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卷。分二十三部。
取材于群经诸子、历代诗赋及唐初诸家作品。体例略仿《艺文类聚》，保存了很多古代典籍的零篇单句。但去取较严，资料不及《艺文类聚》丰富。
此书是唐玄宗时官修的类书。唐初承六朝余绪，骈文很流行，文章讲究词藻典故，此书的编撰原为玄宗诸子作文时检查事类之用，故名《初学记》。
全书共分23部， 313个子目。 其体例先为"叙事"，次为 "事对"，最后是诗文，与一般类书略有不同。其中"叙事"汇集各种资料说明子目标题，提供有关的知识；"事对"列出对偶式的典故，下注出处，供作诗为文时采择；"诗文"精选关于本题的诗文佳作，供作楷模和借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之："在唐人类书中，博不及《艺文类聚》，而精则胜之，若《北堂书钞》及《六帖》，则出此书之下远矣。" 此书虽然不是学术著作，然对唐代历史、文化乃至文学研究者都有相当大的利用价值：（1）"叙事"部分谈到的唐代制度，有时可补两《唐书》志记载的疏略，如"职官"部所记高宗武后时职官名称、机构的变动，有些就较职官志为详。（2）"诗文"部分有不少唐人作品，主要是初唐君臣的唱和诗和一些诏册制敕，可以从中了解当时的文坛风气和诗歌审美趣味，而且其中也不无史料可取，诏册制敕中不少是任职、封号的文书，可以考知某人履历。（3）从"岁时"、"居处"、" 器物"、"服馔"、"果木"等部的类目和内容中，可以约略考见唐代的社会生活状况和名物种类。此书版本：（1）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有南宋绍兴十七年余十三郎宅刻本，应属最善最足，惜尚未影印。（2）明嘉靖安国桂坡馆刻本，原缺卷七、一○、二一至二五及三○下半，安氏补足后刊刻，以后多种明刻本均从此出，清乾隆内府刻古香斋巾箱本也从此出。（3）1962年中华书局司义祖校点本，据古香斋本，每卷末附校勘表，列严可均、陆心源较所谓宋本的异文，较为通行。
取材于群经诸子、历代诗赋及唐初诸家作品。体例略仿《艺文类聚》，保存了很多古代典籍的零篇单句。但去取较严，资料不及《艺文类聚》丰富。
此书是唐玄宗时官修的类书。唐初承六朝余绪，骈文很流行，文章讲究词藻典故，此书的编撰原为玄宗诸子作文时检查事类之用，故名《初学记》。
全书共分23部， 313个子目。 其体例先为"叙事"，次为 "事对"，最后是诗文，与一般类书略有不同。其中"叙事"汇集各种资料说明子目标题，提供有关的知识；"事对"列出对偶式的典故，下注出处，供作诗为文时采择；"诗文"精选关于本题的诗文佳作，供作楷模和借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之："在唐人类书中，博不及《艺文类聚》，而精则胜之，若《北堂书钞》及《六帖》，则出此书之下远矣。" 此书虽然不是学术著作，然对唐代历史、文化乃至文学研究者都有相当大的利用价值：（1）"叙事"部分谈到的唐代制度，有时可补两《唐书》志记载的疏略，如"职官"部所记高宗武后时职官名称、机构的变动，有些就较职官志为详。（2）"诗文"部分有不少唐人作品，主要是初唐君臣的唱和诗和一些诏册制敕，可以从中了解当时的文坛风气和诗歌审美趣味，而且其中也不无史料可取，诏册制敕中不少是任职、封号的文书，可以考知某人履历。（3）从"岁时"、"居处"、" 器物"、"服馔"、"果木"等部的类目和内容中，可以约略考见唐代的社会生活状况和名物种类。此书版本：（1）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有南宋绍兴十七年余十三郎宅刻本，应属最善最足，惜尚未影印。（2）明嘉靖安国桂坡馆刻本，原缺卷七、一○、二一至二五及三○下半，安氏补足后刊刻，以后多种明刻本均从此出，清乾隆内府刻古香斋巾箱本也从此出。（3）1962年中华书局司义祖校点本，据古香斋本，每卷末附校勘表，列严可均、陆心源较所谓宋本的异文，较为通行。
类书之作，始于三国魏文帝救刘劭、王象等人编纂的《皇览》。魏、晋之后，历代王朝取其分门排比，便于检阅的优点，屡屡组织人力、物力、搜检政府藏书，辑成鸿篇巨制，但时及今日，多已佚失无存了素以成书较早，收录资料亦较为宏富著称于世。并与欧阳询等编纂的《艺文类聚》、白居易辑、宋人孔传续辑的《白氏六帖》、徐坚等撰集的《初学记》，合称为唐代的“四大类书”。
《北堂书钞》为虞世南在隋秘书郎任上所编。所谓北堂，指隋秘书省的后堂。唐刘禹锡《嘉言录》叙其事曰：“虞公之为秘书，于省后堂集群书中事可为文用者，号为《北堂书钞》。今北堂犹存，而《书钞》盛行于世”。其编辑此书，盖大抵是供文人撰文时采录参考资料所用。隋炀帝拒谏饰非，虞世南官卑职小，无所用事，故藉摘抄图书以自娱，而竟成此不朽之世制。
《北堂书钞》的版本流传，颇为复杂。《唐史·艺文志》著录此书为一百七十三卷，宋晁公武撰《郡斋读书志》与之同；《中兴馆阁书目》与《宋史·艺文志》则皆作一百六卷。两相比较，似此书传之于宋时，已非全帙。宋王应麟《玉海》载：“二馆旧缺《书钞》，惟赵安仁家有本，真宗命内侍取之，手诏褒美”。说明在宋代，这部书已极为罕见。
清乾隆时修《四库全书》所录《北堂书钞》，为内府所藏明常熟陈禹谟校刊本。陈氏对此书大加删改增补，纂入唐贞观之后及五代十国杂著，尽失原貌。清钱曾《读书敏求记》云：“世行《北堂书钞》，搀乱增改，无从订正”，所指即陈本。并言自嘉禾收藏家处见原本，翻阅之下令人心目朗然。清朱彝尊《曝书亭集》亦指陈本之诬，称曾风《大唐类要》一百六十卷，反复观之，即《北堂书钞》。明人好窜改古书，以己意删改增补，为世所讥，陈氏故不能免俗。而钱、朱二人所言嘉禾木与《大唐类要》本，今亦不复见。明人俞安期称看到一个旧抄本，纂入《唐类函》本，亦多讹误。
本次据以影印的本子，为清光绪十四年（公元一八八八年）南海孔氏三十有三万卷堂影宋刊本。此本先是清代学者孙星衍得影宋本，约严可均、王引之等分别校订，但有数十卷未校完。后南海孔广陶又约林国赓、孔昭熙、傅以礼等续校成书，镂版梓行，陈禹谟妄改之处，多加以更正，使本书大体复其旧观。故这个本子虽然在刻印年代上晚于陈本，却被公认为传之于今世的最好的本子。
《北堂书钞》的体例为先立类，类下摘引字句作标题，标题之下征引古籍。如：征役十二“以役国事”条下载：“《周礼·族师》云：五家为比，十家为联；五人为伍，十人为联；四闾为族，八闾为联，使之相保相爱，以役国事”。征引资料重在溯源，叙述还是很清楚的。
《北堂书钞》全书分为帝王、后妃、政术、刑法、封爵、设官、礼仪、艺文、乐、武功、衣冠、仪饰、服饰、舟、车、酒食、天、岁时、地十九部，八百五十二卷，立类略显芜杂，引文亦有断章取义、首尾不连贯处，征引材料或有不注明出处的。但由于在现存类书中，此书成书很早，辑录资料皆采自隋以前古籍，其中相当一部分本子已不传，故其文献价值颇高，尤其在辑佚、校刊古籍等功用上，更不容忽视。现学苑出版社影印此书，应该说是一件有裨学界、嘉惠士林的善举。
此书卷帙浩繁，原书线装二十四岫，三千余页，翻检查找皆不便。此次影印，除原本序、叙录、凡例、目录以及每卷首页一仍原大，以利检索外，余皆按原书缩印，分装成两面巨册出版，即节省了篇幅，又方便使用、收藏，亦为整理、影刊古籍以为今用之所宜也。
《北堂书钞》为虞世南在隋秘书郎任上所编。所谓北堂，指隋秘书省的后堂。唐刘禹锡《嘉言录》叙其事曰：“虞公之为秘书，于省后堂集群书中事可为文用者，号为《北堂书钞》。今北堂犹存，而《书钞》盛行于世”。其编辑此书，盖大抵是供文人撰文时采录参考资料所用。隋炀帝拒谏饰非，虞世南官卑职小，无所用事，故藉摘抄图书以自娱，而竟成此不朽之世制。
《北堂书钞》的版本流传，颇为复杂。《唐史·艺文志》著录此书为一百七十三卷，宋晁公武撰《郡斋读书志》与之同；《中兴馆阁书目》与《宋史·艺文志》则皆作一百六卷。两相比较，似此书传之于宋时，已非全帙。宋王应麟《玉海》载：“二馆旧缺《书钞》，惟赵安仁家有本，真宗命内侍取之，手诏褒美”。说明在宋代，这部书已极为罕见。
清乾隆时修《四库全书》所录《北堂书钞》，为内府所藏明常熟陈禹谟校刊本。陈氏对此书大加删改增补，纂入唐贞观之后及五代十国杂著，尽失原貌。清钱曾《读书敏求记》云：“世行《北堂书钞》，搀乱增改，无从订正”，所指即陈本。并言自嘉禾收藏家处见原本，翻阅之下令人心目朗然。清朱彝尊《曝书亭集》亦指陈本之诬，称曾风《大唐类要》一百六十卷，反复观之，即《北堂书钞》。明人好窜改古书，以己意删改增补，为世所讥，陈氏故不能免俗。而钱、朱二人所言嘉禾木与《大唐类要》本，今亦不复见。明人俞安期称看到一个旧抄本，纂入《唐类函》本，亦多讹误。
本次据以影印的本子，为清光绪十四年（公元一八八八年）南海孔氏三十有三万卷堂影宋刊本。此本先是清代学者孙星衍得影宋本，约严可均、王引之等分别校订，但有数十卷未校完。后南海孔广陶又约林国赓、孔昭熙、傅以礼等续校成书，镂版梓行，陈禹谟妄改之处，多加以更正，使本书大体复其旧观。故这个本子虽然在刻印年代上晚于陈本，却被公认为传之于今世的最好的本子。
《北堂书钞》的体例为先立类，类下摘引字句作标题，标题之下征引古籍。如：征役十二“以役国事”条下载：“《周礼·族师》云：五家为比，十家为联；五人为伍，十人为联；四闾为族，八闾为联，使之相保相爱，以役国事”。征引资料重在溯源，叙述还是很清楚的。
《北堂书钞》全书分为帝王、后妃、政术、刑法、封爵、设官、礼仪、艺文、乐、武功、衣冠、仪饰、服饰、舟、车、酒食、天、岁时、地十九部，八百五十二卷，立类略显芜杂，引文亦有断章取义、首尾不连贯处，征引材料或有不注明出处的。但由于在现存类书中，此书成书很早，辑录资料皆采自隋以前古籍，其中相当一部分本子已不传，故其文献价值颇高，尤其在辑佚、校刊古籍等功用上，更不容忽视。现学苑出版社影印此书，应该说是一件有裨学界、嘉惠士林的善举。
此书卷帙浩繁，原书线装二十四岫，三千余页，翻检查找皆不便。此次影印，除原本序、叙录、凡例、目录以及每卷首页一仍原大，以利检索外，余皆按原书缩印，分装成两面巨册出版，即节省了篇幅，又方便使用、收藏，亦为整理、影刊古籍以为今用之所宜也。
100卷，（唐）欧阳询等编，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新一版。
《艺文类聚》是唐代开国初年由高祖李渊下令编修的，欧阳询主编，参与其事的还有裴矩、陈树达等人，武德七年（624）成书。此书分46部，每部又列子目727，全书约百余万言。 此书分类按目编次，故事在前，均注出处。所引诗文，均注时代。作者于题目，并按不同的文体，用"诗"、"赋"、"赞"、"箴"等字标明类别。所引用的古籍，据北京大学研究所在1923年所作的统计，共为1431种，这些古籍大多散失，现存不足十分之一。因其所引者多为唐前古本，可用以互校今传之本而有可能纠订其误谬。远在宋代，周必大、彭叔夏校《文苑英华》，就已利用本书。至清代的校勘、辑佚学者治理先秦、两汉迄南北朝的古籍，就更广泛地运用这部类书而能深切理解其价值。和其他类书相比，此书在辑存文献的方法上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把"事"与"文"两条龙并成了一条龙，变更了类书的常规体制，也即事与文兼。这样做的最大好处，是大量保存了自汉至隋的词章名篇之功。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因称之为："所载诗文赋颂之属，多今世所无之文集。"故自晚明以来，冯惟讷辑《诗纪》、梅鼎祚辑《文纪》、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无不资以为宝山玉海。迨清嘉、道间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746卷，其取汲于本书的资料之多，几乎达到了顶点。 当然，此书在类目结构上也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四库全书总目》已经指出不少。另外，在引用资料方面，也有欠慎以致误的地方。
