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载南诏史事的史书。又名《云南志》、《云南记》、《云南史记》、《南夷志》、《南蛮志》、《南蛮记》。十卷。唐樊绰撰。樊绰为安南经略使（今越南河内）蔡袭幕僚。862年（唐懿宗咸通三年）,南诏王世隆遣将攻安南，经略使王宽不能御，朝廷以湖南观察使蔡袭代王宽为经略使,将兵屯守。樊绰随行。为了对付南诏,他受蔡袭命，对南诏情况进行调查了解，搜集资料并参考前人著作（主要是袁滋《云南记》）,写成此书。863（唐咸通四年）南诏军攻陷交阯，蔡袭战死，樊绰于城陷时携带印信，浮水渡过富良江走免。次年六月受命任夔州（今四川奉节东）都督府长史，复访问黔、泾、巴、夏四邑民族情况,并参考《后汉书》、《夔城图经》、王通明《广异记》等书，为文附于此书第十卷后。书中对南诏统治区的政治、经济、民族、山川、交通城镇及境外诸国作了较详细记述，为现今仅存唐代著述中有关云南地区之专著，具有极重要的史料价值。自宋、元至明初流传不绝。《新唐书·艺文志》、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宋史·艺文志》等书均有著录。此后不见传本。惟《永乐大典》收入此书，题作《云南史记》，为明初以来仅有之本。清乾隆间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辑出，刊入《武英殿聚珍版丛书》中，复流传于世。此后福建、广东有翻刻本,《琳琅秘室丛书》、《渐西村舍汇刊》均收入;桐叶馆、知不足斋有单刻本,《云南备征志》亦收入,并为一卷,但错简讹夺较多,有待校理。今人方国瑜著有《樊绰云南志概说》，对此书名称、资料来源、版本等考校精详。向达校注此书,题为《蛮书校注》,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

　　宇宙未有之奇书
　　《水经注》是公元6世纪北魏时郦道元所著，是我国第一部以记载河道水系为主的综合性地理著作，在我国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有过深远影响，自明清以后不少学者从各方面对它进行了深入细致的专门研究，形成了一门内容广泛的“郦学”。
　　郦道元，字善长，北魏涿州郦亭（今河北涿县南）人。他生年说法不一，尚难确定。史书仅记载他于孝昌三年（527年）被害于阴盘驿亭（今陕西临潼县东）。他出身仕宦之家，少年时随父官居山东，喜好游历，酷爱祖国锦绣河山，培养了“访渎搜渠”的兴趣。成年后承袭其父封爵，封为永宁伯，先后出任太尉掾、书侍御史、冀州镇东府长史、颖川太守、鲁阳太守、东荆州刺史、河南尹、黄门侍郎、侍中兼摄行台尚书、御史中尉等职。他利用任职机会，周游了北方黄淮流域广大地区，足迹遍布今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内蒙、山东、江苏、安徽等省区。每到一地都留心勘察水道形势，溯本穷源，游览名胜古迹，在实地考察中广泛搜集各种资料，以补文献不足，从而完成了举世无双的地理名著《水经注》。郦道元自幼好学，历览奇书，除《水经注》外，还撰有《本志》13卷及《七聘》诸文，但都已亡佚，仅《水经注》得以流传。
　　我国古代记载河流的专著就叫《水经》，其作者历来说法不一，二说晋郭璞撰，一说东汉桑钦撰，又说郭璞曾注桑钦撰的《水经》。当代郦学家陈桥驿认为即使汉桑钦撰有《水经》，晋郭璞为其作注确有其事，但这部《水经》和《水经注》也都已失传，今本郦道元所注的《水经》当是另外一部，是无名氏所为，其成书年代，诸家说法不一，全祖望认为是东汉初，戴震认为是三国时作品，今人钟凤年又认为是新莽时所作，诸说尚难确认，不过大体应为汉魏之作不成问题。
　　《水经注》则是以注《水经》而得名。
　　郦道元为何要为《水经》作注呢？在他自己序文中就写道：首先，古代地理书籍，《山海经》过于荒杂，《禹贡》、《周礼·职方》只具轮廓，《汉书·地理志》记述又不详备，而一些都、赋限于体裁不能畅所记述《水经》一书虽专述河流，具系统纲领，但未记水道以外地理情况。他在游历大好河山时所见所闻十分丰富，为了把这些丰富的地理知识传于后人，所以他选定《水经》一书为纲来描述全国地理情况。正如王先谦所说，郦道元注《水经》的目的在于“因水以证地，即地以存右”（《王先谦合校本序》）。其次，他认识到地理现象是在经常变化的，上古情况已很渺茫，其后部族迁徙、城市兴衰、河道变迁、名称交互更替等等都十分复杂，所以他决定以水道为纲，可以进而描述经常变化中的地理情况。而更重要的是，他当时身处政局分裂时代，他向往祖国统一，着眼于《禹贡》所描写过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版图广大的祖国，他利用属于全国的自然因素河流水系来作纲，可以把当时人为的政治疆界的限制打破了，从而充分体现他要实施祖国统一的决心。由此说明郦道元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他所著的《水经注》是一部爱国主义著作。
