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论述了战争观问题.该篇既反对持众好战,也反对重修德,而废弛武备.它认为只有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才能使国家强盛.
〈图国〉篇发展了孙武的"兵贵胜,不贵久"的思想
〈料敌〉篇主要讲述如何判断敌情,因敌制胜的问题.
〈治兵〉篇主要论述如何治军,指出战争的胜负不是取决与军队人数的多少,而是取决与军队是否法令严明,赏罚必信,打不散,拖不垮.
〈论将〉篇主要论述将帅的重要和对将帅素质的要求.将帅为全军的统帅,必须刚柔兼备.将帅必须依靠金鼓,旗帜和禁令,刑罚来治军和指挥作战.
〈应变〉篇阐述了在不同的情况下的应变之术和作战方法
〈励士〉篇主要讲述如何激励士气.
中国古代著名兵书，《武经七书》之一。相传战国初期吴起所著，战国末年即已流传。《汉书·艺文志》称“吴起四十八篇”，《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载为一卷。今有《续古逸丛书》影宋本及明、清刊本，存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六篇，分上下两卷。
《吴子》是在封建制度确立后，战争和军事思想有了显著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这时，军队成分的改变，铁兵器和弩的广泛使用以及骑兵的出现，引起了作战方式的明显变化。它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战争理论、军队建设和作战指导方面的观点。
《吴子》主张“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续古逸丛书》影宋本，下同）,把政治和军事紧密结合起来,所谓“文德”，就是“道、义、礼、仁”，并以此治理军队和民众。认为“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则战已胜矣”，强调军队、国家要和睦。所谓“武备”,就是“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必须“简募良材，以备不虞”。它把战争区分为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等不同性质，主张对战争要采取慎重的态度，反对穷兵黩武。
它主张兵不在多，“以治为胜”。治，就是建设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陈,虽散成行，……投之所往，天下莫当。”要求选募良材、重用勇士和志在杀敌立功的人，作为军队的骨干，并“加其爵列”、“厚其父母妻子”；对士卒的使用要因人而异，使“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厮养，智者为谋主”，以发挥各自的特长；按照同乡同里编组,同什同伍互相联保,以对部众严加控制；采取“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的教战方法，严格训练；明法审令，使“进有重赏，退有重刑，行之以信 ”，做到令行禁止，严不可犯；将领必须与士卒同甘苦，共安危，奖励有功者，勉励无功者，抚恤和慰问牺牲将士的家属，以恩结士心，使其“乐战”、“乐死”；要“任贤使能”，选拔文武兼备、刚柔并用、能“率下安众、怖敌决疑”的人为将。
它强调料敌用兵，因情击敌。针对齐、秦、楚、燕、韩、赵六国的政治、地理、民情、军队、阵势等不同特点，提出了不同的作战方针和战法。例如：对齐作战，“必三分之，猎其左右，胁而从之”；对秦作战，先示之以利，待其士卒失去控制时，再“乘乖猎散，设伏投机”；与楚作战，则“袭乱其屯，先夺其气，轻进速退，疲而劳之，勿与争战”；同燕作战，则“触而迫之，陵而远之,驰而后之”和“谨我车骑必避之路”;与韩、赵作战时，则“阻阵而压之，众来则拒之，去则追之，以倦其师”。它还强调“审敌虚实而趋其危”。指出有八种情况，不需再卜问吉凶,即可向敌进击,在十三种情况下要“急击勿疑”,旨在乘隙蹈瑕,不失战机；又列举了不需占卜即可决定不与敌作战的六种情况，要“避之勿疑”。并进一步指出“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它还注重“应变”，提出击强、击众、谷战、水战、围城等具体战法。它最早对养马和骑战做了专门的论述。
《吴子》继承和发展了《孙子兵法》的有关思想，在历史上曾与《孙子》齐名，并称为“孙吴兵法”，因而为历代兵家所重视。现有日、英、法、俄等译本流传。
〈图国〉篇发展了孙武的"兵贵胜,不贵久"的思想
〈料敌〉篇主要讲述如何判断敌情,因敌制胜的问题.
〈治兵〉篇主要论述如何治军,指出战争的胜负不是取决与军队人数的多少,而是取决与军队是否法令严明,赏罚必信,打不散,拖不垮.
〈论将〉篇主要论述将帅的重要和对将帅素质的要求.将帅为全军的统帅,必须刚柔兼备.将帅必须依靠金鼓,旗帜和禁令,刑罚来治军和指挥作战.
