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雲(262～303)，西晉文學家。字士竜。吳郡（今江蘇蘇州）人。文學家陸機之弟。西晉末年官拜清河內史。後與陸機同時遇害。《隋書•經籍志》錄有《陸雲集》12捲，已佚。明人張溥《漢魏六朝百三傢集》輯有《陸清河集》。
魏 穎川荀勖 着明 太倉張溥 閱
荀勖(xù)(?-289) 西晉大臣、著作傢。字公曾，穎川穎陰人。着《中經新簿》，開創圖書四部分類法，將群書分成甲乙丙丁四類，即經史子集四部。精通音律，參與整理汲塚竹書。
晉荀公曾集題詞
荀成侯學古而佞者也。史責其援朱均以貳極煽褒□而偶震。至於鬥粟興謠逾裏成詠階禍已甚誠，無辭焉。勖博文明識牛鐸諧樂，勞薪炊飯鹹能辨之。茂先倫匹 也。顧其文采則謝弗如泰。始中與傳張同造詩歌，荀尤少味，始嘆班固明堂寶鼎不可復作。獨其條問列和表，正笛聲樂傢之論，盡稱為優。其他簡牘亦云清令蓋晉初 之文。羹玄尚存，雕幾未及，名人吐辭簡直近理。江左文士盛談茂先散珠太衝橫錦若，二荀者流忽而不言。不幾，乘大輅，笑椎輪乎無惑乎。六朝體製追時為工，登 高望之，旗靡轍亂也。東漢荀氏後多顯人。景倩、既讓，文若公曾。尤愧慈明，何其子孫，位通而德儉也。已是名剋傢然乎
婁東張溥題
荀勖(xù)(?-289) 西晉大臣、著作傢。字公曾，穎川穎陰人。着《中經新簿》，開創圖書四部分類法，將群書分成甲乙丙丁四類，即經史子集四部。精通音律，參與整理汲塚竹書。
晉荀公曾集題詞
荀成侯學古而佞者也。史責其援朱均以貳極煽褒□而偶震。至於鬥粟興謠逾裏成詠階禍已甚誠，無辭焉。勖博文明識牛鐸諧樂，勞薪炊飯鹹能辨之。茂先倫匹 也。顧其文采則謝弗如泰。始中與傳張同造詩歌，荀尤少味，始嘆班固明堂寶鼎不可復作。獨其條問列和表，正笛聲樂傢之論，盡稱為優。其他簡牘亦云清令蓋晉初 之文。羹玄尚存，雕幾未及，名人吐辭簡直近理。江左文士盛談茂先散珠太衝橫錦若，二荀者流忽而不言。不幾，乘大輅，笑椎輪乎無惑乎。六朝體製追時為工，登 高望之，旗靡轍亂也。東漢荀氏後多顯人。景倩、既讓，文若公曾。尤愧慈明，何其子孫，位通而德儉也。已是名剋傢然乎
婁東張溥題
潘黃門集題辭
餘讀潘安仁，馬汧督誄，惻然思古義士，猶班孟之傳，蘇子卿也。及悼亡詩賦，哀永逝文，則又傷其閨房辛苦，有古落葉哀蟬之嘆史雲：善為哀誄，誠然哉， 《籍田賦》客捨議，並以典，則見稱陸海潘江，無不善也。獨惜其愍懷，詐書呈身，牝後屈長，卿之典册，行江充之，告變重污泥以自辱，閑居一賦，板輿輕軒浮 杯，高歌天倫樂事，足起愛慕。孰知其仕官，情重方思□客，慈母拳拳非所念也。楊駿被諸，綱紀當坐安仁，賴河陽舊客，得脫軀命，而好進不休，舉傢彌滅害。由 小史生之者公孫宏。殺之者孫秀。禍福何常古人，所以畏蜂蠆也。二陸屠門，戎毒相類，天下哀之。遂騰討檄，安仁東市，獨無憐者，士之賢愚，至死益見。餘深為 彼美惜焉。
婁東張溥題
餘讀潘安仁，馬汧督誄，惻然思古義士，猶班孟之傳，蘇子卿也。及悼亡詩賦，哀永逝文，則又傷其閨房辛苦，有古落葉哀蟬之嘆史雲：善為哀誄，誠然哉， 《籍田賦》客捨議，並以典，則見稱陸海潘江，無不善也。獨惜其愍懷，詐書呈身，牝後屈長，卿之典册，行江充之，告變重污泥以自辱，閑居一賦，板輿輕軒浮 杯，高歌天倫樂事，足起愛慕。孰知其仕官，情重方思□客，慈母拳拳非所念也。楊駿被諸，綱紀當坐安仁，賴河陽舊客，得脫軀命，而好進不休，舉傢彌滅害。由 小史生之者公孫宏。殺之者孫秀。禍福何常古人，所以畏蜂蠆也。二陸屠門，戎毒相類，天下哀之。遂騰討檄，安仁東市，獨無憐者，士之賢愚，至死益見。餘深為 彼美惜焉。
婁東張溥題
袁忠憲集題詞
忠載袁氏多忠烈，若楊源死於元兇名為風霜鬆筠不虛也。或責彼既志不從亂，曷不疾驅告變出君險厄，然事法倉猝，身閉宮省翹首君門叫呼，莫屬儒者雍容亦莫可衹如何耳。陽源排諧集文皆調笑其於藝苑亦博簺之類也。禦虜議世譏其誕然,文采遒豔纔辯鮮,及即不的為儀秦縱橫方諸燕,然勒銘廣成作頌意,似欲無多讓詩章。雖寡其摹古之篇,風氣竟逼建安,此人不死顔謝,未必能初其上也。彭城少文情,好不接劉湛貴盛,未輕襒裾文人寡合,其落拓之性固然。
婁東張溥題
忠載袁氏多忠烈，若楊源死於元兇名為風霜鬆筠不虛也。或責彼既志不從亂，曷不疾驅告變出君險厄，然事法倉猝，身閉宮省翹首君門叫呼，莫屬儒者雍容亦莫可衹如何耳。陽源排諧集文皆調笑其於藝苑亦博簺之類也。禦虜議世譏其誕然,文采遒豔纔辯鮮,及即不的為儀秦縱橫方諸燕,然勒銘廣成作頌意,似欲無多讓詩章。雖寡其摹古之篇,風氣竟逼建安,此人不死顔謝,未必能初其上也。彭城少文情,好不接劉湛貴盛,未輕襒裾文人寡合,其落拓之性固然。
婁東張溥題
中國古代民謠集。明代文學家楊慎編纂。共兩捲，成書於明代嘉靖二十二年（1543）。收錄自上古至明代嘉靖時期古今民謠280餘首。為中國較早的民間歌謠專集。編者博覽群書，廣為采擷。從先秦古籍及歷代有關文獻中，搜羅摘引時謠、童謠、韻語和註文，以古籍傳引的先後為序，加以編排。所選歌謠，內容多牽涉時政和對歷朝人物的評價。所選作品，大體展現出中國古代風謠的面貌，對瞭解中國民謠的性質、歷史及形式特點，有一定參考價值。本書反映出編纂者有同情勞動人民和憎惡統治者暴政的思想傾嚮，書中不僅收有抨擊時政的尖銳作品，而且還有反映人民遭受塗炭之聲，對論述農民起義之作也有輯錄。即使針對當朝的作品也不回避。其敢於正視現實的精神是難得的。不足之處是選擇標準不甚嚴格，而且擷引的古籍不全，多有闕遺。至清代，史夢蘭又輯《古今風謠拾遺》4捲，補其不足。
本書（一册八三面四九、八○○字）分四捲，孫元衡撰。詩凡三百六十篇，自乙酉（康熙四十四年）至戊子（四十七年）按年分捲。所詠多屬臺灣風物，其中尤以「颶風歌」、「海吼吟」、「裸人叢笑篇」諸作，為世人所激賞。
本書（一册七八面四六、八○○字）合刊
劉傢謀著「海音詩」與王凱泰、馬清樞、何澄着「臺灣雜詠合刻」兩種。「海音詩」七絶一百首，皆吟詠臺灣事跡。作者劉傢謀，字仲為，一字芑川；福建侯官人。舉鄉薦，以大挑得教諭。初任寧德，繼調臺灣；時當清道、鹹之際，在任凡四年。鹹豐三年海寇黃位倡亂，臺地不靖；傢謀力疾守陴，病署卒。「海音詩」成於二年間，每首均有自註。首章註云：『壬子（鹹豐二年）夏秋之間，臥病連月，不出戶庭；海吼時來，助以臺颶，鬱勃號怒，臺似有不得已者。伏枕狂吟，尋聲響答韻之；曰「海音」』。「臺灣雜詠合刻」計有王凱泰「臺灣雜詠」三十二首及「續詠」十二首，統為七絶；馬清樞「臺陽雜興」三十首、何澄「臺陽雜詠」二十四首，皆七言律詩。作者王凱泰，字幼軒，號補帆；江蘇寶應人。同治九年，以廣東布政使升福建巡撫。十三年日兵侵臺事件結束，議移閩撫駐臺，凱泰首請赴臺履勘（奏摺見第二二七種「臺案匯錄壬集」）；光緒元年五月，抵臺。當時正辦「開山撫番」工作，因撰有「訓番俚言」一篇（見第五一種「臺灣生熟番紀事」附錄）。「雜詠」及「續詠一，亦於此時所作。馬清樞，字子翊，福建侯官人；何澄，字竟山，浙江山陰人。據一何跋」，光緒三年時，馬氏在臺任學官；何氏本人，則嘗於元、一年間兩度隨王（凱泰）、丁（日昌）二撫襄辦營務。「合刻」之刊印，至七年成於何氏之手。
劉傢謀著「海音詩」與王凱泰、馬清樞、何澄着「臺灣雜詠合刻」兩種。「海音詩」七絶一百首，皆吟詠臺灣事跡。作者劉傢謀，字仲為，一字芑川；福建侯官人。舉鄉薦，以大挑得教諭。初任寧德，繼調臺灣；時當清道、鹹之際，在任凡四年。鹹豐三年海寇黃位倡亂，臺地不靖；傢謀力疾守陴，病署卒。「海音詩」成於二年間，每首均有自註。首章註云：『壬子（鹹豐二年）夏秋之間，臥病連月，不出戶庭；海吼時來，助以臺颶，鬱勃號怒，臺似有不得已者。伏枕狂吟，尋聲響答韻之；曰「海音」』。「臺灣雜詠合刻」計有王凱泰「臺灣雜詠」三十二首及「續詠」十二首，統為七絶；馬清樞「臺陽雜興」三十首、何澄「臺陽雜詠」二十四首，皆七言律詩。作者王凱泰，字幼軒，號補帆；江蘇寶應人。同治九年，以廣東布政使升福建巡撫。十三年日兵侵臺事件結束，議移閩撫駐臺，凱泰首請赴臺履勘（奏摺見第二二七種「臺案匯錄壬集」）；光緒元年五月，抵臺。當時正辦「開山撫番」工作，因撰有「訓番俚言」一篇（見第五一種「臺灣生熟番紀事」附錄）。「雜詠」及「續詠一，亦於此時所作。馬清樞，字子翊，福建侯官人；何澄，字竟山，浙江山陰人。據一何跋」，光緒三年時，馬氏在臺任學官；何氏本人，則嘗於元、一年間兩度隨王（凱泰）、丁（日昌）二撫襄辦營務。「合刻」之刊印，至七年成於何氏之手。
“楚辭”又稱“楚詞”，是戰國時代的偉大詩人屈原創造的一種詩體。作品運用楚地（今兩湖一帶）的文學樣式、方言聲韻，敘寫楚地的山川人物、歷史風情，具有濃厚的地方特色。漢代時，劉嚮把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承襲屈賦”的作品編輯成集，名為《楚辭》。並成為繼《詩經》以後，對我國文學具有深遠影響的一部詩歌總集。