　　《水经注》是以《水经》所记水道为纲，《唐六典》注中称《水经》共载水道137条，而《水经注》则将支流等补充发展为1252条。今人赵永复将全书水体包括湖、淀、陂、泽、泉、渠、池、故渎等算入，实记2596，倍于《唐六典》之数。
　　注文达30万字。涉及的地域范围，除了基本上以西汉王朝的疆域作为其撰写对象外，还涉及到当时不少域外地区，包括今印度、中南半岛和朝鲜半岛若干地区，覆盖面积实属空前。
　　所记述的时间幅度上起先秦，下至南北朝当代，上下约2000多年。它所包容的地理内容十分广泛，包括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山川胜景、历史沿革、风俗习惯、人物掌故、神话故事等等，真可谓是我国6世纪的一部地理百科全书，无所不容。难能可贵的是这么丰富多彩的内容并非单纯地罗列现象，而是有系统地进行综合性的记述。侯仁之教授概括得最为贴切：“他赋予地理描写以时间的深度，又给予许多历史事件以具体的空间的真实感。”（《水经注选释·前言》）
　　《水经注》是我国古代地理名著，其内容包括了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各个方面。在自然地理方面，所记大小河流有1000余条，从河流的发源到入海，举凡干流、支流、河谷宽度、河床深度、水量和水位季节变化，含沙量、冰期以及沿河所经的伏流、瀑布、急流、滩濑、湖泊等等都广泛搜罗，详细记载。所记湖泊、沼泽500余处，泉水和井等地下水近300处，伏流有30余处，瀑布60多处。所记各种地貌，高地有山、岳、峰、岭、坂、冈、丘、阜、崮、障、峰、矶、原等，低地有川、野、沃野、平川、平原、原隰等，仅山岳、丘阜地名就有近2000处，喀斯特地貌方面所记洞穴达70余处，植物地理方面记载的植物品种多达140余种，动物地理方面记载的动物种类超过100种，各种自然灾害有水灾、旱灾、风灾、蝗灾、地震等，记载的水灾共30多次，地震有近20次。
　　在人文地理方面，所记的一些政区建置往往可以补充正史地理志的不足。所记的县级城市和其他城邑共2800座，古都180座，除此以外，小于城邑的聚落包括镇、乡、亭、里、聚、村、墟、戍、坞、堡等10类，共约1000处。在这些城市中包括国外一些城市，如在今印度的波罗奈城、巴连弗邑、王舍新城、瞻婆国城等，林邑国的军事要地区粟城和国都典冲城等都有详细记载。交通地理包括水运和陆路交通，其中仅桥梁就记有100座左右，津渡也近100处。经济地理方面有大量农田水利资料，记载的农田水利工程名称就有坡湖、堤、塘、堰、堨、覩、墱*、坨、水门、石逗等。还记有大批屯田、耕作制度等资料。在手工业生产方面，包括采矿、冶金、机器、纺织、造币、食品等。所记矿物有金属矿物如金、银、铜、铁、锡、汞等，非金属矿物有雄黄、硫黄、盐、石墨、云母、石英、玉、石材等，能源矿物有煤炭、石油、天然气等。此外还有兵要地理、人口地理、民族地理等各方面资料。
　　除了丰富的地理内容外，还有许多学科方面的材料。诸如书中所记各类地名约在2万处上下，其中解释的地名就有2400多处。所记中外古塔30多处，宫殿120余处，各种陵墓260余处，寺院26处以及不少园林等。可见该书对历史学、考古学、地名学、水利史学以至民族学、宗教学、艺术等方面都有一定参考价值。以上这些内容不仅在数量上惊人，更重要的是作者采用了文学艺术手法进行了绘声绘色的描述，所以它还是我国古典文学名著，在文学史上居有一定地位。它“写水着眼于动态”，“写山则致力于静态”，它“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山水散文的集锦，神话传说的荟萃，名胜古迹的导游图，风土民情的采访录”。《水经注》在语言运用上也是出类拔萃的，仅就描写的瀑布来说，它所用的词汇就有：泷、洪、悬流、悬水、悬涛、悬泉、悬涧、悬波、颓波、飞清等，真是变化无穷。所以我们说《水经注》不仅是科学名著，也是文学艺术的珍品。
　　如此丰富的内容，其价值自不待言。这里仅就历史地理方面来说，就有取之不尽的功效，侯仁之教授曾利用它复原了北京周围古代水利工程，研究了毛乌素沙漠的历史变迁。我们可以运用它来研究古代水道变迁，湖泊湮废、地下水开发、海岸变迁、城市规划、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等等诸多课题。
　　《水经注》有如此深远影响，这与郦道元治学态度的认真是分不开的。为了著作此书，他搜集了大量文献资料，引书多达437种，辑录了汉魏金石碑刻多达350种左右，还采录了不少民间歌谣、谚语方言、传说故事等，并对所得各种资料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亲自实地考察，寻访古迹，追末溯源，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这本书实际上是我国北魏以前的古代地理总结，书中许多珍贵资料早已失传，不少人从中可以辑佚或校正一些古籍。
