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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記》是中國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書籍。
  
  《禮記》一書的編定是西漢禮學家戴德和他的侄子戴聖。戴德選編的八十五篇本叫《大戴禮記》,在後來的流傳過程中若斷若續,到唐代衹剩下了三十九篇。戴聖選編的四十九篇本叫《小戴禮記》,即我們今天見到的《禮記》。這兩種書各有側重和取捨,各有特色。東漢末年,著名學者鄭玄為《小戴禮記》作了出色的註解,後來這個本子便盛行不衰,並由解說經文的著作逐漸成為經典,到唐代被列為“九經”之一,到宋代被列入‘十三經”之中,成為士人必讀之書。
  
  《禮記》是戰國至秦漢年間儒傢學者解釋說明經書《儀禮》的文章選集,是一部儒傢思想的資料匯編。《禮記》的作者不止一人,寫作時間也有先有後,其中多數篇章可能是孔子的七十二名關門弟子及其學生們的作品,還兼收先秦的其它典籍。
  
  《禮記》的內容主要是記載和論述先秦的禮製、禮意,解釋儀禮,記錄孔子和弟子等的問答,記述修身作人的準則。實際上,這部九萬字左右的著作內容廣博,門類雜多,涉及到政治、法律、道德、哲學、歷史、祭祀、文藝、日常生活、歷法、地理等諸多方面,幾乎包羅萬象,集中體現了先秦儒傢的政治、哲學和倫理思想,是研究先秦社會的重要資料。
  
  《禮記》全書用散文寫成,一些篇章具有相當的文學價值。有的用短小的生動故事闡明某一道理,有的氣勢磅礴、結構謹嚴,有的言簡意賅、意味雋永,有的擅長心理描寫和刻劃,書中還收有大量富有哲理的格言、警句,精闢而深刻。
  
  《禮記》與《儀禮》、《周禮》合稱“三禮”,對中國文化産生過深遠的影響,各個時代的人都從中尋找思想資源。因而,歷代為《禮記》作註釋的書很多,當代學者在這方面也有一些新的研究成果。我們這裏選錄的原文依據清代阮元校刻的《十三經註疏》,註釋和譯文則廣泛參閱了各種有影響的研究成果,力求做到準確簡明易懂。選錄的篇章由作者加上標題(原文衹有篇名,每篇原文都較長),原則上采用選文的首句作標題,註釋中衹說明選自某篇。
  
  《禮記》由多人撰寫,采自多種古籍遺說,內容極為龐雜,編排也較零亂,後人采用歸類方法進行研究。東漢鄭玄將49篇分為通論、制度、祭祀、喪服、吉事等八類。近代梁啓超則分為五類:一通論禮儀和學術,有《禮運》、《經解》、《樂記》、《學記》、《大學》、《中庸》、《儒行》、《坊記》、《表記》、《緇衣》等篇。二解釋《儀禮》17篇,有《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喪服四製》等篇。三記孔子言行或孔門弟子及時人雜事,有《孔子閑居》、《孔子燕居》、《檀弓》、《曾子問》等。四記古代制度禮節,並加考辨,有《王製》、《麯禮》、《玉藻》、《明堂位》、《月令》、《禮器》、《郊特牲》、《祭統》、《祭法》、《大傳》、《喪大記》、《喪服大記》、《奔喪》、《問喪》、《文王世子》、《內則》、《少儀》等篇。五為《麯禮》、《少儀》、《儒行》等篇的格言、名句。梁氏的歸類劃分,對我們有一定參考價值。
  
  漢代把孔子定的典籍稱為“經”,弟子對“經”的解說是“傳”或“記”,《禮記》因此得名,即對“禮”的解釋。到西漢前期《禮記》共有一百三十一篇。相傳戴德選編其中八十五篇,稱為《大戴禮記》;戴聖選編其中四十九篇,稱為《小戴禮記》。東漢後期大戴本不流行,以小戴本專稱《禮記》而且和《周禮》、《儀禮》合稱“三禮”,鄭玄作了註,於是地位上升為經。書中還有廣泛論說禮意、闡釋制度、宣揚儒傢理想的內容。
  
