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群幸運又不那麽幸運的中國人。作為勇敢的先行者，他們趕上了國傢大發展的年代，趕上了求纔若渴的用人之秋。他們因而有了更多的選擇，更多的機會。他們當中許多人被待為上賓和委以重任，許多人捷足先登地打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但又因為是少數先行者，他們的影響還非常有限，還會有麯高和寡的孤獨。
他們必須做一番艱苦的拓荒，甚至冒着有種無收的風險。
這是一群奮鬥着的中國人。無論在國外還是國內，“奮鬥”二字對他們來說都是沉甸甸的。
在國外，他們無所依傍，唯有奮鬥，一天不奮鬥，他們就可能淪落到社會最低層。帶着這種嚴酷的生活加倍強化了的奮鬥的天性，他們選擇了比轎車、洋房更為博大的奮鬥目標，追隨着一個多世紀以來以實業、以科技、以革命報國的幾代留學生的足跡，以自己的方式融入整個民族奮鬥的史詩。
歷史將會記住這些奮鬥者，這些以青春作伴，在九十年代踏着歸國的潮頭、以涓涓之流推涌着祖國進入二十一世紀的——當代中國留學生。
為什麽我的眼裏常含淚水
十年的旅日生涯，使她渾身透着一種日本式的教養。第一次見面，她穿了一身大紅的絨綫套裝，淡妝的臉上帶着矜持的微笑，雙手前垂，微微鞠了一躬，這便是在日本獲得醫學博士學位、回上海創辦玉壘環境生物技術有限公司的馮坤範。
我到過她的公司，很有幾分悲壯的色彩。三年了，公司不僅沒有利潤，每年數萬元人民幣的開銷全靠馮坤範在日本的奬學金支撐。包括公司最初的投入，三年來馮坤範已花去了三千餘萬日元(約280萬元人民幣)。她在日本的學業還沒有最後結束，公司的日常工作由兩位副經理打理，她自己則在日本的衝繩和中國的上海之間飛來飛去。兩位副總經理一位是她的表妹馮小姐，一位是她丈夫在農場插隊時的插兄張久蔚。出於對她的支持，儘管步履維艱仍在勉力維持。張先生比較樂觀，說我們是志同道合，捨命陪君子。馮小姐看不到公司的前途，不禁抱怨：她何必急着回來爭這口氣？
張先生安排我們在一傢紅茶坊見面。
馮坤範說張久蔚已經是她的第六任副總經理，前面五位都辭了職，說不定不要到明年此時，他也會離我而去。她笑着看了一眼張久蔚，我發現她的眼裏閃着淚光。此後的談話中，她常常會笑着，卻淚光閃閃。
十年多前馮坤範是上海中山醫院一個護士。二十來歲是精力旺盛的年齡，小提琴、國畫、電影配音、談心所，什麽都學，還自學了日語和中醫。不知是哪一天，她突然留心起病房的病人，特別是患白血病的孩子。他們一個個被送進來，又一個個因不治而擡出去。看着不堪喪子之痛的父母，她仿佛一下子成熟了，一下子知道了自己該幹點什麽。
1988年她和丈夫錢小明雙雙自費到日本留學。她執意要學醫，準備了半年就以在上海讀夜大的基礎考上了日本紅十字醫學院。在日本毫無根基，經濟來源顯然難以支持兩個人同時求學，更何況馮坤範上的是學費昂貴的醫學院校。丈夫錢小明默默放棄了自己喜愛的金融管理專業，找了一份建築工地的苦工，為的是每天有一萬日元的收入。馮坤範當然不能靠在丈夫身上，自己也要打工掙錢。從此刻起，馮坤範就為自己選擇了一條極為艱難的道路。她在嚮我回憶這段經歷時甚至說：如果我當時不選擇出國，也許這輩子要輕鬆得多。
在日本，不少窮睏的女性都去酒吧做陪酒女，因為這類工種比較省力，來錢快，但是往往要付出代價。就馮坤範的性格，她無論如何也不去做這份工作的，這樣，她就不得不千方百計多打幾份掙錢不多的工。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她每天的課餘時間連打三份工。她在酒吧托兒所看孩子。這些孩子的媽媽深夜還在酒吧陪酒，孩子就寄放在酒吧外面的這個臨時托兒所裏。她夜夜陪着這些陪酒女的孩子，體味着在日本做一個女人的艱難。
三年，她讀完了醫學學士學位，又考上了日本國立琉球大學醫學研究科，攻讀“環境生態免疫”的碩士和博士學位。此後便是漫長的七年學程。
在這裏她有了足夠支持學業的奬學金，但讓她缺乏思想準備的是，在沉重的課業負擔之外，她還必須體驗中國女人在日本求學的艱難和屈辱。
她就讀的專業有一位傲慢的日本人，38歲就當上了教授，自恃甚高，尤其看不起中國女生。
他經常晚上喝酒，每次喝酒都讓中國女生陪着，趁着酒興撒野，還滿嘴污言穢語，說“女人不就是一匹任人騎的馬嗎？”。他有恃無恐，因為這些中國女生的命運就拿在他的手上，每年的奬學金都需要有他的簽字和評語。記不清有多少個這樣的夜晚，馮坤範被動地保護着自己，心中有說不出的壓抑。這些苦楚她也不能嚮丈夫訴說，他的負擔已經夠重，一切衹能自己默默承受。過去愛唱愛笑的她變得不願說話，精神極度憂鬱。每每得不到排解時，她便獨自駕車在高速公路上狂奔，把車開到海邊，嚮着大海痛哭一場。
帶着這樣的精神壓力，馮坤範咬牙進行着自己的學業，經常通宵達旦地守在實驗室，三歲的女兒帶在自己身邊，睏了，就讓她和衣睡在實驗室的沙發上……
1998年3月，馮坤範終於出色地完成了需經十二個國傢的醫學教授聯合審批的博士論文，戴上了日本琉球大學的醫學博士帽。在日本學醫不易，女性學醫更難，苦讀十年學成女博士更是常人難以想象的煎熬。她的學成引起了琉球大學的重視，校方“國際人才交流協會”三次提出請她留校工作並邀請她一傢三口“歸化”日本籍，但均被馮坤範婉拒。
為了輓留馮坤範，日方提出將她的留學簽證從3月25日延長到9月，給她留出時間在日本各地觀光——也是一種無聲的輓留。這一從不給予中國留學生的厚待，卻被馮坤範拒絶了。
她不是不知道歸化日本籍有多少人求之不得，也深知留在琉球大學的職位意味着收入的豐厚和生活的穩定。但十年的日本求學生涯，使馮坤範飽受了精神上的壓抑和痛苦，她無論如何也接受不了自己將成為“日本人”這個事實。當時，丈夫錢小明已開辦了一傢經營大理石的公司，並拿到了經營簽證。馮坤範把快要到期的留學簽證轉成了傢屬簽證，徹底放棄了留校和入籍的機會。
此時，她早已在上海創辦了自己的“玉壘”公司。玉壘，取意冰清玉潔的志嚮，取意寧為玉碎的剛烈和執着。它的誕生，是一個更加令人肅然起敬的故事。
馮坤範在報考研究生時，就開始改變了自己的學科方向。她在醫學領域鑽研得越深，就越追根溯源地開始關註環境問題。許多疾病的高發，都與環境息息相關。她放棄了繼續攻讀臨床醫學這個被認為最有職業保障的專業，而轉嚮環境免疫學。
直接導致她創辦環保企業的，卻是兩次與專業無關的刺激。在一次研究生的聚會上，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她的導師當衆讓她把剩下來的食品帶回去明天吃。在日本，熟食是從來不過夜的，日本人也是絶對不吃過期食品的。馮坤範很禮貌地謝絶了。這位導師卻不依不饒藉題發揮地說：“上海黃浦江、蘇州河那麽髒，你們不也喝了嗎？你們上海人有特殊的免疫力，不會生病的。”
馮坤範雖有滿腔憤怒卻無言以對！
還有一次，她陪同導師到上海訪問。那位傲慢的日本導師提出要去錢小明的傢。
當時上海的城市改造剛剛起步，還有許多破舊的街區。錢小明的傢就住在盧灣區一條小弄堂裏。出於禮貌，馮坤範難以拒絶。導師仿佛尋找什麽似的一個勁地往前走，一進弄堂迎面而來的就是臭氣陣陣的垃圾桶和小便池。導師沒有說話，卻早已是滿臉鄙夷。
馮坤範下了决心，這輩子就做一件事：親身投入上海的水源和環境治理。
這成了她在日本留學後幾年的一個情結。她成天想的就是尋找日本最好的環保技術和産品，把它帶到中國去。經過反復檢索、考察，找到了一種已經在日本廣泛使用、被認為是最好的環保生物製品——“東江放綫菌”。
“東江放綫菌”是日本一位叫東江幸信的生物學家開發的一種微生物技術，廣泛用於水處理、垃圾處理、糞便處理、油污處理等環境工程，因為在海灣戰爭期間成功地處理了波斯灣的大面積石油污染而名聲大振。它用於垃圾處理，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將有機垃圾“消化”為水和二氧化碳，用於河流治理，可以迅速“吞噬”淤積在河底的有機污泥。
用於飼料添加和糞便處理，既可以做到畜糞的“零排放”，又可以消除惡臭改善養殖環境……
當時還是碩士研究生的馮坤範去拜望了這位東江先生，提出希望將東江先生的微生物技術引進到中國。她提到了她的母親河黃浦江，提到了原本美麗卻因為工業污染變得黑臭不堪的蘇州河，提到了她今生的願望和志嚮……一嚮對中國友好的東江先生被這位中國姑娘打動了，同意用最低廉的價格嚮馮坤範出讓十種微生物産品在中國的銷售權。開價是1500萬日元。這的確是最低的價格了。兩年後，香港一傢公司意欲買斷東江菌在香港的代理權，東江先生代理商的開價是3億日元！但這1500萬日元對於一個靠奬學金和打工收入維持生計的中國留學生來說，足夠把天捅一個窟隆！
錢小明先生也是一個有強烈情緒的人，如同當年自己退學成全妻子上學一樣，此次他也毫不猶豫地將七、八年的辛苦積蓄傾囊相助。加上馮坤範的奬學金，加上親朋好友的幫忙，馮坤範湊足了這筆巨款，千金一擲地和東江先生成交了。
1500萬日元，相當一百多萬元人民幣，馮坤範把自己的身傢和未來全部押上了。
她必須紮紮實實地走好每一步。她的“玉壘”設在上海農學院，第一筆“業務”就是治理農學院門前的一條污水河。她非常清楚，這種高科技的、在普通人看來過於神奇的微生物産品，非通過實例難以讓人信服。
僅僅一個來月，這條180米長的河段由黑變緑、由緑變清，與未經治理的河段形成鮮明的對照。一時間，報紙、電臺、電視臺爭相報道，市政府、市人大環保方面的官員紛紛親臨視察。馮坤範成了新聞人物，玉壘成為頗有知名度的留學生企業。
不喜歡熱鬧的馮坤範也開始熱衷於這種宣傳，她太懂得環保這種特殊的産業多麽有賴於人們的環境意識和政府的推動力，多麽需要藉助媒體來提高公衆的信任感。好幾次，衹要有領導出面，哪怕她遠在東京，哪怕她手中的事情再緊急，她也會立即買上往返機票，飛赴上海。
這對她來說無論時間還是金錢都絶不輕鬆，但她得珍惜這個稱得上紅紅火火的開端。
然而，最初的熱鬧過去，玉壘並未能進入良性運轉。漫長的三年，馮坤範和她的同仁們記不清做了多少次應用性實驗，開過多少次現場推廣會，進行過多少次有始無終的洽淡。為了讓權威部門對東江菌有一個全面的認識，她們甚至邀請東江老先生到上海講學，邀請上海方面的有關人士去日本衝繩考察……該做的工作他們都做了，該得到的重視和關心似乎也應有盡有。然而東江菌的推廣至今仍停留在周而復始的實驗上，除了玉壘自己沒完沒了地投入實驗費用以外，幾乎沒有一個像樣的買主。連他們自己也搞不清，究竟障礙在哪裏？
有一個很直接的原因，那就是當年給玉壘以實質性承諾的一位副市長已調離了上海，幾位經手玉壘的項目、並專程去日本考察的主任處長大部分已經退休！也就是說，玉壘所有的前期宣傳工作都因為這些實權人物的離任而化為烏有，他們滿心指望的政府推動已經投報無門！
當然，玉壘不順利也還可以找出一些其他的原因，如玉壘作為一個民營小企業，科研經費和貸款都沒有渠道，市場資信度也大受影響。公司衹能用低薪聘用親戚朋友，他(她)們憑着一腔熱情與馮坤範同甘共苦，赤手空拳，四出遊說，既沒有足夠的公關費用，更沒有可資提高信任度的社會背景。一些公司看中他們的技術，卻看不起他們的公司……
馮坤範承認她的公司太小，要想在市場上站住腳還得假以時日；她也承認她的工作對象首先看中的是經濟效益，要想說服他們關心環境、而且拿出錢來治理環境確非易事；她還知道一些政府的環保項目首先會考慮一些大的研究單位而不會看重她這樣一個小小的留學生企業；有些實權部門寧可相信一個有錢的外國人，卻不肯相信一個窮留學生，哪怕是拿到博士學位的留學生……這些，雖然是她回國以前始料不及，但她能面對現實。
讓她怎麽也想不通的是，那幾位讓她傾盡心力、給過她莫大希望的實權人士，怎麽能就這樣輕飄飄地一走了之，不留任何痕跡？而玉壘公司的命運怎麽不是取决於它的價值而是取决於幾個人？
馮坤範衹能接受張先生和馮小姐對她的評價和分析。他們說她太不功利，太不世俗，想法也過於簡單，簡直就是唐吉訶德式的熱情和勇敢。十年學府苦讀，社會全然不知。對人對事太單純，太透明，有時也太偏激，邊緣切割得太清楚，非此即彼，沒有模糊學。
她說她知道現在要做成一件事公關很重要，但自己回到上海整個一個小老太婆，張先生帶她出去開“洋暈”，她衹覺得眼花繚亂，不會跳舞，不會卡拉ok，連上餐館吃飯點菜都不會。她適應了國外綫條簡單的生活和思維，她也說不清自己是進步了還是落伍了。
說到這裏，她又是那副含淚帶笑的表情。她說：“或許隨着時間推移情形會有所改變，但時間太長了，我怕我會失去了耐心。今年我博士學業完成後奬學金就沒有了，公？”
駒僖膊荒蕓？”
我來維持了。最近東江先生將技術賣給了船井公司，船井公司又在和一傢香港公司談代理權的問題。我擔心香港這傢公司一旦談成，他們憑藉雄厚的經濟實力和經營能力，有可能很快打進內地市場，這樣我的心血真的就完全白費了。真到了這一天，我衹能把公司拆掉。錢我看得很淡，大不了權當這麽多錢都丟進了黃浦江。我對自己做了這麽一件事不後悔，不管成與不成都不後悔。因為這是我想要做的、喜歡做的事情，而且我為此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一位新華社記者以《不要讓報國的學子涼了心》為題，將馮坤範的情況寫成內部材料，受到當時國務委員宋健的重視，把材料批到了國傢環保局。馮坤範的事業出現了轉機。
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
不知應該說是他選擇了生活，還是生活選擇了他。同是留日博士，陳剛走的簡直是一條超理想狀態的“緑色通道”。他1997年8月28日回國，9月1日到上海浦東新機場指揮部上班。步入辦公室，一紙《任命書》赫然在目：“任命陳剛同志自1997年9月1日起擔任浦東國際機場指揮部副總工程師。”
這個任命連陳剛自己也沒有料到。
浦東是長江的“竜頭”。浦東國際機場，則是帶動這個竜頭起飛的雙翼。
機場候機樓的主體設計就是一隻巨大無朋的白色海鳥。整個機場占地32平方公裏，相當於解放初整個上海城區的面積。以其特定的地位，這個機場可能是本世紀末中國在建的規模最大的國際航空港，首期投資高達130億元人民幣。
陳剛的副總工程師職務意味着什麽呢？機場130億元的投資中，三分之一是設備和材料的投資，光是外匯採購部分的金額就是400億日元。陳剛便是全部設備的引進、採購、製造、安裝等龐大組織工作的第一協調人，由他直接嚮工程總指揮負責。
而陳剛，此時不過是一個剛剛回國、年僅35歲的“毛頭小子”！
電話裏就聽出一股青春勃發、血氣方剛的氣息，一見面，果然年輕，似乎未脫學生氣。說到他的來竜去脈，他用了一個很調皮也很學生氣的比喻，他說：我曾經是個“偽軍”，或者說是偽軍中的“地下工作者”。
陳剛1987年去日本留學，就讀於日本橫濱國立大學，學習海洋船舶學。碩士讀完後又讀博士，1993年博士畢業，由日本文部省提供機會，又做了一年博士後。以後在日本的一傢大公司就職，一方面積纍工作經驗，一方面選擇了自己的方向。
1996年，浦東國際機場開始啓動。這是一個日元貸款項目，按照慣例，應由日本政府提供技術援助，派遺日本的工程技術人員參與合作設計。機會不期而至。這年5月，陳剛所在的公司受日本政府的委托組織專傢團前往浦東，陳剛是上海人，很自然地成了這個專傢團的成員之一。“日軍”中的中國人，陳剛便有了一個“偽軍”的身份。
其實，更“偽”的是，從打進入這個專傢團，陳剛就開始謀劃着離開它，謀劃着真正以主人的身份正式投入浦東機場的建設。當時的工作是與中方合作設計機場的飛行區。
整整一年又三個月的時間，陳剛在工作中充分顯示着自己的才華和敬業精神，同時和中方負責人建立了心照不宣的默契和信任。當下，他就嚮吳祥明總指揮——一位非常有决斷又愛纔若渴的將軍似的人物——表達了嚮往回國參加機場建設的志願。
然而，真正到了轉變身份“投奔八路”時，下决心卻非易事。
陳剛夫婦雙雙赴日，在日本已有了十個年頭。妻子是工程碩士，先於陳剛畢業，在日本的土木設計公司搞橋梁設計，雖然纔三十出頭，卻參與設計過十多座橋梁，已經是獨當一面的工程師。陳剛在公司的前程也是很明朗的。離開日本，意味着放棄多年奮鬥的基礎和十多萬美元的年薪！
然而陳剛就是陳剛，他的人生經歷决定了他的思想和他的選擇。他一嚮非常幸運，好機會都趕上了。文革以後的第一屆經過考試進入重點高中，又順利地考入上海交通大學，大學入黨，畢業留校，23歲成為全院最年輕的係黨總支副書記。然後又是出國留學，拿政府奬學金，甚至沒吃過打工的苦頭。他的人生與中國改革開放的軌跡完全重疊，自認是最直接、最充分的受惠者。日本對高學歷的人才在入籍上網開一面，陳剛的機會唾手可得，但是他連想也沒有想過。反哺，回報，這是他最基本的準則。
到日本後，他和他的朋友們一直關註着中國改革和發展，大量閱讀着、慷慨激昂地交流着各類有關中國動態的資料。他讀到美國一傢著名新聞周刊發表的文章，說“看到現在的中國令人想起一百年以前德國的崛起，現在輪到中國崛起了”。
這類歷史性的預言一次次地在他心裏點燃着一種激情。八十年代初，他是在“振興中華”、“從我做起”的氛圍中進入青年時代的，至今想起這些口號他還會熱血奔涌。他想，他陳剛不能做果實的坐享其成者，他不能想象這個偉大的歷史進程中沒有他陳剛的參與。而且，作為一個工程師，在日本固然可以做一些技術工作，但不可能有這麽大的工程給自己做。有的工程師一輩子也不一定能等到像浦東新機場這樣輝煌的工程，和這相比，十幾萬美元算什麽！
使陳剛嚮往浦東新機場工地的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知遇之恩。儘管他並不知道吳總指揮會在他成為機場指揮部職工的第一天就委以重任，但憑他對留學生的那份理解就讓陳剛動容。
吳總說：對留學生來說，生活待遇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提供施展才華的舞臺，最大限度施展才華的舞臺。因為留學生若是奔物質享受就不會回到國內來！
拿着不到日本十分之一、甚至都說不清具體數目的工薪，陳剛卻強烈地感到一種當傢做主的豪邁和忘我工作的快感。和他相處不過兩個多小時，我也受到了這種風風火火的情緒感染。
他一邊啃着因為不及去飯堂吃飯、讓設備處的小劉給他拿來的花捲，一邊和幾位早已等在辦公室的客戶打招呼：“不禮貌了，因為早飯也沒有吃，衹好邊吃邊談了。”十分鐘以後。他又拿起電話，用日語和對方談了好一陣子。原來他明天要去東京出差，卻剛發現多次出國的簽證已經到期，必須找日本駐上海總領事先生通融。然後他說去處理兩件事，讓我等他一同乘車去市區，他必須親自去拿簽證。我問他明天要去東京，今天就不回浦東了吧？
他說不行，辦公室還有好幾件工作沒處理完，而且晚上還有一個700萬美元的合同要簽。東京也是明天去後天回，去看一套2000萬美元的關鍵設備。他說：為了這套設備，我們的工作已經做得很細了，對方的設備也非常好，但還要最後去看一次。就我一個去，去了最後拍板。你看，吳總真敢用人，也不怕外商收買我。
吳總真敢用人。陳剛為此再次成為讓多少同齡人羨慕的幸運者。為機場設備引進的第一份合同，舉行了一個隆重的簽字儀式，吳總主簽，他是做為技術負責人輔簽。自此以後，吳總就放手了，把簽署合同的職責全權授予了陳剛。“副總工程師陳剛”的簽名，意味着獨立地對幾百上千萬美元的購貨合同負責。當然，這種負責是建立在一個非常完善的運行體係上的，所有的前期工作都是嚴密而規範的。但是他得對各個關節點有充分的把握，他必須非常老練、周全、胸有成竹。
然而，在所有談判對手眼中這位有决斷權的年輕人，在此之前並沒有搞過工程，甚至也不是學工程或學設備出身！吳總對他鐘愛與信任，在某種程度上是對作為優秀高級人才的綜合素質的直覺。
設備副總工程師的工作頭緒讓人聽起來頭皮發麻。
造空港就像造一座城市，城市有的設備機場幾乎都得有，而機場有的設備城市卻不一定有。
如燈光係統，導航係統，航站樓，行李寄運係統，能源中心，冷通設備，供電設備……光是電梯，候機樓的加上工程配套用的要突破兩百五十部！
和製造商打交道，大傢都在算計，這就要看你維護國傢和業主利益的洞察力，要有強硬的製裁措施。但這又必須非常慎重，稍有差錯他就要投訴你。投訴就得調查，這倒不是面子問題，而是時間賠不起。上海市政府要求1999年底第一架飛機要在新空港起飛。像這樣的大型機場的建設，國外一般都要七、八年，國內花個五、六年時間也是正常的。但陳剛他們衹有四年不到的時間。搞工程的人都知道，土建可以拼出來，設備卻是趕不出來的，弄不好就拉整個工程的後腿。