　　当然，如此宏富的巨作，受到当时时代和条件的限制，难免存在不少错误。唐代杜佑在《通典》中即已明确指出其黄河河源问题上的“纰缪”。另外由于他不可能到边远地区和南方进行实地调查，这方面错误也较多些。有些地方的引书也不尽可信等等，但这些并不损害全书价值。
　　《水经注》原有40卷，宋初已缺5卷，后人将其所余35卷，重新编定成40卷。由于迭经传抄翻刻，错简夺伪十分严重，有些章节甚至难以辨读。明清时不少学者为研究《水经注》做了大量工作，有的订正了经注混淆500余处，使经注基本恢复了原来面貌。有的做了不少辑佚工作，更多的是做了校勘注疏工作，清末著名学者杨守敬与其弟子熊会贞用了毕生精力撰写了《水经注疏》和编绘了古今对照、朱墨套印的《水经注图》，最近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有段熙仲点校、陈桥驿复校的《水经注疏》，为今后研究利用《水经注》提供了方便。
　　
　　戴震校勘《水经注》，删去妄增之字 一个多个 ，改正错讹三千多处，补葺阙佚两千多处，足见功夫之深，如段玉裁所说：“凡故训、音声、算数、天文、地理、制度、名物、人事之善恶是非，以及阴阳、气化、道德、性命，莫不究乎其实。”
　　——《戴震全书》

　　介绍南宋都城临安城市风貌的著作。共二十卷。南宋吴自牧撰。自牧临安府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生平事迹不详。
　　
　　该书成书年代，据自序有“时异事殊”，“缅怀往事，殆犹梦也”之语，当在元军攻陷临安之后。所署“甲戌岁中秋日”，甲戌即宋度宗咸淳十年(1274)，疑传抄有误。该书仿效《东京梦华录》体例，记载南宋临安的郊庙、宫殿、山川、人物、市肆、物产、户口、风俗、百工、杂戏和寺观、学校等，为了解南宋城市经济活动，手工业、商业发展情况，市民的经济文化生活，特别是都城的面貌，提供了较丰富的史料。书中妓乐、百戏伎艺、角觝、小说讲经史诸节，为宋代文艺的珍贵资料。
　　
　　1956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根据《知不足斋丛书》本校点排印，收入《东京梦华录(外四种)》。1984年，浙江人民出版社依同一版本校点，出版了单行本。

　　《北户录》,唐代段公路着,三卷。主要记述岭南风土物产。
　　
　　全书三卷，详列南游五岭所采民风土俗风物饮食衣制歌谣，草木果蔬虫鱼羽毛之类，与奇书异说相参验。
　　段公路,唐临淄(现在山东省临淄县)人,官京兆万年(现在陕西长安附近)县尉。
　　《艺文志》着录《北户杂录》时，随文附注其撰者段公路为“文昌孙”。文昌为穆宗宰相。文昌子成式，所撰《酉阳杂俎》亦着录于《艺文志》。公路书中着咸通年号，则已至唐懿宗时。书首结衔为知京兆府万年县尉，又无其他仕历可考。未知何以远居岭南，并在其地撰文著述。北户之名始见于秦时。《史记•秦始皇本纪》说秦地，谓二十六年，“南至北向户”；二十八年琅邪刻石，又说到“南尽北户”。《汉书•地理志》日南郡下颜师古注：“言其在日之南，所谓开北户以向日者。”按其所说，北户当在今越南中部，唐时为州境。公路此书泛记岭南风土，于当地物产尤为详备，盖取北户之名，并不以日南为限。《艺文志》着录作《北户杂录》，当为其书的本称，今本作《北户录》，可能是传写过程有所省略。
　　《北户录》三卷一册
　　唐段公路撰，钞本。公路为唐僖宗时人，宰相文昌之孙，尝官京兆万年县尉，是书为在广州时作，杂记岭南风土物产，饮食服饰，凡草木果蔬，虫鱼鸟兽无所不包。征引博洽，注文详赡，有资考证。

　　《风土记》是记述地方风俗的名著，今人查考端午、七夕、重阳等等习俗，所依据的便是这一部《风土记》。

　　《溪蛮丛笑》一卷。宋朱辅撰。辅字季公，桐乡人，不详其仕履。惟《虎丘志》载：所作咏虎丘诗一首，知为南宋末人耳。溪蛮者，即《后汉诗》所谓五溪蛮者。《怀太子注》称武陵有雄溪、樠溪、西溪、潕溪、辰溪、悉是蛮夷所居，故谓五溪蛮。在今辰州界者是也。辅葢甞服官其地，故据所闻见作为是书。所记诸蛮风土物产颇备，如阑干布之传于汉代、三脊茅之出于包茅山、数典亦为详瞻。至其俗尚之、异种类之别曲折纎悉，胪列明晰。事虽鄙而词颇雅，可谓工于叙述，用资考证多益见闻，固不容以琐屑废矣。　

