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名武，汉族。字长卿。孙武，后人尊称其为孙子、孙武子。春秋末期齐国乐安（今山东广饶，另一说为惠民县）人。出生于公元前535年左右的齐国乐安（今山东广饶，另一说为惠民县），生卒年代不详，大约与儒学创始人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属于同时代而略晚。
孙子是齐国贵族和名将的后裔。孙武的祖先叫妫完被周朝天子册封为陈国国君（陈国在今河南东部和安徽一部分，建都宛丘，今河南淮阳）。后来由于陈国内部发生政变，孙武的直系远祖妫完便携家带口，逃到齐国，投奔齐桓公。齐桓公早就了解陈公子妫完年轻有为，任命他为负责管理百工之事的工正。妫完在齐国定居以后，由姓妫改姓田，故他又被称为田完。他的祖先原是陈国的公子--陈完。公元前672年，陈国发生内乱，陈完便逃奔至齐国避难，改称为田完。田完的第五世孙田书（即孙子的祖父）曾经是齐国大夫，在攻打莒国的战争中立下了战攻，齐景公便把乐安封给了田书，同时还赐“孙”为姓，以表示对田书嘉奖。公元前532年，齐国发生内乱，孙子便离开齐国，到了南方的吴国，在吴国的都城姑苏（今江苏省苏州市）过起了隐居生活，潜心研究兵法。在吴国，孙子结识了伍子胥。据《吴越春秋. 阖闾内传》载，在诸侯争霸中，南方新兴的吴国国君阖闾，为图霸业，欲攻打楚国，但是，一时难以选出合适的将领。伍子胥常与吴王论兵，他曾向吴王推荐说：孙子“精通韬略，有鬼神不测之机，天地包藏之妙，自著兵法十三篇，世人莫知其能。诚得此任为将，虽天下莫敌，何论楚哉！”经过伍子胥七次向吴王推荐，吴王便让伍子胥拜请孙子出山。
孙子晋见吴王之后，呈上所著兵书现仅存十三篇。吴王看后，赞不绝口。据有关资料记载，为考察孙子的统兵能力，吴王挑选了100多名宫女由孙子操练。这就是人们所传说的孙子“吴宫教战斩美姬”的故事。吴宫操练之后，吴王任命孙子为上将军，封为军师。从此，孙子与伍子胥共同辅佐吴王，安邦治国，发展军力。公元前506年冬，吴国以孙子、伍子胥为将，出兵伐楚。孙子采取“迂回奔袭、出奇制胜”的战法，溯淮河西上，从淮河平原越过大别山，长驱深入楚境千里，直奔汉水，在柏举（今湖北汉川北）重创楚军。接着五战五胜，一举攻陷楚国国都郢。“柏举之战”后，楚国元气大伤，渐渐走向衰落，而吴国的声威则大振，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吴国不仅成为南方的强国，而且北方的齐、晋等大国也畏惧吴国。对于孙子的历史功绩，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写道：“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也”。
著书兵法
《孙子兵法》是从战国时期起就风靡流传的军事著作，古今中外的军事家们都使用其中论述的军事理论来指导战争，而且，其中论述的基本理论和思想还被运用到了现代经营决策和社会管理方面。然而，这部著作者是谁呢？学术界议论纷纷，一种认为是春秋时期吴国的孙武所著，一种认为是孙膑整理而成，一种认为是战国初年某位山林处士编写，还有的说是三国时代曹操编撰的。直到1972年4 月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发掘的两座汉代墓葬中同时发现了用竹简写成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这样，数百年的争论方告结束，《孙子兵法》的作者被确认为春秋时期吴国的将军孙武。
·避隐吴国著兵法
由于贵族家庭给孙武提供了优越的学习环境，孙武得以阅读古代军事典籍《军政》，了解黄帝战胜四帝的作战经验以及伊尹、姜太公、管仲的用兵史实，加上当时战乱频繁，兼并激烈，他的祖父、父亲都是善于带兵作战的将领，
他从小也耳闻目睹了一些战争，这对少年孙武的军事方面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但孙武生活的齐国，内部矛盾重重，危机四伏。齐景公初年，左相庆封灭掉了右相崔杼。接着田、鲍、栾、高等四大家族又联合起来，赶走了庆封。后来，内乱日甚一日，齐国公室同四大家族的矛盾，四大家族相互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愈演愈烈。孙武对这种内部斗争极其反感，不愿纠缠其中，萌发了远奔他乡、另谋出路去施展自己才能的念头。当时南方的吴国自寿梦称王以来，联晋伐楚，国势强盛，很有新兴气象。孙武认定吴国是他理想的施展才能和实现抱负的地方。大约在齐景公三十一年（公元前517 年）左右，孙武正值18岁的青春年华，他毅然离开乐安，告别齐国，长途跋涉，投奔吴国而来，孙武一生事业就在吴国展开，死后亦葬在吴国，因此《吴越春秋. 阖闾内传》就把孙武称为“吴人”。
孙武来到吴国后，便在吴都（今苏州市）郊外结识了从楚国而来的伍子胥。伍子胥原是楚国的名臣，公元前522 年因父亲伍奢和兄长伍尚被楚平王杀害而潜逃到吴国。他立志兴兵伐楚，为父兄报仇。孙武结识伍子胥后，十分投机，结为密友。这时吴国的局势也在动荡不安之中，两人便避隐深居，待机而发。
公元前515 年，吴国公子光利用吴国伐楚，国内空虚的机会，以专诸为刺客，袭杀吴王僚，然后自立为王，称阖闾。阖闾即位后，就礼贤下士，任用伍子胥等一批贤臣，他又体恤民情，不贪美味，不听淫乐，不也女色，注意发展生产，积蓄粮食，建筑城垣，训练军队，因而大得民心，吴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阖闾又注重搜求各种人才，立志要使吴国更加强盛，时而向长江中游发展，灭楚称雄。隐居吴都郊外的孙武由此更加看清自己的前途，他在隐居之地，一边灌园耕种，一边写作兵法，并请伍子胥引荐自己。终于，孙武写了传世名篇《孙子兵法》，现仅存13篇兵法。即使是仅存的13篇兵法，讲的全部都是如何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全书构成了一个严密的体系。
兵书介绍
·《孙子兵法》介绍
第一《计篇》，论述怎样在开战之前和战争中时行谋划的问题，并论述谋划在战争中的重要意义。孙武认为，在开战之前，必须对敌我双方的基本条件作周密的研究和比较，认真地时行谋划，以便制订正确的作战计划。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条件有五项，就是“道”（道义）、“ 天”（天时）、“地”（地利）、“将”（将帅）、“法”（法制）。对这些条件比较清楚了，就可以判断战争的胜负。在战争时行过程中，也必须根据利害关系和不断变化的形势来时行研究和谋划，采取机动灵活的措施，做到“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孙武认为，谋划周密就可能在战争中获胜，谋划不周难于获胜，根本不进行谋划是肯定要失败的。
第二《作战篇》，论述速战速胜的重要性。因为出兵打仗要耗损国家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拖久了就会使军队疲惫、锐气挫伤、财货枯竭，别的诸侯国会乘机进行进攻。从速胜的思想出发，孙武反对以当时简陋的作战武器去攻克坚固的城寨，也反对在国内一再征集兵员和调运军用物资，而主张在敌国就地解决粮草，主张用财货厚赏士兵，主张优待俘虏，主张用缴获来补充壮大自己。他认为这样做，才能迅速战胜敌人。
篇三《谋攻篇》，论述用计谋征服敌人的问题。孙武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善中之善者”，“全国”、“全军”、“全旅”、“全卒”、“全伍”地强迫敌人屈服投降是最理想的作战方案，“破国”、“破军”、“破旅”、“破卒”、“破伍”地用武力击破敌人则次一等，“非善之善者”。
怎样才能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呢？孙武认为上策是“伐谋”，其次是“伐交”，再次是“伐兵”，即主张通过政治攻势、外交手段和武装力量来征服敌人。在和敌人斗争时，如果敌强我弱，应该集中优势兵力战胜敌人，做到“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即有十倍于敌的兵力就包围敌人，有五倍于敌的兵力就进攻敌人，有一倍于敌的兵力就设法分散敌人，和敌人的兵力相等就要善于战胜敌人，比敌人的兵力少就要善于退却，战斗力不如敌人就要避免与敌人作战，不能强拚硬打。孙武在此篇中提出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光辉思想，认为谋略必须建立在了解敌我双方情况的基础上。
第四《形篇》，论述用兵作战要先为自己创造不被敌人战胜的条件，以等待敌人可以被我战胜的时机，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孙武认为：战争的胜负决定于敌我双方力量的大小，要想战胜敌人，就必须在力量的对比上使自己处于绝对优势，造成一种迅猛不可抵挡之势。除此之外，还要等待敌人可以被我战胜的有利时机，善于抓住敌人的弱点，这样，就能轻而易举地战胜敌人。孙武认为，要在作战中取胜，必须善于对待攻和守的问题。兵力不足就防守，兵力有余就进攻。防守时要十分严密地隐蔽自己，进攻时要打得敌人措手不及。这样，就能达到“自保而全胜”的目的。
第五《势篇》，论述用兵作战要造成一种可以压倒敌人的迅猛之势，并要善于利用这种迅猛之势。
势是什么呢？孙子说，这种势就像可以漂起石头的激流，就像一触即发的拉满的弓弩，就像圆石从千仞高山上滚下，有一种不可抵挡的力量。用这种力量打击敌人，就能够以一当十，所向无敌。
怎样造成这种势呢？首先，要给自己创造条件，使本身具有战胜敌人的强大力量。其次，要“择人而任势”。选择熟知军事、知人善任的将帅，指挥士兵作战灵活自如，并且善于用假象迷惑敌人，用小利调动敌人，引诱敌人陷入圈套，然后用伏兵狠狠地打击敌人。
第六《虚实篇》，论述用兵作战须采用“避实而击虚”的方针。
怎样才能做到避实击虚呢？第一，要使我方处于主动地位，使敌方处于被动地位，把战争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善于用兵作战的人，能够设法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第二，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击敌人兵力空虚之处。第三，要集中自己的兵力，并设法分散敌人的兵力，造成战术上的我众敌寡。
孙武指出，运用避实击虚的作战方针，要从分析敌情出发，要随着形势的变化，因为战争过程中的众寡、强弱、攻守、进退等等关系处在急剧变化之中，“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第七《军争篇》，论述如何争夺制胜的有利条件，使自己掌握作战主动权的问题。孙武认为：首先，必须了解各诸侯国的政治动向，必须熟悉地形，必须使用向导，做到情况明。其次，必须行动统一，步调一致，做到“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 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第三，要求指挥正确，机动灵活，“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做到以上几点，才能在战争中处于有利的位置。
第八《九变篇》，论述将帅指挥作战应根据各种具体情况灵活机动地处置问题，不要机械死板而招致失败，并对将帅提出了要求。
孙武强调，将帅处置问题时必须做到：首先，考虑问题要兼顾有利和有害两方面。在有利的情况下要想到不利的因素，在不利的情况下要想到有利的因素。其次，要根据不同的斗争目标，采取不同的斗争手段。第三，要立足在充分准备、使敌人不可攻破的基础上，不能存侥幸心理。第四，要克服偏激的性情，全面、慎重、冷静地考虑问题。只有做到了以上这些，方能“得地之利”、得人之用”。孙武认为，将帅要从实际出发处置问题才能战胜敌人，所以对于国君的违背实际的命令可以不执行，因此，他大胆地提出了“君命有所不受”的军事名言。
第九《行军篇》，论述行军作战中怎样安置军队和判断敌情问题，还论述了军队在山地、江河、盐碱沼泽地、平原等四种地形上的不同处置办法，还论述了军队遇到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等特殊地形的处置办法。孙武还提出了31种观察、判断敌情的方法，通过这些方法，把看到、听到和侦察到的各种现象加以分析，掌握真实的敌情，才能制订出正确的作战方案，才能获得胜利。孙武在本篇中还提出了“令之以文，齐这以武”的文武兼用的治军原则，即要用道义来教育士兵，用法纪来统一步调，这样的军队打起仗来一定能取得胜利。
第十《地形篇》，论述用兵作战怎样利用地形的问题，着重论述深入敌国作战的好处。孙武分析了九种战地的特点和士兵处在这些地区的心理状态，相应地提出了在这些地区用兵的不同措施，认为深入敌国，等于把士兵投置在危地、陷入死地，他们会迫不得巳拚死作战，发挥更大的战斗力，而且，深入敌国，还可就地补充军粮 ，还可因离家太远而不会逃散，服从指挥，一心一意作战，夺得战争胜利。
第十一《九地篇》，论述九种不同作战地区及其用兵原则，提出了“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的突然袭击的作战思想。
第十二《火攻篇》，论述在战争中使用火攻的办法、条件和原则等问题。
孙武认为，火攻有火人、火积、火辎、火库、火队五种，即焚烧敌军的营寨、积聚、辎重、府库和运输设施这五种。着眼点在于摧毁敌人的人力、物力和运输线。这五种火攻方法必须变化运用，我军可以掌握，敌军也可以掌握，应该注意防备。
之攻必须具备条件。除了发火的器材必须平时有准备之外，纵火时还要选择天时，要在天气干燥和刮风的日子放火。实施火攻也必须和士兵的进攻互相配合，这样才能发挥火攻的作用，达到夺取胜利的目的。
第十三《间篇》，论述使用间谍侦察敌情在作战中的重要意义，并论述了间谍的种类和使用间谍的方法。孙武十分重视间谍的作用，认为它是作战取胜的一个关键，军队依靠间谍提供的情报而采取行动。孙武把间谍分为五种：因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所谓因间，就是利用敌国乡里的普通人为间谍 。所谓内间，就是利用敌国的官吏为间谍。所谓反间，就是利用敌方的间谍来为我所用。所谓死间，就是故意对外散布虚假的情况，让我方间谍知道，然后传给敌方。所谓生间，就是派往敌方侦察敌情以后能亲自回来报告的间谍。这五种间谍，前三种是利用敌方人员，后两种是我方潜入敌人内部的。这五种间谍都使用起来，情报的来源就十分广泛，打起仗来使敌人茫茫然不知怎样应付，确实是神妙莫测。从反间得来的情报最重要。因此，要特别重视反间，对待反间的待遇应该特别优厚。
孙武的兵法13篇，各有侧重，波澜起伏，分析透彻，见解精到，实用性强。为了使吴王能够任用他，他在兵法开头就说：“吴王听我所陈之计而用兵则必胜，我就留在这儿，如不听我计而用兵则必败，我也就要再到别的国家去。”为了使吴王读兵法感到亲切，他在兵法中经常运用当时吴、越两国冲突的战例，有针对性地阐述。他在兵法中自比商朝开国大臣伊尹和周朝开国大臣姜太公，希望辅佐吴王统一王朝。
戎马生涯
阖闾即位三年，即公元前512年，吴国国内稳定，仓廪充足，军队精悍，向西进兵征伐楚国的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伍子胥向阖闾提出，这样的长途远征，一定要有一位深通韬略的军事家筹划指挥，方能取胜。他向吴王阖闾推荐了正在隐居的孙武，向吴王介绍孙武的家世、人品和才干，称赞孙武是个方能安邦、武能定国的盖世奇才。可是，孙武自从来到吴国后一直隐居著书，吴王连孙武这个名字都不曾听说，认为一介农夫不会有大本事。伍子胥便反复推荐，仅一个早上就推荐了 7次，吴王才答应接见孙武。
孙武带着他刚写就的兵法进见吴王。吴王将兵法一篇一篇看罢，啧啧称好，但忽然产生一个念头，兵法头头是道，是否真适合于战争的实用呢？孙武能写兵法，又怎样才能证明他不只是一位纸上谈兵的人呢？吴王便对孙武说：“你的兵法十三篇，我已经逐篇拜读，实是耳目一新，受益不浅，但不知实行起来如何，可否用它小规模地演练一下，让我们见识见识？” 孙武回答说：“可以”。吴王又问道：“先生打算用什么样的人去演练？”孙武答：“随君王的意愿，用什么样的人都可以。不管是高贵的还是低贱的，也不论是男的还是女的，都可以。”吴王想给孙武出个难题，便要求用宫女来演练。
于是，吴王下令将宫中美女180 名召到宫后的练兵场，交给孙武去演练。孙武把180 名宫女分为左右两队，指定吴王最为宠爱的两位美姬为左右队长，让他们带领宫女进行操练，同时指派自己的驾车人和陪乘担任军吏，负责执行军法。
分派巳定，孙武站在指挥台上，认真宣讲操练要领。他问道：“你们都知道自己的前心、后背和左右手吧？向前，就是目视前方；向左，视左手；向右，视右手；向后，视后背。一切行动，都以鼓声为准。你们都听明白了吗？”宫女们回答：“听明白了。”安排就绪，孙武便击鼓发令，然而尽管孙武三令五申，宫女们口中应答，内心却感到新奇、好玩，她们不听号令，捧腹大笑，队形大乱。孙武便召集军吏，根据兵法，斩两位队长。吴王见孙武要杀掉自己的爱姬，马上派人传命说：寡人已经知道将军能用兵了。没有这两个美人侍候，寡人吃饭也没有味道。请阍军赦免她们。”孙武毫不留情地说：“臣既然受命为将，将在军中，君命有所不受。”孙武执意杀掉了两位队长，任命两队的排头充当队长，继续练兵。当孙武再次击鼓发令时，众宫女前后左右，进退回旋，跪爬滚起，全都合乎规矩，阵形十分齐整。孙武传人请阖闾检阅，阖闾因为失去爱姬，心中不快，便托辞不来，孙武便亲见阖闾。他说：“令行禁止，赏罚分明，这是兵家的常法，为将治军的通则。对士卒一定要威严，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听从号令，打仗才能克敌制胜。”听了孙武的一番解释，吴王阖闾怒气消散，便拜孙武为将军。
在孙武的严格训练下，吴军的军事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就在公元前512年，阖闾、伍了胥和孙武，指挥吴军攻克了楚的属国钟吾国（今江苏宿迁东北）、舒国（今安徽庐江县西），这时阖闾头脑发热，想要长驱直入攻克楚都郢（今湖北江陵县纪南城）。孙武认为这样做不妥，便进言道：“楚军是天下的一支劲旅，非舒国和钟吾国可比。我军巳连灭二国，人疲马乏，军资消耗，不如暂且收兵，蓄精养锐，再等良机。”吴王听从了孙武的劝告，下令班师。
伍子胥也完全同意孙武的主张，并向吴王献策说：“人马疲劳，不宜远征。不过，我们也可以设法使楚人疲困。”于是伍子胥说孙武共同商订了一套扰楚、疲楚的计策，即组成三支劲旅，轮番袭扰楚国。当吴国的第一支部队袭击楚境的时候，楚国见来势不小，便全力以赴，派兵迎击。待楚军出动，吴军便往回撤。而楚军返回驻地时，吴国的第二支部队又攻入了楚境，如此轮番袭击，弄得楚国连年应付吴军，人力物力都被大量耗费，国内十分空虚，属国纷纷叛离，吴国却从轮番时攻中抢掠不少，在与楚对峙中完全占据上风。
公元前506年，楚国攻打已经归附吴国的小国——蔡国，给了吴军伐楚的借口。阖闾和伍子胥、孙武指挥训练有素的3万精兵，乘坐战船，溯淮而上，直趋蔡国与楚国的交战。楚军见吴军来势凶猛，不得不放弃对蔡国的围攻，收缩部队，调集主力，以汉水为界，加紧设防，抗击吴军的进攻。不料孙武突然改变了沿淮河进军的路线，放弃战船，改从陆路进攻，直插楚国纵深。
伍子胥问孙武：“吴军习于水性，善于水战，为何改从陆路进军呢？”
孙武告诉他说：“用兵作战，最贵神速。应当走别人料想不到的路，以便打它个措手不及。逆水行舟，速度迟缓，楚军必然乘机加强防备，那就很难破敌了，”说得伍子胥点头称是。
就这样，孙武在3万精兵中选择了强壮敏捷的3500人为前阵，身穿坚甲，手执利器，连连大败楚军。旧历11月28日攻入楚国的国都郢，楚昭王带着妹妹仓皇出逃。孙武以3万军队攻击楚国的20万大军，获得全胜，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
然而，这时越国乘吴军伐楚之机进攻吴国，秦国又出兵帮助楚国对付吴军，这样，阖闾不得不引兵返吴。此后，吴又继续伐楚，楚为免亡国，将国都由郢迁到都（今湖北宜城县东南）。
孙武在帮助阖闾西破强楚的同时，计划征服越国。公元前496年，阖闾听说越王允常去世，新即位的越王勾践年轻稚弱，越国国内不大稳定，认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便不听孙武等人的劝告，不等准备工作全部就绪，就仓猝出兵，想要击败越国。不料，勾践整顿队伍，主动迎战，两军相遇于吴越边境的李（今浙江嘉兴县西南）。勾践施展巧计，他派死刑犯首先出阵，排成三行，把剑放在脖子上，一个个陈述表演后，自刭于阵前。吴国士兵不知那是一个个罪犯，居然看得忘了神，傻了眼，越军乘机发动冲锋，吴军仓皇败退，阖闾也伤重身亡。
阖闾去世后，由太子夫差继承王位，孙武和伍子胥整顿军备，以辅佐夫差完成报仇雪耻大业。公元前494年春天，勾践调集军队从水上向吴国进发，夫差率 10万精兵迎战于夫椒（今江苏吴县西南太湖边），在孙武、伍子胥的策划下，吴军在夜间布置了许多诈兵，分为两翼，高举火把，只见在黑暗的夜幕中火光连成一片，迅速向越军阵地移动，杀声震天，越军惊恐万状，军心动摇，吴军乘势总攻，大败越军，勾践在吴军的追击下带着5000名甲士跑到会稽山（今浙江绍兴市东南）上的一个小城中凭险抵抗，由于吴军团团包围，勾践只得向吴屈辱求和，夫差不听伍子胥劝阻，同意了勾践的求和要求。
吴国的争霸活动在南方地区取得胜利后，便向北方中原地区进逼，公元前485年，夫差联合鲁国，大败齐军。公元前482年，夫差又率领着数万精兵，由水路北上，到达黄池（今河南封丘县南），与晋、鲁等诸侯国君会盟。吴王夫差在这次盟会上，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争得霸主的地位。孙武虽没有直接参加攻齐取胜、与晋争霸两事，但在此前孙武精心训练军队和制定军事谋略，对夫差建立霸业有不可抹煞的巨大贡献。
思想影响
悄然归隐留《孙子》 思想影响2500年
随着吴国霸业的蒸蒸日上，夫差渐渐自以为是，不纳忠言。伍子胥认为：勾践被迫求和，一定还会想办法到以后报复，故必须彻底灭掉越国，绝不能姑息奸，留下后患。但夫差听了奸臣的挑拨，不仅不理睬伍子胥的苦谏，反而制造借口，逼其自尽，甚至命人将伍子胥的尸体装在一只皮袋里，扔到江中，不给安葬。孙武深知 “飞鸟绝，良弓藏；狐兔尽，走狗烹”的道理，对伍子胥惨死的一幕十分寒心，于是便悄然归隐，息影深山，根据自己训练军队、指挥作战的经验，修订其兵法13 篇，使其更臻完善。
事情不出伍子胥所料，越王勾践屈辱求和后，卧薪尝胆，立志报复，他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使越国富足，越军精悍。公元前482 年，越军乘吴军主力聚集黄池与中原诸侯盟会、吴国国内兵力空虚之际，发兵袭击吴国，攻入吴国国都，吴国遭此动难，便一蹶不振，由盛转衰，延至公元前473 年，正式被越国灭亡，夫差愧恨交加，自刎而死。孙武所梦想的由吴王统一华夏，也就成为泡影 。
孙武的一生，除了其赫赫战功以外，更主要的是他给后人留下了不少珍贵的论兵、论政的篇章，其中尤以流传下来的《孙子兵法》最著名。这短短的13篇5000字，体现了孙武完整的军事思想体系。
孙武的军事思想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观点。他强调战争的胜负不取决于鬼神，而是与政治清明、经济以展、外交努力、军事实力、自然条件诸因素有联系，预测战争胜负主要就是分析以上这些条件如何，这就体现了他朴素的唯物论观点。孙武不仅相信世界是客观存在的，而且认为世界上的事物都在不停地运动变化着，强调在战争中应积极创造条件，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促成对立面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化，表明孙武掌握了生动活泼的辩证法。正是因为孙武在军事科学这门具体科学中概括和总结出了异常丰富、多方面的哲学道理，确立了他在春秋末期思想界中与孔子、老子的并列地位，被并称为春秋末期思想界上空的三颗明亮的星体。
孙武的军事理论并非没有缺点、错误的东西，但远远超出了同时代的兵法著作，也以其卓越的见识深深影响了后世，受到古今中外军事家的广泛推崇。例如：孙武主张“慎战”。在《孙子兵法》中开宗明义便指出：“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关系到人民的生死，社稷的存亡，是不可不慎重研究悉心考虑的”。孙武又警告国君不可因愤怒而兴兵，将帅也不可因恼火而交战，一定要瞻前顾后，以国家利益为尺度作出决策。例如，孙武提出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个著名论断，认为一定要对自己的实力和对方的情况了如指掌，随时随地掌握对方的动态变化，采取相应的应变措施，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例如，孙武又提出了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主张，认为不管敌我总体力量对比的强弱如何，一定要创造机会，造成我在局部兵力上的优势，以十攻一，以众击寡，全歼敌方。……这些光辉的军事思想和军事论断都倍受军事家们的推崇，孙武被古今中外的军事家一致尊崇为“兵家之祖”。战国时代的吴起、孙膑、尉缭等众多的军事家推崇孙武的军事艺术首屈一指。三国时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曹操盛赞《孙子兵法》，他亲自整理前人对《孙子兵法》的研究，作成简明的“略解”，为后人学习运用《孙子兵法》提供方便。宁代，《孙子兵法》作为《武经七书》的第一部，成为科举中武科考试的理论科目，《孙子兵法》从此在社会上得到广泛的流传。同时，《孙子兵法》也向越南、朝鲜、日本、以色列乃至英、德、俄等国流传。
近现代的战争使用许多新式武器，与古代战争的条件大不相同，但《孙子兵法》所论述的战争的基本原理和原则都没有因战争条件的改变而改变，所以仍然受到军事家们的普遍推崇。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说：“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在1990年的海湾战争中，美国将军斯瓦茨科夫使用最古老的《孙子兵法》中“重将治兵”的原则及名种谋略思想来驱动装备着最现代化的战争武器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斯瓦茨科夫也由此被誉为“ 将星奇才”。英国著名战略家利德尔.哈特在《孙子兵法》英译本序言中说：“2500多年前中国这位古代兵法家的思想、对于研究核时代的战争是很有帮助的。 ”
古今中外的军事家们都使用其中论述的军事理论来指导战争不仅运用于军事领域，还被推广运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尤其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孙武的军事理论与企业管理虽然活动的领域不同，但它们确实有许多相似之处，市埸，竞争即战争。日本企业家大桥武夫所著《兵法经营全书》指出：“采用中国的兵法思想指导企业经营管埋，比美国的企业管理方式更合理、更有效。”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霍吉兹在《企业管理》一书中指出：《孙子兵法》一书中“揭示的许多原理原则，迄今犹属颠扑不破，仍有其运用价值”。古老的兵法在现代社会中闪耀着迷人的光彩。孙武虽非出生吴地，但一生活动是在吴地。
孙子是齐国贵族和名将的后裔。孙武的祖先叫妫完被周朝天子册封为陈国国君（陈国在今河南东部和安徽一部分，建都宛丘，今河南淮阳）。后来由于陈国内部发生政变，孙武的直系远祖妫完便携家带口，逃到齐国，投奔齐桓公。齐桓公早就了解陈公子妫完年轻有为，任命他为负责管理百工之事的工正。妫完在齐国定居以后，由姓妫改姓田，故他又被称为田完。他的祖先原是陈国的公子--陈完。公元前672年，陈国发生内乱，陈完便逃奔至齐国避难，改称为田完。田完的第五世孙田书（即孙子的祖父）曾经是齐国大夫，在攻打莒国的战争中立下了战攻，齐景公便把乐安封给了田书，同时还赐“孙”为姓，以表示对田书嘉奖。公元前532年，齐国发生内乱，孙子便离开齐国，到了南方的吴国，在吴国的都城姑苏（今江苏省苏州市）过起了隐居生活，潜心研究兵法。在吴国，孙子结识了伍子胥。据《吴越春秋. 阖闾内传》载，在诸侯争霸中，南方新兴的吴国国君阖闾，为图霸业，欲攻打楚国，但是，一时难以选出合适的将领。伍子胥常与吴王论兵，他曾向吴王推荐说：孙子“精通韬略，有鬼神不测之机，天地包藏之妙，自著兵法十三篇，世人莫知其能。诚得此任为将，虽天下莫敌，何论楚哉！”经过伍子胥七次向吴王推荐，吴王便让伍子胥拜请孙子出山。
孙子晋见吴王之后，呈上所著兵书现仅存十三篇。吴王看后，赞不绝口。据有关资料记载，为考察孙子的统兵能力，吴王挑选了100多名宫女由孙子操练。这就是人们所传说的孙子“吴宫教战斩美姬”的故事。吴宫操练之后，吴王任命孙子为上将军，封为军师。从此，孙子与伍子胥共同辅佐吴王，安邦治国，发展军力。公元前506年冬，吴国以孙子、伍子胥为将，出兵伐楚。孙子采取“迂回奔袭、出奇制胜”的战法，溯淮河西上，从淮河平原越过大别山，长驱深入楚境千里，直奔汉水，在柏举（今湖北汉川北）重创楚军。接着五战五胜，一举攻陷楚国国都郢。“柏举之战”后，楚国元气大伤，渐渐走向衰落，而吴国的声威则大振，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吴国不仅成为南方的强国，而且北方的齐、晋等大国也畏惧吴国。对于孙子的历史功绩，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写道：“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也”。
著书兵法
《孙子兵法》是从战国时期起就风靡流传的军事著作，古今中外的军事家们都使用其中论述的军事理论来指导战争，而且，其中论述的基本理论和思想还被运用到了现代经营决策和社会管理方面。然而，这部著作者是谁呢？学术界议论纷纷，一种认为是春秋时期吴国的孙武所著，一种认为是孙膑整理而成，一种认为是战国初年某位山林处士编写，还有的说是三国时代曹操编撰的。直到1972年4 月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发掘的两座汉代墓葬中同时发现了用竹简写成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这样，数百年的争论方告结束，《孙子兵法》的作者被确认为春秋时期吴国的将军孙武。
·避隐吴国著兵法
由于贵族家庭给孙武提供了优越的学习环境，孙武得以阅读古代军事典籍《军政》，了解黄帝战胜四帝的作战经验以及伊尹、姜太公、管仲的用兵史实，加上当时战乱频繁，兼并激烈，他的祖父、父亲都是善于带兵作战的将领，
他从小也耳闻目睹了一些战争，这对少年孙武的军事方面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但孙武生活的齐国，内部矛盾重重，危机四伏。齐景公初年，左相庆封灭掉了右相崔杼。接着田、鲍、栾、高等四大家族又联合起来，赶走了庆封。后来，内乱日甚一日，齐国公室同四大家族的矛盾，四大家族相互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愈演愈烈。孙武对这种内部斗争极其反感，不愿纠缠其中，萌发了远奔他乡、另谋出路去施展自己才能的念头。当时南方的吴国自寿梦称王以来，联晋伐楚，国势强盛，很有新兴气象。孙武认定吴国是他理想的施展才能和实现抱负的地方。大约在齐景公三十一年（公元前517 年）左右，孙武正值18岁的青春年华，他毅然离开乐安，告别齐国，长途跋涉，投奔吴国而来，孙武一生事业就在吴国展开，死后亦葬在吴国，因此《吴越春秋. 阖闾内传》就把孙武称为“吴人”。
孙武来到吴国后，便在吴都（今苏州市）郊外结识了从楚国而来的伍子胥。伍子胥原是楚国的名臣，公元前522 年因父亲伍奢和兄长伍尚被楚平王杀害而潜逃到吴国。他立志兴兵伐楚，为父兄报仇。孙武结识伍子胥后，十分投机，结为密友。这时吴国的局势也在动荡不安之中，两人便避隐深居，待机而发。
公元前515 年，吴国公子光利用吴国伐楚，国内空虚的机会，以专诸为刺客，袭杀吴王僚，然后自立为王，称阖闾。阖闾即位后，就礼贤下士，任用伍子胥等一批贤臣，他又体恤民情，不贪美味，不听淫乐，不也女色，注意发展生产，积蓄粮食，建筑城垣，训练军队，因而大得民心，吴国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阖闾又注重搜求各种人才，立志要使吴国更加强盛，时而向长江中游发展，灭楚称雄。隐居吴都郊外的孙武由此更加看清自己的前途，他在隐居之地，一边灌园耕种，一边写作兵法，并请伍子胥引荐自己。终于，孙武写了传世名篇《孙子兵法》，现仅存13篇兵法。即使是仅存的13篇兵法，讲的全部都是如何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全书构成了一个严密的体系。
兵书介绍
·《孙子兵法》介绍
第一《计篇》，论述怎样在开战之前和战争中时行谋划的问题，并论述谋划在战争中的重要意义。孙武认为，在开战之前，必须对敌我双方的基本条件作周密的研究和比较，认真地时行谋划，以便制订正确的作战计划。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条件有五项，就是“道”（道义）、“ 天”（天时）、“地”（地利）、“将”（将帅）、“法”（法制）。对这些条件比较清楚了，就可以判断战争的胜负。在战争时行过程中，也必须根据利害关系和不断变化的形势来时行研究和谋划，采取机动灵活的措施，做到“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孙武认为，谋划周密就可能在战争中获胜，谋划不周难于获胜，根本不进行谋划是肯定要失败的。
第二《作战篇》，论述速战速胜的重要性。因为出兵打仗要耗损国家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拖久了就会使军队疲惫、锐气挫伤、财货枯竭，别的诸侯国会乘机进行进攻。从速胜的思想出发，孙武反对以当时简陋的作战武器去攻克坚固的城寨，也反对在国内一再征集兵员和调运军用物资，而主张在敌国就地解决粮草，主张用财货厚赏士兵，主张优待俘虏，主张用缴获来补充壮大自己。他认为这样做，才能迅速战胜敌人。
篇三《谋攻篇》，论述用计谋征服敌人的问题。孙武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善中之善者”，“全国”、“全军”、“全旅”、“全卒”、“全伍”地强迫敌人屈服投降是最理想的作战方案，“破国”、“破军”、“破旅”、“破卒”、“破伍”地用武力击破敌人则次一等，“非善之善者”。
怎样才能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呢？孙武认为上策是“伐谋”，其次是“伐交”，再次是“伐兵”，即主张通过政治攻势、外交手段和武装力量来征服敌人。在和敌人斗争时，如果敌强我弱，应该集中优势兵力战胜敌人，做到“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即有十倍于敌的兵力就包围敌人，有五倍于敌的兵力就进攻敌人，有一倍于敌的兵力就设法分散敌人，和敌人的兵力相等就要善于战胜敌人，比敌人的兵力少就要善于退却，战斗力不如敌人就要避免与敌人作战，不能强拚硬打。孙武在此篇中提出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光辉思想，认为谋略必须建立在了解敌我双方情况的基础上。
第四《形篇》，论述用兵作战要先为自己创造不被敌人战胜的条件，以等待敌人可以被我战胜的时机，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孙武认为：战争的胜负决定于敌我双方力量的大小，要想战胜敌人，就必须在力量的对比上使自己处于绝对优势，造成一种迅猛不可抵挡之势。除此之外，还要等待敌人可以被我战胜的有利时机，善于抓住敌人的弱点，这样，就能轻而易举地战胜敌人。孙武认为，要在作战中取胜，必须善于对待攻和守的问题。兵力不足就防守，兵力有余就进攻。防守时要十分严密地隐蔽自己，进攻时要打得敌人措手不及。这样，就能达到“自保而全胜”的目的。
第五《势篇》，论述用兵作战要造成一种可以压倒敌人的迅猛之势，并要善于利用这种迅猛之势。
势是什么呢？孙子说，这种势就像可以漂起石头的激流，就像一触即发的拉满的弓弩，就像圆石从千仞高山上滚下，有一种不可抵挡的力量。用这种力量打击敌人，就能够以一当十，所向无敌。
怎样造成这种势呢？首先，要给自己创造条件，使本身具有战胜敌人的强大力量。其次，要“择人而任势”。选择熟知军事、知人善任的将帅，指挥士兵作战灵活自如，并且善于用假象迷惑敌人，用小利调动敌人，引诱敌人陷入圈套，然后用伏兵狠狠地打击敌人。
第六《虚实篇》，论述用兵作战须采用“避实而击虚”的方针。
