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阳国志》,一作《华阳国记》①,《水经注》赂称《华m记》②。是书十二卷.晋常璩(Qu)撰,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最完整的一部地方志。
此书记载地域范围为冒代梁、益、宁三州,当今四川、云南、皮州三省及陕西、甘肃、湖北三省部分地区。书称“华阳”者,晋代梁、益、宁三州届牧《禹贡》梁州之域,谓“华阳照水惟梁州”,当为滥筋。又是“K《蜀志》云:“蜀之为邦,天文扑洛辉其上,地理顺、嚼铁其娩五岳则华山表其闲”。又白:“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喂,地称大府,原日华闭。”此可见,华阳因取义丁自然地形,以地居华山之阳得名③,亦即以即《华阳国志》名目之来历。
内容·体裁
《华阳园志》十二卷,本文约十一万字。其卷次为:第一巴志,第二汉今志(以J:梁州>,第三蜀志(益州),第四角中志(宁州),第五公孙述刘二牧志,第六刘先主志,第七刘后主志,第八大同志(记汉晋平蜀之后事),第九李特雄期寿势志,第十光贤士女总赞(晋前人物),第十一后贤志(晋代人物),第十二序志并益、梁、宁三州光后以来士女目录。
是书记事范围,从时间上说,姑于开辟,终于晋水和三年;从地域况为梁、益、宁三州三十三郡一百八十县。全书包括三部分:一至四备写历史、地理,以地理为主,类似正史中的地理志;五至JL卷,以编午休的形式叔述公孙述、刘焉刘球父子、蜀汉、成双割据政权以及西晋统一时期的历史,略似正史中的本纪,十至十二卷,记载自西汉迄东晋初年的“贤士贞女”,相当正史中的列传。这种写法,刘琳光生概括为,“从内容来说,是历史、地理、人物三结合,从体裁来况是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传的三结合。”③这是符合是书实际情况的。然而归根结带,《华阳国志》是一部方志。
价值.特点
我国始有方志之依可溯之于先秦以因为主以文为辅的“土地之固”。汉魏六朝以后,以图文并重之图经体方志,抑或离开图的载言纪事的方志,应运而兴。先于《华阳国志》的各类方志已经很久仅见于文献记载的即达上百种,可惜或早已亡仇或只能片断地散见于他化唯独《华阳国志》转辗钞玑挺拔于方志之林,成为今日传世的最早最完整的一部方志。此当非属偶然,应归于它的史料价值和所独具之编祭特色。
从历史地理价值氮前四卷是全书的精电正如刘琳先生所归纳的,记载着各州的历史,郡县的沿革,治城的所在,著名的山川,重要的道队一方的物产,各地的风俗,主要的民族,名宦的政筑各县的大姓,等等。所有这色为研究我国古代西南边疆地理、政治史、经济史、民族文提供了宝贵的史料。特别是:在古代西南地理方面有补于《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园志》、《晋书·地理志》;在政治史方面,有补于《三国志》,在经济史方面,有补于《史记.河渠书》、《汉书.沟砌志》,以及《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贷志》、《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贷殖传39在民族史方面它对于西南三十几个少数民族和部落特别是其中主要者的历史及其同汉族、中央政府的拄还关系所作记载,比史、汉等《西南夷列传》详尽得多,更有许多为正史所缺失。上述足见此书博大精深,史料价值是很高的。它的内容上的三结合和体裁上的三结知对后世地志从唐宋时期的《元和郡县志》、《太平安字记》直至元明清时期的《一统志》和各地方各类方志,似乎都不无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编纂特点大凡有五:
第一,是书内容上的历史、地理、人物的三结合,体裁上的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传三结合,这是方志史上的一个创举。它比较前此一般方志小历史、地理、人物分离,各执其一,只能反映地方史地的—个侧面来此是一种更完备纳全新的方志体裁。其实,这种写法正是编纂正史的基本要求。作者当是以正史《史》、《汉》为难修志,既充分发挥了方志记载地方的优执也俭达到了不亚于正史的史料价值。
第二,此书是专门记载包括几十种少数民族的西南边疆地区的方志。从时间说,包括了晋以前上千年历史;从地域范围说,包括了云、贵、JIE省和陕、化、鄂部分地区。从时间范畴抑或空间范畴氰它都是非常博大丰富的,这在我国方志史上不仅是空前的,后世亦属鲜见。
此书记载地域范围为冒代梁、益、宁三州,当今四川、云南、皮州三省及陕西、甘肃、湖北三省部分地区。书称“华阳”者,晋代梁、益、宁三州届牧《禹贡》梁州之域,谓“华阳照水惟梁州”,当为滥筋。又是“K《蜀志》云:“蜀之为邦,天文扑洛辉其上,地理顺、嚼铁其娩五岳则华山表其闲”。又白:“其地东接于巴,南接于越,北与秦分,西奄峨、喂,地称大府,原日华闭。”此可见,华阳因取义丁自然地形,以地居华山之阳得名③,亦即以即《华阳国志》名目之来历。
内容·体裁
《华阳园志》十二卷,本文约十一万字。其卷次为:第一巴志,第二汉今志(以J:梁州>,第三蜀志(益州),第四角中志(宁州),第五公孙述刘二牧志,第六刘先主志,第七刘后主志,第八大同志(记汉晋平蜀之后事),第九李特雄期寿势志,第十光贤士女总赞(晋前人物),第十一后贤志(晋代人物),第十二序志并益、梁、宁三州光后以来士女目录。
是书记事范围,从时间上说,姑于开辟,终于晋水和三年;从地域况为梁、益、宁三州三十三郡一百八十县。全书包括三部分:一至四备写历史、地理,以地理为主,类似正史中的地理志;五至JL卷,以编午休的形式叔述公孙述、刘焉刘球父子、蜀汉、成双割据政权以及西晋统一时期的历史,略似正史中的本纪,十至十二卷,记载自西汉迄东晋初年的“贤士贞女”,相当正史中的列传。这种写法,刘琳光生概括为,“从内容来说,是历史、地理、人物三结合,从体裁来况是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传的三结合。”③这是符合是书实际情况的。然而归根结带,《华阳国志》是一部方志。
价值.特点
我国始有方志之依可溯之于先秦以因为主以文为辅的“土地之固”。汉魏六朝以后,以图文并重之图经体方志,抑或离开图的载言纪事的方志,应运而兴。先于《华阳国志》的各类方志已经很久仅见于文献记载的即达上百种,可惜或早已亡仇或只能片断地散见于他化唯独《华阳国志》转辗钞玑挺拔于方志之林,成为今日传世的最早最完整的一部方志。此当非属偶然,应归于它的史料价值和所独具之编祭特色。
从历史地理价值氮前四卷是全书的精电正如刘琳先生所归纳的,记载着各州的历史,郡县的沿革,治城的所在,著名的山川,重要的道队一方的物产,各地的风俗,主要的民族,名宦的政筑各县的大姓,等等。所有这色为研究我国古代西南边疆地理、政治史、经济史、民族文提供了宝贵的史料。特别是:在古代西南地理方面有补于《汉书。地理志》、《后汉书·郡园志》、《晋书·地理志》;在政治史方面,有补于《三国志》,在经济史方面,有补于《史记.河渠书》、《汉书.沟砌志》,以及《史记.平准书》、《汉书·食贷志》、《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贷殖传39在民族史方面它对于西南三十几个少数民族和部落特别是其中主要者的历史及其同汉族、中央政府的拄还关系所作记载,比史、汉等《西南夷列传》详尽得多,更有许多为正史所缺失。上述足见此书博大精深,史料价值是很高的。它的内容上的三结合和体裁上的三结知对后世地志从唐宋时期的《元和郡县志》、《太平安字记》直至元明清时期的《一统志》和各地方各类方志,似乎都不无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编纂特点大凡有五:
第一,是书内容上的历史、地理、人物的三结合,体裁上的地理志、编年史、人物传三结合,这是方志史上的一个创举。它比较前此一般方志小历史、地理、人物分离,各执其一,只能反映地方史地的—个侧面来此是一种更完备纳全新的方志体裁。其实,这种写法正是编纂正史的基本要求。作者当是以正史《史》、《汉》为难修志,既充分发挥了方志记载地方的优执也俭达到了不亚于正史的史料价值。
第二,此书是专门记载包括几十种少数民族的西南边疆地区的方志。从时间说,包括了晋以前上千年历史;从地域范围说,包括了云、贵、JIE省和陕、化、鄂部分地区。从时间范畴抑或空间范畴氰它都是非常博大丰富的,这在我国方志史上不仅是空前的,后世亦属鲜见。
王秉滔总裁 白君琳原辑 殷梦高增订
校点说明
《保德州志》始修于明永乐十九年(一四二一年)到正统五年(一四三○年)间。《文渊阁书目》卷二十“新志”著录。早佚不传。成化《山西通志》、《寰宇通志》、《明一统志》等书,仅存引文三条。
重修于明弘治十八年(一五○五年)、万历二十九年(一六○一年)、万历四十二年(一六一四年)、清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年,未刻印)、康熙三十七年(一六九八年,未刻印)、康熙四十九年(一七○三年,康熙五十三年成书)、乾隆五十年(一七八五年),凡八次。
这些志书,绝大部分早已散失,流传到今的仅是一些序和跋以及其它书籍中的著录和引文。
现在能够观全豹的仅见康熙四十九年《保德州志》系列。
康熙十一年,朝廷下令纂修天下郡国志,《保德州志》于次年由知州张光岳主修,张凤羽、杨永芳、王恒等人纂成。因为许多内容选载入《通志》中,故此志没有印行。
康熙三十七年,本州贡士白君琳在王恒处得到原稿,删削订补,条分缕析,据事直书,纂成新的《保德州志》稿,这是一次私家修志。
康熙四十八年,朝廷修《一统舆地志》,征天下郡国图进呈。于是,由知州王克昌主修,监生殷梦高编纂,在白君琳志稿基础上,参考万历四十二年州志,增删补遗,于四十九年春纂成全新的《保德州志》,并付梓印刷,五十三年(一七一四年)成书。习惯上把这部州志称作康熙四十九年本。
康熙四十九年本州志,发端于康熙十二年,历三十七年,多人修订,三易其稿,应该说是属上乘志书。原版存保德文庙内,一九三八年日本侵略军火烧保德县城,此版也毁于兵火。刻本现存北京图书馆,共一十二卷,首一卷。(民国廿一年九月,保德县长马蕃庶总裁,张念祖经理,铅字重印,每套五册。北京、南京图书馆均有此藏书,本县仅存二套。一九八○年保德县档案馆重印五○○套,流传本县。惟校对不严,差错较多)。
乾隆五十年,知州王秉韬裁定,候铨知县姜廷铭参订,在康熙四十九本基础上,采取续补之法,按编年顺序,将新增内容加在各个章节之后,共添三十九页,纂成续修本《保德州志》,习称乾隆本州志。道光四年又将此本补刻一次,并收入时人黄步蟾的文章。这种版本现存山西、上海、石家庄图书馆。
以上是康熙四十九年本州志系列的流变脉络。
为了抢救历史资料,备观省而垂鉴戒。中共保德县委、保德县人民政府决定重印《保德州志》一○○○册,并刻制光盘一○○○张。由中共保德县委常委、保德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高定存总理其事,责成中国地方志学会会员、副编审、原《保德县志》主编陈秉荣先生校点,并处理具体事宜。退休干部冯虎彪先生参与校对。
这次重印,以乾隆本的道光四年补刻本为底本,参考民国二十一年本和一九八○年本,标点断句,重新排印。排版时,保留原书竖排和夹注的格式,仅将繁体字改为简化字。因不敢冒昧,故未加新注。
在清理底样时,有字迹模糊不可识读的地方,有因避讳而铲掉字的空白。可推而偶得者,加( )表示,不可辨认者,用□代之。对实在不可识读的生冷怪字,原样保留,以供饱学之士研读。
整理翻印旧志,是一项科学性极强且又十分严肃细致的工作,这次校点重印,仅是一种大胆的尝试,由于校点者经验不足,水平有限,出现鲁鱼亥豕,甚至南辕北辙,大相径庭的错误,也属难免,希望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兹保持历史文献的真实。
校点说明
《保德州志》始修于明永乐十九年(一四二一年)到正统五年(一四三○年)间。《文渊阁书目》卷二十“新志”著录。早佚不传。成化《山西通志》、《寰宇通志》、《明一统志》等书,仅存引文三条。
重修于明弘治十八年(一五○五年)、万历二十九年(一六○一年)、万历四十二年(一六一四年)、清康熙十二年(一六七三年,未刻印)、康熙三十七年(一六九八年,未刻印)、康熙四十九年(一七○三年,康熙五十三年成书)、乾隆五十年(一七八五年),凡八次。
这些志书,绝大部分早已散失,流传到今的仅是一些序和跋以及其它书籍中的著录和引文。
现在能够观全豹的仅见康熙四十九年《保德州志》系列。
康熙十一年,朝廷下令纂修天下郡国志,《保德州志》于次年由知州张光岳主修,张凤羽、杨永芳、王恒等人纂成。因为许多内容选载入《通志》中,故此志没有印行。
康熙三十七年,本州贡士白君琳在王恒处得到原稿,删削订补,条分缕析,据事直书,纂成新的《保德州志》稿,这是一次私家修志。
康熙四十八年,朝廷修《一统舆地志》,征天下郡国图进呈。于是,由知州王克昌主修,监生殷梦高编纂,在白君琳志稿基础上,参考万历四十二年州志,增删补遗,于四十九年春纂成全新的《保德州志》,并付梓印刷,五十三年(一七一四年)成书。习惯上把这部州志称作康熙四十九年本。
康熙四十九年本州志,发端于康熙十二年,历三十七年,多人修订,三易其稿,应该说是属上乘志书。原版存保德文庙内,一九三八年日本侵略军火烧保德县城,此版也毁于兵火。刻本现存北京图书馆,共一十二卷,首一卷。(民国廿一年九月,保德县长马蕃庶总裁,张念祖经理,铅字重印,每套五册。北京、南京图书馆均有此藏书,本县仅存二套。一九八○年保德县档案馆重印五○○套,流传本县。惟校对不严,差错较多)。
乾隆五十年,知州王秉韬裁定,候铨知县姜廷铭参订,在康熙四十九本基础上,采取续补之法,按编年顺序,将新增内容加在各个章节之后,共添三十九页,纂成续修本《保德州志》,习称乾隆本州志。道光四年又将此本补刻一次,并收入时人黄步蟾的文章。这种版本现存山西、上海、石家庄图书馆。
以上是康熙四十九年本州志系列的流变脉络。
为了抢救历史资料,备观省而垂鉴戒。中共保德县委、保德县人民政府决定重印《保德州志》一○○○册,并刻制光盘一○○○张。由中共保德县委常委、保德县人民政府常务副县长高定存总理其事,责成中国地方志学会会员、副编审、原《保德县志》主编陈秉荣先生校点,并处理具体事宜。退休干部冯虎彪先生参与校对。
这次重印,以乾隆本的道光四年补刻本为底本,参考民国二十一年本和一九八○年本,标点断句,重新排印。排版时,保留原书竖排和夹注的格式,仅将繁体字改为简化字。因不敢冒昧,故未加新注。
在清理底样时,有字迹模糊不可识读的地方,有因避讳而铲掉字的空白。可推而偶得者,加( )表示,不可辨认者,用□代之。对实在不可识读的生冷怪字,原样保留,以供饱学之士研读。
整理翻印旧志,是一项科学性极强且又十分严肃细致的工作,这次校点重印,仅是一种大胆的尝试,由于校点者经验不足,水平有限,出现鲁鱼亥豕,甚至南辕北辙,大相径庭的错误,也属难免,希望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兹保持历史文献的真实。