　　《岭表录异》三卷，旧本题唐刘恂撰。宋僧赞宁《笋谱》，称恂於唐昭宗朝出为广州司马。官满，上京扰攘，遂居南海，作《岭表录》。陈振孙《书录解题》亦云，昭宗时人。然考书中云唐乾符四年，又云唐昭宗即位。唐之臣子宜有内词，不应直称其国号。且昭宗时人，不应预称谥号。殆书成於五代时欤？粤东舆地之书，如郭义恭《广志》、沈怀远《南越志》，皆已不传。诸家所援据者，以恂是编为最古。而《百川学海》及《说郛》所载，寥寥数页，首尾不完。盖仅从类书抄撮数条，以备一种。而恂之原本，则已久佚。宋代《太平寰宇记》、《太平广记》、《太平御览》诸书，徵引颇夥，然尚多挂漏。惟散见《永乐大典》者，条理较详，尚可编次。谨逐卷裒辑，而佐以旁见诸书者，排比其文，仍成三卷，以复《唐志》之旧。虽《永乐大典》阙卷数函，无从考验，或不免一二之遗，而证以诸书，似已十得其八九焉。唐人著述，传世者稀，断简残编，已足珍惜。此更於放失之馀，复成完帙，使三四百年博物君子所未睹者，一旦顿还其旧观，弥足宝矣。恂书体例不可考，今不敢强为分门。仅使各以类聚，庶便省览。其中记载博赡，而文章古雅，於虫鱼草木，所录尤繁。训诂名义，率多精核。叶廷《海录碎事》释《尔雅》“魁陆”，引此书瓦陇以证之。张世南《游宦纪闻》引郭璞《尔雅注》犀有三角之文，据此书称犀二角以辨之。历来考据之家，皆资引证，盖不特图经之圭臬，抑亦《苍雅》之支流。有裨小学，非浅鲜也。诸书所引，或称《岭表录》，或称《岭表记》，或称《岭表异录》，或称《岭表录异记》，或称《岭南录异》。核其文句，实皆此书。殆以旧本不存，转相稗贩，故流传讹异，致有数名。惟《永乐大典》所题与《唐志》合。今特从之，以存其真焉。

　　此书按照城内、城东、南、西、北的次序，以四十多所名寺院为纲，兼顾所在里巷、方位以至名胜古迹，同时叙述相关事迹。从书中可以了解孝文帝迁洛阳到尔朱氏之乱，四十年间洛阳的故事和台省坊市的分布，甚至于外商来洛阳居住和各国的风土人情、道里远近书中都有所涉猎。内容包括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学、艺术、思想、宗教等方面，史料价值极高。其中，第五卷收录的宋云《家纪》、慧生《行记》、《道荣传》，详细记载了宋云去天竺的情况，成为现今研究中印交通史的珍贵史料。此书的文学价值也很高。

　　《徐霞客游记》以日记体为主的中国地理名著。明末徐弘祖经30多年旅行，写有天台山、雁荡山、黄山、庐山等名山游记17篇和《浙游日记》、《江右游日记》、《楚游日记》、《粤西游日记》、《黔游日记》、《滇游日记》等著作，除佚散者外，遗有60余万字游记资料。死后由他人整理成《徐霞客游记》。世传本有10卷、12卷、20卷等数种。主要按日记述作者1613～1639年间旅行观察所得，对地理、水文、地质、植物等现象，均作详细记录，在地理学和文学上卓有成就。
　　
　　
　　地理学成就
　　
　　在地理学上的重要成就有： （1）喀斯特地区的类型分布和各地区间的差异，尤其是喀斯特洞穴的特征、类型及成因，有详细的考察和科学的记述。仅在中国广西、贵州、云南3省区，他亲自探查过的洞穴便有270多个，且一般都有方向、高度、宽度和深度的具体记载。并初步论述其成因，指出一些岩洞是水的机械侵蚀造成，钟乳石是含钙质的水滴蒸发后逐渐凝聚而成等。他是中国和世界广泛考察喀斯特地貌的卓越先驱。 （2）纠正了文献记载的关于中国水道源流的一些错误。如否定自《尚书·禹贡》以来流行1000多年的“岷山导江”旧说，肯定金沙江是长江上源。正确指出河岸弯曲或岩岸近逼水流之处冲刷侵蚀厉害，河床坡度与侵蚀力的大小成正比等问题。对喷泉的发生和潜流作用的形成，也有科学的解释。 （3）观察记述了很多植物的生态品种，明确提出了地形、气温、风速对植物分布和开花早晚的各种影响。 （4）调查了云南腾冲打鹰山的火山遗迹，科学地记录与解释了火山喷发出来的红色浮石的质地及成因；对地热现象的详细描述在中国也是最早的；对所到之处的人文地理情况，包括各地的经济、交通、城镇聚落、少数民族和风土文物等，也作了不少精彩的记述。 他在中国古代地理学史上超越前人的贡献，特别是关于喀斯特地貌的详细记述和探索，居于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
　　
　　
　　文学特点
　　
　　在文学上的主要特点是： （1）写景记事，悉从真实中来，具有浓厚的生活实感； （2）写景状物，力求精细，常运用动态描写或拟人手法，远较前人游记细致入微； （3）词汇丰富，敏于创制；绝不因袭套语，落入窠臼； （4）写景时注重抒情，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同时注意表现人的主观感觉； （5）通过丰富的描绘手段，使游记表现出很高的艺术性，具有恒久的审美价值。
　　
　　此外，在记游的同时，还常常兼及当时各地的居民生活、风俗人情、少数民族的聚落分布、土司之间的战争兼并等等情事，多为正史稗官所不载，具有一定历史学、民族学价值。《徐霞客游记》被后人誉为“世间真文字、大文字、奇文字”。

　　《大唐西域记》，简称《西域记》，为唐代著名高僧唐玄奘口述，门人辩机奉唐太宗之敕令笔受编集而成。《大唐西域记》共十二卷，成书于唐贞观二十年(646年),为玄奘游历印度、西域旅途19年间之游历见闻录。其中，包括玄奘游学五印，大破外道诸论的精彩片段，高潮迭起。
