腧穴是人體髒腑經絡的氣血輸註於體表的部位，是疾病的反應點及施行針灸治療的刺激點。腧有輸註的涵義，指經氣的轉輸如同水流的轉輸灌註；穴有孔隙的意思，指經氣所居留之處在筋骨肌肉的空隙間。腧穴在《黃帝內經》中又稱節、會、氣穴、骨空，《針灸甲乙經》稱孔穴，《太平聖惠方》稱穴道，亦有稱穴位。
中文古文中，“腧、輸、俞”三字可相通，但使用時各有所指。“腧穴”是指穴位的統稱；“輸穴”指五腧穴（井滎輸經合）中的第三個穴位；“俞穴”是指募俞穴中的背俞穴，即髒腑之氣輸註於背部的穴位。
中文古文中，“腧、輸、俞”三字可相通，但使用時各有所指。“腧穴”是指穴位的統稱；“輸穴”指五腧穴（井滎輸經合）中的第三個穴位；“俞穴”是指募俞穴中的背俞穴，即髒腑之氣輸註於背部的穴位。
中醫理論著作。原名《黃帝八十一難經》，3捲。原題秦越人撰，。“難”是“問難”之義，或作“疑難”解。“經”乃指《內經》，即問難《內經》。作者把自己認為難點和疑點提出，然後逐一解釋闡發，部分問題做出了發揮性闡解。全書共分八十一難，對人體腑髒功能形態、診法脈象、經脈針法等諸多問題逐一論述。但據考證，該書是一部托名之作。約成書於東漢以前（一說在秦漢之際）。該書以問難的形式，亦即假設問答，解釋疑難的體例予以編纂，故名為《難經》。內容包括脈診、經絡、髒腑、陰陽、病因、病理、營衛、俞穴，針刺等基礎理論，同時也列述了一些病證。該書以基礎理論為主，結合部分臨床醫學，在基礎理論中更以脈診、髒腑、經脈、俞穴為重點。其中1～22難論脈；23～29難論經絡；30～47難論髒腑，48～61難論病；62～68難論俞穴；69～81難論針法。書中對命門和三焦的學術見解以及所論七衝門（消化道的7個衝要部位）和八會（髒、腑、筋、髓、血、骨、脈、氣等精氣會合處）等名目，豐富和發展了中醫學的理論體係。該書還明確提出“傷寒有五”（包括中風、傷寒、濕溫、熱病、溫病），並對五髒之積，泄痢等病多有闡發，為後世醫傢所重視。全書內容簡扼，辨析精微，在中醫學典籍中常與《內經》並提，被認為是最重要的古典醫籍之一。有多種刊本和註釋本。
“素者，本也；問者，皇帝問於岐伯也。”岐伯乃上古醫學先知，因此就誕生了以皇帝與先知們問答形式撰寫的綜合性醫學文獻——《黃帝內經素問》。
《黃帝內經素問》簡稱《素問》，（英文意譯 ），是現存最早的中醫理論著作，相傳為黃帝創作，實際非出自一時一人之手，大約成書於春秋戰國時期。原來9捲，古書早已亡佚，後經唐王冰訂補，改編為24捲，計81篇，定名為《黃帝內經素問》，所論內容十分豐富，以人與自然統一觀、陰陽學說、五行說、髒腑經絡學為主綫，論述攝生、髒腑、經絡、病因、病機、治則、藥物以及養生防病等各方面的關係，集醫理、醫論、醫方於一體，保存了《五色》、《脈變》、《上經》、《下經》、《太始天元册》等20多種古代醫籍，突出闡發了古代的哲學思想，強調了人體內外統一的整體觀念，從而成為中醫基本理論的淵源。
《黃帝內經》，即《素問》與《靈樞》之合稱，是中國現存最早的醫學典籍，反映了中國古代的醫學成就，創立了中國醫藥學的理論體係，奠定了中國醫學發展的基礎。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黃帝內經》一直指導着中國醫藥學的發展。直到今天，《黃帝內經》對於中醫藥學的理論研究與臨床實踐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此外，《黃帝內經》中還記述了大量中國古代天文、氣象、物候等學科的知識，為各有關學科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素問》和《靈樞》本是兩部獨立的著作，兩書名(包括《針經》、《九捲》等名)一直分別使用，見於歷代正史書目。可是長期以來卻被合稱為《黃帝內經》。這是晉代皇甫謐在沒有史料作證的情況下，衹以《素問》九捲與《九捲》(後稱《針經》、《靈樞》)合篇，其捲數與《黃帝內經》18捲數目相同，即以為是《黃帝內經》，致使此兩書長期失去了它們應有的歷史地位。
《素問》和《靈樞》是否為原本《黃帝內經》，歷代都有爭論。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人們對此作了大量的考證，其中考證最全面者，當推趙明山教授。
趙氏認為，“目前我們衹能以傳世本《素問》和《靈樞》作為考察對象，結合史志、文物等來判斷其是否為《黃帝內經》，以及它的成書過程和年代。”趙氏從社會背景、科學技術、語言文字、史志、著作、文物等來進行考證。最後認為“通過以上引述與論證，大體可知《素問》和《靈樞》保存了大量先秦古醫經的思想和材料，也匯集了不同醫學流派的理論，不同篇章的寫作年代也會有先有後，是經過長期積纍，最後由一人或幾個人進行整理、匯編為《素問》和《九捲》。”
趙氏還將醫經與經方篇數作了對比，認為《素問》和《靈樞》含量達162篇之多，肯定篇數多於18捲本的《黃帝內經》。整理修訂者完全可能把收集到的原為《黃帝外經》的內容，甚至扁鵲學派的著作《扁鵲內經》、《扁鵲外經》的內容，編入《素問》和《靈樞》之中，但改換了扁鵲等人的名字。劉澄中經考證，認為兩書中確有扁鵲學派的內容。
關於《黃帝內經》是否能獨存的問題，趙氏引述了廖育群的質疑。廖氏認為“《漢書·藝文志》所載醫經、經方、房中、神仙四類醫籍，‘凡36傢，868捲’，除今人所稱《黃帝內經》18捲外，全部蕩然無存。何存此書流傳至今，且保存得如是完好？”劉澄中則引述餘自漢等語：“《方技略》的醫經和經方類著作不為東漢末的張仲景，以及西晉王叔和、皇甫謐所知這一事實，清楚地說明：《方技略》的醫經、經方亡佚於王莽之末，或東漢末年的戰火。”據此筆者認為原本《黃帝內經》在戰火中能夠獨存的可能性是極微的。
綜合以上分析，我們可以認為《素問》和《靈樞》兩部書是戰國秦漢時代我國醫學之集大成者，是歷代醫學成就的全面總結。它倆的源頭包括了以《黃帝內經》為首的七傢醫經在內，兩千年來中國醫學就是沿着《素問》和《靈樞》的道路不斷嚮前發展。《素問》和《靈樞》是我國最早的兩部傳世醫學經典，這也是兩書的歷史地位。這樣理解，並無損害《黃帝內經》的形象與名譽，何必維護與固守《黃帝內經》空名(無實物存在)呢？最近嚴季潤撰編的《十部醫經類編》，是以《素問》和《靈樞》為獨立的醫經入編。施杞教授主編的中醫藥係列叢書中由陳農編寫的首部即以“醫經”命名而不以“內經”命名，可見已有帶頭人。故筆者提出，應盡快恢復《素問》和《靈樞》應有的歷史地位。健康是我們最寶貴的財富！
《黃帝內經素問》簡稱《素問》，（英文意譯
《黃帝內經》，即《素問》與《靈樞》之合稱，是中國現存最早的醫學典籍，反映了中國古代的醫學成就，創立了中國醫藥學的理論體係，奠定了中國醫學發展的基礎。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黃帝內經》一直指導着中國醫藥學的發展。直到今天，《黃帝內經》對於中醫藥學的理論研究與臨床實踐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此外，《黃帝內經》中還記述了大量中國古代天文、氣象、物候等學科的知識，為各有關學科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素問》和《靈樞》本是兩部獨立的著作，兩書名(包括《針經》、《九捲》等名)一直分別使用，見於歷代正史書目。可是長期以來卻被合稱為《黃帝內經》。這是晉代皇甫謐在沒有史料作證的情況下，衹以《素問》九捲與《九捲》(後稱《針經》、《靈樞》)合篇，其捲數與《黃帝內經》18捲數目相同，即以為是《黃帝內經》，致使此兩書長期失去了它們應有的歷史地位。
《素問》和《靈樞》是否為原本《黃帝內經》，歷代都有爭論。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人們對此作了大量的考證，其中考證最全面者，當推趙明山教授。
趙氏認為，“目前我們衹能以傳世本《素問》和《靈樞》作為考察對象，結合史志、文物等來判斷其是否為《黃帝內經》，以及它的成書過程和年代。”趙氏從社會背景、科學技術、語言文字、史志、著作、文物等來進行考證。最後認為“通過以上引述與論證，大體可知《素問》和《靈樞》保存了大量先秦古醫經的思想和材料，也匯集了不同醫學流派的理論，不同篇章的寫作年代也會有先有後，是經過長期積纍，最後由一人或幾個人進行整理、匯編為《素問》和《九捲》。”
趙氏還將醫經與經方篇數作了對比，認為《素問》和《靈樞》含量達162篇之多，肯定篇數多於18捲本的《黃帝內經》。整理修訂者完全可能把收集到的原為《黃帝外經》的內容，甚至扁鵲學派的著作《扁鵲內經》、《扁鵲外經》的內容，編入《素問》和《靈樞》之中，但改換了扁鵲等人的名字。劉澄中經考證，認為兩書中確有扁鵲學派的內容。
關於《黃帝內經》是否能獨存的問題，趙氏引述了廖育群的質疑。廖氏認為“《漢書·藝文志》所載醫經、經方、房中、神仙四類醫籍，‘凡36傢，868捲’，除今人所稱《黃帝內經》18捲外，全部蕩然無存。何存此書流傳至今，且保存得如是完好？”劉澄中則引述餘自漢等語：“《方技略》的醫經和經方類著作不為東漢末的張仲景，以及西晉王叔和、皇甫謐所知這一事實，清楚地說明：《方技略》的醫經、經方亡佚於王莽之末，或東漢末年的戰火。”據此筆者認為原本《黃帝內經》在戰火中能夠獨存的可能性是極微的。
綜合以上分析，我們可以認為《素問》和《靈樞》兩部書是戰國秦漢時代我國醫學之集大成者，是歷代醫學成就的全面總結。它倆的源頭包括了以《黃帝內經》為首的七傢醫經在內，兩千年來中國醫學就是沿着《素問》和《靈樞》的道路不斷嚮前發展。《素問》和《靈樞》是我國最早的兩部傳世醫學經典，這也是兩書的歷史地位。這樣理解，並無損害《黃帝內經》的形象與名譽，何必維護與固守《黃帝內經》空名(無實物存在)呢？最近嚴季潤撰編的《十部醫經類編》，是以《素問》和《靈樞》為獨立的醫經入編。施杞教授主編的中醫藥係列叢書中由陳農編寫的首部即以“醫經”命名而不以“內經”命名，可見已有帶頭人。故筆者提出，應盡快恢復《素問》和《靈樞》應有的歷史地位。健康是我們最寶貴的財富！
中醫學認為，經絡（channel，又譯meridian），是人體中聯絡髒腑與肢體，運行氣血的通路，大者為經脈，經脈的分支為絡脈。血行脈中，氣行脈外。人的生機，靠的是氣血的維護與營養。神采奕奕，容光煥發，說明的是人的氣血旺盛，平衡，運行通暢。氣血的補充靠的是精髓的産生，精虧髓亡，死期可知。精髓的産生又與髒腑的功能相聯繫。
《傷寒論》，是一部闡述多種外感疾病的專著。東漢末年張仲景撰於公元200-205。張仲景原著《傷寒雜病論》，在流傳的過程中，經後人整理編纂將其中外感熱病內容結集為《傷寒論》，另一部分主要論述內科雜病。《傷寒論》全書共12捲，22篇，397法。除去重複之外共有藥方112個。全書重點論述人體感受風寒之邪而引起的一係列病理變化及如何進行辯證施治的方法。他把病癥分為太陽、陽明、少陽、太陰、厥陰、少陰六種，即所謂“六經”。根據人體抗病力的強弱，病勢的進退緩急等方面的因素，將外感疾病演變過程中所表現的各種癥候歸納出癥候特點、病變部位、損及何髒何腑，以及寒熱趨嚮、邪正盛衰等作為診斷治療的依據。
該書總結了前人的醫學成就和豐富的實踐經驗，集漢代以前醫學之大成，並結合自己的臨床經驗，係統地闡述了多種外感疾病及雜病的辨證論治，理法方藥俱全，在中醫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和承先啓時的作用，對祖國醫學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具體他說，他不僅為診治外感疾病提出了辨證綱領和治療方法，也為中醫臨床各科提供了辯證論治的規範，從而奠定了辨證論治的基礎，為後世醫傢奉為經典。
《傷寒論》儘管主要是指導臨床各科，但其中亦有不少寶貴的養生學思想，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1）天人相應的整體觀是張仲景養生學的基本出發點和指導思想。正如《傷寒雜病論·自序》“撰用《素問》、《九捲》、《八十一難》”之語所云，仲景之學。是在繼承了《內》、《難》學術思想的基礎之上而形成的。因而，在人與自然的關係問題上，張仲景便自然地以《內經》天人相應的整體觀作為指導思想，並且作了進一步的闡發，他曾指出：“夫天布五行，以運萬類；人稟五常，以有五髒”（見《傷寒論·自序》），“夫人稟五常，因風氣而生長，風能生萬物，亦能害萬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見《金匾要略方論。髒腑經絡先後病脈證第一》）這些生動的描述，就很清楚他說明，人類生活在自然界，並作為自然界的組成部分，人類衹有順應自然界氣候的發展變化，才能得以生存，保持健康。由此可見，天人相應的整體觀是仲景養生學的基本出發點和指導思想。
（2）防病、抗病重視保津液。
津液之所以能防病、抗病，首先表現在津液具有固護機體、防禦病邪的功能。如仲景在揭示太陽病轉入陽明的機理時，一再重申亡津液是其關鍵條件：“太陽病若發汗，若下，若利小便，此亡津液，胃中乾燥，因轉屬陽明。”正是其例。何以亡津液會導致病轉陽明？因為律液乃陽明經的主要正氣，津液充則陽明固，邪不可幹；津液亡則陽明虛，邪氣便可輕易陷入。
津液之所以能防病、抗病，其次表現在津液能驅逐病邪，削弱病勢上。如“陽明病，發熱汗出者，此為熱越。”這裏的熱越，即言熱邪發越於外。津液充沛，陽氣暢運則汗出越邪，邪越則病順。故“陽明病，法多汗”，而津虧則無汗，邪不得出，其病為逆。又如溫熱病中小便常短赤灼熱，因為人要通過小便排邪。熱邪一除，小便即轉清利。“小便利，色白者，此熱除也。”故臨床可視小便斷吉兇。“小便利者，其人可治”。因小便不僅顯示人體津液虛實情況，而且還能反應前陰這條驅邪途徑是否正常。
津液所以能防病、抗病，還可體現在津液能調整由病邪所致的功能失調並修復損傷。如太陽病發汗後，大汗出，胃中幹，欲得飲水者，少少與飲之，令胃氣和則愈。這是因為津液得到了補充。若津液鬱滯不行，其調和作用也難以順利發揮。
由上可知，津液抗病作用及津液抗病思想在《傷寒論》中有充分反映。人們要想不得病或少得病，必須重視保護體內的津液。如張景嶽說：“五液充，則形體賴而強壯。”人若津液不充，則筋枯髓減，皮槁毛脆，髒腑虛弱，即易為病邪所害。
（3）重視用飲食防病、治病。
這裏的飲食藥物係指既可食用，又能防治疾病的動植物及其加工品。據統計，在《傷寒論》112方中，一共使用飲食藥物17種，計有大棗、生薑、幹薑、香豉、粳米、蔥白、蜂蜜、赤小豆、豬膽汁、蜀椒、烏梅、豬膚、雞子黃、雞子（去黃）、飴糖、苦酒、清酒。這些飲食藥物遍及81個方劑，占全書方劑總數的72．32％。其中還有不少純以飲食藥物命名的方劑，如十棗湯，豬膚湯等6方，加上藥食合名的方劑（如幹薑附子湯）共24方，占全書的21．43％。由此可見，仲景對食療是十分重視的，並已使其成為其學術體係的重要組成部分。