怎样才能做到避实击虚呢？第一，要使我方处于主动地位，使敌方处于被动地位，把战争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善于用兵作战的人，能够设法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第二，要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打击敌人兵力空虚之处。第三，要集中自己的兵力，并设法分散敌人的兵力，造成战术上的我众敌寡。
孙武指出，运用避实击虚的作战方针，要从分析敌情出发，要随着形势的变化，因为战争过程中的众寡、强弱、攻守、进退等等关系处在急剧变化之中，“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第七《军争篇》，论述如何争夺制胜的有利条件，使自己掌握作战主动权的问题。孙武认为：首先，必须了解各诸侯国的政治动向，必须熟悉地形，必须使用向导，做到情况明。其次，必须行动统一，步调一致，做到“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 勇者不得独进，怯者不得独退”。第三，要求指挥正确，机动灵活，“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做到以上几点，才能在战争中处于有利的位置。
第八《九变篇》，论述将帅指挥作战应根据各种具体情况灵活机动地处置问题，不要机械死板而招致失败，并对将帅提出了要求。
孙武强调，将帅处置问题时必须做到：首先，考虑问题要兼顾有利和有害两方面。在有利的情况下要想到不利的因素，在不利的情况下要想到有利的因素。其次，要根据不同的斗争目标，采取不同的斗争手段。第三，要立足在充分准备、使敌人不可攻破的基础上，不能存侥幸心理。第四，要克服偏激的性情，全面、慎重、冷静地考虑问题。只有做到了以上这些，方能“得地之利”、得人之用”。孙武认为，将帅要从实际出发处置问题才能战胜敌人，所以对于国君的违背实际的命令可以不执行，因此，他大胆地提出了“君命有所不受”的军事名言。
第九《行军篇》，论述行军作战中怎样安置军队和判断敌情问题，还论述了军队在山地、江河、盐碱沼泽地、平原等四种地形上的不同处置办法，还论述了军队遇到绝涧、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天隙等特殊地形的处置办法。孙武还提出了31种观察、判断敌情的方法，通过这些方法，把看到、听到和侦察到的各种现象加以分析，掌握真实的敌情，才能制订出正确的作战方案，才能获得胜利。孙武在本篇中还提出了“令之以文，齐这以武”的文武兼用的治军原则，即要用道义来教育士兵，用法纪来统一步调，这样的军队打起仗来一定能取得胜利。
第十《地形篇》，论述用兵作战怎样利用地形的问题，着重论述深入敌国作战的好处。孙武分析了九种战地的特点和士兵处在这些地区的心理状态，相应地提出了在这些地区用兵的不同措施，认为深入敌国，等于把士兵投置在危地、陷入死地，他们会迫不得巳拚死作战，发挥更大的战斗力，而且，深入敌国，还可就地补充军粮 ，还可因离家太远而不会逃散，服从指挥，一心一意作战，夺得战争胜利。
第十一《九地篇》，论述九种不同作战地区及其用兵原则，提出了“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的突然袭击的作战思想。
第十二《火攻篇》，论述在战争中使用火攻的办法、条件和原则等问题。
孙武认为，火攻有火人、火积、火辎、火库、火队五种，即焚烧敌军的营寨、积聚、辎重、府库和运输设施这五种。着眼点在于摧毁敌人的人力、物力和运输线。这五种火攻方法必须变化运用，我军可以掌握，敌军也可以掌握，应该注意防备。
之攻必须具备条件。除了发火的器材必须平时有准备之外，纵火时还要选择天时，要在天气干燥和刮风的日子放火。实施火攻也必须和士兵的进攻互相配合，这样才能发挥火攻的作用，达到夺取胜利的目的。
第十三《间篇》，论述使用间谍侦察敌情在作战中的重要意义，并论述了间谍的种类和使用间谍的方法。孙武十分重视间谍的作用，认为它是作战取胜的一个关键，军队依靠间谍提供的情报而采取行动。孙武把间谍分为五种：因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所谓因间，就是利用敌国乡里的普通人为间谍 。所谓内间，就是利用敌国的官吏为间谍。所谓反间，就是利用敌方的间谍来为我所用。所谓死间，就是故意对外散布虚假的情况，让我方间谍知道，然后传给敌方。所谓生间，就是派往敌方侦察敌情以后能亲自回来报告的间谍。这五种间谍，前三种是利用敌方人员，后两种是我方潜入敌人内部的。这五种间谍都使用起来，情报的来源就十分广泛，打起仗来使敌人茫茫然不知怎样应付，确实是神妙莫测。从反间得来的情报最重要。因此，要特别重视反间，对待反间的待遇应该特别优厚。
孙武的兵法13篇，各有侧重，波澜起伏，分析透彻，见解精到，实用性强。为了使吴王能够任用他，他在兵法开头就说：“吴王听我所陈之计而用兵则必胜，我就留在这儿，如不听我计而用兵则必败，我也就要再到别的国家去。”为了使吴王读兵法感到亲切，他在兵法中经常运用当时吴、越两国冲突的战例，有针对性地阐述。他在兵法中自比商朝开国大臣伊尹和周朝开国大臣姜太公，希望辅佐吴王统一王朝。
戎马生涯
阖闾即位三年，即公元前512年，吴国国内稳定，仓廪充足，军队精悍，向西进兵征伐楚国的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就绪。伍子胥向阖闾提出，这样的长途远征，一定要有一位深通韬略的军事家筹划指挥，方能取胜。他向吴王阖闾推荐了正在隐居的孙武，向吴王介绍孙武的家世、人品和才干，称赞孙武是个方能安邦、武能定国的盖世奇才。可是，孙武自从来到吴国后一直隐居著书，吴王连孙武这个名字都不曾听说，认为一介农夫不会有大本事。伍子胥便反复推荐，仅一个早上就推荐了 7次，吴王才答应接见孙武。
孙武带着他刚写就的兵法进见吴王。吴王将兵法一篇一篇看罢，啧啧称好，但忽然产生一个念头，兵法头头是道，是否真适合于战争的实用呢？孙武能写兵法，又怎样才能证明他不只是一位纸上谈兵的人呢？吴王便对孙武说：“你的兵法十三篇，我已经逐篇拜读，实是耳目一新，受益不浅，但不知实行起来如何，可否用它小规模地演练一下，让我们见识见识？” 孙武回答说：“可以”。吴王又问道：“先生打算用什么样的人去演练？”孙武答：“随君王的意愿，用什么样的人都可以。不管是高贵的还是低贱的，也不论是男的还是女的，都可以。”吴王想给孙武出个难题，便要求用宫女来演练。
于是，吴王下令将宫中美女180 名召到宫后的练兵场，交给孙武去演练。孙武把180 名宫女分为左右两队，指定吴王最为宠爱的两位美姬为左右队长，让他们带领宫女进行操练，同时指派自己的驾车人和陪乘担任军吏，负责执行军法。
分派巳定，孙武站在指挥台上，认真宣讲操练要领。他问道：“你们都知道自己的前心、后背和左右手吧？向前，就是目视前方；向左，视左手；向右，视右手；向后，视后背。一切行动，都以鼓声为准。你们都听明白了吗？”宫女们回答：“听明白了。”安排就绪，孙武便击鼓发令，然而尽管孙武三令五申，宫女们口中应答，内心却感到新奇、好玩，她们不听号令，捧腹大笑，队形大乱。孙武便召集军吏，根据兵法，斩两位队长。吴王见孙武要杀掉自己的爱姬，马上派人传命说：寡人已经知道将军能用兵了。没有这两个美人侍候，寡人吃饭也没有味道。请阍军赦免她们。”孙武毫不留情地说：“臣既然受命为将，将在军中，君命有所不受。”孙武执意杀掉了两位队长，任命两队的排头充当队长，继续练兵。当孙武再次击鼓发令时，众宫女前后左右，进退回旋，跪爬滚起，全都合乎规矩，阵形十分齐整。孙武传人请阖闾检阅，阖闾因为失去爱姬，心中不快，便托辞不来，孙武便亲见阖闾。他说：“令行禁止，赏罚分明，这是兵家的常法，为将治军的通则。对士卒一定要威严，只有这样，他们才会听从号令，打仗才能克敌制胜。”听了孙武的一番解释，吴王阖闾怒气消散，便拜孙武为将军。
在孙武的严格训练下，吴军的军事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就在公元前512年，阖闾、伍了胥和孙武，指挥吴军攻克了楚的属国钟吾国（今江苏宿迁东北）、舒国（今安徽庐江县西），这时阖闾头脑发热，想要长驱直入攻克楚都郢（今湖北江陵县纪南城）。孙武认为这样做不妥，便进言道：“楚军是天下的一支劲旅，非舒国和钟吾国可比。我军巳连灭二国，人疲马乏，军资消耗，不如暂且收兵，蓄精养锐，再等良机。”吴王听从了孙武的劝告，下令班师。
伍子胥也完全同意孙武的主张，并向吴王献策说：“人马疲劳，不宜远征。不过，我们也可以设法使楚人疲困。”于是伍子胥说孙武共同商订了一套扰楚、疲楚的计策，即组成三支劲旅，轮番袭扰楚国。当吴国的第一支部队袭击楚境的时候，楚国见来势不小，便全力以赴，派兵迎击。待楚军出动，吴军便往回撤。而楚军返回驻地时，吴国的第二支部队又攻入了楚境，如此轮番袭击，弄得楚国连年应付吴军，人力物力都被大量耗费，国内十分空虚，属国纷纷叛离，吴国却从轮番时攻中抢掠不少，在与楚对峙中完全占据上风。
公元前506年，楚国攻打已经归附吴国的小国——蔡国，给了吴军伐楚的借口。阖闾和伍子胥、孙武指挥训练有素的3万精兵，乘坐战船，溯淮而上，直趋蔡国与楚国的交战。楚军见吴军来势凶猛，不得不放弃对蔡国的围攻，收缩部队，调集主力，以汉水为界，加紧设防，抗击吴军的进攻。不料孙武突然改变了沿淮河进军的路线，放弃战船，改从陆路进攻，直插楚国纵深。
伍子胥问孙武：“吴军习于水性，善于水战，为何改从陆路进军呢？”
孙武告诉他说：“用兵作战，最贵神速。应当走别人料想不到的路，以便打它个措手不及。逆水行舟，速度迟缓，楚军必然乘机加强防备，那就很难破敌了，”说得伍子胥点头称是。
就这样，孙武在3万精兵中选择了强壮敏捷的3500人为前阵，身穿坚甲，手执利器，连连大败楚军。旧历11月28日攻入楚国的国都郢，楚昭王带着妹妹仓皇出逃。孙武以3万军队攻击楚国的20万大军，获得全胜，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光辉战例。
然而，这时越国乘吴军伐楚之机进攻吴国，秦国又出兵帮助楚国对付吴军，这样，阖闾不得不引兵返吴。此后，吴又继续伐楚，楚为免亡国，将国都由郢迁到都（今湖北宜城县东南）。
孙武在帮助阖闾西破强楚的同时，计划征服越国。公元前496年，阖闾听说越王允常去世，新即位的越王勾践年轻稚弱，越国国内不大稳定，认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便不听孙武等人的劝告，不等准备工作全部就绪，就仓猝出兵，想要击败越国。不料，勾践整顿队伍，主动迎战，两军相遇于吴越边境的李（今浙江嘉兴县西南）。勾践施展巧计，他派死刑犯首先出阵，排成三行，把剑放在脖子上，一个个陈述表演后，自刭于阵前。吴国士兵不知那是一个个罪犯，居然看得忘了神，傻了眼，越军乘机发动冲锋，吴军仓皇败退，阖闾也伤重身亡。
阖闾去世后，由太子夫差继承王位，孙武和伍子胥整顿军备，以辅佐夫差完成报仇雪耻大业。公元前494年春天，勾践调集军队从水上向吴国进发，夫差率 10万精兵迎战于夫椒（今江苏吴县西南太湖边），在孙武、伍子胥的策划下，吴军在夜间布置了许多诈兵，分为两翼，高举火把，只见在黑暗的夜幕中火光连成一片，迅速向越军阵地移动，杀声震天，越军惊恐万状，军心动摇，吴军乘势总攻，大败越军，勾践在吴军的追击下带着5000名甲士跑到会稽山（今浙江绍兴市东南）上的一个小城中凭险抵抗，由于吴军团团包围，勾践只得向吴屈辱求和，夫差不听伍子胥劝阻，同意了勾践的求和要求。
吴国的争霸活动在南方地区取得胜利后，便向北方中原地区进逼，公元前485年，夫差联合鲁国，大败齐军。公元前482年，夫差又率领着数万精兵，由水路北上，到达黄池（今河南封丘县南），与晋、鲁等诸侯国君会盟。吴王夫差在这次盟会上，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后盾，争得霸主的地位。孙武虽没有直接参加攻齐取胜、与晋争霸两事，但在此前孙武精心训练军队和制定军事谋略，对夫差建立霸业有不可抹煞的巨大贡献。
思想影响
悄然归隐留《孙子》 思想影响2500年
随着吴国霸业的蒸蒸日上，夫差渐渐自以为是，不纳忠言。伍子胥认为：勾践被迫求和，一定还会想办法到以后报复，故必须彻底灭掉越国，绝不能姑息奸，留下后患。但夫差听了奸臣的挑拨，不仅不理睬伍子胥的苦谏，反而制造借口，逼其自尽，甚至命人将伍子胥的尸体装在一只皮袋里，扔到江中，不给安葬。孙武深知 “飞鸟绝，良弓藏；狐兔尽，走狗烹”的道理，对伍子胥惨死的一幕十分寒心，于是便悄然归隐，息影深山，根据自己训练军队、指挥作战的经验，修订其兵法13 篇，使其更臻完善。
事情不出伍子胥所料，越王勾践屈辱求和后，卧薪尝胆，立志报复，他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使越国富足，越军精悍。公元前482 年，越军乘吴军主力聚集黄池与中原诸侯盟会、吴国国内兵力空虚之际，发兵袭击吴国，攻入吴国国都，吴国遭此动难，便一蹶不振，由盛转衰，延至公元前473 年，正式被越国灭亡，夫差愧恨交加，自刎而死。孙武所梦想的由吴王统一华夏，也就成为泡影 。
孙武的一生，除了其赫赫战功以外，更主要的是他给后人留下了不少珍贵的论兵、论政的篇章，其中尤以流传下来的《孙子兵法》最著名。这短短的13篇5000字，体现了孙武完整的军事思想体系。
孙武的军事思想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观点。他强调战争的胜负不取决于鬼神，而是与政治清明、经济以展、外交努力、军事实力、自然条件诸因素有联系，预测战争胜负主要就是分析以上这些条件如何，这就体现了他朴素的唯物论观点。孙武不仅相信世界是客观存在的，而且认为世界上的事物都在不停地运动变化着，强调在战争中应积极创造条件，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促成对立面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化，表明孙武掌握了生动活泼的辩证法。正是因为孙武在军事科学这门具体科学中概括和总结出了异常丰富、多方面的哲学道理，确立了他在春秋末期思想界中与孔子、老子的并列地位，被并称为春秋末期思想界上空的三颗明亮的星体。
孙武的军事理论并非没有缺点、错误的东西，但远远超出了同时代的兵法著作，也以其卓越的见识深深影响了后世，受到古今中外军事家的广泛推崇。例如：孙武主张“慎战”。在《孙子兵法》中开宗明义便指出：“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关系到人民的生死，社稷的存亡，是不可不慎重研究悉心考虑的”。孙武又警告国君不可因愤怒而兴兵，将帅也不可因恼火而交战，一定要瞻前顾后，以国家利益为尺度作出决策。例如，孙武提出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这个著名论断，认为一定要对自己的实力和对方的情况了如指掌，随时随地掌握对方的动态变化，采取相应的应变措施，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例如，孙武又提出了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主张，认为不管敌我总体力量对比的强弱如何，一定要创造机会，造成我在局部兵力上的优势，以十攻一，以众击寡，全歼敌方。……这些光辉的军事思想和军事论断都倍受军事家们的推崇，孙武被古今中外的军事家一致尊崇为“兵家之祖”。战国时代的吴起、孙膑、尉缭等众多的军事家推崇孙武的军事艺术首屈一指。三国时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曹操盛赞《孙子兵法》，他亲自整理前人对《孙子兵法》的研究，作成简明的“略解”，为后人学习运用《孙子兵法》提供方便。宁代，《孙子兵法》作为《武经七书》的第一部，成为科举中武科考试的理论科目，《孙子兵法》从此在社会上得到广泛的流传。同时，《孙子兵法》也向越南、朝鲜、日本、以色列乃至英、德、俄等国流传。
近现代的战争使用许多新式武器，与古代战争的条件大不相同，但《孙子兵法》所论述的战争的基本原理和原则都没有因战争条件的改变而改变，所以仍然受到军事家们的普遍推崇。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说：“孙子的规律，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仍是科学的真理。”在1990年的海湾战争中，美国将军斯瓦茨科夫使用最古老的《孙子兵法》中“重将治兵”的原则及名种谋略思想来驱动装备着最现代化的战争武器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斯瓦茨科夫也由此被誉为“ 将星奇才”。英国著名战略家利德尔.哈特在《孙子兵法》英译本序言中说：“2500多年前中国这位古代兵法家的思想、对于研究核时代的战争是很有帮助的。 ”
古今中外的军事家们都使用其中论述的军事理论来指导战争不仅运用于军事领域，还被推广运用于社会的各个领域，尤其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孙武的军事理论与企业管理虽然活动的领域不同，但它们确实有许多相似之处，市埸，竞争即战争。日本企业家大桥武夫所著《兵法经营全书》指出：“采用中国的兵法思想指导企业经营管埋，比美国的企业管理方式更合理、更有效。”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霍吉兹在《企业管理》一书中指出：《孙子兵法》一书中“揭示的许多原理原则，迄今犹属颠扑不破，仍有其运用价值”。古老的兵法在现代社会中闪耀着迷人的光彩。孙武虽非出生吴地，但一生活动是在吴地。
黄石公《素书》是一部类似‘语录’体的书，流传甚广，影响很大。另名《钤经》，又名《玉钤经》《宋史。艺文志》载：‘宋代有黄石公《素书》一卷，张良所传。’
《素书》问世以来版本甚多。有明朝窜眇阁刊《先秦诸子合编》本、《汉魏丛书》本、明朝唐琳刊本、《说郛》本、《二十二子》本、《百名家书》本、明朝王士祺本、明朝溪香馆刻杨慎评本等等，不一而足。
《素书》是作者人生观的具体表现。全书六章共讲了五个问题，兹简介于下。
一 、阐明了作者的思想体系，即道、德、仁、义、礼五位一体，密不可分，及‘潜居抱道，以待其时’的处世哲学。暗示读者，只要具备道、德、仁、义、礼五种品格，再逢机遇，定可建绝代之功，极人臣之位。
二、 阐明了作者用人的原则。作者依据才学之不同，将人才分为俊、豪、杰三类。是故其无异儒家的理性意识及道德水平的准则。作者认为‘任材使能，所以济物’、‘危莫危于任疑’、‘既用不任者疏’、‘用人不正者殆，强用人者不畜’等等，都是来自生活的总结，有著指导性意义。
三、作者从思想和行为两方面提出了如何加强个人修养的意见。‘博学切问’、‘恭俭谦约’、‘近恕笃行’、‘亲仁友直’等，反映了儒家的道德意识；‘绝嗜禁欲’、‘抑非损恶’、‘设变致权’、‘安莫安于忍辱’、‘吉莫吉于知足’等，又具有道家思想的成分，儒、道兼收并蓄，反映出作者的思想的包罗万象。
四、作者总结安邦治国的经验。作者认为‘短莫短于茍得’（反对短期行为）‘后令缪前者毁’（政策必须备有连续性）‘足寒伤心，人怨伤国’（失民心者失天下）‘有道则吉，无道则凶。吉者百福所归，凶者百祸所攻。非其神圣，自然所钟’（反映了作者的天道意识和非神观念）。这些，对于后人参政有一定的启发。
五、作者阐述了他自己的处世之道。我们中国人的政治是人治的政治，能否处理好人际关系，是事业能否亨通的关键。作者提出‘好众辱人者殃，戮辱所任者危’、 ‘慢其所敬者凶’、‘轻上生罪，侮下无亲’、‘上无常守，下多疑心’、‘近臣不重，远臣轻之’等，都给如何处理好各种关系提出了借鉴。
大凡一个国家的政治、军事，都是以‘人’为主体的活动，都和个人的修养，能否协调好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有著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古人看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程序是不可打乱的，因此将‘人’的问题放在首位。国人认为，军事是政治的延续，政治是军事的高度集中，是一种高层次的军事。‘ 败莫败于多私’、‘阴计外泄者败’、‘小功不赏则大功不立，小怨不赦则大怨必生’等，对于指导政治或军事行动，有著同样的意义。
《素书》问世以来版本甚多。有明朝窜眇阁刊《先秦诸子合编》本、《汉魏丛书》本、明朝唐琳刊本、《说郛》本、《二十二子》本、《百名家书》本、明朝王士祺本、明朝溪香馆刻杨慎评本等等，不一而足。
《素书》是作者人生观的具体表现。全书六章共讲了五个问题，兹简介于下。
一 、阐明了作者的思想体系，即道、德、仁、义、礼五位一体，密不可分，及‘潜居抱道，以待其时’的处世哲学。暗示读者，只要具备道、德、仁、义、礼五种品格，再逢机遇，定可建绝代之功，极人臣之位。
二、 阐明了作者用人的原则。作者依据才学之不同，将人才分为俊、豪、杰三类。是故其无异儒家的理性意识及道德水平的准则。作者认为‘任材使能，所以济物’、‘危莫危于任疑’、‘既用不任者疏’、‘用人不正者殆，强用人者不畜’等等，都是来自生活的总结，有著指导性意义。
三、作者从思想和行为两方面提出了如何加强个人修养的意见。‘博学切问’、‘恭俭谦约’、‘近恕笃行’、‘亲仁友直’等，反映了儒家的道德意识；‘绝嗜禁欲’、‘抑非损恶’、‘设变致权’、‘安莫安于忍辱’、‘吉莫吉于知足’等，又具有道家思想的成分，儒、道兼收并蓄，反映出作者的思想的包罗万象。
四、作者总结安邦治国的经验。作者认为‘短莫短于茍得’（反对短期行为）‘后令缪前者毁’（政策必须备有连续性）‘足寒伤心，人怨伤国’（失民心者失天下）‘有道则吉，无道则凶。吉者百福所归，凶者百祸所攻。非其神圣，自然所钟’（反映了作者的天道意识和非神观念）。这些，对于后人参政有一定的启发。
五、作者阐述了他自己的处世之道。我们中国人的政治是人治的政治，能否处理好人际关系，是事业能否亨通的关键。作者提出‘好众辱人者殃，戮辱所任者危’、 ‘慢其所敬者凶’、‘轻上生罪，侮下无亲’、‘上无常守，下多疑心’、‘近臣不重，远臣轻之’等，都给如何处理好各种关系提出了借鉴。
大凡一个国家的政治、军事，都是以‘人’为主体的活动，都和个人的修养，能否协调好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有著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古人看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程序是不可打乱的，因此将‘人’的问题放在首位。国人认为，军事是政治的延续，政治是军事的高度集中，是一种高层次的军事。‘ 败莫败于多私’、‘阴计外泄者败’、‘小功不赏则大功不立，小怨不赦则大怨必生’等，对于指导政治或军事行动，有著同样的意义。
《三略》又称《黄石公三略》，是中国古代的一本著名兵书。
题解
《黄石公三略》原名《黄石公记》。旧题黄石公撰。学者一般认为此书是后人托名伪作，其真实作者已不可考，认为大约成书于西汉末年。
评价
此书侧重于从政治策略上阐明治国用兵的道理，不同于其他兵书。它是一部糅合了诸子各家的某些思想，专论战略的兵书。南宋晁公武称其：“论用兵机之妙、严明之决，军可以死易生，国可以存易亡。”北宋神宗元丰年间被列《武经七书》之一。
版本
南宋孝宗、光宗年间刻《武经七书》本
《续古逸丛书》影宋《武经七书》本
1935年中华学艺社影宋刻《武经七书》本
丁氏八千卷楼藏刘寅《武经七书直解》影印本
体例
共分上略、中略、下略3卷，共3800余字。
题解
《黄石公三略》原名《黄石公记》。旧题黄石公撰。学者一般认为此书是后人托名伪作，其真实作者已不可考，认为大约成书于西汉末年。
评价
此书侧重于从政治策略上阐明治国用兵的道理，不同于其他兵书。它是一部糅合了诸子各家的某些思想，专论战略的兵书。南宋晁公武称其：“论用兵机之妙、严明之决，军可以死易生，国可以存易亡。”北宋神宗元丰年间被列《武经七书》之一。
版本
南宋孝宗、光宗年间刻《武经七书》本
《续古逸丛书》影宋《武经七书》本
1935年中华学艺社影宋刻《武经七书》本
丁氏八千卷楼藏刘寅《武经七书直解》影印本
体例
共分上略、中略、下略3卷，共3800余字。
正确的称法应该是《群书治要•黄石公三略》。《群书治要》是唐魏征、虞世南、褚遂良、萧德言等奉敕编撰的一部丛书，而黄石公三略则是这部丛书中收的一部中国古代著名兵书，是宋代颁定的“武经”之一。该书旧题黄石公着。黄石公即圯上授张良兵书的老人，事见《史记•留侯世家》。
《黄石公三略》原名《黄石公记》，最早见于《后汉书•臧宫传》，三国时期开始称《三略》，魏李康《运命论》有“张良受黄石之符，诵《三略》之说”。北齐魏收《魏书》中有刘晒注《黄石公三略》。书目着录则始于《隋书•经籍志》，之后，历代书目均有着录。上面括号中的注释是刘晒作的。
《黄石公三略》共分上、中、下三略。《上略》多引《军谶》语，主要通过对“设礼赏，别奸雄，着成败”的分析，论述以“柔弱胜刚强”为指导、以收揽人心为中心，以“任贤擒敌”为宗旨的治国统军的战略思想及其实现的方法。《中略》多引《军势》语，主要通过“差德行，审权变”，论述君主驭将统众的谋略。《下略》主要内容是“陈道德，察安危，明贼贤之咎”。
《黄石公三略》是《武经七书》之一，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它重视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作用，指出：“夫为国之道，侍贤与民。”“英雄者，国之干；庶民者，国之本。”“夫统军持势者，将也；制胜破敌者，众也。”“以弱胜强者，民也。”注重收揽民心，重视民事，“兴师之国，务先隆恩。攻取之国，务先养民。”重视对战略要地的控制，提出“获固守之，获厄塞之，获难屯之。”它提倡将帅要爱护士卒，与士卒同甘共苦，将帅“必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敌乃可加。”“良将之养士，不易于身，故能使三军如一心，则其胜可全。”“蓄恩不倦，以一取万。”要求将帅要有优良的品质和广博的知识。做到“能清、能静、能平、能整、能受束、能听讼、能纳入、能采言，能知国俗，能图山川，能表险难，能制军权。”主张“仁贤之智，圣明之虑，负薪之言，廊庙之语，兴衰之事，将所宜闻。”将帅的选拔和使用方面，它反对任人为亲，主张任人为贤，因人而致用，“贤者所适，其前无敌。”“贤人所归，则其国强；圣人所归，则六合同。”“使智，使勇，使贪，使愚。知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邀趋其利，愚者不顾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无使辩士谈说敌美，为其惑众，无使仁者主财，为其多施而附于下。”它在哲学方面，初步揭示了人们的认识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对战争的认识不能超越客观条件的许可，“端未未见，人莫能知。天地神明，与物推移。变动无常，因敌转化。不为事先，动而辄随。”初步认识到对立的事物能够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柔能制刚，弱能制强。”认识到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向其反面转化，“造作过制，虽成必败。”它从《老子》的反战观点中引出了积极支持正义战争的主张，认为战争是不好的，但是战争不会自行消灭，要用正义的战争消灭非正义的战争，“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在论述士与民、将与众、德与威、仁与法、柔与刚、强与弱号关系时，注意到对立事物的两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片面性。如提出贤士是国家的骨干，民众是根本，将卒并重，德威相济，仁法兼施，刚柔强弱相宜等观点。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在政治上还提出了“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的思想。
《黄石公三略》问世之后，就受到社会的重视，广为流传。宋晁公武说：“其书论用兵机权之妙，严明之决，明妙审决，军可以死易生，国可以存易亡。”戴少望则认为“兵法传于今世者七家，惟《三略》最通于道，而适于用。”“《三略》之书，则其旨远，其理深。”（《将鉴论断》）《四库总目》说它：“务在沈机观变，先立于不败，以求敌之可胜，操术颇巧，兵家或往往用之。”唐代魏徽将其内容收入《群书治要》，供皇帝治国安邦参考。宋元丰三年（1080年），被颁定为武学的“经书”。并被与宋廷对立的西夏国译成西夏文。它在唐朝时传到日本，日本宽平（889—897）年间，日皇敕命藤原佐世撰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就着录有《黄石公三略》。日本战国时代的足利学校。（武将顾问资格的养成所）将此书与《六韬》定为该校的主要教科书。据不完全统计，日本研究《黄石公三略》的有近四十家之多，同时也传到了朝鲜等国。
《黄石公三略》现存最早的刊本是南宋孝宗、光宗年间刻《武经七书》本。此本除原刻本尚存日本静嘉堂文库以外，后世几经影刊翻刻，形成“武经”系统本。其他丛书本也多以此系统本为底本。注释本比较重要的有宋施子美讲义本、明刘寅直解本、清朱埔汇解本等。建国后研究《黄石公三略》的主要著作有《武经七书注释•三略》（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和《黄石公三略浅说》（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等。
《黄石公三略》原名《黄石公记》，最早见于《后汉书•臧宫传》，三国时期开始称《三略》，魏李康《运命论》有“张良受黄石之符，诵《三略》之说”。北齐魏收《魏书》中有刘晒注《黄石公三略》。书目着录则始于《隋书•经籍志》，之后，历代书目均有着录。上面括号中的注释是刘晒作的。
《黄石公三略》共分上、中、下三略。《上略》多引《军谶》语，主要通过对“设礼赏，别奸雄，着成败”的分析，论述以“柔弱胜刚强”为指导、以收揽人心为中心，以“任贤擒敌”为宗旨的治国统军的战略思想及其实现的方法。《中略》多引《军势》语，主要通过“差德行，审权变”，论述君主驭将统众的谋略。《下略》主要内容是“陈道德，察安危，明贼贤之咎”。
《黄石公三略》是《武经七书》之一，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它重视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作用，指出：“夫为国之道，侍贤与民。”“英雄者，国之干；庶民者，国之本。”“夫统军持势者，将也；制胜破敌者，众也。”“以弱胜强者，民也。”注重收揽民心，重视民事，“兴师之国，务先隆恩。攻取之国，务先养民。”重视对战略要地的控制，提出“获固守之，获厄塞之，获难屯之。”它提倡将帅要爱护士卒，与士卒同甘共苦，将帅“必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敌乃可加。”“良将之养士，不易于身，故能使三军如一心，则其胜可全。”“蓄恩不倦，以一取万。”要求将帅要有优良的品质和广博的知识。做到“能清、能静、能平、能整、能受束、能听讼、能纳入、能采言，能知国俗，能图山川，能表险难，能制军权。”主张“仁贤之智，圣明之虑，负薪之言，廊庙之语，兴衰之事，将所宜闻。”将帅的选拔和使用方面，它反对任人为亲，主张任人为贤，因人而致用，“贤者所适，其前无敌。”“贤人所归，则其国强；圣人所归，则六合同。”“使智，使勇，使贪，使愚。知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邀趋其利，愚者不顾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无使辩士谈说敌美，为其惑众，无使仁者主财，为其多施而附于下。”它在哲学方面，初步揭示了人们的认识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对战争的认识不能超越客观条件的许可，“端未未见，人莫能知。天地神明，与物推移。变动无常，因敌转化。不为事先，动而辄随。”初步认识到对立的事物能够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柔能制刚，弱能制强。”认识到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向其反面转化，“造作过制，虽成必败。”它从《老子》的反战观点中引出了积极支持正义战争的主张，认为战争是不好的，但是战争不会自行消灭，要用正义的战争消灭非正义的战争，“不得已而用之，是天道也。”在论述士与民、将与众、德与威、仁与法、柔与刚、强与弱号关系时，注意到对立事物的两个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片面性。如提出贤士是国家的骨干，民众是根本，将卒并重，德威相济，仁法兼施，刚柔强弱相宜等观点。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在政治上还提出了“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的思想。
《黄石公三略》问世之后，就受到社会的重视，广为流传。宋晁公武说：“其书论用兵机权之妙，严明之决，明妙审决，军可以死易生，国可以存易亡。”戴少望则认为“兵法传于今世者七家，惟《三略》最通于道，而适于用。”“《三略》之书，则其旨远，其理深。”（《将鉴论断》）《四库总目》说它：“务在沈机观变，先立于不败，以求敌之可胜，操术颇巧，兵家或往往用之。”唐代魏徽将其内容收入《群书治要》，供皇帝治国安邦参考。宋元丰三年（1080年），被颁定为武学的“经书”。并被与宋廷对立的西夏国译成西夏文。它在唐朝时传到日本，日本宽平（889—897）年间，日皇敕命藤原佐世撰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就着录有《黄石公三略》。日本战国时代的足利学校。（武将顾问资格的养成所）将此书与《六韬》定为该校的主要教科书。据不完全统计，日本研究《黄石公三略》的有近四十家之多，同时也传到了朝鲜等国。
《黄石公三略》现存最早的刊本是南宋孝宗、光宗年间刻《武经七书》本。此本除原刻本尚存日本静嘉堂文库以外，后世几经影刊翻刻，形成“武经”系统本。其他丛书本也多以此系统本为底本。注释本比较重要的有宋施子美讲义本、明刘寅直解本、清朱埔汇解本等。建国后研究《黄石公三略》的主要著作有《武经七书注释•三略》（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和《黄石公三略浅说》（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等。
《六韬》又称《太公六韬》、《太公兵法》，旧题周初太公望（即吕尚、姜子牙）所著，普遍认为是后人依托，作者已不可考。现在一般认为此书成于战国时代。全书以太公与文王、武王对话的方式编成。此书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兵家类中不见著录，但在儒家类著录有《国史六》“即今之《六韬》也，盖言取天下及军旅之事。字与韬同也。”《隋书·经籍志》明确记载：“《太公六韬》五卷，周文王师姜望撰。”但从南宋开始，《六韬》一直被怀疑为伪书，特别是清代，更被确定为伪书。然而，1972年4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古墓中，发现了大批竹简，其中就有《六韬》的五十多枚，这就证明《六韬》至少在西汉时已广泛流传了，对它的怀疑与否定也不攻自破了。
《六韬》是一部集先秦军事思想之大成的著作，对后代的军事思想有很大的影响，被誉为是兵家权谋类的始祖。司马迁《史记·齐太公世家》称：“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六韬》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为武学必读之书。《六韬》在16世纪传入日本，18世纪传入欧洲，现今已翻译成日、法、朝、越、英、俄等多种文字。
今存版本有：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残本、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竹简残本、敦煌遗书残本、《群书治要》摘要本、《四库全书》本、《续古逸丛书》影宋《武经七书》本、1935年中华学艺社影宋刻《武经七书》本、丁氏八千卷楼藏刘寅《武经七书直解》影印本。
今本《六韬》共分六卷。文韬——论治国用人的韬略；武韬——讲用兵的韬略；龙韬——论军事组织；虎韬——论战争环境以及武器与布阵；豹韬——论战术；犬韬——论军队的指挥训练。
主要思想