設備造出來就要按期到貨，按期安裝。不能貨到了在碼頭上躺着吧，這得付多少倉儲費！而吳總要求的是無倉儲管理，什麽時候需要安裝時什麽時候到貨，安裝單位把設備直接運到工地。這在我國的建設史上也是少有的。陳剛這兒都是白領，沒有扛活的，沒有吊車，沒有工人，唯一的辦法就是把合同管理得天衣無縫，稍有脫節就撂在那兒了。
所有這些是一個極其龐大而嚴密的“係統工程”。於是，海洋船舶係的陳剛就有了優勢。造船就是造一座應有盡有而且能在海上流動的城市。而船舶工程、海洋工程根本就是係統工程。感謝這種專業長期以來建立的一種係統工程的概念和思維方式，陳剛如魚得水。他的工作主要是組織協調，他擔任黨總支副書記和大學教師的經歷又幫了他的大忙。他的工作對象大多是日商。十年的日本生涯，對日本人的思維方式，對他們在什麽情況會做出什麽判斷，陳剛基本有數。當然有很多新的東西要熟悉，如設備本身、市場變化等，這樣大型設備的採購對他來說也是一個挑戰。陳剛渴望挑戰，惟其挑戰，更能激發人的智慧、潛能和創造欲。
最大的挑戰是日元貸款的採購招標。設定的什麽樣的條件大有講究，太寬，不良廠商可能入圍；太嚴，入圍的廠商太少，價錢會擡得很高。要確保多少傢廠商入圍，不同的項目也有不同的尺度，真是大費周折。合同和評標報告要經貨款方審批。這裏面常常會涉及非常微妙和復雜的利益關係，往往表面是卡在這裏，而骨子裏問題卻出在那裏，明裏暗裏的周旋，完全是鬥智鬥勇。
在談判最緊張的時候，陳剛的位置在前綫指揮部的“掩體”裏，通過協調各路大軍的專傢——土木工程師、電氣工程師、機械工程師、軟件工程師、控製工程師、建築師——掌握着談判的節奏，控製着談判的局面：這件事可以讓步，那件事要逼到底，這件事交給商務談，那件事情必須先把技術方案敲死……除非有重大問題嚮總指揮報告，大部分問題就由陳剛現場决斷。陳剛一般不在談判桌上出現，在外方眼裏他是有决策權的，直接面對談判對手就沒有了迴旋餘地。而一旦在談判桌上出現，就是嚮對方施加壓力，就是拍板。
1997年4月，機場設備的第一批合同即將簽署。指揮部計劃搞一個隆重的簽字儀式，一方面為機場作宣傳，一方面出於外交配合上的考慮，給日方拋一個綉球。當時有一個大項目的技術問題還沒有談下來，對方是日本的三菱電梯公司。這個技術問題有一定的難度，三菱總部的决策已拖延了一個多月，談判也延宕了一個多月。指揮部决定逼他一下。於是，陳剛親自出陣。
陳剛對三菱的談判代表說：第一批合同的儀式馬上就要舉行。這個儀式要請日本的總領事出場，所有相關的日商代表也要出席，還要邀請上海、日本的媒介。三菱能不能成為這次俱樂部活動的嘉賓，就取决於你了。上海是中國的門戶，浦東是上海的門戶，機場是浦東的門戶，電梯又是機場的門戶。這個合作對我們雙方的意義都是不言而喻的。明天敲定所有的技術方案，你們幹不幹。
三菱當然要幹，而且確實也把價格定很低了。但從價格和技術性能比上還沒有達到中方的要求，必須再作讓步。陳剛瞭解，這樣的較量是很殘酷的，對當事人心理壓力極大，按日本人的性格若談不下來自殺的也有。於是他控製好分寸，既擺出步步進逼的態勢，也和對方共同尋找出路。
三菱代表說，你們監控係統的技術要求太高。陳剛說，你這不是真正的原因。都說要看日本最好的電梯到新宿去看，到橫浜的地標大廈去看，那可都是三菱的電梯。你們的技術水平我瞭解，我們這個電梯你做得了。如果說自動扶梯和人行過道的監控係統有問題，我給你一個解决辦法。日本關西機場的監控係統不亞於我這個要求，是日本的富士達做的，他做得很成功。我倒不是想傷你三菱的自尊心，如果你認為你的不如他，可以嚮他買。
三菱代表不得不說，技術方案可以接受，工期無法完成。陳剛說，這是托詞，你們加班加點地幹，幹得出來，無非是加班費。日本的法定加班費比工資高25%，說到底是成本問題。這樣吧，我可以幫助你解决成本問題。你去找上海三菱幫忙。上海三菱有非常優秀的軟件工程師，他們可以做出不亞於日本的軟件。軟件成本就是人工成本，你知道，我們目前經濟能力有限，工程師的工資水平還很低，你找上海三菱做，既可以滿足技術要求，又可以滿足合同金額的要求。
三菱的代表沉吟不語。上海三菱是中方控股，他猶豫着要不要把這部分業務分出去。陳剛繞了一個彎子：當然，你如果實在不幹，我可以在日本給你找兩傢軟件公司。你是要找富士通還是找ntt，我有很多同學就在這些公司工作。我可以去跟他們聯繫。
陳剛拿準了三菱代表的心理，他絶不會到日本去找富士通，ntt，雖然上海三菱是中方控股，但畢竟還是三菱。果然對方再也無話可說，接受了陳剛的方案。陳剛一石三鳥，既解决了技術問題，又打破了談判僵局，還為上海三菱攬到一筆大業務。
人們會說，花錢還不容易嗎？採購還不容易嗎？給你錢讓你去買東西，這不是太自在了嗎？而且，誰不知道搞工程招標，搞設備採購是一個肥差呢？陳剛太明白人們的這種心理了。廠商成天圍着轉，對自己視若神明，不就是因為自己揮筆就是錢嗎？
花錢苦呀，真苦。有錢去扛一臺電視機回傢這很容易，說現在給你錢到商店去買兩千臺電視機回來，做得到嗎？你還得給他訂貨，進行商務談判，能不能便宜，特殊要求能否滿足，怎麽到貨，問題就來了，和個人消費完全是兩碼事。更何況國際金融貸款，看上去是日元，用的卻是中國老百姓的錢，若幹年後是要用子孫後代的錢來償還的！
在國外，留學生們習慣了規範化、法律化的行事方式，對國內的人事關係、腐敗的社會風氣常有微詞。陳剛沒想到自己一回來就成了掌管如此重要權限的官員，他感到責任之外的另一份沉重。
他想起了和吳總指揮的一次爭論。吳總是剛卸任的上海市建委主任，主管過很多大型工程。一次陳剛和他一起去北京，在飛機上聊起城市交通問題。陳剛書生意氣，說上海的交通出路在於消滅自行車。他頭頭是道地分析：道路就像一根管道，自行車就像流動的水，速度慢占用的空間就大，所以自行車絶對不適合特大型城市的大型交通。吳總說你說的那些理論我全懂，但我必須更正你的一個說法，消滅自行車不是出路，而是結果。要消滅自行車首先要發展軌道交通，要造地鐵。但造地鐵容易嗎？一公裏六億元人民幣！
陳剛思考着這場爭論的深意：要批判一件事容易，但僅僅提出問題是不負責任的。
作為一個工程師或研究工程問題的學者，你對社會的貢獻不僅在於發現問題，而且在於解决問題。你的言論必須是建設性而不是批判性的。
眼下的建設性就是要在自己的職權範圍內，最大限度地淨化自己的工作環境。指揮部有關廉政的規定，在他這兒成了鐵的紀律：全過程控製，不接受廠商任何形式的宴請。
一個捨棄十幾萬美元年薪奔事業而來的人，在這方面的素質是一種天賦。
十幾萬美元年薪，陳剛的妻子占了一半，但她卻遠沒有陳剛那麽如意。她回本校教書，海外六年工程師的實績打了水漂，中級職稱還要重新來過，衹能拿不足千元的助教工資。學校搞學術研討會，她臨時被拉去擔任日語翻譯，不僅翻得貼切，技術問題還能討論。係主任說不知道撿了一個寶。但事後卻依舊棄之不用……懷着對妻子的歉疚，陳剛更加感念浦東新機場指揮部和吳總對他的知遇之恩。在中國的人才還遠不能依靠市場找到自己的位置時，碰上一位什麽樣的上司，有時往往能决定你的一生。
但願飄泊海外的學子，都能遇上他們人生道路上的“吳總”。
新一代實業興國夢
張啓華終於可以理直氣壯地動員太太回國來了。整整三年的苦熬，他的捷華通訊電子有限公司已經像模像樣地在上海立起來了，而且顯示的前景不錯。他倒不是要太太回來幫他，她早就有言在先，决不給他“打工”。他衹是想用自己的力量，幫助太太也做一件自己想做的事，就像當年人傢不遺餘力地幫助自己一樣。
當年他决定衹身回來創業時，是為了他的一個夢想，嚴格地說，是他張啓華的夢想。他和妻子按照西方人的方式，相互約定，尊重對方的想法。妻子不責怪他貿然辭去了在加拿大一傢跨國公司任技術主管的工作，他也不強求妻子和他一道回國創業。再說，當時他的事業從零開始，他也不能要求傢人共同來承擔風險。
權當兩地分居吧。衹是沒想到一分就這麽久遠。張啓華呆在上海的時間越拉越長，開始是一次三個月，以後便是六個月，九個月……一傢兩國，每月電話費開銷就是五、六百美元……妻子在加拿大管理一傢超市，一傢人的生活全靠她的這份收入。事實上，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裏，張啓華還不得不讓妻子做自己的經濟後援。
但他已經顧不得了，他的這個“捷華”夢已經做得太久太久了。
啓華出生在一個軍人家庭，父母都是新中國的第一代海軍。幾十年來轉戰在祖國的萬裏海疆，三個孩子都出生在海港軍營，一個在連雲港，一個在青島，張啓華出生在威海，那個擁有承載着民族光榮和民族恥辱的劉公島的威海。跟着父母在軍營中度過童年和少年，“國傢”是他幼小心靈中的第一個崇高的名詞；父母一直給他們灌輸知識報國的思想，使他從小就崇拜科學家，一部《第二次握手》是他少年時代最傾心的作品，常常讀得熱淚盈眶。
循着他那些科學家偶像們的人生軌跡，八十年代中期，他大學畢業不久，便懷揣着幾十美元和一個並不很明晰、卻無形中推擁着他的夢，去海外求學。1990年在加拿大蒙特利爾的麥吉爾大學拿到了工程碩士的學位。
在海外，他每天必讀四張報紙：《人民日報(海外版)》，《中國日報》，《解放日報》，《新民晚報》，同時在互聯網上與朋友交流着國內的情況和信息。九十年代初，“科教興國”、“科技産業化”、“信息産業化”的詞句頻頻出現在報端，他感受到了一種強烈的暗示，他的夢想越來越清晰。
九十年代初，正趕上加拿大經濟蕭條，房地産不景氣，正是購置不動産的好時機。在加的親友紛紛籌劃買房産，而已經擁有了加拿大永久居留權的張啓華夫婦卻不見動靜。他要辦一件大事，傢裏的資金要隨時可以動用。
1991年，張啓華在蒙特裏爾註册了一傢叫“j.h.”的通訊技術公司，着手開發一種語言信息綜合處理係統。這是一種把程控電話與計算機軟件技術聯結起來的係統，又稱“智能電話”，可以大大提高電話的使用效率，如提供24小時電話自動轉接，如跨地區跟蹤，將留言自動送達主人預選的電話機……當時這種産品在加拿大已經有相當的普及率，但張啓華還是花了兩年多時間和差不多四十萬美元的開發投資，因為他不僅要搞出自己的産品——他把它命名為“泰立”，還要準備各種語言的版本，尤其是絶對漢化的中文版本。
1993年，張啓華的大事終於啓動了。他要把他的“泰立”推到中國去。他做過市場調查，這類産品在北美國傢使用率達60%，歐洲達40%，日本達20%，港臺達15%，而中國內地基本上是空白。雖然這個技術在北美國傢也算是比較先進的，在中國可能有一定的超前量，但張啓華從國內對於信息産業的重視，從這幾年尋呼機、移動電話的神速發展，認準了“泰立”的潛在市場。
九十年代初不少先期回國的留學生選擇貿易中介或投資咨詢的方式進入，因為這種行當衹需要關係和頭腦，不需要太大的投資。萬一不成功，抽身折返也不會有什麽損失。
也有一些選擇做外商代表，憑藉他們既瞭解中國文化，又瞭解外國慣例的優勢，幫助外商在國內建點，在沒有風險的前提下為自己積纍資本和管理經驗。這些或許都是進入中國市場比較便捷安全的途徑。
張啓華的心很急，他不想繞彎子，甚至還有一些偏激和自負。他說，他不想在中國再給外國老闆打工，他覺得這樣做很尷尬，因為從職業道德上講必須代表外方老闆利益。更重要的是他不甘心老是屈就在人傢的天下。華人有聰明才智，為什麽做實業成功的不多，是不是衹配給別人打工？張啓華要試一試自己的能力。他要建一個廠，要辦一個實體型的公司，要把國際上通行的技術開發模式、市場模式、公司模式帶到中國去。他沒想給自己留後路，他對太太說：“不成功，就算重新來過。”辦加拿大的永久性居留權，也不是為了留一條後路，而是更加方便跟蹤國外高新技術的發展。高新技術生命周期很短，若不是隨時可以出國，他擔心自己對新技術發展的感受會變得遲鈍。
張啓華做的是幾代海外華人實業救國興國之夢——“j.h.”，就是“捷華”的英文縮寫。
捷，快捷，捷報，大捷，從在加拿大註册“j.h.”始，他就為他的公司、為他的中華賦予了這種悠悠赤子的祈祝。
張啓華從來不掩飾他的中華情結，他說，愛國絶不是狹隘、保守和虛偽的情感。不愛自己國傢的人，走到哪裏也會被人看不起。相反，那些民族英雄，往往在人格上受到對手的欽佩。在加拿大的傢中，他和妻子絶不講英語和法語，也讓孩子跟着他們講中國話。
他擔心孩子從小受西方的教育，日後會徒有中國人的面孔。當然，他也很欣賞西方的教育，孩子上學很輕鬆，課程涉獵卻十分廣泛，像環保、人文科學、自然科學，連張啓華自己也感到新鮮。
課餘活動很豐富，冰球、棒球，野營……但孩子畢竟是黃皮膚，他必須認識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傢。
第一次他帶孩子回上海，外公外婆特意粉刷房子，裝上新的熱水器。沒想到孩子一進傢門就嚷：“外公傢怎麽這麽破？”張啓華正色地告訴他：“你的媽媽就是在這裏長大的，這裏就是你的傢。”孩子在加拿大居住的蒙特利爾市纔百萬人口，國慶遊行時街上也不過七、八萬人。第一次帶他逛上海的馬路，見人群熙來攘去，他大驚失色：“這裏發生了什麽事？”張啓華說：“這樣不好嗎？熱熱鬧鬧，每天都在過節。”孩子對自己的傢太陌生了。
張啓華每年暑假都讓孩子在上海過一兩個月，一方面補習中文，一方面認識自己？”
募遙煜ぷ？”
己的國傢和城市。
張啓華的身上明顯地有着幾代海外華人的印記，但作為新一代的實業傢，比起他們的先輩，優勢和劣勢同樣鮮明。老一代華僑不少是富豪、富紳。早年為了謀生，他們漂流海外，靠開餐館、開洗衣店起傢，省吃儉用，勤儉持傢，用一輩子的血汗積起一份傢業。他們與當地社會相對隔離，依舊生活在地道的中國社會和文化的氛圍中。新一代移民走的另外一條路。他們一般在國內讀完大學，文化水平的起點高，出國的目的不再是謀生而是要開闊眼界，學習更多的東西。他們不再滿足於在華人圈子裏按舊的軌道生活，而是千方百計地融入當地社會，自覺地接受非中國文化的熏染，生活習慣、思維方式很大程度上西化。他們頭腦裏現代的東西很多，在知道時代占有頭腦的優勢，但經濟實力卻遠不如老一代華僑雄厚。
“捷華”要啓動了。在移往中國之前，張啓華已經為它投入了近四十萬美金，幾乎是傾其所有了。註册新公司最多能再湊個七、八萬美元。就在此時，張啓華得到一個信息，上海鼓勵留學生回國創業，創辦了好幾處留學生園區。而且他們看出新一代留學生資金不雄厚，因此註册資金的起點衹有一萬美元(後為二萬五千美元)。張啓華心領神會：一萬美元能幹什麽事？這是一個信號，一個拋給海外學子的綉球：衹要你帶回技術，衹要你有心幹事，不在乎你有多少錢。
於是，上海捷華通訊電子有限公司成為首傢在嘉定留學生創業園區落戶的留學生企業，張啓華開始了比地道的中國企業傢要艱難得多的創業。
為了節省公司的開支，創業初期的三年，張啓華在離嘉定城5公裏的農村租用了一間農民房，用作自己的生活起居。這三年，張啓華足足把自己的生活往回拉了二十年。沒有電話，沒有傢用電器，更沒有專車。每天騎五公裏自行車上下班，還創造了連吃五個月速泡面的紀錄！公司的員工想不到他們身為洋碩士的總經理能吃這樣的苦。他卻釋然：我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的，不見得出了國就變成貴族了。
要在市場上新推一個産品談何容易？張啓華從在報上寫科普推介文章開始，讓大傢認識泰立。公司十七名員工，全是在上海招聘的大學生。張啓華讓他們去一傢一傢電話總機造訪。他給員工們的信念是，衹要我們對自己産品有信心，市場一年不接受，兩年、三年總要接受。做一個企業要熬得住，大傢認識了這個産品，就有我們的一席之地。
這時，一位朋友告訴張啓華，有傢美國公司在上海開了一個同類産品的公司，並不成功。張啓華一驚，立即前去探訪。他發現它起點不高，而且一個致命的缺陷是沒有漢化，沒有區別中國人和外國人用電話的習慣。這反而顯出了捷華得天獨厚的優勢：和所有留學生的企業一樣，它比純粹的外國人企業要更加瞭解中國的國情和中國人的使用習慣。泰立不僅是文化的，而且是中英雙語係統，不僅具有留言追蹤功能，而且能追蹤中國人幾乎人手一機的尋呼機，不僅可以自動轉接，同時也與人工兼容。中國的許多企業雖然不吝嗇人力，但雙休日是一個機遇，電話值班員可以按例休息；還有一個能讓用戶動心的是，電話服務準確到位，能改善公司的對外形象……用中國人的心理和習慣指導着産品的開發和推介，終於，“泰立”智能電話走進了上海莘鬆高速公路指揮部，走進了上海石化股份公司……市場接受的難關基本上闖過來了。
國內有一個意識很不利於“泰立”的生存，那就是對知識産品即軟件價值的認同。他曾聽說上海市內環綫監控係統，業主單位買硬件可以出價一千萬元，但軟件卻衹出到6千元，衹有千分之零點六。而泰立的軟件開發成本占到總成本的一半以上！按照這樣懸殊的概念，張啓華的工作毫無意義。但是，一次與客戶的洽談卻使他大喜過望：客戶談到這套軟件的價格，認為他可以到三萬元。雖然實際價值比這要高，國內的進步要比他想象的快得多。他分明聽見知識經濟的春水已經在堅冰下湍流。
張啓華的“捷華”跨過重重路障，終於迅捷地壯大起來。“泰立”三年中派生出四個係列，1995年銷售額60萬元，1997年400萬元。這年春天，第七屆國際通訊展在北京舉行，張啓華把“泰立”帶到了國際性的大展臺上，得到意想不到的收穫。除獲得次年數百萬元的加工訂單以外，竟有幾傢海外的大公司嚮張啓華表示合作或收購捷華的意嚮。
這些大公司的鼻子很靈。在當今國際市場，這種電話與計算機的結合(cti)是一門正在興起的技術和行當，股票行情看漲！張啓華並不打算出讓他的捷華，但他想知道上海捷華在這些公司的眼裏價值多少。一傢加拿大的大公司說他正準備進入中國市場，打算投？”
？”500萬美元，如果捷華同意合作，公司資産可以作價15%。500萬的15%是75萬美元，615萬元人民幣，這就是說，張啓華當年8萬美元的投資，至少已經增值了近十倍！
張啓華不知怎麽突然想到剛出國的時候，他靠奬學金度日，當時想如果有5千美元就夠了，現在早已不是這個數了，他卻沒有任何滿足感。他經常做夢，夢見他成為這個行當領頭的中堅企業，夢見一提起“泰立”像大哥大的摩托羅拉，盡人皆知……那種欣慰是一億元的身傢都換不來的。下一個世紀是環太平洋世紀，無論對生産商還是發展商，在中國這個市場得到承認，這纔是夢寐以求的。
張啓華的企業在國內出了名，登了報。太太來電話開玩笑說，搞得像真的一樣，人傢還不曉得你靠老婆養活！他想到應該回去一趟了。他怠慢傢人太久了。有一次，孩子衹身從加拿大來上海，他竟抽不開身去機場，衹得讓公司的同事代勞，兒子一肚子的委麯。
就像每次回加拿大一樣，他的傢裏又圍滿了親朋好友，有些還從紐約趕來。與其說他們想知道捷華的發展，還不如說想從啓華的身上獲得一些對國內情況的真實感受。張啓華很客觀，也很動情。他說，在國內，生活的舒適性肯定是不及這裏的，但人的一輩子總還是要做一點自己想做的事情。“葉落歸根，不一定要葉落時纔歸根吧！”
精神的自由飛翔是從希望到希望
最早讓我對蘇珊和宋學孟發生興趣的，是他(她)們那年近乎異想天開的計劃——開發長興島。那是個著名的桔鄉，又是上海一片難得的淨水淨土淨天。
他們頗有眼力地要在那裏搞一個8平方公裏的大型石沙旅遊渡假區，請了十二個國傢的旅遊專傢來考察，規劃書都作好了。而且，聽說他們把各自在澳洲積攢的錢一分不剩地從銀行裏取了出來，足足嚮這個未來的旅遊區投進了500萬元人民幣，弄到連房租和電話費都付不出的地步。
何止是理想主義，簡直就是浪漫得可以。但是當我終於找到兩位的蹤跡時，他們的公司已經更名為“世華國際金融顧問有限公司”，並遷離了原先在淮海路的辦公大樓。從旅遊跳到了國際金融，又是匪夷所思！我帶着強烈的好奇心，叩開了地處外灘的光明大廈22層“世華”公司的大門。
這一天是周日，辦公室裏有幾位年輕人正在考試，蘇珊說總經理宋學孟出差了，她正利用假日招聘公司職員。我掃了一眼寬大敞亮的寫字間，說你們能租到這樣的辦公樓真是很有氣派。說到辦公樓，蘇珊一下來了興致，她把我領到高大的玻璃窗前，俯瞰大上海最繁華的外灘，比劃着環繞大樓的黃浦江，抑製不住的得意。她說：有一年我到上海，從外白渡橋上一眼就看到了這座大樓，這是外灘唯一的現代化高層建築。當時就想，有朝一日，我要在這座大樓裏辦一間我自己的公司。一個意外的機會果然讓我們如願以償。這間辦公室是最好的，三面環窗，視野極開闊。國外的大公司很講究這一點，寧願辦公條件差一點，但窗外一定要有風景。
這種議論似乎有點玄妙，我猜測她可能是因為事業受挫，開始寄情於某種神秘的力量。我有意繞開長興島，問起她世華公司的業務。沒想到她開宗明義，說他們之所以轉嚮，源頭就是長興島。
長興島的開發是一個很好的項目，但是它需要的資金是5億美金。這麽巨大的投資衹有依靠國際融資。當時這項工作已經啓動，但是因為內外的環境因素沒有成功。長興島一時擱淺，他們也曾傷心：國內最缺的不是好的項目，而是開發項目的資金，是獲得這種資金的渠道和手段。痛定思痛，他們索性單刀直入，轉嚮金融服務，操起他們在國外學習過的投資銀行專業。
我打開了一本深藍色的文件夾，讀到了這樣一段文字：
