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子》是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法家代表人物申不害的所著。申不害（约公元前395年～公元前337年），郑国京（今中国中部河南省荥阳县东南）人，韩国灭掉郑国后，韩昭侯重用他为丞相，在韩国主持改革，十五年间便使韩国强盛起来。《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说他原来信奉道家思想，后来分化出来，成为法家。他的著作《申子》原来有两篇，《汉书。艺文志》中说是六篇。
邓析（?～公元前501），春秋末年郑国思想家和革新家。子产执政时，任郑国大夫。从现有史料看，他是坚决反对“礼治”的先行者，“不法先王，不是礼义 ”。他不满子产所铸刑书，竟自己编了一部《竹刑》。晋人杜预在注《左传》时说，邓析“欲改郑所铸旧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书之于竹简，故言竹刑”。邓析提出“事断于法”的主张，意即必须以法作为判断人们言行是非的标准，这正是后来法家反对“礼治”、主张“法治”的要求。目前流传的《邓析子》据传是后人伪托。但其中有些观点当源于邓析。
邓析还曾私家招收门徒，传授法律知识和诉讼方法，当时向他“学讼者不可胜数”。这也是中国法制史上的创举。邓析又以擅长辩论著称：“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词”，并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在他的倡导和鼓动下，当时郑国曾兴起一股革新浪潮，给新、老贵族的统治造成严重威胁，以至“郑国大乱，民口欢哗 ”，最后终于出现了“郑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的结局。驷歂是继子产、子大叔之后的郑国执政，他杀了邓析，却不得不用《竹刑》；《荀子·非十二子》谓其：“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绮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惠施、邓析也。
邓析还曾私家招收门徒，传授法律知识和诉讼方法，当时向他“学讼者不可胜数”。这也是中国法制史上的创举。邓析又以擅长辩论著称：“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词”，并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在他的倡导和鼓动下，当时郑国曾兴起一股革新浪潮，给新、老贵族的统治造成严重威胁，以至“郑国大乱，民口欢哗 ”，最后终于出现了“郑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的结局。驷歂是继子产、子大叔之后的郑国执政，他杀了邓析，却不得不用《竹刑》；《荀子·非十二子》谓其：“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绮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惠施、邓析也。
《管子》是战国时各学派的言论汇编，内容很庞杂，包括法家、儒家、道家、阴阳家、名家、兵家和农家的观点，传说是春秋时期管仲的著作。
现在版本的《管子》是在西汉时由刘向编定的，原有八十六篇，现只有七十六篇，内容分为八类：《经言》九篇，《外言》八篇，《内言》七篇，《短语》十七篇，《区言》五篇，《杂篇》十篇，《管子解》四篇，《管子轻重》十六篇。
现在版本的《管子》是在西汉时由刘向编定的，原有八十六篇，现只有七十六篇，内容分为八类：《经言》九篇，《外言》八篇，《内言》七篇，《短语》十七篇，《区言》五篇，《杂篇》十篇，《管子解》四篇，《管子轻重》十六篇。
《商君书》是战国时期商鞅一派法家著作的汇编，又名《商子》。商鞅（约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38年），他出身于卫国国君的远亲，名鞅，所以称卫鞅或者公孙鞅，后来因为在秦国变法有功，被封在商，所以后人一般都称他商鞅。他年轻时就喜欢法律之学，曾经在魏国相公叔痤的手下做过家臣，对李悝和吴起等人在魏国的变法情况很熟悉，在公元前361年，秦孝公即位，广求贤才，商鞅于是带着《法经》到了秦国，开始在秦国变法，史称“商鞅变法”。
《韩非子》是中国古代著名思想家韩非的著作。
全书分为五十五篇，为法家集大成的作品。
全书分为五十五篇，为法家集大成的作品。
（宋）桂万荣 撰（明）呉讷 删补。
