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段苦涩的回忆，是一段不能忘怀的历史。在早已经逝去的灰色年代，曾有几千万生龙活虎的青少年，把自己的青春投放在凋敝无望的农村。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前途如何，不知道自己准确的社会定位。这就是"知识青年"。拿现在的眼光看，加于他们身上的"知识青年"这个称号，是非常可疑的。因为他们在几乎小学刚毕业后不久，就中断了学业。等于刚刚脱盲，何来"知识"一说？他们完全是童心未泯的一群少年。他们有着如同今天的"80后"一样的顽皮、反叛和探究姿态。可是，岁月的灰尘太过厚重，把他们完全掩埋了。以往的所谓"知青文学"，只是演绎了某种伪理想主义的概念，而历史的真实则被轻易地盖住。
青春血泪史：血色黄昏
这是一篇血和泪凝成的文字，是一部用青春和生命记下的历史。作者用大胆泼辣的笔触，成功地塑违了半是天使、半是魔鬼的主人公林胡的形象：他偏执、多疑、暴戾、好斗，却又刚毅、倔强、不媚、不俗、嫉恶如仇1968年，他步行到内蒙古草原，自愿扎根边疆。
这是一篇血和泪凝成的文字，是一部用青春和生命记下的历史。作者用大胆泼辣的笔触，成功地塑违了半是天使、半是魔鬼的主人公林胡的形象：他偏执、多疑、暴戾、好斗，却又刚毅、倔强、不媚、不俗、嫉恶如仇1968年，他步行到内蒙古草原，自愿扎根边疆。
1970年我被下放到黑龙江省呼玛县农村的一个生产大队插队，与苏联隔江相望，不仅对岸的哨所，军营，车辆人员走动看的清清楚楚，顺风的时候连对岸的人说话也能听见。到这里来插队也是自己自愿报名的结果。当时虽说是“一片红”，中学毕业生都要去农村，我不选军垦农场或离上海近的安徽，江西的重要原因便是只有黑龙江省呼玛县是真正的“反修前线”，和苏联只有一江之隔，1969年珍宝岛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后，我的一些朋友们已经去那里插队，他们用白桦树皮写的充满激情的来信也使我蠢蠢欲动，想到那边去扛枪打仗，保卫祖国。中苏边境上的八年的土插队生活留下了不少令人难忘的故事和奇闻逸事，中苏两国的边境冲突的余波，文化大革命后期的国内政治风云的变幻，作为一个普通知青的我都有过体验，因为和许多以知青为题材的小说还有些不同，现在挖掘出来与众位正在洋插队的朋友们共享。信不信由你，也不要对号入座，如有巧合，纯属偶然。
一，吴八老岛的冲突
一谈到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很多人都知道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其实同时在黑龙江上还有个吴八老岛，也是中苏激烈冲突的一个热点，只是没有发展到大规模的军事冲突的程度罢了。我插队的察哈彦离吴八老岛只有百里多地，因此刚到那里，老知青和老乡们便给我们讲了一些围绕着这个岛中苏冲突的故事。当时有首叫“手握一杆钢枪”的歌曲最初就是从这里唱出的，后来被编进一本叫《革命歌曲》的书时，则把“我守卫在吴八老岛上”改成“我守卫在祖国的边防线上”。
吴八老岛位于黑龙江省呼玛县鸥浦三合村境内黑龙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理所当然是中国的领土。岛上虽说没有金矿和石油，但是在中苏友好的蜜月时期，苏方人员经常上岛打草砍伐树木，中方也不加以阻挠。好比是邻居偶尔用一下你的东西，在关系好的时候你根本不会在乎。这就给苏方在以后视吴八老岛为苏联领土留下了隐患。我所在的生产队附近的一个小岛也是因为过去默认苏方人员上岛打草砍树后来引起了纠纷。
中苏关系交恶以后，据说苏联军人从1968年夏天首先开始在岛上挑起冲突，不准中国边民上岛。记得当年中国的一部纪录片上曾经有过苏联军人在岛上把中国渔民赶得四处乱跑的场面。新华社还专门发过几张照片以揭露“新沙皇”在吴八老岛地区的侵略行为，一张是全副武装的苏军在一名校官两名尉官的指挥下，站在岛上用长棍阻挡在小船上的我边民上岸；一张是我边民坐在岛上休息，头顶上有一架直苏军直升飞机在盘旋。(有兴趣的朋友只要翻一下1969年3月至6月的人民日报大概就能找到这些照片。)听当地人讲，当时苏联军人身材高大，训练有素，执枪持棒，而中国的边民当然也算是民兵赤手空拳，开始因为听从上级的命令，要有理，有利，有节，不准打对方人员，不许未经批准随便以血还血，以牙还牙，所以民兵只有挨打受气的份，没有还手的权利，吃了很多亏。和报纸上所说的我方总是大嬴家完全不同。有一次，有位民兵见到自己的好友被几名苏联军人打得头破血流，怒气冲天，实在忍无可忍，从船上抄起一根船浆，冲上岛去，一下子把一名苏军士兵打得昏死过去，结果回来还受了批评处份。1968年冬天(？)苏军开始阻挡中国的客车在吴八老岛外侧主航道上行驶(黑龙江夏天行船，冬天冰雪封江，大江便是天然的公路)，中国人当然要据理力争，不肯从吴八老岛内侧行驶，因为这样一来无疑是承认苏联对吴八老岛的领土要求。于是双方人员便在江面上发生对峙和冲突，从吵吵闹闹到推推碰碰，乃至大打出手。最初中国人老吃亏，给苏联军人打得头破血流，无招架之力。苏军一名中尉常是现场指挥，据说棉手套里藏有铁器，有一回一巴掌就把我方的一名人员打昏过去，从此留下脑震荡后遗症。他打过人后，马上回到苏军人员保护圈中，趾高气扬，令我方人员恨之入骨又无可奈何。久之，我方的上级也觉得老是挨打有损士气，如此如此调遣一番。
不久又有一辆我方的汽车在吴八老岛外侧江面上受阻，车上下来的我方人员与苏军开始争吵，当然都是老百姓装束(一般来讲，解放军是不准参加这种斗殴的，只能在岸边观望保护，据说是怕被苏军抓去，查明身份，引起直接的军事冲突)。苏军中尉于是指挥手下人员挥舞大棒大打出手，中国人员也如以往一样被追的如鸟兽四处散开，他正得意之时，忽然有几位似作逃避状的中国老百姓一下子都奔到了他的面前，中尉还没有出手便被一个中国人狠命地摔倒在地，另外几名中国人上去又是接着几下猛打，还有人拿起从苏军手里抢来的大棒对准他的腿部和腰部猛击，一切都发生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等其他苏军士兵跑过来时，这几位中国人频频出手，把冲上来的苏军一个个摔倒在地，不慌不忙地跑回到中国人员中去了。据说当时苏军士兵都给镇住了，因为过去苏军在和中国老百姓的冲突中一向是占上风，从来没有看到过中国老百姓有如此高强的本事，不知中国是否是把特殊部队的军人改装派上来动真格的，加之现场指挥被中国人打昏在地，所以没有人再敢冲上来继续斗殴，只好灰溜溜地抬着不省人事的中尉回到苏方一侧去了。中国汽车顺利地从岛外侧的主航道上通过。从此以后，好长一段时期，这一段江面上的冲突少了许多。
事后据称，这次特意要从吴八老岛外侧江面上通过的中国汽车上的那几位出手不凡的老百姓是专门从省内各处调来的摔跤和柔道运动员，上级给他们的指示是不和苏军士兵纠缠，专打那位经常出面指挥打中国人的苏军中尉，这叫擒贼先擒王；还给他们放苏联军人无理殴打我国边境居民的纪录片，看各种照片，激起运动员的民族恨，幸好上级最后还没有忘记提醒他们当时中央三申五令的“三有”(有理，有利，有节)“十六字”(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对苏斗争方针，决不允许打出人命来，这就使苏军中尉在这几位彪形大汉的痛打之下不至于丧命。那位苏军中尉从此再也没在吴八老岛上出现过。但据人说，他又在珍宝岛上多次指挥苏军人员向我方挑衅，最后在1969年3月2日珍宝岛中苏边境武装冲突中被我军击毙。记得在当时的新华社记者内部报导中出现的瘸腿上尉便是此公。这也许是命中注定吧。阎王老子要找你，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1969年3月2日，15日在珍宝岛上发生中苏边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苏军出动了坦克和重炮，炮火把我纵深的公路打了个稀八烂，运输车辆完全不能通行。但我军靠人海战术，把弹药运上了前线。最后把珍宝岛牢牢控制在手中，总算让苏联人吃了一回亏。一辆苏军最新颖的t-72型坦克也被击毁在中国境内的次航道上，苏军几次反攻想把它拖回苏联境内未逞，无可奈何用重炮对其猛轰，最后将周围冰块炸碎，坦克残骸落入黑龙江中。被中国潜水员拖上岸，送到北京军事博物馆内展览。
此后，在吴八老岛对岸的苏军也许怕与我军发生直接冲突，加上黑龙江已经开化，上岛的进退也不容易，改用直升飞机在岛上盘旋，耀武扬威。但从5月12日起，经常用轻重机枪向岛上射击，威胁我方上岛生产人员的生命安全，有时子弹也飞到三合村来，气焰十分嚣张。上级领导要求三合站的边防部队和民兵迅速组成联合巡逻队，上岛行使主权。当时已有知青来三合站插队，得此消息，纷纷写血书要求上岛。经上级再三考虑，最后决定知青，民兵都不上岛，改由解放军边防部队官兵五人组成巡逻队上岛。出发前，开了军民誓师大会，群情激昂，巡逻官兵的代表也发言表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坚决走出国威和军威来，走完全部的巡逻路线，完全是敢死队的气慨，令人敬佩。
1969年5月15日下午1时许，五名官兵身穿崭新的绿军装昂首阔步登上了吴八老岛。最初的五分钟，对岸的苏军也进入了戒备状态，但没有象往常那样开枪警告。因为中国军队自珍宝岛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后，还没有在白天如此大模大样上岛巡逻过，我方岸边站着和隐蔽着的知青，民兵和军人都为之兴高采烈，还有人高呼“毛主席万岁”、“解放军万岁”之类的口号，不过马上被人喝令不准出声。谁知忽然对岸山上苏军隐蔽点中终于传来了令人担心的枪声，开始苏军还只是往空中开枪，见我军巡逻官兵还是一付大无畏的样子在岛上行走，便用机枪向对准吴八老岛上巡逻队必走的一块平地扫射，子弹越射越低，可以说把我军巡逻队前进的道路完全封锁住了。我军巡逻队队员也不再昂首阔步了，开始借着岛上的小树灌木丛之类的隐蔽物来保护自己继续前进，后来在那块平地前不得不止步而隐蔽起来。岸边的中方军民看到巡逻队受阻于苏军的枪林弹雨，纷纷要求上级下令开枪还击，保护我巡逻队执行正常的巡逻任务。谁知现场总指挥，好像是一位团长说上级有命令，决不能把一颗子弹射到苏联领土上，这是绝对不准违反的军令。眼看巡逻队官兵在苏军的机枪子弹的威胁下进不得，有生命危险，又退不得，大概怕丢中国人的脸，违背自己的誓言，再说当时我巡逻队也没配备对话器之类的通讯装备，那怕上级要他们马上撤退也无法知晓。十几分钟后，岸上的我方军民看到巡逻队在一片枪声中开始匍伏前进，爬爬停停，不一会儿，前四名队员已通过封锁线，进入一片小树林，但是最后的一名队员稍稍猫腰爬了几步，一个踉跚挺了下腰就趴下再也不动弹了，很明显他是中弹牺牲了。岸上我方军民不禁义愤填膺，有人号啕大哭，再次请求还击。那位团长也热泪盈眶，他说我也有枪有炮，跟你们一样想打，但没上级的命令，我是一颗子弹都不能放的，军区已下令停止一切军事行动。
见打死了中国边防军，对过苏军也许是怕惹出更大的麻烦来，轻·重机枪也停止了扫射。夜幕降临后，中弹牺牲的巡逻队员的遗体被安放在知青的大食堂里供大家瞻仰，一些女知青哭得死去活来，这是知青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的真正的烈士。后来又在公社所在地十八站公路边为这位死去的战士建了个陵园，树了个十来米高的大碑，往来汽车上的人只需抬头便可看到上面刻着“反修战士任宝林烈士之墓”十来个大字。
烈士算是壮烈牺牲了，但后来给我们知青搞军训时，边防军的杨排长总把任宝林通过封锁线时没有象其他队员那样采取低姿匍伏前进而采取猫腰高姿匍伏前进而牺牲的事例作为一个教训，告诫我们在战场上要学会保护自己，千万不要逞英雄，丢掉性命。杨排长还说，他听孙玉国(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的战斗英雄，时任边防军连长，曾在中共九大上作事迹报告，后官至沈阳军区副司令，1976年被免职。)的报告讲，在珍宝岛的战斗中，有位后来被称为英雄的战士模仿电影中的战斗英雄，一下跳出战壕，背靠在大树上端着冲锋枪对着苏军横扫一阵而被打死的。他说不怕死不是要你去白白送死，将来一旦和苏修打仗的时候，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些血的教训，技术不过硬，思想再好也是要被打死的。别看一个小军人，说话也挺有道道的。1975年，政治谣言四起，据人传说，叶剑英元帅在批判林彪不注重军事训练专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思想教育的危害时，也举了这个关于背靠大树的珍宝岛英雄的例子，他愤慨地说：“当兵的当然要不怕死，但精神挂帅搞得战士连保护自己消灭敌人这最基本的军事常识也不知道，这不是拿他们的生命开玩笑吗。”
二、虚惊一场
中苏武装冲突后，中国的报纸上天天强调苏修亡我之心不死，要防备苏修的突然袭击。我们到生产队不久，上级便把我们知青武装起来了。虽说不是人人有枪，但比起文革时一个讽刺上海造反派头目的政治笑话中上海民兵的人均武器数量来讲，要多得多。
当时那个笑话讲，有一位造反派头目对下面的民兵说：“经上级批准，决定发给大家枪。一人一条枪(停顿，台下热烈鼓掌欢呼)，是不可能的(台下情绪有点低落)。经我向上级反映，两人一条枪(停顿，台下鼓掌)，也是不可能的(台下情绪更为低落)。最后决定，三人一条枪(停顿，台下没有鼓掌)是可能的(台下有人开始鼓掌)，不过暂时发的还是木头枪。”
我们知青民兵的武器当然是真枪实弹，虽然名义上也是三人一条枪，但总有几十个男女知青轮流在外面搞副业，伐木修路，花名册上陆续来到的三批共两百多名男女知青全在生产队的时候连一天都没有，所以一人一条枪甚至两条枪的时候还是很多的。我们的半自动和自动步枪，冲锋枪，轻机枪的样式和边防部队的差不多，只是装备到我们手中的时间要比边防部队晚两三年，知青民兵连长也没有手枪可带，但比起当年的土八路和志愿军的战士来讲要强得多，我们知青也心满意足了。当时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男孩女孩几乎都喜欢拿把枪拍照留念，至今许多人还保存着当年骑马握枪威风凛凛的照片。
不过相比之下，对岸苏军兵营里有百来号人，他们的具体武器装备不太清楚，好像有一辆装甲运兵车，三辆吉普车，五辆卡车，有一架军用直升飞机几乎每天都来，偶尔故意抄近路侵入我领空，从我们头上低飞过。乃至今天，我一听到直升飞机低空飞行的嘈闹声就感到烦躁不安。每当天气晴朗的时候，还不时看到对过蓝天上喷气式战斗机飞过的痕迹。黑龙江通航时，苏联的船只来往不绝，苏军配备的高速巡逻舰艇也经常神气活现地在江面上游戈。苏联边境线上的居民点很少，军营哨所很多。凡我居民居住点对岸必有苏军哨所兵营。他们三天两头搞实弹射击，那机枪的三长二短的点射打得十分熟练。对报纸上说的苏修在我边境陈兵百万，这时才有体会。
当时有一条毛主席语录，叫“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插队知青组成的武装民兵显然是正规边防军的最大辅助力量。最初边防部队派了一个排长和两名战士来为我们搞军训，练刺杀学打枪。有一回为了模拟炸苏联坦克，让个知青把土炸药包绑在一棵和人脖子差不多的白桦树上点燃，一声巨响，白桦树顿时被炸成两段，有一段从空中直向在几十米以外观摩的我们飞来，大夥儿只得四下逃避，结果刚好落在一位双手捂着耳朵跑的慢些的男生身边两米远的地方，险些弄出人命来。
把知青编为武装民兵，是要我们自己来保卫自己，守卫边疆。苏军在我生产队周围三面的对岸山岭上建了三个十来米高的了望哨所，位于半岛尖上我生产队人员的所有活动大概被他们看的一清二楚。生产大队背后方圆几十里都是密密的大森林，无人居住，离公路有一百数十里，离最近的其他居民点也有五十五里地。我正规部队布署在离边境很远的地方，边防军只是在公社所在地才有，人数也少得可怜，一年中巡逻到我们生产队只有几次，如果在这里和老毛子(东北人对苏联人的俗称)一旦打起来，等到七十里外的边防军来救援，我们早就完蛋了。当时的战略方针是一旦苏军大举入侵，我军大步后撤，关起门来打狗，把侵略者消灭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尽管大家都明白苏军无论是在武器装备上还是在军事技术上都要比我们强得多，那时年轻气盛，热血沸腾，丝毫无恐惧之心。钢枪在手，还想欲欲一试。
但一到那里，上级就向我们宣布几条纪律，第一，不准把枪口朝着苏联方向射击，即使在我境内发现特务和小股入侵苏军也不例外，要防止子弹飞到苏联领土上。第二，不准向入侵我领空的苏联飞机(主要是直升飞机)开枪，除非你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能让它掉在我国境内。1970年冬天，我们要到队里附近江上在主航道我方一侧的察哈彦岛上砍柳木杆子，男女知青纷纷要求上岛，甚至于还有人写血书请战。鉴于过去苏联人也去该岛打过草，并派过巡逻队赶我方老乡下岛，上级命令不准带枪上岛，遇见苏联边防军上岛，岸边的担任武装保护的民兵不准开枪，上岛的人除据理力争外，必要时主动撤回。那天上岛的知青与其说是怕苏军入侵，不如说是希望苏军来和我们吵架，让我们有个表现自己英雄行为的机会，有人还偷偷地带上了自制匕首。结果是苏联人当天根本没来，让知青们大失所望。直到1978年我考上大学和生产队告别时，每年我们都平安无事地上岛好多次，也没有发生过苏军上岛的事件，苏联方面实际上承认了察哈彦岛的主权属于中国，而我们也不再兴师动众派人保护了。当时边境上的我方军民基本上是秉承高层领导的旨意，不在边境向苏联挑衅。尤其是中国总理周恩来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进行了当时称为“坦率的会谈”后，双方都有所让步和克制。上级又给我们下达了任何情况下不准在边境线二公里之内开枪打猎和实弹射击的命令，这样就有效地防止了可能引发武装冲突的萌芽。
因为插队知青人数是当地男女老少总数的一倍，所以晚上站岗巡逻的任务也由知青全包。每晚六人，三人一组，上半夜岗(九点到一点)多是女孩子，下半夜岗(一点到五点)则是清一色的男孩子，全是义务，没有工分报酬，白天还要出工劳动。人少时一个月中要轮到二三回。尤其是在冬天，冰雪封江或形势紧张时，还要加岗巡逻。
每次巡逻要从村里到生产队周围的田地里，树林子，江边绕好几圈，我们常在晚上零下几十度的寒冷气候下，趴在江边的柳毛丛里，用一个自备的十六倍的望远镜监视对岸苏军兵营的动静。此望远镜是中波远洋海运公司的某船长给他插队的儿子的送行礼物，带到队里后便成了大家的公用品。
我们当时把苏联当做敌人，时刻要防备对方袭击，刚去的时候，晚上单人在村里行走也经常提心吊胆，不敢靠着路边。有一天，一个女知青在江边地里放猪，忽然看到有一条船靠了岸，下来了几个彪形大汉向她走来，吓得她扔下猪群就往村里跑，大叫苏联人上岸了。大夥儿拿上枪赶去一看，才知道原来是我们中国航标艇的船员在修理岸边的航标灯。其实对岸的苏军大概也弄不明白中国边境的农村里怎么会突然冒出这么多穿草绿色服装的年轻人，也是戒备深严。
1970年6月，我们刚领到枪不久，一天晚上一点多忽然被对岸苏军的机枪声和我村庄里的紧急集合的钟声(一根挂在知青食堂屋檐下的钢管)叫醒。五分钟后，全体民兵在食堂前的空地上集合了。给我们讲话的是负责我们军训的边防军杨排长(我老把他看成是一部叫“冰山上的来客”电影中的足智多谋的杨排长)，他神情严肃地告诉大家，刚才发现有特务潜入我境内，上级要我们兵分两路马上进行搜索，在他讲话的同时，村子后面的树林和对岸苏军兵营的上空同时升起两颗绿色信号弹，不一会儿，在村子边上的泡子(小湖)边也响起了几声冲锋枪响，大概是巡逻的人发现敌情了，这时谁都认为这已不是一场训练了，刚才还是昏头昏脑，走路摇摇晃晃的我们都从梦中清醒过来了，心情十分紧张也有几分激动。
杨排长带着我们一部份知青迅速向泡子方向奔去，刚到泡子边，他大喝一声“卧倒”，几十个人这时刷地一下马上伏在地上，只见一下光亮，随后便是一声巨响，一颗手榴弹在水中炸开。然后大家又在命令下小心翼翼地沿泡子两边向前搜索。一分钟后，对岸苏军兵营里也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和车辆的急驶声。杨排长脸色大变，马上下令原地待命。我们也明白了这不过是一场紧急集合的演习。不久由另一名边防军战士带领的一路人马派人来报告，对岸苏军已经乘军车进入江边战壕，不过不象是要对我们发动攻击，好像是在防备我们进攻。杨排长听完来人报告后，宣布演习结束，除民兵连排长留下继续监视对岸苏军动静外，其余人马上解散回宿舍睡觉，但不准脱衣服。事后杨排长虽然挨了上级的批评，但他对我们知青的集合速度之快演习之认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这次夜间紧急集合虽然事先已通知上级，上级也赞成要让我们这些从上海来的知青经受一下锻炼，但对具体的演习计划则未加过问。打枪扔手榴弹都是杨排长精心的策划，想不到正巧那晚又有苏军的实弹射击和信号弹四起作渲染陪衬，结果弄假成真，让我们知青和对岸的苏军都虚惊了一场，差点儿真的闹出武装冲突来。由此看来，双方处于极端的对抗和敌对的情况下，惶恐不安，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感到是大敌来临，一触即发。一些武装冲突大概就是起源于这些偶然的突发因素吧。
(来日本后，遇见一些台湾来的男留学生，他们大学毕业后都有服兵役的义务，三人中有一人要抽到去金门岛经受锻炼的签，在那里也经历过防备共军突然袭击的演习。)
在边境上呆的时间长了，敌情观念淡薄了，警惕性也降低了。晚上站岗巡逻转个一圈便跑到队部的大热炕上去睡觉了，值勤日记上记的都是平安无事。因为中苏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危险性已消失，1972年以后，上级也许是察觉到每天晚上要那么多的人受罪也过于紧张，不再要求我们知青民兵每晚站岗巡逻了。
1973年冬天，知青民兵连长在公社开完会搭队里的拖拉机大爬犁回队，途中拖拉机出故障，修了老半天也没动弹，他让拖拉机手们继续修理，自己一个人从大江上走了几十里地回生产队叫人送零件去。他则在队里召开民兵大会，传达上级的最新指示，说最近在内地抓住一个苏联武装特务(原是中国的叛逃者)，据说就是在我们队对岸的苏军兵营里过夜，一大早在我生产队上游附近三十里地潜伏入境的，上级要求我队的民兵提高警惕等等。未等他传达完上级指示，便有一人慌慌张张地跑进来报告在我生产队下游附近的江面上，发现有一串从对岸走过来的脚印。我和连长跟来人一起骑马跑到了事发地点，这时已是晚上八点多了。月光照耀下的江面上，果然有一串脚印从江中好像是主航道苏联一侧笔直地延伸过来，在岸上的马车道边消失了，看样子是几小时前发生的事件。不一会儿，先前在下游抛锚的拖拉机大爬犁也轰隆轰隆地开到了这里，于此同时，对岸苏联一侧江面上也出现了五个撑滑雪板穿白色服装的全副武装的苏军巡逻兵。拖拉机手们告诉我们，这几个苏联兵从傍晚开始就一直在对岸监视和尾随他们前进。回到队里，又有人报告对岸苏军兵营里汽车往来不绝，九点多时直升飞机也来过了。这是从来也没有碰到过的事，一切发生的都是这样的奇怪，看来确实有大事要发生了。因为此时生产队的大多数知青和男劳动力都已陆续出发去林区伐木了，大家顿时紧张起来。给公社打电话，公社说边防军和县里负责人要早上才能赶到，要我们保持镇静。那些个男人出外伐木的小媳妇们害怕的拉带着孩子们几家住在一起，生怕武装特务溜进村来把她们杀了。所有的在队知青，包括第二天白天要到公社修水库的六个男女知青这一晚上都没有睡觉，在冰天雪地里拿着枪放暗哨和巡逻。
第二天白天，去公社修水库的六个知青和两个老乡出发了，因拖拉机还没修好，这七十多里地，他们只能步行了。不一会儿，边防军和县革委副主任兼外办主任也分坐两辆吉普车从山路来到我队，在连长和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陪同下到出事现场分析情况。苏军的几个雪地巡逻兵也站在对岸岸边严密地注视着我们这十来个人的动静。气氛有些紧张。
外办主任自然是经验丰富，先让边防军回到岸上的吉普车里去，自己仔细地看了一会儿脚印后，马上就问这两天你们生产队里有没有人从江上走过。连长回答，我昨天才从江上走回来。主任接二连三地又问了连长几个问题，随后不准我们保护，一个人往江中心走去，这里的人都为他提心吊胆。谁知他回来后说出的第一句话竟让连长大吃一惊，“我看这从对岸走过来的苏修特务大概就是你。”
原来黑龙江在这里有个大拐弯，从公社回生产队，或者从生产队到公社，顺着江中的主航道走的是弓弦，江中央的雪道又平坦，要比沿着岸边走弓背既快又省力，知青们脑子活胆子大，自以为只要自己与前后两个航标灯柱保持三点成一线，就不会越境走过主航道。连长走的便是这条近道，他看到岸边有我队的拉柴火的马车经过，就从江中笔直地回到岸边，坐上马车回队了。因为这一带的主航道离苏联岸边特别近，离我方岸边比较远，连长的这一长串脚印看起来好像是对岸有人走过来似的。而当他听人讲有特务越境，加之对岸苏军活动异常，一时警惕性高涨，未能冷静地想一想其他的可能性，便马上向上级汇报，结果引出了一次让全县军民虚惊一场的闹剧。
外办主任把连长一顿好训，便坐吉普车从山路回县里了。他心情十分愉快，要不是自己经验丰富，还不知全县军民要折腾多长时间。
下午他在办公室向各级领导通报了所谓苏联特务入境事件的真相，建议取消已发布到全县各生产队及各交通要道的检查站的三级战备的指示。就在他快下班的时候，有人向他报告，县城对岸苏联边防哨所打出要求紧急会晤的旗号。心里一震，不知又发生了什么重大边境事件。
三，外交辞令和中苏往来
俗话说“边境无小事，事事连国际”。根据中苏两国的协议，双方只是在几个口岸有定期和不定期的边防和外交会晤，大至边境冲突和犯罪者的引渡，小至溺死者死尸漂入对岸、牛马误入他界，都是谈判的话题。我县各生产队，公社管辖地带发生的边境事件都必须报县，由县外事办公室会同边防统一和对岸苏联边防直接交涉，不准下面自行交涉。
1970年代我县的首席谈判代表是县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兼外事办公室主任，具体姓名已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最后一个字是“泰”，与当时我公社党委副书记迟仁泰(一度官至地区党委副书记，1980年代降为漠河林业局党委书记，在震惊中外的大兴安岭地区火灾中，当机立断，用有线广播大叫大家逃命，及时指挥群众在大火到来前转移而出名)，某公社党委书记孙国泰三人并称为呼玛县能把死人说活的三泰铁嘴。
泰主任原是学俄语出身的大学生，在1968年一次围绕吴八老岛边境纠纷的中苏会晤中妙语惊人，崭露头角。当时苏军侵入我方领土，殴打我边境渔民，铁证如山，常被我方指责的哑口无言。苏方自知理亏，一直想找点材料来反驳我方。有一次苏军又与我边民在吴八老岛发生冲突，打来打去，一名苏军和我渔民同时掉入岛外侧的江中，我渔民入水后当然是如鱼得水，得心应手，抓住苏军不放，灌了他一肚子水，这一切都被苏军拍成照片，在双方会晤中作为中国人员故意殴打苏联边防人员的铁证向中方提出强烈抗议。当时的我方首席代表见此一叠照片，便知被苏方抓到了把柄，还未想出强辩的句子来，时任翻译的泰主任指着其中的一张照片对苏方说，这不明明是我国渔民在奋不顾身地救护你们落水士兵么，怎么会是我国渔民在殴打你们士兵呢。双方谈判的代表凑过头来一看，照片上果然是一个中国渔民在水里抓住脑袋搭拉着苏军士兵的后领子的形像，我方首席代表也以照片上背景是苏联，指责苏军侵略我神圣领土的行为，迫使苏方表示这是令人十分遗憾的误会事件。泰主任于是官运亨通。
上次讲到泰主任刚处理完一起所谓的苏联特务入境事件，回到县城后又接报告说对岸苏联边防哨所挂出三面红旗，这是要求紧急会晤的旗号。不知又发生了什么重大边境事件。当时两岸没有国际电话直通，约定有事要临时会晤，就在各自的了望塔上挂旗，旗子的多少和情况的紧急程度有关，三面红旗表示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进行会晤，属于发生了最紧急的事件。县里的老百姓只要一看到双方了望塔上升旗，便马上知道要有中苏边防人员会晤了。(北京中南海和莫斯科的克林姆林宫之间有直通电话，1969年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后，苏联领导人柯西金曾启动过这条多年未使用过的热线，要求和周恩来总理通话，中南海的年轻的女接线员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不仅一口拒绝，还义正词严地批判了“苏联修正主义者”一通。周恩来听了汇报后，严厉地批评了女接线员的未经请示的轻率举动，文革期的中苏高层唯一一次会谈直到越南胡志明死后才得以寻机在北京机场实行。)
晚上八时多，泰主任接到了一个从县公安局转来的电话，说是我察哈彦生产大队的六名知青今天中午误入苏联境内，被苏军巡逻车和巡逻队发现追赶，幸好知青及时跑回我境内，没有一个人员被抓住，苏军也没有开枪。
事件是这样发生的。我队的二名男知青，四名女知青以及二名当地老乡早上出发步行去下游的公社修水库，走的是才冰冻三尺的江道。走到大江的一个拐弯处，老乡们胆子小，只敢顺着我岸边走远路，知青们胆子大，不听老乡劝阻，顺着江中主航道走直线，自以为只要自己与前后两个航标灯柱保持三点成一线，走在我方岛的内侧，无论如何也不会越境。当时我们知青虽说已二十岁，在生产队里男女生之间还是一本正经的，也不太说话。走在大江中间，开始也许是有些陌生，不言不语，倒是四名女孩首先打破僵局，问东问西，不一会儿大家也边走边聊上天了。特别是走在有汽车压过的地方，非常舒坦，大夥儿说今年的江道咋会这样好走，不会走到老毛子的车道上去吧。领头的男孩自信地说，不会的，我一直看着前面的航标。忽然，有一女孩叫了起来，前面来汽车了。果然在远处出现了一个移动的飞快的黑点，开始大家还以为这是县里派来调查特务潜入情况的官员的车，没有在意，继续聊天，走了几步，觉得有些不对头，回头一看，我方岸边走的那二位老乡已停下来，挥着手不知叫喊什么，后面很远处有几个苏联人滑着雪橇飞也似地朝这儿赶来。“糟糕，我看漏了一个航标灯，我们走到苏联的岛边上来了。”领头的男孩发现自己犯了个重大错误。那个小黑点也迅速地变大，大家发现它就是熟悉的那辆苏军巡逻车。车子在六名知青的前面一百米左右停留下来，走出三名苏军，一名军官和一名拿枪的苏军士兵小心翼翼地朝这里走来，还有一名站在车身边作掩护，拿枪作瞄准状。而六名知青虽然不是手无寸铁，但能够护身的只有男孩们的两把自制匕首。当时不执行巡逻任务时，枪是绝对不准带出生产队的。知青们深知被苏军抓住的后果，一时也慌乱起来。
眼看前面苏军已逼近，后面追兵也快赶到，三十六计，逃为上计。六个人赶紧向我方一侧的岸边跑。谁知在这大江的转弯处，水流比较急，冰结得不厚，加上又处于风口，冰面上的雪也被吹走了，走在上面，不仅可以听见冰的裂开声，还可以看见冰下奔腾的江水。尽管后面的苏军用生硬的中国话大叫“站住”，尽管在江中的冰面上有人还滑了一跤，哥们妹们还是大胆地往前走，不回头。十分钟后和岸边的老乡汇合后，看见对岸已有十多个苏军聚在一起了。真是好玄，要是被抓住，可倒上大霉了。
1968年冬天，1969年夏天，苏军在黑龙江，乌苏里江一带以埋伏和强行绑架的手段，在我国境内江面和属于我国领土的岛屿上抓走我边民数十人。有位分配在某公社当兽医的大学毕业生和两名老乡在江面上行走时，忽然四周雪地里冒出几个苏军来，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就被苏军打伤打昏塞进一辆从对岸急驶过来的军车里，送到苏军兵营里分别受审。兽医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因为在大学里学过俄语，所以不断用俄语大骂苏联人，结果挨了顿臭打，闹的兵营里人人都能听见。老乡们避重就轻，在关于中国边防军情况的讯问中，一问三不知。不过苏军从老乡的口里也得知，抓来的那个会说俄语的青年并不是中国的军人和公安人员，只是个新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而已。晚上，三人被关在同一房间里，冻得嗦嗦发抖，只有受了伤的兽医的床上有一条毛毯，三人只好挤坐在这张床上渡过了第一夜，后来在兽医的据理力争下，第二天开始生活待遇有了改善。我方发现人员失踪后，一查下来，找到了苏军越境抓人的证据，便在谈判中向苏联方面提出抗议，苏军不得不把这三名绑架来的中国老百姓归还中方。回来后，三人又受到自己人的不停审查，要他们检讨一下有否变节行为。逼极了，老乡们向领导反映，苏军对兽医特别照顾，我们的床上什么也没有，为什么他床上有一条毯子，为什么他用俄语和苏联人一讲，苏联人就改善我们的待遇，我们不知道他告诉了苏联人什么情报。于是兽医便被怀疑有变节行为，调离出边境地区，预备党员资格也被取消。所以当地人都说，要是被老毛子抓走放回来，哪怕是跳进黑龙江，也一辈子洗不乾净。
苏军在对岸和知青们并行走了十几里地后，见我方也无进一步的行动，就回去了。知青们原先和老乡约好互相保密，不把今天越境的事说出去，免得自找麻烦。在公社吃过晚饭，听人讲昨天发生的苏联特务入境事件其实是连长的脚印引起的误会，心里也慌乱起来，只好一齐去公社派出所自首，供述自己今天中午误入苏联境内的事实。派出所长赶紧向县公安局汇报，于是县外办的泰主任对明天苏联方面可能提出的抗议有了对付的准备，不过他也没忘记提醒我公社的领导不要处份那六名知青，因为他们已主动投案自首了。
第二天在黑龙江中心的会晤中，苏方人员首先向我方提出强烈抗议，指责我穿军服的武装人员六人(知青们穿戴的是统一购买的远看分不清男女的草绿色棉衣裤和帽子，每人还斜背个小书包，看起来都象背了手枪似的)，在岸边人员的掩护下，昨天中午几点几分至几点几分，侵入苏联境内纵深几百米，长达三公里，进行有计划的侦察活动，蓄意挑起事端(苏军的了望哨所早就发现了他们的行踪，把时间记录在案)。苏方向我方提供了一组照片，要求泰主任对此作出明确解释。泰主任当然胸有成竹，应答如流，他说，“你方所指称的武装入侵事件，是毫无根据的污蔑。据我所知，中国边防部队昨天在这一带并没有任何巡逻活动。中国方面绝不会也绝不允许任何人在黑龙江上故意挑起事端。关于照片上人员的真实身分，我建议双方都进行一下详细的调查。如果真是我国居民误入你方境内，那我表示遗憾。黑龙江冬天江面上的温度实在太低了，我个人希望下星期的定期会晤能在我方温暖的小屋内举行，就此事件交换各自的看法。”苏联方面也知这是外交辞令，想到下次又可美餐一顿，大饱口福，也就不再继续追究和抗议了。
当时我们那一带的中苏交涉，冬天是双方谈判人员各坐车辆开到江中，下车站着会谈；夏天是一方人员坐小艇到对方岸边，上岸后在专设的小屋内进行会谈，这次你来，下次我去。后来中苏关系的火药味渐渐淡下来，每次在小屋的会谈结束后都要宴请对方。中方人员不习惯苏联的黑面包，苏方人员又特别喜欢中国的料理，不仅味道好，吃不完还可以带回国去。他们老是强调自己一方食物水果不足，对中方的盛情宴请赞不绝口，评论一番。我方人员也觉察到对方的用意，为了给谈判创造些良好气氛，我方谈判代表总是建议下次谈判在我方境内举行。苏军谈判人员开始还有些警惕性，后来实在抵挡不住中国食物和茅台酒的诱惑，大多同意双方会晤在中方境内举行，甚至转弯抹角地指定下次食谱，烤乳猪便是苏方谈判人员最喜欢吃的一道菜。中方谈判人员把这些事当笑话告诉了知青们，用来贬低苏联修正主义的物资贫困，炫耀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于是我第一次知道刚生下来不几天吃奶的小乳猪烤一下便可成为名菜，也知道苏联人确实爱喝烈性白酒。
六名知青可以说是开我们知青的出国风气之先，无意中在苏联领土上走了一趟。其中某人后来作为官方代表团一员在1990年代首次正式出访俄罗斯，他对一个谈判对手说，这是我第二次来到你们国家的国土上，对方开始没有明白过来，后来听完解释哈哈大笑起来了。
其实我们那儿当时四十岁以上的土生土长的老乡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初期都有过出国打工淘金的经历，当时也不要护照，几个人凑成一夥就过境了，苏联人也眼开眼闭，正好来了一夥苦力，无所谓合法违法。淘金者回国后必要经过中国境内一个叫金山的地方，日本人在那里设了检查站和控制着许多妓院，十八里岗子的地名反映了那里曾有过妓院、商店和住家联成一片的繁华景象(后来被一场大火烧尽)，淘金者辛苦淘来的一点点沙金又被“野鸡”很快淘去，最后落入日本人的腰包。1950年代老乡们也出过一次国。黑龙江上游森林着火，和苏联商量后，上级组织了一批人过江，在苏联坐上火车，绕道到现场，迅速扑灭了山火。可是在1960年代末期和1970年代，两国关系恶化，中苏边境上根本没有正常的交往，我们只能在江边和船上观望苏联。
在我们的眼里，苏联的公路交通，水上船舶，机械化程度都比我们发达。苏联沿江各兵营，居民点之间都有公路相连，夏天还有双体流线型客船在江上来回行驶。而我们这边，黑龙江通航时，只有两只客船在对开行驶，一大一小，大的叫“东方红十七号”，烧煤和木头，尾部上有一个象水车大转轮似的推进装置，小的是螺旋浆推进的。客船一个航班是半个月，其不便可想而知。(据人讲，现在实行经济核算后，因客船亏本，黑龙江上的国营客运业务已停航，也无私人经营从漠河到黑河这一段的客轮航运事业。)中国沿江一些公社的所在地都无公路相通，夏天一下雨，林间砍出来的简易道路连北京越野吉普车都不敢跑。就连从县城到最近的火车站塔河的唯一一条正式公路也是坑坑洼洼，破旧不堪。有一年坐长途客车去火车站，车子一个颠簸(其实时速不过是六十来码)，一声巨响，原来是后排我边上的一个女知青弹起来，脑袋把车厢顶上的三合板撞了个大窟窿，幸亏是冬天，头上戴的大棉帽起了保护作用。司机若无其事，照样把车开得飞快，大概是司空见惯了。
当时苏联老百姓的生活，在我们的眼里怎么也不象中国报纸上宣传的那样“苏修”已内外交困，穷途没落。黑河对过的海兰泡又叫布拉戈申维克晚上灯火通明。(来日本后从电视里看到，现在那儿已成了俄罗斯远东最大的中俄贸易交流的中心，中国的倒爷们在那里大发其财。)对岸沿江的一两个居民点的房子上都有电视天线，夏天苏联女人穿的裙子(布拉吉)色彩非常漂亮，她们在江边洗衣服时经常唱着歌，男人们则坐在屋前喝着什么东西，一点也没有贫穷的样子。而我国这边，连县城也三天两头要停电点蜡烛和煤油灯。对我们知青的困惑，老乡们的解释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但是中国自邓小平搞改革开放后，边境居民生活大有改善，连我呆过的那个生产队里也家家有了电视机。倒是对岸老大哥那边老百姓日子过得不舒畅，一些俄罗斯漂亮姑娘不得不到中国东北来打工挣钱，让一些中国人过了把当阔老的瘾。这在当年是作梦也想不到的事。)
大概苏联当局只陈兵百万对付中国就够了，大概中苏两国人民有着天然的友好感情，夏天我们坐船经过苏联村庄时，不仅看不到有背枪的苏联老百姓，那儿的男女老百姓都主动向我们挥手致意，一开始中国人大多反应冷淡，不敢主动招手，深怕引祸上身，落个有亲修倾向、立场不稳的罪名。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边境上形势反而有所缓和。中苏两国的民间客货轮在江中交会时，或者白天经过对方村庄时，都互相鸣笛致意。上级也告诉我们知青，要主动向对方民船和老百姓表示友好，对方先招手和鸣笛时，一定要回礼。
1970年代初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上有过激烈的对抗和冲突，人民日报上甚至有鼓动苏联人民再搞一次十月革命的语句。但在两国边境上，利益和事件又驱使中苏两国要合作解决一些问题。我记忆中有一年倒开江，上游的江水夹着冰块奔腾而下，下游江面还冰冻三尺，形成一道道屏障，江水便向沿江的村庄和田地漫延，两国的房屋财产都受到巨大损失。中苏两国人员不得不在高层次进行商讨，共同防止灾害的扩大化。最后决定由苏方派出直升飞机，放下苏联工兵，在江面的冰上安置炸药，把冰屏障炸开，让上游下来的江水和冰块通过。中国方面破例允许执行爆破任务的苏联直升飞机在江面作盘旋时，可进入中国沿江领空×公里和在中国领土上紧急迫降。当时各生产队都接到命令，发现执行爆破任务的苏联直升飞机进入我领空或者在我境内降落时，除马上报告上级继续监视外，不准采取任何不友好的行动。
四叛逃者和特务
文革期间，中国这边有一些人夏天游泳，划小船渡过黑龙江，冬天则直接从江上进入苏联境内，那时当然不会是为打工挣钱非法过境，所以中国当局称他们为叛逃者。
叛逃者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在国内受到政治迫害，走投无路跑过江去的一些党政干部和普通老百姓。这在文革初期较多。有些人过去就和苏联人有交往或有亲戚血缘关系。其中有几个人被苏联派回来后，马上就投案自首，某人还得到“宽大处理”，再任某公社党委副书记，大家说他可能是假叛逃。
因经济问题，男女问题受到审查，或其它刑事犯罪活动而逃入苏联。我生产队里有一个会计受到口头审查的第二天，便游泳跑到了对岸苏联兵营里去了。林彪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把林彪儿子搞的一份“五七一工程计划”作为林彪一夥武装政变的罪证发至全国进行批判，该计划指责毛泽东(b-52)把国家经济搞乱，知识青年下放农村是变相失业，五七干校是变相劳改。周批判林彪的“形左实右”，实际上是暗暗地开始纠正毛的文革的错误。毛泽东也批发了给李庆霖的信，不得不对下放农村的知青遭遇表示关心。各地开始追查迫害女知青，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坏人。我所在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的弟弟也因强奸过当地的一个弱智女孩、还调戏过上海女知青(不过是摸了几下女知青胸部和屁股)，赶上了风头，在全队大会上由派出所长当场给他戴上手铐送到县城判了八年徒刑。我队上游某公社的派出所长是有妇之夫，又把一女知青肚子搞大，还未查到他头上，就带着那个女知青从冬天的江面上走过去了。
知青中也有跑过江去的。我县某公社一个上海知青在叛逃前，为带点见面礼给苏联人，学着小人书上八路军武工队打日本鬼子伪军的方式，趁大家出工下地之际，到民兵连的武器库把十几支自动步枪和冲锋枪的枪拴全部卸下，被正好走进来的一个知青排长发现。这个叛逃者丧心病狂开枪把那个知青打死扔进屋内菜窖，自己则从容不迫地带着一堆枪拴和二支冲锋枪跑过了江，声称打死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干部，为苏联立了大功。苏联军人问他为什么要到苏联来，他大言不惭地说：“你们的生活过的比我们好。听说你们已经变成修正主义了，想吃什么有什么，想玩女人有女人。”还没有等他明白过来，苏军已大怒，痛打了他一顿后，把他和苏联的一帮刑事罪犯关在一起，强迫从事重体力劳动。一年多后，中方向苏联要求送还另一刑事犯时，苏联人便把他蒙上眼塞进汽车在江面上送还给中国。回国后，等待着他的当然是死刑。枪毙前，他的临终要求是喝牛奶吃蛋糕。
在叛逃者中肯定也会有几个身分暴露了的苏联克格勃(kgb)的长期潜伏特务。我所在的生产队的原党支部副书记兼生产大队队长可能就是因为被我们“高度警惕”的知青发现后才不得不跑过江去的。
知青们站岗巡逻是为了防备苏军的突然袭击，特务的潜入和内奸的外逃，在当时的局势下，不可避免地会发现许多可疑现象。有时走着走着，在你附近几米远的地方会突然“砰”的一声飞起一颗信号弹，对岸苏军的兵营和哨所里也会同时升起几颗不同颜色的信号弹。常常一晚上就能碰上好多回。最初知青们都很紧张，以为不是有特务便是苏军要有什么行动。搞了几次数十人的秘密的八面埋伏，一见包围圈中有信号弹升起，马上缩小包围圈，企图当场将与对岸联系的特务活捉，但每一次都是枉费心机，连点蛛丝马迹也没找到。虽然后来上级有通报，说在某村包围的结果，发现在雪地上有一小块火药烧过的痕迹，据有关方面分析信号弹是自动引发的装置，是“苏修”用来干扰我方军民正常生活的手段，今后不必再劳民伤财搞埋伏了。尽管至今我还没有搞明白这些个自动信号弹是如何被放置在我方境内的，但我相信这必是苏联人的杰作。
我们几百号知青来到生产队后，除了保卫边疆外，更多的是要接受所谓的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开荒种地，劳动生产。那年秋天，开荒时在林子里挖出了一个铁盒，里面有几十发用油纸包好的苏制手枪子弹，马上报告了队里和上级领导，包括那个和空军司令吴法宪同姓同名的大队长。上级当然要派人来“清理阶级队伍”，深挖“苏修特务”。把队里几个坏份子(给日本鬼子跑过腿，当过伪警察，土匪的人)批斗一番，把所有可怀疑的人都查了一遍后，谁都不承认子弹是自己的东西，只好不了了之。后来知青又在江边柳毛丛里发现有吃剩下的苏联面包时，更确信在我们生产队里有“苏修潜伏特务”，晚上巡逻放哨时警惕性就更高了。我们发现身为大队长的吴法宪虽然身先士卒，冬天还经常住在江边生产队的打麦场附近的小窝棚内搭个铺睡觉，看守场院上的麦子和黄豆，但有一两次我们也躲进小窝棚取暖时，他却不在，回来后又唬我们说是去外面方便了一下。零下几十度，哪有人能在野地里光着屁股蹲个一小时的？几个知青开始对他产生了怀疑，但也没对当地任何领导讲。有一天深夜换岗时，上一班岗的女知青向下一班岗的男知青反映，刚才发现吴大队长鬼鬼祟祟地从江边回来，手里还拿着个桶，上去一询问，大队长说拿了点新麦子回家做馒头，女知青批评他偷生产队的财产，他说我一会儿就送回去，便急冲冲地回家了。男知青们问女知青翻过那个桶的麦子没有，说不定他和苏联人刚接过头，里面藏着手枪和电台呢。女知青说我们怎么能搜贫下中农的身呢。商量后，三个男知青们便去江边巡逻，顺便检查一下那个小窝棚；三个女知青则埋伏在大队长家周围监视动静。大约一个小时后，大队长从家里出来了，马上就发现有人在尾随跟踪他，不一会儿就把那三个女知青甩掉了。男女知青们汇合后，在村里和江边兜了两圈，也没见到大队长踪影，敲开大队长的家，他人也不在。等到听见对岸苏军兵营里有汽车动静时，知青们才醒悟到大队长可能是抛下妻小跑过江去了。跑到江边一看，果然有一行脚印直往对岸行去。天亮以后，对岸苏联兵营里来了一架直升飞机，把吴大队长接走了。大多数老乡不相信吴大队长是特务，认为知青小题大作，为一桶麦子把个人给吓过江去了。当然也有老乡说，吴大队长常常是自告奋勇每年冬天一个人晚上看守场院，有时无意中也讲过苏联人的牛奶好喝，生活比咱们好，说不定给苏联人绑架过放回来或者自己早就经常偷越国境喝牛奶吃面包了，露出来的蛛丝马迹还是有的，但谁也不敢揭发。知青们则后悔莫及，一个活生生的特务在自己眼皮下溜走了，只怪自己太年轻，经验不足，我们知青下乡插队时大多才十六、七岁。据一些跑过江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又回到中国的人讲，他们在苏联时曾经见到过我生产队的那个吴法宪，他好像成了苏联克格勃的官员，专门管理并审问抓来和逃过来的中国人。
叛逃者过江后，一些重大刑事犯罪分子和没有利用价值的人常在几个月甚至于几年后被遣送回中国。我生产队一个贫下中农的十五岁的小孩被他爹打了一下耳光，一赌气就游过江去了。家里找寻了一阵，没见踪影，还以为在森林里迷路给熊瞎子吃掉了。想不到一个月后，苏联人主动在定期会晤把这小孩交还给中方人员，倒让他父母大吃一惊。有些跑过去的人只想政治避难，不愿搞背叛祖国的活动，苏联人便把他们集中在某一集体农庄生活劳动，每月还给点零花钱。苏联情报机关还对一些中国叛逃者进行短期特务训练，让他们多次潜回中国收集情报，广种薄收，同时也是对这些人进行考验。
有年冬天，公社接到下游黑河县公安局的电话，说我公社有个上海知青在途中生重病被送进黑河县医院，请火速派人来领回。公社领导大吃一惊，此知青早在一年前就办妥手续回父亲老家浙江了，怎么还会在黑龙江？经审问才知道，他去年离开公社后根本就没去浙江，而是悄悄地从江上跑到苏联去了，苏联人见他所持边境居民身份证还在有效期内，便让他去东北某市取份情报，他取完情报想再从黑河附近走过江回苏联时，晚上在旅馆因发高烧昏迷不醒，被人送进医院，并根据他身上居民证和我公社联系后才真相大白。此人当时被判了十年刑。
1974年1月15日，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两名外交官，在北京与一个派遣回来的中国叛逃者接头，从事与外交官身份不符的间谍情报活动时被中国方面当场抓获，随后又和其它三名来接应的苏联使馆人员一起被驱逐出境。中国报刊上曾对此事有过详细报导，甚至还有现场电影记录。其实那是苏联情报官员对自己的能力过于自信，落入中国反间谍部门圈套的结果。
后来才听说，这个叫李洪枢的人于1967年在新疆叛逃，被苏联克格勃多次派遣回中国，毫无失误，深得苏方信任。这次在中国东北大庆油田一个指定地点取到重要情报后，他想从我们下游黑河县附近的江上走回苏联，便买了从北安到黑河的第二天的客车票。其实中国公安人员早已跟踪上他了，准备放长线吊大鱼，抓和他接头的人，一举破获一个间谍网。第二天，推迟出发的客车里坐的许多老百姓装束的男男女女都是公安人员，沿途还有不少公安人员伪装上下旅客，但他毫无察觉。到了黑河，公安人员发现根本不会有人和他接头，，便把他暗中逮捕了。当时被苏联派回来取情报的人，都是到一个指定地点拿有人早就放好的情报，一般不和其它潜伏人员碰头，这样可避免长期隐蔽的间谍暴露。李被抓后便想戴罪立功，供认他有个电波发射器，曾被告知必要时可用它和苏联大使馆直接联系。北京高层便策划了让苏联外交间谍出丑的计划。当时世界上不少国家都在驱逐苏联外交间谍，中国当然不甘落后。谁知这计划差点儿因一个偶发事件而泡汤，黑龙江省的公安方面已把李洪枢和上月另外一个被抓住的派遣特务的消息通报到下面的县级公安局去了，在这同时，我县某公社的派出所所长又带了一个上海女知青跑到苏联去了。北京方面几次给我县直接来电话追问那叛逃的所长是否知道这个通报，在确认那所长最近根本不可能听到这个通报时，北京方面便放心地让李洪枢和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暗中联络，约定在北京近郊的一座桥下碰头。
当时人民日报的报导说，从苏联大使馆开出的一辆小汽车在一座桥上放下两人便开走了，下来的俩人是套着中国老百姓棉袄的苏联外交官，他们在桥下见到李洪枢后，拍拍他的肩，用“阿麟”的爱称叫唤他。交接完情报后，中国军民马上从四处冒出来。两名苏联外交官在李洪枢的带领下，企图逃出包围圈未逞，被当场抓获。过了一会，那辆小汽车又开回来接人，也被中国方面截下来，人赃具在，铁证如山，这五名苏联外交官被驱逐出境。人民日报当然不会讲李已被捕过，这是个摆好的圈套，等着苏联人钻。但从报纸上我们还是可以找到破绽，第一是报纸上讲苏联使馆的汽车从一出门就始终处在中国人的监视下。第二是透露了接头地点四处都有电影摄像机监视。苏联外交官被李洪枢带得四处乱逃的狼狈形像都被拍了下来，公布于世，想赖也赖不掉。
苏联方面受此大辱，也咽不下这口气，当然要寻机马上报复。四天之后，1月19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一个关姓工作人员坐国际列车回国时，途中被苏联边境卫生检疫人员叫下车，和一批旅客呆在一个房间里等待检查，有名苏联女旅客硬塞给关一本画报，边上具有高度警惕性的苏联旅客便一拥而上，将关扭送到警察那里。画报里据说有重要情报，于是关则作为从事间谍活动的外交官受到苏方审讯，最后也被驱逐出境。
五、奔丧
1976年9月9日下午4时多，我从生产大队的办公室路过，只见小宋慌慌张张地从里面走出来，见到我的第一句话便是：“毛主席今天逝世了”。“听谁说的？”，“刚才我给公社卫生站打电话时，没人接，只有哀乐，把我吓坏了，再一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播毛主席逝世的讣告，我听了二遍了”。那时我们队里和公社联系靠的是一部不知道什么年代造的手摇电话机，电话线路是用普通铁丝连接的，常和公社广播站的广播线串音。
毛主席自1971年林彪外逃事件后，精神上受刺激太深，生了大病，这是我们早就从一个参加过陈毅追悼大会的老干部那里听说过。1976年5月，自毛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后，中央下达文件宣布毛主席今后不再接见外国客人时，我们就知道他身体确实是不行了。当时有个知青在北京外交部某官员家看到一份美国的《时代周刊》，上面刊登的评论文章分析毛在四月三十日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的照片和讲话时，说毛患了帕金森综合症，两腿行动不便，说话时流口水，吐语不清，连翻译冀朝铸都好几次听不明白，凑在毛的耳朵边再三询问，外国人预言毛活不过今年。那时候知青们还没有公开说毛要死了的胆子，回来后，这件事只在几个好朋友中传过。倒是贫下中农们心直口快，有一天看到雨后太阳周围有两道彩虹，联想到在吉林的掉下的大陨石，唐山发生的大地震，嘴无遮拦地说：“这青红两剑是杀皇上的，那三国演义开头便讲天崩地裂，我看毛主席身体有危险。”现在，这一切预言都成了事实。
我们俩正说着，小邱也神色紧张地走了过来，他小声地对我们讲：“告诉你们一个消息，刚才听老毛子台讲，老人家过去了。不知是真是假，你们千万不要再传给别人听。这两天公社派出所的小魏正在查我们知青传谣言的事。”
1月8日，周总理逝世，邓小平念完悼词后就不再在公开场合上露面了，四·五清明节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后，邓被正式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报纸上对党内那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不点名批判也转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公开政治运动。我所在的生产队里的知青都是从上海徐汇区康平路一带来的，宋庆龄、毛泽东的前夫人贺子珍以及文革前华东局、上海市的党政领导，各局主要干部，一些爱国民主人士，高级知识分子和文艺界著名演员的住宅都集中在此地区。特别是1972年后，周恩来几次陪同美国尼克松总统、日本田中角荣首相等外国领导人到上海，亲自开了几串名单，点名要见一些老干部和著名人士，虽然后来并没有接见他们，但很多知青的父母和亲戚却得以从干校、监狱回家或者重新工作，生活和政治待遇都有了改善。因为父母们和北京及各地的老上级、老战友、老部下、老朋友们都有联系，消息十分灵通，我队的知青们受此影响，对政治开始感兴趣，对中央内部的路线斗争十分敏感，并互相传播一些对后来称之为“四人帮”的江青、张春桥不利的内幕消息。譬如周恩来故意把美国记者写的《红都女皇》呈递给毛看，毛对江青向外国人透露毛当年追求自己的详情大为愤怒，乃说出赶出政治局、从此分道扬镖的气话来。这些消息大多是拥护周恩来、邓小平的老干部们私下里故意透露出来的国家机密，虽说传到我们这里已有点添油加醋，但很多后来都被证实确有其事。毛对电影《创业》的批示，毛对邓小平的评价等等，当时中央文件还没有下达到县团级时，我们知青就早已知道，弄的县里来的干部也经常要从我们这里先听为快。那回县组织部长在我队蹲点，听小白讲北京十里长街送总理遗体去八宝山火化的动人经历，也和我们一起感动得热泪盈眶，回县城后把我们队的知青的政治热情大大夸奖了一番。至于陈毅夫人张茜编的《陈毅诗词》油印本，广东李一哲的大字报，伪造的“周总理遗嘱”，天安门四·五事件诗词在我队都有传抄。我们生产队的知青作为全县、全公社“政治谣言”的传播中心出了名，运动一来，县里不得不装模作样命令公社派人到我队来追查。公社派出所的小魏接到了一个想入党的知青的密告，晚上在我们几个传播“政治谣言”的知青宿舍外面偷听大家的议论，白天乘我们下地干活，溜进宿舍偷看我们的笔记本，把我们的言行搞的一清二楚，搜罗了不少罪证，于是便写了报告准备如实上报，建议逮捕几个知青。我们开始还蒙在鼓里，一点都不知道大祸临头。幸亏公社派来的陶副书记和我们一样对江青、张春桥也无好感，对中央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运动有抵触情绪，他看到小魏的报告后，马上威吓小魏，“你吃了豹子胆了？要抓知青进巴篱子(监狱)？你不知道他们的父母是几级干部吗？连省军区的副司令前些日子视察县边防时，还特意让边防捎信和吃的东西给他们。我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知道知青传播过什么政治谣言。你要真敢把这报告递上去，咱们俩的关系也算完了。到时候你自己吃不了兜着走吧。”在陶副书记的暗中保护和警告下，我们在政治学习时，公开议论也变得收敛了，并注意防备知青内部的告密者。
哪知道说曹操曹操到，就在我们三人议论毛死后天下会大乱时，小魏象是从地底下钻出来似的，忽然在我们后面发话，“出什么事了，你们那样紧张。”我们定了定神，告诉他听到中央台广播毛主席逝世了。他大吃一惊，赶紧说要去通知陶副书记，布置追悼大会。我们提醒他，不要忘记把小学校广场上的国旗降一半表示哀悼之意。周总理逝世时，我们知青要大队的程书记降半旗，程书记说打开国以来，咱们从来就没有降过半旗，还把我们训一顿，“这国旗是你们随便可以降下来的吗，对过老毛子还以为我们要投降呢。”我们知青只好自发地在食堂里进行追悼，把报纸上的周总理遗相剪下放在镜框里一直挂到毛逝世那天。
9日晚上，生产队召开了全体社员大会。知青们当时担心的是毛死后中国会不会打仗，自己还能不能调回上海。1972年以后，周恩来开始落实政策，知青们各显神通，陆续以各种方式返城和走后门调走，我队花名册上的二百个知青只剩下几十个人马了。但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妖风时，报纸上又不停地刊登各地知青上山下乡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信，返城又要变成泡影。老乡们和知青不同，他们对周恩来的死无动于衷，对毛泽东的死则哭的死去活来，好像天真的要塌下来了。我对站在身边的贺南南说，“我已经决定去北京参加追悼活动，明天大早船下来时便出发。方大龙和宋一平也正好要去北京。中央说11日到17日在大会堂瞻仰主席遗容，18日在天安门开追悼大会。周总理骨灰撒掉了，毛主席遗体大概也要火化。你也和我们一起去看看吧。这种大事将来是再也看不到了。”贺的父亲是个抗战前参加地下党的知识分子干部，据说在延安中央警卫团里当过毛主席的小秘书，文革前在广东省委委员、宣传部副部长任内病逝。贺南南的上层关系很多，她带到黑龙江来的一条黄军毯便是担任过内务部长的曾山送给她父母的结婚礼物。我想在北京到人民大会堂里瞻仰主席遗容，肯定少不了她的帮忙。贺想了想，点头表示同意。
10日夜里十点，我们坐了十二小时的船，到达县城，在县邮电局的一个朋友宿舍里大家聊了整整一个晚上。从邮电局的朋友那里知道中央现在严格控制各地人员进京，贺南南便给前几天去了哈尔滨的袁燕妮拍了个电报。袁燕妮已办妥了回上海的手续，准备住在她爸爸的老战友--省军区曹司令的家玩上半个月，听说省军区新上任的王副司令派边防捎信来，让贺有空赶快去哈尔滨见他，袁临行前给贺南南留下了一个住址和司令夫人的名字。王副司令的信里没有电话号码，他的通讯地址是哈尔滨××信箱，那时冠以××信箱的大多是军事保密单位，不会接收民用电报。无可奈何，贺只好向袁燕妮留下的临时住址拍了下列内容的电文，“哈尔滨xx路××号××转袁燕妮，我和王、宋、方四人坐12日晚×次到哈，望接。代买13日赴京车票，告王副。”心想有了省军区正副司令这双重保险，去北京的车票应该绝对没问题。
11日早上六点半，我们坐上当天唯一一班开往塔河火车站的客车出发。谁知客车开出不到五百米，便在县公安局门口被人拦住了。车门打开后，二个带手枪的警察在外面站着，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走上车来，大声喊着：“这车里有没有去北京的察哈彦青年？”。车厢里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以为要抓人了。坐在后排的我们四人不得不站立起来，色厉内荏地回答，“我们就是，找我们有什么事？”。那干部语气顿时缓和下来，“你们昨晚住哪里了，让我们好找。我是县委办公室主任。请你们马上跟我下车。你们知不知道中央有文件，要大家坚守岗位，不要都到北京参加毛主席的悼念活动。你们的汽车票县委给退，来回的船票钱县里给报销。”一听是这事，我们异口同声回答，“我们是回上海，请过假了，这事县委管不着。”那干部也不强迫我们回队，下车时关心地对我们说：“现在火车很挤，你们如果要到北京去，恐怕连火车票也买不到。”我们马上得意洋洋地回他一句，“这事就不用您操心了。”他瞪了我们一眼，泱泱不乐地下了车。(十月，我回队后，有人问我，你们四人到北京去是否在县城里被警察关起来过？这才知道，我们的奔丧活动曾在县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毛死后，整个边境地区进入一级战备戒严状态，据说是为了防备苏联搞突然袭击。县委听说有几个察哈彦的上海知青坐船来县城要去北京奔丧，马上下令要劝阻我们的无组织行动，谁知查询了县城所有的旅馆和招待所的旅客住宿名单，都没有发现我们的行踪。幸好县委办公室主任灵机一动，起了个大早，让县公安局的警察拦住了客车，才算找到了我们。而我们不听劝告的举动被同车的旅客传播开来，变成了一个故事。据称县委接到报告有四个上海知青要叛国投修，派出公安人员在全县各路口和旅店到处搜查，终于在开往塔河的客车上发现了这四个人，打起来后，知青挺厉害，把警察也给打伤了，结果抓住审讯后才知道搞误会了。)
12日晚十一时许，晚点的列车到达哈尔滨站，还没等我们开口问车票的事，在站台上接我们的袁燕妮便告诉贺南南，“你的电报闯祸了。司令发火了，去北京的火车票买不成了。”原来司令夫人接到门口警卫递上的电报，马上把袁燕妮找来，狠狠地训了她一顿，“你还有没有革命警惕性？谁让你把我们家的地址告诉别人。这周围的人原先谁都不知道这里住的是谁，那个送电报的人骑个摩托车在门口一叫我的名字，还有什么密可保。要是让坏人知道，派人来暗杀你曹伯伯怎么办。现在阶级斗争那么复杂，毛主席逝世了，我们家附近住的那个老右派，高兴得喝酒包饺子，派出所已经把他关起来了。”眼看托司令买票要落空，袁只好按电报要求询问王副司令的电话号码，×阿姨更是大发雷霆，“你还有完没完，我知道也不会告诉你。王副司令为什么自己不告诉他们，不也是要对外保密么。他们既然认识王副司令，就告诉他们去××路省军区大门口找，那是原先哈军工的地方，不保密，一问谁都知道。还有，晚上你自己要回来，给门口警卫班挂电话，让他们派车去接你。但不准你把乱七八糟的朋友带到这里来住，我们家不是你们县城的大马车店。你愿意和他们在外面住也行。”
出站后去售票处一看，里面人山人海，三天内经过北京的车票早已售完，买三天后的车票还要单位证明，等退票看来也无希望。夜深了，公共汽车早已停开，那年代也无出租车可叫，贺南南和袁燕妮只好步行去××路省军区直接找王副司令，听人说，只有半个小时的路。我们则在车站广场前等待。过了有二个半小时左右，正在我们等得心急火燎，不耐烦时，一辆小汽车在我们面前停下，车门打开，跳下一个年轻英俊的军人向我们走来，再一看，贺南南坐在车里得意地招手让我们快上车。
上车后才知道，贺南南她们走错了路，好在毛主席逝世，街上到处有解放军和民兵站岗巡逻，一路上也不害怕，后来她们走到省新造的电视台门口，向人打听路时，看到两个女孩深更半夜要找省军区副司令，当兵的起了怀疑，把她们请进警卫室，来了个穿便衣的干部，严肃地要她们出示身份证明，还问她们和王副司令是什么关系。贺说从没见过王副司令，但他是我爸爸的老战友。看到贺拿出了王副司令的亲笔信后，那干部顿时热情起来，说你们挺幸运，撞到我手下来了，我是省公安厅负责保卫电视台的内勤，我可以通过特殊线路，帮你们找人。他在五分钟内把电话接到了王副司令的卧室。王副司令刚要睡觉，听说老战友的女儿贺南南和几个朋友还在大街上流浪，马上派警卫员开上那辆苏制吉斯专用车来到了电视台。先把袁燕妮送回曹司令家，又来接我们去省军区招待所住宿。
等到把我们一切安排妥当，警卫员小李便把下榻在二楼的王副司令叫醒。王副司令倒是一点也没有架子，他询问了我们在边境插队的情况，看我们对政治那么感兴趣，便善意地劝导我们，他的有些含义深刻的话令我至今回味不己。“国家的政治本来不应该需要人人都来关心。工人做工，农民种地，学生念书，解放军保卫边疆，大家搞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才会安定团结。大家都不务正业，来关心政治，结果只会乱七八糟。你们年轻人还是要多学点东西，争取被推荐上大学，将来才会对国家有点贡献。中央的方针如果还要像你们这样的小娃娃来担心，那不是出问题了吗？你们应该相信党中央，相信我们这些党的老干部。”他让小李把招待所负责管车票的干部马上找来，当面嘱咐那人一定要买到这两天去北京的火车票。还没从梦中清醒过来的那个干部盯着宋一平衣服上的破口子直发呆，怎么也弄不明白王副司令为什么在凌晨三点会为这几个满身土气的知青兴师动众，把整个军区招待所服务人员闹的不得安宁。
15日清晨，经过两晚一个白天，我们终于到达北京。当时因唐山地震，山海关至天津一段线路不通，火车从赤峰、承德绕道行驶。车厢里挤得水泄不通，上厕所都要从人头上跨过去，快赶上红卫兵大串联那阵了。我们男孩子晚上累极了，便轮着睡在椅子底下，早上起来身上潮呼呼的，大概是坐在过道上那大嫂怀里吃奶孩子撒的尿吧。车上的老百姓似乎有他们自己的生活乐趣，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上上下下，并不像我们那样因为领袖的逝世而对中国的前途有所担忧。也有人发牢骚，说去年万里当铁道部长搞整顿时，火车通行万里，秩序也挺好，今年一批邓，这火车又不正点了，还乱七八糟，连开水也没有了。
到了北京，贺南南便到景山后街王副司令北京的家里住宿，我们各人到自己的亲友家安排好行李后，下午便到那儿集中，王副司令关照儿子想法开后门让我们去人民大会堂瞻仰主席遗体。贺从书房里拿出一大堆大参考让我们看，看到有些外国评论员认为江青可能会接任中共中央主席一职，大家纷纷表示不可能。记得在队里时，我讲起住在我家附近湖南路上的毛主席前夫人贺子珍很孤独，一年到头呆在屋里，也很少有人来看她，形同软禁。贺告诉我，她听一个红军女干部讲过，毛主席对自己和贺离婚和江青结婚也有后悔之意。延安时期，那个女干部的丈夫和一个大城市来的女学生好上了要和她离婚，女干部不依不饶，到主席那儿告状，要求处份丈夫的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错误，毛听任她哭泣一番后，好半天才吐出下面一番话，“我不是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吗？你让我怎么处份他呢？”。女红军楞了一下，转身边走，痛快地离了婚，从此再也没嫁人，只领养了几个烈士子弟在家。当时中央许多领导都反对毛主席和江青结婚，为此政治局在周恩来主持下作出决议，江青作为主席的生活秘书，不能在公开场合用主席夫人的名义从事政治活动。(在我的记忆中，江青第一次以主席夫人名义在报纸上出现是文革前1965年主席接见从美国归来的前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的时候。文革开始后，江青一直代表毛主席，支持造反派，打倒了不少老干部。1974年以后，她似乎不太在公开场合代表毛主席向大家问好了，据说毛主席已不和她住一起了。)贺把女红军的故事讲过后，方大龙也说，他听文艺界的人讲，江青过去和上海的一些演员关系很好，前两年，有个曾和江青一起想投奔延安的著名的男演员一直没有得到解放，别人要他交代在新疆的叛变问题，他始终不认罪，逼极了，便大叫“江青同志了解我”，弄得当时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只好托人传话给他，江青同志很关心你的问题，答应只要你不再把自己的问题和她联在一起，端正态度，马上放你回家。
晚上，我们又应宋一平在北京住所的主人邮电部副部长李xx的邀请，到那里去吃饭。宋一平的父亲是个老劳动模范，那年当工宣队时保护了落难的老干部李xx。四届人大后，李xx当上了副部长，不忘当年的救命恩人，问宋一平父亲有什么事需要帮忙，老工人要求不高，说我儿子二十多了，还在农村插队，这样下去连媳妇都找不到，你能否给开个后门，调回上海咱不想，在当地给他安排个工作就行。这次宋来北京就是准备谈工作的事的。李副部长听说宋还有几个插队的朋友一起来京悼念毛主席，便让我们一起去谈谈。李副部长深情地回忆延安时期在主席身边工作的情景，他说，那年延安大整风抓知识分子出身的国民党特务，我们搞电台通讯的人员差不多个个都受到审查，搞得大家情绪很不稳定，最后没办法，只好托我们的王诤部长向主席反映情况，他过去是国民党军官，但参加红军后一直受主席信任。主席知道后，便在春节时到我们工作地点来拜年，把我们都解放了。
在这非常时期的北京，充满着悲伤、不满、紧张、恐怖的气氛。人们对领袖毛泽东的去世，心情自然是悲伤的，但对挂着主席夫人头衔江青和她的政治夥伴张春桥则心存不满，因为国家今后前途未可预知，大家都有些紧张。当时四．五事件的余波未尽，加上毛的去世，只要你在公开场合中发表些不合时宜的言论，就会被人汇报上去，当作现行反革命被追查。某部有个人在学习会上散布内部新闻，中央决定保存毛主席遗体，已把毛主席遗体中的心肝肺都挖了出来，因为越南的胡志明遗体比苏联的列宁遗体要保存的好，还请了越南专家来帮忙。那知道被人反映上去，变成污蔑毛主席没有心肝，公安局马上派警察来把他拷走了。我们在景山后街王副司令家那个小四合院里聊天的当天晚上，就有户籍警上门调查白天是否有人来此聚会过，说如果有外地来客住这里，你们家也应该和普通居民一样申报临时户口等等。王副司令的儿子说，直打他们家搬到这儿，居委会和派出所的人都没有上门查过户口，这会儿政治形势一紧张，准是隔壁院子里那个居委会老太太听见你们在说什么事告的状。当时人们互相告诫，说话要小心，提防有人打你小报告，在紧张之外又增添了几分恐怖感。我们在方大龙亲戚家看他表哥抄的四．五清明天安门诗词时，那个靠买冰棍为生的老奶奶马上端个小凳子坐到厢房前的院子里，看到有人进出，便大声喊叫：“大妈，您上街道开会啊。小五子他爹，今个下班咋那么早啊？”。提醒我们在屋里说话的人把声音放小点。老奶奶解嘲地说：“快解放那年，大龙他表姑和一帮学生到这里来开会，我坐在大门口给她们放哨，提防国民党警察和便衣特务就行了。现在无产阶级专政真厉害，连几十年的老街坊邻居都要提防”。
当然私下直言不讳的人还是有的。当时在北京遇到的一些在文革初期挨整，后来被周恩来、邓小平解放重用的老知识分子和老干部，都认为毛主席死后，中国局势肯定会朝着周恩来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方向发展，不得人心的江青等人失去了支持，肯定会下台。有个老教授对我说，“我就不相信那些老干部会违背民心，听任江青再胡作非为。张爱萍(中国核武器发展的主要负责人，后任国防部部长)去年复出后，就讲过文化大革命好，好个屁，好得我两条腿变成了三条腿，多了根拐棍。”吓得他老伴直埋怨他苦还没受够。
我们到北京来奔丧的目的之一，是想到人民大会堂瞻仰毛主席的遗体。我们知道，毛和中央一些领导早在五十年代就在一份倡议书上签过名，表示死后要火化，周恩来带头把骨灰都撒了，中央大概不会违背毛主席意愿，让他睡水晶棺材吧。来到北京后，离17日向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只有三个白天了。王副司令的儿子倒是挺有办法的，16日两次在中央机关争取到了两个临时名额，但打电话回来，因贺南南不在家，只好又让给别人。两个女孩事后知道错过了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后悔得大哭了一场。18日，北京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追悼大会，我们五人则在李副部长家站着收看实况，当时他家的21寸进口大彩电在普通老百姓家是没有的。中央的大多数领导人都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江青穿一套黑色的丧服，还是挺会打扮自己的。年初中央一号红头文件说有病离职的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也精神抖擞地出席了。看到华国锋用手指沾着口水翻悼词时(晚上电视台再放的实况录像已把这个有损领袖形像的镜头删去)，大家互相看了一下，谁也没吱声又低下了头。说句老实话，他虽然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但大家明白他显然是作为老干部和江青两派中间的折衷人物被毛主席临终前推荐指定的，并不是理想的接班人。自林彪事件以后，毛主席洞察一切的神话已经消失，毛开创了新中国，固然是伟大，但他也有糊涂的时候，把林彪、王洪文作为接班人培养明显是个错误，临终前还支持江青、张春桥他们搞不得人心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当时我们认为这是毛主席不能容忍周恩来、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举动。毛在1970年对来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说，他一生办了两件大事，一是把蒋介石赶到一个小岛上去了，一是搞了文化大革命。但两者都没有办完。听到华国锋讲要继承毛主席遗志，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我们暗暗地想，这样的政策还能持续多久。在我接触到的那些老干部、老教授和普通的市民中，似乎谁都认为，毛主席死后，邓小平再次复出的希望并不渺茫。
19日，我们五人在天安门广场合影，背景里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永垂不朽的横幅标语。28日，因国庆到来，北京遵循往年惯例，要赶外地来人回原地，五人也就此分手。袁、方俩人回上海，宋一平则由李副部长的夫人陪着上哈尔滨省邮电总局落实到我县漠河邮电所工作的事。只有贺南南还没下决心开后门调走，便和我一起回黑龙江生产队。回去的路上，火车经过了被大地震摧毁成一片废墟的唐山，那种惨景让人看了终生难忘。火车进入大兴安岭后，这里已经下过雪了。有位外国诗人说过，“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通过这次奔丧，我感到了民心所向，看到了国家的前途希望的曙光。
10月15日以后，除了美英日苏的电台广播了江青等四人帮被抓的消息外，北京的朋友们的报喜信件和各种内幕报导也纷至沓来。他们告诉我们，你们的插队生活就要结束了，中央马上就会着手解决全国的知青问题。10月22日，北京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游行，欢庆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又过了几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贝多芬的第五命运交响曲。作为一个普通的知青，我亲身感受到了这场历史巨变的发生，我和人民一起经历了喜怒哀乐，我相信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这就是国家的命运，任何想阻挡历史潮流前进的人必将被钉在耻辱柱上。我再看到江青在电视上公开露面时，她已经是作为犯人受审了。
六面对死神(上)
受当时政治宣传的影响，来黑龙江边境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有不少是自愿报名的，他们渴望在边境的艰苦锻炼和血汗洗礼中，让自己也成为和父辈那样的英雄人物。哪里的活最艰苦，哪里的任务最危险，他们就自告奋勇地冲在前面，他们的许多人逐渐取代了当地老乡，成为生产劳动和保卫边疆的最有生气的主力军。当地的领导也乐意把最艰苦的任务譬如修路，盖桥，建水库等等交给知青去完成，而死神就在此时向知青们悄悄地走来。知青们不仅在黑龙江省留下了丰硕的劳动果实，有时在那里也会留下鲜血甚至生命。就拿1970年在呼中的原始森林里修那条战备公路来讲，就有三四个十七八岁的知青被炸山飞来的石头打得脑袋开花，被砍倒的大树压得血肉模糊，长眠在林中。当时大家只想赶进度，比速度，也不重视安全保护，加之一切合理的规章制度都被打破，上级只是给各个生产队派任务，就是崩山炸石头这种人命关天的活也是听任各队自行其事，整个工地现场缺乏统筹管理，险象横生。点火之后，大家就数炮的响声来判定是否有哑炮，如果这时其他生产队人员也在崩山的话，爆炸声此起彼伏，就有可能数错。你认为自己队的炮全响过了，其实还有没响过的炮，等你一走进工作现场，最后一炮刚好炸响，大小石头如雨点般似地扑天盖地飞来，你又忘记戴好安全帽，那就惨了，轻者伤筋断骨，重者一命呜呼。有时其他生产队崩山的石头也会飞到我们躲避的安全地带，这可谓是飞来横祸。我队有位知青，从小弹的一手好钢琴，文革前在市里的少年钢琴比赛中还得过名次，刚去修路工地第三天，就被一颗飞来的小石子打断了左手的小指和无名指，1973年落实知青政策时虽说是以此伤较早地病退回到上海，但再也无法重续他成名成家的旧梦。
现在的年轻人来到国外，虽然也有各种非正常伤亡，车祸，疾病，自杀等等，但那时有些知青的非正常伤亡有时更带有一种英雄主义和悲剧的成份。
还在1969年的时候，上海的报纸上就宣传过一个在黑龙江插队的叫金训华的上海知青，他原是上海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的委员，本来可以留在上海工矿，自己却主动报名去边疆，号称“一生交给党安排”，结果在黑龙江倒开江发大水的时候，为了捞回队里几根漂走的圆木，跳下水去而被白白淹死。这种现在看来毫无价值的牺牲，当时却被当局大肆渲染成为一种英雄行为，要大家学习。那个时代在黑龙江锻炼过的许多知青，在潜意识中或许确实存在著一种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先人后己，不怕苦，不怕死，一旦有需要，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我们公社有一个知青，有年冬天和大家坐卡车去林区伐木，卡车翻到路边，把他摔昏了，他醒来的第一句话便是“同志们怎么样了”，和报纸电影中英雄的口气如出一辄，周围的人调侃他，“怎么样了？还是喝苞米碴子粥”，把他弄得好尴尬。其实他不一定是装的，现在的人很难理解这点。我队有位知青回沪顶替父亲，在远洋轮上当了海员，八十年代有次在海上，机舱里两次发生火事，他勇敢地冲入火中，关掉了阀门，虽说受了烧伤，却为扑灭火事立了大功。谁知回来后，有位局领导在找他谈话时，不怀好意地问他，人都是自私的，为什么别人不敢冲上去，只有你不怕死，你有没有什么个人动机。因为一时找不到火事的发生原因，他竟被怀疑了好长时间，直到三个月后部里的调查组下来排除了他纵火的可能性，搞清了事故真相，他才被恢复了原来的二管轮的职务，得到通报表扬。
在我八年的插队生活中，两个熟悉的朋友在死神的微笑面前那种从容不迫的神态在我心中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1971年底，我去金山大队玩，那里有不少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就已经熟悉的朋友们，其中就有许元，在家是老五，父母和大家都管他叫小五子，时间长了大名倒没人叫了。小五子的父亲原是山西五台山一带的小石匠，十五岁时和二哥一齐给地主干活时，一队红军路过他们村，宣传员们说，日本鬼子占领了东北，穷苦的弟兄们，赶快参加红军吧，红军是要打日本鬼子的，是帮穷人打天下的队伍，赶走日本鬼子，打下天下，你们大家就有田耕，有饭吃，还可以到城里去做官。二哥一听，想想与其天天给人干活还吃不饱饭，不如去当兵闯一闯，反正家里有大哥孝敬老娘。于是便扔下手里的工具，带著弟弟随着村里的几个青年加入了红军，后来又变成了八路军。小五子爸爸参军时年纪小，个子也不高，在部队里当了个小号兵，还没打几仗，二哥便被打死了，他大腿上也吃了颗日本子弹，还生了一身癞皮疮，送进部队医院。院长看他长得聪明伶俐，便把他留下当了勤务员，于是小五子爸爸便一直在部队医院工作，和院里的女护士结了婚。后来转到华东野战军，是华野第一支坦克部队医院的创始人之一。1949年进了上海后，在卫生局当了副局长，有一年回山西老家给老娘扫墓时，才知道村里出来跟着共产党打天下的二十来个人，只有他是唯一的幸存者，还当上了官，其余人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战死了。不禁感慨万分，老拿这事教育我们这些小孩不要忘本，还把四个儿子都送去当了兵。
1969年中苏边境武装冲突爆发，小五子中学毕业面临上山下乡，小五子妈想让小五子留在上海，还在五七干校等待“解放”的他爸却说，怕什么，小五子就是和苏联人打仗打死，咱们还有四个儿子呢。于是他找到学校革委会的领导，要求让小五子去边疆最前线去插队。我们开玩笑说，小五子是被他父亲分配到呼玛来的。他大哥在哈军工毕业后去了海军工作，71年秋天寄来一首水调歌头词，“清光一万里，云港蔽星舟。阅尽秋色，灯火圈圆唯神州。列宁故土沦陷，红河子孙离散，问君知几秋？倍思手足亲，何己醉温柔？涛声息，风行疾，披莹霜，跃步飞升，欲攀天缆操天舟，登峰枪挑纸虎，下海缨缚叛蝤，佳节共环球。有血便无泪，断头不低头”。小五子也回了几首诗，我还记得其中好几句，“远瞻芦荡军，白发欺黄忠，更兼兄弟辈，纵横皆英雄。依呀黄口儿，犹唱红灯颂。随征已三载，帐前无寸功。未继登山止，得展壁辉宏。吾亦将门子，何独怯青峰。千文能奋笔，点谋不存胸。白食千家米，赭颜顾江东，思绝冲冠起，提酒掩倥惚”。但是中苏边境尽管紧张，在我们知青去后，并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小五子那种“炮火起处献忠魂”的豪言壮语只能变成“改观改魂清己垢”的实际行动，在生产劳动中表现得十分积极，干活从不肯落在别人后面。有次当地的老乡对我们一部份知青和他们拿一样多的工分不满，提出要比赛割黄豆，看谁割得快。个子矮小的小五子作为男女知青的代表之一，和老乡中活干得最好，工分拿得最高的两个男青年比。割黄豆其实没有多大技巧，就是看谁有耐力，少直腰就能割得快。开始一小时他和老乡不相上下，一直冲在割豆队伍的最前面，因为一条垄有五六里地长，老乡也忍受不了弯腰的苦，不时直腰喘口气，小五子不小心把手指割了个口子，鲜血直流，他毫不吭声，和几名男女知青几乎是一口气割到头，又回来接应大家。老乡们不服气，检查质量时，才发现小五子割的那条垄上的血有一里多长，从此对知青干活口服心服。
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生日，晚上我和大家吃了面条，又在小五子他们宿舍里聊天。因为来插队的知青人数要比当地老乡还要多，所以盖了几排象兵营那样的长房子，一排房子里又有好几个大房间，门是分别开的。小五子住的那间屋里有三十来个人，分上下铺睡，隔壁便是民兵连连部。晚上九点多钟，小五子打著赤膊，只穿一条短裤，站在屋子中间的用空汽油桶做的大铁炉前擦身，一面吹口哨，吹口哨是他的绝招，他能把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的全曲从头到尾吹出来。忽然隔壁连部里“砰”的一声枪响，这边小五子也扑通一声倒了下去，我们还在发愣，只见小五子用手捂著肚子，鲜血从他手指缝里不停地淌出，“我中弹了，快拿个碗给我”，他轻声地喊著。有人赶快递上了一个搪瓷碗，小五子著急地摇了摇头，“不行，这容易感染，我的肠子流出来了，要瓷碗”。大家赶紧手忙脚乱地把他扶上铺。这时屋门也被人拉开了，有个当地青年探进头来看了看，然后又缩了回去，惊慌地喊叫，“李金锁，你枪走火把青年给打死了”。屋子里的知青马上反应过来，好多人冲出屋去抓那个肇事者。我守在小五子身边，帮著他用碗堵住肚子上的伤口，屋外传来了几十个知青的咆哮声，“李金锁，你跑到哪里去了，你跑得了今天，跑不了明天”，看来他们是没有抓到那个肇事的当地民兵排长。小五子张开眼睛，若无其事地对我笑了笑，轻声地说，“只要血止住了，我就没事，我爸告诉我的。你让他们别揍金锁，他肯定是无意的，他平时对咱们知青挺好的”。小五子的脸越来越白，不一会就失去了知觉。队里的赤脚医生来了，给他作了包扎和止血措施，打了强心针，但无济于事，晚上十一时左右，小五子终于因流血过多而停止了呼吸，离他二十岁生日还差五天。知青们如同受了伤的野兽，一家一户地敲门疯狂地找寻李金锁，悲愤的喊叫如雷声在村子上空滚来滚去，李金锁的父母站在家门口，不停地向我们知青弯腰鞠躬赔礼道歉，老乡们用惊慌的目光望著我们，谁都否认知道李金锁的下落。十二时，公社党委，武装部，派出所，医院的人也坐北京吉普从江上赶来了。这时在生产队领导和当地老乡的保护下，李金锁的父母把已经五花大绑起来的儿子交了出来。派出所的警察给跪著的李金锁戴上手拷，并保护他免受愤怒的知青的痛打。经武装部的人勘察现场后，我们才知道，李金锁擦枪忘了把刚才巡逻时上膛的子弹退出，所以一扣扳机，子弹穿过泥墙，打在宿舍梁上的木头硬结上，又反弹到小五子肚子上，造成了小五子的死亡。
小五子的遗体放在一间空房子里，八天后，等他妈从上海赶来后，才下葬在金山大队附近向阳的坡上。小五子妈过去在部队医院给不少伤员送过葬，这次面对最疼爱的小儿子的死，表现得非常坚强，没有哭出声来。县委书记问她有什么要求，她说人死了也不能复活，现在李金锁还被关在县拘留所里，请领导把他放了，也不要给他什么处份，他们家就这么一个劳动力。李金锁回队后，接过别人转交的小五子妈送的毛主席语录和毛选，感动得泣不成声，马上到小五子的墓前连连磕头。开始几年，还经常去扫墓，后来知青陆续少了，他也不太去了，好像根本没发生这回事。1978年夏天，我回黑龙江参加大学考试时，临行前，小五子的妈妈找到了我，她伤心地对我说，“你们这些好朋友现在都要回来了，就剩我家小五子一个人留在那里，你考上大学离开呼玛时，不要忘记去小五子那里告个别，托人经常去看看他，我家小五子是喜欢热闹的，他最耐不得寂寞”。我想起小五子临死前那平静安祥的神态，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七面对死神(下)
谁知道，在我和生产队其他五个知青坐海轮去大连改乘火车回呼玛时，又经历了一件悲剧。
我们六人，五男一女，都是准备回黑龙江参加大学高考的，其中最有希望的当属舒民安，大家都叫他阿安。他生在美国，两岁时随父母归国，是文革前上海最好的重点----上海中学的六八届高中生，还当过中学里的团支部副书记。
拿现在人的眼光来看，阿安算是连马屁都不会拍的正人君子，疾恶如仇，一本正经到了迂腐的程度。可就是这一特点，1975年冬天他被大家选举当了大队生产委员，带著一夥老乡和知青去帮十八站林场倒大木(伐木)，这是我们那里一年中最重要的副业。因为当时国营林场效率不高和机械化水平落后，每年冬天都要找各个生产队的农民来帮忙完成国家计划任务。倒大木来钱不光要靠大家伐的木头立方米多，还要靠送礼打通林场上上下下的关系，譬如你把林场的头头给弄顺气了，他会默认你量下来的从伐木场到公路边木材堆积地的虚假距离而不认真复查，只要你编个弯弯曲曲的运木路线，多报个几百米距离，这样伐下来的大木每立方米的工钱就会提高，你给林场的检尺员送烟酒和面粉，他每次都量大木的粗大头，立方的数量也会无形中增加。阿安到了林场后，打前站的许会计得意洋洋地告诉他，今年林场给我们队定的每立方米大木的工钱要高于往年，也是各公社中最高的，虽然请林场的武主任喝了三回酒，送掉十斤豆油，一百斤白面，还是合算。许会计要阿安继续努力，搞好和林场检尺员小罗的关系，小罗已经暗示要些面粉和豆油。阿安一听就来火了，“我生下来就不会这一套，也不想学，现在办什么事，都要靠请客送礼，邪气把正气都给压跑了。林场的这批人现在胃口是越来越大了，都是我们自己给喂出来的。我就是不送，他还能把我们给吃了”。小罗开始没吱声，半个月后便在检尺时百般刁难，号称也是公事公办，结果挨了知青的几下硬拳。这下事情可闹大了，林场方面扬言要核实我们生产队的运木头路线，重新商量给我们的工钱。事关生产队的收入和每个人的利益，一些原先支持阿安的知青也开始责备他太死板，缺少当干部的灵活性。阿安无可奈何地随着许会计带著礼物一齐向小罗赔礼道歉，还请林场的领导喝了酒。在酒桌上，武主任语重心长地对阿安说，“小伙子，好好学著点，别那样死心眼，学校教你们的那套玩艺在社会上根本行不通。这社会复杂得很，毛主席要你们上山下乡，不就是要你们在社会这个大学校里长长见识吗？哈哈。”阿安当时没吭声，倒完大木回到队里的第二天，阿安突然向党支部书记提出辞职，从此变得消极起来，经常不出工，躲在宿舍里看书，写东西。
他给正在上海养病的胖子写信，叙述了他思想变化的痛苦，“我一直很喜欢伟人们欣赏的那些话，在命运的前头碰得头破血流决不回头，走自己的路，让人家去说吧。可是这次在大家尤其是你自认为是同一战壕的战友的劝说下，要我见了何等丑恶的事，都要无动于衷，见了卑鄙无耻的小人，也要阿谀奉承。我多年来精心构造的道德马其诺防线竟如此轻易地崩溃，而我们一直痛恨的东西倒成了天经地义。不管我能找出多少理由来为自己的屈服辩解，我都不能原谅自己的软弱无能。明知是错误的东西，还要违背良心去做，这和过去出卖理想，出卖革命当叛徒有何区别。”
他开始怀疑自己多年来信奉的政治信条和人生准则，“有些政治信条，我们总是凭著激情一厢情愿地相信它，而实际上并不明白，任何一种政治原则，拿到社会上总是要打折扣的。我们接受它的方法却常常是错的，我们手中的信条未必能替我们解决实际生活中哪怕很小的问题。我们口里心里相信的东西和准则，在人生中却并不如此去做。我们的书生气非但不能改造别人，而且使讲究实际的老百姓和知青对我们嗤之以鼻。我们根本不了解大多数人的苦恼和忧虑。理想必须来源于现实，来源于大多数人的生活实践。我最近心里时常出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在力求达到的是不是社会现实的需要。现在报纸宣传又要知青扎根边疆农村了，把朱克家，柴春泽，翁永曦当做典型。凭我这个懂点马列主义的哲学基本知识的人来看，上山下乡运动必然要流产，不会有什么成果的。可仔细想想，我们现在身体力行努力地去实践的人生准则却不被大众所接受，我们的辛勤劳动最终不过是无用功，为某些政治骗子的蛊惑人心宣传作点缀，岂不可悲。我现在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推荐上大学要轮到我也不知道是哪个猴年马月的事。但如果一个人平平庸庸地度日，那有什么意思。”
阿安对现实政治批判的语调越来越尖锐，1976年四·五清明节天安门事件后，他因为传播谣言，散布反动言论，收听敌台，几次被来我队视察工作的公社派出所所长在队里的学习大会上点名批判，甚至于被列入要逮捕的知青的黑名单中。他倒是毫不害怕，忍无可忍时还要据理力争，那刻薄的讽刺幽默，弄得全场人捧腹大笑，把那所长憋得满脸红一阵青一阵。舒还指挥知青唱歌，“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搞得全县的大小领导都知道我们队知青谁都不怕，连唱歌都会变着法子骂人。
1977年冬天，全国实行了文革后的大学入学第一次高考，阿安文科哲学底子很强，记忆力又好，连美国五十个州的全名都能背出，地理考了个99分，总分数也挺高，上海复旦大学曾想收他，由于父亲的美国特务嫌疑问题还没有解决，而阿安的政审材料里还有收听美国之音等敌台，散布反动言论的记录，黑龙江省招生办公室提出异议，结果没能上上学。后来地区革委会曾打电话给他，有意补送他入地区师范学校，阿安一口拒绝了。事后他对其他人说，“我不是贱民，不需要这种特别照顾。我需要的是我本来应该得到的东西，能真正表明我能力和人生价值的结果。文革虽然结束了，到现在还在看家庭出身，不能真正实行择优录取，比科举制度还不如，中国真是没希望了。听听美国之音居然还会影响我上大学，这种罪名还不是秦始皇那个封建时代的产物吗。让那个没上过小学的派出所所长管政审，我们知青是没有出路了。”这话后来传到公社派出所所长的耳里，他气急败坏地说：“阿安这小子也太狂妄了，我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还是能管管他这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要我还在所长的岗位上，就不能让咱们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社会主义大学里混进他这样有反动思想的人。”于是阿安和派出所所长的矛盾弄得人人尽知。