楚辭，其本義是指楚地的言辭，後來逐漸固定為兩種含義：一是詩歌的體裁，一是詩歌總集的名稱（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楚國文學）。從詩歌體裁來說，它是戰國後期以屈原為代表的詩人，在楚國民歌基礎上開創的一種新詩體。從總集名稱來說，它是西漢劉嚮在前人基礎上輯錄的一部“楚辭”體的詩歌總集，收入戰國楚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漢代賈誼、淮南小山、莊忌、東方朔、王褒、劉嚮諸人的仿騷作品。
“楚辭”之名首見於《史記·張湯傳》。可見至遲在漢代前期已有這一名稱。其本義，當是泛指楚地的歌辭，以後纔成為專稱，指以戰國時楚國屈原的創作為代表的新詩體。這種詩體具有濃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黃伯思所說，“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東觀餘論》）。西漢末，劉嚮輯錄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漢代人模仿這種詩體的作品，書名即題作《楚辭》。這是《詩經》以後，我國古代又一部具有深遠影響的詩歌總集。另外，由於屈原的《離騷》是楚辭的代表作，所以楚辭又被稱為“騷”或“騷體”。漢代人還普遍把楚辭稱為“賦”。《史記》中已說屈原“作《懷沙》之賦”《漢書·藝文志》中也列有“屈原賦”、“宋玉賦”等名目。
在漢代，楚辭也被稱為辭或辭賦。西漢末年，劉嚮將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漢代淮南小山、東方朔、王褒、劉嚮等人承襲模仿屈原、宋玉的作品共16篇輯錄成集，定名為《楚辭》。楚辭遂又成為詩歌總集的名稱。由於屈原的《離騷》是《楚辭》的代表作，故楚辭又稱為騷或騷體。
浪漫主義詩歌總集
《楚辭》作為我國第一部浪漫主義詩歌總集，由於詩歌的形式是在楚國民歌的基礎上加工形成，篇中又大量引用楚地的風土物産和方言詞彙，所以叫“楚辭”。《楚辭》主要是屈原的作品，其代表作是《離騷》，後人因此又稱“楚辭”為“騷體”。西漢末年，，劉嚮搜集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輯錄成集。《楚辭》對後世文學影響深遠，不僅開啓了後來的賦體，而且影響歷代散文創作，是我國積極浪漫主義詩歌創作的源頭。
《楚辭》是我國第一部浪漫主義詩歌總集楚辭的主要作者是屈原。他創作了《離騷》《九歌》《九章》《天問》等不朽作品。在屈原的影響下，楚國又産生了宋玉、唐勒，景差等楚辭作者。現存的《楚辭》總集中，主要是屈原及宋玉的作品；唐勒、景差的作品大都未能流傳下來。
楚辭的特徵，宋代黃伯思在《校定楚辭序》中概括說：“蓋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記楚地，名楚物，顧可謂之‘楚辭’。”這一說法是正確的。除此而外，《楚辭》中屈、宋作品所涉及的歷史傳說、神話故事、風俗習尚以及所使用的藝術手段、濃郁的抒情風格，無不帶有鮮明楚文化色彩。這是楚辭的基本特徵，它們是與中原文化交相輝映的楚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楚國文學總集
西漢劉嚮輯，東漢王逸章句。原收楚人屈原、宋玉及漢代淮南小山、東方朔、王褒、劉嚮等人的辭賦共十六篇，後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該書以屈原的作品為主，其中《離騷》、《九歌》、《天問》等篇保存了較多的歷史資料和神話傳說，可供治史者參考。屈原（約前339～約前278），名平。初任楚懷王左徒、三閭大夫。因主張彰明法度，舉賢授能，聯齊抗秦，受懷王稚子子蘭及靳尚等人譖毀而革職。頃襄王時，屈原被放逐，他無力輓救楚之危亡，又無法實現政治理想，遂投汨羅江而死。《離騷》是屈原的代表作。這篇宏偉的政治抒情詩表現了作者的進步理想，為實現理想而進行的不懈鬥爭，和鬥爭中所遇到的挫折及自己的苦悶。屈原常常徵引歷史以抒發情懷，從中尋找經驗教訓，“上述唐、虞、三後之製，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反於正道而還己也。”其中有些地方可以和史書互相參證補充，例如《離騷》雲：“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傢巷。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天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傢。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以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此段所述夏代歷史相當完整，可與《左傳》互相參看，而補《史記·夏本紀》不言羿、浞之事的疏漏。此外，從《離騷》中關於羲和、望舒、飛廉、豐隆、宓妃的記述，也可窺見上古神話傳說的一斑；而“攝提貞於孟陬兮，唯庚寅吾以降”，則是考證古代天文歷法的資料。
《九歌》本為古代樂歌，相傳是夏啓從天上偷來的。屈原在民間祀神樂歌基礎上創作的《九歌》，襲用了古代樂歌的名稱，共十一篇。其中保存了關于云神、山神、湘水神、河神、太陽神等的神話故事，是研究上古民俗和楚文化的珍貴資料。
《天問》是一首長詩，它對自然宇宙和社會歷史提出的一百七十多個問題中，保存了許多神話傳說和古史資料。例如，關於鯀、禹治水的傳說所提出的一係列問題，就涉及鯀和鴟龜的關係，禹和鯀治水方法的不同，禹治水時曾得應竜之助，禹娶塗山氏女等細節；關於後羿的傳說所提的問題又涉及後羿射日，射河伯而妻雒嬪，被寒浞殺害等細節。關於商之始祖契，以及自契至湯的歷史，文獻資料十分缺乏。《天問》透露了許多關於這段歷史的重要綫索，其中涉及契、王季、王亥、王恆、上甲微等殷人先公先王的內容，尤為寶貴。
詩史地位
楚辭是在楚國民歌的基礎上經過加工、提煉而發展起來的，有着濃郁的地方特色。由於地理、語言環境的差異，楚國一帶自古就有它獨特的地方音樂，古稱南風、南音；也有它獨特的土風歌謠，如《說苑》中記載的《楚人歌》、《越人歌》、《滄浪歌》；更重要的是楚國有悠久的歷史，楚地巫風盛行，楚人以歌舞娛神，使神話大量保存，詩歌音樂迅速發展，使楚地民歌中充滿了原始的宗教氣氛。所有這些影響使得楚辭具有楚國特有的音調音韻，同時具有深厚的浪漫主義色彩和濃厚的巫文化色彩。可以說，楚辭的産生是和楚國地方民歌以及楚地文化傳統的熏陶分不開的。
同時，楚辭又是南方楚國文化和北方中原文化相結合的産物。春秋戰國以後，一嚮被稱為荊蠻的楚國日益強大。它在問鼎中原、爭霸諸侯的過程中與北方各國頻繁接觸，促進了南北文化的廣泛交流，楚國也受到北方中原文化的深刻影響。正是這種南北文化的匯合，孕育了屈原這樣偉大的詩人和《楚辭》這樣異彩紛呈的偉大詩篇。
《楚辭》在中國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出現，打破了《詩經》以後兩三個世紀的沉寂而在詩壇上大放異彩。後人也因此將《詩經》與《楚辭》並稱為風、騷。風指十五國風，代表《詩經》，充滿着現實主義精神；騷指《離騷》，代表《楚辭》，充滿着浪漫主義氣息。風、騷成為中國古典詩歌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創作的兩大流派。
註本是東漢王逸的《楚辭章句》。《四庫全書總目》說：「初，劉嚮裒集屈原《離騷》、《九歌》、《天問》、《九章》……而各為之註。」但劉嚮編定的《楚辭》16捲原本已佚。《楚辭章句》即以劉嚮《楚辭》為底本，它除了對楚辭做了較完整的訓釋之外，還提供了有關原本的情況。在《楚辭章句》的基礎上，南宋洪興祖又作了《楚辭補註》。此後，南宋朱熹著有《楚辭集註》，清初王夫之撰有《楚辭通釋》，清代蔣驥有《山帶閣註楚辭》，等等。他們根據己見，作了許多輯集、考訂和註釋、評論工作。
楚辭目錄
離騷 九歌 天問 九章 遠遊 卜居 漁父 九辯 招魂 大招 惜誓 招隱士 七諫 哀時命 九懷 九嘆 九思
九歌： 東皇太一 東君 雲中君 湘君 湘夫人 大司命 少司命 河伯 山鬼 國殤 禮魂
九章： 惜誦 涉江 哀郢 抽思 懷沙 思美人 惜往日 橘頌 悲回風
七諫： 初放 陳江 怨世 怨思 自悲 哀命 謬諫 亂曰
九懷： 匡機 通路 危俊 昭世 尊嘉 蓄英 思忠 陶壅 株昭 亂曰
九嘆： 逢紛 離世 怨思 遠逝 惜賢 憂苦 愍命 思古 遠遊
