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傷寒論》，是一部闡述多種外感疾病的專著。東漢末年張仲景撰於公元200-205。張仲景原著《傷寒雜病論》，在流傳的過程中，經後人整理編纂將其中外感熱病內容結集為《傷寒論》，另一部分主要論述內科雜病。《傷寒論》全書共12捲，22篇，397法。除去重複之外共有藥方112個。全書重點論述人體感受風寒之邪而引起的一係列病理變化及如何進行辯證施治的方法。他把病癥分為太陽、陽明、少陽、太陰、厥陰、少陰六種，即所謂“六經”。根據人體抗病力的強弱，病勢的進退緩急等方面的因素，將外感疾病演變過程中所表現的各種癥候歸納出癥候特點、病變部位、損及何髒何腑，以及寒熱趨嚮、邪正盛衰等作為診斷治療的依據。
該書總結了前人的醫學成就和豐富的實踐經驗，集漢代以前醫學之大成，並結合自己的臨床經驗，係統地闡述了多種外感疾病及雜病的辨證論治，理法方藥俱全，在中醫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和承先啓時的作用，對祖國醫學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具體他說，他不僅為診治外感疾病提出了辨證綱領和治療方法，也為中醫臨床各科提供了辯證論治的規範，從而奠定了辨證論治的基礎，為後世醫傢奉為經典。
《傷寒論》儘管主要是指導臨床各科，但其中亦有不少寶貴的養生學思想，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1）天人相應的整體觀是張仲景養生學的基本出發點和指導思想。正如《傷寒雜病論·自序》“撰用《素問》、《九捲》、《八十一難》”之語所云，仲景之學。是在繼承了《內》、《難》學術思想的基礎之上而形成的。因而，在人與自然的關係問題上，張仲景便自然地以《內經》天人相應的整體觀作為指導思想，並且作了進一步的闡發，他曾指出：“夫天布五行，以運萬類；人稟五常，以有五髒”（見《傷寒論·自序》），“夫人稟五常，因風氣而生長，風能生萬物，亦能害萬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見《金匾要略方論。髒腑經絡先後病脈證第一》）這些生動的描述，就很清楚他說明，人類生活在自然界，並作為自然界的組成部分，人類衹有順應自然界氣候的發展變化，才能得以生存，保持健康。由此可見，天人相應的整體觀是仲景養生學的基本出發點和指導思想。
（2）防病、抗病重視保津液。
津液之所以能防病、抗病，首先表現在津液具有固護機體、防禦病邪的功能。如仲景在揭示太陽病轉入陽明的機理時，一再重申亡津液是其關鍵條件：“太陽病若發汗，若下，若利小便，此亡津液，胃中乾燥，因轉屬陽明。”正是其例。何以亡津液會導致病轉陽明？因為律液乃陽明經的主要正氣，津液充則陽明固，邪不可幹；津液亡則陽明虛，邪氣便可輕易陷入。
津液之所以能防病、抗病，其次表現在津液能驅逐病邪，削弱病勢上。如“陽明病，發熱汗出者，此為熱越。”這裏的熱越，即言熱邪發越於外。津液充沛，陽氣暢運則汗出越邪，邪越則病順。故“陽明病，法多汗”，而津虧則無汗，邪不得出，其病為逆。又如溫熱病中小便常短赤灼熱，因為人要通過小便排邪。熱邪一除，小便即轉清利。“小便利，色白者，此熱除也。”故臨床可視小便斷吉兇。“小便利者，其人可治”。因小便不僅顯示人體津液虛實情況，而且還能反應前陰這條驅邪途徑是否正常。