《六韬》一书，在军事方面，主张“伐乱禁暴”，“上战无与战”，强调“知彼知己”，“密察敌人之机”，“形人而我无形”，“先见弱于敌”。要求战争指导者“行无穷之变，图不测之利”机动灵活地运用各种战略战术。它认为作战中最重要的是奇正变化，“不能分移，不可语奇”。对于攻城，它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围困打援，迫敌投降。它重视地形、天候对战术的影响。总结了步、车、骑兵种各自的战法及诸兵种的协同战术。它重视部队的编制和装备，详细记述了古代指挥机关的人员组成和各自的职责，提出了因士兵之所长分别进行编队的原则。它认为“凡三军有大事，莫不习用器械”，详细记述了古代武器装备的形制和战斗性能。重视军中秘密通讯，记述了古代军中秘密通信的方式方法。它还重视将帅修养和选拔，认为“社稷安危，一在将军”要求将帅不仅要谙熟战略战术、知进退攻守、出奇制胜的谋略，而且要懂得治乱兴衰之道，要能与士卒同甘苦，共安危，并提出了考察将帅的八条方法，即所谓“八徵”。在军事哲理方面，《六韬》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它一方面反对巫祝卜筮迷信活动，把它列为必须禁止的“七害”之一，另一方面又主张用天命鬼神去迷惑敌人。它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初步认识到了矛盾的对立和转化，提出了“板反其常"的重要辩证法思想，是对古代辩证法思想的重要贡献。它的许多军事思想都是建立在这一思想基础之上的，如"夫存者非存，在于虑亡；乐者非乐，在于虑殃”，“大智不智，大谋不谋，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太强必折，太张必缺”，“无取于民者，取民者也”等等。
详解
《六韬》分别以文、武、龙、虎、豹、犬为标题，各为一卷，共六十一篇，近二万字。卷一《文韬》内分《文师》、《盈虚》、《国务》、《大礼》、《明傅》、《六守》、《守土》、《守国》、《上贤》、《举贤》、《赏罚》、《兵道》等十二篇，主要论述作战前如何充实国家的实力，在物质上和精神上作好战争准备。如对内先要富国强民，对人民进行教育训练，使之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对外要掌握敌方的情况，注意保守自己的秘密，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卷二《武韬》内分《发启》、《文启》、《文伐》、《顺启》、《三疑》五篇，有的版本把“《兵道》”列于《三疑》前。
这一卷主要论述取得政权及对敌斗争的策略，强调在作战前必须先对敌我双方的情况了如指掌，进行比较，以己之长克敌之短，才能制胜。卷三《龙韬》内分《王翼》、《论将》、《选将》、《主将》、《将威》、《励军》、《阴符》、《阴书》、《军势》、《奇兵》、《五音》、《兵征》、《农器》等十三篇，主要论述军事指挥和兵力部署的艺术，指出在战争中要调动对方，选择将帅、严明纪律，然后确定如何发号令、通信息。还指出要注意天时地利、武器装备和物质供应等。
卷四《虎韬》内分《军用》、《三阵》、《疾战》、《必出》、《军略》、《临境》、《动静》、《金鼓》、《绝道》、《略地》、《火战》、《垒虚》等十二篇，主要论述在宽阔地区作战中的战术及其他应注意的问题。卷五《豹略》内分《林战》、《突战》、《帮强》、《敌武》、《山兵》、《泽兵》、《少众》、《分险》等八篇，主要论述在各种特殊的地形作战中的战术及其他应注意的问题。卷六《犬韬》内分《分合》、《武锋》、《练士》、《教战》、《均兵》、《武车士》、《武骑士》、《战骑》、《战车》、《战步》等十篇，主要论述教练与编选士卒以及各种兵种如何配合作战，以发挥军队效能等问题。《六韬》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战争观、军队建设、战略战术等有关军事的许多方面，其中又以战略和战术的论述最为精彩，它的权谋家思想也很突出。
《六韬》的军事思想比较复杂，差不多先秦各家的军事思想在书中都有反映。书中最突出的是阴谋权术思想。《六韬》一开头就说：“夫鱼食其饵，乃牵于缗，人食其禄，乃服于君。故以饵取鱼，鱼可杀。以禄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国，国可拔。以国取天下，天下可毕。”（《文师》）这就是说，国君统治百姓，就要像渔人钓鱼，以钓饵来诱使人们上钩，听从驱使。权谋可以表现在多方面：第一，“予之为取”。就是欲将取之，必先与之。《文师》说：“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
《国务》说：“故善为国者，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瘳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于己。此爱民之道也。“在感情、道义、物质上付出这么多，对人又仁既爱，其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欲使主尊人安”（《国务》），“无取于民者，取民者也”（《发启》）。第二，“攻强必先养强”。《三疑》说：“夫攻强，必养之使强，益之使张。太强必折，大张必缺。攻强以强，离亲以亲，散众以众。”这就是说，要攻打强大的敌人时，不妨采用让敌人骄傲自大的策略，敌人骄傲自大了，自然就容易对付了。第三，“文伐”。
《文伐》中列举了十二条属于文伐，不属于武攻的阴谋诡计。一是投其所好，让敌人产生骄傲之心；二是“亲其所爱，以分其威。一人两心，其中心衰，廷无忠臣，社稷必危”；三是“阴赂左右，得情甚深。身内情外，国将生害”；四是用珠玉、美人来腐蚀麻痹敌人；五是挑拨敌方忠臣与君主的关系；六是收买敌人的内臣，离间其外臣；七是送给敌人大量财物，使其轻视生产，因而导致蓄积空虚；八是与敌国伪结亲谊以麻痹敌人，使其为我所用；九、十是表面上尊崇敌国，示之卑微顺从，使其骄怠自毙；十一、十二是要收买敌国大臣，堵塞敌之耳目。使其豪杰智士为我所用，用乱臣美女迷惑其主。一般兵书大都重视战场上的战略战术，对阴谋手段论述得较少。把阴谋论述得如此详细的，《六韬》是最突出的。
在战略战术上，《六韬》有其独到之处。《兵道》说：“凡兵之道，莫过乎一。一者能独往独来。黄帝曰：‘一者，阶于道，几于神。’用之在于机，显之在于势，成之在于君。”这是说，用兵的原则在于“一”。所谓“一”，就是事权要专一，兵力要集中，行动要统一，这样才能独往独来，机动灵活，不受牵制，取得战争的主动权。《军势》载：“武王问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势因敌之动，变生于两阵之间，奇正发于无穷之源。故至事不语，用兵不言。且事之至者，其言不是听也。兵之用者，其状不定见也。倏而往，忽而来，能独专不制者，兵也。’”这里强调的是“因敌之动”，“倏而和主，忽而来”，核心是突出机动灵活，不为敌人所牵制。能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就可以战无不胜。
《六韬》还强调了用兵要见机而作，以谋略取胜，而不以力战。“故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患者，理于未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与无战。故争胜于白刃之前者，非良将也。设备于已失之后者，非上圣也。智与众同，非国师也；技与众同，非国工也。”在《六韬》中，还论述到了步、车、骑三种兵种配合作战的战术问题。《均兵》指出了车、骑的地位及其不同作用：“车者，军之羽翼也，所以陷坚陈（阵），要（邀击）强敌，遮走北（败军）也。骑者，军之伺侯也，所以踵败军。绝粮道，击便寇也。”如果步兵与车、骑作战，那么，“必依丘陵险阻，长兵强弩居前，短兵弱发弩居后，更发更止。敌之车骑虽众而至，坚阵疾战，材士强弩，以备我后”（《战步》）。如果是平地作战，方法是“令我士卒为行马、木蒺藜；掘地匝后，广深五尺，名曰命笼。人操行马进步，阑车以为垒，推而前后，立而为屯；材士强弩，备我左右。然后令我三军，皆疾战而不解。”（《战骑》）对车、骑、步的协同作战及如何运用步兵对付敌人车、骑兵的办法作了详细的论述。
对于军队的建设，《六韬》认为首先应注意将领的选拔与培养。因为“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论将》）“社稷安危，一在将军。”（《主将》）所以，对于将领的选拔、考察就不能不认真细致。它认为：“将有五材十过。……所谓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所谓十过者，有勇而轻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洁而不爱人者，有智而心缓者，有刚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论将》）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长处与短处，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它还提出了选择考察将领的各种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六韬》还提出了建立参谋部的问题。
《王翼》载：“武王问太公曰：‘王者帅师，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为之奈何？’太公曰：‘凡举兵帅师，以将为命。命在通达，不守一术。因能授职，各取所和工，随时变化，以为纪钢。故将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应天道。备数如法，审知命理，殊能异技，万事毕矣。”这是说，国君率领军队，必须要有得力的辅佐。全军的生命掌握在将帅的手中，但是将帅的职责是全面领导，不能局限在其一个局部，因此就应该建立一个由七十二人组成的参谋部，并根据各人的才能授予职务，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七十二人是些什么样的人呢？《六韬》的安排是腹心一人，谋士五人，天文三人，地利三人，兵法九人，通粮四人，奋威四人，旗鼓三人，股肱四人，通才二人，权士三人，耳目七人，爪牙五人，羽翼四人，游士八人，术士二人，方士三人，法算二人等等。这是我国军事史上最早的见于明文规定的参谋部组织法，是《六韬》的一大创造。
《六韬》还系统地论述了将领的自主权问题。《立将》明确记述了国君于太庙誓师，以斧钺授将，将受命出征的具体仪式，而且还郑重其事地论述了将帅应有的统率三军，独断专行的权利。“国不可从外治，军不可从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应敌……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临敌决战，无有二心。若此，则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敌于前，无君于后。是故智者为之谋，勇者为之斗，气厉青云，疾苦驰鹜，兵不接刃，而敌降服。战胜于外，功立于内。”这里的核心是“军不可从中御”和“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意思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军队不能由国君在中枢机构中具体指挥，而应完全由将领根据战场上的实际情况来指挥，这样才能取得胜利。将领有自主权，就有了主动权。对于士卒，《六韬》也很重视其选拔与训练。
《练士》说：“军中有大勇敢死乐伤者，聚为一卒，名为冒刃之士；有锐气壮勇强暴者，聚为一卒，名曰陷陈（阵）之士；有奇表长剑、接武齐列者，聚为一卒，名曰勇锐之士；有披距伸钩、强梁多力、溃破金鼓、绝灭旌旗者，聚为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逾高绝远、轻足善走者，聚为一卒，名曰寇兵之士；有王臣失势欲复见功者，聚为一卒，名曰死斗之士；有死将之人子弟欲与其将报仇者，取秋一卒，名曰敢死之士；有赘婿人虏欲掩迹扬名者，聚为一卒，名曰励钝之士；有贫穷愤怒欲快其志者，聚为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胥廉免罪之人欲逃其耻者，聚为一卒，名曰伟用之士；有材技兼人，能负重致远者，聚为一卒，名曰待命之士。”这里强调的是对士卒的因材施用与组织方法。士卒的才能、性格等是千差万别的，把这些人按一定的原则组织起来，就可以充分发挥他们潜能，取得胜利。对于军队的治理，《六韬》提出了刑赏并重和“杀贵大，赏贵小”的原则。
《将威》中写武王问太公怎样才能做到令行禁止，树立将帅的威信，太公说：“将以诛大为威，以赏小为明；以罚审为禁止而令行。故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说者，赏之。杀贵大，赏贵小，杀及当路贵重之臣，是刑上极也；赏及牛竖马洗厩养之徒，是赏下通也。刑上极，赏下通，是将威之所行也。”杀和赏都是将帅建立威信的手段，这一点在《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兵书中提到过，但明确地提出“杀大赏小”原则的以《六韬》为最早。所谓“杀大赏小”，就是杀位高者以震慑他人，赏位卑者以激励众干。这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六韬》虽然从总体水平来说赶不上《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但也有其独特的价值。
《六韬》是一部集先秦军事思想之大成的著作，对后代的军事思想有很大的影响，被誉为是兵家权谋类的始祖。司马迁《史记·齐太公世家》称：“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六韬》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为武学必读之书。《六韬》在16世纪传入日本，18世纪传入欧洲，现今已翻译成日、法、朝、越、英、俄等多种文字。
今存版本有：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残本、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竹简残本、敦煌遗书残本、《群书治要》摘要本、《四库全书》本、《续古逸丛书》影宋《武经七书》本、1935年中华学艺社影宋刻《武经七书》本、丁氏八千卷楼藏刘寅《武经七书直解》影印本。
今本《六韬》共分六卷。文韬——论治国用人的韬略；武韬——讲用兵的韬略；龙韬——论军事组织；虎韬——论战争环境以及武器与布阵；豹韬——论战术；犬韬——论军队的指挥训练。
主要思想
《六韬》一书，在军事方面，主张“伐乱禁暴”，“上战无与战”，强调“知彼知己”，“密察敌人之机”，“形人而我无形”，“先见弱于敌”。要求战争指导者“行无穷之变，图不测之利”机动灵活地运用各种战略战术。它认为作战中最重要的是奇正变化，“不能分移，不可语奇”。对于攻城，它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围困打援，迫敌投降。它重视地形、天候对战术的影响。总结了步、车、骑兵种各自的战法及诸兵种的协同战术。它重视部队的编制和装备，详细记述了古代指挥机关的人员组成和各自的职责，提出了因士兵之所长分别进行编队的原则。它认为“凡三军有大事，莫不习用器械”，详细记述了古代武器装备的形制和战斗性能。重视军中秘密通讯，记述了古代军中秘密通信的方式方法。它还重视将帅修养和选拔，认为“社稷安危，一在将军”要求将帅不仅要谙熟战略战术、知进退攻守、出奇制胜的谋略，而且要懂得治乱兴衰之道，要能与士卒同甘苦，共安危，并提出了考察将帅的八条方法，即所谓“八徵”。在军事哲理方面，《六韬》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它一方面反对巫祝卜筮迷信活动，把它列为必须禁止的“七害”之一，另一方面又主张用天命鬼神去迷惑敌人。它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初步认识到了矛盾的对立和转化，提出了“板反其常"的重要辩证法思想，是对古代辩证法思想的重要贡献。它的许多军事思想都是建立在这一思想基础之上的，如"夫存者非存，在于虑亡；乐者非乐，在于虑殃”，“大智不智，大谋不谋，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太强必折，太张必缺”，“无取于民者，取民者也”等等。
详解
《六韬》分别以文、武、龙、虎、豹、犬为标题，各为一卷，共六十一篇，近二万字。卷一《文韬》内分《文师》、《盈虚》、《国务》、《大礼》、《明傅》、《六守》、《守土》、《守国》、《上贤》、《举贤》、《赏罚》、《兵道》等十二篇，主要论述作战前如何充实国家的实力，在物质上和精神上作好战争准备。如对内先要富国强民，对人民进行教育训练，使之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对外要掌握敌方的情况，注意保守自己的秘密，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卷二《武韬》内分《发启》、《文启》、《文伐》、《顺启》、《三疑》五篇，有的版本把“《兵道》”列于《三疑》前。
这一卷主要论述取得政权及对敌斗争的策略，强调在作战前必须先对敌我双方的情况了如指掌，进行比较，以己之长克敌之短，才能制胜。卷三《龙韬》内分《王翼》、《论将》、《选将》、《主将》、《将威》、《励军》、《阴符》、《阴书》、《军势》、《奇兵》、《五音》、《兵征》、《农器》等十三篇，主要论述军事指挥和兵力部署的艺术，指出在战争中要调动对方，选择将帅、严明纪律，然后确定如何发号令、通信息。还指出要注意天时地利、武器装备和物质供应等。
卷四《虎韬》内分《军用》、《三阵》、《疾战》、《必出》、《军略》、《临境》、《动静》、《金鼓》、《绝道》、《略地》、《火战》、《垒虚》等十二篇，主要论述在宽阔地区作战中的战术及其他应注意的问题。卷五《豹略》内分《林战》、《突战》、《帮强》、《敌武》、《山兵》、《泽兵》、《少众》、《分险》等八篇，主要论述在各种特殊的地形作战中的战术及其他应注意的问题。卷六《犬韬》内分《分合》、《武锋》、《练士》、《教战》、《均兵》、《武车士》、《武骑士》、《战骑》、《战车》、《战步》等十篇，主要论述教练与编选士卒以及各种兵种如何配合作战，以发挥军队效能等问题。《六韬》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战争观、军队建设、战略战术等有关军事的许多方面，其中又以战略和战术的论述最为精彩，它的权谋家思想也很突出。
《六韬》的军事思想比较复杂，差不多先秦各家的军事思想在书中都有反映。书中最突出的是阴谋权术思想。《六韬》一开头就说：“夫鱼食其饵，乃牵于缗，人食其禄，乃服于君。故以饵取鱼，鱼可杀。以禄取人，人可竭。以家取国，国可拔。以国取天下，天下可毕。”（《文师》）这就是说，国君统治百姓，就要像渔人钓鱼，以钓饵来诱使人们上钩，听从驱使。权谋可以表现在多方面：第一，“予之为取”。就是欲将取之，必先与之。《文师》说：“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之……与人同忧同乐，同好同恶，义也。义之所在，天下赴之。”
《国务》说：“故善为国者，驭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见其饥瘳则为之忧，见其劳苦则为之悲，赏罚如加于身，赋敛如取于己。此爱民之道也。“在感情、道义、物质上付出这么多，对人又仁既爱，其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欲使主尊人安”（《国务》），“无取于民者，取民者也”（《发启》）。第二，“攻强必先养强”。《三疑》说：“夫攻强，必养之使强，益之使张。太强必折，大张必缺。攻强以强，离亲以亲，散众以众。”这就是说，要攻打强大的敌人时，不妨采用让敌人骄傲自大的策略，敌人骄傲自大了，自然就容易对付了。第三，“文伐”。
《文伐》中列举了十二条属于文伐，不属于武攻的阴谋诡计。一是投其所好，让敌人产生骄傲之心；二是“亲其所爱，以分其威。一人两心，其中心衰，廷无忠臣，社稷必危”；三是“阴赂左右，得情甚深。身内情外，国将生害”；四是用珠玉、美人来腐蚀麻痹敌人；五是挑拨敌方忠臣与君主的关系；六是收买敌人的内臣，离间其外臣；七是送给敌人大量财物，使其轻视生产，因而导致蓄积空虚；八是与敌国伪结亲谊以麻痹敌人，使其为我所用；九、十是表面上尊崇敌国，示之卑微顺从，使其骄怠自毙；十一、十二是要收买敌国大臣，堵塞敌之耳目。使其豪杰智士为我所用，用乱臣美女迷惑其主。一般兵书大都重视战场上的战略战术，对阴谋手段论述得较少。把阴谋论述得如此详细的，《六韬》是最突出的。
在战略战术上，《六韬》有其独到之处。《兵道》说：“凡兵之道，莫过乎一。一者能独往独来。黄帝曰：‘一者，阶于道，几于神。’用之在于机，显之在于势，成之在于君。”这是说，用兵的原则在于“一”。所谓“一”，就是事权要专一，兵力要集中，行动要统一，这样才能独往独来，机动灵活，不受牵制，取得战争的主动权。《军势》载：“武王问太公曰：‘攻伐之道奈何？’太公曰：‘势因敌之动，变生于两阵之间，奇正发于无穷之源。故至事不语，用兵不言。且事之至者，其言不是听也。兵之用者，其状不定见也。倏而往，忽而来，能独专不制者，兵也。’”这里强调的是“因敌之动”，“倏而和主，忽而来”，核心是突出机动灵活，不为敌人所牵制。能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就可以战无不胜。
《六韬》还强调了用兵要见机而作，以谋略取胜，而不以力战。“故善战者，不待张军。善除患者，理于未生。善胜敌者，胜于无形。上战与无战。故争胜于白刃之前者，非良将也。设备于已失之后者，非上圣也。智与众同，非国师也；技与众同，非国工也。”在《六韬》中，还论述到了步、车、骑三种兵种配合作战的战术问题。《均兵》指出了车、骑的地位及其不同作用：“车者，军之羽翼也，所以陷坚陈（阵），要（邀击）强敌，遮走北（败军）也。骑者，军之伺侯也，所以踵败军。绝粮道，击便寇也。”如果步兵与车、骑作战，那么，“必依丘陵险阻，长兵强弩居前，短兵弱发弩居后，更发更止。敌之车骑虽众而至，坚阵疾战，材士强弩，以备我后”（《战步》）。如果是平地作战，方法是“令我士卒为行马、木蒺藜；掘地匝后，广深五尺，名曰命笼。人操行马进步，阑车以为垒，推而前后，立而为屯；材士强弩，备我左右。然后令我三军，皆疾战而不解。”（《战骑》）对车、骑、步的协同作战及如何运用步兵对付敌人车、骑兵的办法作了详细的论述。
对于军队的建设，《六韬》认为首先应注意将领的选拔与培养。因为“国之大事，存亡之道，命在于将。将者，国之辅，先王之所重也”。（《论将》）“社稷安危，一在将军。”（《主将》）所以，对于将领的选拔、考察就不能不认真细致。它认为：“将有五材十过。……所谓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所谓十过者，有勇而轻死者，有急而心速者，有贪而好利者，有仁而不忍人者，有智而心怯者，有信而喜信人者，有廉洁而不爱人者，有智而心缓者，有刚毅而自用者，有懦而喜任人者。”（《论将》）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长处与短处，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它还提出了选择考察将领的各种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六韬》还提出了建立参谋部的问题。
《王翼》载：“武王问太公曰：‘王者帅师，必有股肱羽翼，以成威神，为之奈何？’太公曰：‘凡举兵帅师，以将为命。命在通达，不守一术。因能授职，各取所和工，随时变化，以为纪钢。故将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以应天道。备数如法，审知命理，殊能异技，万事毕矣。”这是说，国君率领军队，必须要有得力的辅佐。全军的生命掌握在将帅的手中，但是将帅的职责是全面领导，不能局限在其一个局部，因此就应该建立一个由七十二人组成的参谋部，并根据各人的才能授予职务，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七十二人是些什么样的人呢？《六韬》的安排是腹心一人，谋士五人，天文三人，地利三人，兵法九人，通粮四人，奋威四人，旗鼓三人，股肱四人，通才二人，权士三人，耳目七人，爪牙五人，羽翼四人，游士八人，术士二人，方士三人，法算二人等等。这是我国军事史上最早的见于明文规定的参谋部组织法，是《六韬》的一大创造。
《六韬》还系统地论述了将领的自主权问题。《立将》明确记述了国君于太庙誓师，以斧钺授将，将受命出征的具体仪式，而且还郑重其事地论述了将帅应有的统率三军，独断专行的权利。“国不可从外治，军不可从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志不可以应敌……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临敌决战，无有二心。若此，则无天于上，无地于下，无敌于前，无君于后。是故智者为之谋，勇者为之斗，气厉青云，疾苦驰鹜，兵不接刃，而敌降服。战胜于外，功立于内。”这里的核心是“军不可从中御”和“军中之事，不闻君命，皆由将出”。意思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军队不能由国君在中枢机构中具体指挥，而应完全由将领根据战场上的实际情况来指挥，这样才能取得胜利。将领有自主权，就有了主动权。对于士卒，《六韬》也很重视其选拔与训练。
《练士》说：“军中有大勇敢死乐伤者，聚为一卒，名为冒刃之士；有锐气壮勇强暴者，聚为一卒，名曰陷陈（阵）之士；有奇表长剑、接武齐列者，聚为一卒，名曰勇锐之士；有披距伸钩、强梁多力、溃破金鼓、绝灭旌旗者，聚为一卒，名曰勇力之士；有逾高绝远、轻足善走者，聚为一卒，名曰寇兵之士；有王臣失势欲复见功者，聚为一卒，名曰死斗之士；有死将之人子弟欲与其将报仇者，取秋一卒，名曰敢死之士；有赘婿人虏欲掩迹扬名者，聚为一卒，名曰励钝之士；有贫穷愤怒欲快其志者，聚为一卒，名曰必死之士；有胥廉免罪之人欲逃其耻者，聚为一卒，名曰伟用之士；有材技兼人，能负重致远者，聚为一卒，名曰待命之士。”这里强调的是对士卒的因材施用与组织方法。士卒的才能、性格等是千差万别的，把这些人按一定的原则组织起来，就可以充分发挥他们潜能，取得胜利。对于军队的治理，《六韬》提出了刑赏并重和“杀贵大，赏贵小”的原则。
《将威》中写武王问太公怎样才能做到令行禁止，树立将帅的威信，太公说：“将以诛大为威，以赏小为明；以罚审为禁止而令行。故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赏一人而万人说者，赏之。杀贵大，赏贵小，杀及当路贵重之臣，是刑上极也；赏及牛竖马洗厩养之徒，是赏下通也。刑上极，赏下通，是将威之所行也。”杀和赏都是将帅建立威信的手段，这一点在《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兵书中提到过，但明确地提出“杀大赏小”原则的以《六韬》为最早。所谓“杀大赏小”，就是杀位高者以震慑他人，赏位卑者以激励众干。这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六韬》虽然从总体水平来说赶不上《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但也有其独特的价值。
《群书治要》（以下简称《治要》）是唐初著名谏官魏徵及虞世南、褚遂良等受命于唐太宗李世民（599年-649年，626年-949年在位），以辑录前人著述作谏书，为唐太宗“偃武修文”、“治国安邦”，创建“贞观之治”提供警示的匡政巨著。《治要》取材于六经、四史、诸子百家，“上始五帝，下迄晋年 ”，以“务乎政术，存乎劝戒”为宗旨，从一万四千多部、八万九千多卷古籍中“采摭群书，剪截淫放”，呕心沥血数年，于贞观五年（631年）编辑成书，计六十五部约五十余万言。
《群书治要》的特点，一言以蔽之，曰“博而要”。魏征等人博采经、史、子典籍六十五种，又以“务乎政术”、“本乎治要”为原则，删其繁芜，择其精粹，浓缩成五十卷的珍本。魏征乃经国之大器，兼具高尚之道德与卓越的史识，这更使得《群书治要》成为一部“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 的经典之作。
《群书治要》的特点，一言以蔽之，曰“博而要”。魏征等人博采经、史、子典籍六十五种，又以“务乎政术”、“本乎治要”为原则，删其繁芜，择其精粹，浓缩成五十卷的珍本。魏征乃经国之大器，兼具高尚之道德与卓越的史识，这更使得《群书治要》成为一部“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 的经典之作。
近年的出土文献大大丰富了上古史料。马王堆帛书《老子》两种和郭店竹简《老子》三种，尤其是定州八角廊竹简《儒家者言》和阜阳双古堆1号木牍，以及已公布 与待公布的上海博物馆藏简中与《孔子家语》相关的部分，已经彻底打破了我们对相关知识的传统认知框架。
1972年4月中国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和二号西汉墓出土的竹简，内容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等先秦古籍，还有西汉武帝元光元年 (134BC)历谱等。这一大批竹简的出土，特别是失传一千多年的《孙膑兵法》等古佚书的重新发现，具有重大的科学研究价值。
竹简出土时浸泡在烂泥污水中，朽坏残断情况十分严重，由中国大陆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山东省博物馆等单位清洗整理。山东省博物馆、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考释校订，已逐步将全部4,000多号整简和残简编辑成书，由中国大陆文物出版社陆续出版。
全部竹简分编3辑:第一辑为《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晏子》等；第二辑为其他古佚书；第三辑为残简和《元光元年历谱》。 现已出版六开线装本，其中《孙子兵法》、《孙膑兵法》还另印行大三十二开简注本各一种。线装本分图版部分、摹本部分和释文、注释部分，摹本旁附分简释文， 每篇注释前还有连写释文。
位于山东临沂市银雀山汉墓的发现，在当时也震动了中外。由银雀山西汉一号和二号墓出土的《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竹简书为主要内容的先秦古籍，验证了中国史学界争论多年的孙子、孙膑谁早谁先，他们是什么关系等难题，被誉为中国当代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临沂市区东南有两座山岗，古代相传此处遍生一种灌木，春夏之交，此木鲜花盛开，花朵形似云雀，东岗为黄色，西岗为白色，故两座山岗得名金雀山和银雀 山，均系汉代重要墓地，自1970年以来，先后发掘墓葬百余座，出土大批珍贵文物，现已在银雀山西南麓建成我国第一座汉墓竹简博物馆，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临沂市青少年教育基地。1982年2月动工兴建，1989年10月落成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占地面积10000平方米，主体建筑银雀山汉墓厅和竹 简陈列厅为仿古式、歇山斗拱、灰陶瓦顶、赤柱丹梁。院内松柏花竹，长廓环绕，山水相映，整体设计融仿古建筑与园林风格于一体，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堪称鲁 南参观游览胜地。
步进博物馆大门，沿长廓缓行就可来到位于院内南侧的银雀山汉墓厅，室内中央是复原后的一、二号西汉墓穴，所有随葬物品复制后均按原状摆放在棺椁内。椭圆形展厅周围的墙壁上装饰的玻璃橱窗，展示着放大后的汉墓发掘现场和出土竹简的照片。
墓室均在岩石上开凿而成，为长方形竖穴。相距50厘米，地表至墓底深度，一号墓为2—3米；二号墓为3.5—4米。一号墓椁室南北长2.64米、宽 1.76米、高1米；二号墓椁室南北长2.14米、宽1.56米、高0.88米。两座墓葬椁室结构基本相同，椁框四角以榫卯相接，扣合紧密，椁顶横铺盖 板，分椁为东西两侧。一号墓椁室东侧置棺，西侧为边箱，安放随葬物品；二号墓则相反，西侧置棺，东侧为边箱，棺身外髹黑漆。棺椁木质坚硬，周围封闭严密， 随葬物品保存良好。
两座汉墓中共出土竹简7500余枚，不仅其数量实属罕见，其质量也是首次发掘。其中一号墓竹简内容有《孙子兵法》十三篇和孙子佚文五篇；《孙膑兵法》 十六篇；《尉缭子》五篇，《六韬》十四篇；《守法守令》等十三篇；论政论兵文章五十篇及阴阳、时令、占侯之类十二篇。更为难得的是其中一部分是现在还有传 本的古书，而且大部分为佚书。二号墓出土竹简32枚，系《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是迄今我国发现最早、最完整的古代历谱。这批竹简的出土对于我国军事史、 文字学、古音训、古简册制度及古代历法的研究，均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此外，还有陶器、漆器、铜器、栗子、核桃等98件随葬品出土。据考证，两墓均为西汉早 期墓葬，只是姓氏缺乏确切的论证，难以确定，但从出土大批兵书，而未有兵器的情况来看，可以推断墓主是位与军事方面有关的文官，且酷爱兵法。《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两部兵书的竹简，均在一号墓的边箱北端发掘出土，使失传了近两千年的《孙膑兵法》重见光明，从而澄清千余年来关于孙武与孙膑 其人、其书争论未果的问题。就此历史学家研究认定，孙武是吴孙子，孙膑是齐孙子；分别是春秋、战国人。孙膑乃孙武之后世子孙，各有兵法相传，千年聚讼，一 朝得释。
从银雀山汉墓厅向北，过白玉桥，经银雀亭便是雄伟壮观的二层仿古建筑——竹简陈列厅。走进一楼序厅内，正面屏风上悬孙武浮雕像，两侧是用金文，汉隶、 英文、日文摘写的《孙子兵法》开宗明文的第一句：“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警示人们：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它关系到军民的生 死，国家的存亡，是不可以不认真考察的。左右板壁上为放大的兵法竹简照片。序厅的东西两侧分别为《孙子兵法》展厅和《孙膑兵法》展厅。室内陈列采用图文与 实物相结合的形式，集知识性、科学性、艺术性于一体，展示银雀山汉墓出土的两部兵书竹简、孙武和孙膑的作战实践、春秋战国兵器、《孙子兵法》和《孙膑兵 法》的理论精华以及中外专家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
据考证：《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之间存在内在的师承关系，前者是后者的依据和基础，后者是前者的阐述和继承。两者一方面成“一家之言”，合“孙氏之道”；另一方面后者在继承前者的基础上，在战略、战术、治军和军事哲学方面都有新的发展。
《孙子兵法》《孙膑兵法》被世界推崇为“兵学圣典”，“世界古代第一兵书”和“东方兵家鼻祖”，尊为智慧之源，制胜之宝。现已译成几十种文本，法、 俄、德、英、美等国家先后把其定为军事学院的必修课，海湾战争中，美军海军陆战队官兵人手一册。不仅如此，《孙子兵法》中精深的哲学思想及辩证关系已远远 超过了军事范畴，其深奥的理念已被广泛用于企业管理、商业竞争、外交谋略、体育比赛，成为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宝库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之源。
竹简出土时浸泡在烂泥污水中，朽坏残断情况十分严重，由中国大陆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山东省博物馆等单位清洗整理。山东省博物馆、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单位考释校订，已逐步将全部4,000多号整简和残简编辑成书，由中国大陆文物出版社陆续出版。
全部竹简分编3辑:第一辑为《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晏子》等；第二辑为其他古佚书；第三辑为残简和《元光元年历谱》。 现已出版六开线装本，其中《孙子兵法》、《孙膑兵法》还另印行大三十二开简注本各一种。线装本分图版部分、摹本部分和释文、注释部分，摹本旁附分简释文， 每篇注释前还有连写释文。
