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缭子》是中国古代颇有影响的一部著作。对它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历来就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意见认为，《尉缭子》是一部伪书。虽然《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兵形势"《尉缭》31篇，但今存《尉缭子》不讲"兵形势"，显然不是《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尉缭》，而是出于后人的伪造。不过，自从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尉缭子》残简出土后，学者们发现残简有6篇与今存《尉缭子》相合，伪书一说已遭到大多数人否定。
另一种意见认为，《尉缭子》的作者姓尉，名缭，是战国时人，此书的前身即《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兵形势"《尉缭》31篇。
还有一种意见与此大致相同，不同处在于它认为此书的前身是《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杂家"《尉缭》29篇。
"杂家"兼合儒墨名法之说。"杂家"《尉缭》属"商君学"，除论述军事外，还应论及政治和经济。它虽谈兵法，却并非兵家。《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杂家" 《尉缭子》5卷。这都和今存《尉缭子》的内容和卷数相同，可见今存《尉缭子》即"杂家"《尉缭子》。宋人将"杂家"《尉缭子》收入《武经七书》，归入兵家。所以后人多误认《尉缭子》为兵家之书。
今本《尉缭子》共分5卷。卷1包括"天官"、"兵谈"、"制谈"、"战略"、"攻权"5篇，主要论述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关系，攻城与作战的原则，主张行事不应依靠鬼神，而应依赖人的智慧。
它认为，国土广阔而得到充分利用，国家就富足；人口众多而得到治理，国家就井然有秩。国家富足而井然有秩，不必动用武力，就可以威制天下。而要使人民富足，就必须亲近、安抚流民，开辟荒莱，发展农业。要使国家治理，就必须使人民明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使人民唯有努力耕耘，才能丰衣足食，唯有奋力作战，才能得到爵位。经济上的富足和政治上的贤明是军事上强大的基础和保证。它又认为，通向胜利的途径有三条。一是加强战备，料敌如神，使敌军丧失士气，分崩离析，以致不战而胜，这是以"道"取胜。二是法制、赏罚明察，人民有必战之心，这是以"威"取胜。三是击破敌军，夺占敌国的土地，这是以"力"取胜。军队的战斗力全在士气的高低，所以要战胜敌人，就应激励全军的士气。要激励士气就应从政治和经济入手，重视和搞好人民的生活，用爵位勉励人民，等等。
它指出，建城邑应从军事、政治和经济三方面加以综合考虑。建城前首先应衡量土地的肥瘠，决定是否有必要在此兴建城邑。如决定兴建，那就应使城邑和所辖土地的大小相适应，使城邑的大小和人口相适应，使人口的多少和粮食的供应相适应。如能做到以上三点，就能使城邑防守坚固，依托城邑作战就能取胜。它又指出，攻城的原则是：没有把握攻破敌城，就不去攻打它。如要攻城，就必须有坚定的决心，集中兵力，出敌不意，深入其境，包围并切断敌城与外部的联系，实施猛攻，使敌措手不及，乘虚攻克敌城。它还指出，临阵作战的原则是：没有必胜的把握，就不和敌军交战。在敌寡我众的情况下，应依靠兵多势众的军事优势战胜敌人。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就要使用权谋战胜敌人。
卷2包括"守议"、"十二陵"、"武议"、"将理"、"原官"5篇，主要论述战争的性质、作用和守城的原则。
关于守城的原则，它认为一是不能只守城墙，媸爻峭猓季莩峭獾木乱兀柚霉な拢栽龃蠓烙萆睢６遣荒苤唤械ゴ康南烙贡匦牖 ⒍ァＴ谡季杂攀频牡芯奈Чハ拢朗卣呋蚴且揽客庠蚴强肯南魅醯芯銎嬉灾剖ぁＭ庥斜囟ǖ酱锏脑蔷捅囟芗崾夭话巍Ｍ馕薇囟ǖ酱锏脑蔷筒灰欢芄淌氐降住?
援军抵达后，可与守军内外夹击敌军，也可以牵制敌军主力，减轻守军压力，使其得以保持补给线的畅通，增强抵抗力。如外无援军，守军应把握时机，不时出击，以削弱敌军，打破封锁，出奇兵战胜敌人，而不能死守待毙。三是为做到攻守两全，守军必须分为守备部队和出击部队两部分。出击部队不担任守备任务，守备部队也不承担出击任务。
关于战争的性质和作用，它认为，战争可用来禁止不义，讨伐和剪除暴乱，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所以，用兵不进攻无过失的城市，不杀无罪之人。这样，军队所到之处，农民不会离开土地，商人不会离开店铺，士大夫不会离开官府，兵不血刃，就天下亲和归附。
卷3包括"治本"、"战权"、"重刑令"、"伍制令"、"分塞令"5篇，主要讲述用兵的原则、军队的纪律和奖惩制度。
如用兵作战要善于先发制人，做到虚虚实实，说有却无，说无却有，决心坚定，争取主动，明察敌情，然后发兵决战。又如它主张统率百人和千人以上的将吏战败或举城降敌，或弃军逃跑，除本人处死外，还要受到抄家和全家为奴等惩罚。在军营内，中、左、右、前、后各军按编制分设营地，彼此隔绝，禁止往来，违者处死。营内道路纵横，每120步设一岗哨，管制行人来往，不是持有将帅符节的人，一律不准通行。
打柴放牧，必须整队行动。士兵以5人为伍，10人为什，50人为属，100人为闾，实行联保连坐制。凡有士兵违犯禁令，同伍、同什、同属、同闾有人揭发，就全伍、全什、全属、全闾免罪。知道而不揭发，就全伍、全什、全属、全闾一齐受罚。将吏从什长到左、右将军，也都实行联保连坐。凡有人犯禁违法，也都是揭发者免罪，知道而不揭发的，与其同罪。
卷4包括"束伍令"、"经卒令"、"勒卒令"、"将令"、"踵军令"5篇，主要叙述战场法纪、部队的编组、标志和指挥信号，以及行军序列。如战斗中伍内伤亡与斩获相当的功罪相抵；有斩获而无伤亡的，有赏；有伤亡而无斩获的，同伍的都处死，并惩办其家族。战斗中各级将吏如有伤亡或无伤亡，也按上述原则奖惩其部下。为便于识别，各单位按旗帜、羽毛和所佩徽章颜色的不同加以区别。全军按金鼓信号统一进退。君主一旦任命将帅，下令用兵，将帅就应指定军队集结的时间和地点，迟到的按军法严惩。为保守秘密，只要大军没有出发，在宣布戒严的地区不准任何人通行。军队开拔后，在大军前面50公里处行进的是先遣部队——踵军，踵军前50公里处行进的是前卫部队——兴军，兴军又派出小股部队——分卒，任务是抢占军事要点，追击败退的敌人。
卷5包括"兵教上"、"兵教下"、"兵令上"、"兵令下"4篇，主要论述军队的训练和取胜之道。关于军队的训练，它认为应先讲清金鼓旗帜的作用，然后训练士兵按信号变换队伍和使用武器。训练时先进行单兵训练，然后不断增加训练人数，最后以全军联合演习来结束训练。它认为，战争是"凶"、"逆"之事，但又是不可废除的。用兵应本乎仁义，以讨伐暴乱。政治和军事是文为"种"，武为"植"，文为里，武为表的关系。明白这一点，就能预知胜败。政治可以使人分辨利害安危，武力可以用来进攻强敌，保卫自己。为驱使全军拼死作战，它主张以严刑重罚禁止士兵逃亡，使吏卒在战斗中互相救助，并借此树立威信，使士兵服从命令，做到号令明白，攻守得宜。
