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司马光（西元1019～1086）字君实，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人。哲宗初，入朝为相，罢王安石新法，恢复旧制。卒赠温国公，谥文正，世称为涑水先生。着有资治通鉴、稽古录、涑水纪闻等。
（清）毕沅编
编者毕沅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湖广总督。积二十馀年之力，四易其稿，以宋、辽、金、元四朝正史为经，以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为基础，参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叶隆礼《契丹国志》及各家说部、文集约百数十种，记述详明，文字简要，上起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下迄元顺帝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共四百一十一年，成书二百二十卷，展示了宋、辽、金、元四朝兴衰治乱的历史，其中北宋部分较为精确，元代部分较为简略。
《续资治通鉴》上与《资治通鉴》相衔接，即起于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下迄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共四百一十一年，是仿《资治通鉴》体例编写一部较完备的宋辽金元编年史，全书共220卷。编者以徐亁学《资治通鉴后编》为基础，并从宋、辽、金、元四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一百多种书中取材，凡四易稿，历二十年而成。其中北宋部分较精，元代部分较为简略。
毕沅（1730—1797年），字湘衡，号秋帆，因从沈德替学于灵岩山，自号灵岩山人。清经史学家，文学家。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进士，廷试第一，状元及第，授翰林院编修。乾隆五十年累官至河南巡抚，第二年擢湖广总督。嘉庆元年（1796年）赏轻车都尉世袭。病逝后，赠太子太保，赐祭葬。其墓在吴县木渎。
《续资治通鉴》上承《资治通鉴》，起自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迄于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以编年体形式记载宋、辽、金、元的历史，前后四百零九年。
《续资治通鉴》取材宏博，考证谨严，编排合理，总引资料达三百余种，纠正了以往宋史专著详北宋略南宋的偏颇，还增加了少数民族的资料。梁启超对该书评价极高，以为有毕《鉴》则各家续《鉴》皆可废也。
编者毕沅是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湖广总督。积二十馀年之力，四易其稿，以宋、辽、金、元四朝正史为经，以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为基础，参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叶隆礼《契丹国志》及各家说部、文集约百数十种，记述详明，文字简要，上起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下迄元顺帝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共四百一十一年，成书二百二十卷，展示了宋、辽、金、元四朝兴衰治乱的历史，其中北宋部分较为精确，元代部分较为简略。
《续资治通鉴》上与《资治通鉴》相衔接，即起于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下迄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共四百一十一年，是仿《资治通鉴》体例编写一部较完备的宋辽金元编年史，全书共220卷。编者以徐亁学《资治通鉴后编》为基础，并从宋、辽、金、元四史、《续资治通鉴长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等一百多种书中取材，凡四易稿，历二十年而成。其中北宋部分较精，元代部分较为简略。
