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後人將它配合《春秋》作為解經之書，稱《春秋左氏傳》，簡稱《左傳》。
它與《春秋公羊傳》、《春秋𠔌梁傳》合稱“春秋三傳”。《左傳》實質上是一部獨立撰寫的史書。《左傳》的作者，司馬遷和班固都說是左丘明，現在一般人認為是戰國初年之人所作。
《左傳》原名《左氏春秋傳》，又稱《春秋左氏傳》,或者稱《左氏春秋》，是一部史學名著和文學名著，是我國現存第一部敘事詳細的編年體史書（最早的編年體史書為《春秋》，最大的編年體史書為《資治通鑒》，所以《左傳》衹能說是最早的詳細的編年體史書）。舊時相傳是春秋末年左丘明為解釋孔子的《春秋》而作。它起自魯隱公元年（前722年），迄於魯悼公四年（前464年），以《春秋》為本，通過記述春秋時期的具體史實來說明《春秋》的綱目，是儒傢重要經典之一。西漢時稱之為《左氏春秋》，東漢以後改稱《春秋左氏傳》，簡稱《左傳》。它與《公羊傳》、《𠔌梁傳》合稱“春秋三傳”。
《左傳》作者
無名氏的作品。其記事年代大體與《春秋》相當，衹是後面多十七年。與《春秋》的大綱形式不同，《左傳》
相當係統而具體地記述了這一時期各國的政治、軍事、外交等方面的重大事件。
《左傳》的作者，至今都是未解之謎。西漢史學家司馬遷、班固等人都認為《左傳》是左丘明所寫。司馬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說：“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唐朝的趙匡首先懷疑《左傳》不是左丘明所作。此後，有許多學者也持懷疑態度。葉夢得認為作者為戰國時人；鄭樵《六經奧論》認為是戰國時的楚人；朱熹認為是楚左史倚相之後；項安世認為是魏人所作；程端學認為是偽書。清朝的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中卻仍然認為是左丘明所著。清末康有為斷言它是西漢末劉歆偽造。但在劉歆以前《左傳》已被許多人抄撮或徵引過，故康氏之說也難成立。今人童書業則認為是吳起所作，趙光賢認為是戰國時魯國人左氏所作。當代學者多認為是戰國初年人所作。據楊伯峻考證，大約作於公元前403～前386年之間。
《左傳》的思想
《左傳》有鮮明的政治與道德傾嚮。其觀念較接近於儒傢，強調等級秩序與宗法倫理，重視長幼尊卑之別，同時也表現出“民本”思想。可以看出這是春秋戰國時代一種重要的思想進步。作者要求擔負有領導國傢責任的統治者，不可逞一己之私欲，而要從整個統治集團和他們所擁有的國傢的長遠利益考慮問題，這些地方都反映出儒傢的政治理想左傳》雖不是文學著作，但從廣義上看，仍可說是中國第一部大規模的敘事性作品。比較以前任何一種著作，它的敘事能力表現出驚人的發展。許多頭緒紛雜、變化多端的歷史大事件，都能處理得有條不紊，繁而不亂。其中關於戰爭的描寫，尤其寫得出色。作者善於將每一戰役都放在大國爭霸的背景下展開，對於戰爭的遠因近因，各國關係的組合變化，戰前策劃，交鋒過程，戰爭影響，以簡練而不乏文采的文筆，且行文精煉、嚴密而有力。這種敘事能力，無論對後來的歷史著作還是文學著作，都是具有極重要意義的。且註重故事的生動有趣，常常以較為細緻生動的情節，表現人物的形象。《左傳》對後世的《戰國策》《史記》的寫作風格産生很大影響，形成文史結合的傳統。
《左傳》的內容
《左傳》是記錄春秋時期社會狀況的重要典籍。取材範圍包括了王室檔案，魯史策書，諸侯國史等。記事基本以《春秋》魯十二公為次序，內容包括諸侯國之間的聘問、會盟、徵伐、婚喪、篡弒等，對後世史學文學都有重要影響。主要記錄了周王室的衰微，諸侯爭霸的歷史，對各類禮儀規範、典章制度、社會風俗、民族關係、道德觀念、天文地理、歷法時令、古代文獻、神話傳說、歌謠言語均有記述和評論。晉範寧評"春秋三傳"的特色說：“《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指多敘鬼神之事）。《𠔌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
《左傳》是研究先秦歷史和春秋時期歷史的重要文獻，它代表了先秦史學的最高成就，對後世的史學産生了很大影響，特別是對確立編年體史書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它補充並豐富了《春秋》的內容，不但記魯國一國的史實，而且還兼記各國歷史；不但記政治大事，還廣泛涉及社會各個領域的“小事”；一改《春秋》流水賬式的記史方法，代之以有係統、有組織的史書編纂方法；不但記春秋時史實，而且引徵了許多古代史實。這就大大提高了《左傳》的史料價值。
由於《左傳》具有強烈的儒傢思想傾嚮，強調等級秩序與宗法倫理，重視長幼尊卑之別，同時也表現出“民本”思想，因此也是研究先秦儒傢思想的重要歷史資料。《左傳》本不是儒傢經典，但自從它立於學官，後來又附在《春秋》之後，就逐漸被儒者當成經典。《左傳》受到學界重視是在魏晉時期，先後有鄭玄、杜預為其作註解，以後成為研究《春秋》的重要典籍。《左傳》在史學中的地位被評論為繼《尚書》、《春秋》之後，開《史記》、《漢書》之先河的重要典籍。
《左傳》不僅是歷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優秀的文學著作。它表現在：長於記述戰爭，故有人稱之為“相砍書”；又善於刻畫人物，重視記錄辭令。
《左傳》的體例
按照魯國十二公的順序，記錄了當事各方面的歷史，共18萬字。
