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语》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著作。记录了周朝王室和鲁国、齐国、晋国、郑国、楚国、吴国、越国等诸侯国的历史。上起周穆王十二年(前990)西征犬戎(约前947年),下至智伯被灭(前453年)。
【题解】
关于国语的作者是谁,自古至今学界多有争论,现在还没有形成定论。司马迁最早提到国语的作者是左丘明(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其后班固、刘知几等都认为是左丘明所著,还把国语称为《春秋外传》或《左氏外传》。但是在晋朝以后,许多学者都怀疑国语不是左丘明所著。直到现在,学界仍然争论不休,一般都否认左丘明是国语的作者,但是缺少确凿的证据。普遍看法是,国语是战国初期一些熟悉各国历史的人,根据当时周朝王室和各诸侯国的史料,经过整理加工汇编而成。国语按照一定顺序分国排列,在内容上偏重于记述历史人物的言论。这是国语体例上最大的特点。
【评价】
国语在内容上有很强的伦理倾向,弘扬德的精神,尊崇礼的规范,认为“礼”是治国之本。而且非常突出忠君思想。
国语的政治观比较进步,反对专制和腐败,重视民意,重视人才,具有浓重的民本思想。
国语记录了春秋时期的经济、财政、军事、兵法、外交、教育、法律、婚姻等各种内容,对研究先秦时期的历史非常重要。
【研究参考书目】
• 薛安勤、王连生《国语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 ISBN 780626138
• 董立章《国语译注辨析》,暨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
2、汉语的一种语音体系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推行的把北京话作为汉民族共同语的运动。它提出“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两大口号。“言文一致”是书面语不用古代文言,改用现代白话。“国语统一”是现代白话要以北京话为全国通用的国语。这个运动对于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建立和推行,对于文体改革和文字拼音化,都有一定的贡献。
【产生的经过】
由于受到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在清末的后十年,就已经提出统一国语的问题。最早提到“国语”这个名称的,是当时被委任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桐城派古文名家吴汝纶。1902年他去日本考察学政,看到日本推行国语(东京话)的成绩,深受感动,回国后写信给管学大臣张百熙,主张在学校教学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推行以“京话”(北京话)为标准的国语。1909年,清政府资政院开会,议员江谦提出把“官话”正名为“国语”,设立“国语编查委员会”,负责编订研究事宜。1911年学部召开“中央教育会议”,通过《统一国语办法案》,决议在京城成立国语调查总会,各省设分会,进行语词、语法、音韵的调查,审定“国语”标准,编辑国语课本、国语辞典和方言对照表等。1912年民国成立后,召开“临时教育会议”,决定先从统一汉字的读音做起,召开“读音统一会”。 1913年“读音统一会”开会,议定了汉字的国定读音(即“国音”)和拼切国音的字母“注音字母”(也叫“国音字母”)。议定以后,北洋政府迟迟不予公布。于是在1916年,北京教育界人士组织“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简称“国语研究会”)掀起了一个催促北洋政府公布注音字母和改学校“国文”科为“国语”科的运动。
研究会规定了5项任务:①调查各省方言;②选定标准语;③编辑标准语的语法辞典;④用标准语编辑国民学校教科书及参考书;⑤编辑国语刊物。提出学校的“国文”教科书改称“国语”教科书。运动得到各地教育界人士的响应。国语研究会的会员4年中增加到12000多人。1918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师范校长会议”,决定在全国高等师范附设“国语讲习科”,专教注音字母及国语,并于11月公布了“注音字母”。同年,《新青年》等刊物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开始用白话文写作。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这个运动的推动下,北洋政府教育部成立政府的推行机构“国语统一筹备会”,并训令全国各国民学校改“国文”科为“国语”科。与此同时,又通令修改原来的《国民学校令》,规定首先教授注音字母,改革教科书的文体和教学方法等,这样,国语运动在学校方面得到了初步的成功。
【“国语”的推行】
“五四”以后,国语运动进入推行期。主要工作是修订注音字母方案,制订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调整“国音”标准,扩大国语的教育和应用,以及出版、宣传等。
台湾语言与族群密切相关。按通俗的分法,台湾人可分为4大族群,其中闽南人约占74%,客家人约12%,外省人约 13%,原住民为1%左右。闽南人以闽南话为母语,客家人以客家话为母语,外省人以“国语”为母语。原住民分为11个民族,分别使用不同的原住民语,并把它们当做母语。
闽南话其实是正宗的中原古语。从汉末到唐末藩镇之乱,黄河沿岸的中原人陆续向南方迁移,把河洛古语带到东南沿海;明清时期一些大陆移民渡过海峡,又把这一语言带到台湾,因此闽南话又被称为“河洛语”。后来,台湾闽南话演变出“台南腔”、“台北腔”和“宜兰腔”等,其中以“台南腔”最具代表性。
唐代以来,中国北方持续动荡,外族侵扰不断,中原各民族的语言相互融合,相互吸收,逐渐形成元代白话、明清官话,最后演变为北平话,中原古语在北方完全消失。民国初期,北平话改名“国语”,成为中华民族的通用语。国民党退踞台湾后,设立“国语推行委员会”,研究并推广“国语”。由于外省人中苏、浙、闽、粤人较多,势力较大,所以台湾“国语”受到江浙方言及闽南方言的影响,带有明显的吴越腔调。新中国成立后,大陆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对异读字、轻声和儿化等语言现象进行了进一步规范,两岸“国语”差别由此拉大。
除了上述语言外,外语在台湾也有一定地位。受过中学以上教育的人都会说一些英语。在涉外学术、商贸和旅游领域,英语是通用语。现今70岁以上的台湾人一般还会说一些日语。大量来自菲律宾、印尼和越南的外来劳工则使用其本国语言。
大部分台湾人能够使用母语及“国语”。“国语”是岛内各族群的通用语,是学校教育使用的正式语言,是新闻、出版和公文中使用的官方语言。有研究说,在台湾各地火车站,旅客使用频率最高的语言是“国语”,平均约49%;闽南话次之,约 47%;“国语”∕闽南话混用约1.7%;客家话约1.7%;原住民语约0.3%;其他语言约0.3%。一般来说,越是都市地区,越是经济发达地区,使用 “国语”频率越高,越是农村地区,越是经济落后地区,闽南话使用频率越高。年龄越小,使用“国语”频率越高,年龄越大,使用闽南话频率越高。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使用“国语”。
【题解】
关于国语的作者是谁,自古至今学界多有争论,现在还没有形成定论。司马迁最早提到国语的作者是左丘明(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其后班固、刘知几等都认为是左丘明所著,还把国语称为《春秋外传》或《左氏外传》。但是在晋朝以后,许多学者都怀疑国语不是左丘明所著。直到现在,学界仍然争论不休,一般都否认左丘明是国语的作者,但是缺少确凿的证据。普遍看法是,国语是战国初期一些熟悉各国历史的人,根据当时周朝王室和各诸侯国的史料,经过整理加工汇编而成。国语按照一定顺序分国排列,在内容上偏重于记述历史人物的言论。这是国语体例上最大的特点。
【评价】
国语在内容上有很强的伦理倾向,弘扬德的精神,尊崇礼的规范,认为“礼”是治国之本。而且非常突出忠君思想。
国语的政治观比较进步,反对专制和腐败,重视民意,重视人才,具有浓重的民本思想。
国语记录了春秋时期的经济、财政、军事、兵法、外交、教育、法律、婚姻等各种内容,对研究先秦时期的历史非常重要。
【研究参考书目】
• 薛安勤、王连生《国语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 ISBN 780626138
• 董立章《国语译注辨析》,暨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
2、汉语的一种语音体系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推行的把北京话作为汉民族共同语的运动。它提出“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两大口号。“言文一致”是书面语不用古代文言,改用现代白话。“国语统一”是现代白话要以北京话为全国通用的国语。这个运动对于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建立和推行,对于文体改革和文字拼音化,都有一定的贡献。
【产生的经过】
由于受到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在清末的后十年,就已经提出统一国语的问题。最早提到“国语”这个名称的,是当时被委任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桐城派古文名家吴汝纶。1902年他去日本考察学政,看到日本推行国语(东京话)的成绩,深受感动,回国后写信给管学大臣张百熙,主张在学校教学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推行以“京话”(北京话)为标准的国语。1909年,清政府资政院开会,议员江谦提出把“官话”正名为“国语”,设立“国语编查委员会”,负责编订研究事宜。1911年学部召开“中央教育会议”,通过《统一国语办法案》,决议在京城成立国语调查总会,各省设分会,进行语词、语法、音韵的调查,审定“国语”标准,编辑国语课本、国语辞典和方言对照表等。1912年民国成立后,召开“临时教育会议”,决定先从统一汉字的读音做起,召开“读音统一会”。 1913年“读音统一会”开会,议定了汉字的国定读音(即“国音”)和拼切国音的字母“注音字母”(也叫“国音字母”)。议定以后,北洋政府迟迟不予公布。于是在1916年,北京教育界人士组织“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简称“国语研究会”)掀起了一个催促北洋政府公布注音字母和改学校“国文”科为“国语”科的运动。
研究会规定了5项任务:①调查各省方言;②选定标准语;③编辑标准语的语法辞典;④用标准语编辑国民学校教科书及参考书;⑤编辑国语刊物。提出学校的“国文”教科书改称“国语”教科书。运动得到各地教育界人士的响应。国语研究会的会员4年中增加到12000多人。1918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师范校长会议”,决定在全国高等师范附设“国语讲习科”,专教注音字母及国语,并于11月公布了“注音字母”。同年,《新青年》等刊物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开始用白话文写作。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这个运动的推动下,北洋政府教育部成立政府的推行机构“国语统一筹备会”,并训令全国各国民学校改“国文”科为“国语”科。与此同时,又通令修改原来的《国民学校令》,规定首先教授注音字母,改革教科书的文体和教学方法等,这样,国语运动在学校方面得到了初步的成功。
【“国语”的推行】
“五四”以后,国语运动进入推行期。主要工作是修订注音字母方案,制订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调整“国音”标准,扩大国语的教育和应用,以及出版、宣传等。
台湾语言与族群密切相关。按通俗的分法,台湾人可分为4大族群,其中闽南人约占74%,客家人约12%,外省人约 13%,原住民为1%左右。闽南人以闽南话为母语,客家人以客家话为母语,外省人以“国语”为母语。原住民分为11个民族,分别使用不同的原住民语,并把它们当做母语。
闽南话其实是正宗的中原古语。从汉末到唐末藩镇之乱,黄河沿岸的中原人陆续向南方迁移,把河洛古语带到东南沿海;明清时期一些大陆移民渡过海峡,又把这一语言带到台湾,因此闽南话又被称为“河洛语”。后来,台湾闽南话演变出“台南腔”、“台北腔”和“宜兰腔”等,其中以“台南腔”最具代表性。
唐代以来,中国北方持续动荡,外族侵扰不断,中原各民族的语言相互融合,相互吸收,逐渐形成元代白话、明清官话,最后演变为北平话,中原古语在北方完全消失。民国初期,北平话改名“国语”,成为中华民族的通用语。国民党退踞台湾后,设立“国语推行委员会”,研究并推广“国语”。由于外省人中苏、浙、闽、粤人较多,势力较大,所以台湾“国语”受到江浙方言及闽南方言的影响,带有明显的吴越腔调。新中国成立后,大陆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对异读字、轻声和儿化等语言现象进行了进一步规范,两岸“国语”差别由此拉大。
除了上述语言外,外语在台湾也有一定地位。受过中学以上教育的人都会说一些英语。在涉外学术、商贸和旅游领域,英语是通用语。现今70岁以上的台湾人一般还会说一些日语。大量来自菲律宾、印尼和越南的外来劳工则使用其本国语言。
大部分台湾人能够使用母语及“国语”。“国语”是岛内各族群的通用语,是学校教育使用的正式语言,是新闻、出版和公文中使用的官方语言。有研究说,在台湾各地火车站,旅客使用频率最高的语言是“国语”,平均约49%;闽南话次之,约 47%;“国语”∕闽南话混用约1.7%;客家话约1.7%;原住民语约0.3%;其他语言约0.3%。一般来说,越是都市地区,越是经济发达地区,使用 “国语”频率越高,越是农村地区,越是经济落后地区,闽南话使用频率越高。年龄越小,使用“国语”频率越高,年龄越大,使用闽南话频率越高。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使用“国语”。
国语现存的最早注本,韦昭在分析实词的词性和用法、训释虚词和分析特殊句式等方面均有独到的见解,反映出三国时代汉语语文学者的语法观念和分析语言所达到的实际水平
《战国策》
战国时游说之士的策谋和言论的汇编.初有《国策》、《国事》、《事语》、《短长》、《长书》、《修书》等名称和本子,西汉末刘向编定为三十三篇。宋时已有缺佚,由曾巩作了订补。有东汉高诱注,今残缺。宋鲍彪改变原书次序,作新注。吴原师道作《校注》,近人金正炜有《补释》,今人缪文远有《战国策新注》。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西汉帛书,记述战国时事,定名《战国纵横家书》,与本书内容相似。
战国策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史学名著。它是一部国别体史书。全书按东周、西周、秦国、齐国、楚国、赵国、魏国、韩国、燕国、宋国、卫国、中山国依次分国编写,共33卷,约12万字。
《战国策》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的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策略,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
《战国策》是我国古代记载战国时期政治斗争的一部最完整的著作。它实际上是当时纵横家游说之辞的汇编,而当时七国的风云变幻,合纵连横,战争绵延,政权更迭,都与谋士献策、智士论辩有关,因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该书文辞优美,语言生动,富于雄辩与运筹的机智,描写人物绘声绘色,在我国古典文学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
题解
战国策的作者直到现在也没有确定,原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名称。西汉末年,刘向校录群书时在皇家藏书中发现了六种记录纵横家的写本,但是内容混乱,文字残缺。于是刘向按照国别编订了《战国策》。因此,战国策显然不是一时一人所作,刘向只是战国策的校订者和编订者。因其书所记录的多是战国时纵横家为其所辅之国的政治主张和外交策略,因此刘向把这本书名为《战国策》。
北宋时,《战国策》散佚颇多,经曾巩校补,是为今本《战国策》。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一部类似于今本《战国策》,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该书共27篇,其中11篇内容和文字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大体相同。
