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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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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明代长篇小说。成书约在隆庆至万历年间。作者署名兰陵笑笑生 。兰陵今属山东枣庄 ,作者大约是山东人 。《 金瓶梅 》共 100 回 ,其版本有二 :一是万历 四十五年(1617)东吴弄珠客作序的《金瓶梅词话》;另一是天启年间刻的《原本金瓶梅》。两种版本内容基本相同,后来的刻本,基本上属于天启刻本系统。
  《金瓶梅》借《水浒传》中武松杀嫂一段故事为引子,通过对兼有官僚、恶霸 、富商 3种身份的封建时代市侩势力的代表人物西门庆及其家庭罪恶生活的描述,暴露了北宋中叶社会的黑暗和腐败,具有较深刻的认识价值。《金瓶梅》描绘了一个上自朝廷内擅权专政的太师,下至地方官僚恶霸乃至市井间的地痞、流氓、帮闲所构成的鬼蜮世界。西门庆原是个破落财主、生药铺老板。他善于夤缘钻营,巴结权贵,在县里包揽讼事,交通官吏,知县知府都和他往来。他不择手段地巧取豪夺,聚敛财富,荒淫好色,无恶不作。他抢夺寡妇财产,诱骗结义兄弟的妻子,霸占民间少女,谋杀姘妇的丈夫。为了满足贪得无厌的享乐欲望,他干尽伤天害理的事情。但由于有官府做靠山,特别是攀结上了当朝宰相蔡京并拜其为义父,这就使他不仅没有遭到应有的惩罚,而且左右逢源,步步高升。这些描写,反映了明代中叶以后,朝廷权贵与地方上的豪绅官商相勾结,压榨人民、聚敛钱财的种种黑幕。
  《金瓶梅》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从此 ,文人创作成为小说创作的主流。《 金瓶梅》之前的长篇小说,莫不取材于历史故事或神话、传说。《金瓶梅》摆脱了这一传统,以现实社会中的人物和家庭日常生活为题材,使中国小说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日臻成熟,为其后《红楼梦》的出现做了必不可少的探索和准备。
  思想内容:
  《金瓶梅》是一部以描写家庭生活为题材的现实主义巨著,它假托宋朝旧事,实际上展现的是晚明政治和社会的各种丑恶面相,有着深厚的时代内涵。
  一、全书描写了富商、官僚、恶霸三位一体的典型人物西门庆的罪恶一生及其家庭从发迹到败落的兴衰史,并以西门庆为中心,一方面辐射市井社会,一方面反映官场社会,展开了一个时代的广阔图景,彻底暴露出人间鬼蜮世界的肮脏与丑恶。西门庆一方面凭借经济实力来交通权贵,行贿钻营,提高政治地位;另一方面又依靠政治地位来贪赃枉法,为所欲为,扩大非法经营,从而成为集财、权、势于一身的地方一霸。作品还通过西门庆的社会活动,反映了上自朝廷下至市井,官府权贵与豪绅富商狼狈为奸、鱼肉百姓、无恶不作的现实,从客观上表明了这个社会的无可救药。
  二、《金瓶梅》以相当多的篇幅描写了西门庆及其妻妾的家庭活动,写出了这个罪恶之家荒淫无耻、贪婪无厌、骄奢糜烂、勾心斗角的林林总总,反映了正常人性惨遭扭曲和异化的过程。以潘金莲、李瓶儿、庞春梅为代表的诸多女性,尽管出身、性格、遭遇不尽相同,但都无视所谓的道德名节,被超常的情欲、物欲和肉欲所支配。她们以扭曲的人性去对抗道德沦丧的夫权社会,又在人性的扭曲中走向堕落和毁灭。作品从不同角度显示着不同女性或卑污、或势利、或庸俗、或阴暗的灵魂,赤裸裸地表现出人的原始的动物的本能和欲望,毫无粉饰地表现出在金钱力量冲击下的人性的扭曲与丑恶。
  三、《金瓶梅》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有着浓厚的天道循环的宿命论思想,使得后半部充满了虚无色彩;二是有不少庸俗低级的性描写,冲淡了小说的暴露力量;三更为主要的是作者缺乏文学家所应具有的良知感与责任心,在审“丑”和嗜“丑”之间游移不定,使得作品的理想精神完全失落,书中人物都是病态的、畸形的,整部作品看不到丝毫的光明和希望。
  《金瓶梅》的艺术成就
  作为一部具有近代意味的现实主义文学巨著,《金瓶梅》是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里程碑。它突破了中国长篇小说的传统模式,在艺术上较之此前的长篇小说有了多方面的开拓和创新,为中国古代小说的演进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一、在创作题材上,从描述英雄豪杰、神仙妖魔转向家庭生活、平凡人物。它是第一部以家庭生活和世态人情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主要通过普通人物的人生际遇来表现社会的变迁,具有强烈的现实性、明确的时代性,这标志着我国古代小说艺术的渐趋成熟和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重大发展,为此后的世情小说开辟了广阔的题材世界,并使之成为此后小说的主流。
