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后人将它配合《春秋》作为解经之书，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
它与《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左传》实质上是一部独立撰写的史书。《左传》的作者，司马迁和班固都说是左丘明，现在一般人认为是战国初年之人所作。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传》，又称《春秋左氏传》,或者称《左氏春秋》，是一部史学名著和文学名著，是我国现存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最早的编年体史书为《春秋》，最大的编年体史书为《资治通鉴》，所以《左传》只能说是最早的详细的编年体史书）。旧时相传是春秋末年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它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悼公四年（前464年），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西汉时称之为《左氏春秋》，东汉以后改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它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左传》作者
无名氏的作品。其记事年代大体与《春秋》相当，只是后面多十七年。与《春秋》的大纲形式不同，《左传》
相当系统而具体地记述了这一时期各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重大事件。
《左传》的作者，至今都是未解之谜。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班固等人都认为《左传》是左丘明所写。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唐朝的赵匡首先怀疑《左传》不是左丘明所作。此后，有许多学者也持怀疑态度。叶梦得认为作者为战国时人；郑樵《六经奥论》认为是战国时的楚人；朱熹认为是楚左史倚相之后；项安世认为是魏人所作；程端学认为是伪书。清朝的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却仍然认为是左丘明所著。清末康有为断言它是西汉末刘歆伪造。但在刘歆以前《左传》已被许多人抄撮或征引过，故康氏之说也难成立。今人童书业则认为是吴起所作，赵光贤认为是战国时鲁国人左氏所作。当代学者多认为是战国初年人所作。据杨伯峻考证，大约作于公元前403～前386年之间。
《左传》的思想
《左传》有鲜明的政治与道德倾向。其观念较接近于儒家，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可以看出这是春秋战国时代一种重要的思想进步。作者要求担负有领导国家责任的统治者，不可逞一己之私欲，而要从整个统治集团和他们所拥有的国家的长远利益考虑问题，这些地方都反映出儒家的政治理想左传》虽不是文学著作，但从广义上看，仍可说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叙事性作品。比较以前任何一种著作，它的叙事能力表现出惊人的发展。许多头绪纷杂、变化多端的历史大事件，都能处理得有条不紊，繁而不乱。其中关于战争的描写，尤其写得出色。作者善于将每一战役都放在大国争霸的背景下展开，对于战争的远因近因，各国关系的组合变化，战前策划，交锋过程，战争影响，以简练而不乏文采的文笔，且行文精炼、严密而有力。这种叙事能力，无论对后来的历史著作还是文学著作，都是具有极重要意义的。且注重故事的生动有趣，常常以较为细致生动的情节，表现人物的形象。《左传》对后世的《战国策》《史记》的写作风格产生很大影响，形成文史结合的传统。
《左传》的内容
《左传》是记录春秋时期社会状况的重要典籍。取材范围包括了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记事基本以《春秋》鲁十二公为次序，内容包括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等，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均有记述和评论。晋范宁评"春秋三传"的特色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指多叙鬼神之事）。《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
《左传》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它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它补充并丰富了《春秋》的内容，不但记鲁国一国的史实，而且还兼记各国历史；不但记政治大事，还广泛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小事”；一改《春秋》流水账式的记史方法，代之以有系统、有组织的史书编纂方法；不但记春秋时史实，而且引征了许多古代史实。这就大大提高了《左传》的史料价值。
由于《左传》具有强烈的儒家思想倾向，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因此也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历史资料。《左传》本不是儒家经典，但自从它立于学官，后来又附在《春秋》之后，就逐渐被儒者当成经典。《左传》受到学界重视是在魏晋时期，先后有郑玄、杜预为其作注解，以后成为研究《春秋》的重要典籍。《左传》在史学中的地位被评论为继《尚书》、《春秋》之后，开《史记》、《汉书》之先河的重要典籍。