《法显传》又名《历游天竺记》、《昔道人法显从长安行西至天竺传》、《释法显行传》、《历游天竺记传》、《佛国记》等,一卷。东晋法显撰,成于义熙十二年(416)。《佛国记》一卷,全文13980字,全部记述作者公元399至413年的旅行经历,体裁是一部典型的游记,也属佛教地志类著作。本书记叙了法显与同侣发迹长安,度沙河(又称流沙,指敦煌以西至今新疆若羌县之间的沙漠),逾葱岭(指喀喇昆仑山),历经艰辛而至北天竺,尔后周游西天竺、中天竺、东天竺,最后从海上返回的全部行程及其见闻。所记凡三十二国,依次是:乾归、耨檀(上二国在长安至敦煌之间,分别是北方十六国中的西秦和南凉)、鄯善、焉夷、于阗、子合、于麾、竭叉(上六国在敦煌至葱岭之间,在今新疆境内)、陀历、乌苌、宿呵多、犍陀卫、竺刹尸罗、弗楼沙、那竭、罗夷、跋那、毗荼(上十国是北天竺和西天竺诸国,分别位于今克什米尔西北部、巴基斯坦北部、阿富汗东部和印度北部一带)、摩头罗、僧伽施、沙祗大、拘萨罗、蓝莫、毗舍离、摩揭提、迦尸、拘睒弥、达□、瞻波、多摩梨帝(上十二国是中天竺、东天竺诸国,大部分在今印度境内,个别处于尼泊尔南部)、师子、耶婆提(上二国为归途所经)。其中达□国系作者听闻所见,其余的三十一国均为作者游履所及。此外,还有一些未标国名的城市,如罽饶夷城、迦维罗卫城、拘夷那竭城等。书中不仅简要地记载了法显游历天竺的行进路线、住留时日及主要活动,而且真实地记叙了所经亚洲各国及我国新疆地区在公元五世纪初的历史状况,如里程、方位、山川、气候、人口、语言、风俗、物产、政治、宗教等,特别是佛教的寺庙、遗迹、僧尼数目、所习教说,以及众多的佛教传说。它是汉人从长安经西域至印度的陆路行程,和从印度泛海至中国的海路航线的最早记录。由于书中记叙的西域古国早已灭亡,典册罕存,本书便成了研究这些古国的历史变迁的稀世珍宝,因而受到了中外学者的高度重视。自十九世纪以来,先后被译成法文、英文、日文等,出现了一批专门研究此书的著作。
法显是中国东晋时代的僧人,也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到达了印度本土的中国人。中国历史上的佛教求法僧,最杰出、最有成就的,公推法显、玄奘和义净,其中法显的年代最早。《法显传》是法显唯一的著作,写成于他归国后不久。法显的事迹今天能为人所知,绝大部分亦依赖于此书。但此书的价值,不仅仅限于记述了法显个人的经历,更重要的是,它是中国人最早以实地的经历,根据个人的所见所闻,记载一千五六百年以前中亚,南亚,部分也包括东南亚的历史、地理、宗教的一部杰作。与它同时,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人有类似法显的经历,或者写有类似的书,《法显传》因此有它的特殊的地位和价值,这种地位和价值独有而不可取代。
法显是中国东晋时代的僧人,也是中国历史上有记载的第一位到达了印度本土的中国人。中国历史上的佛教求法僧,最杰出、最有成就的,公推法显、玄奘和义净,其中法显的年代最早。《法显传》是法显唯一的著作,写成于他归国后不久。法显的事迹今天能为人所知,绝大部分亦依赖于此书。但此书的价值,不仅仅限于记述了法显个人的经历,更重要的是,它是中国人最早以实地的经历,根据个人的所见所闻,记载一千五六百年以前中亚,南亚,部分也包括东南亚的历史、地理、宗教的一部杰作。与它同时,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人有类似法显的经历,或者写有类似的书,《法显传》因此有它的特殊的地位和价值,这种地位和价值独有而不可取代。
《吴地记》一卷,旧题唐陆广微撰。又《后集》一卷,佚名氏撰。此为中国早期著名地方志书。传本多种,有明万历《古今逸史》吴琯校本,天启三年樊维城《盐邑志林》本,冯梦龙《五朝小说》本,清张海鹏《学津讨原》本,道光中曹溶《学海类编》本,同治三年陈莲塘《唐代丛书》本,同治十二年江苏书局刻本,一九八六年江苏古籍出版社曹林娣校注本等。
《吴地记》成书于晚唐,乃陆广微所撰,后因散佚,宋人又有补录。《吴地记》未分门别类,所记皆吴、长洲、嘉兴、昆山、常熟、华亭、海盐七县之事,其中以吴县、长洲为丰。其内容大体可分为:(一)沿革,(二)分野,(三)赋税,(四)世系,(五)城郭,(六)户口,(七)山水,(八)湖泊,(九)坊巷,(十)桥梁,(十一)寺观,(十二)台阁,(十三)园宅。这些内容在记述上,古今兼备,大多断于唐。
《吴地记》的体例,追溯其渊源,一是受《汉书·地理志》等正史地理志和地理总志的影响。正史地理志和地理总志以州郡为纲,以县为目,记载建置沿革、户口、贡赋、山川、城邑、关塞、祠庙、物产等。《吴地记》以苏州为载述范围,先叙府,后载县,即以府县为纲,下载建置沿革、分野、世系、辖境、户口、赋税、城郭、寺观,又增记坟墓、园宅、台阁。二是受六朝地记图经的影响。地记为地方志书的一种形式,记地方各方面情况,尤详地理、古迹、传说。图经,一图一文,始于汉《巴郡图经》,唐图经转盛,以经为主,图为辅,所涉方面与地记相差无几。《吴地记》以地记为名,承地记体制,专载一方之情况。其于府、县所载之外,又别载山川、湖泊、寺庙、桥梁、宅邸、台阁、坊巷。此志“图画以俟后来者添修”,今本无图。书中虽未标门类,然所记分类而叙,呈现方志特性。但不足的是,各类未能集中叙述,以类系事。
总之,《吴地记》内容丰富,体制也较合理,时间跨度上统合古今,是地方志书的雏形,表明唐代地记已向定型方志过渡。
《吴地记》成书于晚唐,乃陆广微所撰,后因散佚,宋人又有补录。《吴地记》未分门别类,所记皆吴、长洲、嘉兴、昆山、常熟、华亭、海盐七县之事,其中以吴县、长洲为丰。其内容大体可分为:(一)沿革,(二)分野,(三)赋税,(四)世系,(五)城郭,(六)户口,(七)山水,(八)湖泊,(九)坊巷,(十)桥梁,(十一)寺观,(十二)台阁,(十三)园宅。这些内容在记述上,古今兼备,大多断于唐。
《吴地记》的体例,追溯其渊源,一是受《汉书·地理志》等正史地理志和地理总志的影响。正史地理志和地理总志以州郡为纲,以县为目,记载建置沿革、户口、贡赋、山川、城邑、关塞、祠庙、物产等。《吴地记》以苏州为载述范围,先叙府,后载县,即以府县为纲,下载建置沿革、分野、世系、辖境、户口、赋税、城郭、寺观,又增记坟墓、园宅、台阁。二是受六朝地记图经的影响。地记为地方志书的一种形式,记地方各方面情况,尤详地理、古迹、传说。图经,一图一文,始于汉《巴郡图经》,唐图经转盛,以经为主,图为辅,所涉方面与地记相差无几。《吴地记》以地记为名,承地记体制,专载一方之情况。其于府、县所载之外,又别载山川、湖泊、寺庙、桥梁、宅邸、台阁、坊巷。此志“图画以俟后来者添修”,今本无图。书中虽未标门类,然所记分类而叙,呈现方志特性。但不足的是,各类未能集中叙述,以类系事。
总之,《吴地记》内容丰富,体制也较合理,时间跨度上统合古今,是地方志书的雏形,表明唐代地记已向定型方志过渡。
追忆南宋都城临安城市风貌的著作。武林即临安(今浙江杭州)。全书十卷﹐周密(1232~1298)撰。密字公谨﹐号草窗﹐又号四水潜夫﹑弁阳老人。祖籍齐州历城(今山东济南)﹐曾祖随宋室南渡﹐始居湖州(今浙江吴兴)。周密历任临安府﹑两浙转运司幕职﹐义乌县知县。宋亡不仕﹐寓杭州。抱遗民之痛﹐致力故国文献﹐遂辑录家乘旧闻﹐著有《齐东野语》﹑《武林旧事》等书。
《武林旧事》成书於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以前。作者按照“词贵乎纪实”的精神﹐根据目睹耳闻和故书杂记﹐详述朝廷典礼﹑山川风俗﹑市肆经纪﹑四时节物﹑教坊乐部等情况﹐为瞭解南宋城市经济文化和市民生活﹐以及都城面貌﹑宫廷礼仪﹐提供较丰富的史料。“诸色伎艺人”门著录的演史﹑杂剧﹑影戏﹑角觝﹑散耍等五十五类﹑五百二十一位名艺人的姓名或艺名和“宫本杂剧段数”门著录的二百八十本杂剧剧目﹐对於文学﹑艺术和戏曲史的研究﹐尤为珍贵。1956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根据《知不足斋丛书》本标点排印﹐收入《东京梦华录(外四种)》。1984年﹐浙江人民出版社依据同一版本校点﹐出版了单行本。