九思： 逢尤 怨上 疾世 憫上 遭厄 悼亂 傷時 哀歲 守志 亂曰
楚文化和楚辭的形成
長江流域同黃河流域一樣，很早就孕育着古老的文化。楚民族興起以後，成為這一地域文化的代表。至遲在殷商時期，楚人已經同北方政權發生關係；至西周初，據說鬻熊曾“子事文王”，後來熊繹又被成王封於楚（《史記·楚世傢》）。這應該理解為周王朝對楚人實際控製江漢地區的承認。至春秋時代，楚國迅速發展壯大，兼併了長江中遊許多大小邦國，成為足以與整個中原相抗衡的力量。楚莊王為春秋五霸之一，一度有北取中原之志。戰國時期，楚進而吞滅吳越，其勢力西抵漢中，東臨大海，在戰國諸雄中，版圖最大，人口最多。一度有“橫則秦帝，縱則楚王”的說法，意謂秦、楚二國，最具統一全國的可能。最後楚為秦所滅。但楚地的反秦起義，又成為推翻秦王朝的主要力量。漢王朝的建立，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認為是楚人的勝利。秦、漢大一統，最終完成了南北文化的融匯，也由此形成了偉大的 “漢族”。
楚民族在其發展過程中，不斷與中原文化進行交流。春秋戰國時代，北方的主要文化典籍，如《詩》、《書》、《禮》、《樂》等，也已成為楚國貴族誦習的對象。《左傳》記楚人賦誦或引用《詩經》的例子，就有好多起。但另一方面，楚文化始終保持着自身強烈的特徵，與中原文化有顯著區別，因而楚人長期被中原國傢看作野蠻的異族。《小雅·采芑》記敘周宣王南徵楚國之事，說：“蠢爾蠻荊，大邦為讎。”並把 “蠻荊”與北方的玁狁並列。《魯頌·閟宮》又把楚人與北方戎狄並列，同作為應予嚴懲的對象：“戎狄是膺，荊舒是懲。”
而楚人自己，在不願承認周王室權威的時候，也往往自稱：“我蠻夷也。”（見《史記·楚世傢》）
一般認為楚文化比中原文化落後，這樣說不完全對。楚文化的興起也許比中原文化遲，但到了春秋戰國時代，楚文化的落後，主要衹是表現在國傢制度不夠成熟，尤其是用於維護統治秩序、等級關係的政治與倫理思想遠不及北方文化完密。——所以楚人需要引進有關的學說和典籍。與此相應，原始宗教——巫教的盛行，也可以看作楚文化落後的表現。但在其他方面，楚文化不一定落後，甚至有許多地方遠遠超過中原文化。理解這一點，對於理解楚辭十分重要。
首先應該註意到，南方的經濟條件較北方具有一定的優越性。《漢書·地理志》說，楚地“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江南地廣，或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為業，果蓏蠃蛤，食物常足”。由於謀生較為容易，就可能有較多的人力脫離單純維持生存的活動，投入更高級更復雜的物質生産。所以至少在春秋以後，楚國的財力物力，已經明顯超過北方國傢。《左傳》記重耳奔楚，對成王說：“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已可窺見一二。據歷史記載，楚是春秋戰國時擁有黃金很多的國傢。從近年地下考古發掘來看，戰國時代楚國的青銅器，足以代表先秦青銅器冶鑄的最高水平。至於楚地漆器、絲織品之精美，那是北方根本無法比擬的。屈原《招魂》中描繪楚國宮廷內極其奢華的享樂景象，當然也須有雄厚的物質基礎。同樣因為在南方謀生比較容易，途徑也多，不需要組成強大的集體力量以剋服自然，維護生存，所以楚國也沒有形成像北方國傢那樣的嚴密的宗法政治制度。據《韓非子》說，楚國的貴族也一直擁有比較獨立的勢力。這對於楚國同北方國傢的對抗也許是不利的。但另一方面，在這樣的生活環境中，個人受集體的壓抑較少，個體意識相應就比較強烈。一直到漢代，楚人性格的桀驁不馴，仍是舉世聞名。《史記》、《漢書》中，可以找到不少例子。
豐富的物質條件，較少壓抑而顯得活躍的生活情感，造成了楚國藝術的高度發展，這是楚文化明顯超過中原文化的一個方面。在中原文化中，藝術，包括音樂、舞蹈、歌麯，主要被理解為“禮”的組成部分，被當作調節群體生活、實現一定倫理目的的手段。因而，中庸平和被視為藝術的極緻。而楚國的藝術，無論娛神娛人，仍然都是在註重審美愉悅的方向上發展，充分展示出人們情感的活躍性。楚地出土的各種器物和絲織品，不僅製作精細，而且往往繪有豔麗華美、奇幻飛動的圖案。《招魂》、《九歌》所描繪的音樂舞蹈，也顯示出熱烈動蕩、詭譎奇麗的氣氛。舊楚地、今湖北隨縣出土的一套具備五個半八度的編鐘，被中外專門傢譽為“世界奇跡”，實際證明了楚國音樂及歌舞的發達。而北方的正統音樂，通常是限製在一個八度的音域範圍內的。
綜上所述，應該說：以春秋戰國時代而論，楚文化與中原文化，實是各有特點，各有所長。如果單就藝術領域而言，楚文化的成就為高。文學是廣義的藝術的一個方面。我們所要論述的楚辭，既是楚文化土壤上開出的奇葩，又代表了楚文化的輝煌成就。楚文化尤其楚國藝術的一般特點，如較強的個體意識，激烈動蕩的情感，奇幻而華麗的表現形式等等，也都呈現於楚辭中。
楚辭的形成，從直接的因素來說，首先同楚地的歌謠有密切關係。如前所述，楚是一個音樂舞蹈發達的地方。現在從《楚辭》等書還可以看到衆多楚地樂麯的名目，如《涉江》、《采菱》、《勞商》、《九辯》、《九歌》、《薤露》、《陽春》、《白雪》等。現存的歌辭，較早的有《孟子》中記錄的《孺子歌》，據說是孔子遊楚時聽當地小孩所唱：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還有劉嚮《說苑》所載《越人歌》，據說是楚人翻譯的越國舟子的唱辭：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煩而不絶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
這種歌謠到秦漢時還十分流行。如劉邦有《大風歌》，項羽有《垓下歌》。它的體式與中原歌謠不同，不是整齊的四言體，每句可長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語氣詞“兮”字。這些也成為楚辭的顯著特徵。
但值得註意的是，楚辭雖脫胎於楚地歌謠，卻已發生了重大變化。漢人稱楚辭為賦，取義是“不歌而誦謂之賦”①（《漢書·藝文志》）。屈原的作品，除《九歌》外，《離騷》、《招魂》、《天問》，都是長篇巨製；《九章》較之《詩經》而言，也長得多。它們顯然不適宜歌唱，不應當作歌麯來看待。同時，這種“不歌而誦”的“賦”，卻又不是像散文那樣的讀法，據古籍記載，需要用一種特別的聲調來誦讀。這大約類似於古希臘史詩的“吟唱”形式。歌謠總是篇幅短小而語言簡樸的，楚辭正是擺脫了歌謠的形式，才能使用繁麗的文辭，容納復雜的內涵，表現豐富的思想情感。順帶說，現代人為了區別楚辭與漢賦，不主張稱楚辭為“賦”，這不無道理，卻不能說漢人這樣稱呼有何過錯。因為本來是先有“屈賦”而後有“漢賦”的。
漢人又有“賦者，古詩之流也”一說（見班固《兩都賦序》），當是為了攀附儒傢經典，兼考慮到賦的鋪張特徵。
楚地盛行的巫教，又滲透了楚辭，使之具有濃厚的神話色彩。據史書記載，當中原文化巫教色彩早已明顯消退以後，在南楚，直至戰國，君臣上下仍然“信巫覡，重淫祠”（《漢書·地理志》）。楚懷王曾“隆祭禮，事鬼神”，並且企圖靠鬼神之助以退秦師（見《漢書·郊祀志》）。民間的巫風更為盛行。《漢書·地理志》及王逸《楚辭章句》等，都言及楚人信巫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的風俗。可見在屈原的時代，楚人還沉浸在一片充滿奇異想象和熾熱情感的神話世界中。生活於這一文化氛圍中的屈原，不僅創作出祭神的組詩——《九歌》，和根據民間招魂詞寫作的《招魂》，而且在表述自身情感時，也大量運用神話材料，馳騁想象，上天入地，飄遊六合九州，給人以神秘的感受。甚至《離騷》這篇代表作的構架，由“卜名”、“陳辭”、“先戒”、“神遊”，到“問卜”、“降神”，都藉用了民間巫術的方式。
除了楚文化本身的因素，其他一些因素對楚辭的形式也起了一定作用。如前所述，春秋以後，楚國貴族對《詩經》已經相當熟悉，這成為他們的文化素養的一部分。屈原《九章》中的《橘頌》全用四言句，又在隔句的句尾用“兮”字，可以視為《詩經》體式對《楚辭》體式的滲透。在戰國時代，縱橫傢奔走遊說，十分活躍。他們“欲以唇吻奏功，遂競為美辭，以動人主”，“餘波流衍，漸及文苑，繁辭華句，固已非《詩》之樸質之體式所能載矣。”——魯迅《漢文學史綱要》中的這一節論述，正確地指出了戰國縱橫傢華麗鋪張的文辭對《楚辭》形成的影響。
當然，“不有屈原，豈見《離騷》”（《文心雕竜·辨騷》）。
楚辭是楚文化的産物，具體說來，又離不開偉大詩人屈原的創造。
[代表人物]