1978年春节，阿安回上海探亲，这时他父亲的问题虽说还没有结论，但因为有个美国著名的科学家来华访问前，向中国方面提出要见老朋友--阿安的父亲，某领导一个批示，文革时住进舒家祖传的那栋小洋房里两层楼面的两户人家立即搬出，看来平反落实政策是早晚的事。在区教育局工作的母亲为了补偿阿安受家庭问题连累而不能上大学的事，托了熟悉的医生为他办了有严重哮喘病的假证明，要他赶快办理病退回沪手续，阿安死活不肯，还指责他父母弄虚做假的行为不能为人师表，声称我要光明正大地回上海，弄得他父母好伤心。他一反常态，不怎么参加在上海复习的队里知青的聚会，老是一个人闷在家里，房间里堆了些黑格尔的哲学书和新出的内部书籍，根本没有我们那样废寝忘食复习的气氛。5月底我们几个知青准备回黑龙江参加7月高考的初试，约他一齐回队。他让我们先走，还幽默地说，他要过完儿童节恢复童心后才走，并托胖子给他买张6月2日去大连的三等舱船票。等到胖子买好船票，告诉他大家决定推迟一星期出发，和他一齐走，六个人正好凑够一个三等舱的房间，他说：“这又不是拱猪三缺一，你们何必要等我这个倒霉透顶的人。”
6月2日下午我们在公平路码头上，左等右等还不见阿安的身影，让送行的朋友给他家挂电话，他大哥说他早上11点就离开家了。离3点开船还有20分钟，阿安被小柏拉着匆匆赶来，小柏大声向我们喊着，“阿安这个家伙，都快开船了，他还笃悠悠地坐在候船室里抽烟，要不是我看到，他准误点不可。你们看，回黑龙江参加考试，他的旅行袋里除了一条烟，几件衣服，一本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和一本《中国地图》外，什么复习材料也没有，真是把书都藏到脑子里去了，就准备回上海读大学。哪像你们大包小包，恨不得把上海的所有好吃的东西和家里的所有复习材料都带回黑龙江，准备在农村长期作战。你们在考场上一定要学学他这种镇静的本领，祝你们六个人都凯旋归来。”
阿安带着他那瘪瘪的旅行袋上了船，他脸色不太好看，在甲板上和胖子窃窃私语一番后，回到船舱里和我们打了两轮桥牌，拱了几回猪都保持不败记录。随后他提议大家还是上甲板上看看海上日落，充份享受一下大自然。落日的余辉把蔚蓝色的东海海面染成一片金黄，阿安望着周围飞翔的海鸥，听着我们对这美丽的景色的评价，一直默默无声，忽然冒出一句话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当那巨大的火球终于落到了地平线以下，天色逐渐暗下来后，他主动提出请我们大家吃今天最后的晚餐。大家都说这次高考，他不会再为家庭问题受连累，肯定能考取他向往的复旦大学政治系，不过到时候还要请客。他叹了一口气说：“我过去也认为自己出类拔萃，充满自信，但现在我对自己能否上大学毫无把握。1973年大家推荐我上大学，谁知冒出个白卷英雄张铁生，考试成绩全部作废，还是看出身，结果浪费了我们队的一个名额。去年考试，我成绩名列前茅，结果是名落孙山。上面领导说我思想反动不能上大学，知青里也有人说我好高骛远不学无术考不上大学。我的任何奋斗，都一事无成，想一想都会无地自容。但你们还是把我当朋友，光凭这点我就应该请你们吃饭。不过我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所以将来谁考不上大学不要怪我的晦气连累你们。”胖子马上打断他的话，“阿安，老提你那走麦城干什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考场又不是刑场，今天是你请客喝酒，不要拿你那种悲观论调来影响大家情绪。一会儿我们还要一齐复习历史和政治，不能痛饮三百杯，还是乾杯吧，与尔同销万古愁，预祝我们六人个个考上大学，回到上海。”于是我们六人一面喝啤酒，一面高声背诵李太白的将进酒的长诗，“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乾杯。”引得周围的人都转过身来看着我们这付摇头晃脑的得意劲，以为餐厅里跑进了一夥疯子。阿安的酒量很大，但只喝了一杯就不喝了。
回舱房的路上，阿安拉住一个服务员，问船今天下半夜几点出东海，那服务员随意答了一句，大概是三点多吧。我感到奇怪，便问阿安，你打听这个干吗？他答非所问地解释说：“东海的水是蔚蓝的，代表希望，黄海的水是黄的，混沌不清，只有到了目的地大连，你才会再看到蓝色的大海。过去有人一形容大海，便是蓝色的海，其实大海和社会一样，也有清混之别。”
回到三等舱里，躺在铺上，我们就请阿安出题，让我们一个一个来回答，答的不全的地方或者是答错了，就请他补充或纠正。不知不觉地就折腾到了十一点，胖子忍不住了，大叫瞌睡虫已经袭来，他这一说我也犯困了，阿安看我们都没精神了，便说：“那就到此为止吧。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们复习，以后我可没时间陪你们了。大家再背一遍高尔基的海燕吧，今晚虽然风平浪静，但我希望海燕的那种迎着暴风雨而奋斗的精神将会让你们个个都考上大学的，我实在是太喜欢海燕了。”那时候我们队里许多知青都喜欢瞿秋白翻译的高尔基的海燕，不仅抄在笔记本上，还能一字不差的从头背到尾。“在那白茫茫的海面上，飘翔着一只海燕－－－－”，小小的舱里又响起了激情的集体朗诵声。在阿安请求下，我们背了三回。“我来了，我来了”，我也逐渐进入了梦乡。
6月3日早上六点半，我睁开眼睛，对过阿安的铺上没有人，毯子叠得整整齐齐，而其他四人都已经起来看书了，没有法子只好起床去刷牙洗脸。等我从洗脸间回来后，胖子他们也出去了，舱里就剩下睡在阿安下铺的小陈那个女孩了。过了一会儿，胖子他们陆续回来了，每个人进舱时都问我看见阿安没有，快吃早饭了，怎么还不回来，不知他上哪儿看书去了，还是掉到哪个臭毛坑(厕所)里了。于是我们四个男的又分头去找，全船上下都找遍了，也没见他人影。五个人坐在舱里正纳闷时，胖子说他六点起来时，就没看见阿安在铺上，“阿安白天都要睡懒觉，今天怎么会起哪么早？奇怪！”小陈有点胆颤心惊地接着说：“我昨晚上失眠睡不着，就一直躺在床铺上看书，他也一个晚上都在看书写东西，后来他下铺看见我还在看书，就对我说，都两点了，还用功呢，快休息，你这个小病鬼，要注意身体，以后的日子长着呢。说完他就出去了，大概是上厕所吧。我很快就睡着了，他什么时候回来的我不清楚。”
这时，我突然生起一种不祥的感觉，“最后的晚餐”，“最后一次帮你们复习”，“海燕-----我来了，我来了”，我和胖子几乎是同时冲过去翻开了阿安铺上的枕头，旧军装上放着一封写着“胖子等收”字样的信，“他-----？？？”，我和胖子实在不愿这样想。信封没有封口，里面只有一张信纸，上面写着：
“胖子等：我走了，我去找我的归宿了。原谅我，原谅我这怯懦，轻率的举动吧！能否上大学毫无把握，而继续呆在队里，这想一想就会使我发疯。我没有勇气继续面对现实了。我早有此愿，活着如同行尸走肉，不如死了好(阿安在这句话下划了强调线)。
请别告诉我爸妈，通知我哥吧！地址是上海xx厂xx车间xxx
别了。祝你们幸运！
\\\\\\\\\\\\阿安
78.6.3匆
又，有可能把我在队里的东西和书捎回去。”
这封信在我们五个人之间传来传去，谁都没有说什么，房间里只有急促的呼吸声。忽然，小陈哇地一下哭了起来，打破了这凝聚着的空气。“你们还坐在这里干吗？快叫船停下来，回头去找”，她便哭便催我们赶快去找船长。船当然是不会开回去找的。船长告诉我们，文革时，跳海自杀的人很多，即使看见有人跳海马上停船，也几乎连尸体都找不到，大概是跳下去后立即被吸到船底下去了，当然会游泳的人，一下子可能死不掉，其实那更痛苦，在海里挣扎一番后，不是被鲨鱼吃掉就是精疲力竭沉入海底。边上的乘警也说，跳海自杀的人被过路船只发现救起死里逃生的事我只听到过一次，清晨两三点时，周围也没有其他船只通过那块海区，你们还是赶快通知他家人吧，人死不能复活，你们也不要太悲伤，好好复习功课，考上大学，前途无量。
我和胖子倚靠在船舷边，凝目注视着这茫茫的大海，阳光虽然灿烂，但海水并不象天空那样蔚蓝。我力图摆脱那种想象，能够在黄埔江上游几个来回的阿安心里高喊着“我来了”，跳下东海时，没有马上死去，周围一片黑暗，除了那远去的海轮上暗淡的灯火和满天的星星。哪怕他又有了生的愿望，他也只能一个人在海里奋斗，或许他能坚持到东方出现曙光，最后一次望着这已经不属于他的黎明，终于被希望之海的浪花所吞没。
胖子哽咽地对我说：“我实在没有想到阿安会走上这条路。昨天他上船的时候跟我说，只要这种政治审查制度存在，他这种反动分子今生今世就进不了大学，而呆在农村苟活一辈子，也实在忍受不住，我劝他把眼光放远点，不要太悲观，现在邓小平上台了，一切都在变，右派都平反了，那个悼念周总理的四五天安门事件也迟早会平反，到时候你说不定就是英雄，让那个狗所长向你陪礼道歉。他说，其实那所长人也不坏，从没向下面的生产队要过东西，他也是为他所坚信的真理而奋斗，不折不扣地执行上级指示，而且忠心耿耿，过去父亲被打成美国特务时，我也不是说过要和他划清楚界限吗？后来才明白自己做错了，后悔莫及。阿安说文革时的冤案平反是早晚的事，但他可能看不到了。”胖子后悔地说：“后来他把话题扯开了，大谈关于大海的哲学和美学，又吟了文天祥的过零仃洋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假若我稍稍敏感些，注意些，说不定就能阻挡住阿安的死。”
我安慰他说：“你不要这样自责，我们都太迟钝了或者说是太现实主义了，所以无法理解他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阿安他自己选择了不苟活偷生的庄严的死，马上就要面对死神，他还无所畏惧，象英雄那样平静地要我们朗诵海燕为他送行，这样的勇气是谁也拦不住的。我们只有鼓起生的勇气，继续面对这严峻的现实，才会有出路，我始终相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阿安的追悼仪式是他死后七七四十九天时由朋友们操办的，由于龙华殡仪馆不能为追悼自杀者出借场地，仪式是在他家的大客厅里举行的，出席者有他小学，中学和插队时期的朋友六十多人。他的遗象两边挂着一付选自他遗诗的对联：“花落但余心向日，剑埋路有气千霄。”看到照片上他父母那种欲哭无泪的悲伤样子，还在黑龙江农村里复习迎考的我们都掉下了眼泪。当了国际海员的小柏，每次随船经过东海黄海相连的海域，就是阿安跳海的地方，都要投下一些香烟和罐头，奠祭我们的好朋友阿安。
当然也有人无动于衷，那个被阿安认为人还不坏的派出所所长，在我们向公社领导汇报阿安的情况时，阴阳怪气地插了一句话，“舒民安不是要上大学吗，这回可如愿了，上了东海大学。”气得胖子当场就给了他一记耳光，在场的公社党委书记拉开了胖子，反过头来倒把所长训了一顿。
1978年6月3日，上海市下达了关于插队知青都可以病退回沪的文件。10月，我和胖子回到上海念大学，小贺考进了东北师范大学，大学毕业后分配回到上海。小鲁和小陈虽然接到了地区师范学校的入学通知书，他们都没去，而是办了病退回上海的手续，成为离开生产队的最后两名知青。回到上海，他们俩参加了1979年高考，也都进了大学念书。小鲁后来对我说，接到地区师范学校的入学通知书时，他曾犹豫不决，看到大家都走了，极其悲观失望，甚至于想拉颗手榴弹自杀，但一想到阿安的死给父母朋友带来的痛苦悲哀，还是选择了生的道路。
我插队的那个公社里，一千二百多名知青到了1979年走得尽光，只有小五子一个人静静地躺在山坡上的墓穴的棺材里。1978年9月20日，我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去金山大队探望了他，被野草掩没的墓牌上的字迹早已被多年的雨雪洗刷得看不出来了。我用手一根根地拔掉墓上一米多高的野草，用毛笔把墓牌重写了一遍，把两盒牡丹牌香烟和两瓶松花江啤酒放在墓前，自己也点燃了一支烟，猛吸两口，然后放在墓牌前，隐约中我仿佛感觉到小五子在和我告别，再见，再见，永远别忘记在黑龙江边，还有你少年，青年时代的朋友，今后有机会再来看看我，我想你们，我太寂寞了。
一，吴八老岛的冲突
一谈到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很多人都知道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其实同时在黑龙江上还有个吴八老岛，也是中苏激烈冲突的一个热点，只是没有发展到大规模的军事冲突的程度罢了。我插队的察哈彦离吴八老岛只有百里多地，因此刚到那里，老知青和老乡们便给我们讲了一些围绕着这个岛中苏冲突的故事。当时有首叫“手握一杆钢枪”的歌曲最初就是从这里唱出的，后来被编进一本叫《革命歌曲》的书时，则把“我守卫在吴八老岛上”改成“我守卫在祖国的边防线上”。
吴八老岛位于黑龙江省呼玛县鸥浦三合村境内黑龙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理所当然是中国的领土。岛上虽说没有金矿和石油，但是在中苏友好的蜜月时期，苏方人员经常上岛打草砍伐树木，中方也不加以阻挠。好比是邻居偶尔用一下你的东西，在关系好的时候你根本不会在乎。这就给苏方在以后视吴八老岛为苏联领土留下了隐患。我所在的生产队附近的一个小岛也是因为过去默认苏方人员上岛打草砍树后来引起了纠纷。
中苏关系交恶以后，据说苏联军人从1968年夏天首先开始在岛上挑起冲突，不准中国边民上岛。记得当年中国的一部纪录片上曾经有过苏联军人在岛上把中国渔民赶得四处乱跑的场面。新华社还专门发过几张照片以揭露“新沙皇”在吴八老岛地区的侵略行为，一张是全副武装的苏军在一名校官两名尉官的指挥下，站在岛上用长棍阻挡在小船上的我边民上岸；一张是我边民坐在岛上休息，头顶上有一架直苏军直升飞机在盘旋。(有兴趣的朋友只要翻一下1969年3月至6月的人民日报大概就能找到这些照片。)听当地人讲，当时苏联军人身材高大，训练有素，执枪持棒，而中国的边民当然也算是民兵赤手空拳，开始因为听从上级的命令，要有理，有利，有节，不准打对方人员，不许未经批准随便以血还血，以牙还牙，所以民兵只有挨打受气的份，没有还手的权利，吃了很多亏。和报纸上所说的我方总是大嬴家完全不同。有一次，有位民兵见到自己的好友被几名苏联军人打得头破血流，怒气冲天，实在忍无可忍，从船上抄起一根船浆，冲上岛去，一下子把一名苏军士兵打得昏死过去，结果回来还受了批评处份。1968年冬天(？)苏军开始阻挡中国的客车在吴八老岛外侧主航道上行驶(黑龙江夏天行船，冬天冰雪封江，大江便是天然的公路)，中国人当然要据理力争，不肯从吴八老岛内侧行驶，因为这样一来无疑是承认苏联对吴八老岛的领土要求。于是双方人员便在江面上发生对峙和冲突，从吵吵闹闹到推推碰碰，乃至大打出手。最初中国人老吃亏，给苏联军人打得头破血流，无招架之力。苏军一名中尉常是现场指挥，据说棉手套里藏有铁器，有一回一巴掌就把我方的一名人员打昏过去，从此留下脑震荡后遗症。他打过人后，马上回到苏军人员保护圈中，趾高气扬，令我方人员恨之入骨又无可奈何。久之，我方的上级也觉得老是挨打有损士气，如此如此调遣一番。
不久又有一辆我方的汽车在吴八老岛外侧江面上受阻，车上下来的我方人员与苏军开始争吵，当然都是老百姓装束(一般来讲，解放军是不准参加这种斗殴的，只能在岸边观望保护，据说是怕被苏军抓去，查明身份，引起直接的军事冲突)。苏军中尉于是指挥手下人员挥舞大棒大打出手，中国人员也如以往一样被追的如鸟兽四处散开，他正得意之时，忽然有几位似作逃避状的中国老百姓一下子都奔到了他的面前，中尉还没有出手便被一个中国人狠命地摔倒在地，另外几名中国人上去又是接着几下猛打，还有人拿起从苏军手里抢来的大棒对准他的腿部和腰部猛击，一切都发生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等其他苏军士兵跑过来时，这几位中国人频频出手，把冲上来的苏军一个个摔倒在地，不慌不忙地跑回到中国人员中去了。据说当时苏军士兵都给镇住了，因为过去苏军在和中国老百姓的冲突中一向是占上风，从来没有看到过中国老百姓有如此高强的本事，不知中国是否是把特殊部队的军人改装派上来动真格的，加之现场指挥被中国人打昏在地，所以没有人再敢冲上来继续斗殴，只好灰溜溜地抬着不省人事的中尉回到苏方一侧去了。中国汽车顺利地从岛外侧的主航道上通过。从此以后，好长一段时期，这一段江面上的冲突少了许多。
事后据称，这次特意要从吴八老岛外侧江面上通过的中国汽车上的那几位出手不凡的老百姓是专门从省内各处调来的摔跤和柔道运动员，上级给他们的指示是不和苏军士兵纠缠，专打那位经常出面指挥打中国人的苏军中尉，这叫擒贼先擒王；还给他们放苏联军人无理殴打我国边境居民的纪录片，看各种照片，激起运动员的民族恨，幸好上级最后还没有忘记提醒他们当时中央三申五令的“三有”(有理，有利，有节)“十六字”(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对苏斗争方针，决不允许打出人命来，这就使苏军中尉在这几位彪形大汉的痛打之下不至于丧命。那位苏军中尉从此再也没在吴八老岛上出现过。但据人说，他又在珍宝岛上多次指挥苏军人员向我方挑衅，最后在1969年3月2日珍宝岛中苏边境武装冲突中被我军击毙。记得在当时的新华社记者内部报导中出现的瘸腿上尉便是此公。这也许是命中注定吧。阎王老子要找你，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1969年3月2日，15日在珍宝岛上发生中苏边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苏军出动了坦克和重炮，炮火把我纵深的公路打了个稀八烂，运输车辆完全不能通行。但我军靠人海战术，把弹药运上了前线。最后把珍宝岛牢牢控制在手中，总算让苏联人吃了一回亏。一辆苏军最新颖的t-72型坦克也被击毁在中国境内的次航道上，苏军几次反攻想把它拖回苏联境内未逞，无可奈何用重炮对其猛轰，最后将周围冰块炸碎，坦克残骸落入黑龙江中。被中国潜水员拖上岸，送到北京军事博物馆内展览。
此后，在吴八老岛对岸的苏军也许怕与我军发生直接冲突，加上黑龙江已经开化，上岛的进退也不容易，改用直升飞机在岛上盘旋，耀武扬威。但从5月12日起，经常用轻重机枪向岛上射击，威胁我方上岛生产人员的生命安全，有时子弹也飞到三合村来，气焰十分嚣张。上级领导要求三合站的边防部队和民兵迅速组成联合巡逻队，上岛行使主权。当时已有知青来三合站插队，得此消息，纷纷写血书要求上岛。经上级再三考虑，最后决定知青，民兵都不上岛，改由解放军边防部队官兵五人组成巡逻队上岛。出发前，开了军民誓师大会，群情激昂，巡逻官兵的代表也发言表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坚决走出国威和军威来，走完全部的巡逻路线，完全是敢死队的气慨，令人敬佩。
1969年5月15日下午1时许，五名官兵身穿崭新的绿军装昂首阔步登上了吴八老岛。最初的五分钟，对岸的苏军也进入了戒备状态，但没有象往常那样开枪警告。因为中国军队自珍宝岛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后，还没有在白天如此大模大样上岛巡逻过，我方岸边站着和隐蔽着的知青，民兵和军人都为之兴高采烈，还有人高呼“毛主席万岁”、“解放军万岁”之类的口号，不过马上被人喝令不准出声。谁知忽然对岸山上苏军隐蔽点中终于传来了令人担心的枪声，开始苏军还只是往空中开枪，见我军巡逻官兵还是一付大无畏的样子在岛上行走，便用机枪向对准吴八老岛上巡逻队必走的一块平地扫射，子弹越射越低，可以说把我军巡逻队前进的道路完全封锁住了。我军巡逻队队员也不再昂首阔步了，开始借着岛上的小树灌木丛之类的隐蔽物来保护自己继续前进，后来在那块平地前不得不止步而隐蔽起来。岸边的中方军民看到巡逻队受阻于苏军的枪林弹雨，纷纷要求上级下令开枪还击，保护我巡逻队执行正常的巡逻任务。谁知现场总指挥，好像是一位团长说上级有命令，决不能把一颗子弹射到苏联领土上，这是绝对不准违反的军令。眼看巡逻队官兵在苏军的机枪子弹的威胁下进不得，有生命危险，又退不得，大概怕丢中国人的脸，违背自己的誓言，再说当时我巡逻队也没配备对话器之类的通讯装备，那怕上级要他们马上撤退也无法知晓。十几分钟后，岸上的我方军民看到巡逻队在一片枪声中开始匍伏前进，爬爬停停，不一会儿，前四名队员已通过封锁线，进入一片小树林，但是最后的一名队员稍稍猫腰爬了几步，一个踉跚挺了下腰就趴下再也不动弹了，很明显他是中弹牺牲了。岸上我方军民不禁义愤填膺，有人号啕大哭，再次请求还击。那位团长也热泪盈眶，他说我也有枪有炮，跟你们一样想打，但没上级的命令，我是一颗子弹都不能放的，军区已下令停止一切军事行动。
见打死了中国边防军，对过苏军也许是怕惹出更大的麻烦来，轻·重机枪也停止了扫射。夜幕降临后，中弹牺牲的巡逻队员的遗体被安放在知青的大食堂里供大家瞻仰，一些女知青哭得死去活来，这是知青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的真正的烈士。后来又在公社所在地十八站公路边为这位死去的战士建了个陵园，树了个十来米高的大碑，往来汽车上的人只需抬头便可看到上面刻着“反修战士任宝林烈士之墓”十来个大字。
烈士算是壮烈牺牲了，但后来给我们知青搞军训时，边防军的杨排长总把任宝林通过封锁线时没有象其他队员那样采取低姿匍伏前进而采取猫腰高姿匍伏前进而牺牲的事例作为一个教训，告诫我们在战场上要学会保护自己，千万不要逞英雄，丢掉性命。杨排长还说，他听孙玉国(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的战斗英雄，时任边防军连长，曾在中共九大上作事迹报告，后官至沈阳军区副司令，1976年被免职。)的报告讲，在珍宝岛的战斗中，有位后来被称为英雄的战士模仿电影中的战斗英雄，一下跳出战壕，背靠在大树上端着冲锋枪对着苏军横扫一阵而被打死的。他说不怕死不是要你去白白送死，将来一旦和苏修打仗的时候，你们一定要记住这些血的教训，技术不过硬，思想再好也是要被打死的。别看一个小军人，说话也挺有道道的。1975年，政治谣言四起，据人传说，叶剑英元帅在批判林彪不注重军事训练专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思想教育的危害时，也举了这个关于背靠大树的珍宝岛英雄的例子，他愤慨地说：“当兵的当然要不怕死，但精神挂帅搞得战士连保护自己消灭敌人这最基本的军事常识也不知道，这不是拿他们的生命开玩笑吗。”
二、虚惊一场
中苏武装冲突后，中国的报纸上天天强调苏修亡我之心不死，要防备苏修的突然袭击。我们到生产队不久，上级便把我们知青武装起来了。虽说不是人人有枪，但比起文革时一个讽刺上海造反派头目的政治笑话中上海民兵的人均武器数量来讲，要多得多。
当时那个笑话讲，有一位造反派头目对下面的民兵说：“经上级批准，决定发给大家枪。一人一条枪(停顿，台下热烈鼓掌欢呼)，是不可能的(台下情绪有点低落)。经我向上级反映，两人一条枪(停顿，台下鼓掌)，也是不可能的(台下情绪更为低落)。最后决定，三人一条枪(停顿，台下没有鼓掌)是可能的(台下有人开始鼓掌)，不过暂时发的还是木头枪。”
我们知青民兵的武器当然是真枪实弹，虽然名义上也是三人一条枪，但总有几十个男女知青轮流在外面搞副业，伐木修路，花名册上陆续来到的三批共两百多名男女知青全在生产队的时候连一天都没有，所以一人一条枪甚至两条枪的时候还是很多的。我们的半自动和自动步枪，冲锋枪，轻机枪的样式和边防部队的差不多，只是装备到我们手中的时间要比边防部队晚两三年，知青民兵连长也没有手枪可带，但比起当年的土八路和志愿军的战士来讲要强得多，我们知青也心满意足了。当时我们这些十六、七岁男孩女孩几乎都喜欢拿把枪拍照留念，至今许多人还保存着当年骑马握枪威风凛凛的照片。
不过相比之下，对岸苏军兵营里有百来号人，他们的具体武器装备不太清楚，好像有一辆装甲运兵车，三辆吉普车，五辆卡车，有一架军用直升飞机几乎每天都来，偶尔故意抄近路侵入我领空，从我们头上低飞过。乃至今天，我一听到直升飞机低空飞行的嘈闹声就感到烦躁不安。每当天气晴朗的时候，还不时看到对过蓝天上喷气式战斗机飞过的痕迹。黑龙江通航时，苏联的船只来往不绝，苏军配备的高速巡逻舰艇也经常神气活现地在江面上游戈。苏联边境线上的居民点很少，军营哨所很多。凡我居民居住点对岸必有苏军哨所兵营。他们三天两头搞实弹射击，那机枪的三长二短的点射打得十分熟练。对报纸上说的苏修在我边境陈兵百万，这时才有体会。
当时有一条毛主席语录，叫“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插队知青组成的武装民兵显然是正规边防军的最大辅助力量。最初边防部队派了一个排长和两名战士来为我们搞军训，练刺杀学打枪。有一回为了模拟炸苏联坦克，让个知青把土炸药包绑在一棵和人脖子差不多的白桦树上点燃，一声巨响，白桦树顿时被炸成两段，有一段从空中直向在几十米以外观摩的我们飞来，大夥儿只得四下逃避，结果刚好落在一位双手捂着耳朵跑的慢些的男生身边两米远的地方，险些弄出人命来。
把知青编为武装民兵，是要我们自己来保卫自己，守卫边疆。苏军在我生产队周围三面的对岸山岭上建了三个十来米高的了望哨所，位于半岛尖上我生产队人员的所有活动大概被他们看的一清二楚。生产大队背后方圆几十里都是密密的大森林，无人居住，离公路有一百数十里，离最近的其他居民点也有五十五里地。我正规部队布署在离边境很远的地方，边防军只是在公社所在地才有，人数也少得可怜，一年中巡逻到我们生产队只有几次，如果在这里和老毛子(东北人对苏联人的俗称)一旦打起来，等到七十里外的边防军来救援，我们早就完蛋了。当时的战略方针是一旦苏军大举入侵，我军大步后撤，关起门来打狗，把侵略者消灭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尽管大家都明白苏军无论是在武器装备上还是在军事技术上都要比我们强得多，那时年轻气盛，热血沸腾，丝毫无恐惧之心。钢枪在手，还想欲欲一试。
但一到那里，上级就向我们宣布几条纪律，第一，不准把枪口朝着苏联方向射击，即使在我境内发现特务和小股入侵苏军也不例外，要防止子弹飞到苏联领土上。第二，不准向入侵我领空的苏联飞机(主要是直升飞机)开枪，除非你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能让它掉在我国境内。1970年冬天，我们要到队里附近江上在主航道我方一侧的察哈彦岛上砍柳木杆子，男女知青纷纷要求上岛，甚至于还有人写血书请战。鉴于过去苏联人也去该岛打过草，并派过巡逻队赶我方老乡下岛，上级命令不准带枪上岛，遇见苏联边防军上岛，岸边的担任武装保护的民兵不准开枪，上岛的人除据理力争外，必要时主动撤回。那天上岛的知青与其说是怕苏军入侵，不如说是希望苏军来和我们吵架，让我们有个表现自己英雄行为的机会，有人还偷偷地带上了自制匕首。结果是苏联人当天根本没来，让知青们大失所望。直到1978年我考上大学和生产队告别时，每年我们都平安无事地上岛好多次，也没有发生过苏军上岛的事件，苏联方面实际上承认了察哈彦岛的主权属于中国，而我们也不再兴师动众派人保护了。当时边境上的我方军民基本上是秉承高层领导的旨意，不在边境向苏联挑衅。尤其是中国总理周恩来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机场进行了当时称为“坦率的会谈”后，双方都有所让步和克制。上级又给我们下达了任何情况下不准在边境线二公里之内开枪打猎和实弹射击的命令，这样就有效地防止了可能引发武装冲突的萌芽。
因为插队知青人数是当地男女老少总数的一倍，所以晚上站岗巡逻的任务也由知青全包。每晚六人，三人一组，上半夜岗(九点到一点)多是女孩子，下半夜岗(一点到五点)则是清一色的男孩子，全是义务，没有工分报酬，白天还要出工劳动。人少时一个月中要轮到二三回。尤其是在冬天，冰雪封江或形势紧张时，还要加岗巡逻。
每次巡逻要从村里到生产队周围的田地里，树林子，江边绕好几圈，我们常在晚上零下几十度的寒冷气候下，趴在江边的柳毛丛里，用一个自备的十六倍的望远镜监视对岸苏军兵营的动静。此望远镜是中波远洋海运公司的某船长给他插队的儿子的送行礼物，带到队里后便成了大家的公用品。
我们当时把苏联当做敌人，时刻要防备对方袭击，刚去的时候，晚上单人在村里行走也经常提心吊胆，不敢靠着路边。有一天，一个女知青在江边地里放猪，忽然看到有一条船靠了岸，下来了几个彪形大汉向她走来，吓得她扔下猪群就往村里跑，大叫苏联人上岸了。大夥儿拿上枪赶去一看，才知道原来是我们中国航标艇的船员在修理岸边的航标灯。其实对岸的苏军大概也弄不明白中国边境的农村里怎么会突然冒出这么多穿草绿色服装的年轻人，也是戒备深严。
1970年6月，我们刚领到枪不久，一天晚上一点多忽然被对岸苏军的机枪声和我村庄里的紧急集合的钟声(一根挂在知青食堂屋檐下的钢管)叫醒。五分钟后，全体民兵在食堂前的空地上集合了。给我们讲话的是负责我们军训的边防军杨排长(我老把他看成是一部叫“冰山上的来客”电影中的足智多谋的杨排长)，他神情严肃地告诉大家，刚才发现有特务潜入我境内，上级要我们兵分两路马上进行搜索，在他讲话的同时，村子后面的树林和对岸苏军兵营的上空同时升起两颗绿色信号弹，不一会儿，在村子边上的泡子(小湖)边也响起了几声冲锋枪响，大概是巡逻的人发现敌情了，这时谁都认为这已不是一场训练了，刚才还是昏头昏脑，走路摇摇晃晃的我们都从梦中清醒过来了，心情十分紧张也有几分激动。
杨排长带着我们一部份知青迅速向泡子方向奔去，刚到泡子边，他大喝一声“卧倒”，几十个人这时刷地一下马上伏在地上，只见一下光亮，随后便是一声巨响，一颗手榴弹在水中炸开。然后大家又在命令下小心翼翼地沿泡子两边向前搜索。一分钟后，对岸苏军兵营里也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和车辆的急驶声。杨排长脸色大变，马上下令原地待命。我们也明白了这不过是一场紧急集合的演习。不久由另一名边防军战士带领的一路人马派人来报告，对岸苏军已经乘军车进入江边战壕，不过不象是要对我们发动攻击，好像是在防备我们进攻。杨排长听完来人报告后，宣布演习结束，除民兵连排长留下继续监视对岸苏军动静外，其余人马上解散回宿舍睡觉，但不准脱衣服。事后杨排长虽然挨了上级的批评，但他对我们知青的集合速度之快演习之认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这次夜间紧急集合虽然事先已通知上级，上级也赞成要让我们这些从上海来的知青经受一下锻炼，但对具体的演习计划则未加过问。打枪扔手榴弹都是杨排长精心的策划，想不到正巧那晚又有苏军的实弹射击和信号弹四起作渲染陪衬，结果弄假成真，让我们知青和对岸的苏军都虚惊了一场，差点儿真的闹出武装冲突来。由此看来，双方处于极端的对抗和敌对的情况下，惶恐不安，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感到是大敌来临，一触即发。一些武装冲突大概就是起源于这些偶然的突发因素吧。
(来日本后，遇见一些台湾来的男留学生，他们大学毕业后都有服兵役的义务，三人中有一人要抽到去金门岛经受锻炼的签，在那里也经历过防备共军突然袭击的演习。)
在边境上呆的时间长了，敌情观念淡薄了，警惕性也降低了。晚上站岗巡逻转个一圈便跑到队部的大热炕上去睡觉了，值勤日记上记的都是平安无事。因为中苏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危险性已消失，1972年以后，上级也许是察觉到每天晚上要那么多的人受罪也过于紧张，不再要求我们知青民兵每晚站岗巡逻了。
1973年冬天，知青民兵连长在公社开完会搭队里的拖拉机大爬犁回队，途中拖拉机出故障，修了老半天也没动弹，他让拖拉机手们继续修理，自己一个人从大江上走了几十里地回生产队叫人送零件去。他则在队里召开民兵大会，传达上级的最新指示，说最近在内地抓住一个苏联武装特务(原是中国的叛逃者)，据说就是在我们队对岸的苏军兵营里过夜，一大早在我生产队上游附近三十里地潜伏入境的，上级要求我队的民兵提高警惕等等。未等他传达完上级指示，便有一人慌慌张张地跑进来报告在我生产队下游附近的江面上，发现有一串从对岸走过来的脚印。我和连长跟来人一起骑马跑到了事发地点，这时已是晚上八点多了。月光照耀下的江面上，果然有一串脚印从江中好像是主航道苏联一侧笔直地延伸过来，在岸上的马车道边消失了，看样子是几小时前发生的事件。不一会儿，先前在下游抛锚的拖拉机大爬犁也轰隆轰隆地开到了这里，于此同时，对岸苏联一侧江面上也出现了五个撑滑雪板穿白色服装的全副武装的苏军巡逻兵。拖拉机手们告诉我们，这几个苏联兵从傍晚开始就一直在对岸监视和尾随他们前进。回到队里，又有人报告对岸苏军兵营里汽车往来不绝，九点多时直升飞机也来过了。这是从来也没有碰到过的事，一切发生的都是这样的奇怪，看来确实有大事要发生了。因为此时生产队的大多数知青和男劳动力都已陆续出发去林区伐木了，大家顿时紧张起来。给公社打电话，公社说边防军和县里负责人要早上才能赶到，要我们保持镇静。那些个男人出外伐木的小媳妇们害怕的拉带着孩子们几家住在一起，生怕武装特务溜进村来把她们杀了。所有的在队知青，包括第二天白天要到公社修水库的六个男女知青这一晚上都没有睡觉，在冰天雪地里拿着枪放暗哨和巡逻。
第二天白天，去公社修水库的六个知青和两个老乡出发了，因拖拉机还没修好，这七十多里地，他们只能步行了。不一会儿，边防军和县革委副主任兼外办主任也分坐两辆吉普车从山路来到我队，在连长和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陪同下到出事现场分析情况。苏军的几个雪地巡逻兵也站在对岸岸边严密地注视着我们这十来个人的动静。气氛有些紧张。
外办主任自然是经验丰富，先让边防军回到岸上的吉普车里去，自己仔细地看了一会儿脚印后，马上就问这两天你们生产队里有没有人从江上走过。连长回答，我昨天才从江上走回来。主任接二连三地又问了连长几个问题，随后不准我们保护，一个人往江中心走去，这里的人都为他提心吊胆。谁知他回来后说出的第一句话竟让连长大吃一惊，“我看这从对岸走过来的苏修特务大概就是你。”
原来黑龙江在这里有个大拐弯，从公社回生产队，或者从生产队到公社，顺着江中的主航道走的是弓弦，江中央的雪道又平坦，要比沿着岸边走弓背既快又省力，知青们脑子活胆子大，自以为只要自己与前后两个航标灯柱保持三点成一线，就不会越境走过主航道。连长走的便是这条近道，他看到岸边有我队的拉柴火的马车经过，就从江中笔直地回到岸边，坐上马车回队了。因为这一带的主航道离苏联岸边特别近，离我方岸边比较远，连长的这一长串脚印看起来好像是对岸有人走过来似的。而当他听人讲有特务越境，加之对岸苏军活动异常，一时警惕性高涨，未能冷静地想一想其他的可能性，便马上向上级汇报，结果引出了一次让全县军民虚惊一场的闹剧。
外办主任把连长一顿好训，便坐吉普车从山路回县里了。他心情十分愉快，要不是自己经验丰富，还不知全县军民要折腾多长时间。
下午他在办公室向各级领导通报了所谓苏联特务入境事件的真相，建议取消已发布到全县各生产队及各交通要道的检查站的三级战备的指示。就在他快下班的时候，有人向他报告，县城对岸苏联边防哨所打出要求紧急会晤的旗号。心里一震，不知又发生了什么重大边境事件。
三，外交辞令和中苏往来
俗话说“边境无小事，事事连国际”。根据中苏两国的协议，双方只是在几个口岸有定期和不定期的边防和外交会晤，大至边境冲突和犯罪者的引渡，小至溺死者死尸漂入对岸、牛马误入他界，都是谈判的话题。我县各生产队，公社管辖地带发生的边境事件都必须报县，由县外事办公室会同边防统一和对岸苏联边防直接交涉，不准下面自行交涉。
1970年代我县的首席谈判代表是县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兼外事办公室主任，具体姓名已想不起来了，只记得最后一个字是“泰”，与当时我公社党委副书记迟仁泰(一度官至地区党委副书记，1980年代降为漠河林业局党委书记，在震惊中外的大兴安岭地区火灾中，当机立断，用有线广播大叫大家逃命，及时指挥群众在大火到来前转移而出名)，某公社党委书记孙国泰三人并称为呼玛县能把死人说活的三泰铁嘴。
泰主任原是学俄语出身的大学生，在1968年一次围绕吴八老岛边境纠纷的中苏会晤中妙语惊人，崭露头角。当时苏军侵入我方领土，殴打我边境渔民，铁证如山，常被我方指责的哑口无言。苏方自知理亏，一直想找点材料来反驳我方。有一次苏军又与我边民在吴八老岛发生冲突，打来打去，一名苏军和我渔民同时掉入岛外侧的江中，我渔民入水后当然是如鱼得水，得心应手，抓住苏军不放，灌了他一肚子水，这一切都被苏军拍成照片，在双方会晤中作为中国人员故意殴打苏联边防人员的铁证向中方提出强烈抗议。当时的我方首席代表见此一叠照片，便知被苏方抓到了把柄，还未想出强辩的句子来，时任翻译的泰主任指着其中的一张照片对苏方说，这不明明是我国渔民在奋不顾身地救护你们落水士兵么，怎么会是我国渔民在殴打你们士兵呢。双方谈判的代表凑过头来一看，照片上果然是一个中国渔民在水里抓住脑袋搭拉着苏军士兵的后领子的形像，我方首席代表也以照片上背景是苏联，指责苏军侵略我神圣领土的行为，迫使苏方表示这是令人十分遗憾的误会事件。泰主任于是官运亨通。
上次讲到泰主任刚处理完一起所谓的苏联特务入境事件，回到县城后又接报告说对岸苏联边防哨所挂出三面红旗，这是要求紧急会晤的旗号。不知又发生了什么重大边境事件。当时两岸没有国际电话直通，约定有事要临时会晤，就在各自的了望塔上挂旗，旗子的多少和情况的紧急程度有关，三面红旗表示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进行会晤，属于发生了最紧急的事件。县里的老百姓只要一看到双方了望塔上升旗，便马上知道要有中苏边防人员会晤了。(北京中南海和莫斯科的克林姆林宫之间有直通电话，1969年中苏边境武装冲突后，苏联领导人柯西金曾启动过这条多年未使用过的热线，要求和周恩来总理通话，中南海的年轻的女接线员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不仅一口拒绝，还义正词严地批判了“苏联修正主义者”一通。周恩来听了汇报后，严厉地批评了女接线员的未经请示的轻率举动，文革期的中苏高层唯一一次会谈直到越南胡志明死后才得以寻机在北京机场实行。)
晚上八时多，泰主任接到了一个从县公安局转来的电话，说是我察哈彦生产大队的六名知青今天中午误入苏联境内，被苏军巡逻车和巡逻队发现追赶，幸好知青及时跑回我境内，没有一个人员被抓住，苏军也没有开枪。
事件是这样发生的。我队的二名男知青，四名女知青以及二名当地老乡早上出发步行去下游的公社修水库，走的是才冰冻三尺的江道。走到大江的一个拐弯处，老乡们胆子小，只敢顺着我岸边走远路，知青们胆子大，不听老乡劝阻，顺着江中主航道走直线，自以为只要自己与前后两个航标灯柱保持三点成一线，走在我方岛的内侧，无论如何也不会越境。当时我们知青虽说已二十岁，在生产队里男女生之间还是一本正经的，也不太说话。走在大江中间，开始也许是有些陌生，不言不语，倒是四名女孩首先打破僵局，问东问西，不一会儿大家也边走边聊上天了。特别是走在有汽车压过的地方，非常舒坦，大夥儿说今年的江道咋会这样好走，不会走到老毛子的车道上去吧。领头的男孩自信地说，不会的，我一直看着前面的航标。忽然，有一女孩叫了起来，前面来汽车了。果然在远处出现了一个移动的飞快的黑点，开始大家还以为这是县里派来调查特务潜入情况的官员的车，没有在意，继续聊天，走了几步，觉得有些不对头，回头一看，我方岸边走的那二位老乡已停下来，挥着手不知叫喊什么，后面很远处有几个苏联人滑着雪橇飞也似地朝这儿赶来。“糟糕，我看漏了一个航标灯，我们走到苏联的岛边上来了。”领头的男孩发现自己犯了个重大错误。那个小黑点也迅速地变大，大家发现它就是熟悉的那辆苏军巡逻车。车子在六名知青的前面一百米左右停留下来，走出三名苏军，一名军官和一名拿枪的苏军士兵小心翼翼地朝这里走来，还有一名站在车身边作掩护，拿枪作瞄准状。而六名知青虽然不是手无寸铁，但能够护身的只有男孩们的两把自制匕首。当时不执行巡逻任务时，枪是绝对不准带出生产队的。知青们深知被苏军抓住的后果，一时也慌乱起来。
眼看前面苏军已逼近，后面追兵也快赶到，三十六计，逃为上计。六个人赶紧向我方一侧的岸边跑。谁知在这大江的转弯处，水流比较急，冰结得不厚，加上又处于风口，冰面上的雪也被吹走了，走在上面，不仅可以听见冰的裂开声，还可以看见冰下奔腾的江水。尽管后面的苏军用生硬的中国话大叫“站住”，尽管在江中的冰面上有人还滑了一跤，哥们妹们还是大胆地往前走，不回头。十分钟后和岸边的老乡汇合后，看见对岸已有十多个苏军聚在一起了。真是好玄，要是被抓住，可倒上大霉了。
1968年冬天，1969年夏天，苏军在黑龙江，乌苏里江一带以埋伏和强行绑架的手段，在我国境内江面和属于我国领土的岛屿上抓走我边民数十人。有位分配在某公社当兽医的大学毕业生和两名老乡在江面上行走时，忽然四周雪地里冒出几个苏军来，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就被苏军打伤打昏塞进一辆从对岸急驶过来的军车里，送到苏军兵营里分别受审。兽医拒绝回答任何问题，因为在大学里学过俄语，所以不断用俄语大骂苏联人，结果挨了顿臭打，闹的兵营里人人都能听见。老乡们避重就轻，在关于中国边防军情况的讯问中，一问三不知。不过苏军从老乡的口里也得知，抓来的那个会说俄语的青年并不是中国的军人和公安人员，只是个新分配来的大学毕业生而已。晚上，三人被关在同一房间里，冻得嗦嗦发抖，只有受了伤的兽医的床上有一条毛毯，三人只好挤坐在这张床上渡过了第一夜，后来在兽医的据理力争下，第二天开始生活待遇有了改善。我方发现人员失踪后，一查下来，找到了苏军越境抓人的证据，便在谈判中向苏联方面提出抗议，苏军不得不把这三名绑架来的中国老百姓归还中方。回来后，三人又受到自己人的不停审查，要他们检讨一下有否变节行为。逼极了，老乡们向领导反映，苏军对兽医特别照顾，我们的床上什么也没有，为什么他床上有一条毯子，为什么他用俄语和苏联人一讲，苏联人就改善我们的待遇，我们不知道他告诉了苏联人什么情报。于是兽医便被怀疑有变节行为，调离出边境地区，预备党员资格也被取消。所以当地人都说，要是被老毛子抓走放回来，哪怕是跳进黑龙江，也一辈子洗不乾净。
苏军在对岸和知青们并行走了十几里地后，见我方也无进一步的行动，就回去了。知青们原先和老乡约好互相保密，不把今天越境的事说出去，免得自找麻烦。在公社吃过晚饭，听人讲昨天发生的苏联特务入境事件其实是连长的脚印引起的误会，心里也慌乱起来，只好一齐去公社派出所自首，供述自己今天中午误入苏联境内的事实。派出所长赶紧向县公安局汇报，于是县外办的泰主任对明天苏联方面可能提出的抗议有了对付的准备，不过他也没忘记提醒我公社的领导不要处份那六名知青，因为他们已主动投案自首了。
第二天在黑龙江中心的会晤中，苏方人员首先向我方提出强烈抗议，指责我穿军服的武装人员六人(知青们穿戴的是统一购买的远看分不清男女的草绿色棉衣裤和帽子，每人还斜背个小书包，看起来都象背了手枪似的)，在岸边人员的掩护下，昨天中午几点几分至几点几分，侵入苏联境内纵深几百米，长达三公里，进行有计划的侦察活动，蓄意挑起事端(苏军的了望哨所早就发现了他们的行踪，把时间记录在案)。苏方向我方提供了一组照片，要求泰主任对此作出明确解释。泰主任当然胸有成竹，应答如流，他说，“你方所指称的武装入侵事件，是毫无根据的污蔑。据我所知，中国边防部队昨天在这一带并没有任何巡逻活动。中国方面绝不会也绝不允许任何人在黑龙江上故意挑起事端。关于照片上人员的真实身分，我建议双方都进行一下详细的调查。如果真是我国居民误入你方境内，那我表示遗憾。黑龙江冬天江面上的温度实在太低了，我个人希望下星期的定期会晤能在我方温暖的小屋内举行，就此事件交换各自的看法。”苏联方面也知这是外交辞令，想到下次又可美餐一顿，大饱口福，也就不再继续追究和抗议了。
当时我们那一带的中苏交涉，冬天是双方谈判人员各坐车辆开到江中，下车站着会谈；夏天是一方人员坐小艇到对方岸边，上岸后在专设的小屋内进行会谈，这次你来，下次我去。后来中苏关系的火药味渐渐淡下来，每次在小屋的会谈结束后都要宴请对方。中方人员不习惯苏联的黑面包，苏方人员又特别喜欢中国的料理，不仅味道好，吃不完还可以带回国去。他们老是强调自己一方食物水果不足，对中方的盛情宴请赞不绝口，评论一番。我方人员也觉察到对方的用意，为了给谈判创造些良好气氛，我方谈判代表总是建议下次谈判在我方境内举行。苏军谈判人员开始还有些警惕性，后来实在抵挡不住中国食物和茅台酒的诱惑，大多同意双方会晤在中方境内举行，甚至转弯抹角地指定下次食谱，烤乳猪便是苏方谈判人员最喜欢吃的一道菜。中方谈判人员把这些事当笑话告诉了知青们，用来贬低苏联修正主义的物资贫困，炫耀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于是我第一次知道刚生下来不几天吃奶的小乳猪烤一下便可成为名菜，也知道苏联人确实爱喝烈性白酒。
六名知青可以说是开我们知青的出国风气之先，无意中在苏联领土上走了一趟。其中某人后来作为官方代表团一员在1990年代首次正式出访俄罗斯，他对一个谈判对手说，这是我第二次来到你们国家的国土上，对方开始没有明白过来，后来听完解释哈哈大笑起来了。
其实我们那儿当时四十岁以上的土生土长的老乡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初期都有过出国打工淘金的经历，当时也不要护照，几个人凑成一夥就过境了，苏联人也眼开眼闭，正好来了一夥苦力，无所谓合法违法。淘金者回国后必要经过中国境内一个叫金山的地方，日本人在那里设了检查站和控制着许多妓院，十八里岗子的地名反映了那里曾有过妓院、商店和住家联成一片的繁华景象(后来被一场大火烧尽)，淘金者辛苦淘来的一点点沙金又被“野鸡”很快淘去，最后落入日本人的腰包。1950年代老乡们也出过一次国。黑龙江上游森林着火，和苏联商量后，上级组织了一批人过江，在苏联坐上火车，绕道到现场，迅速扑灭了山火。可是在1960年代末期和1970年代，两国关系恶化，中苏边境上根本没有正常的交往，我们只能在江边和船上观望苏联。
在我们的眼里，苏联的公路交通，水上船舶，机械化程度都比我们发达。苏联沿江各兵营，居民点之间都有公路相连，夏天还有双体流线型客船在江上来回行驶。而我们这边，黑龙江通航时，只有两只客船在对开行驶，一大一小，大的叫“东方红十七号”，烧煤和木头，尾部上有一个象水车大转轮似的推进装置，小的是螺旋浆推进的。客船一个航班是半个月，其不便可想而知。(据人讲，现在实行经济核算后，因客船亏本，黑龙江上的国营客运业务已停航，也无私人经营从漠河到黑河这一段的客轮航运事业。)中国沿江一些公社的所在地都无公路相通，夏天一下雨，林间砍出来的简易道路连北京越野吉普车都不敢跑。就连从县城到最近的火车站塔河的唯一一条正式公路也是坑坑洼洼，破旧不堪。有一年坐长途客车去火车站，车子一个颠簸(其实时速不过是六十来码)，一声巨响，原来是后排我边上的一个女知青弹起来，脑袋把车厢顶上的三合板撞了个大窟窿，幸亏是冬天，头上戴的大棉帽起了保护作用。司机若无其事，照样把车开得飞快，大概是司空见惯了。
当时苏联老百姓的生活，在我们的眼里怎么也不象中国报纸上宣传的那样“苏修”已内外交困，穷途没落。黑河对过的海兰泡又叫布拉戈申维克晚上灯火通明。(来日本后从电视里看到，现在那儿已成了俄罗斯远东最大的中俄贸易交流的中心，中国的倒爷们在那里大发其财。)对岸沿江的一两个居民点的房子上都有电视天线，夏天苏联女人穿的裙子(布拉吉)色彩非常漂亮，她们在江边洗衣服时经常唱着歌，男人们则坐在屋前喝着什么东西，一点也没有贫穷的样子。而我国这边，连县城也三天两头要停电点蜡烛和煤油灯。对我们知青的困惑，老乡们的解释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但是中国自邓小平搞改革开放后，边境居民生活大有改善，连我呆过的那个生产队里也家家有了电视机。倒是对岸老大哥那边老百姓日子过得不舒畅，一些俄罗斯漂亮姑娘不得不到中国东北来打工挣钱，让一些中国人过了把当阔老的瘾。这在当年是作梦也想不到的事。)
大概苏联当局只陈兵百万对付中国就够了，大概中苏两国人民有着天然的友好感情，夏天我们坐船经过苏联村庄时，不仅看不到有背枪的苏联老百姓，那儿的男女老百姓都主动向我们挥手致意，一开始中国人大多反应冷淡，不敢主动招手，深怕引祸上身，落个有亲修倾向、立场不稳的罪名。1971年林彪事件以后，边境上形势反而有所缓和。中苏两国的民间客货轮在江中交会时，或者白天经过对方村庄时，都互相鸣笛致意。上级也告诉我们知青，要主动向对方民船和老百姓表示友好，对方先招手和鸣笛时，一定要回礼。
1970年代初中苏两国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上有过激烈的对抗和冲突，人民日报上甚至有鼓动苏联人民再搞一次十月革命的语句。但在两国边境上，利益和事件又驱使中苏两国要合作解决一些问题。我记忆中有一年倒开江，上游的江水夹着冰块奔腾而下，下游江面还冰冻三尺，形成一道道屏障，江水便向沿江的村庄和田地漫延，两国的房屋财产都受到巨大损失。中苏两国人员不得不在高层次进行商讨，共同防止灾害的扩大化。最后决定由苏方派出直升飞机，放下苏联工兵，在江面的冰上安置炸药，把冰屏障炸开，让上游下来的江水和冰块通过。中国方面破例允许执行爆破任务的苏联直升飞机在江面作盘旋时，可进入中国沿江领空×公里和在中国领土上紧急迫降。当时各生产队都接到命令，发现执行爆破任务的苏联直升飞机进入我领空或者在我境内降落时，除马上报告上级继续监视外，不准采取任何不友好的行动。
四叛逃者和特务
文革期间，中国这边有一些人夏天游泳，划小船渡过黑龙江，冬天则直接从江上进入苏联境内，那时当然不会是为打工挣钱非法过境，所以中国当局称他们为叛逃者。
叛逃者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在国内受到政治迫害，走投无路跑过江去的一些党政干部和普通老百姓。这在文革初期较多。有些人过去就和苏联人有交往或有亲戚血缘关系。其中有几个人被苏联派回来后，马上就投案自首，某人还得到“宽大处理”，再任某公社党委副书记，大家说他可能是假叛逃。
因经济问题，男女问题受到审查，或其它刑事犯罪活动而逃入苏联。我生产队里有一个会计受到口头审查的第二天，便游泳跑到了对岸苏联兵营里去了。林彪事件发生后，周恩来把林彪儿子搞的一份“五七一工程计划”作为林彪一夥武装政变的罪证发至全国进行批判，该计划指责毛泽东(b-52)把国家经济搞乱，知识青年下放农村是变相失业，五七干校是变相劳改。周批判林彪的“形左实右”，实际上是暗暗地开始纠正毛的文革的错误。毛泽东也批发了给李庆霖的信，不得不对下放农村的知青遭遇表示关心。各地开始追查迫害女知青，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坏人。我所在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的弟弟也因强奸过当地的一个弱智女孩、还调戏过上海女知青(不过是摸了几下女知青胸部和屁股)，赶上了风头，在全队大会上由派出所长当场给他戴上手铐送到县城判了八年徒刑。我队上游某公社的派出所长是有妇之夫，又把一女知青肚子搞大，还未查到他头上，就带着那个女知青从冬天的江面上走过去了。
知青中也有跑过江去的。我县某公社一个上海知青在叛逃前，为带点见面礼给苏联人，学着小人书上八路军武工队打日本鬼子伪军的方式，趁大家出工下地之际，到民兵连的武器库把十几支自动步枪和冲锋枪的枪拴全部卸下，被正好走进来的一个知青排长发现。这个叛逃者丧心病狂开枪把那个知青打死扔进屋内菜窖，自己则从容不迫地带着一堆枪拴和二支冲锋枪跑过了江，声称打死了一个中国共产党干部，为苏联立了大功。苏联军人问他为什么要到苏联来，他大言不惭地说：“你们的生活过的比我们好。听说你们已经变成修正主义了，想吃什么有什么，想玩女人有女人。”还没有等他明白过来，苏军已大怒，痛打了他一顿后，把他和苏联的一帮刑事罪犯关在一起，强迫从事重体力劳动。一年多后，中方向苏联要求送还另一刑事犯时，苏联人便把他蒙上眼塞进汽车在江面上送还给中国。回国后，等待着他的当然是死刑。枪毙前，他的临终要求是喝牛奶吃蛋糕。
在叛逃者中肯定也会有几个身分暴露了的苏联克格勃(kgb)的长期潜伏特务。我所在的生产队的原党支部副书记兼生产大队队长可能就是因为被我们“高度警惕”的知青发现后才不得不跑过江去的。
知青们站岗巡逻是为了防备苏军的突然袭击，特务的潜入和内奸的外逃，在当时的局势下，不可避免地会发现许多可疑现象。有时走着走着，在你附近几米远的地方会突然“砰”的一声飞起一颗信号弹，对岸苏军的兵营和哨所里也会同时升起几颗不同颜色的信号弹。常常一晚上就能碰上好多回。最初知青们都很紧张，以为不是有特务便是苏军要有什么行动。搞了几次数十人的秘密的八面埋伏，一见包围圈中有信号弹升起，马上缩小包围圈，企图当场将与对岸联系的特务活捉，但每一次都是枉费心机，连点蛛丝马迹也没找到。虽然后来上级有通报，说在某村包围的结果，发现在雪地上有一小块火药烧过的痕迹，据有关方面分析信号弹是自动引发的装置，是“苏修”用来干扰我方军民正常生活的手段，今后不必再劳民伤财搞埋伏了。尽管至今我还没有搞明白这些个自动信号弹是如何被放置在我方境内的，但我相信这必是苏联人的杰作。
我们几百号知青来到生产队后，除了保卫边疆外，更多的是要接受所谓的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开荒种地，劳动生产。那年秋天，开荒时在林子里挖出了一个铁盒，里面有几十发用油纸包好的苏制手枪子弹，马上报告了队里和上级领导，包括那个和空军司令吴法宪同姓同名的大队长。上级当然要派人来“清理阶级队伍”，深挖“苏修特务”。把队里几个坏份子(给日本鬼子跑过腿，当过伪警察，土匪的人)批斗一番，把所有可怀疑的人都查了一遍后，谁都不承认子弹是自己的东西，只好不了了之。后来知青又在江边柳毛丛里发现有吃剩下的苏联面包时，更确信在我们生产队里有“苏修潜伏特务”，晚上巡逻放哨时警惕性就更高了。我们发现身为大队长的吴法宪虽然身先士卒，冬天还经常住在江边生产队的打麦场附近的小窝棚内搭个铺睡觉，看守场院上的麦子和黄豆，但有一两次我们也躲进小窝棚取暖时，他却不在，回来后又唬我们说是去外面方便了一下。零下几十度，哪有人能在野地里光着屁股蹲个一小时的？几个知青开始对他产生了怀疑，但也没对当地任何领导讲。有一天深夜换岗时，上一班岗的女知青向下一班岗的男知青反映，刚才发现吴大队长鬼鬼祟祟地从江边回来，手里还拿着个桶，上去一询问，大队长说拿了点新麦子回家做馒头，女知青批评他偷生产队的财产，他说我一会儿就送回去，便急冲冲地回家了。男知青们问女知青翻过那个桶的麦子没有，说不定他和苏联人刚接过头，里面藏着手枪和电台呢。女知青说我们怎么能搜贫下中农的身呢。商量后，三个男知青们便去江边巡逻，顺便检查一下那个小窝棚；三个女知青则埋伏在大队长家周围监视动静。大约一个小时后，大队长从家里出来了，马上就发现有人在尾随跟踪他，不一会儿就把那三个女知青甩掉了。男女知青们汇合后，在村里和江边兜了两圈，也没见到大队长踪影，敲开大队长的家，他人也不在。等到听见对岸苏军兵营里有汽车动静时，知青们才醒悟到大队长可能是抛下妻小跑过江去了。跑到江边一看，果然有一行脚印直往对岸行去。天亮以后，对岸苏联兵营里来了一架直升飞机，把吴大队长接走了。大多数老乡不相信吴大队长是特务，认为知青小题大作，为一桶麦子把个人给吓过江去了。当然也有老乡说，吴大队长常常是自告奋勇每年冬天一个人晚上看守场院，有时无意中也讲过苏联人的牛奶好喝，生活比咱们好，说不定给苏联人绑架过放回来或者自己早就经常偷越国境喝牛奶吃面包了，露出来的蛛丝马迹还是有的，但谁也不敢揭发。知青们则后悔莫及，一个活生生的特务在自己眼皮下溜走了，只怪自己太年轻，经验不足，我们知青下乡插队时大多才十六、七岁。据一些跑过江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又回到中国的人讲，他们在苏联时曾经见到过我生产队的那个吴法宪，他好像成了苏联克格勃的官员，专门管理并审问抓来和逃过来的中国人。
叛逃者过江后，一些重大刑事犯罪分子和没有利用价值的人常在几个月甚至于几年后被遣送回中国。我生产队一个贫下中农的十五岁的小孩被他爹打了一下耳光，一赌气就游过江去了。家里找寻了一阵，没见踪影，还以为在森林里迷路给熊瞎子吃掉了。想不到一个月后，苏联人主动在定期会晤把这小孩交还给中方人员，倒让他父母大吃一惊。有些跑过去的人只想政治避难，不愿搞背叛祖国的活动，苏联人便把他们集中在某一集体农庄生活劳动，每月还给点零花钱。苏联情报机关还对一些中国叛逃者进行短期特务训练，让他们多次潜回中国收集情报，广种薄收，同时也是对这些人进行考验。
有年冬天，公社接到下游黑河县公安局的电话，说我公社有个上海知青在途中生重病被送进黑河县医院，请火速派人来领回。公社领导大吃一惊，此知青早在一年前就办妥手续回父亲老家浙江了，怎么还会在黑龙江？经审问才知道，他去年离开公社后根本就没去浙江，而是悄悄地从江上跑到苏联去了，苏联人见他所持边境居民身份证还在有效期内，便让他去东北某市取份情报，他取完情报想再从黑河附近走过江回苏联时，晚上在旅馆因发高烧昏迷不醒，被人送进医院，并根据他身上居民证和我公社联系后才真相大白。此人当时被判了十年刑。
1974年1月15日，苏联驻中国大使馆两名外交官，在北京与一个派遣回来的中国叛逃者接头，从事与外交官身份不符的间谍情报活动时被中国方面当场抓获，随后又和其它三名来接应的苏联使馆人员一起被驱逐出境。中国报刊上曾对此事有过详细报导，甚至还有现场电影记录。其实那是苏联情报官员对自己的能力过于自信，落入中国反间谍部门圈套的结果。
后来才听说，这个叫李洪枢的人于1967年在新疆叛逃，被苏联克格勃多次派遣回中国，毫无失误，深得苏方信任。这次在中国东北大庆油田一个指定地点取到重要情报后，他想从我们下游黑河县附近的江上走回苏联，便买了从北安到黑河的第二天的客车票。其实中国公安人员早已跟踪上他了，准备放长线吊大鱼，抓和他接头的人，一举破获一个间谍网。第二天，推迟出发的客车里坐的许多老百姓装束的男男女女都是公安人员，沿途还有不少公安人员伪装上下旅客，但他毫无察觉。到了黑河，公安人员发现根本不会有人和他接头，，便把他暗中逮捕了。当时被苏联派回来取情报的人，都是到一个指定地点拿有人早就放好的情报，一般不和其它潜伏人员碰头，这样可避免长期隐蔽的间谍暴露。李被抓后便想戴罪立功，供认他有个电波发射器，曾被告知必要时可用它和苏联大使馆直接联系。北京高层便策划了让苏联外交间谍出丑的计划。当时世界上不少国家都在驱逐苏联外交间谍，中国当然不甘落后。谁知这计划差点儿因一个偶发事件而泡汤，黑龙江省的公安方面已把李洪枢和上月另外一个被抓住的派遣特务的消息通报到下面的县级公安局去了，在这同时，我县某公社的派出所所长又带了一个上海女知青跑到苏联去了。北京方面几次给我县直接来电话追问那叛逃的所长是否知道这个通报，在确认那所长最近根本不可能听到这个通报时，北京方面便放心地让李洪枢和苏联驻中国大使馆暗中联络，约定在北京近郊的一座桥下碰头。
当时人民日报的报导说，从苏联大使馆开出的一辆小汽车在一座桥上放下两人便开走了，下来的俩人是套着中国老百姓棉袄的苏联外交官，他们在桥下见到李洪枢后，拍拍他的肩，用“阿麟”的爱称叫唤他。交接完情报后，中国军民马上从四处冒出来。两名苏联外交官在李洪枢的带领下，企图逃出包围圈未逞，被当场抓获。过了一会，那辆小汽车又开回来接人，也被中国方面截下来，人赃具在，铁证如山，这五名苏联外交官被驱逐出境。人民日报当然不会讲李已被捕过，这是个摆好的圈套，等着苏联人钻。但从报纸上我们还是可以找到破绽，第一是报纸上讲苏联使馆的汽车从一出门就始终处在中国人的监视下。第二是透露了接头地点四处都有电影摄像机监视。苏联外交官被李洪枢带得四处乱逃的狼狈形像都被拍了下来，公布于世，想赖也赖不掉。
苏联方面受此大辱，也咽不下这口气，当然要寻机马上报复。四天之后，1月19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的一个关姓工作人员坐国际列车回国时，途中被苏联边境卫生检疫人员叫下车，和一批旅客呆在一个房间里等待检查，有名苏联女旅客硬塞给关一本画报，边上具有高度警惕性的苏联旅客便一拥而上，将关扭送到警察那里。画报里据说有重要情报，于是关则作为从事间谍活动的外交官受到苏方审讯，最后也被驱逐出境。
五、奔丧
1976年9月9日下午4时多，我从生产大队的办公室路过，只见小宋慌慌张张地从里面走出来，见到我的第一句话便是：“毛主席今天逝世了”。“听谁说的？”，“刚才我给公社卫生站打电话时，没人接，只有哀乐，把我吓坏了，再一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播毛主席逝世的讣告，我听了二遍了”。那时我们队里和公社联系靠的是一部不知道什么年代造的手摇电话机，电话线路是用普通铁丝连接的，常和公社广播站的广播线串音。
毛主席自1971年林彪外逃事件后，精神上受刺激太深，生了大病，这是我们早就从一个参加过陈毅追悼大会的老干部那里听说过。1976年5月，自毛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后，中央下达文件宣布毛主席今后不再接见外国客人时，我们就知道他身体确实是不行了。当时有个知青在北京外交部某官员家看到一份美国的《时代周刊》，上面刊登的评论文章分析毛在四月三十日会见新西兰总理马尔登的照片和讲话时，说毛患了帕金森综合症，两腿行动不便，说话时流口水，吐语不清，连翻译冀朝铸都好几次听不明白，凑在毛的耳朵边再三询问，外国人预言毛活不过今年。那时候知青们还没有公开说毛要死了的胆子，回来后，这件事只在几个好朋友中传过。倒是贫下中农们心直口快，有一天看到雨后太阳周围有两道彩虹，联想到在吉林的掉下的大陨石，唐山发生的大地震，嘴无遮拦地说：“这青红两剑是杀皇上的，那三国演义开头便讲天崩地裂，我看毛主席身体有危险。”现在，这一切预言都成了事实。
我们俩正说着，小邱也神色紧张地走了过来，他小声地对我们讲：“告诉你们一个消息，刚才听老毛子台讲，老人家过去了。不知是真是假，你们千万不要再传给别人听。这两天公社派出所的小魏正在查我们知青传谣言的事。”
1月8日，周总理逝世，邓小平念完悼词后就不再在公开场合上露面了，四·五清明节天安门反革命事件后，邓被正式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报纸上对党内那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的不点名批判也转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公开政治运动。我所在的生产队里的知青都是从上海徐汇区康平路一带来的，宋庆龄、毛泽东的前夫人贺子珍以及文革前华东局、上海市的党政领导，各局主要干部，一些爱国民主人士，高级知识分子和文艺界著名演员的住宅都集中在此地区。特别是1972年后，周恩来几次陪同美国尼克松总统、日本田中角荣首相等外国领导人到上海，亲自开了几串名单，点名要见一些老干部和著名人士，虽然后来并没有接见他们，但很多知青的父母和亲戚却得以从干校、监狱回家或者重新工作，生活和政治待遇都有了改善。因为父母们和北京及各地的老上级、老战友、老部下、老朋友们都有联系，消息十分灵通，我队的知青们受此影响，对政治开始感兴趣，对中央内部的路线斗争十分敏感，并互相传播一些对后来称之为“四人帮”的江青、张春桥不利的内幕消息。譬如周恩来故意把美国记者写的《红都女皇》呈递给毛看，毛对江青向外国人透露毛当年追求自己的详情大为愤怒，乃说出赶出政治局、从此分道扬镖的气话来。这些消息大多是拥护周恩来、邓小平的老干部们私下里故意透露出来的国家机密，虽说传到我们这里已有点添油加醋，但很多后来都被证实确有其事。毛对电影《创业》的批示，毛对邓小平的评价等等，当时中央文件还没有下达到县团级时，我们知青就早已知道，弄的县里来的干部也经常要从我们这里先听为快。那回县组织部长在我队蹲点，听小白讲北京十里长街送总理遗体去八宝山火化的动人经历，也和我们一起感动得热泪盈眶，回县城后把我们队的知青的政治热情大大夸奖了一番。至于陈毅夫人张茜编的《陈毅诗词》油印本，广东李一哲的大字报，伪造的“周总理遗嘱”，天安门四·五事件诗词在我队都有传抄。我们生产队的知青作为全县、全公社“政治谣言”的传播中心出了名，运动一来，县里不得不装模作样命令公社派人到我队来追查。公社派出所的小魏接到了一个想入党的知青的密告，晚上在我们几个传播“政治谣言”的知青宿舍外面偷听大家的议论，白天乘我们下地干活，溜进宿舍偷看我们的笔记本，把我们的言行搞的一清二楚，搜罗了不少罪证，于是便写了报告准备如实上报，建议逮捕几个知青。我们开始还蒙在鼓里，一点都不知道大祸临头。幸亏公社派来的陶副书记和我们一样对江青、张春桥也无好感，对中央发动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运动有抵触情绪，他看到小魏的报告后，马上威吓小魏，“你吃了豹子胆了？要抓知青进巴篱子(监狱)？你不知道他们的父母是几级干部吗？连省军区的副司令前些日子视察县边防时，还特意让边防捎信和吃的东西给他们。我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知道知青传播过什么政治谣言。你要真敢把这报告递上去，咱们俩的关系也算完了。到时候你自己吃不了兜着走吧。”在陶副书记的暗中保护和警告下，我们在政治学习时，公开议论也变得收敛了，并注意防备知青内部的告密者。
哪知道说曹操曹操到，就在我们三人议论毛死后天下会大乱时，小魏象是从地底下钻出来似的，忽然在我们后面发话，“出什么事了，你们那样紧张。”我们定了定神，告诉他听到中央台广播毛主席逝世了。他大吃一惊，赶紧说要去通知陶副书记，布置追悼大会。我们提醒他，不要忘记把小学校广场上的国旗降一半表示哀悼之意。周总理逝世时，我们知青要大队的程书记降半旗，程书记说打开国以来，咱们从来就没有降过半旗，还把我们训一顿，“这国旗是你们随便可以降下来的吗，对过老毛子还以为我们要投降呢。”我们知青只好自发地在食堂里进行追悼，把报纸上的周总理遗相剪下放在镜框里一直挂到毛逝世那天。
9日晚上，生产队召开了全体社员大会。知青们当时担心的是毛死后中国会不会打仗，自己还能不能调回上海。1972年以后，周恩来开始落实政策，知青们各显神通，陆续以各种方式返城和走后门调走，我队花名册上的二百个知青只剩下几十个人马了。但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妖风时，报纸上又不停地刊登各地知青上山下乡大会给毛主席的致敬信，返城又要变成泡影。老乡们和知青不同，他们对周恩来的死无动于衷，对毛泽东的死则哭的死去活来，好像天真的要塌下来了。我对站在身边的贺南南说，“我已经决定去北京参加追悼活动，明天大早船下来时便出发。方大龙和宋一平也正好要去北京。中央说11日到17日在大会堂瞻仰主席遗容，18日在天安门开追悼大会。周总理骨灰撒掉了，毛主席遗体大概也要火化。你也和我们一起去看看吧。这种大事将来是再也看不到了。”贺的父亲是个抗战前参加地下党的知识分子干部，据说在延安中央警卫团里当过毛主席的小秘书，文革前在广东省委委员、宣传部副部长任内病逝。贺南南的上层关系很多，她带到黑龙江来的一条黄军毯便是担任过内务部长的曾山送给她父母的结婚礼物。我想在北京到人民大会堂里瞻仰主席遗容，肯定少不了她的帮忙。贺想了想，点头表示同意。
10日夜里十点，我们坐了十二小时的船，到达县城，在县邮电局的一个朋友宿舍里大家聊了整整一个晚上。从邮电局的朋友那里知道中央现在严格控制各地人员进京，贺南南便给前几天去了哈尔滨的袁燕妮拍了个电报。袁燕妮已办妥了回上海的手续，准备住在她爸爸的老战友--省军区曹司令的家玩上半个月，听说省军区新上任的王副司令派边防捎信来，让贺有空赶快去哈尔滨见他，袁临行前给贺南南留下了一个住址和司令夫人的名字。王副司令的信里没有电话号码，他的通讯地址是哈尔滨××信箱，那时冠以××信箱的大多是军事保密单位，不会接收民用电报。无可奈何，贺只好向袁燕妮留下的临时住址拍了下列内容的电文，“哈尔滨xx路××号××转袁燕妮，我和王、宋、方四人坐12日晚×次到哈，望接。代买13日赴京车票，告王副。”心想有了省军区正副司令这双重保险，去北京的车票应该绝对没问题。
11日早上六点半，我们坐上当天唯一一班开往塔河火车站的客车出发。谁知客车开出不到五百米，便在县公安局门口被人拦住了。车门打开后，二个带手枪的警察在外面站着，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走上车来，大声喊着：“这车里有没有去北京的察哈彦青年？”。车厢里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以为要抓人了。坐在后排的我们四人不得不站立起来，色厉内荏地回答，“我们就是，找我们有什么事？”。那干部语气顿时缓和下来，“你们昨晚住哪里了，让我们好找。我是县委办公室主任。请你们马上跟我下车。你们知不知道中央有文件，要大家坚守岗位，不要都到北京参加毛主席的悼念活动。你们的汽车票县委给退，来回的船票钱县里给报销。”一听是这事，我们异口同声回答，“我们是回上海，请过假了，这事县委管不着。”那干部也不强迫我们回队，下车时关心地对我们说：“现在火车很挤，你们如果要到北京去，恐怕连火车票也买不到。”我们马上得意洋洋地回他一句，“这事就不用您操心了。”他瞪了我们一眼，泱泱不乐地下了车。(十月，我回队后，有人问我，你们四人到北京去是否在县城里被警察关起来过？这才知道，我们的奔丧活动曾在县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毛死后，整个边境地区进入一级战备戒严状态，据说是为了防备苏联搞突然袭击。县委听说有几个察哈彦的上海知青坐船来县城要去北京奔丧，马上下令要劝阻我们的无组织行动，谁知查询了县城所有的旅馆和招待所的旅客住宿名单，都没有发现我们的行踪。幸好县委办公室主任灵机一动，起了个大早，让县公安局的警察拦住了客车，才算找到了我们。而我们不听劝告的举动被同车的旅客传播开来，变成了一个故事。据称县委接到报告有四个上海知青要叛国投修，派出公安人员在全县各路口和旅店到处搜查，终于在开往塔河的客车上发现了这四个人，打起来后，知青挺厉害，把警察也给打伤了，结果抓住审讯后才知道搞误会了。)
12日晚十一时许，晚点的列车到达哈尔滨站，还没等我们开口问车票的事，在站台上接我们的袁燕妮便告诉贺南南，“你的电报闯祸了。司令发火了，去北京的火车票买不成了。”原来司令夫人接到门口警卫递上的电报，马上把袁燕妮找来，狠狠地训了她一顿，“你还有没有革命警惕性？谁让你把我们家的地址告诉别人。这周围的人原先谁都不知道这里住的是谁，那个送电报的人骑个摩托车在门口一叫我的名字，还有什么密可保。要是让坏人知道，派人来暗杀你曹伯伯怎么办。现在阶级斗争那么复杂，毛主席逝世了，我们家附近住的那个老右派，高兴得喝酒包饺子，派出所已经把他关起来了。”眼看托司令买票要落空，袁只好按电报要求询问王副司令的电话号码，×阿姨更是大发雷霆，“你还有完没完，我知道也不会告诉你。王副司令为什么自己不告诉他们，不也是要对外保密么。他们既然认识王副司令，就告诉他们去××路省军区大门口找，那是原先哈军工的地方，不保密，一问谁都知道。还有，晚上你自己要回来，给门口警卫班挂电话，让他们派车去接你。但不准你把乱七八糟的朋友带到这里来住，我们家不是你们县城的大马车店。你愿意和他们在外面住也行。”
出站后去售票处一看，里面人山人海，三天内经过北京的车票早已售完，买三天后的车票还要单位证明，等退票看来也无希望。夜深了，公共汽车早已停开，那年代也无出租车可叫，贺南南和袁燕妮只好步行去××路省军区直接找王副司令，听人说，只有半个小时的路。我们则在车站广场前等待。过了有二个半小时左右，正在我们等得心急火燎，不耐烦时，一辆小汽车在我们面前停下，车门打开，跳下一个年轻英俊的军人向我们走来，再一看，贺南南坐在车里得意地招手让我们快上车。
上车后才知道，贺南南她们走错了路，好在毛主席逝世，街上到处有解放军和民兵站岗巡逻，一路上也不害怕，后来她们走到省新造的电视台门口，向人打听路时，看到两个女孩深更半夜要找省军区副司令，当兵的起了怀疑，把她们请进警卫室，来了个穿便衣的干部，严肃地要她们出示身份证明，还问她们和王副司令是什么关系。贺说从没见过王副司令，但他是我爸爸的老战友。看到贺拿出了王副司令的亲笔信后，那干部顿时热情起来，说你们挺幸运，撞到我手下来了，我是省公安厅负责保卫电视台的内勤，我可以通过特殊线路，帮你们找人。他在五分钟内把电话接到了王副司令的卧室。王副司令刚要睡觉，听说老战友的女儿贺南南和几个朋友还在大街上流浪，马上派警卫员开上那辆苏制吉斯专用车来到了电视台。先把袁燕妮送回曹司令家，又来接我们去省军区招待所住宿。
等到把我们一切安排妥当，警卫员小李便把下榻在二楼的王副司令叫醒。王副司令倒是一点也没有架子，他询问了我们在边境插队的情况，看我们对政治那么感兴趣，便善意地劝导我们，他的有些含义深刻的话令我至今回味不己。“国家的政治本来不应该需要人人都来关心。工人做工，农民种地，学生念书，解放军保卫边疆，大家搞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才会安定团结。大家都不务正业，来关心政治，结果只会乱七八糟。你们年轻人还是要多学点东西，争取被推荐上大学，将来才会对国家有点贡献。中央的方针如果还要像你们这样的小娃娃来担心，那不是出问题了吗？你们应该相信党中央，相信我们这些党的老干部。”他让小李把招待所负责管车票的干部马上找来，当面嘱咐那人一定要买到这两天去北京的火车票。还没从梦中清醒过来的那个干部盯着宋一平衣服上的破口子直发呆，怎么也弄不明白王副司令为什么在凌晨三点会为这几个满身土气的知青兴师动众，把整个军区招待所服务人员闹的不得安宁。
15日清晨，经过两晚一个白天，我们终于到达北京。当时因唐山地震，山海关至天津一段线路不通，火车从赤峰、承德绕道行驶。车厢里挤得水泄不通，上厕所都要从人头上跨过去，快赶上红卫兵大串联那阵了。我们男孩子晚上累极了，便轮着睡在椅子底下，早上起来身上潮呼呼的，大概是坐在过道上那大嫂怀里吃奶孩子撒的尿吧。车上的老百姓似乎有他们自己的生活乐趣，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上上下下，并不像我们那样因为领袖的逝世而对中国的前途有所担忧。也有人发牢骚，说去年万里当铁道部长搞整顿时，火车通行万里，秩序也挺好，今年一批邓，这火车又不正点了，还乱七八糟，连开水也没有了。
到了北京，贺南南便到景山后街王副司令北京的家里住宿，我们各人到自己的亲友家安排好行李后，下午便到那儿集中，王副司令关照儿子想法开后门让我们去人民大会堂瞻仰主席遗体。贺从书房里拿出一大堆大参考让我们看，看到有些外国评论员认为江青可能会接任中共中央主席一职，大家纷纷表示不可能。记得在队里时，我讲起住在我家附近湖南路上的毛主席前夫人贺子珍很孤独，一年到头呆在屋里，也很少有人来看她，形同软禁。贺告诉我，她听一个红军女干部讲过，毛主席对自己和贺离婚和江青结婚也有后悔之意。延安时期，那个女干部的丈夫和一个大城市来的女学生好上了要和她离婚，女干部不依不饶，到主席那儿告状，要求处份丈夫的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错误，毛听任她哭泣一番后，好半天才吐出下面一番话，“我不是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吗？你让我怎么处份他呢？”。女红军楞了一下，转身边走，痛快地离了婚，从此再也没嫁人，只领养了几个烈士子弟在家。当时中央许多领导都反对毛主席和江青结婚，为此政治局在周恩来主持下作出决议，江青作为主席的生活秘书，不能在公开场合用主席夫人的名义从事政治活动。(在我的记忆中，江青第一次以主席夫人名义在报纸上出现是文革前1965年主席接见从美国归来的前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的时候。文革开始后，江青一直代表毛主席，支持造反派，打倒了不少老干部。1974年以后，她似乎不太在公开场合代表毛主席向大家问好了，据说毛主席已不和她住一起了。)贺把女红军的故事讲过后，方大龙也说，他听文艺界的人讲，江青过去和上海的一些演员关系很好，前两年，有个曾和江青一起想投奔延安的著名的男演员一直没有得到解放，别人要他交代在新疆的叛变问题，他始终不认罪，逼极了，便大叫“江青同志了解我”，弄得当时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只好托人传话给他，江青同志很关心你的问题，答应只要你不再把自己的问题和她联在一起，端正态度，马上放你回家。
晚上，我们又应宋一平在北京住所的主人邮电部副部长李xx的邀请，到那里去吃饭。宋一平的父亲是个老劳动模范，那年当工宣队时保护了落难的老干部李xx。四届人大后，李xx当上了副部长，不忘当年的救命恩人，问宋一平父亲有什么事需要帮忙，老工人要求不高，说我儿子二十多了，还在农村插队，这样下去连媳妇都找不到，你能否给开个后门，调回上海咱不想，在当地给他安排个工作就行。这次宋来北京就是准备谈工作的事的。李副部长听说宋还有几个插队的朋友一起来京悼念毛主席，便让我们一起去谈谈。李副部长深情地回忆延安时期在主席身边工作的情景，他说，那年延安大整风抓知识分子出身的国民党特务，我们搞电台通讯的人员差不多个个都受到审查，搞得大家情绪很不稳定，最后没办法，只好托我们的王诤部长向主席反映情况，他过去是国民党军官，但参加红军后一直受主席信任。主席知道后，便在春节时到我们工作地点来拜年，把我们都解放了。
在这非常时期的北京，充满着悲伤、不满、紧张、恐怖的气氛。人们对领袖毛泽东的去世，心情自然是悲伤的，但对挂着主席夫人头衔江青和她的政治夥伴张春桥则心存不满，因为国家今后前途未可预知，大家都有些紧张。当时四．五事件的余波未尽，加上毛的去世，只要你在公开场合中发表些不合时宜的言论，就会被人汇报上去，当作现行反革命被追查。某部有个人在学习会上散布内部新闻，中央决定保存毛主席遗体，已把毛主席遗体中的心肝肺都挖了出来，因为越南的胡志明遗体比苏联的列宁遗体要保存的好，还请了越南专家来帮忙。那知道被人反映上去，变成污蔑毛主席没有心肝，公安局马上派警察来把他拷走了。我们在景山后街王副司令家那个小四合院里聊天的当天晚上，就有户籍警上门调查白天是否有人来此聚会过，说如果有外地来客住这里，你们家也应该和普通居民一样申报临时户口等等。王副司令的儿子说，直打他们家搬到这儿，居委会和派出所的人都没有上门查过户口，这会儿政治形势一紧张，准是隔壁院子里那个居委会老太太听见你们在说什么事告的状。当时人们互相告诫，说话要小心，提防有人打你小报告，在紧张之外又增添了几分恐怖感。我们在方大龙亲戚家看他表哥抄的四．五清明天安门诗词时，那个靠买冰棍为生的老奶奶马上端个小凳子坐到厢房前的院子里，看到有人进出，便大声喊叫：“大妈，您上街道开会啊。小五子他爹，今个下班咋那么早啊？”。提醒我们在屋里说话的人把声音放小点。老奶奶解嘲地说：“快解放那年，大龙他表姑和一帮学生到这里来开会，我坐在大门口给她们放哨，提防国民党警察和便衣特务就行了。现在无产阶级专政真厉害，连几十年的老街坊邻居都要提防”。
当然私下直言不讳的人还是有的。当时在北京遇到的一些在文革初期挨整，后来被周恩来、邓小平解放重用的老知识分子和老干部，都认为毛主席死后，中国局势肯定会朝着周恩来提出的四个现代化方向发展，不得人心的江青等人失去了支持，肯定会下台。有个老教授对我说，“我就不相信那些老干部会违背民心，听任江青再胡作非为。张爱萍(中国核武器发展的主要负责人，后任国防部部长)去年复出后，就讲过文化大革命好，好个屁，好得我两条腿变成了三条腿，多了根拐棍。”吓得他老伴直埋怨他苦还没受够。
我们到北京来奔丧的目的之一，是想到人民大会堂瞻仰毛主席的遗体。我们知道，毛和中央一些领导早在五十年代就在一份倡议书上签过名，表示死后要火化，周恩来带头把骨灰都撒了，中央大概不会违背毛主席意愿，让他睡水晶棺材吧。来到北京后，离17日向遗体告别仪式结束只有三个白天了。王副司令的儿子倒是挺有办法的，16日两次在中央机关争取到了两个临时名额，但打电话回来，因贺南南不在家，只好又让给别人。两个女孩事后知道错过了这样一个难得的机会，后悔得大哭了一场。18日，北京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追悼大会，我们五人则在李副部长家站着收看实况，当时他家的21寸进口大彩电在普通老百姓家是没有的。中央的大多数领导人都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江青穿一套黑色的丧服，还是挺会打扮自己的。年初中央一号红头文件说有病离职的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也精神抖擞地出席了。看到华国锋用手指沾着口水翻悼词时(晚上电视台再放的实况录像已把这个有损领袖形像的镜头删去)，大家互相看了一下，谁也没吱声又低下了头。说句老实话，他虽然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但大家明白他显然是作为老干部和江青两派中间的折衷人物被毛主席临终前推荐指定的，并不是理想的接班人。自林彪事件以后，毛主席洞察一切的神话已经消失，毛开创了新中国，固然是伟大，但他也有糊涂的时候，把林彪、王洪文作为接班人培养明显是个错误，临终前还支持江青、张春桥他们搞不得人心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当时我们认为这是毛主席不能容忍周恩来、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举动。毛在1970年对来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说，他一生办了两件大事，一是把蒋介石赶到一个小岛上去了，一是搞了文化大革命。但两者都没有办完。听到华国锋讲要继承毛主席遗志，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我们暗暗地想，这样的政策还能持续多久。在我接触到的那些老干部、老教授和普通的市民中，似乎谁都认为，毛主席死后，邓小平再次复出的希望并不渺茫。
19日，我们五人在天安门广场合影，背景里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永垂不朽的横幅标语。28日，因国庆到来，北京遵循往年惯例，要赶外地来人回原地，五人也就此分手。袁、方俩人回上海，宋一平则由李副部长的夫人陪着上哈尔滨省邮电总局落实到我县漠河邮电所工作的事。只有贺南南还没下决心开后门调走，便和我一起回黑龙江生产队。回去的路上，火车经过了被大地震摧毁成一片废墟的唐山，那种惨景让人看了终生难忘。火车进入大兴安岭后，这里已经下过雪了。有位外国诗人说过，“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通过这次奔丧，我感到了民心所向，看到了国家的前途希望的曙光。
10月15日以后，除了美英日苏的电台广播了江青等四人帮被抓的消息外，北京的朋友们的报喜信件和各种内幕报导也纷至沓来。他们告诉我们，你们的插队生活就要结束了，中央马上就会着手解决全国的知青问题。10月22日，北京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游行，欢庆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又过了几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贝多芬的第五命运交响曲。作为一个普通的知青，我亲身感受到了这场历史巨变的发生，我和人民一起经历了喜怒哀乐，我相信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这就是国家的命运，任何想阻挡历史潮流前进的人必将被钉在耻辱柱上。我再看到江青在电视上公开露面时，她已经是作为犯人受审了。
六面对死神(上)
受当时政治宣传的影响，来黑龙江边境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有不少是自愿报名的，他们渴望在边境的艰苦锻炼和血汗洗礼中，让自己也成为和父辈那样的英雄人物。哪里的活最艰苦，哪里的任务最危险，他们就自告奋勇地冲在前面，他们的许多人逐渐取代了当地老乡，成为生产劳动和保卫边疆的最有生气的主力军。当地的领导也乐意把最艰苦的任务譬如修路，盖桥，建水库等等交给知青去完成，而死神就在此时向知青们悄悄地走来。知青们不仅在黑龙江省留下了丰硕的劳动果实，有时在那里也会留下鲜血甚至生命。就拿1970年在呼中的原始森林里修那条战备公路来讲，就有三四个十七八岁的知青被炸山飞来的石头打得脑袋开花，被砍倒的大树压得血肉模糊，长眠在林中。当时大家只想赶进度，比速度，也不重视安全保护，加之一切合理的规章制度都被打破，上级只是给各个生产队派任务，就是崩山炸石头这种人命关天的活也是听任各队自行其事，整个工地现场缺乏统筹管理，险象横生。点火之后，大家就数炮的响声来判定是否有哑炮，如果这时其他生产队人员也在崩山的话，爆炸声此起彼伏，就有可能数错。你认为自己队的炮全响过了，其实还有没响过的炮，等你一走进工作现场，最后一炮刚好炸响，大小石头如雨点般似地扑天盖地飞来，你又忘记戴好安全帽，那就惨了，轻者伤筋断骨，重者一命呜呼。有时其他生产队崩山的石头也会飞到我们躲避的安全地带，这可谓是飞来横祸。我队有位知青，从小弹的一手好钢琴，文革前在市里的少年钢琴比赛中还得过名次，刚去修路工地第三天，就被一颗飞来的小石子打断了左手的小指和无名指，1973年落实知青政策时虽说是以此伤较早地病退回到上海，但再也无法重续他成名成家的旧梦。
现在的年轻人来到国外，虽然也有各种非正常伤亡，车祸，疾病，自杀等等，但那时有些知青的非正常伤亡有时更带有一种英雄主义和悲剧的成份。
还在1969年的时候，上海的报纸上就宣传过一个在黑龙江插队的叫金训华的上海知青，他原是上海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的委员，本来可以留在上海工矿，自己却主动报名去边疆，号称“一生交给党安排”，结果在黑龙江倒开江发大水的时候，为了捞回队里几根漂走的圆木，跳下水去而被白白淹死。这种现在看来毫无价值的牺牲，当时却被当局大肆渲染成为一种英雄行为，要大家学习。那个时代在黑龙江锻炼过的许多知青，在潜意识中或许确实存在著一种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先人后己，不怕苦，不怕死，一旦有需要，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我们公社有一个知青，有年冬天和大家坐卡车去林区伐木，卡车翻到路边，把他摔昏了，他醒来的第一句话便是“同志们怎么样了”，和报纸电影中英雄的口气如出一辄，周围的人调侃他，“怎么样了？还是喝苞米碴子粥”，把他弄得好尴尬。其实他不一定是装的，现在的人很难理解这点。我队有位知青回沪顶替父亲，在远洋轮上当了海员，八十年代有次在海上，机舱里两次发生火事，他勇敢地冲入火中，关掉了阀门，虽说受了烧伤，却为扑灭火事立了大功。谁知回来后，有位局领导在找他谈话时，不怀好意地问他，人都是自私的，为什么别人不敢冲上去，只有你不怕死，你有没有什么个人动机。因为一时找不到火事的发生原因，他竟被怀疑了好长时间，直到三个月后部里的调查组下来排除了他纵火的可能性，搞清了事故真相，他才被恢复了原来的二管轮的职务，得到通报表扬。
在我八年的插队生活中，两个熟悉的朋友在死神的微笑面前那种从容不迫的神态在我心中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1971年底，我去金山大队玩，那里有不少从幼儿园，小学，中学就已经熟悉的朋友们，其中就有许元，在家是老五，父母和大家都管他叫小五子，时间长了大名倒没人叫了。小五子的父亲原是山西五台山一带的小石匠，十五岁时和二哥一齐给地主干活时，一队红军路过他们村，宣传员们说，日本鬼子占领了东北，穷苦的弟兄们，赶快参加红军吧，红军是要打日本鬼子的，是帮穷人打天下的队伍，赶走日本鬼子，打下天下，你们大家就有田耕，有饭吃，还可以到城里去做官。二哥一听，想想与其天天给人干活还吃不饱饭，不如去当兵闯一闯，反正家里有大哥孝敬老娘。于是便扔下手里的工具，带著弟弟随着村里的几个青年加入了红军，后来又变成了八路军。小五子爸爸参军时年纪小，个子也不高，在部队里当了个小号兵，还没打几仗，二哥便被打死了，他大腿上也吃了颗日本子弹，还生了一身癞皮疮，送进部队医院。院长看他长得聪明伶俐，便把他留下当了勤务员，于是小五子爸爸便一直在部队医院工作，和院里的女护士结了婚。后来转到华东野战军，是华野第一支坦克部队医院的创始人之一。1949年进了上海后，在卫生局当了副局长，有一年回山西老家给老娘扫墓时，才知道村里出来跟着共产党打天下的二十来个人，只有他是唯一的幸存者，还当上了官，其余人都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战死了。不禁感慨万分，老拿这事教育我们这些小孩不要忘本，还把四个儿子都送去当了兵。
1969年中苏边境武装冲突爆发，小五子中学毕业面临上山下乡，小五子妈想让小五子留在上海，还在五七干校等待“解放”的他爸却说，怕什么，小五子就是和苏联人打仗打死，咱们还有四个儿子呢。于是他找到学校革委会的领导，要求让小五子去边疆最前线去插队。我们开玩笑说，小五子是被他父亲分配到呼玛来的。他大哥在哈军工毕业后去了海军工作，71年秋天寄来一首水调歌头词，“清光一万里，云港蔽星舟。阅尽秋色，灯火圈圆唯神州。列宁故土沦陷，红河子孙离散，问君知几秋？倍思手足亲，何己醉温柔？涛声息，风行疾，披莹霜，跃步飞升，欲攀天缆操天舟，登峰枪挑纸虎，下海缨缚叛蝤，佳节共环球。有血便无泪，断头不低头”。小五子也回了几首诗，我还记得其中好几句，“远瞻芦荡军，白发欺黄忠，更兼兄弟辈，纵横皆英雄。依呀黄口儿，犹唱红灯颂。随征已三载，帐前无寸功。未继登山止，得展壁辉宏。吾亦将门子，何独怯青峰。千文能奋笔，点谋不存胸。白食千家米，赭颜顾江东，思绝冲冠起，提酒掩倥惚”。但是中苏边境尽管紧张，在我们知青去后，并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小五子那种“炮火起处献忠魂”的豪言壮语只能变成“改观改魂清己垢”的实际行动，在生产劳动中表现得十分积极，干活从不肯落在别人后面。有次当地的老乡对我们一部份知青和他们拿一样多的工分不满，提出要比赛割黄豆，看谁割得快。个子矮小的小五子作为男女知青的代表之一，和老乡中活干得最好，工分拿得最高的两个男青年比。割黄豆其实没有多大技巧，就是看谁有耐力，少直腰就能割得快。开始一小时他和老乡不相上下，一直冲在割豆队伍的最前面，因为一条垄有五六里地长，老乡也忍受不了弯腰的苦，不时直腰喘口气，小五子不小心把手指割了个口子，鲜血直流，他毫不吭声，和几名男女知青几乎是一口气割到头，又回来接应大家。老乡们不服气，检查质量时，才发现小五子割的那条垄上的血有一里多长，从此对知青干活口服心服。
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生日，晚上我和大家吃了面条，又在小五子他们宿舍里聊天。因为来插队的知青人数要比当地老乡还要多，所以盖了几排象兵营那样的长房子，一排房子里又有好几个大房间，门是分别开的。小五子住的那间屋里有三十来个人，分上下铺睡，隔壁便是民兵连连部。晚上九点多钟，小五子打著赤膊，只穿一条短裤，站在屋子中间的用空汽油桶做的大铁炉前擦身，一面吹口哨，吹口哨是他的绝招，他能把芭蕾舞红色娘子军的全曲从头到尾吹出来。忽然隔壁连部里“砰”的一声枪响，这边小五子也扑通一声倒了下去，我们还在发愣，只见小五子用手捂著肚子，鲜血从他手指缝里不停地淌出，“我中弹了，快拿个碗给我”，他轻声地喊著。有人赶快递上了一个搪瓷碗，小五子著急地摇了摇头，“不行，这容易感染，我的肠子流出来了，要瓷碗”。大家赶紧手忙脚乱地把他扶上铺。这时屋门也被人拉开了，有个当地青年探进头来看了看，然后又缩了回去，惊慌地喊叫，“李金锁，你枪走火把青年给打死了”。屋子里的知青马上反应过来，好多人冲出屋去抓那个肇事者。我守在小五子身边，帮著他用碗堵住肚子上的伤口，屋外传来了几十个知青的咆哮声，“李金锁，你跑到哪里去了，你跑得了今天，跑不了明天”，看来他们是没有抓到那个肇事的当地民兵排长。小五子张开眼睛，若无其事地对我笑了笑，轻声地说，“只要血止住了，我就没事，我爸告诉我的。你让他们别揍金锁，他肯定是无意的，他平时对咱们知青挺好的”。小五子的脸越来越白，不一会就失去了知觉。队里的赤脚医生来了，给他作了包扎和止血措施，打了强心针，但无济于事，晚上十一时左右，小五子终于因流血过多而停止了呼吸，离他二十岁生日还差五天。知青们如同受了伤的野兽，一家一户地敲门疯狂地找寻李金锁，悲愤的喊叫如雷声在村子上空滚来滚去，李金锁的父母站在家门口，不停地向我们知青弯腰鞠躬赔礼道歉，老乡们用惊慌的目光望著我们，谁都否认知道李金锁的下落。十二时，公社党委，武装部，派出所，医院的人也坐北京吉普从江上赶来了。这时在生产队领导和当地老乡的保护下，李金锁的父母把已经五花大绑起来的儿子交了出来。派出所的警察给跪著的李金锁戴上手拷，并保护他免受愤怒的知青的痛打。经武装部的人勘察现场后，我们才知道，李金锁擦枪忘了把刚才巡逻时上膛的子弹退出，所以一扣扳机，子弹穿过泥墙，打在宿舍梁上的木头硬结上，又反弹到小五子肚子上，造成了小五子的死亡。