（4）時時刻刻註意保胃氣。
仲景認為，機體的功能與胃氣的充沛與否有着十分密切的關係。這是因為機體所需的營養物質有賴於胃氣的化生，治療疾病的藥物也需中焦受氣取汁以發揮療效。為此，他不僅重視脾胃陽氣的一面，也註意到了脾胃陰液的一面。《傷寒論》六經病證的治則，總的說來，不外祛邪與扶正兩方面，在具體運用上，實際包括汗、吐、下、和、溫、清、消、補八法。仲景於八法中，均不忘“保胃氣”，如汗法的桂枝湯，用草、棗調補中焦，保護胃氣。下法的調胃承氣湯，用甘草緩急和中。補法的炙甘草湯，以甘草、大棗補益脾胃。困苦寒清熱藥易傷人胃氣，則加入粳米。甘草調補胃氣。
此外，仲景不僅重視以藥物“保胃氣”，在服藥方法上亦強調“保胃氣”。如他主張藥時宜喝點粥，因為粥有內充𠔌氣的作用，既可助胃氣以扶正，又可助藥力以祛邪。
還有，仲景繼承並發展了《內經》，“病熱少愈，食肉則復，多食則遺，此其禁也”這一理論，註重疾病時期的調理。如他立專篇討論瘥後勞復問題，指出病愈時，“脾胃氣尚弱”，尤需“保胃氣”。
（5）重視增強機體免疫力。
《傷寒論》中所用藥物非常廣泛，以《傷寒論》所用112方與93味藥來看，有扶正祛邪免疫作用的人參、黃芪、白术、雲苓、當歸、甘草、大棗等藥物的條文不下上百條。在其所載扶正祛邪藥物中，多有增強免疫機能、調理髒腑、補養氣血的作用。現舉例如下：
人參：能鼓舞正氣，增強機體免疫力而增強抗病能力。《本經》用人參的條文68條，如桂枝人參湯用於扶正祛邪，增強機體免疫力。
黃芪：可增強病毒誘生幹擾素的能力，並能通過促進細胞體液免疫反應，增強吞噬功能。《本經》用黃芪條文11條，如黃芪桂枝湯，就是增強機體免疫力，扶正祛邪的方劑之一。
甘草：《傷寒論》用甘草69次。實驗證明，甘草有抗變態反應作用，能延長移植組織的存活時間，對枯草桿菌“一澱粉酶免疫小鼠的抗體産生有抑製作用，甘草所含的LH作用於T細胞，有促進免疫作用。
大棗：《傷寒論》用大棗40次，也是在《本論》中出現頻率較高的一種藥物，藥理研究其含大量AMP樣物質，人口服時末梢血漿及白細胞內的CAMP含量均明顯上升。免疫學認為，免疫反應與分子生物學中的CAMP和CGMP有關，故大棗對免疫功能有重要影響。
至於本論中運用較廣的其它藥物如芍藥、附子、桂枝、白术、茯苓、麥鼕、豬苓等，均不同程度地顯示了促進免疫，從而祛除邪氣。
該書總結了前人的醫學成就和豐富的實踐經驗，集漢代以前醫學之大成，並結合自己的臨床經驗，係統地闡述了多種外感疾病及雜病的辨證論治，理法方藥俱全，在中醫發展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和承先啓時的作用，對祖國醫學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具體他說，他不僅為診治外感疾病提出了辨證綱領和治療方法，也為中醫臨床各科提供了辯證論治的規範，從而奠定了辨證論治的基礎，為後世醫傢奉為經典。
《傷寒論》儘管主要是指導臨床各科，但其中亦有不少寶貴的養生學思想，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1）天人相應的整體觀是張仲景養生學的基本出發點和指導思想。正如《傷寒雜病論·自序》“撰用《素問》、《九捲》、《八十一難》”之語所云，仲景之學。是在繼承了《內》、《難》學術思想的基礎之上而形成的。因而，在人與自然的關係問題上，張仲景便自然地以《內經》天人相應的整體觀作為指導思想，並且作了進一步的闡發，他曾指出：“夫天布五行，以運萬類；人稟五常，以有五髒”（見《傷寒論·自序》），“夫人稟五常，因風氣而生長，風能生萬物，亦能害萬物，如水能浮舟，亦能覆舟。”（見《金匾要略方論。髒腑經絡先後病脈證第一》）這些生動的描述，就很清楚他說明，人類生活在自然界，並作為自然界的組成部分，人類衹有順應自然界氣候的發展變化，才能得以生存，保持健康。由此可見，天人相應的整體觀是仲景養生學的基本出發點和指導思想。
（2）防病、抗病重視保津液。
津液之所以能防病、抗病，首先表現在津液具有固護機體、防禦病邪的功能。如仲景在揭示太陽病轉入陽明的機理時，一再重申亡津液是其關鍵條件：“太陽病若發汗，若下，若利小便，此亡津液，胃中乾燥，因轉屬陽明。”正是其例。何以亡津液會導致病轉陽明？因為律液乃陽明經的主要正氣，津液充則陽明固，邪不可幹；津液亡則陽明虛，邪氣便可輕易陷入。
津液之所以能防病、抗病，其次表現在津液能驅逐病邪，削弱病勢上。如“陽明病，發熱汗出者，此為熱越。”這裏的熱越，即言熱邪發越於外。津液充沛，陽氣暢運則汗出越邪，邪越則病順。故“陽明病，法多汗”，而津虧則無汗，邪不得出，其病為逆。又如溫熱病中小便常短赤灼熱，因為人要通過小便排邪。熱邪一除，小便即轉清利。“小便利，色白者，此熱除也。”故臨床可視小便斷吉兇。“小便利者，其人可治”。因小便不僅顯示人體津液虛實情況，而且還能反應前陰這條驅邪途徑是否正常。
津液所以能防病、抗病，還可體現在津液能調整由病邪所致的功能失調並修復損傷。如太陽病發汗後，大汗出，胃中幹，欲得飲水者，少少與飲之，令胃氣和則愈。這是因為津液得到了補充。若津液鬱滯不行，其調和作用也難以順利發揮。
由上可知，津液抗病作用及津液抗病思想在《傷寒論》中有充分反映。人們要想不得病或少得病，必須重視保護體內的津液。如張景嶽說：“五液充，則形體賴而強壯。”人若津液不充，則筋枯髓減，皮槁毛脆，髒腑虛弱，即易為病邪所害。
（3）重視用飲食防病、治病。
這裏的飲食藥物係指既可食用，又能防治疾病的動植物及其加工品。據統計，在《傷寒論》112方中，一共使用飲食藥物17種，計有大棗、生薑、幹薑、香豉、粳米、蔥白、蜂蜜、赤小豆、豬膽汁、蜀椒、烏梅、豬膚、雞子黃、雞子（去黃）、飴糖、苦酒、清酒。這些飲食藥物遍及81個方劑，占全書方劑總數的72．32％。其中還有不少純以飲食藥物命名的方劑，如十棗湯，豬膚湯等6方，加上藥食合名的方劑（如幹薑附子湯）共24方，占全書的21．43％。由此可見，仲景對食療是十分重視的，並已使其成為其學術體係的重要組成部分。
（4）時時刻刻註意保胃氣。
仲景認為，機體的功能與胃氣的充沛與否有着十分密切的關係。這是因為機體所需的營養物質有賴於胃氣的化生，治療疾病的藥物也需中焦受氣取汁以發揮療效。為此，他不僅重視脾胃陽氣的一面，也註意到了脾胃陰液的一面。《傷寒論》六經病證的治則，總的說來，不外祛邪與扶正兩方面，在具體運用上，實際包括汗、吐、下、和、溫、清、消、補八法。仲景於八法中，均不忘“保胃氣”，如汗法的桂枝湯，用草、棗調補中焦，保護胃氣。下法的調胃承氣湯，用甘草緩急和中。補法的炙甘草湯，以甘草、大棗補益脾胃。困苦寒清熱藥易傷人胃氣，則加入粳米。甘草調補胃氣。
此外，仲景不僅重視以藥物“保胃氣”，在服藥方法上亦強調“保胃氣”。如他主張藥時宜喝點粥，因為粥有內充𠔌氣的作用，既可助胃氣以扶正，又可助藥力以祛邪。
還有，仲景繼承並發展了《內經》，“病熱少愈，食肉則復，多食則遺，此其禁也”這一理論，註重疾病時期的調理。如他立專篇討論瘥後勞復問題，指出病愈時，“脾胃氣尚弱”，尤需“保胃氣”。
（5）重視增強機體免疫力。
《傷寒論》中所用藥物非常廣泛，以《傷寒論》所用112方與93味藥來看，有扶正祛邪免疫作用的人參、黃芪、白术、雲苓、當歸、甘草、大棗等藥物的條文不下上百條。在其所載扶正祛邪藥物中，多有增強免疫機能、調理髒腑、補養氣血的作用。現舉例如下：
人參：能鼓舞正氣，增強機體免疫力而增強抗病能力。《本經》用人參的條文68條，如桂枝人參湯用於扶正祛邪，增強機體免疫力。
黃芪：可增強病毒誘生幹擾素的能力，並能通過促進細胞體液免疫反應，增強吞噬功能。《本經》用黃芪條文11條，如黃芪桂枝湯，就是增強機體免疫力，扶正祛邪的方劑之一。
甘草：《傷寒論》用甘草69次。實驗證明，甘草有抗變態反應作用，能延長移植組織的存活時間，對枯草桿菌“一澱粉酶免疫小鼠的抗體産生有抑製作用，甘草所含的LH作用於T細胞，有促進免疫作用。
大棗：《傷寒論》用大棗40次，也是在《本論》中出現頻率較高的一種藥物，藥理研究其含大量AMP樣物質，人口服時末梢血漿及白細胞內的CAMP含量均明顯上升。免疫學認為，免疫反應與分子生物學中的CAMP和CGMP有關，故大棗對免疫功能有重要影響。
至於本論中運用較廣的其它藥物如芍藥、附子、桂枝、白术、茯苓、麥鼕、豬苓等，均不同程度地顯示了促進免疫，從而祛除邪氣。
《靈樞經》（ ，英文意譯 ），又稱《靈樞》、《針經》、《九針》，是現存最早的中醫理論著作，約成書於戰國時期。共九捲，八十一篇，與《素問》九捲合稱《黃帝內經》，在針灸學上有的絶對權威。明代馬蒔編《靈樞註證發微》，是歷史上全註《靈樞》的第一人。
案晁公武《讀書志》曰：王冰謂《靈樞》即《漢志·黃帝內經》十八捲之九，或謂好事者於皇甫謐所集《內經·倉公論》中鈔出之，名為古書，未知孰是。又李濂《醫史》載元呂復《群經古方論》曰：《內經》，《靈樞》，漢、隋、唐志皆不錄，隋有《針經》九捲，唐有靈寶註及《黃帝九靈經》十二捲而已。或謂王冰以《九靈》更名為《靈樞》，又謂《九靈》尤詳於針，故皇甫謐名之為《針經》。苟一經而二名，不應《唐志》別出《針經》十二捲，是《靈樞》不及《素問》之古，宋、元人已言之矣。近時杭世駿《道古堂集》亦有《靈樞經跋》，曰《七略》、《漢·藝文志·黃帝內經》十八篇，皇甫謐以《針經》九捲、《素問》九捲合十八篇當之。《隋書·經籍志》、《針經》九捲，《黃帝九靈》十二捲。是《九靈》自《九靈》，《針經》自《針經》，不可合而為一也。王冰以《九靈》名《靈樞》，不知其何所本。餘觀其文義淺短，與《素問》之言不類，又似籍取《素問》而鋪張之。其為王大冰所偽託可知。後人莫有傳其書者。至宋紹興中，錦官史崧乃雲傢藏舊本《靈樞》九捲，除已具狀經所屬申明外，準使府指揮依條申轉運司選官詳定，其書送秘書省國子監。是此書至宋中世而始出，未經高保衡、林億等校定也。其中十二經水一篇，黃帝時無此名，冰特據身所見而妄臆度之雲雲。其考證尤為明晳。然李杲精究醫理，而使羅天益作《類經》，兼采《素問》、《靈樞》。呂復亦稱善學者，當與《素問》並觀其旨義，互相發明。蓋其書雖偽，而其言則綴合古經，具有源本。譬之梅賾古文，雜采逸書，聯成篇目，雖牴牾罅漏，贋託顯然，而先王遺訓，多賴其蒐輯以有傳，不可廢也。此本前有紹興乙亥史崧序，稱舊本九捲八十一篇，增修音釋附於捲末。又目錄首題鼇峰熊宗立點校重刊，末題原二十四捲，今並為十二捲。是此本為熊氏重刊所並。呂復稱史崧並是書為十二捲，以復其舊，殆誤以熊本為史本歟？
案晁公武《讀書志》曰：王冰謂《靈樞》即《漢志·黃帝內經》十八捲之九，或謂好事者於皇甫謐所集《內經·倉公論》中鈔出之，名為古書，未知孰是。又李濂《醫史》載元呂復《群經古方論》曰：《內經》，《靈樞》，漢、隋、唐志皆不錄，隋有《針經》九捲，唐有靈寶註及《黃帝九靈經》十二捲而已。或謂王冰以《九靈》更名為《靈樞》，又謂《九靈》尤詳於針，故皇甫謐名之為《針經》。苟一經而二名，不應《唐志》別出《針經》十二捲，是《靈樞》不及《素問》之古，宋、元人已言之矣。近時杭世駿《道古堂集》亦有《靈樞經跋》，曰《七略》、《漢·藝文志·黃帝內經》十八篇，皇甫謐以《針經》九捲、《素問》九捲合十八篇當之。《隋書·經籍志》、《針經》九捲，《黃帝九靈》十二捲。是《九靈》自《九靈》，《針經》自《針經》，不可合而為一也。王冰以《九靈》名《靈樞》，不知其何所本。餘觀其文義淺短，與《素問》之言不類，又似籍取《素問》而鋪張之。其為王大冰所偽託可知。後人莫有傳其書者。至宋紹興中，錦官史崧乃雲傢藏舊本《靈樞》九捲，除已具狀經所屬申明外，準使府指揮依條申轉運司選官詳定，其書送秘書省國子監。是此書至宋中世而始出，未經高保衡、林億等校定也。其中十二經水一篇，黃帝時無此名，冰特據身所見而妄臆度之雲雲。其考證尤為明晳。然李杲精究醫理，而使羅天益作《類經》，兼采《素問》、《靈樞》。呂復亦稱善學者，當與《素問》並觀其旨義，互相發明。蓋其書雖偽，而其言則綴合古經，具有源本。譬之梅賾古文，雜采逸書，聯成篇目，雖牴牾罅漏，贋託顯然，而先王遺訓，多賴其蒐輯以有傳，不可廢也。此本前有紹興乙亥史崧序，稱舊本九捲八十一篇，增修音釋附於捲末。又目錄首題鼇峰熊宗立點校重刊，末題原二十四捲，今並為十二捲。是此本為熊氏重刊所並。呂復稱史崧並是書為十二捲，以復其舊，殆誤以熊本為史本歟？
兒科著作。書名取小兒初生時顱囟未合之義。又名《師巫顱囟經》。二捲（一作三捲）。托名周穆王時“師巫”所傳（一作東漢·衛汛撰）。明代以後原書已佚，今之所存乃輯自《永樂大典》的《四庫全書》本已非全帙。內容首論脈法，次論病源、病證，再次為驚癇癲證治、疳痢證治及火丹證治。文字簡略，是現存較早的兒科專書。現有《當歸草堂醫學叢書》本。
「傷寒論」後漢張機所着，發明「內經」奧旨者也。並不引古經一語，皆出心裁，理無不該，法無不備。蓋古經皆有法無方。自此始有法有方。啓萬世之法程，誠醫門之聖書。但世遠殘闕，多編次傳寫之誤。今博集諸傢註釋，采其精粹，正其錯？，刪其駁雜，補其闕漏，發其餘藴，於以行之天下，則大法微言，益昭諸萬世矣！
六十四捲 為明代張景嶽所著。
張介賓的養生思想，除了主要來源於《內經》外，還兼收了儒、佛、道傢的思想。例如：張氏重視養陽的思想。一方面是受《素問·生氣通天論》：“陽氣者，若天與日，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之論的啓發；另一方面又受《周易》“天尊地卑”之說的影響，認為陰與陽這對矛盾中，陽是起主導作用的一方。又如他的治形寶精思想，一方面是受了《素間·上古天真論》：“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之戒的啓發；另一方面又是受《莊子》“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 說的影響，從而提出了養生當治形、治形當寶精的主張。張氏在《景嶽全書·傳忠錄·醫非小道記》中還指出：“修身心於至誠，實儒傢之自治；洗業障於持戒，誠釋道之自醫。”這也說明了張氏的養生學思想與儒、佛、道傢學說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概括他說，張氏的養生學思想主要是以下幾點：
第一，養生要以養陽為主。
張氏提出：“天之大寶，衹此一丸紅日；人之大寶，衹此一息真陽”。認為陽氣是人體陰陽矛盾中的主導方面，原因是萬物之生由乎陽，萬物之死亦由乎陽。人之生長壯老，皆由陽氣為之主，精血津液之生成，皆由陽氣為之化。基於陽氣為主導的思想，張氏又指出：“陽強則壽；陽衰則夭。”從而提出陽氣的盛衰，關係着人之壽夭的論點。現代生理學認為，機體無時無刻地進行着同化、異化的新陳代謝活動，其一切過程的關鍵都在於“動”和“化”。簡單他說也與陽氣為主導的認識相似。事物的性質，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生和死的區別在於陽氣為主導的運動形式嚮其他運動形式轉化，以陽氣為主導，是養生和臨床必須遵循而又往往被忽略的問題。張介賓在這方面的詳盡論述，是對醫學理論的推進與深化。