《左传》不仅是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著作。它表现在：长于记述战争，故有人称之为“相砍书”；又善于刻画人物，重视记录辞令。
《左传》的体例
按照鲁国十二公的顺序，记录了当事各方面的历史，共18万字。
1.隐公11年（公元前722年——前712年）
2.桓公18年（公元前711年——前694年）
3.庄公32年（公元前693年——前662年）
4.闵公2年（公元前661年——前660年）
5.僖公33年（公元前659年——前627年）
6.文公18年（公元前626年——前609年）
7.宣公18年（公元前608年——前591年）
8.成公18年（公元前590年——前573年）
9.襄公31年（公元前572年——前542年）
10.昭公32年（公元前541年——前510年）
11.定公15年（公元前509年——前495年）
12.哀公27年（公元前494年——前468年）
13.书末附悼公4年及智伯灭亡
《左传》的文学色彩
《左传》虽是历史著作，但与《尚书》《春秋》的有所不同，它“情韵并美，文彩照耀”，是先秦时期最具文学色彩的历史散文。
第一，文学性的剪裁和历史时间的故事情节化。
第二，刻画人物性格神形毕现，有立体感。
第三，生动的场面描写和传神的细节描写。
第四，擅长叙写外交辞令，理富文美。
《左传》的后人注释
《春秋左传正义》，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
《春秋左传诂》，清洪亮吉撰。
《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清刘文淇等撰。
《春秋左传注》，杨伯峻撰。
它与《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左传》实质上是一部独立撰写的史书。《左传》的作者，司马迁和班固都说是左丘明，现在一般人认为是战国初年之人所作。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传》，又称《春秋左氏传》,或者称《左氏春秋》，是一部史学名著和文学名著，是我国现存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最早的编年体史书为《春秋》，最大的编年体史书为《资治通鉴》，所以《左传》只能说是最早的详细的编年体史书）。旧时相传是春秋末年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它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悼公四年（前464年），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西汉时称之为《左氏春秋》，东汉以后改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它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左传》作者
无名氏的作品。其记事年代大体与《春秋》相当，只是后面多十七年。与《春秋》的大纲形式不同，《左传》
相当系统而具体地记述了这一时期各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重大事件。
《左传》的作者，至今都是未解之谜。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班固等人都认为《左传》是左丘明所写。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唐朝的赵匡首先怀疑《左传》不是左丘明所作。此后，有许多学者也持怀疑态度。叶梦得认为作者为战国时人；郑樵《六经奥论》认为是战国时的楚人；朱熹认为是楚左史倚相之后；项安世认为是魏人所作；程端学认为是伪书。清朝的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却仍然认为是左丘明所著。清末康有为断言它是西汉末刘歆伪造。但在刘歆以前《左传》已被许多人抄撮或征引过，故康氏之说也难成立。今人童书业则认为是吴起所作，赵光贤认为是战国时鲁国人左氏所作。当代学者多认为是战国初年人所作。据杨伯峻考证，大约作于公元前403～前386年之间。
《左传》的思想
《左传》有鲜明的政治与道德倾向。其观念较接近于儒家，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可以看出这是春秋战国时代一种重要的思想进步。作者要求担负有领导国家责任的统治者，不可逞一己之私欲，而要从整个统治集团和他们所拥有的国家的长远利益考虑问题，这些地方都反映出儒家的政治理想左传》虽不是文学著作，但从广义上看，仍可说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叙事性作品。比较以前任何一种著作，它的叙事能力表现出惊人的发展。许多头绪纷杂、变化多端的历史大事件，都能处理得有条不紊，繁而不乱。其中关于战争的描写，尤其写得出色。作者善于将每一战役都放在大国争霸的背景下展开，对于战争的远因近因，各国关系的组合变化，战前策划，交锋过程，战争影响，以简练而不乏文采的文笔，且行文精炼、严密而有力。这种叙事能力，无论对后来的历史著作还是文学著作，都是具有极重要意义的。且注重故事的生动有趣，常常以较为细致生动的情节，表现人物的形象。《左传》对后世的《战国策》《史记》的写作风格产生很大影响，形成文史结合的传统。
《左传》的内容
《左传》是记录春秋时期社会状况的重要典籍。取材范围包括了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记事基本以《春秋》鲁十二公为次序，内容包括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等，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均有记述和评论。晋范宁评"春秋三传"的特色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指多叙鬼神之事）。《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