《武林旧事》成书於元至元二十七年(1290)以前。作者按照“词贵乎纪实”的精神﹐根据目睹耳闻和故书杂记﹐详述朝廷典礼﹑山川风俗﹑市肆经纪﹑四时节物﹑教坊乐部等情况﹐为瞭解南宋城市经济文化和市民生活﹐以及都城面貌﹑宫廷礼仪﹐提供较丰富的史料。“诸色伎艺人”门著录的演史﹑杂剧﹑影戏﹑角觝﹑散耍等五十五类﹑五百二十一位名艺人的姓名或艺名和“宫本杂剧段数”门著录的二百八十本杂剧剧目﹐对於文学﹑艺术和戏曲史的研究﹐尤为珍贵。1956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根据《知不足斋丛书》本标点排印﹐收入《东京梦华录(外四种)》。1984年﹐浙江人民出版社依据同一版本校点﹐出版了单行本。
《赤松山志》一卷,宋•倪守约撰。守约,未详何许人,书前有自序,称“舍家辞父母,来投师资”。又自署松山羽士,知为道流。书中称真庙、神庙、孝庙、宁庙,知为宋人。人物之末称咸淳年号,知作于度宗时矣。其书首叙皇初起、皇初平兄弟仙迹,以着是山之灵异,为全书纲领。次,丹类。次,洞穴类。次,山类。次,水类。次,宫宇类。次,人物类。次,制诰类。次,碑籍类。书末又有正统四年、明英宗御制、数行非诗非文、似乎聮额,与此书篇页不相属,葢后人所附入。明代刻本喜于窜乱古书,往往如是,今删汰不録,以存守约之旧焉。
《平江记事》一卷,元高德基撰。德基,平江人。尝官建德路总管。书中记干文传修辽、金、宋史事,则当成于至正中矣。所载皆吴郡古迹,而亦兼及神仙鬼 怪、诙谐谣谚之事,可裨图志佚闻。其间不免疏谬者,如引图经“虞山者巫咸所居”,而不知其语出《越绝书》;引《吴越春秋》“稻蟹不遗种”,而不知其语出 《春秋外传》。又“胥苏”二字,古本通用。《左传》申包胥,《战国策》作勃苏,是其明证。故《国语》、《史记》皆作姑苏。德基以苏为后人之讹字,尤为失 考。然其序次详赡,条理秩然,足供采撷者甚多,亦龚明之《中吴纪闻》之流亚也。其体不全为地志,亦不全为小说。例颇不纯,无类可隶。以其多述古迹,姑附之 地理类杂记中焉。
六卷(浙江鲍士恭家藏本)
宋龚明之撰。明之字希仲,号五休居士,昆山人。绍兴间,以乡贡廷试,授高州文学。淳熙初,举经明行修,授宣教郎,致仕。是书采吴中故老嘉言懿行,及其风土人文为新旧图经、范成大《吴郡志》所不载者,仿范纯仁《东斋纪事》、苏轼《志林》之体,编次成帙。书成于淳熙九年,明之年已九十有二,亦可谓耄而好学者矣。宋末书巳罕传。元至正间,武宁、卢熊修《苏州志》,访求而校定之。明末常熟毛晋始授诸梓,亦多舛谬。其子扆,后得叶盛菉竹堂藏本相校,第六卷多翟超一条,其馀颇有异同。何焯假以勘定,极为精审。然卢熊跋称其子昱所撰《行实》附后,今两本皆无之,则叶本亦不免于脱佚也。
出《四库总目提要》
宋龚明之撰。明之字希仲,号五休居士,昆山人。绍兴间,以乡贡廷试,授高州文学。淳熙初,举经明行修,授宣教郎,致仕。是书采吴中故老嘉言懿行,及其风土人文为新旧图经、范成大《吴郡志》所不载者,仿范纯仁《东斋纪事》、苏轼《志林》之体,编次成帙。书成于淳熙九年,明之年已九十有二,亦可谓耄而好学者矣。宋末书巳罕传。元至正间,武宁、卢熊修《苏州志》,访求而校定之。明末常熟毛晋始授诸梓,亦多舛谬。其子扆,后得叶盛菉竹堂藏本相校,第六卷多翟超一条,其馀颇有异同。何焯假以勘定,极为精审。然卢熊跋称其子昱所撰《行实》附后,今两本皆无之,则叶本亦不免于脱佚也。
出《四库总目提要》
《真腊风土记》是一部介绍位于柬埔寨地区的古国真腊历史、文化的中国古籍。《真腊风土记》由元代人周达观所著。
后来1431年暹罗破真腊国都吴哥,真腊迁都金边,吴哥窟被遗弃,森林逐渐覆盖漫无人烟的吴哥。后来有些当地的高棉人猎户进入森林打猎,无意中发现宏伟的庙宇,也有一些当地的佛教徒在庙旁边搭盖屋寮居住,以便到庙宇中朝拜,但吴哥遗迹多不为世人所知。
1819年法国J.P.A.雷慕沙首先将周达观所著《真腊风土记》译成法文。此后个别葡萄牙的传教士和旅行家到过这个地方,还写过报告,但被世人目为天外奇谈,一笑置之。1861年1月,法国生物学家亨利•穆奥为寻找新的热带动物标本,无意中在原始森林中发现,宏伟惊人的古庙遗迹,并大大肆宣扬,他说,“此地庙宇之宏伟,远胜古希腊、罗马遗留给我们的一切,走出森森吴哥庙宇,重返人间,刹那间犹如从灿烂的文明堕入蛮荒”,这才使世人对吴哥刮目相看。
《真腊风土记》对当代及现代研究真腊及吴哥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现存与真腊同时代者对该国的唯一记录。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此书“文义颇为赅赡﹐本末详具﹐可补元史佚阙。”。
创作
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浙江温州人周达观奉命随使团前往真腊,使团取海路从温州开洋,经七洲洋,占城、真蒲、查南、半路村、佛村(菩提萨州),横渡淡洋至吴哥国登岸。周达观逗留约一年后于1296年7月回中国。回国后以游记形式创作了《真腊风土记》。
内容
《真腊风土记》全书约8500字。书中有描绘真腊国都吴哥城的建筑和雕刻艺术;详细叙述了当地居民的生活、经济、文化习俗、语言;并记载了真腊的山川、物产等,其中还记载了当时居住在真腊的海外华人的状况,其时他们被称为“唐人”。
卷首是“总叙”﹐其他内容分40则:城郭、宫室、服饰、官属、三教、人物、产妇、室女、奴婢、语言、野人、文字、正朔时序、争讼、病癞、死亡、耕种、山川、出产、贸易、欲得唐货、草木、飞鸟、走兽、蔬菜、鱼龙、酝酿、盐醋酱麴、桑蚕、器用、车轿、舟楫、属郡、村落、取胆、异事、澡浴、流寓、军马、国主出入。
《真腊风土记》的记载内容详细并翔实可靠,很有历史研究的价值。
详细例子:《真腊风土记》详细的记录了当时60多个柬埔寨语词。
翔实可靠例子:《真腊风土记》中的“耕种”条载:“大抵一岁中﹐可三四番收种。盖四时常如五六月天﹐且不识霜雪故也。其地半年有雨﹐半年绝无,自四月至九月﹐每日下雨﹐午后方下”据后来考证,确实真实的记录了柬埔寨的气候。
而依“城郭”条对吴哥城的描述﹐后来经多位学者实地勘测,证实无误,也确定了周达观确实到过真腊。
版本
《真腊风土记》出版后受到重视,中国自明代开始就有各种刊本:
百川学海本
古今说海本
历代小史本
古今图书集成本
香艳丛书本
四库全书本
翻译本
19世纪初期。法国开始入侵中南半岛﹐此书始为西方汉学家们所注意。《真腊风土记》先后有法文、日文、英文、柬埔寨文和德文翻译本:
1819年法国的J.P.A.雷慕沙首先将此书译成法文
1902年伯希和法文翻译本。
1936年松枫居主人日译本。
1951年根据伯希和遗作整理出版的《增订本真腊风土记笺注》:MémoiressurlescoutumesduCambodge,récitdeTcheouTa-Kouanvers1300,traduitparPaulPelliot,1951
1967年D.P.Gilman根据伯希和1902年译本翻译成英文。
1971年柬埔寨作家李添丁翻译的《真腊风土记》柬埔寨文版在金边出版。
2001年英译本:ZhouDaguan,TheCustomsofCambodia,transl.byMichaelSmithies,Bangkok:TheSiamSo
ciety,2001
2006年德本译:ChouTa-Kuan:SitteninKambodscha.ÜberdasLebeninAngkorim13.Jahrhundert.KellerundYamada.2.Auflage.AngkorVerlag,Frankfurt2006.ISBN3-936018-42-1.
2007年英译本:ZhouDaguan,ARecordofCambodia:Thelandanditspeople,trans.byPeterHarris.ChiangMai:SilkwormBooks,2007.