体例,今本共33卷。共497篇。 所记载的历史,上起前490年知伯灭范氏,下至前221年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
评价
《战国策》一书反映了战国时代的社会风貌,当时士人的精神风采,不仅是一部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好的历史散文。它作为一部反映战国历史的历史资料,比较客观地记录了当时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是战国历史的生动写照。它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纵横家的言论和事迹,展示了这些人的精神风貌和思想才干,另外也记录了一些义勇志士的人生风采。
《战国策》的文学成就也非常突出,在中国文学史上,它标志着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一个新时期,文学性非常突出,尤其在人物形象地刻画,语言文字的运用,寓言故事等方面具有非常鲜明的艺术特色。
《战国策》的思想内容比较复杂,主体上体现了纵横家的思想倾向,同时也反映出了战国时期思想活跃,文化多元的历史特点。《战国策》的政治观比较进步,最突出的是体现了重视人才的政治思想。
《战国策》一书对司马迁的《史记》的纪传体的形成,具有很大影响。《战国策》历来为研究者称赞其文学价值,但是对它的思想却是众说纷纭。这是由于该书与后世的儒家思想不符,过于追逐名利。而且过于夸大纵横家的历史作用,降低了史学价值。
研究参考书目
• 熊宪光,《战国策研究与选译》,重庆出版社,1988年 ISBN 753660020
• 孟庆祥,《战国策译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 统一书号:10093•701
• 王守谦,《战国策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 ISBN 722102444
• 朱友华,《战国策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赵丕杰,《战国策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
• 蓝开祥,《战国策名篇赏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1年
• 何建章,《战国策注释》,中华书局,1990年 ISBN 710100622
• 何 晋,《战国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ISBN 730105101
《战国策》是汇编而成的历史著作,作者不明。其中所包含的资料,主要出于战国时代,包括策士的著作和史臣的记载,汇集成书,当在秦统一以后。原来的书名不确定,西汉刘向考订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策》。总共三十三篇,按国别记述,计有东周一、西周一、秦五、齐六、楚四、赵四、魏四、韩三、燕三、宋、卫合为一、中山一。记事年代大致上接《春秋》,下迄秦统一。以策士的游说活动为中心,反映出这一时期各国政治、外交的情状。全书没有系统完整的体例,都是相互独立的单篇。
战国策人物
1、苏秦: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东周洛阳人。事迹在
《苏秦始将连横说秦》中。苏秦出身寒微,读书刻苦,向往富贵生活,具有强烈的功名心,且知识丰富,能言善辩,善于运筹帷幄,为人主出谋划策,但没有自己固定的政治主张与理想,在战国时代纵横家中他是比较典型的。
2、甘茂:战国中期秦国名将。下蔡(今安徽凤台)人。事迹在《苏代劝秦王留甘茂》中。甘茂自秦国逃出后,准备到齐国去。出了函谷关,遇见苏代(苏秦之兄),说:“您听说江上女子的故事吗?”苏代说:“没听说过。”甘茂说:“在江上的众多女子中,有一个家贫无烛的女子。女子们在一起商量,要把家贫无烛的赶走。家贫无烛的女子准备离去了,她对女子们说:‘我因为没有烛,所以常常先到,一到便打扫屋子,铺席子。你们何必爱惜照在四壁上的那一点余光呢?如果赐一点余光给我,对你们又有什么妨碍呢?我自认为对你们还是有用的,为什么一定要赶我走呢?’女子们商量以后,认为她说的对,就把她留下来了。现在我由于没有才德,被秦国赶走,出了函谷关,愿意为您打扫屋子,铺席子,希望不要把我赶走。”苏代说:“好,我将设法让齐国重用您。”
3、周公旦,西周政治家。周公姓姬,名旦周武王之弟,亦称叔旦。周文王周文王的第四子,周武王的同母弟。因采邑在周,称为周公。武王死后,其子成王年幼,由他摄政当国。武王死后又平定“三监”叛乱,大行封建,营建东都,制礼作乐,还政成王,在巩固和发展周王朝的统治上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周公在当时不仅是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且还是个多才多艺的诗人、学者。其兄弟管叔、蔡叔和霍叔等人勾结商纣子武庚和徐、奄等东方夷族反叛。他奉命出师,三年后平叛,并将势力扩展至海。后建成周洛邑,作为东都。相传他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其言论见于《尚书》诸篇。
战国策》是一部先秦历史文献,因长于说事而著名,是一部国别体史书,杂记东西周及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诸国之事,共33卷,约12万字。上接春秋,下至秦并六国,记事约二百四十年(前460—前220)。
《战国策》还有《国事》《国策》《事语》《短长》《长书》《修书》等名称。原著者名字不可考。
西汉末年,刘向校录群书时在皇家藏书中发现了六种记录纵横家的写本,但是内容混乱,文字残缺。于是刘向按照国别编订了《战国策》。因此,战国策显然不是一时一人所作,刘向只是战国策的校订者和编订者。因其书所记录的多是战国时纵横家为其所辅之国的政治主张和外交策略,因此刘向把这本书名为《战国策》 ,沿用至今。北宋时,《战国策》散佚颇多,经曾巩校补,是为今本《战国策》。
《战国策》主要记述了战国时的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策略,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
《战国策》所记人物是复杂的,有纵横家,如苏秦;有义士,如鲁仲连、唐雎、颜;有不怕死的勇士,如荆轲、聂政。这些人物形象逼真,刻画得栩栩如生。
《战国策》的文章长于说事,无论个人陈述或双方辩论,都喜欢渲染夸大,充分发挥,畅所欲言,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此外,描写人物形象极为生动,而且善于运用巧妙生动的比喻,通过有趣的寓言故事,增强文章的感染力。
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一部类似于今本《战国策》,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该书共27篇,其中11篇内容和文字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大体相同。
今本共33卷:东周策1卷西周策1卷秦策5卷齐策6卷楚策4卷赵策4卷魏策4卷韩策3卷燕策3卷宋卫策1卷中山策1卷共497篇。
《战国策》一书对司马迁的《史记》的纪传体的形成,具有很大影响。《战国策》历来为研究者称赞其文学价值,但是对它的思想却是众说纷纭。这是由于该书与后世的儒家思想不符,过于追逐名利。而且过于夸大纵横家的历史作用,降低了史学价值。
战国策成语
一尘不染——圣人具有三者之德,而无一尘之累。
大庭广众——以敞大众。
两败俱伤——今两虎争人而斗,小者必死,大者必伤。
南辕北辙——犹至楚而北行也。
亡羊补牢——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鹬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曰:今日不出,明日
不出,即有死鹬。两者不肯相舍,渔者,得而并擒之。
羽毛未丰——寡人闻之,毛羽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
引锥剌股——读书欲睡,引锥自剌其股,血流至足。
门庭若市——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
反璞归真——颜斶知足矣,归反于璞,则终身不辱也。
狡兔三窟——狡兔有叁窟,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请为君复凿二
窟。
狐假虎威——虎得狐,狐曰:子勿敢食我,天帝使我长百兽,字若以我为不信,吾为子先
行,子随我后,百兽见我敢有不走者?虎以为然,遂与之偕行,兽见皆走,虎不知兽之畏
己,以为畏狐也。
惊弓之鸟——弓弦响,惊密林之鸟。
安步当车 《战国策·齐策四》
不遗余力 《战国策·赵策》
不翼而飞 《战国策·秦策》
侧目而视 《战国策·秦策》
反璞归真 《战国策·齐策》
高枕无忧 《战国策·魏策一》
汗马功劳 《战国策·楚策》
狐假虎威 《战国策·楚策一》
画蛇添足 《战国策·齐策二》
挥汗成雨 《战国策·齐策一》
狡兔三窟 《战国策·齐策四》
门庭若市 《战国策·齐策一》
亡羊补牢 《战国策·楚策四》
《战国策》简介
《战国策》是汇编而成的历史著作,作者不明。其中所包含的资料,主要出于战国时代,包括策士的著作和史臣的记载,汇集成书,当在秦统一以后。原来的书名不确定,西汉刘向考订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策》。总共三十三篇,按国别记述,计有东周一、西周一、秦五、齐六、楚四、赵四、魏四、韩三、燕三、宋、卫合为一、中山一。记事年代大致上接《春秋》,下迄秦统一。以策士的游说活动为中心,反映出这一时期各国政治、外交的情状。全书没有系统完整的体例,都是相互独立的单篇。
虽然习惯上把《战国策》归为历史著作,但它的情况与《左传》、《国语》等有很大不同。有许多记载,作为史实来看是不可信的。如《魏策》中著名的“唐且劫秦王”,写唐且在秦廷中挺剑胁逼秦王嬴政(即秦始皇),就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一类内容,与其说是历史,还不如说是故事。《战国策》的思想观念,就其主流来说,与《左传》等史书也有截然不同之处。刘向序说:“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战国时代,是春秋以后更激烈的大兼并时代,过去还勉强作为虚饰的仁义礼信之说,在这时已完全被打破。国与国之间,如今讲的是以势相争,以智谋相夺。那些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策士,也只是以自己的才智向合适的买主换取功名利禄,朝秦暮楚,毫不为怪。如苏秦始以连横之策劝说秦王并吞天下,后又以合纵之说劝赵王联合六国抗素。他游秦失败归来时,受到全家人的蔑视;后富贵还乡,父母妻嫂都无比恭敬。于是他感慨道:
嗟夫,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
作者以欣赏的笔调,描绘了苏秦踌躇满志的神情。这些在今天看来也许是不值得赞赏,但在当日的历史条件下,原本受贵族压抑的平民的心理就是如此,这样写比虚假的说教更富于真实性。
另一方面,由于策士以一种比较自由、可以择君而辅之的身份,在当时的政治与外交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战国策》又主要取材于策士著作,故书中对士的个人尊严和个人作用,给予强有力的肯定。《齐策》中记颜斶见齐宣王,王呼:“斶前!”斶亦呼:“王前!”他还滔滔不绝地论证了国无士则必亡,故“士贵耳,王者不贵”的道理。《秦策》中赞扬苏秦,“特穷巷掘门桑户棬枢之士”,却使得“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于苏秦之策”。这当然是夸大的,但这夸大中显示了策士们的自信,也是平民中优异人物的自信。
《战国策》还热情讴歌了多位义侠之士的豪情壮举。
“侠”也是一种游离于统治集团、不受权势拘勒的人物。他们以自身的标准、个人的恩怨来决定自己的行动,重义轻生,感情激烈,显示出具有平民意味的道德观。所以“侠”总是为放任不羁的人们所喜爱。
总而言之,《战国策》既体现了时代思想观念的变化,也体现出战国游士、侠士这一类处于统治集团与庶民之间的特殊而较为自由的社会人物的思想特征,不完全是为了维护统治秩序说话。由于《战国策》突破了旧的思想观念的束缚,又不完全拘泥于历史的真实(当然从历史学的眼光看这是缺陷),所以就显得比以前的历史著作更加活泼而富有生气。从文学上看,《战国策》的特色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富于文采。《左传》也是以文采著称的,但两者相比照,可以看到《战国策》的语言更为明快流畅,纵恣多变,委曲尽情。无论叙事还是说理,《战国策》都常常使用铺排和夸张的手法,绚丽多姿的辞藻,呈现酣畅淋漓的气势。在这里,语言不仅是作用于理智、说明事实和道理的工具,也是直接作用于感情以打动人的手段。如《苏秦始将连横》、《庄辛说楚襄王》等篇,都是显著的例子。
第二,《战国策》描写人物的性格和活动,更加具体细致,也就更显得生动活泼。《左传》描写人物,大抵是简笔的勾勒。
如前面举出的重耳向怀赢陪罪的例子,虽然也能传神,毕竟过于简单。而《战国策》中,如《齐策》写冯谖,一开始,描绘他三次弹铗而歌、有意索求更高物质待遇的奇特行为,初步刻画了他的不同凡响而又故弄玄虚的性格。接着,展开了“冯谖署记”、“矫命焚卷”、“市义复命”、“复谋相位”、“请立宗庙”等一系列波澜起伏的情节,将这位有胆识、有策略、有手段,同时也是恃才自傲、多辞善辩的“奇士”风采,表现得淋漓尽致。著名的《荆柯刺秦王》一篇,更是精彩纷呈,激动人心。易水送别的一节这样描写: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徽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这段描写力极强。文章大师司马迁作《史记·刺客列传》,对有关荆轲的部分,也大量抄录了《战国策》的原文。“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美名,也由此传闻天下。
第三,《战国策》所记的策士说辞,常常引用生动的寓言故事,这也是以文学手段帮助说理。这些寓言,形象鲜明,寓意深刻,又浅显易懂,独立地看,也是中国文学宝库中璀璨的明珠。诸如“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画蛇添足”、“狐假虎威”、“亡羊补牢”、“南辕北辙”等,历来家喻户晓。由于《战国策》在相当程度上背离了中国古代的正统思想,常常受到严厉的批评。但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它正是体现了战国时代活跃的思想氛围。它对语言艺术的重视,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在文学史上更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秦汉的政论散文、汉代的辞赋,都受到《战国策》辞采华丽、铺排夸张的风格的影响;司马迁的《史记》描绘人物形象,也是在《战国策》的基础上更为向前发展。
《战国策》杂记东西周及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诸国之事。其时代上接春秋,下至秦并六国,约二百四十年(前460-前220)。书名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它的作者不可考,有人疑出于蒯通。大概是秦汉间人杂采各国史料编纂而成。后来刘向重加整理,定名为《战国策》,遂相沿至今(一九七三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大批帛书,其中一部分,经文物考古工作者整理研究,共二十七章,三百二十五万行,一万一千多字,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其中十一章内容见于《战国策》和《史记》,文字大体相同。另十六章,是佚书。这部大约编成于秦汉之际,类似后来刘向重编许多纵横家言为《战国策》所根据的一种被埋没的纵横家言的辑本。其中佚书为司马迁、刘向所未见,为战国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战国策》的基本内容是战国时代谋臣策士纵横捭阖的斗争及其有关的谋议或辞说。它保存不少的纵横家的著作和言论。春秋以来,长期分裂战乱,人民无不渴望解甲息兵,恢复和平统一生活。诸侯中的强大者,都想“并天下,凌万乘”。所以战国末年,秦齐二国皆各自称帝。由于社会变革的影响,“地势形便”的秦国后起变法以致富强,打破六国均势局面。从此以后,秦以新兴力量向外扩张,企图蚕食诸侯,统一海内,引起各国间的复杂矛盾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诸侯间的胜负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武力,但也决定于谋臣策士的胜算和纵横势力的消长。所谓“横成则秦帝,从成则楚王”,那就是说,胜负的最后关键并不完全决定于军事,而更重要的是决定于政治的巧妙运用。这时候,春秋时代所讲的礼法信义,不得不变为权谋谲诈;从容辞令的行人,不得不变为剧谈雄辩的说士。所以《战国策》中所载一切攻守和战之计,钩心斗角之事,正是这一时代政治斗争的反映。而其时许多谋臣策士的游说和议论,也是春秋时代行人辞令的进一步发展。