  二、在创作主旨上,从立意歌颂理想变为着重暴露黑暗,从表现美转为表现丑。《金瓶梅》之前的长篇小说,在批评社会黑暗的同时,更多的是着力讴歌美好的理想,表现出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而《金瓶梅》则实现了中国古代小说审美观念的大转变,极写世情之恶、生活之丑,是一部彻底的暴露文学。它在表现丑的时候,常常用白描手法,揭示人物言行之间的矛盾,达到强烈的讽刺效果,这种写法对此后的讽刺文学有极大的影响。
  三、在人物塑造上,从单色调变为多色调,从平面化转向立体化。《金瓶梅》的叙事重心从以往的以组织安排故事为主转向以描写人物为主,并且克服了先前小说中人物性格单一化、凝固化的倾向,注重多方面、多层次地刻划人物性格,能细致如微地揭示人物复杂的内心世界,在一些人物形象中出现了美丑并举的矛盾组合,写出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流动性。
  四、在叙事结构上,从线性发展转向网状交织。此前的长篇小说基本上是由一个个故事联结而成,采用的是线性发展的结构形式,而《金瓶梅》则从生活的复杂性出发,发展为网状结构。全书围绕西门庆一家的盛衰史而开展,并以之为中心辐射到整个社会,使全书组成一个意脉相连、情节相通的生活之网,既千头万绪,又浑然一体。
  五、在语言艺术上,从说书体语言发展为市井口语。此前长篇小说的语言深受“说话”伎艺影响,《三国志演义》属于半文半白的演义语体,至《水浒传》、《西游记》白话语言日渐成熟,同时也向着规范化和雅驯化的方向发展,而《金瓶梅》却代表了小说语言发展的另一方面,即遵循口语化、俚俗化的方向发展。它运用鲜活生动的市民口语,充满着浓郁淋漓的市井气息,尤其擅长用个性化的语言来刻划人物,神情口吻无不毕肖。
  
  
  《金瓶梅》的版本及80年代以来的出版情况
  《金瓶梅》的版本可分为两个系统:
  1.词话本,又称万历本(即明万历年间刻本《金瓶梅词话》),是早期版本,有民间说唱色彩,语言叙事都比较朴质,有原始风貌。
  2.绣像(张评)本,又称崇祯本(即明崇祯年间刻本),此书有200幅木刻插图,全称《新镌绣像批评金瓶梅》故称绣像本,是后来经过文人润色加工过的,文字比较规范,文学性更强些,但早期的朴质风格受到了影响,有一些士大夫说教的色彩。后来清初张竹坡对这个版本进行了评点,之后评点本大行其道,崇祯本便为张评本取代,现在的崇祯本基本都是张评本。
  
  词话本系统(万历本)
  一、《新刻金瓶梅词话》1957年文学古籍刊行社据1933年10月“北京古佚小说刊行会”影印本重印,两函二十一册,200幅插图合为一册。
  二、《金瓶梅词话》戴鸿森校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5月版,删节本,全二册,印量10000部。
  三、《金瓶梅词话校注》冯其庸顾问,白维国、卜健校注,岳麓书社1995年8月版,全四册一函,印量3000套。
  四、《金瓶梅词话》同(一)人民文学出版社据1957年影印本重印,1988年4月版。两函21册,图1册,线装。
  五、《金瓶梅词话》同(二)戴鸿森校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全二册,为“世界文学名著文库”系列。
  
  绣像本系统(崇祯本)
  六、《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丛书本,据北大图书馆藏本影印。1988年8月版,印量未标。4函36册,每回插图2帧,全书共200帧。正文页20行,行22字,文中有圈点,行间有夹批并有眉批。
  七、《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李渔全集》(第一版20册)第12、13、14册收录。张兵、顾越点校,黄霖审定,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8月版,印量3500套。插图100幅,附于卷首。有删节,但未注明字数,删文以“□”标出。(第二版12册本《李渔全集》改为2册收录,此为崇祯本)
  八、《金瓶梅》崇祯本会校足本,王汝梅会校,齐鲁书社1989年6月版。该书是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文件批准,为学术研究需要而出版的。这是《金瓶梅》崇祯本问世以来第一次出版排印本,一字不删,200幅插图照原版影印。
  