第二，養生主要在於治形寶精。
張介賓說：“吾之所賴者唯形耳，無形則無吾矣。”從而指出生命之所依賴者，是為形體。所謂養生，實質上就是“治形”，即保養人之形體。
但是，“形”賴精血以養，精血是産生形體和維持形體不衰的物質基礎。所以張介賓又說：“凡欲治病者，必以形體為主；欲治形者，必以精血為先。”張氏認為治精血之法有二：一是愛惜精血，不使有傷。如他說：“欲不可縱，縱則精竭，精不可竭，竭則真散。蓋精能生氣，氣能生神，營衛一身，莫大乎此”。在這裏張氏既指明了精在生命活動中的重要性，又指出了節欲保精的必要性。二是滋補精血，使之充盛。如他創製的左歸丸功在壯水之主，以培元陰而精血自充，三陰煎治肝脾虛損、精血不足；大營煎治真陰精血虧損；地黃醴治男婦精血不足。營衛不充。在上述培補精血的方劑中，皆重用熟地、山茱萸、枸杞。山藥、菟絲子、當歸、人參等藥。這些藥物一般都有補益精血、滋養真陰、培固本元的作用，對於年老體虛之人，尤其適宜。
第三，對人之壽夭的探索。
人之壽夭是人生一大課題。張介賓對此進行了積極、認真的研究和探索，並提出了卓有成效的見識。他說：“先天強厚者多壽，先天薄弱者多夭；後天培養者壽者更壽，後天所削者夭者更夭”，“兩天俱得其全者，耆艾無疑也”，從而說明了人之壽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於人之本身是否註意攝養。即先天強者壽，先天弱者夭；後天培養者壽，後天失養者夭；先天強者，後天又慎之以養，則壽者更壽；先天弱者，後天又失之以養，則夭者更夭。為了使天者增壽，壽者更壽，張介賓又指出：“ 先天之強者不可侍，恃則並失其強矣；後天之弱者當知慎，慎則人能勝天矣。”說明了人的主觀能動性在抗老延年中起着積極作用。這種“人能勝天”的思想，對於加強後天培養，提高人類壽命，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第四，強調“中年修理”。
張氏說：“人於中年左右，當大為修理一番，則再振根基，尚餘強半。”可見，張氏十分強調中年保健，並尤重自身保健，他提出：“所衰由人，而輓回之道有不仍由人者乎。”至於養生的具體做法，張氏重視元氣的養護，而胃氣的充盛又是養護元氣的先决條件。所以張氏說：“求復之道，其道何居，在天在人，總在元氣。元氣無傷，何虞衰敗；元氣既損，貴在復之而已。”又云：“脾胃為水𠔌之海，得時天之氣也……人之自生至老，凡先天之有不足者，但得後天培養之力，則補天之功亦可居其強半。”
第五，重視房事保健與優生。
在《景嶽全書·婦人規》中，於講到夫婦子嗣和家庭關係時，提出“陰陽之道，合則聚，不合則離；合則成，不合則敗”，“合與不合，機有十焉，使能得之，權在我矣”的結論。其中的十機較馬王堆出土的古醫書中的“合男女必有則”要完善深刻得多。具體他說，他認為夫婦性生活之能否和諧及子嗣之有無，常與男女合機的遲速、畏機的強弱、會機的遠近、生機的盈虛、氣機的勞逸、情機的懷抱和陽機的兩火有關，與女方動機的闔闢、時機的童稚相聯繫；且亦與男方失機的喑産多所影響。由此可見，夫婦的性和諧與否與男女雙方的體質、情欲、動作、生活密切相關（十機中占有七機），而不能斷然地將兩性生活的失調或無孕育歸咎於男或女的某一方。
張景嶽以中醫的髒象形質理論為指導，進而總結了從優生學觀點出發的擇偶標準。如他在《婦人規·基址》中提出：“凡唇短嘴小者不堪，此子處之部位也；耳小輪薄者不堪，此腎氣之外候也；聲細而不振者不堪，形體薄弱者不堪，此藏蓄之宮城也；飲食纖細者不堪，此倉庫血海之源也；發焦齒豁者不堪，肝虧血而腎虧精也；睛露臀削者不堪，藏不藏而後無後也；顔色嬌豔者不堪，與其華者去其華也；肉肥勝骨者不堪，子宮隘而腎氣礎也；裊娜柔脆、筋不束骨者不堪，陽不勝陰必多肝脾之滯逆也；脈見緊數弦澀者不堪，必真陰虧弱經候不調而生氣杳然者也。”在討論影響優生的飲食方面，古人多有宜忌等清規戒律，而張景嶽則着重指出：“凡飲食之類，則人之髒氣各有所宜，似不必過為均執，唯酒多者為不宜。”由此可見，關於妊娠飲食宜忌，張景嶽通過實際觀察提出了與前人不同的兩個論點：其一是飲食各自於有關髒氣的充盛，故進食不必過於均執；其二是忌酒，因為他認為“酒性淫熱，非唯亂性，並且亂精……精不充實，則胎元不固”。
第六，提出身心關係理論。
張景嶽非常重視身心關係的研究，提出了一係列精闢的見解，大體上可以概括為：神明元氣論，神明出於陰陽論，心主神明論，神形統一論和個性先天稟賦論。如他認為，精神從本質上說是元氣。他說：“夫神氣者元氣也，元氣完固，由精神昌盛。”堅决反對把精神現象神秘化，為理解七情損傷和它的發病機製奠定了理論基礎。在身心關係上，張氏堅决反對心身二元論，主張形神統一說，神離不開形，神是形的作用，“神自形生”，神支配着形，失去了神，形就喪失了存在的意義。張氏還把七情損傷與疾病的關係看作雙嚮性影響，應為因果關係。七情損傷可以致病，疾病也可以導致七情損傷。例如驚就有二證，“有因病而驚者，有因驚而病者 ”。精神變化視具體條件不同，有時看作疾病引起的癥狀，有時又看作造成疾病的原因。從動態變化過程中考慮二者的相互作用，這就考慮到身心關係的復雜性，為分析精神因素變化的實質奠定了方法論基礎。
此外，張氏根據當時的社會特點提出，不良嗜好的形成和功名利祿的追逐是引起情感振動的主要因素。例如有人對酒“耽而不節”，有人“情懷鬱結，或相思之失心，或鬱結之盡病”，對於七情損傷，他認為不能“全侍藥餌”，“尤當以持心為先”。在這一思想指導下，張氏非常重視心理治療的作用及心理健康在預防中的作用。他強調養神是預防疾病的首要環節，在具體的養神方法上，主張要善於自我調節，行動中節，而不可使之過，放縱情欲。
由上可知，張介賓的養生思想是很豐富的，究其原因，皆源於張氏對於祖國醫學理論的博大精深和對於臨床實踐的深厚功底，以及對於中醫養生學理論的積極探索。此外，張介賓盡力運用多學科知識於醫學研究，明確地提出了先進的哲學思想指導的必要性，如《景嶽全書》開宗明義第一語便是“萬事不能外乎理，而醫之於理為尤切”。五十歲那年，專作《醫易義》詳論了皙學對醫學的指導意義，介紹了自己將論哲理的《易》與醫學結合的體會。
張介賓的養生思想，除了主要來源於《內經》外，還兼收了儒、佛、道傢的思想。例如：張氏重視養陽的思想。一方面是受《素問·生氣通天論》：“陽氣者，若天與日，失其所則折壽而不彰”之論的啓發；另一方面又受《周易》“天尊地卑”之說的影響，認為陰與陽這對矛盾中，陽是起主導作用的一方。又如他的治形寶精思想，一方面是受了《素間·上古天真論》：“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之戒的啓發；另一方面又是受《莊子》“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可以長生” 說的影響，從而提出了養生當治形、治形當寶精的主張。張氏在《景嶽全書·傳忠錄·醫非小道記》中還指出：“修身心於至誠，實儒傢之自治；洗業障於持戒，誠釋道之自醫。”這也說明了張氏的養生學思想與儒、佛、道傢學說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概括他說，張氏的養生學思想主要是以下幾點：
第一，養生要以養陽為主。
張氏提出：“天之大寶，衹此一丸紅日；人之大寶，衹此一息真陽”。認為陽氣是人體陰陽矛盾中的主導方面，原因是萬物之生由乎陽，萬物之死亦由乎陽。人之生長壯老，皆由陽氣為之主，精血津液之生成，皆由陽氣為之化。基於陽氣為主導的思想，張氏又指出：“陽強則壽；陽衰則夭。”從而提出陽氣的盛衰，關係着人之壽夭的論點。現代生理學認為，機體無時無刻地進行着同化、異化的新陳代謝活動，其一切過程的關鍵都在於“動”和“化”。簡單他說也與陽氣為主導的認識相似。事物的性質，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規定的。生和死的區別在於陽氣為主導的運動形式嚮其他運動形式轉化，以陽氣為主導，是養生和臨床必須遵循而又往往被忽略的問題。張介賓在這方面的詳盡論述，是對醫學理論的推進與深化。
第二，養生主要在於治形寶精。
張介賓說：“吾之所賴者唯形耳，無形則無吾矣。”從而指出生命之所依賴者，是為形體。所謂養生，實質上就是“治形”，即保養人之形體。
但是，“形”賴精血以養，精血是産生形體和維持形體不衰的物質基礎。所以張介賓又說：“凡欲治病者，必以形體為主；欲治形者，必以精血為先。”張氏認為治精血之法有二：一是愛惜精血，不使有傷。如他說：“欲不可縱，縱則精竭，精不可竭，竭則真散。蓋精能生氣，氣能生神，營衛一身，莫大乎此”。在這裏張氏既指明了精在生命活動中的重要性，又指出了節欲保精的必要性。二是滋補精血，使之充盛。如他創製的左歸丸功在壯水之主，以培元陰而精血自充，三陰煎治肝脾虛損、精血不足；大營煎治真陰精血虧損；地黃醴治男婦精血不足。營衛不充。在上述培補精血的方劑中，皆重用熟地、山茱萸、枸杞。山藥、菟絲子、當歸、人參等藥。這些藥物一般都有補益精血、滋養真陰、培固本元的作用，對於年老體虛之人，尤其適宜。
第三，對人之壽夭的探索。
人之壽夭是人生一大課題。張介賓對此進行了積極、認真的研究和探索，並提出了卓有成效的見識。他說：“先天強厚者多壽，先天薄弱者多夭；後天培養者壽者更壽，後天所削者夭者更夭”，“兩天俱得其全者，耆艾無疑也”，從而說明了人之壽夭在很大程度上取决於人之本身是否註意攝養。即先天強者壽，先天弱者夭；後天培養者壽，後天失養者夭；先天強者，後天又慎之以養，則壽者更壽；先天弱者，後天又失之以養，則夭者更夭。為了使天者增壽，壽者更壽，張介賓又指出：“ 先天之強者不可侍，恃則並失其強矣；後天之弱者當知慎，慎則人能勝天矣。”說明了人的主觀能動性在抗老延年中起着積極作用。這種“人能勝天”的思想，對於加強後天培養，提高人類壽命，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第四，強調“中年修理”。
張氏說：“人於中年左右，當大為修理一番，則再振根基，尚餘強半。”可見，張氏十分強調中年保健，並尤重自身保健，他提出：“所衰由人，而輓回之道有不仍由人者乎。”至於養生的具體做法，張氏重視元氣的養護，而胃氣的充盛又是養護元氣的先决條件。所以張氏說：“求復之道，其道何居，在天在人，總在元氣。元氣無傷，何虞衰敗；元氣既損，貴在復之而已。”又云：“脾胃為水𠔌之海，得時天之氣也……人之自生至老，凡先天之有不足者，但得後天培養之力，則補天之功亦可居其強半。”
第五，重視房事保健與優生。
在《景嶽全書·婦人規》中，於講到夫婦子嗣和家庭關係時，提出“陰陽之道，合則聚，不合則離；合則成，不合則敗”，“合與不合，機有十焉，使能得之，權在我矣”的結論。其中的十機較馬王堆出土的古醫書中的“合男女必有則”要完善深刻得多。具體他說，他認為夫婦性生活之能否和諧及子嗣之有無，常與男女合機的遲速、畏機的強弱、會機的遠近、生機的盈虛、氣機的勞逸、情機的懷抱和陽機的兩火有關，與女方動機的闔闢、時機的童稚相聯繫；且亦與男方失機的喑産多所影響。由此可見，夫婦的性和諧與否與男女雙方的體質、情欲、動作、生活密切相關（十機中占有七機），而不能斷然地將兩性生活的失調或無孕育歸咎於男或女的某一方。
張景嶽以中醫的髒象形質理論為指導，進而總結了從優生學觀點出發的擇偶標準。如他在《婦人規·基址》中提出：“凡唇短嘴小者不堪，此子處之部位也；耳小輪薄者不堪，此腎氣之外候也；聲細而不振者不堪，形體薄弱者不堪，此藏蓄之宮城也；飲食纖細者不堪，此倉庫血海之源也；發焦齒豁者不堪，肝虧血而腎虧精也；睛露臀削者不堪，藏不藏而後無後也；顔色嬌豔者不堪，與其華者去其華也；肉肥勝骨者不堪，子宮隘而腎氣礎也；裊娜柔脆、筋不束骨者不堪，陽不勝陰必多肝脾之滯逆也；脈見緊數弦澀者不堪，必真陰虧弱經候不調而生氣杳然者也。”在討論影響優生的飲食方面，古人多有宜忌等清規戒律，而張景嶽則着重指出：“凡飲食之類，則人之髒氣各有所宜，似不必過為均執，唯酒多者為不宜。”由此可見，關於妊娠飲食宜忌，張景嶽通過實際觀察提出了與前人不同的兩個論點：其一是飲食各自於有關髒氣的充盛，故進食不必過於均執；其二是忌酒，因為他認為“酒性淫熱，非唯亂性，並且亂精……精不充實，則胎元不固”。
第六，提出身心關係理論。
張景嶽非常重視身心關係的研究，提出了一係列精闢的見解，大體上可以概括為：神明元氣論，神明出於陰陽論，心主神明論，神形統一論和個性先天稟賦論。如他認為，精神從本質上說是元氣。他說：“夫神氣者元氣也，元氣完固，由精神昌盛。”堅决反對把精神現象神秘化，為理解七情損傷和它的發病機製奠定了理論基礎。在身心關係上，張氏堅决反對心身二元論，主張形神統一說，神離不開形，神是形的作用，“神自形生”，神支配着形，失去了神，形就喪失了存在的意義。張氏還把七情損傷與疾病的關係看作雙嚮性影響，應為因果關係。七情損傷可以致病，疾病也可以導致七情損傷。例如驚就有二證，“有因病而驚者，有因驚而病者 ”。精神變化視具體條件不同，有時看作疾病引起的癥狀，有時又看作造成疾病的原因。從動態變化過程中考慮二者的相互作用，這就考慮到身心關係的復雜性，為分析精神因素變化的實質奠定了方法論基礎。
此外，張氏根據當時的社會特點提出，不良嗜好的形成和功名利祿的追逐是引起情感振動的主要因素。例如有人對酒“耽而不節”，有人“情懷鬱結，或相思之失心，或鬱結之盡病”，對於七情損傷，他認為不能“全侍藥餌”，“尤當以持心為先”。在這一思想指導下，張氏非常重視心理治療的作用及心理健康在預防中的作用。他強調養神是預防疾病的首要環節，在具體的養神方法上，主張要善於自我調節，行動中節，而不可使之過，放縱情欲。
由上可知，張介賓的養生思想是很豐富的，究其原因，皆源於張氏對於祖國醫學理論的博大精深和對於臨床實踐的深厚功底，以及對於中醫養生學理論的積極探索。此外，張介賓盡力運用多學科知識於醫學研究，明確地提出了先進的哲學思想指導的必要性，如《景嶽全書》開宗明義第一語便是“萬事不能外乎理，而醫之於理為尤切”。五十歲那年，專作《醫易義》詳論了皙學對醫學的指導意義，介紹了自己將論哲理的《易》與醫學結合的體會。
李時珍感其時代的中醫脈學存有缺憾甚至謬誤繁多,便依其父李月池所著<<四診發明>>及歷史上其他多傢脈論精華,於1564年 (明·嘉靖43年)編著成<<脈訣>>,即《瀕湖脈學>>.該書語言簡明,論脈清澈,不但把臨床復雜脈象總結歸納成基本的27種脈象,而且還把主要內容,即脈象、相類脈鑒別、脈象主病,皆以韻文歌括形式撰述,便宜誦記,因此上其書流傳深廣,歷來受醫傢推崇.《瀕湖脈學》對中醫基礎理論研究和臨床實踐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實為中醫典墳之作,是李時珍對中醫學的巨大貢獻.