小五子的遗体放在一间空房子里，八天后，等他妈从上海赶来后，才下葬在金山大队附近向阳的坡上。小五子妈过去在部队医院给不少伤员送过葬，这次面对最疼爱的小儿子的死，表现得非常坚强，没有哭出声来。县委书记问她有什么要求，她说人死了也不能复活，现在李金锁还被关在县拘留所里，请领导把他放了，也不要给他什么处份，他们家就这么一个劳动力。李金锁回队后，接过别人转交的小五子妈送的毛主席语录和毛选，感动得泣不成声，马上到小五子的墓前连连磕头。开始几年，还经常去扫墓，后来知青陆续少了，他也不太去了，好像根本没发生这回事。1978年夏天，我回黑龙江参加大学考试时，临行前，小五子的妈妈找到了我，她伤心地对我说，“你们这些好朋友现在都要回来了，就剩我家小五子一个人留在那里，你考上大学离开呼玛时，不要忘记去小五子那里告个别，托人经常去看看他，我家小五子是喜欢热闹的，他最耐不得寂寞”。我想起小五子临死前那平静安祥的神态，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七面对死神(下)
谁知道，在我和生产队其他五个知青坐海轮去大连改乘火车回呼玛时，又经历了一件悲剧。
我们六人，五男一女，都是准备回黑龙江参加大学高考的，其中最有希望的当属舒民安，大家都叫他阿安。他生在美国，两岁时随父母归国，是文革前上海最好的重点----上海中学的六八届高中生，还当过中学里的团支部副书记。
拿现在人的眼光来看，阿安算是连马屁都不会拍的正人君子，疾恶如仇，一本正经到了迂腐的程度。可就是这一特点，1975年冬天他被大家选举当了大队生产委员，带著一夥老乡和知青去帮十八站林场倒大木(伐木)，这是我们那里一年中最重要的副业。因为当时国营林场效率不高和机械化水平落后，每年冬天都要找各个生产队的农民来帮忙完成国家计划任务。倒大木来钱不光要靠大家伐的木头立方米多，还要靠送礼打通林场上上下下的关系，譬如你把林场的头头给弄顺气了，他会默认你量下来的从伐木场到公路边木材堆积地的虚假距离而不认真复查，只要你编个弯弯曲曲的运木路线，多报个几百米距离，这样伐下来的大木每立方米的工钱就会提高，你给林场的检尺员送烟酒和面粉，他每次都量大木的粗大头，立方的数量也会无形中增加。阿安到了林场后，打前站的许会计得意洋洋地告诉他，今年林场给我们队定的每立方米大木的工钱要高于往年，也是各公社中最高的，虽然请林场的武主任喝了三回酒，送掉十斤豆油，一百斤白面，还是合算。许会计要阿安继续努力，搞好和林场检尺员小罗的关系，小罗已经暗示要些面粉和豆油。阿安一听就来火了，“我生下来就不会这一套，也不想学，现在办什么事，都要靠请客送礼，邪气把正气都给压跑了。林场的这批人现在胃口是越来越大了，都是我们自己给喂出来的。我就是不送，他还能把我们给吃了”。小罗开始没吱声，半个月后便在检尺时百般刁难，号称也是公事公办，结果挨了知青的几下硬拳。这下事情可闹大了，林场方面扬言要核实我们生产队的运木头路线，重新商量给我们的工钱。事关生产队的收入和每个人的利益，一些原先支持阿安的知青也开始责备他太死板，缺少当干部的灵活性。阿安无可奈何地随着许会计带著礼物一齐向小罗赔礼道歉，还请林场的领导喝了酒。在酒桌上，武主任语重心长地对阿安说，“小伙子，好好学著点，别那样死心眼，学校教你们的那套玩艺在社会上根本行不通。这社会复杂得很，毛主席要你们上山下乡，不就是要你们在社会这个大学校里长长见识吗？哈哈。”阿安当时没吭声，倒完大木回到队里的第二天，阿安突然向党支部书记提出辞职，从此变得消极起来，经常不出工，躲在宿舍里看书，写东西。
他给正在上海养病的胖子写信，叙述了他思想变化的痛苦，“我一直很喜欢伟人们欣赏的那些话，在命运的前头碰得头破血流决不回头，走自己的路，让人家去说吧。可是这次在大家尤其是你自认为是同一战壕的战友的劝说下，要我见了何等丑恶的事，都要无动于衷，见了卑鄙无耻的小人，也要阿谀奉承。我多年来精心构造的道德马其诺防线竟如此轻易地崩溃，而我们一直痛恨的东西倒成了天经地义。不管我能找出多少理由来为自己的屈服辩解，我都不能原谅自己的软弱无能。明知是错误的东西，还要违背良心去做，这和过去出卖理想，出卖革命当叛徒有何区别。”
他开始怀疑自己多年来信奉的政治信条和人生准则，“有些政治信条，我们总是凭著激情一厢情愿地相信它，而实际上并不明白，任何一种政治原则，拿到社会上总是要打折扣的。我们接受它的方法却常常是错的，我们手中的信条未必能替我们解决实际生活中哪怕很小的问题。我们口里心里相信的东西和准则，在人生中却并不如此去做。我们的书生气非但不能改造别人，而且使讲究实际的老百姓和知青对我们嗤之以鼻。我们根本不了解大多数人的苦恼和忧虑。理想必须来源于现实，来源于大多数人的生活实践。我最近心里时常出现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在力求达到的是不是社会现实的需要。现在报纸宣传又要知青扎根边疆农村了，把朱克家，柴春泽，翁永曦当做典型。凭我这个懂点马列主义的哲学基本知识的人来看，上山下乡运动必然要流产，不会有什么成果的。可仔细想想，我们现在身体力行努力地去实践的人生准则却不被大众所接受，我们的辛勤劳动最终不过是无用功，为某些政治骗子的蛊惑人心宣传作点缀，岂不可悲。我现在没有什么明确的目标，推荐上大学要轮到我也不知道是哪个猴年马月的事。但如果一个人平平庸庸地度日，那有什么意思。”
阿安对现实政治批判的语调越来越尖锐，1976年四·五清明节天安门事件后，他因为传播谣言，散布反动言论，收听敌台，几次被来我队视察工作的公社派出所所长在队里的学习大会上点名批判，甚至于被列入要逮捕的知青的黑名单中。他倒是毫不害怕，忍无可忍时还要据理力争，那刻薄的讽刺幽默，弄得全场人捧腹大笑，把那所长憋得满脸红一阵青一阵。舒还指挥知青唱歌，“东风吹，战鼓擂，现在世界上究竟谁怕谁，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搞得全县的大小领导都知道我们队知青谁都不怕，连唱歌都会变着法子骂人。
1977年冬天，全国实行了文革后的大学入学第一次高考，阿安文科哲学底子很强，记忆力又好，连美国五十个州的全名都能背出，地理考了个99分，总分数也挺高，上海复旦大学曾想收他，由于父亲的美国特务嫌疑问题还没有解决，而阿安的政审材料里还有收听美国之音等敌台，散布反动言论的记录，黑龙江省招生办公室提出异议，结果没能上上学。后来地区革委会曾打电话给他，有意补送他入地区师范学校，阿安一口拒绝了。事后他对其他人说，“我不是贱民，不需要这种特别照顾。我需要的是我本来应该得到的东西，能真正表明我能力和人生价值的结果。文革虽然结束了，到现在还在看家庭出身，不能真正实行择优录取，比科举制度还不如，中国真是没希望了。听听美国之音居然还会影响我上大学，这种罪名还不是秦始皇那个封建时代的产物吗。让那个没上过小学的派出所所长管政审，我们知青是没有出路了。”这话后来传到公社派出所所长的耳里，他气急败坏地说：“阿安这小子也太狂妄了，我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还是能管管他这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要我还在所长的岗位上，就不能让咱们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社会主义大学里混进他这样有反动思想的人。”于是阿安和派出所所长的矛盾弄得人人尽知。
1978年春节，阿安回上海探亲，这时他父亲的问题虽说还没有结论，但因为有个美国著名的科学家来华访问前，向中国方面提出要见老朋友--阿安的父亲，某领导一个批示，文革时住进舒家祖传的那栋小洋房里两层楼面的两户人家立即搬出，看来平反落实政策是早晚的事。在区教育局工作的母亲为了补偿阿安受家庭问题连累而不能上大学的事，托了熟悉的医生为他办了有严重哮喘病的假证明，要他赶快办理病退回沪手续，阿安死活不肯，还指责他父母弄虚做假的行为不能为人师表，声称我要光明正大地回上海，弄得他父母好伤心。他一反常态，不怎么参加在上海复习的队里知青的聚会，老是一个人闷在家里，房间里堆了些黑格尔的哲学书和新出的内部书籍，根本没有我们那样废寝忘食复习的气氛。5月底我们几个知青准备回黑龙江参加7月高考的初试，约他一齐回队。他让我们先走，还幽默地说，他要过完儿童节恢复童心后才走，并托胖子给他买张6月2日去大连的三等舱船票。等到胖子买好船票，告诉他大家决定推迟一星期出发，和他一齐走，六个人正好凑够一个三等舱的房间，他说：“这又不是拱猪三缺一，你们何必要等我这个倒霉透顶的人。”
6月2日下午我们在公平路码头上，左等右等还不见阿安的身影，让送行的朋友给他家挂电话，他大哥说他早上11点就离开家了。离3点开船还有20分钟，阿安被小柏拉着匆匆赶来，小柏大声向我们喊着，“阿安这个家伙，都快开船了，他还笃悠悠地坐在候船室里抽烟，要不是我看到，他准误点不可。你们看，回黑龙江参加考试，他的旅行袋里除了一条烟，几件衣服，一本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和一本《中国地图》外，什么复习材料也没有，真是把书都藏到脑子里去了，就准备回上海读大学。哪像你们大包小包，恨不得把上海的所有好吃的东西和家里的所有复习材料都带回黑龙江，准备在农村长期作战。你们在考场上一定要学学他这种镇静的本领，祝你们六个人都凯旋归来。”
阿安带着他那瘪瘪的旅行袋上了船，他脸色不太好看，在甲板上和胖子窃窃私语一番后，回到船舱里和我们打了两轮桥牌，拱了几回猪都保持不败记录。随后他提议大家还是上甲板上看看海上日落，充份享受一下大自然。落日的余辉把蔚蓝色的东海海面染成一片金黄，阿安望着周围飞翔的海鸥，听着我们对这美丽的景色的评价，一直默默无声，忽然冒出一句话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当那巨大的火球终于落到了地平线以下，天色逐渐暗下来后，他主动提出请我们大家吃今天最后的晚餐。大家都说这次高考，他不会再为家庭问题受连累，肯定能考取他向往的复旦大学政治系，不过到时候还要请客。他叹了一口气说：“我过去也认为自己出类拔萃，充满自信，但现在我对自己能否上大学毫无把握。1973年大家推荐我上大学，谁知冒出个白卷英雄张铁生，考试成绩全部作废，还是看出身，结果浪费了我们队的一个名额。去年考试，我成绩名列前茅，结果是名落孙山。上面领导说我思想反动不能上大学，知青里也有人说我好高骛远不学无术考不上大学。我的任何奋斗，都一事无成，想一想都会无地自容。但你们还是把我当朋友，光凭这点我就应该请你们吃饭。不过我是一个彻底的失败者，所以将来谁考不上大学不要怪我的晦气连累你们。”胖子马上打断他的话，“阿安，老提你那走麦城干什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考场又不是刑场，今天是你请客喝酒，不要拿你那种悲观论调来影响大家情绪。一会儿我们还要一齐复习历史和政治，不能痛饮三百杯，还是乾杯吧，与尔同销万古愁，预祝我们六人个个考上大学，回到上海。”于是我们六人一面喝啤酒，一面高声背诵李太白的将进酒的长诗，“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乾杯。”引得周围的人都转过身来看着我们这付摇头晃脑的得意劲，以为餐厅里跑进了一夥疯子。阿安的酒量很大，但只喝了一杯就不喝了。
回舱房的路上，阿安拉住一个服务员，问船今天下半夜几点出东海，那服务员随意答了一句，大概是三点多吧。我感到奇怪，便问阿安，你打听这个干吗？他答非所问地解释说：“东海的水是蔚蓝的，代表希望，黄海的水是黄的，混沌不清，只有到了目的地大连，你才会再看到蓝色的大海。过去有人一形容大海，便是蓝色的海，其实大海和社会一样，也有清混之别。”
回到三等舱里，躺在铺上，我们就请阿安出题，让我们一个一个来回答，答的不全的地方或者是答错了，就请他补充或纠正。不知不觉地就折腾到了十一点，胖子忍不住了，大叫瞌睡虫已经袭来，他这一说我也犯困了，阿安看我们都没精神了，便说：“那就到此为止吧。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们复习，以后我可没时间陪你们了。大家再背一遍高尔基的海燕吧，今晚虽然风平浪静，但我希望海燕的那种迎着暴风雨而奋斗的精神将会让你们个个都考上大学的，我实在是太喜欢海燕了。”那时候我们队里许多知青都喜欢瞿秋白翻译的高尔基的海燕，不仅抄在笔记本上，还能一字不差的从头背到尾。“在那白茫茫的海面上，飘翔着一只海燕－－－－”，小小的舱里又响起了激情的集体朗诵声。在阿安请求下，我们背了三回。“我来了，我来了”，我也逐渐进入了梦乡。
6月3日早上六点半，我睁开眼睛，对过阿安的铺上没有人，毯子叠得整整齐齐，而其他四人都已经起来看书了，没有法子只好起床去刷牙洗脸。等我从洗脸间回来后，胖子他们也出去了，舱里就剩下睡在阿安下铺的小陈那个女孩了。过了一会儿，胖子他们陆续回来了，每个人进舱时都问我看见阿安没有，快吃早饭了，怎么还不回来，不知他上哪儿看书去了，还是掉到哪个臭毛坑(厕所)里了。于是我们四个男的又分头去找，全船上下都找遍了，也没见他人影。五个人坐在舱里正纳闷时，胖子说他六点起来时，就没看见阿安在铺上，“阿安白天都要睡懒觉，今天怎么会起哪么早？奇怪！”小陈有点胆颤心惊地接着说：“我昨晚上失眠睡不着，就一直躺在床铺上看书，他也一个晚上都在看书写东西，后来他下铺看见我还在看书，就对我说，都两点了，还用功呢，快休息，你这个小病鬼，要注意身体，以后的日子长着呢。说完他就出去了，大概是上厕所吧。我很快就睡着了，他什么时候回来的我不清楚。”
这时，我突然生起一种不祥的感觉，“最后的晚餐”，“最后一次帮你们复习”，“海燕-----我来了，我来了”，我和胖子几乎是同时冲过去翻开了阿安铺上的枕头，旧军装上放着一封写着“胖子等收”字样的信，“他-----？？？”，我和胖子实在不愿这样想。信封没有封口，里面只有一张信纸，上面写着：
“胖子等：我走了，我去找我的归宿了。原谅我，原谅我这怯懦，轻率的举动吧！能否上大学毫无把握，而继续呆在队里，这想一想就会使我发疯。我没有勇气继续面对现实了。我早有此愿，活着如同行尸走肉，不如死了好(阿安在这句话下划了强调线)。
请别告诉我爸妈，通知我哥吧！地址是上海xx厂xx车间xxx
别了。祝你们幸运！
\\\\\\\\\\\\阿安
78.6.3匆
又，有可能把我在队里的东西和书捎回去。”
这封信在我们五个人之间传来传去，谁都没有说什么，房间里只有急促的呼吸声。忽然，小陈哇地一下哭了起来，打破了这凝聚着的空气。“你们还坐在这里干吗？快叫船停下来，回头去找”，她便哭便催我们赶快去找船长。船当然是不会开回去找的。船长告诉我们，文革时，跳海自杀的人很多，即使看见有人跳海马上停船，也几乎连尸体都找不到，大概是跳下去后立即被吸到船底下去了，当然会游泳的人，一下子可能死不掉，其实那更痛苦，在海里挣扎一番后，不是被鲨鱼吃掉就是精疲力竭沉入海底。边上的乘警也说，跳海自杀的人被过路船只发现救起死里逃生的事我只听到过一次，清晨两三点时，周围也没有其他船只通过那块海区，你们还是赶快通知他家人吧，人死不能复活，你们也不要太悲伤，好好复习功课，考上大学，前途无量。
我和胖子倚靠在船舷边，凝目注视着这茫茫的大海，阳光虽然灿烂，但海水并不象天空那样蔚蓝。我力图摆脱那种想象，能够在黄埔江上游几个来回的阿安心里高喊着“我来了”，跳下东海时，没有马上死去，周围一片黑暗，除了那远去的海轮上暗淡的灯火和满天的星星。哪怕他又有了生的愿望，他也只能一个人在海里奋斗，或许他能坚持到东方出现曙光，最后一次望着这已经不属于他的黎明，终于被希望之海的浪花所吞没。
胖子哽咽地对我说：“我实在没有想到阿安会走上这条路。昨天他上船的时候跟我说，只要这种政治审查制度存在，他这种反动分子今生今世就进不了大学，而呆在农村苟活一辈子，也实在忍受不住，我劝他把眼光放远点，不要太悲观，现在邓小平上台了，一切都在变，右派都平反了，那个悼念周总理的四五天安门事件也迟早会平反，到时候你说不定就是英雄，让那个狗所长向你陪礼道歉。他说，其实那所长人也不坏，从没向下面的生产队要过东西，他也是为他所坚信的真理而奋斗，不折不扣地执行上级指示，而且忠心耿耿，过去父亲被打成美国特务时，我也不是说过要和他划清楚界限吗？后来才明白自己做错了，后悔莫及。阿安说文革时的冤案平反是早晚的事，但他可能看不到了。”胖子后悔地说：“后来他把话题扯开了，大谈关于大海的哲学和美学，又吟了文天祥的过零仃洋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假若我稍稍敏感些，注意些，说不定就能阻挡住阿安的死。”
我安慰他说：“你不要这样自责，我们都太迟钝了或者说是太现实主义了，所以无法理解他的理想主义浪漫主义。阿安他自己选择了不苟活偷生的庄严的死，马上就要面对死神，他还无所畏惧，象英雄那样平静地要我们朗诵海燕为他送行，这样的勇气是谁也拦不住的。我们只有鼓起生的勇气，继续面对这严峻的现实，才会有出路，我始终相信，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阿安的追悼仪式是他死后七七四十九天时由朋友们操办的，由于龙华殡仪馆不能为追悼自杀者出借场地，仪式是在他家的大客厅里举行的，出席者有他小学，中学和插队时期的朋友六十多人。他的遗象两边挂着一付选自他遗诗的对联：“花落但余心向日，剑埋路有气千霄。”看到照片上他父母那种欲哭无泪的悲伤样子，还在黑龙江农村里复习迎考的我们都掉下了眼泪。当了国际海员的小柏，每次随船经过东海黄海相连的海域，就是阿安跳海的地方，都要投下一些香烟和罐头，奠祭我们的好朋友阿安。
当然也有人无动于衷，那个被阿安认为人还不坏的派出所所长，在我们向公社领导汇报阿安的情况时，阴阳怪气地插了一句话，“舒民安不是要上大学吗，这回可如愿了，上了东海大学。”气得胖子当场就给了他一记耳光，在场的公社党委书记拉开了胖子，反过头来倒把所长训了一顿。
1978年6月3日，上海市下达了关于插队知青都可以病退回沪的文件。10月，我和胖子回到上海念大学，小贺考进了东北师范大学，大学毕业后分配回到上海。小鲁和小陈虽然接到了地区师范学校的入学通知书，他们都没去，而是办了病退回上海的手续，成为离开生产队的最后两名知青。回到上海，他们俩参加了1979年高考，也都进了大学念书。小鲁后来对我说，接到地区师范学校的入学通知书时，他曾犹豫不决，看到大家都走了，极其悲观失望，甚至于想拉颗手榴弹自杀，但一想到阿安的死给父母朋友带来的痛苦悲哀，还是选择了生的道路。
我插队的那个公社里，一千二百多名知青到了1979年走得尽光，只有小五子一个人静静地躺在山坡上的墓穴的棺材里。1978年9月20日，我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去金山大队探望了他，被野草掩没的墓牌上的字迹早已被多年的雨雪洗刷得看不出来了。我用手一根根地拔掉墓上一米多高的野草，用毛笔把墓牌重写了一遍，把两盒牡丹牌香烟和两瓶松花江啤酒放在墓前，自己也点燃了一支烟，猛吸两口，然后放在墓牌前，隐约中我仿佛感觉到小五子在和我告别，再见，再见，永远别忘记在黑龙江边，还有你少年，青年时代的朋友，今后有机会再来看看我，我想你们，我太寂寞了。
仅以此书，祭奠所有在辉煌的噩梦中悄然死灭的青春。——作者题记
一
公元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上午十一时，也就是北京那个庄严的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进入意义重大的主题报告的时候，在云南边陲一个地图上无法查到的叫做橄榄坝的偏僻地方，一个名叫徐玲先的上海女知青腆着无比沉重的大肚子，困难地行走在凹凸不平的山间小路上。没有人声喧哗，没有尘土飞扬，只有一缕深秋的太阳寂寞地穿过树林，将破碎的光斑洒落在这个即将成为母亲的气喘吁吁的年轻孕妇身上。女知青不时直起腰来，抹一抹额上的汗珠，或者扶住路边的树干歇一歇。她当然不可能知道此刻正在遥远的北京所发生的事情，以及这些事情与她和知青未来命运的关系，眼下她只有一个比任何时候更加强烈的愿望，那就是快快赶完这段不算太短的路程，把孩子生到医院去。
就这样，当这个已经在上山下乡道路上跋涉了整整十年的女知青正孕育着自身对于未来的巨大希望，步履维艰地走向分场医院的时候，她并不知道她的人生之路即将走到尽头。因为一个可怕的灾难正在前面等着她，死亡的阴影已经张开翅膀。
从任何意义上说，七分场这间只能遮风挡雨条件简陋的旧房子都不能被称作“医院”，正如那个出身贫农，当过部队炊事员，高小毕业，被选拔进“红医班”深造三个月的成医生也很难可以被称为“医生”一样。然而，成医生和他的同事们确确实实在这间从未认真消过毒的大房子里一直工作了将近十个年头。
成医生并没有对孕妇的到来感到紧张或者惊慌失措。他让一位对生孩子富有经验并且热心的家属大嫂做他的帮手，又从容不迫地将所有接生器械一一消毒，然后戴上橡皮手套，耐心地坐在椅子上等待婴儿的降临。不料整整一个下午过去了，胎儿并没有马上出世的意思。事情到了这一步就变得很不公平，因为医生和患者同样需要吃饭和休息，需要遵守共同的作息时间。于是医生在一连看了三次手表之后，决定立即回家去吃晚饭。他吩咐家属大嫂暂时替他照看产妇，有事到家里找他，然后就离开卫生所急匆匆回家去了。
不幸的事发生了。产妇出现横位难产的症状。此时，成医生已外出两个多小时未回来，产房里只有家属大嫂一个人。不久，一个令所有产科医生谈虎色变的魔鬼——子宫大出血猝然出现。九时四十五分，女知青在送往农场医院途中停止呼吸。母子双亡。十点半钟以后，终于有人在距场部不太远的一间低矮的小伙房找到那个烂醉如泥的医生。
农场医院的西南角有一间简陋的停尸房。连日来，这个一向被视为畏途的地方突然成为当地舆论注目的热点中心。闻讯赶来的知青络绎不绝，将停尸房围得水泄不通。死者被换上一身草绿色军装，头发梳得像过节一样整齐，面部淡淡化了妆，部分掩盖了年轻生命被撕裂那一瞬间残留的痛苦痕迹。那个未及出世便过早夭折的小生命被裹在襁褓中，与他的母亲并排躺在一起。母子俩看上去都不象是遭到意外而是熟睡一般。
前来吊唁的知青大多是本农场的同学或战友，他们有的赶了很远的山路，个个挽着裤腿，臂戴黑纱或者小白花。有的女知青尚未进门就忍不住大放悲声。人们与其说用眼泪痛悼亡友，不如说同时也为自身的知青命运而悲泣。
医院的人们长时间沉浸在这种悲痛和压抑的气氛之中。……人们互相传染和彼此激发着长期被压抑的怒火和不满。有人筹划举行追悼会，要求农场善后处理；更多的人提出必须追究肇事者责任，改善知青待遇和医疗卫生条件，等等。上述提议立即得到多数知青一致响应。于是这种由女知青瘁死引发的不满情绪迅速演变为针对知青普遍命运的反抗行动。
知青中迅速扩散的敌对情绪使得农场领导深感不安。当天下午，医院借口天气炎热尸体不宜久留，试图将尸体转移掩埋，遭知青阻拦，未果。
十六日，农场保卫部门奉命强行处理尸体。知青不允，双方发生摩擦。消息传开，知青哗然，于是越来越多群情激愤的男女知青从四面八方赶到现场。
冲突一触即发。
重庆女知青周俐敏是这样回忆的：“当时并没有人意识到这件事会闹大。我们以为，既然徐玲先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无辜的牺牲品，那么我们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和医疗条件，惩治那些草菅人命的医生，应当也不是无理取闹。现在说来让人不敢相信，当了整整十年知青，住的还是茅草屋，一年中有半年喝盐水汤。……”
另一位老知青李孝林说：“其实，开始谁也没有想到同农场领导对抗，因为知青的本意并不是闹事，闹事能解决什么问题呢？……问题在于农场领导采取高压手段，不是以理服人，而是准备使用武力强行驱散知青，压制人们的不满情绪。在这样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知青才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
二
公元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出现在景洪街头的请愿队伍终于打破了边疆小城的安谧和宁静。
十八日上午九点刚过，数以千计的男女知青就从四面八方涌进城来。尽管当地政府事先早有准备，布置了大批民兵和军警严阵以待，但是大队知青还是势不可挡地涌进市区，并且沿着马路浩浩荡荡朝着州委和政府驻地进发。
这是特定时期和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在边疆的一个起因相当偶然的特殊事件。游行的知青并无激进的口号，慷慨的陈辞，或是失去理智的暴烈行为。这些来自伟大首都，黄浦江畔和天府之国的曾经意气风发的红卫兵小将，如今低垂着他们被亚热带烈日烤焦的曾经无比骄傲的头颅，肩上抬着他们不幸死难的同学和姐妹，迈着沉重迟缓的步伐走向未可知的命运前方，去为生者和死者争取一点做人的基本权利。
与此同时，云南西双版纳以及临沧、德宏、红河、文山等垦区农场均受到橄榄坝事件的波及和影响。短短几天，版纳垦区所属八大农场均面临知青情绪失控的严重形势。各农场知青纷纷行动起来，互相联络，秘密串联，一呼百应，煽风点火。或者毋宁说，知青久已压抑的情绪和愿望原本就是一堆危险的干柴，不用煽风点火也会因为种种原因自动燃起熊熊大火来。
于是有的农场知青发起“万人签名运动”，明确将回城要求上书党中央华主席；有的知青集体通过《回城宣言》，宣称不惜一切代价实现回城目标；还有的农场已经酝酿知青大罢工，推选出协调行动的领导机构，并起草了有关行动的章程草案，等等。
总之，也许谁也不曾想到，一粒小小的火星，一个女知青不幸猝死的偶然事件就成为引发这场惊天动地的知青大返城风暴的导火索，成为导致十几万云南农场知青乃至全国知青最终走向觉醒并且勇敢地反抗自身命运的第一声惊雷。
十八日中午，请愿知青代表向州委提出三点要求：⒈惩办肇事医生，追究其法律责任。⒉改善农场的医疗卫生条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故。⒊给死者开追悼会，追认烈士，优抚死者家属。
以今天的眼光看，以上三点要求决不能算作过分，甚至有些就事论事和小题大作的意味。因为当请愿者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冲破来自自身和社会的重重阻力，山呼海啸地聚集在当地最高权力机关门前时，他们兴师动众的目的竟然只是提出三个相当表面和微不足道的胆怯要求，这就难免使人感到惊讶和失望。
然而知青的要求没有未能得到及时答复。对领导者来说，任何以要挟方式提出的要求都是一种冒犯，因而也是非合理的和难以接受的。换一种角度讲，权威本身是领导的一个组成部分，你可以蔑视责任乃至真理，但是你决不能蔑视权威。
事态呈现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二十一日，州委经请示后表态如下：⒈肇事医生严肃处理，追究责任。⒉女知青享受因公死亡待遇，同意开追悼会。⒊进一步落实知青政策，责成农场尽快改善医卫条件，并统筹解决知青生活中存在的多方面问题。等等。
请愿大获成功。
三
知青请愿的大潮很快退去。州委大院和垦区指挥部的人们刚刚来得及喘出一口气来，他们暗自庆幸事态没有进一步扩大，庆幸这个小小的麻烦终于成为过去，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如同炸雷传来，令人目瞪口呆。
一向在州府眼皮底下平静无事的景洪农场知青宣布总罢工。当如愿以偿的请愿队伍陆续离开景洪返回农场的时候，在景洪通往橄榄坝的尘土飞扬的公路上，罢工的人群出现了。他们的人数比橄榄坝知青总数多几倍，他们挡在路上，两幅锈渍斑斑的横标将两行惊心动魄的大字深深映入每个知青眼底——“知青要做人！”“知青要回城！”
十二月三日，省、州委有关领导在垦区指挥部会见知青代表。会议室铺了地毯，茶几上摆了香烟和水果。领导们占据了居中的一排大沙发，两旁是秘书和部门头头，还有工作人员轻手轻脚地斟茶倒开水，这就使得会议室内事先有了一种居高临下的威慑和压抑感。知青代表们鱼贯进入的时候，都难免有些紧张，挤挤挨挨，缩头缩脑。也有故意做出不在乎的样子，点燃香烟来吸，吸得过猛却大咳起来。
领导互相交换一个眼色。这些年轻人，毕竟没有见过大场面，他们从一开始就在心理上处于被动和下风地位。如果好言劝抚，有什么样的难题不能一个一个解决呢？
“今天有省里和州委的领导同志，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同大家，嗯，见见面。你们有什么想法，嗯，都说说，说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嘛，对不对？”
代表递上一份书写工整的请愿书。一个皮肤白净的男知青简要把罢工理由和返城要求复述一遍。
“你们这些要求，是不是能够代表农场，嗯，垦区广大知青同志的愿望？”
“我想今天各位领导请我们到这里来，并不是为了审查我们的代表资格。我想提请领导注意，我们每个罢工知青都具有代表资格，因为我们的返城要求是共同和一致的。请看，这份有万人签名的《罢工宣言》就是证明。”
“我来谈点个人看法好不好？你们提出的要求，我看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政策，我们还是要坚持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嘛。但是我们在具体贯彻党的知识青年政策时，可能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对同志们思想、工作和生活上考虑得不那么周到，甚至有许多失误的地方。这些工作上的问题，我可以负责地告诉大家，我们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去纠正……”
“不要绕圈子！”“不许回避实质性问题！”
“知识青年同志们，希望大家保持冷静。你们应该相信党，服从党中央华主席的正确领导……”
“各位领导同志，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需要你们解答。请问你们家里都有几个子女在乡下当知青呢？”
“简直是胡闹！告诉你们，必须无条件复工！现在不是文化大革命，不是造反派为所欲为的时代！你们知道罢工的后果？你们是在对谁罢工？罢谁的工？……我们决不允许有人蓄意调动知青罢工，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知青代表全体退场，表示抗议。会议未获进展。
十二月十日，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在北京闭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晚播发会议决议。这个消息犹如一根导火索，把知青中长期压抑的反抗情绪统统点燃了。从十日起，农场有线广播就开始不间断地从早到晚广播全国知青会议决议（即《知青工作四十条》），从精神和心理上瓦解罢工知青的防线。大多数知青对此的反应，先是惊愕，诘问，怀疑，紧接着就爆发出火山一般不可遏止的愤怒和绝望。
因为《四十条》中针对农场的政策只有一条：“……今后边疆农场（兵团）知识青年一律按照国营企业职工对待，不再列入国家政策的照顾范围。”云云。
中央定了政策，希望破灭了。知青就是知青，或者说今后他们连知青都不是，只是国营农场的“青年职工”。制订政策的人们也许忘记了二百万农场知青是怎样从城市来到边疆的。如果他们确曾是知青，那么他们回城的正当愿望为什么迟迟得不到满足？难道知识青年是一种永久性的职业吗？如果文件能够改变知青的真实地位和身分，那么文件能够改变知青用青春写就的长长的历史岁月吗？
“操他奶奶！别人四个面向，咱们为什么偏偏不让转向？……”
“下乡知青一年招工，两年转干，三年上大学，咱们兵团知青十年再教育干吗还不毕业？”
“中央了解农场知青的情况吗？！”
“谁来关心知青的命运？……”
一种被彻底遗弃，被欺骗和玩弄的复杂感情攫住人们的心。许多知青听完广播当场嚎啕大哭，顿足捶胸，仿佛被宣判无期徒刑。
要改变知青的命运，就必须以某种主动的方式参与知青政策的修改调整。消极被动没有出路，原地固守只能自生自灭。罢工知青面前只有一个大胆的方案可供选择，那就是到北京去请愿，向党中央和邓副主席反映边疆知识青年的真实情况。让党和国家最高当局倾听来自广大知青的呼声和愿望，关注和不再忽略普通人们的命运悲剧，让社会舆论同情和支持知青的正当要求，以促使上山下乡运动的错误早日得到纠正，这就是知青们决心大张旗鼓沸沸扬扬到北京去请愿的真正用意和弦外之音。
罢工指挥部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北上请愿，通过《北上请愿并致党中央、华主席、邓副主席的一封公开信》。
“……我们的目的是，代表云南农垦十万知青向党中央、国务院负责同志当面呈交情愿书，并作口头汇报，反映十年上山下乡路线中存在的错误和问题。我们的唯一宗旨和使命，是将全体农垦知青的最高心愿——大返城的要求转达给敬爱的华主席、邓副主席。我们的要求是合理的，是顺应党心民心和历史潮流的。我们坚信党中央在了解农垦知青真实情况之后是会同情和理解我们这一正当要求的。
……罢工已经没有退路，我们的命运如今正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碌碌无为不行，人心涣散不行，垂头丧气无所作为更不行！我们必须把罢工斗争坚持下去，坚持到北上请愿团取得彻底胜利！……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十二月十四日，州委拒绝知青北上请愿的要求。
十五日，省委紧急电告滇南区片有关地、市、州委：“切实做好说服工作，不放一个请愿知青到昆明。”
十二月十七日，西双版纳第一批赴京请愿团知青代表共一百四十三人离开景洪，沿中、老公路步行北上。十八日，第二批知青代表一百六十人离开思茅徒步北上。省、州委派出工作组沿途劝阻，大批军警亦出动配合。知青请愿团破釜沉舟，誓死北上。十九、二十两日，各农场先后共有十一批知青代表共计两千多人出发北上，与工作组发生冲突，被拦在元江、景谷和哀牢山一线。
此后数日，其他垦区罢工知青亦纷纷组织请愿团，强行北上。
四
这是乍暖还寒的公元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尚未吹进冰封的中国大地，各项改革开放的措施还在酝酿胎动之中，因此由来以久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两个凡是”的阴影好象希腊神话中的那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高悬在罢工知青和一切敢于怀疑反抗极左路线的人们头上。没有人敢于忽略这样一个事实：任何形式的集体反抗（罢工）都是对革命的犯罪，而不管你主观动机如何。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发生在滇西门户瑞丽县的事件可作为前车之鉴。
那年夏天，洪水泛滥。然而更加使人惶惶不安的却是现役军人即将撤离兵团的消息。“你们可以复员，转业，调动工作，我们为什么只能在边疆当一辈子知青？”另外，近期内将发生里氏六级地震的消息更使知青们人心浮动。短短几天，数千名知青涌向县城，在返城要求得不到答复的情况下，开始大批向瑞丽江桥和滇缅公路移动。
二十八日凌晨二时，守卫瑞丽江桥的边防检查站陈站长接到上级一道措辞严厉的命令。上级命令他二十四小时内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大桥，决不让一个逃亡的知青过桥。但是唯一的限制条件是不许对人群开枪。
七时五十分，晨雾渐渐散去，第一批黑压压的知青队伍出现了。方阵沉默行进。碎石公路上没有人声，两个彼此敌对的方阵迅速缩短距离。一百米，八十米，五十米……突然桥头的警报拉响了。方阵继续前进。“砰砰砰”，士兵对天鸣枪。高音喇叭里反复宣讲政策，瓦解来犯者斗志。知青们悲壮地挽起手臂，挽得紧紧的，有人带头唱起《国际歌》。
训练有素的军队和民兵防线犹如黑色的岩石始终纹丝不动。坚强的决心和严明的纪律性使他们成功地阻挡了知青浪潮的轮番冲击。就在这时，一队人数更多来势更加凶猛的知青方阵出现了。
形势万分紧急。对空鸣枪示警无效，三道民兵防线相继被冲垮。因为上级有命令死守，所以陈站长在混乱中只好将最后一批士兵和民兵撤退到大桥入口处，手挽手组成人墙，并喊出“誓与江桥共存亡”的悲壮口号。
这是公元一九七四年夏天发生在中国西南边陲的一个气壮山河和惊心动魄的宏大场面。数百名全副武装的军人和民兵奉命坚守江桥，他们在不得开枪的被动情况下，只好将自己身体当作障碍物堵住逃亡者的必经之路。数以千计归心似箭的知识青年则冒着危险用身体去撞击和摇撼这道防线。
战斗持续到中午。知青从附近农场赶来一群水牛，许多不怕死的男知青骑在牛背上乱踢乱砍，水牛负痛受惊，就翻开四蹄朝江桥狂奔而来。江桥防线终于抵挡不住气势汹汹的牛群的强大冲击，一时间被冲得七零八落。有的士兵被踩伤，还有的竟被拖出十几米远。数以千计的知青在一片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浩浩荡荡通过江桥，踏上通往中国内地也通往家乡的康庄大道——滇缅公路。洪水决堤了。
知识青年无法无天的举动终于惊动昆明和北京。云南省革委会和昆明军区遵照上级指示，派出大批部队沿途围追堵截，说服、动员和强行遣送知识青年回边疆。同时发动公路沿线数十万贫下中农和公社民兵，许以双倍工分补贴，在千里滇缅公路上布下一张围捕逃亡者的天罗地网。省革委会领导指示非常明确：“不许放一人漏网。”
于是短短一周内，自作自受的逃亡知青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成千上万的农民手持老式武器：铜炮枪，猎枪，锄头，扁担，男女老少齐上阵，连放牛的孩子也目光炯炯，昼夜监视公路上一切可疑的行人。一旦公路或者山坡上出现逃亡知青的身影，随着一声梆子响，于是我们在《地道战》《地雷战》里见过无数次的壮观场面就生动地重复再现了：农民高举大刀长矛，挥舞锄头扁担，亢奋地呐喊着，个个奋不顾身以一当十地冲向知青而不是敌人。上级规定多捉拿一名知青可奖励工分若干，因此贫下中农纷纷焕发出极大的积极性，又有许多人为争夺俘虏互相动手打得头破血流。
遣返知青的工作足足进行了半个多月，各地政府出动数百辆汽车才将捕获的知青陆续送回边疆。仅仅事隔四年之后，也就是公元一九七八年岁末，知青北上请愿团会不会遭到与“八．二八”知青同样难堪的失败下场呢？
五
罢工指挥部耍了个“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花招，一面大张旗鼓发动知青北上请愿，一面悄悄把请愿团成员埋伏下来，然后分散绕道往昆明进发。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一批知青请愿团十四人分乘汽车火车抵达昆明。此后数日，分别绕道临沧、元江、曲靖的请愿团成员陆续抵达昆明，并与二十五日正式进驻云南农垦总局招待所（知青大厦）。此后一周，又有几支短小精悍的知青小分队出现在上海、北京、成都、重庆街头。他们以当时许可的“四大自由”形式向家乡的父老兄妹广泛宣传知青请愿团纲领，呼吁大返城和给出路政策，意在唤起广大市民和知青家长的感情共鸣，从而达到配合策应北上请愿的目的。
知青开始取得罢工以来第二个回合的主动权。
“同志们，呃，到了昆明，很疲劳，也很辛苦。有什么意见，或者想法，可以同我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嘛。呃，我也很乐意，听一听同志们的想法……省委的工作，有的方面，没有做得，呃，令人十分满意，比如知青工作，就存在一些，呃，问题……
同志们的心情，我们是理解的。但是仗要一仗一仗地打，饭，也要一口一口地吃嘛。如果大家都往北京跑，北京岂不是乱了套？同志们，你们还是要相信各级组织，相信省委，有问题就地解决嘛……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原则，民主是手段，集中才是目的嘛。青年同志们，希望你们从抓纲治国的大局出发，不要再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省委认为，你们的行动，不能一错再错，你们要尽快返回农场，抓革命，促生产。省委将责成当地党委研究解决你们提出的合理要求……”
一个知青代表双手呈上油印的《请愿书》和《北上宣言》。
“同志们，不要纠缠细节，要相信党的知识青年政策嘛。”
“请问领导同志，我们代表十万农场知青北上请愿的要求，省委是否已经转告党中央？”
“你们能代表十万农场知青吗？或者说你们能代表广大知识青年的根本愿望和利益吗？”
“我不打算跟您讨论代表权问题，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向党中央领导当面反映情况。”
“我要慎重指出，你们的行为是错误的。”
“每一个中国公民都有权利向党中央反映情况。你们压制民主的行为才是百分之百的错误。”
“好吧，现在由我向同志们传达一个电话通知。云南省委办公厅并转知青代表请愿团，中央原则上不同意你们来北京。希望你们立即返回农场抓革命促生产，并配合当地党委做好落实知青政策的工作。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片沉默。
“同志们，你们必须立即停止一切不利于安定团结的错误行为，无条件回农场去，抓革命促生产，否则你们就要犯更大的错误。”
“请领导同志转告中央，我们肩负云南边疆十万农场知青的重任赴京请愿。我们的决心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你去通知版纳州委，让他们查一查这些人的阶级出身和他们的背景。”领导同志吩咐秘书。
六
从请愿团进驻知青大厦起，大厦内工作人员的身分就悄悄起了变化，各层楼道包括电话总机和收发传达都处于公安部门的严密监控之下。
二十六日，知青代表与有关领导谈判破裂后，分批购买硬座火车票，准备以普通旅客的身分前往北京。
当天深夜，知青大厦内所有旅客，包括代表的住房均受到执行任务的联防队员多次盘查。旅客睡眠不断被打扰，怨声四起。
请愿团代表兰婷尖叫一声惊醒来，原来是场梦。她看看手表，六点三刻。也就是说，如果不出意外，再过三个小时，他们就将登上北京的直达快车。她连忙翻身起床，叫醒其他女同伴，然后做好登车前的准备工作。但是当她把手伸进空荡荡的旅行袋时，不禁低低地发出一声呻吟。原来钱包不见了。
这不是一只普通的女孩子的钱包，而是一只装有知青请愿团全部活动经费，包括一万一千余元人民币和车票的军用挎包。这笔数目巨大的现金都是农场知青们从每月二十六元的微薄工资中一点一滴捐献出来的，现在钱包不翼而飞，这就等于军队断了粮草。更重要的是，请愿团的赴京计划将因此受挫。
请愿团知青无不为之震惊。从巨款失窃的现场来看，兰婷与三个女知青同住一室，夜里门窗紧闭，大胆的窃贼是怎样溜进屋里来并且不留痕迹地偷走装有现金车票的挎包的呢？何况知青大厦昼夜有人值班，联防队员频频查房。更何况窃案不迟不早，偏偏发生在首批请愿团成员登车前数小时。
天亮之后，许多公安人员不请自到，侦查巨款失窃案，并以传讯为名，将全体知青代表暂时扣留在知青大厦内。传讯一天，了无结果。但公安人员似乎并不着急。直到第二天早上，一个同情知青的年青警察才悄悄对他们说：“你们别傻了，还是赶快回去，你们闹得过政府吗……钱到时候会还给你们的。”一语道破天机，知青如梦初醒。
下午，另外十几名企图分段混车的知青也被值勤人员扣留，并且逐出车站。
请愿到了成败攸关的紧急关头。请愿团负责人关起门来苦思对策。
“为了实现我们北上请愿的神圣愿望，达到向党中央汇报情况的最终目的，也为我们身后十万知青战友的信托，不辱我们的光荣使命，指挥部决定，……”
公元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知青北上请愿团近百名代表打着旗帜，义无反顾地踏上铁路路轨，在昆明火车站以东两公里处的一个叫羊角凹的地方集体卧轨示威，致使当日由昆明方向开出的数十对客运和货运列车受阻。昆明联接京沪、京广、陇海干线的铁路大动脉中断。几乎与此同时，边疆罢工知青采取相应行动，强行扣留一些农场领导当做人质。并扬言如果卧轨的代表受到伤害，他们必将以牙还牙。
知青孤注一掷，放出一着“胜负手”。事态再度白热化。
十二小时过去了。双方僵持。
二十四小时过去了，工作组劝阻无效。领导亲往现场说服无效，任何批评和警告也不起作用。知青们手挽着手，秩序井然地席轨而卧，形成一道城墙般的沉默的血肉路障。
四十八小时过去了。六十小时过去了。货车受阻。客车受阻。正在秘密调往中越边境的军用列车受阻。与此同时，部分边疆知青开始向省城进发，声援卧轨的知青代表。形势一触即发，全国为之震惊。
三天三夜，知青大卧轨的严重事态终于惊动了党中央国务院。十二月三十一日，北京电告云南，同意知青请愿团赴京反映情况，但是人数须限止在三十人以内。
他们赢得了第三个回合的胜利。
七
灯火辉煌的人民大会堂某会议室，中央首长接见云南知青赴京请愿团全体代表。
“……这几天会见外宾。今天我找你们谈一谈，会见会见你们这些内宾，交交心嘛。……你们闹，影响不好，全国农场和农村上千万知青如果都闹起来，还怎么搞建设？你们跑到北京来，我们讲了，决不追究你们，但是回去以后要转过来，首先作自我批评。”
首长在听取知青代表关于边疆农场存在的严重问题的汇报后指出：“……搞了这么十几年，你们本来应该好好上学的，也全给耽误了。你们也是受害者。（知青鼓掌）这十几年农垦也被搞乱了，人增加很多，生产没有增加，橡胶树还是那些。……你们要把生产搞好，把公共食堂办好，把猪喂起来，……”
代表反映知青婚姻问题，首长指出：“结婚晚一点有什么不好？我们从前天天打仗，哪里顾得上结婚……”
首长最后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是二十一世纪的人，眼光要放大一些，我们把希望寄托于你们。你们的意见，我们负责转达给党中央。中央已经派林业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到你们那里去，你们回去后要帮助农场某些干部转变作风。”云云。
两周之后，也就是公元一九七九年元月二十四日，三名知青代表以个人名义致电中央首长，检讨如下：“……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这一二个月所走的道路，所做的一些事，心中感到内疚和惭愧。特别是在罢工问题上，由于我们年轻，看问题不全面，往往感情用事，……请党中央原谅我们，相信我们。我们一定在实际工作中改正以前的错误。……”
中央首长接见云南知青代表的谈话和知青的检讨电报同时刊登在全国各家大小报纸的头版头条。知青请愿团一行三十人终于达到“要求中央领导即相当于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以上级别的首长接见并反映情况”的目的。元月十日，请愿团代表分别取道重庆和上海返回云南。
来势凶猛的知青大罢工浪潮渐趋平息。
八
一九七九年元月中旬，知青罢工浪潮再度呈现死灰复燃的趋势。
元月十二日，勐岗农场通过《罢工宣言》和《致全省农场知青书》，并选举出罢工领导机构。十三日，农场一万余名知青全线罢工。知青在场部及县城张贴大字报，公开批驳“知青赴京请愿团”的检讨。十四日，罢工知青要求与中央通话，反映罢工知青的五点要求，遭拒绝。十五日，罢工指挥部单方面发出通牒，限农场机关干部十二小时内全部撤离场部机关，由罢工指挥部进驻接管。十六日，部分罢工知青强行进驻农场机关，接管场部广播站，电话总机……
与此同时，在勐岗农场带动下，毗邻的大小十几个农场相继宣布罢工。勐岗农场成为知青罢工运动“第三次浪潮”的风暴中心。
省委副书记到农场来巡视，被扣下吉普车，驱逐出境。一个冒充中央调查团的省工作团也被驱逐出境。
罢工指挥部决定，即日起罢工升级，并通电中央和省委，如果真正的中央调查团三日内不到勐岗农场并答复知青的请求，勐岗农场知青将进行共和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千人大绝食运动。指挥部决心背水一战。口号：“不回城，毋宁死！”
元月二十三日晚七时正，通电的最后期限已到，中央调查团依然杳无踪影。
晚九时，首批参加绝食的男女知青（敢死队员）共计三百一十一人在场部露天会场集合完毕，经过庄严宣誓，然后鱼贯进入绝食现场。宣誓的方式很有中国特色，每人一碗酒，歃血为盟，然后齐刷刷跪下，面向家乡，右手握拳，誓言铿锵。这样就造就了一种很悲壮很古朴的气氛，唤起人们“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壮烈情绪。
万余名知青围聚在招待所铁门外为自己的勇士送行，一时间泪飞如雨，哭声恸地。他们在外面搭起简易帐蓬或者草寮，点燃篝火，建立宿营地，以便随时声援绝食战友们的行动。
不管怎样说，一九七九年元月二十三日晚九时，历史将记下这个不同寻常的时刻。知青运动终于走到社会和时代发展的十字路口：要么回城，要么死亡。决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九
中央委员，农业部副部长兼国家农垦总局局长，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鲁田，此时正率领中央调查团一行五人在滇南边疆重重叠叠的亚热带山林中艰苦跋涉了半个多月。短短十几天，耳闻目睹，边疆农场的落后和混乱状态实在叫人触目惊心。在大罢工发源地橄榄坝，知青们做了一碗鲜鱼汤招待北京来的领导。鲜鱼汤只有汤，没有鱼，味苦涩，腥味扑鼻。原来知青将河沟里长满绿苔的卵石取来下锅熬汤，而连队长年累月缺菜，人们一年中至少一半时间要吃这样的“鲜鱼汤”。
在这个农场，人们还让副部长参观知青住房。那是一些低矮潮湿的草房，屋顶发黑，漏了许多窟窿，屋里的墙角和床底下竟然长出一簇簇很神气的野蘑菇。扪心自问，十年过去了，知识青年的基本生存条件：衣、食、住、行得到应有的保障了吗？
在滇南某农场，调查团被领入一排草房，赫然看见每间草房里同时居住着两对甚至更多的男女知青。该农场知青中未婚同居和非婚怀孕生子者已达知青总数一半以上。但他们决不愿意正式结婚，因为这样就会断绝了回城之路。
无公路，无电灯，无娱乐，无文化生活。原始的生活好象大山一样把人们封闭起来，一年看两次电影，还要步行几十里山路。
在勐腊农场，一群知青脱下上衣，裸露出遍布身体的累累伤痕，那是兵团时期野蛮专制的终生纪念。统计数字标明，知青中伤、病率高得惊人，有几个数字已经接近或者达到百分之百，患胃病、肠炎、风湿关节炎等急慢性疾病达百分之百，女知青患痛经、月经不调等妇科疾病接近百分之百。
长期处于饥饿和劳累状态的男女知青，精神上承受力已经超过极限，于是普遍复归到一无所有的赤贫状态，极端荒诞和精神变态的事件层出不穷。
如果说青年是未来，是共和国的寄托和希望，那么我们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动员了全社会所有的力量，历时整整十年，牵动城市两亿人口和几千万个家庭的命运，难道就是为了发动这样一场“再教育”运动和制造出整整一代遍体鳞伤的“希望”来吗？
元月二十五日，一封北京急电送到中央调查团手里，命他们即刻前往勐岗农场处理知青罢工绝食事件，并随时通报情况。于是调查团立即掉转车头，星夜兼程赶往数百公里以外那个默默无闻却异军突起的勐岗农场。
十
绝食第三天，首批绝食者中有一人因身体虚弱出现休克，十多人先后发生不同程度的虚脱。然而中央调查团依然没有消息。指挥部决定，第二批绝食队伍七百余人于二十六日晚七时提前进入绝食现场，开始绝食示威。
就在这时，一封北京急电送到罢工指挥部。电文告之：“中央调查团明日到达勐岗农场。切望青年同志保持克制，不要扩大事态。”
二十六日中午十一时四十五分，刚刚抵达勐岗农场的中央调查团全体人员未来得及喘一口气，就直奔绝食现场看望绝食绝水已达六十多个小时的男女知青。中央调查团领导隔着锈蚀的大铁门，讲了许多劝慰的话。很显然，知青不需要空洞的安慰而是需要实质性答复，因此铁门对领导讲话毫无反响。后来终于有人从里面递出一张纸条，那是一张血书，上面涂着歪歪扭扭的大字：“……不回家，毋宁死！”
应全体罢工和绝食知青强烈要求，中午十二时半，调查团与知青见面大会在山坡露天会场举行。
“同志们——，农场的青年职工同志们——”这是一种模式，自上而下的政策模式，与先前那些工作组调查团出于一辙。发难的机会来了。
“我们不是青年职工！”“还我知青！”“打倒官僚主义！”
鲁田毕竟沉着。“同志们，我们暂时不要纠缠细节问题好不好？”于是副部长苦口婆心，从全国大局讲到知青问题，从罢工危害讲到中央首长讲话，试图唤起人们的理智，说服他们服从政策。
“这样下去不行，得让他回答实质性问题。”罢工指挥部成员之一吴向东困难地站起来，理了理衣襟，大踏步朝主席台走去。“北京来的首长同志们，我亲爱的知青战友们，兄弟们，姐妹们——我，吴向东，六九年下乡的北京知青，今天站在这个讲台上，当着我的故乡北京来的首长和亲人说几句公道话。……在我的发言即将结束之际，为了捍卫一个真正的知识青年，一个有血有肉的大写的人的尊严，也为了拒绝刚才那个由政府强加给我的‘农场青年职工’的不真实的身分，我决定以最后的方式来表达我的抗议。”他从容不迫地转过身来，从裤兜里掏出一把锋利的匕首，毫不费力地切开自己手腕的动脉血管。
一股指头粗细的血柱有如喷泉般喷涌而出，溅了四周人们一身。等人们清醒过来，那个勇敢的殉道者已经面带微笑跌倒在地。男青年的自绝行为无疑点燃人们压抑已久的反抗怒火，要不是知青纠察队及时维持秩序，失去理智的知青们一定会把露天会场那个不结实的土戏台踏成平地。
鲁田早己老泪纵横。作为党和国家高级干部，身负特殊使命的调查团长，他绝对没有想到，他坚持的知青政策对广大知青伤害是那样深，那样致命，他几乎产生一种类似刽子手那样的负罪感。你口口声声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实践标准在那里呢？难道不在知青本身而在于政策吗？理智的堤坝开始崩溃，良心和正义感渐渐占了上风。
“同志们，青年同志们：我将要慎重地，负责地和全心全意地为了刚才的话，也为那个不公平的称呼向你们道歉。我在这里正式向你们说一声，你们——知识青年同志们！……作为个人，我是以两种身分来看望同志们的。我，鲁田，国务院工作人员，对同志们的情况负有了解汇报反映的责任。同时，我又是一个普通的知识青年家长。……知青同志们，你们是祖国的未来，希望大家识大体，顾大局，切勿操之过急，赶快恢复进食，爱护身体，我们一定尽快把同志们的实际情况带回去，向党中央国务院负责同志汇报。”
全场重新陷入沉默。“请领导同志明确表态，我们回城的要求能不能得到答复？”
台上台下相持不下。人们的心情重新跌进悲观失望的深渊。台上的人愈闪烁其词，知青们也就愈加证实了那个长久压抑在心头上的可怕的预感：他们的命运不仅早已被注定并且不可更改。
一个女知青慢慢站起来。这个来自天府之国的成都姑娘，脸庞消瘦，面色黝黑。她的曾经无比白皙的皮肤早已被亚热带烈日无情地灼焦，她的曾经无比健康朝气蓬勃的年轻身体如今被心脏病时时折磨着，她走路的姿势看上去似乎有些歪歪倒倒，这是由于长年累月繁重劳动致使她的右肩比左肩明显倾斜的缘故。
她终于气喘吁吁地登上土台。她突然双膝发软，扑通一声跪下来，抱住首长的脚放声大哭。“伯伯，好伯伯，救救可怜的女儿！……”
撕心裂肺的哀鸣，如闪电，如雷鸣，撕裂长空大地。如羊羔，如鸡雏，如一切死之将至的弱小动物。一时间，三万多名被称作“祖国未来”的知识青年齐刷刷朝主席台跪下来，跪在中国古老而苍凉的红土地上。石破天惊，哭声恸地。历史在这里定格。
鲁田大恸。他泪流满面，不能自己。台上台下哭成一片。面对这个把他当父亲的女知青，面对台下三万多长跪不起的人群，他感到自己僵硬的双肩已经承受不住这泰山压顶般的历史责任。他扶起痛不欲生的女知青动情地说，“请相信我，会把你们的事情办好的。我决定，现在就通过电话向党中央请示，反映你们的回城愿望和要求。”
知青原地等待决定他们命运的最后裁决。
公元一九七九年元月二十八日，也就是知青集体下跪次日凌晨五时许，在经过与北京长达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通话之后，满面倦容的中央调查团团长鲁田重新走进会场，登上主席台。
“知识青年同志们——”鲁田对着麦克风嘶哑地说道。静场。每个人都觉得心脏快要跳出喉咙。“现在，让我来负责地回答你们的问题。首先我希望所有绝食的同志立即恢复进水进食，全体知青停止罢工，返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因为中央领导同志已经明确表态，——知青同志们，你们的合理要求是应该得到满足的。”
几秒钟后，全场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欢呼声。疯狂的跺脚。鼓掌。歇斯底里嚎啕。人们冲进绝食者的铁门把他们的英雄高高地抬起来，抛向空中。
公元一九七九年，历史不再固执。
十一
溃堤的洪水从云贵高原汹涌而下。
从云南边境通往内地几乎所有水陆干线上，一列列满载难民般的知青的火车，一辆辆汽车，一艘艘轮船昼夜不停。知青有的两手空空，吊而郎当，“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有的成双成对，拖儿带女；有人欢天喜地，有人步履蹒跚，有人大哭大笑，有人乐极生悲。世界原本是一个大舞台，十万知青演员在这里匆匆上演了一台精彩纷呈大喜大悲的人生短剧。
从宏观上看，知青大返城是十年前那场上山下乡运动的必然重复，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因此知青们打着红旗上山下乡，在边疆埋葬一个雄心勃勃的拓荒梦之后，就丢盔卸甲地踏上重返城市的归途。
但是我们并不能简单地判断，溃逃本身就等于失败。因为对于知识青年来说，当他们的英雄主义内核被历史无情地阉割之后，他们就不得不在布满荆棘与炼狱之火的小路上艰难地寻找和修复自我。本世纪下半叶发生在中国的知青大迁徙运动，是整整一代人对自身也是对本民族的全部文化形态包括生存状态的一次全面检索。他们播种青春，收获苦难和责任，失去口号和旗帜，却获得沉甸甸的思想和信心。
公元一九七九年二月之后短短两三个月中，云南农场知青返城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至次年，仅余三千二百余人，不足原总数的百分之三。
发端于云南国营农场的知青大返城风潮迅速冲击全国各大垦区。中央和各省市对知青政策网开一面，于是全国知青大返城的运动便在当年春夏之交达到高潮。至此，历时十年并造就整整一代知青的上山下乡运动终于宣告结束。
一
公元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十日上午十一时，也就是北京那个庄严的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进入意义重大的主题报告的时候，在云南边陲一个地图上无法查到的叫做橄榄坝的偏僻地方，一个名叫徐玲先的上海女知青腆着无比沉重的大肚子，困难地行走在凹凸不平的山间小路上。没有人声喧哗，没有尘土飞扬，只有一缕深秋的太阳寂寞地穿过树林，将破碎的光斑洒落在这个即将成为母亲的气喘吁吁的年轻孕妇身上。女知青不时直起腰来，抹一抹额上的汗珠，或者扶住路边的树干歇一歇。她当然不可能知道此刻正在遥远的北京所发生的事情，以及这些事情与她和知青未来命运的关系，眼下她只有一个比任何时候更加强烈的愿望，那就是快快赶完这段不算太短的路程，把孩子生到医院去。
就这样，当这个已经在上山下乡道路上跋涉了整整十年的女知青正孕育着自身对于未来的巨大希望，步履维艰地走向分场医院的时候，她并不知道她的人生之路即将走到尽头。因为一个可怕的灾难正在前面等着她，死亡的阴影已经张开翅膀。
从任何意义上说，七分场这间只能遮风挡雨条件简陋的旧房子都不能被称作“医院”，正如那个出身贫农，当过部队炊事员，高小毕业，被选拔进“红医班”深造三个月的成医生也很难可以被称为“医生”一样。然而，成医生和他的同事们确确实实在这间从未认真消过毒的大房子里一直工作了将近十个年头。
成医生并没有对孕妇的到来感到紧张或者惊慌失措。他让一位对生孩子富有经验并且热心的家属大嫂做他的帮手，又从容不迫地将所有接生器械一一消毒，然后戴上橡皮手套，耐心地坐在椅子上等待婴儿的降临。不料整整一个下午过去了，胎儿并没有马上出世的意思。事情到了这一步就变得很不公平，因为医生和患者同样需要吃饭和休息，需要遵守共同的作息时间。于是医生在一连看了三次手表之后，决定立即回家去吃晚饭。他吩咐家属大嫂暂时替他照看产妇，有事到家里找他，然后就离开卫生所急匆匆回家去了。
不幸的事发生了。产妇出现横位难产的症状。此时，成医生已外出两个多小时未回来，产房里只有家属大嫂一个人。不久，一个令所有产科医生谈虎色变的魔鬼——子宫大出血猝然出现。九时四十五分，女知青在送往农场医院途中停止呼吸。母子双亡。十点半钟以后，终于有人在距场部不太远的一间低矮的小伙房找到那个烂醉如泥的医生。
农场医院的西南角有一间简陋的停尸房。连日来，这个一向被视为畏途的地方突然成为当地舆论注目的热点中心。闻讯赶来的知青络绎不绝，将停尸房围得水泄不通。死者被换上一身草绿色军装，头发梳得像过节一样整齐，面部淡淡化了妆，部分掩盖了年轻生命被撕裂那一瞬间残留的痛苦痕迹。那个未及出世便过早夭折的小生命被裹在襁褓中，与他的母亲并排躺在一起。母子俩看上去都不象是遭到意外而是熟睡一般。
前来吊唁的知青大多是本农场的同学或战友，他们有的赶了很远的山路，个个挽着裤腿，臂戴黑纱或者小白花。有的女知青尚未进门就忍不住大放悲声。人们与其说用眼泪痛悼亡友，不如说同时也为自身的知青命运而悲泣。
医院的人们长时间沉浸在这种悲痛和压抑的气氛之中。……人们互相传染和彼此激发着长期被压抑的怒火和不满。有人筹划举行追悼会，要求农场善后处理；更多的人提出必须追究肇事者责任，改善知青待遇和医疗卫生条件，等等。上述提议立即得到多数知青一致响应。于是这种由女知青瘁死引发的不满情绪迅速演变为针对知青普遍命运的反抗行动。
知青中迅速扩散的敌对情绪使得农场领导深感不安。当天下午，医院借口天气炎热尸体不宜久留，试图将尸体转移掩埋，遭知青阻拦，未果。
十六日，农场保卫部门奉命强行处理尸体。知青不允，双方发生摩擦。消息传开，知青哗然，于是越来越多群情激愤的男女知青从四面八方赶到现场。
冲突一触即发。
重庆女知青周俐敏是这样回忆的：“当时并没有人意识到这件事会闹大。我们以为，既然徐玲先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无辜的牺牲品，那么我们要求改善生活待遇和医疗条件，惩治那些草菅人命的医生，应当也不是无理取闹。现在说来让人不敢相信，当了整整十年知青，住的还是茅草屋，一年中有半年喝盐水汤。……”
另一位老知青李孝林说：“其实，开始谁也没有想到同农场领导对抗，因为知青的本意并不是闹事，闹事能解决什么问题呢？……问题在于农场领导采取高压手段，不是以理服人，而是准备使用武力强行驱散知青，压制人们的不满情绪。在这样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知青才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
二
公元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出现在景洪街头的请愿队伍终于打破了边疆小城的安谧和宁静。
十八日上午九点刚过，数以千计的男女知青就从四面八方涌进城来。尽管当地政府事先早有准备，布置了大批民兵和军警严阵以待，但是大队知青还是势不可挡地涌进市区，并且沿着马路浩浩荡荡朝着州委和政府驻地进发。
这是特定时期和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在边疆的一个起因相当偶然的特殊事件。游行的知青并无激进的口号，慷慨的陈辞，或是失去理智的暴烈行为。这些来自伟大首都，黄浦江畔和天府之国的曾经意气风发的红卫兵小将，如今低垂着他们被亚热带烈日烤焦的曾经无比骄傲的头颅，肩上抬着他们不幸死难的同学和姐妹，迈着沉重迟缓的步伐走向未可知的命运前方，去为生者和死者争取一点做人的基本权利。
与此同时，云南西双版纳以及临沧、德宏、红河、文山等垦区农场均受到橄榄坝事件的波及和影响。短短几天，版纳垦区所属八大农场均面临知青情绪失控的严重形势。各农场知青纷纷行动起来，互相联络，秘密串联，一呼百应，煽风点火。或者毋宁说，知青久已压抑的情绪和愿望原本就是一堆危险的干柴，不用煽风点火也会因为种种原因自动燃起熊熊大火来。
于是有的农场知青发起“万人签名运动”，明确将回城要求上书党中央华主席；有的知青集体通过《回城宣言》，宣称不惜一切代价实现回城目标；还有的农场已经酝酿知青大罢工，推选出协调行动的领导机构，并起草了有关行动的章程草案，等等。
总之，也许谁也不曾想到，一粒小小的火星，一个女知青不幸猝死的偶然事件就成为引发这场惊天动地的知青大返城风暴的导火索，成为导致十几万云南农场知青乃至全国知青最终走向觉醒并且勇敢地反抗自身命运的第一声惊雷。
十八日中午，请愿知青代表向州委提出三点要求：⒈惩办肇事医生，追究其法律责任。⒉改善农场的医疗卫生条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故。⒊给死者开追悼会，追认烈士，优抚死者家属。
以今天的眼光看，以上三点要求决不能算作过分，甚至有些就事论事和小题大作的意味。因为当请愿者以前所未有的勇气冲破来自自身和社会的重重阻力，山呼海啸地聚集在当地最高权力机关门前时，他们兴师动众的目的竟然只是提出三个相当表面和微不足道的胆怯要求，这就难免使人感到惊讶和失望。
然而知青的要求没有未能得到及时答复。对领导者来说，任何以要挟方式提出的要求都是一种冒犯，因而也是非合理的和难以接受的。换一种角度讲，权威本身是领导的一个组成部分，你可以蔑视责任乃至真理，但是你决不能蔑视权威。
事态呈现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二十一日，州委经请示后表态如下：⒈肇事医生严肃处理，追究责任。⒉女知青享受因公死亡待遇，同意开追悼会。⒊进一步落实知青政策，责成农场尽快改善医卫条件，并统筹解决知青生活中存在的多方面问题。等等。
请愿大获成功。
三
知青请愿的大潮很快退去。州委大院和垦区指挥部的人们刚刚来得及喘出一口气来，他们暗自庆幸事态没有进一步扩大，庆幸这个小小的麻烦终于成为过去，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如同炸雷传来，令人目瞪口呆。
一向在州府眼皮底下平静无事的景洪农场知青宣布总罢工。当如愿以偿的请愿队伍陆续离开景洪返回农场的时候，在景洪通往橄榄坝的尘土飞扬的公路上，罢工的人群出现了。他们的人数比橄榄坝知青总数多几倍，他们挡在路上，两幅锈渍斑斑的横标将两行惊心动魄的大字深深映入每个知青眼底——“知青要做人！”“知青要回城！”
十二月三日，省、州委有关领导在垦区指挥部会见知青代表。会议室铺了地毯，茶几上摆了香烟和水果。领导们占据了居中的一排大沙发，两旁是秘书和部门头头，还有工作人员轻手轻脚地斟茶倒开水，这就使得会议室内事先有了一种居高临下的威慑和压抑感。知青代表们鱼贯进入的时候，都难免有些紧张，挤挤挨挨，缩头缩脑。也有故意做出不在乎的样子，点燃香烟来吸，吸得过猛却大咳起来。
领导互相交换一个眼色。这些年轻人，毕竟没有见过大场面，他们从一开始就在心理上处于被动和下风地位。如果好言劝抚，有什么样的难题不能一个一个解决呢？
“今天有省里和州委的领导同志，在百忙中抽出时间来同大家，嗯，见见面。你们有什么想法，嗯，都说说，说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嘛，对不对？”
代表递上一份书写工整的请愿书。一个皮肤白净的男知青简要把罢工理由和返城要求复述一遍。
“你们这些要求，是不是能够代表农场，嗯，垦区广大知青同志的愿望？”
“我想今天各位领导请我们到这里来，并不是为了审查我们的代表资格。我想提请领导注意，我们每个罢工知青都具有代表资格，因为我们的返城要求是共同和一致的。请看，这份有万人签名的《罢工宣言》就是证明。”
“我来谈点个人看法好不好？你们提出的要求，我看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政策，我们还是要坚持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嘛。但是我们在具体贯彻党的知识青年政策时，可能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对同志们思想、工作和生活上考虑得不那么周到，甚至有许多失误的地方。这些工作上的问题，我可以负责地告诉大家，我们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去纠正……”
“不要绕圈子！”“不许回避实质性问题！”
“知识青年同志们，希望大家保持冷静。你们应该相信党，服从党中央华主席的正确领导……”
“各位领导同志，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需要你们解答。请问你们家里都有几个子女在乡下当知青呢？”
“简直是胡闹！告诉你们，必须无条件复工！现在不是文化大革命，不是造反派为所欲为的时代！你们知道罢工的后果？你们是在对谁罢工？罢谁的工？……我们决不允许有人蓄意调动知青罢工，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知青代表全体退场，表示抗议。会议未获进展。
十二月十日，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在北京闭幕，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晚播发会议决议。这个消息犹如一根导火索，把知青中长期压抑的反抗情绪统统点燃了。从十日起，农场有线广播就开始不间断地从早到晚广播全国知青会议决议（即《知青工作四十条》），从精神和心理上瓦解罢工知青的防线。大多数知青对此的反应，先是惊愕，诘问，怀疑，紧接着就爆发出火山一般不可遏止的愤怒和绝望。
因为《四十条》中针对农场的政策只有一条：“……今后边疆农场（兵团）知识青年一律按照国营企业职工对待，不再列入国家政策的照顾范围。”云云。
中央定了政策，希望破灭了。知青就是知青，或者说今后他们连知青都不是，只是国营农场的“青年职工”。制订政策的人们也许忘记了二百万农场知青是怎样从城市来到边疆的。如果他们确曾是知青，那么他们回城的正当愿望为什么迟迟得不到满足？难道知识青年是一种永久性的职业吗？如果文件能够改变知青的真实地位和身分，那么文件能够改变知青用青春写就的长长的历史岁月吗？
“操他奶奶！别人四个面向，咱们为什么偏偏不让转向？……”
“下乡知青一年招工，两年转干，三年上大学，咱们兵团知青十年再教育干吗还不毕业？”
“中央了解农场知青的情况吗？！”
“谁来关心知青的命运？……”
一种被彻底遗弃，被欺骗和玩弄的复杂感情攫住人们的心。许多知青听完广播当场嚎啕大哭，顿足捶胸，仿佛被宣判无期徒刑。
要改变知青的命运，就必须以某种主动的方式参与知青政策的修改调整。消极被动没有出路，原地固守只能自生自灭。罢工知青面前只有一个大胆的方案可供选择，那就是到北京去请愿，向党中央和邓副主席反映边疆知识青年的真实情况。让党和国家最高当局倾听来自广大知青的呼声和愿望，关注和不再忽略普通人们的命运悲剧，让社会舆论同情和支持知青的正当要求，以促使上山下乡运动的错误早日得到纠正，这就是知青们决心大张旗鼓沸沸扬扬到北京去请愿的真正用意和弦外之音。
罢工指挥部全体成员一致同意北上请愿，通过《北上请愿并致党中央、华主席、邓副主席的一封公开信》。
“……我们的目的是，代表云南农垦十万知青向党中央、国务院负责同志当面呈交情愿书，并作口头汇报，反映十年上山下乡路线中存在的错误和问题。我们的唯一宗旨和使命，是将全体农垦知青的最高心愿——大返城的要求转达给敬爱的华主席、邓副主席。我们的要求是合理的，是顺应党心民心和历史潮流的。我们坚信党中央在了解农垦知青真实情况之后是会同情和理解我们这一正当要求的。
……罢工已经没有退路，我们的命运如今正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碌碌无为不行，人心涣散不行，垂头丧气无所作为更不行！我们必须把罢工斗争坚持下去，坚持到北上请愿团取得彻底胜利！……
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十二月十四日，州委拒绝知青北上请愿的要求。
十五日，省委紧急电告滇南区片有关地、市、州委：“切实做好说服工作，不放一个请愿知青到昆明。”
十二月十七日，西双版纳第一批赴京请愿团知青代表共一百四十三人离开景洪，沿中、老公路步行北上。十八日，第二批知青代表一百六十人离开思茅徒步北上。省、州委派出工作组沿途劝阻，大批军警亦出动配合。知青请愿团破釜沉舟，誓死北上。十九、二十两日，各农场先后共有十一批知青代表共计两千多人出发北上，与工作组发生冲突，被拦在元江、景谷和哀牢山一线。
此后数日，其他垦区罢工知青亦纷纷组织请愿团，强行北上。
四
这是乍暖还寒的公元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尚未吹进冰封的中国大地，各项改革开放的措施还在酝酿胎动之中，因此由来以久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两个凡是”的阴影好象希腊神话中的那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高悬在罢工知青和一切敢于怀疑反抗极左路线的人们头上。没有人敢于忽略这样一个事实：任何形式的集体反抗（罢工）都是对革命的犯罪，而不管你主观动机如何。一九七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发生在滇西门户瑞丽县的事件可作为前车之鉴。
那年夏天，洪水泛滥。然而更加使人惶惶不安的却是现役军人即将撤离兵团的消息。“你们可以复员，转业，调动工作，我们为什么只能在边疆当一辈子知青？”另外，近期内将发生里氏六级地震的消息更使知青们人心浮动。短短几天，数千名知青涌向县城，在返城要求得不到答复的情况下，开始大批向瑞丽江桥和滇缅公路移动。
二十八日凌晨二时，守卫瑞丽江桥的边防检查站陈站长接到上级一道措辞严厉的命令。上级命令他二十四小时内不惜一切代价守住大桥，决不让一个逃亡的知青过桥。但是唯一的限制条件是不许对人群开枪。
七时五十分，晨雾渐渐散去，第一批黑压压的知青队伍出现了。方阵沉默行进。碎石公路上没有人声，两个彼此敌对的方阵迅速缩短距离。一百米，八十米，五十米……突然桥头的警报拉响了。方阵继续前进。“砰砰砰”，士兵对天鸣枪。高音喇叭里反复宣讲政策，瓦解来犯者斗志。知青们悲壮地挽起手臂，挽得紧紧的，有人带头唱起《国际歌》。
训练有素的军队和民兵防线犹如黑色的岩石始终纹丝不动。坚强的决心和严明的纪律性使他们成功地阻挡了知青浪潮的轮番冲击。就在这时，一队人数更多来势更加凶猛的知青方阵出现了。
形势万分紧急。对空鸣枪示警无效，三道民兵防线相继被冲垮。因为上级有命令死守，所以陈站长在混乱中只好将最后一批士兵和民兵撤退到大桥入口处，手挽手组成人墙，并喊出“誓与江桥共存亡”的悲壮口号。
这是公元一九七四年夏天发生在中国西南边陲的一个气壮山河和惊心动魄的宏大场面。数百名全副武装的军人和民兵奉命坚守江桥，他们在不得开枪的被动情况下，只好将自己身体当作障碍物堵住逃亡者的必经之路。数以千计归心似箭的知识青年则冒着危险用身体去撞击和摇撼这道防线。
战斗持续到中午。知青从附近农场赶来一群水牛，许多不怕死的男知青骑在牛背上乱踢乱砍，水牛负痛受惊，就翻开四蹄朝江桥狂奔而来。江桥防线终于抵挡不住气势汹汹的牛群的强大冲击，一时间被冲得七零八落。有的士兵被踩伤，还有的竟被拖出十几米远。数以千计的知青在一片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中，浩浩荡荡通过江桥，踏上通往中国内地也通往家乡的康庄大道——滇缅公路。洪水决堤了。
知识青年无法无天的举动终于惊动昆明和北京。云南省革委会和昆明军区遵照上级指示，派出大批部队沿途围追堵截，说服、动员和强行遣送知识青年回边疆。同时发动公路沿线数十万贫下中农和公社民兵，许以双倍工分补贴，在千里滇缅公路上布下一张围捕逃亡者的天罗地网。省革委会领导指示非常明确：“不许放一人漏网。”
于是短短一周内，自作自受的逃亡知青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成千上万的农民手持老式武器：铜炮枪，猎枪，锄头，扁担，男女老少齐上阵，连放牛的孩子也目光炯炯，昼夜监视公路上一切可疑的行人。一旦公路或者山坡上出现逃亡知青的身影，随着一声梆子响，于是我们在《地道战》《地雷战》里见过无数次的壮观场面就生动地重复再现了：农民高举大刀长矛，挥舞锄头扁担，亢奋地呐喊着，个个奋不顾身以一当十地冲向知青而不是敌人。上级规定多捉拿一名知青可奖励工分若干，因此贫下中农纷纷焕发出极大的积极性，又有许多人为争夺俘虏互相动手打得头破血流。
遣返知青的工作足足进行了半个多月，各地政府出动数百辆汽车才将捕获的知青陆续送回边疆。仅仅事隔四年之后，也就是公元一九七八年岁末，知青北上请愿团会不会遭到与“八．二八”知青同样难堪的失败下场呢？
五
罢工指挥部耍了个“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花招，一面大张旗鼓发动知青北上请愿，一面悄悄把请愿团成员埋伏下来，然后分散绕道往昆明进发。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一批知青请愿团十四人分乘汽车火车抵达昆明。此后数日，分别绕道临沧、元江、曲靖的请愿团成员陆续抵达昆明，并与二十五日正式进驻云南农垦总局招待所（知青大厦）。此后一周，又有几支短小精悍的知青小分队出现在上海、北京、成都、重庆街头。他们以当时许可的“四大自由”形式向家乡的父老兄妹广泛宣传知青请愿团纲领，呼吁大返城和给出路政策，意在唤起广大市民和知青家长的感情共鸣，从而达到配合策应北上请愿的目的。
知青开始取得罢工以来第二个回合的主动权。
“同志们，呃，到了昆明，很疲劳，也很辛苦。有什么意见，或者想法，可以同我谈，‘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嘛。呃，我也很乐意，听一听同志们的想法……省委的工作，有的方面，没有做得，呃，令人十分满意，比如知青工作，就存在一些，呃，问题……
同志们的心情，我们是理解的。但是仗要一仗一仗地打，饭，也要一口一口地吃嘛。如果大家都往北京跑，北京岂不是乱了套？同志们，你们还是要相信各级组织，相信省委，有问题就地解决嘛……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一贯倡导的原则，民主是手段，集中才是目的嘛。青年同志们，希望你们从抓纲治国的大局出发，不要再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省委认为，你们的行动，不能一错再错，你们要尽快返回农场，抓革命，促生产。省委将责成当地党委研究解决你们提出的合理要求……”
一个知青代表双手呈上油印的《请愿书》和《北上宣言》。
“同志们，不要纠缠细节，要相信党的知识青年政策嘛。”
“请问领导同志，我们代表十万农场知青北上请愿的要求，省委是否已经转告党中央？”
“你们能代表十万农场知青吗？或者说你们能代表广大知识青年的根本愿望和利益吗？”
“我不打算跟您讨论代表权问题，我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向党中央领导当面反映情况。”
“我要慎重指出，你们的行为是错误的。”
“每一个中国公民都有权利向党中央反映情况。你们压制民主的行为才是百分之百的错误。”
“好吧，现在由我向同志们传达一个电话通知。云南省委办公厅并转知青代表请愿团，中央原则上不同意你们来北京。希望你们立即返回农场抓革命促生产，并配合当地党委做好落实知青政策的工作。中共中央办公厅。”
“……”一片沉默。
“同志们，你们必须立即停止一切不利于安定团结的错误行为，无条件回农场去，抓革命促生产，否则你们就要犯更大的错误。”
“请领导同志转告中央，我们肩负云南边疆十万农场知青的重任赴京请愿。我们的决心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
“你去通知版纳州委，让他们查一查这些人的阶级出身和他们的背景。”领导同志吩咐秘书。
六
从请愿团进驻知青大厦起，大厦内工作人员的身分就悄悄起了变化，各层楼道包括电话总机和收发传达都处于公安部门的严密监控之下。
二十六日，知青代表与有关领导谈判破裂后，分批购买硬座火车票，准备以普通旅客的身分前往北京。
当天深夜，知青大厦内所有旅客，包括代表的住房均受到执行任务的联防队员多次盘查。旅客睡眠不断被打扰，怨声四起。
请愿团代表兰婷尖叫一声惊醒来，原来是场梦。她看看手表，六点三刻。也就是说，如果不出意外，再过三个小时，他们就将登上北京的直达快车。她连忙翻身起床，叫醒其他女同伴，然后做好登车前的准备工作。但是当她把手伸进空荡荡的旅行袋时，不禁低低地发出一声呻吟。原来钱包不见了。
这不是一只普通的女孩子的钱包，而是一只装有知青请愿团全部活动经费，包括一万一千余元人民币和车票的军用挎包。这笔数目巨大的现金都是农场知青们从每月二十六元的微薄工资中一点一滴捐献出来的，现在钱包不翼而飞，这就等于军队断了粮草。更重要的是，请愿团的赴京计划将因此受挫。
请愿团知青无不为之震惊。从巨款失窃的现场来看，兰婷与三个女知青同住一室，夜里门窗紧闭，大胆的窃贼是怎样溜进屋里来并且不留痕迹地偷走装有现金车票的挎包的呢？何况知青大厦昼夜有人值班，联防队员频频查房。更何况窃案不迟不早，偏偏发生在首批请愿团成员登车前数小时。
天亮之后，许多公安人员不请自到，侦查巨款失窃案，并以传讯为名，将全体知青代表暂时扣留在知青大厦内。传讯一天，了无结果。但公安人员似乎并不着急。直到第二天早上，一个同情知青的年青警察才悄悄对他们说：“你们别傻了，还是赶快回去，你们闹得过政府吗……钱到时候会还给你们的。”一语道破天机，知青如梦初醒。
下午，另外十几名企图分段混车的知青也被值勤人员扣留，并且逐出车站。
请愿到了成败攸关的紧急关头。请愿团负责人关起门来苦思对策。
“为了实现我们北上请愿的神圣愿望，达到向党中央汇报情况的最终目的，也为我们身后十万知青战友的信托，不辱我们的光荣使命，指挥部决定，……”
公元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知青北上请愿团近百名代表打着旗帜，义无反顾地踏上铁路路轨，在昆明火车站以东两公里处的一个叫羊角凹的地方集体卧轨示威，致使当日由昆明方向开出的数十对客运和货运列车受阻。昆明联接京沪、京广、陇海干线的铁路大动脉中断。几乎与此同时，边疆罢工知青采取相应行动，强行扣留一些农场领导当做人质。并扬言如果卧轨的代表受到伤害，他们必将以牙还牙。
知青孤注一掷，放出一着“胜负手”。事态再度白热化。
十二小时过去了。双方僵持。
二十四小时过去了，工作组劝阻无效。领导亲往现场说服无效，任何批评和警告也不起作用。知青们手挽着手，秩序井然地席轨而卧，形成一道城墙般的沉默的血肉路障。
四十八小时过去了。六十小时过去了。货车受阻。客车受阻。正在秘密调往中越边境的军用列车受阻。与此同时，部分边疆知青开始向省城进发，声援卧轨的知青代表。形势一触即发，全国为之震惊。
三天三夜，知青大卧轨的严重事态终于惊动了党中央国务院。十二月三十一日，北京电告云南，同意知青请愿团赴京反映情况，但是人数须限止在三十人以内。
他们赢得了第三个回合的胜利。
七
灯火辉煌的人民大会堂某会议室，中央首长接见云南知青赴京请愿团全体代表。
“……这几天会见外宾。今天我找你们谈一谈，会见会见你们这些内宾，交交心嘛。……你们闹，影响不好，全国农场和农村上千万知青如果都闹起来，还怎么搞建设？你们跑到北京来，我们讲了，决不追究你们，但是回去以后要转过来，首先作自我批评。”
首长在听取知青代表关于边疆农场存在的严重问题的汇报后指出：“……搞了这么十几年，你们本来应该好好上学的，也全给耽误了。你们也是受害者。（知青鼓掌）这十几年农垦也被搞乱了，人增加很多，生产没有增加，橡胶树还是那些。……你们要把生产搞好，把公共食堂办好，把猪喂起来，……”
代表反映知青婚姻问题，首长指出：“结婚晚一点有什么不好？我们从前天天打仗，哪里顾得上结婚……”
首长最后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是二十一世纪的人，眼光要放大一些，我们把希望寄托于你们。你们的意见，我们负责转达给党中央。中央已经派林业部副部长、国家农垦总局局长到你们那里去，你们回去后要帮助农场某些干部转变作风。”云云。
两周之后，也就是公元一九七九年元月二十四日，三名知青代表以个人名义致电中央首长，检讨如下：“……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这一二个月所走的道路，所做的一些事，心中感到内疚和惭愧。特别是在罢工问题上，由于我们年轻，看问题不全面，往往感情用事，……请党中央原谅我们，相信我们。我们一定在实际工作中改正以前的错误。……”
中央首长接见云南知青代表的谈话和知青的检讨电报同时刊登在全国各家大小报纸的头版头条。知青请愿团一行三十人终于达到“要求中央领导即相当于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以上级别的首长接见并反映情况”的目的。元月十日，请愿团代表分别取道重庆和上海返回云南。
来势凶猛的知青大罢工浪潮渐趋平息。
八
一九七九年元月中旬，知青罢工浪潮再度呈现死灰复燃的趋势。
元月十二日，勐岗农场通过《罢工宣言》和《致全省农场知青书》，并选举出罢工领导机构。十三日，农场一万余名知青全线罢工。知青在场部及县城张贴大字报，公开批驳“知青赴京请愿团”的检讨。十四日，罢工知青要求与中央通话，反映罢工知青的五点要求，遭拒绝。十五日，罢工指挥部单方面发出通牒，限农场机关干部十二小时内全部撤离场部机关，由罢工指挥部进驻接管。十六日，部分罢工知青强行进驻农场机关，接管场部广播站，电话总机……
与此同时，在勐岗农场带动下，毗邻的大小十几个农场相继宣布罢工。勐岗农场成为知青罢工运动“第三次浪潮”的风暴中心。
省委副书记到农场来巡视，被扣下吉普车，驱逐出境。一个冒充中央调查团的省工作团也被驱逐出境。
罢工指挥部决定，即日起罢工升级，并通电中央和省委，如果真正的中央调查团三日内不到勐岗农场并答复知青的请求，勐岗农场知青将进行共和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千人大绝食运动。指挥部决心背水一战。口号：“不回城，毋宁死！”
元月二十三日晚七时正，通电的最后期限已到，中央调查团依然杳无踪影。
晚九时，首批参加绝食的男女知青（敢死队员）共计三百一十一人在场部露天会场集合完毕，经过庄严宣誓，然后鱼贯进入绝食现场。宣誓的方式很有中国特色，每人一碗酒，歃血为盟，然后齐刷刷跪下，面向家乡，右手握拳，誓言铿锵。这样就造就了一种很悲壮很古朴的气氛，唤起人们“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壮烈情绪。
万余名知青围聚在招待所铁门外为自己的勇士送行，一时间泪飞如雨，哭声恸地。他们在外面搭起简易帐蓬或者草寮，点燃篝火，建立宿营地，以便随时声援绝食战友们的行动。
不管怎样说，一九七九年元月二十三日晚九时，历史将记下这个不同寻常的时刻。知青运动终于走到社会和时代发展的十字路口：要么回城，要么死亡。决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九
中央委员，农业部副部长兼国家农垦总局局长，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副组长鲁田，此时正率领中央调查团一行五人在滇南边疆重重叠叠的亚热带山林中艰苦跋涉了半个多月。短短十几天，耳闻目睹，边疆农场的落后和混乱状态实在叫人触目惊心。在大罢工发源地橄榄坝，知青们做了一碗鲜鱼汤招待北京来的领导。鲜鱼汤只有汤，没有鱼，味苦涩，腥味扑鼻。原来知青将河沟里长满绿苔的卵石取来下锅熬汤，而连队长年累月缺菜，人们一年中至少一半时间要吃这样的“鲜鱼汤”。
在这个农场，人们还让副部长参观知青住房。那是一些低矮潮湿的草房，屋顶发黑，漏了许多窟窿，屋里的墙角和床底下竟然长出一簇簇很神气的野蘑菇。扪心自问，十年过去了，知识青年的基本生存条件：衣、食、住、行得到应有的保障了吗？
在滇南某农场，调查团被领入一排草房，赫然看见每间草房里同时居住着两对甚至更多的男女知青。该农场知青中未婚同居和非婚怀孕生子者已达知青总数一半以上。但他们决不愿意正式结婚，因为这样就会断绝了回城之路。
无公路，无电灯，无娱乐，无文化生活。原始的生活好象大山一样把人们封闭起来，一年看两次电影，还要步行几十里山路。
在勐腊农场，一群知青脱下上衣，裸露出遍布身体的累累伤痕，那是兵团时期野蛮专制的终生纪念。统计数字标明，知青中伤、病率高得惊人，有几个数字已经接近或者达到百分之百，患胃病、肠炎、风湿关节炎等急慢性疾病达百分之百，女知青患痛经、月经不调等妇科疾病接近百分之百。
长期处于饥饿和劳累状态的男女知青，精神上承受力已经超过极限，于是普遍复归到一无所有的赤贫状态，极端荒诞和精神变态的事件层出不穷。
如果说青年是未来，是共和国的寄托和希望，那么我们花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动员了全社会所有的力量，历时整整十年，牵动城市两亿人口和几千万个家庭的命运，难道就是为了发动这样一场“再教育”运动和制造出整整一代遍体鳞伤的“希望”来吗？
元月二十五日，一封北京急电送到中央调查团手里，命他们即刻前往勐岗农场处理知青罢工绝食事件，并随时通报情况。于是调查团立即掉转车头，星夜兼程赶往数百公里以外那个默默无闻却异军突起的勐岗农场。
十
绝食第三天，首批绝食者中有一人因身体虚弱出现休克，十多人先后发生不同程度的虚脱。然而中央调查团依然没有消息。指挥部决定，第二批绝食队伍七百余人于二十六日晚七时提前进入绝食现场，开始绝食示威。
就在这时，一封北京急电送到罢工指挥部。电文告之：“中央调查团明日到达勐岗农场。切望青年同志保持克制，不要扩大事态。”
二十六日中午十一时四十五分，刚刚抵达勐岗农场的中央调查团全体人员未来得及喘一口气，就直奔绝食现场看望绝食绝水已达六十多个小时的男女知青。中央调查团领导隔着锈蚀的大铁门，讲了许多劝慰的话。很显然，知青不需要空洞的安慰而是需要实质性答复，因此铁门对领导讲话毫无反响。后来终于有人从里面递出一张纸条，那是一张血书，上面涂着歪歪扭扭的大字：“……不回家，毋宁死！”
应全体罢工和绝食知青强烈要求，中午十二时半，调查团与知青见面大会在山坡露天会场举行。
“同志们——，农场的青年职工同志们——”这是一种模式，自上而下的政策模式，与先前那些工作组调查团出于一辙。发难的机会来了。
“我们不是青年职工！”“还我知青！”“打倒官僚主义！”
鲁田毕竟沉着。“同志们，我们暂时不要纠缠细节问题好不好？”于是副部长苦口婆心，从全国大局讲到知青问题，从罢工危害讲到中央首长讲话，试图唤起人们的理智，说服他们服从政策。