位于山东临沂市银雀山汉墓的发现，在当时也震动了中外。由银雀山西汉一号和二号墓出土的《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竹简书为主要内容的先秦古籍，验证了中国史学界争论多年的孙子、孙膑谁早谁先，他们是什么关系等难题，被誉为中国当代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临沂市区东南有两座山岗，古代相传此处遍生一种灌木，春夏之交，此木鲜花盛开，花朵形似云雀，东岗为黄色，西岗为白色，故两座山岗得名金雀山和银雀 山，均系汉代重要墓地，自1970年以来，先后发掘墓葬百余座，出土大批珍贵文物，现已在银雀山西南麓建成我国第一座汉墓竹简博物馆，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临沂市青少年教育基地。1982年2月动工兴建，1989年10月落成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占地面积10000平方米，主体建筑银雀山汉墓厅和竹 简陈列厅为仿古式、歇山斗拱、灰陶瓦顶、赤柱丹梁。院内松柏花竹，长廓环绕，山水相映，整体设计融仿古建筑与园林风格于一体，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堪称鲁 南参观游览胜地。
步进博物馆大门，沿长廓缓行就可来到位于院内南侧的银雀山汉墓厅，室内中央是复原后的一、二号西汉墓穴，所有随葬物品复制后均按原状摆放在棺椁内。椭圆形展厅周围的墙壁上装饰的玻璃橱窗，展示着放大后的汉墓发掘现场和出土竹简的照片。
墓室均在岩石上开凿而成，为长方形竖穴。相距50厘米，地表至墓底深度，一号墓为2—3米；二号墓为3.5—4米。一号墓椁室南北长2.64米、宽 1.76米、高1米；二号墓椁室南北长2.14米、宽1.56米、高0.88米。两座墓葬椁室结构基本相同，椁框四角以榫卯相接，扣合紧密，椁顶横铺盖 板，分椁为东西两侧。一号墓椁室东侧置棺，西侧为边箱，安放随葬物品；二号墓则相反，西侧置棺，东侧为边箱，棺身外髹黑漆。棺椁木质坚硬，周围封闭严密， 随葬物品保存良好。
两座汉墓中共出土竹简7500余枚，不仅其数量实属罕见，其质量也是首次发掘。其中一号墓竹简内容有《孙子兵法》十三篇和孙子佚文五篇；《孙膑兵法》 十六篇；《尉缭子》五篇，《六韬》十四篇；《守法守令》等十三篇；论政论兵文章五十篇及阴阳、时令、占侯之类十二篇。更为难得的是其中一部分是现在还有传 本的古书，而且大部分为佚书。二号墓出土竹简32枚，系《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是迄今我国发现最早、最完整的古代历谱。这批竹简的出土对于我国军事史、 文字学、古音训、古简册制度及古代历法的研究，均有极其重要的价值。此外，还有陶器、漆器、铜器、栗子、核桃等98件随葬品出土。据考证，两墓均为西汉早 期墓葬，只是姓氏缺乏确切的论证，难以确定，但从出土大批兵书，而未有兵器的情况来看，可以推断墓主是位与军事方面有关的文官，且酷爱兵法。《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两部兵书的竹简，均在一号墓的边箱北端发掘出土，使失传了近两千年的《孙膑兵法》重见光明，从而澄清千余年来关于孙武与孙膑 其人、其书争论未果的问题。就此历史学家研究认定，孙武是吴孙子，孙膑是齐孙子；分别是春秋、战国人。孙膑乃孙武之后世子孙，各有兵法相传，千年聚讼，一 朝得释。
从银雀山汉墓厅向北，过白玉桥，经银雀亭便是雄伟壮观的二层仿古建筑——竹简陈列厅。走进一楼序厅内，正面屏风上悬孙武浮雕像，两侧是用金文，汉隶、 英文、日文摘写的《孙子兵法》开宗明文的第一句：“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警示人们：战争是国家的大事，它关系到军民的生 死，国家的存亡，是不可以不认真考察的。左右板壁上为放大的兵法竹简照片。序厅的东西两侧分别为《孙子兵法》展厅和《孙膑兵法》展厅。室内陈列采用图文与 实物相结合的形式，集知识性、科学性、艺术性于一体，展示银雀山汉墓出土的两部兵书竹简、孙武和孙膑的作战实践、春秋战国兵器、《孙子兵法》和《孙膑兵 法》的理论精华以及中外专家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
据考证：《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之间存在内在的师承关系，前者是后者的依据和基础，后者是前者的阐述和继承。两者一方面成“一家之言”，合“孙氏之道”；另一方面后者在继承前者的基础上，在战略、战术、治军和军事哲学方面都有新的发展。
《孙子兵法》《孙膑兵法》被世界推崇为“兵学圣典”，“世界古代第一兵书”和“东方兵家鼻祖”，尊为智慧之源，制胜之宝。现已译成几十种文本，法、 俄、德、英、美等国家先后把其定为军事学院的必修课，海湾战争中，美军海军陆战队官兵人手一册。不仅如此，《孙子兵法》中精深的哲学思想及辩证关系已远远 超过了军事范畴，其深奥的理念已被广泛用于企业管理、商业竞争、外交谋略、体育比赛，成为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宝库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之源。
作者不详,暂定
〈太公兵法逸文序〉
兵法，古无书轩皇七十二战，而得天下，所传用兵要旨，惟丹书三十九字。太公述之，今在礼家书传之言太公曰：翼戴文、武，身有殊勋，世祚太公，以表东海，史记谓西伯受命称王，伐崇、密须、犬夷，大作匚邑，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故 后世兵机奇计者，咸宗太公。
其书藏柱下，孔子适周问礼始得之，而着录焉。冉子于军旅，尝受学，用之有效。仲子亦躬闻'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之训词，政事伟才必兼知兵。兵为五，礼为一。圣人所不删，故班〈志〉列《六韬》入礼家。卫灵公问陈不答，权词以拒，孔圉以问所?亦然，由卫之君臣，非可语用武之人。而文事武备，术本兼该，〈少仪〉记礼节而曰：军旅思险，隐情以虞，兵凶战危机事贵密，岂可以阴谋为诟病！执仁义为借口哉！是以，老聃典司而有得，黄石授受而名家，皆本太公以为圭皋。考周秦间人称引《太公兵法》，或曰《周书》；苏秦祖之，作《阴符》，或曰《黄帝铭》；《皇览》引之，作《金匮》。或以俪史佚前志而目为《军志》，或以对武王用兵而据为'兵书'，然皆残篇断句，首尾?完，聿在汉兴之初，张留侯叙次所得于圮上者，藏之内府，诸吕用事，盗取出外，遂多散佚。孝武帝时，杨仆校兵书，鱼有甄录。刘子政〈说苑．指武篇〉尚多引《太公兵法》。建武中兴，答词引《黄石公记》已不云出《太公》。袁宏《汉纪》始言《太公六韬》有天子将兵事。《三国志》丞相诸葛亮写《六韬》以教后主，由季汉时人通称'兵法'为《六韬》，或尔时之《六韬》已合兵法逸文入其中，故〈艺文志〉之《六韬》称周史，撰入儒家。而梁阮孝绪《七略》之《六韬》称周文王师吕望，撰入兵家。隋〈志〉兵家取太公书，有《兵法》，有《阴谋》，有《金匮》。杜牧孙子注引《阴谋》、王伯厚《玉海》引《金匮》皆称《太公兵法》，马总《意林》引《金匮》、《六韬》，而《六韬》文多不纯，疑庾仲容为子钞时，《六韬》已非原本。唐之《通典》、宋之《御览》所引《太公兵法》，不尽称《六韬》，亦不尽出《六韬》。颜师古以今《六韬》言取天下及用兵之事。
夫隋唐〈志〉所存《六韬》既非复汉〈志〉之旧，而郑樵《通志略》有改正《六韬》名目，则知北宋刊本又与隋唐不同。孙渊如序《六韬》，信其用韵合古书，岂知唐以前之伪书恒多杂原文，正伪判别，黑白乃分，偏信则愚，概斥不录。兹之所辑，先区条例，曰：《说苑》引《太公兵法》，曰：《大戴礼》引《周书》，曰：《皇览》、《意林》引《金匮》、《阴谋》，曰：《左》、《国》、《史》、《汉》、《通典》、《御览》引《周书》及〈周书．武称〉，曰：周汉隋唐人引《兵书》、《军志》、《兵法》，曰：唐人书引《六?》，曰：今本《六?》之近古者，曰：《黄石公记》逸文，以类相从，别为篇第，合之为《太公兵法》。虽未必径复留侯之旧，然审择矜慎，观其大略，中多可法，亦异乎世之孤据，称引书名而辑为一书之易易也。此外尚有《武侯八阵兵法辑略》一卷、《卫公兵法》三卷、附录一卷，总弁之曰：《三家兵法通辑》，以与向时所为《武经三书校补 》并行于世云。 光绪五年季春闰月歙浦汪宗沂冲伊述于从容而任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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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韬逸文》一卷。（孙星衍辑。）
《六韬逸文》一卷。（孙同元辑。）
《六韬》一卷。（孙奭辑。）
《太公兵法逸文》一卷，《武侯八阵心法辑略》一卷。（汪宗沂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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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韬》中国古代著名兵书﹐《武经七书》之一。《隋书.经籍志》注云“周文王师姜望撰”﹐实际为后人所著﹐成书约在战国晚期至秦汉之间。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的西汉初期墓葬曾有《六韬》残简出土。该书分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六卷﹐共60篇。其中部分内容已逸失﹐清人孙同元﹑王仁俊等均辑有《六韬逸文》。其版本有《续古逸丛书》影宋本及明﹑清《武经七书》本等。
《六韬》重视政治上胜敌。认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续古逸丛书》影宋本﹐下同)﹐唯有道者才可君临天下﹐施政唯有“爱民而已”。并认为用兵目的在于“除民之害”﹐战胜而使“百姓欢悦”。它继承了《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观点﹐提出“ 上战无与战”。在作战指导上﹐它力主引兵深入诸侯国的进攻战﹐指挥专一﹐因情用兵。认为将领要熟知敌情﹑友情﹑我情﹐“密察敌人之机而速乘其利﹐复疾击其不意”。对于不同的作战(如奇袭﹑围城﹑突围﹑遭遇)﹑不同的敌人(如强敌﹑弱敌﹑众敌)﹑不同的地形(如深草蓊蘙﹑深谷险阻﹑隘塞山林﹑清明无隐之地)﹐都要根据具体情况部署相应的阵势和采取不同的战法。在使用兵力上﹐主张“必有分合之变”﹔围城攻邑则要集结三军。在军队建设上﹐要求将领具备勇﹑智 ﹑仁﹑信﹑忠等德行和“与士卒共寒暑劳苦饥饱”的风范﹔要求执行严格的战场纪律﹐“无燔人积聚﹐无坏人宫室﹐冢树社丛勿伐﹐降者勿杀﹐得而勿戮”。在训练方面﹐主张从单兵训练开始﹐一人教成十人﹐十人教成百人﹐乃至百而千﹐千而万﹐万而合成三军之众进行大操练﹑大演习。对于作为后备兵员的农民﹐则要求通过农事活动进行训练﹐培养战斗意识﹐以寓兵于农。
该书除继承发展前人有关军事思想外﹐还具备许多自身的特点。诸如﹕《王翼》篇描述了当时军队指挥机构的情况﹐说“将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并阐明其各自职责。如此完整系统地论述参谋机构及参谋人员的称谓职务﹐这在中国古代兵书中是罕见的。《军用》篇关于“三军器用攻守之具﹐科品众寡”﹐都有较详记载﹐可从中得知当时部队攻防﹑渡水﹑扎营﹑运输所需战具﹑器具情况。《阴符》﹑《阴书》篇记述了当时秘密通讯联络手段。《均兵》以下诸篇对于战车兵﹑骑兵﹑步兵三者关系和各自功能都作了具体论述﹐等等。
《六韬》对后世有重大影响﹐张良﹑刘备﹑诸葛亮﹑孙权都重视《六韬》﹐《李卫公问对》中多次提到它﹐继《通典》后﹐唐人著书论兵也多引用它。宋﹑明﹑清对《六韬》注释﹑集释﹑汇解者﹐也不乏其人。可见该书在中国军事学术史上具有较高地位。
〈太公兵法逸文序〉
兵法，古无书轩皇七十二战，而得天下，所传用兵要旨，惟丹书三十九字。太公述之，今在礼家书传之言太公曰：翼戴文、武，身有殊勋，世祚太公，以表东海，史记谓西伯受命称王，伐崇、密须、犬夷，大作匚邑，天下三分其二。归周者，太公之谋计居多，故 后世兵机奇计者，咸宗太公。
其书藏柱下，孔子适周问礼始得之，而着录焉。冉子于军旅，尝受学，用之有效。仲子亦躬闻'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之训词，政事伟才必兼知兵。兵为五，礼为一。圣人所不删，故班〈志〉列《六韬》入礼家。卫灵公问陈不答，权词以拒，孔圉以问所?亦然，由卫之君臣，非可语用武之人。而文事武备，术本兼该，〈少仪〉记礼节而曰：军旅思险，隐情以虞，兵凶战危机事贵密，岂可以阴谋为诟病！执仁义为借口哉！是以，老聃典司而有得，黄石授受而名家，皆本太公以为圭皋。考周秦间人称引《太公兵法》，或曰《周书》；苏秦祖之，作《阴符》，或曰《黄帝铭》；《皇览》引之，作《金匮》。或以俪史佚前志而目为《军志》，或以对武王用兵而据为'兵书'，然皆残篇断句，首尾?完，聿在汉兴之初，张留侯叙次所得于圮上者，藏之内府，诸吕用事，盗取出外，遂多散佚。孝武帝时，杨仆校兵书，鱼有甄录。刘子政〈说苑．指武篇〉尚多引《太公兵法》。建武中兴，答词引《黄石公记》已不云出《太公》。袁宏《汉纪》始言《太公六韬》有天子将兵事。《三国志》丞相诸葛亮写《六韬》以教后主，由季汉时人通称'兵法'为《六韬》，或尔时之《六韬》已合兵法逸文入其中，故〈艺文志〉之《六韬》称周史，撰入儒家。而梁阮孝绪《七略》之《六韬》称周文王师吕望，撰入兵家。隋〈志〉兵家取太公书，有《兵法》，有《阴谋》，有《金匮》。杜牧孙子注引《阴谋》、王伯厚《玉海》引《金匮》皆称《太公兵法》，马总《意林》引《金匮》、《六韬》，而《六韬》文多不纯，疑庾仲容为子钞时，《六韬》已非原本。唐之《通典》、宋之《御览》所引《太公兵法》，不尽称《六韬》，亦不尽出《六韬》。颜师古以今《六韬》言取天下及用兵之事。
夫隋唐〈志〉所存《六韬》既非复汉〈志〉之旧，而郑樵《通志略》有改正《六韬》名目，则知北宋刊本又与隋唐不同。孙渊如序《六韬》，信其用韵合古书，岂知唐以前之伪书恒多杂原文，正伪判别，黑白乃分，偏信则愚，概斥不录。兹之所辑，先区条例，曰：《说苑》引《太公兵法》，曰：《大戴礼》引《周书》，曰：《皇览》、《意林》引《金匮》、《阴谋》，曰：《左》、《国》、《史》、《汉》、《通典》、《御览》引《周书》及〈周书．武称〉，曰：周汉隋唐人引《兵书》、《军志》、《兵法》，曰：唐人书引《六?》，曰：今本《六?》之近古者，曰：《黄石公记》逸文，以类相从，别为篇第，合之为《太公兵法》。虽未必径复留侯之旧，然审择矜慎，观其大略，中多可法，亦异乎世之孤据，称引书名而辑为一书之易易也。此外尚有《武侯八阵兵法辑略》一卷、《卫公兵法》三卷、附录一卷，总弁之曰：《三家兵法通辑》，以与向时所为《武经三书校补 》并行于世云。 光绪五年季春闰月歙浦汪宗沂冲伊述于从容而任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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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韬逸文》一卷。（孙星衍辑。）
《六韬逸文》一卷。（孙同元辑。）
《六韬》一卷。（孙奭辑。）
《太公兵法逸文》一卷，《武侯八阵心法辑略》一卷。（汪宗沂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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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韬》中国古代著名兵书﹐《武经七书》之一。《隋书.经籍志》注云“周文王师姜望撰”﹐实际为后人所著﹐成书约在战国晚期至秦汉之间。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的西汉初期墓葬曾有《六韬》残简出土。该书分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六卷﹐共60篇。其中部分内容已逸失﹐清人孙同元﹑王仁俊等均辑有《六韬逸文》。其版本有《续古逸丛书》影宋本及明﹑清《武经七书》本等。
《六韬》重视政治上胜敌。认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续古逸丛书》影宋本﹐下同)﹐唯有道者才可君临天下﹐施政唯有“爱民而已”。并认为用兵目的在于“除民之害”﹐战胜而使“百姓欢悦”。它继承了《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观点﹐提出“ 上战无与战”。在作战指导上﹐它力主引兵深入诸侯国的进攻战﹐指挥专一﹐因情用兵。认为将领要熟知敌情﹑友情﹑我情﹐“密察敌人之机而速乘其利﹐复疾击其不意”。对于不同的作战(如奇袭﹑围城﹑突围﹑遭遇)﹑不同的敌人(如强敌﹑弱敌﹑众敌)﹑不同的地形(如深草蓊蘙﹑深谷险阻﹑隘塞山林﹑清明无隐之地)﹐都要根据具体情况部署相应的阵势和采取不同的战法。在使用兵力上﹐主张“必有分合之变”﹔围城攻邑则要集结三军。在军队建设上﹐要求将领具备勇﹑智 ﹑仁﹑信﹑忠等德行和“与士卒共寒暑劳苦饥饱”的风范﹔要求执行严格的战场纪律﹐“无燔人积聚﹐无坏人宫室﹐冢树社丛勿伐﹐降者勿杀﹐得而勿戮”。在训练方面﹐主张从单兵训练开始﹐一人教成十人﹐十人教成百人﹐乃至百而千﹐千而万﹐万而合成三军之众进行大操练﹑大演习。对于作为后备兵员的农民﹐则要求通过农事活动进行训练﹐培养战斗意识﹐以寓兵于农。
该书除继承发展前人有关军事思想外﹐还具备许多自身的特点。诸如﹕《王翼》篇描述了当时军队指挥机构的情况﹐说“将有股肱羽翼七十二人”﹐并阐明其各自职责。如此完整系统地论述参谋机构及参谋人员的称谓职务﹐这在中国古代兵书中是罕见的。《军用》篇关于“三军器用攻守之具﹐科品众寡”﹐都有较详记载﹐可从中得知当时部队攻防﹑渡水﹑扎营﹑运输所需战具﹑器具情况。《阴符》﹑《阴书》篇记述了当时秘密通讯联络手段。《均兵》以下诸篇对于战车兵﹑骑兵﹑步兵三者关系和各自功能都作了具体论述﹐等等。
《六韬》对后世有重大影响﹐张良﹑刘备﹑诸葛亮﹑孙权都重视《六韬》﹐《李卫公问对》中多次提到它﹐继《通典》后﹐唐人著书论兵也多引用它。宋﹑明﹑清对《六韬》注释﹑集释﹑汇解者﹐也不乏其人。可见该书在中国军事学术史上具有较高地位。
1983年，在湖北省江陵24号汉墓中，出土了一批西汉竹简，其中有一部兵书叫做《盖庐》。考察汉墓的墓主，生活的年代上始公元前202年，下迄公元前186年，即吕后二年。此后则失传，因此不见于《汉书·艺文志》。《汉书》载诸吕作乱之前，曾盗取国库大量兵书，估计此书就是其中之一，由于诸吕伏诛而失传。
盖庐一部很有价值的兵书。其中的盖庐即吴王阖闾、申胥为伍子胥。从内容上看，书的作者当然不是伍子胥，但其中记载的对话，与《左传》相合，伍子胥的“阴阳家”形象，也同《吴越春秋》吻合。文中的内容多围绕车战展开，是春秋末期的产物，应当是后人从吴国的历史档案中编辑而成。
《汉书·艺文志》分兵家为四：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盖庐》无疑属于兵阴阳一派，也是现存能见到的最早的兵阴阳著作。从《左传》等典籍来看，伍子胥，即使不是兵阴阳家的始祖，至少也是重要的代表人物。
笔者在做一点关于奇门遁甲的研究，这里可以先提出一点观点：奇门遁甲起于兵阴阳学派，在东汉后完善而成，是五形理论应用于战争的产物。
盖庐一部很有价值的兵书。其中的盖庐即吴王阖闾、申胥为伍子胥。从内容上看，书的作者当然不是伍子胥，但其中记载的对话，与《左传》相合，伍子胥的“阴阳家”形象，也同《吴越春秋》吻合。文中的内容多围绕车战展开，是春秋末期的产物，应当是后人从吴国的历史档案中编辑而成。
《汉书·艺文志》分兵家为四：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盖庐》无疑属于兵阴阳一派，也是现存能见到的最早的兵阴阳著作。从《左传》等典籍来看，伍子胥，即使不是兵阴阳家的始祖，至少也是重要的代表人物。
笔者在做一点关于奇门遁甲的研究，这里可以先提出一点观点：奇门遁甲起于兵阴阳学派，在东汉后完善而成，是五形理论应用于战争的产物。
《将苑》最早见于宋尤袤《遂初堂书目》，题作《诸葛亮将苑》，明代编的诸葛亮文集中也予以收录。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和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是后人伪托之作。从书中内容大多采自兵、史诸书和隋、唐不见著录来推断，不象诸葛亮亲著，但其中许多思想与诸葛亮的军事思想相一致。
《尉缭子》是中国古代颇有影响的一部著作。对它的作者和成书年代，历来就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意见认为，《尉缭子》是一部伪书。虽然《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兵形势"《尉缭》31篇，但今存《尉缭子》不讲"兵形势"，显然不是《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尉缭》，而是出于后人的伪造。不过，自从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尉缭子》残简出土后，学者们发现残简有6篇与今存《尉缭子》相合，伪书一说已遭到大多数人否定。
另一种意见认为，《尉缭子》的作者姓尉，名缭，是战国时人，此书的前身即《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兵形势"《尉缭》31篇。
还有一种意见与此大致相同，不同处在于它认为此书的前身是《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杂家"《尉缭》29篇。
"杂家"兼合儒墨名法之说。"杂家"《尉缭》属"商君学"，除论述军事外，还应论及政治和经济。它虽谈兵法，却并非兵家。《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杂家" 《尉缭子》5卷。这都和今存《尉缭子》的内容和卷数相同，可见今存《尉缭子》即"杂家"《尉缭子》。宋人将"杂家"《尉缭子》收入《武经七书》，归入兵家。所以后人多误认《尉缭子》为兵家之书。
今本《尉缭子》共分5卷。卷1包括"天官"、"兵谈"、"制谈"、"战略"、"攻权"5篇，主要论述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关系，攻城与作战的原则，主张行事不应依靠鬼神，而应依赖人的智慧。
它认为，国土广阔而得到充分利用，国家就富足；人口众多而得到治理，国家就井然有秩。国家富足而井然有秩，不必动用武力，就可以威制天下。而要使人民富足，就必须亲近、安抚流民，开辟荒莱，发展农业。要使国家治理，就必须使人民明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使人民唯有努力耕耘，才能丰衣足食，唯有奋力作战，才能得到爵位。经济上的富足和政治上的贤明是军事上强大的基础和保证。它又认为，通向胜利的途径有三条。一是加强战备，料敌如神，使敌军丧失士气，分崩离析，以致不战而胜，这是以"道"取胜。二是法制、赏罚明察，人民有必战之心，这是以"威"取胜。三是击破敌军，夺占敌国的土地，这是以"力"取胜。军队的战斗力全在士气的高低，所以要战胜敌人，就应激励全军的士气。要激励士气就应从政治和经济入手，重视和搞好人民的生活，用爵位勉励人民，等等。
它指出，建城邑应从军事、政治和经济三方面加以综合考虑。建城前首先应衡量土地的肥瘠，决定是否有必要在此兴建城邑。如决定兴建，那就应使城邑和所辖土地的大小相适应，使城邑的大小和人口相适应，使人口的多少和粮食的供应相适应。如能做到以上三点，就能使城邑防守坚固，依托城邑作战就能取胜。它又指出，攻城的原则是：没有把握攻破敌城，就不去攻打它。如要攻城，就必须有坚定的决心，集中兵力，出敌不意，深入其境，包围并切断敌城与外部的联系，实施猛攻，使敌措手不及，乘虚攻克敌城。它还指出，临阵作战的原则是：没有必胜的把握，就不和敌军交战。在敌寡我众的情况下，应依靠兵多势众的军事优势战胜敌人。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就要使用权谋战胜敌人。
卷2包括"守议"、"十二陵"、"武议"、"将理"、"原官"5篇，主要论述战争的性质、作用和守城的原则。
关于守城的原则，它认为一是不能只守城墙，媸爻峭猓季莩峭獾木乱兀柚霉な拢栽龃蠓烙萆睢６遣荒苤唤械ゴ康南烙贡匦牖 ⒍ァＴ谡季杂攀频牡芯奈Чハ拢朗卣呋蚴且揽客庠蚴强肯南魅醯芯銎嬉灾剖ぁＭ庥斜囟ǖ酱锏脑蔷捅囟芗崾夭话巍Ｍ馕薇囟ǖ酱锏脑蔷筒灰欢芄淌氐降住?
援军抵达后，可与守军内外夹击敌军，也可以牵制敌军主力，减轻守军压力，使其得以保持补给线的畅通，增强抵抗力。如外无援军，守军应把握时机，不时出击，以削弱敌军，打破封锁，出奇兵战胜敌人，而不能死守待毙。三是为做到攻守两全，守军必须分为守备部队和出击部队两部分。出击部队不担任守备任务，守备部队也不承担出击任务。
关于战争的性质和作用，它认为，战争可用来禁止不义，讨伐和剪除暴乱，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所以，用兵不进攻无过失的城市，不杀无罪之人。这样，军队所到之处，农民不会离开土地，商人不会离开店铺，士大夫不会离开官府，兵不血刃，就天下亲和归附。
卷3包括"治本"、"战权"、"重刑令"、"伍制令"、"分塞令"5篇，主要讲述用兵的原则、军队的纪律和奖惩制度。
如用兵作战要善于先发制人，做到虚虚实实，说有却无，说无却有，决心坚定，争取主动，明察敌情，然后发兵决战。又如它主张统率百人和千人以上的将吏战败或举城降敌，或弃军逃跑，除本人处死外，还要受到抄家和全家为奴等惩罚。在军营内，中、左、右、前、后各军按编制分设营地，彼此隔绝，禁止往来，违者处死。营内道路纵横，每120步设一岗哨，管制行人来往，不是持有将帅符节的人，一律不准通行。
打柴放牧，必须整队行动。士兵以5人为伍，10人为什，50人为属，100人为闾，实行联保连坐制。凡有士兵违犯禁令，同伍、同什、同属、同闾有人揭发，就全伍、全什、全属、全闾免罪。知道而不揭发，就全伍、全什、全属、全闾一齐受罚。将吏从什长到左、右将军，也都实行联保连坐。凡有人犯禁违法，也都是揭发者免罪，知道而不揭发的，与其同罪。
卷4包括"束伍令"、"经卒令"、"勒卒令"、"将令"、"踵军令"5篇，主要叙述战场法纪、部队的编组、标志和指挥信号，以及行军序列。如战斗中伍内伤亡与斩获相当的功罪相抵；有斩获而无伤亡的，有赏；有伤亡而无斩获的，同伍的都处死，并惩办其家族。战斗中各级将吏如有伤亡或无伤亡，也按上述原则奖惩其部下。为便于识别，各单位按旗帜、羽毛和所佩徽章颜色的不同加以区别。全军按金鼓信号统一进退。君主一旦任命将帅，下令用兵，将帅就应指定军队集结的时间和地点，迟到的按军法严惩。为保守秘密，只要大军没有出发，在宣布戒严的地区不准任何人通行。军队开拔后，在大军前面50公里处行进的是先遣部队——踵军，踵军前50公里处行进的是前卫部队——兴军，兴军又派出小股部队——分卒，任务是抢占军事要点，追击败退的敌人。
卷5包括"兵教上"、"兵教下"、"兵令上"、"兵令下"4篇，主要论述军队的训练和取胜之道。关于军队的训练，它认为应先讲清金鼓旗帜的作用，然后训练士兵按信号变换队伍和使用武器。训练时先进行单兵训练，然后不断增加训练人数，最后以全军联合演习来结束训练。它认为，战争是"凶"、"逆"之事，但又是不可废除的。用兵应本乎仁义，以讨伐暴乱。政治和军事是文为"种"，武为"植"，文为里，武为表的关系。明白这一点，就能预知胜败。政治可以使人分辨利害安危，武力可以用来进攻强敌，保卫自己。为驱使全军拼死作战，它主张以严刑重罚禁止士兵逃亡，使吏卒在战斗中互相救助，并借此树立威信，使士兵服从命令，做到号令明白，攻守得宜。
《尉缭子》反对迷信鬼神，主张依靠人的智慧，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它对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在战略、战术上，它主张不打无把握之仗，反对消极防御，主张使用权谋，争取主动，明察敌情，集中兵力，出敌不意，出奇制胜。这些观点即使在今天也仍有值得参考的价值。
中国古代著名兵书,“武经七书”之一。《汉书·艺文志》著录“杂家”类《尉缭》29篇，“兵形势”类《尉缭》31篇。《隋书·经籍志》“杂家”类作《尉缭子》5卷。成书可能在战国中期,或说在战国末期。作者尉缭，梁惠王时人，或说为秦王政时人，或认为二者实为一人。存世主要版本有《续古逸丛书》影宋《武经七书》本及明、清刊本等50余种。5卷,24篇。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残简《尉缭子》6篇,为所见最早本子，惜残缺严重；另有唐魏徵《群书治要》辑《尉缭子》4篇，对考校此书均有重要价值。
战争观
《尉缭子》将战争区分为“挟义而战”和“争私结怨”两大类(《攻权》，《续古逸丛书》本，下同)，支持“诛暴乱，禁不义”的战争，反对“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的战争。强调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封建统一，“并兼广大以一其制度”。认为“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认识到政治是根本，军事是枝干，是政治的发展和表现；认为经济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基础,因而注重耕战,把发展农业作为治国之本；商业对战争胜负有重大影响,“市者，所以给战守也”,“夫提天下之节制，而无百货之官,无谓其能战也”。同时，又认为军事上的胜利会促进国内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战胜于外，福产于内 ”(《兵谈》,汉简本)。主张慎战,反对轻率用兵,要“见胜则兴,不见胜则止”。
治军思想
高度重视军队的法制建设。认为军队必须首先建立严密的制度，“凡兵,制必先定”,“明制度于前, 重威刑于后 ”；强调严明赏罚 ,“ 刑上究”，“赏下流”，并制定了诸如联保、军队营区划分 、警戒、禁令、战场赏罚规定及将吏实施惩罚权限、战斗编组、信号指挥等各种条令。同时，强调法制必须与教化相结合，“先礼信而后爵禄，先廉耻而后刑罚，先亲爱而后律其身”，要求“审开塞，守一道”,恩威兼施,思想整治(“使民无私”)与物质手段(“因民之所生以制之”)相结合，用以达到“治”的目的。重视将帅的选拔,严厉批评当时“世将”制度,主张“举贤用能”、“贵功养劳”。要求将帅必须为人表率,公正廉明,有牺牲精神,“ 为将忘家, 逾垠忘
亲,指敌忘身”；与士卒关系要融洽, 使其服从命令,“如四肢应心也”。为此,应废除繁文缛节,“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责礼 ”；把“心狂” 、“耳聋”、“目盲”视为将帅修养的三大弊端。主张裁减军队，训练精兵；明确提出兵教的目的是“开封疆，守社稷，除患害，成武德”；讲究训练方法，要求从伍抓起，自下而上地逐级合练，由各级之长负责，以赏罚为手段，从实战出发，因人施教，严格训练。
作战指导思想
认为战争有三种胜利：不战服人的“道胜”，威慑屈人的“威胜”，战场交锋的“力胜”。重视战争准备，要求在战略决策、选用将领、进攻理论等方面胜过敌人；兴师用兵，必须首先详审“内外之权”，准确掌握敌我“兵有备阙，粮食有余不足”、“出入之路”等情况，计先定，虑早决。主张先机制敌,“权先加人者，敌不力交；武先加人者,敌无威接。故兵贵先”。认为“战在于治气，攻在于意表,守在于外饰”。强调高度灵活地利用客观规律,“战权在乎道之所极”(《战权》, 《直解》本),运用“有无”策略(“有者无之，无者有之”)、“奇正”手段制敌取胜；提出“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制敌者也”。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略,如“地大而城小者，必先收其地；城大而地窄者，必先攻其城；地广而人寡者，则绝其厄”(《兵教下》)等。
军事辩证法思想
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求神鬼不如重“人事”，反对“考孤虚，占咸池，合龟兆，视吉凶，观星辰风云之变”的迷信做法；提出“往世不可及，来世不可待，求己者也”的观点。注重从事物的联系中研究战争；强调认识和运用战争运动的规律；对强弱、攻守、有无、专散、文武等诸矛盾的对立与转化有较深刻的认识，特别是在对军事与政治、经济等关系的认识上，表现出某些高于前人的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
《尉缭子》杂取法、儒、墨、道诸家思想而论兵,在先秦兵书中独具一格，对后世有深远影响。后世兵家对其思想内容多有引述和阐发 ，日本研究《尉缭子》的著述约30余种，朝鲜也有刊本。它丰富而具体的军制、军令等内容，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主张治国治军用法严酷，是其糟粕。
一种意见认为，《尉缭子》是一部伪书。虽然《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兵形势"《尉缭》31篇，但今存《尉缭子》不讲"兵形势"，显然不是《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尉缭》，而是出于后人的伪造。不过，自从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尉缭子》残简出土后，学者们发现残简有6篇与今存《尉缭子》相合，伪书一说已遭到大多数人否定。
另一种意见认为，《尉缭子》的作者姓尉，名缭，是战国时人，此书的前身即《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兵形势"《尉缭》31篇。
还有一种意见与此大致相同，不同处在于它认为此书的前身是《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杂家"《尉缭》29篇。
"杂家"兼合儒墨名法之说。"杂家"《尉缭》属"商君学"，除论述军事外，还应论及政治和经济。它虽谈兵法，却并非兵家。《隋书·经籍志》著录有"杂家" 《尉缭子》5卷。这都和今存《尉缭子》的内容和卷数相同，可见今存《尉缭子》即"杂家"《尉缭子》。宋人将"杂家"《尉缭子》收入《武经七书》，归入兵家。所以后人多误认《尉缭子》为兵家之书。
今本《尉缭子》共分5卷。卷1包括"天官"、"兵谈"、"制谈"、"战略"、"攻权"5篇，主要论述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关系，攻城与作战的原则，主张行事不应依靠鬼神，而应依赖人的智慧。
它认为，国土广阔而得到充分利用，国家就富足；人口众多而得到治理，国家就井然有秩。国家富足而井然有秩，不必动用武力，就可以威制天下。而要使人民富足，就必须亲近、安抚流民，开辟荒莱，发展农业。要使国家治理，就必须使人民明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使人民唯有努力耕耘，才能丰衣足食，唯有奋力作战，才能得到爵位。经济上的富足和政治上的贤明是军事上强大的基础和保证。它又认为，通向胜利的途径有三条。一是加强战备，料敌如神，使敌军丧失士气，分崩离析，以致不战而胜，这是以"道"取胜。二是法制、赏罚明察，人民有必战之心，这是以"威"取胜。三是击破敌军，夺占敌国的土地，这是以"力"取胜。军队的战斗力全在士气的高低，所以要战胜敌人，就应激励全军的士气。要激励士气就应从政治和经济入手，重视和搞好人民的生活，用爵位勉励人民，等等。
它指出，建城邑应从军事、政治和经济三方面加以综合考虑。建城前首先应衡量土地的肥瘠，决定是否有必要在此兴建城邑。如决定兴建，那就应使城邑和所辖土地的大小相适应，使城邑的大小和人口相适应，使人口的多少和粮食的供应相适应。如能做到以上三点，就能使城邑防守坚固，依托城邑作战就能取胜。它又指出，攻城的原则是：没有把握攻破敌城，就不去攻打它。如要攻城，就必须有坚定的决心，集中兵力，出敌不意，深入其境，包围并切断敌城与外部的联系，实施猛攻，使敌措手不及，乘虚攻克敌城。它还指出，临阵作战的原则是：没有必胜的把握，就不和敌军交战。在敌寡我众的情况下，应依靠兵多势众的军事优势战胜敌人。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就要使用权谋战胜敌人。
卷2包括"守议"、"十二陵"、"武议"、"将理"、"原官"5篇，主要论述战争的性质、作用和守城的原则。
关于守城的原则，它认为一是不能只守城墙，媸爻峭猓季莩峭獾木乱兀柚霉な拢栽龃蠓烙萆睢６遣荒苤唤械ゴ康南烙贡匦牖 ⒍ァＴ谡季杂攀频牡芯奈Чハ拢朗卣呋蚴且揽客庠蚴强肯南魅醯芯銎嬉灾剖ぁＭ庥斜囟ǖ酱锏脑蔷捅囟芗崾夭话巍Ｍ馕薇囟ǖ酱锏脑蔷筒灰欢芄淌氐降住?