开禧丁夘春，仆以饶之余干尉趋郡，书满，纠曹孙公起予，武林人也，留欵竟日。话次因及臬事，谓凡典狱之官，实生民司命，天心向背、国祚修短系焉，比他 职掌尤当谨重。近者鄱阳尉胥为人所杀，昏暝莫知主名，承捕之吏续执俞达以告，证佐皆具，亦既承伏，以且谋连二弓手结欵，无一异词。某独不能无疑，躬造台府 请缓其事，重立赏榜，广布尔目，俾缉正囚。未几，果得龚立者，以正典刑。不然，横致四无辜于死地，衔寃千古，咎将谁执！万荣闻之，瞿然敛衽，因叹吾夫子三 絶韦编，特着其议狱缓死之象于中孚，而古之君子亦尽心于一成不可变者，公其有焉。既而东归，参选待次建康，犴曹屡省斯事，若有隠忧，遂于暇 日，取和鲁公父子疑狱集，参以开封郑公折狱龟鉴，比事属词，聫成七十二韵，号日棠阴比事。凡与我同志者类，能上体厯代钦恤之意，下究诸公编劘之心，研精极 虑，不谓空言，则棠阴着明教，棘林无夜哭，曷胜多礼之幸。是用弗嫌于近名，拟锓诸木以广其传。岁在重光协洽闰月望 日四明桂万荣序。
端明改元七月乙帽，万荣以尚右郎蒙恩升对，首奏守一心之正以谨治原，次奏惩群吏之贪以固邦本。天威咫尺，洊赐襃嘉，既而玉音巽发，谓：朕尝见卿所编棠阴比事，知卿听讼决能审克。万荣即恭奏：臣昨调建康司理右掾，待次 日久，因编此以资见闻。岂料天侈其逢，误闗乙览，容臣下殿。恭谢既出，黄门便有力求此本者锓梓星江，逺莫之致，是用重刋流布，庶可上广圣主好生之徳，下禆莅官哀矜之志。十月既望朝散大夫新除直寳章阁知常徳府桂万荣谨识 。
开禧丁夘春，仆以饶之余干尉趋郡，书满，纠曹孙公起予，武林人也，留欵竟日。话次因及臬事，谓凡典狱之官，实生民司命，天心向背、国祚修短系焉，比他 职掌尤当谨重。近者鄱阳尉胥为人所杀，昏暝莫知主名，承捕之吏续执俞达以告，证佐皆具，亦既承伏，以且谋连二弓手结欵，无一异词。某独不能无疑，躬造台府 请缓其事，重立赏榜，广布尔目，俾缉正囚。未几，果得龚立者，以正典刑。不然，横致四无辜于死地，衔寃千古，咎将谁执！万荣闻之，瞿然敛衽，因叹吾夫子三 絶韦编，特着其议狱缓死之象于中孚，而古之君子亦尽心于一成不可变者，公其有焉。既而东归，参选待次建康，犴曹屡省斯事，若有隠忧，遂于暇 日，取和鲁公父子疑狱集，参以开封郑公折狱龟鉴，比事属词，聫成七十二韵，号日棠阴比事。凡与我同志者类，能上体厯代钦恤之意，下究诸公编劘之心，研精极 虑，不谓空言，则棠阴着明教，棘林无夜哭，曷胜多礼之幸。是用弗嫌于近名，拟锓诸木以广其传。岁在重光协洽闰月望 日四明桂万荣序。
端明改元七月乙帽，万荣以尚右郎蒙恩升对，首奏守一心之正以谨治原，次奏惩群吏之贪以固邦本。天威咫尺，洊赐襃嘉，既而玉音巽发，谓：朕尝见卿所编棠阴比事，知卿听讼决能审克。万荣即恭奏：臣昨调建康司理右掾，待次 日久，因编此以资见闻。岂料天侈其逢，误闗乙览，容臣下殿。恭谢既出，黄门便有力求此本者锓梓星江，逺莫之致，是用重刋流布，庶可上广圣主好生之徳，下禆莅官哀矜之志。十月既望朝散大夫新除直寳章阁知常徳府桂万荣谨识 。
在我国历代文论著作中,文章学家和文学批评家对司法文书说不上十分重视,但在其谈到文章辨体问题时却时见论及。曹丕《典论·论文》里提到的“书”,刘勰《文心雕龙·书记》所列举的“律者”、“契者”、“券者”,即属于司法文书的范畴。到明代,吴纳的《文章辨体》和徐师曾的《文体明辨》都曾把“判词”列为专门文体加以论述
马非百先生几十年来潜心研究《管子轻得篇》，并于一九四三年开始写作《管子轻重新篇诠》，至今凡七易其稿。其第三稿，五十年代中期郭沫若同志编着《管五集校》时曾借去参考并列入引用书目，引用过近百条。郭老当时曾写给马先生一封信，对此稿作了评价，还建议“另外写成一篇综合的研究——既是写成论文形式”。马先生接受这一意见，先后写了三篇论文，合称《论管子轻重》。对《轻重》原文的校释部分也作了多次修改。现在，我们将两部分合并出版，并根据马先生本人意愿，将郭老的信加以影印，放在前面。
著者在本书中，比较注意研究《轻重》的著作时代和贯串《轻重》各篇的基本思想理论体系，并以此为指导来进行具体文字的校释。对《轻重》中一些常用字词和专门术语的含义，也注意进行了综合的分析与研究。在原文校释上采取慎重态度，凡认为可通的不轻易改、补、删、移。他在有关《轻重》的一些问题和原意在解释上都提出了许多独立的见解，并对不同的意见进行了驳辩。相信此书的出版，对于促进《轻重》研究中各种不同意见的争鸣，从而使研究更加深入，会有一定的好处。
著者在本书中，比较注意研究《轻重》的著作时代和贯串《轻重》各篇的基本思想理论体系，并以此为指导来进行具体文字的校释。对《轻重》中一些常用字词和专门术语的含义，也注意进行了综合的分析与研究。在原文校释上采取慎重态度，凡认为可通的不轻易改、补、删、移。他在有关《轻重》的一些问题和原意在解释上都提出了许多独立的见解，并对不同的意见进行了驳辩。相信此书的出版，对于促进《轻重》研究中各种不同意见的争鸣，从而使研究更加深入，会有一定的好处。
上元二年（675）三月，女皇武则天引文学之士著作郎元万顷、左史刘祎之等人，修撰此书，作为臣僚借鉴之书。此书2卷10篇，以儒家传统道德观念为基础，论述为臣者正心、诚意、爱国、忠君之道，作为臣僚的座右铭与士人贡举习业的读本，永远维持封建统治地位。原书久佚，现有《粤雅堂丛书》本，据曰本《佚存丛书》本刊行。