津液所以能防病、抗病，還可體現在津液能調整由病邪所致的功能失調並修復損傷。如太陽病發汗後，大汗出，胃中幹，欲得飲水者，少少與飲之，令胃氣和則愈。這是因為津液得到了補充。若津液鬱滯不行，其調和作用也難以順利發揮。
由上可知，津液抗病作用及津液抗病思想在《傷寒論》中有充分反映。人們要想不得病或少得病，必須重視保護體內的津液。如張景嶽說：“五液充，則形體賴而強壯。”人若津液不充，則筋枯髓減，皮槁毛脆，髒腑虛弱，即易為病邪所害。
（3）重視用飲食防病、治病。
這裏的飲食藥物係指既可食用，又能防治疾病的動植物及其加工品。據統計，在《傷寒論》112方中，一共使用飲食藥物17種，計有大棗、生薑、幹薑、香豉、粳米、蔥白、蜂蜜、赤小豆、豬膽汁、蜀椒、烏梅、豬膚、雞子黃、雞子（去黃）、飴糖、苦酒、清酒。這些飲食藥物遍及81個方劑，占全書方劑總數的72．32％。其中還有不少純以飲食藥物命名的方劑，如十棗湯，豬膚湯等6方，加上藥食合名的方劑（如幹薑附子湯）共24方，占全書的21．43％。由此可見，仲景對食療是十分重視的，並已使其成為其學術體係的重要組成部分。
（4）時時刻刻註意保胃氣。
仲景認為，機體的功能與胃氣的充沛與否有着十分密切的關係。這是因為機體所需的營養物質有賴於胃氣的化生，治療疾病的藥物也需中焦受氣取汁以發揮療效。為此，他不僅重視脾胃陽氣的一面，也註意到了脾胃陰液的一面。《傷寒論》六經病證的治則，總的說來，不外祛邪與扶正兩方面，在具體運用上，實際包括汗、吐、下、和、溫、清、消、補八法。仲景於八法中，均不忘“保胃氣”，如汗法的桂枝湯，用草、棗調補中焦，保護胃氣。下法的調胃承氣湯，用甘草緩急和中。補法的炙甘草湯，以甘草、大棗補益脾胃。困苦寒清熱藥易傷人胃氣，則加入粳米。甘草調補胃氣。
此外，仲景不僅重視以藥物“保胃氣”，在服藥方法上亦強調“保胃氣”。如他主張藥時宜喝點粥，因為粥有內充𠔌氣的作用，既可助胃氣以扶正，又可助藥力以祛邪。
還有，仲景繼承並發展了《內經》，“病熱少愈，食肉則復，多食則遺，此其禁也”這一理論，註重疾病時期的調理。如他立專篇討論瘥後勞復問題，指出病愈時，“脾胃氣尚弱”，尤需“保胃氣”。
（5）重視增強機體免疫力。
《傷寒論》中所用藥物非常廣泛，以《傷寒論》所用112方與93味藥來看，有扶正祛邪免疫作用的人參、黃芪、白术、雲苓、當歸、甘草、大棗等藥物的條文不下上百條。在其所載扶正祛邪藥物中，多有增強免疫機能、調理髒腑、補養氣血的作用。現舉例如下：
人參：能鼓舞正氣，增強機體免疫力而增強抗病能力。《本經》用人參的條文68條，如桂枝人參湯用於扶正祛邪，增強機體免疫力。
黃芪：可增強病毒誘生幹擾素的能力，並能通過促進細胞體液免疫反應，增強吞噬功能。《本經》用黃芪條文11條，如黃芪桂枝湯，就是增強機體免疫力，扶正祛邪的方劑之一。
甘草：《傷寒論》用甘草69次。實驗證明，甘草有抗變態反應作用，能延長移植組織的存活時間，對枯草桿菌“一澱粉酶免疫小鼠的抗體産生有抑製作用，甘草所含的LH作用於T細胞，有促進免疫作用。
大棗：《傷寒論》用大棗40次，也是在《本論》中出現頻率較高的一種藥物，藥理研究其含大量AMP樣物質，人口服時末梢血漿及白細胞內的CAMP含量均明顯上升。免疫學認為，免疫反應與分子生物學中的CAMP和CGMP有關，故大棗對免疫功能有重要影響。
至於本論中運用較廣的其它藥物如芍藥、附子、桂枝、白术、茯苓、麥鼕、豬苓等，均不同程度地顯示了促進免疫，從而祛除邪氣。