援军抵达后，可与守军内外夹击敌军，也可以牵制敌军主力，减轻守军压力，使其得以保持补给线的畅通，增强抵抗力。如外无援军，守军应把握时机，不时出击，以削弱敌军，打破封锁，出奇兵战胜敌人，而不能死守待毙。三是为做到攻守两全，守军必须分为守备部队和出击部队两部分。出击部队不担任守备任务，守备部队也不承担出击任务。
关于战争的性质和作用，它认为，战争可用来禁止不义，讨伐和剪除暴乱，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所以，用兵不进攻无过失的城市，不杀无罪之人。这样，军队所到之处，农民不会离开土地，商人不会离开店铺，士大夫不会离开官府，兵不血刃，就天下亲和归附。
卷3包括"治本"、"战权"、"重刑令"、"伍制令"、"分塞令"5篇，主要讲述用兵的原则、军队的纪律和奖惩制度。
如用兵作战要善于先发制人，做到虚虚实实，说有却无，说无却有，决心坚定，争取主动，明察敌情，然后发兵决战。又如它主张统率百人和千人以上的将吏战败或举城降敌，或弃军逃跑，除本人处死外，还要受到抄家和全家为奴等惩罚。在军营内，中、左、右、前、后各军按编制分设营地，彼此隔绝，禁止往来，违者处死。营内道路纵横，每120步设一岗哨，管制行人来往，不是持有将帅符节的人，一律不准通行。
打柴放牧，必须整队行动。士兵以5人为伍，10人为什，50人为属，100人为闾，实行联保连坐制。凡有士兵违犯禁令，同伍、同什、同属、同闾有人揭发，就全伍、全什、全属、全闾免罪。知道而不揭发，就全伍、全什、全属、全闾一齐受罚。将吏从什长到左、右将军，也都实行联保连坐。凡有人犯禁违法，也都是揭发者免罪，知道而不揭发的，与其同罪。
卷4包括"束伍令"、"经卒令"、"勒卒令"、"将令"、"踵军令"5篇，主要叙述战场法纪、部队的编组、标志和指挥信号，以及行军序列。如战斗中伍内伤亡与斩获相当的功罪相抵；有斩获而无伤亡的，有赏；有伤亡而无斩获的，同伍的都处死，并惩办其家族。战斗中各级将吏如有伤亡或无伤亡，也按上述原则奖惩其部下。为便于识别，各单位按旗帜、羽毛和所佩徽章颜色的不同加以区别。全军按金鼓信号统一进退。君主一旦任命将帅，下令用兵，将帅就应指定军队集结的时间和地点，迟到的按军法严惩。为保守秘密，只要大军没有出发，在宣布戒严的地区不准任何人通行。军队开拔后，在大军前面50公里处行进的是先遣部队——踵军，踵军前50公里处行进的是前卫部队——兴军，兴军又派出小股部队——分卒，任务是抢占军事要点，追击败退的敌人。
卷5包括"兵教上"、"兵教下"、"兵令上"、"兵令下"4篇，主要论述军队的训练和取胜之道。关于军队的训练，它认为应先讲清金鼓旗帜的作用，然后训练士兵按信号变换队伍和使用武器。训练时先进行单兵训练，然后不断增加训练人数，最后以全军联合演习来结束训练。它认为，战争是"凶"、"逆"之事，但又是不可废除的。用兵应本乎仁义，以讨伐暴乱。政治和军事是文为"种"，武为"植"，文为里，武为表的关系。明白这一点，就能预知胜败。政治可以使人分辨利害安危，武力可以用来进攻强敌，保卫自己。为驱使全军拼死作战，它主张以严刑重罚禁止士兵逃亡，使吏卒在战斗中互相救助，并借此树立威信，使士兵服从命令，做到号令明白，攻守得宜。
《尉缭子》反对迷信鬼神，主张依靠人的智慧，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它对政治、经济和军事关系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在战略、战术上，它主张不打无把握之仗，反对消极防御，主张使用权谋，争取主动，明察敌情，集中兵力，出敌不意，出奇制胜。这些观点即使在今天也仍有值得参考的价值。
中国古代著名兵书,“武经七书”之一。《汉书·艺文志》著录“杂家”类《尉缭》29篇，“兵形势”类《尉缭》31篇。《隋书·经籍志》“杂家”类作《尉缭子》5卷。成书可能在战国中期,或说在战国末期。作者尉缭，梁惠王时人，或说为秦王政时人，或认为二者实为一人。存世主要版本有《续古逸丛书》影宋《武经七书》本及明、清刊本等50余种。5卷,24篇。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残简《尉缭子》6篇,为所见最早本子，惜残缺严重；另有唐魏徵《群书治要》辑《尉缭子》4篇，对考校此书均有重要价值。
战争观
《尉缭子》将战争区分为“挟义而战”和“争私结怨”两大类(《攻权》，《续古逸丛书》本，下同)，支持“诛暴乱，禁不义”的战争，反对“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的战争。强调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封建统一，“并兼广大以一其制度”。认为“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认识到政治是根本，军事是枝干，是政治的发展和表现；认为经济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基础,因而注重耕战,把发展农业作为治国之本；商业对战争胜负有重大影响,“市者，所以给战守也”,“夫提天下之节制，而无百货之官,无谓其能战也”。同时，又认为军事上的胜利会促进国内政治和经济的发展,“战胜于外，福产于内 ”(《兵谈》,汉简本)。主张慎战,反对轻率用兵,要“见胜则兴,不见胜则止”。
治军思想
高度重视军队的法制建设。认为军队必须首先建立严密的制度，“凡兵,制必先定”,“明制度于前, 重威刑于后 ”；强调严明赏罚 ,“ 刑上究”，“赏下流”，并制定了诸如联保、军队营区划分 、警戒、禁令、战场赏罚规定及将吏实施惩罚权限、战斗编组、信号指挥等各种条令。同时，强调法制必须与教化相结合，“先礼信而后爵禄，先廉耻而后刑罚，先亲爱而后律其身”，要求“审开塞，守一道”,恩威兼施,思想整治(“使民无私”)与物质手段(“因民之所生以制之”)相结合，用以达到“治”的目的。重视将帅的选拔,严厉批评当时“世将”制度,主张“举贤用能”、“贵功养劳”。要求将帅必须为人表率,公正廉明,有牺牲精神,“ 为将忘家, 逾垠忘
亲,指敌忘身”；与士卒关系要融洽, 使其服从命令,“如四肢应心也”。为此,应废除繁文缛节,“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责礼 ”；把“心狂” 、“耳聋”、“目盲”视为将帅修养的三大弊端。主张裁减军队，训练精兵；明确提出兵教的目的是“开封疆，守社稷，除患害，成武德”；讲究训练方法，要求从伍抓起，自下而上地逐级合练，由各级之长负责，以赏罚为手段，从实战出发，因人施教，严格训练。
作战指导思想
认为战争有三种胜利：不战服人的“道胜”，威慑屈人的“威胜”，战场交锋的“力胜”。重视战争准备，要求在战略决策、选用将领、进攻理论等方面胜过敌人；兴师用兵，必须首先详审“内外之权”，准确掌握敌我“兵有备阙，粮食有余不足”、“出入之路”等情况，计先定，虑早决。主张先机制敌,“权先加人者，敌不力交；武先加人者,敌无威接。故兵贵先”。认为“战在于治气，攻在于意表,守在于外饰”。强调高度灵活地利用客观规律,“战权在乎道之所极”(《战权》, 《直解》本),运用“有无”策略(“有者无之，无者有之”)、“奇正”手段制敌取胜；提出“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制敌者也”。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略,如“地大而城小者，必先收其地；城大而地窄者，必先攻其城；地广而人寡者，则绝其厄”(《兵教下》)等。
军事辩证法思想
强调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求神鬼不如重“人事”，反对“考孤虚，占咸池，合龟兆，视吉凶，观星辰风云之变”的迷信做法；提出“往世不可及，来世不可待，求己者也”的观点。注重从事物的联系中研究战争；强调认识和运用战争运动的规律；对强弱、攻守、有无、专散、文武等诸矛盾的对立与转化有较深刻的认识，特别是在对军事与政治、经济等关系的认识上，表现出某些高于前人的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
《尉缭子》杂取法、儒、墨、道诸家思想而论兵,在先秦兵书中独具一格，对后世有深远影响。后世兵家对其思想内容多有引述和阐发 ，日本研究《尉缭子》的著述约30余种，朝鲜也有刊本。它丰富而具体的军制、军令等内容，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但主张治国治军用法严酷，是其糟粕。
银雀山汉墓
在临沂市的档案馆里收藏了一张1974年6月15日出版的《人民日报》，这条在那个年代并不为人们所注意的消息，三十三年后却成为了见证临沂银雀山汉墓发掘的重要史实资料。这之后，银雀山汉墓被列为新中国三十年十大考古发现。
临沂市民沈玉明：抬着头的那个就是我，那时候我十二岁，基本上是放了学就朝那儿跑，看看到底都挖了什么东西来。听我老师讲，说临沂发现了古墓，里头有竹书，但是内容不知道。
临沂市民申东梅：那个梳长辫子的就是我，那时候我才十六岁，这当时在临沂就是挺大挺轰动的事。就经常过来看好奇。
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吴九龙：这就是我，这就是三十三年前的我，当时我们看见这些东西的时候，非常的震惊，居然在我们山东在临沂，发现了这么重要的文物。
和大多数考古发掘一样，银雀山汉墓也是缘于一个偶然的发现，1972年4月10日，临沂地区卫生局准备在银雀山建一座办公大楼，人们在清理地基时意外地发现了古墓。
在银雀山汉墓发掘之初，吴九龙就被山东省博物馆派到临沂主持古墓的发掘工作。当时只有三十岁的吴九龙没有想到，近一个多月的考古工作将会影响到他的一生。
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吴九龙：这个泥非常的粘，我们这个地方，你看工作的地方下脚的地方很窄，都不够一个脚宽，我穿着胶靴，要想往前挪一步，都必须抓住鞋，把它提起来，脚才能提的起来，当时很多的人来围观，秩序也很不好维持，他们有的人就说发现了什么什么宝贝，有的人就说发现了什么金马驹子，所以他们都非常的感兴趣。
人们似乎都没有意识到正在发掘的古墓与以往有什么不同，像往常一样清理着墓中的随葬品，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经他们手从墓中取出的随葬品，正是后来举世震惊的绝世珍品。
在出土的器物中，有两件东西让考古工作者们百思不得其解，一个就是这把生了锈的铁刀，还有就是这个被命名为“不知名器物”的漆器，谁都猜不出墓中为什么会有这两样东西。
当年古墓的发现让这座小城沸腾了，慕名而来的人们都铮大了眼睛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地上散落的已经腐朽的竹片。也许吴九龙注定要和银雀山汉墓有一段缘分，他无意中拣起了一块竹片。
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吴九龙：我们最初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第一天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在上边一层台阶上，就在那个上边的时候看见有好多白膏泥，上面就有一些短的褐色的小竹片，我们拿起来一看，用水一冲发现上面有字，当时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就觉得好像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一样，这不就是简册吗？
就是这堆形如乱草的竹简让考古专家兴奋异常，他们发现，这堆乱草竟然全部都是竹简残片，残片长短不一，混合在污泥中，如不仔细辨别，很难认出。很快，这堆竹简轰动了当时的考古界，将争论千年的学术大悬念得以澄清。
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吴九龙：当拿起这个东西来在水里头漂一漂的时候，发现上面有字，有齐桓公、齐威王、晏子，我们感到非常的震惊。
接下来的字更是让在场的人神情大振，吴九龙又拿起一枚竹简，只见上面写着“齐威王曰我强敌弱，我众敌寡，用之奈何？孙子再拜曰……”，这文字和孙子有关，难道是《孙子兵法》，吴九龙大胆的推测着。
从古到今，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兵书就有4000多部，而产生于2500年前的《孙子兵法》被世界公认为是最出色的一部。它的作者是春秋晚期一个叫孙武的将军，由于中国古代官方的历史文献中没有为孙武的生平留下详细的记载，所以到底谁是这部兵书的确切作者，学者们争吵了一千多年。如果出土的这批竹简真的是《孙子兵法》，那将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学术价值。
是谁在用兵书作为陪葬品
所以它们一定是夫妻合葬墓
墓中的钱币透露出什么信息
这是极为稀少的一枚钱币
当天夜里，吴九龙的同事蒋英炬带着那枚记载被认为是《孙子兵法》的竹简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向国家文物局的领导汇报情况。
竹简的出土令吴九龙兴奋异常，也让他想起了之前发现的不知名器物，它们和竹简之间有没有关联呢？
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吴九龙：因为如果在上面放重的东西吧，它很容易倒，后来大家就研究这东西，又出了竹简，大家觉得这东西可能是个几，作为写竹简用的，因为当时汉代的人没有椅子，他是席地而坐的，所以他可以把它放在两个腿的中间，夹在这儿，这样来托着，这样来写竹简，否则的话，他拿着这样一条来写也是非常困难的。这个铁刀不太大，锈蚀的比较厉害，这个可能也和竹简有关系，可能是当时人，当时墓主人用来削竹子，剖竹子用的。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让我们感受到了在纸张没有发明的年代，人们读书是何等的不易，甚至将它作为生前的珍贵物品用来随葬。
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副馆长高永富：据考证银雀山出土的竹简用的竹子就是当地产的这种水竹。这种就叫水竹，所谓水竹就是生长在河两岸，水份比较大一些，你像这根，这是当年的竹子，刚刚出来，还没有放叶，像你扶的这根已经是四年了，所以我们用写简的竹子必须在四年以上。因为四年以后它就比较老了，老了以后刮起来比较平滑，也比较坚硬，便于使用。
银雀山汉墓竹简在地下被泥水浸泡了两千年，出土后竹简上的字迹清晰可辨，专家推测，一是当时使用的墨好，另一个原因就是在制作竹简中有一道杀青的工序，“杀青”就是去掉鲜竹子中的水分，使竹简不易腐烂或被虫贮。
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副馆长高永富：文天祥就记载“留取丹心照汗青”，他指的是汗青，汗青是竹简的一个代名词，说“留取丹心照汗青”，汗青就指的是竹简，载入青史，就是最早的书是用竹子来写的，用青竹所以叫青史，书有个青史的记载。
在北京国家文物局里，竹简上的文字让专家们大吃一惊，与此同时，在临沂，人们在清理一号墓的时候，却意外的发现了另一墓坑的痕迹。然而，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两个墓坑之间仅有几十厘米之隔。
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吴九龙：这就是银雀山一号墓和二号墓，它是在原来的墓址上建造的，这两个墓相距比较近，所以有的学者就推测说他们一定是夫妻合葬墓，但是这里边也是有一定的问题，我们从平面上可以看的很清楚，这两个墓形成一个夹角，一般来说，夫妻合葬应该摆的更加整齐一些。就是并排的，两个并排的。
就在人们对两个墓葬之间的关系争论不休时，在一号墓中发现的一枚看似普通的钱币，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极大兴趣，就是这枚钱币带给人们许多意想不到的信息。
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吴九龙：这就是一枚三株钱，这是极为稀少的一种钱币，因为在西汉建元元年时开始铸造这种钱币，但是到了建元五年就停罢了，也就是说废除了，所以流传非常非常的少，可见这个墓下葬的年代是在三株钱流行的年代之后，但是在墓里面还出了好多的半两钱，但是就没有出公元前118年铸造的五株钱，所以这样看来，这个墓就是在公元前114年到118年之间。
在墓中还出土了一件写有“召氏十斗”的陶罐，也许“召氏”就是墓主人的姓，吴九龙说：这只是一个推断，也有可能陶罐是别人送给墓主人的，召氏是赠送人的姓。根据墓中出土的大量兵书可以推断墓主人当是一位喜欢兵法的人。但由于墓中无一件兵器出土，所以墓主人很可能是一位将军府中的谋士或幕僚，而绝非一般的武夫。
如果出土的竹简记载的真的是《孙子兵法》，那么竹简的意义无法估量，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让人们首次看到了一千多年前《孙子兵法》一书的原貌。
在《孙子兵法》中，孙子借助了自然界给他的所有印象来观察战争的变化，并把那种原始的血腥搏杀变成了一种智慧的较量，从此奠定了中国东方文化中以智谋为代表的兵学文化。
1700年前，由于另一部兵书《孙膑兵法》的突然失传，引起了历代中外学者对于《孙子兵法》作者是孙武还是孙膑的种种猜测。
孙膑是战国时齐国人，由于他的传世兵书《孙膑兵法》，后人几乎将他与孙子相提并论，他遭陷害受膑刑，施巧计灭庞涓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由于《孙膑兵法》的失传，致使许多学者对兵法中记载的那场著名的马陵战役究竟发生在何地，究竟有没有马陵之战，一直持争论不休。
在地下埋藏了二千年的竹简
它里面的一些有机质全都腐朽了
横空出世引起世人震惊
毛泽东主席也非常感兴趣
就在银雀山一号墓发现八天后，人们开始了二号墓的发掘，一时间，整个临沂城再度被发现古墓和珍宝的神秘气氛所笼罩。
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吴九龙：因为有了一号墓的经验，我们都希望第二号墓也出现竹简，所以工作起来的时候都小心翼翼的，满怀希望的，希望它出现竹简，但是工作二天之后，一直到把所有的器物基本上都取完了，才发现这个墓里还有一个竹简，而且这个竹简要比那个竹简要长，因为这个竹简有60多公分长，它里面的一些有机质全都腐朽了，看起来像一个竹片，但竹片里填充的都是水，如果你要是夹住它这样一提，它就断了，最后想了个办法，就是先用一个很薄的塑料片和纸垫在下面，掏掏掏，从下面插进去，贴着棺板下边，插进去，再把板放在下边，把纸和塑料片慢慢慢慢拖上来。拖上来放在这个板上。这个就是我，这是我当年发掘的情况，我就把它托起来，托起来交给上面的一起来工作的同志把它接起来，所以银雀山二号墓出土的竹简基本上是完整的。
鉴于银雀山出土的竹简意义重大，而当时的临沂和济南都不具备整理竹简的条件。国家文物局指示，迅速将全部竹简送到北京。
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吴九龙：装在这样的盘子里，这样的瓷盘里面，装了五盘，放在箱子里，箱子里面用塑料薄膜铺好，因为要避免它漏水，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和博物馆的杨正旗同志我们俩个一起送去，当时在火车上的时候很挤，去的时候，我们几乎是半坐半站着保护着这两箱竹简。
1972年10月，在北京成立了“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对竹简上早已湮没的信息开始了大规模的破译、诠释与研究工作。吴九龙也被留在北京参与这项工作。
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吴九龙：它这个简脆弱到什么程度呢，简本身克服不了水的吸引了，如果要夹住它，要这样把它提起来，用个玻璃片在下边托住它，然后借着水的润滑作用，把它拉上来，固定下来之后，把它装到玻璃管里，然后在玻璃管里灌上消毒水。灌上消毒水之后用玻璃塞把它塞紧，塞紧用蜡把这个头封住。它就不会发霉，也不会继续腐朽。
整理竹简的工作进行了两年，竹简中的奥秘玄机被层层揭开。1974年6月17日，新华通讯社向世界播发了长篇通讯稿，对银雀山汉墓的发现、发掘及竹简的研究成果作了报道。
随着这一消息的发布，人们惊奇地发现银雀山汉墓出土的7500枚竹简中，有相当一部分古籍不仅对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现代人是久已失传的佚书，即使对两汉时期的司马迁、刘向、班固等史学家们也都无缘一见。
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吴九龙：当时有人向主席汇报发现了孙子兵法等等，毛泽东主席非常感兴趣，希望能够看到这个简，所以整理小组当时最初的任务是要把我们已经整理出来这部分的东西把它印成书请主席看，当时我们几乎是几天几夜不睡觉的赶书、编排，而且特别印的大字本，送上去的就是《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
《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同时出土，廓清了长期以来笼罩在《孙子兵法》研究上的重重迷雾。证实了历史上孙武、孙膑各有其人，并且各有兵书传世。
奇异的墓葬形制
那个石碑就是庞涓的墓
解读千古马陵之谜
按照士大夫的礼仪安葬在这个地方
在出土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孙膑兵法》中，孙膑曾列举了不少有名的战例，特别是他亲自指挥并赖以成名的马陵之战。这是孙膑指挥齐国军队以少胜多，一举歼灭庞涓所率魏国十万大军的著名战役。其“减灶诱敌”的战术，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
在距离银雀山几十公里的郯城，清代的《沂州志》上说“齐伐魏，孙子胜庞涓于此”这个说法历来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自古马陵之战的战址没有定论，千百年来，人们众说纷纭，争吵不断。
《孙膑兵法》的出土，透露了马陵之战的新的信息，人们开始把目光投向了郯城县的马陵山。
在马陵山的北侧，有一处墓葬，二十年前被村民们挖掘，墓前有一块无字碑，据当地群众传说，这就是孙膑为庞涓修的墓。
山东省郯城县副县长韩明林：你看那个方向，那个石碑，那就是庞涓墓，当年大战结束以后，孙膑把庞涓的头割下来以后到南边那个地方，大玄庄的地方悬头示众，瓦解了十万魏军，他的尸体运到了他安营扎寨的地方，在这里安葬。你看这两块石头，有明显的不同，这块是当地的红石，这是中生代的石头，这块石头和当地的石头从颜色到质地上完全不同，这就是当年孙膑念同学之谊，同时又考虑到庞涓身份是魏国的大将军，因此在安葬的礼数上给他很大的尊重，用士大夫的礼仪，以棺椁，双重这种形制给他做了安葬。
这些都是在在马陵山一带出土的战国时期的兵器，这些兵器的年代与历史上记载马陵之战的时间正相吻合，说明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战争。在《孙膑兵法》中，孙膑用了“隘塞死地”几个字来描述当年马陵之战的地形。
山东省郯城县旅游局副研究馆员黄新忠：《孙膑兵法》所讲到的“隘塞死地”，也就指的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比较狭窄，越往里走越深，从外面看山又不高，不陡也不险，但是一进去以后就不是这样了，所以它形成一个狭口，比较闭塞的地方，好堵截，到里面以后又转回来了，所以就叫“隘塞死地”。
鉴于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和郯城马陵山的地形地貌、出土兵器、文献记载等相印证，由此证明马陵之战的战址在郯城的马陵山。此后，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和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也把马陵山列为了中国古代军事文化教研基地。
在北京参加完银雀山竹简整理工作的吴九龙，于几年后，由山东省博物馆正式调入国家文物局文献研究室工作。由他护送到北京的竹简，整理完成后，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专门调拨一列客运列车车厢将竹简送回山东。
银雀山汉墓竹简的发现,为汉语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在临沂市的档案馆里收藏了一张1974年6月15日出版的《人民日报》，这条在那个年代并不为人们所注意的消息，三十三年后却成为了见证临沂银雀山汉墓发掘的重要史实资料。这之后，银雀山汉墓被列为新中国三十年十大考古发现。
临沂市民沈玉明：抬着头的那个就是我，那时候我十二岁，基本上是放了学就朝那儿跑，看看到底都挖了什么东西来。听我老师讲，说临沂发现了古墓，里头有竹书，但是内容不知道。
临沂市民申东梅：那个梳长辫子的就是我，那时候我才十六岁，这当时在临沂就是挺大挺轰动的事。就经常过来看好奇。
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吴九龙：这就是我，这就是三十三年前的我，当时我们看见这些东西的时候，非常的震惊，居然在我们山东在临沂，发现了这么重要的文物。
和大多数考古发掘一样，银雀山汉墓也是缘于一个偶然的发现，1972年4月10日，临沂地区卫生局准备在银雀山建一座办公大楼，人们在清理地基时意外地发现了古墓。
在银雀山汉墓发掘之初，吴九龙就被山东省博物馆派到临沂主持古墓的发掘工作。当时只有三十岁的吴九龙没有想到，近一个多月的考古工作将会影响到他的一生。
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吴九龙：这个泥非常的粘，我们这个地方，你看工作的地方下脚的地方很窄，都不够一个脚宽，我穿着胶靴，要想往前挪一步，都必须抓住鞋，把它提起来，脚才能提的起来，当时很多的人来围观，秩序也很不好维持，他们有的人就说发现了什么什么宝贝，有的人就说发现了什么金马驹子，所以他们都非常的感兴趣。
人们似乎都没有意识到正在发掘的古墓与以往有什么不同，像往常一样清理着墓中的随葬品，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经他们手从墓中取出的随葬品，正是后来举世震惊的绝世珍品。
在出土的器物中，有两件东西让考古工作者们百思不得其解，一个就是这把生了锈的铁刀，还有就是这个被命名为“不知名器物”的漆器，谁都猜不出墓中为什么会有这两样东西。
当年古墓的发现让这座小城沸腾了，慕名而来的人们都铮大了眼睛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地上散落的已经腐朽的竹片。也许吴九龙注定要和银雀山汉墓有一段缘分，他无意中拣起了一块竹片。
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吴九龙：我们最初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第一天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在上边一层台阶上，就在那个上边的时候看见有好多白膏泥，上面就有一些短的褐色的小竹片，我们拿起来一看，用水一冲发现上面有字，当时一下子就紧张起来了，就觉得好像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一样，这不就是简册吗？
就是这堆形如乱草的竹简让考古专家兴奋异常，他们发现，这堆乱草竟然全部都是竹简残片，残片长短不一，混合在污泥中，如不仔细辨别，很难认出。很快，这堆竹简轰动了当时的考古界，将争论千年的学术大悬念得以澄清。
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吴九龙：当拿起这个东西来在水里头漂一漂的时候，发现上面有字，有齐桓公、齐威王、晏子，我们感到非常的震惊。
接下来的字更是让在场的人神情大振，吴九龙又拿起一枚竹简，只见上面写着“齐威王曰我强敌弱，我众敌寡，用之奈何？孙子再拜曰……”，这文字和孙子有关，难道是《孙子兵法》，吴九龙大胆的推测着。
从古到今，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兵书就有4000多部，而产生于2500年前的《孙子兵法》被世界公认为是最出色的一部。它的作者是春秋晚期一个叫孙武的将军，由于中国古代官方的历史文献中没有为孙武的生平留下详细的记载，所以到底谁是这部兵书的确切作者，学者们争吵了一千多年。如果出土的这批竹简真的是《孙子兵法》，那将具有不可估量的重大学术价值。
是谁在用兵书作为陪葬品
所以它们一定是夫妻合葬墓
墓中的钱币透露出什么信息
这是极为稀少的一枚钱币
当天夜里，吴九龙的同事蒋英炬带着那枚记载被认为是《孙子兵法》的竹简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向国家文物局的领导汇报情况。
竹简的出土令吴九龙兴奋异常，也让他想起了之前发现的不知名器物，它们和竹简之间有没有关联呢？
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吴九龙：因为如果在上面放重的东西吧，它很容易倒，后来大家就研究这东西，又出了竹简，大家觉得这东西可能是个几，作为写竹简用的，因为当时汉代的人没有椅子，他是席地而坐的，所以他可以把它放在两个腿的中间，夹在这儿，这样来托着，这样来写竹简，否则的话，他拿着这样一条来写也是非常困难的。这个铁刀不太大，锈蚀的比较厉害，这个可能也和竹简有关系，可能是当时人，当时墓主人用来削竹子，剖竹子用的。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让我们感受到了在纸张没有发明的年代，人们读书是何等的不易，甚至将它作为生前的珍贵物品用来随葬。
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副馆长高永富：据考证银雀山出土的竹简用的竹子就是当地产的这种水竹。这种就叫水竹，所谓水竹就是生长在河两岸，水份比较大一些，你像这根，这是当年的竹子，刚刚出来，还没有放叶，像你扶的这根已经是四年了，所以我们用写简的竹子必须在四年以上。因为四年以后它就比较老了，老了以后刮起来比较平滑，也比较坚硬，便于使用。
银雀山汉墓竹简在地下被泥水浸泡了两千年，出土后竹简上的字迹清晰可辨，专家推测，一是当时使用的墨好，另一个原因就是在制作竹简中有一道杀青的工序，“杀青”就是去掉鲜竹子中的水分，使竹简不易腐烂或被虫贮。
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副馆长高永富：文天祥就记载“留取丹心照汗青”，他指的是汗青，汗青是竹简的一个代名词，说“留取丹心照汗青”，汗青就指的是竹简，载入青史，就是最早的书是用竹子来写的，用青竹所以叫青史，书有个青史的记载。
在北京国家文物局里，竹简上的文字让专家们大吃一惊，与此同时，在临沂，人们在清理一号墓的时候，却意外的发现了另一墓坑的痕迹。然而，最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两个墓坑之间仅有几十厘米之隔。
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吴九龙：这就是银雀山一号墓和二号墓，它是在原来的墓址上建造的，这两个墓相距比较近，所以有的学者就推测说他们一定是夫妻合葬墓，但是这里边也是有一定的问题，我们从平面上可以看的很清楚，这两个墓形成一个夹角，一般来说，夫妻合葬应该摆的更加整齐一些。就是并排的，两个并排的。
就在人们对两个墓葬之间的关系争论不休时，在一号墓中发现的一枚看似普通的钱币，引起了考古工作者的极大兴趣，就是这枚钱币带给人们许多意想不到的信息。
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吴九龙：这就是一枚三株钱，这是极为稀少的一种钱币，因为在西汉建元元年时开始铸造这种钱币，但是到了建元五年就停罢了，也就是说废除了，所以流传非常非常的少，可见这个墓下葬的年代是在三株钱流行的年代之后，但是在墓里面还出了好多的半两钱，但是就没有出公元前118年铸造的五株钱，所以这样看来，这个墓就是在公元前114年到118年之间。
在墓中还出土了一件写有“召氏十斗”的陶罐，也许“召氏”就是墓主人的姓，吴九龙说：这只是一个推断，也有可能陶罐是别人送给墓主人的，召氏是赠送人的姓。根据墓中出土的大量兵书可以推断墓主人当是一位喜欢兵法的人。但由于墓中无一件兵器出土，所以墓主人很可能是一位将军府中的谋士或幕僚，而绝非一般的武夫。
如果出土的竹简记载的真的是《孙子兵法》，那么竹简的意义无法估量，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让人们首次看到了一千多年前《孙子兵法》一书的原貌。
在《孙子兵法》中，孙子借助了自然界给他的所有印象来观察战争的变化，并把那种原始的血腥搏杀变成了一种智慧的较量，从此奠定了中国东方文化中以智谋为代表的兵学文化。
1700年前，由于另一部兵书《孙膑兵法》的突然失传，引起了历代中外学者对于《孙子兵法》作者是孙武还是孙膑的种种猜测。
孙膑是战国时齐国人，由于他的传世兵书《孙膑兵法》，后人几乎将他与孙子相提并论，他遭陷害受膑刑，施巧计灭庞涓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由于《孙膑兵法》的失传，致使许多学者对兵法中记载的那场著名的马陵战役究竟发生在何地，究竟有没有马陵之战，一直持争论不休。
在地下埋藏了二千年的竹简
它里面的一些有机质全都腐朽了
横空出世引起世人震惊
毛泽东主席也非常感兴趣
就在银雀山一号墓发现八天后，人们开始了二号墓的发掘，一时间，整个临沂城再度被发现古墓和珍宝的神秘气氛所笼罩。
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吴九龙：因为有了一号墓的经验，我们都希望第二号墓也出现竹简，所以工作起来的时候都小心翼翼的，满怀希望的，希望它出现竹简，但是工作二天之后，一直到把所有的器物基本上都取完了，才发现这个墓里还有一个竹简，而且这个竹简要比那个竹简要长，因为这个竹简有60多公分长，它里面的一些有机质全都腐朽了，看起来像一个竹片，但竹片里填充的都是水，如果你要是夹住它这样一提，它就断了，最后想了个办法，就是先用一个很薄的塑料片和纸垫在下面，掏掏掏，从下面插进去，贴着棺板下边，插进去，再把板放在下边，把纸和塑料片慢慢慢慢拖上来。拖上来放在这个板上。这个就是我，这是我当年发掘的情况，我就把它托起来，托起来交给上面的一起来工作的同志把它接起来，所以银雀山二号墓出土的竹简基本上是完整的。
鉴于银雀山出土的竹简意义重大，而当时的临沂和济南都不具备整理竹简的条件。国家文物局指示，迅速将全部竹简送到北京。
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吴九龙：装在这样的盘子里，这样的瓷盘里面，装了五盘，放在箱子里，箱子里面用塑料薄膜铺好，因为要避免它漏水，我记得那个时候，我和博物馆的杨正旗同志我们俩个一起送去，当时在火车上的时候很挤，去的时候，我们几乎是半坐半站着保护着这两箱竹简。
1972年10月，在北京成立了“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来自全国的专家学者对竹简上早已湮没的信息开始了大规模的破译、诠释与研究工作。吴九龙也被留在北京参与这项工作。
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吴九龙：它这个简脆弱到什么程度呢，简本身克服不了水的吸引了，如果要夹住它，要这样把它提起来，用个玻璃片在下边托住它，然后借着水的润滑作用，把它拉上来，固定下来之后，把它装到玻璃管里，然后在玻璃管里灌上消毒水。灌上消毒水之后用玻璃塞把它塞紧，塞紧用蜡把这个头封住。它就不会发霉，也不会继续腐朽。
整理竹简的工作进行了两年，竹简中的奥秘玄机被层层揭开。1974年6月17日，新华通讯社向世界播发了长篇通讯稿，对银雀山汉墓的发现、发掘及竹简的研究成果作了报道。
随着这一消息的发布，人们惊奇地发现银雀山汉墓出土的7500枚竹简中，有相当一部分古籍不仅对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现代人是久已失传的佚书，即使对两汉时期的司马迁、刘向、班固等史学家们也都无缘一见。
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吴九龙：当时有人向主席汇报发现了孙子兵法等等，毛泽东主席非常感兴趣，希望能够看到这个简，所以整理小组当时最初的任务是要把我们已经整理出来这部分的东西把它印成书请主席看，当时我们几乎是几天几夜不睡觉的赶书、编排，而且特别印的大字本，送上去的就是《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
《孙子兵法》与《孙膑兵法》同时出土，廓清了长期以来笼罩在《孙子兵法》研究上的重重迷雾。证实了历史上孙武、孙膑各有其人，并且各有兵书传世。
奇异的墓葬形制
那个石碑就是庞涓的墓
解读千古马陵之谜
按照士大夫的礼仪安葬在这个地方
在出土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孙膑兵法》中，孙膑曾列举了不少有名的战例，特别是他亲自指挥并赖以成名的马陵之战。这是孙膑指挥齐国军队以少胜多，一举歼灭庞涓所率魏国十万大军的著名战役。其“减灶诱敌”的战术，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
在距离银雀山几十公里的郯城，清代的《沂州志》上说“齐伐魏，孙子胜庞涓于此”这个说法历来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自古马陵之战的战址没有定论，千百年来，人们众说纷纭，争吵不断。
《孙膑兵法》的出土，透露了马陵之战的新的信息，人们开始把目光投向了郯城县的马陵山。
在马陵山的北侧，有一处墓葬，二十年前被村民们挖掘，墓前有一块无字碑，据当地群众传说，这就是孙膑为庞涓修的墓。
山东省郯城县副县长韩明林：你看那个方向，那个石碑，那就是庞涓墓，当年大战结束以后，孙膑把庞涓的头割下来以后到南边那个地方，大玄庄的地方悬头示众，瓦解了十万魏军，他的尸体运到了他安营扎寨的地方，在这里安葬。你看这两块石头，有明显的不同，这块是当地的红石，这是中生代的石头，这块石头和当地的石头从颜色到质地上完全不同，这就是当年孙膑念同学之谊，同时又考虑到庞涓身份是魏国的大将军，因此在安葬的礼数上给他很大的尊重，用士大夫的礼仪，以棺椁，双重这种形制给他做了安葬。
这些都是在在马陵山一带出土的战国时期的兵器，这些兵器的年代与历史上记载马陵之战的时间正相吻合，说明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战争。在《孙膑兵法》中，孙膑用了“隘塞死地”几个字来描述当年马陵之战的地形。
山东省郯城县旅游局副研究馆员黄新忠：《孙膑兵法》所讲到的“隘塞死地”，也就指的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比较狭窄，越往里走越深，从外面看山又不高，不陡也不险，但是一进去以后就不是这样了，所以它形成一个狭口，比较闭塞的地方，好堵截，到里面以后又转回来了，所以就叫“隘塞死地”。