  宋代的理學家選中《大學》、《中庸》、《論語》和《孟子》,把他們合稱為“四書”,用來作為儒學的基礎讀物。《詩》《書》《禮》《易》《春秋》為五經 。
  中國古代記載典禮儀節的書。簡稱《禮》,亦稱《禮經》、《士禮》。《儀禮》是記載古代禮儀制度的著作,與《周禮》、《禮記》合稱“三禮”。《儀禮》文字艱澀,內容枯燥,治史者對它望而生畏。但本書是“三禮”中成書較早的一部,據考古材料及古文獻所知,商、周統治者有名目繁多的典禮,其儀節日益繁縟復雜,非有專門職業訓練並經常排練演習者,不能經辦這些典禮。儒生掌握的可能創行於西周並在春秋以後更加通用的各種儀節單,經不斷排練補充,整齊釐訂,成為職業手册。他們要為天子、諸侯、士大夫舉行各種不同的禮,因此保存的儀節單很多,曾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的記載。但傳到漢代衹剩了十七篇,包括冠、婚、喪祭、朝聘、射鄉五項典禮儀節,由高堂生作為專供士大夫階層施行的“士禮”傳授,稱作《禮經》,為“五經”之一。漢宣帝時,以戴德、戴聖、慶普三傢所傳習的《禮經》立於學官,當時屬今文經(見經今古文學)。不久在魯境又出現《禮古經》,其除有十七篇外,多“逸禮”三十九篇,但未傳下。今文經傳至西漢末,有戴德、戴聖、劉嚮三個篇次不同的本子。漢末鄭玄用劉嚮接尊卑吉兇次序編排之本作註,並記明今古文之異同。今衹有此本傳下。該書至晉代始稱《儀禮》,當時門閥為宗法需要,特重其中詳定血統親疏的《喪服》諸篇,出現了不少有關著作。唐賈公彥撰《儀禮疏》十七捲,南宋時與鄭註合刊為《儀禮註疏》。當北宋熙寧(1068~1077)中一度廢《儀禮》不為經,元祐(1086~1094)間又恢復。歷宋、元、明,續有不少研究著作。清代研究者有十余家,以鬍培翬《儀禮正義》為世所稱。
  1、《周禮》概述
  
  中國古代的禮樂文明 ,禮樂文化,不能不提到《周禮》、《儀禮》和《禮記》,即通常所說的"三禮"。《三禮》是古代禮樂文化的理論形態,對禮法、禮義作了最權威的記載和解釋,對歷代禮製的影響最為深遠。
  《周禮》是儒傢經典,西周時期的著名政治傢、思想傢、文學家、軍事傢周公旦所著,今從其思想內容分析,則說明儒傢思想發展到戰國後期,融合道、法、陰陽等傢思想,與春秋孔子時思想發生極大變化。《周禮》所涉及之內容極為豐富。大至天下九州,天文歷象;小至溝洫道路,草木蟲魚。凡邦國建製,政法文教,禮樂兵刑,賦稅度支,膳食衣飾,寢廟車馬,農商醫卜,工藝製作,各種名物、典章、制度,無所不包。堪稱為上古文化史之寶庫。
  以人法天的理想國綱領《周禮》,西漢的景帝、武帝之際,河間獻王劉德從民間徵得一批古書,其中一部名為《周官》。原書當有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鼕官等六篇,鼕官篇已亡,漢儒取性質與之相似的《考工記》補其缺。王莽時,因劉歆奏請,《周官》被列入學官,並更名為《周禮》。東漢末,經學大師鄭玄為《周禮》作了出色的註。由於鄭玄的崇高學術聲望,《周禮》一躍而居《三禮》之首,成為儒傢的煌煌大典之一。
  