針灸著作。又名《針灸問答》。三捲。明·汪機撰。刊於1503年。本書以問答形式闡述了針灸學中的一些基本理論。上、中二捲論述針法；下捲論述灸法及經絡腧穴。全書以《內經》、《難經》等書為指導思想和理論基礎，而對於金、元以後的各種針灸學說則采取批判或否定的態度，並批判了某些不負責任的醫療作風。現存初刻本等。1949年後有排印本。
《褚氏遺書》一捲，舊本題南齊褚澄撰。澄字彥適，陽翟人，褚淵弟也。尚宋文帝女廬江公主，拜駙馬都尉。入齊為吳郡太守，官至左民尚書。事跡具《南齊書·本傳》。是書分受形、本氣、平脈、津潤、分體、精血、除疾、審微、辨書、問子十篇，大旨發揮人身氣血陰陽之奧。《宋史》始著於錄。前有後唐清泰二年蕭淵序，雲黃巢時群盜發塚，得石刻棄之，先人偶見載歸，後遺命即以褚石為槨。又有釋義堪序，雲石刻得之蕭氏塚中，凡十有九片，其一即蕭淵序也。又有嘉泰元年丁介跋，稱此書初得蕭氏父子護其石而始全，繼得僧義堪筆之紙而始存，今得劉義先鋟之木而始傳云雲。考周密《癸辛雜識》，引其非男非女之身一條，則宋代已有此本，所謂刻於嘉泰中者，殆非虛語。其書於《靈樞》、《素問》之理頗有發明，李時珍、王肯堂俱采用之。其論寡婦僧尼必有異乎妻妾之療，發前人所未發。而論吐血便血飲寒涼百不一生，尤千古之龜鑒。疑宋時精醫理者所著，而偽托澄以傳。然其言可采，雖贋本不可廢也。中頗論精血化生之理，所以辨病源、戒保嗇耳。高儒《百川書志》列之房中類，則其誤甚矣。
漢代張仲景著述的《金匱要略》是中醫經典古籍之一，又名《金匱要略方論》.3.東漢張仲景撰於3世紀初.作者原撰傷寒雜病論.經晉王叔和整理後,其古傳本之一名金匱玉函要略方,共3.後北宋校正醫書局根據當時所存的蠹簡文字重予編校,取其中以雜病為主的內容,仍釐訂為3,改名金匱要略方論.全書共25篇,方劑262首,所述病證以內科雜病為主,兼有部分外科婦産科等病證.
《金匱要略》也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診治雜病的專著，是仲景創造辨證理論的代表作。古今醫傢對此書推崇備至，稱之為方書之祖，醫方之經、治療雜病的典範。書名“金匱”，言其重要和珍貴之意，“要略”，言其簡明扼要之意，表明本書內容精要，價值珍貴，應當慎重保藏和應用。
《金匱要略》被古今醫傢贊譽為方書之祖、醫方之經，治療雜病的典範，第一篇為髒腑經絡先後病脈證，是全書立論基礎，主要是以髒腑經絡學說為基礎，闡明各類證候的發生變化及其與髒腑經絡的關係。第二至第二十二篇分別論述痙濕暍病、百合狐惑陰陽毒病、瘧病、中風歷節病、以及妊娠病、産後病、婦人雜病等20餘種、類病癥。所述病癥以內科雜病為主，兼及外科婦科病癥各有專篇。在病因方面，《金匱要略》明確地劃分為三婁，認為：“千般疢難，不越三條：一者，經絡受邪入髒腑為內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竅，血脈相傳，壅塞不通，為外皮膚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蟲獸所傷。以此詳之，病由都盡。”對後世病因學說有直接啓示。
《金匱要略》婦人三篇，論述婦人妊娠、産後、雜病脈證並治，內容豐富。共有原文45條，載方40首，計260多首方劑。病種包括了經、帶、胎、産、雜病。篇中對婦産科病的辯證論治嚴謹，治法、劑型多樣，已具中醫婦産科學的雛型，為後世婦産科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金匱要略方論序
張仲景為《傷寒雜病論》合十六捲，今世但傳《傷寒論》十捲，雜病未見其書，或於諸傢方中載其一二矣。翰林學士王洙在館閣日，於蠢簡中得仲景《金匱玉函要略方》三捲：上則辯傷寒，中則論雜病，下則載其方，並療婦人。乃錄而傳之士流，纔數傢耳。它以對方證對者，施之於人，其效若神。然而或有證而無方，或有方而無證，救急治病其有未備。國傢詔儒臣校正醫書，臣奇先核定《傷寒論》，次校定《金匱玉函經》，今又校成此書，仍以逐方次於徵候之下，使倉卒之際，便於檢用也。又采散在諸傢之方，附於逐篇之末，以廣其法。以其傷寒文多節略，故斷自雜病以下，終於飲食禁忌，凡二十五篇，除重複合二百六十二方，勒成上、中、下三捲，依舊名曰《金匱方論》。臣奇嘗讀《魏志•華倫傳》雲：“出書一捲曰：此書可以活人”。
每觀華佗凡所療病，多尚奇怪，不合聖人之經，臣奇謂活人者，必仲景之書也。大哉炎農聖法，屬我盛旦，恭惟主上，丕承大統，撫育元元。頒行方書，拯濟疾苦，使和氣盈溢，而萬物莫不盡和矣。
太子右贊善大夫臣高保衡、尚書都官員外郎臣孫奇、尚書司封郎中充秘閣校理臣林億等傳上。
版本
《金匱要略》現存最早版本為元刻，註本頗多，以元代趙以德的《金匱方論衍義》較早，而以清·尤怡的《金匱要略心典》最為著名。據統計，歷代註釋、發揮、方論及歌括也有百余家之多。
價值
《傷寒論》、《金匱要略》不但在國內歷代註傢、研究著作有數百傢之多，為歷代研究、治療急性熱病的醫學家所遵循，成為他們發展、發揮醫學理論和醫療技術的基礎、依據和教育後學的課本。在國外也有着廣泛而深入的影響。例如日本，不但收藏和刻刊許多《傷寒論》之珍本，並由日本再傳中國而發揮了巨在的影響，而且日本學者研究、註釋《傷寒論》的著作，僅就先後傳到中國而現存者也有60多傢。再如《金匱要略》較好版本也有收藏於日本者，日刻本也不少，日本醫學家之研究《金匱要略》而有專著流傳至中國者，有10餘種之多。關於將《傷寒論》《金匱要略》並作重編、方論者，日本名傢之專著流傳中國者有近20種，由此可見張仲景《傷寒論》與《金匱要略》在日本的影響之廣泛和深遠。在日本現代醫學昌盛的今天，日本學者仍給予張仲景《傷寒雜病論》的研究以特殊的重視，許多醫學家在臨床醫療中，仍然十分重視該書原方之應用，並取得很好效果，運用該書中成方製造的成藥，也為日本醫界所依賴。
《金匱要略》是祖國醫學寶庫中一顆璀璨的明珠，是我國現存最早的雜病學專著，它奠定了雜病的理論基礎和臨床規範，具有很高的指導意義和實用價值，對後世臨床醫學的發展有着重大貢獻和深遠影響，所以它屬於祖國醫學的四大經典著作之一，被歷代推崇為方書之祖和治療雜病的典範，林億謂其“施之於人，其效若神。”
《金匱要略》也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診治雜病的專著，是仲景創造辨證理論的代表作。古今醫傢對此書推崇備至，稱之為方書之祖，醫方之經、治療雜病的典範。書名“金匱”，言其重要和珍貴之意，“要略”，言其簡明扼要之意，表明本書內容精要，價值珍貴，應當慎重保藏和應用。
《金匱要略》被古今醫傢贊譽為方書之祖、醫方之經，治療雜病的典範，第一篇為髒腑經絡先後病脈證，是全書立論基礎，主要是以髒腑經絡學說為基礎，闡明各類證候的發生變化及其與髒腑經絡的關係。第二至第二十二篇分別論述痙濕暍病、百合狐惑陰陽毒病、瘧病、中風歷節病、以及妊娠病、産後病、婦人雜病等20餘種、類病癥。所述病癥以內科雜病為主，兼及外科婦科病癥各有專篇。在病因方面，《金匱要略》明確地劃分為三婁，認為：“千般疢難，不越三條：一者，經絡受邪入髒腑為內所因也；二者，四肢九竅，血脈相傳，壅塞不通，為外皮膚所中也；三者，房室、金刃、蟲獸所傷。以此詳之，病由都盡。”對後世病因學說有直接啓示。
《金匱要略》婦人三篇，論述婦人妊娠、産後、雜病脈證並治，內容豐富。共有原文45條，載方40首，計260多首方劑。病種包括了經、帶、胎、産、雜病。篇中對婦産科病的辯證論治嚴謹，治法、劑型多樣，已具中醫婦産科學的雛型，為後世婦産科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金匱要略方論序
張仲景為《傷寒雜病論》合十六捲，今世但傳《傷寒論》十捲，雜病未見其書，或於諸傢方中載其一二矣。翰林學士王洙在館閣日，於蠢簡中得仲景《金匱玉函要略方》三捲：上則辯傷寒，中則論雜病，下則載其方，並療婦人。乃錄而傳之士流，纔數傢耳。它以對方證對者，施之於人，其效若神。然而或有證而無方，或有方而無證，救急治病其有未備。國傢詔儒臣校正醫書，臣奇先核定《傷寒論》，次校定《金匱玉函經》，今又校成此書，仍以逐方次於徵候之下，使倉卒之際，便於檢用也。又采散在諸傢之方，附於逐篇之末，以廣其法。以其傷寒文多節略，故斷自雜病以下，終於飲食禁忌，凡二十五篇，除重複合二百六十二方，勒成上、中、下三捲，依舊名曰《金匱方論》。臣奇嘗讀《魏志•華倫傳》雲：“出書一捲曰：此書可以活人”。
每觀華佗凡所療病，多尚奇怪，不合聖人之經，臣奇謂活人者，必仲景之書也。大哉炎農聖法，屬我盛旦，恭惟主上，丕承大統，撫育元元。頒行方書，拯濟疾苦，使和氣盈溢，而萬物莫不盡和矣。
太子右贊善大夫臣高保衡、尚書都官員外郎臣孫奇、尚書司封郎中充秘閣校理臣林億等傳上。
版本
《金匱要略》現存最早版本為元刻，註本頗多，以元代趙以德的《金匱方論衍義》較早，而以清·尤怡的《金匱要略心典》最為著名。據統計，歷代註釋、發揮、方論及歌括也有百余家之多。
價值
《傷寒論》、《金匱要略》不但在國內歷代註傢、研究著作有數百傢之多，為歷代研究、治療急性熱病的醫學家所遵循，成為他們發展、發揮醫學理論和醫療技術的基礎、依據和教育後學的課本。在國外也有着廣泛而深入的影響。例如日本，不但收藏和刻刊許多《傷寒論》之珍本，並由日本再傳中國而發揮了巨在的影響，而且日本學者研究、註釋《傷寒論》的著作，僅就先後傳到中國而現存者也有60多傢。再如《金匱要略》較好版本也有收藏於日本者，日刻本也不少，日本醫學家之研究《金匱要略》而有專著流傳至中國者，有10餘種之多。關於將《傷寒論》《金匱要略》並作重編、方論者，日本名傢之專著流傳中國者有近20種，由此可見張仲景《傷寒論》與《金匱要略》在日本的影響之廣泛和深遠。在日本現代醫學昌盛的今天，日本學者仍給予張仲景《傷寒雜病論》的研究以特殊的重視，許多醫學家在臨床醫療中，仍然十分重視該書原方之應用，並取得很好效果，運用該書中成方製造的成藥，也為日本醫界所依賴。
《金匱要略》是祖國醫學寶庫中一顆璀璨的明珠，是我國現存最早的雜病學專著，它奠定了雜病的理論基礎和臨床規範，具有很高的指導意義和實用價值，對後世臨床醫學的發展有着重大貢獻和深遠影響，所以它屬於祖國醫學的四大經典著作之一，被歷代推崇為方書之祖和治療雜病的典範，林億謂其“施之於人，其效若神。”
"洞明醫術，遂成其妙"《針灸甲乙經》是中國針灸學專著，原名《黃帝三部針灸甲乙經》，簡稱《甲乙經》，晉皇甫謐（215-282年）編撰於魏甘露四年（259年），共10捲，南北朝時期改為12捲本。該書集《素問》、《針經》（即《靈樞》古名）與《明堂孔穴針灸治要》三書中之有關針灸學內容等分類合編而成。原書根據天幹編次，內容主要論述醫學之理論和針灸之方法技術，故命名為《針灸甲乙經》。皇甫謐本是一位史學家，年近50歲時，因患關節炎，加之耳聾，開始鑽研針灸醫術，學習上述三書，並將其中"事類相從，刪其浮辭，除其重複，論其精要"而成書。人稱其"習覽經方，手不輟捲，遂盡其妙"，或譽之為" 晉朝高秀，洞明醫術"。可知其因病習醫針灸而成功者。首先，《針灸甲乙經》在中國獨具特色的針灸療法的發展中，發揮了承先啓後、繼往開來的重大作用。衆所周知，在此期間，中醫學典籍《素問》、《靈樞》等雖有關於針灸學理論與技術的闡述，也有若幹專門論述針灸經絡的小册子，然而或已散落殘佚，或衹散見而不成係統，《針灸甲乙經》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對針灸經絡、腧穴、主治等從理論到臨床進行了比較全面係統的整理研究而成書的。
該書在針灸理論上，除了強調："上工治未病"之病，即要求一位高明的針灸醫生要學會運用針灸來達到保健預防疾病之目的。他所指出的"中工刺未成"則是強調僅能做到疾病早期治療者，也衹能算作一位比較好的針灸醫生——中工。這表現了該書對預防疾病和提倡早期治療的重視。然後，他以"下工刺已衰，下工刺方襲"，將不能做到預見和早期診斷治療的針灸醫生則一概稱之為下工、下下工，視之為不合格的針灸醫生。這一先進思想促成了中國歷代針灸醫生的勤奮學習和為發展針灸作出了重要貢獻。同時，該書還對針灸用針之形狀製作、針灸之禁忌、針灸經絡、孔穴部位之考訂、針灸的臨床適應癥、針灸操作方法，以及臨床經驗的總結等進行了係統的論述。係統整理考訂針灸穴位。該書對針灸穴位之名稱、部位、取穴方法等，逐一進行考訂，並重新釐定孔穴之位置，同時增補了典籍未能收入的新穴，使全書定位孔穴達到349個，其中雙穴300個，單穴49個，比《內經》增加189個穴位，即全身共有針灸穴位649個。
在此之後穴位數雖每有增減，但該書為之奠定了可靠的基礎。關於穴位的分佈，該書采取了分區記述的方法，如頭部分正中，兩側再分五條綫與腦後各有穴若幹；面部、耳部、頸部、肩部各有穴若幹；胸、背、腰、腹部分之正中，兩側各綫各有穴若幹；四肢部分三陽、三陰各有穴若幹。雖然未完全按經絡敘述穴位，但部位明確，相互關係清楚，有利於學習和臨床運用，該法為歷代中外學者所沿用。係統論述經絡學說。經絡學說是一個至今尚未證實其客觀存在的係統，但2000多年來其理論學說一直指導着中醫學、針灸學之診斷和臨床治療，並每獲佳效。這一係統的徑路、走行方向、與穴位關係等在針灸學的發展上每有不同觀點，《甲乙經》在晉以前醫學文獻的基礎上，對其進行了比較全面的整理研究，對人體的十二經脈、奇經八脈、十五絡脈以及十二經別、十二經筋等之內容、生理功能、循行路綫、走行規律以及其發病特點等作了傳統理論的概括和比較係統的論述，成為後世對此學說研究論述的依據。關於針灸療法的適應癥。哪些疾病適合運用針灸治療，這是針灸臨床的一個重要問題，對選擇治療方法是十分必要的。