《左传》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它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它补充并丰富了《春秋》的内容，不但记鲁国一国的史实，而且还兼记各国历史；不但记政治大事，还广泛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小事”；一改《春秋》流水账式的记史方法，代之以有系统、有组织的史书编纂方法；不但记春秋时史实，而且引征了许多古代史实。这就大大提高了《左传》的史料价值。
由于《左传》具有强烈的儒家思想倾向，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因此也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历史资料。《左传》本不是儒家经典，但自从它立于学官，后来又附在《春秋》之后，就逐渐被儒者当成经典。《左传》受到学界重视是在魏晋时期，先后有郑玄、杜预为其作注解，以后成为研究《春秋》的重要典籍。《左传》在史学中的地位被评论为继《尚书》、《春秋》之后，开《史记》、《汉书》之先河的重要典籍。
《左传》不仅是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著作。它表现在：长于记述战争，故有人称之为“相砍书”；又善于刻画人物，重视记录辞令。
《左传》的体例
按照鲁国十二公的顺序，记录了当事各方面的历史，共18万字。
1.隐公11年（公元前722年——前712年）
2.桓公18年（公元前711年——前694年）
3.庄公32年（公元前693年——前662年）
4.闵公2年（公元前661年——前660年）
5.僖公33年（公元前659年——前627年）
6.文公18年（公元前626年——前609年）
7.宣公18年（公元前608年——前591年）
8.成公18年（公元前590年——前573年）
9.襄公31年（公元前572年——前542年）
10.昭公32年（公元前541年——前510年）
11.定公15年（公元前509年——前495年）
12.哀公27年（公元前494年——前468年）
13.书末附悼公4年及智伯灭亡
《左传》的文学色彩
《左传》虽是历史著作，但与《尚书》《春秋》的有所不同，它“情韵并美，文彩照耀”，是先秦时期最具文学色彩的历史散文。
第一，文学性的剪裁和历史时间的故事情节化。
第二，刻画人物性格神形毕现，有立体感。
第三，生动的场面描写和传神的细节描写。
第四，擅长叙写外交辞令，理富文美。
《左传》的后人注释
《春秋左传正义》，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
《春秋左传诂》，清洪亮吉撰。
《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清刘文淇等撰。
《春秋左传注》，杨伯峻撰。
春秋三传之一，简称为公羊。旧题周公羊高撰，盖高所传述，而其玄孙寿及胡母子都写录成书，清孔广森着通义，刘逢禄着何氏解诂笺等。亦称为公羊经。
战国谷梁赤所撰。晋范宁作集解，唐杨士勋为之疏，清锺文烝着谷梁补注。为春秋三传之一。
西汉中期，战乱频仍的诸侯王国割据局面基本结束，生产得到恢复与发展，中央集权得到巩固与加强，出现了经济繁荣和政治大一统的局面。适应统一的中央集权的需要，董仲舒的神学唯心哲学思想便应运而生。他的哲学思想主要反映在所著的《春秋繁露》中。
《春秋繁露》有17卷，82篇。由于书中篇名和《汉书·艺文志》及本传所载不尽相同，后人疑其不尽出自董仲舒一人之手。《春秋繁露》系后人辑录董仲舒遗文而成书，书名为辑录者所加，隋唐以后才有此书名出现。我国现存最早的《春秋繁露》版本，是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江右计台刻本，现藏于北京图书馆。注本很多，最详尽的是苏舆的《春秋繁露义证》。
董仲舒潜心钻研《公羊春秋》，学识渊博，故时人称其为"汉代孔子"《春秋繁露》也是一部推崇公羊学的著作。
《春秋繁露》宣扬"天人合一"、" 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认为天是有意志的，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是至高无上的神。《繁露》把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进行神秘化的比附，认为天按照自己的形体制造了人，人是天的副本，人类的一切都是天的复制品，这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天通过阴阳、五行之气的变化而体现其意志，主宰社会与自然。草木随着季节变化而生长凋零，都是天的仁德、刑杀的表现；社会中的尊卑贵贱制度，都是天神"阳贵而阴贱"的意志的体现。君、父、夫为阳，臣、子、妇为阴，所以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就是主从关系。"天子"是代替天在人间实行统治的，君主之权是天所授予的，并按天的意志来统治人民，这就是神化君权的"君权神授"思想。《繁露》还用五行相生相胜的关系来附会社会人事，如将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比为父子；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后，土居中央，比为父子之序，等等。这样就把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概念——阴阳和五行变成了体现天的意志和目的，神化封建制度的工具。