“美國資本市場是世界上規模最大、最開放的資本市場，它隨時對每一個具有良好經營業績、管理能力，有心在美國市場上融資成為國際性企業的公司敞開大門。即便如此，如何進入美國資本市場，怎樣在美國資本市場上融到企業發展所需求的資金呢？這就是我們的業務。
“公司董事長程萬琦先生，世界華人聯合會主席。出生於金融世傢，為當代香港金融傢、社會活動傢。
“公司執行總經理宋學孟先生，副研究員。先後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係和悉尼溫莎金融學院，金融問題專傢。
“公司有員工20人。主要業務骨幹由畢業於國外高等學府、又具有相當海外工作經驗的歸國留學人員組成。他們不但熟悉源遠流長的中國文化，深諳中國現行體製和經濟發展的脈絡，而且他們熟知國際資本市場的運作程度和國際慣例。”
從一片荒島到國際金融市場，從最具體的開發到最抽象的運作，從追求自然浪漫到躋身現代經濟最前沿的領域，這兩位可真是天馬行空，敢想敢為。
他們都是頗有人生閱歷的中年人。宋學孟在北大荒度過了他的青年時代，以生活的豐厚饋贈而走上了文學的道路，曾以作傢和記者的身份在震驚全國的大興安嶺火災現場轉輾采訪過40天，出國前曾任《東北文學》副主編。蘇珊在軍營中長大，當過通訊兵，受過極嚴格的軍事訓練，以後以中山大學中文係的學歷從事記者職業，參加過對越自衛反擊戰的戰地采訪。兩人都是在九十年代初纔各自留學到了澳洲，因為是文人而志趣相投，在澳洲合辦過一傢名為《雪梨書屋》的華文出版社。
兩個文化人半路出傢地幹起了金融，而且自立門戶地開展海外融資業務，仍然讓我難在二者中找到某種聯繫。就在第二次造訪世華公司見到總經理宋學孟，他作了一番獨到的闡繹——金融是現代經濟最敏感的中樞神經，是經濟的核心。從這裏頭可以看到每個部位的反應，包括政治上的牽動，非常有意思。尤其是投資銀行這個專業，和文學創作有一種血脈的相通。
第一它非常浪漫。貨幣把實物抽象化了，股票又把貨幣虛擬化了，三個投資銀行傢坐在一起，一杯咖啡，一杯清茶就决定一個企業的命運。第二它極具設計性和創造性。這有點像貝聿銘蓋中銀大廈，對選址的地形，對使用的材料，對周圍的環境和背景都要作出充分和具有想象力的思考，才能有現在這個獨特的設計。資本如何運作，很多時候是出於對企業的判斷，對於相關知識的掌握，對這個産業的瞭解和理解，這需要一種悟性，一種文化的天賦。
中國文化與國際資本運作，在這裏形成一種絶妙的組合。就在宋總經理辦公室裏，半墻精裝大部頭的國際金融書刊旁邊，挂着一幅行書的《冶光寺彌勒檻聯》：
“笑古笑今笑東笑西笑南笑北笑來笑去笑自己原本無知無識觀事觀物觀天觀地觀日觀月觀上觀下觀他人總是有高有低”。運籌金錢，卻虛懷若𠔌；生殺予奪，卻笑觀世界。
蘇珊的思維似乎更跳躍，更感性。她說：我也沒有想到我們能幹這麽大的事情。
自從出了國門就覺得世界小了，在唐人街上就能碰到自己的中國同學和戰友。在美國直接給總統寫信也不算什麽。世界不過就是這麽回事。
她特別感慨於她親身經歷過的一次美國坎培拉市政廳的聚會。那是一些事業成功者每年介紹自己成功之道的場所。這些人無論經歷、教育、智商，各方面並不高多少，為什麽他們能成功而中國人就不行呢？中國人不是沒有能力，而是缺少某種教育。美國人從小就被灌輸一種意識：我在20歲時要擁有什麽？在30歲時應該達到什麽水平？貪欲固然不好，但成功的欲望是生命的奮鬥之源。有時候最荒唐和最輕率的希望會導致非凡的成功。
她說過去我們曾經豪情萬丈，壯懷激烈。當然那裏面有太多的政治色彩。但現在呢，又太低調、太現實了。中國人不妨有一些“天降大任捨我其誰”的豪邁之氣。
這種太潑墨似的寫意真是淋漓盡致，但資本運作本身卻是極其嚴謹、繁復甚至枯燥的。在這裏，浪漫與豪情衹能是思想和智慧的催化劑，真正的事業還要一步一步地走，一筆一筆業務地做。
宋總、蘇副總，還有他們用嚴格得讓一些博士和碩士也交了白捲的考試招進來的那些專業人員，他們其實是很辛苦、很勞累的。他們的項目分佈在遼寧、四川、山東、海南、浙江，他們十多個人成年纍月地東走西奔，成年纍月呆在基層企業，與成千上萬的數據、摞起來像小山似的報表打交道。
他們是在做一個巨大的無形工程，他們要開通一條渠道，一條讓中國企業通嚮國際資本市場的渠道。中國的資金短缺就像幹旱的土地，而美國的資本市場卻澇得發愁。美國一個老人基金會就有2740億美金尋求投資。一個擁有6萬億美元的基金，早把中國列為第一位的投資國。美國嚮國際開放的證券交易所有十傢，金融品種更是達百種之多。但這中間千重萬復。最初始的，它需要用國際通行的會計準則和投資者看得懂的標準，對中國的企業進行梳理和表述。我在世華見過一套他們做成的資料，光是財務可行性報告，就是密密麻麻的一千一百多頁，其中包括未來十年的資金流量表。
事情的復雜性還遠不止於此。
他們眼下正在做一個項目，是鞍山市政府提供的一傢鎂礦公司。這是一傢農民？”
窗斕南繒蚱？”
業。雖然它有很多的利潤，但拿到國際市場上，它的賣點在哪裏？用什麽去打動投資者的心？
專傢們扒拉了一個多月，一、二、三幾個亮點，讓公司的領導層自己也琢磨了半天：它擁有資源的開採權，不受礦石價格波動的影響；它控製了高品位的資源，為産品升擋提供了原料優勢；它五個管理人員加在一起有一百年這個行當的管理經驗，大大超過了國際資本市場要求年限。
光有這個概念遠遠不夠，還要讓它在管理上拔高。這項工作極其浩繁，該建帳的建帳，該折舊的折舊，該抵銷的抵銷，帳目做了一尺多厚。光是清理它的傢當，六個人花了三個月的時間。
還要調整企業的機構設置，培訓電腦財務人員，銷售人員，等於一次全方位的企業素質升級！
連鞍山市體改委的同志都看不懂了：從來沒有一個社會性的機構為企業做這麽多基礎工作！但世華清楚，國際資本市場的錢是不好拿的，任何一項工作不到位，都將前功盡弃。而且，融資還僅僅是找到“血源”，要讓企業真正健康起來，他們的責任還沒有完。
為了這，他們衹要接手包裝一個企業，他們就要成為這個企業的常年財務顧問，一直對這個企業跟蹤下去，直至它真正強壯起來。
中國的企業不是太需要這樣的顧問了嗎？宋學孟和蘇珊簡直就是一鎬挖到了一個大泉眼：四川省拿出了三百多傢化工企業請他們策劃、包裝；遼寧省則劃出一百億國有資産請他們運作。目前他們手頭正在運作的是七個大項目，涉及的資産已是數以十億計了。
在國際上，操作這種資本運作的企業，它自己的資本增值常常是一個令人瞠目結舌的神話。
美國投資銀行界有一個經典的例子：美國俄亥俄州發大水，把一個城市衝跑了。
美國政府為了救災，組織了一個救災委員會到全國進行募捐。但募捐情況不好。這時有一位投資銀行傢出面了，他請了一些城市規劃專傢，對這個城市進行重新規劃，完整地作出一大本可行性報告，然後把規劃搞成電影，搞成模型，花了幾百萬元。他靠這些資料發行災區債券，不到一個月，把一個城市的資金、幾百億美金全部募集到手，然後開始建設這個城市。按照這個規劃，十年還本付息，還本以後的概念是什麽？這個投資銀行傢贏得了一個城市——這個城市的産權是他的了！
宋、蘇的世華當然沒有如此大的手筆。這個行業在中國還衹是一個初生的幼芽。
他們慘淡經營，公司從去年八月開始運轉，當年獲利三百萬元，1998年的利潤計劃是一千萬元。而他們是一個不到二十人的小公司！
對他們來說，發財從來就不是目的。對於幹投資銀行這一行的人來說，錢已經不是通常意義上的錢，而是一種運作的工具，是一種金融商品。對於宋、蘇來說，資本積纍帶給他們的是選擇這個行當的自信，意味着他們可以在這個領域裏真正為國傢做一些事。蘇珊那股浪漫勁兒又上來了。她說，彼得大帝擁有整個歐洲大地，但他臨死時囑人在他的棺材上掏了兩個洞，把手從洞裏伸出，掌心朝天，表示他是兩手空空離開這個世界。
由於出國，他們感到自己比出國前更像個純粹中國人了。這不單是個感情問題，而是非常理性地認識了這個民族。對許多過去會怒形於色的事情，現在反而能用客觀的心態去理解。美國在經濟起飛的初期，因為鐵路賺錢，投資商一轟而上都搞鐵路，造成鐵路過剩，最後衹得把鐵路拆掉。連這樣的荒唐事也幹過！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人口這麽多，地區間差異那麽大，文化背景這麽復雜，走一些彎路是很正常的。
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艾倫.格林斯潘是個一言九鼎的人物，連他都認為，料理十三億人的吃喝拉撒需要重量級天才。宋學孟和蘇珊由衷地感到，中國共産黨應該說是相當成功的。
對一些輕飄飄的議論、指責他們很反感：“這些人為什麽不問問，自己都為中國做了什麽？“東南亞的金融風波，使他們更為自己的選擇而驕傲。資本運營是一場不見硝煙卻充滿血腥的戰爭。東南亞的幾個受到衝擊的國傢等於是在前面給他們趟了地雷，讓中國得以更好地選擇自己的開放之路。但是這場戰爭畢竟已經打到傢門口來了，我們不能連對手是怎麽回事都茫然無知！
他們重新製訂了公司的發展計劃，既有更穩健的一面，也有更積極的一面。他們正着手在華爾街籌辦分公司。他們希望今後在美國的業務可以直接由自己在華爾街的分公司來運作。而且，全世界的資金市場華爾街占了67%，作為投資銀行不進華爾街，等於主權國傢不進聯合國！
在宋學孟的書架上，有一本很重要的書，就是英國最大的壟斷資本集團的傢族史——《摩根集團》。這本書的扉頁上這樣寫道：“銀行傢在其業務經營中必然要表現出超乎人性的傳統的體面。而終身從事這種活動卻使他們成為最為浪漫並且最不現實的人。”
在宋和蘇這裏，我看到了一種人類精神的自由飛翔，它不是從快樂到快樂，而是從希望到希望。
每一個人都是他自己命運的締造者
蘇琬女士四十多歲的生活中，有三件引為自豪的事情。一件是初中沒畢業，卻以優異的成績考上東北師範學院；第二件是不懂英文，而且囊中羞澀，卻衹身闖進美國，拿到了美國的心理學、教育學碩士學位；第三件就是她目前正在進行的一項事業——以美國太平洋研究院中國部主任和上海蒂比爾國際咨詢有限公司董事長的身份，在中國推廣美國心理學教授路.泰斯的《對卓越的投資》教程。
這天，她身着淺駝色西服套裙，莊重而高雅。在已經佈置好的蒂比爾“《對卓越的投資》高級研究會”會場上，她仔細查看一遍放相機和幻燈機，整理好講義，靜靜地等待她的學員。三十多名學員都是丹麥英特爾食品上海公司的白領。此前他們已經完成了第一階段的學習。在課前每個人半分鐘的口述自我小結中，他們顯得興趣盎然，各有所得，“潛能”、“信念”、“修養”等心理學術語應用嫻熟。
電視展幕上出現了路.泰斯教授。課程最精采的部分——教授的講演開始了。他娓娓道來，雋語連珠，把個哲學和心理學課程講得輕鬆幽默，不時地引起會心的笑聲。上海著名男演員野芒流暢而富有磁性的配音，更增加了講演的感染力……
路.泰斯是國際上知名的教育傢、演說傢和作傢，被稱為“以戲劇風格來闡繹現代心理學概念”的人。他創立的《對卓越的投資》教程和他的太平洋研究院，以傳授實用心理技巧、提高個人和組織效力而在全世界享有盛譽，迄今已發展到使用11種語言，推廣到四十多個國傢，每年進入太平洋研究院及其分支機構接受培訓的達二百萬人。在它的培養對象中，有像福特、豐田這樣著名企業的高層管理人員，也有教育傢、管教人員、軍人、牧師、行政官員、政治傢、甚至包括諾貝爾奬的獲得者和國傢領導人。在美國《財富》雜志評選出的500傢最成功的企業中，70%的公司是太平洋研究院的客戶。
蘇琬與路.泰斯的緣分，是出於蘇琬對於路.泰斯這套學說的領悟與共鳴，還是路.泰斯的哲學恰好契合了蘇琬的人生道路？
1991年夏天，蘇琬懷揣着俄亥俄州州立大學心理學碩士的文憑開始求職。這又是一位不安分的女性。當時她已經成傢，進入了一個美國的中産階級家庭。她或許可以找一份公司職員的工作平穩安逸地度日。但她不。由於閱歷和年齡，她覺得自己具備了相當的理解能力，又由於中國的文化背景和美國的知識結構，她冥冥中總覺得有一項事業在等待着她。
先生欣賞他的想法，給了她一個建議：有一個幫助人們提高心理素質的課程很被稱道，說不定對你有用。
這種短期培訓的方式在美國很流行，有些版本的錄像帶在街上就能買到。蘇琬一看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讓人們認識自己的能力，從而最大限度地去開發自己的潛能，這是一個多麽具有誘惑力和挑戰性的命題啊。有一位哲人曾經斷言：“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說，每一個人，即使他是做出了輝煌創造的人，在他的一生中利用他自己的大腦潛能還不到百億分之一。”
美國富爾頓大學甚至要讓人相信這樣一個事實：“編撰二十世紀歷史的時候，可以這樣寫：
我們最大的悲劇不是恐怖的地震，不是連年的戰爭，甚至不是原子彈投嚮日本廣島，而是：千千萬萬的人們生活着然後死去，卻從未意識到存在於他們身體的巨大潛力。如此衆多的吾輩，尚未經歷足月的心理發育，卻已經衰老和死亡。”
蘇琬太欣賞這種觀點了。她潛意識裏的很多東西突然喚醒她回憶自己一生的道路，大凡成功便都是遵循着某種邏輯：衹要下决心做的事都能做成；對自己能力的評估比自己的實際能力更重要。她是三十多歲纔想到出國留學的，當時她既不懂外語，專業又沒有優勢，還是女性，論條件幾乎沒有可能。她辦成簽證的時候，衹剩了70元錢，嚮朋友借錢買機票上了飛機。
在美國最初的日子，為了掙學費，她聖誕夜還騎着車送外賣。一次摔在雪地上，大街上空無一人，連拉一把的援手都沒有。她沒有沮喪，爬起來推着車往回走，15分鐘的路程，足足走了兩小時。她能走到了今天，這使她相信她有能力締造自己的命運。
有一個意象對她的刺激很深：馬戲團的大象從小被繩子係住了腿，一直到長成了大象，它從來不想到能掙脫腿上的繩子，它不認為自己能掙脫它。從小的束縛使它形成了自己能力的錯誤的概念。她想起在中國的一些朋友和親人，他們的能力不比自己低，但太多的人仍然受到這種無形的心理束縛。這些年她跑遍了四大洲，到過很多國傢。她覺得中國人與其他國傢人相比，除了膚色不同以外，相同的地方比不同的地方多。要說有什麽距離，就是這種心靈的解放。二十一世紀是一個開發人類潛能的世紀。她看清了是什麽工作在召喚着她。
蘇琬鼓足勇氣撥通了太平洋研究院國際部總裁賈剋.菲特勒的電話，嚮他陳述了自己的想法：把《對卓越的投資》推介到中國去。她談到了自己對這個教程的理解和它對中國的意義，她說並不打算做太平洋研究院的雇員，而是以合作夥伴的身份，雙方建立一個承諾。總裁先生欣賞她的領悟力，也贊賞她開拓中國市場的想法。按例，購買教程的版權需要100萬美金。總裁先生給了她一個特例：在沒有盈利以前免費提供。
滿心喜悅的蘇琬，卻沒想到她將為此付出多大的代價！一百萬字的教材，十多種錄像資料，全部要由她自己翻譯成中文。熟話說，聽話聽音，她的英語聽力還沒有純熟到這種程度，同樣一句話，別人笑，她卻莫名其妙，她理解不了，更加無法把路.泰斯那精采的講演從錄像中直接筆譯下來。她衹能請人先把錄音整理出來，再逐字逐句的筆譯為中文。更吃勁的是，因為她與太平洋研究院不是雇傭關係，對方沒有報酬給她，一切要自掏腰包，包括她自己還得接受太平洋研究院嚴格的“輔導員”培訓。什麽時候能有回報，則是遙遙無期。
這種睏窘倒讓她覺得這件事非她莫屬了。她目前面包問題無虞，尚有一定的經濟支持。換了別人是無論如何等不及的。
整整三年艱苦奮鬥，全套中文版的《對卓越的投資》問世了。蘇婉在每一册教材的扉頁上寫上了這樣一段話：
“今天，整個世界都面臨着巨大的變化。每個人、每個家庭、每個企業、每個團體、每個國傢都需要適應這種變化。中國曾嚮全世界顯示過自己卓越的創造天才，有過幾千年領先的文明歷史。如果我們今天也能擺脫自己的心理障礙，發揚中國人的優秀傳統，中國仍然可以走在世界的最前列。我相信《對卓越的投資》能為大傢提供這種變化的哲學、氣候、工具和先導。所以我决定把翻譯傳播這一課程作為我最好的禮物獻給撫育過我成長的祖國，獻給在我睏難的時候幫助過我的親朋好友，獻給海內外的中國同胞。”
1993年的中國是什麽樣的社會心態？經商，炒股，搞房地産賺大錢……對卓越的投資？
卓越是什麽？能有多少回報？蘇琬的副業似乎是雲中仙子，沒有知音，衹能懸在空中。她依靠親友小打小鬧地辦了一些班。
一個偶然的機會，一位國傢人事部的幹部聽說了蘇琬的培訓班。他聽了一個階段的課程，大感興趣，這不是和他們培養企業幹部、培養跨世紀人才的工作完全吻合嗎？1993年的中國，是個到處都需要人才、人人都尋求成功的年代。蘇琬的《對卓越的投資》彈動了社會最響的那根弦。在人事部人事與人才科學研究所的支持下，蘇琬的培訓班一下子升格為全國範圍的人才培訓班。首期兩個公共班。培訓一批大企業的人事部經理，大獲成功。這些經理們散開去，蘇琬的名字和她的教程在許多地方傳播開來，她始料不及地擁有了衆多知音：四通，大衆，莊臣，中信，at&t，……國傢安全局的官員聞訊前來查詢，檢查課程內容，蘇琬請他們聽課，竟也成了她的知音和朋友。
似乎越是素質高、越是有活力的公司，越能與她産生共鳴。深圳華為技術有限公司領導層全部是二十多歲高學歷的年輕人，他們領導着2700人的高科技企業，生竜活虎，每天的課程總是欲罷不能。而四通公司，則一氣連續辦了四個班。教程中有一個“跳出舒適區”的概念，激勵人們戰勝安於現狀的心理狀態，開掘新的自我，迎接新的挑戰。這一理念竟幫助上海大衆出租車公司順利地完成了一次中層幹部的大調整。
天津市第二中學的校長劉玉嶺已經是第五次前來聽課了。他覺得每一次都有新的發現，新的收穫。他把這種以現代認知心理學為基礎的教程於他的育人工作，進入了一種全新的境界。
他在學校創造了一門“學法課”，啓發學生“自我談話”，這種談話有一個原則，就是一定不能對自己講消極的話，必須是給自己一個正面的“斷言”，哪怕自己一時還沒做到這樣的人。比如斷言“我是一個有計劃、有成效、遇到事情有辦法的人”，天天對自己講，彈過去，再彈回來，反復提高自我形象，並按這個形象敞開，吸收相關的信息，使這種圖象內化，産生能量，創造性地符合這個形象。這種自我談話讓許多自卑的同學變得自信，羞怯的同學變得大方……
蘇琬忙起來了。好幾位像劉校長這樣高水準的學員成了她的助手，她聘請他們為美國太平洋研究院中國部的輔導員、研究員或高級輔導員，其中便有國傢人事部人事與人才研究所的副所長宋桂選教授。蘇琬的蒂比爾公司也開始運轉起來。
按國內的費用標準，“對卓越的投資”培訓價格不菲。蒂比爾公司和衆多經營性公司一樣，出賣的是一種商品，一種價格昂貴的商品。出賣衣服讓你裝扮自己，出賣食物讓你得到營養。而蒂比爾的這種商品是讓你的頭腦發生某種變化，讓你的潛能潛力得到發揮，讓普通人走嚮成功，讓卓越的人更加卓越。
但事實上蘇琬離收回投資、獲得回報還相去甚遠。她深感在國內知音難求，她的定價遠遠低於美國的定價，也大大低於太平洋研究院在東南亞國傢的定價。按照這樣的收費，有時一期培訓班僅夠蘇琬一張飛美國的機票。
她的小女兒衹有三歲，有兩次孩子過生日她都不在身邊。聽到女兒在電話裏的哭鬧，她就要問自己究竟是為了什麽？
蘇琬讀過一本書，叫《尋找意義》，書中有一段文字描寫一群關在集中營等死的猶太人，仍在關心需要安慰的人，還把自己的面包分給他人。書中的一句話讓她刻骨銘心：
“人類最後一個自由是選擇自己的態度。”她欣賞這種人生的哲學。路.泰斯的教程中也有一個“幸福”的原則。人的幸福是有層次的，動機越有深度，幸福的層次越深，生活質量也就越高。如果把她的事業定位在一個“錢”字上，她是不會有幸福感的。
1994年8月5日，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會議廳，太平洋研究院一年一度的國際研究會議在這裏舉行。中國部主任蘇琬作了十分鐘發言，她談到她在中國的知音，談到大洋彼岸那些朋友對路.泰斯獨到的領悟，談到她為自己國傢的付出和她的幸福感。當她發言完畢，意想不到的場面出現了：來自60多個國傢的400多名代表全體起立熱烈鼓掌。三天的國際會議中，全場自動起立為發言者鼓掌僅有兩次，一次是為一位美國的將軍，這另一次，就是為來自中國的蘇琬。
蘇琬熱淚盈眶。她不止為太平洋研究院的專傢們對自己工作的贊賞而欣慰，更為她作為一個中國人而感到一種極大的報償。她有過另一次熱淚盈眶。那是在1991年，她和丈夫一起去音樂廳聽交響樂。那天正值美國獨立節，指揮在開場之前要求全場聽衆起立唱美國國歌。頓時，幾千名互不相識的人化為一體，雄壯的國歌在交響樂的伴奏下響徹整個豪華的三層樓音樂大廳。她是那片人海中唯一的中國人。她深深地被這種人類莊嚴的氣氛、民族團结的精神以及國歌特有的音樂效果感染了。她情不自禁地問自己：“我是誰？我的國歌在哪裏？！”……