　　　　《大唐西域记》系唐太宗钦定，玄奘亲自编撰，由弟子辩机整理而成。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秋七月，玄奘在翻译出佛经的同时，终于完成了著名的《大唐西域记》，于十三日进表于太宗。言道：“所闻所历一百二十八国，今所记述，有异前闻，皆存实录，非敢雕华，编裁而成，称为《大唐西域记》共十二卷。”据悉，该书记述128个国家和地区的都城、疆域、地理、历史、语言、文化、生产生活、物产风俗、宗教信仰，此外还记述了其他十余国家的情况。本书是继晋代法显之后又一取经游记巨著。书中除生动描述了阿富汗巴米扬大佛、印度雁塔传说、那烂陀学府以及诸如佛祖成道、佛陀涅磐等无数佛陀圣迹，还有很多佛教传说故事。内容全面系统，详实生动，先后被译为英、法、德、日等国文字广为传播，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佛教历史及交通史、民族史的珍贵资料。《大唐西域记》实际是一部玄奘西行的实录。在西行求法的征程中，经历了数年时光，所到国家上百，山河城关成千上万，观礼佛寺宝塔成千上万，亲历事故和接触的人物不计其数，而《大唐西域记》里连同他每走一地所处方位、距离多少里、国体民情、风俗习惯、气候物产、文化历史都写得清清楚楚，就连哪个寺院所奉某乘某宗，僧众多少，是何人讲什么经，多少卷等，都写得十分详尽，准确无误。这些记载又被后来的历史文献和文物考古所佐证。依据玄奘所撰《大唐西域记》记载提供的线索，对著名的印度那烂陀寺、圣地王舍城、鹿野苑古刹等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文物古迹，成为考古史上一大奇迹。这些都充分证明，玄奘当年在险恶艰难的求法途中，将所经历的大量信息和各类资料准确无误地记录在案。

　　记述中国宋代官办丝织业和蜀锦情况的专著。元代费著撰。作者为至正年间（1341～1368）进士，生卒年及成书年代均不详。《蜀锦谱》记述了宋代设于四川的官办丝织手工业机构，规模，产品原料、品种和数量等，并记述了蜀锦的历史、品名、色彩和图案。全书分概述和名色两个部分。概述部分扼要阐明蜀锦的悠久历史。到宋代蜀锦发展到鼎盛时期。名色部分阐述蜀锦的品名，其中北宋有八答晕锦、盘锦、大窠狮子锦等12种，继承了隋唐织锦而又有所发展；南宋有粗、细两种，主要产于黎州（今四川汉源）、文州（今甘肃文县）、南平军（今四川綦江）、叙州（今四川宜宾）等地。其中大百花孔雀锦、青绿如意牡丹锦、真红穿花凤锦等细色织锦出现了写生折枝花鸟等新的图案，对元、明、清的织锦有着深远的影响。
　　
　　宋代佚名所著的《岁华纪丽谱》(一般认为本书系元人费著所著，谢元鲁的考证反之)一书开篇辟首即断言：“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换言之，西蜀大地都有游赏之俗，而成都为最，游赏在成都有着相当的物质和群众基础——地大物繁和俗好游乐两者缺一不可，只有任何一点都不可能形成大规模的游赏盛况。

　　《南方草木状》是我国古代一部植物专著。全书三卷，上卷草类29种，中卷木类28种，下卷果类17种和竹类6种，总共记载各种植物80种。此书主要记述了我国古代岭南地区的植物，文笔典雅而逼真，所记植物名称，多数至今仍在沿用，因此，《南方草木状》享有“世界最早的植物志”、“最早的南方植物志”之誉。
　　
　　然而，有关《南方草木状》的作者、成书时间等问题，却是学术界长期争论而至今未能解决的一个悬案。这场争论，，在时间上，从清朝乾隆年间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在空间上，从国内又扩大到国外。1983年12月，广州就召开过一次《南方草木状》国际学术讨论会，有中、美、日、法等国学者出席。
　　
　　考《南方草木状》之书名，始见于唐初类书《艺文类聚》。但是，历史上最早提出此书为西晋嵇含所撰的是南宋的陈振孙。他在《直斋书录解题》卷八中说：此书为“晋襄阳（乃襄城之误）太守嵇含撰”。但查《隋书》和《旧唐书》等史书，均不见著录。到了清代，纪昀在所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认为，此书“叙述典雅，非唐以后人所能伪，不得以始见《宋书》疑之……”对宋人旧题国以肯定。清人周中孚在《郑堂读书记补遗》卷十八中，与纪氏持同一观点。开始对此书作者提出疑问的是清人文廷式，他在《补晋书艺文志》里说：“自是唐以前作，然以为嵇含则非也。”
　　
　　由于《南方草木状》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据有一定的地位，我国学术界对它的作者和成书年代问题，一直颇为注意。最近若干年来已有许多专题文章问世。总的来看，大致有两种意见：
　　