《繁露》还大力宣扬"天人感应"说。认为"天"不但为人世安排了正常秩序，还密切注视人间的活动，监督正常秩序的实现。如果人间违背了封建道德即天的意志，君主有了过失而不省悟，天便会降下灾异警告，这就是所谓"谴告"说。
反之，如果君主治理天下太平，天就会出现符瑞。可见，封建统治者与天是相通、相感应的。如果能按照天的意志行事，维持正常的统治秩序，就可长治久安。
根据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繁露》提出了先验主义的人性论、性三品说。董仲舒把人性分为三个品级：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圣人之性为纯粹的仁和善，圣人不用教化，是可以教化万民的。斗筲之性是只有贪和恶的广大劳动人民，这些人即使经过圣人的教化也不会成为性善者，对他们只能加以严格防范。中民之性具有善的素质，经过君主的教化便可以达到善。这三个品级的人性，都是天所赋予的。
这一套性三品的人性论，是孔子"惟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人性论的发展。
《繁露》全面论证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
所谓"道"，是根据天意建立起来的统治制度和方法，《繁露》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加以分析判断，认为这个道是永恒的、绝对的。它说："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后；必有表，必有里；有美必有恶；……
此皆其合也。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基义》）这里，它承认对立面的普遍存在，具有一些辩证法的因素。但它认为这些对立面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协调服从的关系，否定矛盾双方的斗争。虽然它承认矛盾的两个方面的性质、地位不同，但阳和阴双方，一主一从，一尊一卑的地位是永不可改变的，更不能转化，这是"天之常道"。然而，历史的发展并非一成不变的，王朝更替时有发生，为了解释这一现象，董仲舒提出了"三统"、"三正"的历史发展观。我国农历的十一月、十二月、正月可以作为正月（岁首），每月初一日为朔日，朔日有从平旦（天刚亮的时刻）、鸡鸣、夜半为开头的三种算法。
每一个新王朝上台后，都要改变前一个王朝的正、朔时间，这叫改正朔。如果新王朝选择农历正月为岁首，则尚黑色；如选择十二月为岁首，则尚白；如选择十一月为岁首，则尚赤色，这就是所谓"正三统"。每个正朝都应按照自己的选择改换新的服色，这叫"易服色"。不管如何循环变化，维护封建统治的道和天一样，是永远不变的。"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改道之实"（《楚庄王》）。所以，"三统"、"三正"也是董仲舒借天意之名宣扬"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理论武器，目的是长期维护封建统治。
《春秋繁露》所反映的董仲舒的认识论，是建立在神学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上的，是为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服务的。人类、宇宙万物及其变化都是天意的安排，所以，人的认识也就是对天意的认识，只要认真考察自然现象，或通过内心自省，就不难体会到天意。董仲舒认为"名"反映的不是事物，而是天意，它是由圣人发现的，并赋予事物以名，"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深察名号》），即天的意志决定人的认识，人的认识决定万事万物，完全颠倒了名与实、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是一条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
《春秋繁露》大力宣扬"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观，为封建等级制度和伦常关系的合法性制造舆论。早在春秋时期，孔子便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的思想，后来韩非发展了这一思想，并为"三纲"划出了一个明晰的轮廓："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韩非子·忠孝》）董仲舒对此加以继承和神化，第一次提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基义》）他说："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基义》）虽然尚未提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正式条文，但其意思已很明确了，待西汉末成书的《礼纬》就把"三纲"的条文具体化了。三纲以君为臣纲为主，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从属于君为臣纲的，最根本的是要维护君权的统治。
董仲舒在答汉武帝的策问时曾提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在《春秋繁露》中又加以详尽论证。"仁者，爱人之名也。"（《仁义法》）"立义以明尊卑之分。" （《盟会要》）"礼者，……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内外、远近、新旧之级者也。"（《奉本》）"不智而辨慧狷给，则迷而乘良马也。"
（《必仁且智》）"竭愚写情，不饰其过，所以为信也。"（《天地之行》）