《尉缭子》反对迷信鬼神，主张依靠人的智慧，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它对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在战略、战术上，它主张不打无把握之仗，反对消极防御，主张使用权谋，争取主动，明察敌情，集中兵力，出敌不意，出奇制胜。这些观点即使在今天也仍有值得参考的价值。
中国古代著名兵书,“武经七书”之一。《汉书·艺文志》著录“杂家”类《尉缭》29篇，“兵形势”类《尉缭》31篇。《隋书·经籍志》“杂家”类作《尉缭子》5卷。成书可能在战国中期,或说在战国末期。作者尉缭，梁惠王时人，或说为秦王政时人，或认为二者实为一人。存世主要版本有《续古逸丛书》影宋《武经七书》本及明、清刊本等50余种。5卷,24篇。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残简《尉缭子》6篇,为所见最早本子，惜残缺严重；另有唐魏徵《群书治要》辑《尉缭子》4篇，对考校此书均有重要价值。
战争观
《尉缭子》将战争区分为“挟义而战”和“争私结怨”两大类(《攻权》，《续古逸丛书》本，下同)，支持“诛暴乱，禁不义”的战争，反对“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的战争。强调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封建统一，“并兼广大以一其制度”。认为“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认识到政治是根本，军事是枝干，是政治的发展和表现；认为经济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基础,因而注重耕战,把发展农业作为治国之本；商业对战争胜负有重大影响,“市者，所以给战守也”,“夫提天下之节制，而无百货之官,无谓其能战也”。同时，又认为军事上的胜利会促进国内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战胜于外，福产于内 ”(《兵谈》,汉简本)。主张慎战,反对轻率用兵,要“见胜则兴,不见胜则止”。
治军思想
高度重视军队的法制建设。认为军队必须首先建立严密的制度，“凡兵,制必先定”,“明制度于前, 重威刑于后 ”；强调严明赏罚 ,“ 刑上究”，“赏下流”，并制定了诸如联保、军队营区划分 、警戒、禁令、战场赏罚规定及将吏实施惩罚权限、战斗编组、信号指挥等各种条令。同时，强调法制必须与教化相结合，“先礼信而后爵禄，先廉耻而后刑罚，先亲爱而后律其身”，要求“审开塞，守一道”,恩威兼施,思想整治(“使民无私”)与物质手段(“因民之所生以制之”)相结合，用以达到“治”的目的。重视将帅的选拔,严厉批评当时“世将”制度,主张“举贤用能”、“贵功养劳”。要求将帅必须为人表率,公正廉明,有牺牲精神,“ 为将忘家, 逾垠忘
亲,指敌忘身”；与士卒关系要融洽, 使其服从命令,“如四肢应心也”。为此,应废除繁文缛节,“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责礼 ”；把“心狂” 、“耳聋”、“目盲”视为将帅修养的三大弊端。主张裁减军队，训练精兵；明确提出兵教的目的是“开封疆，守社稷，除患害，成武德”；讲究训练方法，要求从伍抓起，自下而上地逐级合练，由各级之长负责，以赏罚为手段，从实战出发，因人施教，严格训练。
作战指导思想
认为战争有三种胜利：不战服人的“道胜”，威慑屈人的“威胜”，战场交锋的“力胜”。重视战争准备，要求在战略决策、选用将领、进攻理论等方面胜过敌人；兴师用兵，必须首先详审“内外之权”，准确掌握敌我“兵有备阙，粮食有余不足”、“出入之路”等情况，计先定，虑早决。主张先机制敌,“权先加人者，敌不力交；武先加人者,敌无威接。故兵贵先”。认为“战在于治气，攻在于意表,守在于外饰”。强调高度灵活地利用客观规律,“战权在乎道之所极”(《战权》, 《直解》本),运用“有无”策略(“有者无之，无者有之”)、“奇正”手段制敌取胜；提出“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制敌者也”。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略,如“地大而城小者，必先收其地；城大而地窄者，必先攻其城；地广而人寡者，则绝其厄”(《兵教下》)等。
军事辩证法思想
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求神鬼不如重“人事”，反对“考孤虚，占咸池，合龟兆，视吉凶，观星辰风云之变”的迷信做法；提出“往世不可及，来世不可待，求己者也”的观点。注重从事物的联系中研究战争；强调认识和运用战争运动的规律；对强弱、攻守、有无、专散、文武等诸矛盾的对立与转化有较深刻的认识，特别是在对军事与政治、经济等关系的认识上，表现出某些高于前人的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
《尉缭子》杂取法、儒、墨、道诸家思想而论兵,在先秦兵书中独具一格，对后世有深远影响。后世兵家对其思想内容多有引述和阐发 ，日本研究《尉缭子》的著述约30余种，朝鲜也有刊本。它丰富而具体的军制、军令等内容，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主张治国治军用法严酷，是其糟粕。
一种意见认为，《尉缭子》是一部伪书。虽然《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兵形势"《尉缭》31篇，但今存《尉缭子》不讲"兵形势"，显然不是《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尉缭》，而是出于后人的伪造。不过，自从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尉缭子》残简出土后，学者们发现残简有6篇与今存《尉缭子》相合，伪书一说已遭到大多数人否定。
另一种意见认为，《尉缭子》的作者姓尉，名缭，是战国时人，此书的前身即《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兵形势"《尉缭》31篇。
还有一种意见与此大致相同，不同处在于它认为此书的前身是《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杂家"《尉缭》29篇。
"杂家"兼合儒墨名法之说。"杂家"《尉缭》属"商君学"，除论述军事外，还应论及政治和经济。它虽谈兵法，却并非兵家。《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杂家" 《尉缭子》5卷。这都和今存《尉缭子》的内容和卷数相同，可见今存《尉缭子》即"杂家"《尉缭子》。宋人将"杂家"《尉缭子》收入《武经七书》，归入兵家。所以后人多误认《尉缭子》为兵家之书。