該書總結了前人的醫學成就和豐富的實踐經驗，集漢代以前醫學之大成，並結合自己的臨床經驗，係統地闡述了多種外感疾病及雜病的辨證論治，理法方藥俱全，在中醫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和承先啓時的作用，對祖國醫學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具體他說，他不僅為診治外感疾病提出了辨證綱領和治療方法，也為中醫臨床各科提供了辯證論治的規範，從而奠定了辨證論治的基礎，為後世醫傢奉為經典。
《傷寒論》儘管主要是指導臨床各科，但其中亦有不少寶貴的養生學思想，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1）天人相應的整體觀是張仲景養生學的基本出發點和指導思想。正如《傷寒雜病論·自序》“撰用《素問》、《九捲》、《八十一難》”之語所云，仲景之學。是在繼承了《內》、《難》學術思想的基礎之上而形成的。因而，在人與自然的關係問題上，張仲景便自然地以《內經》天人相應的整體觀作為指導思想，並且作了進一步的闡發，他曾指出：“夫天布五行，以運萬類；人稟五常，以有五髒”（見《傷寒論·自序》），“夫人稟五常，因風氣而生長，風能生萬物，亦能害萬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見《金匾要略方論。髒腑經絡先後病脈證第一》）這些生動的描述，就很清楚他說明，人類生活在自然界，並作為自然界的組成部分，人類衹有順應自然界氣候的發展變化，才能得以生存，保持健康。由此可見，天人相應的整體觀是仲景養生學的基本出發點和指導思想。
（2）防病、抗病重視保津液。
津液之所以能防病、抗病，首先表現在津液具有固護機體、防禦病邪的功能。如仲景在揭示太陽病轉入陽明的機理時，一再重申亡津液是其關鍵條件：“太陽病若發汗，若下，若利小便，此亡津液，胃中乾燥，因轉屬陽明。”正是其例。何以亡津液會導致病轉陽明？因為律液乃陽明經的主要正氣，津液充則陽明固，邪不可幹；津液亡則陽明虛，邪氣便可輕易陷入。
津液之所以能防病、抗病，其次表現在津液能驅逐病邪，削弱病勢上。如“陽明病，發熱汗出者，此為熱越。”這裏的熱越，即言熱邪發越於外。津液充沛，陽氣暢運則汗出越邪，邪越則病順。故“陽明病，法多汗”，而津虧則無汗，邪不得出，其病為逆。又如溫熱病中小便常短赤灼熱，因為人要通過小便排邪。熱邪一除，小便即轉清利。“小便利，色白者，此熱除也。”故臨床可視小便斷吉兇。“小便利者，其人可治”。因小便不僅顯示人體津液虛實情況，而且還能反應前陰這條驅邪途徑是否正常。
津液所以能防病、抗病，還可體現在津液能調整由病邪所致的功能失調並修復損傷。如太陽病發汗後，大汗出，胃中幹，欲得飲水者，少少與飲之，令胃氣和則愈。這是因為津液得到了補充。若津液鬱滯不行，其調和作用也難以順利發揮。
由上可知，津液抗病作用及津液抗病思想在《傷寒論》中有充分反映。人們要想不得病或少得病，必須重視保護體內的津液。如張景嶽說：“五液充，則形體賴而強壯。”人若津液不充，則筋枯髓減，皮槁毛脆，髒腑虛弱，即易為病邪所害。
（3）重視用飲食防病、治病。