《楚辭》的代表人物屈原（前340？－前278年），是中國文學史上最早出現的愛國詩人。 在《楚辭》初本的16捲中，屈原的作品占絶大部分，共收他的詩作820餘篇。包括《離騷》、《九歌》（11篇）、《天嚮》、《九章》（9篇）、《遠遊》、《卜居》、《漁父》、《招魂》等。其它8捲是，宋玉的《九辯》，景差的《大招》，及漢代賈誼的《惜誓》、淮南小山的《招隱士》、東方朔的《七諫》，嚴忌的《哀時命》、王褒的《九懷》、劉嚮的《九嘆》等。南宋朱熹在些基礎上編為《楚辭集註》，增入賈誼的《鵬鳥賦》、《吊屈原賦》兩篇；刪去《七諫》、《九懷》、《九嘆》等作品，朱熹認為這些作品缺乏真實的思想感情。他並把屈原的作品劃為“離騷類”，把其它作品劃為“續離騷類”，按原篇章次序編為8捲。 屈原的作品大致可分兩類：一類是《離騷》《九章》等在流放生活中寫的政治抒懷詩；一類是以《九歌》為代表的祭歌和反映詩人世界觀、人生觀的《天問》。 屈原的代表作《離騷》，是我國古代最長的一篇浪漫主義抒懷詩，也是 “楚辭”的代表作品。由此，世人稱“楚辭”為“騷體詩”，並與《詩經》並稱“詩騷”。《離騷》是詩人在遭第二次流放中，滿懷“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的委屈，凝聚憂憤、感慨於筆端寫成的。這首近2500字的長詩，敘述了詩人的身世和志嚮，通過表現詩人一生不懈的鬥爭和决心以身殉志的悲劇，反映了楚國統治階層中正直與邪惡兩種勢力的尖銳鬥爭，暴露了楚國的黑暗現實和政治危機，表達了他為國為民而戰鬥不屈，“九死而不悔”的精神。
內容梗概
《楚辭》中的《離騷》、《九歌》、《九章》、《天問》和《招魂》等共23篇，是屈原的作品（此外，還有宋玉等人的作品），絶大多數是楚辭體的詩，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楚辭》的代表作。屈原的作品主要是以楚國的民間文學為基礎，結合自己的生活經歷和從政遭遇而寫出。簡述《九歌》藝術表現的特點。
一．屈原在《九歌》中既寫出了神的靈異，更寫出了神的“人性”，神性和人性統一在一起。如《湘君》、《湘夫人》，表現湘水之神相互愛慕追求卻終於不遇的波折變化的心境。抒寫神與神之間、神與人之間的戀愛故事，使祭神歌麯帶有儂儂的人間情味。二．敘寫神靈的活動和神靈的情感，描繪神靈的環境和氣氛，是一種清新幽眇的境界。
簡述《招魂》的藝術特色。
一． 結構精密完美。依據方位和事物層層鋪敘渲染的表現方式。二． 長於鋪排描摹，例如它寫四方的恐怖，羅列衆多可怕的事物，還描繪出它們可怕的形象。
試敘楚辭産生的相關要素。
一．與楚聲、楚歌有直接聯繫。楚辭即使不能歌唱，也要用“楚聲”來誦讀。楚辭的許多詩篇都有“亂”辭，它們都是樂麯的組成部分，更表明楚詞與楚樂有親密關係。二．楚辭的産生與楚國民間“巫歌”關係密切。宗教的歌舞，對楚辭有幾個方面的直接影響：1．《九歌》就是在民間祭神樂歌的基礎上加工而成的。2．祭神儀式中，巫師裝扮成不同的神祗，載歌載舞，就像戲劇一樣。這樣神秘浪漫而具有故事性的歌舞，對楚辭的構思和表現都有影響。如《離騷》寫惡鹹降神。3．民間祭神巫歌，富有神奇的想象或幻想，孕育着豐富的神話故事，這些都成為楚辭的養料和特徵。如《九歌》中的神鬼，《離騷》中的天界。
三． 楚辭中充滿着楚地風物的描寫，使用着道地的楚地方言等。 四． 楚辭是在南北文化交流的新的時代環境下，誕生於楚國的地域特色鮮明的新詩體。
以上種種，說明楚辭確乎是楚文化的産物，帶有濃厚的地域色彩。
試論楚辭的文體特點。
一． 從詩風言，鋪排誇飾，想象豐富，是楚辭的共同特徵。如《離騷》充滿奇幻不拘的想象，抒發真情層進反覆。
二． 從體式言，楚辭較之《詩經》，篇幅極大增長，句式也有四言為主變為長短不拘，參差錯落。
三． 就語言說，楚辭多用楚語楚聲，楚地的方言詞語大量涌現，另外，“兮”字、“些”字作為虛詞嘆語成為楚辭的一個鮮明標志。
試論《離騷》的思想內容。
一．“美政”理想和深沉的愛國情感。屈原嚮往“前聖”治國君明臣賢、君臣和諧的境界，提出“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的具體治國方略。二．追求理想九死不悔的堅韌品和疾惡如仇的批判精神。貴族大臣群起而攻，迫害屈原，但屈原仁不放棄他的政治理想而苦苦追求，《離騷》寫他上天入地，尋求出路，就是他追求理想實現的形象描繪。批判精神在於他堅定不移地追求光明理想的同時，也直接揭批黑暗、指斥姦佞。
試論《離騷》的主要藝術特點。
一．濃烈的激情和奇幻的想象。《離騷》前半回顧往事，追憶身世、理想和遭遇，基本是寫實，但那些比興手法鋪敘誇飾自己的美好品質的詩句，已具有奇異想象的特色；後半寫對未來道路的探索，則更是火一樣的濃烈激情、忠貞深沉的愛國情感，通過奔騰飄逸、上天入地的想象淋漓盡致地噴發出來。二．潔純美、獨立不屈的抒情主人公形象。高貴的出身，崇高的理想，峻潔純美、獨立不屈的人格，及其異常濃烈的情感，構成了抒情主人公超凡脫俗的完美想象，具有象徵意味，表現了這篇抒情長詩的精神實質。 三．比興手法的拓展。它把《詩經》片段的比興發展成為長篇詩歌中比興的連續使用，還把《詩經》那種喻象、喻體各自獨立的單純比喻合二為一。在《詩經》基礎上拓展的寄情於物、托物抒情的表現手法，形成了我國文學中著名的香草美人的托喻手法的傳統，影響深遠。 四．結構特點。全詩都圍繞着，詩人忠貞不渝的故國情感和追求崇高理想九死不悔的精神來謀篇佈局的。前半部分回顧歷史，實寫，後半部分對理想之實現的探索，虛寫。 五．形式和語言特色。既采用了民歌形式，也汲取了散文的筆法，成為一種句式長短不拘、韻句散語相間的新的文學表現形式。《離騷》後半表現詩人的思想活動，往往設為主客問答，鋪排描寫。語言豐富多彩、雙聲疊韻比比皆是。
試論《九辯》的藝術特色極其與《離騷》思想、藝術上的異同。
一．《九辯》的思想境界不及《離騷》儘管它也有自標高潔的詠嘆和批判、揭露政局的黑暗，但是缺少屈原那種激切的情思和追求理想九死不悔的精神。面對不平際遇，他采取退守保身的態度，甚至感恩阿諛之嫌。
二．表現看，《九辯》不失為楚辭中一篇精品。A．長於鋪排描摹，並在描繪中創造較為圓融的意境。如開頭那段廣為傳涌的文字，渲染秋氣之肅殺肅瑟，草木衰落、山空水瘦，天高氣清的空闊凄疏之景等。詩人的際遇悲傷之感，被肅殺凄涼的秋景烘托得更加深切濃重。B． 細緻入微的刻畫描寫。寫落木之枝萎葉衰，從葉片到枝幹，由形態到色彩，都刻畫得細微真切。C．《九辯》的造語用詞也很可稱道。韻散相間，長短不拘，參差有緻
楚辭，其本義是指楚地的言辭，後來逐漸固定為兩種含義：一是詩歌的體裁，一是詩歌總集的名稱（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楚國文學）。從詩歌體裁來說，它是戰國後期以屈原為代表的詩人，在楚國民歌基礎上開創的一種新詩體。從總集名稱來說，它是西漢劉嚮在前人基礎上輯錄的一部“楚辭”體的詩歌總集，收入戰國楚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漢代賈誼、淮南小山、莊忌、東方朔、王褒、劉嚮諸人的仿騷作品。
“楚辭”之名首見於《史記·張湯傳》。可見至遲在漢代前期已有這一名稱。其本義，當是泛指楚地的歌辭，以後纔成為專稱，指以戰國時楚國屈原的創作為代表的新詩體。這種詩體具有濃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黃伯思所說，“皆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東觀餘論》）。西漢末，劉嚮輯錄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漢代人模仿這種詩體的作品，書名即題作《楚辭》。這是《詩經》以後，我國古代又一部具有深遠影響的詩歌總集。另外，由於屈原的《離騷》是楚辭的代表作，所以楚辭又被稱為“騷”或“騷體”。漢代人還普遍把楚辭稱為“賦”。《史記》中已說屈原“作《懷沙》之賦”《漢書·藝文志》中也列有“屈原賦”、“宋玉賦”等名目。
在漢代，楚辭也被稱為辭或辭賦。西漢末年，劉嚮將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漢代淮南小山、東方朔、王褒、劉嚮等人承襲模仿屈原、宋玉的作品共16篇輯錄成集，定名為《楚辭》。楚辭遂又成為詩歌總集的名稱。由於屈原的《離騷》是《楚辭》的代表作，故楚辭又稱為騷或騷體。
浪漫主義詩歌總集
《楚辭》作為我國第一部浪漫主義詩歌總集，由於詩歌的形式是在楚國民歌的基礎上加工形成，篇中又大量引用楚地的風土物産和方言詞彙，所以叫“楚辭”。《楚辭》主要是屈原的作品，其代表作是《離騷》，後人因此又稱“楚辭”為“騷體”。西漢末年，，劉嚮搜集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輯錄成集。《楚辭》對後世文學影響深遠，不僅開啓了後來的賦體，而且影響歷代散文創作，是我國積極浪漫主義詩歌創作的源頭。