毕沅（1730—1797年），字湘衡，号秋帆，因从沈德替学于灵岩山，自号灵岩山人。清经史学家，文学家。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进士，廷试第一，状元及第，授翰林院编修。乾隆五十年累官至河南巡抚，第二年擢湖广总督。嘉庆元年（1796年）赏轻车都尉世袭。病逝后，赠太子太保，赐祭葬。其墓在吴县木渎。
《续资治通鉴》上承《资治通鉴》，起自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迄于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以编年体形式记载宋、辽、金、元的历史，前后四百零九年。
《续资治通鉴》取材宏博，考证谨严，编排合理，总引资料达三百余种，纠正了以往宋史专著详北宋略南宋的偏颇，还增加了少数民族的资料。梁启超对该书评价极高，以为有毕《鉴》则各家续《鉴》皆可废也。
晋阳秋（晋）孙盛着（清）汤球辑（清）黄奭辑（补遗）
阎步克录入（嘉惠学林，功不可没）
阎步克录入（嘉惠学林，功不可没）
晋。干宝 清。汤球
原本九百八十卷﹐今存五百二十卷。作者李焘(1115～1184)﹐ 字仁甫﹐四川眉州丹棱人﹐累迁州县官﹑实录院检讨官﹑修撰等。李焘仿司马光著《资治通鉴》体例﹐断自宋太祖赵匡胤建隆﹐迄於宋钦宗赵桓靖康﹐记北宋九朝一百六十八年事﹐定名《续资治通鉴长编》。焘於正史﹑实录﹑政书之外﹐凡家录﹑野记﹐广徵博采﹐校其同异﹐订其疑误﹐考证详慎﹐多有依据。作者本著“宁失於繁﹐无失於略”的原则﹐凡记载不同者﹐则两存是说﹐时附己见﹐以注文标出﹐与《通鉴考异》相类。搜集材料时﹐“作木厨十枚﹐每厨作抽替匣二十枚﹐每替以甲子志之。凡本年之事﹐有所闻﹐必归此匣﹐分月日先後次第之﹐井然有条”。该书自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至淳熙四年(1177)﹐分四次上进。淳熙十年 ﹐重编定为九百八十卷﹐并上《举要》六十八卷﹐《修换事总目》十卷﹐《总目》五卷﹐总计一千零六十三卷﹐前後历时四十年。
近代治宋史者对该书史料价值评价甚高﹐《长编》记述详赡﹐史料丰富﹐为研究辽﹑宋﹑西夏等史的基本史籍之一。九百八十卷本﹐久已亡佚﹐今本系清编《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厘为五百二十卷﹐其中缺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四月至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三月﹐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七月至绍圣四年(1097)三月﹐元符三年(1100)二月至十二月以及宋徽宗﹑宋钦宗两朝记事。1979年﹐中华书局开始分册出版《续资治通鉴长编》点校本 ﹐是以流行的清光绪浙江书局刻本为底本﹐用辽宁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本和文津阁本对校﹐改正了不少错讹。
《续资治通鉴长编》是一部编年体史书，作者是南宋时期的李焘。
李焘，字仁甫，一字子真，号巽岩，宋眉州丹■人（今四川丹■）。生于北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死于南宋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年）。
李焘是唐朝宗室曹王的后代。绍兴八年（1138）李焘考中进士，任华阳主簿，调任雅州推官。李焘博览群书，特别熟悉宋朝的典章制度。后任荣州知州，又改任潼川府路转运制官，在任期间，秉公办事，弹劾不法官员四人。乾道三年（1167年），任兵部员外郎兼礼部郎中。十年（1174）七月，久旱不雨，李焘上疏要求皇帝避正殿，减御膳，征求百官意见，孝宗皇帝很快采纳实行。淳熙十一年（1184）春天，李焘上书要求致仕，皇帝没有答应，数次派人看望病情，病愈后，任敷文阁学士，并以比致仕。诏命颁下时，李焘十分欣喜地说：“ 大事了结了。”口授遗表给皇帝说：“臣年已七十，死不为夭，所恨报国缺然。愿陛下径远以艺祖（赵匡胤）为师，用心以昭陵为则。”卒年七十岁。
李焘性格刚强，特立独行。早年时，正是秦桧当政的时候，秦桧死后，李焘才被朝廷了解。在朝廷议论国政，慷慨激昂。南宋名臣张拭曾说：“李仁甫如霜松雪柏。”李焘一生自奉甚俭，不事铺张，没有嗜好，也没有姬妾，也没什么家产。
李焘的著述很多，有《易学》五卷，《春秋学》十卷，《五经传授》、《尚书百篇图》、《大传杂说》、《七十二子名籍》各一卷，《文集》五十卷，《奏议》三十卷，《四朝史稿》五十卷，《通论》十卷，《南北攻守录》三十卷，《七十二候图》，《陶潜新传》并《诗谱》各三卷，《历代宰相年表》、《唐宰相谱》、《江左方镇年表》、《晋司马氏本支》、《齐梁本支》、《王谢世表》、《王代将帅年表》合为四十一卷。