三纲五常的伦理观是汉王朝封建大一统政治的需要，也是中央专制集权制的反映，它在当时维护国家统一和封建制度方面，起过积极的作用。但随着整个地主阶级的历史地位日益向保守、反动转化，它便成了反对革命，麻痹和奴役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由于它高度集中地反映了整个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成了沿续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道德伦理规范，在我国影响深远，危害极大。
《春秋繁露》以哲学上的神学蒙昧主义，政治上的封建专制主义为基础，提出了一套较为完备的思想体系，尽管以后各个王朝的哲学形态有所改变，但这一思想一直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书中将自然现象与社会问题进行无类比附，得出自己需要的结论，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影响恶劣。
当然，学术界也有不同观点，这一观点认为，正是董仲舒的“神学蒙昧主义”在制约着皇权，在皇权具有绝对权威、社会又还没有出现可以与皇权抗衡的时代，恰恰是董仲舒的系统的天人感应论在制约着皇权，使皇上不敢为所欲为，正是这一思想文化的因素在维系和制衡着社会力量，这对家天下时代有效防止天子滥用权力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董仲舒说，屈民而申君，屈君而申天（《玉杯》）。所以，不能用现在的眼光来笑话古人的愚昧，其实在那个时代，他们看得比我们要深刻和长远得多。
《春秋繁露》有17卷，82篇。由于书中篇名和《汉书·艺文志》及本传所载不尽相同，后人疑其不尽出自董仲舒一人之手。《春秋繁露》系后人辑录董仲舒遗文而成书，书名为辑录者所加，隋唐以后才有此书名出现。我国现存最早的《春秋繁露》版本，是南宋嘉定四年（1211年）江右计台刻本，现藏于北京图书馆。注本很多，最详尽的是苏舆的《春秋繁露义证》。
董仲舒潜心钻研《公羊春秋》，学识渊博，故时人称其为"汉代孔子"《春秋繁露》也是一部推崇公羊学的著作。
《春秋繁露》宣扬"天人合一"、" 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认为天是有意志的，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是至高无上的神。《繁露》把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进行神秘化的比附，认为天按照自己的形体制造了人，人是天的副本，人类的一切都是天的复制品，这就是"天人合一"的思想。天通过阴阳、五行之气的变化而体现其意志，主宰社会与自然。草木随着季节变化而生长凋零，都是天的仁德、刑杀的表现；社会中的尊卑贵贱制度，都是天神"阳贵而阴贱"的意志的体现。君、父、夫为阳，臣、子、妇为阴，所以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就是主从关系。"天子"是代替天在人间实行统治的，君主之权是天所授予的，并按天的意志来统治人民，这就是神化君权的"君权神授"思想。《繁露》还用五行相生相胜的关系来附会社会人事，如将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比为父子；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后，土居中央，比为父子之序，等等。这样就把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概念——阴阳和五行变成了体现天的意志和目的，神化封建制度的工具。
《繁露》还大力宣扬"天人感应"说。认为"天"不但为人世安排了正常秩序，还密切注视人间的活动，监督正常秩序的实现。如果人间违背了封建道德即天的意志，君主有了过失而不省悟，天便会降下灾异警告，这就是所谓"谴告"说。
反之，如果君主治理天下太平，天就会出现符瑞。可见，封建统治者与天是相通、相感应的。如果能按照天的意志行事，维持正常的统治秩序，就可长治久安。
根据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繁露》提出了先验主义的人性论、性三品说。董仲舒把人性分为三个品级：圣人之性，中民之性，斗筲之性。圣人之性为纯粹的仁和善，圣人不用教化，是可以教化万民的。斗筲之性是只有贪和恶的广大劳动人民，这些人即使经过圣人的教化也不会成为性善者，对他们只能加以严格防范。中民之性具有善的素质，经过君主的教化便可以达到善。这三个品级的人性，都是天所赋予的。
这一套性三品的人性论，是孔子"惟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人性论的发展。
《繁露》全面论证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
所谓"道"，是根据天意建立起来的统治制度和方法，《繁露》用形而上学的观点加以分析判断，认为这个道是永恒的、绝对的。它说："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后；必有表，必有里；有美必有恶；……
此皆其合也。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基义》）这里，它承认对立面的普遍存在，具有一些辩证法的因素。但它认为这些对立面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协调服从的关系，否定矛盾双方的斗争。虽然它承认矛盾的两个方面的性质、地位不同，但阳和阴双方，一主一从，一尊一卑的地位是永不可改变的，更不能转化，这是"天之常道"。然而，历史的发展并非一成不变的，王朝更替时有发生，为了解释这一现象，董仲舒提出了"三统"、"三正"的历史发展观。我国农历的十一月、十二月、正月可以作为正月（岁首），每月初一日为朔日，朔日有从平旦（天刚亮的时刻）、鸡鸣、夜半为开头的三种算法。