《楚辭》是我國第一部浪漫主義詩歌總集楚辭的主要作者是屈原。他創作了《離騷》《九歌》《九章》《天問》等不朽作品。在屈原的影響下，楚國又産生了宋玉、唐勒，景差等楚辭作者。現存的《楚辭》總集中，主要是屈原及宋玉的作品；唐勒、景差的作品大都未能流傳下來。
楚辭的特徵，宋代黃伯思在《校定楚辭序》中概括說：“蓋屈宋諸騷，皆書楚語，作楚聲，記楚地，名楚物，顧可謂之‘楚辭’。”這一說法是正確的。除此而外，《楚辭》中屈、宋作品所涉及的歷史傳說、神話故事、風俗習尚以及所使用的藝術手段、濃郁的抒情風格，無不帶有鮮明楚文化色彩。這是楚辭的基本特徵，它們是與中原文化交相輝映的楚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楚國文學總集
西漢劉嚮輯，東漢王逸章句。原收楚人屈原、宋玉及漢代淮南小山、東方朔、王褒、劉嚮等人的辭賦共十六篇，後王逸增入己作《九思》，成十七篇。該書以屈原的作品為主，其中《離騷》、《九歌》、《天問》等篇保存了較多的歷史資料和神話傳說，可供治史者參考。屈原（約前339～約前278），名平。初任楚懷王左徒、三閭大夫。因主張彰明法度，舉賢授能，聯齊抗秦，受懷王稚子子蘭及靳尚等人譖毀而革職。頃襄王時，屈原被放逐，他無力輓救楚之危亡，又無法實現政治理想，遂投汨羅江而死。《離騷》是屈原的代表作。這篇宏偉的政治抒情詩表現了作者的進步理想，為實現理想而進行的不懈鬥爭，和鬥爭中所遇到的挫折及自己的苦悶。屈原常常徵引歷史以抒發情懷，從中尋找經驗教訓，“上述唐、虞、三後之製，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反於正道而還己也。”其中有些地方可以和史書互相參證補充，例如《離騷》雲：“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傢巷。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天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傢。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以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此段所述夏代歷史相當完整，可與《左傳》互相參看，而補《史記·夏本紀》不言羿、浞之事的疏漏。此外，從《離騷》中關於羲和、望舒、飛廉、豐隆、宓妃的記述，也可窺見上古神話傳說的一斑；而“攝提貞於孟陬兮，唯庚寅吾以降”，則是考證古代天文歷法的資料。
《九歌》本為古代樂歌，相傳是夏啓從天上偷來的。屈原在民間祀神樂歌基礎上創作的《九歌》，襲用了古代樂歌的名稱，共十一篇。其中保存了關于云神、山神、湘水神、河神、太陽神等的神話故事，是研究上古民俗和楚文化的珍貴資料。
《天問》是一首長詩，它對自然宇宙和社會歷史提出的一百七十多個問題中，保存了許多神話傳說和古史資料。例如，關於鯀、禹治水的傳說所提出的一係列問題，就涉及鯀和鴟龜的關係，禹和鯀治水方法的不同，禹治水時曾得應竜之助，禹娶塗山氏女等細節；關於後羿的傳說所提的問題又涉及後羿射日，射河伯而妻雒嬪，被寒浞殺害等細節。關於商之始祖契，以及自契至湯的歷史，文獻資料十分缺乏。《天問》透露了許多關於這段歷史的重要綫索，其中涉及契、王季、王亥、王恆、上甲微等殷人先公先王的內容，尤為寶貴。
詩史地位
楚辭是在楚國民歌的基礎上經過加工、提煉而發展起來的，有着濃郁的地方特色。由於地理、語言環境的差異，楚國一帶自古就有它獨特的地方音樂，古稱南風、南音；也有它獨特的土風歌謠，如《說苑》中記載的《楚人歌》、《越人歌》、《滄浪歌》；更重要的是楚國有悠久的歷史，楚地巫風盛行，楚人以歌舞娛神，使神話大量保存，詩歌音樂迅速發展，使楚地民歌中充滿了原始的宗教氣氛。所有這些影響使得楚辭具有楚國特有的音調音韻，同時具有深厚的浪漫主義色彩和濃厚的巫文化色彩。可以說，楚辭的産生是和楚國地方民歌以及楚地文化傳統的熏陶分不開的。
同時，楚辭又是南方楚國文化和北方中原文化相結合的産物。春秋戰國以後，一嚮被稱為荊蠻的楚國日益強大。它在問鼎中原、爭霸諸侯的過程中與北方各國頻繁接觸，促進了南北文化的廣泛交流，楚國也受到北方中原文化的深刻影響。正是這種南北文化的匯合，孕育了屈原這樣偉大的詩人和《楚辭》這樣異彩紛呈的偉大詩篇。
《楚辭》在中國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出現，打破了《詩經》以後兩三個世紀的沉寂而在詩壇上大放異彩。後人也因此將《詩經》與《楚辭》並稱為風、騷。風指十五國風，代表《詩經》，充滿着現實主義精神；騷指《離騷》，代表《楚辭》，充滿着浪漫主義氣息。風、騷成為中國古典詩歌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創作的兩大流派。
註本是東漢王逸的《楚辭章句》。《四庫全書總目》說：「初，劉嚮裒集屈原《離騷》、《九歌》、《天問》、《九章》……而各為之註。」但劉嚮編定的《楚辭》16捲原本已佚。《楚辭章句》即以劉嚮《楚辭》為底本，它除了對楚辭做了較完整的訓釋之外，還提供了有關原本的情況。在《楚辭章句》的基礎上，南宋洪興祖又作了《楚辭補註》。此後，南宋朱熹著有《楚辭集註》，清初王夫之撰有《楚辭通釋》，清代蔣驥有《山帶閣註楚辭》，等等。他們根據己見，作了許多輯集、考訂和註釋、評論工作。
楚辭目錄
離騷 九歌 天問 九章 遠遊 卜居 漁父 九辯 招魂 大招 惜誓 招隱士 七諫 哀時命 九懷 九嘆 九思
九歌： 東皇太一 東君 雲中君 湘君 湘夫人 大司命 少司命 河伯 山鬼 國殤 禮魂
九章： 惜誦 涉江 哀郢 抽思 懷沙 思美人 惜往日 橘頌 悲回風
七諫： 初放 陳江 怨世 怨思 自悲 哀命 謬諫 亂曰
九懷： 匡機 通路 危俊 昭世 尊嘉 蓄英 思忠 陶壅 株昭 亂曰
九嘆： 逢紛 離世 怨思 遠逝 惜賢 憂苦 愍命 思古 遠遊
九思： 逢尤 怨上 疾世 憫上 遭厄 悼亂 傷時 哀歲 守志 亂曰
楚文化和楚辭的形成
長江流域同黃河流域一樣，很早就孕育着古老的文化。楚民族興起以後，成為這一地域文化的代表。至遲在殷商時期，楚人已經同北方政權發生關係；至西周初，據說鬻熊曾“子事文王”，後來熊繹又被成王封於楚（《史記·楚世傢》）。這應該理解為周王朝對楚人實際控製江漢地區的承認。至春秋時代，楚國迅速發展壯大，兼併了長江中遊許多大小邦國，成為足以與整個中原相抗衡的力量。楚莊王為春秋五霸之一，一度有北取中原之志。戰國時期，楚進而吞滅吳越，其勢力西抵漢中，東臨大海，在戰國諸雄中，版圖最大，人口最多。一度有“橫則秦帝，縱則楚王”的說法，意謂秦、楚二國，最具統一全國的可能。最後楚為秦所滅。但楚地的反秦起義，又成為推翻秦王朝的主要力量。漢王朝的建立，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認為是楚人的勝利。秦、漢大一統，最終完成了南北文化的融匯，也由此形成了偉大的 “漢族”。
楚民族在其發展過程中，不斷與中原文化進行交流。春秋戰國時代，北方的主要文化典籍，如《詩》、《書》、《禮》、《樂》等，也已成為楚國貴族誦習的對象。《左傳》記楚人賦誦或引用《詩經》的例子，就有好多起。但另一方面，楚文化始終保持着自身強烈的特徵，與中原文化有顯著區別，因而楚人長期被中原國傢看作野蠻的異族。《小雅·采芑》記敘周宣王南徵楚國之事，說：“蠢爾蠻荊，大邦為讎。”並把 “蠻荊”與北方的玁狁並列。《魯頌·閟宮》又把楚人與北方戎狄並列，同作為應予嚴懲的對象：“戎狄是膺，荊舒是懲。”
而楚人自己，在不願承認周王室權威的時候，也往往自稱：“我蠻夷也。”（見《史記·楚世傢》）
一般認為楚文化比中原文化落後，這樣說不完全對。楚文化的興起也許比中原文化遲，但到了春秋戰國時代，楚文化的落後，主要衹是表現在國傢制度不夠成熟，尤其是用於維護統治秩序、等級關係的政治與倫理思想遠不及北方文化完密。——所以楚人需要引進有關的學說和典籍。與此相應，原始宗教——巫教的盛行，也可以看作楚文化落後的表現。但在其他方面，楚文化不一定落後，甚至有許多地方遠遠超過中原文化。理解這一點，對於理解楚辭十分重要。