《战国策》所写的人物是极其复杂的,其中有不少是追求个人功名富贵的利己主义者,例如苏秦起初本是以“连横”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乃转而以“合纵”说燕赵。陈轸先仕秦而后仕楚,既仕楚而又贰于秦,朝秦暮楚,立场不定。但也有排难解纷而无所取的“天下之士”,如鲁仲连的义不帝秦。也有意在收买人心、焚券“示义”的冯谖(齐策四),虽然他是为统治阶级效劳,却也替人民做了一件好事。也有敢于反抗强暴,蔑视王侯的义侠和高士。如唐且的“布衣之怒”(魏策四),颜斶的直叱“王前”(齐策四)。而后者更反映士的地位的提高和民主思想的抬头。此外书中还从侧面揭露统治阶级女性固宠的斗争和宫闱的丑行,如郑袖的谗害魏美人(楚策四)、秦宣太后欲以魏丑夫殉葬(秦策二)表现了她们的阴险与无耻。以上这些虽然只作客观叙述,但也反映了战国时代各种历史人物的精神面貌。
《战国策》的文章特点是最长于说事,无论个人陈述或双方辩论,都喜欢夸张渲染,充分发挥,畅所欲言,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如苏秦说赵王(赵策二),张仪说秦王,司马错论伐蜀(并秦策一),虞卿斥栲缓(赵策三)等,就历史散文的明白流畅来说,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策士们估计形势,分析利害,往往细致准确。如苏秦劝薛公留楚太子,分析它有十个可能的结果(齐策三);齐索地于楚,而慎子告襄王三计并用(楚策二)。虽然《战国策》记述事件的后果不尽可靠,但作为纵横家论事的本身来看,则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
其次是描写人物的形象极为生动。如苏秦说秦不行及相赵归家,前后颓丧和得意的情状,以及庸俗的世态人情(秦策一),鲁仲连的俶傥奇伟,慷慨慕义,“不诎于诸侯”的精神,无不栩栩如生,维妙维肖。特别是燕策中用全力写刺客荆轲,是一篇完整的侠义故事。例如易水送别一段:
遂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慷慨羽声。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在一种悲壮淋漓的气氛中,把一个怒发冲冠、沉毅勇决的英雄形象十分鲜明生动地表现出来。
至于书中说事,常常运用巧妙生动的譬喻,通过许多有趣的寓言故事,以增强论者的说服力,甚至有时还可以节省文辞。如江乙以狐假虎威对楚宣王(楚策一),苏代以鹬蚌相持说赵惠王(燕策二),苏秦以桃梗和土偶谏孟尝君(齐策三),庄辛以蜻蛉、黄雀说楚襄王,汗明以骥服盐车说春申君(并楚策四)等,入情入理,也是一个特点。特别像邹忌讽谏的方法更为巧妙。他拿亲自体验的生活琐事来启发齐王,小中见大,步步进逼,使齐王感到四面八方被陷臣包围的危险,不得不下令大开言路。邹忌的生活体验可能是事实而非虚构,但借来作为一种增强说服力的手段,依然带有寓言意味,可谓别开生面。
战国时游说之士的策谋和言论的汇编.初有《国策》、《国事》、《事语》、《短长》、《长书》、《修书》等名称和本子,西汉末刘向编定为三十三篇。宋时已有缺佚,由曾巩作了订补。有东汉高诱注,今残缺。宋鲍彪改变原书次序,作新注。吴原师道作《校注》,近人金正炜有《补释》,今人缪文远有《战国策新注》。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西汉帛书,记述战国时事,定名《战国纵横家书》,与本书内容相似。
战国策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史学名著。它是一部国别体史书。全书按东周、西周、秦国、齐国、楚国、赵国、魏国、韩国、燕国、宋国、卫国、中山国依次分国编写,共33卷,约12万字。
《战国策》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的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策略,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
《战国策》是我国古代记载战国时期政治斗争的一部最完整的著作。它实际上是当时纵横家游说之辞的汇编,而当时七国的风云变幻,合纵连横,战争绵延,政权更迭,都与谋士献策、智士论辩有关,因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该书文辞优美,语言生动,富于雄辩与运筹的机智,描写人物绘声绘色,在我国古典文学史上亦占有重要地位。
题解
战国策的作者直到现在也没有确定,原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名称。西汉末年,刘向校录群书时在皇家藏书中发现了六种记录纵横家的写本,但是内容混乱,文字残缺。于是刘向按照国别编订了《战国策》。因此,战国策显然不是一时一人所作,刘向只是战国策的校订者和编订者。因其书所记录的多是战国时纵横家为其所辅之国的政治主张和外交策略,因此刘向把这本书名为《战国策》。
北宋时,《战国策》散佚颇多,经曾巩校补,是为今本《战国策》。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一部类似于今本《战国策》,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该书共27篇,其中11篇内容和文字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大体相同。
体例,今本共33卷。共497篇。 所记载的历史,上起前490年知伯灭范氏,下至前221年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
评价
《战国策》一书反映了战国时代的社会风貌,当时士人的精神风采,不仅是一部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好的历史散文。它作为一部反映战国历史的历史资料,比较客观地记录了当时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是战国历史的生动写照。它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纵横家的言论和事迹,展示了这些人的精神风貌和思想才干,另外也记录了一些义勇志士的人生风采。
《战国策》的文学成就也非常突出,在中国文学史上,它标志着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一个新时期,文学性非常突出,尤其在人物形象地刻画,语言文字的运用,寓言故事等方面具有非常鲜明的艺术特色。
《战国策》的思想内容比较复杂,主体上体现了纵横家的思想倾向,同时也反映出了战国时期思想活跃,文化多元的历史特点。《战国策》的政治观比较进步,最突出的是体现了重视人才的政治思想。
《战国策》一书对司马迁的《史记》的纪传体的形成,具有很大影响。《战国策》历来为研究者称赞其文学价值,但是对它的思想却是众说纷纭。这是由于该书与后世的儒家思想不符,过于追逐名利。而且过于夸大纵横家的历史作用,降低了史学价值。
研究参考书目
• 熊宪光,《战国策研究与选译》,重庆出版社,1988年 ISBN 753660020
• 孟庆祥,《战国策译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 统一书号:10093•701
• 王守谦,《战国策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 ISBN 722102444
• 朱友华,《战国策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 赵丕杰,《战国策选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
• 蓝开祥,《战国策名篇赏析》,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1年
• 何建章,《战国策注释》,中华书局,1990年 ISBN 710100622
• 何 晋,《战国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ISBN 730105101
《战国策》是汇编而成的历史著作,作者不明。其中所包含的资料,主要出于战国时代,包括策士的著作和史臣的记载,汇集成书,当在秦统一以后。原来的书名不确定,西汉刘向考订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策》。总共三十三篇,按国别记述,计有东周一、西周一、秦五、齐六、楚四、赵四、魏四、韩三、燕三、宋、卫合为一、中山一。记事年代大致上接《春秋》,下迄秦统一。以策士的游说活动为中心,反映出这一时期各国政治、外交的情状。全书没有系统完整的体例,都是相互独立的单篇。
战国策人物
1、苏秦: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东周洛阳人。事迹在
《苏秦始将连横说秦》中。苏秦出身寒微,读书刻苦,向往富贵生活,具有强烈的功名心,且知识丰富,能言善辩,善于运筹帷幄,为人主出谋划策,但没有自己固定的政治主张与理想,在战国时代纵横家中他是比较典型的。
2、甘茂:战国中期秦国名将。下蔡(今安徽凤台)人。事迹在《苏代劝秦王留甘茂》中。甘茂自秦国逃出后,准备到齐国去。出了函谷关,遇见苏代(苏秦之兄),说:“您听说江上女子的故事吗?”苏代说:“没听说过。”甘茂说:“在江上的众多女子中,有一个家贫无烛的女子。女子们在一起商量,要把家贫无烛的赶走。家贫无烛的女子准备离去了,她对女子们说:‘我因为没有烛,所以常常先到,一到便打扫屋子,铺席子。你们何必爱惜照在四壁上的那一点余光呢?如果赐一点余光给我,对你们又有什么妨碍呢?我自认为对你们还是有用的,为什么一定要赶我走呢?’女子们商量以后,认为她说的对,就把她留下来了。现在我由于没有才德,被秦国赶走,出了函谷关,愿意为您打扫屋子,铺席子,希望不要把我赶走。”苏代说:“好,我将设法让齐国重用您。”
3、周公旦,西周政治家。周公姓姬,名旦周武王之弟,亦称叔旦。周文王周文王的第四子,周武王的同母弟。因采邑在周,称为周公。武王死后,其子成王年幼,由他摄政当国。武王死后又平定“三监”叛乱,大行封建,营建东都,制礼作乐,还政成王,在巩固和发展周王朝的统治上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周公在当时不仅是卓越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且还是个多才多艺的诗人、学者。其兄弟管叔、蔡叔和霍叔等人勾结商纣子武庚和徐、奄等东方夷族反叛。他奉命出师,三年后平叛,并将势力扩展至海。后建成周洛邑,作为东都。相传他制礼作乐,建立典章制度。其言论见于《尚书》诸篇。
战国策》是一部先秦历史文献,因长于说事而著名,是一部国别体史书,杂记东西周及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诸国之事,共33卷,约12万字。上接春秋,下至秦并六国,记事约二百四十年(前460—前220)。
《战国策》还有《国事》《国策》《事语》《短长》《长书》《修书》等名称。原著者名字不可考。
西汉末年,刘向校录群书时在皇家藏书中发现了六种记录纵横家的写本,但是内容混乱,文字残缺。于是刘向按照国别编订了《战国策》。因此,战国策显然不是一时一人所作,刘向只是战国策的校订者和编订者。因其书所记录的多是战国时纵横家为其所辅之国的政治主张和外交策略,因此刘向把这本书名为《战国策》 ,沿用至今。北宋时,《战国策》散佚颇多,经曾巩校补,是为今本《战国策》。
《战国策》主要记述了战国时的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策略,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
《战国策》所记人物是复杂的,有纵横家,如苏秦;有义士,如鲁仲连、唐雎、颜;有不怕死的勇士,如荆轲、聂政。这些人物形象逼真,刻画得栩栩如生。
《战国策》的文章长于说事,无论个人陈述或双方辩论,都喜欢渲染夸大,充分发挥,畅所欲言,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此外,描写人物形象极为生动,而且善于运用巧妙生动的比喻,通过有趣的寓言故事,增强文章的感染力。
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一部类似于今本《战国策》,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该书共27篇,其中11篇内容和文字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大体相同。
今本共33卷:东周策1卷西周策1卷秦策5卷齐策6卷楚策4卷赵策4卷魏策4卷韩策3卷燕策3卷宋卫策1卷中山策1卷共497篇。
《战国策》一书对司马迁的《史记》的纪传体的形成,具有很大影响。《战国策》历来为研究者称赞其文学价值,但是对它的思想却是众说纷纭。这是由于该书与后世的儒家思想不符,过于追逐名利。而且过于夸大纵横家的历史作用,降低了史学价值。
战国策成语
一尘不染——圣人具有三者之德,而无一尘之累。
大庭广众——以敞大众。
两败俱伤——今两虎争人而斗,小者必死,大者必伤。
南辕北辙——犹至楚而北行也。
亡羊补牢——亡羊而补牢,未为迟也。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鹬曰:今日不雨,明日不雨,即有死蚌。蚌曰:今日不出,明日
不出,即有死鹬。两者不肯相舍,渔者,得而并擒之。
羽毛未丰——寡人闻之,毛羽不丰满者,不可以高飞。
引锥剌股——读书欲睡,引锥自剌其股,血流至足。
门庭若市——令初下,群臣进谏,门庭若市。
反璞归真——颜斶知足矣,归反于璞,则终身不辱也。
狡兔三窟——狡兔有叁窟,仅得免其死耳。今君有一窟,未得高枕而卧也,请为君复凿二
窟。
狐假虎威——虎得狐,狐曰:子勿敢食我,天帝使我长百兽,字若以我为不信,吾为子先
行,子随我后,百兽见我敢有不走者?虎以为然,遂与之偕行,兽见皆走,虎不知兽之畏
己,以为畏狐也。
惊弓之鸟——弓弦响,惊密林之鸟。
安步当车 《战国策·齐策四》
不遗余力 《战国策·赵策》
不翼而飞 《战国策·秦策》
侧目而视 《战国策·秦策》
反璞归真 《战国策·齐策》
高枕无忧 《战国策·魏策一》
汗马功劳 《战国策·楚策》
狐假虎威 《战国策·楚策一》
画蛇添足 《战国策·齐策二》
挥汗成雨 《战国策·齐策一》
狡兔三窟 《战国策·齐策四》
门庭若市 《战国策·齐策一》
亡羊补牢 《战国策·楚策四》
《战国策》简介
《战国策》是汇编而成的历史著作,作者不明。其中所包含的资料,主要出于战国时代,包括策士的著作和史臣的记载,汇集成书,当在秦统一以后。原来的书名不确定,西汉刘向考订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策》。总共三十三篇,按国别记述,计有东周一、西周一、秦五、齐六、楚四、赵四、魏四、韩三、燕三、宋、卫合为一、中山一。记事年代大致上接《春秋》,下迄秦统一。以策士的游说活动为中心,反映出这一时期各国政治、外交的情状。全书没有系统完整的体例,都是相互独立的单篇。
虽然习惯上把《战国策》归为历史著作,但它的情况与《左传》、《国语》等有很大不同。有许多记载,作为史实来看是不可信的。如《魏策》中著名的“唐且劫秦王”,写唐且在秦廷中挺剑胁逼秦王嬴政(即秦始皇),就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这一类内容,与其说是历史,还不如说是故事。《战国策》的思想观念,就其主流来说,与《左传》等史书也有截然不同之处。刘向序说:“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画。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战国时代,是春秋以后更激烈的大兼并时代,过去还勉强作为虚饰的仁义礼信之说,在这时已完全被打破。国与国之间,如今讲的是以势相争,以智谋相夺。那些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策士,也只是以自己的才智向合适的买主换取功名利禄,朝秦暮楚,毫不为怪。如苏秦始以连横之策劝说秦王并吞天下,后又以合纵之说劝赵王联合六国抗素。他游秦失败归来时,受到全家人的蔑视;后富贵还乡,父母妻嫂都无比恭敬。于是他感慨道:
嗟夫,贫穷则父母不子,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贵,盖可忽乎哉!