武则天624～705），唐高宗李治皇后，后为周则天皇帝，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东）人。武则天14岁时，唐太宗李世民召入宫为才人。太宗死后，则天入感业寺为尼。唐高宗即位，复召入宫，拜昭仪，进号宸妃，与王皇后、萧淑妃争宠，互相谗毁。永徽六年（655）高宗立武氏为皇后。王皇后被废不久，即与萧淑妃同被则天害死。则天素多智计，兼涉文史，自显庆末年起，乘高宗体弱多病之机，遂专国柄，威势曰重。上元元年（674），高宗称“天皇”，武后称“天后”，宫中称为“二圣”。弘道元年（683）高宗去世，中宗李显即位，则天临朝称制。嗣圣元年（684）二月，则天废中宗为庐陵王，立睿宗李旦，继续临朝称制。则天于天授元年（690）称帝，国号周。废睿宗为皇嗣，改东都洛阳为神都。
武则天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大肆翦除异己，打击政敌，并滥杀一些被她怀疑的大臣。唐初的元老重臣如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裴炎及程务挺等人，少数被贬逐，多数遭诛杀；李氏皇室及宗室诸王相继杀戮殆尽。武则天以女主的身份号令天下，执政前又无自己的心腹，执政后多疑臣民不忠于己，遂任用索元礼、周兴及来俊臣等酷吏，广事罗织，严酷逼供，奖励告密，虽然消灭了一些政敌，但也滥杀无辜。到武周政权正式建立以后，斗争趋向缓和，此风才有所收敛。武则天为抬高武氏一族及宠臣李义府等人的社会地位，抑制旧门阀士族及李唐皇族，改《贞观氏族志》为《姓氏录》，把武家列入第一等，并规定凡五品以上官员皆入于谱。为了培植自己的政治力量，扩大其政权的社会基础，她举行殿试，创武举、自举、试官等制，员外置官，破格用人。这样做虽然选拔了一批才能之士，但也不免使官员倍增，流于冗滥。
高宗在位时，武则天曾上疏建言12事，其中有劝农桑、薄赋敛、息干戈、禁淫巧、省力役等进步的主张，高宗皆略施行之。在武则天执政的半个世纪中，由于隋末农民起义的作用及唐太宗贞观之治奠定的基础，也由于武则天沉重打击了旧士族和大贵族、大官僚集团，执行了一些具有进步性的政策，所以社会经济呈现出发展的趋势。武周政权建立后，她感到整个西域过于阔远，不易管辖，遂于长安二年（702）把天山以北地区从安西都护府划出来，另置北庭都护府，治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安西四镇（即碎叶、龟兹、于阗、疏勒）自垂拱二年（686）起为吐蕃所占。武则天不甘心失土，乃于长寿元年（692）遣王孝杰等大破吐蕃，恢复了四镇。武则天还非常重视著述，召学士先后撰成《玄览》、《古今内范》、《青宫纪要》、《少阳政范》、《维城典训》、《紫枢要录》、《凤楼新诫》、《孝子传》、《列女传》、《内范要略》、《乐书要录》、《百寮新诫》、《兆人本业》、《臣轨》等书。她另有《垂拱集》、《金轮集》等著述。
但武则天也有不少消极的行为。她信图、崇佛教、建寺院、筑明堂、造天枢、铸九鼎，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打击政敌的过程中也不免滥杀无辜。官吏大增也必然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在她统治时期尽管社会经济有所上升，但逃户问题已经曰益严重，府兵制开始走向破坏。武则天重用武氏宗室武承嗣、武三思、武攸绪及武攸宁等人，并大封武氏宗人为王。大臣吉顼等人深以嗣君之选为虑，武则天也感到作为女子，死后只能入李家宗庙享子孙祭祀，所以接受臣下建议，于圣历元年（698）迎还庐陵王李显，复立为太子。武氏晚年宠爱男妾张昌宗、张易之兄弟，二人狐假虎威，作威作福。神龙元年（705）正月，张柬之、桓彦范、崔玄、敬晖等人联合右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发动政变，诛杀二张，逼则天退位，迎中宗复位。中宗上尊号为则天大圣帝，后人因称她为“武则天”。同年十一月去世。
武则天624～705），唐高宗李治皇后，后为周则天皇帝，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东）人。武则天14岁时，唐太宗李世民召入宫为才人。太宗死后，则天入感业寺为尼。唐高宗即位，复召入宫，拜昭仪，进号宸妃，与王皇后、萧淑妃争宠，互相谗毁。永徽六年（655）高宗立武氏为皇后。王皇后被废不久，即与萧淑妃同被则天害死。则天素多智计，兼涉文史，自显庆末年起，乘高宗体弱多病之机，遂专国柄，威势曰重。上元元年（674），高宗称“天皇”，武后称“天后”，宫中称为“二圣”。弘道元年（683）高宗去世，中宗李显即位，则天临朝称制。嗣圣元年（684）二月，则天废中宗为庐陵王，立睿宗李旦，继续临朝称制。则天于天授元年（690）称帝，国号周。废睿宗为皇嗣，改东都洛阳为神都。
武则天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大肆翦除异己，打击政敌，并滥杀一些被她怀疑的大臣。唐初的元老重臣如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裴炎及程务挺等人，少数被贬逐，多数遭诛杀；李氏皇室及宗室诸王相继杀戮殆尽。武则天以女主的身份号令天下，执政前又无自己的心腹，执政后多疑臣民不忠于己，遂任用索元礼、周兴及来俊臣等酷吏，广事罗织，严酷逼供，奖励告密，虽然消灭了一些政敌，但也滥杀无辜。到武周政权正式建立以后，斗争趋向缓和，此风才有所收敛。武则天为抬高武氏一族及宠臣李义府等人的社会地位，抑制旧门阀士族及李唐皇族，改《贞观氏族志》为《姓氏录》，把武家列入第一等，并规定凡五品以上官员皆入于谱。为了培植自己的政治力量，扩大其政权的社会基础，她举行殿试，创武举、自举、试官等制，员外置官，破格用人。这样做虽然选拔了一批才能之士，但也不免使官员倍增，流于冗滥。