  张评本系统(张竹坡评本)
  九、《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王汝梅、李昭恂、于凤树校点。齐鲁书社1987年版,全二册,印量10000套。(此为张评甲本)删节本,注明所删字数,全书共删10385字。
  十、《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王汝梅校注,吉林大学出版社1994年10月版,印量3000套,全二册,每回有校记注释。删节本,未写明字数,删节以“…”标示。(此为张评乙本)
  
  会校本
  十一、《金瓶梅会校本》中华书局1998年3月版。全三册。该书是对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5月版戴鸿森校本、崇祯本、张评甲本三书的会校,删节处同原书。
  
  
   金瓶梅研究的资料和论著
  1、瓶外卮言(姚灵犀著,天津书局1940年版)
  全书分研究论文和词语解释两部分,是中国第一部《金瓶梅》研究专著,反映了二十世纪上半期的研究水平。
  2、金瓶梅考证(朱星著,百花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
  该书对《金瓶梅》的版本、作者等问题进行考述,是建国后出版的第一部《金瓶梅》研究专著,它的出版代表着一个新的研究时代的开始。
  3、金瓶梅编年纪事(魏子云著,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81年版)
  该书将《金瓶梅》故事按年月日进行编排,寻找线索以解决作者、撰写时代等问题。魏子云为二十世纪最高产的《金瓶梅》研究专家,撰有将近二十部《金瓶梅》研究专著。
  4、论金瓶梅(吴晗等著,胡文彬、张庆善选编,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版)
  本书精选二十世纪80年代以前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是国内影响较大的一部《金瓶梅》研究论文集。
  5、金瓶梅资料汇编(朱一玄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全书分本事、作者、版本、评论、影响等五个部分,辑录有关金瓶梅的研究资料,是国内第一部金瓶梅资料汇编。
  6、金瓶梅的世界(胡文彬编,北方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
  该书选收海外学者研究《金瓶梅》的论文20篇,反映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外海外《金瓶梅》研究的情况。
  7、《金瓶梅词典》(王利器主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全书收录《金瓶梅》各类词语4588条,进行解释,为阅读作品提供了很大便利。
  8、金瓶梅研究(第一辑,中国金瓶梅学会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这是国内唯一的一种《金瓶梅》研究期刊,不定期出版,至今已出到第八辑。代表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研究水平,反映了这一时期金瓶梅研究的繁盛景象。
  9、金瓶梅素材来源(周钧韬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该书对《金瓶梅》的创作素材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梳理和辨析,有助于对《金瓶梅》作者、创作情况、思想倾向、艺术特性等情况的了解。
  10、我与金瓶梅--海峡两岸学人自述(周钧韬、鲁歌主编,成都出版社1991年版)
  全书收录23篇《金瓶梅》研究专家所写的自述,由此可见他们的治学经历及几十年间《金瓶梅》的研究状况。
  11、金瓶梅大辞典(黄霖主编,巴蜀书社1991年版)
  该书为综合性辞典,内容涉及《金瓶梅》的各个方面,对阅读、欣赏和研究这部小说具有很大的帮助。
  12、20世纪金瓶梅研究史长编(吴敢著,文汇出版社2003年版)
  该书对20世纪海内外《金瓶梅》研究的状况进行系统、全面的介绍,是一部内容翔实、资料丰富的《金瓶梅》研究史。
  13、金瓶梅的艺术(孙述宇著,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78年版)