《甲乙經》在前人經驗的基礎上，提出適合針灸治療的疾病和癥狀等共計800多種。例如該書所分述的熱病、頭痛、痓、瘧、黃膽、寒熱病、脾胃病、癲、狂、霍亂、喉痹、耳目口齒病、婦人病等等，也基本上達到了條分縷析，內容比較豐富，使學習者易於掌握的治療學水平。闡明針灸方法和臨床禁忌。該書強調："用針之理，必知形氣之所在、左右上下、陰陽表裏、血氣多少、行之逆順、出入之合。"提示針灸醫生為病人施治時，必須掌握時機，根據病人的不同體質、不同病情，采用不同的針刺艾灸的手法和技術。要求選穴適宜，定穴準確，操作嚴謹，補瀉手法適當等等。該書還在選穴治療方面論述了後世始形成的子午流註針法的理論。《甲乙經》專篇闡述了每日時辰不同與選穴、針刺補瀉方法的關係，這一時間醫學問題至今在臨床上還在應用，並為國際學者所註目和研究。
關於針刺操作手法，從理論到具體操作要領，均作了比較具體的敘述。例如，持針之姿勢和方法，針灸施術必須全神貫註，審示病人接受治療前後的神態反應，掌握針刺之淺深、方向、輕重以及事故之預防。對留針時間、艾灸壯數、某穴禁針、某穴不能深刺等等，均作了明確的規定。所有這一切，既具有對前代經驗的總結性，又富有一定的創造性，無論從文獻學價值和指導後世針灸發展都有着重大的意義。《針灸甲乙經》是一部影響中國針灸學發展的劃時代著作。遠在隋唐時期，就已作為醫學教育的必學課本，並視之為經方。不但為唐代偉大醫藥學家孫思邈列為"凡欲為大醫，必須讀《素問》、《甲乙》……等諸部經方"，定為醫學生必須學習熟讀的基本功。而且在唐代、宋代官方的醫學教育中，也明確規定其為醫學校學習必修課，並設針博士、針助教、針師等進行授課和據以指導臨床實習。
在此之後，不論是宋王唯一創製針灸銅人、著書和刻石以廣針灸之正確流傳，或是明、清諸針灸學者編撰針灸書籍，幾乎無不以之為主要依據。《針灸甲乙經》成書後，為歷代醫學家、針灸學家所重視，傳抄者頗多，自北宋校正醫書局校正後始成今之傳本。在國內現僅存若幹明刊本，日本珍藏有我國宋刊本。現國內所收藏者有明刊本之後歷代刊刻出版者計約20種。《針灸甲乙經》對國外發展中國針灸也産生了極為廣泛的影響。公元七八世紀，日本、朝鮮在引進中國醫學的同時，均在其醫學教育中明確規定以《針灸甲乙經》為教材，還明確規定了學習日數。日本的《大同類聚方》等也都較多地引用了《甲乙經》的內容。其後，日本不但收藏中國宋版之《黃帝針灸甲乙經》，並多有中國歷代之版本，他們影印了宋版在日本和國際上流傳。
歐美學者學習中國針灸雖然較晚，雖然並非始於《針灸甲乙經》，但該書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歐美産生影響，為歐美一些大圖書館所收藏，特別在法國影響更大。據知，法國現代學者正在翻譯《針灸甲乙經》。
該書在針灸理論上，除了強調："上工治未病"之病，即要求一位高明的針灸醫生要學會運用針灸來達到保健預防疾病之目的。他所指出的"中工刺未成"則是強調僅能做到疾病早期治療者，也衹能算作一位比較好的針灸醫生——中工。這表現了該書對預防疾病和提倡早期治療的重視。然後，他以"下工刺已衰，下工刺方襲"，將不能做到預見和早期診斷治療的針灸醫生則一概稱之為下工、下下工，視之為不合格的針灸醫生。這一先進思想促成了中國歷代針灸醫生的勤奮學習和為發展針灸作出了重要貢獻。同時，該書還對針灸用針之形狀製作、針灸之禁忌、針灸經絡、孔穴部位之考訂、針灸的臨床適應癥、針灸操作方法，以及臨床經驗的總結等進行了係統的論述。係統整理考訂針灸穴位。該書對針灸穴位之名稱、部位、取穴方法等，逐一進行考訂，並重新釐定孔穴之位置，同時增補了典籍未能收入的新穴，使全書定位孔穴達到349個，其中雙穴300個，單穴49個，比《內經》增加189個穴位，即全身共有針灸穴位649個。
在此之後穴位數雖每有增減，但該書為之奠定了可靠的基礎。關於穴位的分佈，該書采取了分區記述的方法，如頭部分正中，兩側再分五條綫與腦後各有穴若幹；面部、耳部、頸部、肩部各有穴若幹；胸、背、腰、腹部分之正中，兩側各綫各有穴若幹；四肢部分三陽、三陰各有穴若幹。雖然未完全按經絡敘述穴位，但部位明確，相互關係清楚，有利於學習和臨床運用，該法為歷代中外學者所沿用。係統論述經絡學說。經絡學說是一個至今尚未證實其客觀存在的係統，但2000多年來其理論學說一直指導着中醫學、針灸學之診斷和臨床治療，並每獲佳效。這一係統的徑路、走行方向、與穴位關係等在針灸學的發展上每有不同觀點，《甲乙經》在晉以前醫學文獻的基礎上，對其進行了比較全面的整理研究，對人體的十二經脈、奇經八脈、十五絡脈以及十二經別、十二經筋等之內容、生理功能、循行路綫、走行規律以及其發病特點等作了傳統理論的概括和比較係統的論述，成為後世對此學說研究論述的依據。關於針灸療法的適應癥。哪些疾病適合運用針灸治療，這是針灸臨床的一個重要問題，對選擇治療方法是十分必要的。
《甲乙經》在前人經驗的基礎上，提出適合針灸治療的疾病和癥狀等共計800多種。例如該書所分述的熱病、頭痛、痓、瘧、黃膽、寒熱病、脾胃病、癲、狂、霍亂、喉痹、耳目口齒病、婦人病等等，也基本上達到了條分縷析，內容比較豐富，使學習者易於掌握的治療學水平。闡明針灸方法和臨床禁忌。該書強調："用針之理，必知形氣之所在、左右上下、陰陽表裏、血氣多少、行之逆順、出入之合。"提示針灸醫生為病人施治時，必須掌握時機，根據病人的不同體質、不同病情，采用不同的針刺艾灸的手法和技術。要求選穴適宜，定穴準確，操作嚴謹，補瀉手法適當等等。該書還在選穴治療方面論述了後世始形成的子午流註針法的理論。《甲乙經》專篇闡述了每日時辰不同與選穴、針刺補瀉方法的關係，這一時間醫學問題至今在臨床上還在應用，並為國際學者所註目和研究。
關於針刺操作手法，從理論到具體操作要領，均作了比較具體的敘述。例如，持針之姿勢和方法，針灸施術必須全神貫註，審示病人接受治療前後的神態反應，掌握針刺之淺深、方向、輕重以及事故之預防。對留針時間、艾灸壯數、某穴禁針、某穴不能深刺等等，均作了明確的規定。所有這一切，既具有對前代經驗的總結性，又富有一定的創造性，無論從文獻學價值和指導後世針灸發展都有着重大的意義。《針灸甲乙經》是一部影響中國針灸學發展的劃時代著作。遠在隋唐時期，就已作為醫學教育的必學課本，並視之為經方。不但為唐代偉大醫藥學家孫思邈列為"凡欲為大醫，必須讀《素問》、《甲乙》……等諸部經方"，定為醫學生必須學習熟讀的基本功。而且在唐代、宋代官方的醫學教育中，也明確規定其為醫學校學習必修課，並設針博士、針助教、針師等進行授課和據以指導臨床實習。
在此之後，不論是宋王唯一創製針灸銅人、著書和刻石以廣針灸之正確流傳，或是明、清諸針灸學者編撰針灸書籍，幾乎無不以之為主要依據。《針灸甲乙經》成書後，為歷代醫學家、針灸學家所重視，傳抄者頗多，自北宋校正醫書局校正後始成今之傳本。在國內現僅存若幹明刊本，日本珍藏有我國宋刊本。現國內所收藏者有明刊本之後歷代刊刻出版者計約20種。《針灸甲乙經》對國外發展中國針灸也産生了極為廣泛的影響。公元七八世紀，日本、朝鮮在引進中國醫學的同時，均在其醫學教育中明確規定以《針灸甲乙經》為教材，還明確規定了學習日數。日本的《大同類聚方》等也都較多地引用了《甲乙經》的內容。其後，日本不但收藏中國宋版之《黃帝針灸甲乙經》，並多有中國歷代之版本，他們影印了宋版在日本和國際上流傳。
歐美學者學習中國針灸雖然較晚，雖然並非始於《針灸甲乙經》，但該書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歐美産生影響，為歐美一些大圖書館所收藏，特別在法國影響更大。據知，法國現代學者正在翻譯《針灸甲乙經》。
《銅人針灸經》,針灸著作。七捲。此書雖冠“銅人”之名，實與“銅人”無涉。係元代書商抄錄《太平聖惠方》捲九十九《針經》的全文，析分為捲一-六，另附針灸禁忌一捲。原書成於唐代，作者已無可考。書中記載了一些常用要穴的針治經驗，並附十二幅腧穴圖。現存明·清刻本、《四庫全書》本等。
《醫學源流論》二捲，國朝徐大椿撰。其大綱凡七，曰經絡髒腑，曰脈，曰病，曰藥，曰治法，曰書論，曰古今。分子目九十有三。持論多精鑿有據。如謂病之名有萬，而脈之象不過數十種，是必以望、聞、問三者參之。又如病同人異之辨，兼證兼病之別，亡陰亡陽之分，病有不愈不死，有雖愈必死，又有藥誤不即死，藥性有今古變遷，《內經》司天運氣之說不可泥，針灸之法失傳。其說皆可取。而人參論一篇，涉獵醫書論一篇，尤深切著明。至於有欲救俗醫之弊而矯枉過直者，有求勝古人之心而大言失實者，故其論病則自岐黃以外，秦越人亦不免詆排。其論方則自張機《金匱要略》、《傷寒論》之外，孫思邈、劉守真、李杲、朱震亨皆遭駁詰。於醫學中殆同毛奇齡之《說經》。然其切中庸醫之弊者，不可廢也。
《神農本草經》是現存最早的藥物學專著，為我國早期臨床用藥經驗的第一次係統總結，歷代被譽為中藥學經典著作。全書分三捲，載藥365種（植物藥252種，動物藥67種，礦物藥46種），分上、中、下三品，文字簡練古樸，成為中藥理論精髓。
書中對每一味藥的産地、性質、採集時間、入藥部位和主治病癥都有詳細記載。對各種藥物怎樣相互配合應用，以及簡單的製劑，都做了概述。更可貴的是早在兩千年前，我們的祖先通過大量的治療實踐，已經發現了許多特效藥物，如麻黃可以治療哮喘，大黃可以瀉火，常山可以治療瘧疾等等。這些都已用現代科學分析的方法得到證實。
在我國古代，大部分藥物是植物藥，所以“本草”成了它們的代名詞，這部書也以“本草經”命名。漢代托古之風盛行，人們尊古薄今，為了提高該書的地位，增強人們的信任感，它藉用神農遍嘗百草，發現藥物這婦孺皆知的傳說，將神農冠於書名之首，定名為《神農本草經》。儼然《內經》冠以黃帝一樣，都是出於托名古代聖賢的意圖。
簡介
《神農本草經》又名《神農本草》，簡稱《本草經》或《本經》，我國現存最早的藥學專著。撰人不詳，“神農”為托名。其成書年代自古就有不同考論，或謂成於秦漢時期，或謂成於戰國時期。原書早佚，現行本為後世從歷代本草書中集輯的。該書最早著錄於《隋書•經籍志》，載“神農本草，四捲，雷公集註”。《舊唐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均錄“神農本草，三捲”，宋《通志•藝文略》錄“神農本草，八捲，陶隱居集註”，明《國史經籍志》錄“神農本草經，三捲”，《清史稿•藝文志》錄“神農本草經，三捲”。歷代有多種傳本和註本，現存最早的輯本為明盧復輯《神農本經》（1616），流傳較廣的是清孫星衍、孫馮翼輯《神農本草經》（1799），以及清顧觀光輯《神農本草經》（1844）、日本森立之輯《神農本草經》（1854）。
內在原則和影響
《本經》依循《內經》提出的君臣佐使的組方原則，也將藥物以朝中的君臣地位為例，來表明其主次關係和配伍的法則。《本經》對藥物性味也有了詳盡的描述，指出寒熱溫涼四氣和酸、苦、甘、辛、鹹五味是藥物的基本性情，可針對疾病的寒、熱、濕、燥性質的不同選擇用藥。寒病選熱藥；熱病選寒藥；濕病選溫燥之品；燥病須涼潤之流，相互配伍，並參考五行生剋的關係，對藥物的歸經、走勢、升降、浮沉都很瞭解，才能選藥組方，配伍用藥。
藥物之間的相互關係也是藥學一大關鍵，《本經》提出的“七情和合”原則在幾千年的用藥實踐中發揮了巨大作用。藥物之間，有的共同使用就能相互輔佐，發揮更大的功效，有的甚至比各自單獨使用的效果強上數倍；有的兩藥相遇則一方會減小另一方的藥性，便其難以發揮作用；有的藥可以減去另一種藥物的毒性，常在炮製毒性藥時或者在方中製約一種藥的毒性時使用；有的兩種藥品本身均無毒，但兩藥相遇則會産生很大的毒性，損害身體等等。這些都是業醫者或從事藥物學研究的人員必備的基本專業知識，十分重要，甚至操縱着生死之關隘，不可輕忽一分半毫。
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內，《神農本草經》都是醫生和藥師學習中藥學的教科書，或者是作為必讀書，被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上。書中對於藥物性質的定位和對其功能主治的描述十分準確，其中規定的大部分藥物學理論和配伍規則，到今天，也仍是中醫藥學的重要理論支柱。對於現代的中醫臨床，《神農本草經》的論述仍舊具有十分穩固的權威性，同時，它也成為了醫學工作者案頭必備的工具書之一。
相關
《神農本草經》的作者及成書時代尚無實證加以確定，但它成書於東漢，並非出自一時一人之手，而是秦漢時期衆多醫學家總結、搜集、整理當時藥物學經驗成果的專著，此已經是醫學史界比較公認的結論。
全書分3(或4)捲，共收載藥物365種，其中植物藥252種，動物藥67種，礦物藥46種。書中敘述了各種藥物的名稱、性味、有毒無毒、功效主治、別名、生長環境、採集時節以及部分藥物的質量標準、炮炙、真偽鑒別等，所載主治癥包括了內、外、婦、兒、五官等各科疾病170多種，並根據養命、養性、治病三類功效將藥物分為上、中、下三品。上品120種為君，無毒，主養命，多服久服不傷人，如人參、阿膠；中品12種為臣，無毒或有毒，主養性，具補養及治療疾病之功效，如鹿茸、紅花；下品125種為佐使，多有毒，不可久服，多為除寒熱、破積聚的藥物，主治病，如附子、大黃。書中有200多種藥物至今仍常用，其中有158種被收入1977年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
