袭皇位，立皇储，漫天风雨皇室悲；谋私利，求上达，翻天覆地朝臣乱；子弑父，臣弑君，骇人听闻权力争；政变在中国古代历史中上演出一幕幕的悲喜剧，涂抹出一幅幅可圈可点的历史画卷。由于王位的嬗递，政权的更替，不知有多少顶王冠而落地，有多少个新朝而崛起？围绕这个权力魔杖，有多少人曾殚精竭虑，有多少人曾拼死厮杀，有多少人曾喋血宫门。血与火的燃烧，生与死的搏斗，胜利者昂然登上至尊的宝座，失败者颓然倒在殷红的血泊之中…… 本书作者从中国古代历史上二百三十多次政变中，选取了二十八件著名的事件，状写其发生、发展和结局，所写的内容，取诸正史、间以稗乘，所有事件、人物、时间、地点、都有据可查，做到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基本上是一部信史。
　　
　　政变在中国古代历史中上演出一幕幕的悲喜剧，涂抹出一幅幅可圈可点的历史画卷。由于王位的嬗递，政权的更替，不知有多少顶王冠而落地，有多少个新朝而崛起？围绕这个权力魔杖，有多少人曾殚精竭虑，有多少人曾拼死厮杀，有多少人曾喋血宫门。血与火的燃烧，生与死的搏斗，胜利者昂然登上至尊的宝座，失败者颓然倒在殷红的血泊之中……，翻开本书，希望能给我们留下深刻的经验教训、无穷的启迪和思考。

　　挑起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是我最近看了本书《五胡录》，讲我国五胡十六国时期（南北朝前期）那段100多年惊心动魄的历史。
　　
　　《五胡录》给我的最大感受，是当“火焰塔”不再动笔之后，他的名声也就在网络中俏声匿迹了。虽然用搜索引擎搜索“五胡录 ”，可以在网上找到不少连载，但看的人很少。这让我忽然产生了一些莫名的失望：一个2001年在网络历史界呼风唤雨的人物，今天居然几乎不被人知！网络真的会让现代社会越来越浮躁吗？甚至连“火焰塔”自己的博客（blog.sina.com/m/huoyanta）也不收录，诚为一叹。
　　(邓洪涛)

　　20世纪西风东渐掀起的拍岸新潮，冲击出了新式中国通史编纂成果的层出不穷，从中反映出的新史学多采多姿的风云际会，犹如百年中国社会变迁、观念更新的一面镜子，映照出各个时期史学家对时代问题的应对和感悟。众多史学名家以讲授和编著中国通史为要务，由此赢得学术声誉的史学家不乏其数，代表者有李泰棻、吕思勉、王桐龄、邓之诚、黄现璠、缪凤林、章嵚、钱穆、范文澜等等。尤以黄现璠所撰“中国通史”成果最为突出，理由在于：他一生编著过不同形式和内容的三部“通史”，一为《中国通史纲要》；二为《壮族通史》；三为《中国生活学——古代食衣住行研究》（原名《我国人民起居衣食生活之演变》，副题《中国衣食住通史》）初稿三卷。身处改革开放已经经过２０多年后的２１世纪，我们不能谈到“中国通史”时仍然仅仅以“汉族通史”全盘代替“中国通史”，各少数民族通史同样应该而且必然是“中国通史 ”的组成部分。否则，中华民族通史无从谈起。2000年7月23日在北京举办的为期５天的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中期会议上，来自46个国家的360多位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在此间呼吁，世界各个民族应不分人口多少、社会发展程度高低而一律平等，这是各民族和睦相处、共同发展的基础。显而易见世界各个民族应一律平等已经成为世界的呼声和世界人民的心愿，遗憾的是中国一些学者凡论述“中国通史”时长期对少数民族通史只字不提，视若无睹，以致所论难免有失公允之嫌。本词条没有对含有“党义”或“风派史学”或“影射史学”者所著通史进行介绍。同时，于此仅对一些个人编著的《中国通史》阐述一己之见，至于一些人主编的“中国通史”巨著，不在此词条所介之列。

　　这部《吕著中国通史》是吕思勉先生史学论著的一种。吕先生先后曾著作两部中国通史：前一部称为《白话本国史》，1923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吕著中国通史》是抗日战争时期上海成为“孤岛”的时候，适应当时大学教学的需要而编写的。由于当时出版条件的艰难，上册于1940年由开明书店出版，下册拖延到1944年才由开明书店出版。