1.隱公11年（公元前722年——前712年）
2.桓公18年（公元前711年——前694年）
3.莊公32年（公元前693年——前662年）
4.閔公2年（公元前661年——前660年）
5.僖公33年（公元前659年——前627年）
6.文公18年（公元前626年——前609年）
7.宣公18年（公元前608年——前591年）
8.成公18年（公元前590年——前573年）
9.襄公31年（公元前572年——前542年）
10.昭公32年（公元前541年——前510年）
11.定公15年（公元前509年——前495年）
12.哀公27年（公元前494年——前468年）
13.書末附悼公4年及智伯滅亡
《左傳》的文學色彩
《左傳》雖是歷史著作，但與《尚書》《春秋》的有所不同，它“情韻並美，文彩照耀”，是先秦時期最具文學色彩的歷史散文。
第一，文學性的剪裁和歷史時間的故事情節化。
第二，刻畫人物性格神形畢現，有立體感。
第三，生動的場面描寫和傳神的細節描寫。
第四，擅長敘寫外交辭令，理富文美。
《左傳》的後人註釋
《春秋左傳正義》，晉杜預註，唐孔穎達正義。
《春秋左傳詁》，清洪亮吉撰。
《春秋左氏傳舊註疏證》，清劉文淇等撰。
《春秋左傳註》，楊伯峻撰。
它與《春秋公羊傳》、《春秋𠔌梁傳》合稱“春秋三傳”。《左傳》實質上是一部獨立撰寫的史書。《左傳》的作者，司馬遷和班固都說是左丘明，現在一般人認為是戰國初年之人所作。
《左傳》原名《左氏春秋傳》，又稱《春秋左氏傳》,或者稱《左氏春秋》，是一部史學名著和文學名著，是我國現存第一部敘事詳細的編年體史書（最早的編年體史書為《春秋》，最大的編年體史書為《資治通鑒》，所以《左傳》衹能說是最早的詳細的編年體史書）。舊時相傳是春秋末年左丘明為解釋孔子的《春秋》而作。它起自魯隱公元年（前722年），迄於魯悼公四年（前464年），以《春秋》為本，通過記述春秋時期的具體史實來說明《春秋》的綱目，是儒傢重要經典之一。西漢時稱之為《左氏春秋》，東漢以後改稱《春秋左氏傳》，簡稱《左傳》。它與《公羊傳》、《𠔌梁傳》合稱“春秋三傳”。
《左傳》作者
無名氏的作品。其記事年代大體與《春秋》相當，衹是後面多十七年。與《春秋》的大綱形式不同，《左傳》
相當係統而具體地記述了這一時期各國的政治、軍事、外交等方面的重大事件。
《左傳》的作者，至今都是未解之謎。西漢史學家司馬遷、班固等人都認為《左傳》是左丘明所寫。司馬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說：“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唐朝的趙匡首先懷疑《左傳》不是左丘明所作。此後，有許多學者也持懷疑態度。葉夢得認為作者為戰國時人；鄭樵《六經奧論》認為是戰國時的楚人；朱熹認為是楚左史倚相之後；項安世認為是魏人所作；程端學認為是偽書。清朝的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中卻仍然認為是左丘明所著。清末康有為斷言它是西漢末劉歆偽造。但在劉歆以前《左傳》已被許多人抄撮或徵引過，故康氏之說也難成立。今人童書業則認為是吳起所作，趙光賢認為是戰國時魯國人左氏所作。當代學者多認為是戰國初年人所作。據楊伯峻考證，大約作於公元前403～前386年之間。
《左傳》的思想
《左傳》有鮮明的政治與道德傾嚮。其觀念較接近於儒傢，強調等級秩序與宗法倫理，重視長幼尊卑之別，同時也表現出“民本”思想。可以看出這是春秋戰國時代一種重要的思想進步。作者要求擔負有領導國傢責任的統治者，不可逞一己之私欲，而要從整個統治集團和他們所擁有的國傢的長遠利益考慮問題，這些地方都反映出儒傢的政治理想左傳》雖不是文學著作，但從廣義上看，仍可說是中國第一部大規模的敘事性作品。比較以前任何一種著作，它的敘事能力表現出驚人的發展。許多頭緒紛雜、變化多端的歷史大事件，都能處理得有條不紊，繁而不亂。其中關於戰爭的描寫，尤其寫得出色。作者善於將每一戰役都放在大國爭霸的背景下展開，對於戰爭的遠因近因，各國關係的組合變化，戰前策劃，交鋒過程，戰爭影響，以簡練而不乏文采的文筆，且行文精煉、嚴密而有力。這種敘事能力，無論對後來的歷史著作還是文學著作，都是具有極重要意義的。且註重故事的生動有趣，常常以較為細緻生動的情節，表現人物的形象。《左傳》對後世的《戰國策》《史記》的寫作風格産生很大影響，形成文史結合的傳統。
《左傳》的內容
《左傳》是記錄春秋時期社會狀況的重要典籍。取材範圍包括了王室檔案，魯史策書，諸侯國史等。記事基本以《春秋》魯十二公為次序，內容包括諸侯國之間的聘問、會盟、徵伐、婚喪、篡弒等，對後世史學文學都有重要影響。主要記錄了周王室的衰微，諸侯爭霸的歷史，對各類禮儀規範、典章制度、社會風俗、民族關係、道德觀念、天文地理、歷法時令、古代文獻、神話傳說、歌謠言語均有記述和評論。晉範寧評"春秋三傳"的特色說：“《左氏》豔而富，其失也巫（指多敘鬼神之事）。《𠔌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
《左傳》是研究先秦歷史和春秋時期歷史的重要文獻，它代表了先秦史學的最高成就，對後世的史學産生了很大影響，特別是對確立編年體史書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它補充並豐富了《春秋》的內容，不但記魯國一國的史實，而且還兼記各國歷史；不但記政治大事，還廣泛涉及社會各個領域的“小事”；一改《春秋》流水賬式的記史方法，代之以有係統、有組織的史書編纂方法；不但記春秋時史實，而且引徵了許多古代史實。這就大大提高了《左傳》的史料價值。