今本《尉缭子》共分5卷。卷1包括"天官"、"兵谈"、"制谈"、"战略"、"攻权"5篇，主要论述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关系，攻城与作战的原则，主张行事不应依靠鬼神，而应依赖人的智慧。
它认为，国土广阔而得到充分利用，国家就富足；人口众多而得到治理，国家就井然有秩。国家富足而井然有秩，不必动用武力，就可以威制天下。而要使人民富足，就必须亲近、安抚流民，开辟荒莱，发展农业。要使国家治理，就必须使人民明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使人民唯有努力耕耘，才能丰衣足食，唯有奋力作战，才能得到爵位。经济上的富足和政治上的贤明是军事上强大的基础和保证。它又认为，通向胜利的途径有三条。一是加强战备，料敌如神，使敌军丧失士气，分崩离析，以致不战而胜，这是以"道"取胜。二是法制、赏罚明察，人民有必战之心，这是以"威"取胜。三是击破敌军，夺占敌国的土地，这是以"力"取胜。军队的战斗力全在士气的高低，所以要战胜敌人，就应激励全军的士气。要激励士气就应从政治和经济入手，重视和搞好人民的生活，用爵位勉励人民，等等。
它指出，建城邑应从军事、政治和经济三方面加以综合考虑。建城前首先应衡量土地的肥瘠，决定是否有必要在此兴建城邑。如决定兴建，那就应使城邑和所辖土地的大小相适应，使城邑的大小和人口相适应，使人口的多少和粮食的供应相适应。如能做到以上三点，就能使城邑防守坚固，依托城邑作战就能取胜。它又指出，攻城的原则是：没有把握攻破敌城，就不去攻打它。如要攻城，就必须有坚定的决心，集中兵力，出敌不意，深入其境，包围并切断敌城与外部的联系，实施猛攻，使敌措手不及，乘虚攻克敌城。它还指出，临阵作战的原则是：没有必胜的把握，就不和敌军交战。在敌寡我众的情况下，应依靠兵多势众的军事优势战胜敌人。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就要使用权谋战胜敌人。
卷2包括"守议"、"十二陵"、"武议"、"将理"、"原官"5篇，主要论述战争的性质、作用和守城的原则。
关于守城的原则，它认为一是不能只守城墙，媸爻峭猓季莩峭獾木乱兀柚霉な拢栽龃蠓烙萆睢６遣荒苤唤械ゴ康南烙贡匦牖 ⒍ァＴ谡季杂攀频牡芯奈Чハ拢朗卣呋蚴且揽客庠蚴强肯南魅醯芯銎嬉灾剖ぁＭ庥斜囟ǖ酱锏脑蔷捅囟芗崾夭话巍Ｍ馕薇囟ǖ酱锏脑蔷筒灰欢芄淌氐降住?
援军抵达后，可与守军内外夹击敌军，也可以牵制敌军主力，减轻守军压力，使其得以保持补给线的畅通，增强抵抗力。如外无援军，守军应把握时机，不时出击，以削弱敌军，打破封锁，出奇兵战胜敌人，而不能死守待毙。三是为做到攻守两全，守军必须分为守备部队和出击部队两部分。出击部队不担任守备任务，守备部队也不承担出击任务。
关于战争的性质和作用，它认为，战争可用来禁止不义，讨伐和剪除暴乱，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所以，用兵不进攻无过失的城市，不杀无罪之人。这样，军队所到之处，农民不会离开土地，商人不会离开店铺，士大夫不会离开官府，兵不血刃，就天下亲和归附。
卷3包括"治本"、"战权"、"重刑令"、"伍制令"、"分塞令"5篇，主要讲述用兵的原则、军队的纪律和奖惩制度。
如用兵作战要善于先发制人，做到虚虚实实，说有却无，说无却有，决心坚定，争取主动，明察敌情，然后发兵决战。又如它主张统率百人和千人以上的将吏战败或举城降敌，或弃军逃跑，除本人处死外，还要受到抄家和全家为奴等惩罚。在军营内，中、左、右、前、后各军按编制分设营地，彼此隔绝，禁止往来，违者处死。营内道路纵横，每120步设一岗哨，管制行人来往，不是持有将帅符节的人，一律不准通行。
打柴放牧，必须整队行动。士兵以5人为伍，10人为什，50人为属，100人为闾，实行联保连坐制。凡有士兵违犯禁令，同伍、同什、同属、同闾有人揭发，就全伍、全什、全属、全闾免罪。知道而不揭发，就全伍、全什、全属、全闾一齐受罚。将吏从什长到左、右将军，也都实行联保连坐。凡有人犯禁违法，也都是揭发者免罪，知道而不揭发的，与其同罪。
卷4包括"束伍令"、"经卒令"、"勒卒令"、"将令"、"踵军令"5篇，主要叙述战场法纪、部队的编组、标志和指挥信号，以及行军序列。如战斗中伍内伤亡与斩获相当的功罪相抵；有斩获而无伤亡的，有赏；有伤亡而无斩获的，同伍的都处死，并惩办其家族。战斗中各级将吏如有伤亡或无伤亡，也按上述原则奖惩其部下。为便于识别，各单位按旗帜、羽毛和所佩徽章颜色的不同加以区别。全军按金鼓信号统一进退。君主一旦任命将帅，下令用兵，将帅就应指定军队集结的时间和地点，迟到的按军法严惩。为保守秘密，只要大军没有出发，在宣布戒严的地区不准任何人通行。军队开拔后，在大军前面50公里处行进的是先遣部队——踵军，踵军前50公里处行进的是前卫部队——兴军，兴军又派出小股部队——分卒，任务是抢占军事要点，追击败退的敌人。
卷5包括"兵教上"、"兵教下"、"兵令上"、"兵令下"4篇，主要论述军队的训练和取胜之道。关于军队的训练，它认为应先讲清金鼓旗帜的作用，然后训练士兵按信号变换队伍和使用武器。训练时先进行单兵训练，然后不断增加训练人数，最后以全军联合演习来结束训练。它认为，战争是"凶"、"逆"之事，但又是不可废除的。用兵应本乎仁义，以讨伐暴乱。政治和军事是文为"种"，武为"植"，文为里，武为表的关系。明白这一点，就能预知胜败。政治可以使人分辨利害安危，武力可以用来进攻强敌，保卫自己。为驱使全军拼死作战，它主张以严刑重罚禁止士兵逃亡，使吏卒在战斗中互相救助，并借此树立威信，使士兵服从命令，做到号令明白，攻守得宜。
《尉缭子》反对迷信鬼神，主张依靠人的智慧，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它对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在战略、战术上，它主张不打无把握之仗，反对消极防御，主张使用权谋，争取主动，明察敌情，集中兵力，出敌不意，出奇制胜。这些观点即使在今天也仍有值得参考的价值。
中国古代著名兵书,“武经七书”之一。《汉书·艺文志》著录“杂家”类《尉缭》29篇，“兵形势”类《尉缭》31篇。《隋书·经籍志》“杂家”类作《尉缭子》5卷。成书可能在战国中期,或说在战国末期。作者尉缭，梁惠王时人，或说为秦王政时人，或认为二者实为一人。存世主要版本有《续古逸丛书》影宋《武经七书》本及明、清刊本等50余种。5卷,24篇。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残简《尉缭子》6篇,为所见最早本子，惜残缺严重；另有唐魏徵《群书治要》辑《尉缭子》4篇，对考校此书均有重要价值。
战争观
《尉缭子》将战争区分为“挟义而战”和“争私结怨”两大类(《攻权》，《续古逸丛书》本，下同)，支持“诛暴乱，禁不义”的战争，反对“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的战争。强调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封建统一，“并兼广大以一其制度”。认为“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认识到政治是根本，军事是枝干，是政治的发展和表现；认为经济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基础,因而注重耕战,把发展农业作为治国之本；商业对战争胜负有重大影响,“市者，所以给战守也”,“夫提天下之节制，而无百货之官,无谓其能战也”。同时，又认为军事上的胜利会促进国内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战胜于外，福产于内 ”(《兵谈》,汉简本)。主张慎战,反对轻率用兵,要“见胜则兴,不见胜则止”。