每一个新王朝上台后，都要改变前一个王朝的正、朔时间，这叫改正朔。如果新王朝选择农历正月为岁首，则尚黑色；如选择十二月为岁首，则尚白；如选择十一月为岁首，则尚赤色，这就是所谓"正三统"。每个正朝都应按照自己的选择改换新的服色，这叫"易服色"。不管如何循环变化，维护封建统治的道和天一样，是永远不变的。"王者有改制之名，无改道之实"（《楚庄王》）。所以，"三统"、"三正"也是董仲舒借天意之名宣扬"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理论武器，目的是长期维护封建统治。
《春秋繁露》所反映的董仲舒的认识论，是建立在神学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上的，是为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服务的。人类、宇宙万物及其变化都是天意的安排，所以，人的认识也就是对天意的认识，只要认真考察自然现象，或通过内心自省，就不难体会到天意。董仲舒认为"名"反映的不是事物，而是天意，它是由圣人发现的，并赋予事物以名，"事各顺于名，名各顺于天"（《深察名号》），即天的意志决定人的认识，人的认识决定万事万物，完全颠倒了名与实、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是一条唯心主义的认识路线。
《春秋繁露》大力宣扬"三纲"、"五常"的封建道德观，为封建等级制度和伦常关系的合法性制造舆论。早在春秋时期，孔子便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的思想，后来韩非发展了这一思想，并为"三纲"划出了一个明晰的轮廓："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韩非子·忠孝》）董仲舒对此加以继承和神化，第一次提出："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基义》）他说："天为君而覆露之，地为臣而持载之，阳为夫而生之，阴为妇而助之，春为父而生之，夏为子而养之。"（《基义》）虽然尚未提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正式条文，但其意思已很明确了，待西汉末成书的《礼纬》就把"三纲"的条文具体化了。三纲以君为臣纲为主，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从属于君为臣纲的，最根本的是要维护君权的统治。
董仲舒在答汉武帝的策问时曾提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在《春秋繁露》中又加以详尽论证。"仁者，爱人之名也。"（《仁义法》）"立义以明尊卑之分。" （《盟会要》）"礼者，……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内外、远近、新旧之级者也。"（《奉本》）"不智而辨慧狷给，则迷而乘良马也。"
（《必仁且智》）"竭愚写情，不饰其过，所以为信也。"（《天地之行》）
三纲五常的伦理观是汉王朝封建大一统政治的需要，也是中央专制集权制的反映，它在当时维护国家统一和封建制度方面，起过积极的作用。但随着整个地主阶级的历史地位日益向保守、反动转化，它便成了反对革命，麻痹和奴役劳动人民的精神枷锁。由于它高度集中地反映了整个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成了沿续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道德伦理规范，在我国影响深远，危害极大。
《春秋繁露》以哲学上的神学蒙昧主义，政治上的封建专制主义为基础，提出了一套较为完备的思想体系，尽管以后各个王朝的哲学形态有所改变，但这一思想一直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书中将自然现象与社会问题进行无类比附，得出自己需要的结论，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影响恶劣。
当然，学术界也有不同观点，这一观点认为，正是董仲舒的“神学蒙昧主义”在制约着皇权，在皇权具有绝对权威、社会又还没有出现可以与皇权抗衡的时代，恰恰是董仲舒的系统的天人感应论在制约着皇权，使皇上不敢为所欲为，正是这一思想文化的因素在维系和制衡着社会力量，这对家天下时代有效防止天子滥用权力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董仲舒说，屈民而申君，屈君而申天（《玉杯》）。所以，不能用现在的眼光来笑话古人的愚昧，其实在那个时代，他们看得比我们要深刻和长远得多。
《春秋左传正义》六十卷，内府藏本
周左丘明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
自刘向、刘歆、桓谭、班固皆以《春秋传》出左丘明，左丘明受经于孔子，魏晋以来儒者更无异议。至唐赵匡，始谓左氏非丘明，盖欲攻传之不合经，必先攻作传之人非受经于孔子，与王柏欲攻《毛诗》，先攻《毛诗》不传于子夏，其智一也。宋元诸儒，相继并起，王安石有《春秋解》一卷，证左氏非丘明者十一事，陈振孙《书录解题》谓出依托，今未见其书，不知十一事者何据。其余辨论，惟朱子谓“虞不腊矣”为秦人之语，叶梦得谓纪事终于智伯，当为六国时人，似为近理。然考《史记·秦本纪》，称惠文君十二年始腊，张守节《正义》，称秦惠文王始效中国为之。明古有腊祭，秦至是始用，非至是始创。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亦驳此说曰：“史称秦文公始有史以纪事，秦宣公初志闰月，岂亦中国所无，待秦独创哉？”则腊为秦礼之说，未可据也。《左传》载预断祸福，无不征验，盖不免从后传合之，惟哀公九年称赵氏其世有乱，后竟不然，是未见后事之证也。经止获麟，而弟子续至孔子卒，传载智伯之亡，殆亦后人所续，《史记·司马相如传》中有扬雄之语，不能执是一事指司马迁为后汉人也，则载及智伯之说，不足疑也。