　　中国历史人物---钱穆《国史新论》
　　讲文化定要讲历史，历史是文化积累最具体的事实。历史讲人事，人事该以人为主，事为副。非有人生，何来人事？中国人一向看清楚这一点。西方人看法便和我们不同，似乎把事为主，人为副，倒过来了。因此，西方历史多是纪事本末体，中国虽有此体，但非主要。中国史以列传体为主，二十四史称为正史，最难读。一翻开，只见一个一个人，不易看见一件一件事。如读《史记》，汉代开国，只见汉高祖、项王、张良、韩信、萧何许多人，把事分在各人身上。《尚书》是古代的纪事本末体，此下要到宋代袁枢才有《通鉴纪事本末》，只便初学，进一步再读编年史如《通鉴》，更进一步始读正史列传。今天我们一切学术教育都学西洋，因此学校讲历史，都重事，不重人。如讲楚、汉战争，汉高祖怎样打项羽？固然要讲到人，但只以事为主。有一年，我在美国亲同他们一位史学家辩论过这一问题，他说：“历史固应以人为主，但此人若无事表现，如何跑上历史？”我说：“此事难说，因其牵涉到中西双方整个文化体系上面去。我且举一个明显的例，在中国有很多人没有事表现而也写进历史，而且这类人决不在少数。”我们今天不论大学，乃至研究院，讲史学，虽是分门别类，注意都在事上。如讲政治制度，没有一个绝对是与好的制度。制度总是要变，并无千古不变，亦无十全十美的制度。如讲社会经济，一切有关经济的理论思想，及其事实，也都随时而变。在坏制度下，有好人总好些。在好制度下，有坏人总不好些。思想要有事实表现，事背后要有人主持。如果没有了人，制度、思想、理论都是空的，靠不住的。而所谓人之好坏，此一标准，则比较有定不易变。此刻把历史分类讲，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外交史、军事史等，一切完备，却不注重历史里面的人，至少是隔一层，成为是次要不是主要的。制度由人来，某些人起来了，才有此制度。思想亦由人即思想家来。所以我今天特别要讲历史上的人，最大希望，要我们都能变成历史人物。要来维持历史，复兴历史，创造历史，都得要有人。
　　讲到历史人物，当然要讲历史。世运与人物总是相随而来的。时代不同，人物也跟着不同。中国人一向看历史总要变，故说世运。历史时时在变，世运总是不能停留在一个状态下。我们把历史上一切时代大体分别，不外有两种，不仅中外如此，古今如此，以后也如此。某种时代，我们称之为治世，太平安定，慢慢地变成了盛世。某种时代由盛而衰，由衰而乱，变成为衰世与乱世。历史千变万化，不外这一个治乱盛衰。当我小孩子时，学校老师告诉我，中国历史一治一乱，西方历史，治了不再乱。我当时虽很年幼，听了那位先生的话，觉得这是一个大问题。如何使中国历史也能治了不再乱。但我后来读了历史，渐认为在西方，治了也会乱，盛了也还衰。我到今天短短七十多年生命，亲眼看到西方社会之由盛而衰，由治而乱。欧洲自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一切大变。特别刺激我的，如英国。当时读世界地理，所用地图是英国制的，只要这地方由它统治，都画上红色。譬如香港一个岛，也画上一条红线，一张世界地图，到处都有红颜色。英国被称为是一个太阳不会掉下去的国家，全世界有英国国旗，太阳永远照在他们的国旗上。可是今天呢？
　　我年龄慢慢大了，又听人讲，可惜我们生在这时代，是一个衰世乱世。即如对曰抗战到今天，到处奔跑流亡，今天可说是只在国家偏安局面内生活。若我们生在太平盛世不好吗？但我们读史，好像治世盛世历史人物该是又多又好，否则怎样会治会盛？衰世乱世，该是人物又少并坏，否则怎样会衰会乱？而实际并不然。但也只能看中国史。西洋史专重事而忽略了人，打仗胜败不同，国家强弱不同，只见了事，不见事背后之人。今天我们社会一般知识分子，慢慢接受西方影响，只论治乱强弱，却把一般中心的主持人物也忽略了。若使我们把二十五史来作一统计，我能先告诉你们一结论。中国史上第一等大人物，多在乱世衰世。所谓大人物，他不仅在当世，还要在身后，对历史有影响，有作用，这才是大人物。影响作用愈大，此一人物也就愈大。而所谓人物，起于衰世乱世的反而更多更大。起于盛世治世的反而更少，更差一点。这不奇怪吗？实亦不奇怪。若使衰世乱世没有人物，或人物不够伟大，此下怎会又变成治世盛世？中国历史之所以能一盛一衰，一治一乱，正因为在衰世乱世有人物，下边才开创新历史。由乱返治，由衰转盛。若我们不注意人物，重事不重人，那么天下衰了乱了，更没有人了，此下便会没办法。希腊、罗马之没落便在此。此刻的英国、法国何时再复兴，也是问题。今天轮到美国与苏俄，成为世界上两强。然而从历史过程论，治下仍然定会有乱，盛后定然会仍有衰。即如美国，但论人物，如华盛顿、林肯这些人，似乎到今天便不易得。
　　在中国最可说是乱世的，即如春秋，孔子即生在此时。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是在治世，孔子却是在衰世乱世。但孔子学生说：“夫子贤于尧舜”。此论人，不论事。乃论身后，不论生前。孔子对历史的影响与作用，远胜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此刻是证明了。
　　春秋以后有战国，更衰更乱，但我们讲中国历史人物，战国要占第一位。我不能把战国人物从头讲，但如孟、荀、老、庄这许多人，只讲思想一方面，其影响后代中国实是大极了。汉代中国一统，当然是治世盛世，可称为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但汉代人物显然不如春秋战国。汉代之盛，还是受了春秋战国时代的人物影响。
　　再把汉朝整个来讲，东汉不如西汉，然而人物却比西汉多，而且有大人物。姑举学术上人物来讲：东汉最伟大的经学家郑玄，西汉便无其比。汉武帝表彰六经，罢黜百家，西汉一代，经学盛起，也不能说他们没有贡献。然在两汉经学家中，人物最伟大，对将来最有影响，最有作用的却是郑玄。郑玄死在东汉末年。黄巾之乱，董卓到洛阳，东汉快亡了。郑玄一生正在东汉的衰世乱世中，然而却成为一最伟大的经学家。若使我们承认儒家经学对中国文化中国历史有大影响，大作用，那么论其影响作用之最大的就该是郑玄了。
　　说到唐朝，也是一个治世盛世。但论唐代人物，就不如后面的宋朝。宋朝纵不说是乱世，却始终是一衰世。我说唐不如宋，不是讲他们的开国时代。唐高祖唐太宗下面这一批人，这一个集团，我们暂置不讲。在唐玄宗开元之治以前的人物，实不如天宝之乱以后的人物来得多，来得大，表现得更像样。论宋代，比较太平当然是北宋，然而最伟大的人物却出在南宋。单从学术上讲，如朱子，他在学术史上的地位还当在郑玄之上。明朝又是盛世，可是人物更衰落。清代也算是一个盛世，最盛在乾嘉，而乾嘉时代人物却较逊。论其经学，仅如此刻在图书馆里一个写博士论文的，哪比得清初一些大人物。那是明代快亡，大乱已至，人物却竞兴迭起。
　　我们试再讲衰世。春秋战国以后有三国分崩，可说是一个乱世，可是三国就出了很多人物。又如元代，蒙古人跑进中国来，而元代也出了很多各方面的人物。元代只有短短八十年，明太祖起来，他下面如刘基、宋濂一大批人，跟他打天下，却都是在元代培养起来的。唐代也一般，跟唐太宗起来打天下的，都是隋代人物，远由南北朝时代培养而来。唐代兴国，一切规模制度，都由北周至隋订下。再往上推，由汉高祖到汉武帝，西汉初年人物，一切都从战国时代人的脑筋里酝酿成熟，到汉初才表现出来。因此我们可得一结论，但这只是照中国历史讲，西方历史似乎并不然。这一结论，便是中国文化最特别的地方，即其在衰世乱世，人物更多更伟大，胜过了治世盛世的。
　　大体上说，历史有上层，有下层。我们当知，历史不是一平面。像一条水，有其浮面，有其底层。浮面易见，底层不易见。如说政治上轨道，同时必是社会也上了轨道。社会不上轨道，单要政治上轨道却不易。上面政治人物都从下面社会起来，我们可以说，底层比浮面更重要。我们讲历史人物，也可分作一部分是上层的，另一部分是下层的。跑到政治上层去的人物，是有表现的人物，如刘邦、项羽都是。还有一批沉沦在下层，他们是无表现的人物，但他们在当时，以及此下历史上，，一样有影响，有作用。可能他们的影响作用更胜过了那些有表现的。如读《左传》，那是春秋时代二百四十年一部极详尽的历史。但孔子在《左传》里不占地位。《左传》里讲到孔子，可说是微不足道，哪能和其他人物相比？孔子在《论语》中所称赞的春秋人物，前面有管仲，后面有子产，都是在当时有表现的。我们读《左传》，上半部就注意到管仲，下半部就注意到子产。大国有人物，如管仲之在齐。小国也有人物，如子产之在郑。若论人物价值，子产并不定差于管仲。大国人物有表现，小国人物一样有表现。孔子却像是一无表现的人物，纵说有表现，也是微不足道。但《左传》里还找得到孔子，却找不到颜渊。颜渊虽不见于《左传》，对将来中国历史仍有他的大影响，大作用。孔子、颜渊的影响作用，还胜过了管仲、子产。因此我们可以换句话说，管仲、子产是一个时代人物。历史上不断有时代之变，秦变汉，隋变唐。但时代变了，历史仍不变，至少一部中国历史是如此。所以我们讲历史，不要太着重其上层浮面的，我们还该更着重其底层下面的。我们讲《左传》，不要只知道有管仲、子产，更要当心，那时还有孔子，甚至有颜渊。只是孔子、颜渊没有在那时的浮面上层参加过大事情，所以不入历史记载。若把整部中国历史来看，孔子地位，远在尧舜之上。而颜渊虽一无表现，对后来中国有影响，有作用，也并不比管仲、子产弱了。所以所谓有表现与无表现，也只就狭义来讲。如果没有表现，怎样在历史上直传到今天？他表现的便是他这个人，而非表现在他做的事。此所谓事，也是狭义的，只是历史上浮面上层的事。
　　再讲三国，乌七八糟，可说是乱世，而且乱极了。但在中国历史上，除了战国，中国人最喜欢读的应是三国史。今天任何一个中国人，都知道些三国史。也许是因为有罗贯中作了《三国演义》，但罗贯中为何来作《三国演义》？《三国演义》为何能如此流传？正因为三国时代人物多，而且真算得人物。即如曹操，那是历史上的反面人物，他也有影响，有作用，只是些反影响，反作用。像近代袁世凯，也是反面人物，把他与孙中山先生一比便知。在当时，大家有表现，但孙中山先生是一个历史人物，袁世凯只是一个时代人物，而且是一个反面人物。此刻再来讲三国时代的正面人物，诸葛亮就了不得，有了一个诸葛亮，全部三国历史就光明了，一切都变成有色彩，有意义。但中国后来人品评三国人物，却推管宁为第一人。管宁在那时一无表现，天下乱，他跑了，流亡到辽东。曹操也是了不起，听说有个管宁，无论如何要他回来。管宁不得己回来了，但绝不在曹操政权下有表现。说是病了，不能出来做事。曹操派人到他家里去察看，回来把管宁的曰常生活作一报告，这一报告却记载在历史上。曹操说：“荚烩样，我们也不必勉强他。”管宁年轻时，与一朋友华歆共学，门外有车马声，华歆说：“什么人经过呀”，出门去看。回来，管宁与之割席而坐，说：“尔非我友也。”后来华歆做了魏国大官。由此可知，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不一定要有表现。有表现的，或许还不如无表现的。我们下面且慢慢讲。
　　所谓表现，有表现而成功的，也有表现而失败的。普通我们说，中国人喜欢表扬失败英雄，其实失败了还有什么值得表扬？我们当认识失败的无可表扬，也不该表扬。国家民族要成功，历史也要成功，可是历史上确有失败的人，这等人或许也有人称他为人物或英雄。如西方历史上，古代有亚力山大，近代有拿破仑，都不曾成功。更如近代德国希特勒，更可怕。不只是他个人失败，而且其遗害于国家民族，乃及四围人群者亦不小。这等人何该学。所以失败英雄不该表彰。但是，在法国首都巴黎，一切市容建设，以拿破仑作中心，环绕凯旋门八条大道，四面分布，形成了巴黎市区。另一部分，以拿破仑坟墓作中心，巴黎市容所表现的，就是一个拿破仑。好像法国人认为拿破仑还是他们的第一号人物。今天的戴高乐，就想学拿破仑，失败显然放在面前。今天大家希望德国人不要再学希特勒，连西德人也怕希特勒精神之复活。美国首都华盛顿一切市容建筑，模仿巴黎，由国会法院一条大道直往华盛顿铜像，这是整个市区的中心，白宫只是旁边一个小建筑。华盛顿是一个成功人物，但华盛顿市容，究是以国会为主，这是西方人重事业表现更重过于人物完成之一证。但美国究比法国前途有希望。只以两国首都建设为例，即可说明。英国伦敦又是另一样，西敏寺代表着神权时代，白金汉宫代表着王权时代，国会代表着民权时代，三个建筑并存，这是英国精神，而其重事不重人则可知。虽亦有很多名人埋葬在西敏寺里，究已是第二等。最受大家注意的，自然是西敏寺、是皇宫与国会，是一些物质建设。
　　再论在中国史上的所谓失败人物，其实是并未失败。即如南宋岳飞，他若成功，南宋就可复兴，然而岳飞失败了。但岳飞只在当时是失败，他在后世有成功。又如文天祥，倘使没有一个文天祥，那将是一部中国历史的大失败。蒙古人跑进中国来，出来一个文天祥，他虽无助于南宋之不亡，然而文天祥可以维持中国民族精神，直到今天，因此他还是未失败。换句话说，就他的个人论，他是失败了。从整个历史论，他是成功了。所以我们说历史人物中，还该有时代人物和历史人物之分别。