研究书籍
《真腊风土记笺注》伯希和著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57年
《真腊风土记研究》,作者陈正祥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刊布,1975年出版。
《真腊风土记校注》,作者金荣华教授,出版社台湾台北中华书局,1976年出版。
《真腊风土记校注》,作者夏鼐教授,出版社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ISBN7101020283/K
后来1431年暹罗破真腊国都吴哥,真腊迁都金边,吴哥窟被遗弃,森林逐渐覆盖漫无人烟的吴哥。后来有些当地的高棉人猎户进入森林打猎,无意中发现宏伟的庙宇,也有一些当地的佛教徒在庙旁边搭盖屋寮居住,以便到庙宇中朝拜,但吴哥遗迹多不为世人所知。
1819年法国J.P.A.雷慕沙首先将周达观所著《真腊风土记》译成法文。此后个别葡萄牙的传教士和旅行家到过这个地方,还写过报告,但被世人目为天外奇谈,一笑置之。1861年1月,法国生物学家亨利•穆奥为寻找新的热带动物标本,无意中在原始森林中发现,宏伟惊人的古庙遗迹,并大大肆宣扬,他说,“此地庙宇之宏伟,远胜古希腊、罗马遗留给我们的一切,走出森森吴哥庙宇,重返人间,刹那间犹如从灿烂的文明堕入蛮荒”,这才使世人对吴哥刮目相看。
《真腊风土记》对当代及现代研究真腊及吴哥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是现存与真腊同时代者对该国的唯一记录。清代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此书“文义颇为赅赡﹐本末详具﹐可补元史佚阙。”。
创作
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浙江温州人周达观奉命随使团前往真腊,使团取海路从温州开洋,经七洲洋,占城、真蒲、查南、半路村、佛村(菩提萨州),横渡淡洋至吴哥国登岸。周达观逗留约一年后于1296年7月回中国。回国后以游记形式创作了《真腊风土记》。
内容
《真腊风土记》全书约8500字。书中有描绘真腊国都吴哥城的建筑和雕刻艺术;详细叙述了当地居民的生活、经济、文化习俗、语言;并记载了真腊的山川、物产等,其中还记载了当时居住在真腊的海外华人的状况,其时他们被称为“唐人”。
卷首是“总叙”﹐其他内容分40则:城郭、宫室、服饰、官属、三教、人物、产妇、室女、奴婢、语言、野人、文字、正朔时序、争讼、病癞、死亡、耕种、山川、出产、贸易、欲得唐货、草木、飞鸟、走兽、蔬菜、鱼龙、酝酿、盐醋酱麴、桑蚕、器用、车轿、舟楫、属郡、村落、取胆、异事、澡浴、流寓、军马、国主出入。
《真腊风土记》的记载内容详细并翔实可靠,很有历史研究的价值。
详细例子:《真腊风土记》详细的记录了当时60多个柬埔寨语词。
翔实可靠例子:《真腊风土记》中的“耕种”条载:“大抵一岁中﹐可三四番收种。盖四时常如五六月天﹐且不识霜雪故也。其地半年有雨﹐半年绝无,自四月至九月﹐每日下雨﹐午后方下”据后来考证,确实真实的记录了柬埔寨的气候。
而依“城郭”条对吴哥城的描述﹐后来经多位学者实地勘测,证实无误,也确定了周达观确实到过真腊。
版本
《真腊风土记》出版后受到重视,中国自明代开始就有各种刊本:
百川学海本
古今说海本
历代小史本
古今图书集成本
香艳丛书本
四库全书本
翻译本
19世纪初期。法国开始入侵中南半岛﹐此书始为西方汉学家们所注意。《真腊风土记》先后有法文、日文、英文、柬埔寨文和德文翻译本:
1819年法国的J.P.A.雷慕沙首先将此书译成法文
1902年伯希和法文翻译本。
1936年松枫居主人日译本。
1951年根据伯希和遗作整理出版的《增订本真腊风土记笺注》:MémoiressurlescoutumesduCambodge,récitdeTcheouTa-Kouanvers1300,traduitparPaulPelliot,1951
1967年D.P.Gilman根据伯希和1902年译本翻译成英文。
1971年柬埔寨作家李添丁翻译的《真腊风土记》柬埔寨文版在金边出版。
2001年英译本:ZhouDaguan,TheCustomsofCambodia,transl.byMichaelSmithies,Bangkok:TheSiamSo
ciety,2001
2006年德本译:ChouTa-Kuan:SitteninKambodscha.ÜberdasLebeninAngkorim13.Jahrhundert.KellerundYamada.2.Auflage.AngkorVerlag,Frankfurt2006.ISBN3-936018-42-1.
2007年英译本:ZhouDaguan,ARecordofCambodia:Thelandanditspeople,trans.byPeterHarris.ChiangMai:SilkwormBooks,2007.
研究书籍
《真腊风土记笺注》伯希和著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57年
《真腊风土记研究》,作者陈正祥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刊布,1975年出版。
《真腊风土记校注》,作者金荣华教授,出版社台湾台北中华书局,1976年出版。
《真腊风土记校注》,作者夏鼐教授,出版社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出版。ISBN7101020283/K
《岳阳风土记》是范致明以宣德郎谪监岳州商税时所作。不分门目,随事载记。于郡县沿革、山川改易、古迹存亡,考证特详。其他轶闻逸事,亦颇资采择,叙述尤为雅洁。在宋人风士书中,可谓佳本矣。
1088年,单锷作《吴中水利书》是为有关太湖水利的最早水利著作。
《吴中水利书》一卷,宋单锷撰,锷字季隐,宜兴人。嘉祐四年进士,欧阳修知举时所取士也。得第以後,不就官,独留心於吴中水利。尝独乘小舟,往来於苏州、常州、湖州之间,经三十馀年。凡一沟一渎,无不周览其源流,考究其形势。因以所阅历,著为此书。元祐六年,苏轼知杭州日,尝为状进於朝。会轼为李定、舒亶所劾,逮赴御史台鞫治,其议遂寝。明永乐中,夏原吉疏吴江水门,浚宜兴百渎,正统中,周忱修筑溧、阳二坝,皆用锷说。嘉靖中,归有光作《三吴水利录》,则称治太湖不若治松江,锷欲修五堰,开夹苎干渎以绝西来之水,使不入太湖,不知扬州薮泽,天所以潴东南之水也。水为民之害,亦为民之利。今以人力遏之,就使太湖乾枯,於民岂为利哉!其说稍与锷异。盖岁月绵邈,陵谷变迁,地形今古异宜,各据所见以为论。要之旧法未可全执,亦未可全废,在随时消息之耳。《苏轼进书状》载《东坡集》五十九卷中,此书即附其後。书中有“并图以进”之语,而於其上。加贴黄云:“其图画得草略,未敢进上,乞下有司计会单锷别画。”此本删此贴黄,惟存“别画”二字,自为一行。盖此书久无专刻,志书从《东坡集》中录出,此本又从志书录出,故辗转舛漏如是也。