  全书收录学术论文十五篇,对《金瓶梅》的艺术特色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在研究领域上有所拓展,是一部较早从艺术角度研究《金瓶梅》的专著。
  14、金瓶梅人物论(孟超著,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
  该书对作品中的27个主要人物进行分析,是一部研究《金瓶梅》人物形象的专著。本书写于1948年,曾在香港《文汇报》连载。
  15、金瓶梅成书与版本研究(刘辉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全书收录9篇学术论文的,对《金瓶梅》的成书过程、版本、评点等问题进行了梳理和考辨,并披露了不少新的资料。
  16、金瓶梅考论(黄霖著,辽宁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全书收录学术论文28篇,既有对作者、成书、版本的考述,又有对人物形象、艺术特性的探讨,作者提出不少值得注意的观点。
  17、说不尽的金瓶梅(宁宗一著,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该书从小说观念、小说类型、审丑、性描写等方面探讨《金瓶梅》对中国小说美学的贡献,有不少新的见解。
  18、《金瓶梅》与中国文化(田秉锷著,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该书在中国文化发展演进的大背景下,探讨《金瓶梅》与运河文化、酒文化、性文化等的关系,重在挖掘作品的文化内涵,拓展了研究空间。
  19、金瓶梅艺术论(周中明著,广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该书从艺术构思、讽刺、白描艺术、人物塑造、心理描写、语言艺术、结构布局等方面对《金瓶梅》的艺术成就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
  20、金瓶梅六十题(陈诏著,上海书店1993年版)
  该书从小处入手,分六十个专题,内容涉及《金瓶梅》的各个方面。全书篇幅短小,笔调生动,具有较强的可读性。
  21、世情与世相(尹恭弘著,华文出版社1997年版)
  全书将作品放在晚明的时代文化背景下,对其与儒家文化、佛教文化、道教文化、性文化、政治文化、家庭文化、伦理文化、市井文化的关系进行了全面、深入的剖析。
  22、秋水堂论金瓶梅(田晓菲著,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作者直接面对原著,对作品逐回进行十分精细的解读,角度别致,新意叠出,读后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23、日本研究金瓶梅论文集 (黄霖 王国安 选编 齐鲁书社1989年版)
  24、金瓶梅西方论文集 (徐朔方 选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25、金瓶梅研究 复旦大学出版社
  
  《金瓶梅词话》是我国第一部以家庭日常生活为素材的长篇小说。它的开头据《水浒传》中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故事改编,写潘金莲未被武松杀死,嫁给西门庆为妾,由此转入小说的主体部分,描写西门庆家庭内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以及西门庆与社会中各色人物的交往,直到他纵欲身亡,其家庭破败,众妾风云流散。书名由小说中三个主要女性(潘金莲、李瓶儿、春梅)的名字合成。
  在万历年间,已有《金瓶梅》抄本流传。据袁中郎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写给董其昌的信,他曾从董处抄得此书的一部分;又据《万历野获编》,沈德符在万历三十七年(1609)从袁中道处抄得全本,携至吴中,此后大约过了好几年,才有刻本流传。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刻本,是卷首有万历四十五年丁巳(1617)东吴弄珠客序及欣欣子序的《金瓶梅词话》,共一百回,有的研究者认为这可能就是初刻本。其后有崇祯年间刊行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一般认为是前者的评改本。它对原本的改动主要是更改回目、变更某些情节、修饰文字,并削减了原本中词话的痕迹。清康熙年间,张竹坡评点的《金瓶梅》刊行(此书扉页刻有“第一奇书”四字,因此也称作《第一奇书》)。它是以崇祯本为底本,文字上略有修改,加上张氏的回评、夹批,并在卷首附有《竹坡闲话》、《金瓶梅读法》、《金瓶梅寓意说》等专论。这个本子在清代流传最广。