作者以欣赏的笔调,描绘了苏秦踌躇满志的神情。这些在今天看来也许是不值得赞赏,但在当日的历史条件下,原本受贵族压抑的平民的心理就是如此,这样写比虚假的说教更富于真实性。
另一方面,由于策士以一种比较自由、可以择君而辅之的身份,在当时的政治与外交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战国策》又主要取材于策士著作,故书中对士的个人尊严和个人作用,给予强有力的肯定。《齐策》中记颜斶见齐宣王,王呼:“斶前!”斶亦呼:“王前!”他还滔滔不绝地论证了国无士则必亡,故“士贵耳,王者不贵”的道理。《秦策》中赞扬苏秦,“特穷巷掘门桑户棬枢之士”,却使得“天下之大,万民之众,王侯之威,谋臣之权,皆欲决于苏秦之策”。这当然是夸大的,但这夸大中显示了策士们的自信,也是平民中优异人物的自信。
《战国策》还热情讴歌了多位义侠之士的豪情壮举。
“侠”也是一种游离于统治集团、不受权势拘勒的人物。他们以自身的标准、个人的恩怨来决定自己的行动,重义轻生,感情激烈,显示出具有平民意味的道德观。所以“侠”总是为放任不羁的人们所喜爱。
总而言之,《战国策》既体现了时代思想观念的变化,也体现出战国游士、侠士这一类处于统治集团与庶民之间的特殊而较为自由的社会人物的思想特征,不完全是为了维护统治秩序说话。由于《战国策》突破了旧的思想观念的束缚,又不完全拘泥于历史的真实(当然从历史学的眼光看这是缺陷),所以就显得比以前的历史著作更加活泼而富有生气。从文学上看,《战国策》的特色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富于文采。《左传》也是以文采著称的,但两者相比照,可以看到《战国策》的语言更为明快流畅,纵恣多变,委曲尽情。无论叙事还是说理,《战国策》都常常使用铺排和夸张的手法,绚丽多姿的辞藻,呈现酣畅淋漓的气势。在这里,语言不仅是作用于理智、说明事实和道理的工具,也是直接作用于感情以打动人的手段。如《苏秦始将连横》、《庄辛说楚襄王》等篇,都是显著的例子。
第二,《战国策》描写人物的性格和活动,更加具体细致,也就更显得生动活泼。《左传》描写人物,大抵是简笔的勾勒。
如前面举出的重耳向怀赢陪罪的例子,虽然也能传神,毕竟过于简单。而《战国策》中,如《齐策》写冯谖,一开始,描绘他三次弹铗而歌、有意索求更高物质待遇的奇特行为,初步刻画了他的不同凡响而又故弄玄虚的性格。接着,展开了“冯谖署记”、“矫命焚卷”、“市义复命”、“复谋相位”、“请立宗庙”等一系列波澜起伏的情节,将这位有胆识、有策略、有手段,同时也是恃才自傲、多辞善辩的“奇士”风采,表现得淋漓尽致。著名的《荆柯刺秦王》一篇,更是精彩纷呈,激动人心。易水送别的一节这样描写:
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徽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这段描写力极强。文章大师司马迁作《史记·刺客列传》,对有关荆轲的部分,也大量抄录了《战国策》的原文。“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的美名,也由此传闻天下。
第三,《战国策》所记的策士说辞,常常引用生动的寓言故事,这也是以文学手段帮助说理。这些寓言,形象鲜明,寓意深刻,又浅显易懂,独立地看,也是中国文学宝库中璀璨的明珠。诸如“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画蛇添足”、“狐假虎威”、“亡羊补牢”、“南辕北辙”等,历来家喻户晓。由于《战国策》在相当程度上背离了中国古代的正统思想,常常受到严厉的批评。但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它正是体现了战国时代活跃的思想氛围。它对语言艺术的重视,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在文学史上更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秦汉的政论散文、汉代的辞赋,都受到《战国策》辞采华丽、铺排夸张的风格的影响;司马迁的《史记》描绘人物形象,也是在《战国策》的基础上更为向前发展。
《战国策》杂记东西周及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诸国之事。其时代上接春秋,下至秦并六国,约二百四十年(前460-前220)。书名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它的作者不可考,有人疑出于蒯通。大概是秦汉间人杂采各国史料编纂而成。后来刘向重加整理,定名为《战国策》,遂相沿至今(一九七三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大批帛书,其中一部分,经文物考古工作者整理研究,共二十七章,三百二十五万行,一万一千多字,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其中十一章内容见于《战国策》和《史记》,文字大体相同。另十六章,是佚书。这部大约编成于秦汉之际,类似后来刘向重编许多纵横家言为《战国策》所根据的一种被埋没的纵横家言的辑本。其中佚书为司马迁、刘向所未见,为战国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战国策》的基本内容是战国时代谋臣策士纵横捭阖的斗争及其有关的谋议或辞说。它保存不少的纵横家的著作和言论。春秋以来,长期分裂战乱,人民无不渴望解甲息兵,恢复和平统一生活。诸侯中的强大者,都想“并天下,凌万乘”。所以战国末年,秦齐二国皆各自称帝。由于社会变革的影响,“地势形便”的秦国后起变法以致富强,打破六国均势局面。从此以后,秦以新兴力量向外扩张,企图蚕食诸侯,统一海内,引起各国间的复杂矛盾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诸侯间的胜负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武力,但也决定于谋臣策士的胜算和纵横势力的消长。所谓“横成则秦帝,从成则楚王”,那就是说,胜负的最后关键并不完全决定于军事,而更重要的是决定于政治的巧妙运用。这时候,春秋时代所讲的礼法信义,不得不变为权谋谲诈;从容辞令的行人,不得不变为剧谈雄辩的说士。所以《战国策》中所载一切攻守和战之计,钩心斗角之事,正是这一时代政治斗争的反映。而其时许多谋臣策士的游说和议论,也是春秋时代行人辞令的进一步发展。
《战国策》所写的人物是极其复杂的,其中有不少是追求个人功名富贵的利己主义者,例如苏秦起初本是以“连横”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乃转而以“合纵”说燕赵。陈轸先仕秦而后仕楚,既仕楚而又贰于秦,朝秦暮楚,立场不定。但也有排难解纷而无所取的“天下之士”,如鲁仲连的义不帝秦。也有意在收买人心、焚券“示义”的冯谖(齐策四),虽然他是为统治阶级效劳,却也替人民做了一件好事。也有敢于反抗强暴,蔑视王侯的义侠和高士。如唐且的“布衣之怒”(魏策四),颜斶的直叱“王前”(齐策四)。而后者更反映士的地位的提高和民主思想的抬头。此外书中还从侧面揭露统治阶级女性固宠的斗争和宫闱的丑行,如郑袖的谗害魏美人(楚策四)、秦宣太后欲以魏丑夫殉葬(秦策二)表现了她们的阴险与无耻。以上这些虽然只作客观叙述,但也反映了战国时代各种历史人物的精神面貌。
《战国策》的文章特点是最长于说事,无论个人陈述或双方辩论,都喜欢夸张渲染,充分发挥,畅所欲言,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如苏秦说赵王(赵策二),张仪说秦王,司马错论伐蜀(并秦策一),虞卿斥栲缓(赵策三)等,就历史散文的明白流畅来说,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策士们估计形势,分析利害,往往细致准确。如苏秦劝薛公留楚太子,分析它有十个可能的结果(齐策三);齐索地于楚,而慎子告襄王三计并用(楚策二)。虽然《战国策》记述事件的后果不尽可靠,但作为纵横家论事的本身来看,则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
其次是描写人物的形象极为生动。如苏秦说秦不行及相赵归家,前后颓丧和得意的情状,以及庸俗的世态人情(秦策一),鲁仲连的俶傥奇伟,慷慨慕义,“不诎于诸侯”的精神,无不栩栩如生,维妙维肖。特别是燕策中用全力写刺客荆轲,是一篇完整的侠义故事。例如易水送别一段:
遂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慷慨羽声。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在一种悲壮淋漓的气氛中,把一个怒发冲冠、沉毅勇决的英雄形象十分鲜明生动地表现出来。
至于书中说事,常常运用巧妙生动的譬喻,通过许多有趣的寓言故事,以增强论者的说服力,甚至有时还可以节省文辞。如江乙以狐假虎威对楚宣王(楚策一),苏代以鹬蚌相持说赵惠王(燕策二),苏秦以桃梗和土偶谏孟尝君(齐策三),庄辛以蜻蛉、黄雀说楚襄王,汗明以骥服盐车说春申君(并楚策四)等,入情入理,也是一个特点。特别像邹忌讽谏的方法更为巧妙。他拿亲自体验的生活琐事来启发齐王,小中见大,步步进逼,使齐王感到四面八方被陷臣包围的危险,不得不下令大开言路。邹忌的生活体验可能是事实而非虚构,但借来作为一种增强说服力的手段,依然带有寓言意味,可谓别开生面。
先秦史籍。本名《周书》,隋唐以後亦称《汲冢周书》。
今本全书十卷,正文七十篇,其中十一篇有目无文,四十二篇有晋五经博士孔晁注。各篇篇名均赘“解”字。又序一篇,各本或在卷端,或附卷尾。序与《尚书》序相类,分言各篇之所由作。正文基本上按所记事之时代早晚编次,历记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成王,康王,穆王,厉王及景王时事。
书之来历,汉刘向《隋书‧经籍志》及刘知几《史通》皆以为是孔子删削《尚书》之馀篇,今人多不信从,而以为是战国人所编;各篇写成时代或可早至西周,或晚至战国,另有个别篇章,可能还经汉人改易或增附。如《时训》以雨水为正月中气﹐惊蛰为二月节气﹐与汉以前历法相左。该书在汉代已散佚不全。刘向校书﹐即谓存者四十五篇。今传六十篇本﹐盖又经後人改编。
有人认为今本盖後人合旧本与晋太康间汲冢所出之周书而成﹐故有“汲冢周书”之名。但多数人认为称今本《周书》为《汲冢周书》﹐是一种误解。《逸周书》内容庞杂﹐各篇体例不尽一致﹐性质亦有不同。如前三篇《度训》﹑《命训》﹑《常训》﹐皆以王者师的口吻﹐讲为政牧民之道﹔第五篇《籴匡》和第十一篇《大匡》﹐讲救助灾荒的措施与制度﹐第六篇至第十篇《武称》﹑《允文》﹑《大武》﹑《大明武》﹑《小明武》及等三十二篇《武顺》﹑第三十三篇《武穆》和第六十八篇《武纪》﹐均类兵家言﹔而自第十一篇以下﹐各篇又多以“维(王)某祀(或某月)”的形式开头﹐记事或言。第三十至第五十篇﹐主要记伐商前後事。如《酆谋》记伐商前的准备﹐《和寤》记伐商途中事﹐《克殷》记克殷的经过及善後﹐《世俘》主要记伐殷战果﹐《商誓》主要记武王训告商旧臣诸侯之辞﹐《度邑》记周公规拟伊洛而定“天室”之事﹐《作雒》记营建成周之缘起及成周之制。第五十一篇《月令》是有关天文历法的文字。第五十二篇《时训》记一年中二十四节气及七十二时之物候。第五十四篇《谥法》言给谥的法则。第五十八篇《官人》与《大戴礼记‧文王官人》文同而人异(《大戴礼》为文王与太公望﹐此为文王与周公旦)。第五十九篇《王会》﹐记成周之会的盛况及各方贡献。第六十篇《史记》﹐记历史上诸王国灭亡的原因与教训。第六十二篇《职方》﹐即《周礼‧夏官‧职方氏》文。第六十三篇《芮良夫》﹐记芮良夫训诫厉王之辞。第六十四篇《太子晋》﹐记周景王太子晋行事。第六十七篇《周祝》﹐则又为韵语﹐纯系说教。今存五十九篇中﹐属于或基本属于西周作品者大概有﹕《世俘》﹑《商誓》﹑《皇门》﹑《祭公》﹑《芮良夫》等篇。这些篇记事当较可靠﹐此外﹐《度邑》所记之事在周初铜器何尊亦有反映﹐《克段》所记﹐朱右曾以为“非亲见者不能”﹐也当有较可靠的根据﹐此二篇皆为《史记‧周本纪》所采用。即使时代较晚各篇﹐也有研究价值﹐如《度训》等篇对於研究孟子﹑荀子等人的思想渊源﹐《程典》等篇对於研究古代伦理思想﹐类兵家言的几篇对研究先秦兵家﹐《王会》对於研究古代少数民族的分布及民族关系﹐均有特殊意义。
由于《逸周书》部分内容及思想与儒家道德理论相违背﹐其书迄清代一直不甚为人所重﹐故乏精校﹐版本文字脱误严重。今传世本有十馀种﹐以元至正十四年(1354)嘉兴路学宫刊本为最古﹐但不易得。《四部丛刊初编》所收为明嘉靖间四明章檗刊本。清乾隆间卢文弨合众本校刊﹐是为抱经堂本﹐世推“最善”。清人著者数家﹐以朱右曾《周书集训校释》流传最广﹐然其注较简﹐且说多本丁宗洛《逸周书管笺》。另有潘振《周书解义》﹑陈逢衡《周书补注》﹑唐大沛《逸周书分编句释》﹐及王念孙《读逸周书杂志》﹑俞樾《周书平议》﹑孙诒让《周书补》﹑刘师培《周书补正》和陈汉章《周书後案》﹐均可参考。
逸周书
十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曰《汲蒙周书》。考《隋经籍志》、《唐艺文志》,俱称此书以晋太康二年得於魏安釐王蒙中。则汲蒙之说,其来已久。然《晋书·武帝纪》及《荀勖》、《束晳传》,载汲郡人不准所得《竹书》七十五篇,具有篇名,无所谓《周书》。杜预《春秋集解後序》,载汲蒙诸书,亦不列《周书》之目。是《周书》不出汲冢也。考《汉书·艺文志》先有《周书》七十一篇,今本比班固所纪惟少一篇。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凡七十篇,《叙》一篇在其末。京口刊本,始以《序》散入诸篇,则篇数仍七十有一,与《汉志》合。司马迁纪武王克商事,亦与此书相应。许慎作《说文》,引《周书》“大翰若翚雉”,又引《周书》“豲有爪而不敢以撅”。马融注《论语》,引《周书·月令》。郑玄注《周礼》,引《周书·王会》,注《仪礼》,引《周书·比党州闾》。皆在汲冢前,知为汉代相传之旧。郭璞注《尔雅》,称《逸周书》。李善《文选注》所引,亦称《逸周书》。知晋及唐初,旧本尚不题“汲冢”。其相沿称为汲冢者,殆以梁任昉得《竹简漆书》,不能辨识,以示刘显。显识为孔子删书之馀。其时《南史》未出,流传不审,遂误合《汲冢》、《竹简》为一事,而修《隋志》者误采之耶。郑玄祐作《大戴礼後序》,称《文王官人篇》与《汲蒙周书官人解》相出人。《汲冢书》出於晋太康中,未审何由相似云云。殊失之不考。《文献通考》所引《李焘跋》及刘克庄《後村诗话》,皆以为汉时本有此书,其後稍隐,赖汲蒙竹简出,乃得复显。是又心知其非而巧为调停之说。惟旧本载嘉定十五年《丁黼跋》,反覆考证,确以为不出汲冢。斯定论矣。其书载有太子晋事,则当成於灵王以後。所云文王受命称王,武王、周公私计东伐,俘馘殷遗,暴殄原兽,辇括宝玉,动至亿万,三发下车,悬纣首太白,又用之南郊,皆古人必无之事。陈振孙以为战国後人所为,似非无见。然《左转》引《周志》“勇则犯上,不登於明堂”。又引《书》“慎始而敬终,终乃不困”。又引《书》“居安思危”。又称“周作九刑”。其文皆在今《书》中,则春秋时已有之。特战国以後又辗转附益,故其言驳杂耳。究厥本始,终为三代之遗文,不可废也。近代所行之本,皆阙《程寤》、《秦阴》、《九政》、《九开》、《刘法》、《文开》、《保开》、《八繁》、《箕子》、《耆德》、《月令》十一篇。馀亦文多佚脱。今考《史记·楚世家》引《周书》“欲起无先”,《主父偃传》引《周书》“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货殖传》引《周书》“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汉书》引《周书》“无为创首,将受其咎”,又引《周书》“天子不取,反受其咎”;《唐六典》引《周书》“汤放桀,大会诸侯,取天子之玺,置天子之座”,今本皆无之。盖皆所佚十一篇之文也。观李焘所跋,已有脱烂难读之语,则宋本已然矣。
