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公案》，一名《包公传》，十卷一百回，明钱塘散人安遇时编纂。最早的版本是明万历二十二年（１５９４） 朱仁斋与耕堂刊本。无序跋，前附有《 国史本传》、《 包待制出身源流》，首有“ 新刊京本通俗演义包龙图判百家案目录，”正文卷端题《新刊京本通俗演义全像百家公案全传》，版心题《包公传》，现仅有日本名古屋《蓬左文库》 收藏全本，江西省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各藏一残本。
明代短篇小说集。又称《龙图神断公案》，全名《京本通俗演义包龙图百家公案全传》。安遥时编，序"江左陶烺元乃斌父题于虎丘之悟石轩"。１０卷。今通行本有繁简二种，繁本１００则，简本６２则、６３则、６６则不等，均有听五斋（或题李贽）点。记述宋代包拯审案断狱的故事。题材或来自民间传说，或采自史料，或转抄《海公案》，或取自时事近作。内容大都是包公明断谋财害命、仗势凌人以及奸盗诈骗等案，塑造了一个刚直正义的清官形象，同时夹杂了大量封建伦理道德说教和因果报应思想。故事情节较为生动曲折，但语言呆滞平庸。对后世公案小说有一定的影响。
《龙图公案》是明末产生的白话短篇公案小说集。书分十卷，包含一百个断案故事。不题撰人。
此书的版本很多。屯溪旧书店书目有明末刻十卷本一种，现存一至六卷，是此书的最早刊本。现在通行的版本有繁简两种系统；无论繁本简本，较早的单行本均有“江左陶元乃斌父题于武丘之悟石轩”（见《包龙图公案序》）。繁本十卷一百则，主要有：清初刊大字本，每则后附听玉斋评，有插图；四美堂刊本，版心题“ 种树堂”，有图，半叶十行，行二十二字，题“李卓吾评”，实无评语；乾隆丙申（1716）重刊本，雨余堂刊本，八卷，清嘉庆十五年（1810）增美堂刊本；嘉庆二十一年（1816）一经堂刊本。简本系统六十六则，主要有：清乾隆乙未（1775）书业堂刊本，有图，半叶九行，行二十字，间附听玉斋评，亦题 “李卓吾评”，形式与四美堂本同；嘉庆七年（1802）刊本，图十幅，正文卷端题“新评龙图神断公案”半叶九行，行二十字；道光癸卯（1843）黎照楼重刻本；道光乙酉（1849）三社堂刻本；光绪庚子（1900）上海书局石印本，改题《包公七十二件无头案》；嘉庆间刻《龙图刚峰公案合编》，其中《龙图公案》一共六卷八十九则；1985年宝文堂书店出校点本。繁本与简本在文字上并无大的出入，简本是由繁本删去一些故事而成，所删大多为每卷的后几则。
《龙图公案》书叙包公断案的神奇与公正，是中国第一部短篇公案小说集。每篇讲叙一个故事，篇与篇间内容无关联，以包公这一中心人物贯穿全篇，题材来源广泛，但其中除了一篇《割牛舌》的本事见于《宋史》包拯传，九十九个都是别人的或虚构的。书中有的故事来自民间流传的包公事迹，有的从史书、杂记中采录，有的从《海公案》中转抄，有的则取自明代近事。《龙图公案》出书较晚，在它之前，已有不少反映包公事迹的集子。有人做过专门统计，《龙图公案》抄自《百家公案》四十八篇，《廉明公案》二十二篇，《详刑公案》十二篇，《律条公案》三篇，《新民公案》三篇，共八十六篇，还有十四篇大多数为公案形式的社会问题小说。作者将标题两两相对，而且按照案情，将内容和性质不同的篇目作了简单的分类处理，可见匠心。
包公名包拯，历史上确有其人，是北宋时期庐州合肥人，从现有史料看来，戏曲、小说中至今仍如数家珍的包公故事，均是无中生有的。但包拯确实是个清官，他一生信奉为民作主的信念，坚持做官要有所建树，不能庸庸碌碌，甚至敢于弹劾皇亲国戚，即使对皇帝本人，意见也非常犀利。他一生中留下唯一一首诗：“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无遗来者羞。”人们把自己想象中的清廉公正、英明神武形象，寄托在这样一个人身上，是可以理解的。
从宋代以来，包公故事就是我国通俗文学表现的热点。现存最早记载包公断案故事的是宋郑克的《折狱龟鉴》。到了元代，“包待制”在杂剧中的形象日见丰满，有关汉卿的《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包待制智斩鲁斋郎》、郑廷玉《包待制智勘后庭花》、武汉臣《包待制智赚生金阁》等二十多种。到了明代，还出现了成化间刊唱本《包龙图公案词话》，包公专门打击皇亲国戚、恶霸豪强，为国护法，为民申冤，所断案件也趋复杂。至晚明，出现了公案小说，即《新刊京本通俗演义全像百家公案全传》，万历二十二年（1594）刊行，十卷一百则目录前题作《新刊京本通俗演义增像百家公案全传》，简称《包龙图判百家公案》，又叫《包公传》。但是该书文字粗糙，人物乖张失度，情节前后不继。明末清初时，《龙图公案》一书问世，是包公小说的顶峰，大受欢迎。该书不仅继承了《百家公案》的优良传统，而且还开启了后来晚清《龙图耳录》、《三侠五义》等书的创作。
《龙图公案》中所录故事丰富多彩，到了清代，说书艺人石玉昆以说《龙图公案》闻名。石玉昆字振之，天津人。咸丰、同治年间以唱单弦轰动一时。他博学善辩，后人把他的表演记下来，题名《龙图耳录》，即听而录之之意。后来的刊行本与《龙图耳录》文字上无大出入，回目一样，题为《三侠五义》，又名《忠烈侠义》，皆署名“石玉昆序”。也有人说，后来被丁日昌所禁的《龙图公案》就是石玉昆作序的此二种版本，此说法不确。因为《龙图耳录》和《三侠五义》都是在明末《龙图公案》基础上改写、翻旧出新而作，所以查禁时，应当是蓝本，而非后者。
小说内容有许多触及社会重大问题，如审理恃强凌弱、谋财害命以及奸盗诈骗等案，还有行贿受贿，杀边民冒充杀敌请功，科举考试中有才落榜，无才高中等等。应该说，小说有不少篇章有一定价值。如《黄菜叶》一节，写包拯在东京判斩赵皇亲。书写西京师官受之妻刘都赛因貌美，被赵王胁归府中行奸。师官受潜入王府，被赵王发现，斩了师家满门，只有张公与师官受五岁幼儿金保逃脱。二人与金保二叔入开封告状。二叔被赵王打死，用黄菜叶裹住灭迹。包公撞见，审明案情，诈病，诱赵王至开封，擒而斩之。这是写包拯不畏权势，刚正不阿。另有《石狮子》写包拯处决刘驸马。有一崔长者乐善好施，在洪水中救了刘英，收为义子。后来国母张娘娘偶失玉印，崔长者梦中知其下落，刘英自愿代崔庆往京上报。后刘英因此被招为驸马。
崔庆去寻，刘英将他入狱，崔长者亲自前往，刘英也不认。后包公明察秋毫，拘斩刘英。这也是写包拯的严正无私。而《栽赃》则揭露了土豪的狠毒。伍和为了争亲，两次给人栽赃，包公怒加问罪。《鬼推磨》是讥讽势利之徒。书中说张待诏虽痴呆，但有百万家资，李博士性乖张，却一贫如洗。包公十分不解，问财神爷，财神爷说，痴汉有钱不害人。实在是对世态之绝妙讽刺。《屈煞英才》是抨击科举制度。孙彻读书饱学却屡试不中，王平一字不通反得高中，孙彻的冤魂向闫罗告状，闫罗—包公判罚试官丁谈减寿，罚王平来世作牛。《久鳏》也是同一类题材。赵能饱学却落第，慕色思妻却久鳏，闷闷而死。闫君—包公亲查掌婚司，注禄司册籍，原被误作朱能，嘱其还阳后更名朱能，果然连科及第，入赘王相国家。这种种故事，虽不复杂，但读来只觉大快人心。
作者在行文结构处理上，也是简单明快的。书中的一百则故事大部分都是正叙，先写案情，再写破案，判案。也有少部分用了插叙倒叙手法，但并不扑朔迷离。如《木印》一节，先写包公在往河南赈灾，至陈留时，发现有蝇蚋将其马头团团包围，挥之不去，疑有冤情，于是派人随去，果然发现浅埋无头男尸。当场仔细勘验，发现死者腰间有卖布盖戳的小木印。包拯取下带回。他为破案，假作大量用布，让布商带布样来挑选，从中发现了与死者木印相同印记的布，抓获布商李三等。案情破了。这是先写破案，再写案情。再如《割牛舌》是史书唯一所载之事，是说刘全有牛，舌头被人割去。刘全向包公告状。包公让他回去后把牛杀了，卖掉牛肉。又张榜说只要有第一个报告私杀耕牛的，重重有赏。刘全邻居卜安首告了刘全。包公问他为何既割牛舌又告状。原来卜安与刘全有仇，所以割了牛舌，又想陷害他。这则故事虽写得出神入化，但仔细一想，理在其中。
