐蠹。”（《尸子上·劝学》）他说：“天下非无乱人也，尧舜之道，可教者众也。”（《尸子上·贵言》）“子路，卞之野人；子贡，卫之贾人；颜涿、聚盗也；颛孙师，驵（狡＜墨吉＞之人）也。孔子教之，皆为显士。”（《尸子上·劝学》）还说：“贤者易知也。观其富之所分，运之所进，穷之所不取，然则穷与运，其与成贤无择也。是故爱恶亲疏，兴发穷达，皆可以成为义，有其器也。”他强调不管在上位的怎样对待在下位的，直至“监门、逆旅、农夫、陶人”，都要毫不动摇地修身行义，做到“忠孝善贤”。他还强调“学之积也”（《尸孙·劝学》），要求不间断地学习。认为“未有不因学而鉴道，不假学而先身者也。”这些论述，都含有合理的因素和积极意义。尸子关于君依赖于民的鱼水譬喻，和“劝学”的思想，对后来荀子的“水则载舟，水则复舟”和“劝学”思想的形成，是有影响的。
尸佼认为，社会的动乱，在于有“邪人”，人所以作恶，在于有“邪欲”。因此必须去“邪人”，除“邪欲”。《尸子》说：“国乱则择其邪人去之，则国治矣；胸中乱则择其邪欲而去之，则德正矣。”《尸子》书曰：“目之所美，心以为不义，弗敢视也；口之所甘，心以为非义，弗敢食也；耳之所乐，心以为不义，不敢听也；身之所安，心以为不义，弗敢服也。然则令于天下而行，禁马而止者，心也。故曰，心者身之君也。天子以天下受令于心，心不当则天下祸；诸侯以国受令于心，心不当则国之；匹夫以身受令于心，心不当则身为戮矣。”（《尸子上·贵言》）
《尸子》认为，只要“心”正，“心以为不义”，就能制止目、口、耳、身等感官不正当的欲望。他说：“心者，身之君也。”从天子到匹夫，都“以身受令于心”。心不当，或为天下祸，或者身被戮。他说：“神也者万物之始，万事之纪也，”又说：“治于神者，其事少而功多”。所以用德义来治理心神，是最根本的。尸佼这些思想，和孟子的“正己”、“修身”，心能使耳目器官不“蔽于物”和“万物皆备于我”等理论，都是息息相通的。
尸佼的上述理论，包括“劝学”、“德义”这些思想，都是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而发的。农民的反抗，使社会矛盾激化，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巩固国家政权，尸佼向统治者劝谏，要“修先王之术，除祸难之本，使天下丈夫耕而食，妇人织而衣，皆得戴其首，父子相保。”统治者实行“善政”，抚恤百姓，使百姓得其所，安其业，丰衣足食，他们便不会起来反抗，就能免遭杀戮，保全首领；统治者也消除了“祸患”。这样，社会就能富庶起来，“此其万物以生，益天下以财，不可胜计也。”（《尸子上·贵言》）
尸佼认为治理天下的根本办法，在于“审名分”。他说：“若夫名分，圣之所审也。……审名分，君臣莫敢不尽力竭智矣。天下之可治，分成也；是非之可辨，名定也。”
“名分”，尸佼称之为“一”，他说：“审一之经，百事乃成；审一之纪，百事乃理；名实判为两，合为一。是非随名实，赏罚随是非。是则有赏，非则有罚。人君之所独断也，明君之立也。”（《尸子上·发蒙》）
尸佼认为，“名分”审定，则百事得理，是非能判，赏罚分明，人君便可为明君。
“分”与“治”的关系是什么呢？《尸子》书说：“天地生万物，圣人裁之。裁物以制分，使事以立官。君臣父子，上下长幼，贵贱亲疏，皆得其分曰治。爱得分曰仁，施得分曰义，虑得分曰智，动得分曰达，言得分曰信。皆得其分，而后为成人。明王之治民也，事少而功立，身逸而国治。”（《尸子上·分》）