“平生生死文学间，《长编》一书用力四十年”这是南宋时期理学名臣张■对李焘一生学术成果的高度准确的概括。李焘一生著述丰富，但留传至今的代表作是长达五百二十卷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为了撰写了这部巨著，李焘“网罗收拾四十年”，“精力几尽此书。”
《续资治通鉴长编》从宋太祖建隆元年开始至宋钦宗靖康元年止，记载了北宋王朝长达一百六十八年的历史。这部史著的规模很大，淳熙十年（1183年）任遂宁知府的李焘曾上书皇帝，“臣累次进所谓《续资治通鉴长编》，今重别写进，共九百八十卷计六百册。其修换事总为目一十卷。又缘一百六十八年之事，分散为九百八十卷之间，文学繁多，本末颇难立见，略存梗概，庶易捡寻，今创为建隆至靖康《举要》六十八卷，并卷《总目》五卷。已上四种，通计一千六十三卷，六百八十七册。”
李焘编著《续资治通鉴长编》的目的是写一部信史，留给后人。他在隆元元年（1163年）第一次进书状中有着十分清楚的说明，“臣尝尽力史学，于本朝故事尤切欣慕。每恨学士大夫，各信所传，不考诸实录、正吏，纷错难言，……臣辄发愤讨论，使众说咸会于一。”
《续资治通鉴长编》的编撰时间很长，他在任华阳县主簿时，即有心编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并开始准备材料。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前后，李焘在北宋司马光《百官公卿表》的基础上，扩充增补，撰成一百一十二卷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把自建隆至宣和年间的百官治革，公卿任免，按年列表，为撰写《续资治通鉴长编》作了初步的准备工作。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李焘第一次奏进十七卷《续资治通鉴长编》内容是太祖朝～太宗开宝十七年的史事。乾道三年（1167年），李焘至南宋朝廷任兵部员外郎兼国史院编修官，负责修撰神宗至钦宗四朝国宋及徽宗实录，这一时期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的修撰工作大大的加快了。第二年，李焘又奏进太祖至英宗五朝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共一百零八卷。淳熙元年（1174年），李焘第三资进书，是神宗至钦宗四朝。淳熙十年，最后一次进书，终于完成了这部卷帙浩繁的史学巨著。
李焘对北宋的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十分推崇，不仅史学的观点接近，而且政治上的观点也十分接受。他编撰《续资治通鉴长编》的目的之一就是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衔接。在时间上，《续资治通鉴长编》止于五代末年，而《续资治通鉴长编》则始于北宋初年，正好前后相接。而《续资治通鉴长编》这个书名更是表达了李焘对司马光及其《资治通鉴》的推崇和尊重。这部书原来定名《资治通鉴》，后来李焘认为自己的这部书不能和《资治通鉴》相比，而司马光在编撰《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时候又由助手刘恕等人先修丛目，再修长编，是后由司马光本人删节而成，所以李焘就把自己准备编撰的这部书定名《续资治通鉴长编》。
《续资治通鉴长编》有两个显著的特点，首先是他在撰写这部书时，始经不渝地坚持司马光编《续资治通鉴》的原则，就是“宁失于繁，勿失于略。”《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取材十分丰富，除宋代的实录、国史外，还大量采用经、史、子、集，笔记小说，家乘志状。南宋人陈傅良曾表彰说：“本朝国书，有日历，有实录，有正史，有会要，有敕令，有御集，又有百司专行指挥、典故之类，三朝以上又有宝训；而百家小说、私史与大夫行状志铭之类，不可胜纪。自李焘作《续通鉴》（即指《续资治通鉴长编》）起建隆、尽靖康二年，而一代元书萃年于此，可谓备矣。“清人谭钟麟也认为此书“上据国典，下采私记，参考异同，折衷一是，使北宋一代事实粲然明备，实为《通鉴》后不可不读之书。”正是由于李焘坚持了这个原则，才为后人保留了大量的宋代史料。
《续资治通鉴长编》的第二个显著特点是李焘继承和发展了“考异”的优良传统。司马光在著《资治通鉴》时，著有《通鉴考异》，在书中排列不同材料，说明自己取舍的原因。《续资治通鉴长编》也采用了这一考异的方法，“若旧本有误处，及有合添处，即当明著其误削去，气添处仍具述所据何书，考按无违，乃听修换，仍录出为考异；不然则从旧，更勿增改。”《续资治通鉴长编》注文多达一万二千余条，七十多万字。清人黄廷鉴以此评价很高，认为“其中分注考民划详引他书，而于神、哲之代尤多。