  《金瓶梅词话》的作者,据卷首“欣欣子”序说,是“兰陵笑笑生”。用古名称为“兰陵”之地有二,一在今山东峄县,一在今江苏武进县,以何者为是,尚无定论。这位“笑笑生”究为何人,也至今无法确认。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作者是“嘉靖间大名士”,袁中道在《游居柿录》中说作者是“绍兴老儒”,谢肇淛《金瓶梅跋》说作者是“金吾戚里”的门客,皆语焉不详。后世人们对此提出种种猜测和推考,先后有王世贞、李开先、屠隆、徐渭、汤显祖、李渔等十几种不同的意见,但尚没有一种意见能成定论。关于小说的创作年代,也有嘉靖与万历两说,研究者一般认为后者为是。如小说中引用的《祭头巾文》,系万历间著名文人屠隆之作;写西门庆家宴分别用“苏州戏子”、“海盐子弟”演戏,为万历以后才有的风气,都可以作为证据。
  虽然《金瓶梅词话》作者的情况不详,但仍可以推断为我国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有人认为,根据《金瓶梅词话》较多保留了说唱艺术的痕迹、书中情节与文字前后颇有抵牾、较多引录前人作品等情况,这部小说当是和《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一样,是由某个文人在民间创作的基础上改写而成,但这一说法难以成立。和《三国演义》等不同,在《金瓶梅词话》问世之前,根本没有内容相似的雏型作品流传,而且据《万历野获编》的记载来看,广闻博识的沈德符在未读这部小说之前,也不知道这是一部什么样的书,此其一;《金瓶梅词话》是一部大量描绘日常生活琐事的小说,没有传奇色彩,故事性也不强,不易分割成相对独立的单元,尽管在这部小说流行渐广以后,也有取其片断为说唱材料的情况,但从全书来说,它不适宜作为民间说唱的底本,此其二。至于保留了说唱艺术的痕迹,只能说是作者有意模拟及个人爱好的表现。
  
  二、《金瓶梅词话》的写实内容与时代特征
  
  《金瓶梅词话》是以北宋末年为背景的,但它所描绘的社会面貌、所表现的思想倾向,却有鲜明的晚明时代的特征。小说主人公西门庆是一个暴发户式的富商,是新兴的市民阶层中的显赫人物,他依赖金钱的巨大力量,勾结官府并获得地方官职,恣意妄为,纵情享乐,尤其在男女之欲方面追逐永无休止的满足。他以一种邪恶而又生气勃勃的姿态,侵蚀着末期封建政治的肌体,使之愈益堕落破败;而他那种肆滥宣泄的生命力和他最终的纵欲身亡,也喻示着他所代表的社会力量在当时难以得到健康的成长。当然,对晚明时代各种社会问题,作者并未能提出明确的理论见解,但小说却以前所未有的写实力量,描绘出这一时代活生生的社会状态,以及人性在这一社会状态中的复杂表现,这是很大的成功。
  《金瓶梅词话》首先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它所描写的官商关系和金钱对封建政治的侵蚀。本书在讨论汉初贾谊、晁错的政论文时,就已指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奉行“重农抑商”政策,根本上是由于商人所拥有的金钱力量足以对以政治权力为核心的封建等级秩序构成破坏。而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工商业的兴盛,这种破坏又终究是不可避免的。晚明正是这样一个时代。从《金瓶梅词话》中我们看到,明初朱元璋所颁布的《明律》中关于房舍、器物、服饰等诸方面区分等级的规定,这时早已形同虚设。西门庆一家物质享用的奢华,远远超出于一般官僚,以至其妻妾走在大街上,会被路人议论为“已(一)定是那公侯府位里出来的宅眷”,“是贵戚皇孙家艳妾”。而官僚阶层面对这种金钱力量,也不得不降尊纡贵。第四十九回写文采风流的蔡御史在西门庆家作客,受到优厚的款待,还得了两个歌妓陪夜,对于他的种种非法要求,无不一口应承。而位极人臣的蔡太师,也因收受了西门庆的厚礼,送给他一个五品衔的理刑千户之职(第三十回),做了一笔权钱交易;在过生日之际,更以超过对待“满朝文武官员”的礼遇接待这位携大量金钱财物来认干爷的豪商。至于贿赂官吏,偷税逃税,在西门庆更是轻而易举之事。封建国家机器在商人的金钱的锈蚀下,已失去其原有的运转能力。
  而西门庆正是凭藉其金钱买通政治权力,在相当的范围内为所欲为,乃至发出这样的“豪言壮语”:
  咱闻那佛祖西天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楮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掳了许飞琼,盗了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第五十七回)
  但另一方面,作者也揭示了西门庆这样的人物并无机会被引纳为国家机器中的核心分子,他和这个封建政权多少仍是处于游离状态的。小说中有两处描写颇值得体味。一是四十九回写歌妓董娇儿服侍蔡御史一夜,得了“用红纸大包封着”的一两银子,拿与西门庆瞧,西门庆嘲笑道:“文职的营生,他那里有大钱与你,这个就是上上签了。”这里显示了富商对文官的寒酸的卑视。另一处是五十七回写西门庆对尚在怀抱中的儿子说:“儿,你长大来,还挣个文官,不要学你家老子,做个西班出身,虽有兴头,却没十分尊重。”这里却又表示了对做“文官”——国家机器中的核心分子——的向往。
  小说在这方面虽没有充分展开,但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如果说西门庆是晚明市民阶层的一个代表人物的话,这类人物虽然能够以金钱买到一部分政治权力为己所用,却没有足够的力量从根本上影响这部国家机器。作为一种社会势力,他们既不是独立的,也不是积极反抗的;在他们兴起之时,就已经卷入到封建政权的腐败过程中去了。所以,生命力的肆滥的宣泄,成为西门庆这一类人物体认和表现自身存在的方式。
  在揭示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方面,《金瓶梅词话》所涉及的不仅仅是官商勾结、钱权交易,而是十分广泛而又非常深刻的。尽管过去的小说在这方面也曾作出努力,但正如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说,我国戏曲、小说的特质之一,是“往往说诗歌的正义,善人必有其终,而恶人必罹其罚”。即使歌颂民间反抗斗争的《水浒传》,也还是让正义得到不同形式的伸张(包括死后成神这一类给读者以精神安慰的形式),这多少给那种黑暗的社会抹上了一层理想色彩。而在《金瓶梅词话》中,我们却看到许多无告的沉冤,难雪的不平:西门庆毒死武大,娶了潘金莲,逍遥法外,即使英雄武松也对他莫可奈何;苗员外惨遭杀害,主犯苗青却因此成了富豪;宋蕙莲被害死后,她父亲想给女儿报仇,结果也被迫害而死……,这种无辜者受尽煎熬、悲惨而死、毫无抵偿的故事在小说中比比皆是。而那个作恶多端的西门庆,却享受了一辈子的富贵荣华。他最后的纵欲而死,即使有教人自我检束的意味,也算不上“恶有恶报”;甚至他转世投胎,也仍旧是做富户。现实的沉重和阴暗,使读者感受到巨大的压抑,从而更有可能认识到封建社会的本质。这种描写,一方面是因为封建末世的政治确实格外地混乱无序,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作者对传统道德已彻底失去信心,不再相信它能够有效地约制社会的统治阶层,提供正义的理想。
  与上述内容相关联,《金瓶梅词话》不仅反映了社会政治的黑暗,还大量描写了那种时代中人性的普遍弱点和丑恶,尤其是金钱对人性的扭曲。在这部一百回的长篇小说中,几乎没有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正面人物”,人人在那里勾心斗角,相互压迫。西门庆家中妻妾成群,花团锦簇,但众妻妾乃至奴婢之间的争宠夺利,无所不用其极,显示出在多妻制婚姻关系中女性心理的阴寒。小说有很多地方写到西门庆在占有各色女子时,一面寻欢作乐,一面商谈着财物的施予,两性关系在这里成为赤裸裸的金钱交易。还有,像五十六回写帮闲角色常时节因无钱养家,被妻子肆口辱骂,及至得了西门庆周济的十几两银子,归来便傲气十足,他的妻也立即变得低声下气。这些描写,都尖锐地反映出人性在金钱的驱使下是何等的可悲与可怜。而且,作者明显是有意识地在描写两性之间为金钱所左右的交往时大量引用那些辞采华美、富于温情的诗、词、曲,让人感觉到:在那样的社会里,不仅在政治方面不存在王国维所谓“诗歌的正义”,在男女交往中也极少存在诗歌的温情。
  历史的演进是复杂的过程。一方面,正如我们在前面说过的,肯定“好货”、“好色”是晚明时代具有进步意义的新思潮,但另一方面,在新的社会力量远不够强大、具有正面意义的新道德难以确立的情况下,这种思潮在社会生活中(特别是在西门庆一类人物身上)却常常会以邪恶的形式表现出来。《金瓶梅词话》的思想内涵因此也带有这一历史变异时期的复杂性。为小说作序的“欣欣子”(许多研究者认为这是作者的另一化名),称此书的宗旨是“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恶”,但这只是一种有意识的和常规性的标榜,小说本身则很少有基于传统道德的说教;作者一方面揭示了物质欲望和情欲的膨胀使人性趋向于贪婪丑恶,同时也如实地反映出追求这些欲望的满足乃是人性中不可抑制的力量。金钱和情欲不是被简单地否定的,而是同时被视为既是邪恶之源,又是快乐与幸福之源。以对于李瓶儿的描写为例,她先嫁给花子虚,彼此间毫无感情,后来又嫁蒋竹山,仍然得不到满足,在这一段生活中,她的性格较多地表现为淫邪乃至残忍;