高宗在位时，武则天曾上疏建言12事，其中有劝农桑、薄赋敛、息干戈、禁淫巧、省力役等进步的主张，高宗皆略施行之。在武则天执政的半个世纪中，由于隋末农民起义的作用及唐太宗贞观之治奠定的基础，也由于武则天沉重打击了旧士族和大贵族、大官僚集团，执行了一些具有进步性的政策，所以社会经济呈现出发展的趋势。武周政权建立后，她感到整个西域过于阔远，不易管辖，遂于长安二年（702）把天山以北地区从安西都护府划出来，另置北庭都护府，治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安西四镇（即碎叶、龟兹、于阗、疏勒）自垂拱二年（686）起为吐蕃所占。武则天不甘心失土，乃于长寿元年（692）遣王孝杰等大破吐蕃，恢复了四镇。武则天还非常重视著述，召学士先后撰成《玄览》、《古今内范》、《青宫纪要》、《少阳政范》、《维城典训》、《紫枢要录》、《凤楼新诫》、《孝子传》、《列女传》、《内范要略》、《乐书要录》、《百寮新诫》、《兆人本业》、《臣轨》等书。她另有《垂拱集》、《金轮集》等著述。
但武则天也有不少消极的行为。她信图、崇佛教、建寺院、筑明堂、造天枢、铸九鼎，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在打击政敌的过程中也不免滥杀无辜。官吏大增也必然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在她统治时期尽管社会经济有所上升，但逃户问题已经曰益严重，府兵制开始走向破坏。武则天重用武氏宗室武承嗣、武三思、武攸绪及武攸宁等人，并大封武氏宗人为王。大臣吉顼等人深以嗣君之选为虑，武则天也感到作为女子，死后只能入李家宗庙享子孙祭祀，所以接受臣下建议，于圣历元年（698）迎还庐陵王李显，复立为太子。武氏晚年宠爱男妾张昌宗、张易之兄弟，二人狐假虎威，作威作福。神龙元年（705）正月，张柬之、桓彦范、崔玄、敬晖等人联合右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发动政变，诛杀二张，逼则天退位，迎中宗复位。中宗上尊号为则天大圣帝，后人因称她为“武则天”。同年十一月去世。
历史上最著名的酷吏，请君入瓮的发明者来俊臣所著；乃中国几千年文明史中孽生 出来的集邪恶智慧之大成的诡计全书；是一部酷吏赤裸裸施酷行恶的告白。
整人专家酷吏周兴临死之际，看过《罗织经》，自叹弗如，竟甘愿受死；一代人杰宰相狄仁杰阅罢《罗织经》，冷汗迭出，却不敢喊冤；雄才女皇武则天面对《罗织经》，叹道：“如此机心，朕未必过也。”杀机遂生。
愤青史记之酷吏来俊臣：愤青革命
［从“罗织”说起］
比如说有一位“酷吏”，这个人名叫来俊臣，他曾是女皇武则天的得力手下，在近期电视剧中，是个频频出镜的人物。这是个能干真事的人，而且他的“愤”，并不直接对准百姓，而是对于当时的部分大官僚，甚至很多前朝的王族贵胄。
据《新唐书》与《资治通鉴》的记载，来俊臣生前曾经与人合作，共同撰写过一部《罗织经》，这是一部专门讲罗织罪名、角谋斗智、构人以罪、兼且整人治人的“愤书”。传说武则天看后也很感叹，她说：“如此心机，朕亦未必过也!”
台湾学者柏杨注疏《资治通鉴》，对此书作过这样的评价：“武周王朝，在历史上出现短短十六年，对人类文化最大的贡献，就是一部《罗织经》。”
不过可惜的是，这部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本由愤青“自主撰写”的重要经典，发现挖掘得太晚，至今已佚千年。据说前几年曾有人拼凑出一本《罗织经》，似乎非真。我个人认为，这本书，如能早些刊行于世，说不定会改变中国社会的现状，那也很有可能。
来俊臣生当盛唐，此人不似陈亮与严蕊，因为他“无才无学”，也不似汲黯有汉武帝这个阔学生，按说他应该没有什么可以“愤懑”的，但是很奇怪，他遇到了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大时代、大机遇。
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奉行孔孟之道的人治社会，官场上历来是“下附上，以成志；上恃下，以成名。”
身为下等人，要想挤进仕途，谋取官位，获得权力，必须取悦上司，得到上司的赏识提携，否则也是徒有其志。用眼下时髦的话说：首先你本人得行—— 还得有人说你行——说你行的人还得行——还得行的人对你行不行很关键：“他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
［女皇武则天］
唐武则天称帝，史称“武后革命”，这里的“革命”，是革命的本意，革是动词，命是朝代，所以，革命是“改朝换代”的意思。
但是武后革命，其来路并不十分坦荡，早期大致可行，深入体制之后，就是问题多多。所以不动用权谋，不获得众多官僚的拥戴，没有政治手腕，新体制也是建立不起来，或者建立起来也没有根基。