“这样下去不行，得让他回答实质性问题。”罢工指挥部成员之一吴向东困难地站起来，理了理衣襟，大踏步朝主席台走去。“北京来的首长同志们，我亲爱的知青战友们，兄弟们，姐妹们——我，吴向东，六九年下乡的北京知青，今天站在这个讲台上，当着我的故乡北京来的首长和亲人说几句公道话。……在我的发言即将结束之际，为了捍卫一个真正的知识青年，一个有血有肉的大写的人的尊严，也为了拒绝刚才那个由政府强加给我的‘农场青年职工’的不真实的身分，我决定以最后的方式来表达我的抗议。”他从容不迫地转过身来，从裤兜里掏出一把锋利的匕首，毫不费力地切开自己手腕的动脉血管。
一股指头粗细的血柱有如喷泉般喷涌而出，溅了四周人们一身。等人们清醒过来，那个勇敢的殉道者已经面带微笑跌倒在地。男青年的自绝行为无疑点燃人们压抑已久的反抗怒火，要不是知青纠察队及时维持秩序，失去理智的知青们一定会把露天会场那个不结实的土戏台踏成平地。
鲁田早己老泪纵横。作为党和国家高级干部，身负特殊使命的调查团长，他绝对没有想到，他坚持的知青政策对广大知青伤害是那样深，那样致命，他几乎产生一种类似刽子手那样的负罪感。你口口声声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么实践标准在那里呢？难道不在知青本身而在于政策吗？理智的堤坝开始崩溃，良心和正义感渐渐占了上风。
“同志们，青年同志们：我将要慎重地，负责地和全心全意地为了刚才的话，也为那个不公平的称呼向你们道歉。我在这里正式向你们说一声，你们——知识青年同志们！……作为个人，我是以两种身分来看望同志们的。我，鲁田，国务院工作人员，对同志们的情况负有了解汇报反映的责任。同时，我又是一个普通的知识青年家长。……知青同志们，你们是祖国的未来，希望大家识大体，顾大局，切勿操之过急，赶快恢复进食，爱护身体，我们一定尽快把同志们的实际情况带回去，向党中央国务院负责同志汇报。”
全场重新陷入沉默。“请领导同志明确表态，我们回城的要求能不能得到答复？”
台上台下相持不下。人们的心情重新跌进悲观失望的深渊。台上的人愈闪烁其词，知青们也就愈加证实了那个长久压抑在心头上的可怕的预感：他们的命运不仅早已被注定并且不可更改。
一个女知青慢慢站起来。这个来自天府之国的成都姑娘，脸庞消瘦，面色黝黑。她的曾经无比白皙的皮肤早已被亚热带烈日无情地灼焦，她的曾经无比健康朝气蓬勃的年轻身体如今被心脏病时时折磨着，她走路的姿势看上去似乎有些歪歪倒倒，这是由于长年累月繁重劳动致使她的右肩比左肩明显倾斜的缘故。
她终于气喘吁吁地登上土台。她突然双膝发软，扑通一声跪下来，抱住首长的脚放声大哭。“伯伯，好伯伯，救救可怜的女儿！……”
撕心裂肺的哀鸣，如闪电，如雷鸣，撕裂长空大地。如羊羔，如鸡雏，如一切死之将至的弱小动物。一时间，三万多名被称作“祖国未来”的知识青年齐刷刷朝主席台跪下来，跪在中国古老而苍凉的红土地上。石破天惊，哭声恸地。历史在这里定格。
鲁田大恸。他泪流满面，不能自己。台上台下哭成一片。面对这个把他当父亲的女知青，面对台下三万多长跪不起的人群，他感到自己僵硬的双肩已经承受不住这泰山压顶般的历史责任。他扶起痛不欲生的女知青动情地说，“请相信我，会把你们的事情办好的。我决定，现在就通过电话向党中央请示，反映你们的回城愿望和要求。”
知青原地等待决定他们命运的最后裁决。
公元一九七九年元月二十八日，也就是知青集体下跪次日凌晨五时许，在经过与北京长达十几个小时的长途通话之后，满面倦容的中央调查团团长鲁田重新走进会场，登上主席台。
“知识青年同志们——”鲁田对着麦克风嘶哑地说道。静场。每个人都觉得心脏快要跳出喉咙。“现在，让我来负责地回答你们的问题。首先我希望所有绝食的同志立即恢复进水进食，全体知青停止罢工，返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因为中央领导同志已经明确表态，——知青同志们，你们的合理要求是应该得到满足的。”
几秒钟后，全场爆发出惊天动地的欢呼声。疯狂的跺脚。鼓掌。歇斯底里嚎啕。人们冲进绝食者的铁门把他们的英雄高高地抬起来，抛向空中。
公元一九七九年，历史不再固执。
十一
溃堤的洪水从云贵高原汹涌而下。
从云南边境通往内地几乎所有水陆干线上，一列列满载难民般的知青的火车，一辆辆汽车，一艘艘轮船昼夜不停。知青有的两手空空，吊而郎当，“赤条条来去无牵挂”；有的成双成对，拖儿带女；有人欢天喜地，有人步履蹒跚，有人大哭大笑，有人乐极生悲。世界原本是一个大舞台，十万知青演员在这里匆匆上演了一台精彩纷呈大喜大悲的人生短剧。
从宏观上看，知青大返城是十年前那场上山下乡运动的必然重复，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因此知青们打着红旗上山下乡，在边疆埋葬一个雄心勃勃的拓荒梦之后，就丢盔卸甲地踏上重返城市的归途。
但是我们并不能简单地判断，溃逃本身就等于失败。因为对于知识青年来说，当他们的英雄主义内核被历史无情地阉割之后，他们就不得不在布满荆棘与炼狱之火的小路上艰难地寻找和修复自我。本世纪下半叶发生在中国的知青大迁徙运动，是整整一代人对自身也是对本民族的全部文化形态包括生存状态的一次全面检索。他们播种青春，收获苦难和责任，失去口号和旗帜，却获得沉甸甸的思想和信心。
公元一九七九年二月之后短短两三个月中，云南农场知青返城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至次年，仅余三千二百余人，不足原总数的百分之三。
发端于云南国营农场的知青大返城风潮迅速冲击全国各大垦区。中央和各省市对知青政策网开一面，于是全国知青大返城的运动便在当年春夏之交达到高潮。至此，历时十年并造就整整一代知青的上山下乡运动终于宣告结束。
冬天是一个怀旧的季节。
这个诗意的感悟是她在那个早上生发出来的．
那天是星期日，她醒得很晚。朦胧中发现室内弥漫着一片神秘的清亮。所有的光仿佛是从天上直接照射下来的．昨夜下雪了——童年的经验立刻告诉了她。只有下雪的日子，室内才会有这样的光亮。
她想爬起来看看窗外的雪景，又眷恋只有雪天才能感受到的这温柔如梦的被窝。她便一边想象着外面的雪景，一边紧了紧被角，蜷缩起身子——这些小动作与其说是抵御寒冷，倒不如说是下意识地重演过去的故事。好些年来，她已没有感觉到真正的寒冷了。
寒冷成了一种遥远又温馨的回忆。成了阅读中或屏幕上的一种意境。
她想起了外婆家后院中被积雪压弯的竹林；雪地上被兴奋的小狗踏出的一片梅花脚印；那厚厚软软的童话般的房顶；一夜间变得单纯又美丽的小街；小街上只有大大小小的孩子鲜亮又活跃地在那洁白的背景中做着各种雪天的游戏。还有姨妈家的壁炉．那是一幢白俄留下的小楼，她长成少女后，常常靠在那壁炉旁读俄罗斯作家的小说。读到那些有关壁炉的文字，便格外陶醉。只是姨妈家的壁炉很少有点燃的时候，一年中只有那么几天，如圣诞节，元旦或下大雪的时候，姨妈才将平日省下的一点木柴小心翼翼地架在壁炉中，省省地烧上那么一会儿，如同孩子过年放烟花爆竹一般。那时木柴是要计划的，按户口本每人每月一斤或两斤，小小一捆，如买一把小菜般转回家来。姨妈的户口本上只有她一个人，点煤炉都常常不够用。但姨妈总能攒下一些来。碰上春季街道上园林工人剪枝，便是姨妈的节日了。一生高贵的姨妈，会立刻换上一身粗衣，和那些街道上的婆婆妈妈一样，争着，抢着，远远近近一抱又一抱地将那些落满一冬灰尘的枝枝桠桠弄回家中，然后折成一尺来长，一束束捆好，码在那张很大的床底下，等待寒冷的日子到来。她觉得，在姨妈的眼里，壁炉是比钢琴、地毯、意大利式沙发床更有贵族风韵的东西。那时候，她父亲正指挥一个大水电站的建设，她母亲带着两个年幼的弟妹也去了。她在省城读书，便住进了一直寡居的姨妈家。姨妈其实是一个革命者，解放前在大学里就参加了地下党。姨父是姨妈的上级，解放后派驻国外，后来很神秘地死在那儿了。姨妈家没有留下任何关于姨父的痕迹，连一张旧照片都没有，如同这个人从来不曾存在过。姨妈也从未对她说起过她一生中唯的那个男人。
整个青春期中，她在姨妈家的壁炉旁读完了姨妈保存的全部世界名著。那主要是俄苏作家的作品。因此，在六六年那场大革命到来之前，她已完成了一个女革命者的理想与情操的教育。琼玛，薇拉·巴夫洛芙娜，卡捷琳娜，索菲娅，卢森堡……还有那些在冬天的泥泞中，幸福又自豪地跟随流放的丈夫运行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当然，还有安娜、冬妮娅、达吉雅娜这样一些又高贵又浪漫又富裕又纯洁的女性，她们都成为她的青春偶像。
六六年刚入夏，姨妈便在她的壁炉旁自杀了。壁炉里是一堆日记、信件、照片的灰烬。壁炉边是姨妈美丽的尸体。她从此离开了那幢白俄的小楼。那时，她刚刚开始她短暂的职业革命家生涯。
这是东京都今年的第一场冬雪，她在一片异光中，在轻柔舒适的被子里，半梦半醒之中，回到那些早已远去的岁月里。
丈夫一早就走了。他的一个大学同学升迁，几个朋友去新宿一家酒店庆贺。这一顿酒，一定要从早上喝到深夜，不醉成一滩泥不回家。日本男人平日大多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规规矩矩的，但只要一沾酒，就全然是另一个人了。她没有成为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倒成了一个“东洋鬼子”的老婆，而且连姓名也改成了地地道道的东洋婆子的姓名，这一点是她做梦也未曾料想到的。丈夫姓小岛，她姓林，便叫了小岛林子，她从前的名字在这块异国土地上如烟云一般消失得无踪无影。好在原来上大学时，一些朋友也曾叫过她林子，在校刊上，她还以“林子”这个名字发表过几篇散文，这总算留下了她一点过去的痕迹——或许在更名时，她已有意要留下这最后一点纪念。婚后第三年，丈夫、公公、婆婆让她加入日本国籍，态度很坚决。这可能与继承小岛家的巨额遗产有关。那正是八十年代末，她万念俱灰，痛哭了一场，变成了一个日本女人。虽然她知道，这是许多在日本的大陆人梦寐以求的事。
今年是抗战胜利五十周年，大陆上从一开年便说着这个重要的话题。但在日本，却很少见到这类字眼，只有中国留学生编的《留学生新闻》、《半月文摘》等发行量很小的华文报纸有一些这类的报道和言论。绝大多数日本人全然没这么回事一样。倒是对五十年前广岛长崎被扔了两颗原子弹的事作了很多文章，举行了很多盛大的活动。
她嫁给小岛时已四十出头，这是她的第三次婚姻。仿佛在那场革命之后，注定了她不再可能成为革命家一样，那场革命中的爱情也注定了她这一辈子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爱情。她现在来想前两次婚姻已恍若隔世。有几次甚至连两个前夫的模样都怎么也回忆不起来了，只留下一些符号性的印象。第一个是一九七六年初夏，在乡下。那时，她对生活已完全绝望，嫁给他可以说是一种以自虐来寻求快感的行为。那是一个比她大八岁的老知青，大跃进时下乡的，已做了公社副书记。喜欢穿一身军衣，那是向乡下当兵的农村青年要来的，那种军衣绿晕晕的，脏了以后，很像村头那一坑刚刚沤下的农家肥。有一段时间，她也喜欢穿军衣，那是她父亲曾穿过的那种洗得泛白的黄军衣，卡叽布或斜纹布，高贵又大方，那种感觉很像许多年后的牛仔服，自从看到他穿军衣之后，她从此不再穿军衣了。此人贪吃，爱喝酒，喝了酒爱吹牛，不爱洗脚，性活动特别粗暴。为人很猥琐，特别是见了县里的干部。和他结婚不到一年就分手了。第二个是大学同学，一个看起来文质彬彬满脑子学问，但极其索然无味又孤芳自赏的酸人，性能力低下，她稍有一点不驯，他便身心俱萎又火气十足。他对她的二婚一直耿耿于怀，常常在两个都十分有兴致的时候冷不了提起这个话题。她和第一个丈夫没有孩子。她很奇怪，那个如种畜一般日日亢奋的男人竟然没让她怀上孕。她更奇怪的是，第二任丈夫一年中只有数得出来的三两次成功，却让她生了一个男孩。连那第二任丈夫自己也常常暗自思忖这孩子究竟是不是自己的。这个问题纠缠了好几年，最后导致分手。因为它折磨他几年之后，有一次他竟要带儿子去做亲子鉴定。她便说了，不需要做，那孩子是别人的。他这才如释重负。
第三次结婚不久，她和丈夫一起去大阪看望公公婆婆。公公说他年轻时去过中国，甚至到过她生活的那座城市，还顺口说出了几条老街道的名称。他说，那是支那战争结束的前一年，那时他正在一家军工厂做电气技师，年纪已近三十，满以为能熬过这场战争了，没想都快结束了，还是把他给征上了兵。公公一副很儒雅的样子，鹤发童颜，慈眉善目，说话慢条斯理，没想到竟是一个鬼子兵。她想，自己的父亲怕还和这位皇军打过仗吧。公公撩起和服宽大的衣抽，指着胳膊上一处稍稍凹陷的疤痕说，这是在那儿留下的。她想，也许在那纷飞的弹雨之中，那颗击穿了公公胳膊的子弹，恰恰是从父亲枪膛中射出的呢。半个世纪之后，这颗子弹冥冥中又将她引到那位中弹者身边，并让她成为了他的儿媳妇。这世界真是荒谬莫测又无可奈何。她再也不去接续这类话题。倒是那位老皇军又说了，听说你父亲也曾是一个军人，不知他当年在哪个战场？老皇军说这些，如同说在哪个学校读书，在哪儿做生意一样。她说不知道。她是真的不知道。后来她了解到，在日本，如她公公这般年纪的男人，几乎都有过当皇军的经历，如同大陆上像她这般年纪的人都有过插队的经历一样。
父亲和别的老军人不一样，他极少谈战争经历。记得一次母亲开玩笑说，他一生杀的人，够在阴间组成一个连的。父亲竟对这话恼怒起来。从此母亲不再说他杀人的事。不过，她怎么也想象不出来父亲会怎样杀人。他在家连鸡都不杀。
一丝凉意从脚头的被子缝隙中沁进来。这不是寒冷，只是雪天抽出的一丝丝意韵来刺激一下她的怀旧情绪。像来日本后常喝的一种温醇的米酒，只让你想象到一点后意，便在你嘴里消失了。
她已经完全日本化了，连母语也说不利索了。唯有那张床，不是日式的。今天的日本人绝大多数还睡地上。刚来日本那阵子，她极拮据，租了一间小房，家徒四壁，于是常去拣日本人扔的家杂。冰箱、彩电、桌椅箱柜都拣到过，就是没拣到床，一问才知道，日本人不怎么睡床的。结婚时，她坚持向丈夫要一张床，并且是中式床。丈夫迁就了她。但另外又布置了一间日式卧室，说是对付公公婆婆和一些爱挑剔的朋友。这样，丈夫在醉酒或别的什么情况下，便可尽情地睡他的榻榻米了。而这张中式床似乎成为她在异国他乡中的一块小小的祖国领土，维系着她那一片风情万种又多灾多难的大陆的最后一点联系，并让她在梦乡里不时返回故土。
所有的冬天，都变作浓浓的乡愁弥漫在她的四周。来日本十年，从未像今天这样牵肠挂肚地让人想念起远远阻隔在大海那边的一切。
乡下的冬天苍凉又忧郁。一个男生在雪地里空旷地唱那首俄罗斯民歌：茫茫大草原，路途多遥远，有个马车夫，将死在路边……她便会感到温暖又悲哀，感到心中淌下一片酸涩的泪。有一次她踩着吱吱作响的积雪到堰塘去挑水，她用扁担去戳开冰层，然后人也和扁担一起栽了进去，冰水顺着她的领口灌进去，沿着她已发育得很好但从来没有人抚爱过的乳房，流向腹部，流向大腿，小腿……如一盆滚烫的开水泼洒在身上，灼热，疼痛，还有一种临近死亡的恐怖与快感。昏暗中，耳鼓里响着巨大又古怪的水花声，让人觉得正沉入极深极深的海底。她奇怪她竟然很平静，似乎这是她期待已久的一个结局。她不记得她是如何爬上坡的，只知道后来她穿着铠甲一样沉重的湿棉衣，挑了两桶浑浊的冰水回去了。
知青组只剩下她一个人的时候，那冬天便孤独又绝望。一灯如豆的夜里，西北风虎狼一样啸叫。鹅毛大雪猖狂地从瓦缝中冲进屋来，飘飘洒洒落在屋子里的一切地方，把黑黝黝的屋内装饰得与野外一样洁白。雪落在被子上，被子变成了白皑皑的山峦。她如一只冬眠的田鼠，紧紧蜷缩在这山峦下面。那是一种透彻肺腑透彻骨髓的寒冷。她觉得自己已经蜷缩成一粒透明又冰凉的玻璃弹珠甚至只是一个透明又冰凉的灵魂。有一次她在这山峦下面躺了两天两夜，不吃不喝也不上厕所，犹如进入许多年后人们说的那种“气功态”。就在那昏昏然飘飘然的两天两夜中，她一直纠缠在两个男人之中，这是她一生中刻骨铭心的两个男人，至此之后，她认为她再也没有遇见过这样的男人了。
今天——以为已将这一切淡忘得干干净净的二三十年后的今天，在远离家乡，远离那间乡下小屋万里之外的东京都的一幢可以说得上是豪华的日式小楼里，在这寒冷已变成怀旧诗意的雪天，她又记起了在那山峦下的两天两夜中她所思想的一切。
在她姨妈自杀前的一个多月，她已经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了。这是她在姨妈家的壁炉旁阅读时冥冥期求了多年的夙愿。所以，姨妈的死在当时几乎未给她的心灵留下什么冲击。真正又回到姨妈死亡这件事上来，是几年之后。那时她自己也经历了死亡，并将死亡翩来覆去想过了好几次。她认为那是她一生中最让人侮痛的事情，无法补救甚至无法言说．她从来没想到去读一读姨妈这本书。这一定是一本让人迷恋又让人震撼的书。这本书也和姨妈那些信件日记照片一起灰飞烟灭了，如一个永远的神秘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那年夏天，她和班上两位男生一起成立了全市最早的中学生红卫兵战斗小组。当时世人几乎都不知道这三个稚嫩新鲜的字眼，更没有想象到这三个字在数月后竟如原子弹的蘑菇云一般覆盖了整个的中国大陆并飘散到法国、美国、日本、香港、非洲及东南亚几乎所有对政治有兴趣的国家和地区，并在二十世纪的世界史上，甚至可以说是在几十万年的人类文明史上，刻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迹。六月初的一个夜里，北京打来一个长途电话，是父亲一个战友的女儿．告诉她，她们成立了一个革命组织，以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消灭一切反对毛主席的人为最高也是唯一宗旨。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接班的时候到来了，不再只是唱唱歌。放下电话，她想也没想什么，便直奔学校，到男生宿舍叫出来两个男生，一个是班长肖，一个是校足球队前锋钟。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丝毫不加考虑地选择了这两个人作为自己开始职业革命生涯的战友。他们三个人在学校后山上的树林里密谋到半夜。她能告诉钟和肖的，其实只有北京那个女孩子在电话中的十几句话．但在那个时刻已不需要更多的话了。所有这一切，他们已等待了一生。所有这一切，在几个月来的报纸上电台上已讲叙得足够清晰。他们不是孩子，而是在一个浓烈的政治社会中成长起来的、对政治有天然的热情与敏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龄人．树丛里有蚊子，还弥漫着一片腥热的暑气，蛐蛐在令人紧张地叫着。他们庄重地分析着国内国外和校内校外的形势。她一点也不觉得自己幼稚可。笑．她的革命史知识很清楚地告诉过她，许多杰出的革命家，特别是女革命家，都是在与她差不多大小的年纪就开始了革命生涯的。
第二天清晨，校园的墙报栏里出现了一篇巨大的《战斗宣言》，覆满了平日六个年级的一长溜版面。《战斗宣言》通篇文字激昂尖锐，从国内到国际，从党内到党外，从历史到现实，从国际资产阶级到苏联修正主义……落款是xx中学红卫兵小组。在一些平日麻木不仁的人们看来，这篇宣言几乎有点危言耸听。在一些出身不好的老师同学看来，那简直就是一篇杀气腾腾的檄文。端了碗盆准备去食堂的同学和匆匆赶着上早自习的老师黑压压将墙报栏围了个水泄不通。大家都奇异地沉默着。她和肖、钟就站在人群中。她有些失望。她觉得不应是这种局面。应该是电影中一张传单贴上墙后，人们立刻炸了锅似的沸腾。哪怕是有些反对的声音也好，这样她就可以上前争论，大声宣扬自己的观点，争取更多的人们走上革命道路，一起冲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反革命局面。这句话是毛主席说的，当时许多人还不知道。她原先也不知道，是北京那个女孩子告诉她的。这就更让她感到时局的危险，如同化了妆的法西斯分子已经潜入并占领了整个城市一般。她感到一种革命者才有的孤独、兴奋与豪迈。
尽管这个“红卫兵小组”是秘密的，但还是很快被查出来了。老师们认出了是谁的笔迹．这份十几张纸的“革命宣言”，是他们三个人分头抄的，连做一个誓死不招供，保卫其他革命战友的机会都没有。当时，学校的运动还在校党支部的领导下进行——像此前的许多次运动一样，按省市委文件精神，按部就班地进行。她和肖、钟很快被定为“野心家反党小集团”。
后来的变化，凡是经历过那场运动的人都会清楚，每个人都在不断串演革命或反革命的角色，如一出长长的情节跌宕起伏扑朔迷离的电视连续剧。而对她和肖、钟来说，直到那次“处决”行动，才算告一段落。
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凭人们对以往多次运动的经验，三个风华正茂的学生无疑被判了“死刑”。奇怪的是，她却一点也没有绝望。钟和肖也没有绝望。他们坚决地认为，这只是一个戏剧性的开头。他们相信自己坚定的革命理想与大无畏的献身精神。他们对共产主义运动充满了毫无条件的信念。
在对这个“野心家反党小集团”进行全校批判、’各年级批判、高一年级各班批判的计划进行到第七天时，他们三个人潜逃了。她和肖潜往北京反映情况，了解运动进程。钟躲在这座城市中父亲的一个战友家，打探学校情况并与他们热线联系。
那一段如梦如巨的往事，许多过程，许多细节都如烟云般消出了，但她和肖潜往北京的经历却历历在目。躲过追捕（尽管这更多是想象中的），寻求真理，有生以来第一次与一个异性出门长途旅行，在紧张的革命中夹杂着纯洁又暧昧的情感（尽管这更多也是想象中的），这是她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境界。那是个炎热的初夏，他们没有办法像电影中那些地下工作者那样化妆：戴上大口罩，竖起大衣领，或围上一条过住半个脸的大围巾。他们不能坐客车，便爬上了一列货车。那几节敞口车厢装的是黄沙．肖事先打听到它的发车时间，俩人在夜里一点钟爬了上去，两点多钟货车出发了。她事先在街上买了几斤馒头，几块咸菜，用父亲的军用水壶油了一满壶开水，开始了她一生中最富于刺激性的冒险旅行。肖告诉她将沙挖一个坑，好让人藏得更低一些。因为紧张和激动，很长时间，他们都说不出什么话来。他们两人的沙坑相距一米多。这样，在喧嚣的列车行进声中更不便说话；她突然很渴望靠近肖。下半夜，往北的路上气温越来越低，迎面的风像江水的狗流一样，又顺着车厢里向背风的他们吹来。她将馒头和水递给肖的时候，肖问她冷不冷，她说冷。肯说，你看我。黑暗中，她看见肖腰以下全埋在黄沙中。肖说，又舒服又暧和，像软卧包厢。她在肖的身边坐下，像内一样也把自己埋起来。车厢晃动中，她的臂膀偶尔会贴上肖的臂膀。这是她长成少女之后，第一次与异性的肉体接触。尽管这接触是如此简单，但她却猛然感到了身子内部那奇特又剧烈的反应．那覆盖着他们的黄沙，在地的感觉中变成了一床神秘又温暖的棉被，这棉被可以让一个未曾做过新娘的女性生出任何浪漫的想象来。整整一夜，他们俩都没有再互相靠近。她等待每一个岔道口，每一次转弯，期求上天让她的臂膀触碰一下他的臂膀。每一次这样的接触中，肖那坚韧又有弹性的臂膀便将一种难言的刺激传递给她全身心。她感到自己两腿之间灼热潮湿，小腹如来月经那样隐隐疼痛，胸脯肿胀得发紧。风很尖利，但她依然能知道自己的脸颊是滚烫绯红的。许多年后，她有了真正性的经历，却发现那些所谓的高潮、快感，远远没有她在那节装满黄沙的车厢中所体验的强烈。她甚至认为，一个女人的兴奋与快乐，绝不在于肉体接触的部位与程度，而在于你对那个肉体的想象与敏感。第一次婚姻的新婚阶段，她常常想起列车上的那种感受，以致使她对已经到来的真正性活动非常失望．因为这神秘又暖昧的接触，她愿意在这列车厢上一辈子往前驶去。她既不感到饿，也不感到渴。几十个小时中，她一点也没动那些馒头和水。结果肖几乎将它们吃光喝光。快到北京的时候，已是第三天的下午。她在享受了一个女人人生中最长久最浓烈的高潮之后，有些疲倦了。她闭上了眼睛。沉浸在一种与革命毫不相干的意境中。忽然，她感到自己的头被一块什么布蒙住了，并立刻有一股浓重的汗味，直冲进她的鼻孔。她睁开眼，是肖的衬衣。透过衬衣纤维间的缝隙，她隐约看见肖深一脚浅一脚地朝车厢那一端走去，他走到角落边，又紧张地回头望望，开始小便。她这才想起来，上车之前，她和肖竟都忘记了这一件对他们来说是最为困难的事情。在当时的中学生中，有异性同学在场时，连说说这一件事都是极忌讳的。女生间偶尔邀约一起去上厕所，便会悄悄举起一根食指，邀约者和会意者便若无其事地一前一后地走开。现在，这个男生就在自己前方十几米的地方，做着这样一件会让任何一个高一女生惊心动魄的事情。革命真是一种奇特的力量，它能让平日许多不可能发生的事，平平常常地发生了。
到了北京，如同当年的革命青年到了延安．她和肖每日每夜都溶化在一片眼花缭乱与激动亢奋之中。他们四处奔走，像《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那样，凭着《国际歌》的歌声，你可以在任何地方遇见自己的同志。在这里，凭着“红卫兵”三个神奇的字，你可以在任何地方遇见自己崇高又亲密的革命战友。他们去看各种批斗会，辩论会，一连几个小时、十几个小时地抄录那些浩如烟海的大字报。他们抄录了许多毛泽东的讲话，还有那后来非常著名的《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她一边抖抖索索地抄着，一边痛快地淌着眼泪。许多年后，当她在大陆、香港、美国或日本见到许多少女为那些歌星们嚎啕大哭时，她便会想起那个夏天中，自己许多类似的经历。她曾这样想过，与其说是哭，不如说是一种青春宣泄。如同半大小狗要撒拨打欢满地滚一样。在那早早就变成了身负重任的共产主义接班人的生活中：实在没有大哭大笑大吵大闹的机会。那场充满戏剧性的革命；让成千上万的青春男女痛痛快快地扮演了一回痛痛快快的角色。那一次，她在东京一家最大的迪斯科舞厅，黑压压一大片少男少女如同开了锅一样在那儿一秒钟也不停地蹦着，跳着，挤着，撞着，使她一下子想起当年的天安门广场。那是世界上最大的一次迪斯科舞会。
从北京回到学校时，他们已成为了英雄。她和肖、钟成为学校红卫兵司令部的当然领袖。不久又成为全市中学生红卫兵司令部的负责人。那时都叫勤务员。省委在机关大院里给他们拨了办公室，配了十几辆自行车，还有两辆北京吉普。他们戴着半尺宽的鲜红袖标，主持过数万人的音师大会；指挥过全市最著名的租界区扫四旧行动；批斗过本省的“三家村”黑帮；还有那次规模巨大的“清剿省图”行动：成千上万册书被搬到图书馆前的广场上，浇上汽油，一支火把扔进去，一股巨大的烈焰“轰”地一声冲向天空。今年夏天，东京一家中文电视台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播出过一部长记录片。她看着半个多世纪前的纳粹青年所做的事和三十年前她所做的事竟那么的相似。他们也集会，也游行，也高唱革命歌曲、高呼拥护领袖的口号。他们也打人，也将犹太人的住房、店铺画上侮辱性的符号。他们也烧书。甚至，他们的臂膀上也戴着红袖标。他们的脸上充满神圣与热情的稚气。他们健康、漂亮，绝不是今天街道上所见到的那些小地痞流氓……她想，一九六六年，怎么没有人想起来给他们看一看这部片子呢。
她记得，在那一大片火海里翻卷的书籍中，她瞥见了几本她很熟悉的书。一年前，它们还是她的革命导师，现在它们就在离她的脚不远的地方默默挣扎、变黄、变焦，最后变成一只只大大小小的黑蝴蝶飞腾起来，那是一些她那么倾心热爱过的人物的槽灵．这一点使她在烈焰升腾的激奋中感到一丝恐慌和难受．但她很快就超越了自己。她已经是一代新人了．她是从它们的废墟上站立起来的一代新人，如同罗普雷夫、卡捷琳娜、琼玛、拉赫美托夫、保尔是从他们那个废墟上站立起来的新人一样。
肖和钟也是天才的领袖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讲比自己更优秀。他们坚设、勇敢、一往无前，具有令人倾倒的牺牲精神和严密的组织能力。而且，能极有分寸地控制个人的情感。即便是在今天的日本和美国，也会成为优秀的政客。算一算，他们当时都只有十七岁。今天十七岁的男孩，在大陆还要妈妈喊起床。在日本呢，正是迷恋名牌眼装摩托车的年龄。可当时他们——当然还有她——已经和毛泽东主席一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那天，毛泽东主席戴着和他们一样的红抽标，向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那一片沸腾的海洋挥手。她就站在离毛泽东主席不到十米远的地方，她觉得自己是站在一个新世纪的峰巅之上，她的整个人溶化在一种光辉灿烂的崇高之中。再往后，当省市的要人也经常参加他们主持的大会，和他们一起坐在主席台上，或派车来接他们去参加一些重要的会议，听取他们的意见时，她已经觉得这是很普通的事了。
肖和他们的分歧在那一场猛烈的夏季革命中其实已经初露端倪，但那时她以为只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观点之争，没想到后来发展成势不两立的生死决战。最开始的分歧出现在那副著名的对联上面。那副对联对今天的少男少女来说是遥远又可笑，但在当时是无人不知的。可以说，它是中国有对联这一文字形式以来，最著名也抄贴最多的一副。上联是：者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天生如此。她认为这是对他们三个“野心家反党小集团”的最好证明，是革命后代革命性的天然依据。可是肖却反对将这副对联抄贴出去。他说：如果按照这个逻辑，马思列斯，毛泽东周恩来，还有鲁迅，都天生的不是好汉，他们的老子都不是英雄。钟说；他们都已经成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革命导师，这副对联与他们无关。肖说：我父亲也不是英雄。她说：你父亲不是工人吗，工人阶级怎么不是英雄？肖说他父亲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不是英雄。在给资本家做工的时候也是本本分分的，从来没有和他们作过斗争。要不是解放，他父亲的愿望也是当一个小资本家，有一两台自己的床子，请上三五个工人。他说这是他父亲亲自对他讲的。
肖也不赞成打人，不赞成给老师戴高帽子剪阴阳头挂破鞋高跟鞋。钟便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的语录来反驳肖。钟说：你看看电影里，土地革命时就给土豪劣绅戴高帽子了。肖说：毛主席就在作文章。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那时写的。毛主席后来不断地写文章，才有今天的雄文四卷，才有我们中国的马列主义……革命中，这样的争辩几乎天天都有。她有时同意肖，有时同意钟，有时站在钟一边，有时站在内一边。她喜欢这两个男生，她不愿意失去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而神和肖恰恰因为有她的存在，争论得更认真更激烈，最后总是以她特有的调和而偃旗息鼓。
在乡下，有一次她听见一位从远方来串门的女同学唱《山植树》。那怅惘的甜蜜，那忧郁的幸福，那在两个男性中不可定夺的徘徊与选择，让她听完以后哭了一场：“歌声轻轻荡漾在黄昏的水面上，暮色中的工厂在远处闪着光。列车飞快地奔驰，车窗里灯火辉煌，两个青年等我在山植树旁……哦，那茂密的山植树，白花开满枝头。哦，你可爱的山植树，为何要发愁……”为此，她相信了一个女性是会同时爱上两个男人的。
那时，她所爱的两个人，一个正在大牢里，被判了十八年徒刑。一个拖着一条残腿，还在警备司令部办着那遥遥无期的学习班。她自己则是在被关押审查一年多之后，送到这个全是有着各种各样问题的知青小组来。县里和公社都有专人定期到这儿来收他们的思想汇报与思想检查并进行一番尽情尽兴的训诫。像那些坏脾气的乡下人骂牲口一样。
那次处决行动也是在冬天发生的。
革命是一幕浓烈的戏剧，或者像毛泽东主席讲的那样，是一出威武雄壮的活剧。它将几百年内也不一定出现的事浓缩在了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中。正如这一年岁末她在日记中写的那样；“六个月来，好像一天那样短暂，一转眼便过去了。有时，又觉得这六个月像一个世纪那样漫长。这期间发生了多少惊心动魄又不可思议的事……”
对于她这一派红卫兵来说，一开场，便独踞舞台，排山倒海，叱咤风云。但一瞬间就将所有的高潮戏演完了。就像季节的温度。八九月份，进入白热化阶段，一人秋便萧瑟下来，到了初冬，竟很寥落了。那时，已出现了许许多多各种牌号的红卫兵。连几个月前那些战战兢兢的“狗崽子”们也扯起了各自的旗帜。这些五花八门的红卫兵中，有一支的实力与影响已超过了她的这一派。这一支雅称“造司”因反对省委，说省委第一书记某次重要讲话好个屈而俗称“屁司”。她这一派雅称“革司”，因支持省委，说这个讲话好得很而被称为“好司”，对立派也称其为“糠司”，由清末保皇党康有为转化而来。学生们放弃了那些反动学术权威的老头老太太或叛徒内奸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成年人们，自己互相兴致勃勃地干起来。对于这些青春男女来说，以同龄的伙伴来作自己的对手，似乎更有情趣更有意味，更能激起争斗的热情。
自从那一次与肖扒货车进京之后，她又多次去北京。有时和肖一起，有时和钟一起，有时三人同行。他们再也没有扒过货车了。每次都有联络员给他们安排得井井有条。有一次与省委的几位领导一起，还坐上了软卧。她很快就习惯了这一切。这便是革命的就力，就像那部讲十月革命的苏联电影，工人和水兵大大咧咧地踏进华丽的冬宫，痛快地挑逗那些平日为贵族们享用的裸体雕塑一样。但北京一次比一次地疏远了她。到了深秋，北京那最早的一支红卫兵已开始溃散。原先那个给她打电话的女孩已躲回乡下老家去了。她的父亲在深秋的寒风中站在某部的“点鬼台”上，你几个月前的资本家一样挂着黑牌戴着高帽。等她回到自己的城市的时候，发现父母弟妹也从那座大水库上回来了．父亲还是挂着黑牌戴着高帽回来的。那黑牌和高帽就在一进门的走廊上放着，随时出门随时带上。黑牌上赫然写着七个大字：三反分子林xx。那林xx是倒着写的，用红笔打着叉叉。这是几个月前，她和她的战友们给学校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用的。这一切，她在北京时已预料到了。她又痛苦，又恐慌，革命不仅仅是浪漫，革命还是残酷。她一次又一次地强迫自己理解这一切。她想起许多年前母亲向她讲起父亲的一件往事：那年，乡下闹革命了，成立了农会，还有农会的武装赤卫队。父亲见那些和自己差不多大小的小伙子舞刀弄棒，臂上扎一条红布带，就向那个当赤卫队长的远房哥哥说，他要参加。赤卫队长对他说，你的伯伯是大地主，你去把他的头提来，我让你参加。当夜，父亲提来了他伯父的头，参加了赤卫队。那年他十六岁，差不多正是她现在的年纪。
那一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十二月初便下了第一场雪。白雪的背景下，整个城市变成一片艳丽的革命海洋。工人起来了，店员起来了，机关干部城市居民都起来了。游行的队伍举着各种字号的旗帜、横幅、领袖像，在一条又一条大街上，呼喊着各自的口号。林林总总的革命组织从临街的窗口伸出自己的旗帜，挂出表达自己观点的条幅，向楼下游行的队伍鼓掌或叫骂。高层建筑上有人往下撒着花花绿绿的传单。所有显眼一点的墙壁都穿上了一层又一层大字报的衣裳。没有一面商店的玻璃橱窗还能看得见里面的商品。传统的锣鼓鞭炮和现代的口号以及放着语录歌的高音喇叭在一条又一条街道上此起彼伏。一堆又一堆的人们在寒风中站在街边甚至马路中间激昂地争辩着一些最具体或最抽象的问题。偶尔开过的几辆大卡车，押解着各自的批斗对象匆匆赶往某个大会场……
在这样的城市中，她和她的战友们已不能像夏天那样，戴着他们的袖标，威严而又神圣地走上街头。他们已成为为数越来越多的群众组织的攻击对象。短短几个月，他们便失去往日人们对他们的那种尊从与敬畏。运动的矛头已经戏剧性地指向了他们，特别是他们的父辈。这是几个月前，在批斗黑帮反动学术权威地富反坏右的激情中，在大扫四旧的狂飙中从未想象到的一个转折。
一天夜里，她记得也是一个大雪纷飞的夜里，司令部来人接她去开一个重要会议。她坐的那辆吉普车走了很长的路，最后钻进一片树林。有人将她领进树林深处的一座大院。那是一座外面看来很普通，但里面却非常辉煌的大院。在一间不大的会议厅中，她见到了钟和肖，以及革司司令部的重要成员．一位没有被介绍身份的首长模样的人开始讲话。他很威严，首先命令大家不能做记录，一切只能铭记心中。不许向任何人透露这样一次会议及会议内容。然后他开始讲形势。美帝、苏修、蒋匪特务，正在准备趁中国文化大革命之机向我们进攻。一小撮社会上的阶级敌人也勾结党内的野心家打着红旗区红旗，准备篡党夺权改变我们国家的颜色。我们一大批党的好干部已列在他们的暗杀黑名单上面。有些已经被谋害或失踪。为此，我们将实施一个绝密计划，保护一批我们的革命干部……接着，他宣读了一份名单，总共二十多人。这其中大多数人，是大家都很熟悉的省市领导干部，他们几乎已经全部被打倒了。然后，他又再念了一遍，让大家一个一个地背下来，经过验证之后，他掏出火柴。将那份名单烧掉。最后，他向大家讲了如何实施这个绝密计划。他要求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以揪斗的名义，将这些人弄到手。抢也好，骗也好，绑架也好，总之不要向他们讲实情。然后，将他们秘密地送往几个地点。以后的事，就与他们无关了。不论事前事后，都不能泄露任何秘密。违反者，将受到最严厉的惩处。
大家很激动，因为名单上的好些人，就是他们的父辈。
突然，肖问了一声：“毛主席知不知道这件事？”
首长模样的人说：“是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做这件事。”
肖又固执地问了一声：“我是问毛主席知不知道这件事？”
首长模样的人有点愤怒了，他硬硬地说：“这是我们和伟大领袖毛主席之间的事，你不需要知道。”
她看见肖的脸一下涨红了。她知道，那是肖在愤怒或激动时的反应，绝不是恐慌或难为情。
但肖终于没再说什么。
这次行动定在四天以后，也就是毛主席生日这天凌晨一时执行。名曰：“12．26行动”。
会议结束前，首长模样的人带领与会者在毛主席像前宣了誓。
肖在会议上提出那个问题之后，她突然紧张起来。她不知道这是一次光荣的使命呢，还是一次可怕的阴谋。几个月来，她发现自己越来越丧失了判断力，常常处于疲惫与虚无之中。半年前的勇气与豪情已被瞬息万变朝秦暮楚的政治动荡摧毁了。
从那个神秘的树林中出来，革司与会的全体成员乘坐一辆民用救护车返回。临近城郊时，一号勤务员让司机将车停在一座树林里。全体人员下来，到林中部署具体行动方案。一号勤务员是另一所中学的高三学生，据说他父亲就是军队的一名高级干部。这是一个极有魄力又极有主见的青年，外表看起来又斯斯文文的，戴一副眼镜，瘦瘦的脸上从来没有什么表增。他讲了他的想法：二十四个人，分布在这个城市的各处，有的人已经在对立派组织的关押与监视之中。其余的人，也应尽快查明他们的住处及活动规律。然后需要二十四个战斗小组分头同时行动。战斗小组和司令部不能直接联系，也不能暴露自己的组织身份。司令部通过下属兵团的核心分子来指挥这二十四个战斗小组。现在在场一共七个人，每人负责三到四个战斗小组。
就在一号勤务员准备分配“劫持”名单时，肖突然说：我退出这次行动。
她记得很清楚，肖说出这句话后，树林里一下子静得可怕。每个人都能听得见自己的心跳，如定时炸弹的秒针上一样“咚咚咚咚”作响。
过了一会儿，一号冷静地说：不能退出。
肖说：革命要靠自觉，不靠强迫。
一号说：你宣了誓的。
肖说：我没有举手，也没有宣读誓词。
肖没有宣誓她是看见了的．当时，她和内在会议室外侧，当大家转身向内侧场上的毛主席像宣誓的时候，她和肖就站在了最后。当时她只是认为肖还在生那个首长的气。
一号说：你撒谎。我们每个人都刚刚宣过誓。
肖说：我从不撒谎，我最痛恨撒谎。这是我父母从小对我的教育。
一号刹时定住了。黑暗中，他微微转动了一下眼光，想寻求其他人中对肖是否宜了誓的说法．
她想了想说：他没有宣誓，我在他身后。
一号终于暴怒了，她从未见过一号这样。一号吼着：那你为什么要来参加这次会议？是来刺探情报吗？
肖说；我是被接来的。来之前我并不知道是一个什么会议。而且，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会议。
一号说：你没长耳朵吗？你没听见这是一次伟大的行动吗？是我们的军队在革命进入无政府状态时，为挽救保护我们党一批重要干部的伟大行动。你不是从头到尾都在听吗！
肖说：我是从头到尾在听，但我没有听明白。既然是一次革命行动，为什么要偷偷摸摸？为什么不向毛主席汇报？连这次行动是哪个部门什么人组织的都不敢说——况且，这批名单中，究竟谁是革命干部，谁是其他什么人，我也不清楚……
一号怒吼了一声：你混蛋——你凭什么这么仇视我们？
肖说：污蔑谩骂不是战斗。革命也不是你们几个少数人的特权。
其他的人终于纷纷开口了。有的激烈，有的温和，有人甚至解下了武装带，要揍肖了。
肖站起来，稍稍退后几步，但依然很沉静。肖说，不要来这一套，我早就看不惯这一套了。我们的组织到今天这一步，就坏在这一套上．
一号说：你给我滚！你这个小人得志不知天高地江的东西！你这个好了疮疤忘了痛的东西！没有这些革命前辈流血牺牲打天下你和你爹还在给资本家做牛做马倒尿壶……
肖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一号打断肖，咬牙切齿地说：多么熟悉的腔调，完全是一派局司的口气——你是一个内奸！
肖也咬牙切齿一字一顿地说：你才是内奸，是工总，是机会主义分子。我们革司就断送在你们这些自以为是无法无天的人手上！
她一直紧张地哆嗦着。从道理上，她似乎倾向肖；从情感上，她又倾向一号。以前那种单纯，那种正直，那种热情，在近几个月的政治动荡中已搅成了一锅粥。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为解放全人类而献身的崇高精神与保卫亲人的安全，保护自己最切身的利益也搅成了一锅粥。她没想到，革命竟是这样困难的。这时，她又听到一号在说：你没有好下场的。你这个胆小鬼！你这个见风使舵的叛徒！我们现在马上讨论将你永远开除出革司的问题！
肖说：不用开除。我现在就退出革司。
肖说完，摘下袖标，从衣袋里掏出红卫兵证，放在她手中。然后朝树林子外面走去。
一号愣了一下，猛然喊道：回来——你不能走！可肖头也不回地走了。消失在浓重的夜色里。
刚才大伙还冻得缩成一团，现在一个个内衣都汗湿了。大家沉默着。又沮丧，又愤怒，又恐慌。
一号突然低声说了一句：不能让那个狗崽子走！他会暴露我们的行动计划的。
于是有几个人追出去。伸手不见五指的郊区公路上，什么也看不到了。
她说：我去找他。我跟他好好谈谈。
一号想了想说：这样，我们马上回到刚才开会的地方，汇报这里发生的情况。你立刻去找肖。一定要把他找到。你知道他的家吗？她说知道。
一号说：一定要把他稳住。实在不行，把他关押起来，到行动结束以后再说。
一号让钟与她一起去找肖，其余的人上救护车，返回那个神秘的院子。她说她一个人去，这样不至于惊扰肖。一号想了想答应了。然后说；你应该知道你这次任务的重要性，这不仅仅涉及到名单上的那些人，还涉及到更多的人，包括军队的同志。你要不惜一切代价，想尽一切办法……包括用你们女生的办法。
已是凌晨四时多了。一号说：你明天中午十二点以前到钟的家里，我们在那儿碰头。
雪中，她深一脚浅一脚向城里走去。
肖住在老城区的一条老巷中。那次潜逃北京，她到肖家碰头。她第一次知道自己生活的这座城市还有这样古老又破败的街巷，还有这样古老又破败的宅院。肖告诉她这宅院是清朝一个盐官的家，三进，两层。就是进大门后，有三个联通的天井小院。就像三个连通的“回”字。每一个天井都不大，只有教室的一半，四周都是两层楼的木壁瓦房。当初只住这盐官一家，可以想见还是很奢华的。”一百多年以后的今天已前前后后上上下下挤了二十多户人家。所有的通道都排列着密密匝匝大大小小的煤炉，所有的空间都挂着花花绿绿长长短短的衣裤。肖家在第三进的二楼。那楼梯一年四季都是黑的，踩上去松松软软吱吱嘎嘎作响，像随时会掉进什么地方去似的。肖家只有一间房，那间房是他父母住的，兼作客厅、餐厅、洗漱室。肖和他那个读初中的弟弟则住在暗楼上。这房是斜顶的，所以肖的暗楼便是一个坡形。最低矮的一角就地铺上被子褥子，最高的一面墙上横挂着许多木板，成为悬挂式书架。下面有两张桌子，一张是用包装木箱搭的，一张是用木板搭的。这使她在电影中看见的工人阶级幸福生活的印象受到很大的破坏。
走进那条迷宫一样的巷子，天已微亮，灰灰地衬出参参差差的屋顶与山墙的剪彩。什么地方偶尔传来吱哑开门的声音或零星的带着回响的脚步声。
她在黑暗中磕磕碰碰走到第三进那个天井。抬头一看，肖家的灯亮着，便摸着了楼梯的扶手上去了。肖的妈妈开了门。看来她也回来不久。肖的父亲披衣斜倚在床上抽烟。肖已听见了她的声音，从暗楼上探出头，把她叫了上去。
暗楼上只有肖一个人。那张木箱搭的书桌上亮着灯。灯下摊着一本油印册子，一叠稿纸，还有半碗正在冒着热气的面条。她问肖的弟弟呢。肖说又出去串联去了，几个月来没在家呆几天，已经跑了大半个中国。
她坐在书桌边的凳子上。她看见那叠稿纸上已写了半页字，标题是《重读“五·一六”通知》，副题是“给革司司令部的一封公开信”．
肖是革司的思想家，理论家，笔杆子。革司成立以来，一直担任宣传部部长（钟是作战保卫部部长，她先是三号勤务员，负责组织发展，父亲被撤出来以后，改任特派联络员）。肖和她都爱读书，但肖几乎不读什么小说，而是读各种能弄到的马恩列斯毛的原著，和各种政治，哲学，历史，人物传记之类的书。她极佩眼他的毅力，那么艰深抽象的文字，他能狠下心强迫自己一页一页硬着头皮读下去，还不停地做笔记。
坐下来了，她突然发现自己不知道该对肖说些什么话。想了想才说：你们能不能更冷静地交换意见呢？现在形势对我们不利。
肖说：只能说对革司不利．从我个人的感情来说，我也不愿意这样。我的战斗生活一开始就是和革司连在一起的，我们都为它付出过代价。但现在我以为，目前的形势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是有利的。人民终于听见了毛主席的声音。多年来人民并没有听见毛主席真正的声音，一些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打着红旗反红旗，私下执行着他们那一条修正主义的路线。我们今天的敌人，已主要不是那些被打倒的地主资本家，而是他们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可能也包括你的父亲，可能也包括x x x、 x x x（肖说了几个省市领导的名字）。这可能很严酷，但我们不能不面对现实。要不然，毛主席发动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干什么？
她无法抗拒肖的那种咄咄逼人，那种奇特的魅力。包括肖这个破破烂烂的环境，都让她激动不已，她每次走进这大院，走进这些社会最底层的又贫困、又没有文化的人们中间，便会联想起十九世纪俄罗斯那些走向平民的贵族青年，那些卡捷琳娜那些拉赫美托夫们。这使她几次生出坚决与父亲决裂的念头。但一看到父亲那突然苍老的面容，那气愤又委屈的目光，那极力想赢得子女们的理解与亲近的神色，一个女儿便战胜了一个女革命家。
他们说话时，肖的母亲站在暗楼的小木梯上喊肖。肖探下身子，接过一碗热气腾腾的面，递给她。她的眼镜被面的雾气蒙住了，她便让憋了很久的眼泪涌出眼眶。
她很奇怪，肖从头到尾没有去说服她该怎么怎么样，似乎认为她是天然应该参与这次行动的。
吃完后，她擦了擦一直是迷雾朦胧的眼镜。她问肖：你要公开这次行动吗？或者你会向某个部门汇报这次行动吗？
肖说：不知道。我正在考虑这个问题、我希望毛主席知道这一件事，希望这件事是毛主席战略部署的一部分。
她问：那你这封公开信呢？
肖说：公开信不谈这次行动。只是发表我对革司及当前革命形势的一些看法。我一直没有机会把它表达出来。今天只是一个导火索，和这次行动没有直接关系。
她问：对这件事你能永远保守秘密吗？
肖说：不知道。我想只有一个办法——直接向毛主席汇报这件事。如果是我错了，我甘愿受任何惩罚。
她问：你怎么向毛主席汇报呢？你能直接将材料递到毛主席手上吗？如果不能，又可能会泄露秘密……
肖说：我要去北京。我要赶在这次行动之前去北京。
她不能对肖再说什么了。正如她也不能对自己再说什么了一样。她最后说：你还可以和他们再谈一次。
肖说：他们谁也不可能再对我解释什么了。
后来她想过，如果当时肖对她说，和我一起去北京吧，她会答应的。但肖一直没有要她站在他一边的表示。或许肖已预感到这件事的严重性。
中午以前，她疲惫不见地赶到钟家。钟家在军区大院内，革司落入低潮后，司令部的一些重要碰头会常在这里举行。她进去时，昨夜所有的人已候在那里。她简要地说了去肖那儿的情况，最后犹豫了一下。还是将肖要进京的想法说了。在她看来，这应该是一种正常的行为。不是叛卖，不是投机，也不是阴谋诡计。一号听她说完了，冷冷地说：他要怎么样，现在已经不重要了。为了挽救革命，挽救党的一批宝贵财富，也为保护我们的军队，保证“12．26行动”顺利进行，我们决定立即处决肖！
听了一号最后这句话，她如同五雷轰顶。她问一号：你说处决……是什么意思？
一号说；处决就是处决。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她再看看其他几个人，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看来在她到来之前，他们已知道了这个决定。她仿佛自己将被处决一样恐惧起来。她努力平静地问：这是谁的决定？
一号说：这是革命事业的决定。
她说：不能再有别的方法吗？你昨天晚上不是说，可以把他关押起来，等行动完成以后再说。
一号说：这是最新的也是最后的决定。这个决定已不可能改变了。希望你不要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我再声明一下，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必须无条件地服从“12．26行动”的一切决定。我们都没有别的选择。我不希望再有第二个人被处决。
她一直在颤栗着，整个人恍恍惚惚，仿佛在一场可怕的梦中。
商议之后，决定处决行动在当天夜里执行。为了防止内进京，让她立刻返回肖家，表示愿意与肖一同进京，然后找理由拖延一天的时间。执行者由钟担任。一来他熟悉肖家的环境，又不会引起内的怀疑。二来他是作战保卫部部长。因为肖家那个大院人多眼杂，空间又狭窄，执行的人不宜多。处决的工具用手枪。一号从他的军用挂包里掏出一只布包。他打开布包，里面是一支锃亮的手枪。他退出弹区，给钟看了看，里面有六粒金灿灿的子弹。一号说：这是一支苏制六九式手枪，性能很好。散会以后，有一辆车来接你去一个地方试枪。一号说着，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小盒子弹说：这是给你试枪用的。近距离射击，准头是次要的，主要是习惯抠扳机。任务完成以后到指定地点乘车返回，立即将枪交给我。最后，这件事我们每个人至死都不能说出去。如果发生意外，被人抓住——一号望着钟，很少有地带了一些情感地说——你只能说是你自己的决定。以后的事会有人帮助你的。你如果说了别的什么，结果反而对你不利。也对大家不利。一号将弹区推进枪柄，用包布擦了擦枪，抹掉自己的手迹后递给钟。
钟一直什么也没说，他接过那支崭新的苏制六九式手枪，又拿过那一小盒子弹，看了看，盖上盒盖，然后，将这两样东西塞进自己军用大衣的口袋。她看见钟的脸上突然有一种苍老了的神情．在此之前，钟也组织领导过几次大的对抗性行动。抢xxx大楼广播站，冲击某次批斗大会，夜袭某大学并绑架了那三个著名的“小三家村”成员．那时，他总很轻松，脸上洋溢着英雄光彩，还常爱在行动之前喝一点啤酒。那时，中学生还很少喝啤酒的。
一号安排完处决的事情后又说：这次“12．26行动”的名单增加了一些，本来准备分两批进行。现在，怕夜长梦多，将两批合在了一起。这给我们的工作增加了困难。但我相信我们能克眼一切困难，坚决完成任务，哪怕献出我们的生命。
她听见第二批名单中有自己的父亲，还有几个她熟悉的人。
一号说：这些人经过有关方面的审查，历史上没有任何问题，解放后也没有重大错误。他们当中有的人也许是你们的亲人，也许是你们父辈的战友、领导或部下，但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都是我们党的财宝，是革命的财富。过去，他们是打江山的功臣，今天，他们是挽救我们伟大事业的中坚力量。
她来日本前夕，正是父亲第一次患脑血栓。那时，她一切手续都办好了，机票也订好了。她到日本是极偶然的，就像一个盲流随意扒上一列火车。那时她刚刚离了第二次婚。第二任丈夫和她在一个单位，离婚前巳将她生了一个不是他的孩子的事嚷得出天下都知道了。这话是从她自己嘴里说出来的，她已无意辩解，也无法辩解。因为他还弄到了一份他不能生育的证明。唯一能为自己洗刷的方法就是如他所说的——去作亲子鉴定，她也无意为之。一次，在大街上偶尔遇见当年知青组的一个叫莫老爷的男生．当时，因为家庭的历史问题和自己的现行间题，也被磨掉了几层皮，二十刚出头，就像一个小老头一样了。一年四季戴一顶破草帽，腰间扎一根草绳。这次见了差点认不出来，头脸油光水滑，一身挺直面服，连眼光也变得热情又单纯。他说他很忙，但一定要请她吃一餐饭，说着就拉她径直走向最近的一家大酒店。落座后极内行地点了几个她听也没听过的莱。他说他现在在日本。他没有赶上恢复高考后的最后一班车，沮丧之中投奔了日本的一个亲戚，现在已加入日本籍，在一家什么株式会社做对华贸易。已有了自己的房子小汽车，娶了一个日本籍的华裔姑娘，据说是属于清皇室叶赫那拉氏家族的。这次回来，是想定购一批竹木方便筷，顺便了解一下有什么合适的投资项目。他又像自得又像自嘲地说，做一个外国人真好，那些原来只把鼻孔对着你的人，现在像狗一样用着你转。听她说了她的经历之后，他说，你如果想去日本，我可以帮忙。
事情就这么开始了。那几年去日本很容易。他回日本后给她寄来一份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经济保证书，一份东京都某日语学校的表格。几番信函往来，然后办护照，办签证，将仅剩的一点家当卖了几千元人民币，然后再换成日元．当时，这笔在大陆上够用两年的款子，变成一个巨大的日元数目之后，只够在日本一个月的吃住。当她惶惶然落在东京羽田机场时，觉得自己像一个将一生都输得干干净净的赐徒，走上一条茫然虚空的不归路。行前，她回家向父母道别，那时父亲的病月已得到控制，医生说，调理得好，会很快恢复的。但她知道，父亲永远不会恢复的。那个驰骋疆场枪林弹雨的父亲不会再有了，那意气风发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父亲也不会再有了，只有一个坐在藤椅上发呆，每天只有吃药这一件唯一可做之事的父亲了。1976年那次重大的政治变动之后，年近花甲的父亲曾雄心勃发——用现今大陆上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来说，就是想再创一次辉煌。他又千起水利建设的老本行，作为全省负责水利建设的最高官员，他依然像当年打仗一样，收拾了一点行装，奔赴一个更大的水利工地。没想到疙疙瘩瘩曲曲拐拐地干了没两年，来了一个文件，让他休息了。他一生除了工作不会干别的。不会养花，不会面面写字，不会聊天，不会打太极拳，不会下棋，也不会写革命回忆录．没有什么朋友，所以也不会串门。父亲的脑血栓是坐在家里憋出来的。那天，她和父母都找不到什么话说。二十年来她已让父母操够了心。吃饭的时候，父亲突然独自咕咕哝哝地说，这一辈子打了很多仗，杀了很多人，后来想一想，只有跟日本人干仗这档子事还值得提一提。往后，这事也不提了……她本想说，日本人民还是好的，日本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今天的日本和从前的日本已经很不一样了……又发现这些话一点意思也没有，便埋头吃饭。母亲泪汪汪的，一边给她夹菜，一边说一些要好生照顾自己，不行就马上回来，跟日本人打交道要千万小心，日本人比美国人还坏的话。母亲家里好几个人都死在日军侵华战争中，一幢祖上传下来的房子也被日本人烧掉了。后来弟弟、妹妹、弟媳、妹夫回来了，才驱除了这凄凄切切窝窝囊囊的气氛。几个人争先恐后地向她预定着各种日本电器，帮她算着每次回来可以带几大件几小件。
她到肖家的时候已是下午三点多钟了。一段时间来市内交通基本瘫痪，满街跑的都是各单位自己扬着各种旗帜、贴着各种标语的卡车。卡车上挤满情绪激昂或神色庄严的人。许多人就站在驾驶室两边路板上，像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中攻打冬宫的布尔什维克一样。
肖的母亲说肖刚刚睡下，问她有什么急事没有。她说肖要去北京，不知道今天走不走。肖的母亲说，没听内说起去北京的事。正在这时，她听见肖在暗楼上喊她。肖让她等一下，他穿好衣服她就上去。肖的母亲看了暗楼上一眼，转身出去了。从肖的母亲那怜爱又无奈的眼光中，她似乎看见了对她打扰了儿子睡眠的不悦。她一下恐惧起来，几个小时以后，这个温和慈爱的母亲就要失去自己的儿子了，而暗楼上的那一个对此一无所知、对她也毫无戒备的小伙子——一个半年来和她日日夜夜战斗在一起的战友，就要在几声枪响之后倒在血泊中。她一下党得自己卑劣又阴险，像电影中诱捕地下工作者的特务，而且是那种叫人恶心的女特务。恐惧”和自责之中，她几乎要转身进去。这时，肖已穿好衣服从暗楼上探出身来让她上去。
肖问她有什么事。
她说；你能不能和我们一起参加这次行动？
肖说：我昨天晚上已经表明了我的观点，我不会收回我的观点，除非你们能用事实说眼我。
她说；如果我求你呢？
肖有点奇怪地看着她说：你为什么要求我？．
她说：我父亲也在这次行动的名单中。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直接地说了。
肖说：昨天宣布的名单中，好像没有你父亲。
她说：今天又增加了一批。
肖想了一会儿说：如果你相信你父亲是革命的，那么就应该让他接受革命的检验，在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中经受洗礼。你要相信，毛主席党中央革命群众不会冤枉一个好干部。如果你父亲确实已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你应该和他划清界线，在革命的大是大非面前站稳立场。，不能因为私人感情做出对革命不利的事。这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她说：如果这是一次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行动呢？
他说：我感觉不是。毛主席要每一个领导干部都到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中去，是接受考验，不是逃避，更不是用这种不光明正大的方式去逃避。你如果认为你是正确的，不带个人私心的，你可以去。我不会去，我的决心已定。
她绝望了。她明白自己不能说服肖，再这样论争下去，自己还会被肖说眼的。她想起一号的话，“不希望有第二个人被处决”。也想起了父亲，她实在不忍心看他每天被别人像猪狗一样拖来拖去，在黑压压的批斗会上，被人骂，被人踹，一整天一整天低头弯腰地站着。这时，她突然强烈地希望这一场革命，这一场被自己矇矇眬眬中渴望了多年的革命，像一场戏一样落下幕来。观众散去，重新又是从前平静的一切。她努力想从自己从前的阅读中找出与自己眼下的处境相同的故事来，让自己有个学习的榜样。竟然找不到。唯一有一点相似的，是亚瑟在革命与父亲——主教蒙泰里尼之间的选择，他最终选择了革命。但毕竟蒙泰里尼是个坏人，是个残忍又虚伪的家伙，尽管他对亚瑟也有很真实的父爱，但他最后杀害了亚瑟。父亲绝不会杀害自己，哪怕她与他作斗争，他也不会杀害自己。自己的父亲不是坏人，他出生入死打过江山。
她问：你一定要去北京吗？
肖说：要去。
她问：什么时候去？
肖说：晚上。晚上八点钟有一趟火车。
她说：我想和你一起去。
肖有些奇怪，问：为什么？
她说：我也想了解一下，毛主席党中央是不是知道这一次行动，同不同意这一次行动。
肖想了一下说：你最好不去。
她问：为什么？
肖说：如果这次行动是正确的，我会马上通知你。我从北京给你打长途电话，或拍一个电报，那么你留在这里可以起很大的作用。你对名单上的人要熟悉一些。
她说：我一定要去呢？
肖犹豫了一下说：那就去吧。
她从肖的眼睛里看出一丝温和与喜悦。
她说：我还得回家一下，我们能不能明天一早出发？
肖说：来不及了。我们得越快越好。我们吃一。点东西，马上出发。没有车，我们要走到火车站去。
她说：不吃饭了，我马上回去拿点钱，拿几件换洗衣服。
肖说：我等你到六点半钟，你要没来我就走了。你可以直接去火车站，我在右边那块大语录牌下等你。
她莫名地兴奋起来。她想，肖的提前赴京，会使他躲过这一次处决，她自己也无须承担什么责任。如果尚进京后，得知毛主席党中央是知道并同意这次行动的，他是会认错的。肖是一个说话算数的人。那样，他还会回到战友们身边。一切的不愉快将过去，这次恐怖的处决也会过去。
离开肖家时，她对肖说，她直接去火车站与他会合。如果到时没见到她，他就先走。
冬天天黑得早，五点多钟，已经一片昏暗了。
她刚刚走出肖家那座大院；斜对面公厕里出来一个人，穿着一件蓝色短棉猴，竖起衣领，戴着口罩，走到她跟前悄悄叫了她一声。她一者是钟，几乎要瘫软了。钟把她带到公厕旁的一条小巷。钟间她情况怎么样。她嗫嚅说，肖今天晚上去北京，没有办法留住他。钟说，好，你可以回去了。
她站着没动。
钟说：一号想到了这些，让我提前来了。你可以回去了，这里再没有你什么事了。
她依然没动。她终于说了：能不能不这样做？我觉得，肖的动机是好的。她急急地将刚才肖对她说的那些说给了钟听。
钟说：来不及了。这件事不是我们几个人之间的事，也不是我们司令部内部的事。我原来也没想到会这样严重。来不及了。你赶快走开，以后的事与你无关了。这样也好，你可以不在现场。
寒冬中，她的牙齿打得“磕磕”直响，浑身像筛糠一样抖嗦。她说：我们三个人都去北京。我们一起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这件事。
钟说：你怎么还这样幼稚、你以为这件事能对北京说么？如果能说的活，怎么会弄到非杀人不可的地步？
她抖嗦得更厉害，半天才问道：你是说，这件事是瞒着……做的？
钟说：事到如今，我们都不需要刨根问底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钟的声调苍凉又绝望。他又说了一句；北京那个人已经糊涂了，你还没有看出来？他把我们都逼到了死路上……
钟说完狠狠推了她一把，让她赶快离去。她急匆匆地如病魔一般跑了起来。她听见自己嗓子眼里发出一阵阵奇怪的呜咽般的声音。
处决的详细经过，是在以后长达一年多的讯问、审查、揭发、批判中才全面了解到的。其实极简单。
她离开之后，钟决定就在肖家外面执行处决任务。一是大杂院人多，不易下手，二是怕被人认出。大约六点半钟（这个时间是她告诉钟的），肖背了那只军用挂包从大院里走出来。没想到有一个老头也跟着出来了．肖站在门口，和那个老头说了几句话后，便分别朝巷子的两端走去。肖走得很快，前面不远是一家亮着灯光的小杂货店，再走出去就是一条热闹一点的小街了．钟已来不及追上去贴近肖，便隔了十多米朝肖开了一枪。肖被击倒在地。冬夜里，枪声在小巷里极响。马上有人从门里探头出来看。钟急忙跑到肖的跟前，对着在地上挣扎的肖的心口又开了一枪。此时，又有好几家的人跑出房外来。钟便在一片惊呼声中趁乱跑掉了。
肖被枪击的第二天一早，全城便刷满了大标语：“严惩杀害我革司勤务员肖xx的凶手”、“为我革司战友肖xx报仇”、“坚决反击屁司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攻倒算”、“血伍要用血来还”、“革司战士愿以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许多标语上，还用鲜红的颜色涂上斑斑血迹的形状。而造司及其他组织则纷纷刷出《严正声明》、《坚决辟谣》，“警惕糠司一小撮发出的武斗信号”之类的标语大字报。那天果然发生了一些武斗，特别是她那所中学，被压抑已久的肖那一派的同学，将本校造司所有的组织砸了个稀烂，两边都伤了一些人。
经过一个漫长的恶梦之夜，第二天早上，在昏昏噩噩中，她听见大街上广播车在呼喊为肖报仇的口号，便在被子里如呕吐一般地痛哭起来。
肖没有死。钟的第一枪打在他的大腿上，另一枪击穿了左肺叶，离心脏三四公分。一倒在地，他立刻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那时他还清醒着。街坊邻居闻声出来，见是肖，赶忙叫来了他的父母。他对父母说，不要离开他，有人要杀他。他没有说是谁要杀他。以后便昏迷了过去。一直昏迷了一个多星期。他的父母将他送进医院，医生立刻为他动了手术。肖的父亲从工厂里叫了几十名同事，日夜守护者肖的病房，不让任何人接近肖。
一号和革司司令部当天夜里就知道了肖没有死。一号派人到医院探听了消息，得知肖正在抢救之中，人还昏迷着。他一方面将已经准备好的标语口号刷出去，一方面向有关方面请示，提前执行“12．26行动”，同时严密监视医院，伺机执行第二次处决。无奈那一帮工人们看守太严，没有机会下手。
她是第三天才知道肖没有死的。那天从早上起，她就一直高烧、痉挛、说胡话，也送进了医院。钟来看她时，告诉了她肖没死。她本木地盯着钟，觉得自己还是在高烧的梦幻中。钟以为她没有听见，又说了一次肖没有死。她一下觉得自己清醒多了。同时，她也看见了钟很古怪很怕人的笑容。钟后来说行动提前了，就在今天夜里。因为她病了，就不要她参加了，他们会照顾好她父亲的。她和钟握手道别。她久久地望着钟，似乎觉得钟也要离开她了。她和钟握着的手在’互相告诉，他们都为肖的没死感到释然。她呜呜地哭了起来。钟在她哭的时候离开了病房。
“12．26行动”经过紧张调整，提前了两天执行。一切顺利。名单上总共四十三人，除两人病重住院，两人未被抢出，其余全部“押”往一个秘密地点，但是，他们很快就看见了这次行动——这次付出了那么大代价的行动——几乎是毫无意义的。他们太低估了这次运动的时间与规模，以为躲上三五个月一切便会过去，以为偌大个中国总还有几处刀枪不人的世外桃源。他们也太低估了这场运动对人的震他与威慑。到了那个秘密保护地后不久，一些被保护者自己提出来要回到群众运动中去，接受群众的批判，触及灵魂，检查错误，改造思想，重新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有些甚至指责那些保护者实际上是将他们进一步推向人民的反面，与毛主席党中央对抗。不久，中央来了文件，要求部队支持地方左派，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紧接着，那些原本以为身在世外桃源中，能如水浒中柴进那般收容各路落难好汉的侠义之士，自己也被打倒或撤换了。
肖在医院里躺了二十多天，终于活了过来。但那条腿痛了。他的腿骨被打碎了一截，从此变短了，也变硬了。没等完全康复，他便躲得不知去向。很久以后才知道，他去了西南一个很偏僻的林场，直到调查这个案子，才被有关机构多方查找捕了回来。令人不解的是，肖自从被枪击后，从未对任何人说起过“12．26行动”及自己被害的实情。直到后来在学习班里自来覆去地诱导威逼才彻底交待清楚。有一段时间，他成了英雄，有一段时间，他又成了狗屎。后来成了既不是英雄又不是狗屎的受害者，也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牺牲品”。
钟是在那一位部队领导人被撤出来后被捕的。钟自始至终只说这次处决是他独自一人的事，甚至还编出了他和肖是情敌这样的故事。当时，一号也已被捕，也供出了自己的决策者，但因钟的坚持，加上一号家里上上下下活动，他只关了一年多便放了，没有给他什么政治的或刑事的处理决定。钟是在市里成立革命委员会的那一年正式被判刑的。先判了死刑，后来改判十八年。
她则在对这个案子长达一年多的调查审理中，前前后后进入过许多地方——看守所，监狱，各种隔离式学习班……然后，身心憔悴地到了乡下。由两个专案组的人把她押下去的。
从此，她和肖、钟——这革命又浪漫的三套马车再没有见过面。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常常在梦中见到他们，恶梦或者美梦。后来便渐渐淡忘了。没想到，近三十年后这个雪天的早上，她又将这一切清清楚楚地记了起来，比昨天、前天刚经历的事还记得清楚。她想，这些往事，怕是已刻在骨子里了，年岁愈大，那刻痕愈清晰。
她如醉酒一般，被一种浓浓的乡愁浸润着。她决定回国一趟。来日本后，从第四年起，她每一两年也回去一趟。那主要是看看父母弟妹，给父亲带一些日本的药，给弟妹们带一些他们期盼的各种物件。当然，还带一些钱，补贴休息后生活日益窘迫的父母。父母则把这些钱分一些给弟妹们。有一次；她在日本读到大陆上一些乡下女孩到特区卖淫，将所赚的钱寄回家中补贴家用，她觉得自己也挺像她们的。
她回去后总是待在家里，哪儿也不去，也不见什么老友熟人，像一个见不得人的潜逃者。
八十年代末，她嫁给了小岛。小岛人不错，起码比她那两个前夫强。也比她在大陆上见到的许多男人强。这世界的事颠颠倒倒的，当她和许多女孩在大陆上头戴军帽腰扎武装带挥拳顿足叱咤风云的岁月，日本女性正是最温驯可人的时候，就像在电影中看到的那样，低眉顺眼跪在门口迎候丈夫，然后轻柔说一句：“您回来了。”当她和她这一代铁姑娘们被折腾得灰头灰脑心力交瘁，一个个都忙着寻一个安全的小窝躲起来的时候，日本女性又史无前例地疯张起来。所以小岛对她说，中国女人温柔、专一。小岛的前妻因为有多次婚外恋情，终于与小岛分手。
就在这个雪天的早上，在那很温馨的中式床上，她决定了春节回去。日本有许多节日，却唯独没有春节。因此，来日本的十年中，她很少能在春节的时候回家。给别人打工的时候，没有假。自己有了公司后，又没有了空。她不明白，这个和中国同文同种的民族，为什么没有把中国最美妙的这个节日学了去．
一个多月以后，她回到了家乡。
小岛说想和她一起回来，她拒绝了。她倒是想带儿子回来，儿子又不愿意。他说寒假期间已和同学约好去北海道滑雪。和小岛结婚的第二年，她将儿子接来日本。在日本的几年，最折磨人的是思子之苦，为了他，她不知偷偷哭过多少回。富裕与文明对孩子有一种天然的诱惑力。几年间，儿子已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日本男孩，对大海彼岸的事情已全然没有兴趣，甚至连中国话也不愿讲了。这常常刺痛她的心。有一次他的同学来聚会，她对他说个什么事，他压低嗓子说，妈妈你不是会说日语吗？儿子和小岛说话的时候比和她说话的时候多。小岛没有孩子，所以很喜欢他，把他当自己的儿子一样。近两年来，儿子已不太会说汉语了。那次她正在看一部中国控诉日本侵华罪行的纪录片，一个衣衫破旧的老农民撩起衣眼，让记者看他背上一块深赭色的伤疤。儿子从旁边过的时候用日语嘀咕了一声。她听见了，儿子在说“真是恶心人”．她的脸一下子红了．她很想骂他几句什么，气都冲到嗓子跟了，才发现不知该骂他什么好。
父亲已是第三次脑血栓了，一边身子已完全不听使唤，脸口也有些歪斜，说话嘟嘟哝哝，吃饭滴滴嗒嗒，大使小便都管不住。每次回来她都会伤感地想，这怕是和父亲最后一次相聚了。她一直没有对父亲说她加入日本簿的事。
父亲一再生气地追问她为什么不带儿子回来。她搪塞说儿子学校有事。她许诺暑假一定带儿子回来看他．她想，还是让父亲保留一个记忆中依偎在他膝间，听他纵横捭阖的外孙吧。
几天后，她和弟弟妹妹一起去看了她们家原来的住所，三十年前的那一幢苏式宿舍楼已很破旧了。原来她们一家住的那一层楼，已住了三两家，每一个角落里都塞满了杂物，走廊里放着扫帚和簸箕的地方，她记起来，是父亲当年放黑牌高帽的。那时走出没别的东西，这两个物件便特别触目．他们没有再进到里屋去，已经有一个妇人用警惕的眼光盯他们了。她和弟妹们出来，在门日照了一张像．
她又去了一次母校．那所中学已经全变了样。几幢两层的教室变成了一幢很气派的五层教学楼，只有操场后面的山坡上的一排平房教师宿舍还是当年的。再往上又新建了几栋那种方盒式的宿舍楼。食堂是原来的，当年还兼作礼堂用，曾有许多次批斗会在那儿召开．先是她和她的战友们斗别人，后来是别人斗他们。操场上空空荡荡，积满了被踩得很出的残雪。她曾在那儿跑过，以过，做广播体操．那时她扎着两束丰满的短辫。操场旁边的那一洞砖砌的墙报栏还在，贴着一些被雨雪浸湿的庆祝元旦的地报稿。三十年前的那个初夏，她和肖、钟经过一个激越的不眠之夜写出的那篇战斗宣言，就是贴在这个地方．
操场旁边的两道上，偶尔走过一两个教师模样的人，都已不认识了。
那天下午，她决定到肖家去．那天是正月初一，她特意选定这个对中国人来说是最隆重的日子去肖家．她知道，这是她这次回来的最重要的原因，也是冥冥之中纠缠了她许多年的一笔孽债。她寻了许久，寻到了肖家的那条小巷．那条小巷已被拆掉了大半截，拆掉的地方正在盖一片楼房，四处都是断壁残垣泥水砖石。肖家那所大院居然还在，居然还是三十年前的那个模样。她匆匆从门口走过去，远远地站着，百感交集。她不知道肖是不是每天还从这个黑乎乎的院门里进出，肖的父母不知还在不在，如果还在，也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印象中，他们那时都已很老相了。站了许久，她终于鼓起勇气朝那个门走去。从那个黄昏之后，她再没有来过这里，也没再见过肖。她不清楚肖对这件事究竟知道多少，对她在这件事中扮演的角色究竟知道多少。当年，她几次想去找肖，对肖陈述一切，但一直没有机会，也没有勇气。
她走进那座大院。一切都还是当年的样子，只是更暗了一些，更胜了一些。走道上，有些煤炉换成了液化气炉。她问一个在房门口择莱的老太太肖家还在不在这里住。老太太说消已经不住这里了，现在是肖的弟弟住这儿，一早他们两口子带着孩子走亲戚去了。肖现在在一所小学，当了副校长了，去年刚分的房，把他母亲也接了去。肖的父亲已去世多年。她问是哪个小学，老太太叫来屋里一个中年女人，那中年女人告诉说是哪个小学。问完后她还是走到第三进天井肖家的楼下。她抬头望了望，觉得最后一次爬上肖家好像就是昨天的事。
第二天，她找到了肖的那所小学，又在小学附近的一条小巷找到了肖的新居。
肖来开的门。他几乎是一个老人了，头发花白了，干瘦，在家里还穿着一件厚厚的棉袄。他没认出她。她说了她是谁。肖想了一想，才猛然记起似的，慌乱地让她进屋。就在走向小客厅的那对沙发的几步路中，她看见肖的腿瘸得很厉害。这时她才真切地听见了三十年前的那两声枪响。
肖待她坐下，又慌乱地去沏茶。肖问她是怎么寻到这儿来的。她说她去了肖原来那个大院。肖说，那个院子马上也要拆了。她问肖的母亲，肖说母亲在屋里睡着。天冷，母亲身体不好，没有起床。她又问肖的妻子和孩子。肖说他妻子上班去了，妻子在一家商场做营业员，今天是中班，到夜里八九点钟才能回来。有一个孩子，是男孩，十九岁，在读技校，平日住在学校里，星期天才回家。今天是跟几个同学看一部什么刚上演的美国片子去了。
大年初二，肖的家里没有一点年节气氛。客厅中间有一只煤炉。但屋里依然很冷。她说很多年没有在国内过春节了，觉得不像从前那么热闹。肖说不让放鞭炮了，又没兴致弄什么吃的，各家各户的人也少了起来，所以比原来冷清多了。
肖很拘谨地问起她的情况，她简略说了一下。听说她在日本有一家公司，肖一下兴奋起来，忙问她的公司做些什么，然后说自己的学校办了两个校办工厂，他就是负责校办工厂的副校长。这几年校办工厂很不好办了，没有好项目，没有资金，老师们的奖金、福利、住房又都指望着校办工厂。他很认真地说，她要有条件，有机会，一定关照一下他们。
她很想和肖谈往事。谈谈那次扒货车，谈谈那全市第一张红卫兵宣言，谈谈被打成野心家反党小集团。甚至谈谈那次“处决”，和“处决”之后各自的遭遇。但尚却-直在谈他的校办工厂，谈它们几年前的兴旺，谈它们这两年的艰难，然后又询问起她的公司在中国有没有投资意向。他说他们教委还有一个大公司，如有大的投资项目也可以和教委那个大公司合作。
后来，她问起了钟。削很吃惊，说，你没有跟钟联系过？她说没有，她跟谁都没有联系过。肖说，听说钟现在在南方，生意也做得很大了。八十年代初钟来找过他一次，那时钟已出狱一年多，他坐了十二年牢，提前出来了。她问钟对他说了些什么。肖说，说来说去，也就是那些事，那些事在当年审查时已翻来覆去折腾了多少遍了，我现在想都不愿意再想它，大家都是受害者，不存在谁对谁错谁向谁道歉的问题。肖说钟当时还没有正式工作，准备和离休的父母一道回陕西老家去。几年以后，好像是八四年或八五年，在街上碰见过钟一次，钟说他已在一家部队背景的公司里面做，父母亲也没有回老家。肖说最后一次见钟是前年，在中央电视台办的一个体育晚会上，钟以一个什么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向某足球队捐款，很大一笔钱，几十万还是几百万。钟还讲了话，说自己少年时就做足球梦，中学还当过足球队长，是一个很棒的前锋，然后足球队送了钟一只全体队员签名的足球。
可以看得出来，肖的生活依然不富裕，家里的民设，在她出国前，大陆一般人家就有了。她突然想给他一点钱，又觉得这样做有点欺侮人，似乎想轻易地将三十年前的那一笔孽债洗刷掉，但她实在想不出别的什么办法来表达自己的心境。她惶惶然像做坏事似的几次将手伸进口袋也没敢拍出来。后来谈起了肖的母亲。肖说母亲一生为他吃了很多苦，特别是那次事情以后，多少年没过安神日子。现在刚刚好一点，又落了一身的病，母亲没有正式工作，看病吃药都得自己掏钱。母亲一生俭省要强，大病小病都不愿看。入冬以来一直不好，怕打不过今年的。她到肖家来之前，最害怕的是见到肖的母亲，进门后听肖说他母亲睡着，才宽松一些：现在听肖这么一说，便想进屋去看望一下。但肖极力阻拦，说母亲眼睛已看不大清楚人了，屋子里空气也不好。这时她便将口袋里的十万日元拿了出来，说给伯母找个好医院看看。这笔钱她原本想留给弟妹，在父亲有什么不测时用。肖一看这么大的数字，一下都惊呆了，连忙推还过去。她说日元面值大，这其实没多少。肖说不管多少我也不能要你的钱。她说这是我对伯母的一点心意……她说着，眼泪都快出来了，她差一点就要像日本人那样跪下去说一声实在对不起。正在他们推推扯扯的时候，有人敲门，肖去开了门，门口站了两个中年男人，忙匆匆地要肖到楼上哪个老师家去打麻将。肖说家里来了客。那两个人便说我们在楼上等你，快点来。在肖和那两个人说话的时候，她把那十万日元压在茶杯下面，走到门口向肖告辞。肖挽留不住，便锁上门去送她。
肖一瘸一瘸地下楼，一瘸一瘸跟着她。两个人都不知说什么话好。她知道，身边这个头发花白满脸沧桑的瘸腿男人，是三十年前那个睿智沉着正直厚道的风华少年演变而来的，但他已经不是那个肖了。不是那个在装满黄沙的货车车厢里，让她品尝到第一次少女春情的肖了，也不是那个让她肝肠寸断执意要进京向毛主席汇报情况的肖了．她明白了，当年那两声枪响，是怎样地轰毁了一个十七岁少年全部的信念与勇气，那种戏剧化的革命激情，是如何在那一瞬间化作了久远的恐惧与绝望。
她感到一阵苍凉，我们都太早地消耗掉了自己的热情与梦幻，因此失去了未来。我们又太快地忘记了过去，因此又失去了历史。我们孤零零地活在现在，活在眼前。我为我的公司，为我儿子的学业。他为他的校办工厂，为他老病缠身的母亲。
肖一直把她送到大街上有公共汽车站牌的地方。她不好意思说自己本想生出租汽车的，便上了一辆很拥挤的汽车。上车前，肖又对她提起他的校办工厂，让她尽可能地关照一下。
她在第二站便下了车，也没要出租汽车，朝了一个方向信步走着。
这个城市也不再是她当年的那个城市了。大街被那些庸俗又时髦的装饰材料包裹着，像日本电视剧里六七十年代的那些街景。她很想寻见一两块那种厚重古朴、用很漂亮的中国书法刻写的店铺匾额，但没寻到．那一年夏天，她和她的战友们曾满怀豪情又满怀义愤地将它们一块一块摘下来，扔到马路中央的熊熊大火中。许多年，当她在日本，在泰国，在旧金山，菲律宾，甚至在南太平洋一个闻所未闻的小岛国上看见这种匾额的时候，才痛楚地感觉到那一把火烧掉了什么。而在大陆上，没等人再去刻写它们，那些花里胡哨的塑料与金属便铺天盖地而来。一切都被很快地遮盖，一切都被很快地替代，一切都被很快地遗忘。
突然间，她觉得眼下比在日本更加空落。那时还有许多回忆，许多思绪，许多的怅然与不宁……这些用神的材料在这次回国中一下都被消费完了，像姨妈家那座壁炉，几束小小的木柴轰然烧尽之后，只剩下空洞冰凉的炉膛。从此，那些多年来纠缠自己让自己酸甜苦辣半夜梦醒转侧难眠的往事，如过年的烟花，放出一阵短暂的光彩之后，剩下一个微温的壳。再没有往事了，也没有了对往事的牵挂。因为往事也被这么轻易地消费掉了。因一次探访，因一叠日元，因一次没有回应的对话。没有了往事的人才是真正漂零的人。她发现自己也不再是三十年前那个永远在追寻着什么，等待着什么，对从前和未来都充满激情与爱的自己了。她只是一个叫小岛林子的日本女人，走在东京都的大街上，她和其他的日本女人没有什么两样。她会在那个岛国上渐渐老去，并最后死在那里，那时也不再有人会真正记挂她．原来，她还曾有失去祖国失去历史的空虚，惆怅与痛苦，现在连这些也失去了。大家都在活着，在一个物种繁衍的链条上如一个孤零零的链环那样活着。过去的一年，人们都在指责着日本忘记了历史，她想，我们就记住了历史了么？不论是光彩的，耻辱的，卑下的或辉煌的，我们还记得一点么？历史如果不在心里，不在情绪中，不在血肉深处的精髓之中，而仅仅是图片，是物件，是一段文字或故事，那它是和我们无关的。
一个叫小岛林子的日本女人在这种漫无边际的玄想中向前走着。熙熙攘攘的人群从她身边流过。他们一点也不知道她在想一些什么。
这个诗意的感悟是她在那个早上生发出来的．
那天是星期日，她醒得很晚。朦胧中发现室内弥漫着一片神秘的清亮。所有的光仿佛是从天上直接照射下来的．昨夜下雪了——童年的经验立刻告诉了她。只有下雪的日子，室内才会有这样的光亮。
她想爬起来看看窗外的雪景，又眷恋只有雪天才能感受到的这温柔如梦的被窝。她便一边想象着外面的雪景，一边紧了紧被角，蜷缩起身子——这些小动作与其说是抵御寒冷，倒不如说是下意识地重演过去的故事。好些年来，她已没有感觉到真正的寒冷了。
寒冷成了一种遥远又温馨的回忆。成了阅读中或屏幕上的一种意境。
她想起了外婆家后院中被积雪压弯的竹林；雪地上被兴奋的小狗踏出的一片梅花脚印；那厚厚软软的童话般的房顶；一夜间变得单纯又美丽的小街；小街上只有大大小小的孩子鲜亮又活跃地在那洁白的背景中做着各种雪天的游戏。还有姨妈家的壁炉．那是一幢白俄留下的小楼，她长成少女后，常常靠在那壁炉旁读俄罗斯作家的小说。读到那些有关壁炉的文字，便格外陶醉。只是姨妈家的壁炉很少有点燃的时候，一年中只有那么几天，如圣诞节，元旦或下大雪的时候，姨妈才将平日省下的一点木柴小心翼翼地架在壁炉中，省省地烧上那么一会儿，如同孩子过年放烟花爆竹一般。那时木柴是要计划的，按户口本每人每月一斤或两斤，小小一捆，如买一把小菜般转回家来。姨妈的户口本上只有她一个人，点煤炉都常常不够用。但姨妈总能攒下一些来。碰上春季街道上园林工人剪枝，便是姨妈的节日了。一生高贵的姨妈，会立刻换上一身粗衣，和那些街道上的婆婆妈妈一样，争着，抢着，远远近近一抱又一抱地将那些落满一冬灰尘的枝枝桠桠弄回家中，然后折成一尺来长，一束束捆好，码在那张很大的床底下，等待寒冷的日子到来。她觉得，在姨妈的眼里，壁炉是比钢琴、地毯、意大利式沙发床更有贵族风韵的东西。那时候，她父亲正指挥一个大水电站的建设，她母亲带着两个年幼的弟妹也去了。她在省城读书，便住进了一直寡居的姨妈家。姨妈其实是一个革命者，解放前在大学里就参加了地下党。姨父是姨妈的上级，解放后派驻国外，后来很神秘地死在那儿了。姨妈家没有留下任何关于姨父的痕迹，连一张旧照片都没有，如同这个人从来不曾存在过。姨妈也从未对她说起过她一生中唯的那个男人。
整个青春期中，她在姨妈家的壁炉旁读完了姨妈保存的全部世界名著。那主要是俄苏作家的作品。因此，在六六年那场大革命到来之前，她已完成了一个女革命者的理想与情操的教育。琼玛，薇拉·巴夫洛芙娜，卡捷琳娜，索菲娅，卢森堡……还有那些在冬天的泥泞中，幸福又自豪地跟随流放的丈夫运行西伯利亚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当然，还有安娜、冬妮娅、达吉雅娜这样一些又高贵又浪漫又富裕又纯洁的女性，她们都成为她的青春偶像。
六六年刚入夏，姨妈便在她的壁炉旁自杀了。壁炉里是一堆日记、信件、照片的灰烬。壁炉边是姨妈美丽的尸体。她从此离开了那幢白俄的小楼。那时，她刚刚开始她短暂的职业革命家生涯。
这是东京都今年的第一场冬雪，她在一片异光中，在轻柔舒适的被子里，半梦半醒之中，回到那些早已远去的岁月里。
丈夫一早就走了。他的一个大学同学升迁，几个朋友去新宿一家酒店庆贺。这一顿酒，一定要从早上喝到深夜，不醉成一滩泥不回家。日本男人平日大多兢兢业业、勤勤恳恳、规规矩矩的，但只要一沾酒，就全然是另一个人了。她没有成为十二月党人的妻子，倒成了一个“东洋鬼子”的老婆，而且连姓名也改成了地地道道的东洋婆子的姓名，这一点是她做梦也未曾料想到的。丈夫姓小岛，她姓林，便叫了小岛林子，她从前的名字在这块异国土地上如烟云一般消失得无踪无影。好在原来上大学时，一些朋友也曾叫过她林子，在校刊上，她还以“林子”这个名字发表过几篇散文，这总算留下了她一点过去的痕迹——或许在更名时，她已有意要留下这最后一点纪念。婚后第三年，丈夫、公公、婆婆让她加入日本国籍，态度很坚决。这可能与继承小岛家的巨额遗产有关。那正是八十年代末，她万念俱灰，痛哭了一场，变成了一个日本女人。虽然她知道，这是许多在日本的大陆人梦寐以求的事。
今年是抗战胜利五十周年，大陆上从一开年便说着这个重要的话题。但在日本，却很少见到这类字眼，只有中国留学生编的《留学生新闻》、《半月文摘》等发行量很小的华文报纸有一些这类的报道和言论。绝大多数日本人全然没这么回事一样。倒是对五十年前广岛长崎被扔了两颗原子弹的事作了很多文章，举行了很多盛大的活动。
她嫁给小岛时已四十出头，这是她的第三次婚姻。仿佛在那场革命之后，注定了她不再可能成为革命家一样，那场革命中的爱情也注定了她这一辈子不可能得到真正的爱情。她现在来想前两次婚姻已恍若隔世。有几次甚至连两个前夫的模样都怎么也回忆不起来了，只留下一些符号性的印象。第一个是一九七六年初夏，在乡下。那时，她对生活已完全绝望，嫁给他可以说是一种以自虐来寻求快感的行为。那是一个比她大八岁的老知青，大跃进时下乡的，已做了公社副书记。喜欢穿一身军衣，那是向乡下当兵的农村青年要来的，那种军衣绿晕晕的，脏了以后，很像村头那一坑刚刚沤下的农家肥。有一段时间，她也喜欢穿军衣，那是她父亲曾穿过的那种洗得泛白的黄军衣，卡叽布或斜纹布，高贵又大方，那种感觉很像许多年后的牛仔服，自从看到他穿军衣之后，她从此不再穿军衣了。此人贪吃，爱喝酒，喝了酒爱吹牛，不爱洗脚，性活动特别粗暴。为人很猥琐，特别是见了县里的干部。和他结婚不到一年就分手了。第二个是大学同学，一个看起来文质彬彬满脑子学问，但极其索然无味又孤芳自赏的酸人，性能力低下，她稍有一点不驯，他便身心俱萎又火气十足。他对她的二婚一直耿耿于怀，常常在两个都十分有兴致的时候冷不了提起这个话题。她和第一个丈夫没有孩子。她很奇怪，那个如种畜一般日日亢奋的男人竟然没让她怀上孕。她更奇怪的是，第二任丈夫一年中只有数得出来的三两次成功，却让她生了一个男孩。连那第二任丈夫自己也常常暗自思忖这孩子究竟是不是自己的。这个问题纠缠了好几年，最后导致分手。因为它折磨他几年之后，有一次他竟要带儿子去做亲子鉴定。她便说了，不需要做，那孩子是别人的。他这才如释重负。
第三次结婚不久，她和丈夫一起去大阪看望公公婆婆。公公说他年轻时去过中国，甚至到过她生活的那座城市，还顺口说出了几条老街道的名称。他说，那是支那战争结束的前一年，那时他正在一家军工厂做电气技师，年纪已近三十，满以为能熬过这场战争了，没想都快结束了，还是把他给征上了兵。公公一副很儒雅的样子，鹤发童颜，慈眉善目，说话慢条斯理，没想到竟是一个鬼子兵。她想，自己的父亲怕还和这位皇军打过仗吧。公公撩起和服宽大的衣抽，指着胳膊上一处稍稍凹陷的疤痕说，这是在那儿留下的。她想，也许在那纷飞的弹雨之中，那颗击穿了公公胳膊的子弹，恰恰是从父亲枪膛中射出的呢。半个世纪之后，这颗子弹冥冥中又将她引到那位中弹者身边，并让她成为了他的儿媳妇。这世界真是荒谬莫测又无可奈何。她再也不去接续这类话题。倒是那位老皇军又说了，听说你父亲也曾是一个军人，不知他当年在哪个战场？老皇军说这些，如同说在哪个学校读书，在哪儿做生意一样。她说不知道。她是真的不知道。后来她了解到，在日本，如她公公这般年纪的男人，几乎都有过当皇军的经历，如同大陆上像她这般年纪的人都有过插队的经历一样。
父亲和别的老军人不一样，他极少谈战争经历。记得一次母亲开玩笑说，他一生杀的人，够在阴间组成一个连的。父亲竟对这话恼怒起来。从此母亲不再说他杀人的事。不过，她怎么也想象不出来父亲会怎样杀人。他在家连鸡都不杀。
一丝凉意从脚头的被子缝隙中沁进来。这不是寒冷，只是雪天抽出的一丝丝意韵来刺激一下她的怀旧情绪。像来日本后常喝的一种温醇的米酒，只让你想象到一点后意，便在你嘴里消失了。
她已经完全日本化了，连母语也说不利索了。唯有那张床，不是日式的。今天的日本人绝大多数还睡地上。刚来日本那阵子，她极拮据，租了一间小房，家徒四壁，于是常去拣日本人扔的家杂。冰箱、彩电、桌椅箱柜都拣到过，就是没拣到床，一问才知道，日本人不怎么睡床的。结婚时，她坚持向丈夫要一张床，并且是中式床。丈夫迁就了她。但另外又布置了一间日式卧室，说是对付公公婆婆和一些爱挑剔的朋友。这样，丈夫在醉酒或别的什么情况下，便可尽情地睡他的榻榻米了。而这张中式床似乎成为她在异国他乡中的一块小小的祖国领土，维系着她那一片风情万种又多灾多难的大陆的最后一点联系，并让她在梦乡里不时返回故土。
所有的冬天，都变作浓浓的乡愁弥漫在她的四周。来日本十年，从未像今天这样牵肠挂肚地让人想念起远远阻隔在大海那边的一切。
乡下的冬天苍凉又忧郁。一个男生在雪地里空旷地唱那首俄罗斯民歌：茫茫大草原，路途多遥远，有个马车夫，将死在路边……她便会感到温暖又悲哀，感到心中淌下一片酸涩的泪。有一次她踩着吱吱作响的积雪到堰塘去挑水，她用扁担去戳开冰层，然后人也和扁担一起栽了进去，冰水顺着她的领口灌进去，沿着她已发育得很好但从来没有人抚爱过的乳房，流向腹部，流向大腿，小腿……如一盆滚烫的开水泼洒在身上，灼热，疼痛，还有一种临近死亡的恐怖与快感。昏暗中，耳鼓里响着巨大又古怪的水花声，让人觉得正沉入极深极深的海底。她奇怪她竟然很平静，似乎这是她期待已久的一个结局。她不记得她是如何爬上坡的，只知道后来她穿着铠甲一样沉重的湿棉衣，挑了两桶浑浊的冰水回去了。
知青组只剩下她一个人的时候，那冬天便孤独又绝望。一灯如豆的夜里，西北风虎狼一样啸叫。鹅毛大雪猖狂地从瓦缝中冲进屋来，飘飘洒洒落在屋子里的一切地方，把黑黝黝的屋内装饰得与野外一样洁白。雪落在被子上，被子变成了白皑皑的山峦。她如一只冬眠的田鼠，紧紧蜷缩在这山峦下面。那是一种透彻肺腑透彻骨髓的寒冷。她觉得自己已经蜷缩成一粒透明又冰凉的玻璃弹珠甚至只是一个透明又冰凉的灵魂。有一次她在这山峦下面躺了两天两夜，不吃不喝也不上厕所，犹如进入许多年后人们说的那种“气功态”。就在那昏昏然飘飘然的两天两夜中，她一直纠缠在两个男人之中，这是她一生中刻骨铭心的两个男人，至此之后，她认为她再也没有遇见过这样的男人了。
今天——以为已将这一切淡忘得干干净净的二三十年后的今天，在远离家乡，远离那间乡下小屋万里之外的东京都的一幢可以说得上是豪华的日式小楼里，在这寒冷已变成怀旧诗意的雪天，她又记起了在那山峦下的两天两夜中她所思想的一切。
在她姨妈自杀前的一个多月，她已经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了。这是她在姨妈家的壁炉旁阅读时冥冥期求了多年的夙愿。所以，姨妈的死在当时几乎未给她的心灵留下什么冲击。真正又回到姨妈死亡这件事上来，是几年之后。那时她自己也经历了死亡，并将死亡翩来覆去想过了好几次。她认为那是她一生中最让人侮痛的事情，无法补救甚至无法言说．她从来没想到去读一读姨妈这本书。这一定是一本让人迷恋又让人震撼的书。这本书也和姨妈那些信件日记照片一起灰飞烟灭了，如一个永远的神秘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