《吴中水利书》一卷,宋单锷撰,锷字季隐,宜兴人。嘉祐四年进士,欧阳修知举时所取士也。得第以後,不就官,独留心於吴中水利。尝独乘小舟,往来於苏州、常州、湖州之间,经三十馀年。凡一沟一渎,无不周览其源流,考究其形势。因以所阅历,著为此书。元祐六年,苏轼知杭州日,尝为状进於朝。会轼为李定、舒亶所劾,逮赴御史台鞫治,其议遂寝。明永乐中,夏原吉疏吴江水门,浚宜兴百渎,正统中,周忱修筑溧、阳二坝,皆用锷说。嘉靖中,归有光作《三吴水利录》,则称治太湖不若治松江,锷欲修五堰,开夹苎干渎以绝西来之水,使不入太湖,不知扬州薮泽,天所以潴东南之水也。水为民之害,亦为民之利。今以人力遏之,就使太湖乾枯,於民岂为利哉!其说稍与锷异。盖岁月绵邈,陵谷变迁,地形今古异宜,各据所见以为论。要之旧法未可全执,亦未可全废,在随时消息之耳。《苏轼进书状》载《东坡集》五十九卷中,此书即附其後。书中有“并图以进”之语,而於其上。加贴黄云:“其图画得草略,未敢进上,乞下有司计会单锷别画。”此本删此贴黄,惟存“别画”二字,自为一行。盖此书久无专刻,志书从《东坡集》中录出,此本又从志书录出,故辗转舛漏如是也。
这是一本追述北宋都城东京开封府城市风貌的著作。宋孟元老撰。元老号幽兰居士﹐原名孟钺﹐曾任开封府仪曹﹐是北宋保和殿大学士领都水﹑将作二监事务孟昌龄的族人﹐居里及其馀仕履俱不祥。他生于北宋末年﹐崇宁二年(1103)随其父到东京﹐至建炎元年(1127)北宋覆亡后南逃﹐在东京共生活了二十三年。晚年追忆昔日旧京的繁盛﹐写成《东京梦华录》十卷﹐录内分别记载﹕东京城池﹑河道﹑宫阙﹑衙署﹑寺观﹑桥巷﹑瓦市﹑勾栏﹑以及朝廷典礼﹑岁时节令﹑风土习俗﹑物产时好﹑诸街夜市﹐反映出当时都城官﹑私手工业作坊﹑商业﹑文化﹑交通的发达情况和东京的风貌。
《东京梦华录》所记大多是宋徽宗崇宁到宣和(一一○二~一一二五)年间北宋都城东京开封的情况,大致包括这几方面的内容:京城的外城、内城及河道桥梁、皇宫内外官署衙门的分布及位置、城内的街巷坊市、店铺酒楼,朝廷朝会、郊祭大典,东京的民风习俗、时令节日,当时的饮食起居、歌舞百戏等等,几乎无所不包。与同时代的画家张择端所作的「清明上河图」一样,为我们描绘了这一历史时期居住在东京的上至王公贵族、下及庶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情景,是研究北宋都市社会生活、经济文化的一部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
作者还用大量的笔墨﹐记录了当时东京民间和宫廷的“百艺”﹐并辟《京瓦伎艺》一目﹐详述了勾栏诸棚的盛况﹐及各艺人的专长。该书对宫廷教坊﹑军籍﹑男女乐工﹑骑手﹑球队也作了描绘﹐特别是春日宫廷女子马球队在宝津楼下的献艺﹐还有火药应用于“神鬼”﹑“哑杂剧”中增加效果等﹐给中国“百艺”史上留下了可贵的记录。书中关于诸宫调的渊源﹐诸艺的名称﹐讲史﹑小说的分类等﹐也受到研究中国戏曲﹑小说和杂技史的学者的重视。
卷八记载:端午节物,百索、艾花、银样鼓儿,花花巧画扇,香糖果子、粽小,白团。紫苏、菖蒲、木瓜、并皆茸切,以香药相和,用梅红匣子盛裹。自五月一日及端午前一日,卖桃、柳、葵花、蒲叶、佛道艾。次日家家铺陈于门首,与五色水团、茶酒供养。又钉艾人于门上,士庶递相宴赏。
《东京梦华录》所创立的体裁﹐为以后《都城纪胜》﹑《梦粱录》﹑《武林旧事》﹑《如梦录》﹑《续东京梦华录》等书所沿用。1956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曾出版了《东京梦华录》的标点本。
孟元老,生平事迹不见他书记载。现在仅能据其自撰的《东京梦华录》序,了解其生平大概。
孟元老在序中说,自幼随父亲宦游南北。宋徽宗崇宁癸未(一一○三),来到京师,居住在城西的金梁桥西夹道之南。在京城中,孟元老逐渐长大成人。成年后,孟元老是否做过官,他在序中语焉不详,后人颇多猜测。如清代藏书家常茂徕以为孟元老可能就是为宋徽宗督造艮岳的孟揆。理由是:《梦华录》遍录东京之名胜佳景,而於艮岳却一字不提。艮岳是徽宗宣和时东京汴都的一大名胜,徽宗为造艮岳,专门徵发花石纲,穷奢极欲,劳民伤财,直接导致方腊起义。内忧刚平息,外患接踵而来,北宋灭亡,生灵涂炭,繁华之东京遂成华胥一梦。虽说孟揆只是艮岳的督造官,但也难逃罪责。故而在写此书时既不敢提及艮岳,也隐瞒了自己的真名。常茂徕的猜测并无确实的根据。但从本书的内容来看,作者十分熟悉东京的宫廷生活,其身分职务可想而知。尽管作者在书末的按语中说:「凡大礼与禁中节次,但尝见习按,又不知果为如何。」一般以为这只是通常的谦约之词,也可能是作者藉以隐蔽身分之言。或许孟元老曾任小京官,故熟悉皇宫内府的情况。笔者即取此说。当然,也有研究者据此作出不同的判断,认为若无事实依据,仅以猜测难下定论。
北宋末年,金军大举南下,开封数次被围。靖康癸未(一一二六),徽宗、钦宗被金军虏去北方,史称「靖康之难」。第二年,孟元老离开东京开封南下,避地江左,遂终老此生。孟元老卒於宋高宗绍兴十七年(一一四七)以后,终年在六十岁上下,具体时间已不可考。
靖康之难,中原人士大多随朝廷南下,避地两浙,故国故乡之思时刻萦绕心头。宋人周煇《清波别志》说「绍兴初,故老闲坐必谈京师风物」。孟元老避地江南的数十年间,寂寞失落中也时常暗想当年东京繁华,心中无限惆怅。孟元老在与年轻人谈及东京当时繁华,年轻人「往往妄生不然」。为了不使谈论东京风俗者失於事实,让后人开卷能睹东京当时之盛况,故而孟元老在怅然中提笔追忆东京当年繁华,编次成集,於南宋绍兴十七年撰成《东京梦华录》。
《东京梦华录》所记大多是宋徽宗崇宁到宣和(一一○二~一一二五)年间北宋都城东京开封的情况,大致包括这几方面的内容:京城的外城、内城及河道桥梁、皇宫内外官署衙门的分布及位置、城内的街巷坊市、店铺酒楼,朝廷朝会、郊祭大典,东京的民风习俗、时令节日,当时的饮食起居、歌舞百戏等等,几乎无所不包。与同时代的画家张择端所作的「清明上河图」一样,为我们描绘了这一历史时期居住在东京的上至王公贵族、下东京梦华录》所记大多是宋徽宗崇宁到宣和(一一○二~一一二五)年间北宋都城东京开封的情况,大致包括这几方面的内容:京城的外城、内城及河道桥梁、皇宫内外官署衙门的分布及位置、城内的街巷坊市、店铺酒楼,朝廷朝会、郊祭大典,东京的民风习俗、时令节日,当时的饮食起居、歌舞百戏等等,几乎无所不包。与同时代的画家张择端所作的「清明上河图」一样,为我们描绘了这一历史时期居住在东京的上至王公贵族、下及庶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情景,是研究北宋都市社会生活、经济文化的一部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及庶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情景,是研究北宋都市社会生活、经济文化的一部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
《东京梦华录》所记大多是宋徽宗崇宁到宣和(一一○二~一一二五)年间北宋都城东京开封的情况,大致包括这几方面的内容:京城的外城、内城及河道桥梁、皇宫内外官署衙门的分布及位置、城内的街巷坊市、店铺酒楼,朝廷朝会、郊祭大典,东京的民风习俗、时令节日,当时的饮食起居、歌舞百戏等等,几乎无所不包。与同时代的画家张择端所作的「清明上河图」一样,为我们描绘了这一历史时期居住在东京的上至王公贵族、下及庶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情景,是研究北宋都市社会生活、经济文化的一部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
作者还用大量的笔墨﹐记录了当时东京民间和宫廷的“百艺”﹐并辟《京瓦伎艺》一目﹐详述了勾栏诸棚的盛况﹐及各艺人的专长。该书对宫廷教坊﹑军籍﹑男女乐工﹑骑手﹑球队也作了描绘﹐特别是春日宫廷女子马球队在宝津楼下的献艺﹐还有火药应用于“神鬼”﹑“哑杂剧”中增加效果等﹐给中国“百艺”史上留下了可贵的记录。书中关于诸宫调的渊源﹐诸艺的名称﹐讲史﹑小说的分类等﹐也受到研究中国戏曲﹑小说和杂技史的学者的重视。