  2、千年學術公案
  
  《周禮》是一部通過官製來表達治國方案的著作,內容極為豐富。《周禮》六官的分工大致為:天官主管宮廷,地官主管民政,春官主管宗族,夏官主管軍事,秋官主管刑罰,鼕官主管營造,涉及到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在上古文獻中實屬罕見。《周禮》所記載的禮的體係最為係統,既有祭祀、朝覲、封國、巡狩、喪葬等等的國傢大典,也有如用鼎制度、樂懸制度、車騎制度、服飾制度、禮玉制度等等的具體規製,還有各種禮器的等級、組合、形製、度數的記載。許多制度僅見於此書,因而尤其寶貴。
  《周禮》面世之初,不知什麽原因,連一些身份很高的儒者都沒見到就被藏入秘府,從此無人知曉。直到漢成帝時,劉嚮、歆父子校理秘府所藏的文獻,纔重又發現此書,並加以著錄。劉歆十分推崇此書,認為出自周公手作,是"周公緻太平之跡"。東漢初,劉歆的門人杜子春傳授《周禮》之學,鄭衆、賈逵、馬融等鴻儒皆仰承其說,一時註傢蜂起,歆學大盛。
  遺憾的是,如此重要的一部著作,卻無法確定它是哪朝哪代的典製。此書名為《周官》,劉歆說是西周的官製,但書中沒有直接的證明。更為麻煩的是,西漢立於學官的《易》、《詩》、《書》、《儀禮》、《春秋》等儒傢經典,都有師承關係可考,《漢書》的《藝文志》、《儒林傳》都有明確的記載,無可置喙。而《周禮》在西漢突然被發現,沒有授受端緒可尋,而且先秦文獻也沒有提到此書,所以,其真偽和成書年代問題成為聚訟千年的一大公案。歷代學者為此進行了曠代持久的爭論,至少形成了西周說、春秋說、戰國說、秦漢之際說、漢初說、王莽偽作說等六種說法。古代名傢大儒,以及近代的梁啓超、鬍適、顧頡剛、錢穆、錢玄同、郭沫若、徐復觀、杜國庠、楊嚮奎等著名學者都介入了這場討論,影響之大,可見一斑。
  作為主流派的意見,古今判若兩途。古代學者大多宗劉歆、鄭玄之說,認為是周公之典。清代著名學者孫詒讓認為,《周禮》一書,是自黃帝、顓頊以來的典製,"斟酌損益,因襲積纍,以集於文武,其經世大法,鹹稡於是"(《周禮正義序》),是五帝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的經世大法的集粹。古代學者以五帝、三代為聖明之世、至治之極,其後則是衰世。周公是五帝三代的集大成者,古人將《周禮》的著作權歸於周公是十分自然的事。
  近代學者大多反對古人的這種歷史觀。從文獻來看,比較集中地記載先秦官製有《尚書》的《周官》篇和《荀子》的《王製》篇,《周官》已經亡佚。最初曾有人認為,《周禮》原名《周官》,應當就是《尚書》的《周官》篇。但是,《尚書》二十八篇,每篇不過一、二千字,而《周禮》有四萬餘字,完全不象是其中的一篇。《荀子·王製》所記官製,大體可以反映戰國後期列國官製的發達程度,但是總共衹有七十多個官名,約為《周禮》的五分之一,而且沒有《周禮》那樣的六官體係。《春秋》、《左傳》、《國語》中有不少東周職官記載,但沒有一國的官製與《周禮》相同。從西周到西漢的每一個時期都可以找到若幹與《周禮》相同的官名,但誰也無法指認出與《周禮》職官體係一致的王朝或侯國。
  近代學者在文獻學研究的基礎上輔之以古文字學、古器物學、考古學研究等手段,對《周禮》進行更為廣泛、深入的研究。目前,多數學者認為《周禮》成書年代偏晚,約作於戰國後期。持其它意見的學者也不少,彼此爭論很激烈。爭論的實質,是對於古代社會的認識,即《周禮》所描述的是怎樣一種性質的社會?它的發展水平究竟與西周、春秋、戰國、秦、西漢的千年歷史中的哪一段相當?由於涉及的問題太復雜,《周禮》的成書年代問題至今沒有定論。
  
  3、理想化的典製
  
  
  《周禮》展示了一個完善的國傢典製,國中的一切都井然有序,富於哲理。三讀之後,令人頓生"治天下如指之掌中"的感覺。例如,國傢的行政規劃有以下表述:
  國都。《周禮》國都地點的選擇,是通過"土圭"來確定的。《周禮·大宗伯》雲:
  
  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影),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影)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製其畿方千裏而封樹之。
  
  土圭是一種測日影長短的工具。所謂"測土深",是通過測量土圭顯示的日影長短,求得不東、不西、不南、不北之地,也就是"地中"。夏至之日,此地土圭的影長為一尺五寸。之所以作如此選擇,是因為"地中"是天地、四時、風雨、陰陽的交會之處,也就是宇宙間陰陽衝和的中心。
  九畿。 《周禮》以土圭測日影,在地中建王城,既是哲學寓意的需要,也是"體國經野"的需要。王者劃分國野和野外之地,都以王城為中心。如方千裏的王畿,就是以王城為中心建立的。王畿之外有所謂"九畿"。《周禮·夏官·大司馬》雲:
  
  方千裏曰國畿,其外方五百裏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裏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裏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裏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裏曰衛畿,又其外方五百裏曰蠻畿,又其外方五百裏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裏曰鎮畿,又其外方五百裏曰蕃畿。
  
