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宋代柑橘专著。又名《永嘉橘录》。作者韩彦直,字子温,陕西延安府肤施县人。南宋名将韩世忠长子。生于宋高宗绍兴元年(1131)，卒年不详。书成于 1178年作者“知温州”任内。有多种版本行世。近代以来，欧美和日本等国也有流传，不少柑橘著作都加以介绍和引用，受到许多果树园艺学者的重视。
《橘录》三卷，卷上、卷中叙述柑橘的分类、品种名称和性状，卷下阐说柑橘的栽培技术。本书第一次将柑橘类果树区分为柑、橘和“橙子之属类橘者”三大类，柑分8种,橘分14种，“橙子之属类橘者”分5种,并叙述每个品种的植株形态、果实大小、食味品质和产地来源等。在栽培技术部分分别述说种治、始栽、培植、去病、浇灌、采摘、收藏、制治和入药等各项技术环节，都有实际参考价值。如在“种治”中指出温州当地的柑橘都以朱栾为砧木，很耐斥卤，因而在涂泥上种植时 “实大而繁，味尤珍，耐久不损”；同时，以朱栾为砧木的柑橘嫁接技术，在历史上也属首次记载，且至今仍在应用。此外，对病虫害的防治、用河泥壅根施肥、采摘和贮藏方法等都提出了精辟的论述。
地位
世界上第一部有关柑橘的专著
《橘录》三卷，卷上、卷中叙述柑橘的分类、品种名称和性状，卷下阐说柑橘的栽培技术。本书第一次将柑橘类果树区分为柑、橘和“橙子之属类橘者”三大类，柑分8种,橘分14种，“橙子之属类橘者”分5种,并叙述每个品种的植株形态、果实大小、食味品质和产地来源等。在栽培技术部分分别述说种治、始栽、培植、去病、浇灌、采摘、收藏、制治和入药等各项技术环节，都有实际参考价值。如在“种治”中指出温州当地的柑橘都以朱栾为砧木，很耐斥卤，因而在涂泥上种植时 “实大而繁，味尤珍，耐久不损”；同时，以朱栾为砧木的柑橘嫁接技术，在历史上也属首次记载，且至今仍在应用。此外，对病虫害的防治、用河泥壅根施肥、采摘和贮藏方法等都提出了精辟的论述。
地位
世界上第一部有关柑橘的专著
《竹谱》一卷，旧本题晋戴凯之撰。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凯之字庆预，武昌人。又引李淑《邯郸图书志》云，谓不知何代人。案《隋书·经籍志·谱系类》中有《竹谱》一卷，不著名氏。《旧唐书·经籍志》载入农家，始题戴凯之之名，然不著时代。左圭《百川学海》题曰晋人，而其字则曰庆豫。预、豫字近，未详孰是。其曰晋人，亦不知其何所本。然观其以仑韵年船，以邦韵同功，犹存古读，注中音训，皆引三苍。他所援引如虞豫《会稽典录》、常宽《蜀志》、徐广《杂记》、沈莹《临海水土异物志》、郭璞《山海经注》、《尔雅注》，亦皆晋人之书，而《尚书》条簜既敷，犹用郑玄筱箭竹簜大竹之注。似在孔传未盛行以前。虽题为晋人别无显证，而李善注马融《长笛赋》已引其笼籦一条，段公路北户录引其{⺮紂}必六十复亦六年一条，足证为唐以前书。惟《酉阳杂俎》称《竹谱》竹类三十九，今本乃七十馀种，稍为不符，疑《酉阳杂俎》传写误也。其书以四言韵语记竹之种类，而自为之注，文皆古雅，所引《黄图》一条，今本无之，与徐广注《史记》所引《黄图》均为今本不载者其事相类，亦足证作是书时黄图旧本犹未改修矣。旧本传刻颇多讹脱，如盖竹所生，大抵江东，上密防露，下疏来风，连亩接町，竦散冈潭六句，潭字於韵不协。虽风字据诗卫风有孚金切一读，於古音可以协潭，而东字则万无协理，似乎潭冈散竦四字误倒其文，以竦韵东风，犹刘琨诗之以叟韵璆，潘岳诗之以荷韵歌也。然诸本并同，难以臆改。凡斯之类，皆姑仍其旧焉。