卷八记载:端午节物,百索、艾花、银样鼓儿,花花巧画扇,香糖果子、粽小,白团。紫苏、菖蒲、木瓜、并皆茸切,以香药相和,用梅红匣子盛裹。自五月一日及端午前一日,卖桃、柳、葵花、蒲叶、佛道艾。次日家家铺陈于门首,与五色水团、茶酒供养。又钉艾人于门上,士庶递相宴赏。
《东京梦华录》所创立的体裁﹐为以后《都城纪胜》﹑《梦粱录》﹑《武林旧事》﹑《如梦录》﹑《续东京梦华录》等书所沿用。1956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曾出版了《东京梦华录》的标点本。
孟元老,生平事迹不见他书记载。现在仅能据其自撰的《东京梦华录》序,了解其生平大概。
孟元老在序中说,自幼随父亲宦游南北。宋徽宗崇宁癸未(一一○三),来到京师,居住在城西的金梁桥西夹道之南。在京城中,孟元老逐渐长大成人。成年后,孟元老是否做过官,他在序中语焉不详,后人颇多猜测。如清代藏书家常茂徕以为孟元老可能就是为宋徽宗督造艮岳的孟揆。理由是:《梦华录》遍录东京之名胜佳景,而於艮岳却一字不提。艮岳是徽宗宣和时东京汴都的一大名胜,徽宗为造艮岳,专门徵发花石纲,穷奢极欲,劳民伤财,直接导致方腊起义。内忧刚平息,外患接踵而来,北宋灭亡,生灵涂炭,繁华之东京遂成华胥一梦。虽说孟揆只是艮岳的督造官,但也难逃罪责。故而在写此书时既不敢提及艮岳,也隐瞒了自己的真名。常茂徕的猜测并无确实的根据。但从本书的内容来看,作者十分熟悉东京的宫廷生活,其身分职务可想而知。尽管作者在书末的按语中说:「凡大礼与禁中节次,但尝见习按,又不知果为如何。」一般以为这只是通常的谦约之词,也可能是作者藉以隐蔽身分之言。或许孟元老曾任小京官,故熟悉皇宫内府的情况。笔者即取此说。当然,也有研究者据此作出不同的判断,认为若无事实依据,仅以猜测难下定论。
北宋末年,金军大举南下,开封数次被围。靖康癸未(一一二六),徽宗、钦宗被金军虏去北方,史称「靖康之难」。第二年,孟元老离开东京开封南下,避地江左,遂终老此生。孟元老卒於宋高宗绍兴十七年(一一四七)以后,终年在六十岁上下,具体时间已不可考。
靖康之难,中原人士大多随朝廷南下,避地两浙,故国故乡之思时刻萦绕心头。宋人周煇《清波别志》说「绍兴初,故老闲坐必谈京师风物」。孟元老避地江南的数十年间,寂寞失落中也时常暗想当年东京繁华,心中无限惆怅。孟元老在与年轻人谈及东京当时繁华,年轻人「往往妄生不然」。为了不使谈论东京风俗者失於事实,让后人开卷能睹东京当时之盛况,故而孟元老在怅然中提笔追忆东京当年繁华,编次成集,於南宋绍兴十七年撰成《东京梦华录》。
《东京梦华录》所记大多是宋徽宗崇宁到宣和(一一○二~一一二五)年间北宋都城东京开封的情况,大致包括这几方面的内容:京城的外城、内城及河道桥梁、皇宫内外官署衙门的分布及位置、城内的街巷坊市、店铺酒楼,朝廷朝会、郊祭大典,东京的民风习俗、时令节日,当时的饮食起居、歌舞百戏等等,几乎无所不包。与同时代的画家张择端所作的「清明上河图」一样,为我们描绘了这一历史时期居住在东京的上至王公贵族、下东京梦华录》所记大多是宋徽宗崇宁到宣和(一一○二~一一二五)年间北宋都城东京开封的情况,大致包括这几方面的内容:京城的外城、内城及河道桥梁、皇宫内外官署衙门的分布及位置、城内的街巷坊市、店铺酒楼,朝廷朝会、郊祭大典,东京的民风习俗、时令节日,当时的饮食起居、歌舞百戏等等,几乎无所不包。与同时代的画家张择端所作的「清明上河图」一样,为我们描绘了这一历史时期居住在东京的上至王公贵族、下及庶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情景,是研究北宋都市社会生活、经济文化的一部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及庶民百姓的日常生活情景,是研究北宋都市社会生活、经济文化的一部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
宋李格非作。洛了阳是北宋西京,繁华异常,此记,记述。其亲历的名园十九处,所记朴实无华,写了各园的大体布局和建筑,计有富郑公园、董氏西园、董氏东园、环溪、刘氏园、丛春园、天王院花园子、归仁园、苗帅院、赵韩王园、李氏仁丰园、松岛、东园、紫金台张氏园、水北胡氏园、大字寺园、独乐园、湖园、吕文穆园。然而,作者写园林的主旨并非模山范水,歌舞升平,而是指出,园圃的兴衰,象征洛阳的盛衰,洛阳的盛衰,又关系着天下的治乱。作者要当政者尽心国事,否则,便保不住园林之乐。此记所作30 年后,中原沦陷,印证了作者的预言,这也正是《 洛阳名园记》的价值所在。
《洛阳名园记》的作者李格非,为北宋著名学者和文学家,著名女词人李清照之父。他曾任国子监博士等职,宋徽宗时,因与司马光一起被定为“元祐党人”而罢官,随后退居洛阳,目睹洛阳园林之盛,而著成《洛阳名园记》一书。该书记洛阳名园十九个。
富郑公园:园内建有假山、小桥、轩、台、亭、堂,景色优美。董氏东园:洛阳富豪董氏所建,内有大池,水珠四溅,空气清新,醉酒之人,至此立醒,故称“醒酒池”。丛春园:为邵雍所有,地处洛水之南,内有丛春亭、先春亭等。登先春亭,北望洛水西来,直扑“天津桥”,轰鸣之声,远闻数十里。苗帅园:内有两棵七叶树,皆高百余尺,两座假山,万株翠竹葱茏繁茂。胡氏园:在邙山之麓,水经其旁,内有台榭花木,登台而望,可远眺百余里。环溪园:内有华亭、凉榭,皆由水环绕,故名环溪。凉榭南有多景楼,可望嵩山、龙门;榭北有风月台,北望宫阙楼殿;西有锦厅、秀野台,松桧花木数千株。凉榭、锦厅,其下可坐数百人,“宏大壮丽,洛中无逾者”。天王院花园子:不见池、亭,独有牡丹数十万株,花开时吸引全城之人前来游赏。再如归仁园:其北部有牡丹、芍药千株,中部有竹百亩,南部桃李成林。如此等等。
这些园林之所以称为“名园”,除各有各的园林特色外,还因为它们往往与当时的名人有关。如富郑公园为宰相富弼的宅园;苗帅园原为宋太祖时宰相王溥的宅园,后归苗氏所有;赵韩王园是宰相赵普的宅园;松岛园为宋真宗时宰相李沅的故园,后为吴氏购得;东园为名相文彦博的花园;归仁园是李侍郎的宅园,经考证此“李侍郎”应即为《续资治通鉴长编》作者李焘;而仁丰园,即为李格非的宅园。这里有当时洛阳最完备的花卉品种,李格非常邀名流雅士,赏花赋诗,最后汇编成一部诗集。
《洛阳名园记》中所记载的名园之冠,应推司马光的独乐园。据司马光写的《独乐园记》介绍,此园占地二十亩,园中有藏书五千卷的读书堂。堂北有大池,池中筑岛,环岛种竹一圈;池北有竹斋,土墙茅顶;读书堂南面有弄水轩,轩内有水池,从暗渠引水入池,内渠分成五股,又称“虎爪泉”;池水过轩后成两条小溪,流入北部大池。此外,便是大片的药圃和花圃。苏轼《司马君实独乐园》描述该园云:“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亩园,花竹秀而野。花香袭杖屦,竹色侵盏斝。樽酒乐余春,棋局消长夏。”独乐园所在的位置,按照《独乐园记》所记在“尊贤坊北”,即今安乐镇军屯村一带。但清代几部《洛阳县志》均记载,司马光的独乐园在万安山下、伊水之滨的司马街村(原名温公里,今属偃师诸葛镇),该村中还留有数通清代石碑,记载此村为独乐园所在地。
宋时洛阳,名园相望,茂林蔽天,繁花覆地,小桥流水,曲径通幽,司马光《看花》诗云“洛阳相望尽名园,墙外花盛墙里看”;邵雍《春日登石阁》云:“满洛城中将相家,广栽桃李作生涯。年年二月凭高处,不见人家只见花。”可惜,北宋末年,金兵南犯,洛阳名园化为焦土。南宋邵博(邵雍之孙)读《洛阳名园记》后,痛哭流涕,他为该书所写后记云:“洛阳名公卿园林,为天下第一。靖康后,祝融回禄,尽取以去矣!”