人们常说，包拯这个人物形象是一个“箭垛式人物”，“滚雪球式人物”，从宋代开始，就开始滚动雪球。滚来滚去，一个具有无限权威与睿智的审判官形象就产生了。包公不仅睿智明察，而且还极富同情心和人情味。这就在包公的黑脸之上又镀了一层柔光。如《两家愿指腹为婚》说富户林百万之子林招得与张某之女千金娘子是指腹婚，后林家败落，张家想悔婚，千金娘子不允，夜约招得，欲赐以金银让他至包公处陈告。被屠户裴赞听见。他先入花园，杀死丫环梅香，劫去金子。招得因此入狱。包公令妓女扮作丫环，至裴赞处索命，裴赞招了供。包公为招得与千金主婚。包公总是站在那些有爱情的青年男女一方，同情他们、谅解他们，甚至庇护他们。这就使得包公不仅冷硬刚直，而且有温柔爱心。
《龙图公案》写得曲折生动，但全文题材冗杂，语言呆滞，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它“文意甚拙，盖仅识文字者所为”。虽然如此，此书的题材故事在民间仍然广为流传，尤其在曲艺界。据郑振铎《中国戏曲选本统计》，仅京剧一门，就有来自《龙图公案》的故事十四种。足以可见，包龙图故事之深入人心。人们对贪官污吏愤恨之余，把希望寄托在这样一个人身上，老是梦想有人替他们平冤泄愤。清俞樾《茶香室三钞》就曾指出过一件不属于包公的事：明郑仲夔《耳新》云：周季侯令仁和，有神君之称。尝出行，忽怪风起，吹所张盖，卷落纱帽翅。执盖人请罪曰：“小人因张清风，遂至冒触。”周沈思良久，属能干捕差二人，令往拘张清风。两人商曰：“捕风捉影，安有此理？”乃相与登酒楼。楼上有谈某疾笃，诸医无效。一人曰：“若请张青峰去，必有生理。”二差因问张青风状，潜往其家。值张远出，拘其妻至县。周讯之。妇曰：“渠本非吾夫。吾夫病，请渠医治，渠见妾姿容，投毒致夫死，复谋娶妾。一曰渠酒后自吐真情，妾即欲寻死，因念无人伸冤，偷生至此。今遇天台，冤伸有曰。但渠为某氏延去，须就其处拘之。”周命前差往拘，一讯果服。按：今小说家演包孝肃事，有捕落帽风一事，不知其本此也。
《龙图公案》在同治七年（1868）被查禁。江苏巡抚丁日昌查禁“淫词小说”，把《龙图公案》列为榜首，将其与道光末问世的《品花宝鉴》并列。理由大约是由于它写了“奸盗诈伪”。其实《龙图公案》中性描写极少，也没有过分渲染案情。与之列为同一书目的多为“媚史”、“艳史”、“浪史”等，如《昭阳趣史》、《玉妃媚史》等。这其实很不妥当。但当时清政府正特别敏感，为太平天国之类的“兵戈浩劫”正多方搜求原因，因此，《龙图公案》遭此劫难是在所难免的了。
《龙图公案》是明末产生的白话短篇公案小说集。书分十卷，包含一百个断案故事。不题撰人。
此书的版本很多。屯溪旧书店书目有明末刻十卷本一种，现存一至六卷，是此书的最早刊本。现在通行的版本有繁简两种系统；无论繁本简本，较早的单行本均有“江左陶元乃斌父题于武丘之悟石轩”（见《包龙图公案序》）。繁本十卷一百则，主要有：清初刊大字本，每则后附听玉斋评，有插图；四美堂刊本，版心题“ 种树堂”，有图，半叶十行，行二十二字，题“李卓吾评”，实无评语；乾隆丙申（1716）重刊本，雨余堂刊本，八卷，清嘉庆十五年（1810）增美堂刊本；嘉庆二十一年（1816）一经堂刊本。简本系统六十六则，主要有：清乾隆乙未（1775）书业堂刊本，有图，半叶九行，行二十字，间附听玉斋评，亦题 “李卓吾评”，形式与四美堂本同；嘉庆七年（1802）刊本，图十幅，正文卷端题“新评龙图神断公案”半叶九行，行二十字；道光癸卯（1843）黎照楼重刻本；道光乙酉（1849）三社堂刻本；光绪庚子（1900）上海书局石印本，改题《包公七十二件无头案》；嘉庆间刻《龙图刚峰公案合编》，其中《龙图公案》一共六卷八十九则；1985年宝文堂书店出校点本。繁本与简本在文字上并无大的出入，简本是由繁本删去一些故事而成，所删大多为每卷的后几则。
《龙图公案》书叙包公断案的神奇与公正，是中国第一部短篇公案小说集。每篇讲叙一个故事，篇与篇间内容无关联，以包公这一中心人物贯穿全篇，题材来源广泛，但其中除了一篇《割牛舌》的本事见于《宋史》包拯传，九十九个都是别人的或虚构的。书中有的故事来自民间流传的包公事迹，有的从史书、杂记中采录，有的从《海公案》中转抄，有的则取自明代近事。《龙图公案》出书较晚，在它之前，已有不少反映包公事迹的集子。有人做过专门统计，《龙图公案》抄自《百家公案》四十八篇，《廉明公案》二十二篇，《详刑公案》十二篇，《律条公案》三篇，《新民公案》三篇，共八十六篇，还有十四篇大多数为公案形式的社会问题小说。作者将标题两两相对，而且按照案情，将内容和性质不同的篇目作了简单的分类处理，可见匠心。
包公名包拯，历史上确有其人，是北宋时期庐州合肥人，从现有史料看来，戏曲、小说中至今仍如数家珍的包公故事，均是无中生有的。但包拯确实是个清官，他一生信奉为民作主的信念，坚持做官要有所建树，不能庸庸碌碌，甚至敢于弹劾皇亲国戚，即使对皇帝本人，意见也非常犀利。他一生中留下唯一一首诗：“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狐兔愁。史册有遗训，无遗来者羞。”人们把自己想象中的清廉公正、英明神武形象，寄托在这样一个人身上，是可以理解的。
从宋代以来，包公故事就是我国通俗文学表现的热点。现存最早记载包公断案故事的是宋郑克的《折狱龟鉴》。到了元代，“包待制”在杂剧中的形象日见丰满，有关汉卿的《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包待制智斩鲁斋郎》、郑廷玉《包待制智勘后庭花》、武汉臣《包待制智赚生金阁》等二十多种。到了明代，还出现了成化间刊唱本《包龙图公案词话》，包公专门打击皇亲国戚、恶霸豪强，为国护法，为民申冤，所断案件也趋复杂。至晚明，出现了公案小说，即《新刊京本通俗演义全像百家公案全传》，万历二十二年（1594）刊行，十卷一百则目录前题作《新刊京本通俗演义增像百家公案全传》，简称《包龙图判百家公案》，又叫《包公传》。但是该书文字粗糙，人物乖张失度，情节前后不继。明末清初时，《龙图公案》一书问世，是包公小说的顶峰，大受欢迎。该书不仅继承了《百家公案》的优良传统，而且还开启了后来晚清《龙图耳录》、《三侠五义》等书的创作。
《龙图公案》中所录故事丰富多彩，到了清代，说书艺人石玉昆以说《龙图公案》闻名。石玉昆字振之，天津人。咸丰、同治年间以唱单弦轰动一时。他博学善辩，后人把他的表演记下来，题名《龙图耳录》，即听而录之之意。后来的刊行本与《龙图耳录》文字上无大出入，回目一样，题为《三侠五义》，又名《忠烈侠义》，皆署名“石玉昆序”。也有人说，后来被丁日昌所禁的《龙图公案》就是石玉昆作序的此二种版本，此说法不确。因为《龙图耳录》和《三侠五义》都是在明末《龙图公案》基础上改写、翻旧出新而作，所以查禁时，应当是蓝本，而非后者。
小说内容有许多触及社会重大问题，如审理恃强凌弱、谋财害命以及奸盗诈骗等案，还有行贿受贿，杀边民冒充杀敌请功，科举考试中有才落榜，无才高中等等。应该说，小说有不少篇章有一定价值。如《黄菜叶》一节，写包拯在东京判斩赵皇亲。书写西京师官受之妻刘都赛因貌美，被赵王胁归府中行奸。师官受潜入王府，被赵王发现，斩了师家满门，只有张公与师官受五岁幼儿金保逃脱。二人与金保二叔入开封告状。二叔被赵王打死，用黄菜叶裹住灭迹。包公撞见，审明案情，诈病，诱赵王至开封，擒而斩之。这是写包拯不畏权势，刚正不阿。另有《石狮子》写包拯处决刘驸马。有一崔长者乐善好施，在洪水中救了刘英，收为义子。后来国母张娘娘偶失玉印，崔长者梦中知其下落，刘英自愿代崔庆往京上报。后刘英因此被招为驸马。