戴凯之与《竹谱》
作者:南浦渔翁
一
中国人自古爱竹。
竹青翠修长、素雅宁静的丰姿，虚心挺拔、刚直有节的特点,都被人们所喜爱。古人将竹比作“君子”，又誉其为“岁寒三友”之一。《诗经·卫风·淇奥》云：“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从此，竹与中国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历代文人墨客，如刘禹锡、苏轼、文与可、郑板桥等等，以竹为对象，创作了许多不朽的诗画，成为中国古代艺术史上不可或缺的瑰宝。
与此同时，在我国历史上，还有着许多关于竹子的科学著作，描述了竹子的种类、产地、性状、用途和栽培，成为中国古代科学史（特别是植物学史）上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竹类专著——《竹谱》，则是我们鄂州人（古武昌人）戴凯之的杰作。
二
戴凯之的《竹谱》继承和发展了前人对竹类研究的成果，首次对我国竹类资源进行了系统的概括总结，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竹谱》问世不久，贾恩勰便从《竹谱》中吸取竹类植物知识，并写入《齐民要术》。宋代以后，该书流传极广。后来问世的有关竹类著作，如宋代赞宁《笋谱》，元代刘美之《续竹谱》、李衎《竹谱详录》等，无不深受其影响。
可是，历史上，《竹谱》的作者戴凯之却一直默默无闻，甚至连他是哪朝哪代人都没有定论。《隋书·经籍志》谱系类录《竹谱》一卷，但没有载作者姓名；《旧唐书·经籍志》将其收入农家类，虽题“戴凯之撰”，但没有说明时代；左圭将《竹谱》收进《百川学海》，并说它的作者是晋代人，但没有说明根据。其实，戴凯之是南北朝刘宋时人，而不是通常所认为的晋人。
戴凯之，武昌人，生卒年不详，一说字庆预（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一说字庆豫（左圭《百川学海》），南朝刘宋明帝时曾为南康相。
《南齐书·本纪第三·武帝》载：“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反”，“子勋遣其将戴凯之为南康相，及军主张宗之千余人助之。上引兵向郡，击凯之别军主程超数百人于南康口，又进击宗之，破斩之，遂围郡城。凯之以数千人固守，上亲率将士尽日攻之，城陷，凯之奔走，杀伪赣令陶冲之”。《南史·齐本纪》载：“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反”，“上将讨戴凯之，大飨士卒”。可见，戴凯之是江州刺史、晋安王刘子勋的部将，曾随子勋叛乱，守南康郡城，后被萧赜（即后来的南齐武帝）击破，“奔走”不知所踪。在政治军事史上，戴凯之的确是一个小角色，甚至可以说是个失败者，所以不为人所注意。这次叛乱发生在宋明帝泰始二年，即公元466年。《资治通鉴》详细记载了这次叛乱的前后经过，但却没有提及戴凯之，可见其人不显。《南齐书》与《南史》如果不是为了歌颂齐武帝年少时的英勇功绩，肯定也不会提到戴凯之。