　　今再说成功失败关键何在？我可说，失败是由于他的外在条件，而不在他本身内在的条件上。岳飞事业之失败，不是失败在岳飞本身之内在条件，不是他自己这个人失败了。宋高宗、秦桧，一切外在条件，使岳飞失败。而岳飞个人之内在条件，则使岳飞成功了。成功的乃是岳飞这个人。文天祥的外在条件根本不能讲，比起岳飞来更差了，他当然要失败。蒙古军队来，当时的南宋，是无法抵抗的了。然而文天祥还是要抵抗，文天祥自己这个人是成功了。他的内在条件并没有欠缺，留下他这一个人在历史上，对将来中国贡献大，有大影响，大作用。单只一件事，事是留不下来的。因历史一定要变。孔子若做了鲁国宰相，当了权，他的成绩可能比管仲更大，或许孔子可与周公相比。然而纵是周公政绩伟大，也只表现在事上。一切都得变，西周仍变了东周。倘使做了一件事，可以永远存留，永存不变，那么也没有了历史。从前人的事业都做好在那里，我们将无可再表现，更没有什么事可做。但人就是要做事，没有事可做，又要这些人何用？人到没有用，历史自然也断了。所以我们并不希望每一件事可以永远留传，我们只希望不断有新人，来做新事，有新的成功。历史存在依人不依事，而人则是永可以存在的。西方人能在历史上永远存在的，比起中国来是太少了。耶稣钉死十字架，他是一个失败的人，然而耶稣实是永远存在，所谓的十字架精神也永远存在。到今天，信耶稣教也好，不信耶稣教也好，都不能不承认耶稣之伟大和他的成功。最成功的还是他自己这个人。他说他死了要复活，他这一个人永远流传到今天，还是存在，不是他复活了吗？我们也可说，岳飞的风波亭精神，岳飞是复活了。到今天，岳飞还在这世上，至少我们中国人了解岳飞，岳飞还在我们中国人心里。
　　中国人的人生理想，有一个最高要求，就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但成功有许多是要外在条件的。而我们有一个办法，使一切外在条件不足以屈服我，只要我有内在条件便得。若说不要内在条件，这也无所谓成功与失败了。上帝生人也有条件，若说不要一切条件而能成功，也就不成其为人。做人不能无条件，我们希望的，只讲内在条件，不讲外在条件，而也能有成功。上帝只生我们一个可能，每个人都可能做孔子与耶稣。孔子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好学是他的内在条件。忠信之性，是上帝给他的，是他的外在条件。但只有这一个基本条件是外在的，而同时又是内在的。难道如曹操以至如袁世凯，就天生他是一个不忠不信的人吗？中国人不承认这句话。生下来都一样，这是一可能。再加上一切内在条件，其他外在的，可以不妨事。今天我们都嫌外在条件不够，我们生在衰世乱世，外在条件当然不够。然即是生在盛世治世，外在条件还是会不够。我们今天说要改造环境，就得充足我们的内在条件，你先得成一个人物，才能来改造环境，来充足一些外在条件。若你没有成一个人物，内在条件不够，一切外在也没有法改，纵使有了外在条件也不行。似乎西方人是太着重外在条件的，然而我们看西方历史，还是和中国历史一般。耶稣时候的犹太人，在罗马帝国统治下，我们读耶稣的《新约》，他没有讲到罗马统治，似乎外在条件不在他脑筋里，不在他考虑之列。然而外在条件毕竟在书中也讲到，譬如税吏，是罗马派来的，耶稣便无奈何他们。所以耶稣说：“凯撒的事让凯撒去管。 ”这是当时犹太人的一项外在条件。到今天，世界只有信耶稣的人，更没有了耶稣，而凯撒则仍可到处遇见。你若说，定要打倒了凯撒，才能完成一耶稣，也没有这回事。我们还可以另换一句话来讲，还是美国人争取得了自由与独立，才有一个华盛顿的呢，还是由华盛顿来为美国争取到自由和独立的呢？照中国人想法，则更有进者。应该是拿去了华盛顿的事业，还有华盛顿这样一个人，他还可能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但这也不是中国人看轻了事业。即如我们国父孙中山先生，倘使他没有能创造成中华民国，即就他个人来说，如他的思想和言论，还是一个孙中山先生，或许他会更伟大。因把一切事业功名放在他身上，好像他这个人就圈在他事业功名的里面，为他的事业功名所束缚，他所表现的好像就在这范围内。周公不如孔子，不在别处，只在周公其人，为周公的事业所限，限在这事业里面。要是懂的人，自知周公怎样会有他这一番事业，在他事业背后还有他这个人。如此来真了解周公的是孔子，孔子也希望能像周公般在这世上做一番事业，然而外在条件不够。在政治上，在历史上层，孔子等于无所表现。然而后来人看孔子，反少了一束缚，一范围。而孔子之为人，却因此而十足表现出来，比周公更清楚。今天我们来讲周公，自然要讲周公这一番事业。但讲过他的事业就完了，在其事业背后之这个人，反而忽过了。来讲孔子，孔子无事业可讲，就只得讲他这个人。然而人的影响胜过了事的影响，所以孔子在后来历史上的作用，反而在周公之上。因此我来讲历史人物，特地希望我们要看重人，拿人来做榜样，做我们一个新的教训新的刺激。可以感发我们，使我们大家各自来做个人。有了人物，哪怕会没有历史？
　　一部二十四史，把许多人试为分类，有治世盛世人物，有衰世乱世人物，有有表现的人物，有无表现的人物，有成功人物，有失败人物。但读者不要认为我只讲某一边，不讲另一边。今试再来讲中国的历史人物。
　　上面分法，都从外面看，此下当从人物之内面看。我认为中国历史上人物，大体说只有两种，一是圣贤，一是豪杰。直到今天，中国人一路讲圣贤，但究竟如何才算得一圣人与贤人，其间自有不少争论，此刻且不讲。再讲第二种，中国人所谓之豪杰。我们看历史人物，无论其在政治上层或社会下层，有表现与无表现，成功与失败，或在太平盛世，或在衰乱世，得成为历史人物的，大体说来只有两种，即圣贤与豪杰。豪杰又与英雄不同，如拿破仑与希特勒，可以说他们是一英雄，但并不很合乎中国所想的豪杰人。朱子讲过“豪杰而不圣人者有之，未有圣人而不豪杰者也”。同时陆象山极称此言以为甚是。此刻我想把朱子此语再略修改，因我们说圣贤，并不像说圣人。单说圣人，似较严格，兼说圣贤，则较为宽泛。我想说，圣贤必然同时是一豪杰，豪杰同时亦可说是一圣贤，二者貌离而神合，名异而实同。其实圣贤豪杰也和我们平常人一般，就其和平正大能明道淑世言，则谓之圣贤。就其崇尚气节能特立独行言，则谓之豪杰。我们此刻来讲中国历史人物，请读者不要太重看了圣贤二字，我们且先重看豪杰二字。我们纵不能做个圣贤，也该能做个豪杰。尤其在这衰世乱世，做人总要有点豪杰精神，不然便会站不住脚，挺不起腰。做豪杰，便是做圣贤的一条必由之路。不从豪杰路上行，绝不能到达圣贤地位。圣贤就是一个豪杰，只让人不觉其为一豪杰而已。我在下面将慢慢讲出豪杰如何是圣贤，圣贤如何是豪杰的道理。
　　今试问：圣贤与豪杰，既然有此两个称呼，则其分别究在哪里？我想这个分别，简单地讲，只在其表现上。圣贤一定要能“明道”“淑世”。这个世界在他手里，他就能把这个世界弄好，这叫淑世。要淑世，当然先要能明道。使此道明扬于世。如我们生在汉武帝时代，汉武帝表彰六经，罢黜百家，你要来明道淑世，做一个董仲舒，当然省力。你如在唐太宗时代，来做一个魏征、房玄龄、杜如晦，也较省力。因外在条件配得上。这些人，纵不能说他们便是圣人，但至少也该说他们是贤人。可是在某种环境下，外在条件配合不上，种种不如意，那么你至少要有一本领，能“特立独行”。不论外面条件，我还是我，这样他便是一豪杰了。孔子、孟子，何尝不从特立独行的路上过，不然也不成其为孔子与孟子。要能特立独行，从外面看，便是“尚气立节”。人总得要有一股气。孟子所谓：“吾善养吾浩然之气。”一个豪杰，正为他有一股气。这气字，不能拿现代的科学生理学或物理学来讲。中国人普通讲话，常说这人有志气，志下连带一气字，其实气只是其志。要立志便不容易，有人说，我未尝无此志，只恨外面条件不够。如此之人，则是虽有志而没有气，所以志也不立，就没有了。又如说勇气，勇也要有股气。没有气，怎能勇？“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中国人讲智、仁、勇三德，智与仁之外，还要有勇。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一直到他老，孔子正为有一股气，所以这个志立了不倒退，到老不衰。只在圣人身上，比较不着痕迹。一个豪杰之士，则显然看出他的一股气来，随时随地随事都见他尚气，又比较显露，或比较有偏，所以他是一豪杰。有志有勇，所以能立节。节是有一个限度，有一个分寸。不论世界衰乱，我做人必有限度必有分寸，那便是一豪杰。因此豪杰必讲气节，能特立独行，到得圆满周到处便是圣贤。圣贤便能明道淑世。但道德也定要从气节来，气节也必要站在道德上。若说人身生理，有血气，有骨气，从血气中有勇，从骨气中见志。人不能做一冷血动物软骨汉，人之死生，也只争一口气。天下不能有无血无气无骨的道德，也不能有无血无气无骨的圣贤。我们也可说，中国历史是一部充满道德性的历史。中国的历史精神，也可说是一种道德精神。中国的历史人物，都是道德性的，也都是豪杰性的。
　　只要他是个圣贤，可不问他的功业。只要他是一个豪杰，也可不论他的成败。中国最大圣人孔子，他的品评人物，也是双方面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是一面，另一面则是孔子讲到吴泰伯。“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孔子称许吴泰伯是道德中最高的一级了，甚至社会人群无法称赞他。孔子共说了两个民无得而称的人，一是吴泰伯，另一个是尧。“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尧的伟大，无事可举，说不出来。舜则有好多事可举。但尧、舜同为大圣。孔子当然很看重文王、周公，而孔子也看重吴泰伯。吴泰伯是文王的老伯父。吴泰伯兄弟三人，最小的就是王季历，王季历的儿子就是文王。吴泰伯三兄弟的父亲太王，很喜欢这个小孙，说他将来大了有用。到了太王有病，吴泰伯对他的二弟仲雍说：“我们跑了吧，我们跑了，父亲可把王位让给三弟，将来可以传给小孙，可以完成父志。”因此他们两人就跑了。孔子对吴泰伯十分称赞。父子各行其是，说孝却不像孝，说让也不见让。道大无名，无法称赞他，孔子就把吴泰伯来上比尧。
　　第二个孔子称赞的是伯夷、叔齐。孔子说：“伯夷、叔齐，古之仁人也。”孔子不轻易用仁字来称赞人，但却称赞了管仲，又称赞了伯夷、叔齐。他们是孤竹君之二子，父亲要把王位传给叔齐，父死了，伯夷说：“父亲要你继位，你继位吧！我跑了。”叔齐说：“你是哥，我是弟，你不做，我也不做。”也跑了。君位让给了中间的一个。遇到周武王伐封，伯夷、叔齐从路上大军旁站出，扣马而谏，说：“你不该去伐封，你是臣，他是君，此其一。你父亲刚死，该守孝，不该去打仗，此其二。”周武王手下要把两人拿下，幸而姜尚说：“这两人是义士，放了他们吧！”放了以后，周朝得了天下，可是这两人说：“我们不赞成。”但大势已定。他们不吃周粟。到山上采薇而食，终于饿死在首阳山。孔子大为佩服，说他们是“古之仁人”。孔子也并没有反对周文王和周武王，更是极尊崇周公，自己还要复兴周道，曰：“吾其为东周乎。”可是孔子又讲那一边，直从吴泰伯到伯夷。当知要做吴泰伯、伯夷，也得有志有勇，有气有节，特立独行，毫不苟且。此等人一样在历史上有影响，有作用。汉代太史公司马迁崇拜孔子，把孔子作《春秋》的道理来写《史记》。《史记》里有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世家第一篇，不是鲁、卫、齐、晋，而却是吴泰伯。吴国要到春秋末年孔子时代才见到历史上，而太史公乃特立之为三十世家之第一篇。列传第一篇则是伯夷。中国人的历史人物观，孔子以下，经太史公这一表扬，一面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同时另一面还有吴泰伯、伯夷。其实孔子自己，正是兼此两面，所以成为中国之大圣人。
　　上面说过，中国人重人更重于事，西方人重事更重于人。如西方人说，这人是政治家，或哲学家，或科学家，或宗教家，或艺术家。总在人的上面加上事，拿事来规定着这人。中国人则向来不这样说。如说圣人，这圣人究是一政治家呢？军事家呢？外交家呢？经济家呢？却没有一个硬性规定。又如说贤人，君子，善人，都是讲的赤裸裸的一个人，不带一些条件色彩在上边。但中国人却又把人分等级，善人、君子、贤人、圣人，其间是有阶级的。西方人用事来分等，便没有人的等级观念。究竟是西方人看人平等呢？还是中国人看人平等？中国人认为，人皆可以为尧舜，即是人人可做一理想标准的圣人。然而为何人做不到圣人，这责任在个人自己。但西方人做人，要外在条件，要机会，要环境。这是双方显然的不同。
　　
　　人怎样才叫做圣人呢？似乎孔子很谦虚，他的学生问他：“夫子圣矣乎？”他说：“圣则我岂敢，我只有两个本领，学不厌，教不倦。”他的学生说：“这样你就是圣人了。”到了孟子，又提出中国古代之三圣人。但他所提，不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三圣人，是伊尹、伯夷、柳下惠。孟子说：“圣人者，百世之师也。”一世三十年，百世就是三千年。孔子到现在也不过二千五百多年，圣人至少三千年可以做我们榜样。孟子举出三人，却是性格不同，表现不同。孟子把“任 ”、“清”、“和”三字来形容。孟子说：“伊尹，圣之任者也。”伊尹有志肯负责任，积极向前。他生的时代也是一个乱世，夏之末，商之初，孟子书里讲他“五就桀，五就汤。”夏桀哪能用伊尹，伊尹为要使这个社会变成一个像样的尧舜之世，一次去了不得意，再去。再不得意，三去、四去、五去。他从桀处回来，又到汤处去。商汤也不能知得他，他只是耕于有莘之野一农夫。五次到汤那里，终于当一个厨师。汤极满意他的烹调，慢慢同他接谈，觉得他了不得，以后便帮助商汤平天下。汤死了，下一代太甲继位，不行，伊尹说：“你这样怎可作皇帝？”把他关闭起，说：“我来代替你。”太甲后来忏悔了，伊尹说：“你回来吧。”又把皇位交回他。