  可知九畿的分佈,是以方千裏的王畿為中心,其四外的五千裏之地,依次劃分為侯畿、甸畿、男畿、采畿、衛畿、蠻畿、夷畿、鎮畿、蕃畿等九層,大小相套,依次迭遠。相鄰之畿的間隔都是五百裏。《尚書》中確有侯、甸、男、衛、采等外服的名稱,卻沒有如此類似於同心圓的分佈。
  居民組織。《周禮》的居民組織有兩類:國都之外的四郊之地稱為鄉,郊外之地稱為遂。鄉之下細分為州、黨、族、閭、比等五級行政組織。遂之下細分為鄰、裏、酇、鄙、縣等五級行政組織。根據地官的《大司徒》、《遂人》等記載,鄉、遂的民戶構成分別為:
  一比:5 一鄰:5
  一閭:25 一裏:25
  一族:100 一酇:100
  一黨:500 一鄙:500
  一州:2500 一縣:2500
  一鄉:12500 一遂:12500
  鄉、遂各級組織的編製極其整齊。此外,鄉和遂的數量都是六個。六鄉、六遂的居民數似乎恰好相合,既無不足,也無羨餘。如有天災人禍,民戶之數發生變化,無法滿足以上要求時當如何處理?《周禮》未曾提及。
  農田規劃 《周禮》對於"野"的農田的規劃,也是整齊劃一。《地官·遂人》雲:
  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
  
  這裏記載了兩個係統,一是農田係統,二是溝洫係統。農田以"夫"為基本單位,一夫受田百畝。夫田與夫田之間有稱為"遂"的水渠,遂上有稱為"徑"的道路。每十夫之田之間,有稱為"溝"的水渠,溝上有稱為"畛"的道路。每百夫之田之間,有稱為"洫"的水渠,洫上有稱為""的道路。每千夫之田之間,有稱為" 澮"的水渠,澮上有稱為"道"的道路。每萬夫之田之間,有稱為"川"的水渠,川上有稱為"路"的道路。如此通達於王畿。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溝洫、道路係統有嚴格的丈尺規定。據鄭玄的註,遂,寬、深各二尺;溝,寬、深各四尺;洫,寬、深各八尺;澮,寬二尋、深二仞。溝洫上的道路的寬度,徑可以讓牛馬通過,畛可以讓大車(車軌寬六尺)通過,塗可以讓一輛乘車(車軌寬八尺)通過,道可以讓兩輛乘車通過,路可以讓三輛乘車通過。僅就以上數例,就不難發現《周禮》的制度有相當的理想化的成分。將國都建在"地中",其理論色彩十分鮮明,實際上是無法操作的。整齊劃一的九畿制度、居民組織、溝洫道路係統,遑論古代中國,就是移山填海的大躍進時代也沒有實現過。因此,我們說《周禮》是理想國的藍圖。
  
  
  4、人法天的思想
  
  
  《周禮》作者的立意,並非要實錄某朝某代的典製,而是要為千秋萬世立法則。作者希冀透過此書表達自己對社會、對天人關係的哲學思考,全書的謀篇佈局,無不受此左右。儒傢認為,人和社會都不過是自然精神的復製品。戰國時期,陰陽五行思想勃興,學術界盛行以人法天之風,講求人與自然的聯繫,主張社會組織仿效自然法則,因而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說。《周禮》作者正是"以人法天"思想的積極奉行者。
  《周禮》以天官、地官、春官、夏官、鼕官等六篇為間架。天、地、春、夏、秋、鼕即天地四方六合,就是古人所說的宇宙。《周禮》六官即六卿,根據作者的安排,每卿統領六十官職。所以,六卿的職官總數為三百六十。衆所周知,三百六十正是周天的度數。《周禮》原名《周官》,此書名緣何而起,前人曾有許多猜測。依筆者之見,所謂《周官》,其實就是"周天之官"的意思。作者以"周官"為書名,暗含了該書的宇宙框架和周天度數的佈局,以及"以人法天"的原則。其後,劉歆將《周官》更名為《周禮》,雖然有擡高其地位的用心,但卻是歪麯了作者的本意。
  在儒傢的傳統理念中,陰、陽是最基本的一對哲學範疇,天下萬物,非陰即陽。《周禮》作者將這一本屬於思想領域的概念,充分運用到了政治機製的層面。《周禮》中的陰陽,幾乎無處不在。《天官·內小臣》說政令有陽令、陰令;《天官·內宰》說禮儀有陽禮、陰禮;《地官·牧人》說祭祀有陽祀、陰祀等等。王城中" 面朝後市"、"左祖右社"的佈局,也是陰陽思想的體現。南為陽,故天子南面聽朝;北為陰,故王後北面治市。左為陽,是人道之所嚮,故祖廟在左;右為陰,是地道之所尊,故社稷在右。如前所述,《周禮》王城的選址也是在陰陽之中。所以,錢穆先生說,《周禮》"把整個宇宙,全部人生,都陰陽配偶化了"(《周官著作時代考》)。
  戰國又是五行思想盛行的時代。陰、陽二氣相互摩蕩,産生金、木、水、火、土五行。世間萬事萬物,都得納入以五行作為間架的體係,如東南西北中等五方,宮商角徵羽等五聲,青赤白黑黃等五色,酸苦辛鹹甘等五味,等等。五行思想在《周禮》中也得到了重要體現。在《周禮》的國傢重大祭祀中,地官奉牛牲、春官奉雞牲、夏官奉羊牲、秋官奉犬牲、鼕官奉豕牲。衆所周知,在五行體係中,雞為木畜,羊為火畜、犬為金畜、豕為水畜、牛為土畜。《周禮》五官所奉五牲,與五行思想中五畜與五方的對應關係完全一致,具有明顯的五行象類的思想。與此相呼應,地官有"牛人"一職,春官有"雞人"一職,夏官有"羊人"一職,秋官有"犬人"一職,鼕官有"犬人"一職。
  