《神農本草經》有序例(或序錄)自成l捲，是全書的總論，歸納了13條藥學理論，首次提出了“君臣佐使”的方劑理論，一直被後世方劑學所沿用，但在使用過程中，含義已漸漸演變，關於藥物的配伍情況，書中概括為“單行”、“相須”、“相使”、“相畏”、“相惡”、“相反”、“相殺”七種，稱為七情，指出了藥物的配伍前提條件，認為有的藥物合用，可以相互加強作用或抑製藥物的毒性，因而宜配合使用，有的藥物合用會使原有的藥理作用減弱，或産生猛烈的副作用，這樣的藥應盡量避免同時使用。書中還指出了劑型對藥物療效的影響，丸、散、湯、膏適用於不同的藥物或病癥，違背了這些，就會影響藥物的療效。
由於歷史和時代的局限，《神農本草經》也存在一些缺陷，為了附會一年365日，書中收載的藥物僅365種，而當時人們認識和使用的藥物已遠遠不止這些。這 365種藥物被分為上、中、下三品，以應天、地、人三界，既不能反應藥性，又不便於臨床使用，這些明顯地受到了天人合一思想的影響，而且在神仙不死觀念的主導下，收入了服石、煉丹、修仙等內容，並把一些劇毒的礦物藥如雄黃、水銀等列為上品之首，認為長期服用有延年益壽的功效。這顯然是荒謬的。此外，《神農本草經》很少涉及藥物的具體産地，采收時間，炮製方法，品種鑒定等內容，這一缺陷直到《本草經集註》纔得以剋服。
儘管如此，《神農本草經》的歷史地位卻是不可低估的，它將東漢以前零散的藥學知識進行了係統總結，其中包含了許多具有科學價值的內容，被歷代醫傢所珍視。而且其作為藥物學著作的編撰體例也被長期沿用，作為我國第一部藥物學專著，影響是極為深遠的。
《神農本草經》，簡稱《本經》，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藥學專著。其著作年代及作者問題，由於《帝王世紀》有：“炎帝神農氏……嘗味草木，宜藥療疾，著本草四捲”之說，故使人認為《本經》作者是神農。如北齊顔之推《傢訓》即謂“本草神農所述”。但神農在歷史上是傳說中的人物，況神農時代，尚未有文字，因此不能認為是神農所著。據梁代陶弘景在《本草經集註》序中謂：“本經所出郡縣，乃後漢時製，疑係仲景、元化等所記”。宋代掌禹錫在《嘉佑補註本草》序中謂：“上世未著文字，師學相傳，謂之本草。兩漢以來名醫益衆，張機、華倫輩始因古學，附以新說，通為編述，《本經》由是見於經錄”。南宋王應麟在《睏學紀聞》中謂：“神農作本草非也。三五之世，樸略之風，史氏不繁，紀錄無見。斯實後醫工知草木之性，托名炎帝耳”。近代梁啓超在《古書真偽及其年代衝說：“此書在東漢三國間已有之，至宋、齊間則已立規模矣。著者之姓名雖不能確指，著者之年代則不出東漢末訖宋、齊之間”。故現代學者，一般都認為《本經》為東漢末年（約公元200年）之作品，非一人之手筆，是集體所創作，而托名於神農。正如《淮南子·修務訓》所說：“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托之於神農、黃帝，而後始能人說”，所以《本經》上冠以神農二字，亦即此故。
《本經》載藥365種，其中有植物藥252種，動物藥67種，礦物藥46種（此據顧觀光輯本統計之數，其他各本，互有出人）。根據藥物的性能和使用目的，分為上、中、下三品。上品一百二十種，無毒。大多屬於滋補強壯之品，如人參、甘草、地黃、大棗等，可以久服。中品一百二十種，無毒或有毒，其中有的能補虛扶弱，如百合、當歸、竜眼、鹿茸等；有的能祛邪抗病，如黃連、麻黃、白芷、黃芩等。下品一百二十五種，有毒者多，能祛邪破積，如大黃、烏頭、甘遂、巴豆等，不可久服。
《本經》對每味藥所記載的內容，有性味、主治、異名及生長環境。如“當歸味甘溫，主咳逆上氣，溫瘧寒熱洗洗在皮膚中，婦人漏下，絶子，諸惡瘡瘍金瘡，煮飲之。一名幹歸。生川𠔌。”這些內容以當時的水平來衡量，是比較切實的。
《本經》不僅記載着365種藥的性味、主治等內容，還在其《序錄》中簡要地提出：“藥有酸鹹甘苦辛五味，又有寒熱溫涼四氣及有毒無毒。”“療寒以熱藥，療熱以寒藥，飲食不消以吐下藥……各隨其所宜”等基本理論及用藥原則。並總結了“藥有君臣佐使”，“有單行者，有相須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惡者，有相反者，有相殺者”等藥物配伍方法。為了保證藥物質量，還指出要註意藥物的産地，採集藥物的時間、方法、真偽。製成各種劑型，要隨藥性而定。用毒藥應從小劑量開始，隨病情的發展而遞增。服藥時間應按病位所在確定在食前、食後或早晨、睡前服藥。如此等等，對臨床用藥都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本經》是漢以前勞動人民在實踐中所積纍的用藥經驗的總結，它將藥物分為上、中、下三品，是中藥學按功用分類之始。它所述的藥物主治大部分是正確的，有一定的科學價值。如水銀治疥瘡，麻黃平喘，常山治瘧，黃連治痢，牛膝墮胎，海藻治癭瘤。不但確有實效，而且有一些還是世界上最早的記載。如用水銀治皮膚疾病，要比阿拉伯和印度早500－800年。
《本經》的問世，對我國藥學的發展影響很大。歷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幾部《本草》，如《本草經集註》、《新修本草》、《證類本草》、《本草綱目》等，都淵源於《本經》而發展起來的。但由於歷史條件的限製，其中未免摻雜了少數荒誕不稽之說。如樸消“煉何服之，輕身神仙”，太一餘糧“久服輕身飛行千裏神仙”，澤瀉 “久服能行水上”，水銀“久服神仙不死”等等。這些唯心之說，與當時迷信方士（僻海》1979年版方士條：“中國古代好講神仙方術的人”）有一定的關係。對此，當本着去蕪取精的精神，批判地繼承其正確的內容。
《本經》原本早已散佚。現所見者，大多是從《證類本草》、《本草綱目》等書所引用的《本經》內容而輯成的。由於重輯者的着眼點和取材不同，因而各種輯本的形式和某些內容有一定的差異。常見的輯本有：
1．盧復輯《神農本經》三捲（公元1602~1616年，明萬歷30－44年）。是從《證類本草》和《本草綱目》中摘出所引的《本經》原文編輯而成。
2．孫星衍、孫馮翼同輯《神農本草經》三捲（公元1799年，清嘉慶4年）。是從《證類本草》上的白字輯出。並在每條正文之後，引用了《吳普本草》、《名醫別錄》、《淮南子》、《抱樸子》、《太平御覽》、《爾雅》、《說文》等古書，詳加考證，引證詳實，資料豐富，是較好的一種輯本。
3．顧觀光輯《神農本草經》四捲（公元1844年，清道光24年）此書分序錄、上品、中品、下品四部分。藥品次序是依照《本草綱目》捲二所載《神農本草經》目錄排列的。經文均依《證類本草》。唐、宋類書所引有出於《證類本草》之外的，也一並輯人。
4．森立之（日本人）輯《神農本草》四捲（公元1854年，日本嘉永7年，清鹹豐4年）。依據《千金方》、《醫心方》、《唐本草》、《證類本草》、《本草和名》等重輯而成。別作“考異”，附之於後。
5．王閻運輯《神農本草經》三捲（公元1885年，清光緒11年）。是從《證類本草》輯出。王氏對醫學和考據學都不是內行，所以此書內容是比較草率的。
6．薑國伊輯《神農本經》一册，未分捲（公元1892年，清光緒18年）。是根據《本草綱目》等輯成。
上述六種輯本，以孫、顧的輯本流行較廣。這些輯本經重輯者的研究考證，基本上已接近原來的面目。
書中對每一味藥的産地、性質、採集時間、入藥部位和主治病癥都有詳細記載。對各種藥物怎樣相互配合應用，以及簡單的製劑，都做了概述。更可貴的是早在兩千年前，我們的祖先通過大量的治療實踐，已經發現了許多特效藥物，如麻黃可以治療哮喘，大黃可以瀉火，常山可以治療瘧疾等等。這些都已用現代科學分析的方法得到證實。
在我國古代，大部分藥物是植物藥，所以“本草”成了它們的代名詞，這部書也以“本草經”命名。漢代托古之風盛行，人們尊古薄今，為了提高該書的地位，增強人們的信任感，它藉用神農遍嘗百草，發現藥物這婦孺皆知的傳說，將神農冠於書名之首，定名為《神農本草經》。儼然《內經》冠以黃帝一樣，都是出於托名古代聖賢的意圖。
簡介
《神農本草經》又名《神農本草》，簡稱《本草經》或《本經》，我國現存最早的藥學專著。撰人不詳，“神農”為托名。其成書年代自古就有不同考論，或謂成於秦漢時期，或謂成於戰國時期。原書早佚，現行本為後世從歷代本草書中集輯的。該書最早著錄於《隋書•經籍志》，載“神農本草，四捲，雷公集註”。《舊唐書•經籍志》、《唐書•藝文志》均錄“神農本草，三捲”，宋《通志•藝文略》錄“神農本草，八捲，陶隱居集註”，明《國史經籍志》錄“神農本草經，三捲”，《清史稿•藝文志》錄“神農本草經，三捲”。歷代有多種傳本和註本，現存最早的輯本為明盧復輯《神農本經》（1616），流傳較廣的是清孫星衍、孫馮翼輯《神農本草經》（1799），以及清顧觀光輯《神農本草經》（1844）、日本森立之輯《神農本草經》（1854）。
內在原則和影響
《本經》依循《內經》提出的君臣佐使的組方原則，也將藥物以朝中的君臣地位為例，來表明其主次關係和配伍的法則。《本經》對藥物性味也有了詳盡的描述，指出寒熱溫涼四氣和酸、苦、甘、辛、鹹五味是藥物的基本性情，可針對疾病的寒、熱、濕、燥性質的不同選擇用藥。寒病選熱藥；熱病選寒藥；濕病選溫燥之品；燥病須涼潤之流，相互配伍，並參考五行生剋的關係，對藥物的歸經、走勢、升降、浮沉都很瞭解，才能選藥組方，配伍用藥。
藥物之間的相互關係也是藥學一大關鍵，《本經》提出的“七情和合”原則在幾千年的用藥實踐中發揮了巨大作用。藥物之間，有的共同使用就能相互輔佐，發揮更大的功效，有的甚至比各自單獨使用的效果強上數倍；有的兩藥相遇則一方會減小另一方的藥性，便其難以發揮作用；有的藥可以減去另一種藥物的毒性，常在炮製毒性藥時或者在方中製約一種藥的毒性時使用；有的兩種藥品本身均無毒，但兩藥相遇則會産生很大的毒性，損害身體等等。這些都是業醫者或從事藥物學研究的人員必備的基本專業知識，十分重要，甚至操縱着生死之關隘，不可輕忽一分半毫。
很長一段歷史時期內，《神農本草經》都是醫生和藥師學習中藥學的教科書，或者是作為必讀書，被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上。書中對於藥物性質的定位和對其功能主治的描述十分準確，其中規定的大部分藥物學理論和配伍規則，到今天，也仍是中醫藥學的重要理論支柱。對於現代的中醫臨床，《神農本草經》的論述仍舊具有十分穩固的權威性，同時，它也成為了醫學工作者案頭必備的工具書之一。
相關
《神農本草經》的作者及成書時代尚無實證加以確定，但它成書於東漢，並非出自一時一人之手，而是秦漢時期衆多醫學家總結、搜集、整理當時藥物學經驗成果的專著，此已經是醫學史界比較公認的結論。
全書分3(或4)捲，共收載藥物365種，其中植物藥252種，動物藥67種，礦物藥46種。書中敘述了各種藥物的名稱、性味、有毒無毒、功效主治、別名、生長環境、採集時節以及部分藥物的質量標準、炮炙、真偽鑒別等，所載主治癥包括了內、外、婦、兒、五官等各科疾病170多種，並根據養命、養性、治病三類功效將藥物分為上、中、下三品。上品120種為君，無毒，主養命，多服久服不傷人，如人參、阿膠；中品12種為臣，無毒或有毒，主養性，具補養及治療疾病之功效，如鹿茸、紅花；下品125種為佐使，多有毒，不可久服，多為除寒熱、破積聚的藥物，主治病，如附子、大黃。書中有200多種藥物至今仍常用，其中有158種被收入1977年版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藥典》。
《神農本草經》有序例(或序錄)自成l捲，是全書的總論，歸納了13條藥學理論，首次提出了“君臣佐使”的方劑理論，一直被後世方劑學所沿用，但在使用過程中，含義已漸漸演變，關於藥物的配伍情況，書中概括為“單行”、“相須”、“相使”、“相畏”、“相惡”、“相反”、“相殺”七種，稱為七情，指出了藥物的配伍前提條件，認為有的藥物合用，可以相互加強作用或抑製藥物的毒性，因而宜配合使用，有的藥物合用會使原有的藥理作用減弱，或産生猛烈的副作用，這樣的藥應盡量避免同時使用。書中還指出了劑型對藥物療效的影響，丸、散、湯、膏適用於不同的藥物或病癥，違背了這些，就會影響藥物的療效。
由於歷史和時代的局限，《神農本草經》也存在一些缺陷，為了附會一年365日，書中收載的藥物僅365種，而當時人們認識和使用的藥物已遠遠不止這些。這 365種藥物被分為上、中、下三品，以應天、地、人三界，既不能反應藥性，又不便於臨床使用，這些明顯地受到了天人合一思想的影響，而且在神仙不死觀念的主導下，收入了服石、煉丹、修仙等內容，並把一些劇毒的礦物藥如雄黃、水銀等列為上品之首，認為長期服用有延年益壽的功效。這顯然是荒謬的。此外，《神農本草經》很少涉及藥物的具體産地，采收時間，炮製方法，品種鑒定等內容，這一缺陷直到《本草經集註》纔得以剋服。
儘管如此，《神農本草經》的歷史地位卻是不可低估的，它將東漢以前零散的藥學知識進行了係統總結，其中包含了許多具有科學價值的內容，被歷代醫傢所珍視。而且其作為藥物學著作的編撰體例也被長期沿用，作為我國第一部藥物學專著，影響是極為深遠的。