入宋以来，人们广泛利用此书，传世版本甚多。现存最好的本子是明季校书家冯舒细校的"代宋本"。1965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了汪绍楹先生整理校订的《艺文类聚》，用上海图书馆当时入藏的极为难得的绍兴刻本为底本，对勘明刻诸本，改正了宋本原刻的不少错脱衍讹之处，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个实用的本子。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以重版，改正了个别明显的断句失误之处，又编制了一个索引（包括人名和书名两部分），极便于读者检索查考。199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再次重印，成为现今通行的最好的版本。
《艺文类聚》是唐代开国初年由高祖李渊下令编修的，欧阳询主编，参与其事的还有裴矩、陈树达等人，武德七年（624）成书。此书分46部，每部又列子目727，全书约百余万言。 此书分类按目编次，故事在前，均注出处。所引诗文，均注时代。作者于题目，并按不同的文体，用"诗"、"赋"、"赞"、"箴"等字标明类别。所引用的古籍，据北京大学研究所在1923年所作的统计，共为1431种，这些古籍大多散失，现存不足十分之一。因其所引者多为唐前古本，可用以互校今传之本而有可能纠订其误谬。远在宋代，周必大、彭叔夏校《文苑英华》，就已利用本书。至清代的校勘、辑佚学者治理先秦、两汉迄南北朝的古籍，就更广泛地运用这部类书而能深切理解其价值。和其他类书相比，此书在辑存文献的方法上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把"事"与"文"两条龙并成了一条龙，变更了类书的常规体制，也即事与文兼。这样做的最大好处，是大量保存了自汉至隋的词章名篇之功。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因称之为："所载诗文赋颂之属，多今世所无之文集。"故自晚明以来，冯惟讷辑《诗纪》、梅鼎祚辑《文纪》、张溥辑《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无不资以为宝山玉海。迨清嘉、道间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746卷，其取汲于本书的资料之多，几乎达到了顶点。 当然，此书在类目结构上也存在着许多不足之处，《四库全书总目》已经指出不少。另外，在引用资料方面，也有欠慎以致误的地方。
入宋以来，人们广泛利用此书，传世版本甚多。现存最好的本子是明季校书家冯舒细校的"代宋本"。1965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了汪绍楹先生整理校订的《艺文类聚》，用上海图书馆当时入藏的极为难得的绍兴刻本为底本，对勘明刻诸本，改正了宋本原刻的不少错脱衍讹之处，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个实用的本子。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据以重版，改正了个别明显的断句失误之处，又编制了一个索引（包括人名和书名两部分），极便于读者检索查考。199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再次重印，成为现今通行的最好的版本。
中国古代类书。宋太宗命李昉等14人编辑，始于太平兴国二年(977)，成于八年(983)。初名《太平总类》，太宗按日阅览，改题此名。全书1000卷，分55部，每部之下又分若干子目，共4558类。以引证广博见称。据书前“图书纲目”所载，引用图书1690种，连同杂书、诗、赋、铭、箴等，引书实用 2579种(据近人马念祖考订，见《水经注等八种古籍引用书目汇编》)。所引用的古书十之七、八已失传，是保存古代佚书最为丰富的类书之一。此书体例是每条引证都先写书名，次录原文，按时间先后排列。不加己见。所采多为经史百家之言，小说和杂书引得很少。正文作大字，注文作双行小字，附于本句之下，较其他类书更为明晰。此书以《四部丛刊三编》的影印本为最好，1960年中华书局据此本重新印行。
此书是北宋前期官修"四大书"之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宋李昉等奉敕撰。以太平兴国二年受诏，至八年书成。初名《太平类编》，后改名为《太平御览》。宋敏求《春明退朝录》谓书成之后，太宗日览三卷，一岁而读周，故赐是名也。"
此书分50门，每门下又分若干子目，共4558个子目，子目下按时代先后排列资料，皆先具书名，次录原文。从研究唐代历史的角度看，此书的价值主要有：（1）可勾稽久已佚失的唐代史料，如《玄宗实录》、《开元录》、《唐杂制》、《唐职员令》、《两京新记》等，此书所征引者均可勾稽利用，清人就曾从此书中辑出《两京新记》佚文。又所引题为《旧唐书》、《唐书》的条文也很多，刘文淇就曾辑出这些条文为《旧唐书》逸文12卷，岑仲勉则认为是旧国史、实录之类，弥足珍贵。（2）因为此书类目全，资料多，可利用来研究唐代服饰、饮食、器物，往往一检即得。
此书版本：（1）南宋蜀刻残本分藏日本帝室图书寮、京都东福寺，另一南宋刻残本藏日本静嘉堂文库。（2）明万历周堂活字本，清嘉庆鲍崇城刻本，均欠善。嘉庆张海鹏刻本较善，但印本极罕见。日本文久（清咸丰时）喜多氏活字本，从南宋蜀刻本出，较善。（3）《四部丛刊三编》影印日本藏南宋蜀刻本，配静嘉堂文库藏南宋刻本及喜多氏活字本，1960年中华书局又缩印，最便使用。（4）原哈佛燕京学社出版有《太平御览引得》，系篇目引得和人名引得，极便于读者查检资料。
《太平御览》
1000卷，（宋）李坊等编。有1960年和近年中华书局影印本。
全书共分55部，再细分为4558个子目。涉及范围广，是现存类书中保存五代以前文献资料最多的一种。缺点在于类目有重复，讹误多。可结合使用 《太平御览引得》。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在一则启事上有“杀君马者道旁儿”之语，时人不解，刘叶秋先生根据 《太平御览》897卷，“马”类，找到问题的答案。《艺文类聚》93卷提供的资料是——“观者誉马之驰，骑者因鞭策不止，使马力竭而毙”。
此书是北宋前期官修"四大书"之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宋李昉等奉敕撰。以太平兴国二年受诏，至八年书成。初名《太平类编》，后改名为《太平御览》。宋敏求《春明退朝录》谓书成之后，太宗日览三卷，一岁而读周，故赐是名也。"
此书分50门，每门下又分若干子目，共4558个子目，子目下按时代先后排列资料，皆先具书名，次录原文。从研究唐代历史的角度看，此书的价值主要有：（1）可勾稽久已佚失的唐代史料，如《玄宗实录》、《开元录》、《唐杂制》、《唐职员令》、《两京新记》等，此书所征引者均可勾稽利用，清人就曾从此书中辑出《两京新记》佚文。又所引题为《旧唐书》、《唐书》的条文也很多，刘文淇就曾辑出这些条文为《旧唐书》逸文12卷，岑仲勉则认为是旧国史、实录之类，弥足珍贵。（2）因为此书类目全，资料多，可利用来研究唐代服饰、饮食、器物，往往一检即得。
此书版本：（1）南宋蜀刻残本分藏日本帝室图书寮、京都东福寺，另一南宋刻残本藏日本静嘉堂文库。（2）明万历周堂活字本，清嘉庆鲍崇城刻本，均欠善。嘉庆张海鹏刻本较善，但印本极罕见。日本文久（清咸丰时）喜多氏活字本，从南宋蜀刻本出，较善。（3）《四部丛刊三编》影印日本藏南宋蜀刻本，配静嘉堂文库藏南宋刻本及喜多氏活字本，1960年中华书局又缩印，最便使用。（4）原哈佛燕京学社出版有《太平御览引得》，系篇目引得和人名引得，极便于读者查检资料。
《太平御览》
1000卷，（宋）李坊等编。有1960年和近年中华书局影印本。
全书共分55部，再细分为4558个子目。涉及范围广，是现存类书中保存五代以前文献资料最多的一种。缺点在于类目有重复，讹误多。可结合使用 《太平御览引得》。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蔡元培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在一则启事上有“杀君马者道旁儿”之语，时人不解，刘叶秋先生根据 《太平御览》897卷，“马”类，找到问题的答案。《艺文类聚》93卷提供的资料是——“观者誉马之驰，骑者因鞭策不止，使马力竭而毙”。
《宋稗类钞》，小说笔记类丛书。作者是清初的李宗孔，一说是潘永因，共三十六卷，一说为八卷。
潘永因，字长吉，江苏常熟（今江苏省常熟市人），生卒年及生平均不可考。只知他是潘永元之弟。清康熙元年，因为清朝官吏借口通海而大肆逮捕无辜居民，借以敲诈，故而潘永因逃至平陵，埋头著书，编有《明稗类钞》，到康熙八年，即公元1669年，编成《宋稗类钞》八卷。
至于作者倒底是谁，目前无资料显示确凿无疑是谁，但相对倾向于潘永因的观点较占上风。本人才疏学浅，姑且并列二人，以俟名家考据出结果。不过我认为作者是谁并不是很重要的，关键还是看书的内容。
这本书的剪裁也有二种意见，《清史稿·艺文志》中载为八卷，而宣统三年上海藜光社刊行石印本为三十六卷，但二书内容基本一致，卷数不同，无关大局，为叙述方便，本文从八卷本进行探讨。
《宋稗类钞》，顾名思义，也就是汇集有关宋代的稗官野史，从中摘抄分类而辑成，一共分为十九门，最后一门为《搜遗》，乃将各种难以确定其归属的几条摘抄汇聚而成。其他各类分别是：卷一，包括《君范》、《符命》、《吏治》、《武备》、《遭际》、《异数》、《诛谪》共七类。专记历代宋帝治国方略、大臣升降擢黜，符命归属，以及名臣宿将文治武功等事，其中《符命》一类，鼓吹“帝王之典，盖有天定”。收集了五十二则福由命定、祸乃天谴的事例，说得神乎其神。如第十八则说：“边镐为谢灵运后身，故小字康乐。范淳夫为邓仲华后身，故名祖禹。张平子后身为蔡伯喈，邹阳后身为东坡居士，即其习气，似皆不诬也”。说得言之凿凿，其实乃荒诞之极。
卷二，包括《谗险》、《谄媚》、《科名》、《隐逸》、《躁竞》、《奢汰》、《叛逆》等七类，所述皆有宋一代，各种人情世故，性格怪异之谈。其中《奢汰》类第九记徽宗建艮岳事，篇幅较长，记载详细，尤其是各种美石，将其名一一道来，又述其位置、特点，堪称是一部宋代的园林资料实录。其后几则说得是建造艮岳时运输、采购石木的巨大浪费，可见“花石纲”为害之巨。
卷三包括《厚德》、《雅量》、《鉴识》、《才干》、《品行》、《忠义》、《贞烈》七类。历叙上自士大夫，下至百姓的各种优良品德、传闻轶事，以图褒扬忠直、奖掖节义。
卷四包括《家范》、《志尚》、《豪旷》、《放诞》、《权谲》、《颐养、；闲情》、《异禀》等八类，所记及宋代家庭与个人中处理家政，人情交往，各种性格人士地离奇之事等。如它说米芾在写信时，结尾署上“米元章再拜”后，就真得起身离座冲书信作两拜，果然是真名士，不风流处也风流。又说石曼卿谪贬海州时，使人拾桃核数斛。人们都不明白，不知这位傲士又有何奇行，谁知他却携带桃核，到山中，用弹弓向人迹不到处弹桃核，结果没有三年，山谷中就遍处桃花，人咸以为奇。今天看来，此可为“飞播造林”之始祖。而石曼卿之“磊落奇材”，也可籍此略窥其一斑，正所谓大手笔，不风流处造风流。