由於《左傳》具有強烈的儒傢思想傾嚮，強調等級秩序與宗法倫理，重視長幼尊卑之別，同時也表現出“民本”思想，因此也是研究先秦儒傢思想的重要歷史資料。《左傳》本不是儒傢經典，但自從它立於學官，後來又附在《春秋》之後，就逐漸被儒者當成經典。《左傳》受到學界重視是在魏晉時期，先後有鄭玄、杜預為其作註解，以後成為研究《春秋》的重要典籍。《左傳》在史學中的地位被評論為繼《尚書》、《春秋》之後，開《史記》、《漢書》之先河的重要典籍。
《左傳》不僅是歷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優秀的文學著作。它表現在：長於記述戰爭，故有人稱之為“相砍書”；又善於刻畫人物，重視記錄辭令。
《左傳》的體例
按照魯國十二公的順序，記錄了當事各方面的歷史，共18萬字。
1.隱公11年（公元前722年——前712年）
2.桓公18年（公元前711年——前694年）
3.莊公32年（公元前693年——前662年）
4.閔公2年（公元前661年——前660年）
5.僖公33年（公元前659年——前627年）
6.文公18年（公元前626年——前609年）
7.宣公18年（公元前608年——前591年）
8.成公18年（公元前590年——前573年）
9.襄公31年（公元前572年——前542年）
10.昭公32年（公元前541年——前510年）
11.定公15年（公元前509年——前495年）
12.哀公27年（公元前494年——前468年）
13.書末附悼公4年及智伯滅亡
《左傳》的文學色彩
《左傳》雖是歷史著作，但與《尚書》《春秋》的有所不同，它“情韻並美，文彩照耀”，是先秦時期最具文學色彩的歷史散文。
第一，文學性的剪裁和歷史時間的故事情節化。
第二，刻畫人物性格神形畢現，有立體感。
第三，生動的場面描寫和傳神的細節描寫。
第四，擅長敘寫外交辭令，理富文美。
《左傳》的後人註釋
《春秋左傳正義》，晉杜預註，唐孔穎達正義。
《春秋左傳詁》，清洪亮吉撰。
《春秋左氏傳舊註疏證》，清劉文淇等撰。
《春秋左傳註》，楊伯峻撰。
春秋三傳之一，簡稱為公羊。舊題周公羊高撰，蓋高所傳述，而其玄孫壽及鬍母子都寫錄成書，清孔廣森着通義，劉逢祿着何氏解詁箋等。亦稱為公羊經。
戰國𠔌梁赤所撰。晉範寧作集解，唐楊士勳為之疏，清鍾文烝着𠔌梁補註。為春秋三傳之一。
西漢中期，戰亂頻仍的諸侯王國割據局面基本結束，生産得到恢復與發展，中央集權得到鞏固與加強，出現了經濟繁榮和政治大一統的局面。適應統一的中央集權的需要，董仲舒的神學唯心哲學思想便應運而生。他的哲學思想主要反映在所著的《春秋繁露》中。
《春秋繁露》有17捲，82篇。由於書中篇名和《漢書·藝文志》及本傳所載不盡相同，後人疑其不盡出自董仲舒一人之手。《春秋繁露》係後人輯錄董仲舒遺文而成書，書名為輯錄者所加，隋唐以後纔有此書名出現。我國現存最早的《春秋繁露》版本，是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江右計臺刻本，現藏於北京圖書館。註本很多，最詳盡的是蘇輿的《春秋繁露義證》。
董仲舒潛心鑽研《公羊春秋》，學識淵博，故時人稱其為"漢代孔子"《春秋繁露》也是一部推崇公羊學的著作。
《春秋繁露》宣揚"天人合一"、" 天人感應"的神學目的論。認為天是有意志的，是宇宙萬物的主宰，是至高無上的神。《繁露》把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進行神秘化的比附，認為天按照自己的形體製造了人，人是天的副本，人類的一切都是天的復製品，這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天通過陰陽、五行之氣的變化而體現其意志，主宰社會與自然。草木隨着季節變化而生長凋零，都是天的仁德、刑殺的表現；社會中的尊卑貴賤制度，都是天神"陽貴而陰賤"的意志的體現。君、父、夫為陽，臣、子、婦為陰，所以君臣、父子、夫婦的關係就是主從關係。"天子"是代替天在人間實行統治的，君主之權是天所授予的，並按天的意志來統治人民，這就是神化君權的"君權神授"思想。《繁露》還用五行相生相勝的關係來附會社會人事，如將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比為父子；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後，土居中央，比為父子之序，等等。這樣就把古代樸素唯物主義的概念——陰陽和五行變成了體現天的意志和目的，神化封建制度的工具。
《繁露》還大力宣揚"天人感應"說。認為"天"不但為人世安排了正常秩序，還密切註視人間的活動，監督正常秩序的實現。如果人間違背了封建道德即天的意志，君主有了過失而不省悟，天便會降下災異警告，這就是所謂"譴告"說。
反之，如果君主治理天下太平，天就會出現符瑞。可見，封建統治者與天是相通、相感應的。如果能按照天的意志行事，維持正常的統治秩序，就可長治久安。
根據天人感應的神學目的論，《繁露》提出了先驗主義的人性論、性三品說。董仲舒把人性分為三個品級：聖人之性，中民之性，鬥筲之性。聖人之性為純粹的仁和善，聖人不用教化，是可以教化萬民的。鬥筲之性是衹有貪和惡的廣大勞動人民，這些人即使經過聖人的教化也不會成為性善者，對他們衹能加以嚴格防範。中民之性具有善的素質，經過君主的教化便可以達到善。這三個品級的人性，都是天所賦予的。