当然，我们可以质疑《竹谱》的作者戴凯之和刘子勋的部将戴凯之，并非同一个人。但是，从种种迹象分析，我们趋向于相信是同一个人。一方面，从《竹谱》的写作渊源及相互影响来看，它显然介于晋代嵇含的《南方草木状》（成书于公元304年）和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约成书于公元533-544年）之间；从《竹谱》援引的书籍来看，多为晋人之书，如郭璞《山海经注》、《尔雅注》，虞预《会稽典录》等。可见，《竹谱》的作者戴凯之，极有可能生活在四或五世纪。这与曾随刘子勋作乱（466年）的戴凯之，时代吻合。另一方面，从《竹谱》内容看，作者多次提到南康及其周边郡县（浔阳、安成、鄱阳、庐陵等）。如在总纲中说，“南康、临贺、始安三郡通广州”；在谈到桂竹时说，“南康以南所饶也”；在谈到另一种竹子时说，“南康所生”等等。可见，《竹谱》的作者戴凯之对南康是熟悉的，与曾作南康相、守南康郡城的戴凯之，极有可能是同一人。
三
《竹谱》一书不过四、五千字，为总分结构。前一部分是绪论，用一段简短的叙述，将竹的性质、型态、分类、分布、生育环境、开花生理及寿命作了概括性的介绍。后一部分是分论，详细记述了各种竹的名称、形态、生境、产地和用途。这一部分是文章主体。据唐代徐坚《初学记》记载，《竹谱》原书记述了六十一种竹类植物，今本实际只有三十多种，并且竹类名称有很多与现代不同，但记述的竹类数量仍然是空前的。
至于《竹谱》的文字风格，《四库全书·子部·<竹谱>提要》作了精辟的概括：“其书以四言韵话，记竹之种类，而自为之注，文皆古雅。”也就是说，《竹谱》全书以四字韵文为纲，再以散文形式逐条进行了解释。
《竹谱》开头对竹类植物特点进行概括，指出竹“不刚不柔，非草非木”，肯定竹是植物界里不同于草、木的一个独立的大类。“竹是一族之总名，一形之遍称也。”“植物之中有草、木、竹，犹动品之中有鱼、鸟、兽也。”
《竹谱》指出，竹虽然“小异空实”，即茎壁有厚薄之差异；但“大同节目”，茎杆“分节”和“空心”是所有竹的共同特点。《竹谱》还指出竹类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由于气候原因，“九河鲜育，五岭实繁”，指出黄河以北竹类很少，南方的竹类却很茂盛，大致上找到了以淮河、秦岭作为一条竹类生物分界线。另外，戴凯之还认识到竹林有六十年开花枯死，而经过六年又自然复新的现象。
《竹谱》一书的主体部分，记述了各种竹的名称、形态、生境、产地和用途，往往引经据典，详细而具体。仅以竹的用途为例，《竹谱》中就有单竹“可绩以为布，其精者如縠”；射同（竹）可以贮箭；筋竹为矛；簝竹材质“细软肌薄”，可以束物；白竹可以为簟；篃竹叶“可以作蓬”； “篁竹大者可以行船”等等。
书尾，戴凯之表达了自己实事求是的为学态度：“天地无边，苍生无量。人所闻见，因轨躅所及，然后知耳。盖何足云？若耳目所不知，便断以为不然，岂非囿近之徒耶？”
《竹谱》流传极广，影响深远，是我国古代植物学名著，在世界生物学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但是，《竹谱》写作目的侧重品评、鉴赏，文学色彩浓厚，生产意识淡薄，根本不提栽培技术与方法，实用价值不足。这是《竹谱》的缺点。
戴凯之与《竹谱》
作者:南浦渔翁
一
中国人自古爱竹。
竹青翠修长、素雅宁静的丰姿，虚心挺拔、刚直有节的特点,都被人们所喜爱。古人将竹比作“君子”，又誉其为“岁寒三友”之一。《诗经·卫风·淇奥》云：“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从此，竹与中国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历代文人墨客，如刘禹锡、苏轼、文与可、郑板桥等等，以竹为对象，创作了许多不朽的诗画，成为中国古代艺术史上不可或缺的瑰宝。