本卷还有许多传说和迷信，皆荒诞不经，如《异禀》郭中言“国初，文知州善啖。太祖赐犊，食尽。腰有声，疑其腹裂。明日问之，曰臣苦饥，以帛束之，昨赐饱，不觉帛断”。更有甚者，他还把一些权臣说成是妖精变化而成，如杨戬是个“大几充床、两目如金、光彩注射的”大虾蟆。盛勋是个“金鳞红鬣的大鲤鱼”。米芾是个能“呼风唤雨”的蟒精。让人不明白作者是从哪儿得到这些资料的。
卷五包括《文苑》、《博识》、《诗话》、《诗品》、《俪语》、《辞命》、《尚论》、《格言》等八类，专门谈文学方面的奇闻轶事，也著录一批有文才和善写作的文人。如《文苑》中谈到：梅询为翰林学士，一日书诏颇多，属思甚苦，忽见一老卒卧于日中，欠伸甚适，梅忽叹曰：“畅哉”，徐问之识字乎，答曰否，梅曰：“更快活”。反映有文化人的苦恼，和苏东坡的“人生忧患识字始”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更多的还是谈文学创作的技巧和意境，如文中说“作诗要健字撑拄，要活字斡旋，“颇有见解。又举“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为例说明之。入、归皆撑柱也，有此，则全句澹然不俗。又如欧阳修说其“三上”惟文。该卷《俪语》类中，所记皆对联或对仗之句，往往说出其来源和好处、使人明白和理解其中奥妙。对句为古代文人学士初习必修的课程，既是入学的门径，又能显出其人才思之敏捷、学习之浅深。故而人们都很喜欢它，甚至在南宋末年，亡命海上时，仍能写出“虽鸟兽之迹，不无交于中国之时，然马牛其风，何尝及诸南海之远”。其文亦庄亦谐，颇为可观。通过作者对宋代俪语的集录，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宋代的文风、才子、佳作。很有裨益。
卷六包括《箴规》、《称誊》、《诋毁》、《诙谐》、《纰缪》、《尤悔》、《伤逝》等七类，为记言之作，专门讲述宋代的名人名言。其《诙谐》一卷可称得上一个笑话小集，很耐寻味，且琢摩越久、意味越深，并非一笑了之。如文中石中立观狮，闻日给羊肉十五斤。有的大臣感叹道“吾辈忝于郎曹，乃不及一兽”。石中立乃说：“汝何不知分，吾等员外郎，敢望园中狮乎”。满座绝倒。又如丁晋公被贬崖州参军后还乡，与人谈论天下何处地望最为雄盛，丁说“崖州”，众人不解何以偏处海角天涯的崖州地望最盛，丁说：“宰相只作彼州司户参军，他州何可及”。一句小戏谑话，就把宋代统治者的无情寡义揭露得淋漓尽致而又不露丝毫怨枉之色。
《卷七》和《卷八》为记录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以及草木虫蛇，古玩书画的内容。如《宗乘》、《道教》、《报应》、《神鬼》、《怪异》、《工艺》、《饮食》、《古玩》、《八法》、《丹青》、《草木》、《鸟兽》、《搜遗》等共十五类。是资料最丰富也是最宝贵的，是一部研究宋代社会科学技术发展、自然环境变迁的原始资料。如叙述著名建筑工艺师喻皓、天文学家张思训等。喻皓所造开宝寺塔是著名的斜塔，比意大利比萨斜塔早上百年，更重要的是比萨斜塔乃造作不良所致、而开宝寺塔乃有意造斜以御海风，二者不可同日而语。张思训造上浑仪，巧夺天工，比前代更为巧捷。这些都反映出我国宋代科技之发达，西洋人远远望尘莫及。
宋代金石学开始兴起，一大批金石学家和著作涌现。《宋稗类钞》中也有大量篇幅描写这方面事情，其《古玩》类，叙事简明扼要而不失其精髓，所谈如何辩别古代青铜和陶瓷，分类详细、特征叙述清晰，列举古代青铜器纹饰竟达四十余种，可见当时金石之学发展已达很高境界，就是在今天对鉴定古玩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宋代书法也极一时之盛，上自帝王，下至百姓，无不喜欢玩笔弄墨。因而特辟《八法》一类记载。所谈大都是书法要诀和一些著名书法家谈用笔，苏黄米蔡一个不少。又辟《丹青》一类。记宋代，主要是北宋画师的成就，其中有一篇专门讲述自唐至宋各种画派流传、发展的历史及其特点，并摘录了唐代彦远所著《历代名画记》中《论画六法》、《论画体工用拓写》二文之精华和宋代郭若虚著《图画见闻志》中《论制作楷模》、《论气韵非师》、《论用笔得失》等三文。其他诸如邓椿的《画继》，米芾《画史》等也多用征引，内容异常丰富，可说集中了唐宋两代绘画艺术总结的大成，其资料性和学术性都很可观。
《草木》和《鸟兽》二类记有植物栽培技术，如嫁接、移种等，尤其对花卉、果木的品种、习性有详细记述。是宋代园林技术的全部反映。还记有各种动物的一些传奇，甚至近似于迷信，如彭蠡小龙护船，神异骏马替主报仇等，不可取。综观该书，内容绝大部分是关于人事的、涵盖极为广泛，诸如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日常生活等无所不见。其来源是各种稗官野史，但作者并不一昧追求奇异，而是将各种有助于后人了解先贤事迹、洞察人情世态的材料、典政，汇聚在一起，让后人作为一种谈资和陶冶性情的砥砺。因此该书并不注重史料的真实可靠性，有的甚至是道听途说的。加上作者没有注明资料的出处，因而大大影响了其书的流传。清人作学问讲究寻章摘句，无一句一字无出处，除此而外还讲究“例不十法不立、孤例不立”。
对于《宋稗类钞》这样的汇编往往不屑一顾。该书的编排序次以及分门别类明显地受《世说新语》的影响，比如《谗险》、《雅量》、《伤逝》等分类就与《世说新语》一模一样。其文风也受《世说》影响，追求清淡隽永，有时未免辞不达意，甚至会因为单纯追求文辞优美而擅改史实。再加上该书内容多为常见之事，少有僻书逸典，因而资料价值本身就不为人所重视，只能供人采摭类事，以为宴淡之资。同时在文中也有一些采摭不当，致使体例上屡有窜误，阅读时要认真对待。如在卷四《异数订》中所记卢延让之事发生于唐末，距宋尚隔五代：卷三《武备门》中邓弼之事却下逮唐代，更有甚者，卷五《谄媚门》中所记徐学诗弹骇奸相严嵩事乃明中叶发生，如此不严整，可能是作者审校不严所致，当然，以一人之力从事如此浩繁的工作，难免要有这样那样的疏漏。
此书在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被列为禁书。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宋代史事难免要涉及女真族和宋金之战，必将触动清代统治者讳饰其祖先的敏感神经。另一方面，清代禁止私史流传，特别是各种稗官野史，所禁尤其严厉。因而《宋稗类钞》也难逃厄运。据说，此文所以出现二个作者，混淆不清的原因，也是此次毁禁所致。
但事情往往总是物极必反，越是严禁的东西反而流传广，《宋稗类钞》也是如此，今天则更加易得，书目文献出版社将其标点排印（点校者是刘卓英先生），十分方便读者查询、阅读。只不过该书将作者直接定为潘永因，省了不少口舌。
潘永因，字长吉，江苏常熟（今江苏省常熟市人），生卒年及生平均不可考。只知他是潘永元之弟。清康熙元年，因为清朝官吏借口通海而大肆逮捕无辜居民，借以敲诈，故而潘永因逃至平陵，埋头著书，编有《明稗类钞》，到康熙八年，即公元1669年，编成《宋稗类钞》八卷。
至于作者倒底是谁，目前无资料显示确凿无疑是谁，但相对倾向于潘永因的观点较占上风。本人才疏学浅，姑且并列二人，以俟名家考据出结果。不过我认为作者是谁并不是很重要的，关键还是看书的内容。
这本书的剪裁也有二种意见，《清史稿·艺文志》中载为八卷，而宣统三年上海藜光社刊行石印本为三十六卷，但二书内容基本一致，卷数不同，无关大局，为叙述方便，本文从八卷本进行探讨。
《宋稗类钞》，顾名思义，也就是汇集有关宋代的稗官野史，从中摘抄分类而辑成，一共分为十九门，最后一门为《搜遗》，乃将各种难以确定其归属的几条摘抄汇聚而成。其他各类分别是：卷一，包括《君范》、《符命》、《吏治》、《武备》、《遭际》、《异数》、《诛谪》共七类。专记历代宋帝治国方略、大臣升降擢黜，符命归属，以及名臣宿将文治武功等事，其中《符命》一类，鼓吹“帝王之典，盖有天定”。收集了五十二则福由命定、祸乃天谴的事例，说得神乎其神。如第十八则说：“边镐为谢灵运后身，故小字康乐。范淳夫为邓仲华后身，故名祖禹。张平子后身为蔡伯喈，邹阳后身为东坡居士，即其习气，似皆不诬也”。说得言之凿凿，其实乃荒诞之极。
卷二，包括《谗险》、《谄媚》、《科名》、《隐逸》、《躁竞》、《奢汰》、《叛逆》等七类，所述皆有宋一代，各种人情世故，性格怪异之谈。其中《奢汰》类第九记徽宗建艮岳事，篇幅较长，记载详细，尤其是各种美石，将其名一一道来，又述其位置、特点，堪称是一部宋代的园林资料实录。其后几则说得是建造艮岳时运输、采购石木的巨大浪费，可见“花石纲”为害之巨。
卷三包括《厚德》、《雅量》、《鉴识》、《才干》、《品行》、《忠义》、《贞烈》七类。历叙上自士大夫，下至百姓的各种优良品德、传闻轶事，以图褒扬忠直、奖掖节义。
卷四包括《家范》、《志尚》、《豪旷》、《放诞》、《权谲》、《颐养、；闲情》、《异禀》等八类，所记及宋代家庭与个人中处理家政，人情交往，各种性格人士地离奇之事等。如它说米芾在写信时，结尾署上“米元章再拜”后，就真得起身离座冲书信作两拜，果然是真名士，不风流处也风流。又说石曼卿谪贬海州时，使人拾桃核数斛。人们都不明白，不知这位傲士又有何奇行，谁知他却携带桃核，到山中，用弹弓向人迹不到处弹桃核，结果没有三年，山谷中就遍处桃花，人咸以为奇。今天看来，此可为“飞播造林”之始祖。而石曼卿之“磊落奇材”，也可籍此略窥其一斑，正所谓大手笔，不风流处造风流。
本卷还有许多传说和迷信，皆荒诞不经，如《异禀》郭中言“国初，文知州善啖。太祖赐犊，食尽。腰有声，疑其腹裂。明日问之，曰臣苦饥，以帛束之，昨赐饱，不觉帛断”。更有甚者，他还把一些权臣说成是妖精变化而成，如杨戬是个“大几充床、两目如金、光彩注射的”大虾蟆。盛勋是个“金鳞红鬣的大鲤鱼”。米芾是个能“呼风唤雨”的蟒精。让人不明白作者是从哪儿得到这些资料的。
卷五包括《文苑》、《博识》、《诗话》、《诗品》、《俪语》、《辞命》、《尚论》、《格言》等八类，专门谈文学方面的奇闻轶事，也著录一批有文才和善写作的文人。如《文苑》中谈到：梅询为翰林学士，一日书诏颇多，属思甚苦，忽见一老卒卧于日中，欠伸甚适，梅忽叹曰：“畅哉”，徐问之识字乎，答曰否，梅曰：“更快活”。反映有文化人的苦恼，和苏东坡的“人生忧患识字始”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更多的还是谈文学创作的技巧和意境，如文中说“作诗要健字撑拄，要活字斡旋，“颇有见解。又举“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为例说明之。入、归皆撑柱也，有此，则全句澹然不俗。又如欧阳修说其“三上”惟文。该卷《俪语》类中，所记皆对联或对仗之句，往往说出其来源和好处、使人明白和理解其中奥妙。对句为古代文人学士初习必修的课程，既是入学的门径，又能显出其人才思之敏捷、学习之浅深。故而人们都很喜欢它，甚至在南宋末年，亡命海上时，仍能写出“虽鸟兽之迹，不无交于中国之时，然马牛其风，何尝及诸南海之远”。其文亦庄亦谐，颇为可观。通过作者对宋代俪语的集录，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宋代的文风、才子、佳作。很有裨益。
卷六包括《箴规》、《称誊》、《诋毁》、《诙谐》、《纰缪》、《尤悔》、《伤逝》等七类，为记言之作，专门讲述宋代的名人名言。其《诙谐》一卷可称得上一个笑话小集，很耐寻味，且琢摩越久、意味越深，并非一笑了之。如文中石中立观狮，闻日给羊肉十五斤。有的大臣感叹道“吾辈忝于郎曹，乃不及一兽”。石中立乃说：“汝何不知分，吾等员外郎，敢望园中狮乎”。满座绝倒。又如丁晋公被贬崖州参军后还乡，与人谈论天下何处地望最为雄盛，丁说“崖州”，众人不解何以偏处海角天涯的崖州地望最盛，丁说：“宰相只作彼州司户参军，他州何可及”。一句小戏谑话，就把宋代统治者的无情寡义揭露得淋漓尽致而又不露丝毫怨枉之色。