  嫁给西门庆后,情欲获得满足,又生了儿子,她就更多地表现出女性的温柔与贤惠来。这明白地显示出:过度纵欲固然不可取,但对自然欲望的抑制,却只会造成更为严重的人性的恶化。虽然,作者很难以一种恰当的态度来处理这种人性的矛盾,而最终只能以虚无和幻灭来结束他的故事,但至少他对人性的看法,已经不再是简单化的了。
  《金瓶梅词话》受后人批评最多的,是小说中存在大量的性行为的描写。这种描写又很粗鄙,几乎完全未曾从美感上考虑,所以格外显得不堪,使小说的艺术价值受到一定的削弱。一般认为,当时社会中从最高统治阶层到士大夫和普通市民都不以谈房闱之事为耻,小说中的这种描写,是当时社会风气的产物。不过,同时还应该注意到,这和晚明社会肯定“好色”的思潮有很大关联,它是这一思潮的一种粗鄙而庸俗的表现形态。
  
  三、《金瓶梅词话》的艺术成就与地位
  
  《金瓶梅词话》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多方面的开创意义,标志了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
  过去的长篇通俗小说,主要是以历史故事、民间传说为素材,在民间的“说话”艺术中经过长期的酝酿、改造而形成的,注重传奇色彩、故事情节,在人物的善恶分判上简单而分明,构成这些小说的共同特点。而《金瓶梅词话》作为文人的独立创作,明显突破了以上这些范式。它问世不久,就传抄于袁宏道、袁中道、董其昌、沈德符等当代最著名的文人之手,也说明了它在小说史上的特殊性。
  从取材来说,在这以前成就最高的三部长篇小说——
  《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分别以历史上的显赫人物、民间英雄好汉、神话人物为中心,归纳起来,可以说它们都是写非凡人物的非凡经历和非凡故事,是传奇性的小说。
  虽然这些人物故事也反映出一定的社会生活情景,但毕竟是经过了很大程度的想象与改造,和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是有距离的。《金瓶梅词话》则是以一个富商家庭的日常生活为中心,并以这个家庭的广泛社会联系来反映社会的各个方面。它的人物是凡琐的,没有什么超常的本领和业绩;它的故事也是凡琐的,没有什么惊心动魄的地方。但正因如此,它表现了小说创作对于人的真实平常的生活状态的深入关注与考察,从而成为我国古代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小说,或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所说的“世情书”。
  凡是优秀的小说,都必然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取得一定成就。但尽管如此,传奇性的小说放在首位的还是故事情节,即使以前小说中最以写人物擅长的《水浒传》,也首先是以故事情节吸引人,很少能看到仅仅为了显示人物性格而对情节发展并无多大意义的事件。而在《金瓶梅词话》中,则明显地出现了故事情节的淡化。它所描绘的大量的生活琐事,对于情节的发展并无意义,却能充分地展示人物的性格。如第八回潘金莲因等西门庆不来,便拿迎儿出气,打了她几十马鞭不够,又在她脸上掐了两道血口子才罢休,这和以后的故事发展毫无关系,却有力地揭示了潘金莲那种带有虐待狂倾向的残忍性格。此外如五十四回写西门庆与应伯爵等游郊园,五十七回写道长募缘、西门庆施银等等,此类“闲笔”甚多。
  可以说,《金瓶梅词话》与以前的小说相比,已经把重心从故事情节转移到人物形象上来,这是一个重要的进步。
  过去从民间“说话”中发展起来的通俗小说,为了使文化水平不高的听众、读者容易把握人物,其人物性格一般是单纯而鲜明的,坏人一切都坏,好人纵有缺点(如《水浒传》中李逵、鲁智深那样),也无损于其基本的品质。但这样的人物虽然容易被接受,相对于复杂的实际生活来说却是简单化了。《金瓶梅词话》写人物,就不再是这样简单的处理。