与此同时，在我国历史上，还有着许多关于竹子的科学著作，描述了竹子的种类、产地、性状、用途和栽培，成为中国古代科学史（特别是植物学史）上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竹类专著——《竹谱》，则是我们鄂州人（古武昌人）戴凯之的杰作。
二
戴凯之的《竹谱》继承和发展了前人对竹类研究的成果，首次对我国竹类资源进行了系统的概括总结，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竹谱》问世不久，贾恩勰便从《竹谱》中吸取竹类植物知识，并写入《齐民要术》。宋代以后，该书流传极广。后来问世的有关竹类著作，如宋代赞宁《笋谱》，元代刘美之《续竹谱》、李衎《竹谱详录》等，无不深受其影响。
可是，历史上，《竹谱》的作者戴凯之却一直默默无闻，甚至连他是哪朝哪代人都没有定论。《隋书·经籍志》谱系类录《竹谱》一卷，但没有载作者姓名；《旧唐书·经籍志》将其收入农家类，虽题“戴凯之撰”，但没有说明时代；左圭将《竹谱》收进《百川学海》，并说它的作者是晋代人，但没有说明根据。其实，戴凯之是南北朝刘宋时人，而不是通常所认为的晋人。
戴凯之，武昌人，生卒年不详，一说字庆预（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一说字庆豫（左圭《百川学海》），南朝刘宋明帝时曾为南康相。
《南齐书·本纪第三·武帝》载：“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反”，“子勋遣其将戴凯之为南康相，及军主张宗之千余人助之。上引兵向郡，击凯之别军主程超数百人于南康口，又进击宗之，破斩之，遂围郡城。凯之以数千人固守，上亲率将士尽日攻之，城陷，凯之奔走，杀伪赣令陶冲之”。《南史·齐本纪》载：“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反”，“上将讨戴凯之，大飨士卒”。可见，戴凯之是江州刺史、晋安王刘子勋的部将，曾随子勋叛乱，守南康郡城，后被萧赜（即后来的南齐武帝）击破，“奔走”不知所踪。在政治军事史上，戴凯之的确是一个小角色，甚至可以说是个失败者，所以不为人所注意。这次叛乱发生在宋明帝泰始二年，即公元466年。《资治通鉴》详细记载了这次叛乱的前后经过，但却没有提及戴凯之，可见其人不显。《南齐书》与《南史》如果不是为了歌颂齐武帝年少时的英勇功绩，肯定也不会提到戴凯之。
当然，我们可以质疑《竹谱》的作者戴凯之和刘子勋的部将戴凯之，并非同一个人。但是，从种种迹象分析，我们趋向于相信是同一个人。一方面，从《竹谱》的写作渊源及相互影响来看，它显然介于晋代嵇含的《南方草木状》（成书于公元304年）和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约成书于公元533-544年）之间；从《竹谱》援引的书籍来看，多为晋人之书，如郭璞《山海经注》、《尔雅注》，虞预《会稽典录》等。可见，《竹谱》的作者戴凯之，极有可能生活在四或五世纪。这与曾随刘子勋作乱（466年）的戴凯之，时代吻合。另一方面，从《竹谱》内容看，作者多次提到南康及其周边郡县（浔阳、安成、鄱阳、庐陵等）。如在总纲中说，“南康、临贺、始安三郡通广州”；在谈到桂竹时说，“南康以南所饶也”；在谈到另一种竹子时说，“南康所生”等等。可见，《竹谱》的作者戴凯之对南康是熟悉的，与曾作南康相、守南康郡城的戴凯之，极有可能是同一人。