那年夏天，她和班上两位男生一起成立了全市最早的中学生红卫兵战斗小组。当时世人几乎都不知道这三个稚嫩新鲜的字眼，更没有想象到这三个字在数月后竟如原子弹的蘑菇云一般覆盖了整个的中国大陆并飘散到法国、美国、日本、香港、非洲及东南亚几乎所有对政治有兴趣的国家和地区，并在二十世纪的世界史上，甚至可以说是在几十万年的人类文明史上，刻下了一道深深的印迹。六月初的一个夜里，北京打来一个长途电话，是父亲一个战友的女儿．告诉她，她们成立了一个革命组织，以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消灭一切反对毛主席的人为最高也是唯一宗旨。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接班的时候到来了，不再只是唱唱歌。放下电话，她想也没想什么，便直奔学校，到男生宿舍叫出来两个男生，一个是班长肖，一个是校足球队前锋钟。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丝毫不加考虑地选择了这两个人作为自己开始职业革命生涯的战友。他们三个人在学校后山上的树林里密谋到半夜。她能告诉钟和肖的，其实只有北京那个女孩子在电话中的十几句话．但在那个时刻已不需要更多的话了。所有这一切，他们已等待了一生。所有这一切，在几个月来的报纸上电台上已讲叙得足够清晰。他们不是孩子，而是在一个浓烈的政治社会中成长起来的、对政治有天然的热情与敏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龄人．树丛里有蚊子，还弥漫着一片腥热的暑气，蛐蛐在令人紧张地叫着。他们庄重地分析着国内国外和校内校外的形势。她一点也不觉得自己幼稚可。笑．她的革命史知识很清楚地告诉过她，许多杰出的革命家，特别是女革命家，都是在与她差不多大小的年纪就开始了革命生涯的。
第二天清晨，校园的墙报栏里出现了一篇巨大的《战斗宣言》，覆满了平日六个年级的一长溜版面。《战斗宣言》通篇文字激昂尖锐，从国内到国际，从党内到党外，从历史到现实，从国际资产阶级到苏联修正主义……落款是xx中学红卫兵小组。在一些平日麻木不仁的人们看来，这篇宣言几乎有点危言耸听。在一些出身不好的老师同学看来，那简直就是一篇杀气腾腾的檄文。端了碗盆准备去食堂的同学和匆匆赶着上早自习的老师黑压压将墙报栏围了个水泄不通。大家都奇异地沉默着。她和肖、钟就站在人群中。她有些失望。她觉得不应是这种局面。应该是电影中一张传单贴上墙后，人们立刻炸了锅似的沸腾。哪怕是有些反对的声音也好，这样她就可以上前争论，大声宣扬自己的观点，争取更多的人们走上革命道路，一起冲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反革命局面。这句话是毛主席说的，当时许多人还不知道。她原先也不知道，是北京那个女孩子告诉她的。这就更让她感到时局的危险，如同化了妆的法西斯分子已经潜入并占领了整个城市一般。她感到一种革命者才有的孤独、兴奋与豪迈。
尽管这个“红卫兵小组”是秘密的，但还是很快被查出来了。老师们认出了是谁的笔迹．这份十几张纸的“革命宣言”，是他们三个人分头抄的，连做一个誓死不招供，保卫其他革命战友的机会都没有。当时，学校的运动还在校党支部的领导下进行——像此前的许多次运动一样，按省市委文件精神，按部就班地进行。她和肖、钟很快被定为“野心家反党小集团”。
后来的变化，凡是经历过那场运动的人都会清楚，每个人都在不断串演革命或反革命的角色，如一出长长的情节跌宕起伏扑朔迷离的电视连续剧。而对她和肖、钟来说，直到那次“处决”行动，才算告一段落。
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凭人们对以往多次运动的经验，三个风华正茂的学生无疑被判了“死刑”。奇怪的是，她却一点也没有绝望。钟和肖也没有绝望。他们坚决地认为，这只是一个戏剧性的开头。他们相信自己坚定的革命理想与大无畏的献身精神。他们对共产主义运动充满了毫无条件的信念。
在对这个“野心家反党小集团”进行全校批判、’各年级批判、高一年级各班批判的计划进行到第七天时，他们三个人潜逃了。她和肖潜往北京反映情况，了解运动进程。钟躲在这座城市中父亲的一个战友家，打探学校情况并与他们热线联系。
那一段如梦如巨的往事，许多过程，许多细节都如烟云般消出了，但她和肖潜往北京的经历却历历在目。躲过追捕（尽管这更多是想象中的），寻求真理，有生以来第一次与一个异性出门长途旅行，在紧张的革命中夹杂着纯洁又暧昧的情感（尽管这更多也是想象中的），这是她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境界。那是个炎热的初夏，他们没有办法像电影中那些地下工作者那样化妆：戴上大口罩，竖起大衣领，或围上一条过住半个脸的大围巾。他们不能坐客车，便爬上了一列货车。那几节敞口车厢装的是黄沙．肖事先打听到它的发车时间，俩人在夜里一点钟爬了上去，两点多钟货车出发了。她事先在街上买了几斤馒头，几块咸菜，用父亲的军用水壶油了一满壶开水，开始了她一生中最富于刺激性的冒险旅行。肖告诉她将沙挖一个坑，好让人藏得更低一些。因为紧张和激动，很长时间，他们都说不出什么话来。他们两人的沙坑相距一米多。这样，在喧嚣的列车行进声中更不便说话；她突然很渴望靠近肖。下半夜，往北的路上气温越来越低，迎面的风像江水的狗流一样，又顺着车厢里向背风的他们吹来。她将馒头和水递给肖的时候，肖问她冷不冷，她说冷。肯说，你看我。黑暗中，她看见肖腰以下全埋在黄沙中。肖说，又舒服又暧和，像软卧包厢。她在肖的身边坐下，像内一样也把自己埋起来。车厢晃动中，她的臂膀偶尔会贴上肖的臂膀。这是她长成少女之后，第一次与异性的肉体接触。尽管这接触是如此简单，但她却猛然感到了身子内部那奇特又剧烈的反应．那覆盖着他们的黄沙，在地的感觉中变成了一床神秘又温暖的棉被，这棉被可以让一个未曾做过新娘的女性生出任何浪漫的想象来。整整一夜，他们俩都没有再互相靠近。她等待每一个岔道口，每一次转弯，期求上天让她的臂膀触碰一下他的臂膀。每一次这样的接触中，肖那坚韧又有弹性的臂膀便将一种难言的刺激传递给她全身心。她感到自己两腿之间灼热潮湿，小腹如来月经那样隐隐疼痛，胸脯肿胀得发紧。风很尖利，但她依然能知道自己的脸颊是滚烫绯红的。许多年后，她有了真正性的经历，却发现那些所谓的高潮、快感，远远没有她在那节装满黄沙的车厢中所体验的强烈。她甚至认为，一个女人的兴奋与快乐，绝不在于肉体接触的部位与程度，而在于你对那个肉体的想象与敏感。第一次婚姻的新婚阶段，她常常想起列车上的那种感受，以致使她对已经到来的真正性活动非常失望．因为这神秘又暖昧的接触，她愿意在这列车厢上一辈子往前驶去。她既不感到饿，也不感到渴。几十个小时中，她一点也没动那些馒头和水。结果肖几乎将它们吃光喝光。快到北京的时候，已是第三天的下午。她在享受了一个女人人生中最长久最浓烈的高潮之后，有些疲倦了。她闭上了眼睛。沉浸在一种与革命毫不相干的意境中。忽然，她感到自己的头被一块什么布蒙住了，并立刻有一股浓重的汗味，直冲进她的鼻孔。她睁开眼，是肖的衬衣。透过衬衣纤维间的缝隙，她隐约看见肖深一脚浅一脚地朝车厢那一端走去，他走到角落边，又紧张地回头望望，开始小便。她这才想起来，上车之前，她和肖竟都忘记了这一件对他们来说是最为困难的事情。在当时的中学生中，有异性同学在场时，连说说这一件事都是极忌讳的。女生间偶尔邀约一起去上厕所，便会悄悄举起一根食指，邀约者和会意者便若无其事地一前一后地走开。现在，这个男生就在自己前方十几米的地方，做着这样一件会让任何一个高一女生惊心动魄的事情。革命真是一种奇特的力量，它能让平日许多不可能发生的事，平平常常地发生了。
到了北京，如同当年的革命青年到了延安．她和肖每日每夜都溶化在一片眼花缭乱与激动亢奋之中。他们四处奔走，像《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那样，凭着《国际歌》的歌声，你可以在任何地方遇见自己的同志。在这里，凭着“红卫兵”三个神奇的字，你可以在任何地方遇见自己崇高又亲密的革命战友。他们去看各种批斗会，辩论会，一连几个小时、十几个小时地抄录那些浩如烟海的大字报。他们抄录了许多毛泽东的讲话，还有那后来非常著名的《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她一边抖抖索索地抄着，一边痛快地淌着眼泪。许多年后，当她在大陆、香港、美国或日本见到许多少女为那些歌星们嚎啕大哭时，她便会想起那个夏天中，自己许多类似的经历。她曾这样想过，与其说是哭，不如说是一种青春宣泄。如同半大小狗要撒拨打欢满地滚一样。在那早早就变成了身负重任的共产主义接班人的生活中：实在没有大哭大笑大吵大闹的机会。那场充满戏剧性的革命；让成千上万的青春男女痛痛快快地扮演了一回痛痛快快的角色。那一次，她在东京一家最大的迪斯科舞厅，黑压压一大片少男少女如同开了锅一样在那儿一秒钟也不停地蹦着，跳着，挤着，撞着，使她一下子想起当年的天安门广场。那是世界上最大的一次迪斯科舞会。
从北京回到学校时，他们已成为了英雄。她和肖、钟成为学校红卫兵司令部的当然领袖。不久又成为全市中学生红卫兵司令部的负责人。那时都叫勤务员。省委在机关大院里给他们拨了办公室，配了十几辆自行车，还有两辆北京吉普。他们戴着半尺宽的鲜红袖标，主持过数万人的音师大会；指挥过全市最著名的租界区扫四旧行动；批斗过本省的“三家村”黑帮；还有那次规模巨大的“清剿省图”行动：成千上万册书被搬到图书馆前的广场上，浇上汽油，一支火把扔进去，一股巨大的烈焰“轰”地一声冲向天空。今年夏天，东京一家中文电视台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播出过一部长记录片。她看着半个多世纪前的纳粹青年所做的事和三十年前她所做的事竟那么的相似。他们也集会，也游行，也高唱革命歌曲、高呼拥护领袖的口号。他们也打人，也将犹太人的住房、店铺画上侮辱性的符号。他们也烧书。甚至，他们的臂膀上也戴着红袖标。他们的脸上充满神圣与热情的稚气。他们健康、漂亮，绝不是今天街道上所见到的那些小地痞流氓……她想，一九六六年，怎么没有人想起来给他们看一看这部片子呢。
她记得，在那一大片火海里翻卷的书籍中，她瞥见了几本她很熟悉的书。一年前，它们还是她的革命导师，现在它们就在离她的脚不远的地方默默挣扎、变黄、变焦，最后变成一只只大大小小的黑蝴蝶飞腾起来，那是一些她那么倾心热爱过的人物的槽灵．这一点使她在烈焰升腾的激奋中感到一丝恐慌和难受．但她很快就超越了自己。她已经是一代新人了．她是从它们的废墟上站立起来的一代新人，如同罗普雷夫、卡捷琳娜、琼玛、拉赫美托夫、保尔是从他们那个废墟上站立起来的新人一样。
肖和钟也是天才的领袖人物。从某种意义上讲比自己更优秀。他们坚设、勇敢、一往无前，具有令人倾倒的牺牲精神和严密的组织能力。而且，能极有分寸地控制个人的情感。即便是在今天的日本和美国，也会成为优秀的政客。算一算，他们当时都只有十七岁。今天十七岁的男孩，在大陆还要妈妈喊起床。在日本呢，正是迷恋名牌眼装摩托车的年龄。可当时他们——当然还有她——已经和毛泽东主席一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那天，毛泽东主席戴着和他们一样的红抽标，向天安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那一片沸腾的海洋挥手。她就站在离毛泽东主席不到十米远的地方，她觉得自己是站在一个新世纪的峰巅之上，她的整个人溶化在一种光辉灿烂的崇高之中。再往后，当省市的要人也经常参加他们主持的大会，和他们一起坐在主席台上，或派车来接他们去参加一些重要的会议，听取他们的意见时，她已经觉得这是很普通的事了。
肖和他们的分歧在那一场猛烈的夏季革命中其实已经初露端倪，但那时她以为只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观点之争，没想到后来发展成势不两立的生死决战。最开始的分歧出现在那副著名的对联上面。那副对联对今天的少男少女来说是遥远又可笑，但在当时是无人不知的。可以说，它是中国有对联这一文字形式以来，最著名也抄贴最多的一副。上联是：者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天生如此。她认为这是对他们三个“野心家反党小集团”的最好证明，是革命后代革命性的天然依据。可是肖却反对将这副对联抄贴出去。他说：如果按照这个逻辑，马思列斯，毛泽东周恩来，还有鲁迅，都天生的不是好汉，他们的老子都不是英雄。钟说；他们都已经成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革命导师，这副对联与他们无关。肖说：我父亲也不是英雄。她说：你父亲不是工人吗，工人阶级怎么不是英雄？肖说他父亲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人，不是英雄。在给资本家做工的时候也是本本分分的，从来没有和他们作过斗争。要不是解放，他父亲的愿望也是当一个小资本家，有一两台自己的床子，请上三五个工人。他说这是他父亲亲自对他讲的。
肖也不赞成打人，不赞成给老师戴高帽子剪阴阳头挂破鞋高跟鞋。钟便用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的语录来反驳肖。钟说：你看看电影里，土地革命时就给土豪劣绅戴高帽子了。肖说：毛主席就在作文章。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那时写的。毛主席后来不断地写文章，才有今天的雄文四卷，才有我们中国的马列主义……革命中，这样的争辩几乎天天都有。她有时同意肖，有时同意钟，有时站在钟一边，有时站在内一边。她喜欢这两个男生，她不愿意失去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而神和肖恰恰因为有她的存在，争论得更认真更激烈，最后总是以她特有的调和而偃旗息鼓。
在乡下，有一次她听见一位从远方来串门的女同学唱《山植树》。那怅惘的甜蜜，那忧郁的幸福，那在两个男性中不可定夺的徘徊与选择，让她听完以后哭了一场：“歌声轻轻荡漾在黄昏的水面上，暮色中的工厂在远处闪着光。列车飞快地奔驰，车窗里灯火辉煌，两个青年等我在山植树旁……哦，那茂密的山植树，白花开满枝头。哦，你可爱的山植树，为何要发愁……”为此，她相信了一个女性是会同时爱上两个男人的。
那时，她所爱的两个人，一个正在大牢里，被判了十八年徒刑。一个拖着一条残腿，还在警备司令部办着那遥遥无期的学习班。她自己则是在被关押审查一年多之后，送到这个全是有着各种各样问题的知青小组来。县里和公社都有专人定期到这儿来收他们的思想汇报与思想检查并进行一番尽情尽兴的训诫。像那些坏脾气的乡下人骂牲口一样。
那次处决行动也是在冬天发生的。
革命是一幕浓烈的戏剧，或者像毛泽东主席讲的那样，是一出威武雄壮的活剧。它将几百年内也不一定出现的事浓缩在了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中。正如这一年岁末她在日记中写的那样；“六个月来，好像一天那样短暂，一转眼便过去了。有时，又觉得这六个月像一个世纪那样漫长。这期间发生了多少惊心动魄又不可思议的事……”
对于她这一派红卫兵来说，一开场，便独踞舞台，排山倒海，叱咤风云。但一瞬间就将所有的高潮戏演完了。就像季节的温度。八九月份，进入白热化阶段，一人秋便萧瑟下来，到了初冬，竟很寥落了。那时，已出现了许许多多各种牌号的红卫兵。连几个月前那些战战兢兢的“狗崽子”们也扯起了各自的旗帜。这些五花八门的红卫兵中，有一支的实力与影响已超过了她的这一派。这一支雅称“造司”因反对省委，说省委第一书记某次重要讲话好个屈而俗称“屁司”。她这一派雅称“革司”，因支持省委，说这个讲话好得很而被称为“好司”，对立派也称其为“糠司”，由清末保皇党康有为转化而来。学生们放弃了那些反动学术权威的老头老太太或叛徒内奸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成年人们，自己互相兴致勃勃地干起来。对于这些青春男女来说，以同龄的伙伴来作自己的对手，似乎更有情趣更有意味，更能激起争斗的热情。
自从那一次与肖扒货车进京之后，她又多次去北京。有时和肖一起，有时和钟一起，有时三人同行。他们再也没有扒过货车了。每次都有联络员给他们安排得井井有条。有一次与省委的几位领导一起，还坐上了软卧。她很快就习惯了这一切。这便是革命的就力，就像那部讲十月革命的苏联电影，工人和水兵大大咧咧地踏进华丽的冬宫，痛快地挑逗那些平日为贵族们享用的裸体雕塑一样。但北京一次比一次地疏远了她。到了深秋，北京那最早的一支红卫兵已开始溃散。原先那个给她打电话的女孩已躲回乡下老家去了。她的父亲在深秋的寒风中站在某部的“点鬼台”上，你几个月前的资本家一样挂着黑牌戴着高帽。等她回到自己的城市的时候，发现父母弟妹也从那座大水库上回来了．父亲还是挂着黑牌戴着高帽回来的。那黑牌和高帽就在一进门的走廊上放着，随时出门随时带上。黑牌上赫然写着七个大字：三反分子林xx。那林xx是倒着写的，用红笔打着叉叉。这是几个月前，她和她的战友们给学校那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用的。这一切，她在北京时已预料到了。她又痛苦，又恐慌，革命不仅仅是浪漫，革命还是残酷。她一次又一次地强迫自己理解这一切。她想起许多年前母亲向她讲起父亲的一件往事：那年，乡下闹革命了，成立了农会，还有农会的武装赤卫队。父亲见那些和自己差不多大小的小伙子舞刀弄棒，臂上扎一条红布带，就向那个当赤卫队长的远房哥哥说，他要参加。赤卫队长对他说，你的伯伯是大地主，你去把他的头提来，我让你参加。当夜，父亲提来了他伯父的头，参加了赤卫队。那年他十六岁，差不多正是她现在的年纪。
那一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十二月初便下了第一场雪。白雪的背景下，整个城市变成一片艳丽的革命海洋。工人起来了，店员起来了，机关干部城市居民都起来了。游行的队伍举着各种字号的旗帜、横幅、领袖像，在一条又一条大街上，呼喊着各自的口号。林林总总的革命组织从临街的窗口伸出自己的旗帜，挂出表达自己观点的条幅，向楼下游行的队伍鼓掌或叫骂。高层建筑上有人往下撒着花花绿绿的传单。所有显眼一点的墙壁都穿上了一层又一层大字报的衣裳。没有一面商店的玻璃橱窗还能看得见里面的商品。传统的锣鼓鞭炮和现代的口号以及放着语录歌的高音喇叭在一条又一条街道上此起彼伏。一堆又一堆的人们在寒风中站在街边甚至马路中间激昂地争辩着一些最具体或最抽象的问题。偶尔开过的几辆大卡车，押解着各自的批斗对象匆匆赶往某个大会场……
在这样的城市中，她和她的战友们已不能像夏天那样，戴着他们的袖标，威严而又神圣地走上街头。他们已成为为数越来越多的群众组织的攻击对象。短短几个月，他们便失去往日人们对他们的那种尊从与敬畏。运动的矛头已经戏剧性地指向了他们，特别是他们的父辈。这是几个月前，在批斗黑帮反动学术权威地富反坏右的激情中，在大扫四旧的狂飙中从未想象到的一个转折。
一天夜里，她记得也是一个大雪纷飞的夜里，司令部来人接她去开一个重要会议。她坐的那辆吉普车走了很长的路，最后钻进一片树林。有人将她领进树林深处的一座大院。那是一座外面看来很普通，但里面却非常辉煌的大院。在一间不大的会议厅中，她见到了钟和肖，以及革司司令部的重要成员．一位没有被介绍身份的首长模样的人开始讲话。他很威严，首先命令大家不能做记录，一切只能铭记心中。不许向任何人透露这样一次会议及会议内容。然后他开始讲形势。美帝、苏修、蒋匪特务，正在准备趁中国文化大革命之机向我们进攻。一小撮社会上的阶级敌人也勾结党内的野心家打着红旗区红旗，准备篡党夺权改变我们国家的颜色。我们一大批党的好干部已列在他们的暗杀黑名单上面。有些已经被谋害或失踪。为此，我们将实施一个绝密计划，保护一批我们的革命干部……接着，他宣读了一份名单，总共二十多人。这其中大多数人，是大家都很熟悉的省市领导干部，他们几乎已经全部被打倒了。然后，他又再念了一遍，让大家一个一个地背下来，经过验证之后，他掏出火柴。将那份名单烧掉。最后，他向大家讲了如何实施这个绝密计划。他要求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以揪斗的名义，将这些人弄到手。抢也好，骗也好，绑架也好，总之不要向他们讲实情。然后，将他们秘密地送往几个地点。以后的事，就与他们无关了。不论事前事后，都不能泄露任何秘密。违反者，将受到最严厉的惩处。
大家很激动，因为名单上的好些人，就是他们的父辈。
突然，肖问了一声：“毛主席知不知道这件事？”
首长模样的人说：“是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做这件事。”
肖又固执地问了一声：“我是问毛主席知不知道这件事？”
首长模样的人有点愤怒了，他硬硬地说：“这是我们和伟大领袖毛主席之间的事，你不需要知道。”
她看见肖的脸一下涨红了。她知道，那是肖在愤怒或激动时的反应，绝不是恐慌或难为情。
但肖终于没再说什么。
这次行动定在四天以后，也就是毛主席生日这天凌晨一时执行。名曰：“12．26行动”。
会议结束前，首长模样的人带领与会者在毛主席像前宣了誓。
肖在会议上提出那个问题之后，她突然紧张起来。她不知道这是一次光荣的使命呢，还是一次可怕的阴谋。几个月来，她发现自己越来越丧失了判断力，常常处于疲惫与虚无之中。半年前的勇气与豪情已被瞬息万变朝秦暮楚的政治动荡摧毁了。
从那个神秘的树林中出来，革司与会的全体成员乘坐一辆民用救护车返回。临近城郊时，一号勤务员让司机将车停在一座树林里。全体人员下来，到林中部署具体行动方案。一号勤务员是另一所中学的高三学生，据说他父亲就是军队的一名高级干部。这是一个极有魄力又极有主见的青年，外表看起来又斯斯文文的，戴一副眼镜，瘦瘦的脸上从来没有什么表增。他讲了他的想法：二十四个人，分布在这个城市的各处，有的人已经在对立派组织的关押与监视之中。其余的人，也应尽快查明他们的住处及活动规律。然后需要二十四个战斗小组分头同时行动。战斗小组和司令部不能直接联系，也不能暴露自己的组织身份。司令部通过下属兵团的核心分子来指挥这二十四个战斗小组。现在在场一共七个人，每人负责三到四个战斗小组。
就在一号勤务员准备分配“劫持”名单时，肖突然说：我退出这次行动。
她记得很清楚，肖说出这句话后，树林里一下子静得可怕。每个人都能听得见自己的心跳，如定时炸弹的秒针上一样“咚咚咚咚”作响。
过了一会儿，一号冷静地说：不能退出。
肖说：革命要靠自觉，不靠强迫。
一号说：你宣了誓的。
肖说：我没有举手，也没有宣读誓词。
肖没有宣誓她是看见了的．当时，她和内在会议室外侧，当大家转身向内侧场上的毛主席像宣誓的时候，她和肖就站在了最后。当时她只是认为肖还在生那个首长的气。
一号说：你撒谎。我们每个人都刚刚宣过誓。
肖说：我从不撒谎，我最痛恨撒谎。这是我父母从小对我的教育。
一号刹时定住了。黑暗中，他微微转动了一下眼光，想寻求其他人中对肖是否宜了誓的说法．
她想了想说：他没有宣誓，我在他身后。
一号终于暴怒了，她从未见过一号这样。一号吼着：那你为什么要来参加这次会议？是来刺探情报吗？
肖说；我是被接来的。来之前我并不知道是一个什么会议。而且，到现在，我也不知道这是一个什么会议。
一号说：你没长耳朵吗？你没听见这是一次伟大的行动吗？是我们的军队在革命进入无政府状态时，为挽救保护我们党一批重要干部的伟大行动。你不是从头到尾都在听吗！
肖说：我是从头到尾在听，但我没有听明白。既然是一次革命行动，为什么要偷偷摸摸？为什么不向毛主席汇报？连这次行动是哪个部门什么人组织的都不敢说——况且，这批名单中，究竟谁是革命干部，谁是其他什么人，我也不清楚……
一号怒吼了一声：你混蛋——你凭什么这么仇视我们？
肖说：污蔑谩骂不是战斗。革命也不是你们几个少数人的特权。
其他的人终于纷纷开口了。有的激烈，有的温和，有人甚至解下了武装带，要揍肖了。
肖站起来，稍稍退后几步，但依然很沉静。肖说，不要来这一套，我早就看不惯这一套了。我们的组织到今天这一步，就坏在这一套上．
一号说：你给我滚！你这个小人得志不知天高地江的东西！你这个好了疮疤忘了痛的东西！没有这些革命前辈流血牺牲打天下你和你爹还在给资本家做牛做马倒尿壶……
肖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一号打断肖，咬牙切齿地说：多么熟悉的腔调，完全是一派局司的口气——你是一个内奸！
肖也咬牙切齿一字一顿地说：你才是内奸，是工总，是机会主义分子。我们革司就断送在你们这些自以为是无法无天的人手上！
她一直紧张地哆嗦着。从道理上，她似乎倾向肖；从情感上，她又倾向一号。以前那种单纯，那种正直，那种热情，在近几个月的政治动荡中已搅成了一锅粥。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为解放全人类而献身的崇高精神与保卫亲人的安全，保护自己最切身的利益也搅成了一锅粥。她没想到，革命竟是这样困难的。这时，她又听到一号在说：你没有好下场的。你这个胆小鬼！你这个见风使舵的叛徒！我们现在马上讨论将你永远开除出革司的问题！
肖说：不用开除。我现在就退出革司。
肖说完，摘下袖标，从衣袋里掏出红卫兵证，放在她手中。然后朝树林子外面走去。
一号愣了一下，猛然喊道：回来——你不能走！可肖头也不回地走了。消失在浓重的夜色里。
刚才大伙还冻得缩成一团，现在一个个内衣都汗湿了。大家沉默着。又沮丧，又愤怒，又恐慌。
一号突然低声说了一句：不能让那个狗崽子走！他会暴露我们的行动计划的。
于是有几个人追出去。伸手不见五指的郊区公路上，什么也看不到了。
她说：我去找他。我跟他好好谈谈。
一号想了想说：这样，我们马上回到刚才开会的地方，汇报这里发生的情况。你立刻去找肖。一定要把他找到。你知道他的家吗？她说知道。
一号说：一定要把他稳住。实在不行，把他关押起来，到行动结束以后再说。
一号让钟与她一起去找肖，其余的人上救护车，返回那个神秘的院子。她说她一个人去，这样不至于惊扰肖。一号想了想答应了。然后说；你应该知道你这次任务的重要性，这不仅仅涉及到名单上的那些人，还涉及到更多的人，包括军队的同志。你要不惜一切代价，想尽一切办法……包括用你们女生的办法。
已是凌晨四时多了。一号说：你明天中午十二点以前到钟的家里，我们在那儿碰头。
雪中，她深一脚浅一脚向城里走去。
肖住在老城区的一条老巷中。那次潜逃北京，她到肖家碰头。她第一次知道自己生活的这座城市还有这样古老又破败的街巷，还有这样古老又破败的宅院。肖告诉她这宅院是清朝一个盐官的家，三进，两层。就是进大门后，有三个联通的天井小院。就像三个连通的“回”字。每一个天井都不大，只有教室的一半，四周都是两层楼的木壁瓦房。当初只住这盐官一家，可以想见还是很奢华的。”一百多年以后的今天已前前后后上上下下挤了二十多户人家。所有的通道都排列着密密匝匝大大小小的煤炉，所有的空间都挂着花花绿绿长长短短的衣裤。肖家在第三进的二楼。那楼梯一年四季都是黑的，踩上去松松软软吱吱嘎嘎作响，像随时会掉进什么地方去似的。肖家只有一间房，那间房是他父母住的，兼作客厅、餐厅、洗漱室。肖和他那个读初中的弟弟则住在暗楼上。这房是斜顶的，所以肖的暗楼便是一个坡形。最低矮的一角就地铺上被子褥子，最高的一面墙上横挂着许多木板，成为悬挂式书架。下面有两张桌子，一张是用包装木箱搭的，一张是用木板搭的。这使她在电影中看见的工人阶级幸福生活的印象受到很大的破坏。
走进那条迷宫一样的巷子，天已微亮，灰灰地衬出参参差差的屋顶与山墙的剪彩。什么地方偶尔传来吱哑开门的声音或零星的带着回响的脚步声。
她在黑暗中磕磕碰碰走到第三进那个天井。抬头一看，肖家的灯亮着，便摸着了楼梯的扶手上去了。肖的妈妈开了门。看来她也回来不久。肖的父亲披衣斜倚在床上抽烟。肖已听见了她的声音，从暗楼上探出头，把她叫了上去。
暗楼上只有肖一个人。那张木箱搭的书桌上亮着灯。灯下摊着一本油印册子，一叠稿纸，还有半碗正在冒着热气的面条。她问肖的弟弟呢。肖说又出去串联去了，几个月来没在家呆几天，已经跑了大半个中国。
她坐在书桌边的凳子上。她看见那叠稿纸上已写了半页字，标题是《重读“五·一六”通知》，副题是“给革司司令部的一封公开信”．
肖是革司的思想家，理论家，笔杆子。革司成立以来，一直担任宣传部部长（钟是作战保卫部部长，她先是三号勤务员，负责组织发展，父亲被撤出来以后，改任特派联络员）。肖和她都爱读书，但肖几乎不读什么小说，而是读各种能弄到的马恩列斯毛的原著，和各种政治，哲学，历史，人物传记之类的书。她极佩眼他的毅力，那么艰深抽象的文字，他能狠下心强迫自己一页一页硬着头皮读下去，还不停地做笔记。
坐下来了，她突然发现自己不知道该对肖说些什么话。想了想才说：你们能不能更冷静地交换意见呢？现在形势对我们不利。
肖说：只能说对革司不利．从我个人的感情来说，我也不愿意这样。我的战斗生活一开始就是和革司连在一起的，我们都为它付出过代价。但现在我以为，目前的形势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是有利的。人民终于听见了毛主席的声音。多年来人民并没有听见毛主席真正的声音，一些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打着红旗反红旗，私下执行着他们那一条修正主义的路线。我们今天的敌人，已主要不是那些被打倒的地主资本家，而是他们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可能也包括你的父亲，可能也包括x x x、 x x x（肖说了几个省市领导的名字）。这可能很严酷，但我们不能不面对现实。要不然，毛主席发动这样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干什么？
她无法抗拒肖的那种咄咄逼人，那种奇特的魅力。包括肖这个破破烂烂的环境，都让她激动不已，她每次走进这大院，走进这些社会最底层的又贫困、又没有文化的人们中间，便会联想起十九世纪俄罗斯那些走向平民的贵族青年，那些卡捷琳娜那些拉赫美托夫们。这使她几次生出坚决与父亲决裂的念头。但一看到父亲那突然苍老的面容，那气愤又委屈的目光，那极力想赢得子女们的理解与亲近的神色，一个女儿便战胜了一个女革命家。
他们说话时，肖的母亲站在暗楼的小木梯上喊肖。肖探下身子，接过一碗热气腾腾的面，递给她。她的眼镜被面的雾气蒙住了，她便让憋了很久的眼泪涌出眼眶。
她很奇怪，肖从头到尾没有去说服她该怎么怎么样，似乎认为她是天然应该参与这次行动的。
吃完后，她擦了擦一直是迷雾朦胧的眼镜。她问肖：你要公开这次行动吗？或者你会向某个部门汇报这次行动吗？
肖说：不知道。我正在考虑这个问题、我希望毛主席知道这一件事，希望这件事是毛主席战略部署的一部分。
她问：那你这封公开信呢？
肖说：公开信不谈这次行动。只是发表我对革司及当前革命形势的一些看法。我一直没有机会把它表达出来。今天只是一个导火索，和这次行动没有直接关系。
她问：对这件事你能永远保守秘密吗？
肖说：不知道。我想只有一个办法——直接向毛主席汇报这件事。如果是我错了，我甘愿受任何惩罚。
她问：你怎么向毛主席汇报呢？你能直接将材料递到毛主席手上吗？如果不能，又可能会泄露秘密……
肖说：我要去北京。我要赶在这次行动之前去北京。
她不能对肖再说什么了。正如她也不能对自己再说什么了一样。她最后说：你还可以和他们再谈一次。
肖说：他们谁也不可能再对我解释什么了。
后来她想过，如果当时肖对她说，和我一起去北京吧，她会答应的。但肖一直没有要她站在他一边的表示。或许肖已预感到这件事的严重性。
中午以前，她疲惫不见地赶到钟家。钟家在军区大院内，革司落入低潮后，司令部的一些重要碰头会常在这里举行。她进去时，昨夜所有的人已候在那里。她简要地说了去肖那儿的情况，最后犹豫了一下。还是将肖要进京的想法说了。在她看来，这应该是一种正常的行为。不是叛卖，不是投机，也不是阴谋诡计。一号听她说完了，冷冷地说：他要怎么样，现在已经不重要了。为了挽救革命，挽救党的一批宝贵财富，也为保护我们的军队，保证“12．26行动”顺利进行，我们决定立即处决肖！
听了一号最后这句话，她如同五雷轰顶。她问一号：你说处决……是什么意思？
一号说；处决就是处决。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她再看看其他几个人，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看来在她到来之前，他们已知道了这个决定。她仿佛自己将被处决一样恐惧起来。她努力平静地问：这是谁的决定？
一号说：这是革命事业的决定。
她说：不能再有别的方法吗？你昨天晚上不是说，可以把他关押起来，等行动完成以后再说。
一号说：这是最新的也是最后的决定。这个决定已不可能改变了。希望你不要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我再声明一下，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必须无条件地服从“12．26行动”的一切决定。我们都没有别的选择。我不希望再有第二个人被处决。
她一直在颤栗着，整个人恍恍惚惚，仿佛在一场可怕的梦中。
商议之后，决定处决行动在当天夜里执行。为了防止内进京，让她立刻返回肖家，表示愿意与肖一同进京，然后找理由拖延一天的时间。执行者由钟担任。一来他熟悉肖家的环境，又不会引起内的怀疑。二来他是作战保卫部部长。因为肖家那个大院人多眼杂，空间又狭窄，执行的人不宜多。处决的工具用手枪。一号从他的军用挂包里掏出一只布包。他打开布包，里面是一支锃亮的手枪。他退出弹区，给钟看了看，里面有六粒金灿灿的子弹。一号说：这是一支苏制六九式手枪，性能很好。散会以后，有一辆车来接你去一个地方试枪。一号说着，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小盒子弹说：这是给你试枪用的。近距离射击，准头是次要的，主要是习惯抠扳机。任务完成以后到指定地点乘车返回，立即将枪交给我。最后，这件事我们每个人至死都不能说出去。如果发生意外，被人抓住——一号望着钟，很少有地带了一些情感地说——你只能说是你自己的决定。以后的事会有人帮助你的。你如果说了别的什么，结果反而对你不利。也对大家不利。一号将弹区推进枪柄，用包布擦了擦枪，抹掉自己的手迹后递给钟。
钟一直什么也没说，他接过那支崭新的苏制六九式手枪，又拿过那一小盒子弹，看了看，盖上盒盖，然后，将这两样东西塞进自己军用大衣的口袋。她看见钟的脸上突然有一种苍老了的神情．在此之前，钟也组织领导过几次大的对抗性行动。抢xxx大楼广播站，冲击某次批斗大会，夜袭某大学并绑架了那三个著名的“小三家村”成员．那时，他总很轻松，脸上洋溢着英雄光彩，还常爱在行动之前喝一点啤酒。那时，中学生还很少喝啤酒的。
一号安排完处决的事情后又说：这次“12．26行动”的名单增加了一些，本来准备分两批进行。现在，怕夜长梦多，将两批合在了一起。这给我们的工作增加了困难。但我相信我们能克眼一切困难，坚决完成任务，哪怕献出我们的生命。
她听见第二批名单中有自己的父亲，还有几个她熟悉的人。
一号说：这些人经过有关方面的审查，历史上没有任何问题，解放后也没有重大错误。他们当中有的人也许是你们的亲人，也许是你们父辈的战友、领导或部下，但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都是我们党的财宝，是革命的财富。过去，他们是打江山的功臣，今天，他们是挽救我们伟大事业的中坚力量。
她来日本前夕，正是父亲第一次患脑血栓。那时，她一切手续都办好了，机票也订好了。她到日本是极偶然的，就像一个盲流随意扒上一列火车。那时她刚刚离了第二次婚。第二任丈夫和她在一个单位，离婚前巳将她生了一个不是他的孩子的事嚷得出天下都知道了。这话是从她自己嘴里说出来的，她已无意辩解，也无法辩解。因为他还弄到了一份他不能生育的证明。唯一能为自己洗刷的方法就是如他所说的——去作亲子鉴定，她也无意为之。一次，在大街上偶尔遇见当年知青组的一个叫莫老爷的男生．当时，因为家庭的历史问题和自己的现行间题，也被磨掉了几层皮，二十刚出头，就像一个小老头一样了。一年四季戴一顶破草帽，腰间扎一根草绳。这次见了差点认不出来，头脸油光水滑，一身挺直面服，连眼光也变得热情又单纯。他说他很忙，但一定要请她吃一餐饭，说着就拉她径直走向最近的一家大酒店。落座后极内行地点了几个她听也没听过的莱。他说他现在在日本。他没有赶上恢复高考后的最后一班车，沮丧之中投奔了日本的一个亲戚，现在已加入日本籍，在一家什么株式会社做对华贸易。已有了自己的房子小汽车，娶了一个日本籍的华裔姑娘，据说是属于清皇室叶赫那拉氏家族的。这次回来，是想定购一批竹木方便筷，顺便了解一下有什么合适的投资项目。他又像自得又像自嘲地说，做一个外国人真好，那些原来只把鼻孔对着你的人，现在像狗一样用着你转。听她说了她的经历之后，他说，你如果想去日本，我可以帮忙。
事情就这么开始了。那几年去日本很容易。他回日本后给她寄来一份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经济保证书，一份东京都某日语学校的表格。几番信函往来，然后办护照，办签证，将仅剩的一点家当卖了几千元人民币，然后再换成日元．当时，这笔在大陆上够用两年的款子，变成一个巨大的日元数目之后，只够在日本一个月的吃住。当她惶惶然落在东京羽田机场时，觉得自己像一个将一生都输得干干净净的赐徒，走上一条茫然虚空的不归路。行前，她回家向父母道别，那时父亲的病月已得到控制，医生说，调理得好，会很快恢复的。但她知道，父亲永远不会恢复的。那个驰骋疆场枪林弹雨的父亲不会再有了，那意气风发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父亲也不会再有了，只有一个坐在藤椅上发呆，每天只有吃药这一件唯一可做之事的父亲了。1976年那次重大的政治变动之后，年近花甲的父亲曾雄心勃发——用现今大陆上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来说，就是想再创一次辉煌。他又千起水利建设的老本行，作为全省负责水利建设的最高官员，他依然像当年打仗一样，收拾了一点行装，奔赴一个更大的水利工地。没想到疙疙瘩瘩曲曲拐拐地干了没两年，来了一个文件，让他休息了。他一生除了工作不会干别的。不会养花，不会面面写字，不会聊天，不会打太极拳，不会下棋，也不会写革命回忆录．没有什么朋友，所以也不会串门。父亲的脑血栓是坐在家里憋出来的。那天，她和父母都找不到什么话说。二十年来她已让父母操够了心。吃饭的时候，父亲突然独自咕咕哝哝地说，这一辈子打了很多仗，杀了很多人，后来想一想，只有跟日本人干仗这档子事还值得提一提。往后，这事也不提了……她本想说，日本人民还是好的，日本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今天的日本和从前的日本已经很不一样了……又发现这些话一点意思也没有，便埋头吃饭。母亲泪汪汪的，一边给她夹菜，一边说一些要好生照顾自己，不行就马上回来，跟日本人打交道要千万小心，日本人比美国人还坏的话。母亲家里好几个人都死在日军侵华战争中，一幢祖上传下来的房子也被日本人烧掉了。后来弟弟、妹妹、弟媳、妹夫回来了，才驱除了这凄凄切切窝窝囊囊的气氛。几个人争先恐后地向她预定着各种日本电器，帮她算着每次回来可以带几大件几小件。
她到肖家的时候已是下午三点多钟了。一段时间来市内交通基本瘫痪，满街跑的都是各单位自己扬着各种旗帜、贴着各种标语的卡车。卡车上挤满情绪激昂或神色庄严的人。许多人就站在驾驶室两边路板上，像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中攻打冬宫的布尔什维克一样。
肖的母亲说肖刚刚睡下，问她有什么急事没有。她说肖要去北京，不知道今天走不走。肖的母亲说，没听内说起去北京的事。正在这时，她听见肖在暗楼上喊她。肖让她等一下，他穿好衣服她就上去。肖的母亲看了暗楼上一眼，转身出去了。从肖的母亲那怜爱又无奈的眼光中，她似乎看见了对她打扰了儿子睡眠的不悦。她一下恐惧起来，几个小时以后，这个温和慈爱的母亲就要失去自己的儿子了，而暗楼上的那一个对此一无所知、对她也毫无戒备的小伙子——一个半年来和她日日夜夜战斗在一起的战友，就要在几声枪响之后倒在血泊中。她一下党得自己卑劣又阴险，像电影中诱捕地下工作者的特务，而且是那种叫人恶心的女特务。恐惧”和自责之中，她几乎要转身进去。这时，肖已穿好衣服从暗楼上探出身来让她上去。
肖问她有什么事。
她说；你能不能和我们一起参加这次行动？
肖说：我昨天晚上已经表明了我的观点，我不会收回我的观点，除非你们能用事实说眼我。
她说；如果我求你呢？
肖有点奇怪地看着她说：你为什么要求我？．
她说：我父亲也在这次行动的名单中。
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直接地说了。
肖说：昨天宣布的名单中，好像没有你父亲。
她说：今天又增加了一批。
肖想了一会儿说：如果你相信你父亲是革命的，那么就应该让他接受革命的检验，在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中经受洗礼。你要相信，毛主席党中央革命群众不会冤枉一个好干部。如果你父亲确实已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你应该和他划清界线，在革命的大是大非面前站稳立场。，不能因为私人感情做出对革命不利的事。这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她说：如果这是一次符合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行动呢？
他说：我感觉不是。毛主席要每一个领导干部都到群众运动的大风大浪中去，是接受考验，不是逃避，更不是用这种不光明正大的方式去逃避。你如果认为你是正确的，不带个人私心的，你可以去。我不会去，我的决心已定。
她绝望了。她明白自己不能说服肖，再这样论争下去，自己还会被肖说眼的。她想起一号的话，“不希望有第二个人被处决”。也想起了父亲，她实在不忍心看他每天被别人像猪狗一样拖来拖去，在黑压压的批斗会上，被人骂，被人踹，一整天一整天低头弯腰地站着。这时，她突然强烈地希望这一场革命，这一场被自己矇矇眬眬中渴望了多年的革命，像一场戏一样落下幕来。观众散去，重新又是从前平静的一切。她努力想从自己从前的阅读中找出与自己眼下的处境相同的故事来，让自己有个学习的榜样。竟然找不到。唯一有一点相似的，是亚瑟在革命与父亲——主教蒙泰里尼之间的选择，他最终选择了革命。但毕竟蒙泰里尼是个坏人，是个残忍又虚伪的家伙，尽管他对亚瑟也有很真实的父爱，但他最后杀害了亚瑟。父亲绝不会杀害自己，哪怕她与他作斗争，他也不会杀害自己。自己的父亲不是坏人，他出生入死打过江山。
她问：你一定要去北京吗？
肖说：要去。
她问：什么时候去？
肖说：晚上。晚上八点钟有一趟火车。
她说：我想和你一起去。
肖有些奇怪，问：为什么？
她说：我也想了解一下，毛主席党中央是不是知道这一次行动，同不同意这一次行动。
肖想了一下说：你最好不去。
她问：为什么？
肖说：如果这次行动是正确的，我会马上通知你。我从北京给你打长途电话，或拍一个电报，那么你留在这里可以起很大的作用。你对名单上的人要熟悉一些。
她说：我一定要去呢？
肖犹豫了一下说：那就去吧。
她从肖的眼睛里看出一丝温和与喜悦。
她说：我还得回家一下，我们能不能明天一早出发？
肖说：来不及了。我们得越快越好。我们吃一。点东西，马上出发。没有车，我们要走到火车站去。
她说：不吃饭了，我马上回去拿点钱，拿几件换洗衣服。
肖说：我等你到六点半钟，你要没来我就走了。你可以直接去火车站，我在右边那块大语录牌下等你。
她莫名地兴奋起来。她想，肖的提前赴京，会使他躲过这一次处决，她自己也无须承担什么责任。如果尚进京后，得知毛主席党中央是知道并同意这次行动的，他是会认错的。肖是一个说话算数的人。那样，他还会回到战友们身边。一切的不愉快将过去，这次恐怖的处决也会过去。
离开肖家时，她对肖说，她直接去火车站与他会合。如果到时没见到她，他就先走。
冬天天黑得早，五点多钟，已经一片昏暗了。
她刚刚走出肖家那座大院；斜对面公厕里出来一个人，穿着一件蓝色短棉猴，竖起衣领，戴着口罩，走到她跟前悄悄叫了她一声。她一者是钟，几乎要瘫软了。钟把她带到公厕旁的一条小巷。钟间她情况怎么样。她嗫嚅说，肖今天晚上去北京，没有办法留住他。钟说，好，你可以回去了。
她站着没动。
钟说：一号想到了这些，让我提前来了。你可以回去了，这里再没有你什么事了。
她依然没动。她终于说了：能不能不这样做？我觉得，肖的动机是好的。她急急地将刚才肖对她说的那些说给了钟听。
钟说：来不及了。这件事不是我们几个人之间的事，也不是我们司令部内部的事。我原来也没想到会这样严重。来不及了。你赶快走开，以后的事与你无关了。这样也好，你可以不在现场。
寒冬中，她的牙齿打得“磕磕”直响，浑身像筛糠一样抖嗦。她说：我们三个人都去北京。我们一起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这件事。
钟说：你怎么还这样幼稚、你以为这件事能对北京说么？如果能说的活，怎么会弄到非杀人不可的地步？
她抖嗦得更厉害，半天才问道：你是说，这件事是瞒着……做的？
钟说：事到如今，我们都不需要刨根问底了。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钟的声调苍凉又绝望。他又说了一句；北京那个人已经糊涂了，你还没有看出来？他把我们都逼到了死路上……
钟说完狠狠推了她一把，让她赶快离去。她急匆匆地如病魔一般跑了起来。她听见自己嗓子眼里发出一阵阵奇怪的呜咽般的声音。
处决的详细经过，是在以后长达一年多的讯问、审查、揭发、批判中才全面了解到的。其实极简单。
她离开之后，钟决定就在肖家外面执行处决任务。一是大杂院人多，不易下手，二是怕被人认出。大约六点半钟（这个时间是她告诉钟的），肖背了那只军用挂包从大院里走出来。没想到有一个老头也跟着出来了．肖站在门口，和那个老头说了几句话后，便分别朝巷子的两端走去。肖走得很快，前面不远是一家亮着灯光的小杂货店，再走出去就是一条热闹一点的小街了．钟已来不及追上去贴近肖，便隔了十多米朝肖开了一枪。肖被击倒在地。冬夜里，枪声在小巷里极响。马上有人从门里探头出来看。钟急忙跑到肖的跟前，对着在地上挣扎的肖的心口又开了一枪。此时，又有好几家的人跑出房外来。钟便在一片惊呼声中趁乱跑掉了。
肖被枪击的第二天一早，全城便刷满了大标语：“严惩杀害我革司勤务员肖xx的凶手”、“为我革司战友肖xx报仇”、“坚决反击屁司一小撮阶级敌人的反攻倒算”、“血伍要用血来还”、“革司战士愿以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许多标语上，还用鲜红的颜色涂上斑斑血迹的形状。而造司及其他组织则纷纷刷出《严正声明》、《坚决辟谣》，“警惕糠司一小撮发出的武斗信号”之类的标语大字报。那天果然发生了一些武斗，特别是她那所中学，被压抑已久的肖那一派的同学，将本校造司所有的组织砸了个稀烂，两边都伤了一些人。
经过一个漫长的恶梦之夜，第二天早上，在昏昏噩噩中，她听见大街上广播车在呼喊为肖报仇的口号，便在被子里如呕吐一般地痛哭起来。
肖没有死。钟的第一枪打在他的大腿上，另一枪击穿了左肺叶，离心脏三四公分。一倒在地，他立刻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那时他还清醒着。街坊邻居闻声出来，见是肖，赶忙叫来了他的父母。他对父母说，不要离开他，有人要杀他。他没有说是谁要杀他。以后便昏迷了过去。一直昏迷了一个多星期。他的父母将他送进医院，医生立刻为他动了手术。肖的父亲从工厂里叫了几十名同事，日夜守护者肖的病房，不让任何人接近肖。
一号和革司司令部当天夜里就知道了肖没有死。一号派人到医院探听了消息，得知肖正在抢救之中，人还昏迷着。他一方面将已经准备好的标语口号刷出去，一方面向有关方面请示，提前执行“12．26行动”，同时严密监视医院，伺机执行第二次处决。无奈那一帮工人们看守太严，没有机会下手。
她是第三天才知道肖没有死的。那天从早上起，她就一直高烧、痉挛、说胡话，也送进了医院。钟来看她时，告诉了她肖没死。她本木地盯着钟，觉得自己还是在高烧的梦幻中。钟以为她没有听见，又说了一次肖没有死。她一下觉得自己清醒多了。同时，她也看见了钟很古怪很怕人的笑容。钟后来说行动提前了，就在今天夜里。因为她病了，就不要她参加了，他们会照顾好她父亲的。她和钟握手道别。她久久地望着钟，似乎觉得钟也要离开她了。她和钟握着的手在’互相告诉，他们都为肖的没死感到释然。她呜呜地哭了起来。钟在她哭的时候离开了病房。
“12．26行动”经过紧张调整，提前了两天执行。一切顺利。名单上总共四十三人，除两人病重住院，两人未被抢出，其余全部“押”往一个秘密地点，但是，他们很快就看见了这次行动——这次付出了那么大代价的行动——几乎是毫无意义的。他们太低估了这次运动的时间与规模，以为躲上三五个月一切便会过去，以为偌大个中国总还有几处刀枪不人的世外桃源。他们也太低估了这场运动对人的震他与威慑。到了那个秘密保护地后不久，一些被保护者自己提出来要回到群众运动中去，接受群众的批判，触及灵魂，检查错误，改造思想，重新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有些甚至指责那些保护者实际上是将他们进一步推向人民的反面，与毛主席党中央对抗。不久，中央来了文件，要求部队支持地方左派，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紧接着，那些原本以为身在世外桃源中，能如水浒中柴进那般收容各路落难好汉的侠义之士，自己也被打倒或撤换了。
肖在医院里躺了二十多天，终于活了过来。但那条腿痛了。他的腿骨被打碎了一截，从此变短了，也变硬了。没等完全康复，他便躲得不知去向。很久以后才知道，他去了西南一个很偏僻的林场，直到调查这个案子，才被有关机构多方查找捕了回来。令人不解的是，肖自从被枪击后，从未对任何人说起过“12．26行动”及自己被害的实情。直到后来在学习班里自来覆去地诱导威逼才彻底交待清楚。有一段时间，他成了英雄，有一段时间，他又成了狗屎。后来成了既不是英雄又不是狗屎的受害者，也就是后来人们常说的“牺牲品”。
钟是在那一位部队领导人被撤出来后被捕的。钟自始至终只说这次处决是他独自一人的事，甚至还编出了他和肖是情敌这样的故事。当时，一号也已被捕，也供出了自己的决策者，但因钟的坚持，加上一号家里上上下下活动，他只关了一年多便放了，没有给他什么政治的或刑事的处理决定。钟是在市里成立革命委员会的那一年正式被判刑的。先判了死刑，后来改判十八年。
她则在对这个案子长达一年多的调查审理中，前前后后进入过许多地方——看守所，监狱，各种隔离式学习班……然后，身心憔悴地到了乡下。由两个专案组的人把她押下去的。
从此，她和肖、钟——这革命又浪漫的三套马车再没有见过面。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常常在梦中见到他们，恶梦或者美梦。后来便渐渐淡忘了。没想到，近三十年后这个雪天的早上，她又将这一切清清楚楚地记了起来，比昨天、前天刚经历的事还记得清楚。她想，这些往事，怕是已刻在骨子里了，年岁愈大，那刻痕愈清晰。
她如醉酒一般，被一种浓浓的乡愁浸润着。她决定回国一趟。来日本后，从第四年起，她每一两年也回去一趟。那主要是看看父母弟妹，给父亲带一些日本的药，给弟妹们带一些他们期盼的各种物件。当然，还带一些钱，补贴休息后生活日益窘迫的父母。父母则把这些钱分一些给弟妹们。有一次；她在日本读到大陆上一些乡下女孩到特区卖淫，将所赚的钱寄回家中补贴家用，她觉得自己也挺像她们的。
她回去后总是待在家里，哪儿也不去，也不见什么老友熟人，像一个见不得人的潜逃者。
八十年代末，她嫁给了小岛。小岛人不错，起码比她那两个前夫强。也比她在大陆上见到的许多男人强。这世界的事颠颠倒倒的，当她和许多女孩在大陆上头戴军帽腰扎武装带挥拳顿足叱咤风云的岁月，日本女性正是最温驯可人的时候，就像在电影中看到的那样，低眉顺眼跪在门口迎候丈夫，然后轻柔说一句：“您回来了。”当她和她这一代铁姑娘们被折腾得灰头灰脑心力交瘁，一个个都忙着寻一个安全的小窝躲起来的时候，日本女性又史无前例地疯张起来。所以小岛对她说，中国女人温柔、专一。小岛的前妻因为有多次婚外恋情，终于与小岛分手。
就在这个雪天的早上，在那很温馨的中式床上，她决定了春节回去。日本有许多节日，却唯独没有春节。因此，来日本的十年中，她很少能在春节的时候回家。给别人打工的时候，没有假。自己有了公司后，又没有了空。她不明白，这个和中国同文同种的民族，为什么没有把中国最美妙的这个节日学了去．
一个多月以后，她回到了家乡。
小岛说想和她一起回来，她拒绝了。她倒是想带儿子回来，儿子又不愿意。他说寒假期间已和同学约好去北海道滑雪。和小岛结婚的第二年，她将儿子接来日本。在日本的几年，最折磨人的是思子之苦，为了他，她不知偷偷哭过多少回。富裕与文明对孩子有一种天然的诱惑力。几年间，儿子已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日本男孩，对大海彼岸的事情已全然没有兴趣，甚至连中国话也不愿讲了。这常常刺痛她的心。有一次他的同学来聚会，她对他说个什么事，他压低嗓子说，妈妈你不是会说日语吗？儿子和小岛说话的时候比和她说话的时候多。小岛没有孩子，所以很喜欢他，把他当自己的儿子一样。近两年来，儿子已不太会说汉语了。那次她正在看一部中国控诉日本侵华罪行的纪录片，一个衣衫破旧的老农民撩起衣眼，让记者看他背上一块深赭色的伤疤。儿子从旁边过的时候用日语嘀咕了一声。她听见了，儿子在说“真是恶心人”．她的脸一下子红了．她很想骂他几句什么，气都冲到嗓子跟了，才发现不知该骂他什么好。
父亲已是第三次脑血栓了，一边身子已完全不听使唤，脸口也有些歪斜，说话嘟嘟哝哝，吃饭滴滴嗒嗒，大使小便都管不住。每次回来她都会伤感地想，这怕是和父亲最后一次相聚了。她一直没有对父亲说她加入日本簿的事。
父亲一再生气地追问她为什么不带儿子回来。她搪塞说儿子学校有事。她许诺暑假一定带儿子回来看他．她想，还是让父亲保留一个记忆中依偎在他膝间，听他纵横捭阖的外孙吧。
几天后，她和弟弟妹妹一起去看了她们家原来的住所，三十年前的那一幢苏式宿舍楼已很破旧了。原来她们一家住的那一层楼，已住了三两家，每一个角落里都塞满了杂物，走廊里放着扫帚和簸箕的地方，她记起来，是父亲当年放黑牌高帽的。那时走出没别的东西，这两个物件便特别触目．他们没有再进到里屋去，已经有一个妇人用警惕的眼光盯他们了。她和弟妹们出来，在门日照了一张像．
她又去了一次母校．那所中学已经全变了样。几幢两层的教室变成了一幢很气派的五层教学楼，只有操场后面的山坡上的一排平房教师宿舍还是当年的。再往上又新建了几栋那种方盒式的宿舍楼。食堂是原来的，当年还兼作礼堂用，曾有许多次批斗会在那儿召开．先是她和她的战友们斗别人，后来是别人斗他们。操场上空空荡荡，积满了被踩得很出的残雪。她曾在那儿跑过，以过，做广播体操．那时她扎着两束丰满的短辫。操场旁边的那一洞砖砌的墙报栏还在，贴着一些被雨雪浸湿的庆祝元旦的地报稿。三十年前的那个初夏，她和肖、钟经过一个激越的不眠之夜写出的那篇战斗宣言，就是贴在这个地方．
操场旁边的两道上，偶尔走过一两个教师模样的人，都已不认识了。
那天下午，她决定到肖家去．那天是正月初一，她特意选定这个对中国人来说是最隆重的日子去肖家．她知道，这是她这次回来的最重要的原因，也是冥冥之中纠缠了她许多年的一笔孽债。她寻了许久，寻到了肖家的那条小巷．那条小巷已被拆掉了大半截，拆掉的地方正在盖一片楼房，四处都是断壁残垣泥水砖石。肖家那所大院居然还在，居然还是三十年前的那个模样。她匆匆从门口走过去，远远地站着，百感交集。她不知道肖是不是每天还从这个黑乎乎的院门里进出，肖的父母不知还在不在，如果还在，也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印象中，他们那时都已很老相了。站了许久，她终于鼓起勇气朝那个门走去。从那个黄昏之后，她再没有来过这里，也没再见过肖。她不清楚肖对这件事究竟知道多少，对她在这件事中扮演的角色究竟知道多少。当年，她几次想去找肖，对肖陈述一切，但一直没有机会，也没有勇气。
她走进那座大院。一切都还是当年的样子，只是更暗了一些，更胜了一些。走道上，有些煤炉换成了液化气炉。她问一个在房门口择莱的老太太肖家还在不在这里住。老太太说消已经不住这里了，现在是肖的弟弟住这儿，一早他们两口子带着孩子走亲戚去了。肖现在在一所小学，当了副校长了，去年刚分的房，把他母亲也接了去。肖的父亲已去世多年。她问是哪个小学，老太太叫来屋里一个中年女人，那中年女人告诉说是哪个小学。问完后她还是走到第三进天井肖家的楼下。她抬头望了望，觉得最后一次爬上肖家好像就是昨天的事。
第二天，她找到了肖的那所小学，又在小学附近的一条小巷找到了肖的新居。
肖来开的门。他几乎是一个老人了，头发花白了，干瘦，在家里还穿着一件厚厚的棉袄。他没认出她。她说了她是谁。肖想了一想，才猛然记起似的，慌乱地让她进屋。就在走向小客厅的那对沙发的几步路中，她看见肖的腿瘸得很厉害。这时她才真切地听见了三十年前的那两声枪响。
肖待她坐下，又慌乱地去沏茶。肖问她是怎么寻到这儿来的。她说她去了肖原来那个大院。肖说，那个院子马上也要拆了。她问肖的母亲，肖说母亲在屋里睡着。天冷，母亲身体不好，没有起床。她又问肖的妻子和孩子。肖说他妻子上班去了，妻子在一家商场做营业员，今天是中班，到夜里八九点钟才能回来。有一个孩子，是男孩，十九岁，在读技校，平日住在学校里，星期天才回家。今天是跟几个同学看一部什么刚上演的美国片子去了。
大年初二，肖的家里没有一点年节气氛。客厅中间有一只煤炉。但屋里依然很冷。她说很多年没有在国内过春节了，觉得不像从前那么热闹。肖说不让放鞭炮了，又没兴致弄什么吃的，各家各户的人也少了起来，所以比原来冷清多了。
肖很拘谨地问起她的情况，她简略说了一下。听说她在日本有一家公司，肖一下兴奋起来，忙问她的公司做些什么，然后说自己的学校办了两个校办工厂，他就是负责校办工厂的副校长。这几年校办工厂很不好办了，没有好项目，没有资金，老师们的奖金、福利、住房又都指望着校办工厂。他很认真地说，她要有条件，有机会，一定关照一下他们。
她很想和肖谈往事。谈谈那次扒货车，谈谈那全市第一张红卫兵宣言，谈谈被打成野心家反党小集团。甚至谈谈那次“处决”，和“处决”之后各自的遭遇。但尚却-直在谈他的校办工厂，谈它们几年前的兴旺，谈它们这两年的艰难，然后又询问起她的公司在中国有没有投资意向。他说他们教委还有一个大公司，如有大的投资项目也可以和教委那个大公司合作。
后来，她问起了钟。削很吃惊，说，你没有跟钟联系过？她说没有，她跟谁都没有联系过。肖说，听说钟现在在南方，生意也做得很大了。八十年代初钟来找过他一次，那时钟已出狱一年多，他坐了十二年牢，提前出来了。她问钟对他说了些什么。肖说，说来说去，也就是那些事，那些事在当年审查时已翻来覆去折腾了多少遍了，我现在想都不愿意再想它，大家都是受害者，不存在谁对谁错谁向谁道歉的问题。肖说钟当时还没有正式工作，准备和离休的父母一道回陕西老家去。几年以后，好像是八四年或八五年，在街上碰见过钟一次，钟说他已在一家部队背景的公司里面做，父母亲也没有回老家。肖说最后一次见钟是前年，在中央电视台办的一个体育晚会上，钟以一个什么公司董事长的身份向某足球队捐款，很大一笔钱，几十万还是几百万。钟还讲了话，说自己少年时就做足球梦，中学还当过足球队长，是一个很棒的前锋，然后足球队送了钟一只全体队员签名的足球。
可以看得出来，肖的生活依然不富裕，家里的民设，在她出国前，大陆一般人家就有了。她突然想给他一点钱，又觉得这样做有点欺侮人，似乎想轻易地将三十年前的那一笔孽债洗刷掉，但她实在想不出别的什么办法来表达自己的心境。她惶惶然像做坏事似的几次将手伸进口袋也没敢拍出来。后来谈起了肖的母亲。肖说母亲一生为他吃了很多苦，特别是那次事情以后，多少年没过安神日子。现在刚刚好一点，又落了一身的病，母亲没有正式工作，看病吃药都得自己掏钱。母亲一生俭省要强，大病小病都不愿看。入冬以来一直不好，怕打不过今年的。她到肖家来之前，最害怕的是见到肖的母亲，进门后听肖说他母亲睡着，才宽松一些：现在听肖这么一说，便想进屋去看望一下。但肖极力阻拦，说母亲眼睛已看不大清楚人了，屋子里空气也不好。这时她便将口袋里的十万日元拿了出来，说给伯母找个好医院看看。这笔钱她原本想留给弟妹，在父亲有什么不测时用。肖一看这么大的数字，一下都惊呆了，连忙推还过去。她说日元面值大，这其实没多少。肖说不管多少我也不能要你的钱。她说这是我对伯母的一点心意……她说着，眼泪都快出来了，她差一点就要像日本人那样跪下去说一声实在对不起。正在他们推推扯扯的时候，有人敲门，肖去开了门，门口站了两个中年男人，忙匆匆地要肖到楼上哪个老师家去打麻将。肖说家里来了客。那两个人便说我们在楼上等你，快点来。在肖和那两个人说话的时候，她把那十万日元压在茶杯下面，走到门口向肖告辞。肖挽留不住，便锁上门去送她。
肖一瘸一瘸地下楼，一瘸一瘸跟着她。两个人都不知说什么话好。她知道，身边这个头发花白满脸沧桑的瘸腿男人，是三十年前那个睿智沉着正直厚道的风华少年演变而来的，但他已经不是那个肖了。不是那个在装满黄沙的货车车厢里，让她品尝到第一次少女春情的肖了，也不是那个让她肝肠寸断执意要进京向毛主席汇报情况的肖了．她明白了，当年那两声枪响，是怎样地轰毁了一个十七岁少年全部的信念与勇气，那种戏剧化的革命激情，是如何在那一瞬间化作了久远的恐惧与绝望。
她感到一阵苍凉，我们都太早地消耗掉了自己的热情与梦幻，因此失去了未来。我们又太快地忘记了过去，因此又失去了历史。我们孤零零地活在现在，活在眼前。我为我的公司，为我儿子的学业。他为他的校办工厂，为他老病缠身的母亲。
肖一直把她送到大街上有公共汽车站牌的地方。她不好意思说自己本想生出租汽车的，便上了一辆很拥挤的汽车。上车前，肖又对她提起他的校办工厂，让她尽可能地关照一下。
她在第二站便下了车，也没要出租汽车，朝了一个方向信步走着。
这个城市也不再是她当年的那个城市了。大街被那些庸俗又时髦的装饰材料包裹着，像日本电视剧里六七十年代的那些街景。她很想寻见一两块那种厚重古朴、用很漂亮的中国书法刻写的店铺匾额，但没寻到．那一年夏天，她和她的战友们曾满怀豪情又满怀义愤地将它们一块一块摘下来，扔到马路中央的熊熊大火中。许多年，当她在日本，在泰国，在旧金山，菲律宾，甚至在南太平洋一个闻所未闻的小岛国上看见这种匾额的时候，才痛楚地感觉到那一把火烧掉了什么。而在大陆上，没等人再去刻写它们，那些花里胡哨的塑料与金属便铺天盖地而来。一切都被很快地遮盖，一切都被很快地替代，一切都被很快地遗忘。
突然间，她觉得眼下比在日本更加空落。那时还有许多回忆，许多思绪，许多的怅然与不宁……这些用神的材料在这次回国中一下都被消费完了，像姨妈家那座壁炉，几束小小的木柴轰然烧尽之后，只剩下空洞冰凉的炉膛。从此，那些多年来纠缠自己让自己酸甜苦辣半夜梦醒转侧难眠的往事，如过年的烟花，放出一阵短暂的光彩之后，剩下一个微温的壳。再没有往事了，也没有了对往事的牵挂。因为往事也被这么轻易地消费掉了。因一次探访，因一叠日元，因一次没有回应的对话。没有了往事的人才是真正漂零的人。她发现自己也不再是三十年前那个永远在追寻着什么，等待着什么，对从前和未来都充满激情与爱的自己了。她只是一个叫小岛林子的日本女人，走在东京都的大街上，她和其他的日本女人没有什么两样。她会在那个岛国上渐渐老去，并最后死在那里，那时也不再有人会真正记挂她．原来，她还曾有失去祖国失去历史的空虚，惆怅与痛苦，现在连这些也失去了。大家都在活着，在一个物种繁衍的链条上如一个孤零零的链环那样活着。过去的一年，人们都在指责着日本忘记了历史，她想，我们就记住了历史了么？不论是光彩的，耻辱的，卑下的或辉煌的，我们还记得一点么？历史如果不在心里，不在情绪中，不在血肉深处的精髓之中，而仅仅是图片，是物件，是一段文字或故事，那它是和我们无关的。
一个叫小岛林子的日本女人在这种漫无边际的玄想中向前走着。熙熙攘攘的人群从她身边流过。他们一点也不知道她在想一些什么。
如果你是知青，这部小说将伴你回到那并不遥远的地方；
如果你不是知青，这部小说将带你走进那极其遥远的地方。
——题记
内容介绍：
右派分子白基兴的女儿白晓梅与工人的儿子李卫东自幼青梅竹马，1969年响应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
再教育”的号召，与同学马聪明、侯成宝、游清池、吴莲英、王莉莉一起，到山区插队落户。不久，白基兴与儿子白小松也被遣送农
村插队落户，和女儿在一起。
在农村，知青们经历了种种生活上、思想上、人格上的磨难，付出了艰苦的劳动。他们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认识，也走过了一条从
狂热——盲动——怀疑——抵触——抗争的道路。但是，由于社会环境的约束，他们的不满与抗争只能是一种极端压抑下的发泄，无
力也无奈。真正能够改变他们命运的只有回城一条路。
为了回城，知青们使尽了浑身解数，从拉关系走后门始，继而补员招工，办理病退，参加“文革”后恢复的高考，到最后的大返
城，演绎了一幕幕惊天地、泣鬼神的人间悲喜剧。
本小说以较为生动翔实的一个个故事情节，表现了知青们在各个不同时期的生活状况、思想动态以及他们所做的种种努力，并结
合各个时期的政治背景，使读者可以从中了解上山下乡的全过程，做一番全景式的鸟瞰。
那里并不遥远
——中国知青大写意
作者： 郑德鸿
电话：0596--2093109
现住址：福建省漳州
电子邮箱：zdhong53@126.com
卷首语
谨以这部小说献给那些用青春、汗水和泪水在广阔的天地里谱写出一曲时代悲歌的
一代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们。
历史将永远记载着这刻骨铭心的一页。
往事不堪回首。
蓦然回首，青山永驻，碧水长流。
序
楔子
第一章 山雨欲来
第二章 长路漫漫
第三章——山高水清
第四章 热血迎春
第五章 暴风骤雨
第六章 殊途同归
第七章 泥沙俱下
第八章 路在脚下
第九章 潜移默化
第十章 喧宾夺主
第十一章 山路惊车
第十二章 冷雨阴风
第十三章 捷足先登
第十四章 正打歪着
第十五章 爪下逃生
第十六章 毒虫猛兽
第十七章 驱云拨雾
第十八章 雾浓春暧
第十九章 李代桃僵
第二十章 飞来横祸
第二十一章 暗渡陈仓
第二十二章 进山带队
第二十三章 圆子梦圆
第二十四章 黎明之前
第二十五章 最后冲刺
第二十六章 弄假成真
尾声
后记
创作花絮
如果你不是知青，这部小说将带你走进那极其遥远的地方。
——题记
内容介绍：
右派分子白基兴的女儿白晓梅与工人的儿子李卫东自幼青梅竹马，1969年响应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
再教育”的号召，与同学马聪明、侯成宝、游清池、吴莲英、王莉莉一起，到山区插队落户。不久，白基兴与儿子白小松也被遣送农
村插队落户，和女儿在一起。
在农村，知青们经历了种种生活上、思想上、人格上的磨难，付出了艰苦的劳动。他们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认识，也走过了一条从
狂热——盲动——怀疑——抵触——抗争的道路。但是，由于社会环境的约束，他们的不满与抗争只能是一种极端压抑下的发泄，无
力也无奈。真正能够改变他们命运的只有回城一条路。
为了回城，知青们使尽了浑身解数，从拉关系走后门始，继而补员招工，办理病退，参加“文革”后恢复的高考，到最后的大返
城，演绎了一幕幕惊天地、泣鬼神的人间悲喜剧。
本小说以较为生动翔实的一个个故事情节，表现了知青们在各个不同时期的生活状况、思想动态以及他们所做的种种努力，并结
合各个时期的政治背景，使读者可以从中了解上山下乡的全过程，做一番全景式的鸟瞰。
那里并不遥远
——中国知青大写意
作者： 郑德鸿
电话：0596--2093109
现住址：福建省漳州
电子邮箱：zdhong53@126.com
卷首语
谨以这部小说献给那些用青春、汗水和泪水在广阔的天地里谱写出一曲时代悲歌的
一代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们。
历史将永远记载着这刻骨铭心的一页。
往事不堪回首。
蓦然回首，青山永驻，碧水长流。
序
楔子
第一章 山雨欲来
第二章 长路漫漫
第三章——山高水清
第四章 热血迎春
第五章 暴风骤雨
第六章 殊途同归
第七章 泥沙俱下
第八章 路在脚下
第九章 潜移默化
第十章 喧宾夺主
第十一章 山路惊车
第十二章 冷雨阴风
第十三章 捷足先登
第十四章 正打歪着
第十五章 爪下逃生
第十六章 毒虫猛兽
第十七章 驱云拨雾
第十八章 雾浓春暧
第十九章 李代桃僵
第二十章 飞来横祸
第二十一章 暗渡陈仓
第二十二章 进山带队
第二十三章 圆子梦圆
第二十四章 黎明之前
第二十五章 最后冲刺
第二十六章 弄假成真
尾声
后记
创作花絮
内容提要
本书作者和妹妹在文革中（知青时期）的一段流浪旅行经历，曲折复杂让人感叹。一对知青兄妹在严峻现实中，既饱经世态炎凉又感受人间的难得真情。命运的阴影始终和他们相伴，同时还有母亲的病弱身影和昏浊泪水浸透着那前方的迷茫之路。八十天的流浪生活，给两个坚韧顽强的青年上了人生重要一课，每个故事每个细节读来都感人至深。书中另一条线索着重写了漂亮女知青红人生和婚姻的双重流浪，被男友欺骗又遭生产队长强奸的红在走投无路之时，只有用自己的青春、姿色去寻找和闯荡一条生路。然而除了在大凉山深处偶遇柏给了她爱与激情之外，那条女人的流浪之路无处不充满惊险和痛苦。后来成为富婆的红，依然无奈地在情感和婚姻路上流浪寻找，也许此生再也没有真情和激情可言了。这是作者第一次用纪实笔法描述自己和亲友的亲身经历，其真实性震憾人心，故事性精彩生动，是独具特色不可多得之作，不仅催人泪下也让人久久思索。
开篇
我和妹妹雅儿无奈踏上了流浪之路
红讲叙她和初恋情人刚的故事
云贵高原上性冲动的蛮子和浪女雪儿失踪之谜
花钱埋葬初恋 红从痛苦中解脱
南方的绿色、赤色、小偷和巨人
爱人不见了 人贩子来了
江南的风花雪月引诱虎子表哥和雪儿一日疯狂
情感迷网差点毁灭一只爱翩飞的红蝶
精神的流浪到达黄浦江畔时已是尽头
流浪的尾声
终篇
跋
本书作者和妹妹在文革中（知青时期）的一段流浪旅行经历，曲折复杂让人感叹。一对知青兄妹在严峻现实中，既饱经世态炎凉又感受人间的难得真情。命运的阴影始终和他们相伴，同时还有母亲的病弱身影和昏浊泪水浸透着那前方的迷茫之路。八十天的流浪生活，给两个坚韧顽强的青年上了人生重要一课，每个故事每个细节读来都感人至深。书中另一条线索着重写了漂亮女知青红人生和婚姻的双重流浪，被男友欺骗又遭生产队长强奸的红在走投无路之时，只有用自己的青春、姿色去寻找和闯荡一条生路。然而除了在大凉山深处偶遇柏给了她爱与激情之外，那条女人的流浪之路无处不充满惊险和痛苦。后来成为富婆的红，依然无奈地在情感和婚姻路上流浪寻找，也许此生再也没有真情和激情可言了。这是作者第一次用纪实笔法描述自己和亲友的亲身经历，其真实性震憾人心，故事性精彩生动，是独具特色不可多得之作，不仅催人泪下也让人久久思索。
开篇
我和妹妹雅儿无奈踏上了流浪之路
红讲叙她和初恋情人刚的故事
云贵高原上性冲动的蛮子和浪女雪儿失踪之谜
花钱埋葬初恋 红从痛苦中解脱
南方的绿色、赤色、小偷和巨人
爱人不见了 人贩子来了
江南的风花雪月引诱虎子表哥和雪儿一日疯狂
情感迷网差点毁灭一只爱翩飞的红蝶
精神的流浪到达黄浦江畔时已是尽头
流浪的尾声
终篇
跋
——一份关于文革的个人记忆
许多历史的教训，都是用极大的牺牲换来的。譬如吃东西罢，某种是毒物不能吃，我们好像全惯了，很平常了。不过，这一定是以前有多少人吃死了，才知道的。所以我想，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蜘蛛一定也有人吃过，不过不好吃，所以后人不吃了。像这种人我们当极端感激的。
——鲁迅
01 北大荒的纪念
02 老猴子精
03 奶奶的故事变成了恶梦
04 奶奶愧对祖先
05 父亲为什么参加革命？
06 叔叔是个纸老虎
07 机关大院
08 饥馑之年
09 坏女孩
10 二姨的名字叫贞
11 北京一零一中学
12 梦中的英雄
13 在风暴中心
14 红卫兵不言性
15 半透明之夜
16 “壮士一去不复还”
17 做个地地道道的老农民
18 树欲静而风不止
19 壮士之死：奶奶最后的故事
20 悔恨
21 朋友及其它
22 我的初恋，大错特错？
23 我何所得？我何所失？
24 尾声
许多历史的教训，都是用极大的牺牲换来的。譬如吃东西罢，某种是毒物不能吃，我们好像全惯了，很平常了。不过，这一定是以前有多少人吃死了，才知道的。所以我想，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蜘蛛一定也有人吃过，不过不好吃，所以后人不吃了。像这种人我们当极端感激的。
——鲁迅
01 北大荒的纪念
02 老猴子精
03 奶奶的故事变成了恶梦
04 奶奶愧对祖先
05 父亲为什么参加革命？
06 叔叔是个纸老虎
07 机关大院
08 饥馑之年
09 坏女孩
10 二姨的名字叫贞
11 北京一零一中学
12 梦中的英雄
13 在风暴中心
14 红卫兵不言性
15 半透明之夜
16 “壮士一去不复还”
17 做个地地道道的老农民
18 树欲静而风不止
19 壮士之死：奶奶最后的故事
20 悔恨
21 朋友及其它
22 我的初恋，大错特错？
23 我何所得？我何所失？
24 尾声
有关1957年反右运动专集
主编：季羡林
建国以来，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使我国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备受磨难。他们遥远的呼声，已成为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和民主进程的伟大动力之一。
《岁月文丛》广泛收录了著名学者、作家、艺术家描述自己在政治运动中的种种经历以及记录自己探索与思考的佳作，有火有泪，有永不泯灭的良知和对祖国真诚的信念，是史学著作、社会学专著不能替代的宝贵财富。
本卷为有关1957年反右运动的文章专集。所收录的近三十篇文章集亲历性与史料性于一体，涵盖了党政机关、新闻出版界、文艺界、高校等社会领域，从不同的方面真实地展现了那场致使五十五万余人蒙受不白之冤的反右运动，为共和国保留了一段值得永远借鉴与反思的历史。
一个没有情节的故事 我参与丁、陈“反党小集团”案处理经过
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 突然袭击
我与我们的时代·祖国（节录） 往事三章
命运偶记四题 脱胎换骨
文人拉车记 “小家族”冤案二十年
“二流堂”奇冤大案 两个平常的作家在一个不平常的时刻
历史需要我们作证 萧也牧之死
清河农场 长夜漫漫
在风口上 “党天下”与“莫非王土”
铁帽压顶 九死一生（节录）
越是崎岖越坦平 风雨沉舟记
我在中宣部工作时对周扬的一些了解 为冯雪峰带诬
在政治大批判漩涡中的冯雪峰 盛世的灾难
回忆母亲丁玲 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
主编：季羡林
建国以来，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使我国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知识分子备受磨难。他们遥远的呼声，已成为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和民主进程的伟大动力之一。
《岁月文丛》广泛收录了著名学者、作家、艺术家描述自己在政治运动中的种种经历以及记录自己探索与思考的佳作，有火有泪，有永不泯灭的良知和对祖国真诚的信念，是史学著作、社会学专著不能替代的宝贵财富。
本卷为有关1957年反右运动的文章专集。所收录的近三十篇文章集亲历性与史料性于一体，涵盖了党政机关、新闻出版界、文艺界、高校等社会领域，从不同的方面真实地展现了那场致使五十五万余人蒙受不白之冤的反右运动，为共和国保留了一段值得永远借鉴与反思的历史。
一个没有情节的故事 我参与丁、陈“反党小集团”案处理经过
我所知道的北大整风反右运动 突然袭击
我与我们的时代·祖国（节录） 往事三章
命运偶记四题 脱胎换骨
文人拉车记 “小家族”冤案二十年
“二流堂”奇冤大案 两个平常的作家在一个不平常的时刻
历史需要我们作证 萧也牧之死
清河农场 长夜漫漫
在风口上 “党天下”与“莫非王土”
铁帽压顶 九死一生（节录）
越是崎岖越坦平 风雨沉舟记
我在中宣部工作时对周扬的一些了解 为冯雪峰带诬
在政治大批判漩涡中的冯雪峰 盛世的灾难
回忆母亲丁玲 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
《兄弟》分上、下两部，讲述了江南小镇两兄弟李光头和宋钢，重新组合成的家庭在文革劫难中的崩溃过程。
这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那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天的欧洲。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四百年间的动荡万变浓缩在了四十年之中，这是弥足珍贵的经历。连接这两个时代的纽带就是这兄弟两人，他们的生活在裂变中裂变，他们的悲喜在爆发中爆发，他们的命运和这两个时代一样地天翻地覆，最终他们必须恩怨交集地自食其果。
这是两个时代相遇以后出生的小说，前一个是文革中的故事，那是一个精神狂热、本能压抑和命运惨烈的时代，相当于欧洲的中世纪；后一个是现在的故事，那是一个伦理颠覆、浮躁纵欲和众生万象的时代，更甚于今天的欧洲。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四百年间的动荡万变浓缩在了四十年之中，这是弥足珍贵的经历。连接这两个时代的纽带就是这兄弟两人，他们的生活在裂变中裂变，他们的悲喜在爆发中爆发，他们的命运和这两个时代一样地天翻地覆，最终他们必须恩怨交集地自食其果。
《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是池莉新近发表的一部反映知青生活的作品，它以对个体生命的高度尊重。对成长的青春岁月的无限激情。完成了对知青小说、对新市民小说的开拓，表现了池莉对小说观念及文学观念的深刻理解。主人公豆芽菜是一个叛逆的姑娘。
《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主要内容包括：曼短寺、现场、野骡子、朝着鲜花去、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奔跑的火光等等。属《收获》50年精选系列·中篇小说卷四。《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再次构造了她熟稔的注重当下体验的人生模式，将现世生活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视为世俗人生的一些无法回避同时也是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和基本内容，从中去体验人生的意味，了悟人生真谛。
在池莉创作的《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里，她的这个特色依然很明显。池莉以她流利的叙述和惯用的写作手法，讲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段历史和几个人物的故事。她只是以从容的笔触，写一个年轻的个体生命在那个特殊时代环境里的真实状况和成熟过程，写出了特殊时代环境下的个体体验，让我们看到了她用另一种眼光看到的知青生活。
作品中漂亮活泼的豆芽菜是一个思维敏捷、敢爱敢恨、同时又过于单纯的女孩，她的一时心软，使自己成为一对恋人恋情暴露时的替罪羊，这和她在下乡时，利用时机巧妙地在台上向几千人和自己惟一景仰的知青标兵关山，展示自己的青春美丽和与众不同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但在关山主动向她示爱并相处后，豆芽菜却又弃他而去，毫不犹豫地投向自己真正所爱的人——小瓦的怀抱。
故事梗概
书中讲述了往昔岁月中的少男少女们奇异、浪漫的经历：少女豆芽菜高中毕业后下乡插队。她站在小瓦的自行车上玩杂耍；帮队长冬瓜和他的恋人阿瓤相会；她投入关山的怀抱，却发现自己真正喜欢的是小瓦。结果关山和小瓦各自回到北京、上海，豆芽菜成了一个“声名狼藉”的女孩。该书封底上写道：“池莉否认这是自传体的成长小说”，“池莉说写完这个故事感觉要飞起来”。
豆芽菜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天，就是高中毕业插队的那一天。一套收了腰翘的国防绿衣服、细瘦的考板裤将她修饰得春风杨柳，她赢得了著名的知青标兵关山和众人目光的聚焦。当天，老知青络绎不绝来看望她，篝火熊熊，豆芽菜迎风站在小瓦快速转圈的自行车上玩杂技。第二天，她就被关了禁闭。同宿舍的知青队长冬瓜，央求豆芽菜允许恋人阿瓤在冬瓜的蚊帐里坐坐。在一个小雨夹雪的深夜，突击查房，阿瓤和冬瓜跪在豆芽菜床前，请求让阿瓤上豆芽菜的床。他们被办了学习班。家人和朋友都不理解，孤独的豆芽菜的心日夜泣血。半个多月后，豆芽菜景仰的关山，主动向豆芽菜敞开了他的怀抱。但很快豆芽菜就一点都不快乐。她终于明白自己爱的是小瓦。关山的死士和小瓦的拥趸展开了一场恶战，这场聚众斗殴据说惊动了中央，结果，关山和小瓦去上海、北京念书了，只有豆芽菜，成了一个声名狼藉的女孩。
评论相关
《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一个读起来会让人心绪飘飞的小说名称。而那段令豆芽菜念念不忘的知青岁月，确实是会让人不由自主就跟随着激动跳跃的啊。一个一直被迫伪装为乖学生的叛逆青年豆芽菜，主动要求下放到农村中去。在那个所有人细声细气放屁的文革年代，她实在是点亮了所有人的眼睛!她穿着收腰的衣服和。
池莉的作品《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跳出了以往写文革文章的沉重压抑，从头至尾透着调皮幽默，风格在她的小说中独树一帜。豆芽菜是个有超前意识的时髦女生，大胆、豪爽、率真、单纯。与整个年代的小心压抑形成鲜明对比。小说没有所想的那样将她处理成对命运抗争的牺牲品，而是让她在小说中为所欲为。
小说分两个人称叙述，当池莉以第三人称叙述时，豆芽菜被作者从头出卖到脚，她的张狂她的虚荣她的不谙世事都得到肯定性的褒奖；当池莉以第一人称叙述时，仿佛我们就与她同呼吸共命运了，我们躲在一个即使伸手也无法到达对面的暗面。
作者：池莉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主要内容包括：曼短寺、现场、野骡子、朝着鲜花去、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奔跑的火光等等。属《收获》50年精选系列·中篇小说卷四。《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再次构造了她熟稔的注重当下体验的人生模式，将现世生活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视为世俗人生的一些无法回避同时也是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和基本内容，从中去体验人生的意味，了悟人生真谛。
在池莉创作的《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里，她的这个特色依然很明显。池莉以她流利的叙述和惯用的写作手法，讲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段历史和几个人物的故事。她只是以从容的笔触，写一个年轻的个体生命在那个特殊时代环境里的真实状况和成熟过程，写出了特殊时代环境下的个体体验，让我们看到了她用另一种眼光看到的知青生活。
作品中漂亮活泼的豆芽菜是一个思维敏捷、敢爱敢恨、同时又过于单纯的女孩，她的一时心软，使自己成为一对恋人恋情暴露时的替罪羊，这和她在下乡时，利用时机巧妙地在台上向几千人和自己惟一景仰的知青标兵关山，展示自己的青春美丽和与众不同形成了极大的反差。但在关山主动向她示爱并相处后，豆芽菜却又弃他而去，毫不犹豫地投向自己真正所爱的人——小瓦的怀抱。
故事梗概
书中讲述了往昔岁月中的少男少女们奇异、浪漫的经历：少女豆芽菜高中毕业后下乡插队。她站在小瓦的自行车上玩杂耍；帮队长冬瓜和他的恋人阿瓤相会；她投入关山的怀抱，却发现自己真正喜欢的是小瓦。结果关山和小瓦各自回到北京、上海，豆芽菜成了一个“声名狼藉”的女孩。该书封底上写道：“池莉否认这是自传体的成长小说”，“池莉说写完这个故事感觉要飞起来”。
豆芽菜一生中最美好的一天，就是高中毕业插队的那一天。一套收了腰翘的国防绿衣服、细瘦的考板裤将她修饰得春风杨柳，她赢得了著名的知青标兵关山和众人目光的聚焦。当天，老知青络绎不绝来看望她，篝火熊熊，豆芽菜迎风站在小瓦快速转圈的自行车上玩杂技。第二天，她就被关了禁闭。同宿舍的知青队长冬瓜，央求豆芽菜允许恋人阿瓤在冬瓜的蚊帐里坐坐。在一个小雨夹雪的深夜，突击查房，阿瓤和冬瓜跪在豆芽菜床前，请求让阿瓤上豆芽菜的床。他们被办了学习班。家人和朋友都不理解，孤独的豆芽菜的心日夜泣血。半个多月后，豆芽菜景仰的关山，主动向豆芽菜敞开了他的怀抱。但很快豆芽菜就一点都不快乐。她终于明白自己爱的是小瓦。关山的死士和小瓦的拥趸展开了一场恶战，这场聚众斗殴据说惊动了中央，结果，关山和小瓦去上海、北京念书了，只有豆芽菜，成了一个声名狼藉的女孩。
评论相关
《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一个读起来会让人心绪飘飞的小说名称。而那段令豆芽菜念念不忘的知青岁月，确实是会让人不由自主就跟随着激动跳跃的啊。一个一直被迫伪装为乖学生的叛逆青年豆芽菜，主动要求下放到农村中去。在那个所有人细声细气放屁的文革年代，她实在是点亮了所有人的眼睛!她穿着收腰的衣服和。
池莉的作品《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跳出了以往写文革文章的沉重压抑，从头至尾透着调皮幽默，风格在她的小说中独树一帜。豆芽菜是个有超前意识的时髦女生，大胆、豪爽、率真、单纯。与整个年代的小心压抑形成鲜明对比。小说没有所想的那样将她处理成对命运抗争的牺牲品，而是让她在小说中为所欲为。
小说分两个人称叙述，当池莉以第三人称叙述时，豆芽菜被作者从头出卖到脚，她的张狂她的虚荣她的不谙世事都得到肯定性的褒奖；当池莉以第一人称叙述时，仿佛我们就与她同呼吸共命运了，我们躲在一个即使伸手也无法到达对面的暗面。
作者：池莉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阿城代表作《棋王》
阿城的《棋王》一直被看作是寻根文学的代表作。这个以“知青”生活为题材的中篇小说更着重表现的是对传统文化中理想精神的寻找。小说以远赴云南边境“上山下乡”的一群“知青”为主人公，勾画了他们在非常环境里的人生经历。主人公王一生是其中的一员。他天性柔弱，面对粗糙喧嚣的社会环境，其惟一的“定力”只能来自自身内部精神的平衡。这是一个典型的“隐于市”的“大隐”之人：既不远离世俗生活，又不沉溺于俗世环境。在作品中，政治事件和社会矛盾被淡化了，“知青生活”和“文革背景”或许并不是小说中人物生存和活动的全部环境和依据，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思想才真正影响到了王一生们的为人处世乃至精神世界：老庄哲学中的淡泊宁静、无为而为、身处俗世、不耻世俗的“超脱境界”，或许正是王一生们梦昧以求的人生理想，也是小说所要建立的文化立场。
阿城在传统文化中发现的是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繁衍的精神支柱。在阿城看来，文化是人类历史上远比阶级立场、政治意识更具“历史连续性”的制约和促进因素。
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镇定自若、处变不惊的精神气韵，不仅成就了阿城作品的思想底蕴和美学情趣，也被溶解在了阿城的叙述之中。阿城的叙述气定神闲，平静如水，或许，只有这样的闲静，才能使阿城看清楚王一生的不放过一颗饭粒的“吃相”，看清楚他“净是绿筋的瘦腿”，看清楚许多作家来不及注目的东西。阿城被认为是当代作家中首先一个从体制文学的虚假激情中后退出来，让我们重温传统文化平和、冲淡、宠辱不惊的脉息的作家。只是，阿城本人的过于“平静如水”，使他在“三王”之后几乎不再有更重要的创作，以至终于淡出文坛。
赏析
小说名为“棋王”，作者确以一支生花妙笔，娓娓道来，把个“棋王”的故事讲得意趣横生，不由你不爱读。然而，小说在以知青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中所以独树一帜则在于，作家目的不惟不在“以文传棋”，而在“以棋写人”；而且以一个与那“史无前例”时代的文化精神颇有些不合辙儿的小人物的故事，在于那时代形成距离的历史观照中，展示出实人生、真生命的存在与面目。
王一生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一个普通人，他整个的生活境遇可以用一个“穷”字来概括，全家生活费每人平均不到十块钱，为省家用，他连上公园、看电影等学校活动也取消了。或者由于生活境遇、或者由于性格特质的投和，王一生爱上了象棋，而他的青春生命也由此焕发出光彩。什么穷、什么外界干扰、什么无资格参赛，即使在“史无前例”的时代，也不能割断王一生和象棋的关系。在这里，作者通过人物形象力图阐释的，并非人与棋的关系，而是一种平凡而实在的人生态度。当读者读到王一生因其“呆”，误撕某造反团的大字报致使其“大”名沸沸扬扬，本人也被对立的两派争来夺去成为“斗争”焦点而忽俊不禁对，在那一哂、一笑之间，所包容的是由作品形象感发的具有时代意义的丰富内容，是对那整个畸形时代的嘲讽。阿城审美视角的独特处在于，当他反思那一时代时，不是沉湎其中，而是超然象外、省察人生，由此，从当时比比皆是，可以说构成一时潮流的“造反”、“讨伐”、“反戈一击”、大字报战等文化现象中，见出其与历史、与实人生的悻谬。而这又是巧妙地以王一生这样一个普通小人物和时代“主导”意识相违拗的人生追求显示出来的，在鲜明的映衬中，揭示了那一时代被扭曲的文化表层之下，历史、生命坚实而不可逆转的进程。王一生的爱棋、下棋，他谦虚、好学、坦诚、刚毅的棋品??持身谨严的人品，诚然表现出执着的生命热力，但作为一个“人”“热爱生命”并非是一句空话，“生命”也并非空洞的精神口号所能维持和延续，作品中关于王一生对“吃”的感受、看法、包括吃态的描写，成为作家刻画人物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王一生所说“一天不吃、棋路就乱”的话语，朴素地道出了“民以食为天”的真理。如果说人的精神需求往往代表了人所谓“雅”的一面，而衣食物质需求则更多被视为“俗”，那么这部作品是在“雅”与“俗”的自然统一之中，完成了一个真实的人的形象塑造。然而作品对人物的描写并不仅仅停留于社会层面，而显示出超越现实、超越个体存在、对世界人生进行整体把握的努力，作家对中国古典哲学、对道禅精神的领悟，潜移默化地渗透于人物形象的刻画之中。在王一生的学棋经历中，拣烂纸老头的指点勿庸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那对“气”与“势”的了悟，使王一生的棋艺日精，最后力克群雄、稳操胜券；而王一生身处穷境、逆境、困境，精神不颓、志气不衰的人生道路与品格，在那不正常的年代，不也颇具以不变应万变，以无为而无不为的哲学意味？作者关于王一生棋场鏖战一段的描写，尤为突出地显示了作者创作思维的这一特点：王一生“双手支在膝上，铁铸一个细树桩，似无所见，似无所闻。……眼睛深陷进去，黑黑的似俯视大千世界、茫茫宇宙。那生命像聚散在一头乱发中，久久不散，又慢慢弥漫开来，灼得人脸热”。与其说这是一个神情专注的棋手，勿宁说这是民族文化精神融铸而成的一个“棋魂”，它远非某一具体现实人生所能拘囿，而具有与远古、现在、未来，宇宙人生同在的永恒意蕴。《 棋王》不仅立意颇深，而且显示出将其浑融于感性形象创造、故事情节表现的艺术功力。作者写知青之憎、棋手之谊，使人感到在那反常的时代，人与人之间难得的理解、真诚和亲近。作者写母子之爱。“无字棋”那一笔轻起重落，形成撼人心魄的艺术力量扑面而来，使人不能自己。作品表细节，如“吃”，似工笔细刻，使人物体表态心神毕现；写场面，如“千人观棋”，则文笔姿肆、纵横捭阖，以不同人物动态汇成铺天盖地的动势，确实手笔不凡。再加词句的凝练，用语的诙谐，反嘲的口吻，“静”与“动”相因相生的笔法，使小说产生了别具一格的审美精致。概而言之，作品将玄渺的哲学命意和高远的文化沉思寓于平凡人生的揭示与升华，在故事的叙述中，以朴素的写实笔法，注之以意、行之以情、凝之以神，形成了阿城小说感人至深又耐人寻味的独特风格。