武则天既位前后，也进行了“流血的”王朝更替，但是在其过程中，社会发展所付出的代价，也是相当巨大的。在唐高宗想立武则天为皇后的时候，掌握大权的贞观老臣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出面竭力反对，他们认为武则天出身低微，不配当皇后。武则天当了皇后以后，她依靠庶族官僚李义府、许敬宗等支持，贬长孙无忌、杀掉了褚遂良等人。
高宗死后，武则天临朝听政。唐中宗、睿宗，实际上只是她的傀儡。684年(光宅元年)，柳州司马徐敬业以匡复唐室、拥立庐陵王为号召，在扬州起兵，人数曾发展到十余万。688年(垂拱四年)，宗室李冲在博州(山东聊城)、李贞在豫州(河南汝南)又起兵反武则天。这两次起兵都很快被武则天派兵击溃。
分析武周乱象之源，这是由于一个新朝的建立，使原来依附于旧朝廷的皇室、外戚、高官们失去了自己的天堂，他们如何能够甘心？先是分开叛乱，虽然总是被镇压，但他们终究是一股潜在的政治势力，时刻威胁着新朝的生存。武则天明察多识，怎会漠然处之、令其滋蔓呢？
［积案如山］
武则天正苦于此事，一个叫鱼保家的人来献策，请铸“铜匦”，奖励告密。这可正中女皇下怀，立即诏令鱼保家监铸铜匦，并诏旨各个州县，凡有欲进京告密者，州县给以驿马和五品官的供奉，送其尽速来京，并不得“问诘”所告内容。告密属实者，给以封赏；不实者，免予追究。从此，四面八方的告密者蜂拥而来，跑到长安向“铜匦”投书者络绎不绝。
这个铜匦设置之后，可以“风闻言事”，告密的人们，也就越来越多，其中主要的成分，就是各类愤青，以至于积案如山，日渐“垃圾化”。
武则天没有办法，就从愤青中拔擢了一大批官吏刑讯、治狱，“愤青事，愤青毕”。这批愤青，大多数出身于市民与下层社会，却从此进入了宫廷与“上流社会”，成为出身草根的新朝官僚。
武则天正好要以这些人“为其刀斧”，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在这些愤青的助力之下，她先诛杀宗室数百人，又杀大臣与高官数百家，刺史以下的军政官吏则不计其数，以千百万人头落地，来打击李唐宗室及旧朝势力。
来俊臣也是恰好赶上了，他善于“揣摩上意”，积极参与，共襄“愤青革命”的“盛举”；为此，仅经他的手诛杀的大臣和官员，据《新唐书》记载，共有一千多家。
新朝滥杀，愤青当道。引起人人自危，造成了新的危机，武则天就反手委罪于这些“愤青官吏”的“贪酷”，以此脱卸责任，借用鹰犬的头颅，来缓解日趋紧张的社会矛盾。
有时候读这段历史，我认为来俊臣这些愤青，其个人是相当无辜的，他们只是朝廷的鹰犬--他们中的很多人，虽然是以告密进身，为吏害人无数；但是你真正观察他们的办案，都是“职务犯罪”，属于执行最高层的授意及高层的政治意图，却很难发现他们“为恶民间”的实据。
对此，《新唐书》的评价也很公道，认为：“呜呼！非吏敢也，时诱之为也。观俊臣辈，怵利放命，内怀滔天，又张汤、郅都之土苴云。”最后一句是说，愤青们如此嚣张，也有可以理解的地方：他们如果赶上了好时候，遇到了汉景帝或者汉武帝这样的明君，也都应该是国家的“栋梁之材”。
而且，武则天对他们也很无情，比如，来俊臣最后被杀，也没有真正的过恶--受理此案的官员，原本就是来俊臣很多年的好朋友卫遂忠，也是当时著名的愤青之一，“造案”手段高强，自然也把来俊臣办成了“铁案”、问成了“死罪”，“斩于西市”，“以马践其骨，无孑馀，家属籍没。”
来俊臣至死也没有辩白。
这说明，他在心中很明白，自己只是一种工具、鹰犬，兔死狗烹，没有其它“政治价值”，所以，也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当个愤青，“砍头只当风落帽”，有道是“愤青不怕死，怕死不愤青”，而来俊臣这个人，其实是非常值得重视与分析的--属于“典型环境之中的典型愤青”。
［“治贪官可用酷吏”］
唐代以文治武功开国、治国。但是由于本来就是隋皇室的亲族、蕃镇，所以，内乱一直很多，从晋阳宫之变、玄武门之变，这种事情，武则天自然见过、听说过很多。
武则天自十二岁进宫，在深宫近70年，可以说什么人都已经见识过了。她过手的宫吏
，五行八作，什么都有。包括谢瑶环与上官婉儿这类女官中的权臣，所以，她手下有几个“愤青”，怙势作恶，逞凶一时，应该可以理解。
对这些人，史家评论：“高者蒙封爵，下者被赉赐，以劝天下。于是索元礼、来俊臣之徒，揣后密旨，纷纷并兴；泽吻磨牙，噬绅缨若狗豚然。至叛脔臭达道路，冤血流离刀锯；忠鲠贵强之臣，朝不保昏。”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极“罗织”之能事，肆“穷治”之淫威，嗜“诛杀”如癖好，愤青当道，杀得人们害怕了，然后武则天“想干啥就干啥!”不过也很清楚，是什么人“朝不保昏”呢？原来是“贵臣”与“强臣”，这其实也难怪武则天。
要说，这与武则天的个性有关。年青时，初入深宫，她就以为唐太宗驯烈马闻名朝野了，因为她主张以“铁鞭、铁挝、匕首”这三种“策略”对付烈马，所以不管多烈的马匹，到她手中，不出三天，也能搞定。
如来俊臣这样的愤青，出身草根，基本上没有文化，不可能凭科举求得进身之路，他们只能依靠“实实在在”的本领在朝中立足。实际上，他们也只是武则天手中驯马的一条鞭子罢了。至于他们是否真的贪财利、或者杀人如麻，贪功、贪爵，直至“贪取 ”皇位，遍翻史书，我没有看到过真凭实据。