這一套性三品的人性論，是孔子"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論語·陽貨》）人性論的發展。
《繁露》全面論證了"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形而上學思想。
所謂"道"，是根據天意建立起來的統治制度和方法，《繁露》用形而上學的觀點加以分析判斷，認為這個道是永恆的、絶對的。它說："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後；必有表，必有裏；有美必有惡；……
此皆其合也。陰者陽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無合，而合各有陰陽。"（《基義》）這裏，它承認對立面的普遍存在，具有一些辯證法的因素。但它認為這些對立面之間的關係，主要是協調服從的關係，否定矛盾雙方的鬥爭。雖然它承認矛盾的兩個方面的性質、地位不同，但陽和陰雙方，一主一從，一尊一卑的地位是永不可改變的，更不能轉化，這是"天之常道"。然而，歷史的發展並非一成不變的，王朝更替時有發生，為瞭解釋這一現象，董仲舒提出了"三統"、"三正"的歷史發展觀。我國農歷的十一月、十二月、正月可以作為正月（歲首），每月初一日為朔日，朔日有從平旦（天剛亮的時刻）、雞鳴、夜半為開頭的三種算法。
每一個新王朝上臺後，都要改變前一個王朝的正、朔時間，這叫改正朔。如果新王朝選擇農歷正月為歲首，則尚黑色；如選擇十二月為歲首，則尚白；如選擇十一月為歲首，則尚赤色，這就是所謂"正三統"。每個正朝都應按照自己的選擇改換新的服色，這叫"易服色"。不管如何循環變化，維護封建統治的道和天一樣，是永遠不變的。"王者有改製之名，無改道之實"（《楚莊王》）。所以，"三統"、"三正"也是董仲舒藉天意之名宣揚"天不變道亦不變"的理論武器，目的是長期維護封建統治。
《春秋繁露》所反映的董仲舒的認識論，是建立在神學唯心主義哲學體係上的，是為天人感應的神學目的論服務的。人類、宇宙萬物及其變化都是天意的安排，所以，人的認識也就是對天意的認識，衹要認真考察自然現象，或通過內心自省，就不難體會到天意。董仲舒認為"名"反映的不是事物，而是天意，它是由聖人發現的，並賦予事物以名，"事各順於名，名各順於天"（《深察名號》），即天的意志决定人的認識，人的認識决定萬事萬物，完全顛倒了名與實、主觀與客觀的關係，是一條唯心主義的認識路綫。
《春秋繁露》大力宣揚"三綱"、"五常"的封建道德觀，為封建等級制度和倫常關係的合法性製造輿論。早在春秋時期，孔子便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顔淵》）的思想，後來韓非發展了這一思想，並為"三綱"劃出了一個明晰的輪廓："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韓非子·忠孝》）董仲舒對此加以繼承和神化，第一次提出："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基義》）他說："天為君而覆露之，地為臣而持載之，陽為夫而生之，陰為婦而助之，春為父而生之，夏為子而養之。"（《基義》）雖然尚未提出"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正式條文，但其意思已很明確了，待西漢末成書的《禮緯》就把"三綱"的條文具體化了。三綱以君為臣綱為主，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是從屬於君為臣綱的，最根本的是要維護君權的統治。
董仲舒在答漢武帝的策問時曾提出"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在《春秋繁露》中又加以詳盡論證。"仁者，愛人之名也。"（《仁義法》）"立義以明尊卑之分。" （《盟會要》）"禮者，……序尊卑貴賤大小之位，而差內外、遠近、新舊之級者也。"（《奉本》）"不智而辨慧狷給，則迷而乘良馬也。"
（《必仁且智》）"竭愚寫情，不飾其過，所以為信也。"（《天地之行》）
三綱五常的倫理觀是漢王朝封建大一統政治的需要，也是中央專製集權製的反映，它在當時維護國傢統一和封建制度方面，起過積極的作用。但隨着整個地主階級的歷史地位日益嚮保守、反動轉化，它便成了反對革命，麻痹和奴役勞動人民的精神枷鎖。由於它高度集中地反映了整個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所以成了沿續幾千年的封建社會的道德倫理規範，在我國影響深遠，危害極大。
《春秋繁露》以哲學上的神學蒙昧主義，政治上的封建專製主義為基礎，提出了一套較為完備的思想體係，儘管以後各個王朝的哲學形態有所改變，但這一思想一直在我國封建社會中占統治地位。書中將自然現象與社會問題進行無類比附，得出自己需要的結論，具有很大的欺騙性，影響惡劣。
當然，學術界也有不同觀點，這一觀點認為，正是董仲舒的“神學蒙昧主義”在製約着皇權，在皇權具有絶對權威、社會又還沒有出現可以與皇權抗衡的時代，恰恰是董仲舒的係統的天人感應論在製約着皇權，使皇上不敢為所欲為，正是這一思想文化的因素在維係和製衡着社會力量，這對傢天下時代有效防止天子濫用權力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董仲舒說，屈民而申君，屈君而申天（《玉杯》）。所以，不能用現在的眼光來笑話古人的愚昧，其實在那個時代，他們看得比我們要深刻和長遠得多。