治军思想
高度重视军队的法制建设。认为军队必须首先建立严密的制度，“凡兵,制必先定”,“明制度于前, 重威刑于后 ”；强调严明赏罚 ,“ 刑上究”，“赏下流”，并制定了诸如联保、军队营区划分 、警戒、禁令、战场赏罚规定及将吏实施惩罚权限、战斗编组、信号指挥等各种条令。同时，强调法制必须与教化相结合，“先礼信而后爵禄，先廉耻而后刑罚，先亲爱而后律其身”，要求“审开塞，守一道”,恩威兼施,思想整治(“使民无私”)与物质手段(“因民之所生以制之”)相结合，用以达到“治”的目的。重视将帅的选拔,严厉批评当时“世将”制度,主张“举贤用能”、“贵功养劳”。要求将帅必须为人表率,公正廉明,有牺牲精神,“ 为将忘家, 逾垠忘
亲,指敌忘身”；与士卒关系要融洽, 使其服从命令,“如四肢应心也”。为此,应废除繁文缛节,“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责礼 ”；把“心狂” 、“耳聋”、“目盲”视为将帅修养的三大弊端。主张裁减军队，训练精兵；明确提出兵教的目的是“开封疆，守社稷，除患害，成武德”；讲究训练方法，要求从伍抓起，自下而上地逐级合练，由各级之长负责，以赏罚为手段，从实战出发，因人施教，严格训练。
作战指导思想
认为战争有三种胜利：不战服人的“道胜”，威慑屈人的“威胜”，战场交锋的“力胜”。重视战争准备，要求在战略决策、选用将领、进攻理论等方面胜过敌人；兴师用兵，必须首先详审“内外之权”，准确掌握敌我“兵有备阙，粮食有余不足”、“出入之路”等情况，计先定，虑早决。主张先机制敌,“权先加人者，敌不力交；武先加人者,敌无威接。故兵贵先”。认为“战在于治气，攻在于意表,守在于外饰”。强调高度灵活地利用客观规律,“战权在乎道之所极”(《战权》, 《直解》本),运用“有无”策略(“有者无之，无者有之”)、“奇正”手段制敌取胜；提出“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制敌者也”。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略,如“地大而城小者，必先收其地；城大而地窄者，必先攻其城；地广而人寡者，则绝其厄”(《兵教下》)等。
军事辩证法思想
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求神鬼不如重“人事”，反对“考孤虚，占咸池，合龟兆，视吉凶，观星辰风云之变”的迷信做法；提出“往世不可及，来世不可待，求己者也”的观点。注重从事物的联系中研究战争；强调认识和运用战争运动的规律；对强弱、攻守、有无、专散、文武等诸矛盾的对立与转化有较深刻的认识，特别是在对军事与政治、经济等关系的认识上，表现出某些高于前人的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
《尉缭子》杂取法、儒、墨、道诸家思想而论兵,在先秦兵书中独具一格，对后世有深远影响。后世兵家对其思想内容多有引述和阐发 ，日本研究《尉缭子》的著述约30余种，朝鲜也有刊本。它丰富而具体的军制、军令等内容，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主张治国治军用法严酷，是其糟粕。
银雀山汉墓
在临沂市的档案馆里收藏了一张1974年6月15日出版的《人民日报》，这条在那个年代并不为人们所注意的消息，三十三年后却成为了见证临沂银雀山汉墓发掘的重要史实资料。这之后，银雀山汉墓被列为新中国三十年十大考古发现。
临沂市民沈玉明：抬着头的那个就是我，那时候我十二岁，基本上是放了学就朝那儿跑，看看到底都挖了什么东西来。听我老师讲，说临沂发现了古墓，里头有竹书，但是内容不知道。
临沂市民申东梅：那个梳长辫子的就是我，那时候我才十六岁，这当时在临沂就是挺大挺轰动的事。就经常过来看好奇。
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吴九龙：这就是我，这就是三十三年前的我，当时我们看见这些东西的时候，非常的震惊，居然在我们山东在临沂，发现了这么重要的文物。
和大多数考古发掘一样，银雀山汉墓也是缘于一个偶然的发现，1972年4月10日，临沂地区卫生局准备在银雀山建一座办公大楼，人们在清理地基时意外地发现了古墓。
在银雀山汉墓发掘之初，吴九龙就被山东省博物馆派到临沂主持古墓的发掘工作。当时只有三十岁的吴九龙没有想到，近一个多月的考古工作将会影响到他的一生。
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吴九龙：这个泥非常的粘，我们这个地方，你看工作的地方下脚的地方很窄，都不够一个脚宽，我穿着胶靴，要想往前挪一步，都必须抓住鞋，把它提起来，脚才能提的起来，当时很多的人来围观，秩序也很不好维持，他们有的人就说发现了什么什么宝贝，有的人就说发现了什么金马驹子，所以他们都非常的感兴趣。
人们似乎都没有意识到正在发掘的古墓与以往有什么不同，像往常一样清理着墓中的随葬品，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经他们手从墓中取出的随葬品，正是后来举世震惊的绝世珍品。
在出土的器物中，有两件东西让考古工作者们百思不得其解，一个就是这把生了锈的铁刀，还有就是这个被命名为“不知名器物”的漆器，谁都猜不出墓中为什么会有这两样东西。
当年古墓的发现让这座小城沸腾了，慕名而来的人们都铮大了眼睛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地上散落的已经腐朽的竹片。也许吴九龙注定要和银雀山汉墓有一段缘分，他无意中拣起了一块竹片。
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吴九龙：我们最初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第一天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在上边一层台阶上，就在那个上边的时候看见有好多白膏泥，上面就有一些短的褐色的小竹片，我们拿起来一看，用水一冲发现上面有字，当时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就觉得好像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一样，这不就是简册吗？
就是这堆形如乱草的竹简让考古专家兴奋异常，他们发现，这堆乱草竟然全部都是竹简残片，残片长短不一，混合在污泥中，如不仔细辨别，很难认出。很快，这堆竹简轰动了当时的考古界，将争论千年的学术大悬念得以澄清。
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吴九龙：当拿起这个东西来在水里头漂一漂的时候，发现上面有字，有齐桓公、齐威王、晏子，我们感到非常的震惊。