如《宋会要》、《政要》、历朝《实录》、《时政记》，王禹■《建隆遗事》、蔡襄《直笔》、王拱辰《别录》、司马温公《日记》，王荆公《日记》、刘挚《日记》、吕大防《政目》、吕公著《掌记》、曾布《日录》、林希《野史》、五岩叟《朝论》、欧靖《圣宋掇遗》、邵氏《辨证》诸书，及诸家传碑铭，皆无一存者。即幸有传书，如《东斋记事》、《涑水记闻》、《东轩笔录》、《湘山野录》、《玉壶清话》，《邵氏闻见录》、《笔谈》、《挥尘录》之类，往往传写讹脱，亦足据以是正。则此编非特足以考定宋、辽二史之阙讹，而有宋一代杂史、小说家不存之书，亦可赖以传其一、二，诚温公《通鉴》后不可不读之书也。”
李焘虽然在政治见解和史学观点上和司马光很接近，但对司马光的《涑水记闻》、《日记》等并不是照单全收，而是有所取舍、有所保留，特别是反映司马光政见且为神宗粉饰的《神宗实录》更是如此。相反，李焘对于王安石也能公正对待。虽然李焘“耻读王氏（安石）书”，反对王安石的政治主张，但在《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正文和注文中也能不认私论害公议，公正、客观地评价王安石变法期间的一些措施、事件和人物。例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四熙宁三年八月癸末对仓法的记述就体现了李焘的态度：“……曾布云，熙宁三年九月二十五河仓条贯。按此乃是八月二十七日立仓法，旧纪书癸末诏诸仓给受概量者，临时多寡，并缘为奸，刻军食十当三四，其增诸仓役人禄，立勾取重法，由是岁减运粮卒，坐法者五百余人，奸盗以故得不纵，后推及内外吏，吏始重仍法。新纪削去，削去其谀辞可也，如立仓法安可不书。”
后人对《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评价颇不一段。清人朱彝尊认为：“宋儒史学以文简为第一，盖自司马君实、欧阳永叔书成，犹有非之者，独文简（李焘）免于讥驳。”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续资治通鉴长编提要》则认为为此书“虽采摭浩博，或不免虚实并存，疑信未见，未必一一皆衷于至当。不但太宗斧声烛影之事于《湘山野录》考据未明，遂为千古之疑窦，即如景二年三日赐镇东军节推毛洵家帛米一事，核以余靖所撰墓铭，殊不相符。为曾敏行《独醒杂志》所纠者，亦往往有之。”尽管如此，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仍认为它“广搜博录以待后之作者，其淹贯详赡，固读史者考证之林也。”
《续资治通鉴长编》因为篇幅太大，故成书时就没有全刻，而只是由秘书省按《续资治通鉴》的规格抄写了一部藏于皇家秘室。清乾隆年修《四库全书》时，四库馆臣从明朝《永乐大典》里录出《续资治通鉴长编》入《四库全书》，但《四库全书》录入的不是全本，缺徽，钦两朝事迹等。嘉庆二十四年（1819）张金吾用活字排印爱日精庐本。光绪七年（1881年）浙江巡抚谭钟麟命黄以周等以《四库全书》本《续资治通鉴长编》校爱日精庐本《续资治通鉴长编》，印成浙江书局本。中华书局出有由上海师范学院和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共同整理的标点本《续资治通鉴长编》。
近代治宋史者对该书史料价值评价甚高﹐《长编》记述详赡﹐史料丰富﹐为研究辽﹑宋﹑西夏等史的基本史籍之一。九百八十卷本﹐久已亡佚﹐今本系清编《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中辑录﹐厘为五百二十卷﹐其中缺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四月至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三月﹐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七月至绍圣四年(1097)三月﹐元符三年(1100)二月至十二月以及宋徽宗﹑宋钦宗两朝记事。1979年﹐中华书局开始分册出版《续资治通鉴长编》点校本 ﹐是以流行的清光绪浙江书局刻本为底本﹐用辽宁图书馆﹑北京图书馆藏本和文津阁本对校﹐改正了不少错讹。
《续资治通鉴长编》是一部编年体史书，作者是南宋时期的李焘。
李焘，字仁甫，一字子真，号巽岩，宋眉州丹■人（今四川丹■）。生于北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死于南宋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年）。