《春秋繁露》有17捲，82篇。由於書中篇名和《漢書·藝文志》及本傳所載不盡相同，後人疑其不盡出自董仲舒一人之手。《春秋繁露》係後人輯錄董仲舒遺文而成書，書名為輯錄者所加，隋唐以後纔有此書名出現。我國現存最早的《春秋繁露》版本，是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江右計臺刻本，現藏於北京圖書館。註本很多，最詳盡的是蘇輿的《春秋繁露義證》。
董仲舒潛心鑽研《公羊春秋》，學識淵博，故時人稱其為"漢代孔子"《春秋繁露》也是一部推崇公羊學的著作。
《春秋繁露》宣揚"天人合一"、" 天人感應"的神學目的論。認為天是有意志的，是宇宙萬物的主宰，是至高無上的神。《繁露》把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進行神秘化的比附，認為天按照自己的形體製造了人，人是天的副本，人類的一切都是天的復製品，這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天通過陰陽、五行之氣的變化而體現其意志，主宰社會與自然。草木隨着季節變化而生長凋零，都是天的仁德、刑殺的表現；社會中的尊卑貴賤制度，都是天神"陽貴而陰賤"的意志的體現。君、父、夫為陽，臣、子、婦為陰，所以君臣、父子、夫婦的關係就是主從關係。"天子"是代替天在人間實行統治的，君主之權是天所授予的，並按天的意志來統治人民，這就是神化君權的"君權神授"思想。《繁露》還用五行相生相勝的關係來附會社會人事，如將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比為父子；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後，土居中央，比為父子之序，等等。這樣就把古代樸素唯物主義的概念——陰陽和五行變成了體現天的意志和目的，神化封建制度的工具。
《繁露》還大力宣揚"天人感應"說。認為"天"不但為人世安排了正常秩序，還密切註視人間的活動，監督正常秩序的實現。如果人間違背了封建道德即天的意志，君主有了過失而不省悟，天便會降下災異警告，這就是所謂"譴告"說。
反之，如果君主治理天下太平，天就會出現符瑞。可見，封建統治者與天是相通、相感應的。如果能按照天的意志行事，維持正常的統治秩序，就可長治久安。
根據天人感應的神學目的論，《繁露》提出了先驗主義的人性論、性三品說。董仲舒把人性分為三個品級：聖人之性，中民之性，鬥筲之性。聖人之性為純粹的仁和善，聖人不用教化，是可以教化萬民的。鬥筲之性是衹有貪和惡的廣大勞動人民，這些人即使經過聖人的教化也不會成為性善者，對他們衹能加以嚴格防範。中民之性具有善的素質，經過君主的教化便可以達到善。這三個品級的人性，都是天所賦予的。
這一套性三品的人性論，是孔子"惟上智與下愚不移"（《論語·陽貨》）人性論的發展。
《繁露》全面論證了"天不變道亦不變"的形而上學思想。
所謂"道"，是根據天意建立起來的統治制度和方法，《繁露》用形而上學的觀點加以分析判斷，認為這個道是永恆的、絶對的。它說："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後；必有表，必有裏；有美必有惡；……
此皆其合也。陰者陽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無合，而合各有陰陽。"（《基義》）這裏，它承認對立面的普遍存在，具有一些辯證法的因素。但它認為這些對立面之間的關係，主要是協調服從的關係，否定矛盾雙方的鬥爭。雖然它承認矛盾的兩個方面的性質、地位不同，但陽和陰雙方，一主一從，一尊一卑的地位是永不可改變的，更不能轉化，這是"天之常道"。然而，歷史的發展並非一成不變的，王朝更替時有發生，為瞭解釋這一現象，董仲舒提出了"三統"、"三正"的歷史發展觀。我國農歷的十一月、十二月、正月可以作為正月（歲首），每月初一日為朔日，朔日有從平旦（天剛亮的時刻）、雞鳴、夜半為開頭的三種算法。
每一個新王朝上臺後，都要改變前一個王朝的正、朔時間，這叫改正朔。如果新王朝選擇農歷正月為歲首，則尚黑色；如選擇十二月為歲首，則尚白；如選擇十一月為歲首，則尚赤色，這就是所謂"正三統"。每個正朝都應按照自己的選擇改換新的服色，這叫"易服色"。不管如何循環變化，維護封建統治的道和天一樣，是永遠不變的。"王者有改製之名，無改道之實"（《楚莊王》）。所以，"三統"、"三正"也是董仲舒藉天意之名宣揚"天不變道亦不變"的理論武器，目的是長期維護封建統治。
《春秋繁露》所反映的董仲舒的認識論，是建立在神學唯心主義哲學體係上的，是為天人感應的神學目的論服務的。人類、宇宙萬物及其變化都是天意的安排，所以，人的認識也就是對天意的認識，衹要認真考察自然現象，或通過內心自省，就不難體會到天意。董仲舒認為"名"反映的不是事物，而是天意，它是由聖人發現的，並賦予事物以名，"事各順於名，名各順於天"（《深察名號》），即天的意志决定人的認識，人的認識决定萬事萬物，完全顛倒了名與實、主觀與客觀的關係，是一條唯心主義的認識路綫。