身在異國他鄉的她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孤獨和失落。今天她終於被作為一位中國的成功女性得到認同，她的失落得到了補償，她的傷感中有了一種全新的充實。一種為自己國傢盡力的巨大的幸福感包裹了她的全身。
永遠別忘記你為什麽而歸
我在浦東張江高科技園區副總經理辦公室見到鬍釒宏亮，這是在我所有接觸的留學生中最不像留學生的一位。他的裝束，他的做派，他的言談，仍然完完全全是中國式的。
在他的大辦公桌旁，人們通常在豪華辦公室可見的“老闆椅”被擱置在一旁，換上了一把中國式硬木直背靠椅，他似乎連這一點都依舊保留着他學生時代的習慣。
他最好的青春年華都在國外，德國、美國、加拿大……工作了學習，學習了工作，期間還在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工作了三年。就在他結束領館工作回國復命時，組織上還要把他派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工作。這一次他講了“價錢”，他的老母親已經七十多歲，衹有他這一個兒子，他得伺俸她老人傢多病的晚年。
其實更讓他焦慮的是他自己已近天命之年，他有一腔報效祖國的宏願，再不回國就來不及了。他覺得他這麽多年就像一塊浸飽了水份的毛巾，希望回到祖國能把它絞幹了，滋潤一塊生他養他的土地。誰能把他“絞”幹了，他就投奔誰，感激誰。他最怕的就是把他擱在一邊“捂”着，讓“毛巾”裏的水發幹、發臭。
和他談話會讓你心中回蕩起一股浩然之氣。他的骨子裏保留着中國傳統文化中忠義的色彩，也濃縮着衆多海外學子的情懷。他不衹是一位老資格的中國留學生，而且還在海外和國傢教育部門做過很長時間的留學生工作。他可以說是改革開放後中國留學生政策的見證人。
十多年中，鬍釒宏亮已經是三度回國了。三度回國的經歷，簡直就是一部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留學生的回歸史。
他是1981年第一批由國傢選派的出國留學人員。學習期滿，他和所有留學人員一樣，義無反顧地準時回國，而且把當時國內還非常稀罕的電器大件全數上交。那時國傢還很窮，出國人員也不多，他認為這樣很應該，很正常。也正因為如此，他們和原單位很融洽，沒有矛盾。
八十年代後期，國傢開始成批嚮國外派遣留學生，待遇也提高了。當他再次出國又回國，情況有了很大變化。他們這批留學人員似乎又鍍金又發財，差距與國內的同事明顯拉開。那時的中國人對於人與人之間的差距還缺乏承受能力，幸運兒立時變成了衆矢之的。他原來所在的實驗室、研究組，都沒有了他的位置。他說，這麽大一套設備呀，我做的實驗還不行嗎！就是不行，做實驗也不缺我。他曾經是這些部門的負責人。越是負責人越不好安排。這一次，他竟然無所事事地在實驗室忍受了一年冷板凳！
這件事給了他很深的烙印。在他後來被調到國傢教委負責留學生工作時，他便深深理解為什麽有些留學生回來後又會“二進宮”——這種冷遇不是人人都忍得下去的！
第三次回國是在1996年。從八十年代後期，出國已經不是一種特權和恩賜，衹要有决心又有經濟能力，誰都可以走出國門。留學生回國的環境大為改善了，隊伍也日益龐大起來。？br>歡？畢竟有了不同的閱歷，要重新融入這個環境也並非易事。
對留學生來說，一個最大的問題，是如何和諧地適應中國的現實。他們在國外習慣了那種簡單的條理，老闆，雇員，工資，人與人的關係就是金錢、法律，辦事很講效率。中國雖然也在走嚮市場化，法製化，但尚處在艱難的蛻變過程，事情顯然就要復雜得多。
因為這，造成衆多歸國留學生的不同際遇。一位應聘到上海做了處長的留學生，對這種無形的不和諧缺乏心理準備，在回國第4年時寫詩抒懷：“四載遠辭黃鶴樓，江輪入海任沉浮。機關茶道品難盡，熱土文章寫還休。但看群樓擁地起，誰憐經緯自空投。
暫將浩氣存胸臆，終將長風蕩晚秋。”滿紙失落與不甘。
第三次回到國內的鬍釒宏亮，工作舞臺不錯：新區。一張白紙，又定位在高科技的層次上，使他的專業和工作經歷大有施展的天地。他竭盡全力地拓展他的工作局面，卻也時時感到一些說不清道不明的不和諧。他急着幹事，人們卻往往從另一個角度把問題搞得很細膩，把很容易做到的事情變得遙不可及。
有了前兩次回國經歷的心理基礎，鬍釒宏亮絶不為這種不快灰心沮喪。他有他的一整套哲學。
中國的老話是入鄉隨俗。很多人習慣了自我為中心，他們不願意入俗，入不了俗，認為人傢太俗，這就把自己陷入不倫不類。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傢，窮睏是個基本現象。像西方發達國傢那樣，什麽事情用錢，用法律解决，實際上就是這樣它也沒解决好，何況中國還這麽窮。留學人員要在中國的大地上做一點事情，必須要入俗，重新入俗。不要有這種奢想，我來改變環境。改造社會不是一個單獨的行為，一個人改造不了社會。衹有和周圍的人徹底融在一起，然後纔有可能用優秀的東西滲透到環境中去。
鬍釒宏亮很看重哲學這個東西，他覺得這是一個人心理素質的最高境界。
一個人，尤其是知識分子，之所以高級，就是他的悟性比較好，悟性好就是哲學好，哲學好就是人生觀世界觀要透徹，這很要緊。有些人你看他怎麽那麽着急，情緒怎麽那麽波動，好事弄弄就弄壞了。這裏面內因是主要的，就是悟性不夠，哲學功夫不到傢。
曾經有公司看中鬍釒宏亮經歷豐富、國內外朋友從多的“無形資産”，開價25萬年薪聘他。衹可惜這傢公司識他的身價卻太不識他心氣。
他說，他到退休還有十年工作可幹，他絶不會把自己這十年最寶貴、最具含金量的精力交給外國老闆而去換取什麽高薪。一個人如果基本生活無憂的話，個人的物質追求就沒有什麽意義了。人的消費是有限的，不能說有錢一天吃十頓飯，睡十尺大床。他學了那麽多，見識了那麽多，又經歷了那麽多，現在是把這一切還給社會的時候了。他的追求就是在這最後工作的十年，為培養自己一生的國傢幹成一些事情，在生他養他的大地上留下一些痕跡，寫下自己的人生答捲。
說到底，留學生要熬得住，不論遇到什麽不平、什麽折騰、什麽不快都能熬得住，最重要的是要想清楚自己是為什麽回來，而且永遠記住自己為什麽要回來。
張江是上海浦東起步較晚的一個開發區，加之對引進項目的技術要求高，遠不如陸傢嘴？br>⒔？橋那樣紅火，偌大開發區的土地正襢露着胸懷等待着世界各國的投資者光顧。
鬍釒宏亮使勁絞着自己這塊大毛巾。他到浦東張江高科技園區一年，一周七天、一天十幾個小時，接待、介紹、談判、簽約，恨不能一口吃成一個大胖子。他和美國san公司談java的引進；與美國奧羅浦公司合作開辦遠程教育、軟件學院和網絡數據庫，創辦奧羅浦的研究開發中心；和邁剋馬肯公司談創建浦東軟件園和信息中心先行區，和貝爾談帶有革命性的英芙羅網絡操作係統，與美國第二大軟件公司談全方位的合作……每個項目都是億字號的大投資。他辦公室訪客不斷，電話鈴聲此伏彼起，人氣大旺。他千方百計利用他在國外工作的“無形資産”，一手拽着美國大公司的衣襟，一手拉着國內同行的手，就想着能盡快地站到國外同行的肩膀上去。
他的胃口很大。他說中國十二億人口，將來軟件的天下就是中國的。但必須有正確的策略，那就是在軟件産業上要跟美國全方位高水平地合作。要快一點站到美國人的肩上去再往前走。你今天不跟他合作，你就永遠超不過他，中國的高科技産業就永遠跟不上世界發展的潮流。
他把美國的工作效率引入到他的工作環境。去年五月份開始籌建“浦東java應用研究開發中心”——一個由張江高科技園區開發公司與美國sunmicrosystems公司攜手建立的國內java計算技術的權威機構——他自己任中心主任，帶着兩位博士一共九個人，連同布綫、安裝、調試，僅僅兩個月建成了國內同類中心第一流的水平。sun公司對這種效率大加贊賞，當即無償提供兩個工作平臺和五十多萬美元資助。1997年末，張江中層幹部評價本年度的工作實績，三十九人投票，唯一獲得全票的項目就是java中心。
鬍釒宏亮還想在張江校高等教育——這是高科技産業的原動力。他知道，著名的硅𠔌就是依托斯坦福大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惠普計算機就是在大學旁邊的一個汽車庫裏做起來的。那些斯坦福的學子畢業後，就在學校周圍辦起自己的公司，他們在大學進進出出。科研教學，人員培訓，做做實驗又研討研討，方便得很。張江就缺少這樣一個氛圍，一個輸送人才的基地。
鬍釒宏亮想到了自己的母校——中國科技大學，他們也想走清華大學在深圳辦高級研究院的路子，在沿海開辦自己的窗口。這對張江真是天賜良機。鬍釒宏[ht5”ss”亮立即有了一個動議，由浦東出錢建校捨，中科大出人、出頭腦、出設備、出牌子，建中國科技大學浦東高級研究院。有了這樣一個高等研究院，不僅教育基地解决了，還會激勵其他高等院校為浦東的發展做些事情。人就是這樣，誰也不來幹，人傢不當你一回事，窮鄉僻壤，路途遙遠。有一傢來，尤其是層次高、牌子響的第一傢，馬上會引起連鎖反應。
鬍釒宏亮還是浦東引資領導小組組長。引資先要引人，他想到了海外一大批已經和正在成纔的留學生。
新年伊始，鬍釒宏亮和浦東新區人事部門的同志奔赴新澤西州的普林斯頓，為浦東第一個海外留學生工作站——美國普林斯頓浦東信息咨詢公司揭牌。這也是鬍宏亮的一個創意。
在海外建站過去國傢教委也有過，但所費不菲，買樓派人，每年光維持的費用就不下幾十萬美元。其實，海外留學生有很多專業性的組織，在當地留學生中很有影響和號召力。
如中國留美學者經濟學會，政治國際關係學會，歷史學會，商學會，還有社會學、新聞學、能源、信息和圖書館等專業性網絡。這些學術團體被稱為“中國留美學者的歷史創造”。為什麽不藉助這個強有力的網絡，來聯繫海外留學生呢？
於是就産生了這樣一種模式：在留學人員集中的地區，以優秀的留學人員組織為主體，加上領事館的配合，建立一種既服務、雙經營的咨詢公司，為留學生和國內的人才機構搭起一座橋梁。
普林斯頓毗領四個州，紐約、新澤西，賓西法利亞，是美國醫療、生物醫藥、微電子信息最集中的地區，有一個四州華人科技協會，有一批非常能幹又熱心的留學生。鬍釒宏亮親自去張羅，組織，第一個咨詢公司應運而生。接下來就是波斯頓，硅𠔌……這種模式一鋪開就不止是建一個點，而是建起一個人才的網絡。
從吸引留學生回國，鬍釒宏亮又想到了一個機製的問題。留學人員的課題通常不會很大，但很有意義。他們最缺的是資金，常常會有一些很好的項目因為資金問題，連第一步也邁不出去。這裏缺少一個重要的機製，那就是“風險投資”。
其實美國一些公司在創辦之初也沒有錢，他們為什麽能發展呢？這就是“風險投資機製”的功力。有那麽一批風險投資集團，他們投十個項目也許有七個八個是失敗的，但衹要有一個成功，他的風險就釋放了。一個項目最多投4、5百萬美元，一個成功的項目上市，股票就可能是十倍二十倍的增值，他收回來的就是幾千萬、上億美元。因此他不怕失敗，能承擔這個風險。美國就是靠這個機製，幫助成千上萬傢中小型高科技企業起步，從而成就了硅𠔌，成就了一大批世界級的計算機巨頭。
鬍釒宏亮到處鼓吹風險投資機製，在浦東獲得了一大批贊同者，而且也確有財團在躍躍欲試。鬍釒宏亮希望在自己在職期間能促成這樣一個機製，這也可能是對他的那些留學生朋友最大的幫助。其實，受惠的又何止是留學生呢？
鬍釒宏亮的想法太多了，他給自己定下的目標太龐大了。他恨不能生出三頭六臂地工作。有些東西他也許想得有些超前，有些理想化，但是先進國傢早已是這樣做了，不迎頭趕上去，中國將如何迎戰未來世紀的競爭？
鬍釒宏亮發現上海的領導、浦東的領導絶對的棒，眼光、思維方式非常現代，處理問題也非常務實。他們當中大多數人自己就是從國外回來的留學生。但是在基層他總感到有一種有時他會覺得自己孤掌難鳴。他真希望那些優秀的留學生能大量地充實到一些重要的技術部門和行政部門，衹有這樣的人多起來了，而且用他們的成就來說明問題，形成一個潮流，就能真正幫助我們的國傢。
鬍宏亮在java中心有一位叫張建峰的助手，他至今對他懷着一種深深的歉疚。以張建峰在法國取得博士學位又在復旦大學做博士後的學歷，以他在法國著名跨國公司埃爾夫工作的經歷，他一度是好幾傢外國大公司爭相邀聘的對象。美國惠爾浦上海公司甚至開出了十七萬元的年薪。但鬍釒宏亮硬是把張建峰留在了張江。他給不出什麽高薪，也做不出什麽許諾，他衹是用那一個一個具有跨世紀意義的高科技項目，嚮他展示在張江工作的前途。
張建峰就是讓這樣一個極富誘惑力的格局留在了張江。他再也沒有左顧右盼，並全身心地投入java中心十分艱苦的創建工作，發揮了重要的骨幹作用。僅有一次，他很歉意地嚮鬍總述說了一點生活安排的難處。因為儘管浦東人事部門已經非常努力，卻一時未能找到合適的單位，因而他的愛人已經在傢“待業”了將近一年……
鬍釒宏亮心裏直發熱，多麽好的年輕人啊，他真怕對他有什麽閃失而辜負了他的一片赤誠。他說，這是我們的工作沒做好，你盡可以發牢騷。(春節後張建峰特意打電話告訴我，他的愛人已經安排好了，工作很如意。)他想起過去參加人大政協會，每年都有很多提案，質詢花那麽多錢送留學生出國，到底有什麽意義？二十年留學浪潮是還是非？
讓更多的中國人去瞭解世界，去親歷世界經濟和科技發展的實踐，這種人才的培養，是光靠國內教育所難以完成的飛躍。到今天，七十年代出國的成纔了，八十年代的快成纔了，九十年代的正在培養。這些人當中的精華能不能為我所用，便是檢驗我們學生政策成功與失敗的試金石。
鬍釒宏亮看好當今中國對海外學子的吸引力。市場經濟本身就構成留學生回國活動的大舞臺，自由，寬鬆，你有能力你就闖。如果再有一些如風險投資這樣的機製，那麽搞高新技術的留學人員就能更方便地進入新興的、機會最多的、發展最快的這個——中國市場。
青春作伴好還鄉
這樣的故事還可以再往下寫，更精采、更輝煌的故事也正在演繹之中。在上海，這支八十年代出洋、又在八十年代後期和九十年代回到上海的“新移民”已超過16000人之衆，占到這個階段全國各地回國人員的六分之一；而如侯鳥似飛去飛回或心嚮往之卻正在等侯時機的更是難以數計。在科研所大學政府機關，在大公司大企業大醫院，在文藝界司法界學術界，在開發區重點建設工地近郊農村的現代化園藝場，在留學生創業園區或繁華地帶的寫字樓，已經到處可見他們的身影或他們的公司。有時隨便談到一個知名度很高的企業，不期然會得知，這是一批留學生辦起來的……
春江水暖鴨先知。人才的流動，留學生的走嚮，有時會折射出某種世界經濟的態勢。有資料分析，如果說冷戰時期東西方是在全面對抗、相互封鎖的條件下角逐的話，那麽後冷戰時期的一個重要特點則是在相互依存、跨國流動條件下的競爭。其中人力資本的流動和國際化，則反映出世界各國對高層次人才的激烈競爭。從發展中國傢出去的留學生，大多是已經有了較高學歷和工作經驗的科技人員，是已經成熟衹待收穫的人才。歐美等國之所以對各國留學生采取寬容的態度，網開一面，並給予居留權或就業權，就是看中了這筆巨大的人才資源。有統計說，僅留學生一項，美國就可以以每年12至14萬人的速度，用各國優秀的專業技術人才持續地為自己補充高級人力資源的新鮮血液。
但是，由於競爭的激烈性和各自優勢的此消彼長，人才流動的趨勢並非一成不變。近年來，一個動嚮引起了人們的註意——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傢和地區開始出現了人才回流的端倪？
臺灣地區自九十年代以來每年回歸的人數超過了6千人。當今個人電腦和集成電路的主要生産基地之一的臺灣新竹科技園區，園內193傢公司中，有81傢為海外學人所創，園內雇傭的5萬人中，有半數是從海外歸來的學者。
香港移民局統計，1991年至1995年五年間，香港每年專業人員遷居他國2萬人，但嚮外來專業人員發出的就業簽證卻有4萬。換言之，近五年來香港專業人員流出入相抵有不下10萬的“入超”。
印度近年來的人才“東流熱”則提供了另一類引人註目的例子。據美國國際教育協會研究報告，印度留美學生數連續三年呈下降趨勢。許多印度留學生開始選擇到日本、澳大利亞和中國留學，然後前往泰國、新加坡、印尼和香港等地工作。……
九十年代，中國的發展似乎是一個神話，上海更是神話中的神話。1996年，前聯合國秘書長加利到上海訪問，稱“上海是當今世界最富活力的城市之一。”這是一個極精確的評價，它並非指上海現有的繁華水平——離真正的發達與先進，它還有着相當長的距離——而是就其發展的空間和潛力以及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1997年上海的人均國內生産總值突破3000美元，達到新興工業國傢的水平；到本世紀末這個顯示地區綜合經濟實力的數據將達到5000美元，初步進入中等發達水平。
從3000美元到5000美元，這裏面包涵着多少資金投入，多少技術含量，多少就業和發展的機會？
歌德說：“任何有活力的事物都會構成它自己的氛圍。”活力會産生一種磁場。上海每年吸引前來尋求發展和投資的人何止數百萬？這裏面，自然也包括從來就不甘平庸的海外新移民。
一位留學人員吐露這樣一種心聲：移民是為了發展，回歸也是為了發展。
已經出國的人不會僅僅為了愛國而回國，或是為了緑卡而留在他鄉。真正吸引留學人員回國的，不是別的，而是發展的機會。
當代留學生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次留學浪潮，是伴隨着中國的振興、也意味着中國的更加振興。這批以留學生為主體的新移民近20年來達到70萬人，其中留學生(包括他們傢屬)有40萬人。他們具有較高的知識結構，又親身感受了世界科技、經濟和文化的高速發展，他們當中一些人已經在許多學科領域裏嶄露頭角，有的甚至創造了躋身世界前列的輝煌業績。
這本身就是一筆巨大的財富。最有價值的是，這當中的優秀人物，通過對世界的闖蕩，對中國更加忠誠和熱愛，心更加純。他們對國傢忠心耿耿的勁頭，恰恰是在國外十幾年錘煉出來的。他們真正的知己知彼，他們把國外的長短看得很透，也思考着中國的路應該怎樣走。溝通世界，他的品牌足夠。這些人應該說是中華民族的精英，是我們未來的棟梁。
上海的領導人對當代留學生的價值有着充分的估價，也非常瞭解上海集聚這批人才的獨特優勢，因此他們聲稱要建立適應上海二十一世紀發展的“人才高地”，並把它作為一個大的戰略在加緊實施。而吸引海外留學人員參與上海的建設，便是這個戰略中的重要一環。
在一次小範圍的座談會上，上海的高層領導人透露：他們考慮今後上海的趨勢是城市戶籍人口減少，機動人口增加，而增加部分就是國內外知名的企業傢、文化人，高層次、高學歷的科技人才和留學生。上海的大門要嚮這些人敞開，讓他們進得來出得去。
就像在美國，幹得好留下來，呆不下去走也順理成章。國際化大都市就是要有這樣的胸襟氣度。
在八十年代初期，上海，其實是中國許多地方都曾經幹過這樣的傻事，留學人員要回國定居，必須把護照或緑卡上交。一條死板的政策，使多少留學生望而卻步，又把多少有心報國的優秀人才拒之門外！他們當中大多數人，出國歷盡坎坷，回國也並非輕而易舉：每個人都有他們自身的情況，都面臨着種種復雜的因素。他們在國外缺少精神依托，但有一分辛辛苦苦建起來的基業；舉目無親的固然孤獨，但回國也難免沒有不被接受的睏窘；尋找發展機會不易，不能不考虎留下後路……一位已經回國的留學生說：“不要怪他們患得患失，我也整整猶豫了一年。畢竟對國內的情況已經陌生，而捨棄的又是許多人孜孜以求而不得的東西。”
他們的這種心態終於得到了理解。歷史偉人鄧小平在那次著名的南方視察中對留學生有一段殷切而隨和的談話：
“希望所有出國學習的人回來。不管他們過去的政治態度怎麽樣，都可以回來，回來以後妥善安排。這個政策不能變。告訴他們，要做出貢獻，還是回國好。”
根據這樣的基調，國傢教委對留學生政策作了重大調整，明確“來去自由”，“回國服務和為國服務並重”。簡單單的幾個字，對留學生來說就像解决香港問題的“一國兩製”，解開了一個大結。
於是，留學生可以從容地、務實地做出選擇。到了該回來的時候，多回來走走，多交交朋友，多做一些探討，盡量尋找一個比較和諧的結合點。一時沒有適當的位置，也可以保留在國外的工作，定期回來講學、交流或做一些短期的工作。有了在國外居留權的，也盡可以拿着緑卡在中國的大地上辦廠開業。中國大地就是留學生的傢，讓他們在一個寬鬆和愉快的環境下，以更加成熟和理性的心態，面對自己的國傢和事業。
而更多的先行者，或許早已體會過這樣的人世滄桑。美國是美國人的，美國用人是要講實效的。二十來歲年輕力壯，三十歲正當年華，最棒的時候，你可能處處逢源，倍受青睞。
但到了四、五十歲，在某些崗位上你的腦力、體力都逐漸走嚮衰老，頭上的“玻璃屋頂”就離得很近了。一些更高的位置，你看得見，卻到不了。葉落歸根，真正到了葉黃枝枯的時候，你就錯過了枝繁葉茂的大好風景。更何況，美國是老年人的地獄。本國的老年人尚且視為地獄，遑論他鄉異客？