三
《竹谱》一书不过四、五千字，为总分结构。前一部分是绪论，用一段简短的叙述，将竹的性质、型态、分类、分布、生育环境、开花生理及寿命作了概括性的介绍。后一部分是分论，详细记述了各种竹的名称、形态、生境、产地和用途。这一部分是文章主体。据唐代徐坚《初学记》记载，《竹谱》原书记述了六十一种竹类植物，今本实际只有三十多种，并且竹类名称有很多与现代不同，但记述的竹类数量仍然是空前的。
至于《竹谱》的文字风格，《四库全书·子部·<竹谱>提要》作了精辟的概括：“其书以四言韵话，记竹之种类，而自为之注，文皆古雅。”也就是说，《竹谱》全书以四字韵文为纲，再以散文形式逐条进行了解释。
《竹谱》开头对竹类植物特点进行概括，指出竹“不刚不柔，非草非木”，肯定竹是植物界里不同于草、木的一个独立的大类。“竹是一族之总名，一形之遍称也。”“植物之中有草、木、竹，犹动品之中有鱼、鸟、兽也。”
《竹谱》指出，竹虽然“小异空实”，即茎壁有厚薄之差异；但“大同节目”，茎杆“分节”和“空心”是所有竹的共同特点。《竹谱》还指出竹类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由于气候原因，“九河鲜育，五岭实繁”，指出黄河以北竹类很少，南方的竹类却很茂盛，大致上找到了以淮河、秦岭作为一条竹类生物分界线。另外，戴凯之还认识到竹林有六十年开花枯死，而经过六年又自然复新的现象。
《竹谱》一书的主体部分，记述了各种竹的名称、形态、生境、产地和用途，往往引经据典，详细而具体。仅以竹的用途为例，《竹谱》中就有单竹“可绩以为布，其精者如縠”；射同（竹）可以贮箭；筋竹为矛；簝竹材质“细软肌薄”，可以束物；白竹可以为簟；篃竹叶“可以作蓬”； “篁竹大者可以行船”等等。
书尾，戴凯之表达了自己实事求是的为学态度：“天地无边，苍生无量。人所闻见，因轨躅所及，然后知耳。盖何足云？若耳目所不知，便断以为不然，岂非囿近之徒耶？”
《竹谱》流传极广，影响深远，是我国古代植物学名著，在世界生物学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但是，《竹谱》写作目的侧重品评、鉴赏，文学色彩浓厚，生产意识淡薄，根本不提栽培技术与方法，实用价值不足。这是《竹谱》的缺点。
《笋谱》，一卷，不着撰人名氏。晁公武《读书志》作僧恵崇撰。陈振孙《书録解题》作僧赞宁撰。案：恵崇为宋初九僧之一，工于吟咏，有《句图》一卷。又工于画，有黄庭集题其所作芦雁图诗，然不闻曽作是书。考《宋史•艺文志》亦作赞宁，则振孙说是也。
赞宁，徳清髙氏子，出家杭州龙兴寺。呉越王钱镠署为两浙僧统。宋太宗尝召对于滋福殿，诏修《髙僧传》。咸平中，加右街僧录。至道二年卒。谥曰圆明大师。所著《物类相感志》，岁乆散佚。世所传者，皆赝本，惟此书犹其原本。
书分五类，曰一之名、二之出、三之食、四之事、五之说。其标题，葢仿陆羽《茶经》。援据奥博，所引古书，多今世所不传，深有资于考证。三之食以前皆有 注，似所自作。然“笋汗煮羮”一条注，乃驳正其说，以为“羮不如蒸”，又似后人之所附益。不可考矣。王得臣《麈史》曰“僧赞宁，为《笋谱》甚详。掎摭古人 诗咏，自梁元帝至唐杨师道，皆诗中言及笋者，惟孟蜀时学士徐光溥等二人絶句，亦可称勤笃，然未尽也。如退之『和侯协律咏诗二十六韵』不収，何耶？岂宁忿其 排释氏而私懐去取耶？抑文公集当时未出乎？不可知也。”云云。今检谱中，果佚是作。然以一人之耳而采摭歷代之诗歌，一二未周，势所必有，不足为是书病也。 案：此数句似有脱文，今姑仍其旧。