崔庆去寻，刘英将他入狱，崔长者亲自前往，刘英也不认。后包公明察秋毫，拘斩刘英。这也是写包拯的严正无私。而《栽赃》则揭露了土豪的狠毒。伍和为了争亲，两次给人栽赃，包公怒加问罪。《鬼推磨》是讥讽势利之徒。书中说张待诏虽痴呆，但有百万家资，李博士性乖张，却一贫如洗。包公十分不解，问财神爷，财神爷说，痴汉有钱不害人。实在是对世态之绝妙讽刺。《屈煞英才》是抨击科举制度。孙彻读书饱学却屡试不中，王平一字不通反得高中，孙彻的冤魂向闫罗告状，闫罗—包公判罚试官丁谈减寿，罚王平来世作牛。《久鳏》也是同一类题材。赵能饱学却落第，慕色思妻却久鳏，闷闷而死。闫君—包公亲查掌婚司，注禄司册籍，原被误作朱能，嘱其还阳后更名朱能，果然连科及第，入赘王相国家。这种种故事，虽不复杂，但读来只觉大快人心。
作者在行文结构处理上，也是简单明快的。书中的一百则故事大部分都是正叙，先写案情，再写破案，判案。也有少部分用了插叙倒叙手法，但并不扑朔迷离。如《木印》一节，先写包公在往河南赈灾，至陈留时，发现有蝇蚋将其马头团团包围，挥之不去，疑有冤情，于是派人随去，果然发现浅埋无头男尸。当场仔细勘验，发现死者腰间有卖布盖戳的小木印。包拯取下带回。他为破案，假作大量用布，让布商带布样来挑选，从中发现了与死者木印相同印记的布，抓获布商李三等。案情破了。这是先写破案，再写案情。再如《割牛舌》是史书唯一所载之事，是说刘全有牛，舌头被人割去。刘全向包公告状。包公让他回去后把牛杀了，卖掉牛肉。又张榜说只要有第一个报告私杀耕牛的，重重有赏。刘全邻居卜安首告了刘全。包公问他为何既割牛舌又告状。原来卜安与刘全有仇，所以割了牛舌，又想陷害他。这则故事虽写得出神入化，但仔细一想，理在其中。
人们常说，包拯这个人物形象是一个“箭垛式人物”，“滚雪球式人物”，从宋代开始，就开始滚动雪球。滚来滚去，一个具有无限权威与睿智的审判官形象就产生了。包公不仅睿智明察，而且还极富同情心和人情味。这就在包公的黑脸之上又镀了一层柔光。如《两家愿指腹为婚》说富户林百万之子林招得与张某之女千金娘子是指腹婚，后林家败落，张家想悔婚，千金娘子不允，夜约招得，欲赐以金银让他至包公处陈告。被屠户裴赞听见。他先入花园，杀死丫环梅香，劫去金子。招得因此入狱。包公令妓女扮作丫环，至裴赞处索命，裴赞招了供。包公为招得与千金主婚。包公总是站在那些有爱情的青年男女一方，同情他们、谅解他们，甚至庇护他们。这就使得包公不仅冷硬刚直，而且有温柔爱心。
《龙图公案》写得曲折生动，但全文题材冗杂，语言呆滞，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它“文意甚拙，盖仅识文字者所为”。虽然如此，此书的题材故事在民间仍然广为流传，尤其在曲艺界。据郑振铎《中国戏曲选本统计》，仅京剧一门，就有来自《龙图公案》的故事十四种。足以可见，包龙图故事之深入人心。人们对贪官污吏愤恨之余，把希望寄托在这样一个人身上，老是梦想有人替他们平冤泄愤。清俞樾《茶香室三钞》就曾指出过一件不属于包公的事：明郑仲夔《耳新》云：周季侯令仁和，有神君之称。尝出行，忽怪风起，吹所张盖，卷落纱帽翅。执盖人请罪曰：“小人因张清风，遂至冒触。”周沈思良久，属能干捕差二人，令往拘张清风。两人商曰：“捕风捉影，安有此理？”乃相与登酒楼。楼上有谈某疾笃，诸医无效。一人曰：“若请张青峰去，必有生理。”二差因问张青风状，潜往其家。值张远出，拘其妻至县。周讯之。妇曰：“渠本非吾夫。吾夫病，请渠医治，渠见妾姿容，投毒致夫死，复谋娶妾。一曰渠酒后自吐真情，妾即欲寻死，因念无人伸冤，偷生至此。今遇天台，冤伸有曰。但渠为某氏延去，须就其处拘之。”周命前差往拘，一讯果服。按：今小说家演包孝肃事，有捕落帽风一事，不知其本此也。
《龙图公案》在同治七年（1868）被查禁。江苏巡抚丁日昌查禁“淫词小说”，把《龙图公案》列为榜首，将其与道光末问世的《品花宝鉴》并列。理由大约是由于它写了“奸盗诈伪”。其实《龙图公案》中性描写极少，也没有过分渲染案情。与之列为同一书目的多为“媚史”、“艳史”、“浪史”等，如《昭阳趣史》、《玉妃媚史》等。这其实很不妥当。但当时清政府正特别敏感，为太平天国之类的“兵戈浩劫”正多方搜求原因，因此，《龙图公案》遭此劫难是在所难免的了。
北宋时期，江湖上有著名的“五鼠一猫”：飞天鼠卢方、彻地鼠韩彰、翻江鼠蒋平、钻山鼠徐庆、锦毛鼠白玉堂和展昭。鼠猫虽同为侠道中人，但却因绰号相克的关系而心存芥蒂，并无来往。展昭辅佐包拯后，因武功高强人品出众，被皇帝封为“御猫”，盛名遍传江湖，引起了五鼠的不满。心高气傲冲动卤莽的白玉堂首先沉不住气，一个人离开玄空岛，上京找展昭挑战。途中遇上善良正直而又手无缚鸡之力的赶考书生颜查散遭强人抢掠，于是暗中出手相助，并与之结为异姓兄弟。白玉堂抵京后，意欲犯桩大案把展昭逼入困境，以显示自己的本领，挫挫展昭的锐气。于是夜入皇宫盗宝伤人。二人因此展开一番针锋相对斗智斗力的较量。并引出了一场“五鼠闹东京”。后经包拯等人的多方调解，双方终于化干戈为玉帛，五鼠对包大人的正直无私钦佩不已，决定留下来与展昭共同辅佐包大人，造福百姓。时值梁王网罗了一帮江湖人士密谋造反，并将龙袍王冠和其它造反的证据都藏在遍布机关的冲霄楼里。白玉堂不顾众人反对，只身夜探冲霄楼。不慎触动机关，万箭穿心，死于非命。
狄公(狄仁杰)，是我国古代的清官之一为广大人民广为传颂。他断案的故事也留传千古而不衰，他断过的案，大到人命关天，小到鸡毛蒜皮断过之后时人无不怕手称快，至今人们还不忘这位“包青天”。本书所辑就是他断案的一些故事，望对读者能有所启发和裨益。
前六十回为《海公大红袍全传》；六十一回至末一百零二回为《海公小红袍全传》，今存道光十二（１８３２）壬辰年厦门文德堂刋本。
不题撰人。
叙述一位无私无畏的清官海瑞一生的故事。海瑞其人其事《明史》有载，是历史上有名的清官，号称“南包公”。本书文笔粗疏，情节离史实颇远。
不题撰人。
叙述一位无私无畏的清官海瑞一生的故事。海瑞其人其事《明史》有载，是历史上有名的清官，号称“南包公”。本书文笔粗疏，情节离史实颇远。
彭公案题“贪梦道人”撰。
揉合真实历史人物彭鹏事迹，敷演而成，《清史稿》列传六十四《彭鹏传》描述彭鹏“为官清廉，不畏强御”，“治狱，摘发如神”，但基本情节仍属虚构。
清公案小说，又名《施案奇闻》、《百断奇观》、《三公奇案》、《清烈传》
此书版本为光绪廿九（1903）年上海广益书局石印本。二十本，五百二十八回。
不题撰人。应非一时一地一人之作。
叙述施世纶（小说作施仕伦）惩治贪官污吏土豪恶霸，为百姓申冤的故事。施世纶，清康熙人，助清廷统一台湾的靖海侯施琅之子。《清史稿》有传。影响后世戏曲，京剧中，颇多剧目与本书故事有关。
此书版本为光绪廿九（1903）年上海广益书局石印本。二十本，五百二十八回。
不题撰人。应非一时一地一人之作。
叙述施世纶（小说作施仕伦）惩治贪官污吏土豪恶霸，为百姓申冤的故事。施世纶，清康熙人，助清廷统一台湾的靖海侯施琅之子。《清史稿》有传。影响后世戏曲，京剧中，颇多剧目与本书故事有关。
清代北京蒙古车王府藏说唱鼓词，三十二部一百零七回。
不题撰人。
叙述乾隆年间刘墉私访判案的故事。刘墉史有其人，字崇如，号石庵，乾隆进士，由编修累官体仁阁大嬴士，加太子太保。善书，名满天下，政治文章，皆为书名所掩。卒谥文清。有石庵诗集。
不题撰人。
叙述乾隆年间刘墉私访判案的故事。刘墉史有其人，字崇如，号石庵，乾隆进士，由编修累官体仁阁大嬴士，加太子太保。善书，名满天下，政治文章，皆为书名所掩。卒谥文清。有石庵诗集。
南开大学图书馆藏储仁逊抄本小说。二十回。