李焘是唐朝宗室曹王的后代。绍兴八年（1138）李焘考中进士，任华阳主簿，调任雅州推官。李焘博览群书，特别熟悉宋朝的典章制度。后任荣州知州，又改任潼川府路转运制官，在任期间，秉公办事，弹劾不法官员四人。乾道三年（1167年），任兵部员外郎兼礼部郎中。十年（1174）七月，久旱不雨，李焘上疏要求皇帝避正殿，减御膳，征求百官意见，孝宗皇帝很快采纳实行。淳熙十一年（1184）春天，李焘上书要求致仕，皇帝没有答应，数次派人看望病情，病愈后，任敷文阁学士，并以比致仕。诏命颁下时，李焘十分欣喜地说：“ 大事了结了。”口授遗表给皇帝说：“臣年已七十，死不为夭，所恨报国缺然。愿陛下径远以艺祖（赵匡胤）为师，用心以昭陵为则。”卒年七十岁。
李焘性格刚强，特立独行。早年时，正是秦桧当政的时候，秦桧死后，李焘才被朝廷了解。在朝廷议论国政，慷慨激昂。南宋名臣张拭曾说：“李仁甫如霜松雪柏。”李焘一生自奉甚俭，不事铺张，没有嗜好，也没有姬妾，也没什么家产。
李焘的著述很多，有《易学》五卷，《春秋学》十卷，《五经传授》、《尚书百篇图》、《大传杂说》、《七十二子名籍》各一卷，《文集》五十卷，《奏议》三十卷，《四朝史稿》五十卷，《通论》十卷，《南北攻守录》三十卷，《七十二候图》，《陶潜新传》并《诗谱》各三卷，《历代宰相年表》、《唐宰相谱》、《江左方镇年表》、《晋司马氏本支》、《齐梁本支》、《王谢世表》、《王代将帅年表》合为四十一卷。
“平生生死文学间，《长编》一书用力四十年”这是南宋时期理学名臣张■对李焘一生学术成果的高度准确的概括。李焘一生著述丰富，但留传至今的代表作是长达五百二十卷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为了撰写了这部巨著，李焘“网罗收拾四十年”，“精力几尽此书。”
《续资治通鉴长编》从宋太祖建隆元年开始至宋钦宗靖康元年止，记载了北宋王朝长达一百六十八年的历史。这部史著的规模很大，淳熙十年（1183年）任遂宁知府的李焘曾上书皇帝，“臣累次进所谓《续资治通鉴长编》，今重别写进，共九百八十卷计六百册。其修换事总为目一十卷。又缘一百六十八年之事，分散为九百八十卷之间，文学繁多，本末颇难立见，略存梗概，庶易捡寻，今创为建隆至靖康《举要》六十八卷，并卷《总目》五卷。已上四种，通计一千六十三卷，六百八十七册。”
李焘编著《续资治通鉴长编》的目的是写一部信史，留给后人。他在隆元元年（1163年）第一次进书状中有着十分清楚的说明，“臣尝尽力史学，于本朝故事尤切欣慕。每恨学士大夫，各信所传，不考诸实录、正吏，纷错难言，……臣辄发愤讨论，使众说咸会于一。”
《续资治通鉴长编》的编撰时间很长，他在任华阳县主簿时，即有心编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并开始准备材料。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前后，李焘在北宋司马光《百官公卿表》的基础上，扩充增补，撰成一百一十二卷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把自建隆至宣和年间的百官治革，公卿任免，按年列表，为撰写《续资治通鉴长编》作了初步的准备工作。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李焘第一次奏进十七卷《续资治通鉴长编》内容是太祖朝～太宗开宝十七年的史事。乾道三年（1167年），李焘至南宋朝廷任兵部员外郎兼国史院编修官，负责修撰神宗至钦宗四朝国宋及徽宗实录，这一时期的《续资治通鉴长编》的修撰工作大大的加快了。第二年，李焘又奏进太祖至英宗五朝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共一百零八卷。淳熙元年（1174年），李焘第三资进书，是神宗至钦宗四朝。淳熙十年，最后一次进书，终于完成了这部卷帙浩繁的史学巨著。
李焘对北宋的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十分推崇，不仅史学的观点接近，而且政治上的观点也十分接受。他编撰《续资治通鉴长编》的目的之一就是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衔接。在时间上，《续资治通鉴长编》止于五代末年，而《续资治通鉴长编》则始于北宋初年，正好前后相接。而《续资治通鉴长编》这个书名更是表达了李焘对司马光及其《资治通鉴》的推崇和尊重。这部书原来定名《资治通鉴》，后来李焘认为自己的这部书不能和《资治通鉴》相比，而司马光在编撰《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时候又由助手刘恕等人先修丛目，再修长编，是后由司马光本人删节而成，所以李焘就把自己准备编撰的这部书定名《续资治通鉴长编》。