赞宁，徳清髙氏子，出家杭州龙兴寺。呉越王钱镠署为两浙僧统。宋太宗尝召对于滋福殿，诏修《髙僧传》。咸平中，加右街僧录。至道二年卒。谥曰圆明大师。所著《物类相感志》，岁乆散佚。世所传者，皆赝本，惟此书犹其原本。
书分五类，曰一之名、二之出、三之食、四之事、五之说。其标题，葢仿陆羽《茶经》。援据奥博，所引古书，多今世所不传，深有资于考证。三之食以前皆有 注，似所自作。然“笋汗煮羮”一条注，乃驳正其说，以为“羮不如蒸”，又似后人之所附益。不可考矣。王得臣《麈史》曰“僧赞宁，为《笋谱》甚详。掎摭古人 诗咏，自梁元帝至唐杨师道，皆诗中言及笋者，惟孟蜀时学士徐光溥等二人絶句，亦可称勤笃，然未尽也。如退之『和侯协律咏诗二十六韵』不収，何耶？岂宁忿其 排释氏而私懐去取耶？抑文公集当时未出乎？不可知也。”云云。今检谱中，果佚是作。然以一人之耳而采摭歷代之诗歌，一二未周，势所必有，不足为是书病也。 案：此数句似有脱文，今姑仍其旧。
《荔枝谱》，一卷，宋蔡襄撰。襄字君谟，兴化仙游人，天圣八年进士，官至端明殿学士，卒谥忠惠，事迹具《宋史》本传。是编为闽中荔枝而作，凡七篇。其一原本始；其二标尤异；其三志贾鬻；其四明服食；其五慎护养；其六时法制；其七别种类。尝手写刻之，今尚有墨板传于世。亦载所著《端明集》中，末有“嘉佑四年岁次己亥秋八月二十日，莆阳葵某述”十九字，而此本无之。按其年月葢自福州移知泉州时也。荔枝之有谱自襄始，其叙述特详洁有笔力，而王世贞《四部稿》乃谓“白乐天、苏子瞻为荔枝传神，君谟不及”，殊非笃论。又案，襄诗篇中屡咏及荔枝，多可与谱相参考者。如《四月池上》一首：“荔枝纔似小青梅”句，刘克庄谓：“即谱中之火山”。又《七月二十四日食荔枝》一首：“绛衣仙子过中元”句，即谱中之中元红。又《谢宋评事》一首：“兵锋却后知神物”句，即谱中之宋公荔枝。又有《与昭文相公手帖》所谓“陈家紫号第一，辄献左右” 者，则集中不载，别见于洪迈《容斋随笔》。亦可以备此谱故实云。
《史氏菊谱》一卷，宋史正志撰。正志字志道，江都人。绍兴二十一年进士，累除司农丞。孝宗朝历守庐、扬、建康，官至吏部侍郎。归老姑苏，自号吴门老圃。所著有《清晖阁诗》、《建康志》、《菊圃集》诸书，今俱失传。此本载入左圭《百川学海》中，《宋史·艺文志》亦著於录。所列凡二十七种。前有自序，称自昔好事者，为牡丹、芍药、海棠、竹筍作谱记者多矣，独菊花未有为之谱者，余故以所见为之云云。然刘蒙《菊谱》先已在前，正志殆偶未见也。末有後序一首，辩王安石、欧阳修所争楚词落英事，谓菊有落有不落者，讥二人於草木之名未能尽识。其说甚详，是可以息两家之争。至於引诗访落之语，训落为始，虽亦根据《尔雅》，则反为牵合其文，自生蛇足。上句木兰之坠露，坠字又作何解乎？英落不可餐，岂露坠尚可饮乎？此所谓以文害词者也。
《刘氏菊谱》一卷，宋刘蒙撰。蒙，彭城人。不详其仕履，其叙中载崇宁甲申为龙门之游，访刘元孙所居，相与订论为此谱，盖徽宗时人。故王得臣《麈史》中 已引其说。焦竑《国史经籍志》列于范成大之后者，误也。其书首谱叙，次说疑，次定品，次列菊名三十五条，各叙其种类形色而评次之，以龙脑为第一，而以杂记 三萹终焉。书中所论诸菊名品，各详所出之地，自汴梁以及西京、陈州、邓州、雍州、相州、滑州、鄜州、阳翟诸处，大抵皆中州物产，而萃聚于洛阳园圃中者，与 后来史正志、范成大之专志吴中莳植者不同。然如金钱、酴醿诸名，史、范二志亦具载焉，意者本出自河北，而传其种于江左者欤。