　　
　　孟子说：“伯夷，圣之清者也。”一切污浊沾染不上他。武王伐纣，他反对。到后全中国统一，他宁饿死首阳山。柳下惠是一个耿介之人，但却很和平。伊尹有大表现，而有大成功。伯夷特立独行，表现了一个无表现。孟子说：“柳下惠，圣之和者也。”他同人家最和气。他是鲁国人，在鲁国做了官，罢免了又起用，又罢免，如是者三。这和伊尹不同，倘伊尹罢免了，还要自己向上爬。也和伯夷不同，伯夷是请不到的，一些条件不合，他绝不来。柳下惠那时已是春秋时代，列国交通，有人劝他，你在鲁国不能出头，何不到别的国家去？但柳下惠回答道：“直道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我只要直道，同样不合时，还是会罢免。若我能改变，枉道事人，我在鲁国也可以得意。可见柳下惠外和内直。所以孟子称赞他，说：“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他不以三公之位来交换他的鲠直耿介，他也是能特立独行的，只知有直道，不走枉道。但柳下惠在外表上所表现的，却完全是一个和。
　　
　　孟子说这三人都是圣人。伊尹建功立业，开商代七百年天下，不用讲。孟子又有一篇文章并不讲伊尹，只讲伯夷、柳下惠。他说：“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一个顽钝人，没有锋芒，不知痛痒，听到伯夷之风，也能有边有角，有界线，到尽头处就不过去。懦夫，软弱人，也能自己站起。三个人在一块，两个人反对你，你就没勇气。倘在一个大会场，全场两三百人反对你，你就不能有坚强的立场。伯夷在当时，可称是全世界都反对他。后来韩愈说，伯夷却是千百世人都反对他。因从伯夷死了，到韩愈时，谁不说周文王周武王是圣人，然而伯夷要反对。谁不说商纣是一个坏皇帝，然而伯夷不赞成周武王伐商。孔子也没有反对周武王，韩愈也没有反对周武王，然而孔子、韩愈也不得不敬仰伯夷其人这一种特立独行的精神。我此处用“特立独行”四字，就是引据韩愈的《伯夷颂》。一个顽钝无耻的懦夫，不能自立，一听到伯夷之风，自己也会立住脚，也会站起来。一千年也好，两千年也好，这种故事在三千年后讲，虽然其人已没，其风还可以感动人，使人能兴起，所以说他是百世之师。有些气量狭窄的鄙夫，一点小事也容不下。有些人感情浅，是薄夫，一回头把人便忘。鲁国三次罚免了柳下惠，柳下惠不在乎，还不愿离去父母之邦。所以闻他之风，则薄夫可以厚，鄙夫可以宽。孟子所谓顽、懦、薄、鄙，这四种人，时时有，处处有。孟子不讲伯夷、柳下惠之知识学问地位事业等，他只是讲那赤裸裸的两个人。
　　
　　孟子所举的三圣人，三种不同性格。一是“任”，近似“狂者进取”。一是“清”，近似“狷者有所不为”。此两种性格正相反。孟子又举一种，非狂非狷，而是一个“和”。柳下惠之和，像是一中道，而仍有其特立独行之处。此三种性格，却如一三角形，各踞一角尖。我们若把全世界人来分类，大概也可说只有这任、清、和三型。孟子又说：“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他们之伟大，伟大在做人彻底，都跑在一顶端尖角上，个性极分明。人的个性，千异万变，但不外以上所说的三大型。或是伯夷型，或是柳下惠型，或是伊尹型。此三种姿态，三种格局，做到彻底，孟子都称之曰圣。有些人则不成型，有些处这样，有些处那样，一处也不到家，不彻底。你若是一鄙夫，薄夫，懦夫，顽夫，那也不是天生你如此，是你为外面条件所限，不能发现你个性。孟子和《中庸》都说尽性，要尽我们自己的性，做到百分之百，这在我自己力量应该是做得到的。不用力便不算。若用一个机器来做一件东西，也得要加进人力。若果我们要做一个第一等人，要做一圣人，怎样可以不用力？力量在哪里，只在我们自己内部，这是内在条件。但我们还得要进一步，不但要做一顶端尖角的人，更要做一圆满周到之人。要处处中乎道，合乎理。等于射一枝箭，射到这靶上，可是没有射到这红心。射到靶上是你的力量，射到红心不但要力量，还要你的技巧。伯夷、柳下惠、伊尹，这是我们做人的三大规范，是要用力量的。只有孔子，在力量之上还有技巧。孔子无可无不可，但都得到家，此即《中庸》之所谓至人。有时像伯夷，有时像柳下惠，有时像伊尹。他一箭射出去，总是中到红心。有力量若不见其力量，有规范若不见其规范。等于伊尹射向上面，伯夷射向右下方，柳下惠射向左下方。伊尹在上面一方位是圣人，伯夷在右下一方位是圣人，柳下惠在左下一方位是圣人。但却有偏缺不圆满，不是一个大圣人。
　　
　　孔子有时也做伊尹，有时也做伯夷，有时也可以做柳下惠，故孟子说：“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今天我们只说孔子集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大成。孟子是说孔子集了伊尹、伯夷、柳下惠之大成。故不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是圣人。若一定要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我们不登政治高位，我们自己的责任都可交卸下。我又不做皇帝，又不做宰相，外面条件不够，哪能做圣人。幸而孟子另举出三圣人，都是由其内在条件而成为圣人的，使人谁也逃不了自己的责任。人类中有此三种性格，有此三种标准。而孔子则兼此三者而融化汇通为一完全之人格。他积极向前，有时像伊尹。他一尘不染，有时像伯夷。他内介外和，有时像柳下惠。所以孟子称孔子为集大成之至圣。孟子自己说，“乃我所愿，则学孔子。”若说圣人，伊尹、伯夷、柳下惠都是，可是终于限止在一格，孟子不想学。经过孟子这一番说话，中国后世只尊孔子为圣人，又称之为至圣。而伊尹、伯夷、柳下惠，后世似乎都只称之为贤。孟子也只是一大贤，亦有称之为亚圣的。于是中国遂留下来一个圣人系统，自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至于孟子，这是唐代韩愈《原道篇》所提出的。但我们从孟子这番话来看伊尹、伯夷、柳下惠，实在也就是圣人，而同时即是一豪杰。你看伊尹把太甲关起，说：“你不行，我来代你。”这种气魄，不十足是一豪杰典型吗？后人说：“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不可。”须是有公天下之赤忱，夹着一些私意便不成。伯夷也算得一个豪杰，饿死首阳山，那是何等坚强的节操。柳下惠如打太极拳，工夫深了，运气内行，实际满身是劲，也是个豪杰之士。孟子说他“不以三公易其介”，这还不是个豪杰吗？
　　
　　我们再来看孔子，他曾随鲁君与齐会夹谷。在这段故事上，他正如秦、赵渑池之会的蔺相如。不过孔子是大圣人，此等事，我们讲孔子的，来不及讲到，也就不讲了。夹谷之会以后，齐国来归侵鲁之地，但又一面送了大队女乐到鲁国，鲁国君相迷恋着去听歌看舞，一连三天不上朝。孔子告诉他学生说：“我们跑吧！”孔子生这一口气，现在我们不懂，似乎他不像一圣人，一点涵养都没有。其实这就是孔子所以为圣之所在。一跑跑到卫国，卫灵公听孔子到来，他说：“鲁国怎样待孔子，卫国也照样。”卫多贤人，有些是孔子的老朋友，孔子就耽下了。卫灵公知道孔子无所不能，有一天，问孔子打仗的阵法。孔子一听，说：“我没学过呀。”明天又对他学生说：“我们跑吧。”孔子的气真大，一跑跑到陈国。后来在陈、蔡之间绝粮，没有饭吃，大家饿着肚子。孔子的学生子路生气了，说：“先生老讲君子，君子亦有穷乎？也会走投无路吗？”那时孔子却不生气了，好好向子路说：“君子也会穷，也会前面无路的。不过小人前面没路便乱跑，君子没有路，还是跑君子的一条路。”孔子在外十余年，鲁国人想念孔子，要请他回来，又怕孔子不肯，于是请他一个学生冉有先回。冉有是孔子学生中一个理财专家，回到鲁国，在权臣季孙氏家里做管家，然后再把孔子和一批同学接回。冉有给季孙氏家种种经济弄得很好，孔子却又生气。冉有常到孔子讲堂来，有一天来迟了，孔子问他：“怎么这般迟？”冉有说：“因有些公事没完。”孔子说：“什么公事？你所办只是季孙家私事。你把季孙一家财富，胜过了以往周天子王室之首相。”孔子便对一辈学生说：“他不算是我学生，你们可鸣鼓攻之。你们大家可以反对他，可以打着鼓公开攻击他。”其实孔子垂老返鲁，还是这个学生的力量。在这种地方，我们要看孔子这口气。一般人老了气便衰，孔子那口气愈老愈旺。人没有了气，哪会有道德仁义。若只从这些处看，孔子岂不也是一豪杰吗？
　　
　　再讲孟子，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在当时是一位了不起的国君，他对孟子十分敬礼，开口便说：“老先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却一口冲顶过去，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也是一个能生气的人，也是个豪杰。他学生问他，“公孙衍、张仪，岂不算得是大丈夫了吧？”孟子说：“这辈人是专做人家小老婆的，哪配叫大丈夫。”诸位试读《孟子》七篇，至少也可以长自己一口气。他的全部人格，都在他的话里，一口气吐出了。今天我们要讲追随潮流，服从多数，孔子、孟子所讲仁义道德，我们置而不讲。圣贤我们不服气，也该懂得欣赏豪杰。豪杰没有新旧。敢说敢做，不挠不屈，这才是一个豪杰。没有了豪杰，那社会会变成奄奄无生气。两脚提不起，尽说有新的，如何般来追随。
　　
　　中国下层社会拜老头子，似乎是从墨子开始。墨翟以下，墨家的老头子，当时称为钜子。上一代钜子死了，换第二代接上。墨子死后，传了两三代，那时的老头子是孟胜。楚国有一贵族阳城君，他自己亲身在楚国朝廷做官，慕墨家之名，请盂胜去为他守城。楚国大乱，阳城君被杀，楚国朝廷派人来，叫孟胜交出阳城。孟胜说：“我奉阳城君命守这城，没有阳城君命就不交。”他学生们劝他，他说：“我不死，不能算为一墨者，将来也再没有人看得起我们墨家了。”他学生说：“你是墨家老头子，不该死。”他派两个学生去齐国，告诉他们说：“我这钜子的位，传给齐国的田襄子。”这两人去了，楚国派兵来攻城，孟胜死了，他学生一百八十人相随而死。两人到齐国，告诉田襄子，传了钜子位，便要回去。田襄子说：“你们不能回去，应留在这里。”两人不肯，田襄子说：“现在的钜子是我。你们该听我话。”两人说：“别的都可听，这话不能听。”就回去**了。这也不是墨家才如此，孔子门下也一样。子路在卫国，卫国乱了，子路进城去讨乱，被人把他帽子带打断。子路说：“君子当正冠而死。”站在那里，好好把帽子带结正，乱兵刀矢齐下，就这样死了。诸位当知，要讲道德，临死也得讲。即在生死存亡之际，仍有道德存在。但道德也非奇怪事，我们谁没有道德？谁不该遵守道德？孔子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不是每一个子弟都不孝，每一部下都不忠。时穷节乃见，这种表现，却都在最艰难的状态下才发现。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这两句话，孔子的学生能做到，墨子反对孔子，但墨子学生也同样能做到。我们该从这一标准看去，才知道所谓的中国历史人物。这一种精神，便是我们的历史精神，也即是我们的民族精神和文化精神。但却是一种豪杰精神，亦即是一种圣贤精神。近人不了解，乃说要打倒孔家店。没有这番精神，空读《论语》“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学而时习，又哪见得便是圣贤？便是豪杰呢？孔子跑出卫国，一般学生饿着肚子跟着他，跑到宋国效外一大树之下，孔子说：“我们在此学舞、学歌吧”。宋国桓魋听了，赶快派军队去，要抓住杀他们。孔子闻得此消息，说：“我们走吧，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这不又是一番豪杰精神吗？
　　
　　战国时代的豪杰之士，真是讲不完，且不讲。秦汉之际，有一齐国人田横。历史上所谓山东豪杰群起亡秦，田横也是其中之一。汉高祖派韩信把齐国打垮，田横逃在一海岛上。汉高祖即了皇帝位，听说田横在海岛上，派人向田横说：“你来，大则王，小则侯。不来，当然要不客气。”田横答应了，带了两人同去。一路到河南，距离洛阳三十里，这时汉高祖在洛阳，这已是最后一站。田横告诉他手下两人说：“从前我与汉王同为国君，现在他是天下之主，我到他那里去拜他称臣，就不必了。”他说：“汉王要见我一面。从此地去不过三十里，快马一忽便到。你们把我头拿了去，他看我还如活时一般，岂不就好了吗？”田横**了，两人带着他头，到洛阳见汉祖。汉高祖大惊说：“这哪是我意呀！”于是以王者之礼葬田横。田横下葬了，跟着田横来的两人也**了。汉高祖更为惊叹说；“田横真是一了不起人，他手下有这样二士。我听说在海岛上还有五百人，赶快去请他们回来。”海岛上这五百人知道田横死了，也就集体**了。这一故事，真够壮烈呀！