卷端下有“醉梦草庐主人梦梅叟志”印，版心下有“莳心堂”印。疑为储仁逊。储仁逊，字拙庵，号卧月子，又号醉梦草庐主人梦梅叟，祖籍章武，世居天津带河门外，生于清同治甲戌（１８７４）年二月初四，卒于民国戊辰（１９２８）年十二月。持身狷介，毕生布衣布履。精医卜堪舆之术，设馆沽上，课毕，尝卖卜于金华桥畔，所得卦金，悉以周恤亲故，不使有余。
叙述乾隆年间刘墉惩办贪官恶霸的故事。刘墉史有其人，字崇如，号石庵，乾隆进士，由编修累官体仁阁大嬴士，加太子太保。善书，名满天下，政治文章，皆为书名所掩。卒谥文清。有石庵诗集。
卷端下有“醉梦草庐主人梦梅叟志”印，版心下有“莳心堂”印。疑为储仁逊。储仁逊，字拙庵，号卧月子，又号醉梦草庐主人梦梅叟，祖籍章武，世居天津带河门外，生于清同治甲戌（１８７４）年二月初四，卒于民国戊辰（１９２８）年十二月。持身狷介，毕生布衣布履。精医卜堪舆之术，设馆沽上，课毕，尝卖卜于金华桥畔，所得卦金，悉以周恤亲故，不使有余。
叙述乾隆年间刘墉惩办贪官恶霸的故事。刘墉史有其人，字崇如，号石庵，乾隆进士，由编修累官体仁阁大嬴士，加太子太保。善书，名满天下，政治文章，皆为书名所掩。卒谥文清。有石庵诗集。
南开大学图书馆藏储仁逊抄本小说。八回。
卷端下有“醉梦草庐主人梦梅叟志”印，版心下有“莳心堂”印。疑为储仁逊。储仁逊，字拙庵，号卧月子，又号醉梦草庐主人梦梅叟，祖籍章武，世居天津带河门外，生于清同治甲戌（１８７４）年二月初四，卒于民国戊辰（１９２８）年十二月。持身狷介，毕生布衣布履。精医卜堪舆之术，设馆沽上，课毕，尝卖卜于金华桥畔，所得卦金，悉以周恤亲故，不使有余。
叙述乾隆年间刘墉惩办满族恶霸的故事。刘墉史有其人，字崇如，号石庵，乾隆进士，由编修累官体仁阁大嬴士，加太子太保。善书，名满天下，政治文章，皆为书名所掩。卒谥文清。有石庵诗集。
卷端下有“醉梦草庐主人梦梅叟志”印，版心下有“莳心堂”印。疑为储仁逊。储仁逊，字拙庵，号卧月子，又号醉梦草庐主人梦梅叟，祖籍章武，世居天津带河门外，生于清同治甲戌（１８７４）年二月初四，卒于民国戊辰（１９２８）年十二月。持身狷介，毕生布衣布履。精医卜堪舆之术，设馆沽上，课毕，尝卖卜于金华桥畔，所得卦金，悉以周恤亲故，不使有余。
叙述乾隆年间刘墉惩办满族恶霸的故事。刘墉史有其人，字崇如，号石庵，乾隆进士，由编修累官体仁阁大嬴士，加太子太保。善书，名满天下，政治文章，皆为书名所掩。卒谥文清。有石庵诗集。
南开大学图书馆藏储仁逊抄本小说。四回。
卷端下有“醉梦草庐主人梦梅叟志”印，版心下有“莳心堂”印。疑为储仁逊。储仁逊，字拙庵，号卧月子，又号醉梦草庐主人梦梅叟，祖籍章武，世居天津带河门外，生于清同治甲戌（１８７４）年二月初四，卒于民国戊辰（１９２８）年十二月。持身狷介，毕生布衣布履。精医卜堪舆之术，设馆沽上，课毕，尝卖卜于金华桥畔，所得卦金，悉以周恤亲故，不使有余。
叙述刘墉之孙参劾国戚黄士功兄弟，道光帝微服私访的故事。
卷端下有“醉梦草庐主人梦梅叟志”印，版心下有“莳心堂”印。疑为储仁逊。储仁逊，字拙庵，号卧月子，又号醉梦草庐主人梦梅叟，祖籍章武，世居天津带河门外，生于清同治甲戌（１８７４）年二月初四，卒于民国戊辰（１９２８）年十二月。持身狷介，毕生布衣布履。精医卜堪舆之术，设馆沽上，课毕，尝卖卜于金华桥畔，所得卦金，悉以周恤亲故，不使有余。
叙述刘墉之孙参劾国戚黄士功兄弟，道光帝微服私访的故事。
南开大学图书馆藏储仁逊抄本小说。五回。
卷端下有“醉梦草庐主人梦梅叟志”印，版心下有“莳心堂”印。疑为储仁逊。储仁逊，字拙庵，号卧月子，又号醉梦草庐主人梦梅叟，祖籍章武，世居天津带河门外，生于清同治甲戌（１８７４）年二月初四，卒于民国戊辰（１９２８）年十二月。持身狷介，毕生布衣布履。精医卜堪舆之术，设馆沽上，课毕，尝卖卜于金华桥畔，所得卦金，悉以周恤亲故，不使有余。
叙述嘉庆帝微服私访和珅恶行，刘墉协助办案的故事。刘墉史有其人，字崇如，号石庵，乾隆进士，由编修累官体仁阁大嬴士，加太子太保。善书，名满天下，政治文章，皆为书名所掩。卒谥文清。有石庵诗集。
卷端下有“醉梦草庐主人梦梅叟志”印，版心下有“莳心堂”印。疑为储仁逊。储仁逊，字拙庵，号卧月子，又号醉梦草庐主人梦梅叟，祖籍章武，世居天津带河门外，生于清同治甲戌（１８７４）年二月初四，卒于民国戊辰（１９２８）年十二月。持身狷介，毕生布衣布履。精医卜堪舆之术，设馆沽上，课毕，尝卖卜于金华桥畔，所得卦金，悉以周恤亲故，不使有余。
叙述嘉庆帝微服私访和珅恶行，刘墉协助办案的故事。刘墉史有其人，字崇如，号石庵，乾隆进士，由编修累官体仁阁大嬴士，加太子太保。善书，名满天下，政治文章，皆为书名所掩。卒谥文清。有石庵诗集。
又名《于公案奇闻》
清代小说。一百四十五回。
不题撰人。
叙述清官于成龙锄强扶弱的故事。
清代小说。一百四十五回。
不题撰人。
叙述清官于成龙锄强扶弱的故事。
又名《李公案奇闻》
清光绪廿八（１９０２）年文光楼刊本。此书仅为初集，未知后续二、三、四集是否出版。三十四回。
题“惜红居士编纂”。
叙述李持钧为官公正丶公平断案的故事。李持钧即清光绪年间享有“北直廉吏第一”盛名的李秉衡。李秉衡，字鉴堂，奉天海城人。由县丞累官广西按察使丶山东巡抚丶巡阅长江水师大臣等官职。光绪二十六（１９００）年八国联军入侵大沽，李率军北上抗敌，兵败，呑金自尽。清廷曾颁诏赐恤，其后迫于联军淫威，诏褫职，夺恤典。
清光绪廿八（１９０２）年文光楼刊本。此书仅为初集，未知后续二、三、四集是否出版。三十四回。
题“惜红居士编纂”。
叙述李持钧为官公正丶公平断案的故事。李持钧即清光绪年间享有“北直廉吏第一”盛名的李秉衡。李秉衡，字鉴堂，奉天海城人。由县丞累官广西按察使丶山东巡抚丶巡阅长江水师大臣等官职。光绪二十六（１９００）年八国联军入侵大沽，李率军北上抗敌，兵败，呑金自尽。清廷曾颁诏赐恤，其后迫于联军淫威，诏褫职，夺恤典。
南开大学图书馆藏储仁逊抄本小说。廿回。
卷端下有“醉梦草庐主人梦梅叟志”印，版心下有“莳心堂”印。疑为储仁逊。储仁逊，字拙庵，号卧月子，又号醉梦草庐主人梦梅叟，祖籍章武，世居天津带河门外，生于清同治甲戌（１８７４）年二月初四，卒于民国戊辰（１９２８）年十二月。持身狷介，毕生布衣布履。精医卜堪舆之术，设馆沽上，课毕，尝卖卜于金华桥畔，所得卦金，悉以周恤亲故，不使有余。
叙述康熙时八位贤臣匡扶社稷的故事。
卷端下有“醉梦草庐主人梦梅叟志”印，版心下有“莳心堂”印。疑为储仁逊。储仁逊，字拙庵，号卧月子，又号醉梦草庐主人梦梅叟，祖籍章武，世居天津带河门外，生于清同治甲戌（１８７４）年二月初四，卒于民国戊辰（１９２８）年十二月。持身狷介，毕生布衣布履。精医卜堪舆之术，设馆沽上，课毕，尝卖卜于金华桥畔，所得卦金，悉以周恤亲故，不使有余。
叙述康熙时八位贤臣匡扶社稷的故事。
原名《鹿洲公案》，又名《公案偶记》、《蓝公奇案》、《蓝公案全传》
清代文言小说集。光绪廿八（１９０２）年上海山左书林出版，易名为《蓝公奇案》、《蓝公案全传》。二卷廿四则。
蓝鼎元。作者受诬罢官后，将雍正五（１７２７）年任广东潮州府普宁知县、后又兼署潮阳县两年间的审案，选录成书。
虽然为廿四则故事，然而皆以真实案例为据，反映了清代前期潮州一带的社会生活。
清代文言小说集。光绪廿八（１９０２）年上海山左书林出版，易名为《蓝公奇案》、《蓝公案全传》。二卷廿四则。
蓝鼎元。作者受诬罢官后，将雍正五（１７２７）年任广东潮州府普宁知县、后又兼署潮阳县两年间的审案，选录成书。
虽然为廿四则故事，然而皆以真实案例为据，反映了清代前期潮州一带的社会生活。
南开大学图书馆藏储仁逊抄本小说。六回。
卷端下有“醉梦草庐主人梦梅叟志”印，版心下有“莳心堂”印。疑为储仁逊。储仁逊，字拙庵，号卧月子，又号醉梦草庐主人梦梅叟，祖籍章武，世居天津带河门外，生于清同治甲戌（１８７４）年二月初四，卒于民国戊辰（１９２８）年十二月。持身狷介，毕生布衣布履。精医卜堪舆之术，设馆沽上，课毕，尝卖卜于金华桥畔，所得卦金，悉以周恤亲故，不使有余。