而且，退一步说，这些人就算愤青，使人觉得轻薄可恶，责任也不在他们——历史是严肃的，这一群愤青，何以能逞威作恶？无人指使，这可能吗？来俊臣更是其中的典型。
也许，来俊臣的性格中有其凶狠歹毒、残酷无比的一面，但这个人也有“能言善辩、观察入微、工作扎实、积极肯干”的另外一面。如果只知其“愤”，不知其“能”，未免失于公正。毕竟，司马光就认为，“治贪官须用重典”，这句话还是蛮有道理的！
［“投匦”而来］
据《新唐书·列传·酷吏》一章的介绍，来俊臣出身穷苦，他是京兆万年县(今陕西长安县)人。父来操，是一位平民，据说不务正业，以赌博为生。曾与同村的另一个赌徒蔡本要好，一次，蔡本赌输了，欠了来操赌债。来操知蔡本无力偿还，便索蔡本的妻子抵偿赌债。这样，来操算是有了老婆，来俊臣便随母亲到了来家。
来俊臣的生父、养父都是市民与下层游民阶层，地位低贱。来俊臣年青的时候，离家出外游历，这是当时的社会风俗，但他在和州(今安徽和县)，被官府无故以盗窃罪捉拿入狱。来俊臣保命为先，没有办法，便采取了把事情“闹大”的手段，于是他在狱中上告，诬陷捉他的人想谋反，以求脱罪。客观地说，这也是来俊臣生性聪明、处事果断的一面。
谋反，乃当时非同小可之事，涉及政治要案。和州刺史东平王李续也只好立即提审、拘问他。来俊臣本来就不知道任何谋反的事实，他要的就是不要糊里糊涂地死在狱中，所以也就没有再闹下去，只是敷衍李续。李续问不出结果，就打了他一百大扳，释放了。这是来俊臣生平第一次体会到了官场的昏瞆与黑暗面。
唐天授年间，朝廷正处在“换血”阶段，武则天出于自己的政治野心，所以一方面残酷无情地打击异己，排斥一切反对或不顺从自己的力量，特别警惕李氏皇族中的各种成员；另一方面兼收并蓄，大肆网罗亲附或支持自己的力量，而且特别重视异姓而又没有后台的各种人物，以充实发展自己的政治势力。
正是在这种气候下，居于李氏皇族的和州刺史东平王李续受到武后的打击，被捕下狱了。来俊臣闻悉，为报私愤，同时也希望获得一个进身、出名的机会，于是他检举了李续在和州的劣政，“投匦”告李续“共逆”，称朝廷应该重治李续。
此时初步控制了朝政的武则天，最怕身边的人叛逆、谋反，因此，她破例召见了这个闻所未闻的草根下民、愤青代表来俊臣。来俊臣向武则天报告说，他先前曾向李续投状，揭发琅琊王李冲谋反，但却被李续扣压不报，还被冤枉地打了一百大板。
这使武则天很有兴趣，一方面获得了李续的罪证，一方面又觉得来俊臣十分忠心，于是，武则天提拔来俊臣担任“侍御史”，加朝散大夫，负责审理因案狱犯。这在当时，并不是什么特别的待遇，但是来俊臣做梦也没有想到由此一步登天，从此有了进一步为武则天报效的可能。他也确实竭其所能、很重视这个可以表现的机会——至于滥杀无辜，那是后来的事情。
此后，来也因为办案而“获宠”，在任“屡兴大狱”。
公堂之上，来俊臣本来只有受审、被拘的份，谁知一朝突变，他竟坐到侍御史的宝座上，居公堂按讯别人。万幸的是，来俊臣确实有“决狱”的天才，他经常听审，研究案犯们抵赖的心理因素，也经常求教于一些“老行尊”，也就是一些公门中的旧人。因而只要他出审，经常有非常好的效果。武则天当朝问案，本来就只求以打击政敌为目的，案件原来没有什么内容，这虽然使来俊臣办案具有极大的难度，但只要他能有办法迅速结案，一般都不会有什么后顾之忧。
当时，以大唐法令，共502款，条款分明，本来诸如“刑不上大夫”这一套，在唐朝的实行，是非常严格的--据《新唐书》的记载：“太宗定天下，留心听断，著令：州县论死三覆奏，京师五覆奏。狱已决，尚芋然为彻膳止乐。至晚节，天下刑几措。”
这也就是说，正规的封建制度下，也是不轻易杀人的，特别是朝臣，一定要皇上亲自断定是否该杀，而且要反复三到五次；杀一个大臣，“罪在朕躬”，按规定，皇帝本人还“撤膳、止乐”，以惩罚自己。所以直到贞观未年，唐太宗几乎没有处死过任何大臣。
武后时期，这些律条也没有变化，但是来俊臣等人已经有所突破，
对刑法，他用得上就用，用不上就搁置一边——一味严刑拷打，刑讯逼供，所谓“罗织、穷治”，在这方面，此人确实具有特殊的才能。
武则天让来俊臣初办的几桩案子，来俊臣“声应气求”，迅速结案。让武则天感到“称旨 ”，感觉此人能干。于是，武则天又故意纵容他严刑峻法，以“胁制群臣”。朝中大臣，凡不顺从武则天，哪怕只有“纤介”之过，细微之失，武则天就授意来俊臣兴狱问罪。而来俊臣必能心领神会，按照武则天的意图，构害别人下狱，然后“穷治至死”。
整人专家酷吏周兴临死之际，看过《罗织经》，自叹弗如，竟甘愿受死；一代人杰宰相狄仁杰阅罢《罗织经》，冷汗迭出，却不敢喊冤；雄才女皇武则天面对《罗织经》，叹道：“如此机心，朕未必过也。”杀机遂生。
愤青史记之酷吏来俊臣：愤青革命
［从“罗织”说起］
比如说有一位“酷吏”，这个人名叫来俊臣，他曾是女皇武则天的得力手下，在近期电视剧中，是个频频出镜的人物。这是个能干真事的人，而且他的“愤”，并不直接对准百姓，而是对于当时的部分大官僚，甚至很多前朝的王族贵胄。
据《新唐书》与《资治通鉴》的记载，来俊臣生前曾经与人合作，共同撰写过一部《罗织经》，这是一部专门讲罗织罪名、角谋斗智、构人以罪、兼且整人治人的“愤书”。传说武则天看后也很感叹，她说：“如此心机，朕亦未必过也!”