《续资治通鉴长编》有两个显著的特点，首先是他在撰写这部书时，始经不渝地坚持司马光编《续资治通鉴》的原则，就是“宁失于繁，勿失于略。”《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取材十分丰富，除宋代的实录、国史外，还大量采用经、史、子、集，笔记小说，家乘志状。南宋人陈傅良曾表彰说：“本朝国书，有日历，有实录，有正史，有会要，有敕令，有御集，又有百司专行指挥、典故之类，三朝以上又有宝训；而百家小说、私史与大夫行状志铭之类，不可胜纪。自李焘作《续通鉴》（即指《续资治通鉴长编》）起建隆、尽靖康二年，而一代元书萃年于此，可谓备矣。“清人谭钟麟也认为此书“上据国典，下采私记，参考异同，折衷一是，使北宋一代事实粲然明备，实为《通鉴》后不可不读之书。”正是由于李焘坚持了这个原则，才为后人保留了大量的宋代史料。
《续资治通鉴长编》的第二个显著特点是李焘继承和发展了“考异”的优良传统。司马光在著《资治通鉴》时，著有《通鉴考异》，在书中排列不同材料，说明自己取舍的原因。《续资治通鉴长编》也采用了这一考异的方法，“若旧本有误处，及有合添处，即当明著其误削去，气添处仍具述所据何书，考按无违，乃听修换，仍录出为考异；不然则从旧，更勿增改。”《续资治通鉴长编》注文多达一万二千余条，七十多万字。清人黄廷鉴以此评价很高，认为“其中分注考民划详引他书，而于神、哲之代尤多。
如《宋会要》、《政要》、历朝《实录》、《时政记》，王禹■《建隆遗事》、蔡襄《直笔》、王拱辰《别录》、司马温公《日记》，王荆公《日记》、刘挚《日记》、吕大防《政目》、吕公著《掌记》、曾布《日录》、林希《野史》、五岩叟《朝论》、欧靖《圣宋掇遗》、邵氏《辨证》诸书，及诸家传碑铭，皆无一存者。即幸有传书，如《东斋记事》、《涑水记闻》、《东轩笔录》、《湘山野录》、《玉壶清话》，《邵氏闻见录》、《笔谈》、《挥尘录》之类，往往传写讹脱，亦足据以是正。则此编非特足以考定宋、辽二史之阙讹，而有宋一代杂史、小说家不存之书，亦可赖以传其一、二，诚温公《通鉴》后不可不读之书也。”
李焘虽然在政治见解和史学观点上和司马光很接近，但对司马光的《涑水记闻》、《日记》等并不是照单全收，而是有所取舍、有所保留，特别是反映司马光政见且为神宗粉饰的《神宗实录》更是如此。相反，李焘对于王安石也能公正对待。虽然李焘“耻读王氏（安石）书”，反对王安石的政治主张，但在《续资治通鉴长编》的正文和注文中也能不认私论害公议，公正、客观地评价王安石变法期间的一些措施、事件和人物。例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四熙宁三年八月癸末对仓法的记述就体现了李焘的态度：“……曾布云，熙宁三年九月二十五河仓条贯。按此乃是八月二十七日立仓法，旧纪书癸末诏诸仓给受概量者，临时多寡，并缘为奸，刻军食十当三四，其增诸仓役人禄，立勾取重法，由是岁减运粮卒，坐法者五百余人，奸盗以故得不纵，后推及内外吏，吏始重仍法。新纪削去，削去其谀辞可也，如立仓法安可不书。”
后人对《续资治通鉴长编》的评价颇不一段。清人朱彝尊认为：“宋儒史学以文简为第一，盖自司马君实、欧阳永叔书成，犹有非之者，独文简（李焘）免于讥驳。”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续资治通鉴长编提要》则认为为此书“虽采摭浩博，或不免虚实并存，疑信未见，未必一一皆衷于至当。不但太宗斧声烛影之事于《湘山野录》考据未明，遂为千古之疑窦，即如景二年三日赐镇东军节推毛洵家帛米一事，核以余靖所撰墓铭，殊不相符。为曾敏行《独醒杂志》所纠者，亦往往有之。”尽管如此，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作者仍认为它“广搜博录以待后之作者，其淹贯详赡，固读史者考证之林也。”
《续资治通鉴长编》因为篇幅太大，故成书时就没有全刻，而只是由秘书省按《续资治通鉴》的规格抄写了一部藏于皇家秘室。清乾隆年修《四库全书》时，四库馆臣从明朝《永乐大典》里录出《续资治通鉴长编》入《四库全书》，但《四库全书》录入的不是全本，缺徽，钦两朝事迹等。嘉庆二十四年（1819）张金吾用活字排印爱日精庐本。光绪七年（1881年）浙江巡抚谭钟麟命黄以周等以《四库全书》本《续资治通鉴长编》校爱日精庐本《续资治通鉴长编》，印成浙江书局本。中华书局出有由上海师范学院和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共同整理的标点本《续资治通鉴长编》。
战国时魏国史书。该书原无名题﹐后世以所记史事属于编年体﹐称为《纪年》﹐又以原书为竹简﹐也称为《竹书》﹐一般称为《竹书纪年》﹐亦称《汲冢纪年》﹑《汲冢古文》或《汲冢书》。晋太康二年 (281)﹐一说咸宁五年(279)或太康元年﹐汲县(今河南卫辉西南)人不准盗掘当地古墓﹐发现了一批写在竹简上的古书。盗墓者“不以为意﹐往往散乱”﹐并烧竹简照取宝物。后来官府前往﹐又“收书不谨﹐多毁落残缺”。《竹书纪年》是其中较完整的一种。