今本全书十卷,正文七十篇,其中十一篇有目无文,四十二篇有晋五经博士孔晁注。各篇篇名均赘“解”字。又序一篇,各本或在卷端,或附卷尾。序与《尚书》序相类,分言各篇之所由作。正文基本上按所记事之时代早晚编次,历记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成王,康王,穆王,厉王及景王时事。
书之来历,汉刘向《隋书‧经籍志》及刘知几《史通》皆以为是孔子删削《尚书》之馀篇,今人多不信从,而以为是战国人所编;各篇写成时代或可早至西周,或晚至战国,另有个别篇章,可能还经汉人改易或增附。如《时训》以雨水为正月中气﹐惊蛰为二月节气﹐与汉以前历法相左。该书在汉代已散佚不全。刘向校书﹐即谓存者四十五篇。今传六十篇本﹐盖又经後人改编。
有人认为今本盖後人合旧本与晋太康间汲冢所出之周书而成﹐故有“汲冢周书”之名。但多数人认为称今本《周书》为《汲冢周书》﹐是一种误解。《逸周书》内容庞杂﹐各篇体例不尽一致﹐性质亦有不同。如前三篇《度训》﹑《命训》﹑《常训》﹐皆以王者师的口吻﹐讲为政牧民之道﹔第五篇《籴匡》和第十一篇《大匡》﹐讲救助灾荒的措施与制度﹐第六篇至第十篇《武称》﹑《允文》﹑《大武》﹑《大明武》﹑《小明武》及等三十二篇《武顺》﹑第三十三篇《武穆》和第六十八篇《武纪》﹐均类兵家言﹔而自第十一篇以下﹐各篇又多以“维(王)某祀(或某月)”的形式开头﹐记事或言。第三十至第五十篇﹐主要记伐商前後事。如《酆谋》记伐商前的准备﹐《和寤》记伐商途中事﹐《克殷》记克殷的经过及善後﹐《世俘》主要记伐殷战果﹐《商誓》主要记武王训告商旧臣诸侯之辞﹐《度邑》记周公规拟伊洛而定“天室”之事﹐《作雒》记营建成周之缘起及成周之制。第五十一篇《月令》是有关天文历法的文字。第五十二篇《时训》记一年中二十四节气及七十二时之物候。第五十四篇《谥法》言给谥的法则。第五十八篇《官人》与《大戴礼记‧文王官人》文同而人异(《大戴礼》为文王与太公望﹐此为文王与周公旦)。第五十九篇《王会》﹐记成周之会的盛况及各方贡献。第六十篇《史记》﹐记历史上诸王国灭亡的原因与教训。第六十二篇《职方》﹐即《周礼‧夏官‧职方氏》文。第六十三篇《芮良夫》﹐记芮良夫训诫厉王之辞。第六十四篇《太子晋》﹐记周景王太子晋行事。第六十七篇《周祝》﹐则又为韵语﹐纯系说教。今存五十九篇中﹐属于或基本属于西周作品者大概有﹕《世俘》﹑《商誓》﹑《皇门》﹑《祭公》﹑《芮良夫》等篇。这些篇记事当较可靠﹐此外﹐《度邑》所记之事在周初铜器何尊亦有反映﹐《克段》所记﹐朱右曾以为“非亲见者不能”﹐也当有较可靠的根据﹐此二篇皆为《史记‧周本纪》所采用。即使时代较晚各篇﹐也有研究价值﹐如《度训》等篇对於研究孟子﹑荀子等人的思想渊源﹐《程典》等篇对於研究古代伦理思想﹐类兵家言的几篇对研究先秦兵家﹐《王会》对於研究古代少数民族的分布及民族关系﹐均有特殊意义。
由于《逸周书》部分内容及思想与儒家道德理论相违背﹐其书迄清代一直不甚为人所重﹐故乏精校﹐版本文字脱误严重。今传世本有十馀种﹐以元至正十四年(1354)嘉兴路学宫刊本为最古﹐但不易得。《四部丛刊初编》所收为明嘉靖间四明章檗刊本。清乾隆间卢文弨合众本校刊﹐是为抱经堂本﹐世推“最善”。清人著者数家﹐以朱右曾《周书集训校释》流传最广﹐然其注较简﹐且说多本丁宗洛《逸周书管笺》。另有潘振《周书解义》﹑陈逢衡《周书补注》﹑唐大沛《逸周书分编句释》﹐及王念孙《读逸周书杂志》﹑俞樾《周书平议》﹑孙诒让《周书补》﹑刘师培《周书补正》和陈汉章《周书後案》﹐均可参考。
逸周书
十卷(内府藏本)
旧本题曰《汲蒙周书》。考《隋经籍志》、《唐艺文志》,俱称此书以晋太康二年得於魏安釐王蒙中。则汲蒙之说,其来已久。然《晋书·武帝纪》及《荀勖》、《束晳传》,载汲郡人不准所得《竹书》七十五篇,具有篇名,无所谓《周书》。杜预《春秋集解後序》,载汲蒙诸书,亦不列《周书》之目。是《周书》不出汲冢也。考《汉书·艺文志》先有《周书》七十一篇,今本比班固所纪惟少一篇。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凡七十篇,《叙》一篇在其末。京口刊本,始以《序》散入诸篇,则篇数仍七十有一,与《汉志》合。司马迁纪武王克商事,亦与此书相应。许慎作《说文》,引《周书》“大翰若翚雉”,又引《周书》“豲有爪而不敢以撅”。马融注《论语》,引《周书·月令》。郑玄注《周礼》,引《周书·王会》,注《仪礼》,引《周书·比党州闾》。皆在汲冢前,知为汉代相传之旧。郭璞注《尔雅》,称《逸周书》。李善《文选注》所引,亦称《逸周书》。知晋及唐初,旧本尚不题“汲冢”。其相沿称为汲冢者,殆以梁任昉得《竹简漆书》,不能辨识,以示刘显。显识为孔子删书之馀。其时《南史》未出,流传不审,遂误合《汲冢》、《竹简》为一事,而修《隋志》者误采之耶。郑玄祐作《大戴礼後序》,称《文王官人篇》与《汲蒙周书官人解》相出人。《汲冢书》出於晋太康中,未审何由相似云云。殊失之不考。《文献通考》所引《李焘跋》及刘克庄《後村诗话》,皆以为汉时本有此书,其後稍隐,赖汲蒙竹简出,乃得复显。是又心知其非而巧为调停之说。惟旧本载嘉定十五年《丁黼跋》,反覆考证,确以为不出汲冢。斯定论矣。其书载有太子晋事,则当成於灵王以後。所云文王受命称王,武王、周公私计东伐,俘馘殷遗,暴殄原兽,辇括宝玉,动至亿万,三发下车,悬纣首太白,又用之南郊,皆古人必无之事。陈振孙以为战国後人所为,似非无见。然《左转》引《周志》“勇则犯上,不登於明堂”。又引《书》“慎始而敬终,终乃不困”。又引《书》“居安思危”。又称“周作九刑”。其文皆在今《书》中,则春秋时已有之。特战国以後又辗转附益,故其言驳杂耳。究厥本始,终为三代之遗文,不可废也。近代所行之本,皆阙《程寤》、《秦阴》、《九政》、《九开》、《刘法》、《文开》、《保开》、《八繁》、《箕子》、《耆德》、《月令》十一篇。馀亦文多佚脱。今考《史记·楚世家》引《周书》“欲起无先”,《主父偃传》引《周书》“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货殖传》引《周书》“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汉书》引《周书》“无为创首,将受其咎”,又引《周书》“天子不取,反受其咎”;《唐六典》引《周书》“汤放桀,大会诸侯,取天子之玺,置天子之座”,今本皆无之。盖皆所佚十一篇之文也。观李焘所跋,已有脱烂难读之语,则宋本已然矣。
又名《丙子平宋录》,3卷,记叙至元十三年(1276年)地军南下临安及宋幼主赵(显)被俘北迁事,颇有史料价值。
《贞观政要》是一部政论性的史书。这部书以记言为主,所记基本上是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与臣下魏征、王珪、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关于施政问题的对话以及一些大臣的谏议和劝谏奏疏。此外也记载了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
《贞观政要》虽记载史实,但不按时间顺序组织全书,而是从总结唐太宗治国施政经验,告诫当今皇上的意图出发,将君臣问答、奏疏、方略等材料,按照为君之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教戒太子、道德伦理、正身修德、崇尚儒术、固本宽刑、征伐安边、善始慎终等一系列专题内容归类排列,使这部著作既有史实,又有很强的政论色彩;既是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历史记录,又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民的政治观点和成功的施政经验。这部书是对中国史学史上古老记言体裁加以改造更新而创作出来的,是一部独具特色,对人富有启发的历史著作。
《贞观政要》全书10卷40篇,8万余言,作者是唐代史学家吴兢。
《贞观政要》写作于开元、天宝之际。当时的社会仍呈现着兴旺的景象,但社会危机已露端倪,政治上颇为敏感的吴兢已感受到衰颓的趋势。为了保证唐皇朝的长治久安,他深感有必要总结唐太宗君臣相得、励精图治的成功经验,为当时的帝王树立起施政的楷模。《贞观政要》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政治目的而写成的,所以它一直以其具有治国安民的重大参考价值,而得到历代的珍视。
书中所记述的封建政治问题是全面而详备的。吴兢把君主作为封建政权的关键,他在开卷的第一篇《君道》中,首先探讨了为君之道。他列举唐太宗的言论说明:要想当好君主,必先安定百姓,要想安定天下,必须先正自身。把安民与修养自身当作为君的两个要素,对于封建政治来说,是抓到了点子上的。对于君主的个人修养,他以唐太宗为例,说明清心寡欲和虚心纳谏是相当重要的。做到这两点,是唐太宗成功的关键,从历代统治者的施政实践上看,这两条对于政权安危具有普遍意义。
在书中,吴兢还重点记述了人才使用问题。书中介绍了唐太宗知人善任、任人唯贤的事迹。唐太宗对用人有较深刻的认识,他一再强调"为政之要,唯在得人。"(《贞观政要·崇儒》)对于人才,他提出了必须具有高尚品德,能够克己恭俭,正直廉洁等要求。为此,他不但采取了一系列选拔人才的措施,而且非常重视对官员的考核和赏罚。通过唐太宗的努力,一批人才集中于初唐政坛,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大批人才的出现,也在巩固封建政权,组织民众生产,安定民众生活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正是君明臣贤,上下一心,才促成了贞观之治的出现。吴兢在此似乎同意魏征的观点:"大厦云构,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隋书》卷66"后论")知贤用贤一直是古代政治家非常重视的问题,唐太宗君臣相得的实践,为此提供了一个成功的佐证。《贞观政要》对此的记述,则把这一问题的讨论引向了深入。
吴兢在书中还对太宗朝的大政方针进行了归纳和概述,其中做得成功的有偃武修文、崇尚儒学、加强礼治、执法宽弛、休养生息、安定民众,采取怀柔政策,安抚周边少数民族等等。农业是安定民心、治理国家的根本,这是历代有识统治者的共识,但真正能抓住这一环节不放,取得实际效果的,却不多见。唐太宗也非常重视农业生产。他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贞观政要·务农》)这个说法比之前代政论家的言论,应该说没有太多新意。但作为一个执政者本身,有了这个认识,又能把它贯彻到自己的政策方针中去,其作用就难以估量了。唐太宗在兵戈扰攘之后,把自己的简静无为,推广为对天下民众实行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很快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贞观后期天下丰足,可以上比汉初的文景盛况。对此,历代统治者都心往神追,可通过努力把它变为现实,却是相当大的难题,《贞观政要》对此的记述,很有理论指导意义。
唐太宗是一位非常精明的政治家,对于如何保持长治久安,使李家天下稳如磐石是非常关心的。他看得非常明白:"前代拨乱创业之主,生长民间,皆识达情伪,罕至于败亡。逮乎继世守文之君,生而富贵,不知疾苦,动至夷灭。"(《贞观政要·君臣鉴戒》)有鉴于此,他对于皇位继承人的选择、教育,颇费了一番苦心。虽然他的一番努力最后归于失败:他的皇太子李承乾因骄奢淫逸被废,另一位太子李治庸懦无能,没能很好继承他的事业。但他虑及身后,严教子弟的作法,显示出他的政治远见,对于封建帝王来说,他的作法值得学习。吴兢特立《太子诸王定分》、《教戒太子诸王》等篇,对此进行记述,说明他也认为这是关系国家安危的重大问题。
《贞观政要》中,也反映了吴兢思想中的一些消极东西。如书中第五卷罗列了关于封建伦理道德的一些说教;第六卷中又列举了许多关于修身养性的议论。这固然是希望统治者能够正身修德,作出表率,但也表明吴兢对封建伦理的重视和虔诚。
《贞观政要》在史料学方面也具有重要价值。现在唐代起居注、实录、国史已不存,《贞观政要》是现存记载太宗朝历史较早的一部史书。书中保存了较多的重要史实,比它晚出的《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书所记贞观年间史实,有些方面也不如它详尽。
《贞观政要》虽记载史实,但不按时间顺序组织全书,而是从总结唐太宗治国施政经验,告诫当今皇上的意图出发,将君臣问答、奏疏、方略等材料,按照为君之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教戒太子、道德伦理、正身修德、崇尚儒术、固本宽刑、征伐安边、善始慎终等一系列专题内容归类排列,使这部著作既有史实,又有很强的政论色彩;既是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历史记录,又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民的政治观点和成功的施政经验。这部书是对中国史学史上古老记言体裁加以改造更新而创作出来的,是一部独具特色,对人富有启发的历史著作。
《贞观政要》全书10卷40篇,8万余言,作者是唐代史学家吴兢。
《贞观政要》写作于开元、天宝之际。当时的社会仍呈现着兴旺的景象,但社会危机已露端倪,政治上颇为敏感的吴兢已感受到衰颓的趋势。为了保证唐皇朝的长治久安,他深感有必要总结唐太宗君臣相得、励精图治的成功经验,为当时的帝王树立起施政的楷模。《贞观政要》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政治目的而写成的,所以它一直以其具有治国安民的重大参考价值,而得到历代的珍视。
书中所记述的封建政治问题是全面而详备的。吴兢把君主作为封建政权的关键,他在开卷的第一篇《君道》中,首先探讨了为君之道。他列举唐太宗的言论说明:要想当好君主,必先安定百姓,要想安定天下,必须先正自身。把安民与修养自身当作为君的两个要素,对于封建政治来说,是抓到了点子上的。对于君主的个人修养,他以唐太宗为例,说明清心寡欲和虚心纳谏是相当重要的。做到这两点,是唐太宗成功的关键,从历代统治者的施政实践上看,这两条对于政权安危具有普遍意义。