寫到這裏，中國唐代著名詩聖杜甫的詩行涌嚮筆端：
劍外忽聞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捲詩書喜欲狂。
藉用杜老先生一生詩作中感情最奔放、節奏最明快的這一首，寄語海外的親人和年輕的朋友——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嚮洛陽。
他們必須做一番艱苦的拓荒，甚至冒着有種無收的風險。
這是一群奮鬥着的中國人。無論在國外還是國內，“奮鬥”二字對他們來說都是沉甸甸的。
在國外，他們無所依傍，唯有奮鬥，一天不奮鬥，他們就可能淪落到社會最低層。帶着這種嚴酷的生活加倍強化了的奮鬥的天性，他們選擇了比轎車、洋房更為博大的奮鬥目標，追隨着一個多世紀以來以實業、以科技、以革命報國的幾代留學生的足跡，以自己的方式融入整個民族奮鬥的史詩。
歷史將會記住這些奮鬥者，這些以青春作伴，在九十年代踏着歸國的潮頭、以涓涓之流推涌着祖國進入二十一世紀的——當代中國留學生。
為什麽我的眼裏常含淚水
十年的旅日生涯，使她渾身透着一種日本式的教養。第一次見面，她穿了一身大紅的絨綫套裝，淡妝的臉上帶着矜持的微笑，雙手前垂，微微鞠了一躬，這便是在日本獲得醫學博士學位、回上海創辦玉壘環境生物技術有限公司的馮坤範。
我到過她的公司，很有幾分悲壯的色彩。三年了，公司不僅沒有利潤，每年數萬元人民幣的開銷全靠馮坤範在日本的奬學金支撐。包括公司最初的投入，三年來馮坤範已花去了三千餘萬日元(約280萬元人民幣)。她在日本的學業還沒有最後結束，公司的日常工作由兩位副經理打理，她自己則在日本的衝繩和中國的上海之間飛來飛去。兩位副總經理一位是她的表妹馮小姐，一位是她丈夫在農場插隊時的插兄張久蔚。出於對她的支持，儘管步履維艱仍在勉力維持。張先生比較樂觀，說我們是志同道合，捨命陪君子。馮小姐看不到公司的前途，不禁抱怨：她何必急着回來爭這口氣？
張先生安排我們在一傢紅茶坊見面。
馮坤範說張久蔚已經是她的第六任副總經理，前面五位都辭了職，說不定不要到明年此時，他也會離我而去。她笑着看了一眼張久蔚，我發現她的眼裏閃着淚光。此後的談話中，她常常會笑着，卻淚光閃閃。
十年多前馮坤範是上海中山醫院一個護士。二十來歲是精力旺盛的年齡，小提琴、國畫、電影配音、談心所，什麽都學，還自學了日語和中醫。不知是哪一天，她突然留心起病房的病人，特別是患白血病的孩子。他們一個個被送進來，又一個個因不治而擡出去。看着不堪喪子之痛的父母，她仿佛一下子成熟了，一下子知道了自己該幹點什麽。
1988年她和丈夫錢小明雙雙自費到日本留學。她執意要學醫，準備了半年就以在上海讀夜大的基礎考上了日本紅十字醫學院。在日本毫無根基，經濟來源顯然難以支持兩個人同時求學，更何況馮坤範上的是學費昂貴的醫學院校。丈夫錢小明默默放棄了自己喜愛的金融管理專業，找了一份建築工地的苦工，為的是每天有一萬日元的收入。馮坤範當然不能靠在丈夫身上，自己也要打工掙錢。從此刻起，馮坤範就為自己選擇了一條極為艱難的道路。她在嚮我回憶這段經歷時甚至說：如果我當時不選擇出國，也許這輩子要輕鬆得多。
在日本，不少窮睏的女性都去酒吧做陪酒女，因為這類工種比較省力，來錢快，但是往往要付出代價。就馮坤範的性格，她無論如何也不去做這份工作的，這樣，她就不得不千方百計多打幾份掙錢不多的工。在很長一段時間裏，她每天的課餘時間連打三份工。她在酒吧托兒所看孩子。這些孩子的媽媽深夜還在酒吧陪酒，孩子就寄放在酒吧外面的這個臨時托兒所裏。她夜夜陪着這些陪酒女的孩子，體味着在日本做一個女人的艱難。
三年，她讀完了醫學學士學位，又考上了日本國立琉球大學醫學研究科，攻讀“環境生態免疫”的碩士和博士學位。此後便是漫長的七年學程。
在這裏她有了足夠支持學業的奬學金，但讓她缺乏思想準備的是，在沉重的課業負擔之外，她還必須體驗中國女人在日本求學的艱難和屈辱。
她就讀的專業有一位傲慢的日本人，38歲就當上了教授，自恃甚高，尤其看不起中國女生。
他經常晚上喝酒，每次喝酒都讓中國女生陪着，趁着酒興撒野，還滿嘴污言穢語，說“女人不就是一匹任人騎的馬嗎？”。他有恃無恐，因為這些中國女生的命運就拿在他的手上，每年的奬學金都需要有他的簽字和評語。記不清有多少個這樣的夜晚，馮坤範被動地保護着自己，心中有說不出的壓抑。這些苦楚她也不能嚮丈夫訴說，他的負擔已經夠重，一切衹能自己默默承受。過去愛唱愛笑的她變得不願說話，精神極度憂鬱。每每得不到排解時，她便獨自駕車在高速公路上狂奔，把車開到海邊，嚮着大海痛哭一場。
帶着這樣的精神壓力，馮坤範咬牙進行着自己的學業，經常通宵達旦地守在實驗室，三歲的女兒帶在自己身邊，睏了，就讓她和衣睡在實驗室的沙發上……
1998年3月，馮坤範終於出色地完成了需經十二個國傢的醫學教授聯合審批的博士論文，戴上了日本琉球大學的醫學博士帽。在日本學醫不易，女性學醫更難，苦讀十年學成女博士更是常人難以想象的煎熬。她的學成引起了琉球大學的重視，校方“國際人才交流協會”三次提出請她留校工作並邀請她一傢三口“歸化”日本籍，但均被馮坤範婉拒。
為了輓留馮坤範，日方提出將她的留學簽證從3月25日延長到9月，給她留出時間在日本各地觀光——也是一種無聲的輓留。這一從不給予中國留學生的厚待，卻被馮坤範拒絶了。
她不是不知道歸化日本籍有多少人求之不得，也深知留在琉球大學的職位意味着收入的豐厚和生活的穩定。但十年的日本求學生涯，使馮坤範飽受了精神上的壓抑和痛苦，她無論如何也接受不了自己將成為“日本人”這個事實。當時，丈夫錢小明已開辦了一傢經營大理石的公司，並拿到了經營簽證。馮坤範把快要到期的留學簽證轉成了傢屬簽證，徹底放棄了留校和入籍的機會。
此時，她早已在上海創辦了自己的“玉壘”公司。玉壘，取意冰清玉潔的志嚮，取意寧為玉碎的剛烈和執着。它的誕生，是一個更加令人肅然起敬的故事。
馮坤範在報考研究生時，就開始改變了自己的學科方向。她在醫學領域鑽研得越深，就越追根溯源地開始關註環境問題。許多疾病的高發，都與環境息息相關。她放棄了繼續攻讀臨床醫學這個被認為最有職業保障的專業，而轉嚮環境免疫學。
直接導致她創辦環保企業的，卻是兩次與專業無關的刺激。在一次研究生的聚會上，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她的導師當衆讓她把剩下來的食品帶回去明天吃。在日本，熟食是從來不過夜的，日本人也是絶對不吃過期食品的。馮坤範很禮貌地謝絶了。這位導師卻不依不饒藉題發揮地說：“上海黃浦江、蘇州河那麽髒，你們不也喝了嗎？你們上海人有特殊的免疫力，不會生病的。”
馮坤範雖有滿腔憤怒卻無言以對！
還有一次，她陪同導師到上海訪問。那位傲慢的日本導師提出要去錢小明的傢。
當時上海的城市改造剛剛起步，還有許多破舊的街區。錢小明的傢就住在盧灣區一條小弄堂裏。出於禮貌，馮坤範難以拒絶。導師仿佛尋找什麽似的一個勁地往前走，一進弄堂迎面而來的就是臭氣陣陣的垃圾桶和小便池。導師沒有說話，卻早已是滿臉鄙夷。
馮坤範下了决心，這輩子就做一件事：親身投入上海的水源和環境治理。
這成了她在日本留學後幾年的一個情結。她成天想的就是尋找日本最好的環保技術和産品，把它帶到中國去。經過反復檢索、考察，找到了一種已經在日本廣泛使用、被認為是最好的環保生物製品——“東江放綫菌”。
“東江放綫菌”是日本一位叫東江幸信的生物學家開發的一種微生物技術，廣泛用於水處理、垃圾處理、糞便處理、油污處理等環境工程，因為在海灣戰爭期間成功地處理了波斯灣的大面積石油污染而名聲大振。它用於垃圾處理，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將有機垃圾“消化”為水和二氧化碳，用於河流治理，可以迅速“吞噬”淤積在河底的有機污泥。
用於飼料添加和糞便處理，既可以做到畜糞的“零排放”，又可以消除惡臭改善養殖環境……
當時還是碩士研究生的馮坤範去拜望了這位東江先生，提出希望將東江先生的微生物技術引進到中國。她提到了她的母親河黃浦江，提到了原本美麗卻因為工業污染變得黑臭不堪的蘇州河，提到了她今生的願望和志嚮……一嚮對中國友好的東江先生被這位中國姑娘打動了，同意用最低廉的價格嚮馮坤範出讓十種微生物産品在中國的銷售權。開價是1500萬日元。這的確是最低的價格了。兩年後，香港一傢公司意欲買斷東江菌在香港的代理權，東江先生代理商的開價是3億日元！但這1500萬日元對於一個靠奬學金和打工收入維持生計的中國留學生來說，足夠把天捅一個窟隆！
錢小明先生也是一個有強烈情緒的人，如同當年自己退學成全妻子上學一樣，此次他也毫不猶豫地將七、八年的辛苦積蓄傾囊相助。加上馮坤範的奬學金，加上親朋好友的幫忙，馮坤範湊足了這筆巨款，千金一擲地和東江先生成交了。
1500萬日元，相當一百多萬元人民幣，馮坤範把自己的身傢和未來全部押上了。
她必須紮紮實實地走好每一步。她的“玉壘”設在上海農學院，第一筆“業務”就是治理農學院門前的一條污水河。她非常清楚，這種高科技的、在普通人看來過於神奇的微生物産品，非通過實例難以讓人信服。
僅僅一個來月，這條180米長的河段由黑變緑、由緑變清，與未經治理的河段形成鮮明的對照。一時間，報紙、電臺、電視臺爭相報道，市政府、市人大環保方面的官員紛紛親臨視察。馮坤範成了新聞人物，玉壘成為頗有知名度的留學生企業。
不喜歡熱鬧的馮坤範也開始熱衷於這種宣傳，她太懂得環保這種特殊的産業多麽有賴於人們的環境意識和政府的推動力，多麽需要藉助媒體來提高公衆的信任感。好幾次，衹要有領導出面，哪怕她遠在東京，哪怕她手中的事情再緊急，她也會立即買上往返機票，飛赴上海。
這對她來說無論時間還是金錢都絶不輕鬆，但她得珍惜這個稱得上紅紅火火的開端。
然而，最初的熱鬧過去，玉壘並未能進入良性運轉。漫長的三年，馮坤範和她的同仁們記不清做了多少次應用性實驗，開過多少次現場推廣會，進行過多少次有始無終的洽淡。為了讓權威部門對東江菌有一個全面的認識，她們甚至邀請東江老先生到上海講學，邀請上海方面的有關人士去日本衝繩考察……該做的工作他們都做了，該得到的重視和關心似乎也應有盡有。然而東江菌的推廣至今仍停留在周而復始的實驗上，除了玉壘自己沒完沒了地投入實驗費用以外，幾乎沒有一個像樣的買主。連他們自己也搞不清，究竟障礙在哪裏？
有一個很直接的原因，那就是當年給玉壘以實質性承諾的一位副市長已調離了上海，幾位經手玉壘的項目、並專程去日本考察的主任處長大部分已經退休！也就是說，玉壘所有的前期宣傳工作都因為這些實權人物的離任而化為烏有，他們滿心指望的政府推動已經投報無門！
當然，玉壘不順利也還可以找出一些其他的原因，如玉壘作為一個民營小企業，科研經費和貸款都沒有渠道，市場資信度也大受影響。公司衹能用低薪聘用親戚朋友，他(她)們憑着一腔熱情與馮坤範同甘共苦，赤手空拳，四出遊說，既沒有足夠的公關費用，更沒有可資提高信任度的社會背景。一些公司看中他們的技術，卻看不起他們的公司……
馮坤範承認她的公司太小，要想在市場上站住腳還得假以時日；她也承認她的工作對象首先看中的是經濟效益，要想說服他們關心環境、而且拿出錢來治理環境確非易事；她還知道一些政府的環保項目首先會考慮一些大的研究單位而不會看重她這樣一個小小的留學生企業；有些實權部門寧可相信一個有錢的外國人，卻不肯相信一個窮留學生，哪怕是拿到博士學位的留學生……這些，雖然是她回國以前始料不及，但她能面對現實。
讓她怎麽也想不通的是，那幾位讓她傾盡心力、給過她莫大希望的實權人士，怎麽能就這樣輕飄飄地一走了之，不留任何痕跡？而玉壘公司的命運怎麽不是取决於它的價值而是取决於幾個人？
馮坤範衹能接受張先生和馮小姐對她的評價和分析。他們說她太不功利，太不世俗，想法也過於簡單，簡直就是唐吉訶德式的熱情和勇敢。十年學府苦讀，社會全然不知。對人對事太單純，太透明，有時也太偏激，邊緣切割得太清楚，非此即彼，沒有模糊學。
她說她知道現在要做成一件事公關很重要，但自己回到上海整個一個小老太婆，張先生帶她出去開“洋暈”，她衹覺得眼花繚亂，不會跳舞，不會卡拉ok，連上餐館吃飯點菜都不會。她適應了國外綫條簡單的生活和思維，她也說不清自己是進步了還是落伍了。
說到這裏，她又是那副含淚帶笑的表情。她說：“或許隨着時間推移情形會有所改變，但時間太長了，我怕我會失去了耐心。今年我博士學業完成後奬學金就沒有了，公？”
駒僖膊荒蕓？”
我來維持了。最近東江先生將技術賣給了船井公司，船井公司又在和一傢香港公司談代理權的問題。我擔心香港這傢公司一旦談成，他們憑藉雄厚的經濟實力和經營能力，有可能很快打進內地市場，這樣我的心血真的就完全白費了。真到了這一天，我衹能把公司拆掉。錢我看得很淡，大不了權當這麽多錢都丟進了黃浦江。我對自己做了這麽一件事不後悔，不管成與不成都不後悔。因為這是我想要做的、喜歡做的事情，而且我為此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一位新華社記者以《不要讓報國的學子涼了心》為題，將馮坤範的情況寫成內部材料，受到當時國務委員宋健的重視，把材料批到了國傢環保局。馮坤範的事業出現了轉機。
滴水之恩，當涌泉相報
不知應該說是他選擇了生活，還是生活選擇了他。同是留日博士，陳剛走的簡直是一條超理想狀態的“緑色通道”。他1997年8月28日回國，9月1日到上海浦東新機場指揮部上班。步入辦公室，一紙《任命書》赫然在目：“任命陳剛同志自1997年9月1日起擔任浦東國際機場指揮部副總工程師。”
這個任命連陳剛自己也沒有料到。
浦東是長江的“竜頭”。浦東國際機場，則是帶動這個竜頭起飛的雙翼。
機場候機樓的主體設計就是一隻巨大無朋的白色海鳥。整個機場占地32平方公裏，相當於解放初整個上海城區的面積。以其特定的地位，這個機場可能是本世紀末中國在建的規模最大的國際航空港，首期投資高達130億元人民幣。
陳剛的副總工程師職務意味着什麽呢？機場130億元的投資中，三分之一是設備和材料的投資，光是外匯採購部分的金額就是400億日元。陳剛便是全部設備的引進、採購、製造、安裝等龐大組織工作的第一協調人，由他直接嚮工程總指揮負責。
而陳剛，此時不過是一個剛剛回國、年僅35歲的“毛頭小子”！
電話裏就聽出一股青春勃發、血氣方剛的氣息，一見面，果然年輕，似乎未脫學生氣。說到他的來竜去脈，他用了一個很調皮也很學生氣的比喻，他說：我曾經是個“偽軍”，或者說是偽軍中的“地下工作者”。
陳剛1987年去日本留學，就讀於日本橫濱國立大學，學習海洋船舶學。碩士讀完後又讀博士，1993年博士畢業，由日本文部省提供機會，又做了一年博士後。以後在日本的一傢大公司就職，一方面積纍工作經驗，一方面選擇了自己的方向。
1996年，浦東國際機場開始啓動。這是一個日元貸款項目，按照慣例，應由日本政府提供技術援助，派遺日本的工程技術人員參與合作設計。機會不期而至。這年5月，陳剛所在的公司受日本政府的委托組織專傢團前往浦東，陳剛是上海人，很自然地成了這個專傢團的成員之一。“日軍”中的中國人，陳剛便有了一個“偽軍”的身份。
其實，更“偽”的是，從打進入這個專傢團，陳剛就開始謀劃着離開它，謀劃着真正以主人的身份正式投入浦東機場的建設。當時的工作是與中方合作設計機場的飛行區。
整整一年又三個月的時間，陳剛在工作中充分顯示着自己的才華和敬業精神，同時和中方負責人建立了心照不宣的默契和信任。當下，他就嚮吳祥明總指揮——一位非常有决斷又愛纔若渴的將軍似的人物——表達了嚮往回國參加機場建設的志願。
然而，真正到了轉變身份“投奔八路”時，下决心卻非易事。
陳剛夫婦雙雙赴日，在日本已有了十個年頭。妻子是工程碩士，先於陳剛畢業，在日本的土木設計公司搞橋梁設計，雖然纔三十出頭，卻參與設計過十多座橋梁，已經是獨當一面的工程師。陳剛在公司的前程也是很明朗的。離開日本，意味着放棄多年奮鬥的基礎和十多萬美元的年薪！
然而陳剛就是陳剛，他的人生經歷决定了他的思想和他的選擇。他一嚮非常幸運，好機會都趕上了。文革以後的第一屆經過考試進入重點高中，又順利地考入上海交通大學，大學入黨，畢業留校，23歲成為全院最年輕的係黨總支副書記。然後又是出國留學，拿政府奬學金，甚至沒吃過打工的苦頭。他的人生與中國改革開放的軌跡完全重疊，自認是最直接、最充分的受惠者。日本對高學歷的人才在入籍上網開一面，陳剛的機會唾手可得，但是他連想也沒有想過。反哺，回報，這是他最基本的準則。
到日本後，他和他的朋友們一直關註着中國改革和發展，大量閱讀着、慷慨激昂地交流着各類有關中國動態的資料。他讀到美國一傢著名新聞周刊發表的文章，說“看到現在的中國令人想起一百年以前德國的崛起，現在輪到中國崛起了”。
這類歷史性的預言一次次地在他心裏點燃着一種激情。八十年代初，他是在“振興中華”、“從我做起”的氛圍中進入青年時代的，至今想起這些口號他還會熱血奔涌。他想，他陳剛不能做果實的坐享其成者，他不能想象這個偉大的歷史進程中沒有他陳剛的參與。而且，作為一個工程師，在日本固然可以做一些技術工作，但不可能有這麽大的工程給自己做。有的工程師一輩子也不一定能等到像浦東新機場這樣輝煌的工程，和這相比，十幾萬美元算什麽！
使陳剛嚮往浦東新機場工地的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知遇之恩。儘管他並不知道吳總指揮會在他成為機場指揮部職工的第一天就委以重任，但憑他對留學生的那份理解就讓陳剛動容。
吳總說：對留學生來說，生活待遇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提供施展才華的舞臺，最大限度施展才華的舞臺。因為留學生若是奔物質享受就不會回到國內來！
拿着不到日本十分之一、甚至都說不清具體數目的工薪，陳剛卻強烈地感到一種當傢做主的豪邁和忘我工作的快感。和他相處不過兩個多小時，我也受到了這種風風火火的情緒感染。
他一邊啃着因為不及去飯堂吃飯、讓設備處的小劉給他拿來的花捲，一邊和幾位早已等在辦公室的客戶打招呼：“不禮貌了，因為早飯也沒有吃，衹好邊吃邊談了。”十分鐘以後。他又拿起電話，用日語和對方談了好一陣子。原來他明天要去東京出差，卻剛發現多次出國的簽證已經到期，必須找日本駐上海總領事先生通融。然後他說去處理兩件事，讓我等他一同乘車去市區，他必須親自去拿簽證。我問他明天要去東京，今天就不回浦東了吧？
他說不行，辦公室還有好幾件工作沒處理完，而且晚上還有一個700萬美元的合同要簽。東京也是明天去後天回，去看一套2000萬美元的關鍵設備。他說：為了這套設備，我們的工作已經做得很細了，對方的設備也非常好，但還要最後去看一次。就我一個去，去了最後拍板。你看，吳總真敢用人，也不怕外商收買我。
吳總真敢用人。陳剛為此再次成為讓多少同齡人羨慕的幸運者。為機場設備引進的第一份合同，舉行了一個隆重的簽字儀式，吳總主簽，他是做為技術負責人輔簽。自此以後，吳總就放手了，把簽署合同的職責全權授予了陳剛。“副總工程師陳剛”的簽名，意味着獨立地對幾百上千萬美元的購貨合同負責。當然，這種負責是建立在一個非常完善的運行體係上的，所有的前期工作都是嚴密而規範的。但是他得對各個關節點有充分的把握，他必須非常老練、周全、胸有成竹。
然而，在所有談判對手眼中這位有决斷權的年輕人，在此之前並沒有搞過工程，甚至也不是學工程或學設備出身！吳總對他鐘愛與信任，在某種程度上是對作為優秀高級人才的綜合素質的直覺。
設備副總工程師的工作頭緒讓人聽起來頭皮發麻。
造空港就像造一座城市，城市有的設備機場幾乎都得有，而機場有的設備城市卻不一定有。
如燈光係統，導航係統，航站樓，行李寄運係統，能源中心，冷通設備，供電設備……光是電梯，候機樓的加上工程配套用的要突破兩百五十部！
和製造商打交道，大傢都在算計，這就要看你維護國傢和業主利益的洞察力，要有強硬的製裁措施。但這又必須非常慎重，稍有差錯他就要投訴你。投訴就得調查，這倒不是面子問題，而是時間賠不起。上海市政府要求1999年底第一架飛機要在新空港起飛。像這樣的大型機場的建設，國外一般都要七、八年，國內花個五、六年時間也是正常的。但陳剛他們衹有四年不到的時間。搞工程的人都知道，土建可以拼出來，設備卻是趕不出來的，弄不好就拉整個工程的後腿。
設備造出來就要按期到貨，按期安裝。不能貨到了在碼頭上躺着吧，這得付多少倉儲費！而吳總要求的是無倉儲管理，什麽時候需要安裝時什麽時候到貨，安裝單位把設備直接運到工地。這在我國的建設史上也是少有的。陳剛這兒都是白領，沒有扛活的，沒有吊車，沒有工人，唯一的辦法就是把合同管理得天衣無縫，稍有脫節就撂在那兒了。