接下来的字更是让在场的人神情大振，吴九龙又拿起一枚竹简，只见上面写着“齐威王曰我强敌弱，我众敌寡，用之奈何？孙子再拜曰……”，这文字和孙子有关，难道是《孙子兵法》，吴九龙大胆的推测着。
从古到今，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兵书就有4000多部，而产生于2500年前的《孙子兵法》被世界公认为是最出色的一部。它的作者是春秋晚期一个叫孙武的将军，由于中国古代官方的历史文献中没有为孙武的生平留下详细的记载，所以到底谁是这部兵书的确切作者，学者们争吵了一千多年。如果出土的这批竹简真的是《孙子兵法》，那将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学术价值。
是谁在用兵书作为陪葬品
所以它们一定是夫妻合葬墓
墓中的钱币透露出什么信息
这是极为稀少的一枚钱币
当天夜里，吴九龙的同事蒋英炬带着那枚记载被认为是《孙子兵法》的竹简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向国家文物局的领导汇报情况。
竹简的出土令吴九龙兴奋异常，也让他想起了之前发现的不知名器物，它们和竹简之间有没有关联呢？
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吴九龙：因为如果在上面放重的东西吧，它很容易倒，后来大家就研究这东西，又出了竹简，大家觉得这东西可能是个几，作为写竹简用的，因为当时汉代的人没有椅子，他是席地而坐的，所以他可以把它放在两个腿的中间，夹在这儿，这样来托着，这样来写竹简，否则的话，他拿着这样一条来写也是非常困难的。这个铁刀不太大，锈蚀的比较厉害，这个可能也和竹简有关系，可能是当时人，当时墓主人用来削竹子，剖竹子用的。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让我们感受到了在纸张没有发明的年代，人们读书是何等的不易，甚至将它作为生前的珍贵物品用来随葬。
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副馆长高永富：据考证银雀山出土的竹简用的竹子就是当地产的这种水竹。这种就叫水竹，所谓水竹就是生长在河两岸，水份比较大一些，你像这根，这是当年的竹子，刚刚出来，还没有放叶，像你扶的这根已经是四年了，所以我们用写简的竹子必须在四年以上。因为四年以后它就比较老了，老了以后刮起来比较平滑，也比较坚硬，便于使用。
银雀山汉墓竹简在地下被泥水浸泡了两千年，出土后竹简上的字迹清晰可辨，专家推测，一是当时使用的墨好，另一个原因就是在制作竹简中有一道杀青的工序，“杀青”就是去掉鲜竹子中的水分，使竹简不易腐烂或被虫贮。
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副馆长高永富：文天祥就记载“留取丹心照汗青”，他指的是汗青，汗青是竹简的一个代名词，说“留取丹心照汗青”，汗青就指的是竹简，载入青史，就是最早的书是用竹子来写的，用青竹所以叫青史，书有个青史的记载。
在北京国家文物局里，竹简上的文字让专家们大吃一惊，与此同时，在临沂，人们在清理一号墓的时候，却意外的发现了另一墓坑的痕迹。然而，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两个墓坑之间仅有几十厘米之隔。
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吴九龙：这就是银雀山一号墓和二号墓，它是在原来的墓址上建造的，这两个墓相距比较近，所以有的学者就推测说他们一定是夫妻合葬墓，但是这里边也是有一定的问题，我们从平面上可以看的很清楚，这两个墓形成一个夹角，一般来说，夫妻合葬应该摆的更加整齐一些。就是并排的，两个并排的。
就在人们对两个墓葬之间的关系争论不休时，在一号墓中发现的一枚看似普通的钱币，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极大兴趣，就是这枚钱币带给人们许多意想不到的信息。
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吴九龙：这就是一枚三株钱，这是极为稀少的一种钱币，因为在西汉建元元年时开始铸造这种钱币，但是到了建元五年就停罢了，也就是说废除了，所以流传非常非常的少，可见这个墓下葬的年代是在三株钱流行的年代之后，但是在墓里面还出了好多的半两钱，但是就没有出公元前118年铸造的五株钱，所以这样看来，这个墓就是在公元前114年到118年之间。
在墓中还出土了一件写有“召氏十斗”的陶罐，也许“召氏”就是墓主人的姓，吴九龙说：这只是一个推断，也有可能陶罐是别人送给墓主人的，召氏是赠送人的姓。根据墓中出土的大量兵书可以推断墓主人当是一位喜欢兵法的人。但由于墓中无一件兵器出土，所以墓主人很可能是一位将军府中的谋士或幕僚，而绝非一般的武夫。
如果出土的竹简记载的真的是《孙子兵法》，那么竹简的意义无法估量，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让人们首次看到了一千多年前《孙子兵法》一书的原貌。
在《孙子兵法》中，孙子借助了自然界给他的所有印象来观察战争的变化，并把那种原始的血腥搏杀变成了一种智慧的较量，从此奠定了中国东方文化中以智谋为代表的兵学文化。
1700年前，由于另一部兵书《孙膑兵法》的突然失传，引起了历代中外学者对于《孙子兵法》作者是孙武还是孙膑的种种猜测。
孙膑是战国时齐国人，由于他的传世兵书《孙膑兵法》，后人几乎将他与孙子相提并论，他遭陷害受膑刑，施巧计灭庞涓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由于《孙膑兵法》的失传，致使许多学者对兵法中记载的那场著名的马陵战役究竟发生在何地，究竟有没有马陵之战，一直持争论不休。
在地下埋藏了二千年的竹简
它里面的一些有机质全都腐朽了
横空出世引起世人震惊
毛泽东主席也非常感兴趣
就在银雀山一号墓发现八天后，人们开始了二号墓的发掘，一时间，整个临沂城再度被发现古墓和珍宝的神秘气氛所笼罩。
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吴九龙：因为有了一号墓的经验，我们都希望第二号墓也出现竹简，所以工作起来的时候都小心翼翼的，满怀希望的，希望它出现竹简，但是工作二天之后，一直到把所有的器物基本上都取完了，才发现这个墓里还有一个竹简，而且这个竹简要比那个竹简要长，因为这个竹简有60多公分长，它里面的一些有机质全都腐朽了，看起来像一个竹片，但竹片里填充的都是水，如果你要是夹住它这样一提，它就断了，最后想了个办法，就是先用一个很薄的塑料片和纸垫在下面，掏掏掏，从下面插进去，贴着棺板下边，插进去，再把板放在下边，把纸和塑料片慢慢慢慢拖上来。拖上来放在这个板上。这个就是我，这是我当年发掘的情况，我就把它托起来，托起来交给上面的一起来工作的同志把它接起来，所以银雀山二号墓出土的竹简基本上是完整的。
鉴于银雀山出土的竹简意义重大，而当时的临沂和济南都不具备整理竹简的条件。国家文物局指示，迅速将全部竹简送到北京。
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吴九龙：装在这样的盘子里，这样的瓷盘里面，装了五盘，放在箱子里，箱子里面用塑料薄膜铺好，因为要避免它漏水，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和博物馆的杨正旗同志我们俩个一起送去，当时在火车上的时候很挤，去的时候，我们几乎是半坐半站着保护着这两箱竹简。