在书中,吴兢还重点记述了人才使用问题。书中介绍了唐太宗知人善任、任人唯贤的事迹。唐太宗对用人有较深刻的认识,他一再强调"为政之要,唯在得人。"(《贞观政要·崇儒》)对于人才,他提出了必须具有高尚品德,能够克己恭俭,正直廉洁等要求。为此,他不但采取了一系列选拔人才的措施,而且非常重视对官员的考核和赏罚。通过唐太宗的努力,一批人才集中于初唐政坛,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大批人才的出现,也在巩固封建政权,组织民众生产,安定民众生活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正是君明臣贤,上下一心,才促成了贞观之治的出现。吴兢在此似乎同意魏征的观点:"大厦云构,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隋书》卷66"后论")知贤用贤一直是古代政治家非常重视的问题,唐太宗君臣相得的实践,为此提供了一个成功的佐证。《贞观政要》对此的记述,则把这一问题的讨论引向了深入。
吴兢在书中还对太宗朝的大政方针进行了归纳和概述,其中做得成功的有偃武修文、崇尚儒学、加强礼治、执法宽弛、休养生息、安定民众,采取怀柔政策,安抚周边少数民族等等。农业是安定民心、治理国家的根本,这是历代有识统治者的共识,但真正能抓住这一环节不放,取得实际效果的,却不多见。唐太宗也非常重视农业生产。他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贞观政要·务农》)这个说法比之前代政论家的言论,应该说没有太多新意。但作为一个执政者本身,有了这个认识,又能把它贯彻到自己的政策方针中去,其作用就难以估量了。唐太宗在兵戈扰攘之后,把自己的简静无为,推广为对天下民众实行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很快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贞观后期天下丰足,可以上比汉初的文景盛况。对此,历代统治者都心往神追,可通过努力把它变为现实,却是相当大的难题,《贞观政要》对此的记述,很有理论指导意义。
唐太宗是一位非常精明的政治家,对于如何保持长治久安,使李家天下稳如磐石是非常关心的。他看得非常明白:"前代拨乱创业之主,生长民间,皆识达情伪,罕至于败亡。逮乎继世守文之君,生而富贵,不知疾苦,动至夷灭。"(《贞观政要·君臣鉴戒》)有鉴于此,他对于皇位继承人的选择、教育,颇费了一番苦心。虽然他的一番努力最后归于失败:他的皇太子李承乾因骄奢淫逸被废,另一位太子李治庸懦无能,没能很好继承他的事业。但他虑及身后,严教子弟的作法,显示出他的政治远见,对于封建帝王来说,他的作法值得学习。吴兢特立《太子诸王定分》、《教戒太子诸王》等篇,对此进行记述,说明他也认为这是关系国家安危的重大问题。
《贞观政要》中,也反映了吴兢思想中的一些消极东西。如书中第五卷罗列了关于封建伦理道德的一些说教;第六卷中又列举了许多关于修身养性的议论。这固然是希望统治者能够正身修德,作出表率,但也表明吴兢对封建伦理的重视和虔诚。
《贞观政要》在史料学方面也具有重要价值。现在唐代起居注、实录、国史已不存,《贞观政要》是现存记载太宗朝历史较早的一部史书。书中保存了较多的重要史实,比它晚出的《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书所记贞观年间史实,有些方面也不如它详尽。
清太宗时修《清太祖努尔哈赤实录》之别一种,又名《清太祖实录战迹图》,八卷。成于天聪九年(1635),绘有满洲起源传说及明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起兵后征战事迹各图,附以满、汉文图说。崇德元年(1636)所纂之《武皇帝实录》,即取其图说另行编纂而成。原书八册,已不存。今本为乾隆时重绘者,图说文字亦经修订。当时重绘两本,一本贮上书房,一本送往盛京(今辽宁沈阳)藏贮。用重绘本与《武皇帝实录》相校,文字大体相同,而与乾隆改定之《太祖实录》相差甚远。缘其修订时,受图说字数限制,只能做个别字句删改,故较多保存了原本面貌。是书为研究清开国初期历史的珍贵资料,1936年伪满影印之《大清历朝实录》已将其收入,另有1930年辽宁通志馆本。
今人吴树平《东观汉记校注》版本最佳,其中许多资料为《后汉书》所不备,深为学林所珍重。故有人称辑佚是一项嘉惠后人,有益学林的工作。此辑佚之意义二也。
《东观汉记》是记载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光武帝到灵帝时期的一部史书,采用纪传体,名字得自官府的修史馆所在地东观。该书并非一次修成,而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合成的。汉明帝刘庄命班固、陈宗等人一同写成了《世祖本纪》。班固等又写了功臣、平林等,并作列传、载记共二十八篇。这时期是此书的奠基期。到安帝时,刘珍、李尤等接着写了纪、表、名臣、节士、儒林、外戚等传,从光武帝建武年间到安帝永初年间,这时才有了《汉记》的名称。以后,伏无忌、黄景等又撰写了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表和南单于、西羌传和地理志。桓帝在位时也让崔、朱穆等编撰孝穆、孝崇二皇传和顺烈皇后传。崔又和延笃合作写成了百官表和顺帝功臣孙程、郭镇及郑众、蔡伦等传。到这时候,前后共有一百一十四篇。灵帝时,蔡邕、杨彪等补写了纪、志、传几十篇,时限顺延到了灵帝。
范晔所著的《后汉书》写成之前,《东观汉记》还有些地位和影响,并和《史记》、《汉书》共称“三史”,是当时人学习的主要书籍。等到范晔的《后汉书》一出现,《东观汉记》的地位逐渐下降。根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全书一百四十三卷,到《旧唐书。经籍志》则是一百二十七卷,官方收藏本减少了十六卷,《宋史。艺文志》只记载了八卷,说明绝大部分已经散失。
清朝人姚之集录了佚文八卷,但依据也只是《续汉书》十志刘昭注、《后汉书》李贤注、《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等五书,成就不高,遗漏较多。乾隆时期修撰《四库全书》时,大臣便以姚氏本为蓝本,再对照《永乐大典》记载的内容,加上其他书的佐证,查漏补缺,增订成二十四卷,包括帝纪三卷、年表一卷、志一卷、列传十七卷、载记一卷、佚文一卷,最后刊入《武英殿聚珍丛书》,这个辑本比姚氏的完备一些,但还是有些缺陷,其中《稽瑞》、《开元占经》、《事类赋》、《记纂渊海》等书引的一些条目没有收进去。
《东观汉记》是记载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光武帝到灵帝时期的一部史书,采用纪传体,名字得自官府的修史馆所在地东观。该书并非一次修成,而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合成的。汉明帝刘庄命班固、陈宗等人一同写成了《世祖本纪》。班固等又写了功臣、平林等,并作列传、载记共二十八篇。这时期是此书的奠基期。到安帝时,刘珍、李尤等接着写了纪、表、名臣、节士、儒林、外戚等传,从光武帝建武年间到安帝永初年间,这时才有了《汉记》的名称。以后,伏无忌、黄景等又撰写了诸王、王子、功臣、恩泽侯表和南单于、西羌传和地理志。桓帝在位时也让崔、朱穆等编撰孝穆、孝崇二皇传和顺烈皇后传。崔又和延笃合作写成了百官表和顺帝功臣孙程、郭镇及郑众、蔡伦等传。到这时候,前后共有一百一十四篇。灵帝时,蔡邕、杨彪等补写了纪、志、传几十篇,时限顺延到了灵帝。
范晔所著的《后汉书》写成之前,《东观汉记》还有些地位和影响,并和《史记》、《汉书》共称“三史”,是当时人学习的主要书籍。等到范晔的《后汉书》一出现,《东观汉记》的地位逐渐下降。根据《隋书。经籍志》记载,全书一百四十三卷,到《旧唐书。经籍志》则是一百二十七卷,官方收藏本减少了十六卷,《宋史。艺文志》只记载了八卷,说明绝大部分已经散失。
清朝人姚之集录了佚文八卷,但依据也只是《续汉书》十志刘昭注、《后汉书》李贤注、《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等五书,成就不高,遗漏较多。乾隆时期修撰《四库全书》时,大臣便以姚氏本为蓝本,再对照《永乐大典》记载的内容,加上其他书的佐证,查漏补缺,增订成二十四卷,包括帝纪三卷、年表一卷、志一卷、列传十七卷、载记一卷、佚文一卷,最后刊入《武英殿聚珍丛书》,这个辑本比姚氏的完备一些,但还是有些缺陷,其中《稽瑞》、《开元占经》、《事类赋》、《记纂渊海》等书引的一些条目没有收进去。
姜氏秘史
作者:姜清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作者:姜清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北洋军阀史话
(丁中江著)
作者简介
序言
一、北洋时代
二、早年的袁世凯
三、朝鲜练兵
四、列强逐鹿朝鲜
五、张謇和袁的恩怨
六、甲午战争与马关和约
七、穷则求变
八、小站练兵
九、康有为鼓吹变法
十、百日维新
十一、新政功败垂成
十二、康有为逃脱
十三、袁的《戊戌日记》
十四、义和团之变
十五、八国联军攻占北京
十六、辛丑和约
十七、北洋大臣任内
十八、北洋军系的形成
十九、预备立宪的远期支票
二十、死里逃生洹上归隐
廿一、革命事业风起云涌
廿二、黄花岗之役和保路运动
廿三、辛亥武昌起义
廿四、各省响应革命
廿五、拔大树
廿六、南京光复
廿七、清廷最后的挣扎
廿八、和谈
廿九、南京临时政府
卅、北方的革命活动
卅一、军心摇动
卅二、清帝退位
卅三、孙大总统荐袁自代
卅四、北方兵变
卅五、第一任民国政府
卅六、袁唐分手
卅七、内阁性质争议
卅八、陆徵祥超然内阁
卅九、张振武被杀
四十、黎元洪卖身投靠
四十一、宋教仁毁党造党
四十二、孙、黄、袁、黎四巨头协定
四十三、赵秉钧张冠李戴
四十四、俄侵外蒙、英侵西藏
四十五、大借款似毒药
四十六、政府和国会
四十七、宋教仁被刺
四十八、宋案水落石出
四十九、袁世凯的真面目
五十、李烈钧湖口誓师
五十一、第二次革命
五十二、虽胜犹败得不偿失
五十三、蹂躏民主
五十四、熊希龄名流内阁
五十五、民国正式总统
五十六、袁和国会交恶
五十七、袁解散国民党
五十八、黎元洪北上入瓮
五十九、章炳麟龙泉寺“读书”
六十、袁家的新约法
六十一、徐世昌出山复古
六十二、白朗军神出鬼没
六十三、复辟谬说
六十四、欧战给日本造机会
六十五、日本提出廿一条
六十六、中日会谈经过
六十七、冯、段离心离德
六十八、张作霖和陈宦
六十九、杨度和筹安会
七十、国体论战
七十一、梁士诒和请愿联合会
七十二、外交上遭遇阻力
七十三、假戏真做
七十四、“半”推“全”就
七十五、皇帝总统
七十六、孙中山讨袁
七十七、蔡锷和小凤仙
七十八、唐继尧待机而动
七十九、云南护国起义
八十、讨袁军事部署
八十一、康有为和袁世凯
八十二、贵州紧随云南
八十三、四川战役
八十四、广西响应
八十五、广东被迫独立
八十六、浙江独立
八十七、军务院组成
八十八、张宗昌暗杀陈其美
八十九、袁被迫下令撤销帝制
九十、众叛亲离
九十一、冯、张、倪南京会议
九十二、陈宦求和与四川独立
九十三、段祺瑞组责任内阁
九十四、湖南陕西独立
九十五、皇帝总统归天
九十六、川、陕、粤取消独立
九十七、洪宪余波
九十八、黎元洪继任总统
九十九、段祺瑞大权独揽
一○○、将星殒落,国丧元勋
一○一、府院不和黎段水火
一○二、国会和政党复活
一○三、徐树铮和阁潮
一○四、浙江的变动
一○五、奉天的内讧
一○六、段阁和日本交往
一○七、私愤介入国策
一○八、张勋的三次徐州会议
一○九、对德绝交
一一○、督军团和公民团大闹北京
一一一、督军团再施压力
一一二、黎免段职
一一三、徐州的复辟会议
一一四、黎元洪引狼入室
一一五、复辟闹剧
一一六、伪谕、伪官
一一七、段祺瑞马厂誓师
一一八、辫子军不堪一击
一一九、劫后的北京城
一二○、冯国璋扶正
一二一、罗佩金督川被逐
一二二、戴戡战死四川
一二三、孙中山在粤护法
一二四、段祺瑞在湖南碰壁
一二五、桂系自救反皖
一二六、关外的变化
一二七、冯段暗斗明争
一二八、段辞职和天津会议
一二九、天津督军会议
一三○、段祺瑞改任参战督办
一三一、冯国璋南下受阻
一三二、主和派低头
一三三、奉军首次入关
一三四、北洋军进占岳州
一三五、段祺瑞三度组阁
一三六、南方军阀各行其是
一三七、湖南战役
一三八、亦战亦和
一三九、吴秀才脱颖而出
一四○、徐树铮杀陆建章
一四一、安福国会
一四二、徐世昌就任总统
一四三、副总统难产
一四四、和平之声不绝如缕
一四五、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一四六、徐树铮西北筹边
一四七、外蒙撤治
一四八、巴黎和会
一四九、山东问题失败
一五○、“五四”爱国运动
一五一、学潮结合政潮
一五二、曹、章、陆免职
一五四、反日爱国运动遍全国
一五五、和谈两个难题
一五六、上海和会
一五七、王揖唐上海碰壁
一五八、张作霖统一东北
一五九、直皖争夺上海
一六○、靳云鹏组阁
一六一、皖系直系明争暗斗
一六二、滇军在粤分家
一六三、七总裁内讧
一六四、吴佩孚衡阳撤军
一六五、张敬尧为害三湘
一六六、湖南重见天日
一六七、张作霖扮演和平先生
一六八、直皖两系正式翻脸
一六九、奉军入关助直
一七○、直皖的三天战争
一七一、惩办祸首处理善后
一七二、天津巨头会议
一七三、唐继尧出亡广州
一七四、联省自治运动
一七五、广州军政府的颠沛
一七六、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
一七七、湘军援鄂
一七八、吴佩孚扬威两湖
一七九、山东五子
一八○、唐继尧重返云南
一八一、湖南谭、程、赵之争
一八二、孙中山在桂林主持北伐
一八三、孙中山北伐的阻碍
一八四、第三任靳阁垮台
一八五、梁士诒短命阁揆
一八六、曹、张、吴三角之间
一八七、直奉两系翻脸
一八八、第一次直奉战争
一八九、冯玉祥进军河南
一九○、徐世昌辞职
一九一、黎元洪再作冯妇
一九二、吴佩孚调冯玉祥离豫
一九三、废督裁兵徒托空言
一九四、“黎”菩萨自身难保
一九五、直系分裂
一九六、罗文干案
一九七、陈炯明叛变
一九八、孙中山离粤去沪
一九九、福建的三角斗争
二○○、从汪大燮到张绍曾
二○一、临城劫车案
二○二、滇桂军逐走陈炯明
二○三、孙中山回粤就任大元帅
二○四、南北之间
二○五、黎元洪被迫下台
二○六、国会自行延长任期
二○七、曹锟贿选
二○八、卖布总统
二○九、东南的和平公约
二一○、江浙战争齐胜卢败
二一一、西南局势纷扰
二一二、创办黄埔军校
二一三、张作霖率军六路入关
二一四、吴佩孚四照堂点将
二一五、第二次直奉之战
二一六、吴佩孚浮海南下
二一七、曹锟变成阶下囚
二一八、冯玉祥和国民军
二一九、段祺瑞入京摄政
二二○、废帝被逐出宫
二二一、张作霖入京出京
二二二、孙中山北上逝世
二二三、荡平两广群魔
二二四、长江的战火
二二五、五卅惨案
二二六、孙传芳驱逐奉军
二二七、吴佩孚查家墩再起
二二八、郭松龄联结冯玉祥
二二九、滦州兵变
二三○、郭松龄兵败被杀
二三一、徐树铮廊房遇害
二三二、冯玉祥通电下野
二三三、唐生智迫走赵恒惕
二三四、从许阁到贾阁
二三五、奉军入关击冯
二三六、国民军退守北京
二三七、吴拒冯系投靠
二三八、颜惠庆摄阁
二三九、吴、张两巨头北京会晤
二四○、南口冯军苦战
二四一、军阀杀记者
二四二、誓师北伐
二四三、唐生智加入国民革命军
二四四、吴佩孚痛失湘鄂
二四五、北伐军底定江西福建
二四六、奉张就任安国军总司令