　　一、肯定宋人旧说，认为作者确为晋人嵇含，如果彭世奖的《〈南方草木状〉撰者撰期的若干问题》（《农史研究》1980年第1辑）、杜石然等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和苟萃华的《也谈〈南言草木状〉一书的作者和年代问题》（《自然科学史研究》1984年第3卷第2期）都作如是观。苟萃华认为：《南方草木状》是晋代嵇含所著，但也可能有后人增补的材料。考察嵇含的生平，可以看到他受到其叔祖父嵇康养生神仙思想的影响，特别是他的《瓜赋》一文，带有明显的仙药的色彩。由此看来，嵇含曾涉猎过方士、仙术、本草之类的著作，而他注意南方草木也许与此有关。另外，嵇含虽未到过我国南方，便他在洛阳时，曾与南方士人广泛接触，而且公元305年，嵇含由襄城去襄阳投奔刘弘，到他被刘弘手下的郭励杀害为止，曾在襄阳逗留半年以上。这期间，他接触到南方士人，了解南方物产的机会就更多了。所以，嵇含写作《南方草木状》是完全可能的。至于为什么《隋书》、《旧唐书》没有著录此书，可能是此原来并未单独编成卷帙，而是收入《嵇含集》中的缘故。
　　
　　二、否定宋人旧说，认为此书出自南宋时人的伪托等等。如马泰来的《〈南方草木状〉辨伪》（《农史研究》1983年第３辑）陈连庆的《今本〈南方草木状〉研究》）（《农名研究》1983年第18辑）、以及刘昌芝的《试论〈南方草木状〉的著者和著作年代》（《自然科学史研究》1984年第3卷第1期），都持这一观点。刘昌芝认为：据《晋书》记载：嵇含虽然曾经被任命为广州刺史，但他尚未出发就被人杀害，因此嵇含本人并没有到过广州。而《南方草木状》一书中对植物生态特征描写得非常生动，对许多植物的产地和用途，也作了相当精确的说明，如果作者没有亲临其地，没有亲自进行过实地观察，这样的文字是写不出来的。因此，《南方草木状》一书，不可能是没有到过岭南的嵇含所作。根据史料进行对比分析，把《南方草木状》一书定为东晋至刘宋初的徐衷所撰，是较为可信的。今本《南方草木状》是在参考了徐衷《南方草木状》以及其他南方地志著作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而徐衷的《南方草木状》则早已亡佚。
　　
　　综上所述，《南方草木状》的撰时撰者问题，确实还是一个需要继续进行研究的历史悬案。
　　(冯兆平)

　　《益部方物略记》一巻，宋宋祁撰。祁字子京，雍邱人。天圣二年进士，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谥景文，事迹具宋史本传。是编乃嘉佑二年祁由端明殿学士吏部侍 郎知益州时所作。因东阳沈立所撰剑南方物二十八种补其缺遗，凡草朩之属四十一，药之属九，鸟兽之属八，虫鱼之属七，共六十五种，列而图之，各繋以赞，而附 注其形状于题下。赞居前，题列后，古书体例大抵如斯。今本尔雅犹此式也。其图已佚。赞皆古雅，盖力摹郭璞山海经图赞，往往近之。注则颇伤蹇涩，亦每似所作 新唐书。盖祁序、记之文类如是也。胡震亨跋引范成大圣瑞花诗证是花开于春夏间，祁注称悉以秋开为非，殆由气候不齐，各据所见。又引薛涛鸳鸯草诗“但娯春日 长，不管秋风早”句证祁注是草春叶晚生之非，则横生枝节。夫春日已长，非春晚而何欤？至虞美人草自属借人以名物，如菊号西施之类，必改为娯美人草，曲生训 释，是则支离无所取耳。

　　该书作者系明代周高起，此书撰于崇祯十三年(1640)前后，该书共一卷，除序言外，分为创始、正始、大家、名家、雅流、神品、别派，以品系人，列制壶家及其风格品鉴，并论及泥品和品茗用壶之宜。后附有周伯高诗二首，林茂之，俞仲茅诗各一首。该书是研究宜兴紫砂茶具有重要著作。

　　山海经是从战国初年到汉代初年，经多人写集成的一部古书，作者大概都是楚地的楚人。《山海经》是一部以神话为主流的书，它的内容包括范围庞大，它除了保存有大量的神话资料而然，还涉及到学术领域的各个方面，诸如宗教学、哲学、历史学、民族学、天文学、地理学、动物学、植物学、医药卫生学等，此书内容包罗万象，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当时的生活日用百科全书。此书《五藏山经》的各经后面，大量列举了祀神所用之物，有雄鸡、犬、牡羊、圭、璧、璋、糈……等，而“糈”字在各经中所见最多。“糈，精米，所以享神。” 即是说巫师用精米来享神。《山海经》祀神物中多用糈，又有关於医药、咒禁、神怪等记叙。所以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说它“盖古之巫书”，当是平情之论。
　　
　　袁珂先生在《山海经校注．序》中曾这样说：“《山海经》匪特史地之权舆，亦乃神话之渊府。”说《山海经》是中国神话的“渊府”（宝库），是为历来研究中国神话的学者众所公认的。
　　
　　鲁讯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亦说《山海经》“盖古之巫书”，又在《汉文学纲要》中说“盖以记神事”。足以证明《山海经》是一部极具神话研究价值的古书。
　　
　　整部《山海经》大约可分如下几部份：
　　