1972年10月，在北京成立了“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对竹简上早已湮没的信息开始了大规模的破译、诠释与研究工作。吴九龙也被留在北京参与这项工作。
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吴九龙：它这个简脆弱到什么程度呢，简本身克服不了水的吸引了，如果要夹住它，要这样把它提起来，用个玻璃片在下边托住它，然后借着水的润滑作用，把它拉上来，固定下来之后，把它装到玻璃管里，然后在玻璃管里灌上消毒水。灌上消毒水之后用玻璃塞把它塞紧，塞紧用蜡把这个头封住。它就不会发霉，也不会继续腐朽。
整理竹简的工作进行了两年，竹简中的奥秘玄机被层层揭开。1974年6月17日，新华通讯社向世界播发了长篇通讯稿，对银雀山汉墓的发现、发掘及竹简的研究成果作了报道。
随着这一消息的发布，人们惊奇地发现银雀山汉墓出土的7500枚竹简中，有相当一部分古籍不仅对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现代人是久已失传的佚书，即使对两汉时期的司马迁、刘向、班固等史学家们也都无缘一见。
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吴九龙：当时有人向主席汇报发现了孙子兵法等等，毛泽东主席非常感兴趣，希望能够看到这个简，所以整理小组当时最初的任务是要把我们已经整理出来这部分的东西把它印成书请主席看，当时我们几乎是几天几夜不睡觉的赶书、编排，而且特别印的大字本，送上去的就是《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
《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同时出土，廓清了长期以来笼罩在《孙子兵法》研究上的重重迷雾。证实了历史上孙武、孙膑各有其人，并且各有兵书传世。
奇异的墓葬形制
那个石碑就是庞涓的墓
解读千古马陵之谜
按照士大夫的礼仪安葬在这个地方
在出土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孙膑兵法》中，孙膑曾列举了不少有名的战例，特别是他亲自指挥并赖以成名的马陵之战。这是孙膑指挥齐国军队以少胜多，一举歼灭庞涓所率魏国十万大军的著名战役。其“减灶诱敌”的战术，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
在距离银雀山几十公里的郯城，清代的《沂州志》上说“齐伐魏，孙子胜庞涓于此”这个说法历来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自古马陵之战的战址没有定论，千百年来，人们众说纷纭，争吵不断。
《孙膑兵法》的出土，透露了马陵之战的新的信息，人们开始把目光投向了郯城县的马陵山。
在马陵山的北侧，有一处墓葬，二十年前被村民们挖掘，墓前有一块无字碑，据当地群众传说，这就是孙膑为庞涓修的墓。
山东省郯城县副县长韩明林：你看那个方向，那个石碑，那就是庞涓墓，当年大战结束以后，孙膑把庞涓的头割下来以后到南边那个地方，大玄庄的地方悬头示众，瓦解了十万魏军，他的尸体运到了他安营扎寨的地方，在这里安葬。你看这两块石头，有明显的不同，这块是当地的红石，这是中生代的石头，这块石头和当地的石头从颜色到质地上完全不同，这就是当年孙膑念同学之谊，同时又考虑到庞涓身份是魏国的大将军，因此在安葬的礼数上给他很大的尊重，用士大夫的礼仪，以棺椁，双重这种形制给他做了安葬。
这些都是在在马陵山一带出土的战国时期的兵器，这些兵器的年代与历史上记载马陵之战的时间正相吻合，说明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战争。在《孙膑兵法》中，孙膑用了“隘塞死地”几个字来描述当年马陵之战的地形。
山东省郯城县旅游局副研究馆员黄新忠：《孙膑兵法》所讲到的“隘塞死地”，也就指的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比较狭窄，越往里走越深，从外面看山又不高，不陡也不险，但是一进去以后就不是这样了，所以它形成一个狭口，比较闭塞的地方，好堵截，到里面以后又转回来了，所以就叫“隘塞死地”。
鉴于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和郯城马陵山的地形地貌、出土兵器、文献记载等相印证，由此证明马陵之战的战址在郯城的马陵山。此后，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和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也把马陵山列为了中国古代军事文化教研基地。
在北京参加完银雀山竹简整理工作的吴九龙，于几年后，由山东省博物馆正式调入国家文物局文献研究室工作。由他护送到北京的竹简，整理完成后，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专门调拨一列客运列车车厢将竹简送回山东。
银雀山汉墓竹简的发现,为汉语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在临沂市的档案馆里收藏了一张1974年6月15日出版的《人民日报》，这条在那个年代并不为人们所注意的消息，三十三年后却成为了见证临沂银雀山汉墓发掘的重要史实资料。这之后，银雀山汉墓被列为新中国三十年十大考古发现。
临沂市民沈玉明：抬着头的那个就是我，那时候我十二岁，基本上是放了学就朝那儿跑，看看到底都挖了什么东西来。听我老师讲，说临沂发现了古墓，里头有竹书，但是内容不知道。
临沂市民申东梅：那个梳长辫子的就是我，那时候我才十六岁，这当时在临沂就是挺大挺轰动的事。就经常过来看好奇。
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吴九龙：这就是我，这就是三十三年前的我，当时我们看见这些东西的时候，非常的震惊，居然在我们山东在临沂，发现了这么重要的文物。
和大多数考古发掘一样，银雀山汉墓也是缘于一个偶然的发现，1972年4月10日，临沂地区卫生局准备在银雀山建一座办公大楼，人们在清理地基时意外地发现了古墓。
在银雀山汉墓发掘之初，吴九龙就被山东省博物馆派到临沂主持古墓的发掘工作。当时只有三十岁的吴九龙没有想到，近一个多月的考古工作将会影响到他的一生。
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吴九龙：这个泥非常的粘，我们这个地方，你看工作的地方下脚的地方很窄，都不够一个脚宽，我穿着胶靴，要想往前挪一步，都必须抓住鞋，把它提起来，脚才能提的起来，当时很多的人来围观，秩序也很不好维持，他们有的人就说发现了什么什么宝贝，有的人就说发现了什么金马驹子，所以他们都非常的感兴趣。
人们似乎都没有意识到正在发掘的古墓与以往有什么不同，像往常一样清理着墓中的随葬品，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经他们手从墓中取出的随葬品，正是后来举世震惊的绝世珍品。