叙述明代嘉靖时期直隶巡按毛登科私访断案的故事。
卷端下有“醉梦草庐主人梦梅叟志”印，版心下有“莳心堂”印。疑为储仁逊。储仁逊，字拙庵，号卧月子，又号醉梦草庐主人梦梅叟，祖籍章武，世居天津带河门外，生于清同治甲戌（１８７４）年二月初四，卒于民国戊辰（１９２８）年十二月。持身狷介，毕生布衣布履。精医卜堪舆之术，设馆沽上，课毕，尝卖卜于金华桥畔，所得卦金，悉以周恤亲故，不使有余。
叙述明代嘉靖时期直隶巡按毛登科私访断案的故事。
清末刋本。六十回。
不题撰人。
叙述清末爱国民族英雄林则徐一生办案的故事。本书情节符合林则徐的生平事迹，并以三分之一篇幅描述禁毁鸦片的经过。
不题撰人。
叙述清末爱国民族英雄林则徐一生办案的故事。本书情节符合林则徐的生平事迹，并以三分之一篇幅描述禁毁鸦片的经过。
风流奇案原名《清代第一风流奇案·杨乃武与小白菜》
《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在晚清时候，是一件耸动朝野、家喻户晓的大案。流传下来的小说、戏曲、弹词、宝卷，为数很多。本书选用的小说两种，一是黄南丁氏所著，一是灵岩樵子所著。书中人物的名字、情节的繁简，虽有所不同，而对案情的交代，却大同小异。之所以选用两种，主要是让读者比较其中的差异，增加阅读的兴味。
这个号称晚清四大奇案的桃色案件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是有其原因的。特别是对于今天的读者，更有许多耐人寻味之处。为什么这样说呢？第一层的理由，是这个案件所展示的，是晚清风俗民情的一幅风情画卷，是当时苏杭一带社会的缩影。通过故事，我们既看了生活在底层的老百姓的清苦生活，又看到了中、上层统治阶级的腐败。……
《杨乃武与小白菜》一书是有教育意义的，它毕竟是惩恶劝善的。清王朝是完蛋了，这是清朝统治者自己为自己掘下的坟墓。所留下的是诸如此类的故事和令人深思的教训。
聪明的读者，定会品出书中的告诫。
《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在晚清时候，是一件耸动朝野、家喻户晓的大案。流传下来的小说、戏曲、弹词、宝卷，为数很多。本书选用的小说两种，一是黄南丁氏所著，一是灵岩樵子所著。书中人物的名字、情节的繁简，虽有所不同，而对案情的交代，却大同小异。之所以选用两种，主要是让读者比较其中的差异，增加阅读的兴味。
这个号称晚清四大奇案的桃色案件之所以如此引人注目，是有其原因的。特别是对于今天的读者，更有许多耐人寻味之处。为什么这样说呢？第一层的理由，是这个案件所展示的，是晚清风俗民情的一幅风情画卷，是当时苏杭一带社会的缩影。通过故事，我们既看了生活在底层的老百姓的清苦生活，又看到了中、上层统治阶级的腐败。……
《杨乃武与小白菜》一书是有教育意义的，它毕竟是惩恶劝善的。清王朝是完蛋了，这是清朝统治者自己为自己掘下的坟墓。所留下的是诸如此类的故事和令人深思的教训。
聪明的读者，定会品出书中的告诫。
描写的是一桩屈死九条人命的特大案件，由发生、发展,历尽艰难曲折，最后终于使沉冤得到昭雪的全部过程。
清朝末年，北京城内发生了一桩时事公案——“春阿氏案 ”。“春阿氏一案，为近十年最大疑狱。京人知其事者，或以为贞，或以为淫，或视为不良，或代为不平，聚讼纷坛，莫明其真相也久矣”。时人说，“其事之因因果果，虚虚实实，既足已使人惊愕不已，而其情之哀哀艳艳，沉沉痛痛，尤足以使人悲悼，为之惋惜，终日不能去怀。盖此中情节离离奇奇，远出寻常人意料之外 ”。它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北京一地，而是遍及全国，甚至远至海外，成为当时中国民众和海外传媒的一大关注热点。
其实，说起春阿氏案的来龙去脉，原也普通不过。
光绪年间，北京城内住着一户旗人阿洪阿，生有一女叫三蝶儿，长得如花似玉，而且知书达理。三蝶儿自幼与表兄弟聂玉吉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双方家长亦早有“结亲”之议。年岁及长，三蝶儿与聂玉吉更是灵犀一点，心心相印。谁知不久之后，玉吉父母同日暴亡，家境陡然败落。嫌贫爱富的三蝶儿之母德氏，悍然悔婚，将其另嫁家道殷实的小官吏文光之子、戆傻的春英为妻（以夫为姓，是为春阿氏）。昔日的爱情遭到破坏，于是婚后仅仅三个月，就演出了一场悲惨的情杀案件。
三蝶儿嫁给春英后，婆婆“平日管束较严，家内早晚两餐，俱由伊做饭。自祖婆母以下衣服，皆由伊浆洗。伊平素做事迟慢，每早梳头稍迟，即被大婆母斥骂，间逢家内诸人脱换衣服浆洗过多，不能早完，亦屡经大婆母斥责，因此常怀愁急”，整日心情忧郁，以泪洗脸。“自思过门不及百日，屡被谴责，嗣后何以过度？不如乘间寻死，免得日后受气”。再加上公公文光娶了一个大号“盖九城”的妓女为妾，三蝶儿的婚后生活就更加不幸了。“盖九城”刁蛮、凶悍，又与常在其家进出的帮闲普二有染，被春阿氏无意中撞见，于是，她把春阿氏看做眼中钉，肉中刺，常常借故生事，时时加以欺凌。一直未能忘情于三蝶儿的聂玉吉，听说了她婚后的不幸遭遇，忿忿不平。一次，他看到春阿氏当众受到婆婆责骂，气愤之下，丧失理智，夜间潜入春阿氏家中，杀死了春阿氏的丈夫春英，逃往外地。
案发后，春英家人皆视春阿氏为凶手，“盖九城”更是一口咬定春阿氏因奸谋害亲夫，必欲其为春英偿命而后快。春阿氏为了保护聂玉吉，也并不多作申辩，只说持刀自杀，误伤其夫，如今悔不当初，只求速死。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发现了许多疑点和难以解释之处，处处表明春阿氏决不是杀夫凶手，但是，清廷官员并无能力理清头绪，查明真相，在拖延了很长时间以后，为了敷衍塞责，只得草草宣布结案。光绪三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清廷大理院的结案奏折中这样写道：“臣等再四斟酌，拟请援强盗伙决无证、一时难于定谳之例，将该犯妇春阿氏改为监禁，仍由臣等随时详细访查。倘日后发露真情，或另出有凭证，仍可据实定断；如始终无从发觉，即将该犯妇永远监禁，遇赦不赦，似于服制人命重案更昭郑重。”圣旨也就居然批示：“依议，钦此”。真是一笔糊涂帐。
审判（法庭）不明，执法（监狱）更凶。春阿氏被判“永远监禁，遇赦不赦”，投入监狱以后，“此时正值瘟疫流行，狱内的犯人，不是生疮生疥的，便是疮疔腐烂、臭味难闻的..一间房内多至二十口人犯，对面是两张大床，床上铺着草帘子，每人有一件官被，大家乱挤着睡觉。那一份肮脏气味，不必说日久常住，就是偶然间闻一鼻子，也得受病。你望床上一看，黑洞洞乱摇乱动，如同蚂蚁打仗的一般。近看，乃是虱子、臭虫，成团树垒，摆阵操练..所有狱中人犯，生疮生疥的也有，上吐下泄的也有，疟疾痢疾的也有”，活脱脱一个人间地狱！在这样的人间地狱里，春阿氏“浑身是疥，头部浮肿红烧，可怜那一双素手，连烧带疥，肿似琉璃瓶儿一般。揭开脏被服一看，那雪白两段玉臂，俱是疥癣，所枕的半头砖以下，咕咕咙咙，成团论码的，俱是虱子、臭虫”，很快，春阿氏就染上了“头晕眼花，上吐下泄之症，每日昏昏沉沉”，水米不沾，不久就玉殒香消。春阿氏死了，沉冤未能昭雪，造成了清末历史上一桩著名的冤狱。总的来看，春阿氏案不过是一件普普通通的情杀致死人命案。像春阿氏这样的弱女子蒙冤受屈，死于狱中，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也是屡见不鲜的事情。它之所以会惹人注意，引起风潮，是因为它发生于清朝末年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它是清末民初社会状况的一面镜子。