《神農本草經》，簡稱《本經》，是我國現存最早的一部藥學專著。其著作年代及作者問題，由於《帝王世紀》有：“炎帝神農氏……嘗味草木，宜藥療疾，著本草四捲”之說，故使人認為《本經》作者是神農。如北齊顔之推《傢訓》即謂“本草神農所述”。但神農在歷史上是傳說中的人物，況神農時代，尚未有文字，因此不能認為是神農所著。據梁代陶弘景在《本草經集註》序中謂：“本經所出郡縣，乃後漢時製，疑係仲景、元化等所記”。宋代掌禹錫在《嘉佑補註本草》序中謂：“上世未著文字，師學相傳，謂之本草。兩漢以來名醫益衆，張機、華倫輩始因古學，附以新說，通為編述，《本經》由是見於經錄”。南宋王應麟在《睏學紀聞》中謂：“神農作本草非也。三五之世，樸略之風，史氏不繁，紀錄無見。斯實後醫工知草木之性，托名炎帝耳”。近代梁啓超在《古書真偽及其年代衝說：“此書在東漢三國間已有之，至宋、齊間則已立規模矣。著者之姓名雖不能確指，著者之年代則不出東漢末訖宋、齊之間”。故現代學者，一般都認為《本經》為東漢末年（約公元200年）之作品，非一人之手筆，是集體所創作，而托名於神農。正如《淮南子·修務訓》所說：“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故為道者必托之於神農、黃帝，而後始能人說”，所以《本經》上冠以神農二字，亦即此故。
《本經》載藥365種，其中有植物藥252種，動物藥67種，礦物藥46種（此據顧觀光輯本統計之數，其他各本，互有出人）。根據藥物的性能和使用目的，分為上、中、下三品。上品一百二十種，無毒。大多屬於滋補強壯之品，如人參、甘草、地黃、大棗等，可以久服。中品一百二十種，無毒或有毒，其中有的能補虛扶弱，如百合、當歸、竜眼、鹿茸等；有的能祛邪抗病，如黃連、麻黃、白芷、黃芩等。下品一百二十五種，有毒者多，能祛邪破積，如大黃、烏頭、甘遂、巴豆等，不可久服。
《本經》對每味藥所記載的內容，有性味、主治、異名及生長環境。如“當歸味甘溫，主咳逆上氣，溫瘧寒熱洗洗在皮膚中，婦人漏下，絶子，諸惡瘡瘍金瘡，煮飲之。一名幹歸。生川𠔌。”這些內容以當時的水平來衡量，是比較切實的。
《本經》不僅記載着365種藥的性味、主治等內容，還在其《序錄》中簡要地提出：“藥有酸鹹甘苦辛五味，又有寒熱溫涼四氣及有毒無毒。”“療寒以熱藥，療熱以寒藥，飲食不消以吐下藥……各隨其所宜”等基本理論及用藥原則。並總結了“藥有君臣佐使”，“有單行者，有相須者，有相使者，有相畏者，有相惡者，有相反者，有相殺者”等藥物配伍方法。為了保證藥物質量，還指出要註意藥物的産地，採集藥物的時間、方法、真偽。製成各種劑型，要隨藥性而定。用毒藥應從小劑量開始，隨病情的發展而遞增。服藥時間應按病位所在確定在食前、食後或早晨、睡前服藥。如此等等，對臨床用藥都有一定的指導意義。
《本經》是漢以前勞動人民在實踐中所積纍的用藥經驗的總結，它將藥物分為上、中、下三品，是中藥學按功用分類之始。它所述的藥物主治大部分是正確的，有一定的科學價值。如水銀治疥瘡，麻黃平喘，常山治瘧，黃連治痢，牛膝墮胎，海藻治癭瘤。不但確有實效，而且有一些還是世界上最早的記載。如用水銀治皮膚疾病，要比阿拉伯和印度早500－800年。
《本經》的問世，對我國藥學的發展影響很大。歷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幾部《本草》，如《本草經集註》、《新修本草》、《證類本草》、《本草綱目》等，都淵源於《本經》而發展起來的。但由於歷史條件的限製，其中未免摻雜了少數荒誕不稽之說。如樸消“煉何服之，輕身神仙”，太一餘糧“久服輕身飛行千裏神仙”，澤瀉 “久服能行水上”，水銀“久服神仙不死”等等。這些唯心之說，與當時迷信方士（僻海》1979年版方士條：“中國古代好講神仙方術的人”）有一定的關係。對此，當本着去蕪取精的精神，批判地繼承其正確的內容。
《本經》原本早已散佚。現所見者，大多是從《證類本草》、《本草綱目》等書所引用的《本經》內容而輯成的。由於重輯者的着眼點和取材不同，因而各種輯本的形式和某些內容有一定的差異。常見的輯本有：
1．盧復輯《神農本經》三捲（公元1602~1616年，明萬歷30－44年）。是從《證類本草》和《本草綱目》中摘出所引的《本經》原文編輯而成。
2．孫星衍、孫馮翼同輯《神農本草經》三捲（公元1799年，清嘉慶4年）。是從《證類本草》上的白字輯出。並在每條正文之後，引用了《吳普本草》、《名醫別錄》、《淮南子》、《抱樸子》、《太平御覽》、《爾雅》、《說文》等古書，詳加考證，引證詳實，資料豐富，是較好的一種輯本。
3．顧觀光輯《神農本草經》四捲（公元1844年，清道光24年）此書分序錄、上品、中品、下品四部分。藥品次序是依照《本草綱目》捲二所載《神農本草經》目錄排列的。經文均依《證類本草》。唐、宋類書所引有出於《證類本草》之外的，也一並輯人。
4．森立之（日本人）輯《神農本草》四捲（公元1854年，日本嘉永7年，清鹹豐4年）。依據《千金方》、《醫心方》、《唐本草》、《證類本草》、《本草和名》等重輯而成。別作“考異”，附之於後。
5．王閻運輯《神農本草經》三捲（公元1885年，清光緒11年）。是從《證類本草》輯出。王氏對醫學和考據學都不是內行，所以此書內容是比較草率的。
6．薑國伊輯《神農本經》一册，未分捲（公元1892年，清光緒18年）。是根據《本草綱目》等輯成。
上述六種輯本，以孫、顧的輯本流行較廣。這些輯本經重輯者的研究考證，基本上已接近原來的面目。
《奇經八脈考》，經脈專書。一捲。明·李時珍撰。刊於1578年。本書論述奇經八脈，考證歷代有關文獻，對每條奇經的循行和病等，進行了係統歸納和整理，並提出了作者個人的見解，是一部研究奇經八脈的重要著作。現有清刻本、石印本《四庫全書》本及與《瀕湖脈學》的合印本。1956年人民衛生出版社出版。
《備急千金要方》是被譽為中國最早的臨床百科全書，世簡稱為《千金方》。唐孫思邈（581—682年）撰於公元652年，共30捲。《道藏》收入時析為 93捲。孫氏以為“人命至重，有貴千金，一方濟之，德逾於此”，故以“千金”命名。該書撰成後在國內外有着極廣泛之影響，現存日本之《真本千金方》可能係未經宋校正醫書局校正之傳抄本，經宋校正醫書局校刊之《備急千金要方》，中、日翻刻影印者達30餘次，又有刻石本、節選本、改編本、《道藏》本等刻印者亦數十種。
日本於1974年成立千金要方研究所，特重新精印南宋本《備急千金要方》，並譽之為“人類之至寶”。近年來更為日、美、德以及東南亞各國學者和理論研究者所關註。孫氏撰成《千金要方》後，因感其內容之不足而續編《千金翼方》，30捲，約成書於公元682年。該書的內容和科學價值在於：
第一，發展傳染病診療技術與學說。張仲景撰寫《傷寒雜病論》中關於傷寒的學說，到唐代已經歷四五百年的實踐檢驗，深為歷代學者所重視，孫氏撰《千金要方》時衹見其片斷，晚年始得“江南諸師秘仲景（傷寒論）”之書，他結合自己診療傳染病、流行病之實踐經驗和理論認識，創造性提出：其要意“不過三種，一則桂枝，二則麻黃，三則青竜。此之三方，凡療傷寒不出之也”①。孫氏的大膽革新，從醫療實踐中總結新的理論經驗，提高醫療水平，減少學習掌握的難度，不泥守仲景繁難的六經辨癥體係，自創此三綱論治傳染病的新學說，對發展仲景學說和明清醫學家研究仲景學說産生了巨大的影響。
第二，提高內科雜病與外科疾病的診療水平。孫氏臨床研究十分重視一個病一個病的觀察研究，因此，對內、外、婦、兒科疾病的認識，突破了前人在病因、癥候等方面着重籠統論述的僵化思想，使許多疾病的認識水平和診療效果均獲得明顯的提高，有的認識達到比較科學的境界，甚至産生出若幹富有病因治療的成就。例如他對消渴（糖尿病）與化膿性感染關係的認識已比較正確。他忠告醫生與病傢，千萬不可為糖尿病患者施行針灸，以防引起化膿而成為不治之癥，並強調傢屬與患者提防不要破傷皮肉，以防化膿之禍，勸告患者要常備防治化膿性感染的藥物等，這在唐代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孫氏對急性胃腸炎——霍亂病因的認識，科學地強調“皆因食飲，非關鬼神”。他在論述溪毒、射工等病癥①註：桂枝指桂枝湯證，麻黃指麻黃湯證，青竜指青竜湯證，以上三者為仲景傷寒論中診療傳染性、流行性疾病最為重要的方劑癥候群代表。
實際上已對現代的血吸蟲病的病因、發病季節、流行地域、癥狀和預後等，均已作出了當代最為正確的認識，有許多結論同今天的認識並不兩樣。可貴的是他明確強調消滅病源以預防的思想和方法。指出“此蟲畏鵝，鵝能食之”，“夏月常備大莓根屑，若入水浴，以方寸匕投水上遊，闢射工。凡洗浴以少許投水盆中，即無變毒 ”。又如他對痢疾的分型、治療等也達到很高的水平，強調“熱痢（急性痢疾）則多加黃連”，至今仍是臨床治療痢疾常用的有效藥物。孫氏對麻風病記述尤詳，並報告了他經手治療的600餘病例的經驗和結果。
孫氏認為麻風病有1/10可以治愈，因而，他被譽為近世麻風病專傢之祖。
第三，強調婦人、小兒特點，為婦、兒科分立奠定學術基礎。孫氏用兩書的1/6篇幅，專論了婦人病、嬰幼兒病及體質發展的特點。孫氏在比較正確地論述了婦女妊娠及胎兒在母體逐月發展之形態等發育過程後，並出色地強調了初生兒的護理、喂養、乳母、保育員的選擇條件等，應該說是很符合科學要求的。例如接生的程序、難産的處理、兒不啼哭的處理方法、沐浴方法、斷臍方法、防止嬰兒破傷風（臍風）等等，都達到了較高的水平。尤其是強調初生兒、20天、30天、百日乃至3歲到10歲兒童每一階段所可能多發病的防治，有的方法和要求甚至在現今對産科醫生、乳母、母親等，仍有着參考和學習的價值。
第四，總結對病因有治療效果的藥物，針對疾病病因而進行的治療是最富有成效的治療方法。雖然孫氏所處時代對於若幹病的真正病因尚不具備確切認識的條件，但他在治療這些疾病的方藥中所用藥物卻十分符合現代科學所證實的病因認識。例如他強調癭（地方性甲狀腺腫）是因久居常食山區塢水（缺碘）引起的，在治療上他多用含碘豐富的海藻、昆布以及動物甲狀腺等，其療效自然是十分理想的。又如雀目（夜盲癥）是因缺乏甲種維生素引起的，孫氏雖然並不確知其病因，但他多處強調用豬肝、羊肝煮食治療，衆所周知，肝含有極豐富的甲種維生素等營養。又如腳氣病的防治，孫氏主張用𠔌白皮煮水去渣後用以“煮米粥常服防之”，“即不發 ”，現代科學研究證明這種𠔌白皮含有豐富的乙種維生素，而腳氣病的病因正是飲食長期缺乏乙種維生素引起的。如此等等，說明孫氏在病因治療上，雖然還是不自覺的，但其成就令人欽佩。
第五，豐富了針灸療法的理論與技術。關於針灸療法，必須首先掌握經絡、穴位的理論和技術。孫氏指出經絡循環腹背，無所不至，往來出沒，難以測量。因此，他強調“非圖莫可”。他在前人繪圖的基礎上，經過考訂、修改，並創造性地以青、黃、赤、白、黑五色彩繪以區別其十二經各條經絡之走行方向和孔穴之部位，並以緑色繪製奇經八脈。該圖分正、側、背面三幅，大小取常人之一半為之，使我國針灸經絡腧穴之繪圖達到相當高的水平，為宋代鑄造針灸銅人、刻製針灸腧穴石碑等奠定了基礎。孫氏的彩繪不但在經絡腧穴的規範化和提高教學水平等方面發揮了重大的作用，並且在提高針灸臨床效果上産生了深刻的影響。此外，關於針灸臨床，他正確指出，選穴要少而精，提倡針灸辨癥，主張綜合治療。因此，在論述一位合格的針灸醫師時強調“若針而不灸，灸而不針，皆非良醫也；針灸不藥，藥不針灸，尤非良醫；知藥知針，固是良醫”。他的這一理論，早已為千百名針灸名傢的實踐證實是完全符合科學原理的精闢論斷。“阿是”穴是歷代醫師乃至現代針灸醫學家所經常用於臨床治療的有效穴位，它以痛為穴，並無固定部位，這是孫氏在針灸治療學上的創造性發現。
第六，提高疾病診療技術水平。孫氏創造的“驗透膈法”是確診胸背部化膿性感染是否穿透胸膜引緻膿胸的科學方法，這在當時應該說是人類醫學發展高水平的診斷技術。其方法是在胸、背或脅部膿瘡瘡面貼一薄紙或竹內膜，於光亮處觀察竹膜是否隨着病人呼吸而有同步的呼氣則竹內膜內陷，吸氣則竹內膜凸出的節律性變化，如是則可診斷為膿腫已穿透胸膜而已成膿胸，否則，尚未穿透胸膜，這在决定有效治療方法上是極為重要的。再如孫氏在醫療技術方面實際上已創造出有血清療法性質的技術。其方法是對很難根除癤病病人的治療，他創造性提出用針刺或小刀在癤腫周圍刺令出血，然後以刀取血或滲出之血清與藥物內癤瘡中；他還敘述了用患者父親的血與血汁接種患者癤瘡中，並強調療效甚佳，這一創造是十分可貴的，思想是十分先進的，這與人痘接種技術之發明是否有直接關係是值得給予考察與研究的。
此外，孫氏還創造性發明了許多有效的醫療技術。例如經他改進的下頜脫臼手法復位術至今還在臨床中使用；他所記述的陰囊撕裂傷睾丸脫出之手術，還納縫合術，運用蔥管導尿術，燒烙止血術，咽喉異物（針、釘、骨刺）剔出術，保留灌腸、壓力灌腸術等等，均達到了歷史的最高水平。這些醫療技術，雖然後來在器具上有了極大的進步，但其原理仍然沿襲着孫氏的思想。
第七，發展衛生保健學說。兩部《千金方》集中體現了孫思邈這位百歲醫學家關於延年益壽的思想與實踐經驗。綜觀兩書，在此問題上有三個比較顯著的特點：一是將老莊“吐故納新”思想指導下的“靜功”與華佗等倡導的“流水不腐，戶樞不蠹”思想指導下的“動功”結合起來；二是把一般人的養生保健理論技術與中老年常見病的防治結合起來；三是嚴厲批判了服五石企圖長生的思想，同時強調了服食植物類營養防病方劑的必要性。這些思想和具體技術方法要求，把我國衛生保健、延年益壽的學說推到了時代的高水平。
第八，發展藥物、方劑以提高臨床防治疾病的效果。《千金方》在地道中藥之規範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貢獻，同時，關於藥用植物的野生變傢種，以及植物藥的采收時節、加工保管和炮製等，也都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其理論和方法要求大都為現代所遵循，或成為臨床運用之依據。在這些中藥學理論指導下，該書廣泛收錄了唐以前的醫療方劑。
《千金要方》記有醫療方劑4500餘首，《千金翼方》記有醫療方劑2000餘首，臨床內科、傳染病、外科、骨傷科、婦産科、小兒科、耳目口齒、咽喉科等等數以百計的各種病癥，都選列了多少不定的醫方，供作臨床處方治療時之參考。其中有許多前人的醫方和孫氏自創的方劑，至今仍有着比較廣泛的影響。