在出土的器物中，有两件东西让考古工作者们百思不得其解，一个就是这把生了锈的铁刀，还有就是这个被命名为“不知名器物”的漆器，谁都猜不出墓中为什么会有这两样东西。
当年古墓的发现让这座小城沸腾了，慕名而来的人们都铮大了眼睛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地上散落的已经腐朽的竹片。也许吴九龙注定要和银雀山汉墓有一段缘分，他无意中拣起了一块竹片。
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吴九龙：我们最初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第一天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在上边一层台阶上，就在那个上边的时候看见有好多白膏泥，上面就有一些短的褐色的小竹片，我们拿起来一看，用水一冲发现上面有字，当时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就觉得好像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一样，这不就是简册吗？
就是这堆形如乱草的竹简让考古专家兴奋异常，他们发现，这堆乱草竟然全部都是竹简残片，残片长短不一，混合在污泥中，如不仔细辨别，很难认出。很快，这堆竹简轰动了当时的考古界，将争论千年的学术大悬念得以澄清。
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吴九龙：当拿起这个东西来在水里头漂一漂的时候，发现上面有字，有齐桓公、齐威王、晏子，我们感到非常的震惊。
接下来的字更是让在场的人神情大振，吴九龙又拿起一枚竹简，只见上面写着“齐威王曰我强敌弱，我众敌寡，用之奈何？孙子再拜曰……”，这文字和孙子有关，难道是《孙子兵法》，吴九龙大胆的推测着。
从古到今，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兵书就有4000多部，而产生于2500年前的《孙子兵法》被世界公认为是最出色的一部。它的作者是春秋晚期一个叫孙武的将军，由于中国古代官方的历史文献中没有为孙武的生平留下详细的记载，所以到底谁是这部兵书的确切作者，学者们争吵了一千多年。如果出土的这批竹简真的是《孙子兵法》，那将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学术价值。
是谁在用兵书作为陪葬品
所以它们一定是夫妻合葬墓
墓中的钱币透露出什么信息
这是极为稀少的一枚钱币
当天夜里，吴九龙的同事蒋英炬带着那枚记载被认为是《孙子兵法》的竹简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向国家文物局的领导汇报情况。
竹简的出土令吴九龙兴奋异常，也让他想起了之前发现的不知名器物，它们和竹简之间有没有关联呢？
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吴九龙：因为如果在上面放重的东西吧，它很容易倒，后来大家就研究这东西，又出了竹简，大家觉得这东西可能是个几，作为写竹简用的，因为当时汉代的人没有椅子，他是席地而坐的，所以他可以把它放在两个腿的中间，夹在这儿，这样来托着，这样来写竹简，否则的话，他拿着这样一条来写也是非常困难的。这个铁刀不太大，锈蚀的比较厉害，这个可能也和竹简有关系，可能是当时人，当时墓主人用来削竹子，剖竹子用的。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让我们感受到了在纸张没有发明的年代，人们读书是何等的不易，甚至将它作为生前的珍贵物品用来随葬。
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副馆长高永富：据考证银雀山出土的竹简用的竹子就是当地产的这种水竹。这种就叫水竹，所谓水竹就是生长在河两岸，水份比较大一些，你像这根，这是当年的竹子，刚刚出来，还没有放叶，像你扶的这根已经是四年了，所以我们用写简的竹子必须在四年以上。因为四年以后它就比较老了，老了以后刮起来比较平滑，也比较坚硬，便于使用。
银雀山汉墓竹简在地下被泥水浸泡了两千年，出土后竹简上的字迹清晰可辨，专家推测，一是当时使用的墨好，另一个原因就是在制作竹简中有一道杀青的工序，“杀青”就是去掉鲜竹子中的水分，使竹简不易腐烂或被虫贮。
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副馆长高永富：文天祥就记载“留取丹心照汗青”，他指的是汗青，汗青是竹简的一个代名词，说“留取丹心照汗青”，汗青就指的是竹简，载入青史，就是最早的书是用竹子来写的，用青竹所以叫青史，书有个青史的记载。
在北京国家文物局里，竹简上的文字让专家们大吃一惊，与此同时，在临沂，人们在清理一号墓的时候，却意外的发现了另一墓坑的痕迹。然而，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两个墓坑之间仅有几十厘米之隔。
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吴九龙：这就是银雀山一号墓和二号墓，它是在原来的墓址上建造的，这两个墓相距比较近，所以有的学者就推测说他们一定是夫妻合葬墓，但是这里边也是有一定的问题，我们从平面上可以看的很清楚，这两个墓形成一个夹角，一般来说，夫妻合葬应该摆的更加整齐一些。就是并排的，两个并排的。
就在人们对两个墓葬之间的关系争论不休时，在一号墓中发现的一枚看似普通的钱币，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极大兴趣，就是这枚钱币带给人们许多意想不到的信息。
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吴九龙：这就是一枚三株钱，这是极为稀少的一种钱币，因为在西汉建元元年时开始铸造这种钱币，但是到了建元五年就停罢了，也就是说废除了，所以流传非常非常的少，可见这个墓下葬的年代是在三株钱流行的年代之后，但是在墓里面还出了好多的半两钱，但是就没有出公元前118年铸造的五株钱，所以这样看来，这个墓就是在公元前114年到118年之间。
在墓中还出土了一件写有“召氏十斗”的陶罐，也许“召氏”就是墓主人的姓，吴九龙说：这只是一个推断，也有可能陶罐是别人送给墓主人的，召氏是赠送人的姓。根据墓中出土的大量兵书可以推断墓主人当是一位喜欢兵法的人。但由于墓中无一件兵器出土，所以墓主人很可能是一位将军府中的谋士或幕僚，而绝非一般的武夫。
如果出土的竹简记载的真的是《孙子兵法》，那么竹简的意义无法估量，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让人们首次看到了一千多年前《孙子兵法》一书的原貌。
在《孙子兵法》中，孙子借助了自然界给他的所有印象来观察战争的变化，并把那种原始的血腥搏杀变成了一种智慧的较量，从此奠定了中国东方文化中以智谋为代表的兵学文化。
1700年前，由于另一部兵书《孙膑兵法》的突然失传，引起了历代中外学者对于《孙子兵法》作者是孙武还是孙膑的种种猜测。