《洛阳名园记》的作者李格非,为北宋著名学者和文学家,著名女词人李清照之父。他曾任国子监博士等职,宋徽宗时,因与司马光一起被定为“元祐党人”而罢官,随后退居洛阳,目睹洛阳园林之盛,而著成《洛阳名园记》一书。该书记洛阳名园十九个。
富郑公园:园内建有假山、小桥、轩、台、亭、堂,景色优美。董氏东园:洛阳富豪董氏所建,内有大池,水珠四溅,空气清新,醉酒之人,至此立醒,故称“醒酒池”。丛春园:为邵雍所有,地处洛水之南,内有丛春亭、先春亭等。登先春亭,北望洛水西来,直扑“天津桥”,轰鸣之声,远闻数十里。苗帅园:内有两棵七叶树,皆高百余尺,两座假山,万株翠竹葱茏繁茂。胡氏园:在邙山之麓,水经其旁,内有台榭花木,登台而望,可远眺百余里。环溪园:内有华亭、凉榭,皆由水环绕,故名环溪。凉榭南有多景楼,可望嵩山、龙门;榭北有风月台,北望宫阙楼殿;西有锦厅、秀野台,松桧花木数千株。凉榭、锦厅,其下可坐数百人,“宏大壮丽,洛中无逾者”。天王院花园子:不见池、亭,独有牡丹数十万株,花开时吸引全城之人前来游赏。再如归仁园:其北部有牡丹、芍药千株,中部有竹百亩,南部桃李成林。如此等等。
这些园林之所以称为“名园”,除各有各的园林特色外,还因为它们往往与当时的名人有关。如富郑公园为宰相富弼的宅园;苗帅园原为宋太祖时宰相王溥的宅园,后归苗氏所有;赵韩王园是宰相赵普的宅园;松岛园为宋真宗时宰相李沅的故园,后为吴氏购得;东园为名相文彦博的花园;归仁园是李侍郎的宅园,经考证此“李侍郎”应即为《续资治通鉴长编》作者李焘;而仁丰园,即为李格非的宅园。这里有当时洛阳最完备的花卉品种,李格非常邀名流雅士,赏花赋诗,最后汇编成一部诗集。
《洛阳名园记》中所记载的名园之冠,应推司马光的独乐园。据司马光写的《独乐园记》介绍,此园占地二十亩,园中有藏书五千卷的读书堂。堂北有大池,池中筑岛,环岛种竹一圈;池北有竹斋,土墙茅顶;读书堂南面有弄水轩,轩内有水池,从暗渠引水入池,内渠分成五股,又称“虎爪泉”;池水过轩后成两条小溪,流入北部大池。此外,便是大片的药圃和花圃。苏轼《司马君实独乐园》描述该园云:“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亩园,花竹秀而野。花香袭杖屦,竹色侵盏斝。樽酒乐余春,棋局消长夏。”独乐园所在的位置,按照《独乐园记》所记在“尊贤坊北”,即今安乐镇军屯村一带。但清代几部《洛阳县志》均记载,司马光的独乐园在万安山下、伊水之滨的司马街村(原名温公里,今属偃师诸葛镇),该村中还留有数通清代石碑,记载此村为独乐园所在地。
宋时洛阳,名园相望,茂林蔽天,繁花覆地,小桥流水,曲径通幽,司马光《看花》诗云“洛阳相望尽名园,墙外花盛墙里看”;邵雍《春日登石阁》云:“满洛城中将相家,广栽桃李作生涯。年年二月凭高处,不见人家只见花。”可惜,北宋末年,金兵南犯,洛阳名园化为焦土。南宋邵博(邵雍之孙)读《洛阳名园记》后,痛哭流涕,他为该书所写后记云:“洛阳名公卿园林,为天下第一。靖康后,祝融回禄,尽取以去矣!”
桂林史地民情著作。唐朝莫休符撰。作者曾任融州刺史,留心收集奇观胜迹,归乡后将所掌握的资料整理编排,于唐光化二年(公元899年)成书。记载桂林地区的伏波庙等名胜古迹、人物掌故、地理山川、民族风情。原书已佚,今存书清人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
记述广南西路风土民俗的著作。宋范成大撰﹐一卷。范成大字至能﹐平江府(今江苏苏州)人。范成大素有文名。尤工诗。曾于南宋孝宗乾道八年(1172)至淳熙二年(1175)知广南西路静江府(今广西桂林)﹐淳熙二年正月转任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该书是他由广西入蜀道中追忆而作。范成大自序﹐该书为其於所到之处将方志未载之风物土宜等及边远地区的一些传闻加以合编而成。共分志岩洞﹑志金石﹑志香﹑志酒﹑志器﹑志禽﹑志兽﹑志虫鱼﹑志花﹑志果﹑志草木﹑杂志﹑志蛮等十三篇﹐每篇各有小序。详尽记载了宋代广南西路地区的风土人情﹑物产资源以及当地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生活习俗等情况﹐内容翔实﹐是研究广西少数民族的重要资料。其中志金石﹑志香﹑志草木﹑志蛮诸篇对前人之说颇多纠谬之处。原书为三卷(一说二卷)﹐今本并为一卷。《文献通考‧四裔考》中所引用者即可补今本之所缺。
《荆楚岁时记》是我国最早专记两湖地区时令风俗的著作。梁宗懔撰,隋杜公瞻注。此书早佚,仅有辑本传世。今拟就作者与注者的生平事迹及此书的内容、价值等问题作一初步的探索。一、关于宗懔系年宗懔,字元懔(《周书》卷34本传、《梁书》卷41本传、《北史》卷70本传)。亦称宗怀正。祖籍南阳涅阳。八世祖宗承,晋永嘉之乱时,以参与平定割据江东的陈敏有功,封柴桑县侯,除宜都郡守(《北史·宗懔传》、《晋书·陈敏传》),死于任上,子孙于是定居江陵。宗承之后,闻人辈出。其孙宗炳,字少文,著名画家,撰画论《画山水序》(《宋书》、《南史》本传、《历代名画记》
(李裕民)
(李裕民)
《淳熙三山志》南宋福州地方志。原系陈傅良等撰写,由梁克家署名,淳熙九年(1182)成书。三山是福州的别称,因而该书名《淳熙三山志》。五代时,福州曾一度升为长乐郡,故又名《长乐志》。编者采择北宋庆历三年(1043)林世程纂修的福州志资料,并增入庆历三年至淳熙九年计一百三十九年事,共四十卷,分地理、公廨、版籍、财赋、兵防、秩官、人物、寺观(末附山川)、土俗九门。所记五代十国事迹,可补正史的缺失。其中版籍、财赋两门,系通判陈傅良执笔,内容翔实,参考价值较高。该书是传世的南宋地方志佳作,为研究福州地方史和宋史的重要史料。该书在明清之际罕有流传。原本四十卷。今本四十二卷,为后人所增补。现有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明崇祯十一年本、清乾隆张德荣抄本及四库全书本。
任预、李膺所著的<益州记>,是常璩<华阳国志>后的六朝巴蜀地理名著.宋代以后二书已亡,在唐宋类书、地理书和诗文注中,留下大量的佚文.但唐宋以来,史书方志多误署作者,改窜原文,或者不能区分侨县与旧址,应当进行考辨.
罗含《湘中记》是东晋地记的早期代表作,尤其以山水描写见长,为中国山水散文的形成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湘中记》是罗含在晋穆帝永和、升平年间任宜都太守时所作,大约于南宋末亡佚。该书现有陈运溶《麓山精舍丛书》、王仁俊《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说郭》宛委山堂本等辑本,但上述各辑本仍有遗漏和不足。补辑辨正《湘中记》佚文,也是《湘中记》研究的重要方面。
南朝古志
《丹阳记》,南朝地志。宋山谦之纂。原书宋佚,现存清人辑录本。据佚文,该书载述丹阳郡及属县之地理风俗,尤详于诸县山川古迹。主要有三类:建置沿革,含疆域、分野、镇市、坊里、街巷、桥梁、铺驿;地理风貌,山川、湖塘、井泉;名胜古迹,含城阙、宫殿、城郭、堂馆、台观、亭轩、第宅、古陵墓、寺院、碑碣等。体例简明,记述详备,历代多所引用。作为南京地区早期地方志,对研究南京六朝以前地方历史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对后世方志编撰也有一定影响。
版本
清顺治刊本;清江西金溪人王谟辑编本,收于《汉唐地理书抄》
嘉庆本;清安徽歙县人黄■辑,扬州《汉学堂知足斋丛书》
道光本;《说郛》本,内容极简,仅有7条,但流传最广,有清顺治浙江李际期《说郛》
宛委山堂重刊本(系顺治四年姚安陶珽增订本,后又收入《四库全书》)。
民国十六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民国十九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1988年10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说郛三种》第6册。
版本
清顺治刊本;清江西金溪人王谟辑编本,收于《汉唐地理书抄》
嘉庆本;清安徽歙县人黄■辑,扬州《汉学堂知足斋丛书》
道光本;《说郛》本,内容极简,仅有7条,但流传最广,有清顺治浙江李际期《说郛》
宛委山堂重刊本(系顺治四年姚安陶珽增订本,后又收入《四库全书》)。
民国十六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
民国十九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1988年10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说郛三种》第6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