《春秋繁露》大力宣揚"三綱"、"五常"的封建道德觀，為封建等級制度和倫常關係的合法性製造輿論。早在春秋時期，孔子便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顔淵》）的思想，後來韓非發展了這一思想，並為"三綱"劃出了一個明晰的輪廓："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韓非子·忠孝》）董仲舒對此加以繼承和神化，第一次提出："王道之三綱，可求於天。"（《基義》）他說："天為君而覆露之，地為臣而持載之，陽為夫而生之，陰為婦而助之，春為父而生之，夏為子而養之。"（《基義》）雖然尚未提出"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正式條文，但其意思已很明確了，待西漢末成書的《禮緯》就把"三綱"的條文具體化了。三綱以君為臣綱為主，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是從屬於君為臣綱的，最根本的是要維護君權的統治。
董仲舒在答漢武帝的策問時曾提出"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在《春秋繁露》中又加以詳盡論證。"仁者，愛人之名也。"（《仁義法》）"立義以明尊卑之分。" （《盟會要》）"禮者，……序尊卑貴賤大小之位，而差內外、遠近、新舊之級者也。"（《奉本》）"不智而辨慧狷給，則迷而乘良馬也。"
（《必仁且智》）"竭愚寫情，不飾其過，所以為信也。"（《天地之行》）
三綱五常的倫理觀是漢王朝封建大一統政治的需要，也是中央專製集權製的反映，它在當時維護國傢統一和封建制度方面，起過積極的作用。但隨着整個地主階級的歷史地位日益嚮保守、反動轉化，它便成了反對革命，麻痹和奴役勞動人民的精神枷鎖。由於它高度集中地反映了整個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所以成了沿續幾千年的封建社會的道德倫理規範，在我國影響深遠，危害極大。
《春秋繁露》以哲學上的神學蒙昧主義，政治上的封建專製主義為基礎，提出了一套較為完備的思想體係，儘管以後各個王朝的哲學形態有所改變，但這一思想一直在我國封建社會中占統治地位。書中將自然現象與社會問題進行無類比附，得出自己需要的結論，具有很大的欺騙性，影響惡劣。
當然，學術界也有不同觀點，這一觀點認為，正是董仲舒的“神學蒙昧主義”在製約着皇權，在皇權具有絶對權威、社會又還沒有出現可以與皇權抗衡的時代，恰恰是董仲舒的係統的天人感應論在製約着皇權，使皇上不敢為所欲為，正是這一思想文化的因素在維係和製衡着社會力量，這對傢天下時代有效防止天子濫用權力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董仲舒說，屈民而申君，屈君而申天（《玉杯》）。所以，不能用現在的眼光來笑話古人的愚昧，其實在那個時代，他們看得比我們要深刻和長遠得多。
《春秋左傳正義》六十捲，內府藏本
周左丘明傳，晉杜預註，唐孔穎達疏。
自劉嚮、劉歆、桓譚、班固皆以《春秋傳》出左丘明，左丘明受經於孔子，魏晉以來儒者更無異議。至唐趙匡，始謂左氏非丘明，蓋欲攻傳之不合經，必先攻作傳之人非受經於孔子，與王柏欲攻《毛詩》，先攻《毛詩》不傳於子夏，其智一也。宋元諸儒，相繼並起，王安石有《春秋解》一捲，證左氏非丘明者十一事，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出依托，今未見其書，不知十一事者何據。其餘辨論，惟朱子謂“虞不臘矣”為秦人之語，葉夢得謂紀事終於智伯，當為六國時人，似為近理。然考《史記·秦本紀》，稱惠文君十二年始臘，張守節《正義》，稱秦惠文王始效中國為之。明古有臘祭，秦至是始用，非至是始創。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亦駁此說曰：“史稱秦文公始有史以紀事，秦宣公初志閏月，豈亦中國所無，待秦獨創哉？”則臘為秦禮之說，未可據也。《左傳》載預斷禍福，無不徵驗，蓋不免從後傳合之，惟哀公九年稱趙氏其世有亂，後竟不然，是未見後事之證也。經止獲麟，而弟子續至孔子卒，傳載智伯之亡，殆亦後人所續，《史記·司馬相如傳》中有揚雄之語，不能執是一事指司馬遷為後漢人也，則載及智伯之說，不足疑也。
今仍定為左丘明作，以祛衆惑。至其作傳之由，則劉知幾“躬為國史”之言，最為確論。《疏》稱“大事書於策者，經之所書；小事書於簡者，傳之所載。”觀晉史之書趙盾，齊史之書崔杼及寧殖，所謂載在諸侯之籍者，其文體皆與經合。《墨子》稱《周春秋》載杜伯，《燕春秋》載莊子儀，《宋春秋》載祏觀辜，《齊春秋》載王裏國、中裏，核其文體，皆與傳合。經傳同因國史而修，斯為顯證。知說經去傳，為捨近而求諸遠矣。
《漢志》載《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捲，註曰：“公羊、𠔌梁二傢。”則左氏經文，不著於錄。然杜預《集解序》稱：“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陸德明《經典釋文》曰：“舊夫子之經與丘明之傳各異，杜氏合而釋之。”則《左傳》又自有經。考《漢志》之文，既曰《古經》十二篇矣，不應復雲《經》十一捲。觀《公》《𠔌》二傳皆十一捲，與《經》十一捲相配，知十一捲為二傳之經，故有是註。徐彥《公羊傳疏》曰：“左氏先著竹帛，故漢儒謂之古學。 ”則所謂《古經》十二篇，即《左傳》之《經》，故謂之“古”，刻《漢書》者誤連二條為一耳。今以《左傳》經文與二傳校勘，皆左氏義長，知手錄之本確於口授之本也。
言《左傳》者，孔奇、孔嘉之說，久佚不傳；賈逵、服虔之說，亦僅偶見他書。今世所傳，惟杜註孔疏為最古。杜註多強經以就傳，孔疏亦多左杜而右劉，（案劉炫作《規過》以攻杜解，凡所駁正，孔疏皆以為非。）是皆篤信專門之過，不能不謂之一失。然有註疏而後左氏之義明，左氏之義明而後二百四十二年內善惡之跡一一有徵。後儒妄作聰明，以私臆談褒貶者，猶得據傳文以知其謬，則漢晉以來藉左氏以知經義，宋元以來更藉左氏以杜臆說矣，傳與註疏皆謂有大功於《春秋》可也。