尸佼看来，只要人人、事事都得其“分”，那国君就能很好地治理国家，天下便会得以长治久安。“得分”便“国治”的原因是什么呢？《尸子》说：“事少而功多，守要也；身逸而国治，用贤也；言寡而令行，正名也。君人者，苟能正名，愚智尽情；执一以静，令名自正；令事自定，赏罚随名；民莫不敬。……知此道也者，众贤为役，愚智尽情矣。”（《尸子上·分》）
尸佼强调了用“贤”的重要性，他说：“有虞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贡善；殷周之君天下也，使天下贡才。夫至众贤而能用之，此有虞之盛德也。”（《尸子上·分》）用贤则国盛，那如何用贤呢？《尸子》说：“群臣之愚智，日劾于前，择其知事者而令之谋。群臣之所举，日劾于前，择其知人者而令之举。群臣之治乱，日劾于前，择其胜任者而令之治。群臣之行，可得而察也。择其贤者而举之，则民竞于行。胜任者治，则百官不乱；知人者举，则贤者不隐；知事者谋，则大举不失。……圣王只言于朝，而四方给矣。是故曰正名去伪，事成若化；以实覆名，百事皆成。夫用贤使能，不劳而治；正名覆实，不罚而威；达情见素，则是非不蔽。……圣王之民易治乎。”（《尸子上·分》）尸佼还强调人君要“虚心”、“审分”，使“是非随名实，赏罚随是非”，那么“明分则不蔽，正名则不虚，赏贤罚暴则不纵，三者治之道也。”（《尸子上·发蒙》），人君如能“审分”、“用贤”，就能“身逸而国治”、“自为而民富”了，人君就算纵情享乐，人民也照样能富裕起来，这当然是虚妄之想。但尸佼强调的“正名去伪，以实覆名”，任用贤才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尸子》的“审名分”理论，和荀子、韩非、道家的一些思想也是息息相通的。
由上可见，《尸子》是杂含各家学说，兼收并蓄的。《尸子·广译》是尸佼的学术史论，在此篇中，他刻意发掘各家可以融通、认同的层面，主张“综合名家”。他对各家学派的不同主张和个性特征进行了概括：“墨子贵兼，孔子贵公，皇子贵衷，田子贵均，列子贵虚，料子贵别囿。其原之相非也，数世矣而已，皆■（掩）于弘也……若使兼、公、虚、均、衷、平易，别囿一实也，则无相非也。”（《尸子上·广译篇》）
尸佼认为，诸子百家彼此相非是没有必要的。墨子主张“兼”，孔子主张“公”，皇子主张“衷”，田子主张“均”，列子主张“虚”，料子主张“别囿”，其实都是同一意思，是相互一致的，即“公”、“去私”，这也反映了尸子的学术主张。
《尸子》又说：“因井中视星，所视不过数星；自邱上以视，则见其始出，又见其入。非明益也，势使然也。夫私心，井中也；公心，邱上也。故智载于私，则所知少；载于公，则所知多矣。……是故，夫论贵贱、辨是非者，必且自公心言之，自公心听之，而后可知。”
尸佼在这里强调了理解事物时客观的重要性，勿以“私心”掩蔽了“智”，而不辨是非。
总之，对于纷繁复杂的各家学说的诠释，由于尸佼刻意的兼综并取，使各家彼此相通，从而也抹杀了各学派的对立、分歧。而真理往往是在相非相争、百家争鸣中得以出现、发展的。但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引进、容忍、融通多元文化、百家各说，然后加以选择和中合，是有其实践价值的。《广译篇》透露出来的，就是希望结束纷争混乱，实现统一的思想。
《尸子》一说为杂家学说，在秦统一后，学术思想遭到钳制，特别是汉代“独尊儒术”后，各家学说均被禁锢。《尸子》一书遭禁毁难免，所以早佚。唐代又重被辑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