这批竹简由汲县运到京师洛阳﹐晋武帝命中书监荀勗﹑中书令和峤负责整理。竹简长度为古尺二尺四寸﹐以墨书写(或作“漆书”﹐亦即墨书)﹐每简四十字。对竹简文字当时说法不同﹐一说为“小篆”﹐一说为“科斗文字”﹐一说为“古文”﹐应是一种较为规范的战国文字。整理工作首先是排比竹简的次第﹐其次是用当时的文字写出释文﹐最后是撰著提要。荀勗所撰《穆天子传》提要尚存。
《竹书纪年》凡十三篇﹐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至“今王”二十年为止。荀勗等整理时﹐据《竹书纪年》本书和战国时赵国史书《世本》﹐纠正《史记》的错误﹐认为“今王”是魏襄王﹐古墓即魏襄王的坟墓。当时和峤认为“《纪年》起自黄帝”﹐这个意见未被全部采纳﹐可能仅将记载黄帝以来史事的残简﹐作为该书的附编收入。
由于竹简散乱﹐以及战国文字“于时即已不能尽识”﹐《竹书纪年》的整理仍存在争论和问题。晋惠帝时﹐秘书丞卫恒又从事“考正”﹐尚未完成即在一次统治者的内部争斗中被杀。他的朋友佐著作郎束皙续成其事﹐对这批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卫恒﹑束皙的“考正”内容﹐有些从现存《竹书纪年》佚文中还可以看出。如荀勗﹑和峤认为“今王”是魏襄王﹐卫恒﹑束皙却认为是魏安釐王﹔古墓也被分别看作是魏襄王和魏安釐王的坟墓。佚文中有“梁安僖(釐)王九年(张仪)卒”﹐所据即是卫恒﹑束皙的“考正”本。因此﹐《竹书纪年》当时有初释本和考正本两种﹐也可称为荀和本和卫束本。考正本可能名为《汲冢书抄》﹐《竹书纪年》是其中的一种。但后来通行的﹐一般还是荀和本。《隋书‧经籍志》著录有《竹书国异》一卷﹐似为后人据两种不同本子所作的校记。
《竹书纪年》有不少地方与传统记载大异﹐比较接近史实﹐如“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共伯和干王位”等。此外﹐有的还与甲骨文﹑金文符合。《纪年》记“(殷)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与《史记·殷本纪》等以中宗为太戊不同﹐但与甲骨文“中宗祖乙”的称谓却完全相合。《史记》所记战国年代往往混乱矛盾﹐如齐国的桓公陈午﹐《六国年表》﹑《田敬仲完世家》两处都说在位六年﹐《纪年》作十八年﹐金文陈侯午敦记载有陈午十四年事﹐足证《纪年》为是。清朱右曾和当代陈梦家﹑杨宽等重谱战国年表﹐所根据的基本上是《竹书纪年》。《纪年》对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在中国史学史上也是一部重要著作。古墓不在魏都大梁而在汲县﹐不应是魏襄王或魏安釐王的坟墓﹐出土古书有《易》﹐史书《国语》﹑《琐语》﹑《纪年》等又与近年长沙马王堆汉初古墓所出古书近似﹐可能是魏国贵族的坟墓。《纪年》作者当是魏襄王时的史官。
《竹书纪年》原简可能在永嘉之乱时亡佚﹐但初释本和考正本仍继续传抄流行。直到唐玄宗开元以前此书仍旧存在。宋《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已不加著录﹐可能在安史之乱到唐末五代﹐传抄本也逐渐散佚。元末明初和明朝中期出现的《竹书纪年》刻本﹐春秋战国部分均以周王纪年记事﹐一般称为“今本”。清钱大昕等指其为明人伪书﹐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更推断为明嘉靖间天一阁主人范钦伪作。南宋初罗泌《路史·国名纪》戊注曾引《纪年》桓王十二年事﹐已不用晋国纪年﹐除多一字外﹐与今本全同﹐故今本最迟在南宋初即已出现。
清朝以来﹐据今本研究《竹书纪年》的人很多。嘉庆间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开始辑录晋以后类书古注所引的佚文﹐加以考证﹐称为“古本”。此后﹐王国维在朱书的基础上辑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范祥雍又有《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1981年﹐方诗铭﹑王修龄重新辑录为《古本竹书纪年辑证》﹐内容方面又有新的考证和补充﹐并将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收入﹐是现在较为完备的本子。
这批竹简由汲县运到京师洛阳﹐晋武帝命中书监荀勗﹑中书令和峤负责整理。竹简长度为古尺二尺四寸﹐以墨书写(或作“漆书”﹐亦即墨书)﹐每简四十字。对竹简文字当时说法不同﹐一说为“小篆”﹐一说为“科斗文字”﹐一说为“古文”﹐应是一种较为规范的战国文字。整理工作首先是排比竹简的次第﹐其次是用当时的文字写出释文﹐最后是撰著提要。荀勗所撰《穆天子传》提要尚存。