　　
　　孟子说：“圣人百世师。”使百世之下，还能闻风兴起。我小时喜读韩愈文，韩愈年轻时有几篇文章，一是《伯夷颂》，一是《祭田横墓文》。他进京赴考，过洛阳，在田横死处，写了一篇文章祭他。从汉初到唐代韩愈时，至少已一千年，伯夷更远了，至少已到两千年。当时中国后代第一大文豪，在少年时还如此般敬仰此两人，这真所谓圣人为百世师，豪杰就应该如此。韩愈在当时，提倡古文，这亦不是一豪杰行径吗？若我们只读韩愈《原道》，纵使信了他所说之道，没有他一番精神，那道也不能自行呀！若非韩愈少年时即知敬慕伯夷、田横，哪能即成为文起八代之衰一大文豪。
　　
　　再说汉代历史人物，也是指不胜屈，且举一个苏武来作例。他出使匈奴，匈奴人看重他，劝他留下，苏武不答应。匈奴人把他幽置地窖中，没有饮食，苏武啮雪与旃毛并咽。几天没有死，匈奴人更敬重他。送他去北海，即今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去牧羊，是公的羝羊。说：“等羝生小羊，就放你。”苏武在那里掘野鼠和吃草为生，这样他就一留十九年。手中持着汉节，始终不屈。在匈奴，有他一好友李陵。李陵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军事奇才，以五百步兵对抗人家八万骑兵。匈奴下令：“这人须活捉，不许杀了。”结果李陵被擒，降了。降匈奴的也不是李陵第一个，在前有卫律，也得匈奴重用。卫律、李陵都来劝苏武降，苏武不为动。苏武在匈奴，既未完成使命，回来后，当一小官，也无表现。我们今天的小学历史教科书，似乎更都喜欢讲张骞、班超，因他们有表现。但苏武在以前受人重视，尚在张骞、班超之上。我们相传的戏剧，多只唱苏武，不唱张骞、班超。张骞、班超当然也了不得，但是我们向来传统更重视苏武。因成功须受外在条件，际遇人人不同，无可学。若如苏武守节不屈，却是人人可学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际遇不可学，没有际遇的如孔子，却该人人可学。所以司马迁《史记》说：“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若把此几句来讲尧、舜、文、武，岂不是笑话。《汉书·苏武传》把李陵来合写，两人高下自见。李陵是数一数二的军事奇才，然而在人格上，哪比得上苏武。苏武其实已为汉朝立了大功，使匈奴人从心中崇拜汉朝，比起打一胜仗更功大。《汉书》上又嫌把苏、李合传，太明显，因作《李广苏建列传》，从李广写到李陵，从苏建写到苏武。隐藏着作史者之用心，却使读史者感动更深。这些是中国相传之史法。
　　
　　我们再讲下去，不一定要讲不成功的人，也不一定要讲无表现的人，总之要讲几个具备豪杰性气的人。具备豪杰性气，即是具备了作圣作贤之条件。苏武不能不说他是一个贤人，若要说他是一个圣人，他也得和伊尹、伯夷、柳下惠为等侍。他已在一点一角上是圣人，十九年守节不屈，做得彻底，做到了家。虽不能同孔子大圣相比，宁能说他不得比伊尹、伯夷、柳下惠？此刻且不必争，也不必叫他是圣人，他总是一贤人，总是一豪杰。下到东汉，我不想再举刚才说过郑玄那样的人，我且举一个军人马援。只要我们到广西、越南西南一带边疆上去，还始终流传着马援故事。马援是光武中兴时代一位将军，光武的中兴集团，大多都是他的太学同学。马援却是西北一个畜牧的人，牧牛羊为生。马援有几句话一向流传。他说：“大丈夫穷当益坚，老当益壮。”而马援也真能做到此八字。他从事畜牧，正是他穷时。但他有了马牛羊几千头，种田积谷几万斛，在边疆上成了一个大财主，他又说：“我要这许多财产什么用呀，我该能赒济贫穷，否则不过是一个守钱虏而已。”看守一笔钱财，自己等如那一笔钱财之奴隶，此“守财奴”或“守钱虏”三字，也是马援说的。后来汉光武见到了他，大为器重，可是马援封侯还是在后来。他平越南封了侯，年龄也老了，汉朝又要派军去讨五溪蛮，马援要去，汉廷说他老了，怎么能再去边疆？论当时的交通，那边的气候，一切一切，派一个少壮军人去，当然更适宜。但马援说：“我并没有老”。他又说：“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何能死于床上，在儿女子手中耶？”“马革裹尸还”这五字，直传到今天，也是他说的。马援是个大豪杰，闻其风，一样百世可以兴起。不要钱，不享老福，情愿一马革裹尸还葬，还不算是一豪杰吗？惟其他能具有这套豪杰之气，才能表现出一个最高人格来。
　　
　　但我们讲中国历史上人物，不能说如伊尹、伯夷、柳下惠乃至田横、苏武、马援，便是顶尖出色人物了，上面还有孔子、颜渊、孟子许多人在那里。这些人都从一大源头上来，从中国古人的最高理论，中国的最高文化理想上来。下面我想讲到南北朝，我且举一人，那是一出家和尚。中国没有大和尚，佛教怎会在中国发扬？相传佛家有三宝。一是“佛”，没有释迦牟尼，就没有佛教。一是“法”，那就是释迦牟尼所讲的一套道理。然而要信仰这套道理，肯照他做，便得还有一宝，就是“僧 ”。没有僧人，佛也好，法也好，一堆空东西，什么也没有。今天我们要复兴中国文化，孔子是一佛，《论语》是一套法，但没有孔家和尚的话，三宝缺其一，这两宝也有若无。只有把此两宝权放在那里，将来总会有大和尚出来。我不信佛教，但我很崇拜中国一些大和尚高僧们。我只拿一个普通的人格标准来看和尚高僧，来看他们的表现。但中国高僧们，很少写进二十四史。中国历史人物实在太多，二十四史写不尽，中国另外有《高僧传》。《高僧传》，一续、二续、三续，一路记下，我今天只讲一个竺道生。和尚出家没有姓，因佛教从印度来，印度那时繙作天竺，所以他姓一个竺字，叫竺道生。也有和尚只姓一个释迦牟尼的释字，到今天我们和尚都姓释。那时中国人尊崇和尚，不把他名上下二字一并叫，故竺道生又称生公。只有到了五四运动以后，孔子不叫孔子，也不叫孔仲尼，叫孔仲尼已经太客气，必该叫孔老二。倘使你仍称孔子，便是落伍。儒家思想，也该改称孔家店。那是我们近代的事。生公当时，《小品泥洹经》初翻译到中国。《泥洹经》有大本、小本，小本的叫小品，只有八卷。大品的是全部，有三十四卷。小本中有一句说：“一阐提不得成佛。”一阐提是毁谤佛法的人。竺道生却说：“一阐提也得成佛。”当时北方和尚大家起来反对说：“经上明明讲一阐提不得成佛，你怎能讲一阐提亦得成佛。”召开大会，把他驱逐。竺道生当然只得接受大家决议。但他说：“若使我话讲错，我死后应进拔舌地狱。倘我话没有错，我死后还得坐狮子座，宣扬正法。”佛寺中大佛像，有坐狮子，坐象，坐莲花的，竺道生在此中间特别欣赏狮子。诸位当知，出家当和尚，也得具备豪杰性气，否则和尚也不成为一宝。幸而当时中国分南北，他渡过长江，跑到南朝来。结果《大品涅槃经》翻出来了，下面讲到一阐提亦得成佛，竺道生的说法终于得到证明。
　　
　　唐、宋两代，一路有人物，惜于时间，且略去不讲。我举一个元代人作例。宋朝亡了，元朝起来，中国有一人郑思肖所南，他没有什么可传。据说他常作画，只画兰花，却根不着土。别人问他，他说：“没有土呀”。他住宅门上题四个大字，“本穴世界”，拼上凑下，实是一个大宋世界。他著一本书，称《大无工十空经》，实也还是大宋两字。他还有一部《心史》，用铁函封了，沉在苏州一寺中井底，在明祟祯时出现了。他也是一豪杰之士，应该归入孟子三圣人中伯夷的一路。
　　
　　明代人物也很多，即如王阳明先生，诸位读阳明年谱，就知他也是一个豪杰。再讲一人海瑞。他是琼州海南岛人。一生正直，自号刚峰。今天的大陆，有话也没得讲，把海瑞故事来重编剧本。海瑞当时，市棺诀妻上疏。上海老伶周信芳，唱出海瑞骂皇帝。吴晗写了一本《海瑞罢官》。你若不说海瑞是圣贤，他该是一豪杰。
　　
　　清初，我想举一人李二曲，他是陕西一种田汉。他讲阳明哲学，名大了，清代皇帝定要笼络他。派地方官送他到北京应博学鸿词科，他说生病，不肯去。朝廷下命，生病便好好用床抬着去。路上防备甚严，无寸铁可以**。他只有饿死一法，不吃东西。地方官也受感动，说他实有病不能来，把他送回去。他说：“我实为名所误 ”。从此一生绝交，地下掘一土室，不见任何人。只顾亭林到陕西，可下土室见他。一谈一半天，不知谈了些什么。清末时，大家起来革命，读者莫要认为这都是法国、美国革命来领导我们，其实明末遗老，如李二曲等故事，也发生了极大作用。今天我们要复兴文化，大家又来谈西洋文艺复兴，其实也该在中国历史上多举几个可资效法的先例来号召。
　　
　　再讲到最近代人。我到台湾来就发现了两人。一是郑成功，一是吴凤。有此两人，我们来到台湾也不寂寞。我去美国，又知道一人。在他们南北战争时，有一位将军退休了，家住纽约。这位将军脾气不大好，一生独居，所用佣仆，一不开心，就骂就打，工人来一个跑一个。有一中国山东人，名叫丁龙，来到将军家。这位将军照样打骂，丁龙生气也跑了。隔不几时，那将军家里起火，房子烧了一部分，丁龙又来了。那将军诧异说：“你怎么又来了？”丁龙说：“听说你房子被火烧了，正要人帮忙。我们中国人相传讲孔子忠恕之道，我想我应该来。”这位将军更惊异，说：“孔子是中国几千年前大圣人，我不知道你还能读中国古书，懂你们中国圣人之道。”丁龙说“我不识字，不读书，是我父亲讲给我听的。”那位将军就说：“你虽不读书，你父亲却是一学者。”丁龙说：“不是，我父亲也不识字，不读书，是我祖父讲给他听的，连我祖父也不识字，不读书，是我曾祖父讲给他听的。再上面，我也不清楚，总之我家都是不读书的种田汉出身。”那将军甚感惊异，留了丁龙，从此主仆变成了朋友，那位将军却受了感化。两人这样一辈子。等到丁龙要病死了，向那主人说：“我在你家一辈子。吃是你的，住是你的，还给我薪水。我也没有家，没有亲戚朋友，这些钱都留下。现在我死了，把这些钱送还你，本来也是你的钱。”这位将军更惊异了，想“怎样中国社会会出这样的人？”于是他就把丁龙这一小笔留下的薪金，又捐上自已一大笔，一起送哥伦比亚大学，要在那里特别设立一讲座，专研究中国文化。这讲座就叫“丁龙讲座”。在全美国大学第一个设立专讲中国文化的讲座，就是哥伦比亚。现在美国到处研究中国文化，我想主要还该研究如何在中国社会能出像丁龙这样的人，其实这故事并不简单，非深入中国文化内里去，不易有解答。我若说丁龙是一个圣人，该是孟子三圣人中柳下惠一路。若说吴凤也是一圣人，该是孟子三圣人中伊尹一路。此也未尝不可说，至少他们都是一贤人。换句话说，都是一豪杰之士。明代人说，满街都是圣人，端茶童子也是圣人。中国社会上圣人多的是。圣人外流，跑到海外去，一个跑到台湾，就是吴凤。一个跑到美国，就是丁龙。在祖国，山东武训，不也是个圣贤吗？至少也是个豪杰之士。他讨饭，碰到人跪下，请你帮助，要去办学校。
　　
　　这种故事太多了，不胜讲。诸位若把这标准来看中国二十四史，除了政治家、军事家、财政家、艺术家、学问家、宗教家等等，历史上还有很多人物，只是赤裸裸的一个人，没有什么附带的，也不要外在条件，只靠自己堂堂地做一人。现在我们大家要外在条件，觉得我们百不如人。若从历史上讲，时代不够外在条件，人物不够外在条件的也多得很。但孔子也是没有外在条件，碰到鲁哀公，卫灵公，碰来碰去总是不得意，然而孔子成为一大圣人。把我们今天的社会，和孔、孟时代相比，或许还好一点。比南宋亡国蒙古人跑进来，明朝亡国满洲人跑进来，那更要好得多。比吴凤从福建来台湾，比丁龙从山东去美国，我们也要好得多。我们且莫太讲究外在条件，应该注意到我们内在的条件。这样始叫我们每个人都可做一个历史的主人翁。每一人也有每一人的一段历史，纵说是一段小历史，如吴凤，如丁龙，把这些小历史合拢来，便成为一部中华民族的大历史。我们的历史理想，其实即是我们的人生理想。若把我们的历史理想人生理想都放在外面去，则权不在我，也不由我作主，试问那还有何理想可言。
　　
　　可是我们今天的社会风气，却愈转愈离谱。我在香港新亚书院时，有一学生从大陆来，上我课，听到“君子无人而不自得”一句话，他觉得这真是人生最大要求所在。他问我这个道理，我说：“你且慢慢听，慢慢学”。他见我散步，也要学散步。他说；“我读书程度浅，来不及，散步总该能。看你怎样散，我也怎样散，我散步庶亦可以自得其乐”。那学生极诚恳，极有志，可是别的同学有些会笑他，骂他。后来他觉得中国社会到处跑不进，转进教会，外国人却懂得欣赏他。现在他做了牧师传教，见了我，要来向我传教。他说：“先生，我得你好处不少，我该同你讲讲耶稣吧。”唉！今天的中国社会，偏偏中国道理不能讲，要讲就给人家笑骂，要逼得你特立独行，只有学伯夷，那怎了得！所以今天我们至少要大家负起一些责任，隐恶而扬善，来转移风气。至少要使年轻人有条路走，不要弄得像今天样，除了去外国，好像前面无路。“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我们到乡村老百姓圈子里，在无知识人身上，或许还有一点中国文化影子。我们受这时代潮流的冲激太大了，我们都要变成一现代人，而我今天却特别提出历史人物这题目来讲。当然我不过随便举几个例，希望我们将来学校小学中学乃至大学的教科书，多讲一些人物，讲一些中国历史传统所看重的，即如何做人。要讲一个无条件的，赤裸裸的，单凭自己便能做到的“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的这一套。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国防研究院“思想与文化”课讲演，一九六九年八月《东西文化月刊》第二十六期刊载）