孙膑是战国时齐国人，由于他的传世兵书《孙膑兵法》，后人几乎将他与孙子相提并论，他遭陷害受膑刑，施巧计灭庞涓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由于《孙膑兵法》的失传，致使许多学者对兵法中记载的那场著名的马陵战役究竟发生在何地，究竟有没有马陵之战，一直持争论不休。
在地下埋藏了二千年的竹简
它里面的一些有机质全都腐朽了
横空出世引起世人震惊
毛泽东主席也非常感兴趣
就在银雀山一号墓发现八天后，人们开始了二号墓的发掘，一时间，整个临沂城再度被发现古墓和珍宝的神秘气氛所笼罩。
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吴九龙：因为有了一号墓的经验，我们都希望第二号墓也出现竹简，所以工作起来的时候都小心翼翼的，满怀希望的，希望它出现竹简，但是工作二天之后，一直到把所有的器物基本上都取完了，才发现这个墓里还有一个竹简，而且这个竹简要比那个竹简要长，因为这个竹简有60多公分长，它里面的一些有机质全都腐朽了，看起来像一个竹片，但竹片里填充的都是水，如果你要是夹住它这样一提，它就断了，最后想了个办法，就是先用一个很薄的塑料片和纸垫在下面，掏掏掏，从下面插进去，贴着棺板下边，插进去，再把板放在下边，把纸和塑料片慢慢慢慢拖上来。拖上来放在这个板上。这个就是我，这是我当年发掘的情况，我就把它托起来，托起来交给上面的一起来工作的同志把它接起来，所以银雀山二号墓出土的竹简基本上是完整的。
鉴于银雀山出土的竹简意义重大，而当时的临沂和济南都不具备整理竹简的条件。国家文物局指示，迅速将全部竹简送到北京。
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吴九龙：装在这样的盘子里，这样的瓷盘里面，装了五盘，放在箱子里，箱子里面用塑料薄膜铺好，因为要避免它漏水，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和博物馆的杨正旗同志我们俩个一起送去，当时在火车上的时候很挤，去的时候，我们几乎是半坐半站着保护着这两箱竹简。
1972年10月，在北京成立了“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对竹简上早已湮没的信息开始了大规模的破译、诠释与研究工作。吴九龙也被留在北京参与这项工作。
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吴九龙：它这个简脆弱到什么程度呢，简本身克服不了水的吸引了，如果要夹住它，要这样把它提起来，用个玻璃片在下边托住它，然后借着水的润滑作用，把它拉上来，固定下来之后，把它装到玻璃管里，然后在玻璃管里灌上消毒水。灌上消毒水之后用玻璃塞把它塞紧，塞紧用蜡把这个头封住。它就不会发霉，也不会继续腐朽。
整理竹简的工作进行了两年，竹简中的奥秘玄机被层层揭开。1974年6月17日，新华通讯社向世界播发了长篇通讯稿，对银雀山汉墓的发现、发掘及竹简的研究成果作了报道。
随着这一消息的发布，人们惊奇地发现银雀山汉墓出土的7500枚竹简中，有相当一部分古籍不仅对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现代人是久已失传的佚书，即使对两汉时期的司马迁、刘向、班固等史学家们也都无缘一见。
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吴九龙：当时有人向主席汇报发现了孙子兵法等等，毛泽东主席非常感兴趣，希望能够看到这个简，所以整理小组当时最初的任务是要把我们已经整理出来这部分的东西把它印成书请主席看，当时我们几乎是几天几夜不睡觉的赶书、编排，而且特别印的大字本，送上去的就是《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
《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同时出土，廓清了长期以来笼罩在《孙子兵法》研究上的重重迷雾。证实了历史上孙武、孙膑各有其人，并且各有兵书传世。
奇异的墓葬形制
那个石碑就是庞涓的墓
解读千古马陵之谜
按照士大夫的礼仪安葬在这个地方
在出土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孙膑兵法》中，孙膑曾列举了不少有名的战例，特别是他亲自指挥并赖以成名的马陵之战。这是孙膑指挥齐国军队以少胜多，一举歼灭庞涓所率魏国十万大军的著名战役。其“减灶诱敌”的战术，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
在距离银雀山几十公里的郯城，清代的《沂州志》上说“齐伐魏，孙子胜庞涓于此”这个说法历来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自古马陵之战的战址没有定论，千百年来，人们众说纷纭，争吵不断。
《孙膑兵法》的出土，透露了马陵之战的新的信息，人们开始把目光投向了郯城县的马陵山。
在马陵山的北侧，有一处墓葬，二十年前被村民们挖掘，墓前有一块无字碑，据当地群众传说，这就是孙膑为庞涓修的墓。
山东省郯城县副县长韩明林：你看那个方向，那个石碑，那就是庞涓墓，当年大战结束以后，孙膑把庞涓的头割下来以后到南边那个地方，大玄庄的地方悬头示众，瓦解了十万魏军，他的尸体运到了他安营扎寨的地方，在这里安葬。你看这两块石头，有明显的不同，这块是当地的红石，这是中生代的石头，这块石头和当地的石头从颜色到质地上完全不同，这就是当年孙膑念同学之谊，同时又考虑到庞涓身份是魏国的大将军，因此在安葬的礼数上给他很大的尊重，用士大夫的礼仪，以棺椁，双重这种形制给他做了安葬。
这些都是在在马陵山一带出土的战国时期的兵器，这些兵器的年代与历史上记载马陵之战的时间正相吻合，说明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战争。在《孙膑兵法》中，孙膑用了“隘塞死地”几个字来描述当年马陵之战的地形。
山东省郯城县旅游局副研究馆员黄新忠：《孙膑兵法》所讲到的“隘塞死地”，也就指的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比较狭窄，越往里走越深，从外面看山又不高，不陡也不险，但是一进去以后就不是这样了，所以它形成一个狭口，比较闭塞的地方，好堵截，到里面以后又转回来了，所以就叫“隘塞死地”。
鉴于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和郯城马陵山的地形地貌、出土兵器、文献记载等相印证，由此证明马陵之战的战址在郯城的马陵山。此后，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和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也把马陵山列为了中国古代军事文化教研基地。
在北京参加完银雀山竹简整理工作的吴九龙，于几年后，由山东省博物馆正式调入国家文物局文献研究室工作。由他护送到北京的竹简，整理完成后，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专门调拨一列客运列车车厢将竹简送回山东。
银雀山汉墓竹简的发现,为汉语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