《卷七》和《卷八》为记录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以及草木虫蛇，古玩书画的内容。如《宗乘》、《道教》、《报应》、《神鬼》、《怪异》、《工艺》、《饮食》、《古玩》、《八法》、《丹青》、《草木》、《鸟兽》、《搜遗》等共十五类。是资料最丰富也是最宝贵的，是一部研究宋代社会科学技术发展、自然环境变迁的原始资料。如叙述著名建筑工艺师喻皓、天文学家张思训等。喻皓所造开宝寺塔是著名的斜塔，比意大利比萨斜塔早上百年，更重要的是比萨斜塔乃造作不良所致、而开宝寺塔乃有意造斜以御海风，二者不可同日而语。张思训造上浑仪，巧夺天工，比前代更为巧捷。这些都反映出我国宋代科技之发达，西洋人远远望尘莫及。
宋代金石学开始兴起，一大批金石学家和著作涌现。《宋稗类钞》中也有大量篇幅描写这方面事情，其《古玩》类，叙事简明扼要而不失其精髓，所谈如何辩别古代青铜和陶瓷，分类详细、特征叙述清晰，列举古代青铜器纹饰竟达四十余种，可见当时金石之学发展已达很高境界，就是在今天对鉴定古玩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宋代书法也极一时之盛，上自帝王，下至百姓，无不喜欢玩笔弄墨。因而特辟《八法》一类记载。所谈大都是书法要诀和一些著名书法家谈用笔，苏黄米蔡一个不少。又辟《丹青》一类。记宋代，主要是北宋画师的成就，其中有一篇专门讲述自唐至宋各种画派流传、发展的历史及其特点，并摘录了唐代彦远所著《历代名画记》中《论画六法》、《论画体工用拓写》二文之精华和宋代郭若虚著《图画见闻志》中《论制作楷模》、《论气韵非师》、《论用笔得失》等三文。其他诸如邓椿的《画继》，米芾《画史》等也多用征引，内容异常丰富，可说集中了唐宋两代绘画艺术总结的大成，其资料性和学术性都很可观。
《草木》和《鸟兽》二类记有植物栽培技术，如嫁接、移种等，尤其对花卉、果木的品种、习性有详细记述。是宋代园林技术的全部反映。还记有各种动物的一些传奇，甚至近似于迷信，如彭蠡小龙护船，神异骏马替主报仇等，不可取。综观该书，内容绝大部分是关于人事的、涵盖极为广泛，诸如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日常生活等无所不见。其来源是各种稗官野史，但作者并不一昧追求奇异，而是将各种有助于后人了解先贤事迹、洞察人情世态的材料、典政，汇聚在一起，让后人作为一种谈资和陶冶性情的砥砺。因此该书并不注重史料的真实可靠性，有的甚至是道听途说的。加上作者没有注明资料的出处，因而大大影响了其书的流传。清人作学问讲究寻章摘句，无一句一字无出处，除此而外还讲究“例不十法不立、孤例不立”。
对于《宋稗类钞》这样的汇编往往不屑一顾。该书的编排序次以及分门别类明显地受《世说新语》的影响，比如《谗险》、《雅量》、《伤逝》等分类就与《世说新语》一模一样。其文风也受《世说》影响，追求清淡隽永，有时未免辞不达意，甚至会因为单纯追求文辞优美而擅改史实。再加上该书内容多为常见之事，少有僻书逸典，因而资料价值本身就不为人所重视，只能供人采摭类事，以为宴淡之资。同时在文中也有一些采摭不当，致使体例上屡有窜误，阅读时要认真对待。如在卷四《异数订》中所记卢延让之事发生于唐末，距宋尚隔五代：卷三《武备门》中邓弼之事却下逮唐代，更有甚者，卷五《谄媚门》中所记徐学诗弹骇奸相严嵩事乃明中叶发生，如此不严整，可能是作者审校不严所致，当然，以一人之力从事如此浩繁的工作，难免要有这样那样的疏漏。
此书在清乾隆年间修《四库全书》时，被列为禁书。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宋代史事难免要涉及女真族和宋金之战，必将触动清代统治者讳饰其祖先的敏感神经。另一方面，清代禁止私史流传，特别是各种稗官野史，所禁尤其严厉。因而《宋稗类钞》也难逃厄运。据说，此文所以出现二个作者，混淆不清的原因，也是此次毁禁所致。
但事情往往总是物极必反，越是严禁的东西反而流传广，《宋稗类钞》也是如此，今天则更加易得，书目文献出版社将其标点排印（点校者是刘卓英先生），十分方便读者查询、阅读。只不过该书将作者直接定为潘永因，省了不少口舌。
《七修类稿》五十一卷，《续稿》七卷，明郎瑛撰写的一部重要笔记。
全书按类编排，分天地、国事、义理、辩证、诗文、事物、奇谑等七类。涉及一当朝及前朝史事掌故，一社会风俗及琐闻，一艺文及学术考辨。四库入存目。李慈铭评曰：“此书引证颇广，当时杨升庵已屡引其说，然识见殊卑，笔亦冗拙，时有村学究气，论诗文尤可笑，其浩博则不可没也。”然以其谈当时事多，治明史者必读，予每见前人书中引用，因求其书数年，今始得而读也。
有“内官冠帽”一则极可笑：今太监之冠帽即高丽王之制也。闻国初高丽未服，太祖令内侍戴之，而给使令于高丽使者之前。使归，举国降。又记事荒诞者颇多，如 “天子动与天合”条：尝闻南京国子监将成，高祖空中望之曰：“似蜈蚣形。”他日奏监中多蜈蚣，不可居，遂命左首山可唤为鸡鸣，必能食蜈蚣也，已而果无。又尝命刘三吾图所居山水来看，图上，太祖笑曰：“何用许多？”到突兀处俱以笔抹之，无何其山一夕为雷所震，突兀处悉平如前。类如此者甚多。
现存明嘉靖刻本、清乾隆四十年(1775)耕烟草堂刊本等。点校本上海书店、中华书局、文化艺术出版社等
七修类稿 五十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出《四库总目提要》
明郎瑛撰。瑛字仁宝，仁和人。是编乃其笔记，凡分天地、国事、义理、辨证、诗文、事物、奇谑七门。所载如杭州宋官署考，则咸淳《临安志》及西湖各志所未详。又纪明初进茶有探春、先次春、紫笋诸名，及漕河开凿工程，皆明《会典》及《明史》诸志所未及，亦间有足资考证者。然采掇庞杂，又往往不详检出处，故踳谬者不一而足。如以宋李建中为南唐人，谓谢无逸以蝴蝶诗得名，後李商隐袭其义，则以唐人而蹈袭宋人。引武林女子金丽卿诗梅边柳外识林苏句，讥其不能守礼，出则拥蔽其面，皆极为王士祯所诋斥，见於《香祖笔记》中。此外如纪杨维桢为明太祖所召，托疾固辞，作诗缢死，则全无事实。桓温妻吾见犹怜之语，不知为李势妹而但云温娶妾甚都，则失之耳目之前。至周公恐惧流言曰，王莽谦恭下士时一诗，以为不知姓名，必宋人所作，则并《白居易集》而亦忘之。盖明人著书卤莽，往往如此。书中极诋《说郛》、《辍耕录》，然此编实出此二书，下所谓人苦不自知也。
全书按类编排，分天地、国事、义理、辩证、诗文、事物、奇谑等七类。涉及一当朝及前朝史事掌故，一社会风俗及琐闻，一艺文及学术考辨。四库入存目。李慈铭评曰：“此书引证颇广，当时杨升庵已屡引其说，然识见殊卑，笔亦冗拙，时有村学究气，论诗文尤可笑，其浩博则不可没也。”然以其谈当时事多，治明史者必读，予每见前人书中引用，因求其书数年，今始得而读也。
有“内官冠帽”一则极可笑：今太监之冠帽即高丽王之制也。闻国初高丽未服，太祖令内侍戴之，而给使令于高丽使者之前。使归，举国降。又记事荒诞者颇多，如 “天子动与天合”条：尝闻南京国子监将成，高祖空中望之曰：“似蜈蚣形。”他日奏监中多蜈蚣，不可居，遂命左首山可唤为鸡鸣，必能食蜈蚣也，已而果无。又尝命刘三吾图所居山水来看，图上，太祖笑曰：“何用许多？”到突兀处俱以笔抹之，无何其山一夕为雷所震，突兀处悉平如前。类如此者甚多。
现存明嘉靖刻本、清乾隆四十年(1775)耕烟草堂刊本等。点校本上海书店、中华书局、文化艺术出版社等
七修类稿 五十一卷（江西巡抚采进本） ----出《四库总目提要》
明郎瑛撰。瑛字仁宝，仁和人。是编乃其笔记，凡分天地、国事、义理、辨证、诗文、事物、奇谑七门。所载如杭州宋官署考，则咸淳《临安志》及西湖各志所未详。又纪明初进茶有探春、先次春、紫笋诸名，及漕河开凿工程，皆明《会典》及《明史》诸志所未及，亦间有足资考证者。然采掇庞杂，又往往不详检出处，故踳谬者不一而足。如以宋李建中为南唐人，谓谢无逸以蝴蝶诗得名，後李商隐袭其义，则以唐人而蹈袭宋人。引武林女子金丽卿诗梅边柳外识林苏句，讥其不能守礼，出则拥蔽其面，皆极为王士祯所诋斥，见於《香祖笔记》中。此外如纪杨维桢为明太祖所召，托疾固辞，作诗缢死，则全无事实。桓温妻吾见犹怜之语，不知为李势妹而但云温娶妾甚都，则失之耳目之前。至周公恐惧流言曰，王莽谦恭下士时一诗，以为不知姓名，必宋人所作，则并《白居易集》而亦忘之。盖明人著书卤莽，往往如此。书中极诋《说郛》、《辍耕录》，然此编实出此二书，下所谓人苦不自知也。
《七修续稿》为《七修类稿》续本，明代郎瑛所作。书中对天地、国事、义理、辩正、诗文、事物、奇谑等方面做了一定补充。
北宋四大部书之一，史学类书。景德二年（1005），宋真宗赵恒命王钦若、杨亿、孙■等十八人一同编修历代君臣事迹。采摭铨择了经、史、《国语》、《管子》、《孟子》、《韩非子》、《淮南子》、《晏子春秋》、《吕氏春秋》、《韩诗外传》和历代类书、《修文殿御览》，分类编纂。用编年体和列传体相结合，共勒成一千一百零四门。门有小序，述其指归。分为帝王、闰位、僭伪、列国君、储宫、宗室、外戚、宰辅、将帅、台省、邦计、宪官、谏诤、词臣、国史、掌礼、学校、刑法、卿监、环卫、铨选、贡举、奉使、内臣、牧守、令长、宫臣、幕府、陪臣、总录、外臣等三十一部。部有总序，言其经制。历八年成书，总计有一千卷，诏题名《册府元龟》。“册府”是帝王藏书的地方，“元龟”是大龟，古代用以占卜国家大事。意即作为后世帝王治国理政的借鉴。由于该书征引繁富，也成为后世文人学士，运用典故，引据考证的一部重要参考资料。其中唐、五代史事部分，是《册府元龟》的精华所在，不少史料为该书所仅见，即使与正史重复者，亦有校勘价值。
《册府元龟》北宋本已无前帙，南宋本仅存八卷，明钞本舛错颇多，至不能句读。
陆心源藏有北宋残本四百八十三卷，与崇祯本校勘，将宋本多出页数、条数撰成《<册府元龟>题跋》，后其书流入日本静嘉堂。张元济东渡访书，向静嘉堂借照四百四十四卷，又向国内藏书家借照一百零六卷，共五百五十卷。傅增湘据照相毛样校于崇祯本上，该书藏于北京图书馆。1960年中华书局影印崇祯本，据陆心源跋所载，将宋本多出的页数、条数、校于每卷之后，即今通行本。
《册府元龟》
1000卷，（宋）王钦若、杨亿等编。有中华书局1960年、1985年影印本。
该书特点在于：取材一正史为主，间及经书、子书，小说、杂书一律不收；类目以人物、事类为中心，不及其余；专收上古——五代的君臣事迹，尤重唐、五代。
全书分帝王、将帅、学校、刑法等31部，每部下又分门，共1104门。每部前有“总序”、门前有“小序”，属概述性质，对于了解有关内容有所帮助。
参考书目
陈垣：《影印明本册府元龟序》，《册府元龟》，中华书局，北京，1960。
（胡文楷）
《册府元龟》北宋本已无前帙，南宋本仅存八卷，明钞本舛错颇多，至不能句读。
陆心源藏有北宋残本四百八十三卷，与崇祯本校勘，将宋本多出页数、条数撰成《<册府元龟>题跋》，后其书流入日本静嘉堂。张元济东渡访书，向静嘉堂借照四百四十四卷，又向国内藏书家借照一百零六卷，共五百五十卷。傅增湘据照相毛样校于崇祯本上，该书藏于北京图书馆。1960年中华书局影印崇祯本，据陆心源跋所载，将宋本多出的页数、条数、校于每卷之后，即今通行本。
《册府元龟》
1000卷，（宋）王钦若、杨亿等编。有中华书局1960年、1985年影印本。
该书特点在于：取材一正史为主，间及经书、子书，小说、杂书一律不收；类目以人物、事类为中心，不及其余；专收上古——五代的君臣事迹，尤重唐、五代。
全书分帝王、将帅、学校、刑法等31部，每部下又分门，共1104门。每部前有“总序”、门前有“小序”，属概述性质，对于了解有关内容有所帮助。
参考书目
陈垣：《影印明本册府元龟序》，《册府元龟》，中华书局，北京，1960。
（胡文楷）