鉴于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和郯城马陵山的地形地貌、出土兵器、文献记载等相印证，由此证明马陵之战的战址在郯城的马陵山。此后，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和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也把马陵山列为了中国古代军事文化教研基地。
在北京参加完银雀山竹简整理工作的吴九龙，于几年后，由山东省博物馆正式调入国家文物局文献研究室工作。由他护送到北京的竹简，整理完成后，由周恩来总理亲自批示，专门调拨一列客运列车车厢将竹简送回山东。
银雀山汉墓竹简的发现,为汉语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司马兵法》的成书、流传及文化价值
仝晰纲 孙丽英
（山东师范大学 齐鲁文化研究中心，山东，济南，250014）
摘要：《司马兵法》并非伪书，而是齐景公时期司马穰苴对古《司马法》的发挥和阐释，并由齐威王时期齐国大夫们将二者追论杂糅而成。在流传过程中，兵家往往只注重其主旨大意，并不完全拘于原文原句，因此今本与辑本在文字表述上有所出入。《司马兵法》虽是一部兵书，却有着很高的文化价值，其有关军礼的内容是中国礼制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其关于“出军赋”的记载，反映了春秋时期军赋变化的基本情况，这是其它文献典籍中所没有的。
关键词：《司马兵法》；成书；流传；文化价值
一 、《司马兵法》的成书和流传
《司马兵法》又称《司马穰苴兵法》，是齐威王时期在周代《司马法》的基础上杂糅附和进司马穰苴兵法而形成的一部兵学著作。由于该书成书过程复杂和流传过程中佚失较为严重，以至人们对其真伪问题争论不休，因此，要断定该书的真伪，必须从《司马兵法》的成书和流传入手。
《史记·司马穰苴列传》云：“及田常杀简公，尽灭高子、国子之族。至常曾孙和，因自立，为齐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诸侯侯齐。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这段史料可以说明两个问题。
其一，在司马穰苴之前有一部《司马兵法》，齐威王时齐大夫曾追论此兵法。司马是西周负责军事的官员，早在殷商时期，由于以马为动力的战车是武装水平的标志，因此人们就以马称呼战车，并以此表示武装，而率领武装的职官就以“马”为名。殷墟卜辞中，常常见到马、马亚、马小臣等职官，这些含有“马”字的职官都是武官。司马一职即源于此。《说文》：“马，武也。”《荀子·王制》：“司马知师旅甲兵乘白之数。”这足以说明司马是武事之官。在司马穰苴之前，各国都有专讲军事理论和军事制度的典籍，由于军事由司马负责，所以军事典籍被笼统的称为《司马》或《司马兵法》。《周礼》中的大司马“掌建邦之九法”，小司马“掌其事如大司马之法。”县师“则守法于司马。”司兵“授兵从司马之法”，可见《司马法》或《司马兵法》是公认的军事法则，所以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穰苴能申明之。”
其二，齐威王时将司马穰苴兵法与古代《司马法》杂糅附和在一起，形成了一部新兵书，称为《司马穰苴兵法》。齐威王时期，在政治经济方面进行改革的同时，还十分重视对军事理论的总结，齐威王曾多次向当时的军事家孙膑请教军事理论，《孙膑兵法·威王问》对此多有记述，如：“两军相当，两将相望，皆坚而固，莫敢先举，为之奈何？”“我强敌弱，我众敌寡，用之奈何？”“敌出我出，未知多少，用之奈何？”举不胜举。齐威王与司马穰苴同出于田氏，对其先人的军事理论进行追论总结和利用，是合乎情理的。当时，齐国“三军之良，五家之兵，进如锋矢，战如雷霆，解如风雨。”[1]成为列国中的军事强国。这一局面的出现，与齐威王重视对军事理论的总结不无关系。从《史记》的记述看，齐威王时齐大夫们在对古《司马法》追论的同时，将司马穰苴兵法糅和在其中，并形成一部新的兵法，即《司马穰苴兵法》。明代人刘宣在《司马法直解》中说：“《司马法》者，周大司马之法也，司马掌邦政、统六师、平邦国，乃六卿之夏官，入则佐天子以治国，出则戎兵以治乱，乃王者仁义之兵也。武王既平殷乱，封太公于齐，后子仍为齐侯，故此法传于齐，桓公之世，管仲用之，变而为节制之兵，遂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景公之世，田穰苴用之，变而为权诈之兵，遂能却燕晋之师。景公以穰苴有功，封为司马之官，后世子孙号为司马氏，至齐威王追论古《司马法》方成，此书又远述穰苴所学，遂有《司马穰苴》数十篇。”此论虽有可商榷之处，但基本讲明了《司马穰苴兵法》的形成过程。
《司马穰苴兵法》出世后，人们仍习惯上称之为《司马法》或《司马兵法》，因此，在齐威王之后，三种不同名称的兵法，指的都是包括穰苴兵法在内的军事著作，经过长期的流传，人们再也难以辨清哪些是古《司马法》，哪些是穰苴兵法了。
《司马法》的最早著录，见于《汉书·艺文志》礼类，称为《军礼司马法》155篇。班固所以将一部兵书列为礼书，是因为《司马法》中有许多讲军礼的内容，如天子、诸侯朝聘之礼、战争中的殒命之礼、军中仪礼等，有些内容甚至与《周礼》也有相合之处。孔子后人孔鲋的《孔丛子》一书中有《问军礼篇》，其中涉及到军队祭礼、造庙、献俘的礼仪，其内容也并未超出《司马法》。可见以礼治军是《司马法》的一个特色。同时，《汉书》的作者班固生活在一个以“礼”治天下的时代，对礼治相当崇拜，他在《汉书·兵书略》序中说：“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在班固看来，《司马法》作为一部兵书，与其它讲述奇计权谋及变诈的兵书不同，是以礼治军的典范之作。
后世学者对这一问题也都予以认可。宋人陈傅良认为：“仪礼缺军礼，盖《司马法》即古军礼也。古法多亡，以其有者求之，必非衰世权谋变诈能为也。”[2]清人孙诒让《周礼正义》说：“是《司马法》，实古军礼之遗文，故足与礼经相征。”[3]清人秦惠田著《五礼通考》，辑《司马法》逸文以补五礼之军礼，其中有关军礼的内容，大多出自《司马法》。自《隋书·经籍志》始，《司马法》被列入子部兵家类，称“齐将司马穰苴撰”，所载为三卷，实际上是五篇。此后的《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均记为三卷。从汉代《军礼司马法》155篇到隋以后的《司马法》3卷5篇，可能是兵书在流传过程中因兵乱、虫蠹、水灾等原因亡佚严重，也“可能和古书由简策递变为雕印书籍所引起的名称不同有关。”[4]无论如何，《隋书·经籍志》所载3卷的《司马法》与汉代的《军礼司马法》相比，内容上有所删减和文字上有所出入都是不可避免的。
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录有《司马法》一卷，这可能是《司马法》由三卷并为一卷的开始，清代以来世间通行的《司马法》多为一卷，也有分为三卷者，都包括《仁本》、《天子之义》、《定爵》、《严位》、《用众》五篇，共计约3500字，这就是所谓的今本《司马法》。
清代学者以辨伪相竟逞，多视今本《司马法》为伪书。龚自珍、张心澄等人对《司马兵法》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姚际恒、姚鼐、康有为等人则直接认为《司马兵法》是伪书，其中以姚际恒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在《古今伪书考》中质疑说：“（《司马法》）当时百五十篇，《隋书》三卷不分篇，已亡矣，今此书仅五篇，为后人伪造无疑，凡古传所引《司马法》之文，今书皆无之；其篇首但作仁义肤词，亦无所谓揖让之文，间袭《戴礼》数语而已。若然，史迁奚至震惊之，以为三代不能竟其义乎！是不惟史迁所谓《司马兵法》今不复见，即所谓附穰苴于其中，号曰《司马穰苴兵法》者，亦不复见矣。”姚氏的这篇宏论，貌似合理，但只要仔细研读一下今本《司马法》，几乎姚氏之论的每句话都值得商榷。
其一，仅以《司马法》原有155篇，今仅有5篇，就断定为“后人伪造无疑”是没有道理的。古籍在流传过程中部分内容佚失是很自然的事，佚失的多少与该书的真伪没有必要的联系。
其二，“凡古传所引《司马法》之文，今书皆无之”并没有根据，相反，一些古传记中引用的《司马法》之文，却正好与今本《司马法》相吻合。如《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引《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丰，忘战必危。”此文与今本《司马法·仁本篇》的文字完全一致。《汉书·翟义传》王莽之诏引《司马法》曰：“赏不逾时，欲民速睹为善之利也。”徐干《中论·赏罚篇》引《司马法》曰：“赏罚不逾时，欲民速见善恶之报也。”今本《司马法·天子之义篇》有“ 赏不逾时，欲民速得为善之利也。”只有个别文字的差异，并不害义。此例枚不胜举。在印刷术未发明以前，著作只能以手抄或口耳的形式流传，加之兵书以实用为目的，并不过分计较文字的异同，为了理解和诵习方便，更换部分并不害义的词语是很正常的。
其三，姚氏批评今本《司马法·仁本篇》词义肤浅，“亦无所谓揖让之文，间袭《戴礼》数语而已。”更是想当然。《司马法》作为一部讲述军礼的书，其内容与《戴礼》有相近甚至相同之处并不足为奇。汉代大学者郑玄常引《司马法》注《周礼》，其引文与今本《司马法》并无异处，如《周礼·大司马》郑玄注引《司马法》曰：“得意则恺乐，恺歌示喜也。”此文与今本《司马法·天子之义篇》的记述相同。再如《周礼·大司马》郑玄注引《司马法》曰：“弓矢围，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长以卫短，短以救长。”此文见于今本《司马法·定爵篇》。如果《司马法》间袭《戴礼》，郑玄就不会引《司马法》来注《周礼》了。
其四，姚氏所谓“史迁奚至震惊之，以为三代不能竟其义乎！是不惟史迁所谓《司马兵法》今不复见，即所谓附穰苴于其中，号曰《司马穰苴兵法》者，亦不复见矣。 ”是曲解了司马迁的本意。司马迁在《史记·司马穰苴列传》中说：“余读《司马兵法》，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如其文也，亦少褒矣。若夫穰苴，区区为小国行师，何暇及《司马兵法》之揖让乎？世既多《司马兵法》，以故不论，若穰苴之列传焉。”司马迁这段话的本意是《司马兵法》的某些理论过于理想化，稍有夸大之嫌，对其可行性及作为小国统帅的司马穰苴是否实践过这些理论表示怀疑。但司马迁并没有对《司马兵法》是否包括穰苴兵法怀疑，姚氏曲解了司马迁的本意，认为司马迁对《司马兵法》持怀疑态度，并以此断定《司马兵法》是伪书，其前提依据是错误的，结论当然不会正确。
由上述分析可知，今本《司马法》并非伪书，是齐景公时司马穰苴对古《司马法》的发挥和阐释，并由齐威王时期齐大夫们将二者追论杂糅而成的一部兵书。
《司马兵法》成书后，在齐地及周围地区广为流传，到汉代时仍被兵家视为经典，常常引用，班固以《军礼司马法》155篇著录于《汉书·艺文志》。遗憾的是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多有佚失，至《隋书·经籍志》时仅记为三卷，《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也均载为三卷。宋神宗元丰三年，北宋政府“诏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靖问对》等书，镂版行之。”[5]这七部书被称为《武经七书》，流传至今的今本《司马法》就是宋代颁定的《武经七书》中的《司马法》。
宋代颁行《司马法》时，并没有做辑逸工作，逸文辑录是在清代才开始的。张澍所辑逸文收于《二酉堂丛书》，钱熙祚所辑逸文收于《指海》，黄以周所辑逸文为《军礼司马法考证》及该书所附《司马法逸文》。他们三人共从古书引文及其注疏中辑出大约60条逸文，共1600余字。此外，王仁俊也辑有少数逸文收于《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和《经籍佚文》。由于《司马法》佚失严重，所辑仅是佚文的一小部分。但仅从这一小部分辑文中，仍能看出辑本和今本《司马法》的关系。辑本中《晋书·刑法志》引文：“或起甲兵以征不义，废贡职则讨，不朝会则诛，乱嫡庶则系，变礼刑则放。”今本《司马法·仁本篇》则有：“兴甲兵以讨不义”，二者内容基本相同。辑本中《国语·晋语》韦昭注所引文为：“其有殒命，行礼如会，所争义不争利。”今本《司马法· 仁本篇》也有：“争义不争利，是以明其义也”的文字。辑本中《史记·晋世家集解》引文曰：“纵遁不过三舍。”今本《司马法·仁本篇》有：“古者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是以明其礼也。”二者基本相同。辑本中《汉书·李广传》引文曰：“登车不式，遭丧不服。”今本《司马法·天子之义篇》则有：“介者不拜，兵车不式，城上不趋，危事不齿”句，文虽不同而意相通。辑本中《通典》160引文曰：“围其三面，缺其一面，所以示生路也。”今本《司马法·用众篇》有：“追裹而阙之”，二者大意基本一致。
由以上对比可知，辑本中的部分内容可从今本中寻找到，或语句相同，或文不同而意相通。同一内容用不同的文字表述，可能是引用者只取其大意，并不完全拘于原文造成的。今本、辑本的内容原为一本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辑本中的大部分内容在今本中寻找不到，是因为今本佚失太严重的缘故，并不能以此来否定二者的一致性。
二、 《司马兵法》的军事理念
基于今本《司马法》和辑本《司马法》都揉进了司马穰苴的军事理论这一认识，我们结合司马穰苴的军事实践和《司马兵法》的文献记载，大体勾勒一下《司马兵法》的军事理念。
其一，以仁为本的战争观。《司马兵法》对讲仁义、无战争的先王时代十分推崇，《仁本》篇说：“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又说：“先王之治，顺天之道，设地之宜，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立国辨职，以爵分禄，诸侯悦怀，海外来服，狱弥兵寝，圣德之治也。”但是，司马穰苴生活的时代正处在春秋末期，诸侯列强纷争，战乱不止，无数无辜的生命死于战火，现实和理想的巨大反差，影响着司马穰苴对战争的看法。他认为，既然先王们以仁为本，后世统治者就应效法先王。“ 必纯取法天地而观于先圣”[6]“国虽大，好战必亡。”[7]因此要尽量避免战争，使人们免受战争创伤。但是，司马穰苴并不反对战争，他认为对于不符合仁爱原则的行为必须用战争手段来抑制，用战争制止战争，他说：“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8]
战争要以仁为基本原则，“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也。”[9]春耕秋收之际征战，势必有违农时。严寒酷夏之际出征，势必困顿士卒，所以要选择适当的季节进行征伐。“不加丧，不因凶”是一种古老的军事传统，《春秋》、《左传》中也有许多“闻丧而止”、“闻乱而还”的事例。
交战时，也要遵守“以仁为本”的原则，“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是以明其礼也；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争义不争利，是以明其义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始知终，是以明其智也。”[10]司马穰苴对礼、仁、信、义、勇、智的古代战术原则的推崇，并非是一种复古倾向，也不是愚盲地固守陋规，而是由当时的实际情况决定的。在西周春秋时期，以车战为主，交战双方都必须将战车排列成方阵才能决战，因而有“成列而鼓”的原则，追击敌人不超过百步，是为了保持阵形的完整，同时也是为了防止被敌人佯退诱惑而误中圈套。所以“虽交兵致刃，徒不趋，车不驰，逐奔不逾列，是以不乱。”[11]这种作战原则是行之有效的经验。
《司马兵法》“以仁为本”的战争观，实际上是从政治的角度来把握军事，比一般军事战术理论更高出一筹。政治是治国的首要因素，但在用政治难以达到目的时，就使用战争这一特殊手段。即先“以土地刑诸侯，以政令平诸侯，以礼信亲诸侯，以材力悦诸侯，以谋人维诸侯。”如果上述五种方法仍不能解决问题，只有“以兵车服诸侯”[12]。即使在迫不得已进行战争时，也要遵循“以仁为本”的原则，尽量减少战争创伤，从而为政治服务。
其二，以文附众的治军原则。晏婴向齐景公推荐司马穰苴时，说他“文能附众”，准确地概括了司马穰苴的治军特点。人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因此将帅指挥作战时，最重要的是调动人的积极性，让广大士卒心悦诚服，才能上下一心，同仇敌忾，取得战争的胜利。所以司马穰苴在出征前对“士卒未服，百姓不信”[13]十分重视。
司马穰苴的“以文附众”，表现在怀德、正则等方面。所谓怀德，就是通过与广大士卒同甘共苦，赢得大家的信任和拥护。“士卒次舍井灶饮食问疾医药，身自拊循之。悉取将军之资粮享士卒，身与士卒平分粮食，最比其赢弱者。”关心士卒，爱护士卒，与敌交战时，才能“病者皆求行，争奋出为之赴战。”[14]只有对部下怀德，尊重部下，才能取得士卒的信任，“凡战，敬则慊，率则服”[15]。
所谓“正则”即以己正人。《司马法·严位》曰：“凡战，胜则与众分善，若将复战，则重赏罚。若使不胜，取过在己，复战则誓，已居前，无复先术，胜否勿反，是谓正则。”也就是说，身为将帅，要谦逊自处，战争获胜，功劳归功于大家；战争失利，过错归咎于自己。这就要求将帅要有一定的道德修养，要有全心全意为国家着想的高尚品格，他说：“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军约束则忘其亲，援桴鼓之急则忘其身。”[16]处处以国家为重，自身利益服从于国家利益。
同时，还要求将帅具有一定的带兵能力，要善于领兵，针对不同秉性的士兵，用不同的方法去调教，《司马法·严位》曰：“人方有性，性州异，教成俗。俗州异，道化俗。”要以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德去教化士卒，使之为国效命。
以文附众，并非不讲武威和法制，从《司马法》各篇看，几乎每篇都有立军法、申约束、明赏罚的内容。司马穰苴在领兵伐燕晋之师时，监军庄贾自恃齐景公的宠信，无视军中约束，因亲友饯行而耽误了时间，被司马穰苴毫不犹豫地斩杀了。司马穰苴认为，作战时订立的法则，要人人遵守，并使每一位士卒明白法则的具体内容，法则一旦订立，便不可改变。军事法则有紧急性的特点，不能模棱两可，同时士兵的战服、旗章的大小和颜色、百官的服饰都应符合法则，不得有犯。《司马法·定爵》：“立法一曰受，二曰法，三曰立，四曰疾，五曰御其服，六曰等其色，七曰百官宜无淫服。”他又说：“凡战，正不行则事专，不服则法，不相信则一。若怠，则动之；若疑，则变之；若人不信上，则行其不复。”[17]十分强调遵守作战法则的严肃性。
其三，“视敌而举”的原则。《司马法》中多次提到“视敌而举”一词，《司马法·定爵》曰：“主固勉若，视敌而举”，其旨意是针对敌情变化，因地制宜，灵活地运用不同的战术，最终战胜敌人。《司马法·用众》亦曰：“凡战，设而观其作，视敌而举。”其大意是以假象迷惑敌人，并侦察观看敌人的动静，然后视具体情况攻击敌人，并最终取胜。由此可以说，“视敌而举”是司马兵法的重要战术原则之一。
“视敌而举”的前提是观察敌情。“凡战，众寡以观其变，进退以观其固，危而观其惧，静而观其怠，动而观其疑，袭而观其治，击其疑，加其卒，致其屈，袭其规，因其不避，阻其图，夺其虑，乘其惧。”[18]观察到的敌情，只是直觉的感性认识，对此还要认真的总结分析，不能凭感觉而动，因此要求统兵的将帅“方虑极物，变嫌推疑，养力索巧，因心之动。”[19]所谓“方虑极物”就是进行全方位的思考，所谓“因心而动”就是不凭直觉轻举妄动，而是在全面分析的基础上灵活的运用战术。
视敌而举有避实就虚的意思，即寻找敌人的薄弱环节，以我之强，击敌之弱。《司马法·严位》：“凡战，击其微静，避其强静；击其倦劳，避其闲窕；击其大惧，避其小惧，自古之政也。”视敌而举还有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意思，《司马法·用众》又说：“凡战之道，用寡固，用众治，寡利烦，众利正。用众止进，用寡进退。众以合寡，则运裹而阙之，若分而迭击，寡以待众，若众疑之，则自用之。……敌若众，则相众而受裹。敌若寡若畏，则避之开之。”也就是说，兵力弱时力求巩固阵地，兵力强时力求严肃治军。兵力寡时用变化莫测的战术出奇制胜，兵力强时则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总之，要根据敌我双方不同的情况，采取灵活多变的战术，最终取得胜利。
总观《司马兵法》的军事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倾向于传统而又对传统有所突破。司马穰苴生活在春秋末期，传统的宗法政治体系趋于崩溃，传统的道德信条也逐渐失去其约束能力，人们为了土地、人口、财富的争斗不断升级、扩大，这种社会的变化，使许多人对旧道德、旧秩序和旧的政治体制十分留恋，甚至沉浸其中而不能自拔，这一时期的孔子是如此，司马穰苴也是如此，他的军事理论很大程度上是对传统军事礼法的肯定和颂扬，所以他强调“仁”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倡以文附兵，以德治军，没有像孙子兵法中那样的诈变和权谋。这正是司马迁所说的“闳廓深远”。但是，无情的社会现实，又使司马穰苴意识到仅仅靠“仁”、“德”是不能取得战争胜利的，所以他又对传统兵法进行了改造和突破，提出了许多科学的战略战术原则，从而丰富了齐鲁兵学的内容。
三、《司马兵法》的文化价值
《司马兵法》虽是一部兵书，却有着很高的文化价值。
《司马兵法》中有关军礼的内容是中国礼制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按照《周礼》的记述，礼分为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五类，称为五礼。在某种程度上讲，古代中国是一个礼治社会，礼成为维系人际关系和社会安定的道德准则。兹就今本《司马法》和辑本《司马法》中有关军礼的内容略述如下：
其一，关于“校阅蒐狝”。今本《司马法·仁本》曰：“天下既平，天子大恺，春蒐秋狝，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 蒐，指寻找、搜集；狝，指秋天打猎。所谓春蒐秋狝指国君在春秋两季以围猎形式进行操练士兵和检阅军队的仪式，以这种形式表明不忘备战，实际上是表明国君拥有兵权的一种礼仪。《周礼·大司马》对这一仪式讲的更加细致，曰：“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围禁、火弊、献禽以祭社。……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阵……遂以狝田曰如蒐田之法，罗弊、致禽以祀防。”二者所言，大致相似，都是指国君校阅军队的仪式。
其二，关于出师、誓师。出师征讨，讲究时令。春天生育万物，秋季万物成熟，都不适宜征战，所以“春不东征，秋不西伐。”[20]古人不出征以月食为忌，认为：“妇顺不修，阴事不待，适见于天，月为之食。”[21]所以月食之日不出兵。“月食观师，所以省战”[22]就是这个道理。出师时还要举行祭社、造庙仪式，《司马法·仁本》：“兴甲兵以讨不义，巡守省方，会诸侯，考不同。其有失命，乱常背德，逆天之时，而危有功之君，遍告于诸侯，彰明有罪，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祷于后土、四海神祗、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然后冢宰征师于诸侯，曰：某国为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师至某国，会天子正刑”。总之，要出师有名，名正言顺。除出师要举行仪式外，与敌交锋前还要举行誓师仪式，以激励广大士卒的勇气。《司马法·天子之义》曰：“有虞氏戒于国中，欲民体其命也。夏后氏誓于军中，欲民先成其虑也。殷誓于军门之外，欲民先意而行事也。周将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长短经》九引《司马法》：“见敌作誓，瞻功行赏。”即临敌时立下誓词，论功行赏，以励士卒。由历代不同的誓师仪式可以看出时代的变化，禹舜时期处于军事民主制时期，以农教战，以战教民，所以作誓国中。夏商进入阶级社会后，军队成为国家机器的重要构成部分，其使命就是完成君主交给的任务，作战不再是全体国民的事，而是由职业军队来完成，所以誓师于军中或军门之外。到周朝时，军队管理体制和奖惩制度逐步完善，每次都根据作战的具体情况临敌前誓师，并约定以功行赏，从而为后来的军功制奠定了基础。
其三，关于凯旋、献捷、殒命之礼。战争胜利，凯旋而归，并举行盛大仪式相互庆贺，这是每次战后必要的程序。《司马法·天子之义》：“得意则凯歌，示喜也。”军队班师后，国君登上专门修建的高台，答谢百姓的辛劳，并举行仪式，宣布偃武修文、休养生息，表示人们从战争时期又走向了和平时期。“偃伯灵台，答民之劳，示休也。”[23]就是说的这种礼仪。凯旋后，一般还要举行献捷仪式，《说文·又部》引《司马法》曰：“载献职”，献即大献之礼，“王师大献则令奏凯乐”[24]。职，又作馘，截耳之意，古代战争中以割取敌人的左耳朵作为记功的依据，班师回营，举行献俘献捷仪式，将士以获取敌人耳朵数量的多少论功之高下，进行行赏，这是古军礼的重要内容之一。
殒命之礼即俘获战败国国君时举行的礼仪。《国语·晋语》：“靡笄之役也，郤献子伐齐。齐侯来，献子以得殒命之礼。”敌国虽败，国君还是国君，战胜之将要以臣礼视之，不忍加以屈辱，以示尊贵之义。行此礼时，战胜方要将显示威武的旗帜收起来，司马官手持酒杯向战败国国君行拜礼，《左传·成公二年》正义引《司马法》曰：“其有殒命，以行礼如会，所用仪也。若殒命，则左结旗，司马授饮，右持苞壶，左承饮以进。”这种礼仪，反映了春秋时期人们的君臣观。
其四，关于旌旗、徽章、鼓乐。旌旗指号令军队的旗号。《司马法·天子之义》：旌旗，“夏后氏玄，首人之势也；殷白，天之义也；周黄，地之道也。”《太平御览》353引《司马法》云：“夏执元钺，商执白钺，周左杖黄钺，右兼白旄，所以示不进者，审察斩杀之威也。”在征战时，将领手持旌旗或钺，督促军队前进，并以军法惩罚畏敌不前者。徽章指军中士卒佩戴的符号，“章，夏后氏以日月，尚明也；殷以虎，尚威也；周以龙，尚文也。”[25]日、月和虎、龙与旌旗的玄、白、黄一样，代表着一定的文化。
鼓为军中的乐器，有鼓舞士气的作用，《乐纂》引《司马法》曰：“军中之乐，鼓笛为上，使闻者壮勇而乐和，细丝豪竹不可用也。”在军队中，不同等级的首领用不同的指挥器材，一般来说，用鼓者为高级将领。《左传·襄公十三年》正义引《司马法》曰：“十人之帅执铃，百人之帅执铎，千人之帅执鼓，万人之将执大鼓。” 对于击鼓声音的高低，也有明确的规定，“鼓声不过阊，鼙声不过阘，铎声不过琅。”[26]击鼓还有警戒作用，是古军礼的重要内容，“昏鼓四通为大 ，夜半三通为晨戒，旦明五通发煦。”[27]在战场上，军队的进退也以鼓为号，并且对旌旗、战车、骑兵、步兵等都用不同的鼓声来区别。“凡鼓，鼓旌旗、鼓车、鼓马、鼓徒、鼓兵、鼓首、鼓足，七鼓兼并。”[28]在出兵前，以血涂染军鼓和兵器，也是古代军礼的重要内容之一。“血于鼙鼓者，神戎器也。”[29]以类似宗教的祭祀活动来凝聚士气，在当时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其五，关于军中礼仪。军队中将帅与士卒、上级与下级有严格的礼仪来规范尊卑位次，但在特殊情况下则有特殊规定。《汉书·李广传》引《司马法》曰：“登车不轼，遭丧不服”。轼，指车前的横木，抚车轼以示敬礼，一旦登上战车，无论遇到何人，都可以不轼，即不必示以敬礼。服，指丧服，在遇有丧事时，人们依据与死者的亲疏远近穿着不同的丧服，但在作战时，军人不得穿戴丧服。今本《司马法·天子之义》有：“介者不拜，兵车不轼，城上不趋，危及不齿。”即身穿甲胄的武士见到长官可以不跪拜，乘兵车的人不需抚车轼向尊者敬礼，在城上守卫的人见到尊者不必趋拜，在危急之际不必向尊者启齿问候。这些规定的目的，意在避免因礼仪而耽误战事。战事至上是将士的共同原则。
《司马兵法》中有关“出军赋”的记载，也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先秦文献对周代军赋情况的记述不多，《司马兵法》中所保留的有关军赋制度的资料，为人们研究先秦军赋制度及其变化具有重要价值。
《司马兵法》有关军赋的记述可以见到的有两则，一是《周礼·小司徒》注引《司马法》曰：“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十为通。通为匹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为终，终千井，三千家，革车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终为同，同方百里，万井，三万家，革车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另一则是《左传·成公元年》正义引《司马法》曰：“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有戎马一匹、牛三头，是曰匹马丘牛。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出长毂一乘、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族七十二人，戈盾具，谓之乘马。”
这两则资料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提到了军赋以井田制为基础，都认为一井之中三屋九夫，相具以出赋税，这正与《汉书·刑法志》所云相吻合。《汉书·刑法志》曰：“ 殷周以兵定天下，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而又立司马之官，设六军之众，因井田而制军赋。”所谓“因井田而制军赋”就是说军赋是以井田制为基础而进行征敛的。
这两则资料的不同处有两点。一是出赋的单位不同，《左传》正义所引《司马法》以甸为出赋单位，且从井到甸的组织单位都是四进制。这一点与《周礼·小司徒》：“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凡税敛之事。”相一致；《周礼·小司徒》注引《司马法》以成为出赋单位，从井到成的组织单位都是十进制，这一点与《周礼·匠人》：“九夫为井，井广四尺，深四尺，谓之沟。方十里为成，成间广八尺，深四尺，谓之洫。方百里为同，同间广二寻，深二仞，谓之浍。”相一致。二者的不同又都能从《周礼》中找出相应的共同点，难道《司马法》与《周礼》都自相矛盾吗？其实不然。只要我们了解周代地方基层组织的划分，这个问题就不难理解了。
从《周礼》的记述看，周代政治结构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将周王畿和各诸侯国的统治地盘分为国、野两大区域，制国为六乡，制野为六遂，六遂之外又有公邑、家邑、小都、大都，这些都是周王赐给大夫、卿、三公、王子的封地，称“三等采地”。在不同的区域内，有的实行井田制，有的则实行沟洫法。《周礼·匠人》郑玄注曰：“畿内采地之制，九夫为井，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采地制井田异于乡遂及公邑。三夫为屋，屋，具也。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赋税，共治沟也，方十里为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税，缘边一里治洫。方百里为同，同中容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税，缘边十里治浍。采地者，在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之中。”由此可以看出，每成方十里，共100里，成中一甸方八里，共64里，剩余的周边36里治理洫。成内出赋者为64里，因为“井者方一里”，所以64里即64井，这和“甸六十四井”相一致，也就是说四进制的甸和十进制的成，虽然名称不同，作为出赋单位，都是64井，而这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这两则资料的另一处不同是出赋数目不同。《左传》正义所引《司马法》为：“（每甸）出长毂一乘，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盾具，谓之乘马。”《周礼》注引《司马法》则曰：“（每成）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对于这两种不同的出赋数目，历代学者都有不同的认识，唐代学者贾公彦认为前者为“畿外邦国法”，后者为“畿内采地法”[30]，是由于地域不同而出赋数目不一。清代学者江永则认为：“七十五人者，丘成之本法，三十人者，调发之通制。”[31]即征30人是正常情况下的通制，征75人则是最大限制数。戴震、孙诒让也持此说。当代学者韩连琪先生则认为：出赋数目不同，是由于军制的变化，西周至春秋初期，兵制为“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到春秋后期，步卒在战争中的作用日趋重要，所以变为“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32]我们认为韩先生的观点是正确的。
西周时期的兵制见于《周礼·小司徒》：“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以起军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贡赋。”五伍为两的“两”即兵车一辆或一乘，用徒五伍即25人，另有5人负责厩养，共30人。《诗·鲁颂·闷言》说鲁僖公时的军队是：“公车千乘”、“公徒三万”，这正与《司马法》所言“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相符合。到春秋以后，战争扩大，兵的数目渐渐增加，原有的军赋便不够用了。鲁僖公十五年晋作“爰田”和“州兵”；成公元年鲁作“丘甲”；昭公四年郑作“丘赋”，都是指增加军赋，遗憾的是由于史料语焉不详，其事都不可详考。《司马法》：“长毂一乘，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盾具”正好可以证明这一问题，即每甸或每成的军赋由“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增加到“长毂一乘，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因此我们说《司马法》中有关出军赋的文献资料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它反映了春秋时期军赋变化的基本情况，这是其它文献典籍中所没有的。
注释：
[1] 《史记·苏秦列传》。
[2] [清]秦蕙田：《五礼通考》引，1911年据清乾隆年间无锡秦蕙田味经窝刻版重修本。
[3] 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二十，中华书局1987年版。
[4] 田旭东：《司马法浅说》，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三，中华书局1986年版。
[6][11][23][25] 《司马法·天子之义》，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以下所引《司马法》皆用此本。
[7][8][9][10][12] 《司马法·仁本》。
[13][16] 《史记·司马穰苴传》。
[14][15][28] 《司马法·严位》。
[17][19] 《司马法·定爵》。
[18] 《司马法·用众》。
[20][22] 《太平御览》卷二十引《司马法》，中华书局1985年版。
[21] 《礼记·昏义》。
[24] 《周礼·大司马》。
[26] 《周礼·大司马》注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以下所引《周礼》皆用此本。
[27] 《周礼·鼓人》注引。
[29] 《史记·高祖本纪》索引。
[30] 《周礼·小司徒》疏。
[31] [清]江永：《周礼疑义举要》卷三，中华书局1985年版。
[32] 韩连琪：《周代军赋及其演变》，载《文史哲》1980年第3期。
（《齐鲁文化研究》第三辑）
仝晰纲 孙丽英
（山东师范大学 齐鲁文化研究中心，山东，济南，250014）
摘要：《司马兵法》并非伪书，而是齐景公时期司马穰苴对古《司马法》的发挥和阐释，并由齐威王时期齐国大夫们将二者追论杂糅而成。在流传过程中，兵家往往只注重其主旨大意，并不完全拘于原文原句，因此今本与辑本在文字表述上有所出入。《司马兵法》虽是一部兵书，却有着很高的文化价值，其有关军礼的内容是中国礼制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其关于“出军赋”的记载，反映了春秋时期军赋变化的基本情况，这是其它文献典籍中所没有的。
关键词：《司马兵法》；成书；流传；文化价值
一 、《司马兵法》的成书和流传
《司马兵法》又称《司马穰苴兵法》，是齐威王时期在周代《司马法》的基础上杂糅附和进司马穰苴兵法而形成的一部兵学著作。由于该书成书过程复杂和流传过程中佚失较为严重，以至人们对其真伪问题争论不休，因此，要断定该书的真伪，必须从《司马兵法》的成书和流传入手。
《史记·司马穰苴列传》云：“及田常杀简公，尽灭高子、国子之族。至常曾孙和，因自立，为齐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诸侯侯齐。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这段史料可以说明两个问题。
其一，在司马穰苴之前有一部《司马兵法》，齐威王时齐大夫曾追论此兵法。司马是西周负责军事的官员，早在殷商时期，由于以马为动力的战车是武装水平的标志，因此人们就以马称呼战车，并以此表示武装，而率领武装的职官就以“马”为名。殷墟卜辞中，常常见到马、马亚、马小臣等职官，这些含有“马”字的职官都是武官。司马一职即源于此。《说文》：“马，武也。”《荀子·王制》：“司马知师旅甲兵乘白之数。”这足以说明司马是武事之官。在司马穰苴之前，各国都有专讲军事理论和军事制度的典籍，由于军事由司马负责，所以军事典籍被笼统的称为《司马》或《司马兵法》。《周礼》中的大司马“掌建邦之九法”，小司马“掌其事如大司马之法。”县师“则守法于司马。”司兵“授兵从司马之法”，可见《司马法》或《司马兵法》是公认的军事法则，所以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说：“自古王者而有司马法，穰苴能申明之。”