  綜上所述,《周禮》是一部以人法天的理想國的藍圖。這樣說,絲毫不意味着《周禮》中沒有先秦禮製的素地。恰恰相反,作者對前代的史料作了很多吸收,但不是簡單移用,而是按照其哲學理念進行某些改造,然後與作者創新的材料糅合,構成新的體係。
  藴涵於《周禮》內部的思想體係,有着較為明顯的時代特徵。戰國時代百傢爭鳴,諸傢本各為畛域,《易》傢言陰陽而不及五行,《洪範》言五行而不及陰陽;儒傢諱論法治,法傢譏談儒學。陰陽與五行,經由鄒衍方始結合;儒與法,經由荀子纔相交融。儒、法、陰陽、五行的結合,肇於戰國末期的《呂氏春秋》。《周禮》以儒傢思想為主幹,融合法、陰陽、五行諸傢,呈現出"多元一體"的特點。其精緻的程度,超過《呂氏春秋》,因而其成書年代有可能在《呂氏春秋》之後,而晚至西漢初。
  
  
  5、學術與治術兼包
  
  《周禮》一書,體大思精,學術與治術無所不包,因而受到歷代學者的重視,後儒嘆為"非聖賢不能作",誠非無稽之談。所謂"學術",是說該書從來就是今古文之爭的焦點。漢代經籍,用當時通行的隸書書寫的稱為"今文經",用六國古文書寫的稱為"古文經"。漢初在孔子府宅的夾壁中發現的文獻,以及在民間徵得的文獻大多是古文經,而立於學官的都是今文經。今文經與古文經的記載不盡一致,因而雙方時有爭論。漢代古文學以《周禮》為大宗,今文學以《禮記·王製》為大宗。為此,《周禮》每每成為論戰中的焦點,加之它傳授端緒不明,屢屢受到今文學家的詰難,如著名經師何休就貶之為"六國陰謀之書";康有為《新學偽經考》則指斥它出於王莽篡漢時劉歆的偽造。相反,褒之者如劉歆、鄭玄等則譽之為"周公之典"。
  儘管如此,《周禮》依然受到歷代學者的重視。唐人為"九經"作疏,其中最好的一部就是賈公彥的《周禮疏》,受到朱熹的贊賞。清儒為"十三經"作新疏,孫詒讓的《周禮正義》冠絶一世,至今無有出其右者。歷代學者圍繞《周禮》真偽等問題所作的種種考索,更是浩繁之至。
  所謂治術,是說《周禮》作為一部治國綱領,成為歷代政治傢取法的楷模。古人言必稱三代,三代之英在周。古人篤信《周禮》出自周公,書中完善的官製體係和豐富的治國思想,成為帝王、文人取之不盡的人文。
  《周禮》的許多禮製,影響百代。如從隋代開始實行的"三省六部製",其中的"六部",就是仿照《周禮》的"六官"設置的。唐代將六部之名定為吏、戶、禮、兵、刑、工,作為中央官製的主體,為後世所遵循,一直沿用到清朝滅亡。歷朝修訂典製,如唐《開元六典》、宋《開寶通禮》、明《大明集禮》等,也都是以《周禮》為藍本,斟酌損益而成。又如"左祖右社、面朝後市"的都城格局,成為歷代帝王嚮往的楷模。但歷朝都城,大都沿用前朝舊址,故其格局難以刷新。元始祖忽必烈建在北京建立元大都時,得以在金的上京附近重新規劃,乃以《周禮》為範本,建立面朝後市、左祖右社的格局。以後,明、清兩朝不僅沿用不廢,還仿照《周禮》,建天壇、地壇、日壇、月壇、先農壇等,形成今日的佈局。朝鮮的漢城,同樣有面朝後市、左祖右社的格局,乃是海外依仿《周禮》建都的典範。
  《周禮》一書含有豐富的治國思想,《天官》概括為"六典"、"八法"、"八則"、"八柄"、"八統"、"九職"、"九賦"、"九式"、"九貢"、"九兩" 等十大法則,並在地官、春官、夏官、秋官的敘官中作了進一步的闡述,詳密嚴謹,宏纖畢貫,對於提升後世的行政管理思想,有着深遠的影響。