《清稗类钞》是关于清代掌故遗闻的汇编。从清人、近人的文集、笔记、札记、报章、说部中，广搜博采，仿清人潘永因《宋稗类钞》体例，编辑而成。记载之事，上起顺治、康熙，下迄光绪、宣统。全书分九十二类，一万三千五百馀条。书中涉及内容极其广泛，举凡军国大事、典章制度、社会经济、学术文化、名臣硕儒、疾病灾害、盗贼流氓、民情风俗、古迹名胜，几乎无所不有。编者态度比较严肃，许多资料可补正史之不足，特别是关于社会经济、下层社会、民情风俗的资料，对于研究清代社会历史，很有参考价值。全书事以类分，类以年次，分类详细，纲目明晰，颇便查阅。文字简约，清畅可读。
《清稗类钞》是清末民初徐珂编撰。汇辑野史和当时新闻报刊中关于有清一代的朝野遗闻、以及社会经济、学术、文化的事迹，时间上至顺治下至宣统，间有上溯天命、天聪、崇德者。本书分门别类，按事情的性质、年代先后，以事类从，共有九十二类一万三千余条，记载较为完备。既有稗于遗闻，也可以资为谈助，对研究清代历史的学者有重要参考价值，对普通读者而言亦具备相当的阅读价值。
徐珂（１８６９～１９２８）珂原名昌，字仲可，别署中可、仲玉。浙江杭县（今杭州）人。光绪举人，为《辞源》编辑之一。著述甚多，除《清稗类钞》外，还有《国难稗钞》、《晚清祸乱稗史》、《小自立斋文》、《康居笔记》、《可言》、《岁时景物日咏大全》、《佛说阿弥陀经会要》、《历代白话诗选》、《古今词选集评》、《清词选集评》、《天苏阁丛刊》初集、二集等十馀种。
稗 bài
一年生草本植物，长在稻田里或低湿的地方，形状像稻，是稻田的害草。果实可酿酒、做饲料。
喻微小的，琐碎的：～官（古代的一种小官，专给帝王述说街谈巷议、市井传闻。后泛称记载轶闻琐事的文字为“～～野史”）。～史（记载轶闻琐事的书）。
钞 chāo
文学作品等经过选录而成的集子 如:《北堂书钞》、《章太炎文钞》
《清稗类钞》是清末民初徐珂编撰。汇辑野史和当时新闻报刊中关于有清一代的朝野遗闻、以及社会经济、学术、文化的事迹，时间上至顺治下至宣统，间有上溯天命、天聪、崇德者。本书分门别类，按事情的性质、年代先后，以事类从，共有九十二类一万三千余条，记载较为完备。既有稗于遗闻，也可以资为谈助，对研究清代历史的学者有重要参考价值，对普通读者而言亦具备相当的阅读价值。
徐珂（１８６９～１９２８）珂原名昌，字仲可，别署中可、仲玉。浙江杭县（今杭州）人。光绪举人，为《辞源》编辑之一。著述甚多，除《清稗类钞》外，还有《国难稗钞》、《晚清祸乱稗史》、《小自立斋文》、《康居笔记》、《可言》、《岁时景物日咏大全》、《佛说阿弥陀经会要》、《历代白话诗选》、《古今词选集评》、《清词选集评》、《天苏阁丛刊》初集、二集等十馀种。
稗 bài
一年生草本植物，长在稻田里或低湿的地方，形状像稻，是稻田的害草。果实可酿酒、做饲料。
喻微小的，琐碎的：～官（古代的一种小官，专给帝王述说街谈巷议、市井传闻。后泛称记载轶闻琐事的文字为“～～野史”）。～史（记载轶闻琐事的书）。
钞 chāo
文学作品等经过选录而成的集子 如:《北堂书钞》、《章太炎文钞》
清永瑢、纪昀主编。编纂《四书全书》时，将“著录书、“存目书”逐一撰写提要，于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汇编成此书，二百卷。收录古籍计一万零二百八十九种，是内容丰富、较系统的研究古典文献的重要工具书、解题式书目的代表作。为便于翻检，次年另编《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不收存目书，提要从简。中华书局一九六五年新印《四库全书总目》
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160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馆征书，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历时7年，共征集图书12237种；然后由四库馆臣对内府藏书以及从各地征集的图书进行校订，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其中，应抄、应刻之书被认为是合格的著作，被收入《四库全书》，而应存之书则不能收入《四库全书》，仅仅是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存目。《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收入图书 3457种，凡79070卷，装订成36000余册，6752函。成为中国历史上卷帙最多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的编纂抄写历时10余年，共抄出7部，全书底本藏于翰林院，第一部抄本藏于文渊阁，其他六部分别藏于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热河文津阁，是为北四阁；镇江金山文宗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杭州西湖文澜阁，是为南三阁。
当乾隆帝下诏开馆征书时，他已是63岁高龄的老皇帝了，这项浩大的工程能否在他有生之年完成，他自己也没有把握。用他自己的话说 “朕临御已三十馀年，亦望望岁矣，斯事体大物博，时略嫌迟”，于是乾隆帝便有了依照全书体例，另编一套卷帙较少的丛书的想法。同年五月初一，乾隆帝颁下谕旨，以全书卷帙浩如烟海，不易检索为由，命在《四库全书》中“撷其菁华，缮为荟要，其篇式一如全书之例。”随后，便另外设立了《钦定四库全书荟要》修书处。至乾隆四十三年，《钦定四库全书荟要》第一部缮写完毕，保存在坤宁宫后御花园内的摛藻堂。两年以后又缮出第二部，存于长春园味腴书屋。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焚圆明园，味腴书屋所藏《荟要》被焚毁。藏于摛藻堂的《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则成为世间孤本。庚子事变，八国联军进北京，京城再遭劫掠，《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或存或亡竟至毫无消息。
1924年，北洋政府组织清室善后委员会，负责接收清点清廷文物图书，清点过程中，在故宫内发现了与其他字画杂物放置在一起的《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所幸该书不仅完整无缺，而且触手如新。在战乱频仍的年代，这部世间孤本竟得以保存下来，可谓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幸事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民党政府把《钦定四库全书荟要》连同故宫文物运至西南，全国解放前夕，又把《荟要》运到台湾。1985年，台湾世界书局将此书影印出版，精装十六开本，共500册由于《钦定四库全书荟要》的编纂宗旨不似《四库全书》那样面向民间，而仅供皇帝御览，所以，《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有着《四库全书》无法与之相匹的特点。
清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160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从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开馆征书，至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历时7年，共征集图书12237种；然后由四库馆臣对内府藏书以及从各地征集的图书进行校订，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其中，应抄、应刻之书被认为是合格的著作，被收入《四库全书》，而应存之书则不能收入《四库全书》，仅仅是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存目。《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收入图书 3457种，凡79070卷，装订成36000余册，6752函。成为中国历史上卷帙最多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的编纂抄写历时10余年，共抄出7部，全书底本藏于翰林院，第一部抄本藏于文渊阁，其他六部分别藏于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热河文津阁，是为北四阁；镇江金山文宗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杭州西湖文澜阁，是为南三阁。
当乾隆帝下诏开馆征书时，他已是63岁高龄的老皇帝了，这项浩大的工程能否在他有生之年完成，他自己也没有把握。用他自己的话说 “朕临御已三十馀年，亦望望岁矣，斯事体大物博，时略嫌迟”，于是乾隆帝便有了依照全书体例，另编一套卷帙较少的丛书的想法。同年五月初一，乾隆帝颁下谕旨，以全书卷帙浩如烟海，不易检索为由，命在《四库全书》中“撷其菁华，缮为荟要，其篇式一如全书之例。”随后，便另外设立了《钦定四库全书荟要》修书处。至乾隆四十三年，《钦定四库全书荟要》第一部缮写完毕，保存在坤宁宫后御花园内的摛藻堂。两年以后又缮出第二部，存于长春园味腴书屋。
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陷北京，焚圆明园，味腴书屋所藏《荟要》被焚毁。藏于摛藻堂的《钦定四库全书荟要》则成为世间孤本。庚子事变，八国联军进北京，京城再遭劫掠，《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或存或亡竟至毫无消息。
1924年，北洋政府组织清室善后委员会，负责接收清点清廷文物图书，清点过程中，在故宫内发现了与其他字画杂物放置在一起的《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所幸该书不仅完整无缺，而且触手如新。在战乱频仍的年代，这部世间孤本竟得以保存下来，可谓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大幸事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民党政府把《钦定四库全书荟要》连同故宫文物运至西南，全国解放前夕，又把《荟要》运到台湾。1985年，台湾世界书局将此书影印出版，精装十六开本，共500册由于《钦定四库全书荟要》的编纂宗旨不似《四库全书》那样面向民间，而仅供皇帝御览，所以，《钦定四库全书荟要》有着《四库全书》无法与之相匹的特点。
《永乐大典》初名《文献大成》。明永乐元年（1403年）七月，明成祖朱棣命解缙、姚广孝、王景、邹辑等人纂修大型类书，永乐二年（1404年）十一月编成《文献大成》。
《永乐大典》是我国古代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收录入《永乐大典》的图书均未删未改，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
《永乐大典》收录古代重要典籍至七八千种之多，上至先秦，下达明初，这在当时真可以说是“包括宇宙之广大，统会古今之异同”。宋元以前的佚文秘典，多得藉以保存流传。收录的内容包括：经、史、子、集、释庄、道经、戏剧、平话、工技、农艺、医卜、文学等，无所不包。所辑录书籍，一字不易，悉照原著整部、整篇、或整段分别编入，这就更加提高了保存资料的文献价值。全书体例“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检索非常方便。