首先應該註意到，南方的經濟條件較北方具有一定的優越性。《漢書·地理志》說，楚地“有江漢川澤山林之饒；江南地廣，或火耕水耨，民食魚稻，以漁獵山伐為業，果蓏蠃蛤，食物常足”。由於謀生較為容易，就可能有較多的人力脫離單純維持生存的活動，投入更高級更復雜的物質生産。所以至少在春秋以後，楚國的財力物力，已經明顯超過北方國傢。《左傳》記重耳奔楚，對成王說：“子女玉帛，則君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已可窺見一二。據歷史記載，楚是春秋戰國時擁有黃金很多的國傢。從近年地下考古發掘來看，戰國時代楚國的青銅器，足以代表先秦青銅器冶鑄的最高水平。至於楚地漆器、絲織品之精美，那是北方根本無法比擬的。屈原《招魂》中描繪楚國宮廷內極其奢華的享樂景象，當然也須有雄厚的物質基礎。同樣因為在南方謀生比較容易，途徑也多，不需要組成強大的集體力量以剋服自然，維護生存，所以楚國也沒有形成像北方國傢那樣的嚴密的宗法政治制度。據《韓非子》說，楚國的貴族也一直擁有比較獨立的勢力。這對於楚國同北方國傢的對抗也許是不利的。但另一方面，在這樣的生活環境中，個人受集體的壓抑較少，個體意識相應就比較強烈。一直到漢代，楚人性格的桀驁不馴，仍是舉世聞名。《史記》、《漢書》中，可以找到不少例子。
豐富的物質條件，較少壓抑而顯得活躍的生活情感，造成了楚國藝術的高度發展，這是楚文化明顯超過中原文化的一個方面。在中原文化中，藝術，包括音樂、舞蹈、歌麯，主要被理解為“禮”的組成部分，被當作調節群體生活、實現一定倫理目的的手段。因而，中庸平和被視為藝術的極緻。而楚國的藝術，無論娛神娛人，仍然都是在註重審美愉悅的方向上發展，充分展示出人們情感的活躍性。楚地出土的各種器物和絲織品，不僅製作精細，而且往往繪有豔麗華美、奇幻飛動的圖案。《招魂》、《九歌》所描繪的音樂舞蹈，也顯示出熱烈動蕩、詭譎奇麗的氣氛。舊楚地、今湖北隨縣出土的一套具備五個半八度的編鐘，被中外專門傢譽為“世界奇跡”，實際證明了楚國音樂及歌舞的發達。而北方的正統音樂，通常是限製在一個八度的音域範圍內的。
綜上所述，應該說：以春秋戰國時代而論，楚文化與中原文化，實是各有特點，各有所長。如果單就藝術領域而言，楚文化的成就為高。文學是廣義的藝術的一個方面。我們所要論述的楚辭，既是楚文化土壤上開出的奇葩，又代表了楚文化的輝煌成就。楚文化尤其楚國藝術的一般特點，如較強的個體意識，激烈動蕩的情感，奇幻而華麗的表現形式等等，也都呈現於楚辭中。
楚辭的形成，從直接的因素來說，首先同楚地的歌謠有密切關係。如前所述，楚是一個音樂舞蹈發達的地方。現在從《楚辭》等書還可以看到衆多楚地樂麯的名目，如《涉江》、《采菱》、《勞商》、《九辯》、《九歌》、《薤露》、《陽春》、《白雪》等。現存的歌辭，較早的有《孟子》中記錄的《孺子歌》，據說是孔子遊楚時聽當地小孩所唱：
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
還有劉嚮《說苑》所載《越人歌》，據說是楚人翻譯的越國舟子的唱辭：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煩而不絶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
這種歌謠到秦漢時還十分流行。如劉邦有《大風歌》，項羽有《垓下歌》。它的體式與中原歌謠不同，不是整齊的四言體，每句可長可短，在句尾或句中多用語氣詞“兮”字。這些也成為楚辭的顯著特徵。
但值得註意的是，楚辭雖脫胎於楚地歌謠，卻已發生了重大變化。漢人稱楚辭為賦，取義是“不歌而誦謂之賦”①（《漢書·藝文志》）。屈原的作品，除《九歌》外，《離騷》、《招魂》、《天問》，都是長篇巨製；《九章》較之《詩經》而言，也長得多。它們顯然不適宜歌唱，不應當作歌麯來看待。同時，這種“不歌而誦”的“賦”，卻又不是像散文那樣的讀法，據古籍記載，需要用一種特別的聲調來誦讀。這大約類似於古希臘史詩的“吟唱”形式。歌謠總是篇幅短小而語言簡樸的，楚辭正是擺脫了歌謠的形式，才能使用繁麗的文辭，容納復雜的內涵，表現豐富的思想情感。順帶說，現代人為了區別楚辭與漢賦，不主張稱楚辭為“賦”，這不無道理，卻不能說漢人這樣稱呼有何過錯。因為本來是先有“屈賦”而後有“漢賦”的。
漢人又有“賦者，古詩之流也”一說（見班固《兩都賦序》），當是為了攀附儒傢經典，兼考慮到賦的鋪張特徵。
楚地盛行的巫教，又滲透了楚辭，使之具有濃厚的神話色彩。據史書記載，當中原文化巫教色彩早已明顯消退以後，在南楚，直至戰國，君臣上下仍然“信巫覡，重淫祠”（《漢書·地理志》）。楚懷王曾“隆祭禮，事鬼神”，並且企圖靠鬼神之助以退秦師（見《漢書·郊祀志》）。民間的巫風更為盛行。《漢書·地理志》及王逸《楚辭章句》等，都言及楚人信巫而好祠，“其祠必作歌樂，鼓舞以樂諸神”的風俗。可見在屈原的時代，楚人還沉浸在一片充滿奇異想象和熾熱情感的神話世界中。生活於這一文化氛圍中的屈原，不僅創作出祭神的組詩——《九歌》，和根據民間招魂詞寫作的《招魂》，而且在表述自身情感時，也大量運用神話材料，馳騁想象，上天入地，飄遊六合九州，給人以神秘的感受。甚至《離騷》這篇代表作的構架，由“卜名”、“陳辭”、“先戒”、“神遊”，到“問卜”、“降神”，都藉用了民間巫術的方式。
除了楚文化本身的因素，其他一些因素對楚辭的形式也起了一定作用。如前所述，春秋以後，楚國貴族對《詩經》已經相當熟悉，這成為他們的文化素養的一部分。屈原《九章》中的《橘頌》全用四言句，又在隔句的句尾用“兮”字，可以視為《詩經》體式對《楚辭》體式的滲透。在戰國時代，縱橫傢奔走遊說，十分活躍。他們“欲以唇吻奏功，遂競為美辭，以動人主”，“餘波流衍，漸及文苑，繁辭華句，固已非《詩》之樸質之體式所能載矣。”——魯迅《漢文學史綱要》中的這一節論述，正確地指出了戰國縱橫傢華麗鋪張的文辭對《楚辭》形成的影響。
當然，“不有屈原，豈見《離騷》”（《文心雕竜·辨騷》）。
楚辭是楚文化的産物，具體說來，又離不開偉大詩人屈原的創造。
[代表人物]
《楚辭》的代表人物屈原（前340？－前278年），是中國文學史上最早出現的愛國詩人。 在《楚辭》初本的16捲中，屈原的作品占絶大部分，共收他的詩作820餘篇。包括《離騷》、《九歌》（11篇）、《天嚮》、《九章》（9篇）、《遠遊》、《卜居》、《漁父》、《招魂》等。其它8捲是，宋玉的《九辯》，景差的《大招》，及漢代賈誼的《惜誓》、淮南小山的《招隱士》、東方朔的《七諫》，嚴忌的《哀時命》、王褒的《九懷》、劉嚮的《九嘆》等。南宋朱熹在些基礎上編為《楚辭集註》，增入賈誼的《鵬鳥賦》、《吊屈原賦》兩篇；刪去《七諫》、《九懷》、《九嘆》等作品，朱熹認為這些作品缺乏真實的思想感情。他並把屈原的作品劃為“離騷類”，把其它作品劃為“續離騷類”，按原篇章次序編為8捲。 屈原的作品大致可分兩類：一類是《離騷》《九章》等在流放生活中寫的政治抒懷詩；一類是以《九歌》為代表的祭歌和反映詩人世界觀、人生觀的《天問》。 屈原的代表作《離騷》，是我國古代最長的一篇浪漫主義抒懷詩，也是 “楚辭”的代表作品。由此，世人稱“楚辭”為“騷體詩”，並與《詩經》並稱“詩騷”。《離騷》是詩人在遭第二次流放中，滿懷“信而見疑、忠而被謗”的委屈，凝聚憂憤、感慨於筆端寫成的。這首近2500字的長詩，敘述了詩人的身世和志嚮，通過表現詩人一生不懈的鬥爭和决心以身殉志的悲劇，反映了楚國統治階層中正直與邪惡兩種勢力的尖銳鬥爭，暴露了楚國的黑暗現實和政治危機，表達了他為國為民而戰鬥不屈，“九死而不悔”的精神。
內容梗概
《楚辭》中的《離騷》、《九歌》、《九章》、《天問》和《招魂》等共23篇，是屈原的作品（此外，還有宋玉等人的作品），絶大多數是楚辭體的詩，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楚辭》的代表作。屈原的作品主要是以楚國的民間文學為基礎，結合自己的生活經歷和從政遭遇而寫出。簡述《九歌》藝術表現的特點。
一．屈原在《九歌》中既寫出了神的靈異，更寫出了神的“人性”，神性和人性統一在一起。如《湘君》、《湘夫人》，表現湘水之神相互愛慕追求卻終於不遇的波折變化的心境。抒寫神與神之間、神與人之間的戀愛故事，使祭神歌麯帶有儂儂的人間情味。二．敘寫神靈的活動和神靈的情感，描繪神靈的環境和氣氛，是一種清新幽眇的境界。
簡述《招魂》的藝術特色。
一． 結構精密完美。依據方位和事物層層鋪敘渲染的表現方式。二． 長於鋪排描摹，例如它寫四方的恐怖，羅列衆多可怕的事物，還描繪出它們可怕的形象。
試敘楚辭産生的相關要素。
一．與楚聲、楚歌有直接聯繫。楚辭即使不能歌唱，也要用“楚聲”來誦讀。楚辭的許多詩篇都有“亂”辭，它們都是樂麯的組成部分，更表明楚詞與楚樂有親密關係。二．楚辭的産生與楚國民間“巫歌”關係密切。宗教的歌舞，對楚辭有幾個方面的直接影響：1．《九歌》就是在民間祭神樂歌的基礎上加工而成的。2．祭神儀式中，巫師裝扮成不同的神祗，載歌載舞，就像戲劇一樣。這樣神秘浪漫而具有故事性的歌舞，對楚辭的構思和表現都有影響。如《離騷》寫惡鹹降神。3．民間祭神巫歌，富有神奇的想象或幻想，孕育着豐富的神話故事，這些都成為楚辭的養料和特徵。如《九歌》中的神鬼，《離騷》中的天界。