所有這些是一個極其龐大而嚴密的“係統工程”。於是，海洋船舶係的陳剛就有了優勢。造船就是造一座應有盡有而且能在海上流動的城市。而船舶工程、海洋工程根本就是係統工程。感謝這種專業長期以來建立的一種係統工程的概念和思維方式，陳剛如魚得水。他的工作主要是組織協調，他擔任黨總支副書記和大學教師的經歷又幫了他的大忙。他的工作對象大多是日商。十年的日本生涯，對日本人的思維方式，對他們在什麽情況會做出什麽判斷，陳剛基本有數。當然有很多新的東西要熟悉，如設備本身、市場變化等，這樣大型設備的採購對他來說也是一個挑戰。陳剛渴望挑戰，惟其挑戰，更能激發人的智慧、潛能和創造欲。
最大的挑戰是日元貸款的採購招標。設定的什麽樣的條件大有講究，太寬，不良廠商可能入圍；太嚴，入圍的廠商太少，價錢會擡得很高。要確保多少傢廠商入圍，不同的項目也有不同的尺度，真是大費周折。合同和評標報告要經貨款方審批。這裏面常常會涉及非常微妙和復雜的利益關係，往往表面是卡在這裏，而骨子裏問題卻出在那裏，明裏暗裏的周旋，完全是鬥智鬥勇。
在談判最緊張的時候，陳剛的位置在前綫指揮部的“掩體”裏，通過協調各路大軍的專傢——土木工程師、電氣工程師、機械工程師、軟件工程師、控製工程師、建築師——掌握着談判的節奏，控製着談判的局面：這件事可以讓步，那件事要逼到底，這件事交給商務談，那件事情必須先把技術方案敲死……除非有重大問題嚮總指揮報告，大部分問題就由陳剛現場决斷。陳剛一般不在談判桌上出現，在外方眼裏他是有决策權的，直接面對談判對手就沒有了迴旋餘地。而一旦在談判桌上出現，就是嚮對方施加壓力，就是拍板。
1997年4月，機場設備的第一批合同即將簽署。指揮部計劃搞一個隆重的簽字儀式，一方面為機場作宣傳，一方面出於外交配合上的考慮，給日方拋一個綉球。當時有一個大項目的技術問題還沒有談下來，對方是日本的三菱電梯公司。這個技術問題有一定的難度，三菱總部的决策已拖延了一個多月，談判也延宕了一個多月。指揮部决定逼他一下。於是，陳剛親自出陣。
陳剛對三菱的談判代表說：第一批合同的儀式馬上就要舉行。這個儀式要請日本的總領事出場，所有相關的日商代表也要出席，還要邀請上海、日本的媒介。三菱能不能成為這次俱樂部活動的嘉賓，就取决於你了。上海是中國的門戶，浦東是上海的門戶，機場是浦東的門戶，電梯又是機場的門戶。這個合作對我們雙方的意義都是不言而喻的。明天敲定所有的技術方案，你們幹不幹。
三菱當然要幹，而且確實也把價格定很低了。但從價格和技術性能比上還沒有達到中方的要求，必須再作讓步。陳剛瞭解，這樣的較量是很殘酷的，對當事人心理壓力極大，按日本人的性格若談不下來自殺的也有。於是他控製好分寸，既擺出步步進逼的態勢，也和對方共同尋找出路。
三菱代表說，你們監控係統的技術要求太高。陳剛說，你這不是真正的原因。都說要看日本最好的電梯到新宿去看，到橫浜的地標大廈去看，那可都是三菱的電梯。你們的技術水平我瞭解，我們這個電梯你做得了。如果說自動扶梯和人行過道的監控係統有問題，我給你一個解决辦法。日本關西機場的監控係統不亞於我這個要求，是日本的富士達做的，他做得很成功。我倒不是想傷你三菱的自尊心，如果你認為你的不如他，可以嚮他買。
三菱代表不得不說，技術方案可以接受，工期無法完成。陳剛說，這是托詞，你們加班加點地幹，幹得出來，無非是加班費。日本的法定加班費比工資高25%，說到底是成本問題。這樣吧，我可以幫助你解决成本問題。你去找上海三菱幫忙。上海三菱有非常優秀的軟件工程師，他們可以做出不亞於日本的軟件。軟件成本就是人工成本，你知道，我們目前經濟能力有限，工程師的工資水平還很低，你找上海三菱做，既可以滿足技術要求，又可以滿足合同金額的要求。
三菱的代表沉吟不語。上海三菱是中方控股，他猶豫着要不要把這部分業務分出去。陳剛繞了一個彎子：當然，你如果實在不幹，我可以在日本給你找兩傢軟件公司。你是要找富士通還是找ntt，我有很多同學就在這些公司工作。我可以去跟他們聯繫。
陳剛拿準了三菱代表的心理，他絶不會到日本去找富士通，ntt，雖然上海三菱是中方控股，但畢竟還是三菱。果然對方再也無話可說，接受了陳剛的方案。陳剛一石三鳥，既解决了技術問題，又打破了談判僵局，還為上海三菱攬到一筆大業務。
人們會說，花錢還不容易嗎？採購還不容易嗎？給你錢讓你去買東西，這不是太自在了嗎？而且，誰不知道搞工程招標，搞設備採購是一個肥差呢？陳剛太明白人們的這種心理了。廠商成天圍着轉，對自己視若神明，不就是因為自己揮筆就是錢嗎？
花錢苦呀，真苦。有錢去扛一臺電視機回傢這很容易，說現在給你錢到商店去買兩千臺電視機回來，做得到嗎？你還得給他訂貨，進行商務談判，能不能便宜，特殊要求能否滿足，怎麽到貨，問題就來了，和個人消費完全是兩碼事。更何況國際金融貸款，看上去是日元，用的卻是中國老百姓的錢，若幹年後是要用子孫後代的錢來償還的！
在國外，留學生們習慣了規範化、法律化的行事方式，對國內的人事關係、腐敗的社會風氣常有微詞。陳剛沒想到自己一回來就成了掌管如此重要權限的官員，他感到責任之外的另一份沉重。
他想起了和吳總指揮的一次爭論。吳總是剛卸任的上海市建委主任，主管過很多大型工程。一次陳剛和他一起去北京，在飛機上聊起城市交通問題。陳剛書生意氣，說上海的交通出路在於消滅自行車。他頭頭是道地分析：道路就像一根管道，自行車就像流動的水，速度慢占用的空間就大，所以自行車絶對不適合特大型城市的大型交通。吳總說你說的那些理論我全懂，但我必須更正你的一個說法，消滅自行車不是出路，而是結果。要消滅自行車首先要發展軌道交通，要造地鐵。但造地鐵容易嗎？一公裏六億元人民幣！
陳剛思考着這場爭論的深意：要批判一件事容易，但僅僅提出問題是不負責任的。
作為一個工程師或研究工程問題的學者，你對社會的貢獻不僅在於發現問題，而且在於解决問題。你的言論必須是建設性而不是批判性的。
眼下的建設性就是要在自己的職權範圍內，最大限度地淨化自己的工作環境。指揮部有關廉政的規定，在他這兒成了鐵的紀律：全過程控製，不接受廠商任何形式的宴請。
一個捨棄十幾萬美元年薪奔事業而來的人，在這方面的素質是一種天賦。
十幾萬美元年薪，陳剛的妻子占了一半，但她卻遠沒有陳剛那麽如意。她回本校教書，海外六年工程師的實績打了水漂，中級職稱還要重新來過，衹能拿不足千元的助教工資。學校搞學術研討會，她臨時被拉去擔任日語翻譯，不僅翻得貼切，技術問題還能討論。係主任說不知道撿了一個寶。但事後卻依舊棄之不用……懷着對妻子的歉疚，陳剛更加感念浦東新機場指揮部和吳總對他的知遇之恩。在中國的人才還遠不能依靠市場找到自己的位置時，碰上一位什麽樣的上司，有時往往能决定你的一生。
但願飄泊海外的學子，都能遇上他們人生道路上的“吳總”。
新一代實業興國夢
張啓華終於可以理直氣壯地動員太太回國來了。整整三年的苦熬，他的捷華通訊電子有限公司已經像模像樣地在上海立起來了，而且顯示的前景不錯。他倒不是要太太回來幫他，她早就有言在先，决不給他“打工”。他衹是想用自己的力量，幫助太太也做一件自己想做的事，就像當年人傢不遺餘力地幫助自己一樣。
當年他决定衹身回來創業時，是為了他的一個夢想，嚴格地說，是他張啓華的夢想。他和妻子按照西方人的方式，相互約定，尊重對方的想法。妻子不責怪他貿然辭去了在加拿大一傢跨國公司任技術主管的工作，他也不強求妻子和他一道回國創業。再說，當時他的事業從零開始，他也不能要求傢人共同來承擔風險。
權當兩地分居吧。衹是沒想到一分就這麽久遠。張啓華呆在上海的時間越拉越長，開始是一次三個月，以後便是六個月，九個月……一傢兩國，每月電話費開銷就是五、六百美元……妻子在加拿大管理一傢超市，一傢人的生活全靠她的這份收入。事實上，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裏，張啓華還不得不讓妻子做自己的經濟後援。
但他已經顧不得了，他的這個“捷華”夢已經做得太久太久了。
啓華出生在一個軍人家庭，父母都是新中國的第一代海軍。幾十年來轉戰在祖國的萬裏海疆，三個孩子都出生在海港軍營，一個在連雲港，一個在青島，張啓華出生在威海，那個擁有承載着民族光榮和民族恥辱的劉公島的威海。跟着父母在軍營中度過童年和少年，“國傢”是他幼小心靈中的第一個崇高的名詞；父母一直給他們灌輸知識報國的思想，使他從小就崇拜科學家，一部《第二次握手》是他少年時代最傾心的作品，常常讀得熱淚盈眶。
循着他那些科學家偶像們的人生軌跡，八十年代中期，他大學畢業不久，便懷揣着幾十美元和一個並不很明晰、卻無形中推擁着他的夢，去海外求學。1990年在加拿大蒙特利爾的麥吉爾大學拿到了工程碩士的學位。
在海外，他每天必讀四張報紙：《人民日報(海外版)》，《中國日報》，《解放日報》，《新民晚報》，同時在互聯網上與朋友交流着國內的情況和信息。九十年代初，“科教興國”、“科技産業化”、“信息産業化”的詞句頻頻出現在報端，他感受到了一種強烈的暗示，他的夢想越來越清晰。
九十年代初，正趕上加拿大經濟蕭條，房地産不景氣，正是購置不動産的好時機。在加的親友紛紛籌劃買房産，而已經擁有了加拿大永久居留權的張啓華夫婦卻不見動靜。他要辦一件大事，傢裏的資金要隨時可以動用。
1991年，張啓華在蒙特裏爾註册了一傢叫“j.h.”的通訊技術公司，着手開發一種語言信息綜合處理係統。這是一種把程控電話與計算機軟件技術聯結起來的係統，又稱“智能電話”，可以大大提高電話的使用效率，如提供24小時電話自動轉接，如跨地區跟蹤，將留言自動送達主人預選的電話機……當時這種産品在加拿大已經有相當的普及率，但張啓華還是花了兩年多時間和差不多四十萬美元的開發投資，因為他不僅要搞出自己的産品——他把它命名為“泰立”，還要準備各種語言的版本，尤其是絶對漢化的中文版本。
1993年，張啓華的大事終於啓動了。他要把他的“泰立”推到中國去。他做過市場調查，這類産品在北美國傢使用率達60%，歐洲達40%，日本達20%，港臺達15%，而中國內地基本上是空白。雖然這個技術在北美國傢也算是比較先進的，在中國可能有一定的超前量，但張啓華從國內對於信息産業的重視，從這幾年尋呼機、移動電話的神速發展，認準了“泰立”的潛在市場。
九十年代初不少先期回國的留學生選擇貿易中介或投資咨詢的方式進入，因為這種行當衹需要關係和頭腦，不需要太大的投資。萬一不成功，抽身折返也不會有什麽損失。
也有一些選擇做外商代表，憑藉他們既瞭解中國文化，又瞭解外國慣例的優勢，幫助外商在國內建點，在沒有風險的前提下為自己積纍資本和管理經驗。這些或許都是進入中國市場比較便捷安全的途徑。
張啓華的心很急，他不想繞彎子，甚至還有一些偏激和自負。他說，他不想在中國再給外國老闆打工，他覺得這樣做很尷尬，因為從職業道德上講必須代表外方老闆利益。更重要的是他不甘心老是屈就在人傢的天下。華人有聰明才智，為什麽做實業成功的不多，是不是衹配給別人打工？張啓華要試一試自己的能力。他要建一個廠，要辦一個實體型的公司，要把國際上通行的技術開發模式、市場模式、公司模式帶到中國去。他沒想給自己留後路，他對太太說：“不成功，就算重新來過。”辦加拿大的永久性居留權，也不是為了留一條後路，而是更加方便跟蹤國外高新技術的發展。高新技術生命周期很短，若不是隨時可以出國，他擔心自己對新技術發展的感受會變得遲鈍。
張啓華做的是幾代海外華人實業救國興國之夢——“j.h.”，就是“捷華”的英文縮寫。
捷，快捷，捷報，大捷，從在加拿大註册“j.h.”始，他就為他的公司、為他的中華賦予了這種悠悠赤子的祈祝。
張啓華從來不掩飾他的中華情結，他說，愛國絶不是狹隘、保守和虛偽的情感。不愛自己國傢的人，走到哪裏也會被人看不起。相反，那些民族英雄，往往在人格上受到對手的欽佩。在加拿大的傢中，他和妻子絶不講英語和法語，也讓孩子跟着他們講中國話。
他擔心孩子從小受西方的教育，日後會徒有中國人的面孔。當然，他也很欣賞西方的教育，孩子上學很輕鬆，課程涉獵卻十分廣泛，像環保、人文科學、自然科學，連張啓華自己也感到新鮮。
課餘活動很豐富，冰球、棒球，野營……但孩子畢竟是黃皮膚，他必須認識自己的文化，自己的傢。
第一次他帶孩子回上海，外公外婆特意粉刷房子，裝上新的熱水器。沒想到孩子一進傢門就嚷：“外公傢怎麽這麽破？”張啓華正色地告訴他：“你的媽媽就是在這裏長大的，這裏就是你的傢。”孩子在加拿大居住的蒙特利爾市纔百萬人口，國慶遊行時街上也不過七、八萬人。第一次帶他逛上海的馬路，見人群熙來攘去，他大驚失色：“這裏發生了什麽事？”張啓華說：“這樣不好嗎？熱熱鬧鬧，每天都在過節。”孩子對自己的傢太陌生了。
張啓華每年暑假都讓孩子在上海過一兩個月，一方面補習中文，一方面認識自己？”
募遙煜ぷ？”
己的國傢和城市。
張啓華的身上明顯地有着幾代海外華人的印記，但作為新一代的實業傢，比起他們的先輩，優勢和劣勢同樣鮮明。老一代華僑不少是富豪、富紳。早年為了謀生，他們漂流海外，靠開餐館、開洗衣店起傢，省吃儉用，勤儉持傢，用一輩子的血汗積起一份傢業。他們與當地社會相對隔離，依舊生活在地道的中國社會和文化的氛圍中。新一代移民走的另外一條路。他們一般在國內讀完大學，文化水平的起點高，出國的目的不再是謀生而是要開闊眼界，學習更多的東西。他們不再滿足於在華人圈子裏按舊的軌道生活，而是千方百計地融入當地社會，自覺地接受非中國文化的熏染，生活習慣、思維方式很大程度上西化。他們頭腦裏現代的東西很多，在知道時代占有頭腦的優勢，但經濟實力卻遠不如老一代華僑雄厚。
“捷華”要啓動了。在移往中國之前，張啓華已經為它投入了近四十萬美金，幾乎是傾其所有了。註册新公司最多能再湊個七、八萬美元。就在此時，張啓華得到一個信息，上海鼓勵留學生回國創業，創辦了好幾處留學生園區。而且他們看出新一代留學生資金不雄厚，因此註册資金的起點衹有一萬美元(後為二萬五千美元)。張啓華心領神會：一萬美元能幹什麽事？這是一個信號，一個拋給海外學子的綉球：衹要你帶回技術，衹要你有心幹事，不在乎你有多少錢。
於是，上海捷華通訊電子有限公司成為首傢在嘉定留學生創業園區落戶的留學生企業，張啓華開始了比地道的中國企業傢要艱難得多的創業。
為了節省公司的開支，創業初期的三年，張啓華在離嘉定城5公裏的農村租用了一間農民房，用作自己的生活起居。這三年，張啓華足足把自己的生活往回拉了二十年。沒有電話，沒有傢用電器，更沒有專車。每天騎五公裏自行車上下班，還創造了連吃五個月速泡面的紀錄！公司的員工想不到他們身為洋碩士的總經理能吃這樣的苦。他卻釋然：我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的，不見得出了國就變成貴族了。
要在市場上新推一個産品談何容易？張啓華從在報上寫科普推介文章開始，讓大傢認識泰立。公司十七名員工，全是在上海招聘的大學生。張啓華讓他們去一傢一傢電話總機造訪。他給員工們的信念是，衹要我們對自己産品有信心，市場一年不接受，兩年、三年總要接受。做一個企業要熬得住，大傢認識了這個産品，就有我們的一席之地。
這時，一位朋友告訴張啓華，有傢美國公司在上海開了一個同類産品的公司，並不成功。張啓華一驚，立即前去探訪。他發現它起點不高，而且一個致命的缺陷是沒有漢化，沒有區別中國人和外國人用電話的習慣。這反而顯出了捷華得天獨厚的優勢：和所有留學生的企業一樣，它比純粹的外國人企業要更加瞭解中國的國情和中國人的使用習慣。泰立不僅是文化的，而且是中英雙語係統，不僅具有留言追蹤功能，而且能追蹤中國人幾乎人手一機的尋呼機，不僅可以自動轉接，同時也與人工兼容。中國的許多企業雖然不吝嗇人力，但雙休日是一個機遇，電話值班員可以按例休息；還有一個能讓用戶動心的是，電話服務準確到位，能改善公司的對外形象……用中國人的心理和習慣指導着産品的開發和推介，終於，“泰立”智能電話走進了上海莘鬆高速公路指揮部，走進了上海石化股份公司……市場接受的難關基本上闖過來了。
國內有一個意識很不利於“泰立”的生存，那就是對知識産品即軟件價值的認同。他曾聽說上海市內環綫監控係統，業主單位買硬件可以出價一千萬元，但軟件卻衹出到6千元，衹有千分之零點六。而泰立的軟件開發成本占到總成本的一半以上！按照這樣懸殊的概念，張啓華的工作毫無意義。但是，一次與客戶的洽談卻使他大喜過望：客戶談到這套軟件的價格，認為他可以到三萬元。雖然實際價值比這要高，國內的進步要比他想象的快得多。他分明聽見知識經濟的春水已經在堅冰下湍流。
張啓華的“捷華”跨過重重路障，終於迅捷地壯大起來。“泰立”三年中派生出四個係列，1995年銷售額60萬元，1997年400萬元。這年春天，第七屆國際通訊展在北京舉行，張啓華把“泰立”帶到了國際性的大展臺上，得到意想不到的收穫。除獲得次年數百萬元的加工訂單以外，竟有幾傢海外的大公司嚮張啓華表示合作或收購捷華的意嚮。
這些大公司的鼻子很靈。在當今國際市場，這種電話與計算機的結合(cti)是一門正在興起的技術和行當，股票行情看漲！張啓華並不打算出讓他的捷華，但他想知道上海捷華在這些公司的眼裏價值多少。一傢加拿大的大公司說他正準備進入中國市場，打算投？”
？”500萬美元，如果捷華同意合作，公司資産可以作價15%。500萬的15%是75萬美元，615萬元人民幣，這就是說，張啓華當年8萬美元的投資，至少已經增值了近十倍！
張啓華不知怎麽突然想到剛出國的時候，他靠奬學金度日，當時想如果有5千美元就夠了，現在早已不是這個數了，他卻沒有任何滿足感。他經常做夢，夢見他成為這個行當領頭的中堅企業，夢見一提起“泰立”像大哥大的摩托羅拉，盡人皆知……那種欣慰是一億元的身傢都換不來的。下一個世紀是環太平洋世紀，無論對生産商還是發展商，在中國這個市場得到承認，這纔是夢寐以求的。
張啓華的企業在國內出了名，登了報。太太來電話開玩笑說，搞得像真的一樣，人傢還不曉得你靠老婆養活！他想到應該回去一趟了。他怠慢傢人太久了。有一次，孩子衹身從加拿大來上海，他竟抽不開身去機場，衹得讓公司的同事代勞，兒子一肚子的委麯。
就像每次回加拿大一樣，他的傢裏又圍滿了親朋好友，有些還從紐約趕來。與其說他們想知道捷華的發展，還不如說想從啓華的身上獲得一些對國內情況的真實感受。張啓華很客觀，也很動情。他說，在國內，生活的舒適性肯定是不及這裏的，但人的一輩子總還是要做一點自己想做的事情。“葉落歸根，不一定要葉落時纔歸根吧！”
精神的自由飛翔是從希望到希望
最早讓我對蘇珊和宋學孟發生興趣的，是他(她)們那年近乎異想天開的計劃——開發長興島。那是個著名的桔鄉，又是上海一片難得的淨水淨土淨天。
他們頗有眼力地要在那裏搞一個8平方公裏的大型石沙旅遊渡假區，請了十二個國傢的旅遊專傢來考察，規劃書都作好了。而且，聽說他們把各自在澳洲積攢的錢一分不剩地從銀行裏取了出來，足足嚮這個未來的旅遊區投進了500萬元人民幣，弄到連房租和電話費都付不出的地步。
何止是理想主義，簡直就是浪漫得可以。但是當我終於找到兩位的蹤跡時，他們的公司已經更名為“世華國際金融顧問有限公司”，並遷離了原先在淮海路的辦公大樓。從旅遊跳到了國際金融，又是匪夷所思！我帶着強烈的好奇心，叩開了地處外灘的光明大廈22層“世華”公司的大門。
這一天是周日，辦公室裏有幾位年輕人正在考試，蘇珊說總經理宋學孟出差了，她正利用假日招聘公司職員。我掃了一眼寬大敞亮的寫字間，說你們能租到這樣的辦公樓真是很有氣派。說到辦公樓，蘇珊一下來了興致，她把我領到高大的玻璃窗前，俯瞰大上海最繁華的外灘，比劃着環繞大樓的黃浦江，抑製不住的得意。她說：有一年我到上海，從外白渡橋上一眼就看到了這座大樓，這是外灘唯一的現代化高層建築。當時就想，有朝一日，我要在這座大樓裏辦一間我自己的公司。一個意外的機會果然讓我們如願以償。這間辦公室是最好的，三面環窗，視野極開闊。國外的大公司很講究這一點，寧願辦公條件差一點，但窗外一定要有風景。
這種議論似乎有點玄妙，我猜測她可能是因為事業受挫，開始寄情於某種神秘的力量。我有意繞開長興島，問起她世華公司的業務。沒想到她開宗明義，說他們之所以轉嚮，源頭就是長興島。
長興島的開發是一個很好的項目，但是它需要的資金是5億美金。這麽巨大的投資衹有依靠國際融資。當時這項工作已經啓動，但是因為內外的環境因素沒有成功。長興島一時擱淺，他們也曾傷心：國內最缺的不是好的項目，而是開發項目的資金，是獲得這種資金的渠道和手段。痛定思痛，他們索性單刀直入，轉嚮金融服務，操起他們在國外學習過的投資銀行專業。
我打開了一本深藍色的文件夾，讀到了這樣一段文字：
“美國資本市場是世界上規模最大、最開放的資本市場，它隨時對每一個具有良好經營業績、管理能力，有心在美國市場上融資成為國際性企業的公司敞開大門。即便如此，如何進入美國資本市場，怎樣在美國資本市場上融到企業發展所需求的資金呢？這就是我們的業務。