其二，齐威王时将司马穰苴兵法与古代《司马法》杂糅附和在一起，形成了一部新兵书，称为《司马穰苴兵法》。齐威王时期，在政治经济方面进行改革的同时，还十分重视对军事理论的总结，齐威王曾多次向当时的军事家孙膑请教军事理论，《孙膑兵法·威王问》对此多有记述，如：“两军相当，两将相望，皆坚而固，莫敢先举，为之奈何？”“我强敌弱，我众敌寡，用之奈何？”“敌出我出，未知多少，用之奈何？”举不胜举。齐威王与司马穰苴同出于田氏，对其先人的军事理论进行追论总结和利用，是合乎情理的。当时，齐国“三军之良，五家之兵，进如锋矢，战如雷霆，解如风雨。”[1]成为列国中的军事强国。这一局面的出现，与齐威王重视对军事理论的总结不无关系。从《史记》的记述看，齐威王时齐大夫们在对古《司马法》追论的同时，将司马穰苴兵法糅和在其中，并形成一部新的兵法，即《司马穰苴兵法》。明代人刘宣在《司马法直解》中说：“《司马法》者，周大司马之法也，司马掌邦政、统六师、平邦国，乃六卿之夏官，入则佐天子以治国，出则戎兵以治乱，乃王者仁义之兵也。武王既平殷乱，封太公于齐，后子仍为齐侯，故此法传于齐，桓公之世，管仲用之，变而为节制之兵，遂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景公之世，田穰苴用之，变而为权诈之兵，遂能却燕晋之师。景公以穰苴有功，封为司马之官，后世子孙号为司马氏，至齐威王追论古《司马法》方成，此书又远述穰苴所学，遂有《司马穰苴》数十篇。”此论虽有可商榷之处，但基本讲明了《司马穰苴兵法》的形成过程。
《司马穰苴兵法》出世后，人们仍习惯上称之为《司马法》或《司马兵法》，因此，在齐威王之后，三种不同名称的兵法，指的都是包括穰苴兵法在内的军事著作，经过长期的流传，人们再也难以辨清哪些是古《司马法》，哪些是穰苴兵法了。
《司马法》的最早著录，见于《汉书·艺文志》礼类，称为《军礼司马法》155篇。班固所以将一部兵书列为礼书，是因为《司马法》中有许多讲军礼的内容，如天子、诸侯朝聘之礼、战争中的殒命之礼、军中仪礼等，有些内容甚至与《周礼》也有相合之处。孔子后人孔鲋的《孔丛子》一书中有《问军礼篇》，其中涉及到军队祭礼、造庙、献俘的礼仪，其内容也并未超出《司马法》。可见以礼治军是《司马法》的一个特色。同时，《汉书》的作者班固生活在一个以“礼”治天下的时代，对礼治相当崇拜，他在《汉书·兵书略》序中说：“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司马法》是其遗事也。”在班固看来，《司马法》作为一部兵书，与其它讲述奇计权谋及变诈的兵书不同，是以礼治军的典范之作。
后世学者对这一问题也都予以认可。宋人陈傅良认为：“仪礼缺军礼，盖《司马法》即古军礼也。古法多亡，以其有者求之，必非衰世权谋变诈能为也。”[2]清人孙诒让《周礼正义》说：“是《司马法》，实古军礼之遗文，故足与礼经相征。”[3]清人秦惠田著《五礼通考》，辑《司马法》逸文以补五礼之军礼，其中有关军礼的内容，大多出自《司马法》。自《隋书·经籍志》始，《司马法》被列入子部兵家类，称“齐将司马穰苴撰”，所载为三卷，实际上是五篇。此后的《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均记为三卷。从汉代《军礼司马法》155篇到隋以后的《司马法》3卷5篇，可能是兵书在流传过程中因兵乱、虫蠹、水灾等原因亡佚严重，也“可能和古书由简策递变为雕印书籍所引起的名称不同有关。”[4]无论如何，《隋书·经籍志》所载3卷的《司马法》与汉代的《军礼司马法》相比，内容上有所删减和文字上有所出入都是不可避免的。
南宋陈振孙《直斋书录题解》录有《司马法》一卷，这可能是《司马法》由三卷并为一卷的开始，清代以来世间通行的《司马法》多为一卷，也有分为三卷者，都包括《仁本》、《天子之义》、《定爵》、《严位》、《用众》五篇，共计约3500字，这就是所谓的今本《司马法》。
清代学者以辨伪相竟逞，多视今本《司马法》为伪书。龚自珍、张心澄等人对《司马兵法》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姚际恒、姚鼐、康有为等人则直接认为《司马兵法》是伪书，其中以姚际恒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在《古今伪书考》中质疑说：“（《司马法》）当时百五十篇，《隋书》三卷不分篇，已亡矣，今此书仅五篇，为后人伪造无疑，凡古传所引《司马法》之文，今书皆无之；其篇首但作仁义肤词，亦无所谓揖让之文，间袭《戴礼》数语而已。若然，史迁奚至震惊之，以为三代不能竟其义乎！是不惟史迁所谓《司马兵法》今不复见，即所谓附穰苴于其中，号曰《司马穰苴兵法》者，亦不复见矣。”姚氏的这篇宏论，貌似合理，但只要仔细研读一下今本《司马法》，几乎姚氏之论的每句话都值得商榷。
其一，仅以《司马法》原有155篇，今仅有5篇，就断定为“后人伪造无疑”是没有道理的。古籍在流传过程中部分内容佚失是很自然的事，佚失的多少与该书的真伪没有必要的联系。
其二，“凡古传所引《司马法》之文，今书皆无之”并没有根据，相反，一些古传记中引用的《司马法》之文，却正好与今本《司马法》相吻合。如《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引《司马法》曰：“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丰，忘战必危。”此文与今本《司马法·仁本篇》的文字完全一致。《汉书·翟义传》王莽之诏引《司马法》曰：“赏不逾时，欲民速睹为善之利也。”徐干《中论·赏罚篇》引《司马法》曰：“赏罚不逾时，欲民速见善恶之报也。”今本《司马法·天子之义篇》有“ 赏不逾时，欲民速得为善之利也。”只有个别文字的差异，并不害义。此例枚不胜举。在印刷术未发明以前，著作只能以手抄或口耳的形式流传，加之兵书以实用为目的，并不过分计较文字的异同，为了理解和诵习方便，更换部分并不害义的词语是很正常的。
其三，姚氏批评今本《司马法·仁本篇》词义肤浅，“亦无所谓揖让之文，间袭《戴礼》数语而已。”更是想当然。《司马法》作为一部讲述军礼的书，其内容与《戴礼》有相近甚至相同之处并不足为奇。汉代大学者郑玄常引《司马法》注《周礼》，其引文与今本《司马法》并无异处，如《周礼·大司马》郑玄注引《司马法》曰：“得意则恺乐，恺歌示喜也。”此文与今本《司马法·天子之义篇》的记述相同。再如《周礼·大司马》郑玄注引《司马法》曰：“弓矢围，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长以卫短，短以救长。”此文见于今本《司马法·定爵篇》。如果《司马法》间袭《戴礼》，郑玄就不会引《司马法》来注《周礼》了。
其四，姚氏所谓“史迁奚至震惊之，以为三代不能竟其义乎！是不惟史迁所谓《司马兵法》今不复见，即所谓附穰苴于其中，号曰《司马穰苴兵法》者，亦不复见矣。 ”是曲解了司马迁的本意。司马迁在《史记·司马穰苴列传》中说：“余读《司马兵法》，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如其文也，亦少褒矣。若夫穰苴，区区为小国行师，何暇及《司马兵法》之揖让乎？世既多《司马兵法》，以故不论，若穰苴之列传焉。”司马迁这段话的本意是《司马兵法》的某些理论过于理想化，稍有夸大之嫌，对其可行性及作为小国统帅的司马穰苴是否实践过这些理论表示怀疑。但司马迁并没有对《司马兵法》是否包括穰苴兵法怀疑，姚氏曲解了司马迁的本意，认为司马迁对《司马兵法》持怀疑态度，并以此断定《司马兵法》是伪书，其前提依据是错误的，结论当然不会正确。
由上述分析可知，今本《司马法》并非伪书，是齐景公时司马穰苴对古《司马法》的发挥和阐释，并由齐威王时期齐大夫们将二者追论杂糅而成的一部兵书。
《司马兵法》成书后，在齐地及周围地区广为流传，到汉代时仍被兵家视为经典，常常引用，班固以《军礼司马法》155篇著录于《汉书·艺文志》。遗憾的是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多有佚失，至《隋书·经籍志》时仅记为三卷，《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也均载为三卷。宋神宗元丰三年，北宋政府“诏定《孙子》、《吴子》、《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靖问对》等书，镂版行之。”[5]这七部书被称为《武经七书》，流传至今的今本《司马法》就是宋代颁定的《武经七书》中的《司马法》。
宋代颁行《司马法》时，并没有做辑逸工作，逸文辑录是在清代才开始的。张澍所辑逸文收于《二酉堂丛书》，钱熙祚所辑逸文收于《指海》，黄以周所辑逸文为《军礼司马法考证》及该书所附《司马法逸文》。他们三人共从古书引文及其注疏中辑出大约60条逸文，共1600余字。此外，王仁俊也辑有少数逸文收于《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和《经籍佚文》。由于《司马法》佚失严重，所辑仅是佚文的一小部分。但仅从这一小部分辑文中，仍能看出辑本和今本《司马法》的关系。辑本中《晋书·刑法志》引文：“或起甲兵以征不义，废贡职则讨，不朝会则诛，乱嫡庶则系，变礼刑则放。”今本《司马法·仁本篇》则有：“兴甲兵以讨不义”，二者内容基本相同。辑本中《国语·晋语》韦昭注所引文为：“其有殒命，行礼如会，所争义不争利。”今本《司马法· 仁本篇》也有：“争义不争利，是以明其义也”的文字。辑本中《史记·晋世家集解》引文曰：“纵遁不过三舍。”今本《司马法·仁本篇》有：“古者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是以明其礼也。”二者基本相同。辑本中《汉书·李广传》引文曰：“登车不式，遭丧不服。”今本《司马法·天子之义篇》则有：“介者不拜，兵车不式，城上不趋，危事不齿”句，文虽不同而意相通。辑本中《通典》160引文曰：“围其三面，缺其一面，所以示生路也。”今本《司马法·用众篇》有：“追裹而阙之”，二者大意基本一致。
由以上对比可知，辑本中的部分内容可从今本中寻找到，或语句相同，或文不同而意相通。同一内容用不同的文字表述，可能是引用者只取其大意，并不完全拘于原文造成的。今本、辑本的内容原为一本书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辑本中的大部分内容在今本中寻找不到，是因为今本佚失太严重的缘故，并不能以此来否定二者的一致性。
二、 《司马兵法》的军事理念
基于今本《司马法》和辑本《司马法》都揉进了司马穰苴的军事理论这一认识，我们结合司马穰苴的军事实践和《司马兵法》的文献记载，大体勾勒一下《司马兵法》的军事理念。
其一，以仁为本的战争观。《司马兵法》对讲仁义、无战争的先王时代十分推崇，《仁本》篇说：“古者以仁为本，以义治之之谓正”又说：“先王之治，顺天之道，设地之宜，官民之德，而正名治物，立国辨职，以爵分禄，诸侯悦怀，海外来服，狱弥兵寝，圣德之治也。”但是，司马穰苴生活的时代正处在春秋末期，诸侯列强纷争，战乱不止，无数无辜的生命死于战火，现实和理想的巨大反差，影响着司马穰苴对战争的看法。他认为，既然先王们以仁为本，后世统治者就应效法先王。“ 必纯取法天地而观于先圣”[6]“国虽大，好战必亡。”[7]因此要尽量避免战争，使人们免受战争创伤。但是，司马穰苴并不反对战争，他认为对于不符合仁爱原则的行为必须用战争手段来抑制，用战争制止战争，他说：“是故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8]
战争要以仁为基本原则，“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也。”[9]春耕秋收之际征战，势必有违农时。严寒酷夏之际出征，势必困顿士卒，所以要选择适当的季节进行征伐。“不加丧，不因凶”是一种古老的军事传统，《春秋》、《左传》中也有许多“闻丧而止”、“闻乱而还”的事例。
交战时，也要遵守“以仁为本”的原则，“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是以明其礼也；不穷不能而哀怜伤病，是以明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争义不争利，是以明其义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始知终，是以明其智也。”[10]司马穰苴对礼、仁、信、义、勇、智的古代战术原则的推崇，并非是一种复古倾向，也不是愚盲地固守陋规，而是由当时的实际情况决定的。在西周春秋时期，以车战为主，交战双方都必须将战车排列成方阵才能决战，因而有“成列而鼓”的原则，追击敌人不超过百步，是为了保持阵形的完整，同时也是为了防止被敌人佯退诱惑而误中圈套。所以“虽交兵致刃，徒不趋，车不驰，逐奔不逾列，是以不乱。”[11]这种作战原则是行之有效的经验。
《司马兵法》“以仁为本”的战争观，实际上是从政治的角度来把握军事，比一般军事战术理论更高出一筹。政治是治国的首要因素，但在用政治难以达到目的时，就使用战争这一特殊手段。即先“以土地刑诸侯，以政令平诸侯，以礼信亲诸侯，以材力悦诸侯，以谋人维诸侯。”如果上述五种方法仍不能解决问题，只有“以兵车服诸侯”[12]。即使在迫不得已进行战争时，也要遵循“以仁为本”的原则，尽量减少战争创伤，从而为政治服务。
其二，以文附众的治军原则。晏婴向齐景公推荐司马穰苴时，说他“文能附众”，准确地概括了司马穰苴的治军特点。人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因此将帅指挥作战时，最重要的是调动人的积极性，让广大士卒心悦诚服，才能上下一心，同仇敌忾，取得战争的胜利。所以司马穰苴在出征前对“士卒未服，百姓不信”[13]十分重视。
司马穰苴的“以文附众”，表现在怀德、正则等方面。所谓怀德，就是通过与广大士卒同甘共苦，赢得大家的信任和拥护。“士卒次舍井灶饮食问疾医药，身自拊循之。悉取将军之资粮享士卒，身与士卒平分粮食，最比其赢弱者。”关心士卒，爱护士卒，与敌交战时，才能“病者皆求行，争奋出为之赴战。”[14]只有对部下怀德，尊重部下，才能取得士卒的信任，“凡战，敬则慊，率则服”[15]。
所谓“正则”即以己正人。《司马法·严位》曰：“凡战，胜则与众分善，若将复战，则重赏罚。若使不胜，取过在己，复战则誓，已居前，无复先术，胜否勿反，是谓正则。”也就是说，身为将帅，要谦逊自处，战争获胜，功劳归功于大家；战争失利，过错归咎于自己。这就要求将帅要有一定的道德修养，要有全心全意为国家着想的高尚品格，他说：“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军约束则忘其亲，援桴鼓之急则忘其身。”[16]处处以国家为重，自身利益服从于国家利益。
同时，还要求将帅具有一定的带兵能力，要善于领兵，针对不同秉性的士兵，用不同的方法去调教，《司马法·严位》曰：“人方有性，性州异，教成俗。俗州异，道化俗。”要以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德去教化士卒，使之为国效命。
以文附众，并非不讲武威和法制，从《司马法》各篇看，几乎每篇都有立军法、申约束、明赏罚的内容。司马穰苴在领兵伐燕晋之师时，监军庄贾自恃齐景公的宠信，无视军中约束，因亲友饯行而耽误了时间，被司马穰苴毫不犹豫地斩杀了。司马穰苴认为，作战时订立的法则，要人人遵守，并使每一位士卒明白法则的具体内容，法则一旦订立，便不可改变。军事法则有紧急性的特点，不能模棱两可，同时士兵的战服、旗章的大小和颜色、百官的服饰都应符合法则，不得有犯。《司马法·定爵》：“立法一曰受，二曰法，三曰立，四曰疾，五曰御其服，六曰等其色，七曰百官宜无淫服。”他又说：“凡战，正不行则事专，不服则法，不相信则一。若怠，则动之；若疑，则变之；若人不信上，则行其不复。”[17]十分强调遵守作战法则的严肃性。
其三，“视敌而举”的原则。《司马法》中多次提到“视敌而举”一词，《司马法·定爵》曰：“主固勉若，视敌而举”，其旨意是针对敌情变化，因地制宜，灵活地运用不同的战术，最终战胜敌人。《司马法·用众》亦曰：“凡战，设而观其作，视敌而举。”其大意是以假象迷惑敌人，并侦察观看敌人的动静，然后视具体情况攻击敌人，并最终取胜。由此可以说，“视敌而举”是司马兵法的重要战术原则之一。
“视敌而举”的前提是观察敌情。“凡战，众寡以观其变，进退以观其固，危而观其惧，静而观其怠，动而观其疑，袭而观其治，击其疑，加其卒，致其屈，袭其规，因其不避，阻其图，夺其虑，乘其惧。”[18]观察到的敌情，只是直觉的感性认识，对此还要认真的总结分析，不能凭感觉而动，因此要求统兵的将帅“方虑极物，变嫌推疑，养力索巧，因心之动。”[19]所谓“方虑极物”就是进行全方位的思考，所谓“因心而动”就是不凭直觉轻举妄动，而是在全面分析的基础上灵活的运用战术。
视敌而举有避实就虚的意思，即寻找敌人的薄弱环节，以我之强，击敌之弱。《司马法·严位》：“凡战，击其微静，避其强静；击其倦劳，避其闲窕；击其大惧，避其小惧，自古之政也。”视敌而举还有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的意思，《司马法·用众》又说：“凡战之道，用寡固，用众治，寡利烦，众利正。用众止进，用寡进退。众以合寡，则运裹而阙之，若分而迭击，寡以待众，若众疑之，则自用之。……敌若众，则相众而受裹。敌若寡若畏，则避之开之。”也就是说，兵力弱时力求巩固阵地，兵力强时力求严肃治军。兵力寡时用变化莫测的战术出奇制胜，兵力强时则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总之，要根据敌我双方不同的情况，采取灵活多变的战术，最终取得胜利。
总观《司马兵法》的军事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倾向于传统而又对传统有所突破。司马穰苴生活在春秋末期，传统的宗法政治体系趋于崩溃，传统的道德信条也逐渐失去其约束能力，人们为了土地、人口、财富的争斗不断升级、扩大，这种社会的变化，使许多人对旧道德、旧秩序和旧的政治体制十分留恋，甚至沉浸其中而不能自拔，这一时期的孔子是如此，司马穰苴也是如此，他的军事理论很大程度上是对传统军事礼法的肯定和颂扬，所以他强调“仁”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倡以文附兵，以德治军，没有像孙子兵法中那样的诈变和权谋。这正是司马迁所说的“闳廓深远”。但是，无情的社会现实，又使司马穰苴意识到仅仅靠“仁”、“德”是不能取得战争胜利的，所以他又对传统兵法进行了改造和突破，提出了许多科学的战略战术原则，从而丰富了齐鲁兵学的内容。
三、《司马兵法》的文化价值
《司马兵法》虽是一部兵书，却有着很高的文化价值。
《司马兵法》中有关军礼的内容是中国礼制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按照《周礼》的记述，礼分为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五类，称为五礼。在某种程度上讲，古代中国是一个礼治社会，礼成为维系人际关系和社会安定的道德准则。兹就今本《司马法》和辑本《司马法》中有关军礼的内容略述如下：
其一，关于“校阅蒐狝”。今本《司马法·仁本》曰：“天下既平，天子大恺，春蒐秋狝，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 蒐，指寻找、搜集；狝，指秋天打猎。所谓春蒐秋狝指国君在春秋两季以围猎形式进行操练士兵和检阅军队的仪式，以这种形式表明不忘备战，实际上是表明国君拥有兵权的一种礼仪。《周礼·大司马》对这一仪式讲的更加细致，曰：“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围禁、火弊、献禽以祭社。……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阵……遂以狝田曰如蒐田之法，罗弊、致禽以祀防。”二者所言，大致相似，都是指国君校阅军队的仪式。
其二，关于出师、誓师。出师征讨，讲究时令。春天生育万物，秋季万物成熟，都不适宜征战，所以“春不东征，秋不西伐。”[20]古人不出征以月食为忌，认为：“妇顺不修，阴事不待，适见于天，月为之食。”[21]所以月食之日不出兵。“月食观师，所以省战”[22]就是这个道理。出师时还要举行祭社、造庙仪式，《司马法·仁本》：“兴甲兵以讨不义，巡守省方，会诸侯，考不同。其有失命，乱常背德，逆天之时，而危有功之君，遍告于诸侯，彰明有罪，乃告于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祷于后土、四海神祗、山川冢社。乃造于先王，然后冢宰征师于诸侯，曰：某国为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师至某国，会天子正刑”。总之，要出师有名，名正言顺。除出师要举行仪式外，与敌交锋前还要举行誓师仪式，以激励广大士卒的勇气。《司马法·天子之义》曰：“有虞氏戒于国中，欲民体其命也。夏后氏誓于军中，欲民先成其虑也。殷誓于军门之外，欲民先意而行事也。周将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长短经》九引《司马法》：“见敌作誓，瞻功行赏。”即临敌时立下誓词，论功行赏，以励士卒。由历代不同的誓师仪式可以看出时代的变化，禹舜时期处于军事民主制时期，以农教战，以战教民，所以作誓国中。夏商进入阶级社会后，军队成为国家机器的重要构成部分，其使命就是完成君主交给的任务，作战不再是全体国民的事，而是由职业军队来完成，所以誓师于军中或军门之外。到周朝时，军队管理体制和奖惩制度逐步完善，每次都根据作战的具体情况临敌前誓师，并约定以功行赏，从而为后来的军功制奠定了基础。
其三，关于凯旋、献捷、殒命之礼。战争胜利，凯旋而归，并举行盛大仪式相互庆贺，这是每次战后必要的程序。《司马法·天子之义》：“得意则凯歌，示喜也。”军队班师后，国君登上专门修建的高台，答谢百姓的辛劳，并举行仪式，宣布偃武修文、休养生息，表示人们从战争时期又走向了和平时期。“偃伯灵台，答民之劳，示休也。”[23]就是说的这种礼仪。凯旋后，一般还要举行献捷仪式，《说文·又部》引《司马法》曰：“载献职”，献即大献之礼，“王师大献则令奏凯乐”[24]。职，又作馘，截耳之意，古代战争中以割取敌人的左耳朵作为记功的依据，班师回营，举行献俘献捷仪式，将士以获取敌人耳朵数量的多少论功之高下，进行行赏，这是古军礼的重要内容之一。
殒命之礼即俘获战败国国君时举行的礼仪。《国语·晋语》：“靡笄之役也，郤献子伐齐。齐侯来，献子以得殒命之礼。”敌国虽败，国君还是国君，战胜之将要以臣礼视之，不忍加以屈辱，以示尊贵之义。行此礼时，战胜方要将显示威武的旗帜收起来，司马官手持酒杯向战败国国君行拜礼，《左传·成公二年》正义引《司马法》曰：“其有殒命，以行礼如会，所用仪也。若殒命，则左结旗，司马授饮，右持苞壶，左承饮以进。”这种礼仪，反映了春秋时期人们的君臣观。
其四，关于旌旗、徽章、鼓乐。旌旗指号令军队的旗号。《司马法·天子之义》：旌旗，“夏后氏玄，首人之势也；殷白，天之义也；周黄，地之道也。”《太平御览》353引《司马法》云：“夏执元钺，商执白钺，周左杖黄钺，右兼白旄，所以示不进者，审察斩杀之威也。”在征战时，将领手持旌旗或钺，督促军队前进，并以军法惩罚畏敌不前者。徽章指军中士卒佩戴的符号，“章，夏后氏以日月，尚明也；殷以虎，尚威也；周以龙，尚文也。”[25]日、月和虎、龙与旌旗的玄、白、黄一样，代表着一定的文化。
鼓为军中的乐器，有鼓舞士气的作用，《乐纂》引《司马法》曰：“军中之乐，鼓笛为上，使闻者壮勇而乐和，细丝豪竹不可用也。”在军队中，不同等级的首领用不同的指挥器材，一般来说，用鼓者为高级将领。《左传·襄公十三年》正义引《司马法》曰：“十人之帅执铃，百人之帅执铎，千人之帅执鼓，万人之将执大鼓。” 对于击鼓声音的高低，也有明确的规定，“鼓声不过阊，鼙声不过阘，铎声不过琅。”[26]击鼓还有警戒作用，是古军礼的重要内容，“昏鼓四通为大 ，夜半三通为晨戒，旦明五通发煦。”[27]在战场上，军队的进退也以鼓为号，并且对旌旗、战车、骑兵、步兵等都用不同的鼓声来区别。“凡鼓，鼓旌旗、鼓车、鼓马、鼓徒、鼓兵、鼓首、鼓足，七鼓兼并。”[28]在出兵前，以血涂染军鼓和兵器，也是古代军礼的重要内容之一。“血于鼙鼓者，神戎器也。”[29]以类似宗教的祭祀活动来凝聚士气，在当时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其五，关于军中礼仪。军队中将帅与士卒、上级与下级有严格的礼仪来规范尊卑位次，但在特殊情况下则有特殊规定。《汉书·李广传》引《司马法》曰：“登车不轼，遭丧不服”。轼，指车前的横木，抚车轼以示敬礼，一旦登上战车，无论遇到何人，都可以不轼，即不必示以敬礼。服，指丧服，在遇有丧事时，人们依据与死者的亲疏远近穿着不同的丧服，但在作战时，军人不得穿戴丧服。今本《司马法·天子之义》有：“介者不拜，兵车不轼，城上不趋，危及不齿。”即身穿甲胄的武士见到长官可以不跪拜，乘兵车的人不需抚车轼向尊者敬礼，在城上守卫的人见到尊者不必趋拜，在危急之际不必向尊者启齿问候。这些规定的目的，意在避免因礼仪而耽误战事。战事至上是将士的共同原则。
《司马兵法》中有关“出军赋”的记载，也具有较高的文化价值。先秦文献对周代军赋情况的记述不多，《司马兵法》中所保留的有关军赋制度的资料，为人们研究先秦军赋制度及其变化具有重要价值。
《司马兵法》有关军赋的记述可以见到的有两则，一是《周礼·小司徒》注引《司马法》曰：“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井十为通。通为匹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为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为终，终千井，三千家，革车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终为同，同方百里，万井，三万家，革车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另一则是《左传·成公元年》正义引《司马法》曰：“六尺为步，步百为亩，亩百为夫，夫三为屋，屋三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有戎马一匹、牛三头，是曰匹马丘牛。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出长毂一乘、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族七十二人，戈盾具，谓之乘马。”
这两则资料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提到了军赋以井田制为基础，都认为一井之中三屋九夫，相具以出赋税，这正与《汉书·刑法志》所云相吻合。《汉书·刑法志》曰：“ 殷周以兵定天下，天下既定，戢藏干戈，教以文德，而又立司马之官，设六军之众，因井田而制军赋。”所谓“因井田而制军赋”就是说军赋是以井田制为基础而进行征敛的。
这两则资料的不同处有两点。一是出赋的单位不同，《左传》正义所引《司马法》以甸为出赋单位，且从井到甸的组织单位都是四进制。这一点与《周礼·小司徒》：“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凡税敛之事。”相一致；《周礼·小司徒》注引《司马法》以成为出赋单位，从井到成的组织单位都是十进制，这一点与《周礼·匠人》：“九夫为井，井广四尺，深四尺，谓之沟。方十里为成，成间广八尺，深四尺，谓之洫。方百里为同，同间广二寻，深二仞，谓之浍。”相一致。二者的不同又都能从《周礼》中找出相应的共同点，难道《司马法》与《周礼》都自相矛盾吗？其实不然。只要我们了解周代地方基层组织的划分，这个问题就不难理解了。
从《周礼》的记述看，周代政治结构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将周王畿和各诸侯国的统治地盘分为国、野两大区域，制国为六乡，制野为六遂，六遂之外又有公邑、家邑、小都、大都，这些都是周王赐给大夫、卿、三公、王子的封地，称“三等采地”。在不同的区域内，有的实行井田制，有的则实行沟洫法。《周礼·匠人》郑玄注曰：“畿内采地之制，九夫为井，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采地制井田异于乡遂及公邑。三夫为屋，屋，具也。一井之中三屋九夫，三三相具以出赋税，共治沟也，方十里为成，成中容一甸，甸方八里，出田税，缘边一里治洫。方百里为同，同中容六十四成，方八十里出田税，缘边十里治浍。采地者，在三百里、四百里、五百里之中。”由此可以看出，每成方十里，共100里，成中一甸方八里，共64里，剩余的周边36里治理洫。成内出赋者为64里，因为“井者方一里”，所以64里即64井，这和“甸六十四井”相一致，也就是说四进制的甸和十进制的成，虽然名称不同，作为出赋单位，都是64井，而这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这两则资料的另一处不同是出赋数目不同。《左传》正义所引《司马法》为：“（每甸）出长毂一乘，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盾具，谓之乘马。”《周礼》注引《司马法》则曰：“（每成）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对于这两种不同的出赋数目，历代学者都有不同的认识，唐代学者贾公彦认为前者为“畿外邦国法”，后者为“畿内采地法”[30]，是由于地域不同而出赋数目不一。清代学者江永则认为：“七十五人者，丘成之本法，三十人者，调发之通制。”[31]即征30人是正常情况下的通制，征75人则是最大限制数。戴震、孙诒让也持此说。当代学者韩连琪先生则认为：出赋数目不同，是由于军制的变化，西周至春秋初期，兵制为“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到春秋后期，步卒在战争中的作用日趋重要，所以变为“车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32]我们认为韩先生的观点是正确的。
西周时期的兵制见于《周礼·小司徒》：“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以起军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贡赋。”五伍为两的“两”即兵车一辆或一乘，用徒五伍即25人，另有5人负责厩养，共30人。《诗·鲁颂·闷言》说鲁僖公时的军队是：“公车千乘”、“公徒三万”，这正与《司马法》所言“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相符合。到春秋以后，战争扩大，兵的数目渐渐增加，原有的军赋便不够用了。鲁僖公十五年晋作“爰田”和“州兵”；成公元年鲁作“丘甲”；昭公四年郑作“丘赋”，都是指增加军赋，遗憾的是由于史料语焉不详，其事都不可详考。《司马法》：“长毂一乘，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盾具”正好可以证明这一问题，即每甸或每成的军赋由“革车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增加到“长毂一乘，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因此我们说《司马法》中有关出军赋的文献资料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它反映了春秋时期军赋变化的基本情况，这是其它文献典籍中所没有的。
注释：
[1] 《史记·苏秦列传》。
[2] [清]秦蕙田：《五礼通考》引，1911年据清乾隆年间无锡秦蕙田味经窝刻版重修本。
[3] 孙诒让：《周礼正义》卷二十，中华书局1987年版。
[4] 田旭东：《司马法浅说》，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
[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三，中华书局1986年版。
[6][11][23][25] 《司马法·天子之义》，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以下所引《司马法》皆用此本。
[7][8][9][10][12] 《司马法·仁本》。
[13][16] 《史记·司马穰苴传》。
[14][15][28] 《司马法·严位》。
[17][19] 《司马法·定爵》。
[18] 《司马法·用众》。
[20][22] 《太平御览》卷二十引《司马法》，中华书局1985年版。
[21] 《礼记·昏义》。
[24] 《周礼·大司马》。
[26] 《周礼·大司马》注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以下所引《周礼》皆用此本。
[27] 《周礼·鼓人》注引。
[29] 《史记·高祖本纪》索引。
[30] 《周礼·小司徒》疏。
[31] [清]江永：《周礼疑义举要》卷三，中华书局1985年版。
[32] 韩连琪：《周代军赋及其演变》，载《文史哲》1980年第3期。
（《齐鲁文化研究》第三辑）
一卷（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阁藏本）
一作《握机经》，一作《幄机经》。旧本题风后撰，汉丞相公孙宏解，晋西平太守马隆述赞。案《汉书·艺文志·兵家阴阳》风后十三篇。班固自注曰：图二卷，依讬也。并无《握奇经》之名。且十三篇，《七略》著录，固尚以为依讬。则此经此解，《七略》不著录者，其依讬更不待辨矣。马隆述赞，《隋志》亦不著录，则犹之公孙宏解也。考唐独孤及《毗陵集》有《八阵图记》，曰：黄帝顺煞气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将。风后握机制胜，作为阵图，故八其阵，所以定位也。衡抗於外，轴布於内，风雲附其四维，所以备物也。虎张翼以进，蛇向敌而蟠，飞龙翔鸟，上下其旁，所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馀地，游军以案其後列，门具将发，然後合战。弛张则二广迭举，犄角则四奇皆出云云。所说乃一一与此经合。疑唐以来好事者因诸葛亮八阵之法，推演为图，托之风后。其後又因及此记，推衍以为此经，并取记中握机制胜之语以为之名。《宋史·艺文志》始著於录，其晚出之显证矣。高似孙《子略》曰，马隆本作《幄机》。序曰：幄者帐也，大将所居。言其事，不可妄示人，故云《幄机》。则因握幄字近而附会其文。今本多题曰《握奇》，则又因经中有四为正，四为奇，馀奇为握奇之语，改易其名也。似孙又云：总有三本，一本三百六十字，一本三百八十字，盖吕尚增字以发明之。其一行间有公孙宏等语。今本衍四字。校验此本，分为三章，正得三百八十四字，盖即似孙所谓衍四字本也。经後原附续图，据《书录解题》亦称马隆所补。然有目而无图，殆传写佚之欤？
---出《四库总目提要》
《握奇经》又名《握机经》。是中国古代八阵布列的兵书。旧本题风后撰，所以有时也称《风后握奇经》。
风后是传说中轩辕黄帝的大臣。有人考证系晋武帝时西平太守马隆伪托。晋史记载马隆曾与西羌作战，制作用于防御的编箱车，在广阔地带依八阵图联车为营并用磁石放路旁，使穿铁甲的敌人行走不便，在军事上是颇有创造性的。
本书内容混杂，可能是不同时期不同人的作品混合而成，主要论述商周时代车兵和徒兵方阵的队形变换，对后代讲阵法的兵书影响很大。它用正兵和奇兵来说明八阵，指出：“经曰八阵，四为正，四为奇。”徒兵在车的四周组成方阵，自身队伍可以进行变换，“或合而为一”，将兵车首尾连接；变为圆阵；“或离而为八”，将兵车、徒兵分别配置变为八阵。它还提出要有“余奇”之兵，即游军，执行“从后蹑敌，或惊其左，或惊其右”的机动任务，认为无论八阵或游军都应根据“天文、气候、山川、向背、利害，随时而行”。布阵时，一般先由游军于阵前两端警戒；布阵毕，游军即撤至阵后待命。作战时，一般用四正四奇之兵与敌交锋，游军视情况由阵后出击，配合八阵作战。这种灵活多变的布阵方法，突出了军队的机动性，体现了一定的辩证思想。
《握奇经》最大的特点有二：
一、游军：中外古代军事思想一般都不很重视游击部队的作用，但《握奇经》的游军理论明显已经关乎军事战役的成败。对游击作战的重视很能与现代世界“少而精”的部队组建及“快速反应”作战战略相媲美。
二、阵法：《握奇经》应该说是中国古代阵法的专著，而阵法在中国古代的军事作战中处于相当重要的位置。它所体现不仅是队形与排列的简单关系。如果没有全局性的战略谋划及整体性的兵种配合思想与协调能力，是无法恰当组织与应用的。而《握奇经》以哲学的高度抽象概括出了一些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正、奇”的概念。
虽然《握奇经》没有就军事作战的每个方面都给以论述，但其“奇正”的军事哲学观却可实践到军事艺术的每一个环节。严格的说，它更是一部哲学著作——军事哲学著作。而这部军事哲学著作只有380个字（据说原始文本只有19个字）。
一作《握机经》，一作《幄机经》。旧本题风后撰，汉丞相公孙宏解，晋西平太守马隆述赞。案《汉书·艺文志·兵家阴阳》风后十三篇。班固自注曰：图二卷，依讬也。并无《握奇经》之名。且十三篇，《七略》著录，固尚以为依讬。则此经此解，《七略》不著录者，其依讬更不待辨矣。马隆述赞，《隋志》亦不著录，则犹之公孙宏解也。考唐独孤及《毗陵集》有《八阵图记》，曰：黄帝顺煞气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将。风后握机制胜，作为阵图，故八其阵，所以定位也。衡抗於外，轴布於内，风雲附其四维，所以备物也。虎张翼以进，蛇向敌而蟠，飞龙翔鸟，上下其旁，所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馀地，游军以案其後列，门具将发，然後合战。弛张则二广迭举，犄角则四奇皆出云云。所说乃一一与此经合。疑唐以来好事者因诸葛亮八阵之法，推演为图，托之风后。其後又因及此记，推衍以为此经，并取记中握机制胜之语以为之名。《宋史·艺文志》始著於录，其晚出之显证矣。高似孙《子略》曰，马隆本作《幄机》。序曰：幄者帐也，大将所居。言其事，不可妄示人，故云《幄机》。则因握幄字近而附会其文。今本多题曰《握奇》，则又因经中有四为正，四为奇，馀奇为握奇之语，改易其名也。似孙又云：总有三本，一本三百六十字，一本三百八十字，盖吕尚增字以发明之。其一行间有公孙宏等语。今本衍四字。校验此本，分为三章，正得三百八十四字，盖即似孙所谓衍四字本也。经後原附续图，据《书录解题》亦称马隆所补。然有目而无图，殆传写佚之欤？
---出《四库总目提要》
《握奇经》又名《握机经》。是中国古代八阵布列的兵书。旧本题风后撰，所以有时也称《风后握奇经》。
风后是传说中轩辕黄帝的大臣。有人考证系晋武帝时西平太守马隆伪托。晋史记载马隆曾与西羌作战，制作用于防御的编箱车，在广阔地带依八阵图联车为营并用磁石放路旁，使穿铁甲的敌人行走不便，在军事上是颇有创造性的。
本书内容混杂，可能是不同时期不同人的作品混合而成，主要论述商周时代车兵和徒兵方阵的队形变换，对后代讲阵法的兵书影响很大。它用正兵和奇兵来说明八阵，指出：“经曰八阵，四为正，四为奇。”徒兵在车的四周组成方阵，自身队伍可以进行变换，“或合而为一”，将兵车首尾连接；变为圆阵；“或离而为八”，将兵车、徒兵分别配置变为八阵。它还提出要有“余奇”之兵，即游军，执行“从后蹑敌，或惊其左，或惊其右”的机动任务，认为无论八阵或游军都应根据“天文、气候、山川、向背、利害，随时而行”。布阵时，一般先由游军于阵前两端警戒；布阵毕，游军即撤至阵后待命。作战时，一般用四正四奇之兵与敌交锋，游军视情况由阵后出击，配合八阵作战。这种灵活多变的布阵方法，突出了军队的机动性，体现了一定的辩证思想。
《握奇经》最大的特点有二：
一、游军：中外古代军事思想一般都不很重视游击部队的作用，但《握奇经》的游军理论明显已经关乎军事战役的成败。对游击作战的重视很能与现代世界“少而精”的部队组建及“快速反应”作战战略相媲美。
二、阵法：《握奇经》应该说是中国古代阵法的专著，而阵法在中国古代的军事作战中处于相当重要的位置。它所体现不仅是队形与排列的简单关系。如果没有全局性的战略谋划及整体性的兵种配合思想与协调能力，是无法恰当组织与应用的。而《握奇经》以哲学的高度抽象概括出了一些基本原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正、奇”的概念。