〈应变〉篇阐述了在不同的情况下的应变之术和作战方法
〈励士〉篇主要讲述如何激励士气.
中国古代著名兵书，《武经七书》之一。相传战国初期吴起所著，战国末年即已流传。《汉书·艺文志》称“吴起四十八篇”，《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载为一卷。今有《续古逸丛书》影宋本及明、清刊本，存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六篇，分上下两卷。
《吴子》是在封建制度确立后，战争和军事思想有了显著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这时，军队成分的改变，铁兵器和弩的广泛使用以及骑兵的出现，引起了作战方式的明显变化。它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战争理论、军队建设和作战指导方面的观点。
《吴子》主张“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续古逸丛书》影宋本，下同）,把政治和军事紧密结合起来,所谓“文德”，就是“道、义、礼、仁”，并以此治理军队和民众。认为“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则战已胜矣”，强调军队、国家要和睦。所谓“武备”,就是“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必须“简募良材，以备不虞”。它把战争区分为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等不同性质，主张对战争要采取慎重的态度，反对穷兵黩武。
它主张兵不在多，“以治为胜”。治，就是建设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陈,虽散成行，……投之所往，天下莫当。”要求选募良材、重用勇士和志在杀敌立功的人，作为军队的骨干，并“加其爵列”、“厚其父母妻子”；对士卒的使用要因人而异，使“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厮养，智者为谋主”，以发挥各自的特长；按照同乡同里编组,同什同伍互相联保,以对部众严加控制；采取“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的教战方法，严格训练；明法审令，使“进有重赏，退有重刑，行之以信 ”，做到令行禁止，严不可犯；将领必须与士卒同甘苦，共安危，奖励有功者，勉励无功者，抚恤和慰问牺牲将士的家属，以恩结士心，使其“乐战”、“乐死”；要“任贤使能”，选拔文武兼备、刚柔并用、能“率下安众、怖敌决疑”的人为将。
它强调料敌用兵，因情击敌。针对齐、秦、楚、燕、韩、赵六国的政治、地理、民情、军队、阵势等不同特点，提出了不同的作战方针和战法。例如：对齐作战，“必三分之，猎其左右，胁而从之”；对秦作战，先示之以利，待其士卒失去控制时，再“乘乖猎散，设伏投机”；与楚作战，则“袭乱其屯，先夺其气，轻进速退，疲而劳之，勿与争战”；同燕作战，则“触而迫之，陵而远之,驰而后之”和“谨我车骑必避之路”;与韩、赵作战时，则“阻阵而压之，众来则拒之，去则追之，以倦其师”。它还强调“审敌虚实而趋其危”。指出有八种情况，不需再卜问吉凶,即可向敌进击,在十三种情况下要“急击勿疑”,旨在乘隙蹈瑕,不失战机；又列举了不需占卜即可决定不与敌作战的六种情况，要“避之勿疑”。并进一步指出“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它还注重“应变”，提出击强、击众、谷战、水战、围城等具体战法。它最早对养马和骑战做了专门的论述。
《吴子》继承和发展了《孙子兵法》的有关思想，在历史上曾与《孙子》齐名，并称为“孙吴兵法”，因而为历代兵家所重视。现有日、英、法、俄等译本流传。
《吴子兵法》，中国古代著名兵书，“武经七书”之一。作该书战国时代即已流传,《汉书·艺文志》著录“吴起四十八篇”,后多佚失。《隋书·经籍志》等公私书目有一卷、二卷( 上、下卷 )、三卷等不同记载。今有《续古逸丛书》影宋《武经七书》本及明、清刊本等传世，仅存《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6篇，近5000字。
《吴子》与《孙子》齐名,并称“孙吴兵法”,颇受历代军事家、政治家的重视。约成书于战国的《尉缭子》已多处引述其用兵、治军的言论。唐初，魏徵将《吴子》的一些内容收入《群书治要》。宋代则正式将其列入《武经七书》。其后研究、注释该书者众多。《吴子》于唐代传入日本，后又传入欧洲。现有日、英、法、俄等多种译本流传，在世界军事思想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吴子》与《孙子》齐名,并称“孙吴兵法”,颇受历代军事家、政治家的重视。约成书于战国的《尉缭子》已多处引述其用兵、治军的言论。唐初，魏徵将《吴子》的一些内容收入《群书治要》。宋代则正式将其列入《武经七书》。其后研究、注释该书者众多。《吴子》于唐代传入日本，后又传入欧洲。现有日、英、法、俄等多种译本流传，在世界军事思想史上占有一定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