《永乐大典》是我国古代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全书正文22877 卷，凡例和目录60卷，装成11095册，总字数约3.7亿字。书中保存了我国上自先秦，宋元以后的佚文秘典，下迄明初的各种典籍资料达8000余种，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
解缙（1369－1415年），字大绅，江西吉水人。明著名作家。
姚广孝（1335～1418），法名道衍，字斯道，自号逃虚子。苏州人。元末明初政治家、高僧。
王景（约公元30年-85年左右），字仲通，乐浪郡诌邯(今朝鲜平壤西北)人。东汉时期著名的水利工程专家。
收藏单位
《永乐大典》残本星散于世界各地公私藏家之手，目前散落在8个国家的30多个单位和个人手中，大约400册，800余卷。单位有：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台湾中央图书馆、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日本国会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日本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日本三理图书馆、日本静培堂文库、日本斯道文训、日本大阪府立图书馆、日本武田长兵卫、日本石黑传六、日本小川广己、英国图书馆、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英国伦敦大学东方语言学校、英国剑桥大学、英国马登、德国汉堡大学图书馆、德国科隆大学图书馆、德国柏林人种博物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美国康奈大学、美国波士顿图书馆、越南河内法国远东学院、韩国旧京李王职文库等。中国国家图书馆拥有221册（包括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60册），居世界各处收藏之首。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永乐大典》加起来，不到原书的百分之四！
收集典籍种类
《永乐大典》收录古代重要典籍至七八千种之多，上至先秦，下达明初，这在当时真可以说是“包括宇宙之广大，统会古今之异同”。宋元以前的佚文秘典，多得藉以保存流传。收录的内容包括：经、史、子、集、释庄、道经、戏剧、平话、工技、农艺、医卜、文学等，无所不包。所辑录书籍，一字不易，悉照原著整部、整篇、或整段分别编入，这就更加提高了保存资料的文献价值。全书体例“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检索非常方便。全书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录六十卷，共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三亿七千万字。该书编成后，即珍藏在南京的文渊阁。永乐迁都后，又移至北京，深藏在故宫内的文楼(即文昭阁)里。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八月，誊写副本一部，从此《永乐大典》才具有正副两部，分别珍藏在文渊阁和皇史宬两处。全书举凡天文、地理、人伦、国统、道德、政治制度、名物、奇闻异见以及日、月、星、雨、风、云、霜、露和山海、江河等均随字收载。全书分门别类，辑录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八千余种古书资料，大凡经史子集与道释、医卜杂家之书均予收辑，并加以汇聚群分，甚为详备。它保存了明代以前大量的哲学、历史、地理、语言、文学、艺术、宗教、科学技术等方面丰富而可贵的资料。
《永乐大典》汇集了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八千余种古书典籍，除了著名的经史子集，还有哲学、文学、历史、地理、宗教、医卜等各类著作，包罗万象，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它比著名的《不列颠百科全书》成书年代早了300多年。
《永乐大典》内容包括诗文、戏曲、僧、道、医药、工艺等方方面面，其中，《永乐大典》还收录了许多后世已经残缺或佚失的珍贵书籍，如《薛仁贵征辽事略》、宋本《水经注》等，其所征引的材料，都是完整地抄录原文，因而许多宝贵的文献能保存其原貌，人们称《永乐大典》为“辑佚明初以前珍本秘籍的宝库”。
《永乐大典》的编排方式非常科学，有点类似于今天字典的拼音检字法，只是当时依据的是明朝的《洪武正韵》。其体例是“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也就是说，每个韵目下有很多单字，每个单字下分列与之相关的天文、地理、人事、名物以及诗文词曲等各方面的内容。
在书的前面，用不同的字体演绎一个“门”字，端庄的楷书、狂放的草书、秀美的隶书，尽显汉字的魅力。这册书引用古书66种，插图46幅，它记载了中国古代不同等级的门，如白虎门、玄武门等，以及门的结构、类别、式样和奇闻逸事，丰富多彩。
《永乐大典》于永乐六年编修完成，被收藏于南京的文渊阁。永乐十九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也将《永乐大典》带到了京城，收藏在皇宫内的文渊阁。
《永乐大典》不仅篇幅巨大，收集广泛，而且缮写工整，书中的文字全部用毛笔以楷书写成，每半页八行，大字占一行，小字抄成双行，每行28个字；《永乐大典》中还有许多精致的插图，山川地形都以白描手法绘制图形，形态逼真，书为硬裱书面，由粗黄布包着，典雅庄重，被中外专家学者誉为有史以来世界上罕见的珍品。
成书经过
1403年朱元璋第四子朱棣借“靖难”之名，赶走建文帝，夺取政权，年号“永乐”。为了炫耀文治，朱棣命翰林院学士解缙、太子少保姚广孝为监修，编纂一部大型类书，用以系统地收集天下古今书籍，以便于查考。
解缙等奉谕，组织一百四十七人，按照《洪武正韵》的韵目，将各种资料抄入书中。次年十一月，全书编纂完成，赐名《文献大成》。史书中说，朱棣"览所进书，尚多未备"，于是再命重修。解缙领命，重组编撰力量，开馆文渊阁。参加者计正总裁三人，副总裁二十五人，纂修三百四十七人，催纂五人，编写三百三十二人，看样五十七人，誊写一千三百八十一人，续送教授十人，办事官吏二十人，共二千一百八十人。而先后"供事编辑者三千余人"。
永乐五年（1407），全书大体定稿，姚广孝领衔进呈，朱棣阅后表示满意，亲自撰写了《序言》，正式定名为《永乐大典》，并聘请抄书者誊抄全书。至1408年冬，《永乐大典》全书抄写完毕。
永乐十九年北京紫禁城建成，朱棣迁都北京，《永乐大典》随之运到了北京，长期贮藏于宫城内的文楼。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宫中火灾，火势危及文楼。火灾之后，嘉靖皇帝萌生了将《永乐大典》再抄一部副本另外保存的念头。重录副本直到隆庆元年（1567年）方告完成，与永乐正本的格式、装帧完全一致。永乐正本移放到文渊阁，明亡之后下落不明。
流失经过
现在《永乐大典》存世仅百之三四，经过情况如下：
学术界一般认为，大批书毁于明清之际的战火，也有人提出可能作为嘉靖皇帝殉葬品埋入永陵，有些学者称之为未解之谜。
比较可靠的情况是：
一、嘉靖副本先是存放在故宫东南的皇家档案库皇史宬，到清朝雍正年间，又移贮到天安门以南的翰林院敬一亭。
二、因为官吏的窃取，英法联军的盗购，八国联军的焚掠。这些书屡遭厄运，最后散佚甚巨。
三、康熙年间，在皇史宬发现了嘉靖副本，已佚不少。乾隆三十七年修篡《四库全书》时，曾清查嘉靖抄本，发现已缺失2422卷，1000余册。
四、嘉庆、道光年间修《全唐文》和《大清统一志》时，被翰林院官员又偷盗出100余册。
五、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翰林院遭到破坏和抢劫，丢失《大典》不计其数。尤以英军抢掠最多，作为战利品运回本国。此后一些利欲熏心的官吏偷盗《大典》后，“密迩各使馆”，以10两银子1册售与洋人。
六、光绪元年（1875年）清理《大典》时，仅存5000余册。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仅仅20年就只剩下800余册。
七、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东交民巷成为战场，藏书四散。侵略者对《大典》肆意抢掠，甚至用它们代替砖块，构筑工事，《大典》几乎全部遭到焚毁，幸存的或被侵略者作为战利品劫掠而走，或被国内一些懂得此书价值的翻检拾走。
八、宣统元年（1908年）筹建京师图书馆时，只剩下64册了。
到1959年为止，收集到《永乐大典》原本两百一十五册，加上复制副本等，共得七百三十卷，今天国内所幸存者有1960年中华书局影印的《永乐大典》730卷，加上后来从世界各地征集的65卷，共计795卷。
正本之谜
几百年来，人们为寻找这部珍籍，动用了不少人力财力，在明末清初之前就已成为中国文化史、书籍史上最不可解的，也是最大的谜团。11095册正本至今一卷也没有发现，并且其下落也一直不见准确的记载。码放约有40多立方米的这么大一部书，怎么会无声无息的消失了呢？
1.版本
《永乐大典》有两个版本。人们习惯于把永乐年间的第一个版本称为正本，把嘉靖年间的重录本称为副本。目前全世界所能见到的《永乐大典》都有一些共同特征：每本书的书后都注明了当时的重录官员，而这些官员全都是明朝嘉靖皇帝时期的官员，即目前所能见到的都是明嘉靖副本。
2. 嘉靖与《永乐大典》的关系
<明世宗实录>中,有这样一段关于《永乐大典》的记载:上(按：嘉靖)初年，好古礼文之事，时取探讨，殊宝爱之。
《明实录》等大量文献记载的确切史实指出，《永乐大典》是嘉靖帝"殊宝"爱之的珍品。他登基以来,更将其作为必备的参考经典，并时常在朝廷上引用。嘉靖三十六年宫中意外失火，嘉靖立即命左右登上文楼，抢运出《大典》，一夜中竟下谕三四次，焦急失态，足见《大典》在他心中的分量。
3. 正本最后出现的时间
《永乐大典》正本最后的出现时间正是在嘉靖的丧葬期间，
在《明实录》中有关嘉靖丧葬和《永乐大典》重录两件事的大量记载中：
“嘉靖45年(1567年)十二月十四日(庚子)，嘉靖帝崩，年60，在位45年。”
“三月十七日(壬申)，嘉靖帝入葬永陵。”
“四月十五日(戊戌)，隆庆帝赏赐重录《永乐大典》成者。”
表明嘉靖皇帝是在死后三个月才下葬，此时已经到了隆庆元年三月。而新皇帝表彰抄写人员的日期是在隆庆元年四月，但这是表彰日期，抄录完成日期应该更早。这样看来,嘉靖皇帝下葬和副本重录完成在时间上基本一致。
而从此时起，《永乐大典》正本的去处就音信渺然。
4. “两处收藏”是什么意思？
当年徐阶向嘉靖奏明，重录不可能很快完成，只能“对本抄写”。嘉靖则明确强调，“重录”是为“两处收藏”。
“两处收藏”是否暗示着什么呢？嘉靖的丧葬与正本的失踪如此巧合,这难道真的是某种巧合吗？中国古代皇朝修典既成，在大肆张扬进呈褒奖的同时，必然会记载该书典藏于何处，并在官修书目中着录，以彪炳皇恩浩荡。这已是历代皇帝修典的定式。《永乐大典》的重录却没有这样做，成为仅有的特例。这是为什么？