虽然《握奇经》没有就军事作战的每个方面都给以论述，但其“奇正”的军事哲学观却可实践到军事艺术的每一个环节。严格的说，它更是一部哲学著作——军事哲学著作。而这部军事哲学著作只有380个字（据说原始文本只有19个字）。
中国宋代著名兵书。北宋吴郡（今江苏吴县）人许洞,历四年于景德元年(1004)撰成，凡20卷，210篇，共论210个问题。许洞曾任雄武军推官、均州参军等职。该书现存明嘉靖刊本及清《四库全书》等刊刻本。《虎钤经》以上言人谋，中言地利，下言天时为主旨，兼及风角占候、人马医护等内容。许洞认为天、地、人三者的关系应是“先以人，次以地，次以天”（《虎钤经》，明刊本，下同），重视人（主要是将帅）在战争中的作用。要求将帅应“观彼动静”而灵活用兵，做到“以虚含变应敌”。尽管天时有吉凶，地形有险易，战势有利害,如能吉中见凶、凶中见吉,易中见险、险中见易，利中见害、害中见利，就能用兵尽其变。他还认为，要取胜须“以粮储为本，谋略为器”。未战之前要“先谋”：欲谋用兵，先谋安民；欲谋攻敌，先谋通粮；欲谋疏陈，先谋地利；欲谋胜敌，先谋人和；欲谋守据，先谋储蓄；欲谋强兵，先谋赏罚等。既战之后，一要善于“夺恃”：夺气、夺隘、夺勇等；二要善于“袭虚”：以佯动、诱敌击其虚；三要“任势 ”：乘机击敌懈怠，设伏击敌不意，乘胜扩张战果等。还强调“逆用古法”，“利在变通之机”。该书在体例上,分类编排，按类阐述,汇集的与军事有关的天文、历法、记时及识别方位等知识，有许多为过去兵书所少有。此外，还汇集了不少阵法，并创造了诸如飞鹗、长虹等阵。但书中天人感应等荒诞迷信之谈，则不可取。
中国宋代城邑防御的专著。南宋初陈规、汤璹撰。陈规(1072～1141)字元则,密州安丘（今属山东）人,先后任安陆令、知德安府、知顺昌府、枢密院直学士及知庐州兼淮西安抚使等职，在德安、顺昌时以善于守城闻名于世。汤璹字君宝,浏阳（今属湖南）人,淳熙十四年 (1187)进士，曾任德安府教授。《守城录》全书由陈规的《靖康朝野佥言后序》、《守城机要》和汤璹的《建炎德安守御录》三部分组成，原各自成帙，宁宗以后合为一书，刊行于世。现存清乾隆四十年(1775)抄本及嘉庆、道光时刻本,共四卷,约 17800字。该书根据攻城武器的发展和实战经验，着重阐述了守城战法的改革。它提出“善守城者”不能只守无攻,而要“守中有攻”,要注意沟通城内外道路，便利随时乘隙出击。它主张改革城门、城墙、城廓旧制,如收缩易受炮击的四方城角,拆除马面墙（城门两侧城墙上的突出部分）上的附楼，另 “筑高厚墙”等。由原来的一城一壕代之以“重城重壕” 的新城防体系，以增强城邑防御能力。并具体阐述了炮在守城中新的使用方法,即由配置城头变为暗设城里,由城上观察目标，纠正射向和弹着点。此书还记载了陈规于绍兴二年(1132)研制成长竹竿火枪20余支及其在守城作战中发挥的作用。这种火枪是最早的管形火器，在科技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曾诏刻《守城机要》为《德安守城录》，颁行天下，令各地守城将领效法，在当时产生很大影响。
根据《史记·司马穰苴列传》记载："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司马穰苴，春秋末期齐国人。原来姓田，名穰苴，曾领兵战胜晋、燕，被齐景公封为掌管军事的大司马，后人尊称为司马穰苴。
《司马法》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的礼类，称《军礼司马法》，共计155篇。汉朝以后，在长期流传过程中，该书多有散佚，至唐代编《隋书·经籍志》时录为3卷5篇，列入子部兵家类，称为《司马法》，即今本《司马法》3卷5篇的原型。
此书受到历代兵家及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汉武帝曾"置尚武之官，以《司马兵法》选任，秩比博士。"司马迁称该书"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如其文也。"北宋元丰年间，《司马法》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作为考试武臣、选拔将领、钻研军事的必读之书。由于《司马法》年代久远，散失严重，所以对于该书的真伪、成书年代、作者等问题，历代学者均有各种不同的看法，特别是明清以来，辩伪成风，《司马法》成了一部争议极大的兵书。有的认为《司马法》是一部伪书；有的学者认为史书中的《司马兵法》、《司马穰苴兵法》、《司马法》、《军礼司马法》是几种不同的书；有的认为今本《司马法》可分为两部分，前两篇为古《司马法》，后三篇为《司马穰苴兵法》。目前，国内学者一般认为今本《司马法》不是伪书，历史上的《司马兵法》、《司马穰苴兵法》、《军礼司马法》均包含于《司马法》之中。作者为司马穰苴及其追论者。尽管由于该书亡佚严重，155篇仅存5篇，内容不全，但它仍具有很好的军事思想和很高的军事价值。
《司马法》论述的范围极为广泛，基本涉及了军事的各个方面；保存了古代用兵与治兵的原则，包括夏商周三代的出师礼仪、兵器、徽章、赏罚、警戒等方面的重要史料。此外，还有很丰富的哲理思想，很重视战争中精神、物质力量之间的转化和轻与重辨证关系的统一。对于人的因素、士气的作用非常重视。
中国古代著名兵书，“武经七书”之一。战国初齐威王令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并附春秋时齐国大将司马穰苴兵法于其中，故又称《司马穰苴兵法》。《汉书·艺文志》著录《军礼司马法》155篇,入礼类。《隋书·经籍志》著录《司马兵法》3卷,司马穰苴撰，入子部兵书类，其后各史志和目录书多因袭此说。今本3卷,5篇,为《仁本》、《天子之义》、《定爵》、《严位》、《用众》。另有逸文60余条，1600多字。唐魏徵将其部分内容收入《群书治要》。宋刻《武经七书》本为现存最早刊本。流传至今的各种注解本与翻刻本见于著录者不下四五十种。
战争观
《 司马法》按战争的目的，把战争分为正义与非正义两大类。认为平天下之乱而除万民之害、诛暴扶弱的战争是正义的。所以,为安人而杀人,杀之可也；为爱其民而攻其国，攻之可也；为止战而战，虽战可也。为扩大疆土或夺取财货、恃国之大而凌辱小国之民的战争是非正义的。兴兵作战要“以仁为本”，若有失命乱常、背德逆天而危有功之君的无道行为，天子即可集结诸侯各国出兵征伐，并制定了在九种情况下出伐的禁令。强调发动战争应以保护人民的利益为前提条件,“战道，不违时, 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也”。在对敌政策问题上，提出“入罪人之地，无暴神祇，无行田猎，无毁土功，无燔墙屋，无伐林木，无取六畜、禾黍、器械。见其老幼，奉归勿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把战争“罪人”和一般兵士相区别，同时主张优待俘虏，对其伤者进行医护。不主张侵犯敌国民众的利益,要求军队在进入敌区后，严格遵守纪律,以求得敌国民众的同情与支持。这是中国最早关于对敌政策和群众纪律的论述。
备战、慎战是《 司马法》战争观的一个重要思想。它认为，“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恺，春蒐秋狝。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强调居安思危，常备不懈，每年借春秋两次大规模的围猎活动进行军事操法训练和检阅，以示全国上下不忘战并随时准备应战。在强调备战的同时，又强调“国虽大,好战必亡”,要备战，但不可好战。
治军思想
《司马法》认为，“治国尚礼，治军尚法”,二者有着根本的区别,“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军容入国则民德废,国容入军则民德弱”。治军尚法的首要问题是严明赏罚，书中列举夏、商、周三代赏罚制度的异同，并详细论述治军立法的各种要则，强调申军法、立约束、明赏罚是治理军队的关键所在。《司马法》中含有大量的军礼内容，大体可分为：出军制赋，军制(含车兵、步兵编制及兵器配备)，出师(含时令、宜社、造庙、事由、目的、军中职事等)，旌旗，鼓，徽章，誓师，校阅蒐狩,献捷，献俘，军中礼仪，禁令，军威，赏罚，止语，等等。这些军制、军法内容的规定，体现了以法治军思想。在将帅修养方面，提出“仁、义、智、勇、信”五条标准。强调德才兼备，智勇双全，以身作则，身先士卒，“敬则慊，率则服”。要谦让、严明、果敢、负责、不诿过、能为人表率，这样，才能使军队做到有礼有节，勇猛善战。
军事辩证法思想
《司马法》的战争指导思想是建立在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基础之上的。它强调对战争要全面考察，做到“五虑”，即顺应天时，广集财富，人和，地利，兵器精良。战前既要周密计划，战中又要通达权变，注意侦察、洞悉敌方情况变化，对不同的敌人采取不同的打击方法。要善于从众寡、轻重、治乱、进退、难易、固危、先后、息怠、强静与微静、小惧与大惧等各种对立统一的关系中分析敌我双方的情况，在此前提下决定作战策略。强调轻重是相互为用、可以转化的，要善于相宜而用，转变力量对比，取得对敌优势。对敌观察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清本质,做到“击其微静，避其强静；击其倦劳,避其闲窕；击其大惧，避其小惧”。武器配备要长、短、轻、重、锐、钝相杂，使之各发挥其特长而相互弥补其不足。对军队运动时休息与否、何时休息、休息时间长短诸问题也应掌握得恰到好处，“息则怠，不息亦弊；息久亦反其慑”等。
《司马法》一向受到统治者、兵家和学者们的重视。它所阐述的以法治军的思想和具体的军法内容，为其后各时期制定军队法令、条例提供了依据。历朝论证周代军制和注解古籍者对《司马法》多所称引。宋代以来，该书被列为武举应试的经典之一，传播更加广泛。在世界上也有一定的影响。但其泥古保守的思想则不可取。
《司马法》最早见于《汉书·艺文志》的礼类，称《军礼司马法》，共计155篇。汉朝以后，在长期流传过程中，该书多有散佚，至唐代编《隋书·经籍志》时录为3卷5篇，列入子部兵家类，称为《司马法》，即今本《司马法》3卷5篇的原型。
此书受到历代兵家及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汉武帝曾"置尚武之官，以《司马兵法》选任，秩比博士。"司马迁称该书"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如其文也。"北宋元丰年间，《司马法》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作为考试武臣、选拔将领、钻研军事的必读之书。由于《司马法》年代久远，散失严重，所以对于该书的真伪、成书年代、作者等问题，历代学者均有各种不同的看法，特别是明清以来，辩伪成风，《司马法》成了一部争议极大的兵书。有的认为《司马法》是一部伪书；有的学者认为史书中的《司马兵法》、《司马穰苴兵法》、《司马法》、《军礼司马法》是几种不同的书；有的认为今本《司马法》可分为两部分，前两篇为古《司马法》，后三篇为《司马穰苴兵法》。目前，国内学者一般认为今本《司马法》不是伪书，历史上的《司马兵法》、《司马穰苴兵法》、《军礼司马法》均包含于《司马法》之中。作者为司马穰苴及其追论者。尽管由于该书亡佚严重，155篇仅存5篇，内容不全，但它仍具有很好的军事思想和很高的军事价值。
《司马法》论述的范围极为广泛，基本涉及了军事的各个方面；保存了古代用兵与治兵的原则，包括夏商周三代的出师礼仪、兵器、徽章、赏罚、警戒等方面的重要史料。此外，还有很丰富的哲理思想，很重视战争中精神、物质力量之间的转化和轻与重辨证关系的统一。对于人的因素、士气的作用非常重视。
中国古代著名兵书，“武经七书”之一。战国初齐威王令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并附春秋时齐国大将司马穰苴兵法于其中，故又称《司马穰苴兵法》。《汉书·艺文志》著录《军礼司马法》155篇,入礼类。《隋书·经籍志》著录《司马兵法》3卷,司马穰苴撰，入子部兵书类，其后各史志和目录书多因袭此说。今本3卷,5篇,为《仁本》、《天子之义》、《定爵》、《严位》、《用众》。另有逸文60余条，1600多字。唐魏徵将其部分内容收入《群书治要》。宋刻《武经七书》本为现存最早刊本。流传至今的各种注解本与翻刻本见于著录者不下四五十种。
战争观
《 司马法》按战争的目的，把战争分为正义与非正义两大类。认为平天下之乱而除万民之害、诛暴扶弱的战争是正义的。所以,为安人而杀人,杀之可也；为爱其民而攻其国，攻之可也；为止战而战，虽战可也。为扩大疆土或夺取财货、恃国之大而凌辱小国之民的战争是非正义的。兴兵作战要“以仁为本”，若有失命乱常、背德逆天而危有功之君的无道行为，天子即可集结诸侯各国出兵征伐，并制定了在九种情况下出伐的禁令。强调发动战争应以保护人民的利益为前提条件,“战道，不违时, 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也”。在对敌政策问题上，提出“入罪人之地，无暴神祇，无行田猎，无毁土功，无燔墙屋，无伐林木，无取六畜、禾黍、器械。见其老幼，奉归勿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把战争“罪人”和一般兵士相区别，同时主张优待俘虏，对其伤者进行医护。不主张侵犯敌国民众的利益,要求军队在进入敌区后，严格遵守纪律,以求得敌国民众的同情与支持。这是中国最早关于对敌政策和群众纪律的论述。
备战、慎战是《 司马法》战争观的一个重要思想。它认为，“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恺，春蒐秋狝。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战也”。强调居安思危，常备不懈，每年借春秋两次大规模的围猎活动进行军事操法训练和检阅，以示全国上下不忘战并随时准备应战。在强调备战的同时，又强调“国虽大,好战必亡”,要备战，但不可好战。
治军思想
《司马法》认为，“治国尚礼，治军尚法”,二者有着根本的区别,“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军容入国则民德废,国容入军则民德弱”。治军尚法的首要问题是严明赏罚，书中列举夏、商、周三代赏罚制度的异同，并详细论述治军立法的各种要则，强调申军法、立约束、明赏罚是治理军队的关键所在。《司马法》中含有大量的军礼内容，大体可分为：出军制赋，军制(含车兵、步兵编制及兵器配备)，出师(含时令、宜社、造庙、事由、目的、军中职事等)，旌旗，鼓，徽章，誓师，校阅蒐狩,献捷，献俘，军中礼仪，禁令，军威，赏罚，止语，等等。这些军制、军法内容的规定，体现了以法治军思想。在将帅修养方面，提出“仁、义、智、勇、信”五条标准。强调德才兼备，智勇双全，以身作则，身先士卒，“敬则慊，率则服”。要谦让、严明、果敢、负责、不诿过、能为人表率，这样，才能使军队做到有礼有节，勇猛善战。
军事辩证法思想
《司马法》的战争指导思想是建立在朴素的军事辩证法思想基础之上的。它强调对战争要全面考察，做到“五虑”，即顺应天时，广集财富，人和，地利，兵器精良。战前既要周密计划，战中又要通达权变，注意侦察、洞悉敌方情况变化，对不同的敌人采取不同的打击方法。要善于从众寡、轻重、治乱、进退、难易、固危、先后、息怠、强静与微静、小惧与大惧等各种对立统一的关系中分析敌我双方的情况，在此前提下决定作战策略。强调轻重是相互为用、可以转化的，要善于相宜而用，转变力量对比，取得对敌优势。对敌观察要善于透过现象看清本质,做到“击其微静，避其强静；击其倦劳,避其闲窕；击其大惧，避其小惧”。武器配备要长、短、轻、重、锐、钝相杂，使之各发挥其特长而相互弥补其不足。对军队运动时休息与否、何时休息、休息时间长短诸问题也应掌握得恰到好处，“息则怠，不息亦弊；息久亦反其慑”等。
《司马法》一向受到统治者、兵家和学者们的重视。它所阐述的以法治军的思想和具体的军法内容，为其后各时期制定军队法令、条例提供了依据。历朝论证周代军制和注解古籍者对《司马法》多所称引。宋代以来，该书被列为武举应试的经典之一，传播更加广泛。在世界上也有一定的影响。但其泥古保守的思想则不可取。
公元前354年，魏国以庞涓为将率军伐赵，兵围邯郸。次年，邯郸在久因之下已岌岌可危，而魏军也因久攻不下，损失很大。齐国应赵国之请，以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率军击魏救赵。孙膑令一部轻兵乘虚直趋魏都大梁，而以主力埋伏于庞涓大军归途必经的桂陵之地。魏国因主力远征，都城十分空虚。魏惠王见齐军逼进，急令庞涓回师自救。刚刚攻下邯郸的庞涓闻大梁告急，急率疲惫之师回救。至桂陵时，遭到齐军迎头痛击，几乎全军覆灭庞涓仅以身免。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桂陵之战”。
12年后，魏国在国力恢复之后，再次发动战争，将矛头指向了自己的另一邻国——韩国。韩国难以抵挡强大的魏军，遂派使向齐国求救。齐威王采纳孙膑“深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的建议，在魏韩两国几经激战、韩危魏疲之际，再次以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出兵救韩。孙膜依然采用围魏救赵的计策，率兵长驱魏境，兵锋直逼大梁。魏国鉴于桂陵之战的教训，遂撤韩国之围，调10万大军，以太子申为上将军、庞涓为副，准备与齐军进行一场战略性决战。孙膑为调动敌人，创造战机，果断引兵东撤。一路上，他用减灶计造成齐军大量逃亡的假象，以诱敌深入。庞涓果然上当，便丢下步兵，率轻骑精锐，兼程穷追。至马陵时，遭到齐军主力伏击，庞涓智穷力竭，愤愧自杀。齐军遂全歼魏军，俘太子申，取得了马陵之战的重大胜利。
马陵之战后，田忌遭宰相邹忌的陷害，被迫流亡楚国。孙膑辞官归隐，潜心军事理论研究，终于写成了流传千古的军事名著——《孙膑兵法》。
《孙膑兵法》又名《齐孙子》，系与《孙子兵法》区别之故。《汉书·艺文志》称“《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但自《隋书·经籍志》始，便不见于历代著录，概大约在东汉末年便已失传。1972年，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出土，这部古兵法始重见天日。但由于年代久远，竹简残缺不全，损坏严重。经竹简整理小组整理考证，文物出版社于1975年出版了简本《孙膑兵法》，共收竹简364枚，分上、下编，各十五篇。对于这批简文，学术界一般认为，上篇当属原著无疑，系在孙膜著述和言论的基础上经弟子辑录、整理而成；下篇内容虽与上篇内容相类，但也存在着编撰体例上的不同，是否为孙膑及其弟子所著尚无充分的证据。198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中，收入《孙膑兵法》凡16篇，系原上编诸篇加上下篇中的《五教法》而成，其篇目依次为：擒庞涓、见威王、威王问、陈忌问垒、篡卒、月战、八阵、地葆、势备、兵情、行篡、杀士、延气、官一、五教法、强兵。
12年后，魏国在国力恢复之后，再次发动战争，将矛头指向了自己的另一邻国——韩国。韩国难以抵挡强大的魏军，遂派使向齐国求救。齐威王采纳孙膑“深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的建议，在魏韩两国几经激战、韩危魏疲之际，再次以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出兵救韩。孙膜依然采用围魏救赵的计策，率兵长驱魏境，兵锋直逼大梁。魏国鉴于桂陵之战的教训，遂撤韩国之围，调10万大军，以太子申为上将军、庞涓为副，准备与齐军进行一场战略性决战。孙膑为调动敌人，创造战机，果断引兵东撤。一路上，他用减灶计造成齐军大量逃亡的假象，以诱敌深入。庞涓果然上当，便丢下步兵，率轻骑精锐，兼程穷追。至马陵时，遭到齐军主力伏击，庞涓智穷力竭，愤愧自杀。齐军遂全歼魏军，俘太子申，取得了马陵之战的重大胜利。
马陵之战后，田忌遭宰相邹忌的陷害，被迫流亡楚国。孙膑辞官归隐，潜心军事理论研究，终于写成了流传千古的军事名著——《孙膑兵法》。
《孙膑兵法》又名《齐孙子》，系与《孙子兵法》区别之故。《汉书·艺文志》称“《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但自《隋书·经籍志》始，便不见于历代著录，概大约在东汉末年便已失传。1972年，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出土，这部古兵法始重见天日。但由于年代久远，竹简残缺不全，损坏严重。经竹简整理小组整理考证，文物出版社于1975年出版了简本《孙膑兵法》，共收竹简364枚，分上、下编，各十五篇。对于这批简文，学术界一般认为，上篇当属原著无疑，系在孙膜著述和言论的基础上经弟子辑录、整理而成；下篇内容虽与上篇内容相类，但也存在着编撰体例上的不同，是否为孙膑及其弟子所著尚无充分的证据。198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银雀山汉墓竹简（壹）》中，收入《孙膑兵法》凡16篇，系原上编诸篇加上下篇中的《五教法》而成，其篇目依次为：擒庞涓、见威王、威王问、陈忌问垒、篡卒、月战、八阵、地葆、势备、兵情、行篡、杀士、延气、官一、五教法、强兵。
《孙子略解》（即《孙子注》），曹操著，开创整理注释《孙子兵法》十三篇的先河，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古代军事理论。其“兵以义动”的战争观，因事设奇、任势制胜的“诡诈论”，注重后勤保障和加强水军建设的远见，颇受后世推重。
主要论述了战争观问题.该篇既反对持众好战,也反对重修德,而废弛武备.它认为只有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才能使国家强盛.
〈图国〉篇发展了孙武的"兵贵胜,不贵久"的思想
〈料敌〉篇主要讲述如何判断敌情,因敌制胜的问题.
〈治兵〉篇主要论述如何治军,指出战争的胜负不是取决与军队人数的多少,而是取决与军队是否法令严明,赏罚必信,打不散,拖不垮.
〈论将〉篇主要论述将帅的重要和对将帅素质的要求.将帅为全军的统帅,必须刚柔兼备.将帅必须依靠金鼓,旗帜和禁令,刑罚来治军和指挥作战.
〈应变〉篇阐述了在不同的情况下的应变之术和作战方法
〈励士〉篇主要讲述如何激励士气.
中国古代著名兵书，《武经七书》之一。相传战国初期吴起所著，战国末年即已流传。《汉书·艺文志》称“吴起四十八篇”，《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载为一卷。今有《续古逸丛书》影宋本及明、清刊本，存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六篇，分上下两卷。
《吴子》是在封建制度确立后，战争和军事思想有了显著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这时，军队成分的改变，铁兵器和弩的广泛使用以及骑兵的出现，引起了作战方式的明显变化。它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战争理论、军队建设和作战指导方面的观点。
《吴子》主张“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续古逸丛书》影宋本，下同）,把政治和军事紧密结合起来,所谓“文德”，就是“道、义、礼、仁”，并以此治理军队和民众。认为“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则战已胜矣”，强调军队、国家要和睦。所谓“武备”,就是“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必须“简募良材，以备不虞”。它把战争区分为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等不同性质，主张对战争要采取慎重的态度，反对穷兵黩武。
它主张兵不在多，“以治为胜”。治，就是建设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陈,虽散成行，……投之所往，天下莫当。”要求选募良材、重用勇士和志在杀敌立功的人，作为军队的骨干，并“加其爵列”、“厚其父母妻子”；对士卒的使用要因人而异，使“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厮养，智者为谋主”，以发挥各自的特长；按照同乡同里编组,同什同伍互相联保,以对部众严加控制；采取“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的教战方法，严格训练；明法审令，使“进有重赏，退有重刑，行之以信 ”，做到令行禁止，严不可犯；将领必须与士卒同甘苦，共安危，奖励有功者，勉励无功者，抚恤和慰问牺牲将士的家属，以恩结士心，使其“乐战”、“乐死”；要“任贤使能”，选拔文武兼备、刚柔并用、能“率下安众、怖敌决疑”的人为将。
它强调料敌用兵，因情击敌。针对齐、秦、楚、燕、韩、赵六国的政治、地理、民情、军队、阵势等不同特点，提出了不同的作战方针和战法。例如：对齐作战，“必三分之，猎其左右，胁而从之”；对秦作战，先示之以利，待其士卒失去控制时，再“乘乖猎散，设伏投机”；与楚作战，则“袭乱其屯，先夺其气，轻进速退，疲而劳之，勿与争战”；同燕作战，则“触而迫之，陵而远之,驰而后之”和“谨我车骑必避之路”;与韩、赵作战时，则“阻阵而压之，众来则拒之，去则追之，以倦其师”。它还强调“审敌虚实而趋其危”。指出有八种情况，不需再卜问吉凶,即可向敌进击,在十三种情况下要“急击勿疑”,旨在乘隙蹈瑕,不失战机；又列举了不需占卜即可决定不与敌作战的六种情况，要“避之勿疑”。并进一步指出“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它还注重“应变”，提出击强、击众、谷战、水战、围城等具体战法。它最早对养马和骑战做了专门的论述。
《吴子》继承和发展了《孙子兵法》的有关思想，在历史上曾与《孙子》齐名，并称为“孙吴兵法”，因而为历代兵家所重视。现有日、英、法、俄等译本流传。
〈图国〉篇发展了孙武的"兵贵胜,不贵久"的思想
〈料敌〉篇主要讲述如何判断敌情,因敌制胜的问题.
〈治兵〉篇主要论述如何治军,指出战争的胜负不是取决与军队人数的多少,而是取决与军队是否法令严明,赏罚必信,打不散,拖不垮.
〈论将〉篇主要论述将帅的重要和对将帅素质的要求.将帅为全军的统帅,必须刚柔兼备.将帅必须依靠金鼓,旗帜和禁令,刑罚来治军和指挥作战.
〈应变〉篇阐述了在不同的情况下的应变之术和作战方法
〈励士〉篇主要讲述如何激励士气.
中国古代著名兵书，《武经七书》之一。相传战国初期吴起所著，战国末年即已流传。《汉书·艺文志》称“吴起四十八篇”，《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载为一卷。今有《续古逸丛书》影宋本及明、清刊本，存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六篇，分上下两卷。
《吴子》是在封建制度确立后，战争和军事思想有了显著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这时，军队成分的改变，铁兵器和弩的广泛使用以及骑兵的出现，引起了作战方式的明显变化。它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战争理论、军队建设和作战指导方面的观点。
《吴子》主张“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续古逸丛书》影宋本，下同）,把政治和军事紧密结合起来,所谓“文德”，就是“道、义、礼、仁”，并以此治理军队和民众。认为“民安其田宅，亲其有司”，“百姓皆是吾君而非邻国，则战已胜矣”，强调军队、国家要和睦。所谓“武备”,就是“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必须“简募良材，以备不虞”。它把战争区分为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等不同性质，主张对战争要采取慎重的态度，反对穷兵黩武。
它主张兵不在多，“以治为胜”。治，就是建设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前却有节,左右应麾,虽绝成陈,虽散成行，……投之所往，天下莫当。”要求选募良材、重用勇士和志在杀敌立功的人，作为军队的骨干，并“加其爵列”、“厚其父母妻子”；对士卒的使用要因人而异，使“短者持矛戟，长者持弓弩，强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给厮养，智者为谋主”，以发挥各自的特长；按照同乡同里编组,同什同伍互相联保,以对部众严加控制；采取“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十人学战，教成百人……万人学战，教成三军”的教战方法，严格训练；明法审令，使“进有重赏，退有重刑，行之以信 ”，做到令行禁止，严不可犯；将领必须与士卒同甘苦，共安危，奖励有功者，勉励无功者，抚恤和慰问牺牲将士的家属，以恩结士心，使其“乐战”、“乐死”；要“任贤使能”，选拔文武兼备、刚柔并用、能“率下安众、怖敌决疑”的人为将。
它强调料敌用兵，因情击敌。针对齐、秦、楚、燕、韩、赵六国的政治、地理、民情、军队、阵势等不同特点，提出了不同的作战方针和战法。例如：对齐作战，“必三分之，猎其左右，胁而从之”；对秦作战，先示之以利，待其士卒失去控制时，再“乘乖猎散，设伏投机”；与楚作战，则“袭乱其屯，先夺其气，轻进速退，疲而劳之，勿与争战”；同燕作战，则“触而迫之，陵而远之,驰而后之”和“谨我车骑必避之路”;与韩、赵作战时，则“阻阵而压之，众来则拒之，去则追之，以倦其师”。它还强调“审敌虚实而趋其危”。指出有八种情况，不需再卜问吉凶,即可向敌进击,在十三种情况下要“急击勿疑”,旨在乘隙蹈瑕,不失战机；又列举了不需占卜即可决定不与敌作战的六种情况，要“避之勿疑”。并进一步指出“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它还注重“应变”，提出击强、击众、谷战、水战、围城等具体战法。它最早对养马和骑战做了专门的论述。
《吴子》继承和发展了《孙子兵法》的有关思想，在历史上曾与《孙子》齐名，并称为“孙吴兵法”，因而为历代兵家所重视。现有日、英、法、俄等译本流传。
商圣苑是商圣范蠡的纪念地。地处南阳内乡县城东三公里的“三户山”上。临312国道，坐南面北，占地200余亩，主要建筑30多处，东依默河，西临宝天曼自然博物馆，处于伏牛山生态旅游圈的东部门户位置。
范蠡是春秋末期楚宛三户人，到越国后从军为上将军，著有《范蠡兵法》，世称兵家奇书。从政为相国，在越国危亡之时辅佐越王治国兴越，称霸诸侯，展示了其政治家、军事家的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越国胜利后，功成身退，泛舟五湖，下海经商，“富而好行其德”，“三徙成名于天下”。更有千古绝色佳人西施忘情相守，为伴终生，爱情曲折缠绵，令凡夫俗子望尘莫及。
范蠡的一生充满着惊奇、浪漫、务实及理性。惊奇之处在于能洞烛先机，并为越王制定“十年生聚，十年教训” 的政策，以时间换取空间，改变形势，并与文种成为越王勾践之左右股肱。浪漫之处在于献美人计复国，功成后与西子泛舟而去。务实之处在于不眼高手低看事务，在稳定中求发展……范蠡是一个大实业家，懂得如何善用资源，获得最大成就，使“陶朱公”三字流传后世，让陶朱事业成为商业的代名词。后人誉他：忠以治国，勇以克敌，智以保身，商以致富；富而好行其德；三徙成名于天下。
商圣范蠡作为中国公认的商业鼻祖，在商业文化中的地位无与伦比。他充满传奇色彩且富含哲理的财富人生、经济思想、政治品格自古以来就是儒商文化的发端与肇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范蠡商学所包含的商业精神，已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经世致用的宝贵财富。为了更好的弘扬商圣文化精神，打造商圣人文品牌，发扬亲商、爱商、尊商、重商的传统商业美德，加强海内外华商联络与交流，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从而使商圣文化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满足海内外华商寻根拜祖的心愿，在他去世两千多年后，他的故里南阳又将他重新“请”了回来，建成了现在的集旅游观光、祭祖朝圣、祈福平安、餐饮娱乐、文化研究与历史凭吊为一体的范蠡纪念地——商圣苑。
商圣苑内，林木繁茂，池水涟漪。倚三户山建有蠡城、范公祠、吴越春秋、蠡施阁等纪念性建筑群。其气势辉宏，古朴凝重，紧凑瑰丽，雕梁画栋，巧夺天工。
范公祠是纪念范蠡的主体部分，占地约300多平方米，9大开间，正殿是范蠡坐像，两边是有关范蠡平生命运转折的几组画像；文种访贤、踏访吴越、卧薪尝胆、泛舟五湖、滨海开发、辞相散金、陶朱事业、万世商祖。几组画像清晰的展现出范蠡传奇的一生。
吴越春秋展示了吴越两国的代表人物及两国兵戎相见的战争过程。吴越争霸在中国历史上是相当精彩的一段，无论夫差、勾践，还是文种、范蠡、伍子胥、孙武等都是难得一见的人才。富有个性及野心的君王加上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军事天才，称霸的时间虽短，但他们主演的这出戏可歌可泣、精彩绝伦。可以称得上是整个春秋战国四百多年历史中最富戏剧性的一段。其中，范蠡是唯一完全没有输的大赢家。
蠡施阁富贵堂内供奉着范蠡与西施的坐像，讴歌着忠贞不渝的爱情。室内墙壁上画着范蠡和西施泛舟五湖的优美画面和范蠡在胶东半岛沿海开发的场景。
山后，建有专门研究商圣文化建筑，主要研究范蠡的军事思想、哲学思想、经济思想，认为他不仅是一位足智多谋、明晰大势的治国奇才，而且也是一位善于利用事物转化的辩证原理进行经营的商界鼻祖，研究揭示了范蠡的人格力量、思想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认为他开创了道德经商的儒商传统，可以转化为现代市场经济的规范和准则，把他和现代知识分子下海经商一事联系起来分析，使人重新认识儒家的义利观。
此外，还有“浣纱湖”、“浣纱亭”和“陶朱公养鱼池”等景点，都别有情趣。
商圣苑已成为向海内外展示商圣文化的重要窗口！相信，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商业价值的不断提高，商学思想的普遍认同，商圣苑的发展前景和优势也更加广阔。商圣苑还将继续加大投资力度，高标准、高质量、高品位、高水平分期改造扩建，充分利用声光电等高科技手段，对范蠡的生平事迹、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和商业思想价值进行挖掘展示，供海内外游客及政、商界人士瞻仰、学习、观光、纪念，真正将商圣苑打造成一个具有深刻文化内涵的人文品牌景区，成为南阳伏牛山生态旅游大格局内一颗璀璨的明珠。
范蠡是春秋末期楚宛三户人，到越国后从军为上将军，著有《范蠡兵法》，世称兵家奇书。从政为相国，在越国危亡之时辅佐越王治国兴越，称霸诸侯，展示了其政治家、军事家的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越国胜利后，功成身退，泛舟五湖，下海经商，“富而好行其德”，“三徙成名于天下”。更有千古绝色佳人西施忘情相守，为伴终生，爱情曲折缠绵，令凡夫俗子望尘莫及。
范蠡的一生充满着惊奇、浪漫、务实及理性。惊奇之处在于能洞烛先机，并为越王制定“十年生聚，十年教训” 的政策，以时间换取空间，改变形势，并与文种成为越王勾践之左右股肱。浪漫之处在于献美人计复国，功成后与西子泛舟而去。务实之处在于不眼高手低看事务，在稳定中求发展……范蠡是一个大实业家，懂得如何善用资源，获得最大成就，使“陶朱公”三字流传后世，让陶朱事业成为商业的代名词。后人誉他：忠以治国，勇以克敌，智以保身，商以致富；富而好行其德；三徙成名于天下。
商圣范蠡作为中国公认的商业鼻祖，在商业文化中的地位无与伦比。他充满传奇色彩且富含哲理的财富人生、经济思想、政治品格自古以来就是儒商文化的发端与肇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范蠡商学所包含的商业精神，已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经世致用的宝贵财富。为了更好的弘扬商圣文化精神，打造商圣人文品牌，发扬亲商、爱商、尊商、重商的传统商业美德，加强海内外华商联络与交流，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从而使商圣文化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满足海内外华商寻根拜祖的心愿，在他去世两千多年后，他的故里南阳又将他重新“请”了回来，建成了现在的集旅游观光、祭祖朝圣、祈福平安、餐饮娱乐、文化研究与历史凭吊为一体的范蠡纪念地——商圣苑。
商圣苑内，林木繁茂，池水涟漪。倚三户山建有蠡城、范公祠、吴越春秋、蠡施阁等纪念性建筑群。其气势辉宏，古朴凝重，紧凑瑰丽，雕梁画栋，巧夺天工。
范公祠是纪念范蠡的主体部分，占地约300多平方米，9大开间，正殿是范蠡坐像，两边是有关范蠡平生命运转折的几组画像；文种访贤、踏访吴越、卧薪尝胆、泛舟五湖、滨海开发、辞相散金、陶朱事业、万世商祖。几组画像清晰的展现出范蠡传奇的一生。
吴越春秋展示了吴越两国的代表人物及两国兵戎相见的战争过程。吴越争霸在中国历史上是相当精彩的一段，无论夫差、勾践，还是文种、范蠡、伍子胥、孙武等都是难得一见的人才。富有个性及野心的君王加上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军事天才，称霸的时间虽短，但他们主演的这出戏可歌可泣、精彩绝伦。可以称得上是整个春秋战国四百多年历史中最富戏剧性的一段。其中，范蠡是唯一完全没有输的大赢家。
蠡施阁富贵堂内供奉着范蠡与西施的坐像，讴歌着忠贞不渝的爱情。室内墙壁上画着范蠡和西施泛舟五湖的优美画面和范蠡在胶东半岛沿海开发的场景。
山后，建有专门研究商圣文化建筑，主要研究范蠡的军事思想、哲学思想、经济思想，认为他不仅是一位足智多谋、明晰大势的治国奇才，而且也是一位善于利用事物转化的辩证原理进行经营的商界鼻祖，研究揭示了范蠡的人格力量、思想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认为他开创了道德经商的儒商传统，可以转化为现代市场经济的规范和准则，把他和现代知识分子下海经商一事联系起来分析，使人重新认识儒家的义利观。
此外，还有“浣纱湖”、“浣纱亭”和“陶朱公养鱼池”等景点，都别有情趣。
商圣苑已成为向海内外展示商圣文化的重要窗口！相信，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商业价值的不断提高，商学思想的普遍认同，商圣苑的发展前景和优势也更加广阔。商圣苑还将继续加大投资力度，高标准、高质量、高品位、高水平分期改造扩建，充分利用声光电等高科技手段，对范蠡的生平事迹、政治思想、经济思想和商业思想价值进行挖掘展示，供海内外游客及政、商界人士瞻仰、学习、观光、纪念，真正将商圣苑打造成一个具有深刻文化内涵的人文品牌景区，成为南阳伏牛山生态旅游大格局内一颗璀璨的明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