春阿氏案能够激荡风潮，引起人们越来越强烈的关注，首先是由于新闻媒介的介入。
清朝末年，迫于民间的要求，清政府不得不放松了报禁，一时间，民间办报蔚然成风。当时，除了上海《时务报》、天津《国闻报》等著名报纸外，各地都有一些民办的报纸，北京也有一份叫做《京话日报》的小报，专门报道北京消息、坊间新闻，在京城小有名气。春阿氏一案案发和审理期间，从光绪三十二年六月至八月，《京话日报》连篇累牍地刊登有关春阿氏案情的消息报道、读者来函及质疑文章，扮演了一个推波助澜的厉害角色。
春阿氏案发受审以后，《京话日报》馆立即发表“编者按”：“春阿氏的冤枉，京城已经传遍，事关人命，本馆可不敢硬下断语。究竟有什么凭据，有甚么见证，知道底细的人，请多多来信，以便查考。”随后，《京话日报》逐日收到许多读者来函，议论纷纷，见仁见智，表现了民众对此案的极大关心。此外，《京话日报》又在政府执法机关之外，派出专人对此案详加调查，摆出了一副引导舆论，辨明是非，监督司法公正的架势：“现在中国改定法律，为自强的转机。外人的眼光都注重在我们的刑法上，故此不嫌麻烦，极力调查这回事，并不是为一人一家的曲直。如果春阿氏实在冤枉，提督衙门的黑暗，也未免太无天理了！还求知道底细的人，再与本馆来信。如有真凭实据，本馆敢担争论的责任。”
在《京话日报》所收到的读者来信中，“替春阿氏声冤的十居八九，替‘盖九城’分辩的，只有一两信”，可见舆论是向着春阿氏的。据有些了解内情的读者来信说，春阿氏承认杀夫有罪，实是法庭上严刑逼供的结果，“熬审阿氏，用的非刑很是残忍，薰硫黄，拧麻辫子，跪锁，死过去三次，并无口供。后来又收拾她母亲，老太太受刑不过，就叫女儿屈招。阿氏说道：‘自己的本意，宁可死在当堂，决不死在法场。如今怕连累母亲，不能不尽这点孝心，只好屈认就是了。’”有三封来信揭露，承审官员这样虐待春阿氏，“屈打成招”，是因为他收受了贿赂。“人人传说，承审官使了四百两银子，所以才这样判断”。就连收受贿赂的承审官员，也是有名有姓的，“一个姓朱，一个姓钟，还有科房的刘某，全都使了钱，是一个窦姓给拉的纤”。据说这“承审官朱、钟二人，都是穷极了的人。钟姓有个外号，叫作‘ 穷钟’。人命重案，竟敢贪图贿赂，真是大胆！”
由揭露法庭对春阿氏屈打成招的事实，引起了对清政府司法机关刑讯犯人的控诉。 六月十四日、十五日两天，《京话日报》连载了题为《刑部虐待犯人的实情》的来稿：“过堂的时候，只凭司官一人，便能定各犯的死生。人命关天，本不是儿戏事，滥用非刑（即如跪锁，轧合拉）一概不准。请问现在过堂，哪个不用非刑呀？”连那些皂隶们，如果没有钱贿赂的话，也能让你吃不了兜着走。比如，过堂的时候，揪头发，拉耳朵，真比阎王殿的小鬼厉害万分；堂上说“打”，这班虎狼恶吏动起刑来，就会尽着力打。相反，如果有银钱到手，堂上说“打”，他们也会拖延着不动手。该文披露，凡是犯罪的人，一交到刑部手里，必须先有该犯的至亲好友托人疏通刑部官吏，贿赂的数额则是双方商定的。从进刑部大门开始讨价还价起，然后二门、栅栏、牢门、所儿里、监里、管铺的、书班皂吏等，都必须一一把价码说定，才敢送人犯到部。只要有一处没有打点周到，就会受到故意刁难，吃尽苦头。例如，监里的牢头如果打点不到，犯人的饮食、大小便一概不得自由，冬天的饭，要先用凉水喷过，结成冰了才准犯人吃；监里管铺的打点不到，他就在一张长一丈、宽六尺的床上给你编上二三十人，根本不管你的死活；堂上管记录的书班打点不到，“居然就能颠倒黑白，动不动有违例案，真是笔头儿一动，人命相连。俗语说，一字值千金，就是指着书班说的”。若是那些无钱无势的苦主，那就更是苦不堪言，“一到监里，百般凌虐，要把犯人虐死，先报犯人有病，然后报死”。如果讲妥价码了，入狱监禁的时候，“哪一处讲妥，哪一处如同走平道一般”。
司法制度的黑暗以外，清朝官员的昏聩无能，简直也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京话日报》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日三天，连载了一篇署名为“ 疑心子”的文章，逐条例举，批驳了该案的侦查、审讯官员所作判词的不合情理之处。文中愤慨地说：“这样欠通的问官，岂可问这样的重案，不但不能服春阿氏的心，并且不能服众人的心。..但盼着遇见一位明白问官，把这案问的清清楚楚，不怕春阿氏杀夫是真，也得有个真凭实据，内中也必有个大大的因由。不能因为大夫辱骂她两次，就敢动刀杀夫。不把此案问清，人心可就都不舒服了。” 七月十日，《京话日报》再次登载文章，要求司法程序的透明与公开，呼吁《请宣布春阿氏的罪状》：“听说刑部已经定了案，春阿氏定成死罪。如果是实，请刑部把她的罪状早早宣布出来。倘若含含糊糊定了罪，不叫旁人知道，中国的讼狱，可算黑暗到家了。”讼狱的黑暗，官吏的无能，正是清末统治阶级病入膏肓、极度腐朽的又一个侧面。据《清稗类钞》记载：面临内忧外困、岌岌可危的险境，清政府赖以维系政权的各级官员们照样文恬武嬉，醉生梦死，“天乐听完听庆乐（戏园），惠丰吃罢吃同丰（酒楼）；街头尽是郎员主（各级官员）；谈助无非白发中（麻将）；除却早衙迟画到，闲来只是逛胡同（妓院）”。这样的官员要为民作主，决无可能；这样的朝廷不尽快灭亡，是无天理！
从春阿氏一案的沸沸扬扬，耸动朝野，反映了清朝末年西学东来、民智渐开的社会现实。此案之审理，旷日持久，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五月案发，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三月糊里糊涂地结案，前后达两年之久。正是在这一时期，封建统治摇摇欲坠的清王朝，打起了“预备立宪”的旗号，标榜要改革君主政体，实行还政于民，并且连连派遣大员出国考察国外宪政实行情况，摆出一副痛下决心、改弦更张的架式。一时间，惹的一些对清政府心存幻想的人将信将疑，一个个拭目以待，等着看此案的公正审理。结果由此案所暴露出来的政治的腐败黑暗、官员的昏聩无能，以及在清政府的司法制度下人们生命财产的毫无保障，这一切，都引起了人们对清政府的极度失望和极大愤慨。有一个署名“琴心女士”的读者给《京话日报》来信说：“贵刊请刑部宣布罪状，刑部守定了秘密宗旨，始终不肯宣布。现在预备立宪，立宪国民将来都有参与政事的权利，何况春阿氏一案本是民事，官场要治她的罪，本是给民间办事，既给民间办事，为什么不叫民间知道呀？..果真定成死罪，屈枉一人的性命事小，改变了法律，再出这样没天日的事，中国还能改甚么政治呀！我与春阿氏非亲非故，既是中国人，不能不管中国事。但我是一个女子，又没法子管。闷了好几天，写了这封信，告诉您知道知道就是了。唉，中国的黑暗世界，几时才能放光明呀？”《京话日报》在全文发表时，加上了“总有一天 ”的编者按语。生动地表明了清政府已经天怨人怒，民心丧尽。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武昌城头一声枪响，貌似巍然大物的清王朝就即刻土崩瓦解了。