《備急千金要方》捲首以顯著地位論述了《大醫精誠》與《大醫習業》，突出地強調了作為一位優秀醫生，必須具備高尚的醫療道德修養和精闢的醫學理論、醫療技術。為此，該書一一作出了醫德與醫術的嚴格要求，成為歷代臨床醫生修養的準繩。
日本於1974年成立千金要方研究所，特重新精印南宋本《備急千金要方》，並譽之為“人類之至寶”。近年來更為日、美、德以及東南亞各國學者和理論研究者所關註。孫氏撰成《千金要方》後，因感其內容之不足而續編《千金翼方》，30捲，約成書於公元682年。該書的內容和科學價值在於：
第一，發展傳染病診療技術與學說。張仲景撰寫《傷寒雜病論》中關於傷寒的學說，到唐代已經歷四五百年的實踐檢驗，深為歷代學者所重視，孫氏撰《千金要方》時衹見其片斷，晚年始得“江南諸師秘仲景（傷寒論）”之書，他結合自己診療傳染病、流行病之實踐經驗和理論認識，創造性提出：其要意“不過三種，一則桂枝，二則麻黃，三則青竜。此之三方，凡療傷寒不出之也”①。孫氏的大膽革新，從醫療實踐中總結新的理論經驗，提高醫療水平，減少學習掌握的難度，不泥守仲景繁難的六經辨癥體係，自創此三綱論治傳染病的新學說，對發展仲景學說和明清醫學家研究仲景學說産生了巨大的影響。
第二，提高內科雜病與外科疾病的診療水平。孫氏臨床研究十分重視一個病一個病的觀察研究，因此，對內、外、婦、兒科疾病的認識，突破了前人在病因、癥候等方面着重籠統論述的僵化思想，使許多疾病的認識水平和診療效果均獲得明顯的提高，有的認識達到比較科學的境界，甚至産生出若幹富有病因治療的成就。例如他對消渴（糖尿病）與化膿性感染關係的認識已比較正確。他忠告醫生與病傢，千萬不可為糖尿病患者施行針灸，以防引起化膿而成為不治之癥，並強調傢屬與患者提防不要破傷皮肉，以防化膿之禍，勸告患者要常備防治化膿性感染的藥物等，這在唐代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孫氏對急性胃腸炎——霍亂病因的認識，科學地強調“皆因食飲，非關鬼神”。他在論述溪毒、射工等病癥①註：桂枝指桂枝湯證，麻黃指麻黃湯證，青竜指青竜湯證，以上三者為仲景傷寒論中診療傳染性、流行性疾病最為重要的方劑癥候群代表。
實際上已對現代的血吸蟲病的病因、發病季節、流行地域、癥狀和預後等，均已作出了當代最為正確的認識，有許多結論同今天的認識並不兩樣。可貴的是他明確強調消滅病源以預防的思想和方法。指出“此蟲畏鵝，鵝能食之”，“夏月常備大莓根屑，若入水浴，以方寸匕投水上遊，闢射工。凡洗浴以少許投水盆中，即無變毒 ”。又如他對痢疾的分型、治療等也達到很高的水平，強調“熱痢（急性痢疾）則多加黃連”，至今仍是臨床治療痢疾常用的有效藥物。孫氏對麻風病記述尤詳，並報告了他經手治療的600餘病例的經驗和結果。
孫氏認為麻風病有1/10可以治愈，因而，他被譽為近世麻風病專傢之祖。
第三，強調婦人、小兒特點，為婦、兒科分立奠定學術基礎。孫氏用兩書的1/6篇幅，專論了婦人病、嬰幼兒病及體質發展的特點。孫氏在比較正確地論述了婦女妊娠及胎兒在母體逐月發展之形態等發育過程後，並出色地強調了初生兒的護理、喂養、乳母、保育員的選擇條件等，應該說是很符合科學要求的。例如接生的程序、難産的處理、兒不啼哭的處理方法、沐浴方法、斷臍方法、防止嬰兒破傷風（臍風）等等，都達到了較高的水平。尤其是強調初生兒、20天、30天、百日乃至3歲到10歲兒童每一階段所可能多發病的防治，有的方法和要求甚至在現今對産科醫生、乳母、母親等，仍有着參考和學習的價值。
第四，總結對病因有治療效果的藥物，針對疾病病因而進行的治療是最富有成效的治療方法。雖然孫氏所處時代對於若幹病的真正病因尚不具備確切認識的條件，但他在治療這些疾病的方藥中所用藥物卻十分符合現代科學所證實的病因認識。例如他強調癭（地方性甲狀腺腫）是因久居常食山區塢水（缺碘）引起的，在治療上他多用含碘豐富的海藻、昆布以及動物甲狀腺等，其療效自然是十分理想的。又如雀目（夜盲癥）是因缺乏甲種維生素引起的，孫氏雖然並不確知其病因，但他多處強調用豬肝、羊肝煮食治療，衆所周知，肝含有極豐富的甲種維生素等營養。又如腳氣病的防治，孫氏主張用𠔌白皮煮水去渣後用以“煮米粥常服防之”，“即不發 ”，現代科學研究證明這種𠔌白皮含有豐富的乙種維生素，而腳氣病的病因正是飲食長期缺乏乙種維生素引起的。如此等等，說明孫氏在病因治療上，雖然還是不自覺的，但其成就令人欽佩。
第五，豐富了針灸療法的理論與技術。關於針灸療法，必須首先掌握經絡、穴位的理論和技術。孫氏指出經絡循環腹背，無所不至，往來出沒，難以測量。因此，他強調“非圖莫可”。他在前人繪圖的基礎上，經過考訂、修改，並創造性地以青、黃、赤、白、黑五色彩繪以區別其十二經各條經絡之走行方向和孔穴之部位，並以緑色繪製奇經八脈。該圖分正、側、背面三幅，大小取常人之一半為之，使我國針灸經絡腧穴之繪圖達到相當高的水平，為宋代鑄造針灸銅人、刻製針灸腧穴石碑等奠定了基礎。孫氏的彩繪不但在經絡腧穴的規範化和提高教學水平等方面發揮了重大的作用，並且在提高針灸臨床效果上産生了深刻的影響。此外，關於針灸臨床，他正確指出，選穴要少而精，提倡針灸辨癥，主張綜合治療。因此，在論述一位合格的針灸醫師時強調“若針而不灸，灸而不針，皆非良醫也；針灸不藥，藥不針灸，尤非良醫；知藥知針，固是良醫”。他的這一理論，早已為千百名針灸名傢的實踐證實是完全符合科學原理的精闢論斷。“阿是”穴是歷代醫師乃至現代針灸醫學家所經常用於臨床治療的有效穴位，它以痛為穴，並無固定部位，這是孫氏在針灸治療學上的創造性發現。
第六，提高疾病診療技術水平。孫氏創造的“驗透膈法”是確診胸背部化膿性感染是否穿透胸膜引緻膿胸的科學方法，這在當時應該說是人類醫學發展高水平的診斷技術。其方法是在胸、背或脅部膿瘡瘡面貼一薄紙或竹內膜，於光亮處觀察竹膜是否隨着病人呼吸而有同步的呼氣則竹內膜內陷，吸氣則竹內膜凸出的節律性變化，如是則可診斷為膿腫已穿透胸膜而已成膿胸，否則，尚未穿透胸膜，這在决定有效治療方法上是極為重要的。再如孫氏在醫療技術方面實際上已創造出有血清療法性質的技術。其方法是對很難根除癤病病人的治療，他創造性提出用針刺或小刀在癤腫周圍刺令出血，然後以刀取血或滲出之血清與藥物內癤瘡中；他還敘述了用患者父親的血與血汁接種患者癤瘡中，並強調療效甚佳，這一創造是十分可貴的，思想是十分先進的，這與人痘接種技術之發明是否有直接關係是值得給予考察與研究的。
此外，孫氏還創造性發明了許多有效的醫療技術。例如經他改進的下頜脫臼手法復位術至今還在臨床中使用；他所記述的陰囊撕裂傷睾丸脫出之手術，還納縫合術，運用蔥管導尿術，燒烙止血術，咽喉異物（針、釘、骨刺）剔出術，保留灌腸、壓力灌腸術等等，均達到了歷史的最高水平。這些醫療技術，雖然後來在器具上有了極大的進步，但其原理仍然沿襲着孫氏的思想。
第七，發展衛生保健學說。兩部《千金方》集中體現了孫思邈這位百歲醫學家關於延年益壽的思想與實踐經驗。綜觀兩書，在此問題上有三個比較顯著的特點：一是將老莊“吐故納新”思想指導下的“靜功”與華佗等倡導的“流水不腐，戶樞不蠹”思想指導下的“動功”結合起來；二是把一般人的養生保健理論技術與中老年常見病的防治結合起來；三是嚴厲批判了服五石企圖長生的思想，同時強調了服食植物類營養防病方劑的必要性。這些思想和具體技術方法要求，把我國衛生保健、延年益壽的學說推到了時代的高水平。
第八，發展藥物、方劑以提高臨床防治疾病的效果。《千金方》在地道中藥之規範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貢獻，同時，關於藥用植物的野生變傢種，以及植物藥的采收時節、加工保管和炮製等，也都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其理論和方法要求大都為現代所遵循，或成為臨床運用之依據。在這些中藥學理論指導下，該書廣泛收錄了唐以前的醫療方劑。
《千金要方》記有醫療方劑4500餘首，《千金翼方》記有醫療方劑2000餘首，臨床內科、傳染病、外科、骨傷科、婦産科、小兒科、耳目口齒、咽喉科等等數以百計的各種病癥，都選列了多少不定的醫方，供作臨床處方治療時之參考。其中有許多前人的醫方和孫氏自創的方劑，至今仍有着比較廣泛的影響。
《備急千金要方》捲首以顯著地位論述了《大醫精誠》與《大醫習業》，突出地強調了作為一位優秀醫生，必須具備高尚的醫療道德修養和精闢的醫學理論、醫療技術。為此，該書一一作出了醫德與醫術的嚴格要求，成為歷代臨床醫生修養的準繩。
《死亡大辭典》是一本全面而且引人入勝的書。火山、馬車、嗜睡所導致的死亡是如此平常卻又讓人吃驚……這是一本經過充分研究、從歷史的視角來觀察死亡的讀物。——溫蒂•諾斯喀特，暢銷書《達爾文奬作品集》的作者。
一本關於死亡的百科全書，從A到Z，搜羅有史以來所有的死亡方式，輔以大量的數據和真實發生的事例，對死亡進行剖析。2007年恐怖小說奬之非虛構作品奬
哪一個對壽命更有危險：牙簽還是閃電？有多少人死於手語？打嗝已使數千人送命，一匙糖能否輓救你的生命？……"在這個世界上，除了死亡和稅收之外，沒有什麽是確定的。"--但死亡是如何發生的？雖然我們今天能夠活得更長，但死的花樣也更多了--猥褻的話、放血療法、空中飛來的牛、冰冷的厠所、打嗝、大笑和人體自燃……在這本讓你瞪大眼睛、越讀越上癮的《死亡大辭典》裏，各種致人死亡的原因--不管是奇異的還是普通的，難以置信的還是令人扼腕的--都將以字母順序排列呈現，這中間也包括了真實的死亡案例，不管是名人還是普通人，衹要是以自己的獨特方式上路的，在本書中都有跡可尋。經過係統的調查，本書收錄了令人瞠目的歷史細節，囊括了安葬習俗、名人遺言，以及超過400幅各個時代的醫學和歷史插圖，以有趣和幽默的眼光來看待死亡背後的真相，在結構安排上以字母A到Z位排列順序，精確地嚮我們描述了各式各樣的死亡路綫。這不僅僅是一本信息豐富的資料性讀物，更是一幅用文字和數字勾勒的人類命運的畫像。
一本關於死亡的百科全書，從A到Z，搜羅有史以來所有的死亡方式，輔以大量的數據和真實發生的事例，對死亡進行剖析。2007年恐怖小說奬之非虛構作品奬
哪一個對壽命更有危險：牙簽還是閃電？有多少人死於手語？打嗝已使數千人送命，一匙糖能否輓救你的生命？……"在這個世界上，除了死亡和稅收之外，沒有什麽是確定的。"--但死亡是如何發生的？雖然我們今天能夠活得更長，但死的花樣也更多了--猥褻的話、放血療法、空中飛來的牛、冰冷的厠所、打嗝、大笑和人體自燃……在這本讓你瞪大眼睛、越讀越上癮的《死亡大辭典》裏，各種致人死亡的原因--不管是奇異的還是普通的，難以置信的還是令人扼腕的--都將以字母順序排列呈現，這中間也包括了真實的死亡案例，不管是名人還是普通人，衹要是以自己的獨特方式上路的，在本書中都有跡可尋。經過係統的調查，本書收錄了令人瞠目的歷史細節，囊括了安葬習俗、名人遺言，以及超過400幅各個時代的醫學和歷史插圖，以有趣和幽默的眼光來看待死亡背後的真相，在結構安排上以字母A到Z位排列順序，精確地嚮我們描述了各式各樣的死亡路綫。這不僅僅是一本信息豐富的資料性讀物，更是一幅用文字和數字勾勒的人類命運的畫像。
這是作者的又一本札記類作品。和《抗戰時代生活史》以及《銀元時代生活史》不同的是，它是以中國藥物的發明這一自然科學論題為主綫，在進行中西醫比較的基礎上，闡述中醫在世界醫學史上所作的巨大貢獻和所處的重要地位。該書秉承了作者一貫的風格，旁徵博引，瀟灑詼諧，將自然科學的發展與社會科學的發展密切相連，特別是作者獨特的職業身份，更是將常人難以觸及的豐富的社會層面揭示出來，讓人讀後回味不已。
《黃帝內經》為中醫學奠基之作，中華民族第一部養生寶典，第一部生命百科全書。《黃帝內經》提出了先進的健康理念——“治未病”，告訴人們養生其實很簡單！養生就是養成健康的生活習慣。我國至今唯一一位黃帝內經博士後，中醫文化養生專傢張其成教授傾心解讀養生經典，告訴您“怎麽不得病”的秘訣，養護人身三寶精氣神；輕鬆辨明自身體質，尋找最合適的養生方法；防治“七情”內傷；十二時辰經絡養生；春夏秋鼕養生精髓……看完此書，您將學會如何擁有一個健康的人生、一個快樂的人生、一個完美的人生。“一部流傳千古的養生寶典,告訴您“怎樣不得病”的秘訣。”
《黃帝內經》是我國傳統醫學四大經典著作之一，是我國醫學寶庫中現存成書最早的一部醫學典籍。是研究人的生理學、病理學、診斷學、治療原則和藥物學的醫學巨著。在理論上建立了中醫學上的“陰陽五行學說”、“脈象學說”“藏象學說”、“經絡學說”、“病因學說”“ 病機學說”、“病癥”、“診法”、論治及“養生學”、“運氣學”等學說。其醫學理論是建立在我國古代哲學理論的基礎之上的，反映了我國古代樸素主義辨證思想。
《黃帝內經》共分《素問》、《靈樞》兩部分，每部分各為81篇，共162篇。《素問》主要論述了自然界變化的規律、人與自然的關係等；《靈樞》的核心內容`為髒腑經絡學說。
中醫學理論的形成直接來源於《黃帝內經》，此書在我國醫學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黃帝內經》共分《素問》、《靈樞》兩部分，每部分各為81篇，共162篇。《素問》主要論述了自然界變化的規律、人與自然的關係等；《靈樞》的核心內容`為髒腑經絡學說。
中醫學理論的形成直接來源於《黃帝內經》，此書在我國醫學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