這裏的飲食藥物係指既可食用，又能防治疾病的動植物及其加工品。據統計，在《傷寒論》112方中，一共使用飲食藥物17種，計有大棗、生薑、幹薑、香豉、粳米、蔥白、蜂蜜、赤小豆、豬膽汁、蜀椒、烏梅、豬膚、雞子黃、雞子（去黃）、飴糖、苦酒、清酒。這些飲食藥物遍及81個方劑，占全書方劑總數的72．32％。其中還有不少純以飲食藥物命名的方劑，如十棗湯，豬膚湯等6方，加上藥食合名的方劑（如幹薑附子湯）共24方，占全書的21．43％。由此可見，仲景對食療是十分重視的，並已使其成為其學術體係的重要組成部分。
（4）時時刻刻註意保胃氣。
仲景認為，機體的功能與胃氣的充沛與否有着十分密切的關係。這是因為機體所需的營養物質有賴於胃氣的化生，治療疾病的藥物也需中焦受氣取汁以發揮療效。為此，他不僅重視脾胃陽氣的一面，也註意到了脾胃陰液的一面。《傷寒論》六經病證的治則，總的說來，不外祛邪與扶正兩方面，在具體運用上，實際包括汗、吐、下、和、溫、清、消、補八法。仲景於八法中，均不忘“保胃氣”，如汗法的桂枝湯，用草、棗調補中焦，保護胃氣。下法的調胃承氣湯，用甘草緩急和中。補法的炙甘草湯，以甘草、大棗補益脾胃。困苦寒清熱藥易傷人胃氣，則加入粳米。甘草調補胃氣。
此外，仲景不僅重視以藥物“保胃氣”，在服藥方法上亦強調“保胃氣”。如他主張藥時宜喝點粥，因為粥有內充𠔌氣的作用，既可助胃氣以扶正，又可助藥力以祛邪。
還有，仲景繼承並發展了《內經》，“病熱少愈，食肉則復，多食則遺，此其禁也”這一理論，註重疾病時期的調理。如他立專篇討論瘥後勞復問題，指出病愈時，“脾胃氣尚弱”，尤需“保胃氣”。
（5）重視增強機體免疫力。
《傷寒論》中所用藥物非常廣泛，以《傷寒論》所用112方與93味藥來看，有扶正祛邪免疫作用的人參、黃芪、白术、雲苓、當歸、甘草、大棗等藥物的條文不下上百條。在其所載扶正祛邪藥物中，多有增強免疫機能、調理髒腑、補養氣血的作用。現舉例如下：
人參：能鼓舞正氣，增強機體免疫力而增強抗病能力。《本經》用人參的條文68條，如桂枝人參湯用於扶正祛邪，增強機體免疫力。
黃芪：可增強病毒誘生幹擾素的能力，並能通過促進細胞體液免疫反應，增強吞噬功能。《本經》用黃芪條文11條，如黃芪桂枝湯，就是增強機體免疫力，扶正祛邪的方劑之一。
甘草：《傷寒論》用甘草69次。實驗證明，甘草有抗變態反應作用，能延長移植組織的存活時間，對枯草桿菌“一澱粉酶免疫小鼠的抗體産生有抑製作用，甘草所含的LH作用於T細胞，有促進免疫作用。
大棗：《傷寒論》用大棗40次，也是在《本論》中出現頻率較高的一種藥物，藥理研究其含大量AMP樣物質，人口服時末梢血漿及白細胞內的CAMP含量均明顯上升。免疫學認為，免疫反應與分子生物學中的CAMP和CGMP有關，故大棗對免疫功能有重要影響。
至於本論中運用較廣的其它藥物如芍藥、附子、桂枝、白术、茯苓、麥鼕、豬苓等，均不同程度地顯示了促進免疫，從而祛除邪氣。
「傷寒論」後漢張機所着，發明「內經」奧旨者也。並不引古經一語，皆出心裁，理無不該，法無不備。蓋古經皆有法無方。自此始有法有方。啓萬世之法程，誠醫門之聖書。但世遠殘闕，多編次傳寫之誤。今博集諸傢註釋，采其精粹，正其錯？，刪其駁雜，補其闕漏，發其餘藴，於以行之天下，則大法微言，益昭諸萬世矣！
漢代張仲景著述的《金匱要略》是中醫經典古籍之一，又名《金匱要略方論》.3.東漢張仲景撰於3世紀初.作者原撰傷寒雜病論.經晉王叔和整理後,其古傳本之一名金匱玉函要略方,共3.後北宋校正醫書局根據當時所存的蠹簡文字重予編校,取其中以雜病為主的內容,仍釐訂為3,改名金匱要略方論.全書共25篇,方劑262首,所述病證以內科雜病為主,兼有部分外科婦産科等病證.