有意思的是，春阿氏一案并不像许多哄动一时的事情那样很快成为过去，为人们所遗忘。宣统年间，北方的里巷坊间就开始有《实事小说春阿氏》的钞本流传，很受人们欢迎。到民国2年（1913），有笔名冷佛者，根据春阿氏案的实情，在清末钞本小说的基础上，写出了小说《春阿氏》。该书民国3年5月初版，民国5年二版，民国12年三版，直到30年代，仍不断印行，而且还有标点本出现。前不久，吉林文史出版社编辑出版《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又一次把《春阿氏》列入其中，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了。这本小说利用文学形式，形象地描述了春阿氏一案自始至终的全部过程。“书中之言，一切讯词口供，虽系实事，而编述小说者不能不略加渲染”，淋漓尽致地展示和揭露了封建王朝的腐朽黑暗，以及封建婚姻制度和传统贞节观念给青年男女带来的莫大不幸。从春阿氏一案的审判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上自刑部堂官，下至狱卒皂隶，无一不是昏聩凶横，贪赃枉法，残忍狡诈。公堂上动辄非刑，昼夜熬审，牢狱里虐待无休，视同狗彘。清王朝的整个司法制度，实与人间地狱无异。正如《春阿氏》印行本《题辞》开宗明义所说：“黑暗难窥一线天，人间地狱倍堪怜；诬将贞妇为***，孽海谁能度大千！”《春阿氏》以清末冤狱为笔下主要批判对象，与《杨乃武与小白菜》、《杨三姐告状》等构成了清末小说的一种特殊样式——“冤狱小说”，它和揭露政治腐败、抨击时政弊端、讽刺官僚昏聩的“谴责小说”一道，提供了让人们认识这一黑暗社会、而且是这一社会最黑暗的一个方面的生动教材，具有着无庸置疑的社会意义。
对春阿氏案感兴趣的不仅是文学界，春阿氏的故事甚至还被搬上了戏剧舞台。《前北平国剧学会见于书目》中，记载有京剧演出本《春阿氏》。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冤怨缘》。民国时期，此剧久演不衰，颇受北平市民的欢迎，春阿氏的事情，当时也就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甚至有人说，《春阿氏》一剧，可以名列京剧的“四大悲剧”之一。直到50年代中期，在北京天桥的剧场戏园里，还在时常上演评剧《春阿氏》。可见人们对这个香消玉殒、沉冤不白的柔弱女子，寄予着无尽的同情；也是对那个风雨如磐、暗无天日的时代，进行着痛切的控诉。
其实，说起春阿氏案的来龙去脉，原也普通不过。
光绪年间，北京城内住着一户旗人阿洪阿，生有一女叫三蝶儿，长得如花似玉，而且知书达理。三蝶儿自幼与表兄弟聂玉吉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双方家长亦早有“结亲”之议。年岁及长，三蝶儿与聂玉吉更是灵犀一点，心心相印。谁知不久之后，玉吉父母同日暴亡，家境陡然败落。嫌贫爱富的三蝶儿之母德氏，悍然悔婚，将其另嫁家道殷实的小官吏文光之子、戆傻的春英为妻（以夫为姓，是为春阿氏）。昔日的爱情遭到破坏，于是婚后仅仅三个月，就演出了一场悲惨的情杀案件。
三蝶儿嫁给春英后，婆婆“平日管束较严，家内早晚两餐，俱由伊做饭。自祖婆母以下衣服，皆由伊浆洗。伊平素做事迟慢，每早梳头稍迟，即被大婆母斥骂，间逢家内诸人脱换衣服浆洗过多，不能早完，亦屡经大婆母斥责，因此常怀愁急”，整日心情忧郁，以泪洗脸。“自思过门不及百日，屡被谴责，嗣后何以过度？不如乘间寻死，免得日后受气”。再加上公公文光娶了一个大号“盖九城”的妓女为妾，三蝶儿的婚后生活就更加不幸了。“盖九城”刁蛮、凶悍，又与常在其家进出的帮闲普二有染，被春阿氏无意中撞见，于是，她把春阿氏看做眼中钉，肉中刺，常常借故生事，时时加以欺凌。一直未能忘情于三蝶儿的聂玉吉，听说了她婚后的不幸遭遇，忿忿不平。一次，他看到春阿氏当众受到婆婆责骂，气愤之下，丧失理智，夜间潜入春阿氏家中，杀死了春阿氏的丈夫春英，逃往外地。
案发后，春英家人皆视春阿氏为凶手，“盖九城”更是一口咬定春阿氏因奸谋害亲夫，必欲其为春英偿命而后快。春阿氏为了保护聂玉吉，也并不多作申辩，只说持刀自杀，误伤其夫，如今悔不当初，只求速死。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发现了许多疑点和难以解释之处，处处表明春阿氏决不是杀夫凶手，但是，清廷官员并无能力理清头绪，查明真相，在拖延了很长时间以后，为了敷衍塞责，只得草草宣布结案。光绪三十四年三月二十三日，清廷大理院的结案奏折中这样写道：“臣等再四斟酌，拟请援强盗伙决无证、一时难于定谳之例，将该犯妇春阿氏改为监禁，仍由臣等随时详细访查。倘日后发露真情，或另出有凭证，仍可据实定断；如始终无从发觉，即将该犯妇永远监禁，遇赦不赦，似于服制人命重案更昭郑重。”圣旨也就居然批示：“依议，钦此”。真是一笔糊涂帐。
审判（法庭）不明，执法（监狱）更凶。春阿氏被判“永远监禁，遇赦不赦”，投入监狱以后，“此时正值瘟疫流行，狱内的犯人，不是生疮生疥的，便是疮疔腐烂、臭味难闻的..一间房内多至二十口人犯，对面是两张大床，床上铺着草帘子，每人有一件官被，大家乱挤着睡觉。那一份肮脏气味，不必说日久常住，就是偶然间闻一鼻子，也得受病。你望床上一看，黑洞洞乱摇乱动，如同蚂蚁打仗的一般。近看，乃是虱子、臭虫，成团树垒，摆阵操练..所有狱中人犯，生疮生疥的也有，上吐下泄的也有，疟疾痢疾的也有”，活脱脱一个人间地狱！在这样的人间地狱里，春阿氏“浑身是疥，头部浮肿红烧，可怜那一双素手，连烧带疥，肿似琉璃瓶儿一般。揭开脏被服一看，那雪白两段玉臂，俱是疥癣，所枕的半头砖以下，咕咕咙咙，成团论码的，俱是虱子、臭虫”，很快，春阿氏就染上了“头晕眼花，上吐下泄之症，每日昏昏沉沉”，水米不沾，不久就玉殒香消。春阿氏死了，沉冤未能昭雪，造成了清末历史上一桩著名的冤狱。总的来看，春阿氏案不过是一件普普通通的情杀致死人命案。像春阿氏这样的弱女子蒙冤受屈，死于狱中，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里也是屡见不鲜的事情。它之所以会惹人注意，引起风潮，是因为它发生于清朝末年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它是清末民初社会状况的一面镜子。
春阿氏案能够激荡风潮，引起人们越来越强烈的关注，首先是由于新闻媒介的介入。
清朝末年，迫于民间的要求，清政府不得不放松了报禁，一时间，民间办报蔚然成风。当时，除了上海《时务报》、天津《国闻报》等著名报纸外，各地都有一些民办的报纸，北京也有一份叫做《京话日报》的小报，专门报道北京消息、坊间新闻，在京城小有名气。春阿氏一案案发和审理期间，从光绪三十二年六月至八月，《京话日报》连篇累牍地刊登有关春阿氏案情的消息报道、读者来函及质疑文章，扮演了一个推波助澜的厉害角色。
春阿氏案发受审以后，《京话日报》馆立即发表“编者按”：“春阿氏的冤枉，京城已经传遍，事关人命，本馆可不敢硬下断语。究竟有什么凭据，有甚么见证，知道底细的人，请多多来信，以便查考。”随后，《京话日报》逐日收到许多读者来函，议论纷纷，见仁见智，表现了民众对此案的极大关心。此外，《京话日报》又在政府执法机关之外，派出专人对此案详加调查，摆出了一副引导舆论，辨明是非，监督司法公正的架势：“现在中国改定法律，为自强的转机。外人的眼光都注重在我们的刑法上，故此不嫌麻烦，极力调查这回事，并不是为一人一家的曲直。如果春阿氏实在冤枉，提督衙门的黑暗，也未免太无天理了！还求知道底细的人，再与本馆来信。如有真凭实据，本馆敢担争论的责任。”
在《京话日报》所收到的读者来信中，“替春阿氏声冤的十居八九，替‘盖九城’分辩的，只有一两信”，可见舆论是向着春阿氏的。据有些了解内情的读者来信说，春阿氏承认杀夫有罪，实是法庭上严刑逼供的结果，“熬审阿氏，用的非刑很是残忍，薰硫黄，拧麻辫子，跪锁，死过去三次，并无口供。后来又收拾她母亲，老太太受刑不过，就叫女儿屈招。阿氏说道：‘自己的本意，宁可死在当堂，决不死在法场。如今怕连累母亲，不能不尽这点孝心，只好屈认就是了。’”有三封来信揭露，承审官员这样虐待春阿氏，“屈打成招”，是因为他收受了贿赂。“人人传说，承审官使了四百两银子，所以才这样判断”。就连收受贿赂的承审官员，也是有名有姓的，“一个姓朱，一个姓钟，还有科房的刘某，全都使了钱，是一个窦姓给拉的纤”。据说这“承审官朱、钟二人，都是穷极了的人。钟姓有个外号，叫作‘ 穷钟’。人命重案，竟敢贪图贿赂，真是大胆！”