　　不以道德论史，不以考据为文，纵横捭阖梳理千年历史，三言两语点破王朝利弊，尺度拿捏之处尢见黄仁宇独到的史家眼光。
　　黄仁宇这部书以短短的二十余万字的篇幅，勾画了整个中国历史长达数千年的全貌。但是，他不是以其短、或未能对于历史的人物与事件细细地加以描述来显示其“大历史”的特点的。大历史之为“大”历史的理由在于，作者一改以往中国历史学家的著述进路，不以史料的堆砌为著述的目的，也不以单一历史事件的描述为著作的主要关注点，更不以对接近作者时代的历史大事的欢呼喝彩为能事。在著作的意图上，首先确立起一个大意向，“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的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和西欧与美国史有了互相比较的幅度与层次，”然后去做进一步的研究。可见，这种“大”历史的著述方式，注重的是对历史宏观线条的勾画，注重的是历史本身相沿成型（即汤因比所说的文明类型，或斯宾格勒所说的文化形态）的状描，并且是在区域历史的相互比较中凸现其历史特质。这种历史著述，固然没有引经据典满篇考证那样的学理感，没有继承传统史学用以佐政或臧否人物的用途，但是却可以使我们免除习史的价值负累。因此，我们不必将历史读作“资治通鉴”，不必将历史认作弘扬某种道德理念的工具。跳出历史“应当如是”的价值旋流，满足今天人们习史对历史“何以如是”的因果关系的好奇心。
　　《中国大历史》目录
　　自序：为什么称为“中国大历史”？
　　第一章西安与黄土地带
　　第二章亚圣与始皇
　　第三章土壤、风向和雨量
　　第四章兵马俑的幕后
　　第五章第一帝国：树立楷模
　　第六章名士成为军阀
　　第七章长期分裂的局面
　　第八章历史向侧面进出
　　第九章统一的途径
　　第十章第二帝国：已有突破，但未竟事功
　　第十一章北宋：大胆的试验
　　第十二章西湖与南宋
　　第十三章蒙古人的插曲
　　第十四章明朝：一个内向和非竞争性的国家
　　第十五章晚明：一个停滞但注重内省的时代
　　第十六章满洲人的作为
　　第十七章1800年：一个瞻前顾后的基点
　　第十八章从鸦片战争到自强运动
　　第十九章百日维新、民国成立和五四运动
　　第二十章现代中国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
　　第二十一章台湾、香港与澳门