“公司董事長程萬琦先生，世界華人聯合會主席。出生於金融世傢，為當代香港金融傢、社會活動傢。
“公司執行總經理宋學孟先生，副研究員。先後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係和悉尼溫莎金融學院，金融問題專傢。
“公司有員工20人。主要業務骨幹由畢業於國外高等學府、又具有相當海外工作經驗的歸國留學人員組成。他們不但熟悉源遠流長的中國文化，深諳中國現行體製和經濟發展的脈絡，而且他們熟知國際資本市場的運作程度和國際慣例。”
從一片荒島到國際金融市場，從最具體的開發到最抽象的運作，從追求自然浪漫到躋身現代經濟最前沿的領域，這兩位可真是天馬行空，敢想敢為。
他們都是頗有人生閱歷的中年人。宋學孟在北大荒度過了他的青年時代，以生活的豐厚饋贈而走上了文學的道路，曾以作傢和記者的身份在震驚全國的大興安嶺火災現場轉輾采訪過40天，出國前曾任《東北文學》副主編。蘇珊在軍營中長大，當過通訊兵，受過極嚴格的軍事訓練，以後以中山大學中文係的學歷從事記者職業，參加過對越自衛反擊戰的戰地采訪。兩人都是在九十年代初纔各自留學到了澳洲，因為是文人而志趣相投，在澳洲合辦過一傢名為《雪梨書屋》的華文出版社。
兩個文化人半路出傢地幹起了金融，而且自立門戶地開展海外融資業務，仍然讓我難在二者中找到某種聯繫。就在第二次造訪世華公司見到總經理宋學孟，他作了一番獨到的闡繹——金融是現代經濟最敏感的中樞神經，是經濟的核心。從這裏頭可以看到每個部位的反應，包括政治上的牽動，非常有意思。尤其是投資銀行這個專業，和文學創作有一種血脈的相通。
第一它非常浪漫。貨幣把實物抽象化了，股票又把貨幣虛擬化了，三個投資銀行傢坐在一起，一杯咖啡，一杯清茶就决定一個企業的命運。第二它極具設計性和創造性。這有點像貝聿銘蓋中銀大廈，對選址的地形，對使用的材料，對周圍的環境和背景都要作出充分和具有想象力的思考，才能有現在這個獨特的設計。資本如何運作，很多時候是出於對企業的判斷，對於相關知識的掌握，對這個産業的瞭解和理解，這需要一種悟性，一種文化的天賦。
中國文化與國際資本運作，在這裏形成一種絶妙的組合。就在宋總經理辦公室裏，半墻精裝大部頭的國際金融書刊旁邊，挂着一幅行書的《冶光寺彌勒檻聯》：
“笑古笑今笑東笑西笑南笑北笑來笑去笑自己原本無知無識觀事觀物觀天觀地觀日觀月觀上觀下觀他人總是有高有低”。運籌金錢，卻虛懷若𠔌；生殺予奪，卻笑觀世界。
蘇珊的思維似乎更跳躍，更感性。她說：我也沒有想到我們能幹這麽大的事情。
自從出了國門就覺得世界小了，在唐人街上就能碰到自己的中國同學和戰友。在美國直接給總統寫信也不算什麽。世界不過就是這麽回事。
她特別感慨於她親身經歷過的一次美國坎培拉市政廳的聚會。那是一些事業成功者每年介紹自己成功之道的場所。這些人無論經歷、教育、智商，各方面並不高多少，為什麽他們能成功而中國人就不行呢？中國人不是沒有能力，而是缺少某種教育。美國人從小就被灌輸一種意識：我在20歲時要擁有什麽？在30歲時應該達到什麽水平？貪欲固然不好，但成功的欲望是生命的奮鬥之源。有時候最荒唐和最輕率的希望會導致非凡的成功。
她說過去我們曾經豪情萬丈，壯懷激烈。當然那裏面有太多的政治色彩。但現在呢，又太低調、太現實了。中國人不妨有一些“天降大任捨我其誰”的豪邁之氣。
這種太潑墨似的寫意真是淋漓盡致，但資本運作本身卻是極其嚴謹、繁復甚至枯燥的。在這裏，浪漫與豪情衹能是思想和智慧的催化劑，真正的事業還要一步一步地走，一筆一筆業務地做。
宋總、蘇副總，還有他們用嚴格得讓一些博士和碩士也交了白捲的考試招進來的那些專業人員，他們其實是很辛苦、很勞累的。他們的項目分佈在遼寧、四川、山東、海南、浙江，他們十多個人成年纍月地東走西奔，成年纍月呆在基層企業，與成千上萬的數據、摞起來像小山似的報表打交道。
他們是在做一個巨大的無形工程，他們要開通一條渠道，一條讓中國企業通嚮國際資本市場的渠道。中國的資金短缺就像幹旱的土地，而美國的資本市場卻澇得發愁。美國一個老人基金會就有2740億美金尋求投資。一個擁有6萬億美元的基金，早把中國列為第一位的投資國。美國嚮國際開放的證券交易所有十傢，金融品種更是達百種之多。但這中間千重萬復。最初始的，它需要用國際通行的會計準則和投資者看得懂的標準，對中國的企業進行梳理和表述。我在世華見過一套他們做成的資料，光是財務可行性報告，就是密密麻麻的一千一百多頁，其中包括未來十年的資金流量表。
事情的復雜性還遠不止於此。
他們眼下正在做一個項目，是鞍山市政府提供的一傢鎂礦公司。這是一傢農民？”
窗斕南繒蚱？”
業。雖然它有很多的利潤，但拿到國際市場上，它的賣點在哪裏？用什麽去打動投資者的心？
專傢們扒拉了一個多月，一、二、三幾個亮點，讓公司的領導層自己也琢磨了半天：它擁有資源的開採權，不受礦石價格波動的影響；它控製了高品位的資源，為産品升擋提供了原料優勢；它五個管理人員加在一起有一百年這個行當的管理經驗，大大超過了國際資本市場要求年限。
光有這個概念遠遠不夠，還要讓它在管理上拔高。這項工作極其浩繁，該建帳的建帳，該折舊的折舊，該抵銷的抵銷，帳目做了一尺多厚。光是清理它的傢當，六個人花了三個月的時間。
還要調整企業的機構設置，培訓電腦財務人員，銷售人員，等於一次全方位的企業素質升級！
連鞍山市體改委的同志都看不懂了：從來沒有一個社會性的機構為企業做這麽多基礎工作！但世華清楚，國際資本市場的錢是不好拿的，任何一項工作不到位，都將前功盡弃。而且，融資還僅僅是找到“血源”，要讓企業真正健康起來，他們的責任還沒有完。
為了這，他們衹要接手包裝一個企業，他們就要成為這個企業的常年財務顧問，一直對這個企業跟蹤下去，直至它真正強壯起來。
中國的企業不是太需要這樣的顧問了嗎？宋學孟和蘇珊簡直就是一鎬挖到了一個大泉眼：四川省拿出了三百多傢化工企業請他們策劃、包裝；遼寧省則劃出一百億國有資産請他們運作。目前他們手頭正在運作的是七個大項目，涉及的資産已是數以十億計了。
在國際上，操作這種資本運作的企業，它自己的資本增值常常是一個令人瞠目結舌的神話。
美國投資銀行界有一個經典的例子：美國俄亥俄州發大水，把一個城市衝跑了。
美國政府為了救災，組織了一個救災委員會到全國進行募捐。但募捐情況不好。這時有一位投資銀行傢出面了，他請了一些城市規劃專傢，對這個城市進行重新規劃，完整地作出一大本可行性報告，然後把規劃搞成電影，搞成模型，花了幾百萬元。他靠這些資料發行災區債券，不到一個月，把一個城市的資金、幾百億美金全部募集到手，然後開始建設這個城市。按照這個規劃，十年還本付息，還本以後的概念是什麽？這個投資銀行傢贏得了一個城市——這個城市的産權是他的了！
宋、蘇的世華當然沒有如此大的手筆。這個行業在中國還衹是一個初生的幼芽。
他們慘淡經營，公司從去年八月開始運轉，當年獲利三百萬元，1998年的利潤計劃是一千萬元。而他們是一個不到二十人的小公司！
對他們來說，發財從來就不是目的。對於幹投資銀行這一行的人來說，錢已經不是通常意義上的錢，而是一種運作的工具，是一種金融商品。對於宋、蘇來說，資本積纍帶給他們的是選擇這個行當的自信，意味着他們可以在這個領域裏真正為國傢做一些事。蘇珊那股浪漫勁兒又上來了。她說，彼得大帝擁有整個歐洲大地，但他臨死時囑人在他的棺材上掏了兩個洞，把手從洞裏伸出，掌心朝天，表示他是兩手空空離開這個世界。
由於出國，他們感到自己比出國前更像個純粹中國人了。這不單是個感情問題，而是非常理性地認識了這個民族。對許多過去會怒形於色的事情，現在反而能用客觀的心態去理解。美國在經濟起飛的初期，因為鐵路賺錢，投資商一轟而上都搞鐵路，造成鐵路過剩，最後衹得把鐵路拆掉。連這樣的荒唐事也幹過！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人口這麽多，地區間差異那麽大，文化背景這麽復雜，走一些彎路是很正常的。
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艾倫.格林斯潘是個一言九鼎的人物，連他都認為，料理十三億人的吃喝拉撒需要重量級天才。宋學孟和蘇珊由衷地感到，中國共産黨應該說是相當成功的。
對一些輕飄飄的議論、指責他們很反感：“這些人為什麽不問問，自己都為中國做了什麽？“東南亞的金融風波，使他們更為自己的選擇而驕傲。資本運營是一場不見硝煙卻充滿血腥的戰爭。東南亞的幾個受到衝擊的國傢等於是在前面給他們趟了地雷，讓中國得以更好地選擇自己的開放之路。但是這場戰爭畢竟已經打到傢門口來了，我們不能連對手是怎麽回事都茫然無知！
他們重新製訂了公司的發展計劃，既有更穩健的一面，也有更積極的一面。他們正着手在華爾街籌辦分公司。他們希望今後在美國的業務可以直接由自己在華爾街的分公司來運作。而且，全世界的資金市場華爾街占了67%，作為投資銀行不進華爾街，等於主權國傢不進聯合國！
在宋學孟的書架上，有一本很重要的書，就是英國最大的壟斷資本集團的傢族史——《摩根集團》。這本書的扉頁上這樣寫道：“銀行傢在其業務經營中必然要表現出超乎人性的傳統的體面。而終身從事這種活動卻使他們成為最為浪漫並且最不現實的人。”
在宋和蘇這裏，我看到了一種人類精神的自由飛翔，它不是從快樂到快樂，而是從希望到希望。
每一個人都是他自己命運的締造者
蘇琬女士四十多歲的生活中，有三件引為自豪的事情。一件是初中沒畢業，卻以優異的成績考上東北師範學院；第二件是不懂英文，而且囊中羞澀，卻衹身闖進美國，拿到了美國的心理學、教育學碩士學位；第三件就是她目前正在進行的一項事業——以美國太平洋研究院中國部主任和上海蒂比爾國際咨詢有限公司董事長的身份，在中國推廣美國心理學教授路.泰斯的《對卓越的投資》教程。
這天，她身着淺駝色西服套裙，莊重而高雅。在已經佈置好的蒂比爾“《對卓越的投資》高級研究會”會場上，她仔細查看一遍放相機和幻燈機，整理好講義，靜靜地等待她的學員。三十多名學員都是丹麥英特爾食品上海公司的白領。此前他們已經完成了第一階段的學習。在課前每個人半分鐘的口述自我小結中，他們顯得興趣盎然，各有所得，“潛能”、“信念”、“修養”等心理學術語應用嫻熟。
電視展幕上出現了路.泰斯教授。課程最精采的部分——教授的講演開始了。他娓娓道來，雋語連珠，把個哲學和心理學課程講得輕鬆幽默，不時地引起會心的笑聲。上海著名男演員野芒流暢而富有磁性的配音，更增加了講演的感染力……
路.泰斯是國際上知名的教育傢、演說傢和作傢，被稱為“以戲劇風格來闡繹現代心理學概念”的人。他創立的《對卓越的投資》教程和他的太平洋研究院，以傳授實用心理技巧、提高個人和組織效力而在全世界享有盛譽，迄今已發展到使用11種語言，推廣到四十多個國傢，每年進入太平洋研究院及其分支機構接受培訓的達二百萬人。在它的培養對象中，有像福特、豐田這樣著名企業的高層管理人員，也有教育傢、管教人員、軍人、牧師、行政官員、政治傢、甚至包括諾貝爾奬的獲得者和國傢領導人。在美國《財富》雜志評選出的500傢最成功的企業中，70%的公司是太平洋研究院的客戶。
蘇琬與路.泰斯的緣分，是出於蘇琬對於路.泰斯這套學說的領悟與共鳴，還是路.泰斯的哲學恰好契合了蘇琬的人生道路？
1991年夏天，蘇琬懷揣着俄亥俄州州立大學心理學碩士的文憑開始求職。這又是一位不安分的女性。當時她已經成傢，進入了一個美國的中産階級家庭。她或許可以找一份公司職員的工作平穩安逸地度日。但她不。由於閱歷和年齡，她覺得自己具備了相當的理解能力，又由於中國的文化背景和美國的知識結構，她冥冥中總覺得有一項事業在等待着她。
先生欣賞他的想法，給了她一個建議：有一個幫助人們提高心理素質的課程很被稱道，說不定對你有用。
這種短期培訓的方式在美國很流行，有些版本的錄像帶在街上就能買到。蘇琬一看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讓人們認識自己的能力，從而最大限度地去開發自己的潛能，這是一個多麽具有誘惑力和挑戰性的命題啊。有一位哲人曾經斷言：“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說，每一個人，即使他是做出了輝煌創造的人，在他的一生中利用他自己的大腦潛能還不到百億分之一。”
美國富爾頓大學甚至要讓人相信這樣一個事實：“編撰二十世紀歷史的時候，可以這樣寫：
我們最大的悲劇不是恐怖的地震，不是連年的戰爭，甚至不是原子彈投嚮日本廣島，而是：千千萬萬的人們生活着然後死去，卻從未意識到存在於他們身體的巨大潛力。如此衆多的吾輩，尚未經歷足月的心理發育，卻已經衰老和死亡。”
蘇琬太欣賞這種觀點了。她潛意識裏的很多東西突然喚醒她回憶自己一生的道路，大凡成功便都是遵循着某種邏輯：衹要下决心做的事都能做成；對自己能力的評估比自己的實際能力更重要。她是三十多歲纔想到出國留學的，當時她既不懂外語，專業又沒有優勢，還是女性，論條件幾乎沒有可能。她辦成簽證的時候，衹剩了70元錢，嚮朋友借錢買機票上了飛機。
在美國最初的日子，為了掙學費，她聖誕夜還騎着車送外賣。一次摔在雪地上，大街上空無一人，連拉一把的援手都沒有。她沒有沮喪，爬起來推着車往回走，15分鐘的路程，足足走了兩小時。她能走到了今天，這使她相信她有能力締造自己的命運。
有一個意象對她的刺激很深：馬戲團的大象從小被繩子係住了腿，一直到長成了大象，它從來不想到能掙脫腿上的繩子，它不認為自己能掙脫它。從小的束縛使它形成了自己能力的錯誤的概念。她想起在中國的一些朋友和親人，他們的能力不比自己低，但太多的人仍然受到這種無形的心理束縛。這些年她跑遍了四大洲，到過很多國傢。她覺得中國人與其他國傢人相比，除了膚色不同以外，相同的地方比不同的地方多。要說有什麽距離，就是這種心靈的解放。二十一世紀是一個開發人類潛能的世紀。她看清了是什麽工作在召喚着她。
蘇琬鼓足勇氣撥通了太平洋研究院國際部總裁賈剋.菲特勒的電話，嚮他陳述了自己的想法：把《對卓越的投資》推介到中國去。她談到了自己對這個教程的理解和它對中國的意義，她說並不打算做太平洋研究院的雇員，而是以合作夥伴的身份，雙方建立一個承諾。總裁先生欣賞她的領悟力，也贊賞她開拓中國市場的想法。按例，購買教程的版權需要100萬美金。總裁先生給了她一個特例：在沒有盈利以前免費提供。
滿心喜悅的蘇琬，卻沒想到她將為此付出多大的代價！一百萬字的教材，十多種錄像資料，全部要由她自己翻譯成中文。熟話說，聽話聽音，她的英語聽力還沒有純熟到這種程度，同樣一句話，別人笑，她卻莫名其妙，她理解不了，更加無法把路.泰斯那精采的講演從錄像中直接筆譯下來。她衹能請人先把錄音整理出來，再逐字逐句的筆譯為中文。更吃勁的是，因為她與太平洋研究院不是雇傭關係，對方沒有報酬給她，一切要自掏腰包，包括她自己還得接受太平洋研究院嚴格的“輔導員”培訓。什麽時候能有回報，則是遙遙無期。
這種睏窘倒讓她覺得這件事非她莫屬了。她目前面包問題無虞，尚有一定的經濟支持。換了別人是無論如何等不及的。
整整三年艱苦奮鬥，全套中文版的《對卓越的投資》問世了。蘇婉在每一册教材的扉頁上寫上了這樣一段話：
“今天，整個世界都面臨着巨大的變化。每個人、每個家庭、每個企業、每個團體、每個國傢都需要適應這種變化。中國曾嚮全世界顯示過自己卓越的創造天才，有過幾千年領先的文明歷史。如果我們今天也能擺脫自己的心理障礙，發揚中國人的優秀傳統，中國仍然可以走在世界的最前列。我相信《對卓越的投資》能為大傢提供這種變化的哲學、氣候、工具和先導。所以我决定把翻譯傳播這一課程作為我最好的禮物獻給撫育過我成長的祖國，獻給在我睏難的時候幫助過我的親朋好友，獻給海內外的中國同胞。”
1993年的中國是什麽樣的社會心態？經商，炒股，搞房地産賺大錢……對卓越的投資？
卓越是什麽？能有多少回報？蘇琬的副業似乎是雲中仙子，沒有知音，衹能懸在空中。她依靠親友小打小鬧地辦了一些班。
一個偶然的機會，一位國傢人事部的幹部聽說了蘇琬的培訓班。他聽了一個階段的課程，大感興趣，這不是和他們培養企業幹部、培養跨世紀人才的工作完全吻合嗎？1993年的中國，是個到處都需要人才、人人都尋求成功的年代。蘇琬的《對卓越的投資》彈動了社會最響的那根弦。在人事部人事與人才科學研究所的支持下，蘇琬的培訓班一下子升格為全國範圍的人才培訓班。首期兩個公共班。培訓一批大企業的人事部經理，大獲成功。這些經理們散開去，蘇琬的名字和她的教程在許多地方傳播開來，她始料不及地擁有了衆多知音：四通，大衆，莊臣，中信，at&t，……國傢安全局的官員聞訊前來查詢，檢查課程內容，蘇琬請他們聽課，竟也成了她的知音和朋友。
似乎越是素質高、越是有活力的公司，越能與她産生共鳴。深圳華為技術有限公司領導層全部是二十多歲高學歷的年輕人，他們領導着2700人的高科技企業，生竜活虎，每天的課程總是欲罷不能。而四通公司，則一氣連續辦了四個班。教程中有一個“跳出舒適區”的概念，激勵人們戰勝安於現狀的心理狀態，開掘新的自我，迎接新的挑戰。這一理念竟幫助上海大衆出租車公司順利地完成了一次中層幹部的大調整。
天津市第二中學的校長劉玉嶺已經是第五次前來聽課了。他覺得每一次都有新的發現，新的收穫。他把這種以現代認知心理學為基礎的教程於他的育人工作，進入了一種全新的境界。
他在學校創造了一門“學法課”，啓發學生“自我談話”，這種談話有一個原則，就是一定不能對自己講消極的話，必須是給自己一個正面的“斷言”，哪怕自己一時還沒做到這樣的人。比如斷言“我是一個有計劃、有成效、遇到事情有辦法的人”，天天對自己講，彈過去，再彈回來，反復提高自我形象，並按這個形象敞開，吸收相關的信息，使這種圖象內化，産生能量，創造性地符合這個形象。這種自我談話讓許多自卑的同學變得自信，羞怯的同學變得大方……
蘇琬忙起來了。好幾位像劉校長這樣高水準的學員成了她的助手，她聘請他們為美國太平洋研究院中國部的輔導員、研究員或高級輔導員，其中便有國傢人事部人事與人才研究所的副所長宋桂選教授。蘇琬的蒂比爾公司也開始運轉起來。
按國內的費用標準，“對卓越的投資”培訓價格不菲。蒂比爾公司和衆多經營性公司一樣，出賣的是一種商品，一種價格昂貴的商品。出賣衣服讓你裝扮自己，出賣食物讓你得到營養。而蒂比爾的這種商品是讓你的頭腦發生某種變化，讓你的潛能潛力得到發揮，讓普通人走嚮成功，讓卓越的人更加卓越。
但事實上蘇琬離收回投資、獲得回報還相去甚遠。她深感在國內知音難求，她的定價遠遠低於美國的定價，也大大低於太平洋研究院在東南亞國傢的定價。按照這樣的收費，有時一期培訓班僅夠蘇琬一張飛美國的機票。
她的小女兒衹有三歲，有兩次孩子過生日她都不在身邊。聽到女兒在電話裏的哭鬧，她就要問自己究竟是為了什麽？
蘇琬讀過一本書，叫《尋找意義》，書中有一段文字描寫一群關在集中營等死的猶太人，仍在關心需要安慰的人，還把自己的面包分給他人。書中的一句話讓她刻骨銘心：
“人類最後一個自由是選擇自己的態度。”她欣賞這種人生的哲學。路.泰斯的教程中也有一個“幸福”的原則。人的幸福是有層次的，動機越有深度，幸福的層次越深，生活質量也就越高。如果把她的事業定位在一個“錢”字上，她是不會有幸福感的。
1994年8月5日，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會議廳，太平洋研究院一年一度的國際研究會議在這裏舉行。中國部主任蘇琬作了十分鐘發言，她談到她在中國的知音，談到大洋彼岸那些朋友對路.泰斯獨到的領悟，談到她為自己國傢的付出和她的幸福感。當她發言完畢，意想不到的場面出現了：來自60多個國傢的400多名代表全體起立熱烈鼓掌。三天的國際會議中，全場自動起立為發言者鼓掌僅有兩次，一次是為一位美國的將軍，這另一次，就是為來自中國的蘇琬。
蘇琬熱淚盈眶。她不止為太平洋研究院的專傢們對自己工作的贊賞而欣慰，更為她作為一個中國人而感到一種極大的報償。她有過另一次熱淚盈眶。那是在1991年，她和丈夫一起去音樂廳聽交響樂。那天正值美國獨立節，指揮在開場之前要求全場聽衆起立唱美國國歌。頓時，幾千名互不相識的人化為一體，雄壯的國歌在交響樂的伴奏下響徹整個豪華的三層樓音樂大廳。她是那片人海中唯一的中國人。她深深地被這種人類莊嚴的氣氛、民族團结的精神以及國歌特有的音樂效果感染了。她情不自禁地問自己：“我是誰？我的國歌在哪裏？！”……
身在異國他鄉的她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孤獨和失落。今天她終於被作為一位中國的成功女性得到認同，她的失落得到了補償，她的傷感中有了一種全新的充實。一種為自己國傢盡力的巨大的幸福感包裹了她的全身。
永遠別忘記你為什麽而歸