三． 楚辭中充滿着楚地風物的描寫，使用着道地的楚地方言等。 四． 楚辭是在南北文化交流的新的時代環境下，誕生於楚國的地域特色鮮明的新詩體。
以上種種，說明楚辭確乎是楚文化的産物，帶有濃厚的地域色彩。
試論楚辭的文體特點。
一． 從詩風言，鋪排誇飾，想象豐富，是楚辭的共同特徵。如《離騷》充滿奇幻不拘的想象，抒發真情層進反覆。
二． 從體式言，楚辭較之《詩經》，篇幅極大增長，句式也有四言為主變為長短不拘，參差錯落。
三． 就語言說，楚辭多用楚語楚聲，楚地的方言詞語大量涌現，另外，“兮”字、“些”字作為虛詞嘆語成為楚辭的一個鮮明標志。
試論《離騷》的思想內容。
一．“美政”理想和深沉的愛國情感。屈原嚮往“前聖”治國君明臣賢、君臣和諧的境界，提出“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的具體治國方略。二．追求理想九死不悔的堅韌品和疾惡如仇的批判精神。貴族大臣群起而攻，迫害屈原，但屈原仁不放棄他的政治理想而苦苦追求，《離騷》寫他上天入地，尋求出路，就是他追求理想實現的形象描繪。批判精神在於他堅定不移地追求光明理想的同時，也直接揭批黑暗、指斥姦佞。
試論《離騷》的主要藝術特點。
一．濃烈的激情和奇幻的想象。《離騷》前半回顧往事，追憶身世、理想和遭遇，基本是寫實，但那些比興手法鋪敘誇飾自己的美好品質的詩句，已具有奇異想象的特色；後半寫對未來道路的探索，則更是火一樣的濃烈激情、忠貞深沉的愛國情感，通過奔騰飄逸、上天入地的想象淋漓盡致地噴發出來。二．潔純美、獨立不屈的抒情主人公形象。高貴的出身，崇高的理想，峻潔純美、獨立不屈的人格，及其異常濃烈的情感，構成了抒情主人公超凡脫俗的完美想象，具有象徵意味，表現了這篇抒情長詩的精神實質。 三．比興手法的拓展。它把《詩經》片段的比興發展成為長篇詩歌中比興的連續使用，還把《詩經》那種喻象、喻體各自獨立的單純比喻合二為一。在《詩經》基礎上拓展的寄情於物、托物抒情的表現手法，形成了我國文學中著名的香草美人的托喻手法的傳統，影響深遠。 四．結構特點。全詩都圍繞着，詩人忠貞不渝的故國情感和追求崇高理想九死不悔的精神來謀篇佈局的。前半部分回顧歷史，實寫，後半部分對理想之實現的探索，虛寫。 五．形式和語言特色。既采用了民歌形式，也汲取了散文的筆法，成為一種句式長短不拘、韻句散語相間的新的文學表現形式。《離騷》後半表現詩人的思想活動，往往設為主客問答，鋪排描寫。語言豐富多彩、雙聲疊韻比比皆是。
試論《九辯》的藝術特色極其與《離騷》思想、藝術上的異同。
一．《九辯》的思想境界不及《離騷》儘管它也有自標高潔的詠嘆和批判、揭露政局的黑暗，但是缺少屈原那種激切的情思和追求理想九死不悔的精神。面對不平際遇，他采取退守保身的態度，甚至感恩阿諛之嫌。
二．表現看，《九辯》不失為楚辭中一篇精品。A．長於鋪排描摹，並在描繪中創造較為圓融的意境。如開頭那段廣為傳涌的文字，渲染秋氣之肅殺肅瑟，草木衰落、山空水瘦，天高氣清的空闊凄疏之景等。詩人的際遇悲傷之感，被肅殺凄涼的秋景烘托得更加深切濃重。B． 細緻入微的刻畫描寫。寫落木之枝萎葉衰，從葉片到枝幹，由形態到色彩，都刻畫得細微真切。C．《九辯》的造語用詞也很可稱道。韻散相間，長短不拘，參差有緻
本書是宋人洪興祖為東漢王逸《楚辭章句》作的補註。補註不僅對舊註多所駁正，而且廣徵博引，保存了漢及六朝隋唐和宋人的部分遺說。本書還輯有《楚辭釋文》佚文77條。
《野處集》四捲，元邵亨貞撰。亨貞字復孺。楊樞《淞故述》，載其本淳安人。至正間為鬆江訓導，占籍華亭。今考集中有《送族兄安仲還鄉序》雲：“至元 中，大父處縣君以弗終仕於宋，晦跡華亭別業，先子遂生華亭。至德間，大父歸葬故裏，先子弗剋舉傢去，至今為華亭人。”則自其祖已占籍鬆江，樞所述猶未盡 也。是編後有馮遷、汪稷二《跋》，謂其書本出上海陸深傢，深之孫郯以授稷而刊行之。並所著《蛾述詩選》、《蛾術詞選》為十六捲。今詩詞二選世已無傳，惟此 本獨存。共雜文六十八首。亨貞終於儒官，足跡又不出鄉裏，故無雄篇巨製以發其奇氣。而文章大致清快，步伐井然，猶能守先民遺矩者。其詩詞世不多見。陶宗儀 《南村輟耕錄》載所作《詠眉目沁園春詞》二首，雋永清麗，頗有可觀。蓋所長尤在於是，惜《詞選》今已久佚矣。
《金氏文集》，二巻。宋•金君卿撰。
《宋史•藝文志》載《金君卿集》，十巻。《江西通志》作十五巻。考《永樂大典》，載是集，有富臨原序一篇,稱臨川江明仲求遺稿，編成十五巻，號《金氏文集》。則《宋志》稱十巻者，悞矣。
原本久佚，今掇拾《永樂大典》所載，僅得十之一二，然北宋文集傳者日稀，此本尤世所罕見，殘珪碎璧，彌少彌珍。謹以類編次，分為上下二巻。《集》中所 作有【文彥博、韓琦生日詩】【范仲淹移鎮杭州次韻詩】【和毆陽修潁州西湖及芍藥二詩】，是君卿所與逰者，皆一代端人正士，故詩文皆清醇雅飭，猶有古風。 【陳災事貢舉諸疏】剴切詳明，尤為有禆世用。又如【和介甫寄安豐張無儀一首】即用《臨川集》中【安豐張令修芍陂之韻】，而據君卿詩，知張字為公儀。為李璧 註所未引。又【和曽子固直言謫官者一首】，檢《元豐類槁》無其原唱，知此篇為鞏所自刪。均可互資考證。
富臨序稱君卿長於易。嘗着《易說》、《易箋》。今並不存。猶有《傳易之傢》一篇，具載傳授本末。疑即《易說》。前所載之敘録，今既無可考，姑並附於集末焉。
《宋史•藝文志》載《金君卿集》，十巻。《江西通志》作十五巻。考《永樂大典》，載是集，有富臨原序一篇,稱臨川江明仲求遺稿，編成十五巻，號《金氏文集》。則《宋志》稱十巻者，悞矣。
原本久佚，今掇拾《永樂大典》所載，僅得十之一二，然北宋文集傳者日稀，此本尤世所罕見，殘珪碎璧，彌少彌珍。謹以類編次，分為上下二巻。《集》中所 作有【文彥博、韓琦生日詩】【范仲淹移鎮杭州次韻詩】【和毆陽修潁州西湖及芍藥二詩】，是君卿所與逰者，皆一代端人正士，故詩文皆清醇雅飭，猶有古風。 【陳災事貢舉諸疏】剴切詳明，尤為有禆世用。又如【和介甫寄安豐張無儀一首】即用《臨川集》中【安豐張令修芍陂之韻】，而據君卿詩，知張字為公儀。為李璧 註所未引。又【和曽子固直言謫官者一首】，檢《元豐類槁》無其原唱，知此篇為鞏所自刪。均可互資考證。
富臨序稱君卿長於易。嘗着《易說》、《易箋》。今並不存。猶有《傳易之傢》一篇，具載傳授本末。疑即《易說》。前所載之敘録，今既無可考，姑並附於集末焉。
《友石山人遺稿》一捲，元王翰撰。此本乃其子稱所輯，凡諸體詩八十四首。前有《陳仲述序》。後附志銘表詞等七篇，皆 吳海所作也。
《文選》，又稱《昭明文選》。是中國現存的最早一部詩文總集，由南朝梁武帝的長子蕭統組織文人共同編選。蕭統死後謚“昭明”，所以他主編的這部文選稱作《昭明文選》。
書中選錄先秦至梁的詩文辭賦，不選經子，史書中也衹略選“綜輯辭采”、“錯比文華’的論贊，可以看出編者已初步註意到文學與其他類型著作的區分，認為衹有“事出於沉思，義歸於翰藻”者方可入為文學作品，在藝術形式上，尤註重駢儷、華藻。
全書共60捲，分為賦，詩，騷，七，詔，册，令，教，文，表，上書，啓，彈事，箋，奏記，書， 檄，對問，設論，辭，序，頌，贊，符命，史論，史述贊，論，連珠，箴，銘，誄，哀，碑文，墓志，行狀，吊文，祭文38類。所選多大傢之作，時代愈近入選愈 多。其中以楚辭、漢賦和六朝駢文占有相當比重，詩歌則多選對偶嚴謹的顔延之、謝靈運等人作品，陶淵明等人平易自然之作則入選較少。作品劃分的類別，則能反映漢魏以來文學發展、文體增多的歷史現象。
「選學」在唐朝與《五經》並駕齊驅，盛極一時士子必須精通《文選》。時至北宋年間，民間尚傳謠曰：文選爛、秀纔半。宋代有“文章祖宗”之說。延至元、明、清，有關《文選》的研究亦未嘗中輟。是今人研究梁以前文學的重要參考資料。
【文選的註疏】
首先對《文選》作註釋的是《文選》問世六、七十年後的《文選音》，這是蕭統的侄子蕭該對《文 選》語詞作的音義解釋。隋唐時期的曹憲、許淹、李善、公孫羅等人將其發展成為了一門「文選學」。曹憲撰有《文選音義》。許淹、李善、公孫羅等都曾是曹憲的 學生，他們都曾批註《文選》，其中以唐高宗顯慶年間的李善註被認為最好。
唐玄宗開元年間，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嚮和李周翰五位文臣又作五臣註。和李善註相比，五臣註更簡單通俗，但不為學術正統所采納。
北宋哲宗元佑九年（1094年）2月的秀州州學本是第一個五臣與李善合併註本，其後的六傢註本 （即五臣在前李善在後）如廣都裴氏刻本、明州本，是此本的重刻本；又其後，六臣註本（即李善在前五臣在後）如贛州本、建州本，又據六傢註本重刻，衹不過是 將五臣與李善的前後次序調換了一下。
南宋孝宗淳熙年間，尤袤所刻李善之註本(尤袤刻本)對後來很有影響。
清嘉慶年間，鬍剋傢據尤袤刻本，又據宋代吳郡袁氏﹑茶陵陳氏所刻六臣本以校刊異同，寫成《考異》十捲。以後的傳本多以鬍本為底本，如1977年中華書局印本，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點校本等。