台湾学者柏杨注疏《资治通鉴》，对此书作过这样的评价：“武周王朝，在历史上出现短短十六年，对人类文化最大的贡献，就是一部《罗织经》。”
不过可惜的是，这部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本由愤青“自主撰写”的重要经典，发现挖掘得太晚，至今已佚千年。据说前几年曾有人拼凑出一本《罗织经》，似乎非真。我个人认为，这本书，如能早些刊行于世，说不定会改变中国社会的现状，那也很有可能。
来俊臣生当盛唐，此人不似陈亮与严蕊，因为他“无才无学”，也不似汲黯有汉武帝这个阔学生，按说他应该没有什么可以“愤懑”的，但是很奇怪，他遇到了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千载难逢的大时代、大机遇。
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奉行孔孟之道的人治社会，官场上历来是“下附上，以成志；上恃下，以成名。”
身为下等人，要想挤进仕途，谋取官位，获得权力，必须取悦上司，得到上司的赏识提携，否则也是徒有其志。用眼下时髦的话说：首先你本人得行—— 还得有人说你行——说你行的人还得行——还得行的人对你行不行很关键：“他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
［女皇武则天］
唐武则天称帝，史称“武后革命”，这里的“革命”，是革命的本意，革是动词，命是朝代，所以，革命是“改朝换代”的意思。
但是武后革命，其来路并不十分坦荡，早期大致可行，深入体制之后，就是问题多多。所以不动用权谋，不获得众多官僚的拥戴，没有政治手腕，新体制也是建立不起来，或者建立起来也没有根基。
武则天既位前后，也进行了“流血的”王朝更替，但是在其过程中，社会发展所付出的代价，也是相当巨大的。在唐高宗想立武则天为皇后的时候，掌握大权的贞观老臣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出面竭力反对，他们认为武则天出身低微，不配当皇后。武则天当了皇后以后，她依靠庶族官僚李义府、许敬宗等支持，贬长孙无忌、杀掉了褚遂良等人。
高宗死后，武则天临朝听政。唐中宗、睿宗，实际上只是她的傀儡。684年(光宅元年)，柳州司马徐敬业以匡复唐室、拥立庐陵王为号召，在扬州起兵，人数曾发展到十余万。688年(垂拱四年)，宗室李冲在博州(山东聊城)、李贞在豫州(河南汝南)又起兵反武则天。这两次起兵都很快被武则天派兵击溃。
分析武周乱象之源，这是由于一个新朝的建立，使原来依附于旧朝廷的皇室、外戚、高官们失去了自己的天堂，他们如何能够甘心？先是分开叛乱，虽然总是被镇压，但他们终究是一股潜在的政治势力，时刻威胁着新朝的生存。武则天明察多识，怎会漠然处之、令其滋蔓呢？
［积案如山］
武则天正苦于此事，一个叫鱼保家的人来献策，请铸“铜匦”，奖励告密。这可正中女皇下怀，立即诏令鱼保家监铸铜匦，并诏旨各个州县，凡有欲进京告密者，州县给以驿马和五品官的供奉，送其尽速来京，并不得“问诘”所告内容。告密属实者，给以封赏；不实者，免予追究。从此，四面八方的告密者蜂拥而来，跑到长安向“铜匦”投书者络绎不绝。
这个铜匦设置之后，可以“风闻言事”，告密的人们，也就越来越多，其中主要的成分，就是各类愤青，以至于积案如山，日渐“垃圾化”。
武则天没有办法，就从愤青中拔擢了一大批官吏刑讯、治狱，“愤青事，愤青毕”。这批愤青，大多数出身于市民与下层社会，却从此进入了宫廷与“上流社会”，成为出身草根的新朝官僚。
武则天正好要以这些人“为其刀斧”，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在这些愤青的助力之下，她先诛杀宗室数百人，又杀大臣与高官数百家，刺史以下的军政官吏则不计其数，以千百万人头落地，来打击李唐宗室及旧朝势力。
来俊臣也是恰好赶上了，他善于“揣摩上意”，积极参与，共襄“愤青革命”的“盛举”；为此，仅经他的手诛杀的大臣和官员，据《新唐书》记载，共有一千多家。
新朝滥杀，愤青当道。引起人人自危，造成了新的危机，武则天就反手委罪于这些“愤青官吏”的“贪酷”，以此脱卸责任，借用鹰犬的头颅，来缓解日趋紧张的社会矛盾。
有时候读这段历史，我认为来俊臣这些愤青，其个人是相当无辜的，他们只是朝廷的鹰犬--他们中的很多人，虽然是以告密进身，为吏害人无数；但是你真正观察他们的办案，都是“职务犯罪”，属于执行最高层的授意及高层的政治意图，却很难发现他们“为恶民间”的实据。
对此，《新唐书》的评价也很公道，认为：“呜呼！非吏敢也，时诱之为也。观俊臣辈，怵利放命，内怀滔天，又张汤、郅都之土苴云。”最后一句是说，愤青们如此嚣张，也有可以理解的地方：他们如果赶上了好时候，遇到了汉景帝或者汉武帝这样的明君，也都应该是国家的“栋梁之材”。
而且，武则天对他们也很无情，比如，来俊臣最后被杀，也没有真正的过恶--受理此案的官员，原本就是来俊臣很多年的好朋友卫遂忠，也是当时著名的愤青之一，“造案”手段高强，自然也把来俊臣办成了“铁案”、问成了“死罪”，“斩于西市”，“以马践其骨，无孑馀，家属籍没。”
来俊臣至死也没有辩白。
这说明，他在心中很明白，自己只是一种工具、鹰犬，兔死狗烹，没有其它“政治价值”，所以，也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当个愤青，“砍头只当风落帽”，有道是“愤青不怕死，怕死不愤青”，而来俊臣这个人，其实是非常值得重视与分析的--属于“典型环境之中的典型愤青”。
［“治贪官可用酷吏”］
唐代以文治武功开国、治国。但是由于本来就是隋皇室的亲族、蕃镇，所以，内乱一直很多，从晋阳宫之变、玄武门之变，这种事情，武则天自然见过、听说过很多。
武则天自十二岁进宫，在深宫近70年，可以说什么人都已经见识过了。她过手的宫吏