阿城的《棋王》一直被看作是寻根文学的代表作。这个以“知青”生活为题材的中篇小说更着重表现的是对传统文化中理想精神的寻找。小说以远赴云南边境“上山下乡”的一群“知青”为主人公，勾画了他们在非常环境里的人生经历。主人公王一生是其中的一员。他天性柔弱，面对粗糙喧嚣的社会环境，其惟一的“定力”只能来自自身内部精神的平衡。这是一个典型的“隐于市”的“大隐”之人：既不远离世俗生活，又不沉溺于俗世环境。在作品中，政治事件和社会矛盾被淡化了，“知青生活”和“文革背景”或许并不是小说中人物生存和活动的全部环境和依据，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思想才真正影响到了王一生们的为人处世乃至精神世界：老庄哲学中的淡泊宁静、无为而为、身处俗世、不耻世俗的“超脱境界”，或许正是王一生们梦昧以求的人生理想，也是小说所要建立的文化立场。
阿城在传统文化中发现的是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繁衍的精神支柱。在阿城看来，文化是人类历史上远比阶级立场、政治意识更具“历史连续性”的制约和促进因素。
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特有的镇定自若、处变不惊的精神气韵，不仅成就了阿城作品的思想底蕴和美学情趣，也被溶解在了阿城的叙述之中。阿城的叙述气定神闲，平静如水，或许，只有这样的闲静，才能使阿城看清楚王一生的不放过一颗饭粒的“吃相”，看清楚他“净是绿筋的瘦腿”，看清楚许多作家来不及注目的东西。阿城被认为是当代作家中首先一个从体制文学的虚假激情中后退出来，让我们重温传统文化平和、冲淡、宠辱不惊的脉息的作家。只是，阿城本人的过于“平静如水”，使他在“三王”之后几乎不再有更重要的创作，以至终于淡出文坛。
赏析
小说名为“棋王”，作者确以一支生花妙笔，娓娓道来，把个“棋王”的故事讲得意趣横生，不由你不爱读。然而，小说在以知青生活为题材的作品中所以独树一帜则在于，作家目的不惟不在“以文传棋”，而在“以棋写人”；而且以一个与那“史无前例”时代的文化精神颇有些不合辙儿的小人物的故事，在于那时代形成距离的历史观照中，展示出实人生、真生命的存在与面目。
王一生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一个普通人，他整个的生活境遇可以用一个“穷”字来概括，全家生活费每人平均不到十块钱，为省家用，他连上公园、看电影等学校活动也取消了。或者由于生活境遇、或者由于性格特质的投和，王一生爱上了象棋，而他的青春生命也由此焕发出光彩。什么穷、什么外界干扰、什么无资格参赛，即使在“史无前例”的时代，也不能割断王一生和象棋的关系。在这里，作者通过人物形象力图阐释的，并非人与棋的关系，而是一种平凡而实在的人生态度。当读者读到王一生因其“呆”，误撕某造反团的大字报致使其“大”名沸沸扬扬，本人也被对立的两派争来夺去成为“斗争”焦点而忽俊不禁对，在那一哂、一笑之间，所包容的是由作品形象感发的具有时代意义的丰富内容，是对那整个畸形时代的嘲讽。阿城审美视角的独特处在于，当他反思那一时代时，不是沉湎其中，而是超然象外、省察人生，由此，从当时比比皆是，可以说构成一时潮流的“造反”、“讨伐”、“反戈一击”、大字报战等文化现象中，见出其与历史、与实人生的悻谬。而这又是巧妙地以王一生这样一个普通小人物和时代“主导”意识相违拗的人生追求显示出来的，在鲜明的映衬中，揭示了那一时代被扭曲的文化表层之下，历史、生命坚实而不可逆转的进程。王一生的爱棋、下棋，他谦虚、好学、坦诚、刚毅的棋品??持身谨严的人品，诚然表现出执着的生命热力，但作为一个“人”“热爱生命”并非是一句空话，“生命”也并非空洞的精神口号所能维持和延续，作品中关于王一生对“吃”的感受、看法、包括吃态的描写，成为作家刻画人物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王一生所说“一天不吃、棋路就乱”的话语，朴素地道出了“民以食为天”的真理。如果说人的精神需求往往代表了人所谓“雅”的一面，而衣食物质需求则更多被视为“俗”，那么这部作品是在“雅”与“俗”的自然统一之中，完成了一个真实的人的形象塑造。然而作品对人物的描写并不仅仅停留于社会层面，而显示出超越现实、超越个体存在、对世界人生进行整体把握的努力，作家对中国古典哲学、对道禅精神的领悟，潜移默化地渗透于人物形象的刻画之中。在王一生的学棋经历中，拣烂纸老头的指点勿庸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那对“气”与“势”的了悟，使王一生的棋艺日精，最后力克群雄、稳操胜券；而王一生身处穷境、逆境、困境，精神不颓、志气不衰的人生道路与品格，在那不正常的年代，不也颇具以不变应万变，以无为而无不为的哲学意味？作者关于王一生棋场鏖战一段的描写，尤为突出地显示了作者创作思维的这一特点：王一生“双手支在膝上，铁铸一个细树桩，似无所见，似无所闻。……眼睛深陷进去，黑黑的似俯视大千世界、茫茫宇宙。那生命像聚散在一头乱发中，久久不散，又慢慢弥漫开来，灼得人脸热”。与其说这是一个神情专注的棋手，勿宁说这是民族文化精神融铸而成的一个“棋魂”，它远非某一具体现实人生所能拘囿，而具有与远古、现在、未来，宇宙人生同在的永恒意蕴。《 棋王》不仅立意颇深，而且显示出将其浑融于感性形象创造、故事情节表现的艺术功力。作者写知青之憎、棋手之谊，使人感到在那反常的时代，人与人之间难得的理解、真诚和亲近。作者写母子之爱。“无字棋”那一笔轻起重落，形成撼人心魄的艺术力量扑面而来，使人不能自己。作品表细节，如“吃”，似工笔细刻，使人物体表态心神毕现；写场面，如“千人观棋”，则文笔姿肆、纵横捭阖，以不同人物动态汇成铺天盖地的动势，确实手笔不凡。再加词句的凝练，用语的诙谐，反嘲的口吻，“静”与“动”相因相生的笔法，使小说产生了别具一格的审美精致。概而言之，作品将玄渺的哲学命意和高远的文化沉思寓于平凡人生的揭示与升华，在故事的叙述中，以朴素的写实笔法，注之以意、行之以情、凝之以神，形成了阿城小说感人至深又耐人寻味的独特风格。
上篇 逃婚
她叫王杨玲。是一对北京知青的私生女儿。
她叫王杨玲。是一对北京知青的私生女儿。
“拉练”是军队里一个很重要的训练节目，这是为了增强下级军官和士兵的体质及
加强战斗力的一种训练。在拉练过程中，每个人都会在一种纪律严明的压力下磨励自己，
使这支队伍变得更加团结和更具有凝聚力。倘若这支原本只有七分战斗力的队伍,在拉练
的锻炼中会变成一支顽强的有十分战斗的队伍。这便是军队里经常拉练的目的。
加强战斗力的一种训练。在拉练过程中，每个人都会在一种纪律严明的压力下磨励自己，
使这支队伍变得更加团结和更具有凝聚力。倘若这支原本只有七分战斗力的队伍,在拉练
的锻炼中会变成一支顽强的有十分战斗的队伍。这便是军队里经常拉练的目的。
最让人受不了的是跟老爸一起去看演出。每个节目演完，老爸都要很当回事地
鼓掌。要知道我们没有鼓掌的习惯，尤其是碰上那些不好不坏的节目，半点鼓掌的
热情都没有。而老爸却那么认真地拍手，仿佛听了什么重要领导的讲话一样。妹妹
曾就此问题向老爸提出过建议（我们当然不能抗议），建议他不必每个节目的间隙
都鼓一次掌。妹妹表示，全场只有我们这个角落响起掌声，无疑吸引了广大观众的
注意，这样使我们感到十分难堪。老爸却根本不接受这样的建议，他严肃地指出，
鼓掌是对演员的尊重，同时也反映了我们的修养。我们要做文明观众，老爸强调
说。当演出结束，老爸就会从座位上站起来，长时间地对着舞台上鼓掌。他仿佛是
一名首长，给人的感觉是，他很快就要走上台去，与演职人员一一握手。老爸认真
地拍着手，直到场内的观众差不多都走完了，他才迈着矫健的步伐出场。我们跟随
着老爸，觉得自己像个滑稽的士兵。
我与妹妹曾就此问题达成共识，那就是，我们都决心不再跟老爸一同去看演
出。要看让他一个人去看！妹妹的表情看上去有些恶毒。是啊，我接着说，让他一
个人去拍手，让全场观众都来欣赏他的文明！可是，到了下一次，我们还是乖乖地
陪着老爸一同走进剧场。想到老妈的临终嘱托，我们的决心顿时动摇了。
老妈活着的时候，陪伴老爸的工作就由她一人包了。他们不仅一同去观看演出
（在剧场里是不是与老爸一起鼓掌，我们不得而知），而且还保持着黄昏双双外出
散步的习惯。这一习惯，延续了几十年。晚饭之后，老爸喝几口茶漱口，他的牙不
是太好，他因此对报上茶水利齿的观点深信不疑。在老爸漱口的同时，老妈已经把
抵御夜凉的外套准备好了。于是他们就出发了。他们彼此间没有一句话，他们不做
出呼朋引伴的姿态。但他们显然是心照不宣的，他们像是同去参加一个秘密的集
会，在我们的眼里，他们多少表现得有点鬼鬼祟祟。
据说，他们的散步有着相对固定的路线。他们出了家门，往右拐，拐过一个关
了门的粮店，就上了一顶有着五十四个桥孔的明代长桥。如果天气不错的话，这座
桥这时候正沐浴在夕阳里。景色自然是不错。据说，总是老爸走在老妈的左侧，老
爸的一切都显得非常正宗。他们在长桥上悠闲地走着，有时候会在桥事里稍事休
息。当然，也可以把父母的此举看作是一种对风景的观赏。他们在桥亭里坐下，也
保持着男左女右的格局。据说，有时候，老妈还会伸出她温柔的手，勾住老爸的胳
膊。在行文中，我用了这么多的“据说”，这都是因为，父母一年三百次以上的黄
昏散步，我没有一次亲见。我所了解的，都是别人的口传或者文字记述。我这么一
说，你也就明白了，我老爸老妈的散步，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小镇，是一道十分特别
的风景，它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和注意。甚至有沿街的居民，把父母散步途经他们
家门口，视作一种时间的标志。对这些小镇居民来说，父母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钟
表的作用。这情形与大哲学家康德相似。难道不是这样么，我清楚地记得某本书里
对康德有过这样的记载，说他整日沉溺于沉思冥想，但生物钟却特别敏感。他每天
都非常准时地途经某个地方。那地方的人，也就不会轻易放弃这一标志时间的现
象，他们把康德看作是一只钟。我们小镇个别的居民，与康德时代的某些居民不谋
而合。
我父母的俪影，确实得到了过多的关注。
在小镇的宣传橱窗里，曾经展出过这样一幅照片；照片上是我父母相依的背
影。他们正迎着火红的夕阳走去。夕阳把他们身体的轮廓染成了金黄。虽然他们的
背影看上去没有了年轻人的挺拔和健美，但是，微微佝偻的后背和老妈有些罗圈的
双腿，在夕阳的映衬下却显得那样的美好。这是一幅艺术性很强的摄影作品。是艺
术的力量打动了人们，艺术是返老还童的灵丹妙药，有着扬长抑短的神奇，它让我
老爸老妈平凡的身影显得那样的不平凡。这幅作品出自本镇一位文化站长之手。许
多人都曾因此而向他讨教，希望他能谈谈他是如何拍出如此优秀的照片来的。文化
站长向虚心情教的人们展示了他的摄影工具，那是一架普普通通的照相机，价值仅
百元左右。文化站长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人们，好照片并非一定要好相机才
拍得出来。有了昂贵的相机，并不见得就能拍出出色的照片来。站长这么说。言下
之意，只要有敏锐的艺术眼光，再破的相机也能拍出超凡脱俗的作品来。站长是这
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他的照片拍得确实很棒，他让平凡的父母在照片上光彩夺
目。
散步的老爸老妈，不仅被审美的镜头所记录，除了人们通常眼光的审视，还有
一位县中的初二年级学生，把他们的形象放进了她文采飞扬的作文。这个多愁善感
的女学生，以她极其细腻的笔触，生动地描绘了我父母黄昏散步的情景。她在作文
中由此表达了她对我父母无限的敬意。她指出，这对老人除了给人以崇高的美感
外，还让人们因此而对未来充满了倍心。他们让我看到了我的明天，她这么写道，
在明天，我仍将是这样的热爱生活，生活中并且一如既往地充满了爱情。是的，初
二的女生在她的作文里提到了爱情这样一个词。这一度引起了她语文老师的不安。
老师用她的红笔将这个唐突的名词轻轻地划去了。不过很快，老师又在这个词下划
了一个恢复记号。这是因为，经过反复的品味和仔细的斟酌，语文老师觉得将它删
去显然是不妥的。它无法从这篇作文中删去，就像不能将鼻子从脸上挪走一样。如
果将“爱情”一词删去，那么整篇作文都将失去神采。可以说，这个看似有些不妥
的词儿，其实是这篇优秀作文的文眼。它精确地刻画了这对夕阳中散步老人的精神
世界，它与外在的美相得益彰，与黄昏美丽的环境浑然一体。语文老师在画上恢复
记号后，无比兴奋地决定，要将此文推荐到一本中学生作文杂志上去。她果真这样
做了，并且作文很快就得以发表。而包括我们在内的广大小镇居民，也因此而得以
阅读到这篇出色的作文。
并且这篇优秀作文，在我老爸老妈（尤其是老妈）那儿也得到了可贵的好评。
老妈就着昏暗的灯光，一定读了不止一遍。她长时间地拿着这本小小的刊物，像是
反复把玩着里面的每一个字似的。我们注意到，有笑意在老妈的脸上漾开了。我们
因此推测。老妈的内心一定非常愉快。她被小作者飞扬的文来打动了，说得更确切
些，老妈是被小作者所刻画的人物所打动，也就是她自己打动了自己。与这将出色
的作文相比，文化站长的摄影作品却没能得到老妈的首肯。相反，老妈似乎对这张
照片还有些小怀不满。我清楚地记得，当我们全家某次路过宣传橱窗时，老妈明显
地加快了步伐。她的这一反常举动，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很快就意
识到，老妈是不愿意在《夕阳红》这幅作品前停留。老妈的举动令人费解，要真正
了解到她的内心所想，我们知道这并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不过，对此我们完全可
以作出一些猜测。其中比较合乎情理的似乎是，照片上老妈罗圈腿的特征实在是过
于明显了。老妈因此而高兴不起来，应该说理所应当。
在老妈去世之后，我们从她的抽屉里（那是她的个人资料库）发现了那本刊有
女中学生作文的小杂志。我们眼含热泪，重读了这篇题为《走向夕阳》的作文。我
们仿佛看到，老妈摇晃着她那有些花白的头发，正向我们走来。她的头发像一面小
旗帜那样飘舞着。金色的夕阳因这种飘舞而跳动。当然，老妈的罗圈腿也是显而易
见的。这要请老妈的在天之灵原谅，请原谅我又一次提起了她所不愿提到的罗圈
腿。老妈你要理解这一点，罗圈是您老人家最为显著的特征，为了想起您，我们无
法不想起您的罗圈腿。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还要感谢您的罗圈腿，正是它，才让
我们更真切、更深刻地想起您。您与罗圈腿永生。
这本有些发黄的作文杂志，在我们的手上传阅。这不可避免地触动我们内心许
多有关老妈的回忆。老妈在世时，是一位有着崇高威望的小学校长。她除了行政工
作，还长年坚持不懈地担任小学高年级的道德修养课。她有着晚上办公直至深夜的
习惯。为了减轻用电的负担，她选择了支光很低的灯泡。这使得老妈的视力每况愈
下。为了增加亮度，老爸为老妈的办公用灯制作了一个洁白的灯罩。老爸用白色的
道林纸做成了一个斗笠状的东西，这东西将灯光一点不剩地拢络到老妈的写字台
上。老妈在聚拢的灯光里写备课笔记，批改学生的作业。老妈干得一丝不苟。记得
我们很小的时候，还与父母同住一个房间，每当我们半夜醒来，总会看到老妈还笼
罩在那面积不大的一圈灯光里。因此每当听到歌颂老师的歌曲响起，我们都会特别
动情。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令人心酸的歌儿，都是为老妈而创作的。在老妈的追
悼会上，我突发奇想，我觉得如果能用歌唱老师的歌曲（比如说《我爱米兰》之类
的）来替代哀乐的话，悲伤的气氛一定会更浓。我总觉得，在无比悲伤的时候，一
首欢乐的歌曲更能令人断肠。
在学校，老妈有着崇高的威望，这已经说过了。再调皮的学生，见到老妈，就
变得不调皮了。每当老妈走进教室，教室里就会鸦雀无声。老妈个头不高，她在讲
台前一站，差不多就只给学生们展现一个脑袋。然而就是这个脑袋，令所有的学生
都不敢有半点越轨。就是各种不轨的念头也不敢有。老妈的脸上架着厚厚的近视眼
镜，因此通常人们很难看到老妈眼睛里流露出什么样的眼神。老妈令人捉摸不定，
这也许是学生格外怕她的原因之一。老妈站在讲台前，显得格外的自信。我相信，
这样的因素术密排除，那就是，讲台将老妈的罗圈腿严严实实地挡住了，老妈对讲
台有着特别的感情。老妈站在讲台前，有着特别的安全感。
某年秋天的一个早晨，老妈的睑上突然浮现了一层红色。后来我们才获悉，那
是老妈紧张所致。老妈确实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这是因为，她忽然发现自己的
一对乳房出现了过于悬殊的大小。也许是老爸还在熟睡，也许老妈根本就不愿意让
他知道，反正老妈径自往我们的房间里来了。老妈一进我们的屋子，就把她的上衣
全部撩起来了。她的乳房在我们的面前显露了出来。我相信，虽然谁都不可能在吃
奶的时候就记事，但是，我敢说，谁都会在他母亲的乳房面前内心油开一种似曾相
识的亲切感。事实正是如此，我们姐妹俩，在老妈裸露的乳房前，忽然感到了一阵
温馨。如果在这样的时刻老妈轻轻地说，孩子，吃吧，吃吧，吃得饱饱的，我的脑
袋无疑将不由自主地向老妈靠去。可是老妈没有任何亲昵的暗示，她只是双颊红扑
扑地走近我们姐妹，最后怯怯地向我们提出这样的要求，那就是，老妈要我们帮她
认真检查一下，她的乳房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彼时我还没有完全睡醒，睡意还似有若无地在我这儿徘徊。倒是妹妹比较清
醒，她率先伸出手去，将老妈的两只乳房草草地捏了一遍。当捏住老妈的左乳时，
妹妹几乎是惊叫起来。妹妹的叫声这才令我真正地摆脱了睡眠。我从妹妹的手中，
抢过了老妈的左乳，我也差一点叫出声来。我像妹妹一样，确实发现了问题。是
的，我们都明显地感觉到，老妈的左乳与她的右乳出现了很大的差异。也就是说，
老妈的左乳，不再具有乳房所应有的柔软，它变得硬梆梆的。我清晰地感觉到，老
妈的这只乳房里，有了不小的肿块。疼么？我的心儿怦怦直跳，一边这么问老妈。
老妈一定被我们惊慌的反应吓坏了（后来我想，我们真不该表现出那样的惊诧！老
妈也许因为摸到了乳房肿块而一宿未睡，她一整夜都是在惴惴不安中度过的。我和
妹妹清晨的惊慌反应，将老妈的紧张情绪推向了高潮），她根本不能对我的提问做
出回答。她只是似是而非地点了点头。这时候我注意到，老妈脸上的鲜红已经褪
去，取而代之的，是纸一样的刷白。
老妈确实有理由感到紧张，她的担心（当然也包括我们的担心）很快就被证实
是有道理的。由老爸出面，陪着老妈辗转了几家医院，从镇卫生院到县医院，再到
上海一家肿瘤病权威医院，医生们仿佛事先开会统一了思想似的，他们的口径出奇
的一致，他们无一例外地在对老妈做出检查后，悄悄地对老爸说，老妈的病情不容
乐观！医生在说这话的时候，虽然语气未必紧张，医生们从来都不大惊小怪，也不
像相士那样故弄玄虚，医生在论及病情的时候，总是显得很轻松。但是，在医生们
看似轻松的论断背后，却常常会透露出一胜寒气。这很容易让敏感的人们所捕捉
到。老爸就在医生的谈话里听出了不祥的内容。医生对老爸建议说，要及时进行手
术。医生说，这样的部位一般术后问题都不会太大。医生说完这些，微笑地看着老
爸的脸。仿佛他们向老爸宣布的是一个可喜的消息似的。
敏感的老妈很快意识到，在她的生活中已经出现了什么样的麻烦，那些金风送
爽桂香醉人的日子，因此对我们家来说显得特别沉重。幽默的老爸，他的家庭笑话
虽然一如从前般层出不穷，但是，其中明显地有了勉强的成分。就像如今的相声演
员那样，他们越想逗人笑，越让人感到可怜。是的，我们在为老妈而感到不幸的同
时，深深地同情着老爸。老爸的笑话非但让人笑不起来，它的苦涩却是显而易见
的。老爸在饭桌上，嘎叭一声咬到了一颗砂子，他强作欢笑地对我们大家说，我一
生吃下了无数这样的砂子，我体内的砂可以用来造一间小小的房子了。面对老爸这
个生硬的笑话，我们谁都没有笑。老妈非但没有笑，她反而像一个真正的校长那样
呵斥了老爸。老妈对老爸说，遇到了什么喜事这样高兴？
我们注意到，老爸脸上的笑顿时敛尽了。也许他的自尊受到了伤害，也许他是
不愿让老妈继续不高兴，反正他忽然严肃起来。老爸的神情令人同情。我在内心为
他而感到酸楚。我觉得老妈这样指责老爸是有欠公允的。但是，我并没有对老妈有
什么意见。因为在我们目前的评判中，老妈的言行是无所谓对与错的。她想说什
么，想干什么，都可以无所顾忌。
其实我们大家对老妈的病所持的态度，显然过于悲观了。后来的事实表明，乳
房癌手术后的成活率是所有癌症中最高的。也就是说，许多乳房癌患者。在施行了
切除手术后，都安然无恙。老妈在割掉了她的左乳后，又坚持工作了十年。
当时，老妈对切除手术持坚决反对的态度。这并不等于说老妈是个讳药忌医的
人。事实上，她非常希望能通过有效的治疗使她重返教育岗位。对抗手术的全部原
因在于，老妈是不愿意她失去一只乳房。老妈表示，这样的方案让她感到非常别
扭。后来的事实也表明，老妈当初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当老妈术后重新回到她校
长的岗位上时，她的行走方式，甚至是她的体态，在人们的眼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老妈在人们面前站立时，总显得有些重心不稳。而当她行走时，躯体晃动的幅
度明显右大于左。说明白些，老妈显得不那么对称了。这当然与失去了一只乳房有
关。因此当我向她提议，让她穿上一件特制的胸衣，她终于答应了。
起初老妈对我的建议心存狐疑。她不相信这样做能改变她的形象。她握了握乳
罩填有海绵的那一半说，这没有丝毫的重量。我却对老妈说，你要它有重量干啥？
它的作用是，把你另一边的胸脯撑起来，这就够了！
老妈固执地说，撑起来又有什么用！说这话时，她一副校长的架子。她从来都
是居高临下。
我只得耐心地向她解释说，海绵虽然没有重量，它却能对你的心理产生影响。
这就是重量。难道说一定要在秤上反映出来的才是重量么？我这么反问老妈。面对
我的反问，老妈默然。我知道，我的话起点作用了。我于是接着又对她说，你在心
理上觉得自己是对称的，你的步伐也就自然平衡了。我当时的神情，仿佛一个教
师，我为自己的自信而感到好笑。我想，一定是老妈的遗传因子在起作用，不然的
话，我怎么会以如此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服老妈呢？
老妈终于听从了我的话。她戴上特制的胸衣后，确实精神多了。我们在她的行
为中，再也看不出有半点病态。她就是在服药的时候，也显得慷慨激昂。
老妈经过了相当一段时间的治疗后，决定立即重返教育岗位。老爸当然极力反
对她这么做。老爸提出了种种反对理由，都被老妈无情地一一驳回了。最后，老爸
提出了令我们意想不到的理由，他差一点把老妈击垮了。是的，老爸所指出的问
题，真的是十分棘手。可以说，老爸这样说，有点残酷。这大抵是因为老爸被逼急
了，他已经到了几乎山穷水尽的地步，他要是再不背水一战，他就不可能将老妈拦
住了。请你猜猜春老爸说了些什么？他有些神经质地指着老妈的脑袋，伤直有点恶
毒地说，瞧你，瞧你，瞧你的头发都快掉光了，难道光着头去上班不成？
老爸的话掷地有声。大家都因此而陷入了可怕的沉默。脆弱的妹妹，终于在这
份令人窒息的沉默中嘤嘤低哭起来。她的哭声让人觉得心里好受了些，我发现不仅
仅是我，还有老爸，甚至老妈，都在妹妹的哭声响起之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相
信，这么舒一口气，大家都会变得轻松一些。
老爸说得没错，老妈的头发这一个月来确实脱落得所剩无几了。这与窗外那棵
落叶纷纷的梧桐相映成趣。而这一点，未经老爸指出时，我们还都没有十分在意。
老妈的头发是一根根脱落的，由于它们的脱落有点潜移默化的意味，我们没有为此
而感到惊讶。现在一经老爸提出．我们都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这一点确实不可
小视。老妈怎么能没有头发呢？没有头发的老妈又怎么能走进校园走上讲台呢？
接下来的几天，老妈显得十分安静。她每天很早起床，在院子里进行一种简单
的甩手锻炼。这些日子里，我特别注意着老妈的脑袋，老妈的头上，确实太过冷清
了。原先浓密的头发，怎么就悄悄离开了呢？尽管在化疗前，医生预示了这种可能
性，医生说，经过一阶段的化疗，患者的头发会有不同程度的脱落。但如此严重的
脱发，还是令我们始料未及。我们实在很难接受这一现实。我不知道老妈的内心起
了怎样的波涛，我为她而感到难过。我了解老妈，她不担心别的，只因为脱发给她
的重返工作岗位造成了重大的障碍，她有理由伤心。我看到清晨的天光流泻到老妈
的身上，它在她头发稀疏的头皮上发出了显而易见的反光。我觉得，作为老妈的长
女，我有义务动脑筋想办法，为老妈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但是就我内心而言．是与老爸一样，并不希望老妈这么快就去学校上班的。我
觉得患癌虽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但如果能让老妈就此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从
今往后下要再像以前那样披星戴月地燃烧自己点亮别人，倒也不失为一种机遇。需
要说明的是，我这样想，并没有一丝一毫感谢癌症的意思。我只是觉得，老妈既然
得了顽症，就应该面对现实，首要的任务是把身体养好。
在我解决问题的办法诞生之前，老妈一直安静地呆在家里。很久以后，当我想
起这一点时，我禁不住深感内疚。我这么想，要是我不生出什么聪明的主意来的
话，老妈是不会再去上班的，那么，她也许就会真的安心地在家养身体。从某种意
义已讲，是我害了老妈。难道厂是这样么．老妈这段时间里不仅不再焦虑地想着工
作的事。她反而能将心思放到如何操持家务上了。这是一个多么可喜的变化啊！老
妈一早起床，在院子里甩甩手，然后去菜场买菜。等我们大家回到家里，精美的饭
菜已经在餐桌上摆放好了，特别让我们感到幸福的是，老妈将家里擦拭得一尘不
染，每个房间都清洁得叫人深深地热爱生活。我们因此对老妈改变了看法。从前我
们都认为，老妈是一个不太称职的老妈。她只会工作工作，她会不会烧开一壶水，
能不能把一块尿布洗干净，都叫我们感到怀疑。家中的一切，似乎都是老爸一人料
理的。老爸是任劳任怨的家伙，他甚至有着一段不短的倒马桶的经历，我们知道，
在我们家搬入有卫生设备的套间之前，这项看来有库大丈夫斯文的工作是由老爸包
揽的。我们相信，要是家中没了老爸，我们会不会吃生米都很难说。然而现在的事
实表明，老妈不仅是一个敬业的校长，她一旦平起家务来，也是一把好手。那些日
子，我和妹妹一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抢老妈。我们以抢先抱住老妈给她一个吻为
荣。不止一次，老妈都差一点被我们姐妹扳倒了。她的眼镜都险些跌落下来。但是
我们看得出来，老妈很快乐。
由于老妈的工作转移，老爸也扮演了一个全新的角色。他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
上班。需要补充交待的是，老爸是一个退伍军人。他从部队退役后，一直没有正式
的工作。他的身份是三级残废军人。他的双脚，因北方寒冷的气候而得了脉管炎。
当他从部队回到地方上来时，他的左脚的小脚趾，和右脚的中脚趾，都因为脉管炎
而坏死了。如果不说，谁都不会知道老爸身有残疾。事实上许多人在获悉了老爸居
然是三级残废时，脸上都露出了惊异之色。人们打量着老爸，努力要从他的身上看
出什么不是来。最后人们不以为然地说，两个脚趾头不管用了，算什么残废啊！老
爸就是因为这两只脚趾头，才一直深居简出，老爸除了干好家务，唯一的消遣就是
拉一只仅有六个贝司的小手风琴。在我们看来，这样的手风琴只适宜孩子练习用。
我们曾建议老爸，如果真对手风琴着迷的话，可以去买一架像样些的。我曾故作慷
慨地表示，如果老爸真想买手风琴，我完全可以捐出其中的一部分资金。老爸却谢
绝了我的美意，他明确地表示，这架小手风琴不仅顺手，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他一
位战友的遗物。老爸特别强调，这位不幸在建设工地上以身殉职的战友，是一位雷
锋式的好战士。他的光荣事迹一直激励着老爸回到家乡能为社会主义多做贡献。但
是，老爸不无遗憾地叹息了一下说，他却一直没有条件很好地报效人民。为此他一
直感到压抑。现在老妈因病留在了家中，他正好出去为社会工作。
老爸背着他的小手风琴，去了本镇的离退休协会。他很快得到了同志们的爱
戴。每当我们途经离退休协会，都会听到老爸欢乐的琴声。我们熟悉老爸的琴声，
他对音乐的处理，带有他明显的个人风格。也就是说，他把所有的歌曲都处理成同
一种效果。无论是舒缓的，还是略带忧伤的曲子，老爸都把所有的歌曲拉成了进行
曲。在老爸那儿，只有一种一成不变的音乐基调。离退休协会位于一座陈旧的老宅
里，据说解放前它是一户丝绸商的府邸。它有着雕花的门窗，白墙黑瓦，并且隐约
可见院墙内翠绿的芭蕉。这是个环境迷人的好地方。老爸每天就在这儿上班，他的
主要任务是，为有兴趣歌唱的离退休同志们热情伴奏。听到老爸的琴声从雕花窗棂
中飘出，我忽然内心有些淡淡的忧伤。后来我想，那就是因为老妈。要知道，老爸
的快乐工作是以老妈的负荷在家为代价的。
在我的内心深处，是十分不愿意老妈在家充当百分之百的家庭妇女角色的。老
妈是校长，她是个领导，她应该在人们面前指挥若定方见其英雄本色。也许正是基
于这种心理，我才更努力地为老妈设计复出的可能，我加快了方案设计的步伐。
在老妈重返工作岗位前一个星期左右，她的头发几乎全部脱落了。面对她光光
的脑袋，我有点心碎的感觉。我不知道老妈在镜中看到自己的形象会产生什么样的
心理。我忽然祈望闷热的夏天快快过去，以使老妈能早早地戴上帽子。我相信，老
妈戴上帽子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戴帽的念头，终于触发了我的灵感。我的想法很快就深入了下去。是的，我想
到了假发套。要知道这玩艺儿在当时还是十分稀罕的东西，我能想到让老妈使用
它，不能不说非常前卫。是夜我与老妈就此问题进行了交谈，我看到她的眼里出现
了我所陌生的光。躺到床上以后，我在黑暗中揣测，老妈这一夜恐怕不会睡得很
好。
翌日我就陪着老妈出发了。我们去了上海。老妈居然晕车了，这是从来都没有
的事。由此可见她的体质确已大不如前。车到上海，我发现老妈非常虚弱，她的光
头上满是豆大的汗滴。汗像一些透明的小甲虫，在老妈的头皮上爬动。
买下一个假发，费时两小时之多。这是因为，任何一种假发，套上老妈的脑
袋，都显得格格不入，当第一个假发套到老妈的头上时，我内心吃了一惊。老妈忽
然变得是那样的怪异，她像是一个乔装打扮混入我们家庭的特务。因此没等老妈走
到镜子前瞻仰自己的尊容，我就把假发从她的头上抹下来了。老妈于是又试戴了第
二个、第三个。我已经说过，什么样的假发套，一旦登临老妈的脑袋，就有说不出
的别扭。在那一刻的我看来，只有光头的老妈才是真实的老妈。一时间．我真想让
老妈彻底放弃买假发套的想法了，我想拽着她立即离开假发店，离开满街都是态度
冷漠之人的大上海。我记得，老妈在假发店里，不止一次地用特别的眼光打量我。
老妈一定察觉到了，她的女儿情绪反常，这引起了老妈的警觉。
最后，当营业员把一个金发套戴上老妈的脑袋时，所有的目击者（当然包括我
和营业小姐在内）都忍不住笑了。大家哈哈大笑起来。我们大笑的理由，我想差不
多是一样的。那就是，老妈戴上这个金色发套，确实可笑。金发令老妈的脸几乎失
去了轮廓，而她那副镜片厚得出奇的眼镜，有一半被埋在了金色的刘海里。老妈形
象这一刻要多滑稽有多滑稽。笑声吸引了许多顾客，在我们所处的柜台旁，聚集了
越来越多的人。所有的人都加入了笑的行列。我忽然为老妈而感到屈辱，我觉得这
样的场景，与围观一只猴子要把戏没有什么两样。我感到愤怒了，我一把拉住老妈
的袖子，狠狠地把她拽出了人群。挤出人群的时候，由于用力过猛，我们差一点把
一个胖男人撞倒。
出了假发店，老妈发现了我眼里的泪光。她摸出她的手帕来，为我擦去伤心的
泪水。我长成一个大姑娘，还是第一次看到老妈有如此温柔的动作。在我的记忆
中，老妈一直是一位校长，一个严厉的老教师。因此我不太习惯老妈的温柔，我觉
得要是自己继续流泪的话，老妈或许就会把我当作一个孩子那样搂进她的怀里去。
因此我不敢再流眼泪。我接过她的手帕，自己雄赳赳地擦了擦。
接着，我又一次把老妈拽进了假发店。我们轻车熟路地来到方才的那个柜台
上，不再有半点的犹豫，就挑中了一个假发。盘桓了近两个小时，成交却在转瞬之
间。
当我伴着老妈回到家中，老爸正在洗菜。这不是么，他的手上正抓着一棵大青
菜。由于老妈的形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老爸一时间几乎是惊呆了。他手上青菜滴
下的水，把他的裤管都淋湿了。老爸只顾盯着老妈看，对他裤管的被淋浑然不觉。
老爸的评价是，老妈变得年轻了。老爸没忘了说一句玩笑话，老爸说，你们怎
么没想到让我也来一个？
妹妹的反应则要强烈得多，她嚷嚷道，太黑了，太黑了，太黑了就根本不像是
老妈自己的头发！
老妈说，它本来就不是我的头发。
就这样，老妈顶着并不属于她自己的头发重出江湖了。
老妈在工作中像鱼一样畅游着。许多年过去，老妈忘记她是一个病人了，就像
她渐渐适应了那顶假发，不再那么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头上的是别人的头发。老妈在
学校，不仅还是校长，不仅还担任高年级的道德修养课，她还兼任县机关工委（这
是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简称）的副主任。这就是说，老妈除了要领导学校向前
进，除了要走进课堂谆谆教导孩子们天天向上、她还经常要去县里出席一些会议。
我已经说过，老妈的左乳切除后，她变得晕车了。只要一上车，她就会脸色刷白。
我敢保证，行车十五至二十分钟后，老妈一定会把她胃里的所有食物毫无保留地吐
出车窗外。因此老妈每次从县里回来，脸都格外的白，白里透着灰。甚至我还在她
的假发上发现了一点呕吐物。天知道老妈是如何把它搞上去的。
老爸决定召开家庭会议，重点讨论老妈是否适合继续参加工作的事。
在家庭会议上，想不到的是老爸居然还打着官腔。我一直不知道老爸在部队时
究竟担任何种职务，这一点老爸和老妈从来都讳莫如深。从老爸不时流露出的官腔
看，他绝对不会只是一个普通的士兵。但是换个角度来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
论，那就是，他也不可能是一个太大的官。他最多是个副营级。作出这样判断的理
由是，老爸的工资并不算太高。我和妹妹观点一致．我们都觉得，老爸充其量只是
一个有点级别，但无实质性职务的文化兵。或许就是一个宣传干事，专门负责部队
的黑板报什么的。当然，如果部队有什么文艺活动，自然是少不了老爸的。他的手
风琴，也许正是那时候学会的。
老爸在家庭会议开始之际，首先清了清嗓子。他腰板挺直，好像椅子没有靠背
似的。他在提出其观点前，说了一些没用的废话。老爸的废话一向很好听，老爸是
个讲笑话的专家。但老爸这一刻说的，却乏味得很。在我听来，有些语焉不详。比
如，老爸说，啊，老二，大家不容易，啊，老大，啊，老大老二，给老妈捶捶……
老爸这是在表达什么样的意思呢？
老爸真正要说的话是，老妈再也不能这么忘我地工作了。老爸说，从目前的形
势来看，老妈只适合回到家中休养。老爸提出了这样的观点，那就是，身体对人生
来说，无疑是最基础的，老爸非常幽默地说，要是身体不行了，还想干工作的话，
那就只能像气功的意念移物一样。
老爸的观点一经提出，立即遭到了老妈的反对。老妈情绪有些激动，她对老爸
的理解是，他企图借此达到自己重新去离退休协会上班的目的。老妈表示，如果老
爸真是这么想，那么他只能是痴心妄想。老妈说“痴心妄想”四个字时，右手有力
地在空中哭了一下。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革命化的动作。记得我幼时，常常在各种
会议上看到它。
家庭会议开始不久，气氛就显得如此紧张。我和妹妹觉得真是不好说什么。我
们只能保持沉默。可是我注意到，老爸的目光一直在扫视着我和妹妹。我从他的目
光中，看出了求援的成分。老爸显然是想我们能够站到他的一边，我忽然觉得老爸
有些可怜，我相信老妈一定是误解了老爸的意思。召开这个家庭会议，老爸可谓用
心良苦。我相信老爸的所有考虑，都是为了老妈的身体。他不会有任何机会主义的
想法。
可是要我发表意见，我真的觉得十分为难。劝老妈不要上班，这显然是我应尽
的职责。但是我生怕伤害老妈的心。我知道，老妈一旦离开她的岗位，她全部人生
价值就坍塌了。这在前一阶段的病假中已经显露出来了。那段老妈在家养病的日
子，我不时听到她深深的叹息。在我看来，老妈似乎变得更矮了。她的肩、背、
腰，都不再有往日的坚挺。老妈的躯体质量，看来有些松弛。当时我只是以为，是
病魔令老妈出现了这样令人丧气的变化。可是，随着老妈的复出，我发现我的理解
是错误的。叹息声、松软感，在老妈那儿神奇地消失了。老妈又呈现出往日的校长
威风，除了那个假发套给我以异样感外，老妇与患病前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妹妹很快就旗帜鲜明地站到了老爸的一边。她指出，不管老爸是不是因此会去
离退休协会上班，老妈都不宜再当校长。妹妹说，国家领导人还努力废除终身制
呢，一个小学校长，难道就不能愉快地激流勇退么？妹妹像是在进行一场演讲。她
的口才不错，想表达的都很好地表达出来了。只是，我不能完全同意妹妹的说法，
能不能退的问题，并不是老妈身上所存在的问题。如果妹妹的说法成立的话，就等
于是说，老妈是因为迷恋权力才不肯回家养病的。这显然是对老妈极大的误解。摆
在我们面前的是，学校并不会因为老妈不去上班而撤销她的校长职务。事实上，学
校已经明确表示，老妈的校长位置，永远不会有人取代。说这话的是小学的副校
长，他是老妈一手培养起来的。他诚恳地表示，如果老妈信得过，工作可以由他来
做。但是，他再三强调，他永远只是副校长，是老妈的助手。你看，形势是这样
的，妹妹的说法显然与事实不尽相符。
奇怪的是，老妈竟然没有对妹妹的错误说法加以驳斥。老妈仿佛没有听见妹妹
的话，她只是固执地面对老爸，她有点斩钉截铁地说，要我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
这是根本办不到的。老妈说到这个份上，已经把话说死，再也没有了商榷的余地。
看来对老爸来说，召开这个家庭会议无疑是失败了。不过，老妈多少做出了一些让
步，她在会议行将结束时表示，她将辞去机关工委的工作。我相信，老妈做出这样
的决定，大抵是出于她害怕晕车的考虑。看来晕车确确实实让老妈感到了痛苦。
不久老妈就晕倒了。老妈被学校的老师抬回家来。今老妈深感不安的是，她的
假发在途中被年轻的老师们不慎弄丢了。等老师们一走，老妈就命令老爸去找。老
爸面有难色，他不相信老妈的假发会乖乖地还在路上。老爸的意思是，他宁愿为老
妈出一趟差，去上海为老妈重新买一个假发会。老妈于是又命令我去通往学校的路
上寻找。我可不想违逆老妈的意思，我立即出门去找。当然不会找到，一路上，香
蕉皮、纸烟盒有的是，就是没有老妈的假发套。我转了一回，回来报告老妈，老妈
怀疑我的寻找不够仔细，她又派妹妹去找。妹妹明确表示她难以从命，她的理由
是，姐姐既然已去找过，再找就显得多余。况且老爸说得好，再去上海买一个才是
上策。妹妹最后说，老妈呀，你的假发套也该换换了。戴了这么多年，发型陈旧不
说，也似乎太脏了吧？
谁都没有想到的是，新发套买回来不久，老妈就开始出现黄疽了。这是一个不
祥的信号。老妈频繁出入医院，自然再也不能去上班。
克服了重重阻力，老妈终于被说服再一次走进手术室。医生打开了老妈的腹
腔，医生看到老妈的肝脏已经被癌细胞侵蚀得不像样子了。医生在匆匆缝合了老妈
的肚皮后对老爸说，老妈的日子，不会超过两个月了。
老妈立下了这样的遗嘱：一，将她所有的备课笔记，和她所搜集整理的与教学
有关的资料，以及她所撰写的教学论文，一律捐献给学校。在老妈的追悼会上，副
校长除了高度评价了老妈对教育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他对老妈捐给学校的宝贵遗产
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副校长（不久他就荣升为正校长了）说，这些是老妈智慧的结
晶，必将在未来的岁月中被很好地继承和发展。老妈的遗嘱之二，是要求我和妹
妹，必须要在日后培养出一个当教师的后代。老妈对教育事业无比忠诚，她这是不
让我们家后继乏人。我相信，我和妹妹都没有选择教师作为职业，一定是老妈的一
决心病。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是老妈的不孝的女儿。老妈的遗嘱之三，涉及到老
爸。老妈指示，在她去世之后，老爸可以尽快再娶。老妈的担心是，在她走后，老
爸一定会感到孤单。她积极地鼓励老爸另找一个老伴，以免老爸的生活孤独凄凉。
由此可见，老妈是个开通的校长。
老妈的追悼会十分隆重。小学的操场上，全校师生以及者绳的家属和老妈的生
前友好，都垂首而立。哀乐从高音喇叭里播放出来，催人泪下。副校长作的悼词长
达四十五分钟，那刚好是一节课的时间。老爸则代表全体家用在追悼会上发言，他
首先对着老妈的遗像行了一个军礼。老爸的军礼十分威严，这令我感到有些自豪。
接着老爸以第二人称的手法，向老妈的亡灵作了对话式的发言。老爸的发言由于官
腔太重，没有引发大面积的流泪。倒是一名学生代表题为《我们敬爱的老校长安
息》的发言，引发了一声声的抽泣。孩子的重声像一首哀惋的诗朗诵，我的心被她
一阵阵揪紧。
是的，我们对老妈的回忆绵绵不尽、捧着一本发黄的中学生作文刊物，重读那
篇写老苍老妈的作文《走向夕阳》，老妈音容宛在。
老妈去世以后．老爸就把家务彻底卸下来，这副重担渐渐落到了我和妹妹的肩
上。有消息传来，老爸当上了离退休协会的主要负责人，据说相当于正局级。老爸
忙起来了。他不仅拉手风琴，而且还有了新式武器，那是一架有一只变焦镜头的照
相机。老爸的胸前，挂的不是手风琴，就是照相机。老爸对摄影十分钻研，他不止
一次地在本镇的宣传橱窗里举行他的个人摄影作品展。老爸的镜头充分反映了我镇
各行各业的可喜面貌，以及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种种景象。在我们看来，人像
摄影似乎是老爸的强项，并且这后来也几乎成了全镇人民的共识。老爸的镜头，摄
入了本镇许多知名人士的头像。其中比例最大的，是我镇的三套班子领导。由于老
爸的照片拍得好，领导们都十分乐意让老爸为他们拍照。镇委书记和镇长慈祥的笑
脸，就是通过老爸的照相机镜头而让我镇更多的人民所看到。老爸的名字为越来越
多的人所了解，他的知名度几乎与我镇最高级的领导和镇上最美的女人不相上下。
镇上再也离不开老爸，老爸也不愿意离开镇上。某一年春节过后，老爸由人像摄影
又进入到会议摄影的全新领域。于是在镇上的各类重要会议上，都能看到我老爸的
身影。老爸胸挂照相机，他显得精神抖擞。老爸看上去是那样的年轻，他不仅满面
红光绝少皱纹，他的身子也十分轻盈敏捷。老爸在会堂里拍照，他上台去或者下台
来，据说从来不走台阶，他只是像小伙子一样一跃而上，或者一跃而下。他把所有
重要的会议都真实地记录下来，老爸相信，这些无疑都将会成为辉煌的历史。
在这段时间里，我有了男朋友了。他是我的一个同事。我第一次把他带到我
家，老爸却搭起官架子教训了他一顿。你有什么资格教训人？当时我在心里这么埋
怨老爸。况且，我觉得，老爸对我男友的指责是那样的没有道理。老爸只是觉得我
男友的头发过于长了，衣服也显得有些标新立异，老爸于是一副官腔对我男朋友
说，青年人的精神面貌，体现在他的外表上，就要简单朴实。我们在部队的时候
（这似乎是老爸的口头禅），头发一律剃光，那样才显得精神。接下来老爸还令人
生厌地建议我男朋友学习英语。老爸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年轻人总要懂一门外
语，只有那样，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老苦口若悬河，没完没了地说。最后
是妹妹跳出来打抱不平，她毫不客气地对老爸说，老爸你少说几句好不好？你觉得
外语重要，你学十门都没人反对，干吗非要人学？再说，妹妹伶牙俐嘴地说，你又
怎么知道人家不懂外语呢？事实被妹妹不幸而言中，我男朋友不仅会英语，他还学
过一阵子日语呢。在我们看来，老爸完全是在无的放矢。他应该知己知彼才是。
老爸不是官，他却像是个官场中的人了。难道不是这样么，镇上什么样的会
议，老爸都要出席。他胸前垂挂着照相机，在会场里四处转悠。与参加会议的其他
领导同志不同的是，会场里没有老爸的座位。老爸是唯一站着开会的人。老爸不是
站在主席台的台口，就是站在会场最后一张椅子的扶手上。老爸这样做，是为了能
够拍摄到会场的全景。老爸居高临下。然而不幸的是，老爸竟然有一次从主席台的
台口栽了下来。老爸毕竟老了，他站上几个小时，实在吃不消了。老爸腿一软，就
从台上跌了下来。这一跌，竟把髌骨给跌碎了。老爸因此不得不卧床三月之久。老
爸躺在床上，整天就是摆弄他的照相机。令老爸深以为幸的是，他的照相机居然完
好无损。由于无法走出户外，老爸的相机没了用武之地。老爸深深地叹息说，他这
才体会到当年老妈的心境。
老爸卧床的三个月中，镇上领导光临过几次。领导们让老爸好好养伤，祝愿他
尽快恢复健康。领导说，他们的工作少不了老爸。由于老爸的髌骨破碎，给镇上的
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一名分管计划生育的领导坦言，会场里没有了老爸，令许
多人都感到不太习惯。这位领导还说，老爸的闪光灯一闪一闪，特别给人提神。
老爸因此决心加快养伤，以便尽早回到热气腾腾的会场去。于是我们家的餐桌
上，每顿都少不了高钙食品。医生指出，要是老爸没有骨质疏松，他即使从更高的
地方跌下来，也不致于造成髌骨骨折。而解决骨质疏松的办法，一是补钙，二是服
用激素。后者显然不足取。那么补钙就成了唯一的防治手段。
老爸阅读了一些有关书籍。老爸了解到，虾皮、豆类、奶粉，以及肉骨头什么
的，是含钙丰富的食物。只有补充大量的钙，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老爸的口
气又像是在教训人。老爸指出，跌跟斗并不是造成骨折的根本原因，罪魁祸首是骨
质疏松。人老了，骨质疏松了，即使不跌跤，也会造成骨折。扭一扭腿，歪一歪脖
子，都有可能引起骨折。甚至，绞一把毛巾也会折了手腕。老爸像是在给我们上一
堂医疗卫生课。最后老爸说，缺钙对中国人来说，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不仅老年人
需要补钙，孩子来要补钙，就是年轻人也需要每天摄入一定量的钙。除了服用钙
片，以虾皮、豆类、奶粉．以及肉骨头什么的经常用食物，是补钙的更为重要的途
径。老爸这么强调，我想无非是为了提高我们烹制上述食品的积极性。
吃了三个月的肉骨头和虾皮奶粉之类，老爸可以下地走动了。这段时间里，老
爸对肉骨头赞不绝口。他逢人便大谈肉骨头的好处。老爸声称，他三个月来，至少
吃掉了百来斤猪排。他充满自信地说，他的体内，现在已经积聚了足够多的钙。他
的骨质，相信能经得起剧烈的摔打了。老爸有点不懂事地说，要是他再次从三米高
的主席台上栽下来，一定不会有什么问题。老爸说够了肉骨头的好处，接下来就是
劝人跟他一起来大吃肉骨头。仿佛是要发动一场煮食肉骨头的运动。老爸像播放原
版磁带一样，一遍遍地向人宣讲中国人如何普遍缺钙，补钙如何重要云云。老爸把
钙突出到过于夸张的位置。好像人可以不吃饭，却不能不补钙似的。
忽然有一天，老爸在报上看到了一篇有关补钙的文章。文章说，肉骨头内固然
含有丰富的钙质，但是，用肉骨头煮汤，只有千分之一的钙溶入场里。也就是说，
喝肉骨头汤，几乎不能有效地获取钙质。正确的方法是，要在煮汤的同时加入一调
羹食醋。只有这样，才会有百分之一的钙溶入汤内。也就是说，只有喝加入食醋的
肉骨头汤才是真正有效的。老爸把这篇文章拿回家来，他给我们反复宣读了好几
遍。看得出来，老爸十分尴尬。这一医学论点残酷地证明了老爸三个月来那百来斤
肉骨头差不多是白吃了。老爸买来了好几瓶陈醋，给人的感觉是，他要重新开始他
的肉骨头工程。与此同时，他不再逢人便说肉骨头了。谈起他的骨质疏松，老爸的
神情也变得有些黯然。
卧床三月后，老爸使用起手杖来了。这根黑漆龙头拐杖，还是多年前老爸的一
个战友从庐山带来送给他的。老爸当时有点不悦。战友走了之后，老爸明确表露了
他对战友的不满。想不到老爸还讲究忌讳。老爸说，这个螺丝钉（这显然是老爸战
友的绰号），送根拐杖来给我是什么意思？难道是我已经老到要用拐杖了么？老爸
很生气。我们因此不得不安慰他说，螺丝钉叔叔送给你，只是作为纪念的。他让你
看到拐杖就像是见到他。谁想到，数年之后，这根拐杖会真的派上用场。老爸把它
从大衣柜的后边找出来。一些蛛丝缠绕着它。老爸认真地擦拭了它。他支着它，在
屋子里转了几个圈子。老爸支手杖很有气派！我们把这个印象说给老爸听了，老爸
很高兴。老爸像是一个大帅。
老爸又恢复了每日黄昏外出散步的习惯。他遵照医生的指示，努力让自己的腿
脚多多活动。生怕天黑路不平，我与妹妹只得轮流陪他出去。一三五是我，二四六
是妹妹。星期天我们建议老爸休息。我们对老爸说，上帝在这一天都什么也不干
呢。看得出来，老爸烦上帝，他皱起眉头说，不要说什么上帝，从来都没有上帝，
人民群众才是上帝。
陪老爸散步是一件很吃力的事。他的腿脚不灵，却步履铿锵。在我看来，老爸
不像是在散步，倒像是在行军。我要做到一步不落地跟上老爸，就必须不时地小跑
几步。这样的散步真是累人。更让我感到难堪的是，老爸喜欢一路上向人挥手致
意。他那模样，就像是首长在敞篷车上检阅三军。不管男女老少，只要跟老爸打招
呼，老爸必定要向他们行挥手礼。有时候我觉得．老爸像是个怪物。当我注意到有
人因为老爸的挥手而脸上露出显然不恭的微笑时，我不由得感到一阵脸红。我更想
制止老爸这么干。我不知道当年老妈与他一起散步，她会是怎样的心情。
有消息传来，老爸在离退休协会里与一名姓江的老太太关系密切。有人甚至当
着我的面说，江老太说不定会成为你妈呢！这样的话在妹妹面前也同样有人说。妹
妹十分气愤，她表示如果再有人这么对她说，她必将对那人出言不逊了。我劝妹妹
不要这么干。我的理由是，万一他们不幸而言中呢？我说，万一老爸真要娶江老太
做妻子呢？
妹妹说，她不相信有谁能取代老妈。
相对来说，我比较成熟，我提到了老妈的遗嘱。我对妹妹说，老妈对此立下过
遗嘱，老爸要是真这样做，他并没有背叛老妈。对照遗嘱第三条，老爸的所作所为
似乎还应该得到褒奖呢。
江老太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这自然成了我和妹妹共同关心的事。据我单位的一
位同事介绍，她的年龄比我老爸还要大一岁。就这一点，便使我感到安慰。我想人
们至少可以排除老爸是因为好色才续弦的可能了。老爸如果真正需要女性，他完全
可以找更年轻些的。在我看来，老爸相貌堂堂气宇轩昂，只要他做出努力，找个大
姑娘作妻子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可是他选中的却是一个比他年长一岁的老太太，
由此可见老爸再娶的目的只是为了找个老来伴，这符合老妈遗嘱的精神。
而妹妹打探到的江老太的个人资料，则要比我所获取的多得多。妹妹说，江老
太有一个儿子，正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妹妹对此非常担心。妹妹说，要是老
爸与江老太结了婚，那么，我们与江老太的博士儿子就会有不可避免的接触。妹妹
说，逢年过节，博土总要回来吧，大家总要坐到一起吃顿饭吧，那多别扭啊！跟一
个男孩子莫名其妙地成了亲戚，这可是怎么回事！
我劝妹妹不要想得这么多这么远，这些事，实在不应该现在就在我们的考虑
中。至于妹妹说的江老太得过肝炎，这倒是个不可小视的问题。我们必须为老爸的
健康负责。老爸不为自己把关，我们得为他把关。在我们看来，老爸的身体并不算
好，尤其是他的髌骨骨折，可以视为一种年老体弱的信号。我们相信，在老爸的体
内，许多地方都暗暗出现了不良的情况，因为这几年在老爸身上确实出现了不小的
变化，他头发中白发的比例明显增大了，他的皮肤也有了松弛感。他还莫名其妙的
咳嗽，排便也不如从前正常了。在我们的记忆中，从前，老爸是严格按时排便的。
我们一直把此现象理解为他刻板的军营生活的延续。现在这种可喜的景象正在受到
严峻的挑战。难道不是这样么，几乎所有的医学专家都认为，排便不规律．是绝对
不容乐观的。要是老爸再跟有肝炎病史的江老太结婚，于他的身体无疑是十分不利
的。
有关江老太的背景，在我们姐妹俩的共同努力关心下，显得越来越丰富而清晰
了。除了上述情况被不断证实，我们还了解到，江老太并非丧偶，她只是与其前夫
早年便离异了。用通常的话来说，江老太年纪轻轻的把儿子拉扯大，培养成人，而
且还是个博士，真够伟大的。说得更确切些，江老太是被其前夫抛弃的。这一情节
又给江老太的命运抹上了一层悲剧色彩。作为女人，我们无法不给江老太以同情。
谈论到这里的时候，妹妹明确表示了她对婚姻爱情的失望。同时也让她的迟迟没有
找到对象变得更为合理。江老太早年在上海的一家旅馆工作，她的前夫是一个血吸
虫研究所的大夫。就在江老太生下她的儿子后不久，她就只能和儿子一起住在旅馆
里了。当然也可以这么说，江老太母子有家难回，只得住在她的工作单位。她不能
住回自己家里的原因，是她的前夫动辄要打她。据我们分析，江老太的前夫似乎有
点武术的功底。他打起人来一定很痛。因为据说，江老太的一条手臂有些残疾，当
她的两条手臂一齐向前伸出时，人们就会轻易地发现，它们其实很不对称。知情者
称，这条手臂就是被其前夫打坏的。推而广之，江老太的身上远不止一处受到过其
前夫的无情打击。江老太曾向人透露，其实她最怕的并不是挨打。除了打老婆，江
老太的前夫还频繁地将他的姘妇带到家中。这是江老太所更不能接受的。当其前夫
当着他姘妇政面将江老太打翻在地的时候，江老太的痛苦登峰造极。这是肉体与灵
魂的双重痛苦。这种无与伦比的痛苦令江老太一度失去了理智。据说，她像一条狼
狗一样将那个陌生女人的肩膀咬住了。她咬得那人哇哇乱叫，哇哇乱叫的女人的肩
膀上，差不多被江老太咬掉了一块肉。这个事件发生后，江老太的前夫就坚决不允
许江老太回家。他提出了离婚，他们的离婚案僵持得旷日持久。
江老太到我们镇上来时，她还是一个青春依稀的少妇。她进了一家五金商店工
作，直到退休，生活一直都非常平静。由此可见江老太是一个恪守本分的好女人。
据说江老太的业余爱好是唱歌。她有着不错的嗓子，乐感也非常出色。这一点是不
难想象的，在老爸主持工作的离退休协会里，江老太的歌声常常响起。江老太是离
退休协会里的百灵鸟。
时光流逝。老爸的腿脚渐渐硬朗起来了。不知道这是不是与加了食醋的肉骨头
有关。除了补钙，应该说，老爸坚持不辍的黄昏散步功不可没。当老爸扔掉那根战
友螺丝钉馈赠给他的黑漆手杖时，老爸表示，他已经不再需要他的两个女儿陪同散
步了。老爸做出一副自强不息的姿态，他昂然出门，仿佛是要走向独立的生活。这
正合我们的心意。长期以来，我和妹妹都为隔日一次的陪老爸散步而叫苦不迭。这
并非我们将老爸视作负担，而实在是因为他的步子过于军人化。我们与其说是陪他
散步，还不如说是跟他行军，我们不堪其累。现在老爸主动提出，正是我们所求之
有得的。我们假惺惺地在脸上堆起不放心的表情，我们婆婆妈妈地再三叮嘱老爸要
早去早回，路上注意往来车辆，光线昏暗处要加信小心等等。妹妹甚至还跟老爸开
没大没小的玩笑，妹妹对老爸说，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起初我们根本没有想到，其实陪同老爸一同散步的艰巨工作，是由江老太悄悄
替代了。目击者称，他们仿佛看到了很多年前的情景，仿佛我老妈神奇地复活了。
他们看到一对老人在暮色中和谐地走着，他们比肩而行，男左女右，迎着一轮又大
又圆的夕阳，身影越走越小。所不同者，走在老爸左侧的老太太，双腿修长挺拔，
看上去没有丝毫罗圈腿的迹象。
听到这一消息时，我的内心有些落寞。我相信老爸在与江老太一同散步时，一
定不会跨着行军似的步伐。他无疑温柔地放慢了他的脚步。老爸对陪同他散步的不
同对象加以区别对待，这简直让我感到有些气愤。但是与此同时，我也为此而感到
踏实。是的，我可以放下心来了，有江老太陪着老爸散步，难道还要我们作女儿的
枉操什么心么？
但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有关江老太的话题一直是老爸所讳莫如深的。我清
楚地记得，妹妹在餐桌上曾提到江老太这个敏感的人物。老爸却王顾左右而言他。
我从老爸当时的表情里，看出了一丝慌张的成分。老爸的目光，在妹妹提到江老太
时，像说了谎一样躲躲闪闪。这样的表情出现在老爸那儿，显得十分有趣。它与老
爸带点官腔的军人派头严重不谐。看到老爸这样的反应，我当时的感觉是，老爸的
内心似乎正在远离我们。
谁想到有朝一日，会是老爸主动地向我提起了江老太。老爸从他的大哥大皮包
（天知道他怎么会买这样一只包，老爸并没有大哥大，他只是用它来装些平常的物
品）掏出一叠照片，他脸色红润地将照片递到了我的手上。老爸言不由衷地对我
说，老大，看看我拍的照片，你说我最近的水平是不是有了很大的提高？我接过照
片一看，就强烈地意识到，照片上风姿绰约的老人，无疑就是江老太。我一下子觉
得老爸很虚伪。我敢肯定，他只是要让我看一看江老太这个人，而并非像他所说的
是要我来鉴定他的摄影水平是不是有了长足的进步。
说实话，我这是第一次见到江老太。并且只是从照片上见到她。我不得不承
认，我第一次见到江老太就被她的气质征服了。这么多的照片，从各个不同的侧面
向我展示了一个立体的、完整的江老太。老爸的技术确实不错，他镜头所表现的江
老太的形象，基本上都是健康的、优雅的，同时又是质朴可亲的。拿着这些照片，
我可以这么说，如果老爸直截了当地提出要娶江老太为妻，我没有丝毫反对的理
由。我甚至不愿打出江老太有肝炎病史这样一张王牌来为难老爸。是的，我喜欢江
老太这个人，虽然这样的情感有些草率，并且缺乏起码的依据，但这确确实实是我
的真实想法。应该说，老爸避开妹妹而将我作为他再婚之路上的第一个障碍加以排
除，他取得了可喜的成功。
相比之下，妹妹则要显得顽固得多。当事情在一次晚餐上被挑明时，妹妹对我
表现了强烈的不满。她干脆把我说成是叛徒。她并没有与老爸发生什么直接的冲
突，她只是神情忧伤地放下手中的饭碗，以一副决心长期绝食的姿态走进我们的房
间里去了。当我小心翼翼地属随她而进入房间后，她就把叛徒这个不光彩的头衔扔
给了我。这一夜，妹妹竟然抱着老妈的遗像睡觉。她这样做，后来被走进房间来的
老爸看到了。老爸默默地站在一角，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据我估计，老爸大约站
了十来分钟，就默然离开了我们的房间。
第二天一早，妹妹就向我宣布，她已经不再恨我了。她这么快就为我脱掉了叛
徒的帽子。她一脸的晴朗，只是眼圈明显有些青灰，由此可见她这一夜没有睡好。
妹妹说，她想通了，老爸这样做没错，一切是非曲直都应以老妈的遗愿为准绳。妹
妹说，老爸没有违背老妈的遗嘱，他有权这么做。
接下来江老太上我们家的门，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江老太确实比我老妈漂亮多了。我这样说，要请我老妈的在天之灵原谅。但我
相信，老妈一定不会怪罪我。不是么，老妈一直奉行实事求是的主张，她从来都反
对我们说假话。况且，在这一点上，妹妹也与我深有同感。妹妹令人意外地高度赞
扬了江老太的外表。她甚至把江老太与一名电影明星进行了比较。比较的结果是，
两者的眼睛、嘴唇和额头都十分相像。而在鼻子这样一个器官上，老电影明星明显
地比江老太稍逊一筹。
晚饭是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我和妹妹使出了各自的拿手绝活。我们的
手艺得到了江老太充分的肯定。江老太表示，她在下放（她把从上海迁到我们小镇
定居说成是下放）之前，曾有过一段在大饭店学习烹任的经历。她这么说，是为了
证明她于烹任有很深的造诣。接下来江老太话锋一转，她说，即使是从这么专业的
角度来看，我们姐妹的手艺都堪称上乘。江老太很会说话，她的话虽然明显带有恭
维甚至阿谀的色彩，但仍使我们感到高兴。尤其是妹妹，我注意到她简直有点心花
怒放，因为由她掌勺的一只鱼香肉丝，得到了江老太特别的夸奖。
为了回报江老太的赞扬，我们取出老爸为她所拍的照片，一张张地加以评点。
我们姐妹像是时下某些轿夫似的文学评论家，只讲好话，不说坏话；宁说好听的假
话，也不说难听的真话。我们对照片的内容与形式都进行了不遗余力的赞美。我们
知道，内容归江老太，而形式归老爸。一句赞美话，可以同时赢得两份欢容。果然
老爸端起酒杯，官腔十足地提议，他让大家为迎接香港回归祖国而干杯。
劳动节前，我的婚姻似乎已经到了瓜熟蒂落之际了。我把五一结婚的打算告诉
了老爸。老爸对此提出了两点想法。其一，老爸要求我的未婚夫不要留着长发当新
郎；其二，老爸希望我们能够移风易俗，参加本镇举办的集体婚礼。
你猜出来了么，这次的集体婚礼，我们家就有两对新人参加：除了我们一对，
另一对就是老爸和江老太。
这个事儿实在是令人感到有些尴尬的。妹妹明确表示反对，她这样做并不过
分。妹妹说，这不是叫全镇人民看我们的好戏么？可是一切都已经定了下来。老爸
表示，结婚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不仅全镇人民，就是全县人民，也将会在
电视上看到。老爸透露了这样的消息，那就是，届时，县电视台将来我镇拍摄集体
婚礼的实况。
在这个令人难忘的婚礼上，老爸拉起了他的手风琴。手风琴在他宽阔的胸前显
得实在太小了，它像是一件玩具。老爸手风琴声的欢快一如既往。和着老爸手风琴
引吭高歌的，是老爸的老新娘江老太。这对老新人为大家表演的节目是《革命人永
远是年轻》。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他好比大松树冬夏常青。
他不怕风吹雨打，
他不怕天寒地冻。
他不摇，也不动，
永远挺立在山顶。
我注意到，老爸的琴声和江老太的歌声正在渐渐地微弱下去。这是因为，场内
浑厚的齐唱将他们的声音淹没了。参加集体婚礼的新人，以及镇上的领导和来宾，
都一起唱了起来。我甚至往意到，电视台的摄像师也在边拍边唱。对我和妹妹来
说，这是一首再熟悉不过的歌曲，它是我们第一支会唱的歌，是我们音乐的启蒙。
从小到大，在成长的历程中；我们跟着老爸的小小手风琴，不知唱过多少遍。我们
喜欢唱这支歌。因此，在这样的场合中，我们又怎么能不跟着大家一起高唱呢？
鼓掌。要知道我们没有鼓掌的习惯，尤其是碰上那些不好不坏的节目，半点鼓掌的
热情都没有。而老爸却那么认真地拍手，仿佛听了什么重要领导的讲话一样。妹妹
曾就此问题向老爸提出过建议（我们当然不能抗议），建议他不必每个节目的间隙
都鼓一次掌。妹妹表示，全场只有我们这个角落响起掌声，无疑吸引了广大观众的
注意，这样使我们感到十分难堪。老爸却根本不接受这样的建议，他严肃地指出，
鼓掌是对演员的尊重，同时也反映了我们的修养。我们要做文明观众，老爸强调
说。当演出结束，老爸就会从座位上站起来，长时间地对着舞台上鼓掌。他仿佛是
一名首长，给人的感觉是，他很快就要走上台去，与演职人员一一握手。老爸认真
地拍着手，直到场内的观众差不多都走完了，他才迈着矫健的步伐出场。我们跟随
着老爸，觉得自己像个滑稽的士兵。
我与妹妹曾就此问题达成共识，那就是，我们都决心不再跟老爸一同去看演
出。要看让他一个人去看！妹妹的表情看上去有些恶毒。是啊，我接着说，让他一
个人去拍手，让全场观众都来欣赏他的文明！可是，到了下一次，我们还是乖乖地
陪着老爸一同走进剧场。想到老妈的临终嘱托，我们的决心顿时动摇了。
老妈活着的时候，陪伴老爸的工作就由她一人包了。他们不仅一同去观看演出
（在剧场里是不是与老爸一起鼓掌，我们不得而知），而且还保持着黄昏双双外出
散步的习惯。这一习惯，延续了几十年。晚饭之后，老爸喝几口茶漱口，他的牙不
是太好，他因此对报上茶水利齿的观点深信不疑。在老爸漱口的同时，老妈已经把
抵御夜凉的外套准备好了。于是他们就出发了。他们彼此间没有一句话，他们不做
出呼朋引伴的姿态。但他们显然是心照不宣的，他们像是同去参加一个秘密的集
会，在我们的眼里，他们多少表现得有点鬼鬼祟祟。
据说，他们的散步有着相对固定的路线。他们出了家门，往右拐，拐过一个关
了门的粮店，就上了一顶有着五十四个桥孔的明代长桥。如果天气不错的话，这座
桥这时候正沐浴在夕阳里。景色自然是不错。据说，总是老爸走在老妈的左侧，老
爸的一切都显得非常正宗。他们在长桥上悠闲地走着，有时候会在桥事里稍事休
息。当然，也可以把父母的此举看作是一种对风景的观赏。他们在桥亭里坐下，也
保持着男左女右的格局。据说，有时候，老妈还会伸出她温柔的手，勾住老爸的胳
膊。在行文中，我用了这么多的“据说”，这都是因为，父母一年三百次以上的黄
昏散步，我没有一次亲见。我所了解的，都是别人的口传或者文字记述。我这么一
说，你也就明白了，我老爸老妈的散步，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小镇，是一道十分特别
的风景，它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和注意。甚至有沿街的居民，把父母散步途经他们
家门口，视作一种时间的标志。对这些小镇居民来说，父母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钟
表的作用。这情形与大哲学家康德相似。难道不是这样么，我清楚地记得某本书里
对康德有过这样的记载，说他整日沉溺于沉思冥想，但生物钟却特别敏感。他每天
都非常准时地途经某个地方。那地方的人，也就不会轻易放弃这一标志时间的现
象，他们把康德看作是一只钟。我们小镇个别的居民，与康德时代的某些居民不谋
而合。
我父母的俪影，确实得到了过多的关注。
在小镇的宣传橱窗里，曾经展出过这样一幅照片；照片上是我父母相依的背
影。他们正迎着火红的夕阳走去。夕阳把他们身体的轮廓染成了金黄。虽然他们的
背影看上去没有了年轻人的挺拔和健美，但是，微微佝偻的后背和老妈有些罗圈的
双腿，在夕阳的映衬下却显得那样的美好。这是一幅艺术性很强的摄影作品。是艺
术的力量打动了人们，艺术是返老还童的灵丹妙药，有着扬长抑短的神奇，它让我
老爸老妈平凡的身影显得那样的不平凡。这幅作品出自本镇一位文化站长之手。许
多人都曾因此而向他讨教，希望他能谈谈他是如何拍出如此优秀的照片来的。文化
站长向虚心情教的人们展示了他的摄影工具，那是一架普普通通的照相机，价值仅
百元左右。文化站长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人们，好照片并非一定要好相机才
拍得出来。有了昂贵的相机，并不见得就能拍出出色的照片来。站长这么说。言下
之意，只要有敏锐的艺术眼光，再破的相机也能拍出超凡脱俗的作品来。站长是这
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他的照片拍得确实很棒，他让平凡的父母在照片上光彩夺
目。
散步的老爸老妈，不仅被审美的镜头所记录，除了人们通常眼光的审视，还有
一位县中的初二年级学生，把他们的形象放进了她文采飞扬的作文。这个多愁善感
的女学生，以她极其细腻的笔触，生动地描绘了我父母黄昏散步的情景。她在作文
中由此表达了她对我父母无限的敬意。她指出，这对老人除了给人以崇高的美感
外，还让人们因此而对未来充满了倍心。他们让我看到了我的明天，她这么写道，
在明天，我仍将是这样的热爱生活，生活中并且一如既往地充满了爱情。是的，初
二的女生在她的作文里提到了爱情这样一个词。这一度引起了她语文老师的不安。
老师用她的红笔将这个唐突的名词轻轻地划去了。不过很快，老师又在这个词下划
了一个恢复记号。这是因为，经过反复的品味和仔细的斟酌，语文老师觉得将它删
去显然是不妥的。它无法从这篇作文中删去，就像不能将鼻子从脸上挪走一样。如
果将“爱情”一词删去，那么整篇作文都将失去神采。可以说，这个看似有些不妥
的词儿，其实是这篇优秀作文的文眼。它精确地刻画了这对夕阳中散步老人的精神
世界，它与外在的美相得益彰，与黄昏美丽的环境浑然一体。语文老师在画上恢复
记号后，无比兴奋地决定，要将此文推荐到一本中学生作文杂志上去。她果真这样
做了，并且作文很快就得以发表。而包括我们在内的广大小镇居民，也因此而得以
阅读到这篇出色的作文。
并且这篇优秀作文，在我老爸老妈（尤其是老妈）那儿也得到了可贵的好评。
老妈就着昏暗的灯光，一定读了不止一遍。她长时间地拿着这本小小的刊物，像是
反复把玩着里面的每一个字似的。我们注意到，有笑意在老妈的脸上漾开了。我们
因此推测。老妈的内心一定非常愉快。她被小作者飞扬的文来打动了，说得更确切
些，老妈是被小作者所刻画的人物所打动，也就是她自己打动了自己。与这将出色
的作文相比，文化站长的摄影作品却没能得到老妈的首肯。相反，老妈似乎对这张
照片还有些小怀不满。我清楚地记得，当我们全家某次路过宣传橱窗时，老妈明显
地加快了步伐。她的这一反常举动，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我们的注意。我们很快就意
识到，老妈是不愿意在《夕阳红》这幅作品前停留。老妈的举动令人费解，要真正
了解到她的内心所想，我们知道这并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不过，对此我们完全可
以作出一些猜测。其中比较合乎情理的似乎是，照片上老妈罗圈腿的特征实在是过
于明显了。老妈因此而高兴不起来，应该说理所应当。
在老妈去世之后，我们从她的抽屉里（那是她的个人资料库）发现了那本刊有
女中学生作文的小杂志。我们眼含热泪，重读了这篇题为《走向夕阳》的作文。我
们仿佛看到，老妈摇晃着她那有些花白的头发，正向我们走来。她的头发像一面小
旗帜那样飘舞着。金色的夕阳因这种飘舞而跳动。当然，老妈的罗圈腿也是显而易
见的。这要请老妈的在天之灵原谅，请原谅我又一次提起了她所不愿提到的罗圈
腿。老妈你要理解这一点，罗圈是您老人家最为显著的特征，为了想起您，我们无
法不想起您的罗圈腿。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还要感谢您的罗圈腿，正是它，才让
我们更真切、更深刻地想起您。您与罗圈腿永生。
这本有些发黄的作文杂志，在我们的手上传阅。这不可避免地触动我们内心许
多有关老妈的回忆。老妈在世时，是一位有着崇高威望的小学校长。她除了行政工
作，还长年坚持不懈地担任小学高年级的道德修养课。她有着晚上办公直至深夜的
习惯。为了减轻用电的负担，她选择了支光很低的灯泡。这使得老妈的视力每况愈
下。为了增加亮度，老爸为老妈的办公用灯制作了一个洁白的灯罩。老爸用白色的
道林纸做成了一个斗笠状的东西，这东西将灯光一点不剩地拢络到老妈的写字台
上。老妈在聚拢的灯光里写备课笔记，批改学生的作业。老妈干得一丝不苟。记得
我们很小的时候，还与父母同住一个房间，每当我们半夜醒来，总会看到老妈还笼
罩在那面积不大的一圈灯光里。因此每当听到歌颂老师的歌曲响起，我们都会特别
动情。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令人心酸的歌儿，都是为老妈而创作的。在老妈的追
悼会上，我突发奇想，我觉得如果能用歌唱老师的歌曲（比如说《我爱米兰》之类
的）来替代哀乐的话，悲伤的气氛一定会更浓。我总觉得，在无比悲伤的时候，一
首欢乐的歌曲更能令人断肠。
在学校，老妈有着崇高的威望，这已经说过了。再调皮的学生，见到老妈，就
变得不调皮了。每当老妈走进教室，教室里就会鸦雀无声。老妈个头不高，她在讲
台前一站，差不多就只给学生们展现一个脑袋。然而就是这个脑袋，令所有的学生
都不敢有半点越轨。就是各种不轨的念头也不敢有。老妈的脸上架着厚厚的近视眼
镜，因此通常人们很难看到老妈眼睛里流露出什么样的眼神。老妈令人捉摸不定，
这也许是学生格外怕她的原因之一。老妈站在讲台前，显得格外的自信。我相信，
这样的因素术密排除，那就是，讲台将老妈的罗圈腿严严实实地挡住了，老妈对讲
台有着特别的感情。老妈站在讲台前，有着特别的安全感。
某年秋天的一个早晨，老妈的睑上突然浮现了一层红色。后来我们才获悉，那
是老妈紧张所致。老妈确实感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这是因为，她忽然发现自己的
一对乳房出现了过于悬殊的大小。也许是老爸还在熟睡，也许老妈根本就不愿意让
他知道，反正老妈径自往我们的房间里来了。老妈一进我们的屋子，就把她的上衣
全部撩起来了。她的乳房在我们的面前显露了出来。我相信，虽然谁都不可能在吃
奶的时候就记事，但是，我敢说，谁都会在他母亲的乳房面前内心油开一种似曾相
识的亲切感。事实正是如此，我们姐妹俩，在老妈裸露的乳房前，忽然感到了一阵
温馨。如果在这样的时刻老妈轻轻地说，孩子，吃吧，吃吧，吃得饱饱的，我的脑
袋无疑将不由自主地向老妈靠去。可是老妈没有任何亲昵的暗示，她只是双颊红扑
扑地走近我们姐妹，最后怯怯地向我们提出这样的要求，那就是，老妈要我们帮她
认真检查一下，她的乳房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彼时我还没有完全睡醒，睡意还似有若无地在我这儿徘徊。倒是妹妹比较清
醒，她率先伸出手去，将老妈的两只乳房草草地捏了一遍。当捏住老妈的左乳时，
妹妹几乎是惊叫起来。妹妹的叫声这才令我真正地摆脱了睡眠。我从妹妹的手中，
抢过了老妈的左乳，我也差一点叫出声来。我像妹妹一样，确实发现了问题。是
的，我们都明显地感觉到，老妈的左乳与她的右乳出现了很大的差异。也就是说，
老妈的左乳，不再具有乳房所应有的柔软，它变得硬梆梆的。我清晰地感觉到，老
妈的这只乳房里，有了不小的肿块。疼么？我的心儿怦怦直跳，一边这么问老妈。
老妈一定被我们惊慌的反应吓坏了（后来我想，我们真不该表现出那样的惊诧！老
妈也许因为摸到了乳房肿块而一宿未睡，她一整夜都是在惴惴不安中度过的。我和
妹妹清晨的惊慌反应，将老妈的紧张情绪推向了高潮），她根本不能对我的提问做
出回答。她只是似是而非地点了点头。这时候我注意到，老妈脸上的鲜红已经褪
去，取而代之的，是纸一样的刷白。
老妈确实有理由感到紧张，她的担心（当然也包括我们的担心）很快就被证实
是有道理的。由老爸出面，陪着老妈辗转了几家医院，从镇卫生院到县医院，再到
上海一家肿瘤病权威医院，医生们仿佛事先开会统一了思想似的，他们的口径出奇
的一致，他们无一例外地在对老妈做出检查后，悄悄地对老爸说，老妈的病情不容
乐观！医生在说这话的时候，虽然语气未必紧张，医生们从来都不大惊小怪，也不
像相士那样故弄玄虚，医生在论及病情的时候，总是显得很轻松。但是，在医生们
看似轻松的论断背后，却常常会透露出一胜寒气。这很容易让敏感的人们所捕捉
到。老爸就在医生的谈话里听出了不祥的内容。医生对老爸建议说，要及时进行手
术。医生说，这样的部位一般术后问题都不会太大。医生说完这些，微笑地看着老
爸的脸。仿佛他们向老爸宣布的是一个可喜的消息似的。
敏感的老妈很快意识到，在她的生活中已经出现了什么样的麻烦，那些金风送
爽桂香醉人的日子，因此对我们家来说显得特别沉重。幽默的老爸，他的家庭笑话
虽然一如从前般层出不穷，但是，其中明显地有了勉强的成分。就像如今的相声演
员那样，他们越想逗人笑，越让人感到可怜。是的，我们在为老妈而感到不幸的同
时，深深地同情着老爸。老爸的笑话非但让人笑不起来，它的苦涩却是显而易见
的。老爸在饭桌上，嘎叭一声咬到了一颗砂子，他强作欢笑地对我们大家说，我一
生吃下了无数这样的砂子，我体内的砂可以用来造一间小小的房子了。面对老爸这
个生硬的笑话，我们谁都没有笑。老妈非但没有笑，她反而像一个真正的校长那样
呵斥了老爸。老妈对老爸说，遇到了什么喜事这样高兴？
我们注意到，老爸脸上的笑顿时敛尽了。也许他的自尊受到了伤害，也许他是
不愿让老妈继续不高兴，反正他忽然严肃起来。老爸的神情令人同情。我在内心为
他而感到酸楚。我觉得老妈这样指责老爸是有欠公允的。但是，我并没有对老妈有
什么意见。因为在我们目前的评判中，老妈的言行是无所谓对与错的。她想说什
么，想干什么，都可以无所顾忌。
其实我们大家对老妈的病所持的态度，显然过于悲观了。后来的事实表明，乳
房癌手术后的成活率是所有癌症中最高的。也就是说，许多乳房癌患者。在施行了
切除手术后，都安然无恙。老妈在割掉了她的左乳后，又坚持工作了十年。
当时，老妈对切除手术持坚决反对的态度。这并不等于说老妈是个讳药忌医的
人。事实上，她非常希望能通过有效的治疗使她重返教育岗位。对抗手术的全部原
因在于，老妈是不愿意她失去一只乳房。老妈表示，这样的方案让她感到非常别
扭。后来的事实也表明，老妈当初的担心是不无道理的。当老妈术后重新回到她校
长的岗位上时，她的行走方式，甚至是她的体态，在人们的眼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
化。老妈在人们面前站立时，总显得有些重心不稳。而当她行走时，躯体晃动的幅
度明显右大于左。说明白些，老妈显得不那么对称了。这当然与失去了一只乳房有
关。因此当我向她提议，让她穿上一件特制的胸衣，她终于答应了。
起初老妈对我的建议心存狐疑。她不相信这样做能改变她的形象。她握了握乳
罩填有海绵的那一半说，这没有丝毫的重量。我却对老妈说，你要它有重量干啥？
它的作用是，把你另一边的胸脯撑起来，这就够了！
老妈固执地说，撑起来又有什么用！说这话时，她一副校长的架子。她从来都
是居高临下。
我只得耐心地向她解释说，海绵虽然没有重量，它却能对你的心理产生影响。
这就是重量。难道说一定要在秤上反映出来的才是重量么？我这么反问老妈。面对
我的反问，老妈默然。我知道，我的话起点作用了。我于是接着又对她说，你在心
理上觉得自己是对称的，你的步伐也就自然平衡了。我当时的神情，仿佛一个教
师，我为自己的自信而感到好笑。我想，一定是老妈的遗传因子在起作用，不然的
话，我怎么会以如此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服老妈呢？
老妈终于听从了我的话。她戴上特制的胸衣后，确实精神多了。我们在她的行
为中，再也看不出有半点病态。她就是在服药的时候，也显得慷慨激昂。
老妈经过了相当一段时间的治疗后，决定立即重返教育岗位。老爸当然极力反
对她这么做。老爸提出了种种反对理由，都被老妈无情地一一驳回了。最后，老爸
提出了令我们意想不到的理由，他差一点把老妈击垮了。是的，老爸所指出的问
题，真的是十分棘手。可以说，老爸这样说，有点残酷。这大抵是因为老爸被逼急
了，他已经到了几乎山穷水尽的地步，他要是再不背水一战，他就不可能将老妈拦
住了。请你猜猜春老爸说了些什么？他有些神经质地指着老妈的脑袋，伤直有点恶
毒地说，瞧你，瞧你，瞧你的头发都快掉光了，难道光着头去上班不成？
老爸的话掷地有声。大家都因此而陷入了可怕的沉默。脆弱的妹妹，终于在这
份令人窒息的沉默中嘤嘤低哭起来。她的哭声让人觉得心里好受了些，我发现不仅
仅是我，还有老爸，甚至老妈，都在妹妹的哭声响起之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我相
信，这么舒一口气，大家都会变得轻松一些。
老爸说得没错，老妈的头发这一个月来确实脱落得所剩无几了。这与窗外那棵
落叶纷纷的梧桐相映成趣。而这一点，未经老爸指出时，我们还都没有十分在意。
老妈的头发是一根根脱落的，由于它们的脱落有点潜移默化的意味，我们没有为此
而感到惊讶。现在一经老爸提出．我们都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这一点确实不可
小视。老妈怎么能没有头发呢？没有头发的老妈又怎么能走进校园走上讲台呢？
接下来的几天，老妈显得十分安静。她每天很早起床，在院子里进行一种简单
的甩手锻炼。这些日子里，我特别注意着老妈的脑袋，老妈的头上，确实太过冷清
了。原先浓密的头发，怎么就悄悄离开了呢？尽管在化疗前，医生预示了这种可能
性，医生说，经过一阶段的化疗，患者的头发会有不同程度的脱落。但如此严重的
脱发，还是令我们始料未及。我们实在很难接受这一现实。我不知道老妈的内心起
了怎样的波涛，我为她而感到难过。我了解老妈，她不担心别的，只因为脱发给她
的重返工作岗位造成了重大的障碍，她有理由伤心。我看到清晨的天光流泻到老妈
的身上，它在她头发稀疏的头皮上发出了显而易见的反光。我觉得，作为老妈的长
女，我有义务动脑筋想办法，为老妈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但是就我内心而言．是与老爸一样，并不希望老妈这么快就去学校上班的。我
觉得患癌虽不是什么值得高兴的事，但如果能让老妈就此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从
今往后下要再像以前那样披星戴月地燃烧自己点亮别人，倒也不失为一种机遇。需
要说明的是，我这样想，并没有一丝一毫感谢癌症的意思。我只是觉得，老妈既然
得了顽症，就应该面对现实，首要的任务是把身体养好。
在我解决问题的办法诞生之前，老妈一直安静地呆在家里。很久以后，当我想
起这一点时，我禁不住深感内疚。我这么想，要是我不生出什么聪明的主意来的
话，老妈是不会再去上班的，那么，她也许就会真的安心地在家养身体。从某种意
义已讲，是我害了老妈。难道厂是这样么．老妈这段时间里不仅不再焦虑地想着工
作的事。她反而能将心思放到如何操持家务上了。这是一个多么可喜的变化啊！老
妈一早起床，在院子里甩甩手，然后去菜场买菜。等我们大家回到家里，精美的饭
菜已经在餐桌上摆放好了，特别让我们感到幸福的是，老妈将家里擦拭得一尘不
染，每个房间都清洁得叫人深深地热爱生活。我们因此对老妈改变了看法。从前我
们都认为，老妈是一个不太称职的老妈。她只会工作工作，她会不会烧开一壶水，
能不能把一块尿布洗干净，都叫我们感到怀疑。家中的一切，似乎都是老爸一人料
理的。老爸是任劳任怨的家伙，他甚至有着一段不短的倒马桶的经历，我们知道，
在我们家搬入有卫生设备的套间之前，这项看来有库大丈夫斯文的工作是由老爸包
揽的。我们相信，要是家中没了老爸，我们会不会吃生米都很难说。然而现在的事
实表明，老妈不仅是一个敬业的校长，她一旦平起家务来，也是一把好手。那些日
子，我和妹妹一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抢老妈。我们以抢先抱住老妈给她一个吻为
荣。不止一次，老妈都差一点被我们姐妹扳倒了。她的眼镜都险些跌落下来。但是
我们看得出来，老妈很快乐。
由于老妈的工作转移，老爸也扮演了一个全新的角色。他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
上班。需要补充交待的是，老爸是一个退伍军人。他从部队退役后，一直没有正式
的工作。他的身份是三级残废军人。他的双脚，因北方寒冷的气候而得了脉管炎。
当他从部队回到地方上来时，他的左脚的小脚趾，和右脚的中脚趾，都因为脉管炎
而坏死了。如果不说，谁都不会知道老爸身有残疾。事实上许多人在获悉了老爸居
然是三级残废时，脸上都露出了惊异之色。人们打量着老爸，努力要从他的身上看
出什么不是来。最后人们不以为然地说，两个脚趾头不管用了，算什么残废啊！老
爸就是因为这两只脚趾头，才一直深居简出，老爸除了干好家务，唯一的消遣就是
拉一只仅有六个贝司的小手风琴。在我们看来，这样的手风琴只适宜孩子练习用。
我们曾建议老爸，如果真对手风琴着迷的话，可以去买一架像样些的。我曾故作慷
慨地表示，如果老爸真想买手风琴，我完全可以捐出其中的一部分资金。老爸却谢
绝了我的美意，他明确地表示，这架小手风琴不仅顺手，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他一
位战友的遗物。老爸特别强调，这位不幸在建设工地上以身殉职的战友，是一位雷
锋式的好战士。他的光荣事迹一直激励着老爸回到家乡能为社会主义多做贡献。但
是，老爸不无遗憾地叹息了一下说，他却一直没有条件很好地报效人民。为此他一
直感到压抑。现在老妈因病留在了家中，他正好出去为社会工作。
老爸背着他的小手风琴，去了本镇的离退休协会。他很快得到了同志们的爱
戴。每当我们途经离退休协会，都会听到老爸欢乐的琴声。我们熟悉老爸的琴声，
他对音乐的处理，带有他明显的个人风格。也就是说，他把所有的歌曲都处理成同
一种效果。无论是舒缓的，还是略带忧伤的曲子，老爸都把所有的歌曲拉成了进行
曲。在老爸那儿，只有一种一成不变的音乐基调。离退休协会位于一座陈旧的老宅
里，据说解放前它是一户丝绸商的府邸。它有着雕花的门窗，白墙黑瓦，并且隐约
可见院墙内翠绿的芭蕉。这是个环境迷人的好地方。老爸每天就在这儿上班，他的
主要任务是，为有兴趣歌唱的离退休同志们热情伴奏。听到老爸的琴声从雕花窗棂
中飘出，我忽然内心有些淡淡的忧伤。后来我想，那就是因为老妈。要知道，老爸
的快乐工作是以老妈的负荷在家为代价的。
在我的内心深处，是十分不愿意老妈在家充当百分之百的家庭妇女角色的。老
妈是校长，她是个领导，她应该在人们面前指挥若定方见其英雄本色。也许正是基
于这种心理，我才更努力地为老妈设计复出的可能，我加快了方案设计的步伐。
在老妈重返工作岗位前一个星期左右，她的头发几乎全部脱落了。面对她光光
的脑袋，我有点心碎的感觉。我不知道老妈在镜中看到自己的形象会产生什么样的
心理。我忽然祈望闷热的夏天快快过去，以使老妈能早早地戴上帽子。我相信，老
妈戴上帽子后，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戴帽的念头，终于触发了我的灵感。我的想法很快就深入了下去。是的，我想
到了假发套。要知道这玩艺儿在当时还是十分稀罕的东西，我能想到让老妈使用
它，不能不说非常前卫。是夜我与老妈就此问题进行了交谈，我看到她的眼里出现
了我所陌生的光。躺到床上以后，我在黑暗中揣测，老妈这一夜恐怕不会睡得很
好。
翌日我就陪着老妈出发了。我们去了上海。老妈居然晕车了，这是从来都没有
的事。由此可见她的体质确已大不如前。车到上海，我发现老妈非常虚弱，她的光
头上满是豆大的汗滴。汗像一些透明的小甲虫，在老妈的头皮上爬动。
买下一个假发，费时两小时之多。这是因为，任何一种假发，套上老妈的脑
袋，都显得格格不入，当第一个假发套到老妈的头上时，我内心吃了一惊。老妈忽
然变得是那样的怪异，她像是一个乔装打扮混入我们家庭的特务。因此没等老妈走
到镜子前瞻仰自己的尊容，我就把假发从她的头上抹下来了。老妈于是又试戴了第
二个、第三个。我已经说过，什么样的假发套，一旦登临老妈的脑袋，就有说不出
的别扭。在那一刻的我看来，只有光头的老妈才是真实的老妈。一时间．我真想让
老妈彻底放弃买假发套的想法了，我想拽着她立即离开假发店，离开满街都是态度
冷漠之人的大上海。我记得，老妈在假发店里，不止一次地用特别的眼光打量我。
老妈一定察觉到了，她的女儿情绪反常，这引起了老妈的警觉。
最后，当营业员把一个金发套戴上老妈的脑袋时，所有的目击者（当然包括我
和营业小姐在内）都忍不住笑了。大家哈哈大笑起来。我们大笑的理由，我想差不
多是一样的。那就是，老妈戴上这个金色发套，确实可笑。金发令老妈的脸几乎失
去了轮廓，而她那副镜片厚得出奇的眼镜，有一半被埋在了金色的刘海里。老妈形
象这一刻要多滑稽有多滑稽。笑声吸引了许多顾客，在我们所处的柜台旁，聚集了
越来越多的人。所有的人都加入了笑的行列。我忽然为老妈而感到屈辱，我觉得这
样的场景，与围观一只猴子要把戏没有什么两样。我感到愤怒了，我一把拉住老妈
的袖子，狠狠地把她拽出了人群。挤出人群的时候，由于用力过猛，我们差一点把
一个胖男人撞倒。
出了假发店，老妈发现了我眼里的泪光。她摸出她的手帕来，为我擦去伤心的
泪水。我长成一个大姑娘，还是第一次看到老妈有如此温柔的动作。在我的记忆
中，老妈一直是一位校长，一个严厉的老教师。因此我不太习惯老妈的温柔，我觉
得要是自己继续流泪的话，老妈或许就会把我当作一个孩子那样搂进她的怀里去。
因此我不敢再流眼泪。我接过她的手帕，自己雄赳赳地擦了擦。
接着，我又一次把老妈拽进了假发店。我们轻车熟路地来到方才的那个柜台
上，不再有半点的犹豫，就挑中了一个假发。盘桓了近两个小时，成交却在转瞬之
间。
当我伴着老妈回到家中，老爸正在洗菜。这不是么，他的手上正抓着一棵大青
菜。由于老妈的形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老爸一时间几乎是惊呆了。他手上青菜滴
下的水，把他的裤管都淋湿了。老爸只顾盯着老妈看，对他裤管的被淋浑然不觉。
老爸的评价是，老妈变得年轻了。老爸没忘了说一句玩笑话，老爸说，你们怎
么没想到让我也来一个？
妹妹的反应则要强烈得多，她嚷嚷道，太黑了，太黑了，太黑了就根本不像是
老妈自己的头发！
老妈说，它本来就不是我的头发。
就这样，老妈顶着并不属于她自己的头发重出江湖了。
老妈在工作中像鱼一样畅游着。许多年过去，老妈忘记她是一个病人了，就像
她渐渐适应了那顶假发，不再那么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头上的是别人的头发。老妈在
学校，不仅还是校长，不仅还担任高年级的道德修养课，她还兼任县机关工委（这
是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的简称）的副主任。这就是说，老妈除了要领导学校向前
进，除了要走进课堂谆谆教导孩子们天天向上、她还经常要去县里出席一些会议。
我已经说过，老妈的左乳切除后，她变得晕车了。只要一上车，她就会脸色刷白。
我敢保证，行车十五至二十分钟后，老妈一定会把她胃里的所有食物毫无保留地吐
出车窗外。因此老妈每次从县里回来，脸都格外的白，白里透着灰。甚至我还在她
的假发上发现了一点呕吐物。天知道老妈是如何把它搞上去的。
老爸决定召开家庭会议，重点讨论老妈是否适合继续参加工作的事。
在家庭会议上，想不到的是老爸居然还打着官腔。我一直不知道老爸在部队时
究竟担任何种职务，这一点老爸和老妈从来都讳莫如深。从老爸不时流露出的官腔
看，他绝对不会只是一个普通的士兵。但是换个角度来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
论，那就是，他也不可能是一个太大的官。他最多是个副营级。作出这样判断的理
由是，老爸的工资并不算太高。我和妹妹观点一致．我们都觉得，老爸充其量只是
一个有点级别，但无实质性职务的文化兵。或许就是一个宣传干事，专门负责部队
的黑板报什么的。当然，如果部队有什么文艺活动，自然是少不了老爸的。他的手
风琴，也许正是那时候学会的。
老爸在家庭会议开始之际，首先清了清嗓子。他腰板挺直，好像椅子没有靠背
似的。他在提出其观点前，说了一些没用的废话。老爸的废话一向很好听，老爸是
个讲笑话的专家。但老爸这一刻说的，却乏味得很。在我听来，有些语焉不详。比
如，老爸说，啊，老二，大家不容易，啊，老大，啊，老大老二，给老妈捶捶……
老爸这是在表达什么样的意思呢？
老爸真正要说的话是，老妈再也不能这么忘我地工作了。老爸说，从目前的形
势来看，老妈只适合回到家中休养。老爸提出了这样的观点，那就是，身体对人生
来说，无疑是最基础的，老爸非常幽默地说，要是身体不行了，还想干工作的话，
那就只能像气功的意念移物一样。
老爸的观点一经提出，立即遭到了老妈的反对。老妈情绪有些激动，她对老爸
的理解是，他企图借此达到自己重新去离退休协会上班的目的。老妈表示，如果老
爸真是这么想，那么他只能是痴心妄想。老妈说“痴心妄想”四个字时，右手有力
地在空中哭了一下。在我看来，这是一个革命化的动作。记得我幼时，常常在各种
会议上看到它。
家庭会议开始不久，气氛就显得如此紧张。我和妹妹觉得真是不好说什么。我
们只能保持沉默。可是我注意到，老爸的目光一直在扫视着我和妹妹。我从他的目
光中，看出了求援的成分。老爸显然是想我们能够站到他的一边，我忽然觉得老爸
有些可怜，我相信老妈一定是误解了老爸的意思。召开这个家庭会议，老爸可谓用
心良苦。我相信老爸的所有考虑，都是为了老妈的身体。他不会有任何机会主义的
想法。
可是要我发表意见，我真的觉得十分为难。劝老妈不要上班，这显然是我应尽
的职责。但是我生怕伤害老妈的心。我知道，老妈一旦离开她的岗位，她全部人生