今仍定为左丘明作，以祛众惑。至其作传之由，则刘知幾“躬为国史”之言，最为确论。《疏》称“大事书于策者，经之所书；小事书于简者，传之所载。”观晋史之书赵盾，齐史之书崔杼及宁殖，所谓载在诸侯之籍者，其文体皆与经合。《墨子》称《周春秋》载杜伯，《燕春秋》载庄子仪，《宋春秋》载祏观辜，《齐春秋》载王里国、中里，核其文体，皆与传合。经传同因国史而修，斯为显证。知说经去传，为舍近而求诸远矣。
《汉志》载《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注曰：“公羊、谷梁二家。”则左氏经文，不著于录。然杜预《集解序》称：“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陆德明《经典释文》曰：“旧夫子之经与丘明之传各异，杜氏合而释之。”则《左传》又自有经。考《汉志》之文，既曰《古经》十二篇矣，不应复云《经》十一卷。观《公》《谷》二传皆十一卷，与《经》十一卷相配，知十一卷为二传之经，故有是注。徐彦《公羊传疏》曰：“左氏先著竹帛，故汉儒谓之古学。 ”则所谓《古经》十二篇，即《左传》之《经》，故谓之“古”，刻《汉书》者误连二条为一耳。今以《左传》经文与二传校勘，皆左氏义长，知手录之本确于口授之本也。
言《左传》者，孔奇、孔嘉之说，久佚不传；贾逵、服虔之说，亦仅偶见他书。今世所传，惟杜注孔疏为最古。杜注多强经以就传，孔疏亦多左杜而右刘，（案刘炫作《规过》以攻杜解，凡所驳正，孔疏皆以为非。）是皆笃信专门之过，不能不谓之一失。然有注疏而后左氏之义明，左氏之义明而后二百四十二年内善恶之迹一一有征。后儒妄作聪明，以私臆谈褒贬者，犹得据传文以知其谬，则汉晋以来藉左氏以知经义，宋元以来更藉左氏以杜臆说矣，传与注疏皆谓有大功于《春秋》可也。
周左丘明传，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疏。
自刘向、刘歆、桓谭、班固皆以《春秋传》出左丘明，左丘明受经于孔子，魏晋以来儒者更无异议。至唐赵匡，始谓左氏非丘明，盖欲攻传之不合经，必先攻作传之人非受经于孔子，与王柏欲攻《毛诗》，先攻《毛诗》不传于子夏，其智一也。宋元诸儒，相继并起，王安石有《春秋解》一卷，证左氏非丘明者十一事，陈振孙《书录解题》谓出依托，今未见其书，不知十一事者何据。其余辨论，惟朱子谓“虞不腊矣”为秦人之语，叶梦得谓纪事终于智伯，当为六国时人，似为近理。然考《史记·秦本纪》，称惠文君十二年始腊，张守节《正义》，称秦惠文王始效中国为之。明古有腊祭，秦至是始用，非至是始创。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亦驳此说曰：“史称秦文公始有史以纪事，秦宣公初志闰月，岂亦中国所无，待秦独创哉？”则腊为秦礼之说，未可据也。《左传》载预断祸福，无不征验，盖不免从后传合之，惟哀公九年称赵氏其世有乱，后竟不然，是未见后事之证也。经止获麟，而弟子续至孔子卒，传载智伯之亡，殆亦后人所续，《史记·司马相如传》中有扬雄之语，不能执是一事指司马迁为后汉人也，则载及智伯之说，不足疑也。
今仍定为左丘明作，以祛众惑。至其作传之由，则刘知幾“躬为国史”之言，最为确论。《疏》称“大事书于策者，经之所书；小事书于简者，传之所载。”观晋史之书赵盾，齐史之书崔杼及宁殖，所谓载在诸侯之籍者，其文体皆与经合。《墨子》称《周春秋》载杜伯，《燕春秋》载庄子仪，《宋春秋》载祏观辜，《齐春秋》载王里国、中里，核其文体，皆与传合。经传同因国史而修，斯为显证。知说经去传，为舍近而求诸远矣。
《汉志》载《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注曰：“公羊、谷梁二家。”则左氏经文，不著于录。然杜预《集解序》称：“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比其义类，各随而解之。”陆德明《经典释文》曰：“旧夫子之经与丘明之传各异，杜氏合而释之。”则《左传》又自有经。考《汉志》之文，既曰《古经》十二篇矣，不应复云《经》十一卷。观《公》《谷》二传皆十一卷，与《经》十一卷相配，知十一卷为二传之经，故有是注。徐彦《公羊传疏》曰：“左氏先著竹帛，故汉儒谓之古学。 ”则所谓《古经》十二篇，即《左传》之《经》，故谓之“古”，刻《汉书》者误连二条为一耳。今以《左传》经文与二传校勘，皆左氏义长，知手录之本确于口授之本也。
言《左传》者，孔奇、孔嘉之说，久佚不传；贾逵、服虔之说，亦仅偶见他书。今世所传，惟杜注孔疏为最古。杜注多强经以就传，孔疏亦多左杜而右刘，（案刘炫作《规过》以攻杜解，凡所驳正，孔疏皆以为非。）是皆笃信专门之过，不能不谓之一失。然有注疏而后左氏之义明，左氏之义明而后二百四十二年内善恶之迹一一有征。后儒妄作聪明，以私臆谈褒贬者，犹得据传文以知其谬，则汉晋以来藉左氏以知经义，宋元以来更藉左氏以杜臆说矣，传与注疏皆谓有大功于《春秋》可也。
春秋繁露是西汉董仲舒（约公元前一七九——前一O四）的主要著作，一般认为系后人辑录成帙。至有清一代，才出现两个较完善的校注读本。宣统年间，苏州苏与（？——一九一四）字厚菴，兼取廬校凌注，广采前人研究成果，[随时答录]，成春秋繁露义证，是目前为止校订春秋繁露较完善的本子。
此次整理，以一九一O年长沙王先谦原刻本为底本，通校了凌本。
此次整理，以一九一O年长沙王先谦原刻本为底本，通校了凌本。
□注 汉·何休 □疏 唐·徐彦 □整理 明月奴 □制作 真如 □发布 读书中文网
二十八卷（内府藏本）
汉公羊寿传，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案《汉书·艺文志》：“《公羊传》十一卷。”班固自注曰：“公羊子，齐人。”（案《汉·艺文志》不题颜师古名者，皆固之自注。）颜师古《注》曰：“名高（案此据《春秋说》彦《疏》、《题词》之文，见徐彦疏所引。）徐彦《疏》引戴宏《序》曰：“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与齐人胡母子都著於竹帛。何休之《注》亦同。”（休说见《隐公二年》“纪子伯、莒子盟於密”条下。）今观《传》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宫子曰”，又有“高子曰”，“鲁子曰”，盖皆传授之经师，不尽出於公羊子。《定公元年传》“正棺於两楹之间”二句，《穀梁传》引之，直称沈子，不称公羊，是并其不著姓氏者亦不尽出公羊子。