  《周禮》對官員、百姓,采用儒法兼融、德主刑輔的方針,不僅顯示了相當成熟的政治思想,而且有着駕馭百官的管理技巧。管理府庫財物的措施,嚴密細緻,相互製約,體現了高超的運籌智慧。書中有許多至今猶有生命力的,可以藉鑒的制度。歷史上每逢重大變革之際,多有把《周禮》作為重要的思想資源,從中尋找變法或改革的思想武器者,如西漢的王莽改製、六朝的宇文周革典、北宋的王安石等,變法無不以《周禮》為圭臬。清末,外患內憂交逼,為輓救頽勢,孫詒讓作《周官政要》,證明《周禮》所藴涵的治國之道不亞於西方。朝鮮時代後期的著名學者丁若鏞(號茶山),曾撰作三十萬言的《經世遺表》,主張用《周禮》改革朝鮮的政治制度。任何一位空想傢都不可能脫離現實來勾畫理想國的藍圖,《周禮》也是如此,在理想化的框架之下,作者利用了大量歷史材料加以填充。不過,作者在使用時往往根據需要作了加工和改造,這是讀《周禮》時必須註意的,這也正是此書的復雜之處。
  《深衣考》一捲,國朝黃宗羲撰。宗羲有《易學象數論》,已着錄。是書前列己說,後附《深衣》經文,並列朱子、吳澄、朱右、黃潤玉、王廷相五傢圖說,而各闢其謬。其說大抵排斥前人,務生新義。如謂衣二幅,各二尺二寸。屈之為前後四幅,自掖而下殺之,各留一尺二寸。加裧二幅,內裧連於前右之衣,外裧連於前左之衣,亦各一尺二寸。其要縫與裳同七尺二寸。蓋衣每一幅屬裳狹頭二幅也。今以其說推之,前後四幅下屬裳八幅外,右裧及內左裧亦各下屬裳一幅,則裳之屬乎外右裧者勢必掩前右裳,裳之屬乎內左裧者勢必受掩於前左裳。故其圖止畫裳四幅。蓋其後四幅統於前圖,其內掩之四幅,則不能畫也。考深衣之裳十二幅,前後各六,自漢唐諸儒沿為定說。宗羲忽改創四幅之圖,殊為臆撰。其釋“裧,當旁也”,謂“裧,衣襟也。以其在左右,故曰當旁”。考鄭《註》:“裧,裳幅所交裂也。” 郭璞《方言註》及《玉篇註》俱雲:“裧,裳際也。”雲“裳際”,則為裳旁明矣,故《釋名》曰:“裧,襜也,在旁襜襜然也。”蓋裳十二幅,前名襟,後名裾,惟在旁者始名裧。今宗羲誤襲孔《疏》以裳十二幅皆名裧,不明《經》文“當旁”二字之義,遂別以衣左右裧當之。是不特不知裧之為裳旁,而並不以裧為裳幅。二字全迕,益踵孔《疏》而加誤矣。其釋“續裧”也,謂“裳與衣相屬,衣通袂長八尺。裳下齊一丈四尺。衣裳相屬處乃七尺二寸。則上下俱闊而中狹,象小要之形,故名續裧”,其說尤為穿鑿。其釋“袂圓以應規”也,謂:“衣長二尺二寸,袂屬之亦如其長。掖下裁入一尺,留其一尺二寸,可以運肘,以漸還之至於袂末,仍得二尺二寸。《玉藻》言袪尺二寸,乃袂口之不縫者,非謂袂止一尺二寸。”今考《說文》:“袪,袂也。”《禮•玉藻》鄭《註》謂:“袪,袂口也。”蓋袂末統名曰袪。今謂袂口半不縫者乃名袪,則袂口之半縫者豈遂不得名袪乎?且袂口半縫之製,《經》無明文,又不知宗羲何所據也。宗羲經學淹貫,著述多有可傳。而此書則變亂舊詁,多所乖謬。以其名頗重,恐或貽誤後來,故摘其誤而存錄之,庶讀者知所决擇焉。
  《深衣考誤》一捲,國朝江永撰。深衣之製,衆說糾紛。永據《玉藻》“深衣三袪,縫齊倍要,裧當旁”雲:“如裳前後當中者,為襟為裾,皆不名裧。惟當旁而斜殺者乃名裧。”今以永說求之訓詁諸書,雖有合有不合,而衷諸《經》文,其義最當。考《說文》曰:“裧,衣衤金也。”衤金即襟,永以裳之前為襟,而旁為裧。《說文》乃以衣襟為裧,則不獨裳為裧矣。又《爾雅》曰:“執裧謂之袺,扱裧謂之襭。”李巡曰:“裧者,裳之下也。”雲下則裳之下皆名裧,不獨旁矣。然《方言》曰:“褸謂之裧。”郭璞《註》曰:“衣襟也。”與《說文》前襟名裧義正同。而郭《註》又云:“或曰裧,裳際也。”雲裳際則據兩旁矣。