周左丘明傳，晉杜預註，唐孔穎達疏。
自劉嚮、劉歆、桓譚、班固皆以《春秋傳》出左丘明，左丘明受經於孔子，魏晉以來儒者更無異議。至唐趙匡，始謂左氏非丘明，蓋欲攻傳之不合經，必先攻作傳之人非受經於孔子，與王柏欲攻《毛詩》，先攻《毛詩》不傳於子夏，其智一也。宋元諸儒，相繼並起，王安石有《春秋解》一捲，證左氏非丘明者十一事，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出依托，今未見其書，不知十一事者何據。其餘辨論，惟朱子謂“虞不臘矣”為秦人之語，葉夢得謂紀事終於智伯，當為六國時人，似為近理。然考《史記·秦本紀》，稱惠文君十二年始臘，張守節《正義》，稱秦惠文王始效中國為之。明古有臘祭，秦至是始用，非至是始創。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亦駁此說曰：“史稱秦文公始有史以紀事，秦宣公初志閏月，豈亦中國所無，待秦獨創哉？”則臘為秦禮之說，未可據也。《左傳》載預斷禍福，無不徵驗，蓋不免從後傳合之，惟哀公九年稱趙氏其世有亂，後竟不然，是未見後事之證也。經止獲麟，而弟子續至孔子卒，傳載智伯之亡，殆亦後人所續，《史記·司馬相如傳》中有揚雄之語，不能執是一事指司馬遷為後漢人也，則載及智伯之說，不足疑也。
今仍定為左丘明作，以祛衆惑。至其作傳之由，則劉知幾“躬為國史”之言，最為確論。《疏》稱“大事書於策者，經之所書；小事書於簡者，傳之所載。”觀晉史之書趙盾，齊史之書崔杼及寧殖，所謂載在諸侯之籍者，其文體皆與經合。《墨子》稱《周春秋》載杜伯，《燕春秋》載莊子儀，《宋春秋》載祏觀辜，《齊春秋》載王裏國、中裏，核其文體，皆與傳合。經傳同因國史而修，斯為顯證。知說經去傳，為捨近而求諸遠矣。
《漢志》載《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捲，註曰：“公羊、𠔌梁二傢。”則左氏經文，不著於錄。然杜預《集解序》稱：“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陸德明《經典釋文》曰：“舊夫子之經與丘明之傳各異，杜氏合而釋之。”則《左傳》又自有經。考《漢志》之文，既曰《古經》十二篇矣，不應復雲《經》十一捲。觀《公》《𠔌》二傳皆十一捲，與《經》十一捲相配，知十一捲為二傳之經，故有是註。徐彥《公羊傳疏》曰：“左氏先著竹帛，故漢儒謂之古學。 ”則所謂《古經》十二篇，即《左傳》之《經》，故謂之“古”，刻《漢書》者誤連二條為一耳。今以《左傳》經文與二傳校勘，皆左氏義長，知手錄之本確於口授之本也。
言《左傳》者，孔奇、孔嘉之說，久佚不傳；賈逵、服虔之說，亦僅偶見他書。今世所傳，惟杜註孔疏為最古。杜註多強經以就傳，孔疏亦多左杜而右劉，（案劉炫作《規過》以攻杜解，凡所駁正，孔疏皆以為非。）是皆篤信專門之過，不能不謂之一失。然有註疏而後左氏之義明，左氏之義明而後二百四十二年內善惡之跡一一有徵。後儒妄作聰明，以私臆談褒貶者，猶得據傳文以知其謬，則漢晉以來藉左氏以知經義，宋元以來更藉左氏以杜臆說矣，傳與註疏皆謂有大功於《春秋》可也。
春秋繁露是西漢董仲舒（約公元前一七九——前一O四）的主要著作，一般認為係後人輯錄成帙。至有清一代，纔出現兩個較完善的校註讀本。宣統年間，蘇州蘇與（？——一九一四）字厚菴，兼取廬校凌註，廣采前人研究成果，[隨時答錄]，成春秋繁露義證，是目前為止校訂春秋繁露較完善的本子。
此次整理，以一九一O年長沙王先謙原刻本為底本，通校了凌本。
此次整理，以一九一O年長沙王先謙原刻本為底本，通校了凌本。
□註 漢·何休 □疏 唐·徐彥 □整理 明月奴 □製作 真如 □發佈 讀書中文網
二十八捲（內府藏本）
漢公羊壽傳，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案《漢書·藝文志》：“《公羊傳》十一捲。”班固自註曰：“公羊子，齊人。”（案《漢·藝文志》不題顔師古名者，皆固之自註。）顔師古《註》曰：“名高（案此據《春秋說》彥《疏》、《題詞》之文，見徐彥疏所引。）徐彥《疏》引戴宏《序》曰：“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齊人鬍母子都著於竹帛。何休之《註》亦同。”（休說見《隱公二年》“紀子伯、莒子盟於密”條下。）今觀《傳》中有“子瀋子曰”，“子司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宮子曰”，又有“高子曰”，“魯子曰”，蓋皆傳授之經師，不盡出於公羊子。《定公元年傳》“正棺於兩楹之間”二句，《穀梁傳》引之，直稱瀋子，不稱公羊，是並其不著姓氏者亦不盡出公羊子。且並有“子公羊子曰”，尤不出於高之明證。知《傳》確為壽撰，而鬍母子都助成之。舊本首署高名，蓋未審也。又羅璧《識遺》稱公羊、穀梁自高、赤作《傳》外，更不見有此姓。萬見春謂皆薑字切韻腳，疑為姜姓假托。案鄒為邾婁、披為勃鞮、木為彌牟、殖為舌職，記載音訛，經典原有是事。至弟子記其先師，子孫述其祖父，必不至竟迷本字，別用合聲。璧之所言，殊為好異。至程端學《春秋本義》竟指高為漢初人，則講學家臆斷之詞，更不足與辨矣。三《傳》與《經》文，《漢志》皆各為捲帙。以《左傳》附《經》始於杜預，《公羊傳》附《經》則不知始自何人。觀何休《解詁》但釋《傳》而不釋《經》，與杜異例，知漢末猶自別行。今所傳蔡邕《石經殘字公羊傳》，亦無《經》文，足以互證。今本以《傳》附《經》，或徐彥作《疏》之時所合併歟？彥《疏》，《文獻通考》作三十捲。今本乃止二十八捲。或彥本以《經》文並為二捲，別冠於前，後人又散入《傳》中，故少此二捲，亦未可知也。彥《疏》，《唐志》不載。《崇文總目》始著錄，稱不著撰人名氏，或云徐彥。董逌《廣川藏書志》亦稱世傳徐彥，不知時代，意其在貞元、長慶之後。考《疏》中“邲之戰”一條，猶及見孫炎《爾雅註》完本，知在宋以前。又“葬桓王”一條，全襲用楊士勳《穀梁傳疏》，知在貞觀以後。中多自設問答，文繁語複，與邱光庭《兼明書》相近，亦唐末之文體。董逌所云，不為無理。故今從逌之說，定為唐人焉。