《范村菊谱》一卷，宋范成大撰。记所居范村之菊，成于淳熙丙午。盖其以资政殿学士领宫祠家居时作。自序称所得三十六种，而此本所载凡黄者十六种，白 者十五种，杂色四种，实止三十五种，尚阙其一，疑传写有所脱佚也。菊之种类至繁，其形色幻化不一，与芍药、牡丹相类，而变态尤多。故成大自序称东阳人家菊 圃多至七十种，将益访求他品为后谱也。今以此谱与史正志谱相核，其异同已十之五六，则菊之不能以谱尽，大概可睹。但各据耳目所及以记一时之名品，正不必以 挂漏为嫌矣。至种植之法，《花史》特出芟蕊一条，使一枝之力尽归一蕊，则开花尤大。成大此谱，乃以一干所出数千百朵婆娑团植为贵，几于俗所谓千头菊矣。是 又古今赏鉴之不同，各随其时之风尚者也。又案谢采伯《密斋笔记》，称《菊谱》范石湖略，胡少瀹详。今考胡融谱尚载史铸《百菊集谱》中，其名目亦互有出入， 盖各举所知，更无庸以详略分优劣耳。
《扬州芍药谱》一卷，宋王观撰。观字达叟，如皋人。熙宁中尝以将仕郎守大理寺丞，知扬州江都县。在任为扬州赋上之，大蒙褒赏，赐绯衣银章。事迹见《嘉靖维扬志》中。汪士贤刻入《山居杂志》，题为江都人者误也。扬州芍药，自宋初名于天下，与洛阳牡丹俱贵于时。《宋史·艺文志》载为之谱者三家，其一孔武仲，其一刘攽，其一即观此谱。而观谱最后出，至今独存，孔、刘二家则世已无传，仅陈景沂《全芳备祖》载有其略。今与此谱相校，其所谓三十一品，前人所定者，实即本之于刘谱。惟刘谱有“妒裙红”一品，此谱改作“妒鹅黄”，又略为移易其次序，其刘谱所无者，新增八种而已。又观后论所称，或者谓唐张祜、杜牧、卢仝之徒，居扬日久，无一言及芍药，意古未有如今之盛云云，亦即孔谱序中语，观盖取其意而翻驳之。至孔谱谓可纪者三十有三种，具列其名，比刘谱较多二种。今《嘉靖维扬志》尚存原目，亦颇有所异同焉。
宋欧阳修撰。修有《诗本义》，已著录，是记凡三篇。一日花品，叙所列凡二十四种。二曰花释名，述花名之所自来。三曰风俗记，首略叙游宴及贡花，馀皆接植栽灌之事。文格古雅有法，蔡襄尝书而刻之於家，以拓本遗修。修自为跋，已编入《文忠全集》，此其单行之本也。周必大作《欧集考异》，称当时士大夫家有修《牡丹谱印》本，始列花品，叙及名品，与此卷前两篇颇同。其後则曰叙事、宫禁、贵家、寺观、府署、元白诗、讥鄙、吴蜀、诗集、记异、杂记、本朝、双头花、进花、丁晋公续花谱，凡十六门，万馀言。後有梅尧臣跋。其妄尤甚，盖出假托云云。据此，是宋时尚别有一本。《宋史。艺文志》以《牡丹谱》著录而不称《牡丹记》
欧阳修（一○○七～一○七二），字永叔，号醉翁，晚又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仁宗天圣八年（一○三○）进士，初仕西京留守推官。景佑元年（一○三四），召试学士院，充馆阁校勘。三年，因范仲淹事切责谏官高若讷，降为峡州夷陵令。四年，移乾德令。宝元二年（一○三九）。迁武成军判官。康定元年（一○四○），复馆阁校勘。庆历三年（一○四三），知谏院，擢同修起居注，知制诰。四年，为河北都转运使。五年，庆历新政失败，因力为新政主持者范仲淹、韩琦、杜衍等申辩，贬知滁州，徙扬州、颍州。至和元年（一○五四）。权知开封府。五年，拜枢密副使。六年，进参知政事。英宗治平四年（一○六七），罢为观文殿学士，转刑部尚书知亳州。神宗熙宁元年（一○六八），徙知青州，因反对青苗法，再徙蔡州。四年，以太子少师致仕。五年，病逝颍州汝阴，年六十六。缢文忠。有《欧阳文忠公集》。又撰有《新唐书》、《新五代史》等。《宋史》卷三一九有传。宋胡柯编有《庐陵欧阳文忠公年谱》。