《金匱要略》也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診治雜病的專著，是仲景創造辨證理論的代表作。古今醫傢對此書推崇備至，稱之為方書之祖，醫方之經、治療雜病的典範。書名“金匱”，言其重要和珍貴之意，“要略”，言其簡明扼要之意，表明本書內容精要，價值珍貴，應當慎重保藏和應用。
《金匱要略》被古今醫傢贊譽為方書之祖、醫方之經，治療雜病的典範，第一篇為髒腑經絡先後病脈證，是全書立論基礎，主要是以髒腑經絡學說為基礎，闡明各類證候的發生變化及其與髒腑經絡的關係。第二至第二十二篇分別論述痙濕暍病、百合狐惑陰陽毒病、瘧病、中風歷節病、以及妊娠病、産後病、婦人雜病等20餘種、類病癥。所述病癥以內科雜病為主，兼及外科婦科病癥各有專篇。在病因方面，《金匱要略》明確地劃分為三婁，認為：“千般疢難，不越三條：一者，經絡受邪入髒腑為內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竅，血脈相傳，壅塞不通，為外皮膚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蟲獸所傷。以此詳之，病由都盡。”對後世病因學說有直接啓示。
《金匱要略》婦人三篇，論述婦人妊娠、産後、雜病脈證並治，內容豐富。共有原文45條，載方40首，計260多首方劑。病種包括了經、帶、胎、産、雜病。篇中對婦産科病的辯證論治嚴謹，治法、劑型多樣，已具中醫婦産科學的雛型，為後世婦産科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金匱要略方論序
張仲景為《傷寒雜病論》合十六捲，今世但傳《傷寒論》十捲，雜病未見其書，或於諸傢方中載其一二矣。翰林學士王洙在館閣日，於蠢簡中得仲景《金匱玉函要略方》三捲：上則辯傷寒，中則論雜病，下則載其方，並療婦人。乃錄而傳之士流，纔數傢耳。它以對方證對者，施之於人，其效若神。然而或有證而無方，或有方而無證，救急治病其有未備。國傢詔儒臣校正醫書，臣奇先核定《傷寒論》，次校定《金匱玉函經》，今又校成此書，仍以逐方次於徵候之下，使倉卒之際，便於檢用也。又采散在諸傢之方，附於逐篇之末，以廣其法。以其傷寒文多節略，故斷自雜病以下，終於飲食禁忌，凡二十五篇，除重複合二百六十二方，勒成上、中、下三捲，依舊名曰《金匱方論》。臣奇嘗讀《魏志•華倫傳》雲：“出書一捲曰：此書可以活人”。
每觀華佗凡所療病，多尚奇怪，不合聖人之經，臣奇謂活人者，必仲景之書也。大哉炎農聖法，屬我盛旦，恭惟主上，丕承大統，撫育元元。頒行方書，拯濟疾苦，使和氣盈溢，而萬物莫不盡和矣。
太子右贊善大夫臣高保衡、尚書都官員外郎臣孫奇、尚書司封郎中充秘閣校理臣林億等傳上。
版本
《金匱要略》現存最早版本為元刻，註本頗多，以元代趙以德的《金匱方論衍義》較早，而以清·尤怡的《金匱要略心典》最為著名。據統計，歷代註釋、發揮、方論及歌括也有百余家之多。
價值
《傷寒論》、《金匱要略》不但在國內歷代註傢、研究著作有數百傢之多，為歷代研究、治療急性熱病的醫學家所遵循，成為他們發展、發揮醫學理論和醫療技術的基礎、依據和教育後學的課本。在國外也有着廣泛而深入的影響。例如日本，不但收藏和刻刊許多《傷寒論》之珍本，並由日本再傳中國而發揮了巨在的影響，而且日本學者研究、註釋《傷寒論》的著作，僅就先後傳到中國而現存者也有60多傢。再如《金匱要略》較好版本也有收藏於日本者，日刻本也不少，日本醫學家之研究《金匱要略》而有專著流傳至中國者，有10餘種之多。關於將《傷寒論》《金匱要略》並作重編、方論者，日本名傢之專著流傳中國者有近20種，由此可見張仲景《傷寒論》與《金匱要略》在日本的影響之廣泛和深遠。在日本現代醫學昌盛的今天，日本學者仍給予張仲景《傷寒雜病論》的研究以特殊的重視，許多醫學家在臨床醫療中，仍然十分重視該書原方之應用，並取得很好效果，運用該書中成方製造的成藥，也為日本醫界所依賴。
《金匱要略》是祖國醫學寶庫中一顆璀璨的明珠，是我國現存最早的雜病學專著，它奠定了雜病的理論基礎和臨床規範，具有很高的指導意義和實用價值，對後世臨床醫學的發展有着重大貢獻和深遠影響，所以它屬於祖國醫學的四大經典著作之一，被歷代推崇為方書之祖和治療雜病的典範，林億謂其“施之於人，其效若神。”