　　一．《五藏山经》，共五篇 ，约占全书二分之三以上；内容有关山川地理、祀神的典礼仪式和所用之物，间中叙写到诸山山神的形貌和神力。
　　
　　二．《海外经》，共四篇；内容多记海外各国的异人、异物，也有些古老神话零片记叙，如夸父追日、刑天断首。
　　
　　三．《海内经》，共四篇；内容是记海内神奇事物，如昆龙景象、建木形态、巴蛇、雷神等。
　　
　　四．《茺经》，共五篇；内又分为《大茺经》四篇和《海内经》一篇；内里记录了一些有关帝俊和黄帝（古代东西两大民族所奉祀的上帝）的神话。此经是保存神话资料最多和最原始的；大部份重要的神话材料几乎会萃在这裏，而这部份之写作时期可能比经中其他部份还早。
　　
　　从 “海外南经第六” 起到最后 “海外经第十八” 止之十三篇，简称为《海经》。和前面的《五藏山经》即《山经》合起来，总名之曰《山海经》
　　
　　《神话性质》
　　
　　1. 宗教
　　
　　《山海经》书中展示之巫师所有宗教活动，真是触目皆是，多难胜举。如《山海经》中，每一小节的后面，都记载有对某系列山山神的不同礼典，不仅有如鲁讯先生所说的“礼神之物多用糈（精米），与巫术合” ，礼典中还有什麼“干舞置鼓”、“雄鸡瘗之”、“合巫祝二人舞”、“聊用鱼” ……等等，不外都是巫师祠祭时的景象。如诸山山神，有身人面者、有鹿身八足蛇尾者、有鸟身龙首者、有龙身鸟首者、有羊身人者、有龙身人面者、有豕身人面者、有人面三首者，奇形怪状，种种不一，或是动物形体的拼凑，或是半人半兽的组合，也显现了原始宗教自然崇拜的特色。
　　
　　2. 历史
　　
　　《山海经》书中记有孚些神谱，有帝俊、炎帝、黄帝…… 的神谱，其他历史性质的书中也记有若干帝王谱系，我们若将二者来对照观察，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神话与历史竟是同步的。这可证明到原始初民是将口耳相传的神话视为是他们的历史。某些民族中巫师祀神寺演唱创世史诗和英雄史诗，讲述天地如何开辟，人类如何诞生，讲述祖先的事绩和英雄的战功等，在初民视为是历史的，其实也全是神话。此可证在上古时期，神话与历史同出一源。
　　
　　3. 地理
　　
　　神话和地理的关系，在《山海经》一书中，见得更是密切。整部《山海经》，便可说是一部神话性质的地理书。以禹因治水而求贤人的记录为例。禹因东西南北所经之地，都作了神话性质的描述，文中所写的地名国名，大都不可证实，只可视为神话地理。
　　
　　4. 民族
　　
　　《山海经》给我们展示了丰富的民族学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当然亦充分带著神话色彩，如象不死民、三首国、长臂国、丈夫国、一目国、夸金国、跂踵国、犬封国、黑齿国，等等，单看以上的名目，就知道是属於神话的民族学范围。
　　
　　5. 动物和植物
　　
　　《山海经》所记的奇禽怪兽，异草珍木，就是神话的动物学和植物学；这些奇异的动物和植物，各自有其医疗效用，能治各种常见和不常见的病症，这又成了神话性质的医药卫生学。例如有种动物，吃了它能使人不会放屁；有一种九条尾的狐狸，人吃了它庇不逢妖邪气。有的动物状如羊，九尾四耳；又有的状如乌龟，却有鸟首。各种奇形怪状的动物，什为有趣。
　　
　　6. 天文和气象
　　
　　如象羲和生日、浴日、常羲生月、浴月、汤谷十日、石夷“司日月之长短”，等等。又如《大荒东经》中记日月所出之山凡六：大言山、合虚山、明星山、鞠陵于又山、猗天艺门山、壑明俊疾山；《大荒西经》日月之山亦六：丰沮玉间山、龙山、明山、鏖巨山、常羊山、大荒出。此外，经中亦记，凡某神出入某山某渊，必伴随著风雨晦明。而有此神一出现，便会带来水灾等。
　　
　　7. 哲学
　　
　　如夸父逐日、精卫填海、刑天断首，鲧腹生禹，等等。其中都是鼓舞人们自强不息的精神和斗志的，然而却不用枯燥的说教，而是用通过神话折光反映出来的鲜明生动的艺术形象。最著名的是愚公移山的神话，其实是一段古老的神话，一段寓意性强的神话，它体现的精神，精卫填海的精神一致。接近道家思想的《准南子》中，也记录了相当可观的神话传说，其中所记四大神话：女祸天、羿射十日、共工触山、嫦娥奔月，都各自有其寓意。
　　
　　山海经是中国先秦古籍。一般认为主要记述的是古代神话、地理、物产、巫术、宗教、古史、医药、民俗、民族等方面的内容。有些学者则认为《山海经》不单是神话，而且是远古地理，包括了一些海外的山川鸟兽。
　　《山海经》全书十八卷，其中“山经”五卷，“海经”八卷，“大荒经”四卷，“海内经”一卷，共约31000字。记载了100多邦国，550山，300水道以及邦国山水的地理、风土物产等讯息。其中《山海经》所载的大部分是历代巫师、方士和祠官的踏勘记录，经长期传写编纂，多少会有所夸饰，但仍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山海经》的地域范围】
　　《山海经》的地域范围：《南山经》东起浙江舟山群岛，西抵湖南西部，南抵广东南海，包括今浙、赣、闽、粤、湘5省。