《明实录》，记载《永乐大典》的部分,是《明实录》中少有的长篇大论，可偏偏没有提及《永乐大典》正、副二本分藏在什么地方。
5.永陵
历时12年建成的永陵是十三陵中仅次于长陵的一座，建于明代国力最强盛的时期。建永陵时，嘉靖还大规模地修葺了前7陵。嘉靖皇帝修建如此大规模的永陵，是否在环境上对珍藏《大典》正本作了充分的考虑呢？
按照《永乐大典》总体积达40立方米这样巨大的物体来说，运用遥感技术结合磁力探测等物理勘探方式可以勘查出其空间位置，但要确定是不是图书典籍，目前还难以做到，因为纸制品目前还未发现其形成了一种专门信号。如果将其装入金属或木质器物中加以外保护，则也可勘测。目前从记载来看，《永乐大典》收录的书籍中采用了朱砂等矿物质作书写原料，由于朱砂具有放射性，就可以勘测出来，问题是《大典》究竟采用了多少朱砂？
如果勘测准确的话，则可以采用密闭式法，使用个人供氧方法，在不透风的情况下进入地宫，采用扫描方式，将《大典》数字化后，仍将《大典》放在永陵地宫内保存，保持原状不变。
当然，《永乐大典》正本是否做了嘉靖皇帝的陪葬物，在打开永陵地宫之前，只能是一个合理的推想。
收藏故事
一、田中庆太郎（1881—1951年，书肆文求堂主人）在20世纪20年代回忆说：“这《永乐大典》是义和团事变后才从皇宫流出于外的。猜想，在事变中，住附近的人看到书阁罹火将烧失，很可能把其书册带到自家而藏起来。经过几年，这些书册慢慢面世。辛亥革命以后，罗叔言（罗振玉）来京都，通过董绶经（董康）输入10册左右。届时每个图书馆作为样板各种购买1册。当时其价格是每册150日元左右。我也每到北京时，时常购买，到1923年前后，一共买到大约20册。其中5、6册，卖给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洋文库也买莫利孙所藏的，可能总共有20几册。近来，不多见，但是价格大大提高，目前每册大约5、 6000日元。这书也流出外国，比如英美法各国。我国所藏最多的是东洋文训，其他图书馆藏有的至多只1、2册而已。”
二、日本东洋文库很早就开始收藏《永乐大典》。1920年以前从田中太郎手中购买了10册。1920年莫利孙逝世，变卖所藏《永乐大典》，1922年东洋文库购买了7册。陆续购买，东洋文库目前共收藏34册63卷。
三、1940年左右，东洋文库曾想购买吴兴嘉业堂所藏《永乐大典》49册，二战后，苏联归还至北京图书馆。
四、近年来上海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国图于1983年也陆续征集到1册。散落民间的可能性还有。
前景
上世纪60年代以后，海峡两岸的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几度影印出版《大典》，几乎囊括了当时能够搜集到的世界各地的全部卷页。
今年4月中国国图“《永乐大典》编纂600周年国际研讨会”召开。任继愈馆长呼吁，国图首先将馆藏的161册依照原书的版式规格、纸张装帧仿真出版，希望世界各地藏书机构、收藏家群策群力，共襄盛举，拿出《永乐大典》原书，提供拍照、再版之用，使这一文化遗产重现于世，垂之永久。
春秋讲义
四卷（永乐大典本）
宋戴溪撰。溪有《续吕氏家塾读诗记》，已著录。开禧中，溪为资善堂说书，累转太子詹事。时景献太子命类《易》、《诗》、《书》、《春秋》、《论语》、《孟子》、《通鉴》，各为说以进。此即其《春秋》说也。书中如以齐襄迫纪侯去国为讬复雠以欺诸侯，以秦与楚灭庸为由巴、蜀通道，以屡书“公如晋至河乃复”为晋人启季氏出君之渐，以定公戊辰即位为季氏有不立定公之心，皆具有理解。而时当韩侂胄北伐败衄，和议再成，故于内修外攘、交邻经武之道，尤惓惓焉。至卒葬之类，并阙而不释。考宋代于丧服之制，避忌颇深。如“何居”“居字”语出《檀弓》，《礼部韵略》即不载，其他可知。溪之不释此类，盖当时讲幄之体也。嘉定癸未五月，溪长子桷锓本金陵学舍，沈光序之。宝庆丙戌，牛大年复刻于泰州。其《序》称是书期于启沃君德，天下学士不可得而闻。盖非经生训诂家言，故流传未广。陈氏《书录解题》不著于录，殆以是欤？《宋史·艺文志》作十卷。王瓒《温州志》作三卷。朱彝尊《经义考》注曰“已佚”。今外间绝无传本，惟《永乐大典》所采，尚散见《经》文各条之下。今谨为裒辑校正，自僖公十四年秋至三十三年，襄公十六年三月至三十一年，《永乐大典》所阙，则取黄震《日抄》所引补之。仍从《宋史》厘为四卷，而每卷。又各分上、下。其所释《经》文，多从《左氏》，故其间从《公》、《谷》者并附案语于下方焉。
《永乐大典》是我国古代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收录入《永乐大典》的图书均未删未改，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
《永乐大典》收录古代重要典籍至七八千种之多，上至先秦，下达明初，这在当时真可以说是“包括宇宙之广大，统会古今之异同”。宋元以前的佚文秘典，多得藉以保存流传。收录的内容包括：经、史、子、集、释庄、道经、戏剧、平话、工技、农艺、医卜、文学等，无所不包。所辑录书籍，一字不易，悉照原著整部、整篇、或整段分别编入，这就更加提高了保存资料的文献价值。全书体例“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检索非常方便。
《永乐大典》是我国古代编纂的一部大型类书，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全书正文22877 卷，凡例和目录60卷，装成11095册，总字数约3.7亿字。书中保存了我国上自先秦，宋元以后的佚文秘典，下迄明初的各种典籍资料达8000余种，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百科全书。
解缙（1369－1415年），字大绅，江西吉水人。明著名作家。
姚广孝（1335～1418），法名道衍，字斯道，自号逃虚子。苏州人。元末明初政治家、高僧。
王景（约公元30年-85年左右），字仲通，乐浪郡诌邯(今朝鲜平壤西北)人。东汉时期著名的水利工程专家。
收藏单位
《永乐大典》残本星散于世界各地公私藏家之手，目前散落在8个国家的30多个单位和个人手中，大约400册，800余卷。单位有：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台湾中央图书馆、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日本国会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日本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日本三理图书馆、日本静培堂文库、日本斯道文训、日本大阪府立图书馆、日本武田长兵卫、日本石黑传六、日本小川广己、英国图书馆、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英国伦敦大学东方语言学校、英国剑桥大学、英国马登、德国汉堡大学图书馆、德国科隆大学图书馆、德国柏林人种博物馆、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美国康奈大学、美国波士顿图书馆、越南河内法国远东学院、韩国旧京李王职文库等。中国国家图书馆拥有221册（包括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60册），居世界各处收藏之首。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永乐大典》加起来，不到原书的百分之四！
收集典籍种类
《永乐大典》收录古代重要典籍至七八千种之多，上至先秦，下达明初，这在当时真可以说是“包括宇宙之广大，统会古今之异同”。宋元以前的佚文秘典，多得藉以保存流传。收录的内容包括：经、史、子、集、释庄、道经、戏剧、平话、工技、农艺、医卜、文学等，无所不包。所辑录书籍，一字不易，悉照原著整部、整篇、或整段分别编入，这就更加提高了保存资料的文献价值。全书体例“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检索非常方便。全书二万二千八百七十七卷，目录六十卷，共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三亿七千万字。该书编成后，即珍藏在南京的文渊阁。永乐迁都后，又移至北京，深藏在故宫内的文楼(即文昭阁)里。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八月，誊写副本一部，从此《永乐大典》才具有正副两部，分别珍藏在文渊阁和皇史宬两处。全书举凡天文、地理、人伦、国统、道德、政治制度、名物、奇闻异见以及日、月、星、雨、风、云、霜、露和山海、江河等均随字收载。全书分门别类，辑录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八千余种古书资料，大凡经史子集与道释、医卜杂家之书均予收辑，并加以汇聚群分，甚为详备。它保存了明代以前大量的哲学、历史、地理、语言、文学、艺术、宗教、科学技术等方面丰富而可贵的资料。
《永乐大典》汇集了上自先秦、下迄明初的八千余种古书典籍，除了著名的经史子集，还有哲学、文学、历史、地理、宗教、医卜等各类著作，包罗万象，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百科全书，它比著名的《不列颠百科全书》成书年代早了300多年。
《永乐大典》内容包括诗文、戏曲、僧、道、医药、工艺等方方面面，其中，《永乐大典》还收录了许多后世已经残缺或佚失的珍贵书籍，如《薛仁贵征辽事略》、宋本《水经注》等，其所征引的材料，都是完整地抄录原文，因而许多宝贵的文献能保存其原貌，人们称《永乐大典》为“辑佚明初以前珍本秘籍的宝库”。
《永乐大典》的编排方式非常科学，有点类似于今天字典的拼音检字法，只是当时依据的是明朝的《洪武正韵》。其体例是“用韵以统字，用字以系事”，也就是说，每个韵目下有很多单字，每个单字下分列与之相关的天文、地理、人事、名物以及诗文词曲等各方面的内容。
在书的前面，用不同的字体演绎一个“门”字，端庄的楷书、狂放的草书、秀美的隶书，尽显汉字的魅力。这册书引用古书66种，插图46幅，它记载了中国古代不同等级的门，如白虎门、玄武门等，以及门的结构、类别、式样和奇闻逸事，丰富多彩。
《永乐大典》于永乐六年编修完成，被收藏于南京的文渊阁。永乐十九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也将《永乐大典》带到了京城，收藏在皇宫内的文渊阁。
《永乐大典》不仅篇幅巨大，收集广泛，而且缮写工整，书中的文字全部用毛笔以楷书写成，每半页八行，大字占一行，小字抄成双行，每行28个字；《永乐大典》中还有许多精致的插图，山川地形都以白描手法绘制图形，形态逼真，书为硬裱书面，由粗黄布包着，典雅庄重，被中外专家学者誉为有史以来世界上罕见的珍品。
成书经过
1403年朱元璋第四子朱棣借“靖难”之名，赶走建文帝，夺取政权，年号“永乐”。为了炫耀文治，朱棣命翰林院学士解缙、太子少保姚广孝为监修，编纂一部大型类书，用以系统地收集天下古今书籍，以便于查考。
解缙等奉谕，组织一百四十七人，按照《洪武正韵》的韵目，将各种资料抄入书中。次年十一月，全书编纂完成，赐名《文献大成》。史书中说，朱棣"览所进书，尚多未备"，于是再命重修。解缙领命，重组编撰力量，开馆文渊阁。参加者计正总裁三人，副总裁二十五人，纂修三百四十七人，催纂五人，编写三百三十二人，看样五十七人，誊写一千三百八十一人，续送教授十人，办事官吏二十人，共二千一百八十人。而先后"供事编辑者三千余人"。