，五行八作，什么都有。包括谢瑶环与上官婉儿这类女官中的权臣，所以，她手下有几个“愤青”，怙势作恶，逞凶一时，应该可以理解。
对这些人，史家评论：“高者蒙封爵，下者被赉赐，以劝天下。于是索元礼、来俊臣之徒，揣后密旨，纷纷并兴；泽吻磨牙，噬绅缨若狗豚然。至叛脔臭达道路，冤血流离刀锯；忠鲠贵强之臣，朝不保昏。”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极“罗织”之能事，肆“穷治”之淫威，嗜“诛杀”如癖好，愤青当道，杀得人们害怕了，然后武则天“想干啥就干啥!”不过也很清楚，是什么人“朝不保昏”呢？原来是“贵臣”与“强臣”，这其实也难怪武则天。
要说，这与武则天的个性有关。年青时，初入深宫，她就以为唐太宗驯烈马闻名朝野了，因为她主张以“铁鞭、铁挝、匕首”这三种“策略”对付烈马，所以不管多烈的马匹，到她手中，不出三天，也能搞定。
如来俊臣这样的愤青，出身草根，基本上没有文化，不可能凭科举求得进身之路，他们只能依靠“实实在在”的本领在朝中立足。实际上，他们也只是武则天手中驯马的一条鞭子罢了。至于他们是否真的贪财利、或者杀人如麻，贪功、贪爵，直至“贪取 ”皇位，遍翻史书，我没有看到过真凭实据。
而且，退一步说，这些人就算愤青，使人觉得轻薄可恶，责任也不在他们——历史是严肃的，这一群愤青，何以能逞威作恶？无人指使，这可能吗？来俊臣更是其中的典型。
也许，来俊臣的性格中有其凶狠歹毒、残酷无比的一面，但这个人也有“能言善辩、观察入微、工作扎实、积极肯干”的另外一面。如果只知其“愤”，不知其“能”，未免失于公正。毕竟，司马光就认为，“治贪官须用重典”，这句话还是蛮有道理的！
［“投匦”而来］
据《新唐书·列传·酷吏》一章的介绍，来俊臣出身穷苦，他是京兆万年县(今陕西长安县)人。父来操，是一位平民，据说不务正业，以赌博为生。曾与同村的另一个赌徒蔡本要好，一次，蔡本赌输了，欠了来操赌债。来操知蔡本无力偿还，便索蔡本的妻子抵偿赌债。这样，来操算是有了老婆，来俊臣便随母亲到了来家。
来俊臣的生父、养父都是市民与下层游民阶层，地位低贱。来俊臣年青的时候，离家出外游历，这是当时的社会风俗，但他在和州(今安徽和县)，被官府无故以盗窃罪捉拿入狱。来俊臣保命为先，没有办法，便采取了把事情“闹大”的手段，于是他在狱中上告，诬陷捉他的人想谋反，以求脱罪。客观地说，这也是来俊臣生性聪明、处事果断的一面。
谋反，乃当时非同小可之事，涉及政治要案。和州刺史东平王李续也只好立即提审、拘问他。来俊臣本来就不知道任何谋反的事实，他要的就是不要糊里糊涂地死在狱中，所以也就没有再闹下去，只是敷衍李续。李续问不出结果，就打了他一百大扳，释放了。这是来俊臣生平第一次体会到了官场的昏瞆与黑暗面。
唐天授年间，朝廷正处在“换血”阶段，武则天出于自己的政治野心，所以一方面残酷无情地打击异己，排斥一切反对或不顺从自己的力量，特别警惕李氏皇族中的各种成员；另一方面兼收并蓄，大肆网罗亲附或支持自己的力量，而且特别重视异姓而又没有后台的各种人物，以充实发展自己的政治势力。
正是在这种气候下，居于李氏皇族的和州刺史东平王李续受到武后的打击，被捕下狱了。来俊臣闻悉，为报私愤，同时也希望获得一个进身、出名的机会，于是他检举了李续在和州的劣政，“投匦”告李续“共逆”，称朝廷应该重治李续。
此时初步控制了朝政的武则天，最怕身边的人叛逆、谋反，因此，她破例召见了这个闻所未闻的草根下民、愤青代表来俊臣。来俊臣向武则天报告说，他先前曾向李续投状，揭发琅琊王李冲谋反，但却被李续扣压不报，还被冤枉地打了一百大板。
这使武则天很有兴趣，一方面获得了李续的罪证，一方面又觉得来俊臣十分忠心，于是，武则天提拔来俊臣担任“侍御史”，加朝散大夫，负责审理因案狱犯。这在当时，并不是什么特别的待遇，但是来俊臣做梦也没有想到由此一步登天，从此有了进一步为武则天报效的可能。他也确实竭其所能、很重视这个可以表现的机会——至于滥杀无辜，那是后来的事情。
此后，来也因为办案而“获宠”，在任“屡兴大狱”。
公堂之上，来俊臣本来只有受审、被拘的份，谁知一朝突变，他竟坐到侍御史的宝座上，居公堂按讯别人。万幸的是，来俊臣确实有“决狱”的天才，他经常听审，研究案犯们抵赖的心理因素，也经常求教于一些“老行尊”，也就是一些公门中的旧人。因而只要他出审，经常有非常好的效果。武则天当朝问案，本来就只求以打击政敌为目的，案件原来没有什么内容，这虽然使来俊臣办案具有极大的难度，但只要他能有办法迅速结案，一般都不会有什么后顾之忧。
当时，以大唐法令，共502款，条款分明，本来诸如“刑不上大夫”这一套，在唐朝的实行，是非常严格的--据《新唐书》的记载：“太宗定天下，留心听断，著令：州县论死三覆奏，京师五覆奏。狱已决，尚芋然为彻膳止乐。至晚节，天下刑几措。”
这也就是说，正规的封建制度下，也是不轻易杀人的，特别是朝臣，一定要皇上亲自断定是否该杀，而且要反复三到五次；杀一个大臣，“罪在朕躬”，按规定，皇帝本人还“撤膳、止乐”，以惩罚自己。所以直到贞观未年，唐太宗几乎没有处死过任何大臣。
武后时期，这些律条也没有变化，但是来俊臣等人已经有所突破，
对刑法，他用得上就用，用不上就搁置一边——一味严刑拷打，刑讯逼供，所谓“罗织、穷治”，在这方面，此人确实具有特殊的才能。
武则天让来俊臣初办的几桩案子，来俊臣“声应气求”，迅速结案。让武则天感到“称旨 ”，感觉此人能干。于是，武则天又故意纵容他严刑峻法，以“胁制群臣”。朝中大臣，凡不顺从武则天，哪怕只有“纤介”之过，细微之失，武则天就授意来俊臣兴狱问罪。而来俊臣必能心领神会，按照武则天的意图，构害别人下狱，然后“穷治至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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