　　本书对西域的烽燧关隘、故城遗址、佛寺石窟、高山湖泊、冰川河流、千年古树、万里沙漠等进行了全面的描述，并对西域的文化史进行了系统的解说，内容有丝路花语、劫难敦煌、龟兹故国、尼雅河唤醒的记忆等，这些都是作者对西域的真实感受和体验。
　　西北大地，历史悠久，民族众多，山川壮丽，物产丰富……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有着太多太厚的文明遗迹，有着数不清的历代名人志士的足迹，更流传着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本书是作者对西域点点滴的认识和感受，他将沿途拍摄的近百幅照片附于书中，带着读者一同去品味那古老壮观、神秘浪漫的西北。

　　宗室、大臣、外戚、宦官……一次次智慧与胆识的角逐；一场场疯狂而血腥的较量；一颗颗人头落地；一回回黄袍加身；古屋轮流做庄；二十四姓的家谱，名字换了又换；弑君、弑父、夺嫡、篡位、纵欲、乱伦、屠戮、暗杀……从大秦到晚清，两千年--弹指一挥间。
　　这是一部铁血与权谋的政变史，深度展现了由秦至清尖峰时刻政变的背景、过程、高潮和结局。
　　作者以生动的语言，带我们泅渡幽深的时光之河，去打捞一颗颗权力漩涡中的不安灵魂。以辛辣的笔触，带我们穿过岁月的重重迷障，去赋予一具具历史枯骨以鲜活的生命。历史的皱褶缓缓打开。在一场场生死博弈的背后，让你窥见人性复杂而单纯的真相。
　　九州出版社