且并有“子公羊子曰”，尤不出於高之明证。知《传》确为寿撰，而胡母子都助成之。旧本首署高名，盖未审也。又罗璧《识遗》称公羊、穀梁自高、赤作《传》外，更不见有此姓。万见春谓皆姜字切韵脚，疑为姜姓假托。案邹为邾娄、披为勃鞮、木为弥牟、殖为舌职，记载音讹，经典原有是事。至弟子记其先师，子孙述其祖父，必不至竟迷本字，别用合声。璧之所言，殊为好异。至程端学《春秋本义》竟指高为汉初人，则讲学家臆断之词，更不足与辨矣。三《传》与《经》文，《汉志》皆各为卷帙。以《左传》附《经》始於杜预，《公羊传》附《经》则不知始自何人。观何休《解诂》但释《传》而不释《经》，与杜异例，知汉末犹自别行。今所传蔡邕《石经残字公羊传》，亦无《经》文，足以互证。今本以《传》附《经》，或徐彦作《疏》之时所合并欤？彦《疏》，《文献通考》作三十卷。今本乃止二十八卷。或彦本以《经》文并为二卷，别冠於前，後人又散入《传》中，故少此二卷，亦未可知也。彦《疏》，《唐志》不载。《崇文总目》始著录，称不著撰人名氏，或云徐彦。董逌《广川藏书志》亦称世传徐彦，不知时代，意其在贞元、长庆之後。考《疏》中“邲之战”一条，犹及见孙炎《尔雅注》完本，知在宋以前。又“葬桓王”一条，全袭用杨士勋《穀梁传疏》，知在贞观以後。中多自设问答，文繁语複，与邱光庭《兼明书》相近，亦唐末之文体。董逌所云，不为无理。故今从逌之说，定为唐人焉。
---出《四库总目提要》
二十八卷（内府藏本）
汉公羊寿传，何休解诂，唐徐彦疏。案《汉书·艺文志》：“《公羊传》十一卷。”班固自注曰：“公羊子，齐人。”（案《汉·艺文志》不题颜师古名者，皆固之自注。）颜师古《注》曰：“名高（案此据《春秋说》彦《疏》、《题词》之文，见徐彦疏所引。）徐彦《疏》引戴宏《序》曰：“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与齐人胡母子都著於竹帛。何休之《注》亦同。”（休说见《隐公二年》“纪子伯、莒子盟於密”条下。）今观《传》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宫子曰”，又有“高子曰”，“鲁子曰”，盖皆传授之经师，不尽出於公羊子。《定公元年传》“正棺於两楹之间”二句，《穀梁传》引之，直称沈子，不称公羊，是并其不著姓氏者亦不尽出公羊子。且并有“子公羊子曰”，尤不出於高之明证。知《传》确为寿撰，而胡母子都助成之。旧本首署高名，盖未审也。又罗璧《识遗》称公羊、穀梁自高、赤作《传》外，更不见有此姓。万见春谓皆姜字切韵脚，疑为姜姓假托。案邹为邾娄、披为勃鞮、木为弥牟、殖为舌职，记载音讹，经典原有是事。至弟子记其先师，子孙述其祖父，必不至竟迷本字，别用合声。璧之所言，殊为好异。至程端学《春秋本义》竟指高为汉初人，则讲学家臆断之词，更不足与辨矣。三《传》与《经》文，《汉志》皆各为卷帙。以《左传》附《经》始於杜预，《公羊传》附《经》则不知始自何人。观何休《解诂》但释《传》而不释《经》，与杜异例，知汉末犹自别行。今所传蔡邕《石经残字公羊传》，亦无《经》文，足以互证。今本以《传》附《经》，或徐彦作《疏》之时所合并欤？彦《疏》，《文献通考》作三十卷。今本乃止二十八卷。或彦本以《经》文并为二卷，别冠於前，後人又散入《传》中，故少此二卷，亦未可知也。彦《疏》，《唐志》不载。《崇文总目》始著录，称不著撰人名氏，或云徐彦。董逌《广川藏书志》亦称世传徐彦，不知时代，意其在贞元、长庆之後。考《疏》中“邲之战”一条，犹及见孙炎《尔雅注》完本，知在宋以前。又“葬桓王”一条，全袭用杨士勋《穀梁传疏》，知在贞观以後。中多自设问答，文繁语複，与邱光庭《兼明书》相近，亦唐末之文体。董逌所云，不为无理。故今从逌之说，定为唐人焉。
---出《四库总目提要》
□注 晋·范宁 □疏 唐·杨士勋 □整理 明月奴 □制作 真如 □发布 读书中文网
本书从周幽王“烽火戏诸候”引起国破东迁说起，通过对礼崩乐坏、王室失势后列国争霸的叙述，勾勒出整个春秋的历史脉络。本书以“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世”的“礼”为评判尺度，言简而要、事详而博，对春秋时代的政治、战争做出独到的点评。作者用通俗易懂的现代语言将经书中那个富有人文思想的时代呈现给广大读者，带人们走进中华文明的轴心时代！
本书不同于纯粹讲述春秋历史的著作，也不同于《左传》的白话直译。全书以《左传》的记事为基础，偶尔也参考其它文献如《国语》、《史记》、诸子著作中的相关内容，将《左传》记载的春秋史事，以霸主为依托，基本按照时间先后，归纳综合为二十讲，既自有起讫，又彼此联系。希望本书能为愿读《左传》原典的读者提供一些帮助，同时也想为一览整个春秋时代历史风貌的读者提供一点参考。
诗曰：
七雄战斗乱春秋，兵革相持不肯休；
专务霸强为上国，从兹安肯更尊周？
又诗曰：
战国诸侯号七雄，干戈终日互相攻；
燕邦乐毅齐孙膑，谋略纵横七国中。
夫“后七国春秋”者，说着魏国遣庞涓为帅，将兵伐韩、赵二国。韩、赵二国不能当敌，即遣使请救于齐，齐遣孙子、田忌为帅，领兵救韩、赵二国，遂合韩、赵兵，战魏。败其将庞涓于马陵山下。有胡曾咏史诗为证。诗曰：
坠叶潇潇九月天，驱羸独过马陵前；
路傍古木虫书处，记得将
七雄战斗乱春秋，兵革相持不肯休；
专务霸强为上国，从兹安肯更尊周？
又诗曰：
战国诸侯号七雄，干戈终日互相攻；
燕邦乐毅齐孙膑，谋略纵横七国中。
夫“后七国春秋”者，说着魏国遣庞涓为帅，将兵伐韩、赵二国。韩、赵二国不能当敌，即遣使请救于齐，齐遣孙子、田忌为帅，领兵救韩、赵二国，遂合韩、赵兵，战魏。败其将庞涓于马陵山下。有胡曾咏史诗为证。诗曰：
坠叶潇潇九月天，驱羸独过马陵前；
路傍古木虫书处，记得将
《锋剑春秋》或谓黄淦撰，约作于嘉庆初期，晚出本改名为《后列国志》、《万仙斗法兴秦传》。由《秦始皇平话》发展而来。书述天运轮回，生杀有定，嬴秦必将一统六国，生灵难免涂炭。孙膑欲报父兄仇，救燕齐民，逆天而行，与王翦、海潮、毛奔对阵，神怪法宝，层出不穷。然最终由三清师长说合，忍痛归山，不涉红尘，免于劫数。此书初看，用语杂沓，不脱话本规模，然生动传神之笔间出。其神魔斗法之描写，远不如《封神演义》，然写孙膑逆天而行，欲挽大厦之将倾，颇具悲剧色彩，反映出人之渺小，生之无奈。在神魔类小说中别具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