永之所考,蓋據璞《註》後說也。又劉熙《釋名》雲:“襟,禁也,交於前,所以禁禦風寒也。裾,倨也,倨倨然直,亦言在後當見倨也。裧,襜也,在旁襜襜然也。”證以永說,謂裳前襟後裾,皆直幅不交裂,則即《釋名》所云“倨倨然直”也。謂在旁者乃名裧,則即《釋名》“在旁襜襜”之義也。其釋《經》文“裧,在旁”三字實非孔《疏》所能及。其後辨續裧鈎邊一條,謂續裧在左,前後相屬,鈎邊在右,前後不相屬。鈎邊在漢時謂之麯裾,乃別以裳之一幅斜裁之,綴於右後裧之上,使鈎而前。孔《疏》誤合續裧、鈎邊為一。其說亦考證精核,勝前人多矣。
  □註 漢·鄭玄  □疏  唐·孔穎達  □整理 明月奴  □製作 真如  □發佈 讀書中文網
  宋紹熙三年兩浙東路茶????司公使庫刻宋元遞修本《禮記正義》
  共七十捲,半葉 8行,行14、16或21字不等,註疏小字雙行,行21、22至26、27字不等,白口,左右雙邊。捲後有黃唐刻書跋文8行並校正官銜名11行,跋文題“ 壬子秋八月三山黃唐謹識”,壬子即紹熙三年(1192),因亦稱黃唐本。黃唐任職浙東茶????司之前,茶????司先有舊刻《易》、《書》、《周禮》三經,將經文、註、疏合刻於一本,讀者稱便。黃唐又取《毛詩》、《禮記》二經刻之,是為各經文、註、疏合刻之第一版,因刻於紹興,世稱越州本,又稱八行註疏本。《毛詩》一種久佚,餘四種俱存。《禮記正義》今存全者僅一部,有宋元補版。原刊字體方嚴端重,刻工有馬祖、馬鬆、馬春、毛端、方伯、 王恭、李憲等多人,補版刻工有茅文竜、蔣佛老、何、張阿狗、俞聲、何慶、陳等,皆元代杭州地區刻工,可知補版到元代。
  此本有惠棟、李盛鐸跋,惠棟曾據此本校汲古閣本。書中有季印振宜、滄葦、 御史之章、 北平孫氏、惠棟、定宇、孔、 繼、涵、金章世係景行維賢、小如庵秘笈、袁剋文等印。清中葉後,此書為孔繼涵所藏,由孔氏歸宗室盛昱,以後歸完顔景賢,景賢之後又歸袁剋文,由袁售與南海潘宗周。潘氏得書之時,適所構新居落成,因名曰寶禮堂潘氏既得此書,1927年影刻行世。潘氏《寶禮堂宋本書錄》經部著錄。此書另有殘本一部傳世,存二十八捲,兩部補版之葉,間有不同,殘本為商務印書館涵芬樓所藏,《涵芬樓燼餘書錄》經部著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初,寶禮堂藏書由潘宗周之子潘世茲捐贈國傢,涵芬樓書亦捐獻國傢,兩部今均藏北京圖書館。
  《泰泉鄉禮》七捲,明黃佐撰。佐字纔伯,泰泉其號也。香山人。正德辛巳進士,官至少詹事。事跡具《明史。文苑傳》。佐之學雖恪守程朱,然不以聚徒講學名,故所論述,多切實際。是書乃其以廣西提學僉事乞休傢居時所著,凡六捲。首舉鄉禮綱領,以立教、明倫、敬身為主。次則冠婚以下四禮,皆略為條教。第取其今世可行而又不倍戾於古者。次舉五事,曰鄉約、鄉校、社倉、鄉社、保甲,皆深寓端本厚俗之意。末以《士相見禮》及《投壺》、《鄉射禮》別為一捲附之。大抵皆簡明切要,可見施行,在明人著述中猶為有用之書。視所補註之《皇極經世》支離曼衍、敝精神於無益之地者,有空言實事之分矣。
  (東漢)鄭玄註,(唐)賈公彥疏
  禮記是儒學的一本經典著作,其中的文章是孔子的學生以及戰國時期儒學學者的作品。漢朝學者戴德將漢初劉嚮收集的130篇綜合簡化,一共得85篇,被稱為“ 大戴禮記”,後來其弟子戴聖又將大戴禮記簡化刪除,得46篇,再加上《月令》、《明堂位》和《樂記》,一共49篇,被稱為“小戴禮記”。大戴禮記後來失落了,小戴禮記就是今天的禮記。
  