永乐五年（1407），全书大体定稿，姚广孝领衔进呈，朱棣阅后表示满意，亲自撰写了《序言》，正式定名为《永乐大典》，并聘请抄书者誊抄全书。至1408年冬，《永乐大典》全书抄写完毕。
永乐十九年北京紫禁城建成，朱棣迁都北京，《永乐大典》随之运到了北京，长期贮藏于宫城内的文楼。
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宫中火灾，火势危及文楼。火灾之后，嘉靖皇帝萌生了将《永乐大典》再抄一部副本另外保存的念头。重录副本直到隆庆元年（1567年）方告完成，与永乐正本的格式、装帧完全一致。永乐正本移放到文渊阁，明亡之后下落不明。
流失经过
现在《永乐大典》存世仅百之三四，经过情况如下：
学术界一般认为，大批书毁于明清之际的战火，也有人提出可能作为嘉靖皇帝殉葬品埋入永陵，有些学者称之为未解之谜。
比较可靠的情况是：
一、嘉靖副本先是存放在故宫东南的皇家档案库皇史宬，到清朝雍正年间，又移贮到天安门以南的翰林院敬一亭。
二、因为官吏的窃取，英法联军的盗购，八国联军的焚掠。这些书屡遭厄运，最后散佚甚巨。
三、康熙年间，在皇史宬发现了嘉靖副本，已佚不少。乾隆三十七年修篡《四库全书》时，曾清查嘉靖抄本，发现已缺失2422卷，1000余册。
四、嘉庆、道光年间修《全唐文》和《大清统一志》时，被翰林院官员又偷盗出100余册。
五、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翰林院遭到破坏和抢劫，丢失《大典》不计其数。尤以英军抢掠最多，作为战利品运回本国。此后一些利欲熏心的官吏偷盗《大典》后，“密迩各使馆”，以10两银子1册售与洋人。
六、光绪元年（1875年）清理《大典》时，仅存5000余册。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仅仅20年就只剩下800余册。
七、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六月，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东交民巷成为战场，藏书四散。侵略者对《大典》肆意抢掠，甚至用它们代替砖块，构筑工事，《大典》几乎全部遭到焚毁，幸存的或被侵略者作为战利品劫掠而走，或被国内一些懂得此书价值的翻检拾走。
八、宣统元年（1908年）筹建京师图书馆时，只剩下64册了。
到1959年为止，收集到《永乐大典》原本两百一十五册，加上复制副本等，共得七百三十卷，今天国内所幸存者有1960年中华书局影印的《永乐大典》730卷，加上后来从世界各地征集的65卷，共计795卷。
正本之谜
几百年来，人们为寻找这部珍籍，动用了不少人力财力，在明末清初之前就已成为中国文化史、书籍史上最不可解的，也是最大的谜团。11095册正本至今一卷也没有发现，并且其下落也一直不见准确的记载。码放约有40多立方米的这么大一部书，怎么会无声无息的消失了呢？
1.版本
《永乐大典》有两个版本。人们习惯于把永乐年间的第一个版本称为正本，把嘉靖年间的重录本称为副本。目前全世界所能见到的《永乐大典》都有一些共同特征：每本书的书后都注明了当时的重录官员，而这些官员全都是明朝嘉靖皇帝时期的官员，即目前所能见到的都是明嘉靖副本。
2. 嘉靖与《永乐大典》的关系
<明世宗实录>中,有这样一段关于《永乐大典》的记载:上(按：嘉靖)初年，好古礼文之事，时取探讨，殊宝爱之。
《明实录》等大量文献记载的确切史实指出，《永乐大典》是嘉靖帝"殊宝"爱之的珍品。他登基以来,更将其作为必备的参考经典，并时常在朝廷上引用。嘉靖三十六年宫中意外失火，嘉靖立即命左右登上文楼，抢运出《大典》，一夜中竟下谕三四次，焦急失态，足见《大典》在他心中的分量。
3. 正本最后出现的时间
《永乐大典》正本最后的出现时间正是在嘉靖的丧葬期间，
在《明实录》中有关嘉靖丧葬和《永乐大典》重录两件事的大量记载中：
“嘉靖45年(1567年)十二月十四日(庚子)，嘉靖帝崩，年60，在位45年。”
“三月十七日(壬申)，嘉靖帝入葬永陵。”
“四月十五日(戊戌)，隆庆帝赏赐重录《永乐大典》成者。”
表明嘉靖皇帝是在死后三个月才下葬，此时已经到了隆庆元年三月。而新皇帝表彰抄写人员的日期是在隆庆元年四月，但这是表彰日期，抄录完成日期应该更早。这样看来,嘉靖皇帝下葬和副本重录完成在时间上基本一致。
而从此时起，《永乐大典》正本的去处就音信渺然。
4. “两处收藏”是什么意思？
当年徐阶向嘉靖奏明，重录不可能很快完成，只能“对本抄写”。嘉靖则明确强调，“重录”是为“两处收藏”。
“两处收藏”是否暗示着什么呢？嘉靖的丧葬与正本的失踪如此巧合,这难道真的是某种巧合吗？中国古代皇朝修典既成，在大肆张扬进呈褒奖的同时，必然会记载该书典藏于何处，并在官修书目中着录，以彪炳皇恩浩荡。这已是历代皇帝修典的定式。《永乐大典》的重录却没有这样做，成为仅有的特例。这是为什么？
《明实录》，记载《永乐大典》的部分,是《明实录》中少有的长篇大论，可偏偏没有提及《永乐大典》正、副二本分藏在什么地方。
5.永陵
历时12年建成的永陵是十三陵中仅次于长陵的一座，建于明代国力最强盛的时期。建永陵时，嘉靖还大规模地修葺了前7陵。嘉靖皇帝修建如此大规模的永陵，是否在环境上对珍藏《大典》正本作了充分的考虑呢？
按照《永乐大典》总体积达40立方米这样巨大的物体来说，运用遥感技术结合磁力探测等物理勘探方式可以勘查出其空间位置，但要确定是不是图书典籍，目前还难以做到，因为纸制品目前还未发现其形成了一种专门信号。如果将其装入金属或木质器物中加以外保护，则也可勘测。目前从记载来看，《永乐大典》收录的书籍中采用了朱砂等矿物质作书写原料，由于朱砂具有放射性，就可以勘测出来，问题是《大典》究竟采用了多少朱砂？
如果勘测准确的话，则可以采用密闭式法，使用个人供氧方法，在不透风的情况下进入地宫，采用扫描方式，将《大典》数字化后，仍将《大典》放在永陵地宫内保存，保持原状不变。
当然，《永乐大典》正本是否做了嘉靖皇帝的陪葬物，在打开永陵地宫之前，只能是一个合理的推想。
收藏故事
一、田中庆太郎（1881—1951年，书肆文求堂主人）在20世纪20年代回忆说：“这《永乐大典》是义和团事变后才从皇宫流出于外的。猜想，在事变中，住附近的人看到书阁罹火将烧失，很可能把其书册带到自家而藏起来。经过几年，这些书册慢慢面世。辛亥革命以后，罗叔言（罗振玉）来京都，通过董绶经（董康）输入10册左右。届时每个图书馆作为样板各种购买1册。当时其价格是每册150日元左右。我也每到北京时，时常购买，到1923年前后，一共买到大约20册。其中5、6册，卖给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洋文库也买莫利孙所藏的，可能总共有20几册。近来，不多见，但是价格大大提高，目前每册大约5、 6000日元。这书也流出外国，比如英美法各国。我国所藏最多的是东洋文训，其他图书馆藏有的至多只1、2册而已。”
二、日本东洋文库很早就开始收藏《永乐大典》。1920年以前从田中太郎手中购买了10册。1920年莫利孙逝世，变卖所藏《永乐大典》，1922年东洋文库购买了7册。陆续购买，东洋文库目前共收藏34册63卷。
三、1940年左右，东洋文库曾想购买吴兴嘉业堂所藏《永乐大典》49册，二战后，苏联归还至北京图书馆。
四、近年来上海图书馆、四川大学图书馆、国图于1983年也陆续征集到1册。散落民间的可能性还有。
前景
上世纪60年代以后，海峡两岸的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几度影印出版《大典》，几乎囊括了当时能够搜集到的世界各地的全部卷页。
今年4月中国国图“《永乐大典》编纂600周年国际研讨会”召开。任继愈馆长呼吁，国图首先将馆藏的161册依照原书的版式规格、纸张装帧仿真出版，希望世界各地藏书机构、收藏家群策群力，共襄盛举，拿出《永乐大典》原书，提供拍照、再版之用，使这一文化遗产重现于世，垂之永久。
春秋讲义
四卷（永乐大典本）
宋戴溪撰。溪有《续吕氏家塾读诗记》，已著录。开禧中，溪为资善堂说书，累转太子詹事。时景献太子命类《易》、《诗》、《书》、《春秋》、《论语》、《孟子》、《通鉴》，各为说以进。此即其《春秋》说也。书中如以齐襄迫纪侯去国为讬复雠以欺诸侯，以秦与楚灭庸为由巴、蜀通道，以屡书“公如晋至河乃复”为晋人启季氏出君之渐，以定公戊辰即位为季氏有不立定公之心，皆具有理解。而时当韩侂胄北伐败衄，和议再成，故于内修外攘、交邻经武之道，尤惓惓焉。至卒葬之类，并阙而不释。考宋代于丧服之制，避忌颇深。如“何居”“居字”语出《檀弓》，《礼部韵略》即不载，其他可知。溪之不释此类，盖当时讲幄之体也。嘉定癸未五月，溪长子桷锓本金陵学舍，沈光序之。宝庆丙戌，牛大年复刻于泰州。其《序》称是书期于启沃君德，天下学士不可得而闻。盖非经生训诂家言，故流传未广。陈氏《书录解题》不著于录，殆以是欤？《宋史·艺文志》作十卷。王瓒《温州志》作三卷。朱彝尊《经义考》注曰“已佚”。今外间绝无传本，惟《永乐大典》所采，尚散见《经》文各条之下。今谨为裒辑校正，自僖公十四年秋至三十三年，襄公十六年三月至三十一年，《永乐大典》所阙，则取黄震《日抄》所引补之。仍从《宋史》厘为四卷，而每卷。又各分上、下。其所释《经》文，多从《左氏》，故其间从《公》、《谷》者并附案语于下方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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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目问答
作者:张之洞
《书目答问》是张之洞撰写的一本举要性目承书。作者张之洞是清末洋务派首领之一。曾任两广总督、湖广总督、军机大臣等要职，著有《张文襄全集》。 《书目答问》一书，是作者任四川学政时因诸生不知“应读何书”及“书以何本为善”而为其开列的学习经史词章考据诸学指示门径的导读目录（一说系张委托缪荃孙代撰）。此书共收图书二千二百余种。分经、史、子、集、丛书五部，每类再以书籍的时代先后排列。每书皆注明作者、版本、卷数异同，并为指引初学者选读，择要略加按语。收录者多为重要书籍，所选版本亦从当时习见者中取其不缺少误者为主，而不追求所谓的宋椠元刊。书后附有《别录》及 《清代著述诸家姓名略》。《别录》与正文相配合，由浅及深，渐识途径；《清代著述家姓名略》则列举了诸位知名学者的姓名籍贯，从中也可窥见清代学术的渊源流别。此书介绍了中国古书大概和目录版本常识，为学界所欢迎，重印再刻，流传极广。
第1卷
第2卷
第3卷
第4卷
第5卷
作者:张之洞
《书目答问》是张之洞撰写的一本举要性目承书。作者张之洞是清末洋务派首领之一。曾任两广总督、湖广总督、军机大臣等要职，著有《张文襄全集》。 《书目答问》一书，是作者任四川学政时因诸生不知“应读何书”及“书以何本为善”而为其开列的学习经史词章考据诸学指示门径的导读目录（一说系张委托缪荃孙代撰）。此书共收图书二千二百余种。分经、史、子、集、丛书五部，每类再以书籍的时代先后排列。每书皆注明作者、版本、卷数异同，并为指引初学者选读，择要略加按语。收录者多为重要书籍，所选版本亦从当时习见者中取其不缺少误者为主，而不追求所谓的宋椠元刊。书后附有《别录》及 《清代著述诸家姓名略》。《别录》与正文相配合，由浅及深，渐识途径；《清代著述家姓名略》则列举了诸位知名学者的姓名籍贯，从中也可窥见清代学术的渊源流别。此书介绍了中国古书大概和目录版本常识，为学界所欢迎，重印再刻，流传极广。
第1卷
第2卷
第3卷
第4卷
第5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