  前面我们说到,这部小说中几乎不存在通常意义上的“正面人物”,但同样这部小说中也几乎不存在通常意义上的“反面人物”。如小说中写李瓶儿,既有泼辣、凶狠,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不顾一切的一面,但在更多的场合下,她表现出善良、懦弱和富于同情心一面,她的性格是极为丰富的。又如奴才来旺的妻子宋惠莲,是一个俏丽、轻浮、浅薄的女人,她勾搭上了西门庆,便得意忘形,一心想摆脱丈夫,在西门庆家爬上个小老婆的位子。但当来旺被西门庆陷害时,她却悲愤异常,“千也说一夜夫妻百夜恩,万也说相随百步也有个徘徊意”,念着他们在贫贱生活中所建立起来的真诚感情。她痛骂西门庆:“你原来就是个弄人的刽子手,把人活埋惯了。害死人,还看出殡的!”西门庆百般劝诱,她再也不肯就范,最后终于自杀(第二十六回)。她确实是贪图钱财和虚荣、品格卑贱的人,但在这后面,却又保存着某种人性中的高贵的东西。
  这样的人物形象,是过去的小说中所没有的。就是西门庆,固然是个恶人,但他的“恶”也不是以简单的符号化的形式表现出来。他的慷慨豪爽、“ 救人贫难”,多少表现出市民阶层所重视的品德。他对妇女从来就是贪得无厌地占有和玩弄,但当李瓶儿病死时,他也确实表现了真诚的悲痛。小说对这一事件的描写十分细致。一方面,西门庆不顾潘道士提出的“恐祸将及身”的警告,坚持要守在垂危的李瓶儿的身旁,当她死后,不顾一切地抱着她的尸体哭叫:“宁可教我西门庆死了罢,我也不久活于世了,平白活着做什么!”另一方面,作者又借西门庆心腹玳安之口指出:“为甚俺爹心里疼?不是疼人,是疼钱。”但这里并不是说西门庆的感情是虚假的,而是说这种感情与李瓶儿嫁他时带来了大量的钱财有极大关系,贪财是他的感情的重要基础。而这种真诚的一时冲动的感情,却又不能改变西门庆好色的无耻本性,小说接着又写他为李瓶儿伴灵还不到“三夜两夜”,就在灵床的对面奸污了奶子如意儿(第六十二至六十五回)。西门庆的形象就是在这样丰富的性格层次中塑出来的,所以能够给人以活生生的感觉。
  而且,《金瓶梅词话》描写人物性格,不是把它当作一种单纯的个人天性来看待,而是同人物的生存环境、生活经历联系起来。譬如潘金莲,可以说是小说中最富于邪恶品格的女人,同西门庆真可谓天生一对。但仔细读小说,我们就会发现,她的邪恶是在她的悲惨的命运中滋长起来的。潘金莲出生在一个穷裁缝的家庭,九岁就被卖到王招宣府中学弹唱,学得“做张做势,乔模乔样”;后来又被转卖给张大户,年方十八就被那老头儿收用了;再后来她又被迫嫁给“人物猥獧 ”的武大。她美貌出众,聪明伶俐,却从来没有机会在正常的环境中争取自己做人的权利。来到西门庆家中,她既不像吴月娘那样有一个尊贵的主妇身份,也不像李瓶儿、孟玉楼那样有钱,可以买得他人的欢心,但她又不甘于被人轻视,便只能凭藉自己的美貌与机灵,用尽一切手段来占取主人西门庆的宠爱,以此同其他人抗衡。她的心理是因受压抑而变态的,她用邪恶的手段来夺取幸福与享乐,又在这邪恶中毁灭了自己。
  《金瓶梅词话》的语言一向为人们所称道。虽然有些地方显得粗糙,尤其是引用诗、词、曲时,往往与人物的身份、教养不符,但总体上说是非常有生气的。作者十分善于摹写人物的鲜活的口吻、语气,以及人物的神态、动作,从中表现出人物的心理与个性,以具有强烈的直观性的场景呈现在读者面前。鲁迅称赞说:“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中国小说史略》)如第四十九回写西门庆宴请蔡御史,请他关照生意,之后留他宿夜,来至翡翠轩:
  只见两个唱的盛妆打扮,立于阶下,向前花枝招飐嗑头。蔡御史看见,欲进不能,欲退不可,便说道:“四泉,你如何这等厚爱,恐使不得。”西门庆笑道:“与昔日东山之游,又何别乎?”蔡御史道:“恐我不如安石之才,而君有王右军之高致矣。”于是月下与二妓携手,不啻恍若刘阮之入天台。因进入轩内,见文物依然,因索纸笔,要留题。西门庆即令书童,连忙将端溪砚研的墨浓,拂下锦笺。这蔡御史终是状元之才,拈笔在手,文不加点,字走龙蛇,灯下一挥而就,作诗一首。
  风雅的形态与卑俗的心理交结在一起。作者不露声色,就写尽了两面。这种文笔,后来在《儒林外史》中得到极大的发展。
  《金瓶梅词话》以其对社会现实的冷静而深刻的揭露,对人性(尤其是人性的弱点)清醒而深入的描绘,以其在凡庸的日常生活中表现人性之困境的视角,以其塑造生动而复杂的人物形象的艺术力量,把注重传奇性的中国古典小说引入到注重写实性的新境界,为之开辟了一个新的方向。《儒林外史》、《红楼梦》就是沿着这一方向继续发展的。《石头记》的脂评说《石头记》(即《红楼梦》)“深得《金瓶》壶奥”,不为无见。所以说,《金瓶梅词话》尽管有种种不足,它在小说史上的地位,实不可低估。
  《金瓶梅》传世既广,随之也出现了一些续书。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称,有一种叫《玉娇李》的,“笔锋恣横酣畅,似尤胜《金瓶梅》”,今已不存。另有清初丁耀亢撰《续金瓶梅》等,俱不见佳。
皋鹤堂第一奇书金瓶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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