隋代蕭該《文選音》
唐代曹憲《文選音義》
宋代秀州州學本《文選》60
宋代廣都裴氏刻六傢註刊本《文選》60
宋代明州刊本六傢註刊本《文選》60
宋代贛州六臣註刊本《文選》60
宋代建州六臣註刊本《文選》60
宋代吳郡袁氏刻六臣註刊本《文選》60
宋代茶陵陳氏刻六臣註刊本《文選》60
宋代尤袤刻李善註刊本《文選》60
宋代劉頒《文選類林》
宋代高似孫《文選句圖》
元代方回《文選顔鮑謝詩評》
明代王象幹《文選刪註》
明代陳與郊《文選章句》
明代劉履《文選補註》
明代凌迪知《文選錦字》
明代鬍煥文《文選粹語》
清代杭世駿《文選課虛》
清代石韞玉《文選編珠》
清代胥斌《文選集腋》
清代洪若臯《文選越裁》
清代吳湛《選詩定論》
清代董正揚《文選集律》
清代梁章巨《文選旁證》46
清代汪師韓的《文選理學權輿》 8
清代孫志祖《文選理學權輿補》 1
清代張雲璈《選學膠言》20
清代朱珔《文選集釋》14
清代鬍紹瑛《文選箋證》30
清代許巽行《文選筆記》8
清代何焯《義門讀書記》5
清代陳景雲《文選舉正》6
清代於光華《文選集評》15
清代鬍剋傢文選《考異》10捲
書中選錄先秦至梁的詩文辭賦，不選經子，史書中也衹略選“綜輯辭采”、“錯比文華’的論贊，可以看出編者已初步註意到文學與其他類型著作的區分，認為衹有“事出於沉思，義歸於翰藻”者方可入為文學作品，在藝術形式上，尤註重駢儷、華藻。
全書共60捲，分為賦，詩，騷，七，詔，册，令，教，文，表，上書，啓，彈事，箋，奏記，書， 檄，對問，設論，辭，序，頌，贊，符命，史論，史述贊，論，連珠，箴，銘，誄，哀，碑文，墓志，行狀，吊文，祭文38類。所選多大傢之作，時代愈近入選愈 多。其中以楚辭、漢賦和六朝駢文占有相當比重，詩歌則多選對偶嚴謹的顔延之、謝靈運等人作品，陶淵明等人平易自然之作則入選較少。作品劃分的類別，則能反映漢魏以來文學發展、文體增多的歷史現象。
「選學」在唐朝與《五經》並駕齊驅，盛極一時士子必須精通《文選》。時至北宋年間，民間尚傳謠曰：文選爛、秀纔半。宋代有“文章祖宗”之說。延至元、明、清，有關《文選》的研究亦未嘗中輟。是今人研究梁以前文學的重要參考資料。
【文選的註疏】
首先對《文選》作註釋的是《文選》問世六、七十年後的《文選音》，這是蕭統的侄子蕭該對《文 選》語詞作的音義解釋。隋唐時期的曹憲、許淹、李善、公孫羅等人將其發展成為了一門「文選學」。曹憲撰有《文選音義》。許淹、李善、公孫羅等都曾是曹憲的 學生，他們都曾批註《文選》，其中以唐高宗顯慶年間的李善註被認為最好。
唐玄宗開元年間，呂延濟、劉良、張銑、呂嚮和李周翰五位文臣又作五臣註。和李善註相比，五臣註更簡單通俗，但不為學術正統所采納。
北宋哲宗元佑九年（1094年）2月的秀州州學本是第一個五臣與李善合併註本，其後的六傢註本 （即五臣在前李善在後）如廣都裴氏刻本、明州本，是此本的重刻本；又其後，六臣註本（即李善在前五臣在後）如贛州本、建州本，又據六傢註本重刻，衹不過是 將五臣與李善的前後次序調換了一下。
南宋孝宗淳熙年間，尤袤所刻李善之註本(尤袤刻本)對後來很有影響。
清嘉慶年間，鬍剋傢據尤袤刻本，又據宋代吳郡袁氏﹑茶陵陳氏所刻六臣本以校刊異同，寫成《考異》十捲。以後的傳本多以鬍本為底本，如1977年中華書局印本，198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點校本等。
隋代蕭該《文選音》
唐代曹憲《文選音義》
宋代秀州州學本《文選》60
宋代廣都裴氏刻六傢註刊本《文選》60
宋代明州刊本六傢註刊本《文選》60
宋代贛州六臣註刊本《文選》60
宋代建州六臣註刊本《文選》60
宋代吳郡袁氏刻六臣註刊本《文選》60
宋代茶陵陳氏刻六臣註刊本《文選》60
宋代尤袤刻李善註刊本《文選》60
宋代劉頒《文選類林》
宋代高似孫《文選句圖》
元代方回《文選顔鮑謝詩評》
明代王象幹《文選刪註》
明代陳與郊《文選章句》
明代劉履《文選補註》
明代凌迪知《文選錦字》
明代鬍煥文《文選粹語》
清代杭世駿《文選課虛》
清代石韞玉《文選編珠》
清代胥斌《文選集腋》
清代洪若臯《文選越裁》
清代吳湛《選詩定論》
清代董正揚《文選集律》
清代梁章巨《文選旁證》46
清代汪師韓的《文選理學權輿》 8
清代孫志祖《文選理學權輿補》 1
清代張雲璈《選學膠言》20
清代朱珔《文選集釋》14
清代鬍紹瑛《文選箋證》30
清代許巽行《文選筆記》8
清代何焯《義門讀書記》5
清代陳景雲《文選舉正》6
清代於光華《文選集評》15
清代鬍剋傢文選《考異》10捲
詞綜（cí zōnɡ）
詞總集。清代朱彝尊、汪森編。朱彝尊(1629～1709)，字錫鬯，號竹□。浙江秀水（今嘉興）人。舉博學鴻詞科，授檢討。曾參加纂修《明史》。汪森(1653～1762)，字晉賢，號碧巢，浙江桐鄉縣人。官戶部郎中，與朱彝尊友善。
此書由朱彝尊編選26,汪森增補10,選輯唐、五代、宋、金、元諸傢詞30捲，補人3捲，補詞3捲，共36捲。共收錄詞人650多傢,詞作2250多首。此書集中多人搜采原始材料，“計覽觀宋元人詞集一百七十傢，傳記、小說、地志共三百余家，歷歲八稔，然後成書”（汪森《詞綜》序），“凡稗官野記中有片詞足錄者，輒為采掇”；“其詞名句讀為他選所淆舛,及姓氏爵裏之誤,皆詳考而訂正之”（《四庫全書總目》）。所以內容豐富，別開生面。
此書體例能吸取前代詞選之長,以時代先後為序,各傢下有詞人姓氏、籍貫及其著作，間附宋、元人評語。書前有汪森所撰序文，為浙西詞派奠定了理論基礎。序中指出不應把詞作為“詩之餘”，推尊姜夔為詞傢正宗，以張輯、盧祖臯、史達祖、吳文英、蔣捷、王沂孫、張炎、周密為羽翼。然而衹字不提蘇、辛詞派。朱彝尊在《凡例》中又提出“詞至南宋始極其工，至宋季而始極其變，薑堯章氏最為傑出”。此編“以醇雅為宗”的選錄標準，意在糾正明詞的流弊，同時也反映了浙西詞派重格律形式,忽視思想內容的偏嚮,所以文廷式批評朱彝尊“所選《詞綜》,意旨枯寂。後人繼之, 尤為冗漫。以二窗為祖禰，視辛、劉若仇讎，傢法若斯，庸非巨謬”（《雲起軒詞抄序》），言辭雖不免偏激，但觀點是正確的。
此書有康熙三十年(1691)經汪森等增訂的刊本，有 《四部備要》本，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校點本。
詞總集。清代朱彝尊、汪森編。朱彝尊(1629～1709)，字錫鬯，號竹□。浙江秀水（今嘉興）人。舉博學鴻詞科，授檢討。曾參加纂修《明史》。汪森(1653～1762)，字晉賢，號碧巢，浙江桐鄉縣人。官戶部郎中，與朱彝尊友善。
此書由朱彝尊編選26,汪森增補10,選輯唐、五代、宋、金、元諸傢詞30捲，補人3捲，補詞3捲，共36捲。共收錄詞人650多傢,詞作2250多首。此書集中多人搜采原始材料，“計覽觀宋元人詞集一百七十傢，傳記、小說、地志共三百余家，歷歲八稔，然後成書”（汪森《詞綜》序），“凡稗官野記中有片詞足錄者，輒為采掇”；“其詞名句讀為他選所淆舛,及姓氏爵裏之誤,皆詳考而訂正之”（《四庫全書總目》）。所以內容豐富，別開生面。
此書體例能吸取前代詞選之長,以時代先後為序,各傢下有詞人姓氏、籍貫及其著作，間附宋、元人評語。書前有汪森所撰序文，為浙西詞派奠定了理論基礎。序中指出不應把詞作為“詩之餘”，推尊姜夔為詞傢正宗，以張輯、盧祖臯、史達祖、吳文英、蔣捷、王沂孫、張炎、周密為羽翼。然而衹字不提蘇、辛詞派。朱彝尊在《凡例》中又提出“詞至南宋始極其工，至宋季而始極其變，薑堯章氏最為傑出”。此編“以醇雅為宗”的選錄標準，意在糾正明詞的流弊，同時也反映了浙西詞派重格律形式,忽視思想內容的偏嚮,所以文廷式批評朱彝尊“所選《詞綜》,意旨枯寂。後人繼之, 尤為冗漫。以二窗為祖禰，視辛、劉若仇讎，傢法若斯，庸非巨謬”（《雲起軒詞抄序》），言辭雖不免偏激，但觀點是正確的。
此書有康熙三十年(1691)經汪森等增訂的刊本，有 《四部備要》本，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校點本。
湛江燈塔路的燈光可以一眼望穿；深圳沙河街的車流此起彼伏；我們更換了馬匹，一路嚮北；夢裏的驛站，城市的羊群；告別你的故鄉是多麽容易。我邁着步伐來調整步伐；走進天津的發達街，聲響很大；我說多好的名字，富貴花開；你衹是轉過身拉緊兒子的小手；說外婆傢的門口現在有鴿子飛過。廣東的吳川，吉林的蛟河....
本書是劉若英的第一本詩文集。此書在臺灣出版後，頗受讀者喜愛，被稱為一本有着豐富的痛苦和快樂者的心靈檔案。坦白、純粹、摯情……劉若英在書中敞開心菲，用文字暢談愛情，詮釋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