《金匱要略》也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診治雜病的專著，是仲景創造辨證理論的代表作。古今醫傢對此書推崇備至，稱之為方書之祖，醫方之經、治療雜病的典範。書名“金匱”，言其重要和珍貴之意，“要略”，言其簡明扼要之意，表明本書內容精要，價值珍貴，應當慎重保藏和應用。
《金匱要略》被古今醫傢贊譽為方書之祖、醫方之經，治療雜病的典範，第一篇為髒腑經絡先後病脈證，是全書立論基礎，主要是以髒腑經絡學說為基礎，闡明各類證候的發生變化及其與髒腑經絡的關係。第二至第二十二篇分別論述痙濕暍病、百合狐惑陰陽毒病、瘧病、中風歷節病、以及妊娠病、産後病、婦人雜病等20餘種、類病癥。所述病癥以內科雜病為主，兼及外科婦科病癥各有專篇。在病因方面，《金匱要略》明確地劃分為三婁，認為：“千般疢難，不越三條：一者，經絡受邪入髒腑為內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竅，血脈相傳，壅塞不通，為外皮膚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蟲獸所傷。以此詳之，病由都盡。”對後世病因學說有直接啓示。
《金匱要略》婦人三篇，論述婦人妊娠、産後、雜病脈證並治，內容豐富。共有原文45條，載方40首，計260多首方劑。病種包括了經、帶、胎、産、雜病。篇中對婦産科病的辯證論治嚴謹，治法、劑型多樣，已具中醫婦産科學的雛型，為後世婦産科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金匱要略方論序
張仲景為《傷寒雜病論》合十六捲，今世但傳《傷寒論》十捲，雜病未見其書，或於諸傢方中載其一二矣。翰林學士王洙在館閣日，於蠢簡中得仲景《金匱玉函要略方》三捲：上則辯傷寒，中則論雜病，下則載其方，並療婦人。乃錄而傳之士流，纔數傢耳。它以對方證對者，施之於人，其效若神。然而或有證而無方，或有方而無證，救急治病其有未備。國傢詔儒臣校正醫書，臣奇先核定《傷寒論》，次校定《金匱玉函經》，今又校成此書，仍以逐方次於徵候之下，使倉卒之際，便於檢用也。又采散在諸傢之方，附於逐篇之末，以廣其法。以其傷寒文多節略，故斷自雜病以下，終於飲食禁忌，凡二十五篇，除重複合二百六十二方，勒成上、中、下三捲，依舊名曰《金匱方論》。臣奇嘗讀《魏志•華倫傳》雲：“出書一捲曰：此書可以活人”。
每觀華佗凡所療病，多尚奇怪，不合聖人之經，臣奇謂活人者，必仲景之書也。大哉炎農聖法，屬我盛旦，恭惟主上，丕承大統，撫育元元。頒行方書，拯濟疾苦，使和氣盈溢，而萬物莫不盡和矣。
太子右贊善大夫臣高保衡、尚書都官員外郎臣孫奇、尚書司封郎中充秘閣校理臣林億等傳上。
版本
《金匱要略》現存最早版本為元刻，註本頗多，以元代趙以德的《金匱方論衍義》較早，而以清·尤怡的《金匱要略心典》最為著名。據統計，歷代註釋、發揮、方論及歌括也有百余家之多。
價值
《傷寒論》、《金匱要略》不但在國內歷代註傢、研究著作有數百傢之多，為歷代研究、治療急性熱病的醫學家所遵循，成為他們發展、發揮醫學理論和醫療技術的基礎、依據和教育後學的課本。在國外也有着廣泛而深入的影響。例如日本，不但收藏和刻刊許多《傷寒論》之珍本，並由日本再傳中國而發揮了巨在的影響，而且日本學者研究、註釋《傷寒論》的著作，僅就先後傳到中國而現存者也有60多傢。再如《金匱要略》較好版本也有收藏於日本者，日刻本也不少，日本醫學家之研究《金匱要略》而有專著流傳至中國者，有10餘種之多。關於將《傷寒論》《金匱要略》並作重編、方論者，日本名傢之專著流傳中國者有近20種，由此可見張仲景《傷寒論》與《金匱要略》在日本的影響之廣泛和深遠。在日本現代醫學昌盛的今天，日本學者仍給予張仲景《傷寒雜病論》的研究以特殊的重視，許多醫學家在臨床醫療中，仍然十分重視該書原方之應用，並取得很好效果，運用該書中成方製造的成藥，也為日本醫界所依賴。
《金匱要略》是祖國醫學寶庫中一顆璀璨的明珠，是我國現存最早的雜病學專著，它奠定了雜病的理論基礎和臨床規範，具有很高的指導意義和實用價值，對後世臨床醫學的發展有着重大貢獻和深遠影響，所以它屬於祖國醫學的四大經典著作之一，被歷代推崇為方書之祖和治療雜病的典範，林億謂其“施之於人，其效若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