价值就坍塌了。这在前一阶段的病假中已经显露出来了。那段老妈在家养病的日
子，我不时听到她深深的叹息。在我看来，老妈似乎变得更矮了。她的肩、背、
腰，都不再有往日的坚挺。老妈的躯体质量，看来有些松弛。当时我只是以为，是
病魔令老妈出现了这样令人丧气的变化。可是，随着老妈的复出，我发现我的理解
是错误的。叹息声、松软感，在老妈那儿神奇地消失了。老妈又呈现出往日的校长
威风，除了那个假发套给我以异样感外，老妇与患病前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妹妹很快就旗帜鲜明地站到了老爸的一边。她指出，不管老爸是不是因此会去
离退休协会上班，老妈都不宜再当校长。妹妹说，国家领导人还努力废除终身制
呢，一个小学校长，难道就不能愉快地激流勇退么？妹妹像是在进行一场演讲。她
的口才不错，想表达的都很好地表达出来了。只是，我不能完全同意妹妹的说法，
能不能退的问题，并不是老妈身上所存在的问题。如果妹妹的说法成立的话，就等
于是说，老妈是因为迷恋权力才不肯回家养病的。这显然是对老妈极大的误解。摆
在我们面前的是，学校并不会因为老妈不去上班而撤销她的校长职务。事实上，学
校已经明确表示，老妈的校长位置，永远不会有人取代。说这话的是小学的副校
长，他是老妈一手培养起来的。他诚恳地表示，如果老妈信得过，工作可以由他来
做。但是，他再三强调，他永远只是副校长，是老妈的助手。你看，形势是这样
的，妹妹的说法显然与事实不尽相符。
奇怪的是，老妈竟然没有对妹妹的错误说法加以驳斥。老妈仿佛没有听见妹妹
的话，她只是固执地面对老爸，她有点斩钉截铁地说，要我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
这是根本办不到的。老妈说到这个份上，已经把话说死，再也没有了商榷的余地。
看来对老爸来说，召开这个家庭会议无疑是失败了。不过，老妈多少做出了一些让
步，她在会议行将结束时表示，她将辞去机关工委的工作。我相信，老妈做出这样
的决定，大抵是出于她害怕晕车的考虑。看来晕车确确实实让老妈感到了痛苦。
不久老妈就晕倒了。老妈被学校的老师抬回家来。今老妈深感不安的是，她的
假发在途中被年轻的老师们不慎弄丢了。等老师们一走，老妈就命令老爸去找。老
爸面有难色，他不相信老妈的假发会乖乖地还在路上。老爸的意思是，他宁愿为老
妈出一趟差，去上海为老妈重新买一个假发会。老妈于是又命令我去通往学校的路
上寻找。我可不想违逆老妈的意思，我立即出门去找。当然不会找到，一路上，香
蕉皮、纸烟盒有的是，就是没有老妈的假发套。我转了一回，回来报告老妈，老妈
怀疑我的寻找不够仔细，她又派妹妹去找。妹妹明确表示她难以从命，她的理由
是，姐姐既然已去找过，再找就显得多余。况且老爸说得好，再去上海买一个才是
上策。妹妹最后说，老妈呀，你的假发套也该换换了。戴了这么多年，发型陈旧不
说，也似乎太脏了吧？
谁都没有想到的是，新发套买回来不久，老妈就开始出现黄疽了。这是一个不
祥的信号。老妈频繁出入医院，自然再也不能去上班。
克服了重重阻力，老妈终于被说服再一次走进手术室。医生打开了老妈的腹
腔，医生看到老妈的肝脏已经被癌细胞侵蚀得不像样子了。医生在匆匆缝合了老妈
的肚皮后对老爸说，老妈的日子，不会超过两个月了。
老妈立下了这样的遗嘱：一，将她所有的备课笔记，和她所搜集整理的与教学
有关的资料，以及她所撰写的教学论文，一律捐献给学校。在老妈的追悼会上，副
校长除了高度评价了老妈对教育所作出的杰出贡献，他对老妈捐给学校的宝贵遗产
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副校长（不久他就荣升为正校长了）说，这些是老妈智慧的结
晶，必将在未来的岁月中被很好地继承和发展。老妈的遗嘱之二，是要求我和妹
妹，必须要在日后培养出一个当教师的后代。老妈对教育事业无比忠诚，她这是不
让我们家后继乏人。我相信，我和妹妹都没有选择教师作为职业，一定是老妈的一
决心病。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是老妈的不孝的女儿。老妈的遗嘱之三，涉及到老
爸。老妈指示，在她去世之后，老爸可以尽快再娶。老妈的担心是，在她走后，老
爸一定会感到孤单。她积极地鼓励老爸另找一个老伴，以免老爸的生活孤独凄凉。
由此可见，老妈是个开通的校长。
老妈的追悼会十分隆重。小学的操场上，全校师生以及者绳的家属和老妈的生
前友好，都垂首而立。哀乐从高音喇叭里播放出来，催人泪下。副校长作的悼词长
达四十五分钟，那刚好是一节课的时间。老爸则代表全体家用在追悼会上发言，他
首先对着老妈的遗像行了一个军礼。老爸的军礼十分威严，这令我感到有些自豪。
接着老爸以第二人称的手法，向老妈的亡灵作了对话式的发言。老爸的发言由于官
腔太重，没有引发大面积的流泪。倒是一名学生代表题为《我们敬爱的老校长安
息》的发言，引发了一声声的抽泣。孩子的重声像一首哀惋的诗朗诵，我的心被她
一阵阵揪紧。
是的，我们对老妈的回忆绵绵不尽、捧着一本发黄的中学生作文刊物，重读那
篇写老苍老妈的作文《走向夕阳》，老妈音容宛在。
老妈去世以后．老爸就把家务彻底卸下来，这副重担渐渐落到了我和妹妹的肩
上。有消息传来，老爸当上了离退休协会的主要负责人，据说相当于正局级。老爸
忙起来了。他不仅拉手风琴，而且还有了新式武器，那是一架有一只变焦镜头的照
相机。老爸的胸前，挂的不是手风琴，就是照相机。老爸对摄影十分钻研，他不止
一次地在本镇的宣传橱窗里举行他的个人摄影作品展。老爸的镜头充分反映了我镇
各行各业的可喜面貌，以及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种种景象。在我们看来，人像
摄影似乎是老爸的强项，并且这后来也几乎成了全镇人民的共识。老爸的镜头，摄
入了本镇许多知名人士的头像。其中比例最大的，是我镇的三套班子领导。由于老
爸的照片拍得好，领导们都十分乐意让老爸为他们拍照。镇委书记和镇长慈祥的笑
脸，就是通过老爸的照相机镜头而让我镇更多的人民所看到。老爸的名字为越来越
多的人所了解，他的知名度几乎与我镇最高级的领导和镇上最美的女人不相上下。
镇上再也离不开老爸，老爸也不愿意离开镇上。某一年春节过后，老爸由人像摄影
又进入到会议摄影的全新领域。于是在镇上的各类重要会议上，都能看到我老爸的
身影。老爸胸挂照相机，他显得精神抖擞。老爸看上去是那样的年轻，他不仅满面
红光绝少皱纹，他的身子也十分轻盈敏捷。老爸在会堂里拍照，他上台去或者下台
来，据说从来不走台阶，他只是像小伙子一样一跃而上，或者一跃而下。他把所有
重要的会议都真实地记录下来，老爸相信，这些无疑都将会成为辉煌的历史。
在这段时间里，我有了男朋友了。他是我的一个同事。我第一次把他带到我
家，老爸却搭起官架子教训了他一顿。你有什么资格教训人？当时我在心里这么埋
怨老爸。况且，我觉得，老爸对我男友的指责是那样的没有道理。老爸只是觉得我
男友的头发过于长了，衣服也显得有些标新立异，老爸于是一副官腔对我男朋友
说，青年人的精神面貌，体现在他的外表上，就要简单朴实。我们在部队的时候
（这似乎是老爸的口头禅），头发一律剃光，那样才显得精神。接下来老爸还令人
生厌地建议我男朋友学习英语。老爸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年轻人总要懂一门外
语，只有那样，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老苦口若悬河，没完没了地说。最后
是妹妹跳出来打抱不平，她毫不客气地对老爸说，老爸你少说几句好不好？你觉得
外语重要，你学十门都没人反对，干吗非要人学？再说，妹妹伶牙俐嘴地说，你又
怎么知道人家不懂外语呢？事实被妹妹不幸而言中，我男朋友不仅会英语，他还学
过一阵子日语呢。在我们看来，老爸完全是在无的放矢。他应该知己知彼才是。
老爸不是官，他却像是个官场中的人了。难道不是这样么，镇上什么样的会
议，老爸都要出席。他胸前垂挂着照相机，在会场里四处转悠。与参加会议的其他
领导同志不同的是，会场里没有老爸的座位。老爸是唯一站着开会的人。老爸不是
站在主席台的台口，就是站在会场最后一张椅子的扶手上。老爸这样做，是为了能
够拍摄到会场的全景。老爸居高临下。然而不幸的是，老爸竟然有一次从主席台的
台口栽了下来。老爸毕竟老了，他站上几个小时，实在吃不消了。老爸腿一软，就
从台上跌了下来。这一跌，竟把髌骨给跌碎了。老爸因此不得不卧床三月之久。老
爸躺在床上，整天就是摆弄他的照相机。令老爸深以为幸的是，他的照相机居然完
好无损。由于无法走出户外，老爸的相机没了用武之地。老爸深深地叹息说，他这
才体会到当年老妈的心境。
老爸卧床的三个月中，镇上领导光临过几次。领导们让老爸好好养伤，祝愿他
尽快恢复健康。领导说，他们的工作少不了老爸。由于老爸的髌骨破碎，给镇上的
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一名分管计划生育的领导坦言，会场里没有了老爸，令许
多人都感到不太习惯。这位领导还说，老爸的闪光灯一闪一闪，特别给人提神。
老爸因此决心加快养伤，以便尽早回到热气腾腾的会场去。于是我们家的餐桌
上，每顿都少不了高钙食品。医生指出，要是老爸没有骨质疏松，他即使从更高的
地方跌下来，也不致于造成髌骨骨折。而解决骨质疏松的办法，一是补钙，二是服
用激素。后者显然不足取。那么补钙就成了唯一的防治手段。
老爸阅读了一些有关书籍。老爸了解到，虾皮、豆类、奶粉，以及肉骨头什么
的，是含钙丰富的食物。只有补充大量的钙，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老爸的口
气又像是在教训人。老爸指出，跌跟斗并不是造成骨折的根本原因，罪魁祸首是骨
质疏松。人老了，骨质疏松了，即使不跌跤，也会造成骨折。扭一扭腿，歪一歪脖
子，都有可能引起骨折。甚至，绞一把毛巾也会折了手腕。老爸像是在给我们上一
堂医疗卫生课。最后老爸说，缺钙对中国人来说，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不仅老年人
需要补钙，孩子来要补钙，就是年轻人也需要每天摄入一定量的钙。除了服用钙
片，以虾皮、豆类、奶粉．以及肉骨头什么的经常用食物，是补钙的更为重要的途
径。老爸这么强调，我想无非是为了提高我们烹制上述食品的积极性。
吃了三个月的肉骨头和虾皮奶粉之类，老爸可以下地走动了。这段时间里，老
爸对肉骨头赞不绝口。他逢人便大谈肉骨头的好处。老爸声称，他三个月来，至少
吃掉了百来斤猪排。他充满自信地说，他的体内，现在已经积聚了足够多的钙。他
的骨质，相信能经得起剧烈的摔打了。老爸有点不懂事地说，要是他再次从三米高
的主席台上栽下来，一定不会有什么问题。老爸说够了肉骨头的好处，接下来就是
劝人跟他一起来大吃肉骨头。仿佛是要发动一场煮食肉骨头的运动。老爸像播放原
版磁带一样，一遍遍地向人宣讲中国人如何普遍缺钙，补钙如何重要云云。老爸把
钙突出到过于夸张的位置。好像人可以不吃饭，却不能不补钙似的。
忽然有一天，老爸在报上看到了一篇有关补钙的文章。文章说，肉骨头内固然
含有丰富的钙质，但是，用肉骨头煮汤，只有千分之一的钙溶入场里。也就是说，
喝肉骨头汤，几乎不能有效地获取钙质。正确的方法是，要在煮汤的同时加入一调
羹食醋。只有这样，才会有百分之一的钙溶入汤内。也就是说，只有喝加入食醋的
肉骨头汤才是真正有效的。老爸把这篇文章拿回家来，他给我们反复宣读了好几
遍。看得出来，老爸十分尴尬。这一医学论点残酷地证明了老爸三个月来那百来斤
肉骨头差不多是白吃了。老爸买来了好几瓶陈醋，给人的感觉是，他要重新开始他
的肉骨头工程。与此同时，他不再逢人便说肉骨头了。谈起他的骨质疏松，老爸的
神情也变得有些黯然。
卧床三月后，老爸使用起手杖来了。这根黑漆龙头拐杖，还是多年前老爸的一
个战友从庐山带来送给他的。老爸当时有点不悦。战友走了之后，老爸明确表露了
他对战友的不满。想不到老爸还讲究忌讳。老爸说，这个螺丝钉（这显然是老爸战
友的绰号），送根拐杖来给我是什么意思？难道是我已经老到要用拐杖了么？老爸
很生气。我们因此不得不安慰他说，螺丝钉叔叔送给你，只是作为纪念的。他让你
看到拐杖就像是见到他。谁想到，数年之后，这根拐杖会真的派上用场。老爸把它
从大衣柜的后边找出来。一些蛛丝缠绕着它。老爸认真地擦拭了它。他支着它，在
屋子里转了几个圈子。老爸支手杖很有气派！我们把这个印象说给老爸听了，老爸
很高兴。老爸像是一个大帅。
老爸又恢复了每日黄昏外出散步的习惯。他遵照医生的指示，努力让自己的腿
脚多多活动。生怕天黑路不平，我与妹妹只得轮流陪他出去。一三五是我，二四六
是妹妹。星期天我们建议老爸休息。我们对老爸说，上帝在这一天都什么也不干
呢。看得出来，老爸烦上帝，他皱起眉头说，不要说什么上帝，从来都没有上帝，
人民群众才是上帝。
陪老爸散步是一件很吃力的事。他的腿脚不灵，却步履铿锵。在我看来，老爸
不像是在散步，倒像是在行军。我要做到一步不落地跟上老爸，就必须不时地小跑
几步。这样的散步真是累人。更让我感到难堪的是，老爸喜欢一路上向人挥手致
意。他那模样，就像是首长在敞篷车上检阅三军。不管男女老少，只要跟老爸打招
呼，老爸必定要向他们行挥手礼。有时候我觉得．老爸像是个怪物。当我注意到有
人因为老爸的挥手而脸上露出显然不恭的微笑时，我不由得感到一阵脸红。我更想
制止老爸这么干。我不知道当年老妈与他一起散步，她会是怎样的心情。
有消息传来，老爸在离退休协会里与一名姓江的老太太关系密切。有人甚至当
着我的面说，江老太说不定会成为你妈呢！这样的话在妹妹面前也同样有人说。妹
妹十分气愤，她表示如果再有人这么对她说，她必将对那人出言不逊了。我劝妹妹
不要这么干。我的理由是，万一他们不幸而言中呢？我说，万一老爸真要娶江老太
做妻子呢？
妹妹说，她不相信有谁能取代老妈。
相对来说，我比较成熟，我提到了老妈的遗嘱。我对妹妹说，老妈对此立下过
遗嘱，老爸要是真这样做，他并没有背叛老妈。对照遗嘱第三条，老爸的所作所为
似乎还应该得到褒奖呢。
江老太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这自然成了我和妹妹共同关心的事。据我单位的一
位同事介绍，她的年龄比我老爸还要大一岁。就这一点，便使我感到安慰。我想人
们至少可以排除老爸是因为好色才续弦的可能了。老爸如果真正需要女性，他完全
可以找更年轻些的。在我看来，老爸相貌堂堂气宇轩昂，只要他做出努力，找个大
姑娘作妻子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可是他选中的却是一个比他年长一岁的老太太，
由此可见老爸再娶的目的只是为了找个老来伴，这符合老妈遗嘱的精神。
而妹妹打探到的江老太的个人资料，则要比我所获取的多得多。妹妹说，江老
太有一个儿子，正在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妹妹对此非常担心。妹妹说，要是老
爸与江老太结了婚，那么，我们与江老太的博士儿子就会有不可避免的接触。妹妹
说，逢年过节，博土总要回来吧，大家总要坐到一起吃顿饭吧，那多别扭啊！跟一
个男孩子莫名其妙地成了亲戚，这可是怎么回事！
我劝妹妹不要想得这么多这么远，这些事，实在不应该现在就在我们的考虑
中。至于妹妹说的江老太得过肝炎，这倒是个不可小视的问题。我们必须为老爸的
健康负责。老爸不为自己把关，我们得为他把关。在我们看来，老爸的身体并不算
好，尤其是他的髌骨骨折，可以视为一种年老体弱的信号。我们相信，在老爸的体
内，许多地方都暗暗出现了不良的情况，因为这几年在老爸身上确实出现了不小的
变化，他头发中白发的比例明显增大了，他的皮肤也有了松弛感。他还莫名其妙的
咳嗽，排便也不如从前正常了。在我们的记忆中，从前，老爸是严格按时排便的。
我们一直把此现象理解为他刻板的军营生活的延续。现在这种可喜的景象正在受到
严峻的挑战。难道不是这样么，几乎所有的医学专家都认为，排便不规律．是绝对
不容乐观的。要是老爸再跟有肝炎病史的江老太结婚，于他的身体无疑是十分不利
的。
有关江老太的背景，在我们姐妹俩的共同努力关心下，显得越来越丰富而清晰
了。除了上述情况被不断证实，我们还了解到，江老太并非丧偶，她只是与其前夫
早年便离异了。用通常的话来说，江老太年纪轻轻的把儿子拉扯大，培养成人，而
且还是个博士，真够伟大的。说得更确切些，江老太是被其前夫抛弃的。这一情节
又给江老太的命运抹上了一层悲剧色彩。作为女人，我们无法不给江老太以同情。
谈论到这里的时候，妹妹明确表示了她对婚姻爱情的失望。同时也让她的迟迟没有
找到对象变得更为合理。江老太早年在上海的一家旅馆工作，她的前夫是一个血吸
虫研究所的大夫。就在江老太生下她的儿子后不久，她就只能和儿子一起住在旅馆
里了。当然也可以这么说，江老太母子有家难回，只得住在她的工作单位。她不能
住回自己家里的原因，是她的前夫动辄要打她。据我们分析，江老太的前夫似乎有
点武术的功底。他打起人来一定很痛。因为据说，江老太的一条手臂有些残疾，当
她的两条手臂一齐向前伸出时，人们就会轻易地发现，它们其实很不对称。知情者
称，这条手臂就是被其前夫打坏的。推而广之，江老太的身上远不止一处受到过其
前夫的无情打击。江老太曾向人透露，其实她最怕的并不是挨打。除了打老婆，江
老太的前夫还频繁地将他的姘妇带到家中。这是江老太所更不能接受的。当其前夫
当着他姘妇政面将江老太打翻在地的时候，江老太的痛苦登峰造极。这是肉体与灵
魂的双重痛苦。这种无与伦比的痛苦令江老太一度失去了理智。据说，她像一条狼
狗一样将那个陌生女人的肩膀咬住了。她咬得那人哇哇乱叫，哇哇乱叫的女人的肩
膀上，差不多被江老太咬掉了一块肉。这个事件发生后，江老太的前夫就坚决不允
许江老太回家。他提出了离婚，他们的离婚案僵持得旷日持久。
江老太到我们镇上来时，她还是一个青春依稀的少妇。她进了一家五金商店工
作，直到退休，生活一直都非常平静。由此可见江老太是一个恪守本分的好女人。
据说江老太的业余爱好是唱歌。她有着不错的嗓子，乐感也非常出色。这一点是不
难想象的，在老爸主持工作的离退休协会里，江老太的歌声常常响起。江老太是离
退休协会里的百灵鸟。
时光流逝。老爸的腿脚渐渐硬朗起来了。不知道这是不是与加了食醋的肉骨头
有关。除了补钙，应该说，老爸坚持不辍的黄昏散步功不可没。当老爸扔掉那根战
友螺丝钉馈赠给他的黑漆手杖时，老爸表示，他已经不再需要他的两个女儿陪同散
步了。老爸做出一副自强不息的姿态，他昂然出门，仿佛是要走向独立的生活。这
正合我们的心意。长期以来，我和妹妹都为隔日一次的陪老爸散步而叫苦不迭。这
并非我们将老爸视作负担，而实在是因为他的步子过于军人化。我们与其说是陪他
散步，还不如说是跟他行军，我们不堪其累。现在老爸主动提出，正是我们所求之
有得的。我们假惺惺地在脸上堆起不放心的表情，我们婆婆妈妈地再三叮嘱老爸要
早去早回，路上注意往来车辆，光线昏暗处要加信小心等等。妹妹甚至还跟老爸开
没大没小的玩笑，妹妹对老爸说，路边的野花不要采。
起初我们根本没有想到，其实陪同老爸一同散步的艰巨工作，是由江老太悄悄
替代了。目击者称，他们仿佛看到了很多年前的情景，仿佛我老妈神奇地复活了。
他们看到一对老人在暮色中和谐地走着，他们比肩而行，男左女右，迎着一轮又大
又圆的夕阳，身影越走越小。所不同者，走在老爸左侧的老太太，双腿修长挺拔，
看上去没有丝毫罗圈腿的迹象。
听到这一消息时，我的内心有些落寞。我相信老爸在与江老太一同散步时，一
定不会跨着行军似的步伐。他无疑温柔地放慢了他的脚步。老爸对陪同他散步的不
同对象加以区别对待，这简直让我感到有些气愤。但是与此同时，我也为此而感到
踏实。是的，我可以放下心来了，有江老太陪着老爸散步，难道还要我们作女儿的
枉操什么心么？
但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有关江老太的话题一直是老爸所讳莫如深的。我清
楚地记得，妹妹在餐桌上曾提到江老太这个敏感的人物。老爸却王顾左右而言他。
我从老爸当时的表情里，看出了一丝慌张的成分。老爸的目光，在妹妹提到江老太
时，像说了谎一样躲躲闪闪。这样的表情出现在老爸那儿，显得十分有趣。它与老
爸带点官腔的军人派头严重不谐。看到老爸这样的反应，我当时的感觉是，老爸的
内心似乎正在远离我们。
谁想到有朝一日，会是老爸主动地向我提起了江老太。老爸从他的大哥大皮包
（天知道他怎么会买这样一只包，老爸并没有大哥大，他只是用它来装些平常的物
品）掏出一叠照片，他脸色红润地将照片递到了我的手上。老爸言不由衷地对我
说，老大，看看我拍的照片，你说我最近的水平是不是有了很大的提高？我接过照
片一看，就强烈地意识到，照片上风姿绰约的老人，无疑就是江老太。我一下子觉
得老爸很虚伪。我敢肯定，他只是要让我看一看江老太这个人，而并非像他所说的
是要我来鉴定他的摄影水平是不是有了长足的进步。
说实话，我这是第一次见到江老太。并且只是从照片上见到她。我不得不承
认，我第一次见到江老太就被她的气质征服了。这么多的照片，从各个不同的侧面
向我展示了一个立体的、完整的江老太。老爸的技术确实不错，他镜头所表现的江
老太的形象，基本上都是健康的、优雅的，同时又是质朴可亲的。拿着这些照片，
我可以这么说，如果老爸直截了当地提出要娶江老太为妻，我没有丝毫反对的理
由。我甚至不愿打出江老太有肝炎病史这样一张王牌来为难老爸。是的，我喜欢江
老太这个人，虽然这样的情感有些草率，并且缺乏起码的依据，但这确确实实是我
的真实想法。应该说，老爸避开妹妹而将我作为他再婚之路上的第一个障碍加以排
除，他取得了可喜的成功。
相比之下，妹妹则要显得顽固得多。当事情在一次晚餐上被挑明时，妹妹对我
表现了强烈的不满。她干脆把我说成是叛徒。她并没有与老爸发生什么直接的冲
突，她只是神情忧伤地放下手中的饭碗，以一副决心长期绝食的姿态走进我们的房
间里去了。当我小心翼翼地属随她而进入房间后，她就把叛徒这个不光彩的头衔扔
给了我。这一夜，妹妹竟然抱着老妈的遗像睡觉。她这样做，后来被走进房间来的
老爸看到了。老爸默默地站在一角，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据我估计，老爸大约站
了十来分钟，就默然离开了我们的房间。
第二天一早，妹妹就向我宣布，她已经不再恨我了。她这么快就为我脱掉了叛
徒的帽子。她一脸的晴朗，只是眼圈明显有些青灰，由此可见她这一夜没有睡好。
妹妹说，她想通了，老爸这样做没错，一切是非曲直都应以老妈的遗愿为准绳。妹
妹说，老爸没有违背老妈的遗嘱，他有权这么做。
接下来江老太上我们家的门，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江老太确实比我老妈漂亮多了。我这样说，要请我老妈的在天之灵原谅。但我
相信，老妈一定不会怪罪我。不是么，老妈一直奉行实事求是的主张，她从来都反
对我们说假话。况且，在这一点上，妹妹也与我深有同感。妹妹令人意外地高度赞
扬了江老太的外表。她甚至把江老太与一名电影明星进行了比较。比较的结果是，
两者的眼睛、嘴唇和额头都十分相像。而在鼻子这样一个器官上，老电影明星明显
地比江老太稍逊一筹。
晚饭是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我和妹妹使出了各自的拿手绝活。我们的
手艺得到了江老太充分的肯定。江老太表示，她在下放（她把从上海迁到我们小镇
定居说成是下放）之前，曾有过一段在大饭店学习烹任的经历。她这么说，是为了
证明她于烹任有很深的造诣。接下来江老太话锋一转，她说，即使是从这么专业的
角度来看，我们姐妹的手艺都堪称上乘。江老太很会说话，她的话虽然明显带有恭
维甚至阿谀的色彩，但仍使我们感到高兴。尤其是妹妹，我注意到她简直有点心花
怒放，因为由她掌勺的一只鱼香肉丝，得到了江老太特别的夸奖。
为了回报江老太的赞扬，我们取出老爸为她所拍的照片，一张张地加以评点。
我们姐妹像是时下某些轿夫似的文学评论家，只讲好话，不说坏话；宁说好听的假
话，也不说难听的真话。我们对照片的内容与形式都进行了不遗余力的赞美。我们
知道，内容归江老太，而形式归老爸。一句赞美话，可以同时赢得两份欢容。果然
老爸端起酒杯，官腔十足地提议，他让大家为迎接香港回归祖国而干杯。
劳动节前，我的婚姻似乎已经到了瓜熟蒂落之际了。我把五一结婚的打算告诉
了老爸。老爸对此提出了两点想法。其一，老爸要求我的未婚夫不要留着长发当新
郎；其二，老爸希望我们能够移风易俗，参加本镇举办的集体婚礼。
你猜出来了么，这次的集体婚礼，我们家就有两对新人参加：除了我们一对，
另一对就是老爸和江老太。
这个事儿实在是令人感到有些尴尬的。妹妹明确表示反对，她这样做并不过
分。妹妹说，这不是叫全镇人民看我们的好戏么？可是一切都已经定了下来。老爸
表示，结婚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丑事，不仅全镇人民，就是全县人民，也将会在
电视上看到。老爸透露了这样的消息，那就是，届时，县电视台将来我镇拍摄集体
婚礼的实况。
在这个令人难忘的婚礼上，老爸拉起了他的手风琴。手风琴在他宽阔的胸前显
得实在太小了，它像是一件玩具。老爸手风琴声的欢快一如既往。和着老爸手风琴
引吭高歌的，是老爸的老新娘江老太。这对老新人为大家表演的节目是《革命人永
远是年轻》。
革命人永远是年轻，
他好比大松树冬夏常青。
他不怕风吹雨打，
他不怕天寒地冻。
他不摇，也不动，
永远挺立在山顶。
我注意到，老爸的琴声和江老太的歌声正在渐渐地微弱下去。这是因为，场内
浑厚的齐唱将他们的声音淹没了。参加集体婚礼的新人，以及镇上的领导和来宾，
都一起唱了起来。我甚至往意到，电视台的摄像师也在边拍边唱。对我和妹妹来
说，这是一首再熟悉不过的歌曲，它是我们第一支会唱的歌，是我们音乐的启蒙。
从小到大，在成长的历程中；我们跟着老爸的小小手风琴，不知唱过多少遍。我们
喜欢唱这支歌。因此，在这样的场合中，我们又怎么能不跟着大家一起高唱呢？
丁丁，姓丁名丁，是我的一位忘年交。
据我的阅人经验来评估，他在知青一代人里面，是个很不错的青年。然而，不
知为什么，好多人一谈到他，当面也罢，背后也罢，总是摇头者多。一个人，能够
被人指着眼睛鼻子说他的是或不是，倘非很逊，就是他有任人评头品足的雅量。冲
这一点虚怀若谷，我认为丁丁非同小可。
你知道你口碑不佳吗？”我们两个本不甚见外，加之他的禀性坦直，故而敢这
样问他。
“我又不聋不瞎，不痴不傻。”
他不是不聪明的人，不过，不作出伶俐的样子罢了。我从学术角度同他探讨，
“为什么？”因为他不至于如此。
“随人家便罗！”他说，“第一，人家怎么看，是人家的事；第二，我自己怎
么做，是我自己的事。”然后，迈着他那种特别结实的列兵步伐，走了开去。咯咯
咯，像砸夯。我后来观察到，这小子走路，脚后跟先着地，所以，总弄得楼板不同
凡响。
不过，我挺“待见”他。这是北京话，含有一点敬重的意思。一个人，好，不
得意忘形；坏，不怨天尤人；富，不张牙舞爪；穷，不垂头丧气。他就像一个在队
列里行进的士兵，一步一步走着自己的成功的或者失败的路，让我佩服。老实说，
我并不赞同他的某些做法，想法，看法，以及活法，但他说，每个人的角色一半是
天定的，没法改变的，但另一半，是自己决定的，便不可能和别人一样。你过你的，
我过我的，各人自便，最好不过的了。
想想，也是这么一个道理。这世界上有两片相同的叶子嘛？他说得更绝，我这
片叶子，干嘛要和人家一模一样呢？冲这句话，你便懂得丁丁一半。
丁丁有时赏脸到我这儿来，无什么特别的目的。来了就来了，走了就走了，这
很好，无需我放下笔来陪着。他在我书房里像主人一样地东翻西看，也不管我的脸
色是赞同，还是反对。他就这样自信。若找到什么好书或新杂志，值得看，就自己
倒茶，或者自己抽烟，仰卧在沙发上阅读。看够了，站起来，咚咚咚地离开。
他走后，老伴就开窗放烟。莫合烟，自己抽得香，别人闻起来就奥，好一会，
也放不干净。“这个丁丁--”我老伴发表她的观点，“太自以为是。”
“难道对你一个劲地点头哈腰，就好嘛？”我不大喜欢一些装孙子的年轻人，
因为一旦帮助他到了羽毛丰满以后，就要把你当他的孙子。丁丁不，始终如一，不
咸不淡，不近不远。
有一次，我忽发奇想；“丁丁，令尊给阁下起名字时，大概只是想到你上小学
时容易书写的一面，却绝对没有考虑到名字会对人的性格，所产生的微妙影响。”
“至于那么严重吧？”这是他的口头语，也是他对于整个世界的态度。
我声明，当然这是不可靠的感觉。不过，对他说深说浅都无关系，无需顾忌，
他不像时下文坛一些想当领袖的年轻人那样过敏，也不像一些神经兮兮的女作家那
样小心眼，总把别人看成很碍他事的绊脚石，甚至假想敌，其实，大路朝天，各走
一边，地盘大得很的。丁丁不太喜欢把事情严重起来看，他认为，凡没有一拳头打
在我脸上者，不必疑神见鬼，先在心里筑起一道防线。所以，我对他说话放心。
“因为，你这个‘丁’字，马上让人想起伐木丁丁的‘丁’，敲打铁钉的‘钉’，
叮住不放的‘叮’，很可怕！”
我也说不出很具体的道理，只有意会，不能言传，好像这个“丁”字成了他性
格的象征。后来，他那不是妻子的妻子杨菲尔玛，认为我的直觉有道理。太棒了，
她说，叫他了甲、丁乙、丁丙都不像他，只有这个丁丁，最合乎他这个认死理的家
伙了。
所以，杨菲尔玛有时索性叫他“死了”。在她嘴里，这可以是爱称，也可以是
蔑称，视其情绪而定。
杨菲尔玛，是中国人，不是外国人。他第一次说要带位女朋友来我家，还以为
他从外国拐回一个洋妞呢？一见面，她自我介绍，说我应该有些认识她，是我朋友
的朋友的女儿。她是比较早的国旅或者是中旅拿派司的很能干的导游，陪同外国人
到中国来玩。后来，她自己单挑一个旅游公司，组织中国人到外国去玩，越做越大
发，现在，说她是旅游界的大亨，或者投资界的巨头，不算过誉之词。
“老爷子，这是一个能干人吃饱饭的时代。活得不好，别怪党和政府，怪自己
无能。”
不用说，她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宠儿。
据我朋友讲，她原来的名字叫杨淑珍。后来，到派出所一查，北京市，仅城区
里至少有一千位同名同姓同音的妇女。太俗了。于是，她要求改成时派一点的杨阳。
这位小姐是个路路通的人物，派出所哪在话下，所长善意地提醒她。这名字至少被
两千个男人和女人拥有。于是，当场来了灵感，她用了现在这个杨菲尔玛。
我估计，全中国也许就只有她一个人叫这样的怪名。然而，也正因为这样，谁
要第一面见到她，和听到这个名字，便永远也不会忘记。冲她设计出这个不中不西
的杨菲尔玛，她和丁丁维持目前这种比妻子自由些，比女友亲密些的情人关系，就
觉得她是个很有作为的女人。“这样好，来去自由。”她说。
杨菲尔玛头一次踏进我家的门槛，见面礼是一箱XO。
丁丁从车的后背箱里拿出来，很吃力地放在我的客厅里。我不是受宠若惊，而
是吓了一跳：“干吗？”
“这是老姐的一点意思！”
送洋酒是时下的一种风尚，一般都是一瓶，送两瓶者少。后来，我才知道，这
是杨菲尔玛的手法，和她的名字一样，一下子就给你留下一个绝对是刻骨铭心的第
一印象。
“厉害--”我服了。
丁丁说：“幸亏你不抽烟，要不她会送你一件。”
“一件是多少？”
“五十条吧！”
我一听，差点没吓死。
他们不怎么避讳我目前两人维持的AA制的同居关系，虽然她很有钱，但二一添
作五，绝对公平负担。小姐告诉我太太说，这样谁不觉得欠谁的状态更好些。太累
的爱情，和太麻麻烦烦的婚姻，挺耽误事，还挺浪费精神。更难得的是，她说，这
两年同居下来，我们两个还算磨合得不错。
我老伴说：“磨合这个词，我老在汽车的后窗上看到。”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需要磨合的过程，不行，就得换零件了。”她
说。
我们大家都笑了。你不能不服气杨菲尔玛的想象力。
我初初认识丁丁的时候，他还是个文学爱好者，在新街口礼堂听过我的课。我
之所以马上对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他戴了一顶孔乙己的毡帽。现在，北京
几乎没人戴那玩意，至于孔乙己的家乡，有没有人戴，我不敢肯定。反正，在中国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像他这样年纪轻轻的，戴毡帽头的，大概就他一位。
从那以后，我见他一直戴到今天，大概还带到日本，带到美国。我问过他，为什么
要这样打扮？
他说不为什么，然后，反问我，为什么一定要为什么？他又接着问：犯法嘛？
不犯法。我碍着你什么了嘛？不碍你的事，那么，你有什么必要管我头上戴什么呢？
我无言以答。
杨菲尔玛说，别理他，他就是这样一个认死理的人。他如果想做什么，就一定
要做成什么。反之，他如果不想做什么，你拿刀逼着，他也不上轿，这毡帽头就是
一例。
她是在日本认识这个丁丁的，而且，一下子把自己交给了他。
不过，丁丁说她其实并不浪漫，她是个做大事的女人。对于爱情，婚姻，家庭，
性生活，不会太投人的。她是个事业上具有攻击型的女人。他承认，他被她的性格
所吸引。
那时，她刚开始带中国的有钱人到外国去度假。在箱根，一个钱多得不知怎么
花的烧包，说是受不了旅馆里温泉浴池的硫磺味，要求换个地方。这种国外旅游，
日程都是安排死的，而且她也不可能撇下大家，为他一人单独服务。那时，丁丁给
她打工，说，“你把他交给我吧！她有些不放心，“行嘛，年轻人！”她比了丁大
两岁，所以，他叫她老姐。他说“你只有这条道好走。”杨菲尔玛无奈，由他带走
这位刁钻的暴发户。她领着其他人转了一圈日本列岛回来，这位嫌硫磺味的旅游团
成员很高兴地归队了。她问丁丁，你用什么法子让他眼贴的？丁丁说，完成任务就
行了，何必盘根问底。她又去问那个暴发户。那家伙倒也坦率，这个丁丁，把我带
到东京，在新宿的红灯区吧，我们走散了。甭提那个倒霉了，挨了接别说，还弄到
警察局，大丢人了。后来，丁丁找到我，把我带到四国岛的今治港，住的是没有那
硫磺味的温泉宾馆，整整在海上钓了三天鱼，别提那个开心了，这钱花得太值了。
她的结论是：日本人真精，可日本鱼真傻。
她终于还是从下了嘴里掏出了实话。他说：“是我雇了两个日本人小流氓，新
宿街头有的是这样的人渣，花上五千日元，把这个暴发户好好修理一顿。然后，弄
他到今治钓鱼去。”
“你怎么知道他有这一好？”
“他每从鱼具店门前走过的时候，脚步总要放慢。”
我对杨菲尔玛说，这就是丁丁想当作家，学会了观察人的结果。
“得了吧，老爷子，文学不怎么伟大，只有生活让人聪明。”她的话，我不爱
听，但却是事实。
那次讲课前，有个文学界朋友的聚会，随后饭局，主人殷勤，劝吃劝喝。结果，
上了讲台，血液都跑到胃里去帮助消化了，脑袋里呈空白状态。我也不晓得怎么结
束那堂课的，主持者不满意，脸嘟噜着，听课者也失望，掌声稀落。他是比较个别
的一个听众，站在礼堂中间，给我拍巴掌。他认为我讲得好，而且绝不是为了安慰
失落的我。他说他曾经递上来一个条子，我回答，一个人当作家好，还是当评论家
好？这绝对是个傻问题，我想我不会答复的。他告诉我，我回答了，就三个字，都
不好。“有什么比讲实话还好的呢？”他说。
我不相信我会说得那样直率，不过从那以后，凡有讲演，我一定空腹。
但他千真万确，由于我这“都不好”三个字，打消了当作家或者评论家的念头，
放弃了还差一年就毕业的中文系，跑到日本去了。这期间还到过美国，后来还到过
澳大利亚，因为他有一张与毛利首领人物合影的照片。他的毡帽与土著的服饰，很
般配。等再见到他时，他已经一边打工，一边留学，从日本和美国拿到学位，学成
回国了。他来看我，并谢谢我几年前的三个字，弄得我很尴尬。作为我那番话的报
答，送了我一套日本男人穿的宽大和服。当时，我并未把它放在心上，便随意接受
了，不如那一箱XO，造成的震撼力强。后来，高田有司，丁丁的日本朋友，到中国
来，他招待，我作陪。在长富宫，为了好玩特地穿起这件日本袍赴宴。杨菲尔玛恭
维我，说，老爷子挺像《红灯记》里的鸠山。从高田的话里，才知道丁丁的礼品，
非同小可，第一，真货，第二，名牌，第三，价值不菲，至少得打两三个月的工才
能买到。日本，凡机器能生产的都便宜，凡手工制作的都绝对不便宜。
我埋怨他瞎花钱，何必呢？出门在外，生活不易。
“至于那么严重嘛！”他一边给我倒月本清酒，一边说。我也就不客气了，这
正是他们这一代人的观念，把什么事都看得不那么重，而丁丁，尤甚。
由于脱口而出的三字经，竟改变了一个年轻人的一生，我多少觉得抱歉。倒不
是怕中国少了一个作家，或一个评论家，那没准倒是好事。而是因此使他成为了后
来这种不良不莠的样子，我觉得有责任。所以，他回国后不久，我把他介绍给我一
个当官的朋友，也算是一位新上升的权贵吧，在他主管的国营公司里，搞日文翻译。
杨菲尔玛，早年经常带日本团逛中国，以后又带中国人逛日本；也是半个日本通。
她说丁丁的日语，一级棒。
一开始，他对谋职不怎么积极，说“第一、我还没有玩够，第二。我目前还能
活，第三、我还没有想好干什么。”
“第四--”杨菲尔玛接着说；“我想，他应该进入政坛！”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焉，你有什么更好的安排嘛？”我问她。
她说；“当然有。”
一了丁是当官的料嘛？”我怀疑。
她说：“他这种性格不适宜当小官，他不是随着别人的意志转的蹦蹦车，而是
那种能让别人按他的意志转的推土机。”
我吓了一跳。
“这张牌怎么打，我还没有想得太好，看运作的情况再定了。”杨菲尔玛那对
眼睛，不漂亮，但神采奕奕，总在洞穿人似地琢磨你。谁第一眼看到她，马上会产
生被她大卸八块的感觉，哪块剁馅，哪块红烧。她一下子就把你能够利用的部位，
都弄清楚了。了不得，我老伴等她走后评论，是个人物，丁丁斗不过她。我说，也
未必，丁丁不是容易剃的脑袋。这位很难说是个美女，最好的评价，是不丑而已的
杨菲尔玛，有一股劲。用气功的话说，带功，用物理学的术语形容，具有磁场，把
丁丁拿住了。其实，丁丁不爱听人摆．布，对她的兴趣从经济领域往政治层面转移，
要让他走仕途，当大官，竟然没有表示异议。看来，一物降一物。这话不错。
我估计丁丁在日本，挣了一点钱，不多，也不会少，还能买得起一辆吉普车代
步，就比我强得多。但看见刷卡的时候，不像小姐那样满不在乎。“你会坐吃山空
的，何况你们的调费采用AA制，老弟！。”我说。。
“到时候再说。”他说，他一向把生计啊，钱财啊，前途啊，工作啊，不看得
那么重。实际上，这小子还未定性，夫子曰：“三十而立”，他都往四十奔了。作
为忘年交，不得不再三晓喻：“还是去捧这个铁饭碗吧！”
他去了，纯粹是为了给我面子。过了月把，我打电话问我那位朋友，“徐总，
这个丁丁在你的机关里表现如何？”
“你介绍的人，有错？”他很满意，我也就放心了。
又过了些日了，见到徐总，他试探地问起我来，你完全了解你介绍的这个年轻
人嘛？
我吓一跳，不知这小子闯了什么祸；
“很能干，很卖力，但大家弄不但，他干嘛要把一户的翻译任务，在一个月里
急急忙忙赶了出来，然后就不知下落，为什么？”
那位技术官僚，一张刮得铁青的睑看着我，希望从我这儿得到解释。我能告诉
他什么呢？
显然，丁丁被该死的垃圾引走了。
这也是命运的事了，人生就像一棵树，人就像一个小蚂蚁在这棵树上爬，谁也
无法把握自己爬到哪里，也不知在什么地方，拐了个弯，便在一个树权上一直走下
去，而回不了头。我只好对徐总解释；年轻人啊，吊儿浪当，任性而为，我也拿他
没法。徐总是在美国进修过的，见过世面，有点器度，和正经八百的政府官员，还
不尽相同。一个上千人的部门，别说少一个，就是少一百，不也照常运转？笑笑，
也就不再追问了。
丁丁在东京，有机会结识了一位日本朋友，就是那晚在长富宫一块喝得昏天黑
地的高田有司。我结识的日本人不多，但奇怪好像所有与我打过交道的鬼子，都馋
酒，都爱耍酒疯。那天，我真佩服杨菲尔玛，不知这位小姐用什么办法，把我们三
个醉成一滩泥的男人，弄到各自的住处，还不影响她工作。
她是个极能干，极聪明，或者说她极有手腕，甚至极其冷酷的女人，这评语是
一点也不过分的。她反对别人恭维她是女强人。她讨厌这个词。她说，影视上的女
强人，都是准备随时卖肉的货色，给我提鞋我还嫌埋汰呢！至于处理几个醉鬼，还
不是旅游业手到擒来的本事，打去一个电话，弄来一辆急救车，花一点钱，就全拉
走了。“那时，是凌晨三点，长安街上，你们三位在唱《拉网小调》，好来劲！”
杨菲尔玛一边料理醉鬼，一边还利用时差，与西亚她公司办事处的下属谈业务。
就在我回到家里，被我老伴数落的时候，她把欧洲某地她的一间代理店雇佣的当地
经理人，炒了鱿鱼。我老伴说，她训起人来，像一头凶猛的母狮。妈拉巴子的村话，
都像冲锋枪似地扫射。但关掉手机，又像可爱的小姐了。对不起了，师母、是我的
错，把老爷子灌醉了。看来，你还得给他喝一点酒，他才能醒过来，并且头疼得不
会那么厉害。她温温柔柔地对我老伴说。
我不相信我会如此失态，竟然醉得要用酒来解酒。看来，人老以后，最可怕的
自我感觉失灵症，开始降临了。一旦失去检点自己的能力，便难免要发生失态和出
洋相的笑话了。这个北海道的日本人，起先很矜持，三杯酒下肚后，原形毕露，比
我们更加暴露无遗。这时说他是学者，鬼都不信。他说他在温泉浴场打过工。然后
用手帕裹住额头，学浴室小厮擦洗澡桶的样子。他还说他是一家小酒馆老板娘的秘
密情人，每次风流以后，总可以吃到可口的寿司，还有两千日元的路费。那位太太，
最叫他沉醉的是刺青，也就是文身了。他很机密地告诉我们，你们简直猜不到刺在
什么部位，刺的什么花纹，他要我们回答。活见鬼，纯粹是酒喝多了，这种谜让人
怎么猜，何况还有小姐在座。不过，稍微想象一下，无非阴部或者臀部，于是也就
不想再谈这个话题。他见我们反应不太热烈。便说了，是在后背上刺了爱神邱比特
的箭和一颗心。看起来，这就是小地方人的少见多怪了。不过这番酒后胡言，倒也
令人了解到高田未发达时，在他家乡求生的卑微状况。
以后，他就从北海道到东京谋生，成了和丁丁同租一幢廉价屋的房客。
因为两个人年纪相仿，性格也有些相通，就熟悉起来。这个日本人，别出心裁，
写了一部关于东京垃圾的书，在什么杂志上连载过，很受欢迎。后来由于这部专著，
丁了忘了是哪座大学，或者还是什么研究部门，居然礼聘他去做客座教授，专门从
事都市垃圾的研究。还给他配了助手，还给他装备起实验室，还给他一笔数字不小
的拨款。“妈的，这日本国，财大气粗--”有钱人对钱特别敏感，杨菲尔玛发表
感想。“中国不会有这好事。”从此，发达了的高田就和丁丁分手，搬到像样的地
方去住了。
我可以推测，像丁丁这样的呆子（说得好听些，叫做执着，说得实际些，就是
比较地缺心眼或者二百五），还会不被这个日本人抓大头？可能在高田有司发迹的
早期，像三孙子一样当垃圾虫的辛苦阶段，多少帮过忙，效过力，于是在丁丁回国
去辞行的时候，高田突然慷慨起来，授权他将其著作翻译成中文，允许在中国大陆
地区出版发行。
丁丁问我，能不能联系一家肯接受他译稿的出版社。就从这儿开始，这只小蚂
蚁离开杨菲尔玛要他当官的树权，爬上了另外一个树权，走上他人生的另一条路。
他的日文很棒，但他的中文是不是一样的棒，我有点怀疑。虽然他想当作家，
但插队的时候，连中学也未念完，对于汉语的把握，是不是那么得心应手，我有些
信心不足。杨菲尔玛很认真地说，你对于丁丁的了解，太过于表面。她认为死丁特
别值得赞许的地方，就是不达目标，死不休止的劲头。你如果让他造原子弹，他如
果答应了，当真了，我相信他能扔一个给你看看的。
“这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了，小姐！”
她说她手下雇有数百员工，凡中层以上的骨干，都得她来口试决定录用，截至
目前为止，百分之百的看准，法兰克福那个被刷的代理店主管，就是未经我过目的
一个。“我说丁丁行，就是准行。如果，他当初要写小说，老爷子，不但你没戏，
那些烂蒜，全毙！”她回首问他：“是不是呀？丁丁！”
我以为这家伙起码要谦虚一些，但他不怕大风问了舌头，堂而皇之地默认：
“或许吧？如果我当初真打算干的话。”
杨菲尔玛说：“看--”
这就只好一笑了之，谁让上帝给年轻人这种傻狂的资本呢！但言归正传，我还
是要问一下：“丁丁，你不到公司上班，是意味着请假，还是辞职不干了呢？”
他好像早知道我有此一问，“这位徐总也太上了，你不是说他在美国普林斯顿
进修过，他该懂得什么叫效率？我完成了全年的工作量，还用得着天天坐在办公室
看电针指针跳格子玩么？”
“可这是中国，老弟，入乡随俗呀！”
“我把这部书拿给他看过，他也认为，垃圾是工业社会的产物，愈发达的国家，
垃圾的抛弃量也愈大，是一种社会公害，是一种人类自身造成的灾难。那么，我把
它翻译出来，有什么不好？”
“可人家是跨国公司，不是环保局，也不是环卫局。”
他理直气壮：“我没有耽误工作，再说，环保是每个人的事。”
我明白，与他争也无益，这个死丁，他不是不会认错，而是他不相信自己会错，
只好叹气；“那个日本鬼子把你坑了！”
那天在长富宫，还没有被日本清酒将理智完全麻醉以前，我看着矮桌对面坐着
的这两个年轻人，性格上的差别，非常明显，一个是认准了一件事，就大大咧咧，
不顾一切地走下去。一个是精明机灵，走一步看一步，不时调整自己。一个是我既
然请你客，就不能让你觉得我寒碜，表现出中国人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德行；一个总
在琢磨主人如此盛情，是不是蕴涵着需要付出更高回报的可能性，而心存日本人的
鬼聪明。
我在餐桌上讲，做学问，有时出冷门，也是制胜之道。你不得不膺服在这个人
人都碰到，天天要产生的垃圾上，这位日本鬼子称得上十二万分的聪明，还亏他下
力气写出偌大一部资料齐备，印刷精美的书来。“敬佩，敬佩！”这是我的真心话，
不完全因为那部书有一公斤重。因为在座的丁丁和杨菲尔玛都通日语，所以，我的
话高田绝对领会。我问他：“高田君，你从你们扔的垃圾；来观察国民性的弱点，
别出蹊径，做出这一篇绝妙的垃圾文章，最初的灵感是从何得来的呢？”
他先是离席站起来向我鞠躬，感谢我的夸奖。但回答我的问题，却故意扑朔迷
离，不着边际。“日本是发达国家，东京是世界大都市，自然，垃圾也是个大问题。”
其实这个鬼子，也是精明过头了些。他应该了解，冷门，作为特例，只可一，而不
可再，更不能三，你占了先筹，后来人怎么努力，也难免被人讥作东施效颦的。更
何况，敝国的垃圾比起贵国的垃圾，至少有五十年的差距，即使想模仿你，也写不
出这么一大本书的。
丁丁就是中国人的宽厚了，他代他说，高四君花了整整好几年，简直是水滴石
穿的功夫，春夏秋冬，从不间断，每天零点起，随着一辆垃圾车，逐街逐巷，挨门
挨户，在人们还没有醒来之前，把城市的排泄物收聚起来，拉到郊区的垃圾处理场
去。有的还送去填海造地，那就走得更远。他就在那里，在这些垃圾还未送进焚化
炉，或倒进大海里，逐一的翻检，予以登记，照相，然后回到他们共同居住的廉价
宿舍里，整理资料，输入电脑。从银座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到正派人不涉足的红灯
区，从国会大厦，官员私邪，到商社大楼，富豪公馆，从平民居所，学生宿舍，到
小商小贩，鱼市菜市，无处不留下高田的足迹。因为东京住着各式各样的人，所以
也就产生各式各样的垃圾，凭这股坚韧的毅力，写出了一部垃圾的皇皇巨著。
“好了不起啊！”我们向他敬酒。
他也一个劲地站起来向我们鞠躬，并且一叠声地“阿里嘎朵”表示感谢。
出冷门，在文学中也是过好的一招。不过，世界如此之大，作家多如过江之鲫，
独具慧眼，领先一步，又是谈何容易的事啊？敬这位垃圾才子一杯酒是完全应该的。
也许高田那时从北海道到东京，土头土脑闯天下的时候，丁丁还在新街口礼堂听我
的文学讲座呢！所以丁丁自然讲不了当初他怎么萌生出这最早的创作灵感，而高田
又讳莫如深，写书的缘起也就只好付之闲如了。
现在的日本人，和我儿时在上海虹口所看到的东洋人，和青少年期间逃难苏北
时所见到的皇军，到底不大相同了，变得特别的精明。他到中国来，后来知道，不
是特为逛故宫和爬长城来的。高田君想把他在日本途着的便宜，在中国再重复一次。
所以，这个不留仁丹胡，不带战斗帽的鬼子，不光跟我玩心眼，跟他的朋友，甚至
是帮过他忙的朋友也玩心眼。
高田不给我答案，使我睑上挂不住，杨菲尔玛看出来了。她虽然赚日本游客的
钱，但并不喜欢他们，正如日本商人点头哈腰，一个劲地“哈依哈依”，其实心里
怎么想你们这些支那人，说出来你会吐血。她是什么角色？她能在旅游业界出人头
地，脐身诸强，能在萧条的时候挺住，并从银行贷出款来，能在国际旅游业的年鉴
里，有她杨菲尔玛的芳名，甚至能够弄个把世界上都知名的政要，来给她剪彩的非
凡之辈，调理这个高田，还不是手到拈来的事，也没看她怎么费力，和他碰了几杯
酒后，这位鬼子的谨慎，谦逊，礼貌统统扔进东京湾里去了。
于是，喝到最后丁丁还是那个德行，挨宰到底，绝不孙子，四个人至少刷掉他
两三千元，盘子碟子倒端上来百十来件，但基本没有吃到什么东西，这就是日本菜
的特点了。而高田有司，这位据他自己说，昭和多少年还拿到过文部省一个什么奖
的垃圾学者，渐渐地不那么拘束，渐渐地有些放肆。显然，他想起了北海道＄11路
市的那间小酒馆，想起那位文身的老板娘了。他说她的丈夫到齿舞，色丹岛附近打
鱼，一走好多天，那是好寂寞好孤单的。于是，捉住了坐在我旁边的杨菲尔玛那纤
纤细手，问：9你们住在北京的居民，是不是也轻视外地来的本国同胞？”
杨菲尔玛对于这类爱捉住她手的色迷迷的游客，有很多办法让对方不能如愿。
或是给他敬酒，或是请他挟菜，或是建议他松一松领带，或是求他点烟。每次得到
一亲芳泽的机会，总是不出五秒钟，又得放手。这位小姐，我眼了。
“东京人很骄傲的，尤其在地铁里，对那些搞不清该搭哪条线的外乡人，很卑
视的。”
“我们这里，也有那么一点点对外地人的自大情绪。譬如北京人，在有皇帝的
日子里，东城西城的贵族，就瞧不上南城北城的平民。譬如上海人，至今上只角的
女孩子，不愿嫁给下只角的男人。”杨菲尔玛的旅游系统，所举办的什么星马泰十
日游，港澳一周游，主要对象就是上海那些手里开始有些积累的小开，洋房买不起，
花个几千块，上万块，陪新娘子到芭提雅看一回人妖表演，还是敢掏腰包的。所以，
她对上海不陌生。不过，这些太中国色彩的引证，我不知道怎么用日文讲给日本人
听？
丁丁说；“这就是人的可怜之处，在纽约你说你是住在曼哈顿，你说你是住在
哈莱姆，人家对你的眼神是不一样的。让我来跟高四讲--”
这回，他明白了，愤然拍起桌子来，自然是酒的力量：“凭什么？大都市的人
有什么值得神气活现的？可就是他们，一年扔掉的垃圾，是整个日本垃圾总量的四
分之三。我为什么要写这部书，就是要他们丢人。”然后，骂了一通连丁丁都翻不
出来的可能是北海道渔民的土话，接着又要去捉杨菲尔玛的手，可每次都因为酒喝
得太多，动作失灵，等好容易伸过桌来，她将酒壶或面巾塞在他的手中。
虽然高因赌咒发管地说，我不会告诉你们写这部书的动机，绝不会，永远不会，
打死我也不说。结果，他不打自招。喝醉了的日本人，耍比不喝醉的日本人，更可
爱些。
于是，不光高田，不光丁丁，连我也醉得不知所云了。杨菲尔玛后来告诉我，
老爷子，你竟然对那位垃圾学者，说出了《水浒传》里孙二娘的话，“饶你奸似鬼，
喝了老娘洗脚水。”
愤怒出诗人，这是一点也不假的。
受到都市挤兑的这个外乡人，提起笔来戳穿文明人的大量抛弃排泄物的行为，
本来应该写得多一点愤懑，多一点激情才是。但是，高田不喝酒的时候，就过于清
醒，和过于计算了，不免写得太稳当，太专业了一些。好几家出版社一听选题，虽
然马上感到浓烈的兴趣，可当真地阅读了译出的部分章节，真要投入，不免迟疑不
决。因为，垃圾这东酉，终究上不得台盘，值得当回事吗？更何况，富裕型国家的
垃圾，和温饱型国家的垃圾，不完全是一回事，隔靴搔痒，估计中国读者不一定感
兴趣。所以，谈判下来，面有难色。我对丁丁说明底细以后，这个年轻人倒也爽快，
没关系，我先写一部关于中国垃圾的通俗小册子，让他们觉得这个选题的价值所在，
我再翻译不迟。这样，他就从那树权越爬越远，简直没有回头的路了。
当时，我大概犯了老人的感觉失灵症，不曾注意到身边小姐的脸色，觉得这小
子生出高田式个人奋斗的想法，也不错，便投了他的赞成票；“好哇！”
丁丁把手中的莫合烟掐灭，证实地叮问了一句：“老先生，你不反对？”
“我想，这是件对社会，对你个人，都说得上是有益的事情。”
他很高兴，对他的老姐说：“你看，你说在中国不会有人支持我，放着好生生
的路不走，去干这种赔钱赚吃喝的傻事，这不有了第一个。”
听到这里，我马上失悔了，因为杨菲尔玛刚才向我使过眼色，我不该匆忙表这
个态，看来，这就是讨嫌了。事后她埋怨我，你当年一句话，他上了日本。现在，
你老爷子火上加油，他该更来神了。他这个人，就怕当真，你也不是不知道。
“至于那么严重么？”我用丁丁的口头禅，回答她。
“他是死丁，你该了解他。”那张脸，马上连最后一点笑容也消失了。据我朋
友讲，她早先起步当导游的时候，能够在那么多漂亮的竞争者中，以其并不出众的
姿容，获得亲善小姐的称号，可见她的和蔼温馨的笑容，是很赢得游客赞许的。后
来，她成了老板，而且是越做越大的老板，分支机构遍布沿海各省，直到东南亚，
日本欧美，就不大见着那芳馨可爱的微笑了。永远一副说笑不笑，说不笑又笑的标
准面孔。你不觉得她多么亲近，也不觉得她多么疏远，我真佩眼她面部表情保持恒
温的本事。哪怕她不景气的那两年，被人家挤压到倾家荡产，差一点要自杀的时候，
哪怕后来，她翻过身来，又把别的对手逼到角落里，非跳楼不可的时候，她那张
“任是无情也动人”的脸，永远是那张不冷又不热的标准面孔。现在她完全用不着
采用这副面孔，来对付这位不算合法丈夫，也不算普通朋友的丁丁：“你要是想玩
玩票，也不是不可以，但要是当真投入，我觉得好像不怎么行。死了，我认为做什
么事，三思而后行，特别算一算回报率，也许就不那么冲动了。”
丁丁有种本事，不想听的话，他可以充耳不闻。但这一次，他反应了：“我绝
不是脑袋一热才干什么的。”
“我希望你不要打乱我的计划，因为你知道我在想办法活动，把你弄到一个相
当重要的中央机关，那才是你大显身手的地方。”
这个年轻人马上表现出来对前途等等题目，不感兴趣。他说他崇尚现实，不想
得那么遥远浪漫，像他走路一样，走一步，是一步。只有幼儿园孩子，才想将来长
大了要当海军，要当警察，那是可爱的童话。他认为：高田能做的事，我也能做，
高田在日本的成功，我也能在中国获得。
“回报率要看你怎么个算法！”
他的话掷地有声。我本来应该给他鼓掌的，但一看小姐的面孔，便只有缄默了。
她太了解丁丁，是个强按牛头不喝水的犟种，只好退一步海阔天空了。丁丁，我支
持你译这部垃圾的书，老爷子找不到出版社，我掏钱买书号给你出。小姐劝喻这个
死了；这十几年来，我是把这个世界不能说看透，至少我明白，如果需要做有价值
的事，而且这样会使你活得更滋润的话，我也不反对。如果你去写书，当垃圾虫，
为此付出的代价太高，而回报率极低的话，那就不值得了。这么办，当着老爷子，
把话说死，玩一把，然后收心。
“至于那么严重么？”
“又来了，丁丁，你别太任性，别做大头梦啦！”杨菲尔玛警告他。
这个不管你怎么看，怎么说，也要戴毡帽的家伙，是听邪的主嘛？“那也让我
先做做这梦看看--”
事情就从这儿起了变化，他把那个来旅游的高四有司扔给了杨菲尔玛，理由还
挺充分，谁让你是搞这一行的大腕人物呢？然后一拍屁股消失了。过了若干时日以
后，小姐忽然给我打电话，才知道徐总对我所说丁丁失踪的事情不假。这倒也不意
外，他说了要去做他的梦，自然是必去的。但如果按杨菲尔玛说的，玩得差不多，
应该收兵了呀！从杨菲尔玛嘴里听到，这小子一发而不可收拾。成天泡在垃圾山里，
小蚂蚁走得可是太远了。
“老爷子，死了跟你联络过吗？北京有许多垃圾山。”
真是滑稽，我不由得脱口而出：“你是他的太太呀！怎么问起我来？”
我很佩服现代年轻人的不在乎，“我什么时候是他的太太呀！只能算一半或四
分之三的妻子。”
“不是前不久--我记得他从我那儿一甩袖子，咚咚咚地走掉的呀！”
“这一猛子扎下去，再没见他的影，反正，北京市最近没有发现过无名尸体，
估计他活着是没问题的，但这个人在哪儿呢？我在找他！”
她一张嘴，什么死不死的，让人听了怪不舒眼。我不想批评这位小姐，就说
“丁丁也太不像话，吭个声总是应该的嘛！”
“这就是他的风格啦！”
“什么事害得你必须找到丁丁？”
“我正在按我的计划目标前进，第一步，他得尽快到徐总那儿报到。”
“哪个徐总？”我以为她说的是另一个我不认识的人。
“就是你的老朋友嘛！”
我印象里只是为了谋职，曾经带着丁丁去见过徐总，当时，她并没有陪同，因
为她认为我是多此一举。既然丁丁不好事负我的一番好意，她也就没有驳我的面子。
她说按她的纲领把丁丁安插到她要让他去的那个重要部门，是个早晚能成的事情，
只要打通关节就行，按她的逻辑。这世界上没有用金钱买不来的一切。怎么她对徐
总产生兴趣？这就透着蹊跷，一，彼此不认识，二，她瞧不上那样的技术部门，不
是决策中枢，我不禁发愣，摸不清她走的一步什么棋。杨菲尔玛是个人精，她感觉
出我的诧异，连忙解释：“前几天在一次飞往香港的飞机上碰见的，而且紧挨着座
位--”
“真是无巧不成书。”
这女人，好了得。尽管我是个蹩脚的作家，我也能想象在那个几千米的高空，
这个不漂亮但有股磁场吸力的女人，怎样用她冁然一笑，把身边的在普林斯顿留过
学的老总，弄得五迷三道，她如果想要把谁摆平的话，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应该承
认，这个杨菲尔玛是女中之杰，杰就杰在她不是面孔或身体，而是靠她的头脑和技
巧，来赢得对方的绝对信任。若是她想让你为她做些什么的时候，不致使你觉得她
欠你什么，而是你很乐意地为她效劳，是一种朋友之间无须讨价还价的义务，这实
在是了不起的本领。
“他其实我是应该认识的，徐总说他和我也有过一面之缘。”
我不禁问她：“你到底认识多少个部长一级的朋友？”
“你应该反过来说，还有多少重要的人物，不认识杨菲尔玛？”
“小姐，真有你的。”
“生活，其实很像一面筛子，能留存下来的，都是体积超过网眼，也就我们所
谓的庞然大物了。但这样的人，在社会中是少数，大部分个头小的，都存着被筛落
的危险，但是，也没有关系，只要你聪明，你能干，你或是吞掉小的变成大的，或
是和个儿大的联结在一起，就永远筛不下去。”
她还说：“有些女人，光漂亮，没头脑，有些女人，有头脑，可不漂亮，她很
坦率，我属于后者。可我懂得该用什么最佳手段，来应付哪怕是最难对付的对手。
你知道我经常出人旅游饭店，我经常见到那些卖笑的摩登女郎，我总对她们说，傻
女孩啊，你如果很容易地就脱掉你身上最后一件衣服，然后呢，就再没有什么可卖
出好价钱的东西了。只有靠头脑的女人，那天地才永远宽广。”
我可以肯定，绝不是喝过洋墨水的徐总一定要找到了丁，而是这位女中之杰让
他生发出找到丁丁的愿望。她没有这个把人玩得团团转的本事，也没法是那个只有
一百多个会员的乡村俱乐部里，说出话来别人不敢小视的人物了，。就凭这张只能
算不丑的睑，拥有俱乐部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权。请在美国也见过世面的徐总，到那
里体验一下贵族和富豪的生活，我的这位朋友会拒绝吗？于是，她的什么要求，也
就自然不会被拒绝了。
她说，徐总的意思，想让丁丁负责他们公司的信息中心。虽然她用不屑的口气
说给我听，那仅不过是一个处级单位。但是，老爷子啊，在官场的运作中，阶梯是
要一步一步爬上去。没有处级这个台阶，她就无法使丁丁在下一步，按她的计划，
过渡到某个非常重要的部门，获得局级的差使。当然，要做，也不是绝对不行，那
肯定要费点口舌，不如这样水到渠成的好。
若是从达尔文“物竞天择”的进化论角度看，生活有点类似胜者为王，败者出
局的拳击运动。那么，杨菲尔玛就称得上是拳王一流的重炮手，没有她打不倒的对
手，没有她达不到的目标，我从心里替那位忘年交着急。这个死丁啊，你可以不在
乎具体安排，却不能不珍惜这样一个关心你的女人呀？连招呼也不打一个，实在不
像话了！
我认为，从现实主义角度考虑，丁丁似乎不应该拒绝这样的安排。
“在飞机上，我发现你的老朋友，是个一点就透的明白人！而且答应，可以批
准在他的部门，试点一下美国很流行的弹性工作制。”
那天徐总对我谈起丁丁的不辞而别，口气绝不是赞美的，很强调他们是相当于
政府一个部的大公司，言下之意，倘非看我的面子，很可能要按公务员条例来处置
的。但现在，不仅宽容，还在重用，徐总的这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使我想起杨菲尔
玛曾经发出过阿基米德式的狂言，要是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把地球撬起来。
我与这个杨菲尔玛的父母，有过一面之交，因为我原来也在铁路上工作过，是
朋友的朋友，多少知道这一对奉公守法的铁路局员工。两口子退休的时候，各捧回
来一块荣誉奖状。杨菲尔玛告诉我，她父母所以获此殊荣，就因为查了考勤表，这
两位一辈子。未迟到，未早退，也未清过假，冲这一点敬业精神，就可了解是怎样
地谨小慎微，克尽厥职的人了。于是，当我知道她是他们的女儿，我一直怀疑，杨
菲尔玛究竟是不是他们的亲生骨肉？一点不像。半点也不像。她父母生怕树叶子打
破头，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她却想把地球当陀螺来转。在她眼里，我们所有这些
人，都是棋盘上由她驱使的棋子而已。
“他怎么也得在公司里露一下面。”她这才想到要找丁丁的。
当她把她的打算，怎样安排丁丁在九五规划的头两年，要连跨三大步，由处而
局而部的包装计划毫不保密地告诉我的时候，我忽然发现，年过六旬的我，并不是
很坚强的经得起诱惑的人。我眼红了，我嫉妒了，我痛恨我为什么不年轻三十岁或
四十岁，把这个女人从丁丁手中夺过来。她岂止是贤内助呢，简直是靠山，是矿藏，
是宝库，得到了她，等于是芝麻开门，等于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然而，“多情应
笑我早生华发”，早过了做美梦的年代。但是，那个中了高四有司毒的小伙子，竟
去揭腾什么垃圾，这不是捧着金饭碗讨饭嘛？如果此刻他在我眼前的话，我会揪着
他的耳朵，教训他：“你这个死丁啊？放着金晃晃的皇冠不戴，偏戴你那毡帽头，
难道你是神经病么？”
可是，到哪儿去找这个杳如黄鹤的丁丁呢？
失踪的这段时间里，丁丁曾经浮出一次水面，我没有当回事。早知道，我就用
绳子绑住他，不让他一去无音讯了。
因为，他那种秉性，我太了解，让他放下他感兴趣的事回去上班，他也许会送
上一纸辞呈。还不如让他玩够了，再干正经。他在我沙发上照例朝天躺着，再不是
他那不太好闻的莫合烟气，而是散发出烂西瓜，和馊西红柿的很糟糕的味道。不用
分说，便晓得他是从哪里来的了。
“还要去那儿？”我想他也玩够了。
“当然--”
我泼他的冷水：“老弟，我以前被劳动改造洗面革心时，曾经罚扫垃圾，处理
污秽，以示惩戒，对此稍有研究。中国人是这个世界上最会过日子的民族，克勤克
俭，绝不敢暴殄天物。一块布，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后，还要刷上浆
糊，贴在门板上待它干了以后，再一针一线纳成千层底鞋，让它在脚下一点点磨成
粉末，可见物尽其用的彻底性。只有绝对不能再度利用的废物，才恋恋不舍地扔掉。
所以，哪怕烧过的煤球，也要筛出煤核后，余下的灰烬才铲进垃圾桶。文革期间，
最多的垃圾，就是那些大字报了，也有人专捡这些卖给废品收购站，而不无小补的。
再早一点，三年灾荒时期，连菜帮子都不扔的，大家都处于人比黄花瘦的境况之下，
垃圾桶也就空空如也了。虽然如今日子好过多多，不少人家搬进新居，庆贺乔迁之
喜。但是，到这些人家的晒台看看，无不装得满满的。而这些东西，十之八七都不
会再派什么用场了。然而决不会抛弃。”
他反驳我：“你去看看吧！勤俭的中国人越来越少，浪费的中国人越来越多，
而胡乱糟蹋人类自身生存环境的中国人，就更是可怕。如果从现在起不关心垃圾问
题，我一点也不是危言耸听，中国会成为一个大垃圾箱。”
这番话，有点宣传品的味道，但听他说得这样激动，我相信他是真诚的。这小
子不玩虚的，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立刻心凉半截，这小子一认真，便不可救药，
看来，中毒太深了。只是说了一声，徐总那儿要有个交待才好。
他说没有问题，开革就开革吧，吃了老伴给他做的四个荷包蛋，喝下两大碗面
条，跟我大谈特谈垃圾经。“老先生，你从我身上。是不是闻到了夏天快要过去，
秋天已经来临的气息了呀！”他苦笑：“这就是垃圾的四季，让你领教领教！”
“谢谢啦，你走了以后，我必须洒一瓶花露水，才能去掉这股恶心味。”
“整个城市在垃圾的包围之中，将来一直堆到你家门口，堆到你鼻子底下，你
怎么办？”
“那大题目，就不是你我能做的文章啦！”我当时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不能再
鼓励他在垃圾里奋斗，而耽误了他的前程。我固然不了解杨菲尔玛非把他送到那样
重要岗位担任要职，有什么特别的目的，但她并不是把他往火海里推，总是好意这
一点上，我得让他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干嘛非要当高田有司，出垃圾风头呢？
这个年轻人心里有什么，脸上马上有什么，他对我大失望了，在地板上咚咚咚
地走着。他说，“没想到你老人家也这样劝阻我！”
他向来是个不大认真的人，也一直是个很少把问题看得严重的人，这种发生在
他身上的不知是好，还是坏的变化，使我说话不得不更慎重。那张杨菲尔玛的脸，
我是记得牢牢的。她不赞成他热衷垃圾，而是要让他走仕途发达之路。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劝他适可而止。“你不能力挽狂澜。”
“要人人都这样想，这垃圾早晚不把大家活埋了嘛？”了丁在我书房里，很激
动。”总得要有人站出来，不能都缩着脖子，装着看不见。”
“想不到，你现在比高田还高田--”
“我和高田不一样，他把垃圾当作手段，达到他的目的，我没有其它目的，我
的目的就是垃圾。”
我看他有点走火入魔了。
“你简直想象不到，人这种动物是多么不负责任，在消耗掉地球的大部分资源
的同时，又把地球糟蹋得不成样子。你知道宇航员在太空中最大的苦恼是什么吗？
就是他们必须生存在自己粪便的臭气中。人类也会有一天，只好生活在自己制造的
垃圾堆里。”他从沙发一跃而起，你老人家不要老关在屋子里写小说了，我先陪你
到垃圾长城去观光吧！”
“谢啦，你身上的气味，我已经领教了。”
“不到长城非好汉，你要不到垃圾长城，你绝不会坐卧不安的。”他警告着。
后来，杨菲尔玛陪着高田有司一块到我家来，要我为他的《东京垃的研究》一
书写一篇序，因为她计划为这本书在中国问世，开一次新闻发布会，我也弄不清楚
鬼子是一直没有走，还是从日本又来了？更弄不清楚这本书是出版社打算接受，还
是她有办法来满足丁丁的愿望。总之，这一切，对她来讲，轻而易举，小事一桩。
着来，这位小姐说话算话，玩玩是可以的，那就让你丁丁玩个够，然后，收心，走
我为你安排好的路。
既然我答应写序，就不能不和高四谈谈垃圾问题，他证实了丁丁的一席话半点
也不过份，城市的排泄物，是城市的灾难，几乎所有人口超过一百万以上的城市，
都能看到这种被垃圾包围的吓人景象。在直升飞机上，最能看清这种场面了。因为
他后来成了垃圾学者，还被科学厅的一个什么排泄物课，聘为顾问，就可以摆谱，
要求自卫队弄一架直升机来，到天上去兜兜风了。你不由得不叹服，外国人只要认
真起来，能把鸡毛当令箭，绝对把事当事办，不怕小题大作。而我们，对不起，完
全有可能把令箭当鸡毛，大题小作，无论什么都可以稀里马虎，而不当一回事的胡
弄过去。
待杨菲尔玛拉着我找丁丁，到三家店去一趟，才相信垃圾成灾不是夸大其辞，
这也是我一心要写这篇垃圾故事的缘起。虽然不免牵强附会，为明公所摇头，但我
亲眼看到丁丁，以及和丁丁差不多的年轻人，甚至还有些女孩子，一头扎到城市垃
圾这个难题中的热忱，我姑且垃圾一回，即使贻人笑柄，又何妨呢？我们每个人都
是地球村的公民，如果置若罔闻下去，等到垃圾埋住脖子，那时，谁也救不了谁啦！
丁丁继续教育我，老先生，你坐在家里，不知道堆积如山的垃圾，会带来怎样
的灾难？恩格斯说过，原始人是无意识的使他们的排泄物，起到肥沃土地的作用。
而现代人，同样也是由于无意识地制造出无数垃圾，最终将人类自己埋葬。他摇头，
他认为我不应该无所谓，不应该和常人无区别，他不喜欢我的冷漠态度，他简直朝
我吼了：“你是作家，作家应该呐喊！”
我谢谢他对作家的高看，但我也注意到他在说出“呐喊”这两个字时的脸色和
手势，带有一点宗教传道士的狂热。虽然，我还是怀疑，唱高调对这些年轻人来讲，
不是一件难事。但是碰上丁丁这种悲剧色彩的性格，他一旦执着干什么，进入了角
色，大概轻易退不出来的。于是，我设想他的后果：或者成就事业，或者狗屁不是，
或者一意孤行，或者把自己前途毁了，都是有可能的。他就这样把一个最好的当官
机遇，错过了。如果，换上丁甲、丁乙、丁丙，经我们苦口婆心的开导，都不会认
死理到底，就这个丁丁，像那个从北海道到东京的高田一样，一头扎进郊区的垃圾
山里，不但不出来，而且找不到了。
我们当然没法按那位日本国垃圾贵族的话，租一架直升飞机从高空发现丁丁。
高田君这个建议，透出日本人的聪明，我们常说小鬼子的鬼，有时是并无贬意的，
因为他们总是能够琢磨出更出色，更高明的点子。譬如茶是从中国传去东瀛的，可
经他们一喝，成了茶道；譬如半导体是美国发明的，可日本用以制造的电器产品，
却把整个世界覆盖。他说，那是最佳的找到他的办法，只要发现垃圾堆上有个戴毡
帽的家伙，就降落下来，除了他，不会是别人。
大家轰然叫绝，这当然是非常好的想法，如果不是首都，而是别的城市，法力
无边的杨菲尔玛说她有门路做到这一点，虽说直升机，波音747她都经常租来作包机
的。但在首善之区，她只好用她的私家车，载着我到北京市郊区的各个垃圾处理场
去，寻找那个马上要当处长，很快要当局长，不久要当部长的丁丁。
我钦佩年轻人认准了一门的坚定性，女的偏要男的按部就班走她规定的当官之
路，男的偏要投入女的绝对反对的垃圾事业，两口子在不宣而战，看谁拗得过谁？
我早说过的，如果让我投票，我是庸俗的现实主义者，有这样的好事等着丁丁，却
去和垃圾打交道，那多少是荒唐的选择。
但是，那个戴毡帽头的家伙，要会算这笔账的话，也就不是死了了。
垃圾，北京人读“拉基（la ji)”,上海话读作“拉西（la xi）”，我到过宝
岛，那里却读作“勒色（le se）”。那天，我问过这个身上有股垃圾气味的年轻人：
“丁丁，到底哪个读音正确？你现在是中国的垃圾专家了！”
这个家伙，他要不高兴你，且不会马上改变看法呢！“无论怎么念，它总是垃
圾，还用得着咬文嚼字么？其实，你有那工夫，还不如把这两份报纸上的材料，原
封不动地写到你的作品里去呢！告诉那些只看小说，不看世界的读者。”说着，就
塞给我，同时递过来我的老花眼镜。“你看看，就知道城市垃圾的危机，多么严重
了。”
如果他早生五十年，或者一百年，我想他很可能在武昌参加辛亥革命。打倒鞑
虏，也可能到非洲大湖地区去做传教士，给黑人部落灌输现代文明。他就是这种认
准了，就执迷不悟，抛头颅洒热血，就咚咚咚把路走到底的人，我不大觉得杨菲尔
玛有多少办法使他回心转意。
他把报纸摊开，“请--”我拿他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看下去。
第一张是美国的《华盛顿邮报》，当然译成中文的，上面写道：
晨曦微露，天空一片深蓝，东方地平线上金光灿烂，这是美国的又一天，对美
国垃圾行业来说，意味着又一堆55万吨重的垃圾出现在地平线上。
美国家庭每年倒掉的垃圾，总共有2亿吨。美国人生产的垃圾，按人头算几乎是
德国和日本的两倍，其成分：快餐包装物占总数的0．5％，一次性尿布为1％，大头
是纸张，约占35％，庭院废弃物占20％，废金属占8％，玻璃和木料，各占7％，其
余为5％。
美国全年为处理垃圾，要花掉近300亿美元，能回收的钱，极其有限。仅以蒙哥
马利县为例，每年处理后垃圾，卖出去可值100万美元，但投入处理的费用为1000万
美元。”
第二张是我国的《北京青年报》：
“我国每年产生的生活垃圾已达到1．46亿吨，而且以每年9％的速度递增。由
于资金、技术、管理等各方面的原因，我国城市垃圾无害化的处理仅为2．3％，剩
下的97％的城市生活垃圾只得运往城郊长年露天堆放。到今天，全国历年垃圾的堆
存量，已高达60多亿吨，致使200多座城市陷入垃圾的包围之中。
填埋是目前我国各大中城市垃圾处理的主要方式。1吨垃圾从收集、运输到填埋，
全部处理费用达95元，相当于一袋面粉的价格。
看到这里，我问他：一怎么样呢？”
“你把它写进你的小说里去，唤醒世人啊！”
“丁丁，你也曾经是文学爱好者。该知道小说和宣传品的差别。”
“我就想要你把垃圾写到小说里去。”他见我反应不热烈，便问；“垃圾进不
了小说？”
“至少我不曾见过。”
他笑了：“现在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不住小说里塞啊？”
“那和垃圾是两回事。”
他反唇相讥：“得啦，老先生，你的同行们写的那些破玩意，比垃圾还垃圾呢！
想我不客气地说，有些作品，甚至连垃圾也比不上，只不过是臭气冲天的一通狗屁
罢了！”
“那是另外一回事！丁丁！”
“我说错了嘛，屈有什么用？垃圾至少还有回收价值。”他说，“1公斤的垃圾，
相当于0．2公斤煤所产生的热量，你知道嘛！你收集100公斤废塑料，就能回收90公
斤汽油！”
“又来了，又来了，求求你，咱们不谈垃圾，行不行，换个话题？”那烂西瓜
和馊西红柿的气味，已经让我头疼的了。
这个认死理的家伙瞪着我，“你可是支持过我，要我去写垃圾的通俗小册子的
哦！”
天哪，看来，我信口一说的话，竟使他走火入魔，成了一个垃圾虫了。
杨菲尔玛很客气，很礼貌地邀请我，去寻找这个失踪的丁丁。正因为她那难得
的笑容，一点哀的美敦的危机情绪，也没有看出来。倘不是我迟钝，便是她太令人
莫测高深了。她让我说服了丁去当这个处级单位的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她向我解释；“那是一环套一环的运作过程，路都给丁丁铺垫好了，他不上套是没
有道理的。”
我赞叹她作妻子的努力：“你也不容易，为他！”
“有什么办法，也许这就是所谓的爱吧！”
我不大喜欢听她这种把感情不当一回事的语言，便扯到别处去：“如今办事之
难，可想而知。”
“倒也不见得，看什么人办！”她说得很轻松，因为这世界上没有她打不开的
门。不过，她又说：“如果我感到值得，如果他觉得领情，那是另外一口事了。”
这女人，你不佩服也不行，她让我对丁丁说，三年内达不到预定目标，她可以
补偿他的全部损失，而且他能接她的要求，用这种正常的手段，赢得一切的话，她
也会让他得到需要的一切。虽然，她承认在商品社会里，用不那么光彩，不那么干
净的办法并不稀奇。但这一次，她要做到毫无挑剔之处，把丁丁最后送到那样关键
部门站稳脚跟。因此，除了好名声，好出身外，从正经八百的途径上来这一点很重
要。所以，她认为，这个丁丁不跟她配合，躲着她似地找不着，更不可理解。
“也许他不想当官。”
“不是他想不想当，说白了吧，朝中有人，那是大不一样的呀！我需要他当，
我们需要他当。”
我既不是捧她，也不是损她。“要说在政界混，你更适合，这是实话。”
她笑了说：“我可不行，我已经名声不佳了，因为我手头经营投资的项目太多，
无一不是是非之地。冲我平均每年要打几十起官司，这形象也好不了。我只栽培别
人替我当官，为我说话。所以，休看我经常上法庭，十起官司，至少有八起稳操胜
券。”
我听说过，即使那败的两起，她也能使赢家最终比输掉还要惨，因为，她有人，
有钱，有的是办法，让人家付出更高的代价。
她否认：“没有那事，适当的营业亏损是企业的正常行为，我不要求全赢。”
我说：“我是从一个被撤职的涉外饭店经理那里听来的。他对你的结论是什么，
千万别惹那个女人！”
杨菲尔玛摇着头。“所有失败者，都拼命原谅自己，而怪罪别人。他没有告诉
你，他跪下来求我高抬贵手吧？这样的人也算是男人？”
“你可没有手下留情。”
“不，对鼻涕虫原谅，其实是助长他的软弱，越这样，越狠狠治他。”她的结
论是，“这年头，好男人太少”。然后话又转到丁丁身上：“这，你就明白我能和
他生活在一起的原因了，他是个很特别的汉子。”
我想这是真话，丁丁和他同龄人不大相同的地方，便是他的这个特别。譬如，
他到澳大利亚去，心血来潮，给毛利族的一位头领，开了半年车，而且是无偿服务。
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谁到澳大利亚不是为了挣钱或者图张绿卡呢？他最反对人家
问他为什么。他说，不为什么，也可以去为什么的。逼急了，他才说，不过想学学
毛利人语言。杨菲尔玛是生意人，脑筋一动，说好，我们以后可以发展这种旅游业。
他说，你别指望我，我不会干的。她问他，那你为什么学？这岂不是白学了么？
我也想知道答案，望着他。
结果他说：“我不过是测验一下自己的生存能力。”
他就是这么一个按照自己的方式去领受痛苦，尝试快乐的人物，不怎么好改变
的。所以，她只好找到我，要我陪着她去找他。她说，者爷子，我不希望把事情闹
僵。更不希望出现他跳，他反抗，他掉头不顾的局面，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不至于吧！”那时，我不知道她在北京四周已经找了一圈。
“他是个想干什么，绝对要干成什么的人，毛利语都学会了，全世界一共有多
少用这种语言的人啊！他一旦认为必要，就会咚咚咚走下去，不回头。”
“看来，你识货，他的优点和缺点全表现在这上面。”
“所以，他的坚持性，加上我的灵活性，在这个世界上，便是无敌搭档。”
我承认，确实是最佳配合。
“可惜，他不明白我需要他。所以，求你向他剀切地谈一谈，晓以利害，但愿
他能听得进去。”
谁让我支持那家伙呢，即然惹下了祸，只好陪着小姐往郊区奔波。秋天，本是
北京最好的旅游季节，但我们不是去香山看红叶，而是跑垃圾山，实在不是好差使。
车开出城外，便放开速度，看了一眼指针，很快一百迈，只听车轮擦地的刷刷
声，车体平稳地向西山疾驰而去。我不由得赞美她的开车技术，和她的这辆漂亮的
车。
她笑着伸出四个手指，向我示意。
“够意思，四十万。”我记得丁丁想买过夏利的，才八九万，后来因为单双日
行驶，又转手了，相比之下，真是小巫见大巫了。那我这个无车阶级就更没法提了。
一部长篇小说的稿费，甚至买不来一只汽车轮胎啊！
“不”，她告诉我，“这是我换过的第四辆车。”
她说对她们这些拥有乡村俱乐部会员证的经理层面的人来说，财富的象征不在
你拥有车，而是你能不能换新车？你老是开那辆车，和老是穿那件时装一样，是很
跌身份，很栽面子的。“车子是一种身份的标志，经常换车是一种财富的衡量尺度。
不过话说回来，有的人一下坐上奔驰600，那只能说明是个暴发户。”
“你这样一次次换车，该花多少钱啊？”我不由得羡慕。
“这笔账，你就算不过来了。实际上，这辆百分之六十的车价，是我上一辆车
脱手的钱。我只不过花了百分之四十，就坐上辆更豪华的车了，很划算的呀！”
我琢磨好一会，也不知道是她不会算账，还是我不会？也许，富人和穷人的价
值观是不相同的。算了，轿车与我的距离如此遥远，管她觉得便宜也好，吃亏也好，
不与她理论了。这就如同一位下岗女工，生活无着，衣食犯愁，还去关心鱼翅的烧
法，鲍鱼是否新鲜，是不是有点魔症？
车行驶了一段路程以后，那股丁丁曾经带到我家去的烂西瓜，馊西红柿的气味，
从车窗外吹过来，便知道目的不远了。
然后，就是想不到的一片像丘陵似的垃圾山，展现在眼前。说实在的，谁要第
一眼见到这种场面，不惊呆了才怪。使人骇怕的不是城市排泄物的数量，而是它像
一个怪物似的在展示无限膨胀着的恐怖前景。
如果不是杨菲尔玛眼急手快，赶紧刹车的话，不撞着那些在垃圾上觅食的猪狗
鸡羊，也会碰着不知从哪儿钻出来的小孩子。那些用油毛毡，用塑料布，用水泥袋
纸搭在垃圾山四周的棚户，几乎是一个集镇。顷刻间，垃圾堆弯腰捡东西的人直起
身来，都用惊讶的目光打量着这辆闪着红宝石光亮的车，和车里坐着的这位小姐。
而我则更惊讶地注视着眼前这片密密麻麻，依赖垃圾为生的人群。
我看杨菲尔玛的那穿戴，和那双高跟鞋，便说：“小姐，你就在车里坐着吧，
我下去打听。”
“不--”她先下了车，无所谓地踩着遍地垃圾，向山上的人群走过去。那是
一条在垃圾上压出来的坑坑洼洼的斜坡路。老实说，任何一位女士，有勇气不噤鼻
子爬上好几十米高的山顶，我得朝她举大拇指。她连眉头也不皱，一副不在话下的
模样走上去，让我佩服。我说，“杨菲尔玛，我一点也不表扬你，原来了了向我介
绍，你是一点一滴打下的天下，我还不大相信，看来你真是个敢打敢拼的实干家呢！”
她急于找到丁丁，对我的恭维没有反映，而是向人打听，“我们要找一个戴着
毡帽头的年轻人，谁知道？”高田出的这个从帽子找人的点子，还挺灵光。几乎没
有一个人不认识他的，看来丁丁在这里，大名鼎鼎。不光是他的毡帽，而是觉得他
不可理解，一个开着车来的捡垃圾的人，神经肯定有毛病。然而问到他此刻在哪儿，
谁也不可能给个准确的答案。有的说他来过，有的说他走了，有的甚至悄悄说，没
准他出事了吧？他也不穷！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来捡什么垃圾呀！
我听丁丁说过，每个垃圾山都是几个垃圾部落抢来夺去的地盘，会为几块钱的
可回收垃圾，打得头破血流。我对杨菲尔玛耳语，是不是有可能被这些人误会了，
以为他对大家的生计构成什么威胁，而对他怎么样了？
“不可能--”她断然反对。“丁丁是谁？他连加里曼丹丛林都去旅游过的，
还碰上过游击队呢！”
她从提包里掏出一沓钞票，朝着人群摇晃，马上有许多人扑过来。我埋怨她，
“你这是干什么？你也不怕他们把你吃了？”
“我来过的。”
“你？”怪不得她也不打听路，一上车就开到这里。
她对围住的大人小孩说；“看这回谁能把他找来，钱就是他的，我们在下面公
路上等着。”看起来，还是钱管用，果然好多人放下手里的扒子，夹子，篓子，口
袋，飞也似的向四处跑去。
“走吧，老爷子，咱们回车上去吧，他会出现的。”
我一边走，一边问她：“你怎么肯定丁丁在这里？”
“他已经把北京市各个垃圾场都走了一圈，要在这里重点研究了。这-个礼拜，
害得我跟着他的脚印走，说真的，我也烦了，我的耐性也快到头了，他要么跟我回
去，要么，他就留在这里，从此分手。”
话说到接近最后通碟的程度，我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了。
与一位太精明的女人说话，是很劳神的。
她问我：“其实，丁丁只不过算是一个穷光蛋。”
这种说法，不免太夸张了些。“也许在你那个乡村俱乐部里，有个几万块钱，
大概是不算钱的。”
她又问我：“丁丁先在日本，打工读书，后来又跑到美国，读书打工，学位是
拿到了，但并不等于拥有什么真正的学问。”
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博士找不到工作，教授还卖包子，他们倒有学问，但不
管用。相反，那些当官的，发财的，并没有多大学问，可大家买他们的账。”
接着，她提出来一个新的问题考我：“你是作家，你经常描写人物，你帮我评
价一下，你的朋友丁丁，称得上是个小白脸吗？”
我看了她一眼，摸不清楚她兜这么大一个圈子，想说明什么？
这时，丁丁的吉普车从山顶摇摇晃晃地出现了，车上车下，车前车后，是一大
帮想得到五百元赏金的人群，浩浩荡荡冲下来，这酉部片式的镜头，逗得车里的这
位小姐忍不住笑。她说：“看见没有，只有他干得出来！”
于是，我也省得回答她的三个问题，事情发展到快要决裂的地步，外人是不好
乱插嘴的了。后来，丁丁告诉我，类似的斯芬克斯式的问题：你一文不名，你学问
一般，你人不出众。回城的路上也正正经经地对他宣布过的。杨菲尔玛的思路，已
经像大人物那样充满绝对的自信，金口玉言，说什么，是什么，别人只有无庸置疑
的份了。而且，她在给你提出问题的同时，事实上的标准答案，也给你准备好了。
看样子，丁丁只好这样回答：我其实没有什么，不过是你可以选择的许多合作
对象中的一个，但并不是唯一的一个。这也等于说，我丁丁应该感到荣幸，因此，
我只有来不及接受的义务，哪有敢于拒绝你杨菲尔玛的权利。
于是，就在离开三家店不远，快到石景山的那个叫作衙门口的地方，在她那辆
漂亮的车和丁丁那辆老爷吉普之间，当着我面问他：“或是你回到你的垃圾堆去？
或是你跟我进城马上到徐总那儿去报到？”我以为那个死丁会蹶屁股，调转头，脚
跟着地，咚咚咚拂袖而回的，没想到，他的那句口头禅又来了，“至于那么严重么？”
幸亏杨菲尔玛不是倾国倾城的美人，否则，她该不知怎么折腾呢？一直到丁丁
这群人马，伴着一路飞扬的垃圾和尘土，从山顶刹不住闸地到了车前，她才慢慢地
开了车门走出来。
丁丁在车上站起来，戴着那顶毡帽，说笑不笑，说不笑也笑，他不傻，知道有
台好戏等着他唱；而拼命要找到他的杨菲尔玛，倒沉住气了，朝他看着，说恼不恼，
说不恼又恼，但她绝不会发作，哪怕马上送你上断头台，也是那副标准面孔。这时
候，围过来的群众，都朝她伸出手来，声称是自己找到的，要得到那笔赏金。而丁
丁说，别听他们胡扯，根本是我看见你的车，放下手头的事，马上开着吉普过来的。
他再三强调，这京西三家店方位的垃圾山，方圆好几公里，是北京市不算第一，也
算第二的垃圾堆放场。从山那边翻过来，是有段路程的。
她不理他，走向大家：“我向来说话算话--”于是，只见她手一扬，那些钞
票就飞上了天空，然后，拂拂扬扬飘落下来。接着，垃圾山下，便是争来抢去的场
面。说实在的，疯狂捡钱的，打成了一团，顶多令人觉得可悲，而洒钱的人，那种
钱多得烧包的狂妄，就叫人感到厌恶了。但过后丁丁说我还不够了解杨菲尔玛，
“她每一分钱都花在有用的地方，这是她的手法。下次她来这里，如果她高兴，要
是想让我吃顿苦头，只消一个眼色，这些人就会蜂拥而上，为她卖命，而把我砸扁
的。”
就在这些抢钱的群众，把我们两个人在吉普车旁边推来搡去的时候，小姐自己
坐进车里，连招呼也不打，一溜烟地开走了。
“咦，这个人，怎么回事？”我怔住了。
丁丁也摘下那毡帽头，摸着脑袋，看着那辆红宝石似闪亮的汽车，疾驰而去。
好一个杨菲尔玛，我不得不承认是个能做大事的女人！如果说她图谋得周到，
还不算什么了不起。那么，她下得去手，做得出来，就让人吃惊。而且，她为达到
一个目的，不择手段的这份狠绝，就有点叫人心寒了。天啊，敢情她拉我来，是把
我当作钓饵，硬逼着丁丁必须送我回去，因为。即使丁丁一百个不乐意，也不能把
我撇在离市区三四十公里的垃圾场不管呀！
“走吧！”他扶我上了他的车。
“其实，她这样做，并不是坏意。”我还是希望这两口子把目前的关系维系下
去。也许上了年纪的人，就比较珍惜哪怕是将就的稳定了，即或是勉强的安宁，也
要比闹得天翻地覆，彼此伤害以后痛苦的分手好。
丁丁笑了笑，“不至于那么严重的。”然后，他开着这辆像喝多了老酒的吉普
车，有意地绕这个垃圾山一周，让我欣赏一下本世纪最后二十年间，人类不自觉地
用排泄物筑起的垃圾长城。而且，我还有幸在垃圾山下，碰上几位来自城内的类似
丁丁这样全身心投入环境保护的年轻人，有男有女，有的还是从国外归来的留学生，
真令人肃然起敬。也许丁丁给高田有司当过几天助手，对东京市垃圾的处理有些感
性认识，看得出他和这些人显然很愉快地合作着。
然后，我们就挥别环保一族，打道回府。一路上，听他向我介绍关于垃圾的危
害性，那些三条腿的蛤蟆，两个脑袋的蛇，都是大自然被污染的结果呀，接着批判
我那种无所谓的态度，然后回到他那永恒的主题上，你是作家，你要呐喊。
他像传教士那样开导我，首先，必须教育居民懂得，垃圾必须分类；其次，让
居民懂得，扔垃圾必须缴纳一定费用；再其次，要在居民小区里消化掉垃圾，尽量
不制造污染。一个有着20万人口的住宅区，每天要产生240吨垃圾，通过焚烧，可以
获得2880吨50C以上的热水，这岂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嘛！
“哦，天，你能不能暂时不谈垃圾？”
他挺顽固，“正是要在垃圾堆上谈垃圾，你才会有深刻的印象！”
我不禁哀叹，也许是我真的落伍了，怎么现在年轻人，这样不可理喻的偏执呢？
那个杨菲尔玛，偏要造就一个政客，一步一步进人重要岗位，成为她那个乡村俱乐
部里中产阶级的代理人，不达目的，誓不休止。这个丁丁，忧天之所忧，当然不是
坏事，但也用不着放着好好的差使不干。弄得本不是老婆的情人都跟他张目翻脸，
破釜沉舟。我奇怪，生活必须这样剑拔弩张吗？为什么不能平心静气，想一个即使
不能两全其美，但也不必非此即彼，趋于极端，谁也不能让一步的局面嘛？
这时候，石景山就在前面不远处，炼钢厂的烟雾和那股铁星气扑面而来，我们
看到了前面路上一辆红艳艳的车，在夕阳的余晖里，耀眼的亮。
“杨菲尔玛？”
“是她！”丁丁说。
她的车要开起来，这辆吉普是休想赶上的，显然不是我们这台老爷车出现奇迹，
而是她有意开慢了在等我们。这时，我想也许杨菲尔玛终究是女性，心软，让步了，
这意味着转机。要不然，她就是一位老到的钓手，一会儿把上钓的鱼拉紧，一会儿
又松了线溜鱼，还不知她怎么算计丁丁呢？当我们快到她身边的时候，她倒先把车
停在了路边。见她下了车，走到车前，把车盖打开。我们开到她的车旁，果然，开
锅了。
我胡涂了，这副标准面孔是猜不透的。如果说是她的有意安排，那也过于天衣
无缝，让人不信；如果说是巧合，那也巧得太厉害，不可能在她偏偏想它出毛病的
时候，果真抛锚了。
不管怎么，这是一次契机。于是，我出来打圆场，因为我从心底里感觉，这两
口子有点天作之合的意味，不愿意他们拆散分开。“修车，自然是你丁丁义不容辞
的事情了。”
丁丁也在后退，这使我很高兴，他不是百分之百的死性。他说在澳大利亚，给
毛利土著头领无偿开车的时候，也是先从帮他修车开始结识的。他在日本给高田有
司帮忙，也是从垃圾堆里，找了辆破车拆拆换换干起来的。
“别说废话，小心修吧！”
“对于免费眼务，老姐就不要太挑剔了。”
“我可以付钱的，如果你要--”
我不想介入两口子私底下的交谈，便走到路的另一边溜达。因为吉普车颠得我
浑身骨头生疼，正想活动活动。不过，站在远处看他俩，忍不住感慨，同是两辆车，
同是两个人，无论在精神上，在气势上，甚至在色彩上，在气味上，是多么不同的
两个天地呀！我听不出她说些什么，虽然仍是张标准面孔，但她的每句话，也不得
不听。反过来，他偶尔抬起头来说两句，她就似心不在焉地朝别处观望。
那个弯腰修车的死丁，有几个动作，譬如莫名其妙地摔扳手，譬如抽两口莫合
烟又呸地吐掉，我估计他未必很痛快。不过，他能忍住，我觉得这两口子在朝好的
方向发展。
这时，我走到附近的一个招手停车的公共汽车站，我发现那是一个古怪的站名：
衙门口。
“你们两个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嘛？”我打断他们谈话，招呼着，也是怕丁丁上
来那股别扭劲，又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还是回去慢慢解决吧！我始终相信，要
是没有深仇大恨的话，大家谦让一些，没有谈不拢的事情。
他们两个人一看这个站名牌，都不由得苦笑起来，因为一对夫妻，要到衙门口
谈问题，那肯定不会是好事了。于是，杨菲尔玛请我上她的车，然后对丁丁说：
“你可以掉头回到你的垃圾堆去，要不，你就跟我进城，何去何从，悉听君便了。”
一路上，我总琢磨衙门口这站名，对这两位不是什么好兆头，可回头看，那辆
老爷吉普一直尾随着向城里开来，我觉得也许是多虑了。
车子一直开到他们居住的花园别墅的门廊下，她下了车，第一件事，便是把脚
上的高跟鞋脱下来，交给开门出来的阿姨，让她扔进垃圾桶里去。然后，回过头来，
对跳下吉普的丁丁说，那声音是亲切的：“拜托了，你那身行头，最好也脱下来扔
掉算了。”
丁丁也很幽默，“也许，在你看来，我也应该扔进垃圾桶。”
她笑着说：“至少，暂时不会，你放心。”
丁丁回答得也很爽利，“那就谢啦！老姐！”
“也是暂时的嘛？”
“不，我是永久的！”
我相信他们两个人开始明白：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比爱更重要的呢？爱，
即使一点点，也不容易。
我现在终于体会到日本人的厉害了。
高田先生精明的目光。一下子就看出来，杨菲尔玛是这个时代春风得意的宠儿，
而丁丁，则是下一个时代才有可能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所以选择了她，而不是他
的老朋友，这一点，希望我能谅解。这不是他的原话，是通过翻译，嘀哩嘟噜说了
半天，我才明白了他这番意思的。我并没有对他的现实主义产生什么反感。这是很
自然的，他要想在中国也捞到他在日本得到的便宜，毫无疑义，他不能指望得到丁
丁的任何帮助，只能依靠这位有极强活动能力的杨菲尔玛。
然而，他的话使我悟到时代与人的关系，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时代吃香，什么
样的人，在什么时代倒霉，是有一定的对应规律。不过，老伴泼我冷水：“得了吧，
像丁丁这样认死理，不开窃，给个棒槌就认真的主，不论哪个时代，都注定要碰壁
的。”
我不那么悲观，脚踏实地的人，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不一定要等到下一个
时代，就会成为社会的主流力量。“他怎么不灵活，怎么不圆通。”我为丁丁辩解：
“他能跟杨菲尔玛进城来；就表明他懂得鱼和熊掌可以兼得的道理。按照我理解的
他，那个一条道走到黑，不见黄河心不死的家伙，本来会掉头不顾，回到那座垃圾
山，做他想做的事。可他没有，开着老爷车一直在后面跟着。”
“那--”老伴欲言又止。
“我知道你对那个抽莫合烟的小子，不感兴趣！”
“我在琢磨，跟回来的了丁，还是早先那个丁丁嘛？”