《竹书纪年》凡十三篇﹐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至“今王”二十年为止。荀勗等整理时﹐据《竹书纪年》本书和战国时赵国史书《世本》﹐纠正《史记》的错误﹐认为“今王”是魏襄王﹐古墓即魏襄王的坟墓。当时和峤认为“《纪年》起自黄帝”﹐这个意见未被全部采纳﹐可能仅将记载黄帝以来史事的残简﹐作为该书的附编收入。
由于竹简散乱﹐以及战国文字“于时即已不能尽识”﹐《竹书纪年》的整理仍存在争论和问题。晋惠帝时﹐秘书丞卫恒又从事“考正”﹐尚未完成即在一次统治者的内部争斗中被杀。他的朋友佐著作郎束皙续成其事﹐对这批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卫恒﹑束皙的“考正”内容﹐有些从现存《竹书纪年》佚文中还可以看出。如荀勗﹑和峤认为“今王”是魏襄王﹐卫恒﹑束皙却认为是魏安釐王﹔古墓也被分别看作是魏襄王和魏安釐王的坟墓。佚文中有“梁安僖(釐)王九年(张仪)卒”﹐所据即是卫恒﹑束皙的“考正”本。因此﹐《竹书纪年》当时有初释本和考正本两种﹐也可称为荀和本和卫束本。考正本可能名为《汲冢书抄》﹐《竹书纪年》是其中的一种。但后来通行的﹐一般还是荀和本。《隋书‧经籍志》著录有《竹书国异》一卷﹐似为后人据两种不同本子所作的校记。
《竹书纪年》有不少地方与传统记载大异﹐比较接近史实﹐如“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共伯和干王位”等。此外﹐有的还与甲骨文﹑金文符合。《纪年》记“(殷)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与《史记·殷本纪》等以中宗为太戊不同﹐但与甲骨文“中宗祖乙”的称谓却完全相合。《史记》所记战国年代往往混乱矛盾﹐如齐国的桓公陈午﹐《六国年表》﹑《田敬仲完世家》两处都说在位六年﹐《纪年》作十八年﹐金文陈侯午敦记载有陈午十四年事﹐足证《纪年》为是。清朱右曾和当代陈梦家﹑杨宽等重谱战国年表﹐所根据的基本上是《竹书纪年》。《纪年》对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在中国史学史上也是一部重要著作。古墓不在魏都大梁而在汲县﹐不应是魏襄王或魏安釐王的坟墓﹐出土古书有《易》﹐史书《国语》﹑《琐语》﹑《纪年》等又与近年长沙马王堆汉初古墓所出古书近似﹐可能是魏国贵族的坟墓。《纪年》作者当是魏襄王时的史官。
《竹书纪年》原简可能在永嘉之乱时亡佚﹐但初释本和考正本仍继续传抄流行。直到唐玄宗开元以前此书仍旧存在。宋《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已不加著录﹐可能在安史之乱到唐末五代﹐传抄本也逐渐散佚。元末明初和明朝中期出现的《竹书纪年》刻本﹐春秋战国部分均以周王纪年记事﹐一般称为“今本”。清钱大昕等指其为明人伪书﹐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更推断为明嘉靖间天一阁主人范钦伪作。南宋初罗泌《路史·国名纪》戊注曾引《纪年》桓王十二年事﹐已不用晋国纪年﹐除多一字外﹐与今本全同﹐故今本最迟在南宋初即已出现。
清朝以来﹐据今本研究《竹书纪年》的人很多。嘉庆间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开始辑录晋以后类书古注所引的佚文﹐加以考证﹐称为“古本”。此后﹐王国维在朱书的基础上辑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范祥雍又有《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1981年﹐方诗铭﹑王修龄重新辑录为《古本竹书纪年辑证》﹐内容方面又有新的考证和补充﹐并将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收入﹐是现在较为完备的本子。
本书60卷，是清末著名学人黄以周等人对《续资治通鉴长编》残缺部分拾遗补缺而作的一部编年体史书。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是研究宋史的基本史料之一，但通行的版本缺少徽、钦二帝及英宗治平四年至神宗熙宁三年三月及哲宗元祐八年七月至绍圣四年三月的事迹。清光绪年间，黄以周等人受浙江巡抚谭钟麟之命，将南宋杨仲良所编《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中所收《长编》原文摘出按年月编排，又以托名李焘的《续宋编年资治通鉴》可采之处附注其下，宋人文集有可参考者亦附见之而成此书。书中对《长编》所缺诸年史迹有详细记载，对了解这一时期的历史颇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