二四七、北伐军攻占江浙
二四八、吴佩孚挥泪离郑州
二四九、吴佩孚凄凉蜀道
二五○、张作霖自封大元帅
二五一、冯玉祥会师中原
二五二、阎锡山加入国民革命军
二五三、龙潭大捷
二五四、蒋中正的下野与复职
二五五、日本出兵山东和济南惨案
二五六、光复北京
二五七、日本军阀炸死张作霖
二五八、张学良杀杨宇霆、常荫槐
二五九、东北易帜全国统一
1. 民国元年至17年北京政府名单1.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历任元首
2.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历任国务院国务总理
3.北洋政府历任国务院及阁员姓名表
(丁中江著)
作者简介
序言
一、北洋时代
二、早年的袁世凯
三、朝鲜练兵
四、列强逐鹿朝鲜
五、张謇和袁的恩怨
六、甲午战争与马关和约
七、穷则求变
八、小站练兵
九、康有为鼓吹变法
十、百日维新
十一、新政功败垂成
十二、康有为逃脱
十三、袁的《戊戌日记》
十四、义和团之变
十五、八国联军攻占北京
十六、辛丑和约
十七、北洋大臣任内
十八、北洋军系的形成
十九、预备立宪的远期支票
二十、死里逃生洹上归隐
廿一、革命事业风起云涌
廿二、黄花岗之役和保路运动
廿三、辛亥武昌起义
廿四、各省响应革命
廿五、拔大树
廿六、南京光复
廿七、清廷最后的挣扎
廿八、和谈
廿九、南京临时政府
卅、北方的革命活动
卅一、军心摇动
卅二、清帝退位
卅三、孙大总统荐袁自代
卅四、北方兵变
卅五、第一任民国政府
卅六、袁唐分手
卅七、内阁性质争议
卅八、陆徵祥超然内阁
卅九、张振武被杀
四十、黎元洪卖身投靠
四十一、宋教仁毁党造党
四十二、孙、黄、袁、黎四巨头协定
四十三、赵秉钧张冠李戴
四十四、俄侵外蒙、英侵西藏
四十五、大借款似毒药
四十六、政府和国会
四十七、宋教仁被刺
四十八、宋案水落石出
四十九、袁世凯的真面目
五十、李烈钧湖口誓师
五十一、第二次革命
五十二、虽胜犹败得不偿失
五十三、蹂躏民主
五十四、熊希龄名流内阁
五十五、民国正式总统
五十六、袁和国会交恶
五十七、袁解散国民党
五十八、黎元洪北上入瓮
五十九、章炳麟龙泉寺“读书”
六十、袁家的新约法
六十一、徐世昌出山复古
六十二、白朗军神出鬼没
六十三、复辟谬说
六十四、欧战给日本造机会
六十五、日本提出廿一条
六十六、中日会谈经过
六十七、冯、段离心离德
六十八、张作霖和陈宦
六十九、杨度和筹安会
七十、国体论战
七十一、梁士诒和请愿联合会
七十二、外交上遭遇阻力
七十三、假戏真做
七十四、“半”推“全”就
七十五、皇帝总统
七十六、孙中山讨袁
七十七、蔡锷和小凤仙
七十八、唐继尧待机而动
七十九、云南护国起义
八十、讨袁军事部署
八十一、康有为和袁世凯
八十二、贵州紧随云南
八十三、四川战役
八十四、广西响应
八十五、广东被迫独立
八十六、浙江独立
八十七、军务院组成
八十八、张宗昌暗杀陈其美
八十九、袁被迫下令撤销帝制
九十、众叛亲离
九十一、冯、张、倪南京会议
九十二、陈宦求和与四川独立
九十三、段祺瑞组责任内阁
九十四、湖南陕西独立
九十五、皇帝总统归天
九十六、川、陕、粤取消独立
九十七、洪宪余波
九十八、黎元洪继任总统
九十九、段祺瑞大权独揽
一○○、将星殒落,国丧元勋
一○一、府院不和黎段水火
一○二、国会和政党复活
一○三、徐树铮和阁潮
一○四、浙江的变动
一○五、奉天的内讧
一○六、段阁和日本交往
一○七、私愤介入国策
一○八、张勋的三次徐州会议
一○九、对德绝交
一一○、督军团和公民团大闹北京
一一一、督军团再施压力
一一二、黎免段职
一一三、徐州的复辟会议
一一四、黎元洪引狼入室
一一五、复辟闹剧
一一六、伪谕、伪官
一一七、段祺瑞马厂誓师
一一八、辫子军不堪一击
一一九、劫后的北京城
一二○、冯国璋扶正
一二一、罗佩金督川被逐
一二二、戴戡战死四川
一二三、孙中山在粤护法
一二四、段祺瑞在湖南碰壁
一二五、桂系自救反皖
一二六、关外的变化
一二七、冯段暗斗明争
一二八、段辞职和天津会议
一二九、天津督军会议
一三○、段祺瑞改任参战督办
一三一、冯国璋南下受阻
一三二、主和派低头
一三三、奉军首次入关
一三四、北洋军进占岳州
一三五、段祺瑞三度组阁
一三六、南方军阀各行其是
一三七、湖南战役
一三八、亦战亦和
一三九、吴秀才脱颖而出
一四○、徐树铮杀陆建章
一四一、安福国会
一四二、徐世昌就任总统
一四三、副总统难产
一四四、和平之声不绝如缕
一四五、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一四六、徐树铮西北筹边
一四七、外蒙撤治
一四八、巴黎和会
一四九、山东问题失败
一五○、“五四”爱国运动
一五一、学潮结合政潮
一五二、曹、章、陆免职
一五四、反日爱国运动遍全国
一五五、和谈两个难题
一五六、上海和会
一五七、王揖唐上海碰壁
一五八、张作霖统一东北
一五九、直皖争夺上海
一六○、靳云鹏组阁
一六一、皖系直系明争暗斗
一六二、滇军在粤分家
一六三、七总裁内讧
一六四、吴佩孚衡阳撤军
一六五、张敬尧为害三湘
一六六、湖南重见天日
一六七、张作霖扮演和平先生
一六八、直皖两系正式翻脸
一六九、奉军入关助直
一七○、直皖的三天战争
一七一、惩办祸首处理善后
一七二、天津巨头会议
一七三、唐继尧出亡广州
一七四、联省自治运动
一七五、广州军政府的颠沛
一七六、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
一七七、湘军援鄂
一七八、吴佩孚扬威两湖
一七九、山东五子
一八○、唐继尧重返云南
一八一、湖南谭、程、赵之争
一八二、孙中山在桂林主持北伐
一八三、孙中山北伐的阻碍
一八四、第三任靳阁垮台
一八五、梁士诒短命阁揆
一八六、曹、张、吴三角之间
一八七、直奉两系翻脸
一八八、第一次直奉战争
一八九、冯玉祥进军河南
一九○、徐世昌辞职
一九一、黎元洪再作冯妇
一九二、吴佩孚调冯玉祥离豫
一九三、废督裁兵徒托空言
一九四、“黎”菩萨自身难保
一九五、直系分裂
一九六、罗文干案
一九七、陈炯明叛变
一九八、孙中山离粤去沪
一九九、福建的三角斗争
二○○、从汪大燮到张绍曾
二○一、临城劫车案
二○二、滇桂军逐走陈炯明
二○三、孙中山回粤就任大元帅
二○四、南北之间
二○五、黎元洪被迫下台
二○六、国会自行延长任期
二○七、曹锟贿选
二○八、卖布总统
二○九、东南的和平公约
二一○、江浙战争齐胜卢败
二一一、西南局势纷扰
二一二、创办黄埔军校
二一三、张作霖率军六路入关
二一四、吴佩孚四照堂点将
二一五、第二次直奉之战
二一六、吴佩孚浮海南下
二一七、曹锟变成阶下囚
二一八、冯玉祥和国民军
二一九、段祺瑞入京摄政
二二○、废帝被逐出宫
二二一、张作霖入京出京
二二二、孙中山北上逝世
二二三、荡平两广群魔
二二四、长江的战火
二二五、五卅惨案
二二六、孙传芳驱逐奉军
二二七、吴佩孚查家墩再起
二二八、郭松龄联结冯玉祥
二二九、滦州兵变
二三○、郭松龄兵败被杀
二三一、徐树铮廊房遇害
二三二、冯玉祥通电下野
二三三、唐生智迫走赵恒惕
二三四、从许阁到贾阁
二三五、奉军入关击冯
二三六、国民军退守北京
二三七、吴拒冯系投靠
二三八、颜惠庆摄阁
二三九、吴、张两巨头北京会晤
二四○、南口冯军苦战
二四一、军阀杀记者
二四二、誓师北伐
二四三、唐生智加入国民革命军
二四四、吴佩孚痛失湘鄂
二四五、北伐军底定江西福建
二四六、奉张就任安国军总司令
二四七、北伐军攻占江浙
二四八、吴佩孚挥泪离郑州
二四九、吴佩孚凄凉蜀道
二五○、张作霖自封大元帅
二五一、冯玉祥会师中原
二五二、阎锡山加入国民革命军
二五三、龙潭大捷
二五四、蒋中正的下野与复职
二五五、日本出兵山东和济南惨案
二五六、光复北京
二五七、日本军阀炸死张作霖
二五八、张学良杀杨宇霆、常荫槐
二五九、东北易帜全国统一
1. 民国元年至17年北京政府名单1.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历任元首
2.中华民国北洋政府历任国务院国务总理
3.北洋政府历任国务院及阁员姓名表
蒙古秘史
余大钧 译注
《蒙古秘史》,或称《元朝秘史》、“脱卜赤颜”,共十五卷,成书于1240年,作者不详。自成吉思汗二十二代先祖孛儿帖赤那、豁埃马阑勒,至窝阔台可汗十二年(1240年)为止。被誉为蒙古史三大要籍之首。咸丰、同治年间,广东顺德人李文田感《元朝秘史》多滋葛,为之作注。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蒙古秘史》列为世界名著。
《蒙古秘史》的各种版本
《蒙古秘史》本名“(Mongghol-un nighuca tobciyan)”,明代人音译为“忙豁仑·纽察·脱卜赤安”,意为“蒙古的秘密书册”,即《元史·虞集传》的“脱卜赤颜”及《元史·察罕传》“脱必赤颜”。此书原是蒙古文。元朝被明朝推翻后,《蒙古秘史》蒙文版本似乎仍在少量地流传着。直到18世纪蒙古僧侣罗卜藏丹津篇写的蒙文史书《黄金史》(罗氏黄金史)竟保留了《蒙古秘史》原文的2/3章节。可是,我们已无法得知罗氏是在何时何地看到那个版本的《蒙古秘史》。罗氏《蒙金史》是在1926年才被外蒙古学者札木萨喇诺(Zamzarano)发现,得自内蒙古察哈尔部旧贵族永谢布台吉(Yungshiyebu taiji),被西化学者称为Altan Tobchi Nova。
元朝曾经将《金册》(Altan tobchi)颁给波斯的伊利汗国Il-Khanate,他们编写的波斯文史书《史集》(Jami al-Tawarihk)称利用了《金册》作史料。《史集》当中的确有不少只见于《蒙古秘史》的史事,学者们相信这本《金册》其实就是《蒙古秘史》的另一个称谓。但这伊利汗国的《金册》已经佚失。
元朝也有《蒙古秘史》的汉文译本,即《元史·察罕传》记载的《圣武开天记》。但今日流传的却是清朝学者钱大昕所发现的《圣武亲征录》。其内容与《元史·太祖纪》相仿,但却明显是《蒙古秘史》的简略版。
最原整的版本──《元朝秘史》
明朝推翻元朝、占领元朝首都大都(北京)时,获得了蒙古王室世代相传的金匮之书——《蒙古秘史》。朱元璋为了训练通晓蒙古语的翻译人才,命令投降明朝的通晓蒙古语的色目人撰写教材,精细地用汉字标蒙古词汇的发音,编成了蒙汉对照的生字表《华夷译语》;更将《蒙古秘史》用同样方法翻译——汉字意译、标音,并给予汉文名字《元朝秘史》。
《元朝秘史》辗转传抄,蒙古原文已佚,只余下汉字的标音与意译,以及一段段的简单总译。直到清朝中后期才被学者叶德辉、钱大昕、李文田等大为推广。虽然《元朝秘史》失去蒙古文原文,但内容却保留完整。近代学者皆以汉字版的《元朝秘史》为本,比对罗氏《黄金史》以还原《蒙古秘史》的全文内容。
《蒙古秘史》的价值
《蒙古秘史》记载了大量成吉思汗一身的经历,大部份都是第一手史料,甚至是唯一的记载。尤其是成吉思汗年幼时杀死异母弟别克帖儿、成吉思汗年幼曾被泰赤乌人俘虏但得到赤老温一家私放、成吉思汗的妻子孛儿帖曾被蔑儿乞人掳走、成吉思汗曾投靠札木合、成吉思汗在十三翼之战被札木合打败并退守深山、成吉思汗四位妻子的史事、长子术赤及次子察合台的争拗、窝阔台重病时弟弟拖雷饮下有咒语的酒而死等等,大量史实在其他史书绝口不题或轻轻带过,却详细地记载于《蒙古秘史》。
《蒙古秘史》是13世纪蒙古语的重要来源,是蒙古语音韵学的依靠。书中有大量的押头韵诗,是蒙古文学的鼻祖。《蒙古秘史》是游牧民族历史上第一部史书,书中对游牧民族的生活、思想都有史无前例的详细记载,绝对是游牧民族的经典。
成书年份的争议
一般来说,由于《蒙古秘史》最后讲到第二任大汗窝阔台可汗晚年,因而不少学者简单地认为这个“鼠年”是1240年。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1240年并没有在蒙古怯禄连河(Kerulen moren)的曲雕阿兰(Kodege Aral)举行忽里台宗亲大会。唯一在此地举行宗亲大会的鼠年是1228年,即成吉思汗去世后大家准备推举窝阔台继位那年的宗亲大会。其实此书在1228年完成最初版本,记载成吉思汗的祖先及其一生功业,其后不断增加内容及修订,加入了简略的窝阔台生平,更加入了拖雷攻灭金国的战功,却使时间混乱、事史颠倒。多次加入内容后,写作年份、地点就作为跋文附在《秘史》最后,成为最后一章,结果让后人误以为《秘史》成书于比窝阔台更晚的时代。1228年作书的说法越来越被学界接受。
参考文献
甄金:《蒙古秘史学概论》(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6)
亦邻真:〈元朝秘史的流传与价值〉,《亦邻真蒙古学文集》(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
亦邻真:〈元朝秘史及其复原〉,《亦邻真蒙古学文集》(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
札奇斯钦:《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台北:联经,1992)
札奇斯钦:《蒙古黄金史译注》(台北:联经,1979)
王国维:《蒙古史料四种》(台北:正中书局,1975)
额尔登泰: 《蒙古秘史校勘本》
阿尔达扎布:《蒙古秘史还原注释》蒙古文版、《新译集注蒙古秘史》
注释
^ 《元史·虞集传》载:“奎章阁以纂修《经世大典》,请从翰林国史院取《脱卜赤颜》一书以纪太祖以来事迹,绍以命翰林学士承旨押不花、塔失海牙。押不花言:“《脱卜赤颜》事关秘禁,非可令外人传写,臣等不敢奉诏。”“脱卜赤颜”即“脱卜察安”,“秘史”也。
^ 蒙古采用十二生肖纪年,十二年为一轮回,书中提到“鼠儿年七月”是指何年,众说不一。有1228年、1240年、1252年、1264年、1276年、1324年等说法。
^ 札奇斯钦:《蒙古黄金史译注》(台北:经联,1979)
^ 王国维:《蒙古史料四种》(台北:正中书局,1975)。
^ 札奇斯钦:《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台北:经联,1992)。
余大钧 译注
《蒙古秘史》,或称《元朝秘史》、“脱卜赤颜”,共十五卷,成书于1240年,作者不详。自成吉思汗二十二代先祖孛儿帖赤那、豁埃马阑勒,至窝阔台可汗十二年(1240年)为止。被誉为蒙古史三大要籍之首。咸丰、同治年间,广东顺德人李文田感《元朝秘史》多滋葛,为之作注。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蒙古秘史》列为世界名著。
《蒙古秘史》的各种版本
《蒙古秘史》本名“(Mongghol-un nighuca tobciyan)”,明代人音译为“忙豁仑·纽察·脱卜赤安”,意为“蒙古的秘密书册”,即《元史·虞集传》的“脱卜赤颜”及《元史·察罕传》“脱必赤颜”。此书原是蒙古文。元朝被明朝推翻后,《蒙古秘史》蒙文版本似乎仍在少量地流传着。直到18世纪蒙古僧侣罗卜藏丹津篇写的蒙文史书《黄金史》(罗氏黄金史)竟保留了《蒙古秘史》原文的2/3章节。可是,我们已无法得知罗氏是在何时何地看到那个版本的《蒙古秘史》。罗氏《蒙金史》是在1926年才被外蒙古学者札木萨喇诺(Zamzarano)发现,得自内蒙古察哈尔部旧贵族永谢布台吉(Yungshiyebu taiji),被西化学者称为Altan Tobchi Nova。
元朝曾经将《金册》(Altan tobchi)颁给波斯的伊利汗国Il-Khanate,他们编写的波斯文史书《史集》(Jami al-Tawarihk)称利用了《金册》作史料。《史集》当中的确有不少只见于《蒙古秘史》的史事,学者们相信这本《金册》其实就是《蒙古秘史》的另一个称谓。但这伊利汗国的《金册》已经佚失。