---出《四庫總目提要》
二十八捲（內府藏本）
漢公羊壽傳，何休解詁，唐徐彥疏。案《漢書·藝文志》：“《公羊傳》十一捲。”班固自註曰：“公羊子，齊人。”（案《漢·藝文志》不題顔師古名者，皆固之自註。）顔師古《註》曰：“名高（案此據《春秋說》彥《疏》、《題詞》之文，見徐彥疏所引。）徐彥《疏》引戴宏《序》曰：“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與齊人鬍母子都著於竹帛。何休之《註》亦同。”（休說見《隱公二年》“紀子伯、莒子盟於密”條下。）今觀《傳》中有“子瀋子曰”，“子司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宮子曰”，又有“高子曰”，“魯子曰”，蓋皆傳授之經師，不盡出於公羊子。《定公元年傳》“正棺於兩楹之間”二句，《穀梁傳》引之，直稱瀋子，不稱公羊，是並其不著姓氏者亦不盡出公羊子。且並有“子公羊子曰”，尤不出於高之明證。知《傳》確為壽撰，而鬍母子都助成之。舊本首署高名，蓋未審也。又羅璧《識遺》稱公羊、穀梁自高、赤作《傳》外，更不見有此姓。萬見春謂皆薑字切韻腳，疑為姜姓假托。案鄒為邾婁、披為勃鞮、木為彌牟、殖為舌職，記載音訛，經典原有是事。至弟子記其先師，子孫述其祖父，必不至竟迷本字，別用合聲。璧之所言，殊為好異。至程端學《春秋本義》竟指高為漢初人，則講學家臆斷之詞，更不足與辨矣。三《傳》與《經》文，《漢志》皆各為捲帙。以《左傳》附《經》始於杜預，《公羊傳》附《經》則不知始自何人。觀何休《解詁》但釋《傳》而不釋《經》，與杜異例，知漢末猶自別行。今所傳蔡邕《石經殘字公羊傳》，亦無《經》文，足以互證。今本以《傳》附《經》，或徐彥作《疏》之時所合併歟？彥《疏》，《文獻通考》作三十捲。今本乃止二十八捲。或彥本以《經》文並為二捲，別冠於前，後人又散入《傳》中，故少此二捲，亦未可知也。彥《疏》，《唐志》不載。《崇文總目》始著錄，稱不著撰人名氏，或云徐彥。董逌《廣川藏書志》亦稱世傳徐彥，不知時代，意其在貞元、長慶之後。考《疏》中“邲之戰”一條，猶及見孫炎《爾雅註》完本，知在宋以前。又“葬桓王”一條，全襲用楊士勳《穀梁傳疏》，知在貞觀以後。中多自設問答，文繁語複，與邱光庭《兼明書》相近，亦唐末之文體。董逌所云，不為無理。故今從逌之說，定為唐人焉。
---出《四庫總目提要》
□註 晉·範寧 □疏 唐·楊士勳 □整理 明月奴 □製作 真如 □發佈 讀書中文網
本書從周幽王“烽火戲諸候”引起國破東遷說起，通過對禮崩樂壞、王室失勢後列國爭霸的敘述，勾勒出整個春秋的歷史脈絡。本書以“經國傢、定社稷、序民人、利後世”的“禮”為評判尺度，言簡而要、事詳而博，對春秋時代的政治、戰爭做出獨到的點評。作者用通俗易懂的現代語言將經書中那個富有人文思想的時代呈現給廣大讀者，帶人們走進中華文明的軸心時代！
本書不同於純粹講述春秋歷史的著作，也不同於《左傳》的白話直譯。全書以《左傳》的記事為基礎，偶爾也參考其它文獻如《國語》、《史記》、諸子著作中的相關內容，將《左傳》記載的春秋史事，以霸主為依托，基本按照時間先後，歸納綜合為二十講，既自有起訖，又彼此聯繫。希望本書能為願讀《左傳》原典的讀者提供一些幫助，同時也想為一覽整個春秋時代歷史風貌的讀者提供一點參考。
詩曰：
七雄戰鬥亂春秋，兵革相持不肯休；
專務霸強為上國，從茲安肯更尊周？
又詩曰：
戰國諸侯號七雄，幹戈終日互相攻；
燕邦樂毅齊孫臏，謀略縱橫七國中。
夫“後七國春秋”者，說着魏國遣龐涓為帥，將兵伐韓、趙二國。韓、趙二國不能當敵，即遣使請救於齊，齊遣孫子、田忌為帥，領兵救韓、趙二國，遂合韓、趙兵，戰魏。敗其將龐涓於馬陵山下。有鬍曾詠史詩為證。詩曰：
墜葉瀟瀟九月天，驅羸獨過馬陵前；
路傍古木蟲書處，記得將
七雄戰鬥亂春秋，兵革相持不肯休；
專務霸強為上國，從茲安肯更尊周？
又詩曰：
戰國諸侯號七雄，幹戈終日互相攻；
燕邦樂毅齊孫臏，謀略縱橫七國中。
夫“後七國春秋”者，說着魏國遣龐涓為帥，將兵伐韓、趙二國。韓、趙二國不能當敵，即遣使請救於齊，齊遣孫子、田忌為帥，領兵救韓、趙二國，遂合韓、趙兵，戰魏。敗其將龐涓於馬陵山下。有鬍曾詠史詩為證。詩曰：
墜葉瀟瀟九月天，驅羸獨過馬陵前；
路傍古木蟲書處，記得將
《鋒劍春秋》或謂黃淦撰，約作於嘉慶初期，晚出本改名為《後列國志》、《萬仙鬥法興秦傳》。由《秦始皇平話》發展而來。書述天運輪回，生殺有定，嬴秦必將一統六國，生靈難免塗炭。孫臏欲報父兄仇，救燕齊民，逆天而行，與王翦、海潮、毛奔對陣，神怪法寶，層出不窮。然最終由三清師長說合，忍痛歸山，不涉紅塵，免於劫數。此書初看，用語雜沓，不脫話本規模，然生動傳神之筆間出。其神魔鬥法之描寫，遠不如《封神演義》，然寫孫臏逆天而行，欲輓大廈之將傾，頗具悲劇色彩，反映出人之渺小，生之無奈。在神魔類小說中別具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