　　如果能有部历史回放机，我们按“返回”键，搜索公元265年至公元589年的历史，肯定会在这315年间中华历史上称作“两晋南北朝”的时间段上发现许许多多惊心动魄、叹为观止而又骇人心目、荒诞离奇的“场景”

　　凡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脍炙人口、英雄辈出的《三国演义》，以“三国归晋”的雄壮篇章收场了，然而“归晋”之后的历史，分合大势，却少有人知。一段汉人与胡人对峙的历史，一个血与火交织的时代，一部号角伴钟声共鸣的诗篇，这一切是如何开始，又是如何收场的呢？本书以历史事件为主干，以历史人物为线索，以轻松诙谐的笔触，讲述了三国之后一个半世纪壮烈的十六国纷争的历史。

　　本书主要展现了历史方面的知识。如青铜文明、诸子百家、中华帝国的创建、古文经学、唐朝文明、古代少数民族、帝国专制政治、朋党之争、文人社团、封建社会末期的政治与文化等等。
　　这是一个人文大讲堂，尤其是历史方面的知识，在这里尽情展现。因此，如果你对历史感兴趣，那你就可以尽情阅览本书。书中，你可以看到以下这些内容：青铜文明、诸子百家、中华帝国的创建、古文经学、唐朝文明、古代少数民族、帝国专制政治、朋党之争、文人社团、封建社会末期的政治与文化等等。

　　本书是一部研究古代中国社会的专著，是何兹全教授几十年研究的心得，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剖析古代中国社会历史的力作。全书时限上自原始社会末期，下至魏晋。著者依据大量史料，从国家形态、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诸方面的发展变化综合论述了中国社会从原始氏族部落、早期国家到封建社会的发展和衍变的历程。本书作者认为中国社会是在汉魏之际进入封建社会的，但本书研讨的范围，远超出汉魏之际社会分期问题。作者的论述有自成一家、有创新之义的独到见解和理解。

　　《中国人史纲》是柏杨于1968年至1977年在狱中写成的。该书在台湾出版后，好评如潮，被列为台湾社会影响力最大的十部书之一，中国友谊出版公司曾于1998年在内地出版了《中国人史纲》中文简体版。这次推出的三卷插图本《中国人史纲》，经柏杨先生修订，尽可能保持了原书全貌。对书中“中国”一词使用不妥之处，参照具体语境加以修改；书中人名或地名的使用方式等尽量采用内地读者比较熟悉的用法进行调整；为便于读者阅读，对书中出现的生僻字做了注音和释义；还配上200余幅插图。这是目前内地最为权威、完整的《中国人史纲》版本。
　　《史纲》的一些特点：
　　洒脱自在、游刃有余的表述。对历史事件和人物持有鲜明的态度。每章最后的“东西方世界”一节，别具匠心和视野。
　　本书特有的以世纪分章和以问题分节，不以帝王年号而以普遍的公历算法来纪年，和将一个世纪分成十个年代来分别表示，等等做法，都使得全书脉络清晰，重点主题一目了然，大大地方便了阅读。
　　
　　我们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我们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不以当一个王朝人为荣。当中国强大如汉王朝、唐王朝、清王朝时，我们固以当一个王朝人为荣。当中国衰弱如南北朝、五代、宋王朝、明王朝以及清王朝末年时，我们仍以当一个中国人为荣。中国——我们的母亲，是我们的惟一的立足点。所有的王朝只是中国的王朝，所有的国，都是中国的另一种称谓。
　　——柏杨
　　
　　史纲另一个特点是文笔幽默，在人们会心一笑时了解古代大事。尤其是对封建社会黑暗现象的抨击分外精彩，读起来让人心旷神怡。但是史纲也有其自身的缺陷，文章中明显透露出大汉族主义倾向，这点是值得读者自己注意的。

　　从公元386年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即代王位开始，直到公元589年隋文帝杨坚南征灭陈为止，前后绵延两百年，是中国历史上的南北朝时代。这个大朝代上承魏晋、下接隋唐，整个中华世界几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是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时代，也是思想大转折的时代。其中发生的某些变化，甚至在各个方面影响到我们今人的思想。本书继承了《纵横十六国》的写作笔法，以历史事件为主干，以历史人物为线索，讲述了南北朝分裂与融合的历史篇章。

　　本书由钱穆先生1961年在香港的8次演讲汇集而成，从通史和文化史的总题及政治史、社会史、经济史、学术史、历史人物、历史地理等6个分题言简意赅地论述了中国历史研究的大意与方法。实为作者此后30年史学见解之本源所在，变可视为钱穆先生对中国史学大纲要义的简要叙述。

　　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经自强运动、甲午中日战争、康梁百日维新、民国肇建、五四运动、军阀混战、北伐、抗日…… 在这一连串长久远大的过程中，旧体制已经瓦解。过去的农业体制往往成为改革的障碍，所以要加以改造。在这里，作者提出一个“立”字：以“立”字下端的一长横，代表社会低层结构，“立”字上端的一点和一横，代表创建的国家与社会的高层结构，眼前的工作即加入当中的两点，此即执行商业往来时，在法律面前厘定个人的权利与义务。本书是作者历次精彩演讲、访问及评论的结集。对作者所有著作中的观点提出补充，并且对读者有疑虑的地方，也加以解说，为其所有著作的精华解释。

　　这是一本钱穆先生专题演讲的合集，在分题演讲中，钱先生就中国汉、唐、宋、明、清五朝的政府组织、百官职权、考试监察、财经赋税、兵役义务等种种政治制度作了介绍和对比，叙述因革演变，指陈利害得失，既总括了中国历史与政治的精要大义，又点明了近现代中国人对传统文化和精神的种种误解。可以说本书是一本简明的中国政治制度史。
　　本书为作者的专题演讲合集，分别就中国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组织、百官职权、考试监察、财经赋税、兵役义务等种种政治制度作了提要勾玄的概观与比照，叙述因革演变，指陈利害得失。既高屋建瓴地总括了中国历史与政治的精要大义，又点明了近现代国人对传统文化和精神的种种误解。言简意赅，语重心长，实不失为一部简明的“中国政治制度史”。

　　梦回唐朝，千年萦绕。诗歌的浸润，胡风的影响，音乐歌舞的盛行，书法艺术的臻至极盛，民俗生活的丰富多彩，多种宗教形态的繁兴，各种文明的输出与输入，在中华帝国的土地上生长出一个无比辉煌、无比强盛、无比光荣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盛世。八表九极，神韵悠扬，令人无限神往。
　　由隋唐到五代，中华帝国从如日中天的盛世滑向极度衰弱的末世：反叛、杀戮、饥荒、瘟疫、欺骗、背叛、汗与血浸透了历史的书卷。混乱之中，无数双贪婪的眼睛觊觎着雕有九条金龙的无上宝座

　　本书要讲的，是历史上中国的疆域的变迁过程，因此首先必须讲清“历史上的中国”的含义。“历史上的中国”是不是就是现在的中国呢？当然不是。因为如果这两者没有什么区别的话，它们的疆域也就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只讲现状就行了。可是事实并不是这样。

　　所谓青铜时代，不仅仅局限于工具和武器的青铜质地，事实上，它是远古一系列高知名度的老家族交织更替，伏扬流转于古世界的中国，前后合计2000年之久的一段历史，因为古朴幽雅，闪着青铜光泽，所以我们这样来命名它。在最初，公元前2100年左右，有四个好朋友生活在中原大地上，他们是中国古代的F4，其中大禹地位最高，相当于道明四，其他是子契、后稷、伯益┅┅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史学著作，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著。
　　
　　这是一部有关中国自先秦至元末历史的漫笔集。《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一书，列举了从春秋战国到元顺帝北撤约2000年历史中的几十个重要人物，细致入微的分析了中国历史进程因果。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所包括的内容自先秦至元末。其重点则在用“大历史观”论述中国历史，及表彰中国历史有它的特色，经过各朝代及政治上分裂的阶段，前后连贯。各篇虽大致以人物传记之体裁为主，所叙事之影响，已远逾当时人之人身经验。
　　
　　本书和黄仁宇的其他作品一样也较好地体现作者深厚的知识底蕴及其对中国历史的深刻领悟，亦深刻表现了作者的“大历史观”。

　　中国首部考古纪实文学力作，以实物考察历史，以科学发掘真相，探寻民族之根，追溯文明之源。
　　20世纪末，中国学界组织了二百余名专家学者，对中华民族上古史中迷茫的三代进行了为期五年的研讨论证，最后终于使迷雾顿开，中国的历史从此变得明晰起来。本书主要从考古发掘和天文研究的角度，叙述中国从夏朝到周朝近2000年历史的年代发现和论证过程。“夏商周断代工程”这一项目的总目标，是制订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三个朝代的年代学年表。
　　中国文明是古代世界上少数的具有独立起源的文明之一，是四大古代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一直绵延流传的文明。

　　香港人类社会的产生和发展至今已有约六千年的历史，但有关香港经济史的论述则只散见于部分论文和书籍的少数章节中，各方面都希望有一部香港经济通史的专著问世。有鉴于此卢受采教授在其女儿卢冬青硕士的协助下历时三载数易其稿，终于完成了呈献在读者面前的这部《香港经济史》。本书史料丰富立论严谨，条理清楚文笔流畅。这部专著在时间跨度资料广度和理论深度方面，都尽可能符合详尽真实客观准确的原则，可谓古今中外第一部香港经济通史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