我在浦東張江高科技園區副總經理辦公室見到鬍釒宏亮，這是在我所有接觸的留學生中最不像留學生的一位。他的裝束，他的做派，他的言談，仍然完完全全是中國式的。
在他的大辦公桌旁，人們通常在豪華辦公室可見的“老闆椅”被擱置在一旁，換上了一把中國式硬木直背靠椅，他似乎連這一點都依舊保留着他學生時代的習慣。
他最好的青春年華都在國外，德國、美國、加拿大……工作了學習，學習了工作，期間還在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工作了三年。就在他結束領館工作回國復命時，組織上還要把他派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工作。這一次他講了“價錢”，他的老母親已經七十多歲，衹有他這一個兒子，他得伺俸她老人傢多病的晚年。
其實更讓他焦慮的是他自己已近天命之年，他有一腔報效祖國的宏願，再不回國就來不及了。他覺得他這麽多年就像一塊浸飽了水份的毛巾，希望回到祖國能把它絞幹了，滋潤一塊生他養他的土地。誰能把他“絞”幹了，他就投奔誰，感激誰。他最怕的就是把他擱在一邊“捂”着，讓“毛巾”裏的水發幹、發臭。
和他談話會讓你心中回蕩起一股浩然之氣。他的骨子裏保留着中國傳統文化中忠義的色彩，也濃縮着衆多海外學子的情懷。他不衹是一位老資格的中國留學生，而且還在海外和國傢教育部門做過很長時間的留學生工作。他可以說是改革開放後中國留學生政策的見證人。
十多年中，鬍釒宏亮已經是三度回國了。三度回國的經歷，簡直就是一部八十年代以來中國留學生的回歸史。
他是1981年第一批由國傢選派的出國留學人員。學習期滿，他和所有留學人員一樣，義無反顧地準時回國，而且把當時國內還非常稀罕的電器大件全數上交。那時國傢還很窮，出國人員也不多，他認為這樣很應該，很正常。也正因為如此，他們和原單位很融洽，沒有矛盾。
八十年代後期，國傢開始成批嚮國外派遣留學生，待遇也提高了。當他再次出國又回國，情況有了很大變化。他們這批留學人員似乎又鍍金又發財，差距與國內的同事明顯拉開。那時的中國人對於人與人之間的差距還缺乏承受能力，幸運兒立時變成了衆矢之的。他原來所在的實驗室、研究組，都沒有了他的位置。他說，這麽大一套設備呀，我做的實驗還不行嗎！就是不行，做實驗也不缺我。他曾經是這些部門的負責人。越是負責人越不好安排。這一次，他竟然無所事事地在實驗室忍受了一年冷板凳！
這件事給了他很深的烙印。在他後來被調到國傢教委負責留學生工作時，他便深深理解為什麽有些留學生回來後又會“二進宮”——這種冷遇不是人人都忍得下去的！
第三次回國是在1996年。從八十年代後期，出國已經不是一種特權和恩賜，衹要有决心又有經濟能力，誰都可以走出國門。留學生回國的環境大為改善了，隊伍也日益龐大起來。？br>歡？畢竟有了不同的閱歷，要重新融入這個環境也並非易事。
對留學生來說，一個最大的問題，是如何和諧地適應中國的現實。他們在國外習慣了那種簡單的條理，老闆，雇員，工資，人與人的關係就是金錢、法律，辦事很講效率。中國雖然也在走嚮市場化，法製化，但尚處在艱難的蛻變過程，事情顯然就要復雜得多。
因為這，造成衆多歸國留學生的不同際遇。一位應聘到上海做了處長的留學生，對這種無形的不和諧缺乏心理準備，在回國第4年時寫詩抒懷：“四載遠辭黃鶴樓，江輪入海任沉浮。機關茶道品難盡，熱土文章寫還休。但看群樓擁地起，誰憐經緯自空投。
暫將浩氣存胸臆，終將長風蕩晚秋。”滿紙失落與不甘。
第三次回到國內的鬍釒宏亮，工作舞臺不錯：新區。一張白紙，又定位在高科技的層次上，使他的專業和工作經歷大有施展的天地。他竭盡全力地拓展他的工作局面，卻也時時感到一些說不清道不明的不和諧。他急着幹事，人們卻往往從另一個角度把問題搞得很細膩，把很容易做到的事情變得遙不可及。
有了前兩次回國經歷的心理基礎，鬍釒宏亮絶不為這種不快灰心沮喪。他有他的一整套哲學。
中國的老話是入鄉隨俗。很多人習慣了自我為中心，他們不願意入俗，入不了俗，認為人傢太俗，這就把自己陷入不倫不類。中國還是發展中國傢，窮睏是個基本現象。像西方發達國傢那樣，什麽事情用錢，用法律解决，實際上就是這樣它也沒解决好，何況中國還這麽窮。留學人員要在中國的大地上做一點事情，必須要入俗，重新入俗。不要有這種奢想，我來改變環境。改造社會不是一個單獨的行為，一個人改造不了社會。衹有和周圍的人徹底融在一起，然後纔有可能用優秀的東西滲透到環境中去。
鬍釒宏亮很看重哲學這個東西，他覺得這是一個人心理素質的最高境界。
一個人，尤其是知識分子，之所以高級，就是他的悟性比較好，悟性好就是哲學好，哲學好就是人生觀世界觀要透徹，這很要緊。有些人你看他怎麽那麽着急，情緒怎麽那麽波動，好事弄弄就弄壞了。這裏面內因是主要的，就是悟性不夠，哲學功夫不到傢。
曾經有公司看中鬍釒宏亮經歷豐富、國內外朋友從多的“無形資産”，開價25萬年薪聘他。衹可惜這傢公司識他的身價卻太不識他心氣。
他說，他到退休還有十年工作可幹，他絶不會把自己這十年最寶貴、最具含金量的精力交給外國老闆而去換取什麽高薪。一個人如果基本生活無憂的話，個人的物質追求就沒有什麽意義了。人的消費是有限的，不能說有錢一天吃十頓飯，睡十尺大床。他學了那麽多，見識了那麽多，又經歷了那麽多，現在是把這一切還給社會的時候了。他的追求就是在這最後工作的十年，為培養自己一生的國傢幹成一些事情，在生他養他的大地上留下一些痕跡，寫下自己的人生答捲。
說到底，留學生要熬得住，不論遇到什麽不平、什麽折騰、什麽不快都能熬得住，最重要的是要想清楚自己是為什麽回來，而且永遠記住自己為什麽要回來。
張江是上海浦東起步較晚的一個開發區，加之對引進項目的技術要求高，遠不如陸傢嘴？br>⒔？橋那樣紅火，偌大開發區的土地正襢露着胸懷等待着世界各國的投資者光顧。
鬍釒宏亮使勁絞着自己這塊大毛巾。他到浦東張江高科技園區一年，一周七天、一天十幾個小時，接待、介紹、談判、簽約，恨不能一口吃成一個大胖子。他和美國san公司談java的引進；與美國奧羅浦公司合作開辦遠程教育、軟件學院和網絡數據庫，創辦奧羅浦的研究開發中心；和邁剋馬肯公司談創建浦東軟件園和信息中心先行區，和貝爾談帶有革命性的英芙羅網絡操作係統，與美國第二大軟件公司談全方位的合作……每個項目都是億字號的大投資。他辦公室訪客不斷，電話鈴聲此伏彼起，人氣大旺。他千方百計利用他在國外工作的“無形資産”，一手拽着美國大公司的衣襟，一手拉着國內同行的手，就想着能盡快地站到國外同行的肩膀上去。
他的胃口很大。他說中國十二億人口，將來軟件的天下就是中國的。但必須有正確的策略，那就是在軟件産業上要跟美國全方位高水平地合作。要快一點站到美國人的肩上去再往前走。你今天不跟他合作，你就永遠超不過他，中國的高科技産業就永遠跟不上世界發展的潮流。
他把美國的工作效率引入到他的工作環境。去年五月份開始籌建“浦東java應用研究開發中心”——一個由張江高科技園區開發公司與美國sunmicrosystems公司攜手建立的國內java計算技術的權威機構——他自己任中心主任，帶着兩位博士一共九個人，連同布綫、安裝、調試，僅僅兩個月建成了國內同類中心第一流的水平。sun公司對這種效率大加贊賞，當即無償提供兩個工作平臺和五十多萬美元資助。1997年末，張江中層幹部評價本年度的工作實績，三十九人投票，唯一獲得全票的項目就是java中心。
鬍釒宏亮還想在張江校高等教育——這是高科技産業的原動力。他知道，著名的硅𠔌就是依托斯坦福大學形成和發展起來的。惠普計算機就是在大學旁邊的一個汽車庫裏做起來的。那些斯坦福的學子畢業後，就在學校周圍辦起自己的公司，他們在大學進進出出。科研教學，人員培訓，做做實驗又研討研討，方便得很。張江就缺少這樣一個氛圍，一個輸送人才的基地。
鬍釒宏亮想到了自己的母校——中國科技大學，他們也想走清華大學在深圳辦高級研究院的路子，在沿海開辦自己的窗口。這對張江真是天賜良機。鬍釒宏[ht5”ss”亮立即有了一個動議，由浦東出錢建校捨，中科大出人、出頭腦、出設備、出牌子，建中國科技大學浦東高級研究院。有了這樣一個高等研究院，不僅教育基地解决了，還會激勵其他高等院校為浦東的發展做些事情。人就是這樣，誰也不來幹，人傢不當你一回事，窮鄉僻壤，路途遙遠。有一傢來，尤其是層次高、牌子響的第一傢，馬上會引起連鎖反應。
鬍釒宏亮還是浦東引資領導小組組長。引資先要引人，他想到了海外一大批已經和正在成纔的留學生。
新年伊始，鬍釒宏亮和浦東新區人事部門的同志奔赴新澤西州的普林斯頓，為浦東第一個海外留學生工作站——美國普林斯頓浦東信息咨詢公司揭牌。這也是鬍宏亮的一個創意。
在海外建站過去國傢教委也有過，但所費不菲，買樓派人，每年光維持的費用就不下幾十萬美元。其實，海外留學生有很多專業性的組織，在當地留學生中很有影響和號召力。
如中國留美學者經濟學會，政治國際關係學會，歷史學會，商學會，還有社會學、新聞學、能源、信息和圖書館等專業性網絡。這些學術團體被稱為“中國留美學者的歷史創造”。為什麽不藉助這個強有力的網絡，來聯繫海外留學生呢？
於是就産生了這樣一種模式：在留學人員集中的地區，以優秀的留學人員組織為主體，加上領事館的配合，建立一種既服務、雙經營的咨詢公司，為留學生和國內的人才機構搭起一座橋梁。
普林斯頓毗領四個州，紐約、新澤西，賓西法利亞，是美國醫療、生物醫藥、微電子信息最集中的地區，有一個四州華人科技協會，有一批非常能幹又熱心的留學生。鬍釒宏亮親自去張羅，組織，第一個咨詢公司應運而生。接下來就是波斯頓，硅𠔌……這種模式一鋪開就不止是建一個點，而是建起一個人才的網絡。
從吸引留學生回國，鬍釒宏亮又想到了一個機製的問題。留學人員的課題通常不會很大，但很有意義。他們最缺的是資金，常常會有一些很好的項目因為資金問題，連第一步也邁不出去。這裏缺少一個重要的機製，那就是“風險投資”。
其實美國一些公司在創辦之初也沒有錢，他們為什麽能發展呢？這就是“風險投資機製”的功力。有那麽一批風險投資集團，他們投十個項目也許有七個八個是失敗的，但衹要有一個成功，他的風險就釋放了。一個項目最多投4、5百萬美元，一個成功的項目上市，股票就可能是十倍二十倍的增值，他收回來的就是幾千萬、上億美元。因此他不怕失敗，能承擔這個風險。美國就是靠這個機製，幫助成千上萬傢中小型高科技企業起步，從而成就了硅𠔌，成就了一大批世界級的計算機巨頭。
鬍釒宏亮到處鼓吹風險投資機製，在浦東獲得了一大批贊同者，而且也確有財團在躍躍欲試。鬍釒宏亮希望在自己在職期間能促成這樣一個機製，這也可能是對他的那些留學生朋友最大的幫助。其實，受惠的又何止是留學生呢？
鬍釒宏亮的想法太多了，他給自己定下的目標太龐大了。他恨不能生出三頭六臂地工作。有些東西他也許想得有些超前，有些理想化，但是先進國傢早已是這樣做了，不迎頭趕上去，中國將如何迎戰未來世紀的競爭？
鬍釒宏亮發現上海的領導、浦東的領導絶對的棒，眼光、思維方式非常現代，處理問題也非常務實。他們當中大多數人自己就是從國外回來的留學生。但是在基層他總感到有一種有時他會覺得自己孤掌難鳴。他真希望那些優秀的留學生能大量地充實到一些重要的技術部門和行政部門，衹有這樣的人多起來了，而且用他們的成就來說明問題，形成一個潮流，就能真正幫助我們的國傢。
鬍宏亮在java中心有一位叫張建峰的助手，他至今對他懷着一種深深的歉疚。以張建峰在法國取得博士學位又在復旦大學做博士後的學歷，以他在法國著名跨國公司埃爾夫工作的經歷，他一度是好幾傢外國大公司爭相邀聘的對象。美國惠爾浦上海公司甚至開出了十七萬元的年薪。但鬍釒宏亮硬是把張建峰留在了張江。他給不出什麽高薪，也做不出什麽許諾，他衹是用那一個一個具有跨世紀意義的高科技項目，嚮他展示在張江工作的前途。
張建峰就是讓這樣一個極富誘惑力的格局留在了張江。他再也沒有左顧右盼，並全身心地投入java中心十分艱苦的創建工作，發揮了重要的骨幹作用。僅有一次，他很歉意地嚮鬍總述說了一點生活安排的難處。因為儘管浦東人事部門已經非常努力，卻一時未能找到合適的單位，因而他的愛人已經在傢“待業”了將近一年……
鬍釒宏亮心裏直發熱，多麽好的年輕人啊，他真怕對他有什麽閃失而辜負了他的一片赤誠。他說，這是我們的工作沒做好，你盡可以發牢騷。(春節後張建峰特意打電話告訴我，他的愛人已經安排好了，工作很如意。)他想起過去參加人大政協會，每年都有很多提案，質詢花那麽多錢送留學生出國，到底有什麽意義？二十年留學浪潮是還是非？
讓更多的中國人去瞭解世界，去親歷世界經濟和科技發展的實踐，這種人才的培養，是光靠國內教育所難以完成的飛躍。到今天，七十年代出國的成纔了，八十年代的快成纔了，九十年代的正在培養。這些人當中的精華能不能為我所用，便是檢驗我們學生政策成功與失敗的試金石。
鬍釒宏亮看好當今中國對海外學子的吸引力。市場經濟本身就構成留學生回國活動的大舞臺，自由，寬鬆，你有能力你就闖。如果再有一些如風險投資這樣的機製，那麽搞高新技術的留學人員就能更方便地進入新興的、機會最多的、發展最快的這個——中國市場。
青春作伴好還鄉
這樣的故事還可以再往下寫，更精采、更輝煌的故事也正在演繹之中。在上海，這支八十年代出洋、又在八十年代後期和九十年代回到上海的“新移民”已超過16000人之衆，占到這個階段全國各地回國人員的六分之一；而如侯鳥似飛去飛回或心嚮往之卻正在等侯時機的更是難以數計。在科研所大學政府機關，在大公司大企業大醫院，在文藝界司法界學術界，在開發區重點建設工地近郊農村的現代化園藝場，在留學生創業園區或繁華地帶的寫字樓，已經到處可見他們的身影或他們的公司。有時隨便談到一個知名度很高的企業，不期然會得知，這是一批留學生辦起來的……
春江水暖鴨先知。人才的流動，留學生的走嚮，有時會折射出某種世界經濟的態勢。有資料分析，如果說冷戰時期東西方是在全面對抗、相互封鎖的條件下角逐的話，那麽後冷戰時期的一個重要特點則是在相互依存、跨國流動條件下的競爭。其中人力資本的流動和國際化，則反映出世界各國對高層次人才的激烈競爭。從發展中國傢出去的留學生，大多是已經有了較高學歷和工作經驗的科技人員，是已經成熟衹待收穫的人才。歐美等國之所以對各國留學生采取寬容的態度，網開一面，並給予居留權或就業權，就是看中了這筆巨大的人才資源。有統計說，僅留學生一項，美國就可以以每年12至14萬人的速度，用各國優秀的專業技術人才持續地為自己補充高級人力資源的新鮮血液。
但是，由於競爭的激烈性和各自優勢的此消彼長，人才流動的趨勢並非一成不變。近年來，一個動嚮引起了人們的註意——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傢和地區開始出現了人才回流的端倪？
臺灣地區自九十年代以來每年回歸的人數超過了6千人。當今個人電腦和集成電路的主要生産基地之一的臺灣新竹科技園區，園內193傢公司中，有81傢為海外學人所創，園內雇傭的5萬人中，有半數是從海外歸來的學者。
香港移民局統計，1991年至1995年五年間，香港每年專業人員遷居他國2萬人，但嚮外來專業人員發出的就業簽證卻有4萬。換言之，近五年來香港專業人員流出入相抵有不下10萬的“入超”。
印度近年來的人才“東流熱”則提供了另一類引人註目的例子。據美國國際教育協會研究報告，印度留美學生數連續三年呈下降趨勢。許多印度留學生開始選擇到日本、澳大利亞和中國留學，然後前往泰國、新加坡、印尼和香港等地工作。……
九十年代，中國的發展似乎是一個神話，上海更是神話中的神話。1996年，前聯合國秘書長加利到上海訪問，稱“上海是當今世界最富活力的城市之一。”這是一個極精確的評價，它並非指上海現有的繁華水平——離真正的發達與先進，它還有着相當長的距離——而是就其發展的空間和潛力以及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1997年上海的人均國內生産總值突破3000美元，達到新興工業國傢的水平；到本世紀末這個顯示地區綜合經濟實力的數據將達到5000美元，初步進入中等發達水平。
從3000美元到5000美元，這裏面包涵着多少資金投入，多少技術含量，多少就業和發展的機會？
歌德說：“任何有活力的事物都會構成它自己的氛圍。”活力會産生一種磁場。上海每年吸引前來尋求發展和投資的人何止數百萬？這裏面，自然也包括從來就不甘平庸的海外新移民。
一位留學人員吐露這樣一種心聲：移民是為了發展，回歸也是為了發展。
已經出國的人不會僅僅為了愛國而回國，或是為了緑卡而留在他鄉。真正吸引留學人員回國的，不是別的，而是發展的機會。
當代留學生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次留學浪潮，是伴隨着中國的振興、也意味着中國的更加振興。這批以留學生為主體的新移民近20年來達到70萬人，其中留學生(包括他們傢屬)有40萬人。他們具有較高的知識結構，又親身感受了世界科技、經濟和文化的高速發展，他們當中一些人已經在許多學科領域裏嶄露頭角，有的甚至創造了躋身世界前列的輝煌業績。
這本身就是一筆巨大的財富。最有價值的是，這當中的優秀人物，通過對世界的闖蕩，對中國更加忠誠和熱愛，心更加純。他們對國傢忠心耿耿的勁頭，恰恰是在國外十幾年錘煉出來的。他們真正的知己知彼，他們把國外的長短看得很透，也思考着中國的路應該怎樣走。溝通世界，他的品牌足夠。這些人應該說是中華民族的精英，是我們未來的棟梁。
上海的領導人對當代留學生的價值有着充分的估價，也非常瞭解上海集聚這批人才的獨特優勢，因此他們聲稱要建立適應上海二十一世紀發展的“人才高地”，並把它作為一個大的戰略在加緊實施。而吸引海外留學人員參與上海的建設，便是這個戰略中的重要一環。
在一次小範圍的座談會上，上海的高層領導人透露：他們考慮今後上海的趨勢是城市戶籍人口減少，機動人口增加，而增加部分就是國內外知名的企業傢、文化人，高層次、高學歷的科技人才和留學生。上海的大門要嚮這些人敞開，讓他們進得來出得去。
就像在美國，幹得好留下來，呆不下去走也順理成章。國際化大都市就是要有這樣的胸襟氣度。
在八十年代初期，上海，其實是中國許多地方都曾經幹過這樣的傻事，留學人員要回國定居，必須把護照或緑卡上交。一條死板的政策，使多少留學生望而卻步，又把多少有心報國的優秀人才拒之門外！他們當中大多數人，出國歷盡坎坷，回國也並非輕而易舉：每個人都有他們自身的情況，都面臨着種種復雜的因素。他們在國外缺少精神依托，但有一分辛辛苦苦建起來的基業；舉目無親的固然孤獨，但回國也難免沒有不被接受的睏窘；尋找發展機會不易，不能不考虎留下後路……一位已經回國的留學生說：“不要怪他們患得患失，我也整整猶豫了一年。畢竟對國內的情況已經陌生，而捨棄的又是許多人孜孜以求而不得的東西。”
他們的這種心態終於得到了理解。歷史偉人鄧小平在那次著名的南方視察中對留學生有一段殷切而隨和的談話：
“希望所有出國學習的人回來。不管他們過去的政治態度怎麽樣，都可以回來，回來以後妥善安排。這個政策不能變。告訴他們，要做出貢獻，還是回國好。”
根據這樣的基調，國傢教委對留學生政策作了重大調整，明確“來去自由”，“回國服務和為國服務並重”。簡單單的幾個字，對留學生來說就像解决香港問題的“一國兩製”，解開了一個大結。
於是，留學生可以從容地、務實地做出選擇。到了該回來的時候，多回來走走，多交交朋友，多做一些探討，盡量尋找一個比較和諧的結合點。一時沒有適當的位置，也可以保留在國外的工作，定期回來講學、交流或做一些短期的工作。有了在國外居留權的，也盡可以拿着緑卡在中國的大地上辦廠開業。中國大地就是留學生的傢，讓他們在一個寬鬆和愉快的環境下，以更加成熟和理性的心態，面對自己的國傢和事業。
而更多的先行者，或許早已體會過這樣的人世滄桑。美國是美國人的，美國用人是要講實效的。二十來歲年輕力壯，三十歲正當年華，最棒的時候，你可能處處逢源，倍受青睞。
但到了四、五十歲，在某些崗位上你的腦力、體力都逐漸走嚮衰老，頭上的“玻璃屋頂”就離得很近了。一些更高的位置，你看得見，卻到不了。葉落歸根，真正到了葉黃枝枯的時候，你就錯過了枝繁葉茂的大好風景。更何況，美國是老年人的地獄。本國的老年人尚且視為地獄，遑論他鄉異客？
寫到這裏，中國唐代著名詩聖杜甫的詩行涌嚮筆端：
劍外忽聞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捲詩書喜欲狂。
藉用杜老先生一生詩作中感情最奔放、節奏最明快的這一首，寄語海外的親人和年輕的朋友——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嚮洛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