元朝也有《蒙古秘史》的汉文译本,即《元史·察罕传》记载的《圣武开天记》。但今日流传的却是清朝学者钱大昕所发现的《圣武亲征录》。其内容与《元史·太祖纪》相仿,但却明显是《蒙古秘史》的简略版。
最原整的版本──《元朝秘史》
明朝推翻元朝、占领元朝首都大都(北京)时,获得了蒙古王室世代相传的金匮之书——《蒙古秘史》。朱元璋为了训练通晓蒙古语的翻译人才,命令投降明朝的通晓蒙古语的色目人撰写教材,精细地用汉字标蒙古词汇的发音,编成了蒙汉对照的生字表《华夷译语》;更将《蒙古秘史》用同样方法翻译——汉字意译、标音,并给予汉文名字《元朝秘史》。
《元朝秘史》辗转传抄,蒙古原文已佚,只余下汉字的标音与意译,以及一段段的简单总译。直到清朝中后期才被学者叶德辉、钱大昕、李文田等大为推广。虽然《元朝秘史》失去蒙古文原文,但内容却保留完整。近代学者皆以汉字版的《元朝秘史》为本,比对罗氏《黄金史》以还原《蒙古秘史》的全文内容。
《蒙古秘史》的价值
《蒙古秘史》记载了大量成吉思汗一身的经历,大部份都是第一手史料,甚至是唯一的记载。尤其是成吉思汗年幼时杀死异母弟别克帖儿、成吉思汗年幼曾被泰赤乌人俘虏但得到赤老温一家私放、成吉思汗的妻子孛儿帖曾被蔑儿乞人掳走、成吉思汗曾投靠札木合、成吉思汗在十三翼之战被札木合打败并退守深山、成吉思汗四位妻子的史事、长子术赤及次子察合台的争拗、窝阔台重病时弟弟拖雷饮下有咒语的酒而死等等,大量史实在其他史书绝口不题或轻轻带过,却详细地记载于《蒙古秘史》。
《蒙古秘史》是13世纪蒙古语的重要来源,是蒙古语音韵学的依靠。书中有大量的押头韵诗,是蒙古文学的鼻祖。《蒙古秘史》是游牧民族历史上第一部史书,书中对游牧民族的生活、思想都有史无前例的详细记载,绝对是游牧民族的经典。
成书年份的争议
一般来说,由于《蒙古秘史》最后讲到第二任大汗窝阔台可汗晚年,因而不少学者简单地认为这个“鼠年”是1240年。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因为1240年并没有在蒙古怯禄连河(Kerulen moren)的曲雕阿兰(Kodege Aral)举行忽里台宗亲大会。唯一在此地举行宗亲大会的鼠年是1228年,即成吉思汗去世后大家准备推举窝阔台继位那年的宗亲大会。其实此书在1228年完成最初版本,记载成吉思汗的祖先及其一生功业,其后不断增加内容及修订,加入了简略的窝阔台生平,更加入了拖雷攻灭金国的战功,却使时间混乱、事史颠倒。多次加入内容后,写作年份、地点就作为跋文附在《秘史》最后,成为最后一章,结果让后人误以为《秘史》成书于比窝阔台更晚的时代。1228年作书的说法越来越被学界接受。
参考文献
甄金:《蒙古秘史学概论》(呼和浩特:内蒙古教育出版社,1996)
亦邻真:〈元朝秘史的流传与价值〉,《亦邻真蒙古学文集》(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
亦邻真:〈元朝秘史及其复原〉,《亦邻真蒙古学文集》(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1)
札奇斯钦:《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台北:联经,1992)
札奇斯钦:《蒙古黄金史译注》(台北:联经,1979)
王国维:《蒙古史料四种》(台北:正中书局,1975)
额尔登泰: 《蒙古秘史校勘本》
阿尔达扎布:《蒙古秘史还原注释》蒙古文版、《新译集注蒙古秘史》
注释
^ 《元史·虞集传》载:“奎章阁以纂修《经世大典》,请从翰林国史院取《脱卜赤颜》一书以纪太祖以来事迹,绍以命翰林学士承旨押不花、塔失海牙。押不花言:“《脱卜赤颜》事关秘禁,非可令外人传写,臣等不敢奉诏。”“脱卜赤颜”即“脱卜察安”,“秘史”也。
^ 蒙古采用十二生肖纪年,十二年为一轮回,书中提到“鼠儿年七月”是指何年,众说不一。有1228年、1240年、1252年、1264年、1276年、1324年等说法。
^ 札奇斯钦:《蒙古黄金史译注》(台北:经联,1979)
^ 王国维:《蒙古史料四种》(台北:正中书局,1975)。
^ 札奇斯钦:《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台北:经联,1992)。
成吉思汗争霸天下:中文白话版《蒙古秘史》
成吉思汗征霸天下——中文白话版《蒙古秘史》,是一部记述蒙古民族形成、发展、壮大之历程的历史典籍,是蒙古民族现存最早的历史文学长卷,由正集十卷、续集二卷组成。
它以人物传奇和民族崛起,包容着大量社会变迁史、文化风俗史、宗教信仰史和审美精神史的资料,保存了蒙古族及中亚诸民族神话、传说、宗教信念和仪式、故事、寓言、诗歌、格言、谚语的资料。从而以几乎是百科全书的方式,成为非常值得重视的世界人类狩猎游牧文化的一座高峰。
它从成吉思汗二十二代先祖孛儿帖赤那、豁埃马兰勒写起,直到斡歌台罕十二年(1240)为止,共记载了蒙古民族约五百年的盛衰成败的历史。以成吉思汗军团艰难地崛起并统一蒙古高原的惊心动魄的历史悲壮剧为主干。
书中既有蒙古高原父系氏族制时代狩猎生活,以及与它相关的图腾崇拜现象的记载;也有从氏族发展成部落,又从部落发展成部落联盟,从而又发展成为一个民族的历史脉络的讲述;还有从狩猎文化嬗变到游牧文化的如实记录;更有对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及以成吉思汗为代表的风云一代,抛头颅,洒热血,从夹缝中崛起,成就霸业的全程写照。这便是该书之所以成为解读蒙古民族全貌的“百科全书”式巨著的原因。
成吉思汗征霸天下——中文白话版《蒙古秘史》,是一部记述蒙古民族形成、发展、壮大之历程的历史典籍,是蒙古民族现存最早的历史文学长卷,由正集十卷、续集二卷组成。
它以人物传奇和民族崛起,包容着大量社会变迁史、文化风俗史、宗教信仰史和审美精神史的资料,保存了蒙古族及中亚诸民族神话、传说、宗教信念和仪式、故事、寓言、诗歌、格言、谚语的资料。从而以几乎是百科全书的方式,成为非常值得重视的世界人类狩猎游牧文化的一座高峰。
它从成吉思汗二十二代先祖孛儿帖赤那、豁埃马兰勒写起,直到斡歌台罕十二年(1240)为止,共记载了蒙古民族约五百年的盛衰成败的历史。以成吉思汗军团艰难地崛起并统一蒙古高原的惊心动魄的历史悲壮剧为主干。
书中既有蒙古高原父系氏族制时代狩猎生活,以及与它相关的图腾崇拜现象的记载;也有从氏族发展成部落,又从部落发展成部落联盟,从而又发展成为一个民族的历史脉络的讲述;还有从狩猎文化嬗变到游牧文化的如实记录;更有对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及以成吉思汗为代表的风云一代,抛头颅,洒热血,从夹缝中崛起,成就霸业的全程写照。这便是该书之所以成为解读蒙古民族全貌的“百科全书”式巨著的原因。
本书是一部对祖国宝岛台湾的历史充满了激情的书。作者是一个受过专业史学训练的媒体人,在从事媒体业务、文学创作的同时,下工夫搜集有关台湾历史的资料,怀着对台湾和台湾历史的热爱,撰写出这样一部融史学与文学于一体的台湾史书。本书以时间为经,以台湾历史大事和重要人物为纬,意在凸显出台湾特有的开放包容、崇敬自由的精神风骨,同时也展示了两岸人民自古以来休戚与共、血肉相连的历史画卷。本书融诗歌之美、史料梳理与手记于一体,利用考古最新成果及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介绍台湾历史中最真实、最重要的人和事,可谓是第一部史料翔实、诗文并茂的台湾通史。
《加拿大华侨移民史(1858-1966)》以华人在加拿大一个半世纪的历史风云为主线,全面叙述加拿大华人的百年历史。老移民和新移民并重,加拿大视野与中国视野交叉,展现中国人走向世界的艰难曲折、艰苦卓绝的奋斗经历,如实反映中华文化与加国文化在华人移民群体生活中的冲突、理解、接纳和转化,为全球化过程中的移民生态提供历史与现实的双重典范。
序一:为百年移民史留下见证
序二:移民史需要全球视野
鸣谢
序篇 华工出国的历史背景
第一编 自由出入时期(1858-1884)
第一章 两次移民的热潮
第一节 淘金热潮时期
第二节 建筑铁路时期
第二章 唐人街的建立与华侨社会
第一节 唐人街的分布
第二节 人口分布、男女两性比例及籍贯
第三节 职业和政治、经济地位
第四节 洪门、房口和善堂的形成
第五节 宗亲侨团、地区侨团和中华会馆的成立
第三章 与白人和原住民的关系
第一节 与白人的关系
第二节 与原住民的关系
第二编 管制入境时期(1885-1922)
第四章 排华事件和华侨的抗争
第一节 人头税
第二节 白人排华法案和事件
第三节 华侨的抗争
第五章 与中国的关系
第一节 清政府与华侨的关系
第二节 保皇会
第三节 辛亥革命与加拿大
第四节 南京临时政府及北洋政府与华侨的关系
第五节 援助祖国和家乡建设
第六章 人口及职业的变迁
第一节 华侨人口
第二节 职业和生存状况
第七章 各地唐人街的发展和侨社侨团
第一节 唐人街的发展
第二节 华侨社区中的种种弊端
第三节 华侨社团的发展与作用
第四节 华侨社团内部冲突及其原因
第八章 华文教育、报刊和戏剧、建筑、医疗卫生、宗教、墓葬活动
第一节 创办华文学校
第二节 戏曲、报刊、中国特色建筑
……
第三编 禁止入境时期(1923-1946)
第四编 选择入境时期(1947-1966)
早期华工们为了在这片新大陆生存和发展,没有选择地接受或者采取了群居在城镇中心边缘地区,既可以维持自己传统的生活方式,同时也依赖群体的力量,免受无所不在的白人欺负,这样,唐人街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成为华人在异国他乡躲避主流社群肆意凌辱华人的避风港。
面临举目无亲,语言风俗根本相异的环境挑战,以及淘金修路的艰难营生,华工们在唐人街相聚而居,除同文同种之外,还是同乡同村,不但乡愁得以慰藉,孤独得以排遣,而且彼此可以相助,信息可以交流,这就使唐人街形成了它的第二个特点,那就是成为以乡情为基础的高凝聚力社区。
由于华工在唐人街集中居住,给唐人街提供了稳定的消费市场,使得唐人街上的中国餐馆、杂货和零售商店兴旺起来。之后,华人家具店、药店、蔬菜水果店、烧烤店和米店等渐渐出现在唐人街里,带动了华侨经济的成型,在这样的基础上,北美华侨社会慢慢发展起来,这就给唐人街带来了第三个特点,即唐人街成了白人主流社会以外,最具自给自足能力的社区,集生产、生活和社交为一体。这样发展下去的结果,唐人街就进入了繁荣时期。在繁荣时期的唐人街,华人在求得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建立了各种类型的华人社团、寺庙、教堂、学校和其他机构。“唐人街”开始有“小政府”了,“小政府”的华人领袖往往是从商界产生出来的,他们代表华人与主流社会打交道,他们在充当调解大使时,也要求同宗同族成员对自己忠诚和服从,由此扩展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社区的权力也集中在这些华商精英的手中了。
早期的唐人街,因为要抵御白人的欺凌暴力,乃至体制性的排斥,自然就具有很强的封闭性和排外性,是加拿大大社会中的独立小社会,这就是唐人街的第四个特点。这个特点导致了华人社会内部无视或者忽视外部大社会的法律秩序,也导致了外部社会对唐人街的歧视、疑虑乃至仇恨。
这里的华人们除了行政和商业上的需要,很少同外界接触或联系,更少卷入当地的政治斗争,在排华的时代,更被剥夺了参与政治的权利,成为“化外之民”,这反而给唐人街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序一:为百年移民史留下见证
序二:移民史需要全球视野
鸣谢
序篇 华工出国的历史背景
第一编 自由出入时期(1858-1884)
第一章 两次移民的热潮
第一节 淘金热潮时期
第二节 建筑铁路时期
第二章 唐人街的建立与华侨社会
第一节 唐人街的分布
第二节 人口分布、男女两性比例及籍贯
第三节 职业和政治、经济地位
第四节 洪门、房口和善堂的形成
第五节 宗亲侨团、地区侨团和中华会馆的成立
第三章 与白人和原住民的关系
第一节 与白人的关系
第二节 与原住民的关系
第二编 管制入境时期(1885-1922)
第四章 排华事件和华侨的抗争
第一节 人头税
第二节 白人排华法案和事件
第三节 华侨的抗争
第五章 与中国的关系
第一节 清政府与华侨的关系
第二节 保皇会
第三节 辛亥革命与加拿大
第四节 南京临时政府及北洋政府与华侨的关系
第五节 援助祖国和家乡建设
第六章 人口及职业的变迁
第一节 华侨人口
第二节 职业和生存状况
第七章 各地唐人街的发展和侨社侨团
第一节 唐人街的发展
第二节 华侨社区中的种种弊端
第三节 华侨社团的发展与作用
第四节 华侨社团内部冲突及其原因
第八章 华文教育、报刊和戏剧、建筑、医疗卫生、宗教、墓葬活动
第一节 创办华文学校
第二节 戏曲、报刊、中国特色建筑
……
第三编 禁止入境时期(1923-1946)
第四编 选择入境时期(1947-1966)
早期华工们为了在这片新大陆生存和发展,没有选择地接受或者采取了群居在城镇中心边缘地区,既可以维持自己传统的生活方式,同时也依赖群体的力量,免受无所不在的白人欺负,这样,唐人街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成为华人在异国他乡躲避主流社群肆意凌辱华人的避风港。
面临举目无亲,语言风俗根本相异的环境挑战,以及淘金修路的艰难营生,华工们在唐人街相聚而居,除同文同种之外,还是同乡同村,不但乡愁得以慰藉,孤独得以排遣,而且彼此可以相助,信息可以交流,这就使唐人街形成了它的第二个特点,那就是成为以乡情为基础的高凝聚力社区。
由于华工在唐人街集中居住,给唐人街提供了稳定的消费市场,使得唐人街上的中国餐馆、杂货和零售商店兴旺起来。之后,华人家具店、药店、蔬菜水果店、烧烤店和米店等渐渐出现在唐人街里,带动了华侨经济的成型,在这样的基础上,北美华侨社会慢慢发展起来,这就给唐人街带来了第三个特点,即唐人街成了白人主流社会以外,最具自给自足能力的社区,集生产、生活和社交为一体。这样发展下去的结果,唐人街就进入了繁荣时期。在繁荣时期的唐人街,华人在求得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建立了各种类型的华人社团、寺庙、教堂、学校和其他机构。“唐人街”开始有“小政府”了,“小政府”的华人领袖往往是从商界产生出来的,他们代表华人与主流社会打交道,他们在充当调解大使时,也要求同宗同族成员对自己忠诚和服从,由此扩展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社区的权力也集中在这些华商精英的手中了。
早期的唐人街,因为要抵御白人的欺凌暴力,乃至体制性的排斥,自然就具有很强的封闭性和排外性,是加拿大大社会中的独立小社会,这就是唐人街的第四个特点。这个特点导致了华人社会内部无视或者忽视外部大社会的法律秩序,也导致了外部社会对唐人街的歧视、疑虑乃至仇恨。
这里的华人们除了行政和商业上的需要,很少同外界接触或联系,更少卷入当地的政治斗争,在排华的时代,更被剥夺了参与政治的权利,成为“化外之民”,这反而给唐人街罩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