“哦，天啊！”我为我那忘年交的朋友感到尴尬：“死了到底，你看不上，不
做死了，你还是看不上，真是难做人啊！”
“不是这个意思，算了算了，跟你也说不清楚。你还是看看小姐打发人送来的
请柬吧！”
我不禁诧异，怎么明天九点在长城饭店，就开《东京垃圾的研究》中文版翻译
出版的新闻发布会啦？
“有什么不妥吗？”老伴看我神色有异，连忙走过来问我。
我让她仔细端详这张请柬，上面印有中英日三国文字，想必是早有准备。为什
么不能事先给我打声招呼？一路上，她有空吹嘘她换了第四次的豪华轿车，顺便说
一声明天开会，有什么关系呢？再说，托我为这部中文版写的序，我还没有动笔呢？
“你是不是觉得其中有那一丝阴谋的气味？那个杨菲尔玛可是一个人精。”
“不下不，”我不否认有过一瞬间的怀疑，但我想到昨晚分手的场面，马上否
决了自己的这个想法。“不可能，不可能……”于是，我把这条线索联结起来了，
正像她说过的那样，是一个两口子的磨合过程。她为什么一定死乞白赖地要把丁丁
找回来呢，我明白了，就是要让他在明天的会场上，得到一个意料不到的惊喜阿！
事情从这本讲垃圾的书开始，那么最好的结束，莫过于在这本书的翻译出版上画一
个圆满的句号，是再合适不过的事情了。这真是一个铁娘子，铁女人，或者是铁小
姐，她说到的，就一定要做到。你不是要做这个梦嘛？我就让你实现这个梦。于是，
磨合好了的这两口子，联袂向观众招手，我似乎看到了一出喜剧落幕时皆大欢喜的
场面。
第二天，当我走进会场的时候，绝没有想到竟是这样一个长幼威集，群贤毕至
的盛会。这是用不着替她犯愁的事，她认识半个北京城里的头面人物，另半个北京
城里的头面人物，她虽然不认识，但认识她。因此，我一看签名簿，便晓得该来的
几乎都来捧场了。
我先看到那个北海道钊路市一间小酒馆老板娘的情人，准确地说，是他先看到
了我，便拉了一个日本留学生过来同我攀谈。很显然，在这么多出版界，新闻界，
文化界，以及政要，首长，官员，和环保方面的人士中间，他受宠若惊的同时，又
感到惶恐和孤独。他那副怯生生的样子，像溺水人捞着一根稻草似地握住我手不放，
使我想起少年时代逃难的经验。我不晓得为什么当时的上海人，称呼日本侵略军为
“萝卜头”，是不是因为外强中干的缘故？说他们一旦落单的时候，是很胆怯的，
很没有武士道精神的。但只要有三个以上的皇军结群，便一定兽性发作，奸淫烧杀，
三光政策，来了精神。你就看那些国会议员便知道了，只要三两个人一起哄，肯定
就会有人跳出来大放厥词，否认南京大屠杀，否认慰安妇，否认侵略战争，跑去靖
国神社朝拜东条英机山本五十六。
这位义务当翻译的日本留学生，日文当然不会错，但中文实在“鸦鸦乌”，好
容易才弄懂他已经把这本书，包括发行港、澳、台东南亚的简繁字体的中文版权，
交给杨菲尔玛，而且，还答应她，将为她开办生态旅游，绿色旅游，中日青年环保
度假营的活动。并且在路线设计，在科学论证方面，提供咨询。他特地申明，这都
是无偿服务。我想，她为你举办了你一生也不曾有过的出足风头的活动，她为你搞
到那么多比你在日本要好听得多的头衔，那她不从你身上收回全部投资，也就不是
令好多同行敬畏的杨菲尔玛了。
他请我谅解，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她是这个时代的宠儿，而丁丁君，对
不起，也许下一个世纪
“那么这位生不逢时的年轻人呢？”
“他来了，刚才还在这里，我们争论垃圾的集中处理问题。咦，不是在那边吗？”
朝他手指的方向，在大厅的另侧，我发现了丁丁站在那里。他也看到了我，便伸出
了手向我示意。大厅里熙熙攘攘，尽是些衣冠楚楚，珠光宝气的与会者，我想，很
可能杨菲尔玛把她乡村俱乐部里的豪富，都拉来助兴了吧？因为这些非文化界的来
宾，每张面孔都很陌生，但他们好像和丁丁有一面之缘，很可能因为他是他们寄予
期望的明日之星吧？由于要不断地打招呼，他想往我这边靠拢，竟一时挤不过来。
看他的表情，大概杨菲尔玛尚未把谜底向他揭晓，仍旧蒙在鼓里，所以，本不应是
局外人的他，却无所事事，就有点不自在了。“浑小子，这是给你开的会呀！高回
风光，你更有面子啊！一会儿，等着瞧热闹吧！”我真羡慕他有这样一个贤内助，
虽然是加引号的妻子，在法律上只能算是事实婚姻，她能安排得如此妥贴，老弟你
不费举手之劳，便坐享其成，这种幸福，并不是每个男人都有机会得到的。
我为他高兴。
这时，小乐队奏起欢迎曲，主宾从休息室里相继走出来，鸡尾酒会本来是比较
随便的，不那么官方色彩的应酬，但中国人仍旧习惯把那些生活筛子筛不下去的有
体积，有分量的大个儿人物，尊让到显著位置，他们端着酒杯，也好像早演习过似
地站到应该站的地方。哈！我从这排有头有脸的人物中，发现了我的老朋友徐总，
但他并没有注意到人群中的我。当我听到杨菲尔玛介绍几个主办单位的名称，其中
也有徐总那个大公司时，我反而觉得他要是不来凑这个热闹，不出席这次酒会，不
和杨菲尔玛站得这样靠近，倒有点不正常了。
我注意到那条很具青春气息的领带，显得格外潇洒。
下面，自然是那位日本垃圾才子的镜头了。日本人穿西服，优点是几乎挑不出
毛病，但也很难看出着装的个性特点，高田君则尤其中规中矩，应该把丁丁送我的
那套和服借给他穿才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由翻译这本书的丁丁来传达他的感激之情，而由那个日本
留学生，结结巴巴地转述他的写书过程？高日本想得到他在日本一炮打响的结果，
就非常满足的了。没有料到这个杨菲尔玛，在这么大的会议厅里，开这么隆重盛大
的特别高规格的招待会，连给他当翻译的日本留学生的舌头都打结了，生怕出岔子，
而高田也有些失态，其实他没有喝酒，却像是醉了似的，前言不搭后语。因为即使
他在东京红了以后，成了人物，顶多也就与什么排泄物课的课长打打交道而已，杨
菲尔玛为他搬来了这么多官方，半官方的人士，那些显赫的头衔令他感到眩晕。
也许这是一个外交礼仪，才找他本国人作翻译的吧？我只能这样理解。
本来，高田在清醒的时候，很精明，在喝多了的时候，很本色，现在，他这种
不醉似醉，倒弄得不尴不尬，里外不是他了。我看杨菲尔玛也不耐烦听这套味同嚼
蜡的作者致词了。便对身边的徐总耳语，随即见他移步后退，向他们主宾的休息室
走回去。我可以肯定，他一定为那位小姐办什么事，她有这种本事，用她的眼神，
用她的脸色，甚至用嘴角的表情，完全用不着语言，去让别人做什么。她确实是高
田所赞誉的那种时代的骄子，她不但主持着会议，还关照着会场的每个角落的每个
人。熟悉的，不熟悉的，来往的，不来往的，都用她那带气功，带磁场的眼睛，一
一地招呼着。
这时，有人在我身后，轻轻拍了一下。我回头，不是别人，正是徐总。为了不
干扰别人，听高田讲城市垃圾的分类，我们退到大厅后边。他直接了当地替杨菲尔
玛向我道歉：“就如长城的城砖上，有许多人愿意留下自己的名字一样，一件稍为
像点样子的事情，必须有些人，想把自己与其实也算不得什么的荣耀，联系在一起。”
“你这话太没头没脑。”
“我只是原样传达杨小姐的话。”
“你们刚才在谈论我？”
“是的。她很抱歉，因为一位环保界的前辈，认为这本书的中文版，要作序的
话，非他莫属。对这样的自告奋勇的人，简直是没有什么办法挡驾的，所以
我正求之不得，“那太好了，本来，让我写，就有点驴唇不对马嘴。”
“你真的不介意？我跟杨小姐说过，我了解你，大人大量，才不会放在心上。”
“那你倒用不着恭维我。其实，她那次带高回来找我，我说过的，最合适为高
田这本书写序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丁丁。”
也许因为大家正在鼓掌，而结束演讲的高四，又一个劲地致谢。地道的日本式
九十度还要多些的鞠躬，不可能像鸡啄米那么痛快，每一次能拖到一分钟之久，我
估计徐总没有听见，其实他受人之托，是在．琢磨措辞，该怎样对我讲。甚至当主
持的杨菲尔玛宣布请译者讲话的时候，我发现走到麦克风前的，不是丁丁，而是一
位我不认识的人士，我还在继续为情况的突变作合理的解释，也许考虑到翻译的质
量，才找到更高明的外文所的专家吧？可徐总在我耳边那句显然是字斟句酌的话，
我这才听出不协和音来。
“老先生，最好劝劝你的那位忘年交，不要沉湎在空想的社会主义，或者乌托
邦里啦！”
“怎么回事？徐总！”
“他应该到我公司去报到，而不是热衷于搞什么小区垃圾的综合利用。你再好
的想法，你不切合实际，你就永远是不能实现的梦。不错，国家现在为每吨垃圾付
出95元人民币，拉到郊区堆放在那里，但不可能把这钱交给你，在小区建燃烧垃圾
的锅炉，那就会使一大批人失业，也使那些掏垃圾的老乡丢掉饭碗。然后，就算你
建成焚烧炉，你向居民收他们的每吨10元或20元的倒垃圾费，再要收他们用的热水
费，看他们打不打破你的脑袋。再说，你控制住回收的纸张，玻璃，废金属，那些
收破烂的人，指什么吃？我弄不懂这个丁丁是怎么啦？一门心思在垃圾上？”
我明白了，他从衙门口开着他的吉普车跟进城来，原来只是为了他的垃圾集中
小区处理计划，也就是成立“吃垃圾”的新兴企业。“那他肯定是动员杨菲尔玛投
资了？”
“哪还用说，这位小姐说，几乎磨了一晚上嘴皮子。”
怪不得丁丁夸杨菲尔玛做期货交易，特别富于远见，敢情要她解囊相助。看来
他还是一个不变的丁丁，是我老伴印象里那个不折不挠，走起路来咚咚咚响的丁丁
了。“不消说，小姐拒绝了？”
徐总笑了：“正因为她知道远景投资的风险性太大，没有绝对把握，她不会把
钱往水里扔的。”
“那怎么办呢？”我想知道结果，虽然这个会开了，恐怕还只是个序幕吧？”
“四个字，回头是岸。”
“否则呢？”
他没有回答，但招待会结束以后，在长城饭店门口的东三环大路上，那个以垃
圾为目的，想营造一个干净世界的丁丁，和那个以垃圾为手段的日本朋友握别，和
那个等待他去报到上任的徐总握别，和那个加引号的，不漂亮但绝对是神采飞扬的
妻子握别，自然也是与为他铺排的那条通往殿堂的路握别……然后，走到我跟前，
说：“我就不必和你握手了。”
“为什么？”
“我想很可能一两天里，要把一些没处放的东西，先存在你那儿，还会见面的
呀！”接着他跳上了那辆老爷吉普，朝北驶去。不用说，这是去三家店方向最佳路
线。大家都站在路边不出声地望着，一直到他消失在无数的车流里，人们仍旧在沉
默着。
我就更不想再责备这个死了了。同时，我也不想埋怨在场的其它人，每个人都
有其这样做的道理，都有其可以理解的缘由，都有其不能以简单的得失成败来衡量
的标准，也许，这正是生活的复杂之处。于是，我想起我朋友的朋友，那铁路员工
夫妇的女儿杨菲尔玛说过的话，人和人之间，是需要一个磨合过程的。对汽车来讲，
行驶若干公里以后，车后边的那块挂着的磨合牌子便可以摘掉了。但对人来讲，这
种磨合过程，说不定有时是需要付出一生一世的事情。
那有什么法子呢？人总得活下去，总得沿着自己的路走下去。
据我的阅人经验来评估，他在知青一代人里面，是个很不错的青年。然而，不
知为什么，好多人一谈到他，当面也罢，背后也罢，总是摇头者多。一个人，能够
被人指着眼睛鼻子说他的是或不是，倘非很逊，就是他有任人评头品足的雅量。冲
这一点虚怀若谷，我认为丁丁非同小可。
你知道你口碑不佳吗？”我们两个本不甚见外，加之他的禀性坦直，故而敢这
样问他。
“我又不聋不瞎，不痴不傻。”
他不是不聪明的人，不过，不作出伶俐的样子罢了。我从学术角度同他探讨，
“为什么？”因为他不至于如此。
“随人家便罗！”他说，“第一，人家怎么看，是人家的事；第二，我自己怎
么做，是我自己的事。”然后，迈着他那种特别结实的列兵步伐，走了开去。咯咯
咯，像砸夯。我后来观察到，这小子走路，脚后跟先着地，所以，总弄得楼板不同
凡响。
不过，我挺“待见”他。这是北京话，含有一点敬重的意思。一个人，好，不
得意忘形；坏，不怨天尤人；富，不张牙舞爪；穷，不垂头丧气。他就像一个在队
列里行进的士兵，一步一步走着自己的成功的或者失败的路，让我佩服。老实说，
我并不赞同他的某些做法，想法，看法，以及活法，但他说，每个人的角色一半是
天定的，没法改变的，但另一半，是自己决定的，便不可能和别人一样。你过你的，
我过我的，各人自便，最好不过的了。
想想，也是这么一个道理。这世界上有两片相同的叶子嘛？他说得更绝，我这
片叶子，干嘛要和人家一模一样呢？冲这句话，你便懂得丁丁一半。
丁丁有时赏脸到我这儿来，无什么特别的目的。来了就来了，走了就走了，这
很好，无需我放下笔来陪着。他在我书房里像主人一样地东翻西看，也不管我的脸
色是赞同，还是反对。他就这样自信。若找到什么好书或新杂志，值得看，就自己
倒茶，或者自己抽烟，仰卧在沙发上阅读。看够了，站起来，咚咚咚地离开。
他走后，老伴就开窗放烟。莫合烟，自己抽得香，别人闻起来就奥，好一会，
也放不干净。“这个丁丁--”我老伴发表她的观点，“太自以为是。”
“难道对你一个劲地点头哈腰，就好嘛？”我不大喜欢一些装孙子的年轻人，
因为一旦帮助他到了羽毛丰满以后，就要把你当他的孙子。丁丁不，始终如一，不
咸不淡，不近不远。
有一次，我忽发奇想；“丁丁，令尊给阁下起名字时，大概只是想到你上小学
时容易书写的一面，却绝对没有考虑到名字会对人的性格，所产生的微妙影响。”
“至于那么严重吧？”这是他的口头语，也是他对于整个世界的态度。
我声明，当然这是不可靠的感觉。不过，对他说深说浅都无关系，无需顾忌，
他不像时下文坛一些想当领袖的年轻人那样过敏，也不像一些神经兮兮的女作家那
样小心眼，总把别人看成很碍他事的绊脚石，甚至假想敌，其实，大路朝天，各走
一边，地盘大得很的。丁丁不太喜欢把事情严重起来看，他认为，凡没有一拳头打
在我脸上者，不必疑神见鬼，先在心里筑起一道防线。所以，我对他说话放心。
“因为，你这个‘丁’字，马上让人想起伐木丁丁的‘丁’，敲打铁钉的‘钉’，
叮住不放的‘叮’，很可怕！”
我也说不出很具体的道理，只有意会，不能言传，好像这个“丁”字成了他性
格的象征。后来，他那不是妻子的妻子杨菲尔玛，认为我的直觉有道理。太棒了，
她说，叫他了甲、丁乙、丁丙都不像他，只有这个丁丁，最合乎他这个认死理的家
伙了。
所以，杨菲尔玛有时索性叫他“死了”。在她嘴里，这可以是爱称，也可以是
蔑称，视其情绪而定。
杨菲尔玛，是中国人，不是外国人。他第一次说要带位女朋友来我家，还以为
他从外国拐回一个洋妞呢？一见面，她自我介绍，说我应该有些认识她，是我朋友
的朋友的女儿。她是比较早的国旅或者是中旅拿派司的很能干的导游，陪同外国人
到中国来玩。后来，她自己单挑一个旅游公司，组织中国人到外国去玩，越做越大
发，现在，说她是旅游界的大亨，或者投资界的巨头，不算过誉之词。
“老爷子，这是一个能干人吃饱饭的时代。活得不好，别怪党和政府，怪自己
无能。”
不用说，她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宠儿。
据我朋友讲，她原来的名字叫杨淑珍。后来，到派出所一查，北京市，仅城区
里至少有一千位同名同姓同音的妇女。太俗了。于是，她要求改成时派一点的杨阳。
这位小姐是个路路通的人物，派出所哪在话下，所长善意地提醒她。这名字至少被
两千个男人和女人拥有。于是，当场来了灵感，她用了现在这个杨菲尔玛。
我估计，全中国也许就只有她一个人叫这样的怪名。然而，也正因为这样，谁
要第一面见到她，和听到这个名字，便永远也不会忘记。冲她设计出这个不中不西
的杨菲尔玛，她和丁丁维持目前这种比妻子自由些，比女友亲密些的情人关系，就
觉得她是个很有作为的女人。“这样好，来去自由。”她说。
杨菲尔玛头一次踏进我家的门槛，见面礼是一箱XO。
丁丁从车的后背箱里拿出来，很吃力地放在我的客厅里。我不是受宠若惊，而
是吓了一跳：“干吗？”
“这是老姐的一点意思！”
送洋酒是时下的一种风尚，一般都是一瓶，送两瓶者少。后来，我才知道，这
是杨菲尔玛的手法，和她的名字一样，一下子就给你留下一个绝对是刻骨铭心的第
一印象。
“厉害--”我服了。
丁丁说：“幸亏你不抽烟，要不她会送你一件。”
“一件是多少？”
“五十条吧！”
我一听，差点没吓死。
他们不怎么避讳我目前两人维持的AA制的同居关系，虽然她很有钱，但二一添
作五，绝对公平负担。小姐告诉我太太说，这样谁不觉得欠谁的状态更好些。太累
的爱情，和太麻麻烦烦的婚姻，挺耽误事，还挺浪费精神。更难得的是，她说，这
两年同居下来，我们两个还算磨合得不错。
我老伴说：“磨合这个词，我老在汽车的后窗上看到。”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需要磨合的过程，不行，就得换零件了。”她
说。
我们大家都笑了。你不能不服气杨菲尔玛的想象力。
我初初认识丁丁的时候，他还是个文学爱好者，在新街口礼堂听过我的课。我
之所以马上对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为，他戴了一顶孔乙己的毡帽。现在，北京
几乎没人戴那玩意，至于孔乙己的家乡，有没有人戴，我不敢肯定。反正，在中国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像他这样年纪轻轻的，戴毡帽头的，大概就他一位。
从那以后，我见他一直戴到今天，大概还带到日本，带到美国。我问过他，为什么
要这样打扮？
他说不为什么，然后，反问我，为什么一定要为什么？他又接着问：犯法嘛？
不犯法。我碍着你什么了嘛？不碍你的事，那么，你有什么必要管我头上戴什么呢？
我无言以答。
杨菲尔玛说，别理他，他就是这样一个认死理的人。他如果想做什么，就一定
要做成什么。反之，他如果不想做什么，你拿刀逼着，他也不上轿，这毡帽头就是
一例。
她是在日本认识这个丁丁的，而且，一下子把自己交给了他。
不过，丁丁说她其实并不浪漫，她是个做大事的女人。对于爱情，婚姻，家庭，
性生活，不会太投人的。她是个事业上具有攻击型的女人。他承认，他被她的性格
所吸引。
那时，她刚开始带中国的有钱人到外国去度假。在箱根，一个钱多得不知怎么
花的烧包，说是受不了旅馆里温泉浴池的硫磺味，要求换个地方。这种国外旅游，
日程都是安排死的，而且她也不可能撇下大家，为他一人单独服务。那时，丁丁给
她打工，说，“你把他交给我吧！她有些不放心，“行嘛，年轻人！”她比了丁大
两岁，所以，他叫她老姐。他说“你只有这条道好走。”杨菲尔玛无奈，由他带走
这位刁钻的暴发户。她领着其他人转了一圈日本列岛回来，这位嫌硫磺味的旅游团
成员很高兴地归队了。她问丁丁，你用什么法子让他眼贴的？丁丁说，完成任务就
行了，何必盘根问底。她又去问那个暴发户。那家伙倒也坦率，这个丁丁，把我带
到东京，在新宿的红灯区吧，我们走散了。甭提那个倒霉了，挨了接别说，还弄到
警察局，大丢人了。后来，丁丁找到我，把我带到四国岛的今治港，住的是没有那
硫磺味的温泉宾馆，整整在海上钓了三天鱼，别提那个开心了，这钱花得太值了。
她的结论是：日本人真精，可日本鱼真傻。
她终于还是从下了嘴里掏出了实话。他说：“是我雇了两个日本人小流氓，新
宿街头有的是这样的人渣，花上五千日元，把这个暴发户好好修理一顿。然后，弄
他到今治钓鱼去。”
“你怎么知道他有这一好？”
“他每从鱼具店门前走过的时候，脚步总要放慢。”
我对杨菲尔玛说，这就是丁丁想当作家，学会了观察人的结果。
“得了吧，老爷子，文学不怎么伟大，只有生活让人聪明。”她的话，我不爱
听，但却是事实。
那次讲课前，有个文学界朋友的聚会，随后饭局，主人殷勤，劝吃劝喝。结果，
上了讲台，血液都跑到胃里去帮助消化了，脑袋里呈空白状态。我也不晓得怎么结
束那堂课的，主持者不满意，脸嘟噜着，听课者也失望，掌声稀落。他是比较个别
的一个听众，站在礼堂中间，给我拍巴掌。他认为我讲得好，而且绝不是为了安慰
失落的我。他说他曾经递上来一个条子，我回答，一个人当作家好，还是当评论家
好？这绝对是个傻问题，我想我不会答复的。他告诉我，我回答了，就三个字，都
不好。“有什么比讲实话还好的呢？”他说。
我不相信我会说得那样直率，不过从那以后，凡有讲演，我一定空腹。
但他千真万确，由于我这“都不好”三个字，打消了当作家或者评论家的念头，
放弃了还差一年就毕业的中文系，跑到日本去了。这期间还到过美国，后来还到过
澳大利亚，因为他有一张与毛利首领人物合影的照片。他的毡帽与土著的服饰，很
般配。等再见到他时，他已经一边打工，一边留学，从日本和美国拿到学位，学成
回国了。他来看我，并谢谢我几年前的三个字，弄得我很尴尬。作为我那番话的报
答，送了我一套日本男人穿的宽大和服。当时，我并未把它放在心上，便随意接受
了，不如那一箱XO，造成的震撼力强。后来，高田有司，丁丁的日本朋友，到中国
来，他招待，我作陪。在长富宫，为了好玩特地穿起这件日本袍赴宴。杨菲尔玛恭
维我，说，老爷子挺像《红灯记》里的鸠山。从高田的话里，才知道丁丁的礼品，
非同小可，第一，真货，第二，名牌，第三，价值不菲，至少得打两三个月的工才
能买到。日本，凡机器能生产的都便宜，凡手工制作的都绝对不便宜。
我埋怨他瞎花钱，何必呢？出门在外，生活不易。
“至于那么严重嘛！”他一边给我倒月本清酒，一边说。我也就不客气了，这
正是他们这一代人的观念，把什么事都看得不那么重，而丁丁，尤甚。
由于脱口而出的三字经，竟改变了一个年轻人的一生，我多少觉得抱歉。倒不
是怕中国少了一个作家，或一个评论家，那没准倒是好事。而是因此使他成为了后
来这种不良不莠的样子，我觉得有责任。所以，他回国后不久，我把他介绍给我一
个当官的朋友，也算是一位新上升的权贵吧，在他主管的国营公司里，搞日文翻译。
杨菲尔玛，早年经常带日本团逛中国，以后又带中国人逛日本；也是半个日本通。
她说丁丁的日语，一级棒。
一开始，他对谋职不怎么积极，说“第一、我还没有玩够，第二。我目前还能
活，第三、我还没有想好干什么。”
“第四--”杨菲尔玛接着说；“我想，他应该进入政坛！”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焉，你有什么更好的安排嘛？”我问她。
她说；“当然有。”
一了丁是当官的料嘛？”我怀疑。
她说：“他这种性格不适宜当小官，他不是随着别人的意志转的蹦蹦车，而是
那种能让别人按他的意志转的推土机。”
我吓了一跳。
“这张牌怎么打，我还没有想得太好，看运作的情况再定了。”杨菲尔玛那对
眼睛，不漂亮，但神采奕奕，总在洞穿人似地琢磨你。谁第一眼看到她，马上会产
生被她大卸八块的感觉，哪块剁馅，哪块红烧。她一下子就把你能够利用的部位，
都弄清楚了。了不得，我老伴等她走后评论，是个人物，丁丁斗不过她。我说，也
未必，丁丁不是容易剃的脑袋。这位很难说是个美女，最好的评价，是不丑而已的
杨菲尔玛，有一股劲。用气功的话说，带功，用物理学的术语形容，具有磁场，把
丁丁拿住了。其实，丁丁不爱听人摆．布，对她的兴趣从经济领域往政治层面转移，
要让他走仕途，当大官，竟然没有表示异议。看来，一物降一物。这话不错。
我估计丁丁在日本，挣了一点钱，不多，也不会少，还能买得起一辆吉普车代
步，就比我强得多。但看见刷卡的时候，不像小姐那样满不在乎。“你会坐吃山空
的，何况你们的调费采用AA制，老弟！。”我说。。
“到时候再说。”他说，他一向把生计啊，钱财啊，前途啊，工作啊，不看得
那么重。实际上，这小子还未定性，夫子曰：“三十而立”，他都往四十奔了。作
为忘年交，不得不再三晓喻：“还是去捧这个铁饭碗吧！”
他去了，纯粹是为了给我面子。过了月把，我打电话问我那位朋友，“徐总，
这个丁丁在你的机关里表现如何？”
“你介绍的人，有错？”他很满意，我也就放心了。
又过了些日了，见到徐总，他试探地问起我来，你完全了解你介绍的这个年轻
人嘛？
我吓一跳，不知这小子闯了什么祸；
“很能干，很卖力，但大家弄不但，他干嘛要把一户的翻译任务，在一个月里
急急忙忙赶了出来，然后就不知下落，为什么？”
那位技术官僚，一张刮得铁青的睑看着我，希望从我这儿得到解释。我能告诉
他什么呢？
显然，丁丁被该死的垃圾引走了。
这也是命运的事了，人生就像一棵树，人就像一个小蚂蚁在这棵树上爬，谁也
无法把握自己爬到哪里，也不知在什么地方，拐了个弯，便在一个树权上一直走下
去，而回不了头。我只好对徐总解释；年轻人啊，吊儿浪当，任性而为，我也拿他
没法。徐总是在美国进修过的，见过世面，有点器度，和正经八百的政府官员，还
不尽相同。一个上千人的部门，别说少一个，就是少一百，不也照常运转？笑笑，
也就不再追问了。
丁丁在东京，有机会结识了一位日本朋友，就是那晚在长富宫一块喝得昏天黑
地的高田有司。我结识的日本人不多，但奇怪好像所有与我打过交道的鬼子，都馋
酒，都爱耍酒疯。那天，我真佩服杨菲尔玛，不知这位小姐用什么办法，把我们三
个醉成一滩泥的男人，弄到各自的住处，还不影响她工作。
她是个极能干，极聪明，或者说她极有手腕，甚至极其冷酷的女人，这评语是
一点也不过分的。她反对别人恭维她是女强人。她讨厌这个词。她说，影视上的女
强人，都是准备随时卖肉的货色，给我提鞋我还嫌埋汰呢！至于处理几个醉鬼，还
不是旅游业手到擒来的本事，打去一个电话，弄来一辆急救车，花一点钱，就全拉
走了。“那时，是凌晨三点，长安街上，你们三位在唱《拉网小调》，好来劲！”
杨菲尔玛一边料理醉鬼，一边还利用时差，与西亚她公司办事处的下属谈业务。
就在我回到家里，被我老伴数落的时候，她把欧洲某地她的一间代理店雇佣的当地
经理人，炒了鱿鱼。我老伴说，她训起人来，像一头凶猛的母狮。妈拉巴子的村话，
都像冲锋枪似地扫射。但关掉手机，又像可爱的小姐了。对不起了，师母、是我的
错，把老爷子灌醉了。看来，你还得给他喝一点酒，他才能醒过来，并且头疼得不
会那么厉害。她温温柔柔地对我老伴说。
我不相信我会如此失态，竟然醉得要用酒来解酒。看来，人老以后，最可怕的
自我感觉失灵症，开始降临了。一旦失去检点自己的能力，便难免要发生失态和出
洋相的笑话了。这个北海道的日本人，起先很矜持，三杯酒下肚后，原形毕露，比
我们更加暴露无遗。这时说他是学者，鬼都不信。他说他在温泉浴场打过工。然后
用手帕裹住额头，学浴室小厮擦洗澡桶的样子。他还说他是一家小酒馆老板娘的秘
密情人，每次风流以后，总可以吃到可口的寿司，还有两千日元的路费。那位太太，
最叫他沉醉的是刺青，也就是文身了。他很机密地告诉我们，你们简直猜不到刺在
什么部位，刺的什么花纹，他要我们回答。活见鬼，纯粹是酒喝多了，这种谜让人
怎么猜，何况还有小姐在座。不过，稍微想象一下，无非阴部或者臀部，于是也就
不想再谈这个话题。他见我们反应不太热烈。便说了，是在后背上刺了爱神邱比特
的箭和一颗心。看起来，这就是小地方人的少见多怪了。不过这番酒后胡言，倒也
令人了解到高田未发达时，在他家乡求生的卑微状况。
以后，他就从北海道到东京谋生，成了和丁丁同租一幢廉价屋的房客。
因为两个人年纪相仿，性格也有些相通，就熟悉起来。这个日本人，别出心裁，
写了一部关于东京垃圾的书，在什么杂志上连载过，很受欢迎。后来由于这部专著，
丁了忘了是哪座大学，或者还是什么研究部门，居然礼聘他去做客座教授，专门从
事都市垃圾的研究。还给他配了助手，还给他装备起实验室，还给他一笔数字不小
的拨款。“妈的，这日本国，财大气粗--”有钱人对钱特别敏感，杨菲尔玛发表
感想。“中国不会有这好事。”从此，发达了的高田就和丁丁分手，搬到像样的地
方去住了。
我可以推测，像丁丁这样的呆子（说得好听些，叫做执着，说得实际些，就是
比较地缺心眼或者二百五），还会不被这个日本人抓大头？可能在高田有司发迹的
早期，像三孙子一样当垃圾虫的辛苦阶段，多少帮过忙，效过力，于是在丁丁回国
去辞行的时候，高田突然慷慨起来，授权他将其著作翻译成中文，允许在中国大陆
地区出版发行。
丁丁问我，能不能联系一家肯接受他译稿的出版社。就从这儿开始，这只小蚂
蚁离开杨菲尔玛要他当官的树权，爬上了另外一个树权，走上他人生的另一条路。
他的日文很棒，但他的中文是不是一样的棒，我有点怀疑。虽然他想当作家，
但插队的时候，连中学也未念完，对于汉语的把握，是不是那么得心应手，我有些
信心不足。杨菲尔玛很认真地说，你对于丁丁的了解，太过于表面。她认为死丁特
别值得赞许的地方，就是不达目标，死不休止的劲头。你如果让他造原子弹，他如
果答应了，当真了，我相信他能扔一个给你看看的。
“这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了，小姐！”
她说她手下雇有数百员工，凡中层以上的骨干，都得她来口试决定录用，截至
目前为止，百分之百的看准，法兰克福那个被刷的代理店主管，就是未经我过目的
一个。“我说丁丁行，就是准行。如果，他当初要写小说，老爷子，不但你没戏，
那些烂蒜，全毙！”她回首问他：“是不是呀？丁丁！”
我以为这家伙起码要谦虚一些，但他不怕大风问了舌头，堂而皇之地默认：
“或许吧？如果我当初真打算干的话。”
杨菲尔玛说：“看--”
这就只好一笑了之，谁让上帝给年轻人这种傻狂的资本呢！但言归正传，我还
是要问一下：“丁丁，你不到公司上班，是意味着请假，还是辞职不干了呢？”
他好像早知道我有此一问，“这位徐总也太上了，你不是说他在美国普林斯顿
进修过，他该懂得什么叫效率？我完成了全年的工作量，还用得着天天坐在办公室
看电针指针跳格子玩么？”
“可这是中国，老弟，入乡随俗呀！”
“我把这部书拿给他看过，他也认为，垃圾是工业社会的产物，愈发达的国家，
垃圾的抛弃量也愈大，是一种社会公害，是一种人类自身造成的灾难。那么，我把
它翻译出来，有什么不好？”
“可人家是跨国公司，不是环保局，也不是环卫局。”
他理直气壮：“我没有耽误工作，再说，环保是每个人的事。”
我明白，与他争也无益，这个死丁，他不是不会认错，而是他不相信自己会错，
只好叹气；“那个日本鬼子把你坑了！”
那天在长富宫，还没有被日本清酒将理智完全麻醉以前，我看着矮桌对面坐着
的这两个年轻人，性格上的差别，非常明显，一个是认准了一件事，就大大咧咧，
不顾一切地走下去。一个是精明机灵，走一步看一步，不时调整自己。一个是我既
然请你客，就不能让你觉得我寒碜，表现出中国人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德行；一个总
在琢磨主人如此盛情，是不是蕴涵着需要付出更高回报的可能性，而心存日本人的
鬼聪明。
我在餐桌上讲，做学问，有时出冷门，也是制胜之道。你不得不膺服在这个人
人都碰到，天天要产生的垃圾上，这位日本鬼子称得上十二万分的聪明，还亏他下
力气写出偌大一部资料齐备，印刷精美的书来。“敬佩，敬佩！”这是我的真心话，
不完全因为那部书有一公斤重。因为在座的丁丁和杨菲尔玛都通日语，所以，我的
话高田绝对领会。我问他：“高田君，你从你们扔的垃圾；来观察国民性的弱点，
别出蹊径，做出这一篇绝妙的垃圾文章，最初的灵感是从何得来的呢？”
他先是离席站起来向我鞠躬，感谢我的夸奖。但回答我的问题，却故意扑朔迷
离，不着边际。“日本是发达国家，东京是世界大都市，自然，垃圾也是个大问题。”
其实这个鬼子，也是精明过头了些。他应该了解，冷门，作为特例，只可一，而不
可再，更不能三，你占了先筹，后来人怎么努力，也难免被人讥作东施效颦的。更
何况，敝国的垃圾比起贵国的垃圾，至少有五十年的差距，即使想模仿你，也写不
出这么一大本书的。
丁丁就是中国人的宽厚了，他代他说，高四君花了整整好几年，简直是水滴石
穿的功夫，春夏秋冬，从不间断，每天零点起，随着一辆垃圾车，逐街逐巷，挨门
挨户，在人们还没有醒来之前，把城市的排泄物收聚起来，拉到郊区的垃圾处理场
去。有的还送去填海造地，那就走得更远。他就在那里，在这些垃圾还未送进焚化
炉，或倒进大海里，逐一的翻检，予以登记，照相，然后回到他们共同居住的廉价
宿舍里，整理资料，输入电脑。从银座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到正派人不涉足的红灯
区，从国会大厦，官员私邪，到商社大楼，富豪公馆，从平民居所，学生宿舍，到
小商小贩，鱼市菜市，无处不留下高田的足迹。因为东京住着各式各样的人，所以
也就产生各式各样的垃圾，凭这股坚韧的毅力，写出了一部垃圾的皇皇巨著。
“好了不起啊！”我们向他敬酒。
他也一个劲地站起来向我们鞠躬，并且一叠声地“阿里嘎朵”表示感谢。
出冷门，在文学中也是过好的一招。不过，世界如此之大，作家多如过江之鲫，
独具慧眼，领先一步，又是谈何容易的事啊？敬这位垃圾才子一杯酒是完全应该的。
也许高田那时从北海道到东京，土头土脑闯天下的时候，丁丁还在新街口礼堂听我
的文学讲座呢！所以丁丁自然讲不了当初他怎么萌生出这最早的创作灵感，而高田
又讳莫如深，写书的缘起也就只好付之闲如了。
现在的日本人，和我儿时在上海虹口所看到的东洋人，和青少年期间逃难苏北
时所见到的皇军，到底不大相同了，变得特别的精明。他到中国来，后来知道，不
是特为逛故宫和爬长城来的。高田君想把他在日本途着的便宜，在中国再重复一次。
所以，这个不留仁丹胡，不带战斗帽的鬼子，不光跟我玩心眼，跟他的朋友，甚至
是帮过他忙的朋友也玩心眼。
高田不给我答案，使我睑上挂不住，杨菲尔玛看出来了。她虽然赚日本游客的
钱，但并不喜欢他们，正如日本商人点头哈腰，一个劲地“哈依哈依”，其实心里
怎么想你们这些支那人，说出来你会吐血。她是什么角色？她能在旅游业界出人头
地，脐身诸强，能在萧条的时候挺住，并从银行贷出款来，能在国际旅游业的年鉴
里，有她杨菲尔玛的芳名，甚至能够弄个把世界上都知名的政要，来给她剪彩的非
凡之辈，调理这个高田，还不是手到拈来的事，也没看她怎么费力，和他碰了几杯
酒后，这位鬼子的谨慎，谦逊，礼貌统统扔进东京湾里去了。
于是，喝到最后丁丁还是那个德行，挨宰到底，绝不孙子，四个人至少刷掉他
两三千元，盘子碟子倒端上来百十来件，但基本没有吃到什么东西，这就是日本菜
的特点了。而高田有司，这位据他自己说，昭和多少年还拿到过文部省一个什么奖
的垃圾学者，渐渐地不那么拘束，渐渐地有些放肆。显然，他想起了北海道＄11路
市的那间小酒馆，想起那位文身的老板娘了。他说她的丈夫到齿舞，色丹岛附近打
鱼，一走好多天，那是好寂寞好孤单的。于是，捉住了坐在我旁边的杨菲尔玛那纤
纤细手，问：9你们住在北京的居民，是不是也轻视外地来的本国同胞？”
杨菲尔玛对于这类爱捉住她手的色迷迷的游客，有很多办法让对方不能如愿。
或是给他敬酒，或是请他挟菜，或是建议他松一松领带，或是求他点烟。每次得到
一亲芳泽的机会，总是不出五秒钟，又得放手。这位小姐，我眼了。
“东京人很骄傲的，尤其在地铁里，对那些搞不清该搭哪条线的外乡人，很卑
视的。”
“我们这里，也有那么一点点对外地人的自大情绪。譬如北京人，在有皇帝的
日子里，东城西城的贵族，就瞧不上南城北城的平民。譬如上海人，至今上只角的
女孩子，不愿嫁给下只角的男人。”杨菲尔玛的旅游系统，所举办的什么星马泰十
日游，港澳一周游，主要对象就是上海那些手里开始有些积累的小开，洋房买不起，
花个几千块，上万块，陪新娘子到芭提雅看一回人妖表演，还是敢掏腰包的。所以，
她对上海不陌生。不过，这些太中国色彩的引证，我不知道怎么用日文讲给日本人
听？
丁丁说；“这就是人的可怜之处，在纽约你说你是住在曼哈顿，你说你是住在
哈莱姆，人家对你的眼神是不一样的。让我来跟高四讲--”
这回，他明白了，愤然拍起桌子来，自然是酒的力量：“凭什么？大都市的人
有什么值得神气活现的？可就是他们，一年扔掉的垃圾，是整个日本垃圾总量的四
分之三。我为什么要写这部书，就是要他们丢人。”然后，骂了一通连丁丁都翻不
出来的可能是北海道渔民的土话，接着又要去捉杨菲尔玛的手，可每次都因为酒喝
得太多，动作失灵，等好容易伸过桌来，她将酒壶或面巾塞在他的手中。
虽然高因赌咒发管地说，我不会告诉你们写这部书的动机，绝不会，永远不会，
打死我也不说。结果，他不打自招。喝醉了的日本人，耍比不喝醉的日本人，更可
爱些。
于是，不光高田，不光丁丁，连我也醉得不知所云了。杨菲尔玛后来告诉我，
老爷子，你竟然对那位垃圾学者，说出了《水浒传》里孙二娘的话，“饶你奸似鬼，
喝了老娘洗脚水。”
愤怒出诗人，这是一点也不假的。
受到都市挤兑的这个外乡人，提起笔来戳穿文明人的大量抛弃排泄物的行为，
本来应该写得多一点愤懑，多一点激情才是。但是，高田不喝酒的时候，就过于清
醒，和过于计算了，不免写得太稳当，太专业了一些。好几家出版社一听选题，虽
然马上感到浓烈的兴趣，可当真地阅读了译出的部分章节，真要投入，不免迟疑不
决。因为，垃圾这东酉，终究上不得台盘，值得当回事吗？更何况，富裕型国家的
垃圾，和温饱型国家的垃圾，不完全是一回事，隔靴搔痒，估计中国读者不一定感
兴趣。所以，谈判下来，面有难色。我对丁丁说明底细以后，这个年轻人倒也爽快，
没关系，我先写一部关于中国垃圾的通俗小册子，让他们觉得这个选题的价值所在，
我再翻译不迟。这样，他就从那树权越爬越远，简直没有回头的路了。
当时，我大概犯了老人的感觉失灵症，不曾注意到身边小姐的脸色，觉得这小
子生出高田式个人奋斗的想法，也不错，便投了他的赞成票；“好哇！”
丁丁把手中的莫合烟掐灭，证实地叮问了一句：“老先生，你不反对？”
“我想，这是件对社会，对你个人，都说得上是有益的事情。”
他很高兴，对他的老姐说：“你看，你说在中国不会有人支持我，放着好生生
的路不走，去干这种赔钱赚吃喝的傻事，这不有了第一个。”
听到这里，我马上失悔了，因为杨菲尔玛刚才向我使过眼色，我不该匆忙表这
个态，看来，这就是讨嫌了。事后她埋怨我，你当年一句话，他上了日本。现在，
你老爷子火上加油，他该更来神了。他这个人，就怕当真，你也不是不知道。
“至于那么严重么？”我用丁丁的口头禅，回答她。
“他是死丁，你该了解他。”那张脸，马上连最后一点笑容也消失了。据我朋
友讲，她早先起步当导游的时候，能够在那么多漂亮的竞争者中，以其并不出众的
姿容，获得亲善小姐的称号，可见她的和蔼温馨的笑容，是很赢得游客赞许的。后
来，她成了老板，而且是越做越大的老板，分支机构遍布沿海各省，直到东南亚，
日本欧美，就不大见着那芳馨可爱的微笑了。永远一副说笑不笑，说不笑又笑的标
准面孔。你不觉得她多么亲近，也不觉得她多么疏远，我真佩眼她面部表情保持恒
温的本事。哪怕她不景气的那两年，被人家挤压到倾家荡产，差一点要自杀的时候，
哪怕后来，她翻过身来，又把别的对手逼到角落里，非跳楼不可的时候，她那张
“任是无情也动人”的脸，永远是那张不冷又不热的标准面孔。现在她完全用不着
采用这副面孔，来对付这位不算合法丈夫，也不算普通朋友的丁丁：“你要是想玩
玩票，也不是不可以，但要是当真投入，我觉得好像不怎么行。死了，我认为做什
么事，三思而后行，特别算一算回报率，也许就不那么冲动了。”
丁丁有种本事，不想听的话，他可以充耳不闻。但这一次，他反应了：“我绝
不是脑袋一热才干什么的。”
“我希望你不要打乱我的计划，因为你知道我在想办法活动，把你弄到一个相
当重要的中央机关，那才是你大显身手的地方。”
这个年轻人马上表现出来对前途等等题目，不感兴趣。他说他崇尚现实，不想
得那么遥远浪漫，像他走路一样，走一步，是一步。只有幼儿园孩子，才想将来长
大了要当海军，要当警察，那是可爱的童话。他认为：高田能做的事，我也能做，
高田在日本的成功，我也能在中国获得。
“回报率要看你怎么个算法！”
他的话掷地有声。我本来应该给他鼓掌的，但一看小姐的面孔，便只有缄默了。
她太了解丁丁，是个强按牛头不喝水的犟种，只好退一步海阔天空了。丁丁，我支
持你译这部垃圾的书，老爷子找不到出版社，我掏钱买书号给你出。小姐劝喻这个
死了；这十几年来，我是把这个世界不能说看透，至少我明白，如果需要做有价值
的事，而且这样会使你活得更滋润的话，我也不反对。如果你去写书，当垃圾虫，
为此付出的代价太高，而回报率极低的话，那就不值得了。这么办，当着老爷子，
把话说死，玩一把，然后收心。
“至于那么严重么？”
“又来了，丁丁，你别太任性，别做大头梦啦！”杨菲尔玛警告他。
这个不管你怎么看，怎么说，也要戴毡帽的家伙，是听邪的主嘛？“那也让我
先做做这梦看看--”
事情就从这儿起了变化，他把那个来旅游的高四有司扔给了杨菲尔玛，理由还
挺充分，谁让你是搞这一行的大腕人物呢？然后一拍屁股消失了。过了若干时日以
后，小姐忽然给我打电话，才知道徐总对我所说丁丁失踪的事情不假。这倒也不意
外，他说了要去做他的梦，自然是必去的。但如果按杨菲尔玛说的，玩得差不多，
应该收兵了呀！从杨菲尔玛嘴里听到，这小子一发而不可收拾。成天泡在垃圾山里，
小蚂蚁走得可是太远了。
“老爷子，死了跟你联络过吗？北京有许多垃圾山。”
真是滑稽，我不由得脱口而出：“你是他的太太呀！怎么问起我来？”
我很佩服现代年轻人的不在乎，“我什么时候是他的太太呀！只能算一半或四
分之三的妻子。”
“不是前不久--我记得他从我那儿一甩袖子，咚咚咚地走掉的呀！”
“这一猛子扎下去，再没见他的影，反正，北京市最近没有发现过无名尸体，
估计他活着是没问题的，但这个人在哪儿呢？我在找他！”
她一张嘴，什么死不死的，让人听了怪不舒眼。我不想批评这位小姐，就说
“丁丁也太不像话，吭个声总是应该的嘛！”
“这就是他的风格啦！”
“什么事害得你必须找到丁丁？”
“我正在按我的计划目标前进，第一步，他得尽快到徐总那儿报到。”
“哪个徐总？”我以为她说的是另一个我不认识的人。
“就是你的老朋友嘛！”
我印象里只是为了谋职，曾经带着丁丁去见过徐总，当时，她并没有陪同，因
为她认为我是多此一举。既然丁丁不好事负我的一番好意，她也就没有驳我的面子。
她说按她的纲领把丁丁安插到她要让他去的那个重要部门，是个早晚能成的事情，
只要打通关节就行，按她的逻辑。这世界上没有用金钱买不来的一切。怎么她对徐
总产生兴趣？这就透着蹊跷，一，彼此不认识，二，她瞧不上那样的技术部门，不
是决策中枢，我不禁发愣，摸不清她走的一步什么棋。杨菲尔玛是个人精，她感觉
出我的诧异，连忙解释：“前几天在一次飞往香港的飞机上碰见的，而且紧挨着座
位--”
“真是无巧不成书。”
这女人，好了得。尽管我是个蹩脚的作家，我也能想象在那个几千米的高空，
这个不漂亮但有股磁场吸力的女人，怎样用她冁然一笑，把身边的在普林斯顿留过
学的老总，弄得五迷三道，她如果想要把谁摆平的话，是不费吹灰之力的。应该承
认，这个杨菲尔玛是女中之杰，杰就杰在她不是面孔或身体，而是靠她的头脑和技
巧，来赢得对方的绝对信任。若是她想让你为她做些什么的时候，不致使你觉得她
欠你什么，而是你很乐意地为她效劳，是一种朋友之间无须讨价还价的义务，这实
在是了不起的本领。
“他其实我是应该认识的，徐总说他和我也有过一面之缘。”
我不禁问她：“你到底认识多少个部长一级的朋友？”
“你应该反过来说，还有多少重要的人物，不认识杨菲尔玛？”
“小姐，真有你的。”
“生活，其实很像一面筛子，能留存下来的，都是体积超过网眼，也就我们所
谓的庞然大物了。但这样的人，在社会中是少数，大部分个头小的，都存着被筛落
的危险，但是，也没有关系，只要你聪明，你能干，你或是吞掉小的变成大的，或
是和个儿大的联结在一起，就永远筛不下去。”
她还说：“有些女人，光漂亮，没头脑，有些女人，有头脑，可不漂亮，她很
坦率，我属于后者。可我懂得该用什么最佳手段，来应付哪怕是最难对付的对手。
你知道我经常出人旅游饭店，我经常见到那些卖笑的摩登女郎，我总对她们说，傻
女孩啊，你如果很容易地就脱掉你身上最后一件衣服，然后呢，就再没有什么可卖
出好价钱的东西了。只有靠头脑的女人，那天地才永远宽广。”
我可以肯定，绝不是喝过洋墨水的徐总一定要找到了丁，而是这位女中之杰让
他生发出找到丁丁的愿望。她没有这个把人玩得团团转的本事，也没法是那个只有
一百多个会员的乡村俱乐部里，说出话来别人不敢小视的人物了，。就凭这张只能
算不丑的睑，拥有俱乐部百分之五十一的股权。请在美国也见过世面的徐总，到那
里体验一下贵族和富豪的生活，我的这位朋友会拒绝吗？于是，她的什么要求，也
就自然不会被拒绝了。
她说，徐总的意思，想让丁丁负责他们公司的信息中心。虽然她用不屑的口气
说给我听，那仅不过是一个处级单位。但是，老爷子啊，在官场的运作中，阶梯是
要一步一步爬上去。没有处级这个台阶，她就无法使丁丁在下一步，按她的计划，
过渡到某个非常重要的部门，获得局级的差使。当然，要做，也不是绝对不行，那
肯定要费点口舌，不如这样水到渠成的好。
若是从达尔文“物竞天择”的进化论角度看，生活有点类似胜者为王，败者出
局的拳击运动。那么，杨菲尔玛就称得上是拳王一流的重炮手，没有她打不倒的对
手，没有她达不到的目标，我从心里替那位忘年交着急。这个死丁啊，你可以不在
乎具体安排，却不能不珍惜这样一个关心你的女人呀？连招呼也不打一个，实在不
像话了！
我认为，从现实主义角度考虑，丁丁似乎不应该拒绝这样的安排。
“在飞机上，我发现你的老朋友，是个一点就透的明白人！而且答应，可以批
准在他的部门，试点一下美国很流行的弹性工作制。”
那天徐总对我谈起丁丁的不辞而别，口气绝不是赞美的，很强调他们是相当于
政府一个部的大公司，言下之意，倘非看我的面子，很可能要按公务员条例来处置
的。但现在，不仅宽容，还在重用，徐总的这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使我想起杨菲尔
玛曾经发出过阿基米德式的狂言，要是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把地球撬起来。
我与这个杨菲尔玛的父母，有过一面之交，因为我原来也在铁路上工作过，是
朋友的朋友，多少知道这一对奉公守法的铁路局员工。两口子退休的时候，各捧回
来一块荣誉奖状。杨菲尔玛告诉我，她父母所以获此殊荣，就因为查了考勤表，这
两位一辈子。未迟到，未早退，也未清过假，冲这一点敬业精神，就可了解是怎样
地谨小慎微，克尽厥职的人了。于是，当我知道她是他们的女儿，我一直怀疑，杨
菲尔玛究竟是不是他们的亲生骨肉？一点不像。半点也不像。她父母生怕树叶子打
破头，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她却想把地球当陀螺来转。在她眼里，我们所有这些
人，都是棋盘上由她驱使的棋子而已。
“他怎么也得在公司里露一下面。”她这才想到要找丁丁的。
当她把她的打算，怎样安排丁丁在九五规划的头两年，要连跨三大步，由处而
局而部的包装计划毫不保密地告诉我的时候，我忽然发现，年过六旬的我，并不是
很坚强的经得起诱惑的人。我眼红了，我嫉妒了，我痛恨我为什么不年轻三十岁或
四十岁，把这个女人从丁丁手中夺过来。她岂止是贤内助呢，简直是靠山，是矿藏，
是宝库，得到了她，等于是芝麻开门，等于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然而，“多情应
笑我早生华发”，早过了做美梦的年代。但是，那个中了高四有司毒的小伙子，竟
去揭腾什么垃圾，这不是捧着金饭碗讨饭嘛？如果此刻他在我眼前的话，我会揪着
他的耳朵，教训他：“你这个死丁啊？放着金晃晃的皇冠不戴，偏戴你那毡帽头，
难道你是神经病么？”
可是，到哪儿去找这个杳如黄鹤的丁丁呢？
失踪的这段时间里，丁丁曾经浮出一次水面，我没有当回事。早知道，我就用
绳子绑住他，不让他一去无音讯了。
因为，他那种秉性，我太了解，让他放下他感兴趣的事回去上班，他也许会送
上一纸辞呈。还不如让他玩够了，再干正经。他在我沙发上照例朝天躺着，再不是
他那不太好闻的莫合烟气，而是散发出烂西瓜，和馊西红柿的很糟糕的味道。不用
分说，便晓得他是从哪里来的了。
“还要去那儿？”我想他也玩够了。
“当然--”
我泼他的冷水：“老弟，我以前被劳动改造洗面革心时，曾经罚扫垃圾，处理
污秽，以示惩戒，对此稍有研究。中国人是这个世界上最会过日子的民族，克勤克
俭，绝不敢暴殄天物。一块布，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后，还要刷上浆
糊，贴在门板上待它干了以后，再一针一线纳成千层底鞋，让它在脚下一点点磨成
粉末，可见物尽其用的彻底性。只有绝对不能再度利用的废物，才恋恋不舍地扔掉。
所以，哪怕烧过的煤球，也要筛出煤核后，余下的灰烬才铲进垃圾桶。文革期间，
最多的垃圾，就是那些大字报了，也有人专捡这些卖给废品收购站，而不无小补的。
再早一点，三年灾荒时期，连菜帮子都不扔的，大家都处于人比黄花瘦的境况之下，
垃圾桶也就空空如也了。虽然如今日子好过多多，不少人家搬进新居，庆贺乔迁之
喜。但是，到这些人家的晒台看看，无不装得满满的。而这些东西，十之八七都不
会再派什么用场了。然而决不会抛弃。”
他反驳我：“你去看看吧！勤俭的中国人越来越少，浪费的中国人越来越多，
而胡乱糟蹋人类自身生存环境的中国人，就更是可怕。如果从现在起不关心垃圾问
题，我一点也不是危言耸听，中国会成为一个大垃圾箱。”
这番话，有点宣传品的味道，但听他说得这样激动，我相信他是真诚的。这小
子不玩虚的，一就是一，二就是二，立刻心凉半截，这小子一认真，便不可救药，
看来，中毒太深了。只是说了一声，徐总那儿要有个交待才好。
他说没有问题，开革就开革吧，吃了老伴给他做的四个荷包蛋，喝下两大碗面
条，跟我大谈特谈垃圾经。“老先生，你从我身上。是不是闻到了夏天快要过去，
秋天已经来临的气息了呀！”他苦笑：“这就是垃圾的四季，让你领教领教！”
“谢谢啦，你走了以后，我必须洒一瓶花露水，才能去掉这股恶心味。”
“整个城市在垃圾的包围之中，将来一直堆到你家门口，堆到你鼻子底下，你
怎么办？”
“那大题目，就不是你我能做的文章啦！”我当时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不能再
鼓励他在垃圾里奋斗，而耽误了他的前程。我固然不了解杨菲尔玛非把他送到那样
重要岗位担任要职，有什么特别的目的，但她并不是把他往火海里推，总是好意这
一点上，我得让他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干嘛非要当高田有司，出垃圾风头呢？
这个年轻人心里有什么，脸上马上有什么，他对我大失望了，在地板上咚咚咚
地走着。他说，“没想到你老人家也这样劝阻我！”
他向来是个不大认真的人，也一直是个很少把问题看得严重的人，这种发生在
他身上的不知是好，还是坏的变化，使我说话不得不更慎重。那张杨菲尔玛的脸，
我是记得牢牢的。她不赞成他热衷垃圾，而是要让他走仕途发达之路。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我劝他适可而止。“你不能力挽狂澜。”
“要人人都这样想，这垃圾早晚不把大家活埋了嘛？”了丁在我书房里，很激
动。”总得要有人站出来，不能都缩着脖子，装着看不见。”
“想不到，你现在比高田还高田--”
“我和高田不一样，他把垃圾当作手段，达到他的目的，我没有其它目的，我
的目的就是垃圾。”
我看他有点走火入魔了。
“你简直想象不到，人这种动物是多么不负责任，在消耗掉地球的大部分资源
的同时，又把地球糟蹋得不成样子。你知道宇航员在太空中最大的苦恼是什么吗？
就是他们必须生存在自己粪便的臭气中。人类也会有一天，只好生活在自己制造的
垃圾堆里。”他从沙发一跃而起，你老人家不要老关在屋子里写小说了，我先陪你
到垃圾长城去观光吧！”
“谢啦，你身上的气味，我已经领教了。”
“不到长城非好汉，你要不到垃圾长城，你绝不会坐卧不安的。”他警告着。
后来，杨菲尔玛陪着高田有司一块到我家来，要我为他的《东京垃的研究》一
书写一篇序，因为她计划为这本书在中国问世，开一次新闻发布会，我也弄不清楚
鬼子是一直没有走，还是从日本又来了？更弄不清楚这本书是出版社打算接受，还
是她有办法来满足丁丁的愿望。总之，这一切，对她来讲，轻而易举，小事一桩。
着来，这位小姐说话算话，玩玩是可以的，那就让你丁丁玩个够，然后，收心，走
我为你安排好的路。
既然我答应写序，就不能不和高四谈谈垃圾问题，他证实了丁丁的一席话半点
也不过份，城市的排泄物，是城市的灾难，几乎所有人口超过一百万以上的城市，
都能看到这种被垃圾包围的吓人景象。在直升飞机上，最能看清这种场面了。因为
他后来成了垃圾学者，还被科学厅的一个什么排泄物课，聘为顾问，就可以摆谱，
要求自卫队弄一架直升机来，到天上去兜兜风了。你不由得不叹服，外国人只要认
真起来，能把鸡毛当令箭，绝对把事当事办，不怕小题大作。而我们，对不起，完
全有可能把令箭当鸡毛，大题小作，无论什么都可以稀里马虎，而不当一回事的胡
弄过去。
待杨菲尔玛拉着我找丁丁，到三家店去一趟，才相信垃圾成灾不是夸大其辞，
这也是我一心要写这篇垃圾故事的缘起。虽然不免牵强附会，为明公所摇头，但我
亲眼看到丁丁，以及和丁丁差不多的年轻人，甚至还有些女孩子，一头扎到城市垃
圾这个难题中的热忱，我姑且垃圾一回，即使贻人笑柄，又何妨呢？我们每个人都
是地球村的公民，如果置若罔闻下去，等到垃圾埋住脖子，那时，谁也救不了谁啦！
丁丁继续教育我，老先生，你坐在家里，不知道堆积如山的垃圾，会带来怎样
的灾难？恩格斯说过，原始人是无意识的使他们的排泄物，起到肥沃土地的作用。
而现代人，同样也是由于无意识地制造出无数垃圾，最终将人类自己埋葬。他摇头，
他认为我不应该无所谓，不应该和常人无区别，他不喜欢我的冷漠态度，他简直朝
我吼了：“你是作家，作家应该呐喊！”
我谢谢他对作家的高看，但我也注意到他在说出“呐喊”这两个字时的脸色和
手势，带有一点宗教传道士的狂热。虽然，我还是怀疑，唱高调对这些年轻人来讲，
不是一件难事。但是碰上丁丁这种悲剧色彩的性格，他一旦执着干什么，进入了角
色，大概轻易退不出来的。于是，我设想他的后果：或者成就事业，或者狗屁不是，
或者一意孤行，或者把自己前途毁了，都是有可能的。他就这样把一个最好的当官
机遇，错过了。如果，换上丁甲、丁乙、丁丙，经我们苦口婆心的开导，都不会认
死理到底，就这个丁丁，像那个从北海道到东京的高田一样，一头扎进郊区的垃圾
山里，不但不出来，而且找不到了。
我们当然没法按那位日本国垃圾贵族的话，租一架直升飞机从高空发现丁丁。
高田君这个建议，透出日本人的聪明，我们常说小鬼子的鬼，有时是并无贬意的，
因为他们总是能够琢磨出更出色，更高明的点子。譬如茶是从中国传去东瀛的，可
经他们一喝，成了茶道；譬如半导体是美国发明的，可日本用以制造的电器产品，
却把整个世界覆盖。他说，那是最佳的找到他的办法，只要发现垃圾堆上有个戴毡
帽的家伙，就降落下来，除了他，不会是别人。
大家轰然叫绝，这当然是非常好的想法，如果不是首都，而是别的城市，法力
无边的杨菲尔玛说她有门路做到这一点，虽说直升机，波音747她都经常租来作包机
的。但在首善之区，她只好用她的私家车，载着我到北京市郊区的各个垃圾处理场
去，寻找那个马上要当处长，很快要当局长，不久要当部长的丁丁。
我钦佩年轻人认准了一门的坚定性，女的偏要男的按部就班走她规定的当官之
路，男的偏要投入女的绝对反对的垃圾事业，两口子在不宣而战，看谁拗得过谁？
我早说过的，如果让我投票，我是庸俗的现实主义者，有这样的好事等着丁丁，却
去和垃圾打交道，那多少是荒唐的选择。
但是，那个戴毡帽头的家伙，要会算这笔账的话，也就不是死了了。
垃圾，北京人读“拉基（la ji)”,上海话读作“拉西（la xi）”，我到过宝
岛，那里却读作“勒色（le se）”。那天，我问过这个身上有股垃圾气味的年轻人：
“丁丁，到底哪个读音正确？你现在是中国的垃圾专家了！”
这个家伙，他要不高兴你，且不会马上改变看法呢！“无论怎么念，它总是垃
圾，还用得着咬文嚼字么？其实，你有那工夫，还不如把这两份报纸上的材料，原
封不动地写到你的作品里去呢！告诉那些只看小说，不看世界的读者。”说着，就
塞给我，同时递过来我的老花眼镜。“你看看，就知道城市垃圾的危机，多么严重
了。”
如果他早生五十年，或者一百年，我想他很可能在武昌参加辛亥革命。打倒鞑
虏，也可能到非洲大湖地区去做传教士，给黑人部落灌输现代文明。他就是这种认
准了，就执迷不悟，抛头颅洒热血，就咚咚咚把路走到底的人，我不大觉得杨菲尔
玛有多少办法使他回心转意。
他把报纸摊开，“请--”我拿他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看下去。
第一张是美国的《华盛顿邮报》，当然译成中文的，上面写道：
晨曦微露，天空一片深蓝，东方地平线上金光灿烂，这是美国的又一天，对美
国垃圾行业来说，意味着又一堆55万吨重的垃圾出现在地平线上。
美国家庭每年倒掉的垃圾，总共有2亿吨。美国人生产的垃圾，按人头算几乎是
德国和日本的两倍，其成分：快餐包装物占总数的0．5％，一次性尿布为1％，大头
是纸张，约占35％，庭院废弃物占20％，废金属占8％，玻璃和木料，各占7％，其
余为5％。
美国全年为处理垃圾，要花掉近300亿美元，能回收的钱，极其有限。仅以蒙哥
马利县为例，每年处理后垃圾，卖出去可值100万美元，但投入处理的费用为1000万
美元。”
第二张是我国的《北京青年报》：
“我国每年产生的生活垃圾已达到1．46亿吨，而且以每年9％的速度递增。由
于资金、技术、管理等各方面的原因，我国城市垃圾无害化的处理仅为2．3％，剩
下的97％的城市生活垃圾只得运往城郊长年露天堆放。到今天，全国历年垃圾的堆
存量，已高达60多亿吨，致使200多座城市陷入垃圾的包围之中。
填埋是目前我国各大中城市垃圾处理的主要方式。1吨垃圾从收集、运输到填埋，
全部处理费用达95元，相当于一袋面粉的价格。
看到这里，我问他：一怎么样呢？”
“你把它写进你的小说里去，唤醒世人啊！”
“丁丁，你也曾经是文学爱好者。该知道小说和宣传品的差别。”
“我就想要你把垃圾写到小说里去。”他见我反应不热烈，便问；“垃圾进不
了小说？”
“至少我不曾见过。”
他笑了：“现在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不住小说里塞啊？”
“那和垃圾是两回事。”
他反唇相讥：“得啦，老先生，你的同行们写的那些破玩意，比垃圾还垃圾呢！
想我不客气地说，有些作品，甚至连垃圾也比不上，只不过是臭气冲天的一通狗屁
罢了！”
“那是另外一回事！丁丁！”
“我说错了嘛，屈有什么用？垃圾至少还有回收价值。”他说，“1公斤的垃圾，
相当于0．2公斤煤所产生的热量，你知道嘛！你收集100公斤废塑料，就能回收90公
斤汽油！”
“又来了，又来了，求求你，咱们不谈垃圾，行不行，换个话题？”那烂西瓜
和馊西红柿的气味，已经让我头疼的了。
这个认死理的家伙瞪着我，“你可是支持过我，要我去写垃圾的通俗小册子的
哦！”
天哪，看来，我信口一说的话，竟使他走火入魔，成了一个垃圾虫了。
杨菲尔玛很客气，很礼貌地邀请我，去寻找这个失踪的丁丁。正因为她那难得
的笑容，一点哀的美敦的危机情绪，也没有看出来。倘不是我迟钝，便是她太令人
莫测高深了。她让我说服了丁去当这个处级单位的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她向我解释；“那是一环套一环的运作过程，路都给丁丁铺垫好了，他不上套是没
有道理的。”
我赞叹她作妻子的努力：“你也不容易，为他！”
“有什么办法，也许这就是所谓的爱吧！”
我不大喜欢听她这种把感情不当一回事的语言，便扯到别处去：“如今办事之
难，可想而知。”
“倒也不见得，看什么人办！”她说得很轻松，因为这世界上没有她打不开的
门。不过，她又说：“如果我感到值得，如果他觉得领情，那是另外一口事了。”
这女人，你不佩服也不行，她让我对丁丁说，三年内达不到预定目标，她可以
补偿他的全部损失，而且他能接她的要求，用这种正常的手段，赢得一切的话，她
也会让他得到需要的一切。虽然，她承认在商品社会里，用不那么光彩，不那么干
净的办法并不稀奇。但这一次，她要做到毫无挑剔之处，把丁丁最后送到那样关键
部门站稳脚跟。因此，除了好名声，好出身外，从正经八百的途径上来这一点很重
要。所以，她认为，这个丁丁不跟她配合，躲着她似地找不着，更不可理解。
“也许他不想当官。”
“不是他想不想当，说白了吧，朝中有人，那是大不一样的呀！我需要他当，
我们需要他当。”
我既不是捧她，也不是损她。“要说在政界混，你更适合，这是实话。”
她笑了说：“我可不行，我已经名声不佳了，因为我手头经营投资的项目太多，
无一不是是非之地。冲我平均每年要打几十起官司，这形象也好不了。我只栽培别
人替我当官，为我说话。所以，休看我经常上法庭，十起官司，至少有八起稳操胜
券。”
我听说过，即使那败的两起，她也能使赢家最终比输掉还要惨，因为，她有人，
有钱，有的是办法，让人家付出更高的代价。
她否认：“没有那事，适当的营业亏损是企业的正常行为，我不要求全赢。”
我说：“我是从一个被撤职的涉外饭店经理那里听来的。他对你的结论是什么，
千万别惹那个女人！”
杨菲尔玛摇着头。“所有失败者，都拼命原谅自己，而怪罪别人。他没有告诉
你，他跪下来求我高抬贵手吧？这样的人也算是男人？”
“你可没有手下留情。”
“不，对鼻涕虫原谅，其实是助长他的软弱，越这样，越狠狠治他。”她的结
论是，“这年头，好男人太少”。然后话又转到丁丁身上：“这，你就明白我能和
他生活在一起的原因了，他是个很特别的汉子。”
我想这是真话，丁丁和他同龄人不大相同的地方，便是他的这个特别。譬如，
他到澳大利亚去，心血来潮，给毛利族的一位头领，开了半年车，而且是无偿服务。
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谁到澳大利亚不是为了挣钱或者图张绿卡呢？他最反对人家
问他为什么。他说，不为什么，也可以去为什么的。逼急了，他才说，不过想学学
毛利人语言。杨菲尔玛是生意人，脑筋一动，说好，我们以后可以发展这种旅游业。
他说，你别指望我，我不会干的。她问他，那你为什么学？这岂不是白学了么？
我也想知道答案，望着他。
结果他说：“我不过是测验一下自己的生存能力。”
他就是这么一个按照自己的方式去领受痛苦，尝试快乐的人物，不怎么好改变
的。所以，她只好找到我，要我陪着她去找他。她说，者爷子，我不希望把事情闹
僵。更不希望出现他跳，他反抗，他掉头不顾的局面，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不至于吧！”那时，我不知道她在北京四周已经找了一圈。
“他是个想干什么，绝对要干成什么的人，毛利语都学会了，全世界一共有多
少用这种语言的人啊！他一旦认为必要，就会咚咚咚走下去，不回头。”
“看来，你识货，他的优点和缺点全表现在这上面。”
“所以，他的坚持性，加上我的灵活性，在这个世界上，便是无敌搭档。”
我承认，确实是最佳配合。
“可惜，他不明白我需要他。所以，求你向他剀切地谈一谈，晓以利害，但愿
他能听得进去。”
谁让我支持那家伙呢，即然惹下了祸，只好陪着小姐往郊区奔波。秋天，本是
北京最好的旅游季节，但我们不是去香山看红叶，而是跑垃圾山，实在不是好差使。
车开出城外，便放开速度，看了一眼指针，很快一百迈，只听车轮擦地的刷刷
声，车体平稳地向西山疾驰而去。我不由得赞美她的开车技术，和她的这辆漂亮的
车。
她笑着伸出四个手指，向我示意。
“够意思，四十万。”我记得丁丁想买过夏利的，才八九万，后来因为单双日
行驶，又转手了，相比之下，真是小巫见大巫了。那我这个无车阶级就更没法提了。
一部长篇小说的稿费，甚至买不来一只汽车轮胎啊！
“不”，她告诉我，“这是我换过的第四辆车。”
她说对她们这些拥有乡村俱乐部会员证的经理层面的人来说，财富的象征不在
你拥有车，而是你能不能换新车？你老是开那辆车，和老是穿那件时装一样，是很
跌身份，很栽面子的。“车子是一种身份的标志，经常换车是一种财富的衡量尺度。
不过话说回来，有的人一下坐上奔驰600，那只能说明是个暴发户。”
“你这样一次次换车，该花多少钱啊？”我不由得羡慕。
“这笔账，你就算不过来了。实际上，这辆百分之六十的车价，是我上一辆车
脱手的钱。我只不过花了百分之四十，就坐上辆更豪华的车了，很划算的呀！”
我琢磨好一会，也不知道是她不会算账，还是我不会？也许，富人和穷人的价
值观是不相同的。算了，轿车与我的距离如此遥远，管她觉得便宜也好，吃亏也好，
不与她理论了。这就如同一位下岗女工，生活无着，衣食犯愁，还去关心鱼翅的烧
法，鲍鱼是否新鲜，是不是有点魔症？
车行驶了一段路程以后，那股丁丁曾经带到我家去的烂西瓜，馊西红柿的气味，
从车窗外吹过来，便知道目的不远了。
然后，就是想不到的一片像丘陵似的垃圾山，展现在眼前。说实在的，谁要第
一眼见到这种场面，不惊呆了才怪。使人骇怕的不是城市排泄物的数量，而是它像
一个怪物似的在展示无限膨胀着的恐怖前景。
如果不是杨菲尔玛眼急手快，赶紧刹车的话，不撞着那些在垃圾上觅食的猪狗
鸡羊，也会碰着不知从哪儿钻出来的小孩子。那些用油毛毡，用塑料布，用水泥袋
纸搭在垃圾山四周的棚户，几乎是一个集镇。顷刻间，垃圾堆弯腰捡东西的人直起
身来，都用惊讶的目光打量着这辆闪着红宝石光亮的车，和车里坐着的这位小姐。
而我则更惊讶地注视着眼前这片密密麻麻，依赖垃圾为生的人群。
我看杨菲尔玛的那穿戴，和那双高跟鞋，便说：“小姐，你就在车里坐着吧，
我下去打听。”
“不--”她先下了车，无所谓地踩着遍地垃圾，向山上的人群走过去。那是
一条在垃圾上压出来的坑坑洼洼的斜坡路。老实说，任何一位女士，有勇气不噤鼻
子爬上好几十米高的山顶，我得朝她举大拇指。她连眉头也不皱，一副不在话下的
模样走上去，让我佩服。我说，“杨菲尔玛，我一点也不表扬你，原来了了向我介
绍，你是一点一滴打下的天下，我还不大相信，看来你真是个敢打敢拼的实干家呢！”
她急于找到丁丁，对我的恭维没有反映，而是向人打听，“我们要找一个戴着
毡帽头的年轻人，谁知道？”高田出的这个从帽子找人的点子，还挺灵光。几乎没
有一个人不认识他的，看来丁丁在这里，大名鼎鼎。不光是他的毡帽，而是觉得他
不可理解，一个开着车来的捡垃圾的人，神经肯定有毛病。然而问到他此刻在哪儿，
谁也不可能给个准确的答案。有的说他来过，有的说他走了，有的甚至悄悄说，没
准他出事了吧？他也不穷！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来捡什么垃圾呀！
我听丁丁说过，每个垃圾山都是几个垃圾部落抢来夺去的地盘，会为几块钱的
可回收垃圾，打得头破血流。我对杨菲尔玛耳语，是不是有可能被这些人误会了，
以为他对大家的生计构成什么威胁，而对他怎么样了？
“不可能--”她断然反对。“丁丁是谁？他连加里曼丹丛林都去旅游过的，
还碰上过游击队呢！”
她从提包里掏出一沓钞票，朝着人群摇晃，马上有许多人扑过来。我埋怨她，
“你这是干什么？你也不怕他们把你吃了？”
“我来过的。”
“你？”怪不得她也不打听路，一上车就开到这里。
她对围住的大人小孩说；“看这回谁能把他找来，钱就是他的，我们在下面公
路上等着。”看起来，还是钱管用，果然好多人放下手里的扒子，夹子，篓子，口
袋，飞也似的向四处跑去。
“走吧，老爷子，咱们回车上去吧，他会出现的。”
我一边走，一边问她：“你怎么肯定丁丁在这里？”
“他已经把北京市各个垃圾场都走了一圈，要在这里重点研究了。这-个礼拜，
害得我跟着他的脚印走，说真的，我也烦了，我的耐性也快到头了，他要么跟我回
去，要么，他就留在这里，从此分手。”
话说到接近最后通碟的程度，我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了。
与一位太精明的女人说话，是很劳神的。
她问我：“其实，丁丁只不过算是一个穷光蛋。”
这种说法，不免太夸张了些。“也许在你那个乡村俱乐部里，有个几万块钱，
大概是不算钱的。”
她又问我：“丁丁先在日本，打工读书，后来又跑到美国，读书打工，学位是
拿到了，但并不等于拥有什么真正的学问。”
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博士找不到工作，教授还卖包子，他们倒有学问，但不
管用。相反，那些当官的，发财的，并没有多大学问，可大家买他们的账。”
接着，她提出来一个新的问题考我：“你是作家，你经常描写人物，你帮我评
价一下，你的朋友丁丁，称得上是个小白脸吗？”
我看了她一眼，摸不清楚她兜这么大一个圈子，想说明什么？
这时，丁丁的吉普车从山顶摇摇晃晃地出现了，车上车下，车前车后，是一大
帮想得到五百元赏金的人群，浩浩荡荡冲下来，这酉部片式的镜头，逗得车里的这
位小姐忍不住笑。她说：“看见没有，只有他干得出来！”
于是，我也省得回答她的三个问题，事情发展到快要决裂的地步，外人是不好
乱插嘴的了。后来，丁丁告诉我，类似的斯芬克斯式的问题：你一文不名，你学问
一般，你人不出众。回城的路上也正正经经地对他宣布过的。杨菲尔玛的思路，已
经像大人物那样充满绝对的自信，金口玉言，说什么，是什么，别人只有无庸置疑
的份了。而且，她在给你提出问题的同时，事实上的标准答案，也给你准备好了。
看样子，丁丁只好这样回答：我其实没有什么，不过是你可以选择的许多合作
对象中的一个，但并不是唯一的一个。这也等于说，我丁丁应该感到荣幸，因此，
我只有来不及接受的义务，哪有敢于拒绝你杨菲尔玛的权利。
于是，就在离开三家店不远，快到石景山的那个叫作衙门口的地方，在她那辆
漂亮的车和丁丁那辆老爷吉普之间，当着我面问他：“或是你回到你的垃圾堆去？
或是你跟我进城马上到徐总那儿去报到？”我以为那个死丁会蹶屁股，调转头，脚
跟着地，咚咚咚拂袖而回的，没想到，他的那句口头禅又来了，“至于那么严重么？”
幸亏杨菲尔玛不是倾国倾城的美人，否则，她该不知怎么折腾呢？一直到丁丁
这群人马，伴着一路飞扬的垃圾和尘土，从山顶刹不住闸地到了车前，她才慢慢地
开了车门走出来。
丁丁在车上站起来，戴着那顶毡帽，说笑不笑，说不笑也笑，他不傻，知道有
台好戏等着他唱；而拼命要找到他的杨菲尔玛，倒沉住气了，朝他看着，说恼不恼，
说不恼又恼，但她绝不会发作，哪怕马上送你上断头台，也是那副标准面孔。这时
候，围过来的群众，都朝她伸出手来，声称是自己找到的，要得到那笔赏金。而丁
丁说，别听他们胡扯，根本是我看见你的车，放下手头的事，马上开着吉普过来的。
他再三强调，这京西三家店方位的垃圾山，方圆好几公里，是北京市不算第一，也
算第二的垃圾堆放场。从山那边翻过来，是有段路程的。
她不理他，走向大家：“我向来说话算话--”于是，只见她手一扬，那些钞
票就飞上了天空，然后，拂拂扬扬飘落下来。接着，垃圾山下，便是争来抢去的场
面。说实在的，疯狂捡钱的，打成了一团，顶多令人觉得可悲，而洒钱的人，那种
钱多得烧包的狂妄，就叫人感到厌恶了。但过后丁丁说我还不够了解杨菲尔玛，
“她每一分钱都花在有用的地方，这是她的手法。下次她来这里，如果她高兴，要
是想让我吃顿苦头，只消一个眼色，这些人就会蜂拥而上，为她卖命，而把我砸扁
的。”
就在这些抢钱的群众，把我们两个人在吉普车旁边推来搡去的时候，小姐自己
坐进车里，连招呼也不打，一溜烟地开走了。
“咦，这个人，怎么回事？”我怔住了。
丁丁也摘下那毡帽头，摸着脑袋，看着那辆红宝石似闪亮的汽车，疾驰而去。
好一个杨菲尔玛，我不得不承认是个能做大事的女人！如果说她图谋得周到，
还不算什么了不起。那么，她下得去手，做得出来，就让人吃惊。而且，她为达到
一个目的，不择手段的这份狠绝，就有点叫人心寒了。天啊，敢情她拉我来，是把
我当作钓饵，硬逼着丁丁必须送我回去，因为。即使丁丁一百个不乐意，也不能把
我撇在离市区三四十公里的垃圾场不管呀！
“走吧！”他扶我上了他的车。
“其实，她这样做，并不是坏意。”我还是希望这两口子把目前的关系维系下
去。也许上了年纪的人，就比较珍惜哪怕是将就的稳定了，即或是勉强的安宁，也
要比闹得天翻地覆，彼此伤害以后痛苦的分手好。
丁丁笑了笑，“不至于那么严重的。”然后，他开着这辆像喝多了老酒的吉普
车，有意地绕这个垃圾山一周，让我欣赏一下本世纪最后二十年间，人类不自觉地
用排泄物筑起的垃圾长城。而且，我还有幸在垃圾山下，碰上几位来自城内的类似
丁丁这样全身心投入环境保护的年轻人，有男有女，有的还是从国外归来的留学生，
真令人肃然起敬。也许丁丁给高田有司当过几天助手，对东京市垃圾的处理有些感
性认识，看得出他和这些人显然很愉快地合作着。
然后，我们就挥别环保一族，打道回府。一路上，听他向我介绍关于垃圾的危
害性，那些三条腿的蛤蟆，两个脑袋的蛇，都是大自然被污染的结果呀，接着批判
我那种无所谓的态度，然后回到他那永恒的主题上，你是作家，你要呐喊。
他像传教士那样开导我，首先，必须教育居民懂得，垃圾必须分类；其次，让
居民懂得，扔垃圾必须缴纳一定费用；再其次，要在居民小区里消化掉垃圾，尽量
不制造污染。一个有着20万人口的住宅区，每天要产生240吨垃圾，通过焚烧，可以
获得2880吨50C以上的热水，这岂不是一举两得的好事嘛！
“哦，天，你能不能暂时不谈垃圾？”
他挺顽固，“正是要在垃圾堆上谈垃圾，你才会有深刻的印象！”
我不禁哀叹，也许是我真的落伍了，怎么现在年轻人，这样不可理喻的偏执呢？
那个杨菲尔玛，偏要造就一个政客，一步一步进人重要岗位，成为她那个乡村俱乐
部里中产阶级的代理人，不达目的，誓不休止。这个丁丁，忧天之所忧，当然不是
坏事，但也用不着放着好好的差使不干。弄得本不是老婆的情人都跟他张目翻脸，
破釜沉舟。我奇怪，生活必须这样剑拔弩张吗？为什么不能平心静气，想一个即使
不能两全其美，但也不必非此即彼，趋于极端，谁也不能让一步的局面嘛？
这时候，石景山就在前面不远处，炼钢厂的烟雾和那股铁星气扑面而来，我们
看到了前面路上一辆红艳艳的车，在夕阳的余晖里，耀眼的亮。
“杨菲尔玛？”
“是她！”丁丁说。
她的车要开起来，这辆吉普是休想赶上的，显然不是我们这台老爷车出现奇迹，
而是她有意开慢了在等我们。这时，我想也许杨菲尔玛终究是女性，心软，让步了，
这意味着转机。要不然，她就是一位老到的钓手，一会儿把上钓的鱼拉紧，一会儿
又松了线溜鱼，还不知她怎么算计丁丁呢？当我们快到她身边的时候，她倒先把车
停在了路边。见她下了车，走到车前，把车盖打开。我们开到她的车旁，果然，开
锅了。
我胡涂了，这副标准面孔是猜不透的。如果说是她的有意安排，那也过于天衣
无缝，让人不信；如果说是巧合，那也巧得太厉害，不可能在她偏偏想它出毛病的
时候，果真抛锚了。
不管怎么，这是一次契机。于是，我出来打圆场，因为我从心底里感觉，这两
口子有点天作之合的意味，不愿意他们拆散分开。“修车，自然是你丁丁义不容辞
的事情了。”
丁丁也在后退，这使我很高兴，他不是百分之百的死性。他说在澳大利亚，给
毛利土著头领无偿开车的时候，也是先从帮他修车开始结识的。他在日本给高田有
司帮忙，也是从垃圾堆里，找了辆破车拆拆换换干起来的。
“别说废话，小心修吧！”
“对于免费眼务，老姐就不要太挑剔了。”
“我可以付钱的，如果你要--”
我不想介入两口子私底下的交谈，便走到路的另一边溜达。因为吉普车颠得我
浑身骨头生疼，正想活动活动。不过，站在远处看他俩，忍不住感慨，同是两辆车，
同是两个人，无论在精神上，在气势上，甚至在色彩上，在气味上，是多么不同的
两个天地呀！我听不出她说些什么，虽然仍是张标准面孔，但她的每句话，也不得
不听。反过来，他偶尔抬起头来说两句，她就似心不在焉地朝别处观望。
那个弯腰修车的死丁，有几个动作，譬如莫名其妙地摔扳手，譬如抽两口莫合
烟又呸地吐掉，我估计他未必很痛快。不过，他能忍住，我觉得这两口子在朝好的
方向发展。
这时，我走到附近的一个招手停车的公共汽车站，我发现那是一个古怪的站名：
衙门口。
“你们两个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嘛？”我打断他们谈话，招呼着，也是怕丁丁上
来那股别扭劲，又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还是回去慢慢解决吧！我始终相信，要
是没有深仇大恨的话，大家谦让一些，没有谈不拢的事情。
他们两个人一看这个站名牌，都不由得苦笑起来，因为一对夫妻，要到衙门口
谈问题，那肯定不会是好事了。于是，杨菲尔玛请我上她的车，然后对丁丁说：
“你可以掉头回到你的垃圾堆去，要不，你就跟我进城，何去何从，悉听君便了。”
一路上，我总琢磨衙门口这站名，对这两位不是什么好兆头，可回头看，那辆
老爷吉普一直尾随着向城里开来，我觉得也许是多虑了。
车子一直开到他们居住的花园别墅的门廊下，她下了车，第一件事，便是把脚
上的高跟鞋脱下来，交给开门出来的阿姨，让她扔进垃圾桶里去。然后，回过头来，
对跳下吉普的丁丁说，那声音是亲切的：“拜托了，你那身行头，最好也脱下来扔
掉算了。”
丁丁也很幽默，“也许，在你看来，我也应该扔进垃圾桶。”
她笑着说：“至少，暂时不会，你放心。”
丁丁回答得也很爽利，“那就谢啦！老姐！”
“也是暂时的嘛？”
“不，我是永久的！”
我相信他们两个人开始明白：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比爱更重要的呢？爱，
即使一点点，也不容易。
我现在终于体会到日本人的厉害了。
高田先生精明的目光。一下子就看出来，杨菲尔玛是这个时代春风得意的宠儿，
而丁丁，则是下一个时代才有可能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所以选择了她，而不是他
的老朋友，这一点，希望我能谅解。这不是他的原话，是通过翻译，嘀哩嘟噜说了
半天，我才明白了他这番意思的。我并没有对他的现实主义产生什么反感。这是很
自然的，他要想在中国也捞到他在日本得到的便宜，毫无疑义，他不能指望得到丁
丁的任何帮助，只能依靠这位有极强活动能力的杨菲尔玛。
然而，他的话使我悟到时代与人的关系，什么样的人，在什么时代吃香，什么
样的人，在什么时代倒霉，是有一定的对应规律。不过，老伴泼我冷水：“得了吧，
像丁丁这样认死理，不开窃，给个棒槌就认真的主，不论哪个时代，都注定要碰壁
的。”
我不那么悲观，脚踏实地的人，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不一定要等到下一个
时代，就会成为社会的主流力量。“他怎么不灵活，怎么不圆通。”我为丁丁辩解：
“他能跟杨菲尔玛进城来；就表明他懂得鱼和熊掌可以兼得的道理。按照我理解的
他，那个一条道走到黑，不见黄河心不死的家伙，本来会掉头不顾，回到那座垃圾
山，做他想做的事。可他没有，开着老爷车一直在后面跟着。”
“那--”老伴欲言又止。
“我知道你对那个抽莫合烟的小子，不感兴趣！”
“我在琢磨，跟回来的了丁，还是早先那个丁丁嘛？”
“哦，天啊！”我为我那忘年交的朋友感到尴尬：“死了到底，你看不上，不
做死了，你还是看不上，真是难做人啊！”
“不是这个意思，算了算了，跟你也说不清楚。你还是看看小姐打发人送来的
请柬吧！”
我不禁诧异，怎么明天九点在长城饭店，就开《东京垃圾的研究》中文版翻译
出版的新闻发布会啦？
“有什么不妥吗？”老伴看我神色有异，连忙走过来问我。
我让她仔细端详这张请柬，上面印有中英日三国文字，想必是早有准备。为什
么不能事先给我打声招呼？一路上，她有空吹嘘她换了第四次的豪华轿车，顺便说
一声明天开会，有什么关系呢？再说，托我为这部中文版写的序，我还没有动笔呢？
“你是不是觉得其中有那一丝阴谋的气味？那个杨菲尔玛可是一个人精。”
“不下不，”我不否认有过一瞬间的怀疑，但我想到昨晚分手的场面，马上否
决了自己的这个想法。“不可能，不可能……”于是，我把这条线索联结起来了，
正像她说过的那样，是一个两口子的磨合过程。她为什么一定死乞白赖地要把丁丁
找回来呢，我明白了，就是要让他在明天的会场上，得到一个意料不到的惊喜阿！
事情从这本讲垃圾的书开始，那么最好的结束，莫过于在这本书的翻译出版上画一
个圆满的句号，是再合适不过的事情了。这真是一个铁娘子，铁女人，或者是铁小
姐，她说到的，就一定要做到。你不是要做这个梦嘛？我就让你实现这个梦。于是，
磨合好了的这两口子，联袂向观众招手，我似乎看到了一出喜剧落幕时皆大欢喜的
场面。
第二天，当我走进会场的时候，绝没有想到竟是这样一个长幼威集，群贤毕至
的盛会。这是用不着替她犯愁的事，她认识半个北京城里的头面人物，另半个北京
城里的头面人物，她虽然不认识，但认识她。因此，我一看签名簿，便晓得该来的
几乎都来捧场了。
我先看到那个北海道钊路市一间小酒馆老板娘的情人，准确地说，是他先看到
了我，便拉了一个日本留学生过来同我攀谈。很显然，在这么多出版界，新闻界，
文化界，以及政要，首长，官员，和环保方面的人士中间，他受宠若惊的同时，又
感到惶恐和孤独。他那副怯生生的样子，像溺水人捞着一根稻草似地握住我手不放，
使我想起少年时代逃难的经验。我不晓得为什么当时的上海人，称呼日本侵略军为
“萝卜头”，是不是因为外强中干的缘故？说他们一旦落单的时候，是很胆怯的，
很没有武士道精神的。但只要有三个以上的皇军结群，便一定兽性发作，奸淫烧杀，
三光政策，来了精神。你就看那些国会议员便知道了，只要三两个人一起哄，肯定
就会有人跳出来大放厥词，否认南京大屠杀，否认慰安妇，否认侵略战争，跑去靖
国神社朝拜东条英机山本五十六。
这位义务当翻译的日本留学生，日文当然不会错，但中文实在“鸦鸦乌”，好
容易才弄懂他已经把这本书，包括发行港、澳、台东南亚的简繁字体的中文版权，
交给杨菲尔玛，而且，还答应她，将为她开办生态旅游，绿色旅游，中日青年环保
度假营的活动。并且在路线设计，在科学论证方面，提供咨询。他特地申明，这都
是无偿服务。我想，她为你举办了你一生也不曾有过的出足风头的活动，她为你搞
到那么多比你在日本要好听得多的头衔，那她不从你身上收回全部投资，也就不是
令好多同行敬畏的杨菲尔玛了。
他请我谅解，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她是这个时代的宠儿，而丁丁君，对
不起，也许下一个世纪
“那么这位生不逢时的年轻人呢？”
“他来了，刚才还在这里，我们争论垃圾的集中处理问题。咦，不是在那边吗？”
朝他手指的方向，在大厅的另侧，我发现了丁丁站在那里。他也看到了我，便伸出
了手向我示意。大厅里熙熙攘攘，尽是些衣冠楚楚，珠光宝气的与会者，我想，很
可能杨菲尔玛把她乡村俱乐部里的豪富，都拉来助兴了吧？因为这些非文化界的来
宾，每张面孔都很陌生，但他们好像和丁丁有一面之缘，很可能因为他是他们寄予
期望的明日之星吧？由于要不断地打招呼，他想往我这边靠拢，竟一时挤不过来。
看他的表情，大概杨菲尔玛尚未把谜底向他揭晓，仍旧蒙在鼓里，所以，本不应是
局外人的他，却无所事事，就有点不自在了。“浑小子，这是给你开的会呀！高回
风光，你更有面子啊！一会儿，等着瞧热闹吧！”我真羡慕他有这样一个贤内助，
虽然是加引号的妻子，在法律上只能算是事实婚姻，她能安排得如此妥贴，老弟你
不费举手之劳，便坐享其成，这种幸福，并不是每个男人都有机会得到的。
我为他高兴。
这时，小乐队奏起欢迎曲，主宾从休息室里相继走出来，鸡尾酒会本来是比较
随便的，不那么官方色彩的应酬，但中国人仍旧习惯把那些生活筛子筛不下去的有
体积，有分量的大个儿人物，尊让到显著位置，他们端着酒杯，也好像早演习过似
地站到应该站的地方。哈！我从这排有头有脸的人物中，发现了我的老朋友徐总，
但他并没有注意到人群中的我。当我听到杨菲尔玛介绍几个主办单位的名称，其中
也有徐总那个大公司时，我反而觉得他要是不来凑这个热闹，不出席这次酒会，不
和杨菲尔玛站得这样靠近，倒有点不正常了。
我注意到那条很具青春气息的领带，显得格外潇洒。
下面，自然是那位日本垃圾才子的镜头了。日本人穿西服，优点是几乎挑不出
毛病，但也很难看出着装的个性特点，高田君则尤其中规中矩，应该把丁丁送我的
那套和服借给他穿才是。
我不知道，为什么不由翻译这本书的丁丁来传达他的感激之情，而由那个日本
留学生，结结巴巴地转述他的写书过程？高日本想得到他在日本一炮打响的结果，
就非常满足的了。没有料到这个杨菲尔玛，在这么大的会议厅里，开这么隆重盛大
的特别高规格的招待会，连给他当翻译的日本留学生的舌头都打结了，生怕出岔子，
而高田也有些失态，其实他没有喝酒，却像是醉了似的，前言不搭后语。因为即使
他在东京红了以后，成了人物，顶多也就与什么排泄物课的课长打打交道而已，杨
菲尔玛为他搬来了这么多官方，半官方的人士，那些显赫的头衔令他感到眩晕。
也许这是一个外交礼仪，才找他本国人作翻译的吧？我只能这样理解。
本来，高田在清醒的时候，很精明，在喝多了的时候，很本色，现在，他这种
不醉似醉，倒弄得不尴不尬，里外不是他了。我看杨菲尔玛也不耐烦听这套味同嚼
蜡的作者致词了。便对身边的徐总耳语，随即见他移步后退，向他们主宾的休息室
走回去。我可以肯定，他一定为那位小姐办什么事，她有这种本事，用她的眼神，
用她的脸色，甚至用嘴角的表情，完全用不着语言，去让别人做什么。她确实是高
田所赞誉的那种时代的骄子，她不但主持着会议，还关照着会场的每个角落的每个
人。熟悉的，不熟悉的，来往的，不来往的，都用她那带气功，带磁场的眼睛，一
一地招呼着。
这时，有人在我身后，轻轻拍了一下。我回头，不是别人，正是徐总。为了不
干扰别人，听高田讲城市垃圾的分类，我们退到大厅后边。他直接了当地替杨菲尔
玛向我道歉：“就如长城的城砖上，有许多人愿意留下自己的名字一样，一件稍为
像点样子的事情，必须有些人，想把自己与其实也算不得什么的荣耀，联系在一起。”
“你这话太没头没脑。”
“我只是原样传达杨小姐的话。”
“你们刚才在谈论我？”
“是的。她很抱歉，因为一位环保界的前辈，认为这本书的中文版，要作序的
话，非他莫属。对这样的自告奋勇的人，简直是没有什么办法挡驾的，所以
我正求之不得，“那太好了，本来，让我写，就有点驴唇不对马嘴。”
“你真的不介意？我跟杨小姐说过，我了解你，大人大量，才不会放在心上。”
“那你倒用不着恭维我。其实，她那次带高回来找我，我说过的，最合适为高
田这本书写序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丁丁。”
也许因为大家正在鼓掌，而结束演讲的高四，又一个劲地致谢。地道的日本式
九十度还要多些的鞠躬，不可能像鸡啄米那么痛快，每一次能拖到一分钟之久，我
估计徐总没有听见，其实他受人之托，是在．琢磨措辞，该怎样对我讲。甚至当主
持的杨菲尔玛宣布请译者讲话的时候，我发现走到麦克风前的，不是丁丁，而是一
位我不认识的人士，我还在继续为情况的突变作合理的解释，也许考虑到翻译的质
量，才找到更高明的外文所的专家吧？可徐总在我耳边那句显然是字斟句酌的话，
我这才听出不协和音来。
“老先生，最好劝劝你的那位忘年交，不要沉湎在空想的社会主义，或者乌托
邦里啦！”
“怎么回事？徐总！”
“他应该到我公司去报到，而不是热衷于搞什么小区垃圾的综合利用。你再好
的想法，你不切合实际，你就永远是不能实现的梦。不错，国家现在为每吨垃圾付
出95元人民币，拉到郊区堆放在那里，但不可能把这钱交给你，在小区建燃烧垃圾
的锅炉，那就会使一大批人失业，也使那些掏垃圾的老乡丢掉饭碗。然后，就算你
建成焚烧炉，你向居民收他们的每吨10元或20元的倒垃圾费，再要收他们用的热水
费，看他们打不打破你的脑袋。再说，你控制住回收的纸张，玻璃，废金属，那些
收破烂的人，指什么吃？我弄不懂这个丁丁是怎么啦？一门心思在垃圾上？”
我明白了，他从衙门口开着他的吉普车跟进城来，原来只是为了他的垃圾集中
小区处理计划，也就是成立“吃垃圾”的新兴企业。“那他肯定是动员杨菲尔玛投
资了？”
“哪还用说，这位小姐说，几乎磨了一晚上嘴皮子。”
怪不得丁丁夸杨菲尔玛做期货交易，特别富于远见，敢情要她解囊相助。看来
他还是一个不变的丁丁，是我老伴印象里那个不折不挠，走起路来咚咚咚响的丁丁
了。“不消说，小姐拒绝了？”
徐总笑了：“正因为她知道远景投资的风险性太大，没有绝对把握，她不会把
钱往水里扔的。”
“那怎么办呢？”我想知道结果，虽然这个会开了，恐怕还只是个序幕吧？”
“四个字，回头是岸。”
“否则呢？”
他没有回答，但招待会结束以后，在长城饭店门口的东三环大路上，那个以垃
圾为目的，想营造一个干净世界的丁丁，和那个以垃圾为手段的日本朋友握别，和
那个等待他去报到上任的徐总握别，和那个加引号的，不漂亮但绝对是神采飞扬的
妻子握别，自然也是与为他铺排的那条通往殿堂的路握别……然后，走到我跟前，
说：“我就不必和你握手了。”
“为什么？”
“我想很可能一两天里，要把一些没处放的东西，先存在你那儿，还会见面的
呀！”接着他跳上了那辆老爷吉普，朝北驶去。不用说，这是去三家店方向最佳路
线。大家都站在路边不出声地望着，一直到他消失在无数的车流里，人们仍旧在沉
默着。
我就更不想再责备这个死了了。同时，我也不想埋怨在场的其它人，每个人都
有其这样做的道理，都有其可以理解的缘由，都有其不能以简单的得失成败来衡量
的标准，也许，这正是生活的复杂之处。于是，我想起我朋友的朋友，那铁路员工
夫妇的女儿杨菲尔玛说过的话，人和人之间，是需要一个磨合过程的。对汽车来讲，
行驶若干公里以后，车后边的那块挂着的磨合牌子便可以摘掉了。但对人来讲，这
种磨合过程，说不定有时是需要付出一生一世的事情。
那有什么法子呢？人总得活下去，总得沿着自己的路走下去。
多少年了，方涛依然夜夜做梦，在梦中，又常常会看见一条小小的河流，清沏、平静、
在绿竹青杨中间缓缓地向前流淌。那柔丝似的波纹，晶光鳞鳞，永无止息地曲伸、消失、又
重新闪现。突然间，或者是鲫鱼惊跳，或者是燕子掠过，或者是莫名其妙的黑影一闪，波纹
迅即化成一圈圈漩涡，而在渐渐扩展中的漩涡里，又慢慢地展现出亲人熟悉的面庞：母亲、
妻子，而后，差不多总是在最后，又呈现出他心爱的孩子海亮那一双滴溜溜圆的大眼睛。方
涛伸开双臂，扑向河心。但一瞬间，绿竹、青杨、亲人的面庞，一切都消失了。方涛惊醒过
来，睁开眼，面对着的是黑洞洞的房间，深沉的夜。
小小的河流呵，你为什么总是这样牢牢地纠缠、折磨着方涛。方涛的心中涌起一股怨
恨。可是，正当他想要咀咒你的时候，又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你曾经给过他的温暖和希望，感
激你曾经伴随他度过的不无甜蜜的青春岁月。
在绿竹青杨中间缓缓地向前流淌。那柔丝似的波纹，晶光鳞鳞，永无止息地曲伸、消失、又
重新闪现。突然间，或者是鲫鱼惊跳，或者是燕子掠过，或者是莫名其妙的黑影一闪，波纹
迅即化成一圈圈漩涡，而在渐渐扩展中的漩涡里，又慢慢地展现出亲人熟悉的面庞：母亲、
妻子，而后，差不多总是在最后，又呈现出他心爱的孩子海亮那一双滴溜溜圆的大眼睛。方
涛伸开双臂，扑向河心。但一瞬间，绿竹、青杨、亲人的面庞，一切都消失了。方涛惊醒过
来，睁开眼，面对着的是黑洞洞的房间，深沉的夜。
小小的河流呵，你为什么总是这样牢牢地纠缠、折磨着方涛。方涛的心中涌起一股怨
恨。可是，正当他想要咀咒你的时候，又不由自主地想起了你曾经给过他的温暖和希望，感
激你曾经伴随他度过的不无甜蜜的青春岁月。
小说的故事发生在长江水利规划设计院的乌泥湖宿舍，这里的十幢小红楼里居住着一群或从海外学成归来、或出自国内名牌学府的水利专家，他们都是在共产党和新中国的感召下，为着举世罕见的三峡工程而来。他们一个个才高八斗、神采飞扬、温文尔雅、自命不凡，期待着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大显身手、建功立业。然而，在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以后的十年中，他们的性格一点点地消损，他们的豪情一点点地泯灭，他们的良知被逼到灵魂的死角，他们的傲气被扫荡殆尽。不仅他们向往为之献身的三峡工程遥遥无期，他们自己也早已风华不再、心绪黯然。到了“文化大革命”的1966年，他们更是如同惊弓之乌，心惊胆战、无所依傍，只有听凭极左政治的狂风暴雨任意摧残。 小说中的一些情节对于许多读者并不陌生，例如，苏非聪因为偶然的原因被划为“右派”，他清高而又脆弱的个性使他无法忍受这不白之冤、飞来横祸，他断然辞职，举家返口农村，娇柔的太太、弱小的女儿和他一起变成了地道的农民。林嘉禾善良正直、教子有方，但他的“右派”问题使他的儿子林问天不被信任，大学毕业后只能在锅炉房劳动，一场突如其来的事故更令他雪上加霜、百日莫辩。这个诚实单纯的优秀青年最终被逼得铤而走险，身陷囹圄。党员知识分子、领导干部皇甫白沙，也未能逃脱“右派”的命运。他的儿子皇甫浩同样因父亲的“问题”不被大学录取，只得到偏僻山区插队。他在劳动中被牛踢伤，因救治不当而死。皇甫白沙曾经对自己的前途做了最坏的预料，他认为自己有能力承担任何不幸。当儿子的死讯传来，他痛不欲生，悲愤地想，我是杀死儿子的凶手，当年我为什么要为了自己的良心而主持正义呢？我没有失去良心，却断送了自己的儿子！小说的主要人物丁子恒，一向小心翼翼、谨慎少言，又蒙命运垂青，侥幸通过了一场场劫难，保全了家小，保全了自己。然而在小说结尾的1966年，当他看着绝望的吴松杰从烟囱上跳下，他感觉自己也己经死去。一个没有灵魂的人，活着与死去有什么两样？
我自幼见到的婴粟花都是红与紫的，却不知这个世上竟还有白婴粟。
上部《时光》是女主人公李飘扬对往昔岁月的追忆与记往，是众多人和事在时光中再现的身影，情感饱满而真挚。下部《在六感那边》则是知青生活的个人化叙述，是一个人的内心骚动与生活细节的互相渗透，文字里充满了一种懵懂无知的生机勃勃的力量。
简迟生，这个经历了红卫兵小将大串联、上山下乡、辞职下海等风雨的经典男人，在行将迟暮之年，遇到了来自江南小镇的女孩提提。她美丽而又任性，狡黠而又青春。仿佛最自然不过，他们走到了一起；最自然不过，他们终究擦肩而过。而简迟生，又在苦苦守候什么？是莽撞的青春，抑或是年少的情怀？
本书中各色人等如若随缘而遇的朋友，也许分离，却在兜兜转转中重又相逢。作者用娓娓的叙述，向我们展示了一段年龄相差甚大的感情纠葛。而在文字背面，体现的是对过去、现在两个时代深刻的反思。
本书中各色人等如若随缘而遇的朋友，也许分离，却在兜兜转转中重又相逢。作者用娓娓的叙述，向我们展示了一段年龄相差甚大的感情纠葛。而在文字背面，体现的是对过去、现在两个时代深刻的反思。
这是一部“老三届”的精神成长史，作者书写了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从来不需要想起也永远不会忘记的一段历史。20世纪60年代中期，“文革”狂飙突至，把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的青年人抛到了一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