  漢代時孔壁出書,得古《禮》五十七篇,其中十七篇與《儀禮》相同,《奔喪》《投壺》見於另外四十篇中,禮傢將其錄於《禮記》之中,得以流傳,而其餘篇章,因為藏之秘府,世人難得一見,後來竟散逸不傳,稱為“逸《禮》”。
  
  禮記不僅是一部描寫規章制度的書,也是一部關於仁義道德的教科書。
  十七捲(內府藏本)
  漢鄭玄註,唐賈公彥疏。《儀禮》出殘闕之餘,漢代所傳,凡有三本。一曰戴德本,以《冠禮》第一,《昏禮》第二,《相見》第三,《士喪》第四,《既夕》第五,《士虞》第六,《特牲》第七,《少牢》第八,《有司徹》第九,《鄉飲酒》第十,《鄉射》第十一,《燕禮》第十二,《大射》第十三,《聘禮》第十四,《公食》第十五,《覲禮》第十六,《喪服》第十七。一曰戴聖本,亦以《冠禮》第一,《昏禮》第二,《相見》第三,其下則《鄉飲》第四,《鄉射》第五,《燕禮》第六,《大射》第七,《士虞》第八,《喪服》第九,《特牲》第十,《少牢》第十一,《有司徹》第十二,《士喪》第十三,《既夕》第十四,《聘禮》第十五,《公食》第十六,《覲禮》第十七。一曰劉嚮《別錄》本,即鄭氏所註。賈公彥《疏》謂:“《別錄》尊卑吉兇,次第倫序,故鄭用之。二戴尊卑吉兇雜亂,故鄭不從之也。”其《經》文亦有二本。高堂生所傳者,謂之今文。魯恭王壞孔子宅,得亡《儀禮》五十六篇,其字皆以篆書之,謂之古文。元註參用二本。其從今文而不從古文者,則今文大書,古文附註,《士冠禮》“闑西閾外”句註“古文闑為槷,閾為蹙”是也。從古又而不從今文者,則古文大書,今文附註,《士冠禮》“ 醴辭”“孝友時格”句註“今文格為嘏”是也。其書自元以前,絶無註本。玄後有王肅《註》十七捲,見於《隋志》。然賈公彥《序》稱“《周禮》註者則有多門,《儀禮》所註後鄭而已”。則唐初肅書已佚也。為之義疏者有瀋重,見於《北史》;又有無名氏二傢,見於《隋志》:然皆不傳。故賈公彥僅據齊黃慶、隋李孟悊二傢之《疏》,定為今本。其書自明以來,刻本舛訛殊甚。顧炎武《日知錄》曰:“萬歷北監本《十三經》中,《儀禮》脫誤尤多。《士昏禮》脫‘婿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為禮也’一節十四字,賴有長安《石經》,據以補此一節,而其《註》、《疏》遂亡。《鄉射禮》脫‘士鹿中翿旌以獲’七字,《士虞禮》脫‘哭止,告事畢,賓出’七字。《特牲饋食禮》脫‘舉觶者祭,卒觶,拜,長者答拜’十一字,《少牢饋食禮》脫‘以授屍,坐。取簟,興’七字。此則秦火之所未亡,而亡於監刻矣”雲雲,蓋由《儀禮》文古義奧,傳習者少,註釋者亦代不數人,寫刻有訛,猝不能校,故紕漏至於如是也。今參考諸本,一一釐正,著於錄焉。
  
  ---出《四庫總目提要》
禮記大學篇伍嚴兩傢解說合印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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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寫成於1965年3月。《禮記大學篇伍嚴兩傢解說》主要內容為伍庸伯的講學記錄和嚴立三的著作,由梁漱溟與他人合作編輯,於1988年12月由巴蜀書社出版。本文即為此書序言,表達了著者關於儒傢養工夫的見解。此書於1991年收入《梁漱溟全集》第四捲。現據《全集》文本將此文收入本捲,並據巴蜀書社文本校正個別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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