由揭露法庭对春阿氏屈打成招的事实，引起了对清政府司法机关刑讯犯人的控诉。 六月十四日、十五日两天，《京话日报》连载了题为《刑部虐待犯人的实情》的来稿：“过堂的时候，只凭司官一人，便能定各犯的死生。人命关天，本不是儿戏事，滥用非刑（即如跪锁，轧合拉）一概不准。请问现在过堂，哪个不用非刑呀？”连那些皂隶们，如果没有钱贿赂的话，也能让你吃不了兜着走。比如，过堂的时候，揪头发，拉耳朵，真比阎王殿的小鬼厉害万分；堂上说“打”，这班虎狼恶吏动起刑来，就会尽着力打。相反，如果有银钱到手，堂上说“打”，他们也会拖延着不动手。该文披露，凡是犯罪的人，一交到刑部手里，必须先有该犯的至亲好友托人疏通刑部官吏，贿赂的数额则是双方商定的。从进刑部大门开始讨价还价起，然后二门、栅栏、牢门、所儿里、监里、管铺的、书班皂吏等，都必须一一把价码说定，才敢送人犯到部。只要有一处没有打点周到，就会受到故意刁难，吃尽苦头。例如，监里的牢头如果打点不到，犯人的饮食、大小便一概不得自由，冬天的饭，要先用凉水喷过，结成冰了才准犯人吃；监里管铺的打点不到，他就在一张长一丈、宽六尺的床上给你编上二三十人，根本不管你的死活；堂上管记录的书班打点不到，“居然就能颠倒黑白，动不动有违例案，真是笔头儿一动，人命相连。俗语说，一字值千金，就是指着书班说的”。若是那些无钱无势的苦主，那就更是苦不堪言，“一到监里，百般凌虐，要把犯人虐死，先报犯人有病，然后报死”。如果讲妥价码了，入狱监禁的时候，“哪一处讲妥，哪一处如同走平道一般”。
司法制度的黑暗以外，清朝官员的昏聩无能，简直也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京话日报》光绪三十二年六月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日三天，连载了一篇署名为“ 疑心子”的文章，逐条例举，批驳了该案的侦查、审讯官员所作判词的不合情理之处。文中愤慨地说：“这样欠通的问官，岂可问这样的重案，不但不能服春阿氏的心，并且不能服众人的心。..但盼着遇见一位明白问官，把这案问的清清楚楚，不怕春阿氏杀夫是真，也得有个真凭实据，内中也必有个大大的因由。不能因为大夫辱骂她两次，就敢动刀杀夫。不把此案问清，人心可就都不舒服了。” 七月十日，《京话日报》再次登载文章，要求司法程序的透明与公开，呼吁《请宣布春阿氏的罪状》：“听说刑部已经定了案，春阿氏定成死罪。如果是实，请刑部把她的罪状早早宣布出来。倘若含含糊糊定了罪，不叫旁人知道，中国的讼狱，可算黑暗到家了。”讼狱的黑暗，官吏的无能，正是清末统治阶级病入膏肓、极度腐朽的又一个侧面。据《清稗类钞》记载：面临内忧外困、岌岌可危的险境，清政府赖以维系政权的各级官员们照样文恬武嬉，醉生梦死，“天乐听完听庆乐（戏园），惠丰吃罢吃同丰（酒楼）；街头尽是郎员主（各级官员）；谈助无非白发中（麻将）；除却早衙迟画到，闲来只是逛胡同（妓院）”。这样的官员要为民作主，决无可能；这样的朝廷不尽快灭亡，是无天理！
从春阿氏一案的沸沸扬扬，耸动朝野，反映了清朝末年西学东来、民智渐开的社会现实。此案之审理，旷日持久，从光绪三十二年（1906）五月案发，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三月糊里糊涂地结案，前后达两年之久。正是在这一时期，封建统治摇摇欲坠的清王朝，打起了“预备立宪”的旗号，标榜要改革君主政体，实行还政于民，并且连连派遣大员出国考察国外宪政实行情况，摆出一副痛下决心、改弦更张的架式。一时间，惹的一些对清政府心存幻想的人将信将疑，一个个拭目以待，等着看此案的公正审理。结果由此案所暴露出来的政治的腐败黑暗、官员的昏聩无能，以及在清政府的司法制度下人们生命财产的毫无保障，这一切，都引起了人们对清政府的极度失望和极大愤慨。有一个署名“琴心女士”的读者给《京话日报》来信说：“贵刊请刑部宣布罪状，刑部守定了秘密宗旨，始终不肯宣布。现在预备立宪，立宪国民将来都有参与政事的权利，何况春阿氏一案本是民事，官场要治她的罪，本是给民间办事，既给民间办事，为什么不叫民间知道呀？..果真定成死罪，屈枉一人的性命事小，改变了法律，再出这样没天日的事，中国还能改甚么政治呀！我与春阿氏非亲非故，既是中国人，不能不管中国事。但我是一个女子，又没法子管。闷了好几天，写了这封信，告诉您知道知道就是了。唉，中国的黑暗世界，几时才能放光明呀？”《京话日报》在全文发表时，加上了“总有一天 ”的编者按语。生动地表明了清政府已经天怨人怒，民心丧尽。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武昌城头一声枪响，貌似巍然大物的清王朝就即刻土崩瓦解了。
有意思的是，春阿氏一案并不像许多哄动一时的事情那样很快成为过去，为人们所遗忘。宣统年间，北方的里巷坊间就开始有《实事小说春阿氏》的钞本流传，很受人们欢迎。到民国2年（1913），有笔名冷佛者，根据春阿氏案的实情，在清末钞本小说的基础上，写出了小说《春阿氏》。该书民国3年5月初版，民国5年二版，民国12年三版，直到30年代，仍不断印行，而且还有标点本出现。前不久，吉林文史出版社编辑出版《晚清民国小说研究丛书》，又一次把《春阿氏》列入其中，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了。这本小说利用文学形式，形象地描述了春阿氏一案自始至终的全部过程。“书中之言，一切讯词口供，虽系实事，而编述小说者不能不略加渲染”，淋漓尽致地展示和揭露了封建王朝的腐朽黑暗，以及封建婚姻制度和传统贞节观念给青年男女带来的莫大不幸。从春阿氏一案的审判过程，可以清楚地看到，上自刑部堂官，下至狱卒皂隶，无一不是昏聩凶横，贪赃枉法，残忍狡诈。公堂上动辄非刑，昼夜熬审，牢狱里虐待无休，视同狗彘。清王朝的整个司法制度，实与人间地狱无异。正如《春阿氏》印行本《题辞》开宗明义所说：“黑暗难窥一线天，人间地狱倍堪怜；诬将贞妇为***，孽海谁能度大千！”《春阿氏》以清末冤狱为笔下主要批判对象，与《杨乃武与小白菜》、《杨三姐告状》等构成了清末小说的一种特殊样式——“冤狱小说”，它和揭露政治腐败、抨击时政弊端、讽刺官僚昏聩的“谴责小说”一道，提供了让人们认识这一黑暗社会、而且是这一社会最黑暗的一个方面的生动教材，具有着无庸置疑的社会意义。
对春阿氏案感兴趣的不仅是文学界，春阿氏的故事甚至还被搬上了戏剧舞台。《前北平国剧学会见于书目》中，记载有京剧演出本《春阿氏》。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冤怨缘》。民国时期，此剧久演不衰，颇受北平市民的欢迎，春阿氏的事情，当时也就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甚至有人说，《春阿氏》一剧，可以名列京剧的“四大悲剧”之一。直到50年代中期，在北京天桥的剧场戏园里，还在时常上演评剧《春阿氏》。可见人们对这个香消玉殒、沉冤不白的柔弱女子，寄予着无尽的同情；也是对那个风雨如磐、暗无天日的时代，进行着痛切的控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