欧阳修诗，以《四部丛刊》影元本《欧阳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附录五卷）为底本。参校宋庆元二年周必大刻本（卷三至卷六缺，简称周本，藏北京图书馆）、宋刻本（存《居士集》五十卷，有校，简称宋刻、宋刻校，藏北京图书馆）及明正统刻《居士集》（有元曾鲁考异，简称曾本、曾本校）。底本系年原注目录下，今移至正文题下。底本孙谦益等所作校记，除删去少数异体字校外，皆予保留；卷末所附考证及续添校记，亦以续校名义补入正文。另辑得集外诗句，附于卷末。》，盖已误承其讹矣。
欧阳修（一○○七～一○七二），字永叔，号醉翁，晚又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仁宗天圣八年（一○三○）进士，初仕西京留守推官。景佑元年（一○三四），召试学士院，充馆阁校勘。三年，因范仲淹事切责谏官高若讷，降为峡州夷陵令。四年，移乾德令。宝元二年（一○三九）。迁武成军判官。康定元年（一○四○），复馆阁校勘。庆历三年（一○四三），知谏院，擢同修起居注，知制诰。四年，为河北都转运使。五年，庆历新政失败，因力为新政主持者范仲淹、韩琦、杜衍等申辩，贬知滁州，徙扬州、颍州。至和元年（一○五四）。权知开封府。五年，拜枢密副使。六年，进参知政事。英宗治平四年（一○六七），罢为观文殿学士，转刑部尚书知亳州。神宗熙宁元年（一○六八），徙知青州，因反对青苗法，再徙蔡州。四年，以太子少师致仕。五年，病逝颍州汝阴，年六十六。缢文忠。有《欧阳文忠公集》。又撰有《新唐书》、《新五代史》等。《宋史》卷三一九有传。宋胡柯编有《庐陵欧阳文忠公年谱》。
欧阳修诗，以《四部丛刊》影元本《欧阳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附录五卷）为底本。参校宋庆元二年周必大刻本（卷三至卷六缺，简称周本，藏北京图书馆）、宋刻本（存《居士集》五十卷，有校，简称宋刻、宋刻校，藏北京图书馆）及明正统刻《居士集》（有元曾鲁考异，简称曾本、曾本校）。底本系年原注目录下，今移至正文题下。底本孙谦益等所作校记，除删去少数异体字校外，皆予保留；卷末所附考证及续添校记，亦以续校名义补入正文。另辑得集外诗句，附于卷末。》，盖已误承其讹矣。
四月，在南方腹地。邕水以南，或者以北的大片地带，有着无数的希望。漫天的春花一路扑卷。一亩亩，一垅垅。早年读屈子，始对那些奇花异草产生迷恋。江蓠、秋兰、木兰、椒、蕙、芳、薜荔，白芷，杜衡，春兰……注定与我今生有缘。她们的芬芳早就漫过我的衣衫，至今仍能让我幸福地沐浴。一年来，行走在南方。随处可见南方草木摇扬葳蕤，散发出盎然生意。山水纡曲。邕江两岸山峦重叠，丘陵延绵。大明山、大瑶山、十万大山皆不知里数，袅袅濯濯，封天蔽日。山渐深，草木泉石渐幽。空山无人，水流花开。有草木杂乱丛生，枝叶却茂盛。风吹草动。远远望去，仿佛丹青高手，逸笔草草。 我把采撷到的这些草木，带回去，夹入我的书中。让她们美好的品质，时时芳香我的灵魂。
作者：刘桂莉、余绮
中国名花异草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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