　　《西山经》东起山、陕间黄河，南起陕、甘秦岭山脉，北抵宁夏盐池西北，西北达新疆阿尔金山，《北山经》西起今内蒙、宁夏腾格里沙漠贺兰山，东抵河北太行山东麓，北至内蒙阴山以北。《东山经》包括今山东及苏皖北境。《中山经》西达四川盆地西北边缘。
　　
　　【《山海经》具有多方面的价值】
　　对历史，民俗，科学等的作用
　　《山海经》最重要的价值也许在于它保存了大量神话传说，这些神话传说除了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如夸父逐日、精卫填海、羿射九日、鲧禹治水等之外，还有许多是人们不大熟悉的。如《海外北经》中载：“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为泽溪。禹杀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树五谷种。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为众帝之台。在昆仑之北，柔利之东。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不敢北射，畏共工之台。台在其东。台四方，隅有一蛇，虎色，首冲南方。”这个禹杀相柳的传说充满了神奇色彩，既可从文学或神话学的角度来研究，也可以从中看出共工、相柳、禹三人之间的关系，由此可见古代民族部落之间的斗争。《山海经》中大量存在的这些神话传说，是今天我们研究原始宗教的难得材料。例如：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海外西经》）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大荒西经》）
　　在《山海经》的神话中，不仅可以看到巫师的活动，也可以看到古代民族的信仰、崇拜等。在《山海经》中，存在着大量的神奇动物的记载，这些动物主要是鸟、兽、龙、蛇之类，它们往往具有神奇的力量。这些动物很可能就是古人的图腾崇拜。如上文所引的《海外西经》中的文字。“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蛇可能就是巫咸国的图腾。研究中国古代的宗教信仰，《山海经》是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
　　《山海经》中的神话传说不仅仅是神话传说，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它又是历史。虽然由于浓厚的神话色彩，其真实性要大打折扣，但是，它们毕竟留下了历史的影子。把几条类似的材料加以比较，有时还是可以看到历史的真实面貌的。例如上文所引《大荒北经》中黄帝战蚩尤的记载，剔除其神话色彩，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场古代部落之间的残酷战争。又如《大荒西经》、《海内经》中记载了一个黄帝的谱系：黄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海内经》）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乃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印）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大荒西经》）这个谱系具有传奇色彩，具有神谱的性质，但是，它与《大戴礼记·帝系篇》、《史记·五帝本纪》、皇甫谧《帝王世纪》基本相同。
　　
　　同时，《山海经》又是一部科技史，它既记载了古代科学家们的创造发明，也有他们的科学实践活动，还反映了当时的科学思想以及已经达到的科学技术水平。例如，关于农业生产，《大荒海内经》载：“后稷是始播百谷”，“叔均是始作牛耕”。《大荒北经》载：“叔均乃为田祖。”关于手工业，《大荒海内经》载：“义均是始为巧倕，是始作下民百巧。”关于天文、历法，《大荒海内经》载：“噎鸣生岁有十二。”《大荒西经》载：“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次。”诸如此类的记载不胜枚举。有一些自然现象的记载尤其珍贵，这在其他书中是看不到的，如《海外北经》载：“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暝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身长千里。在无{上启下月}之东。其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钟山下。”
　　
　　现在，许多学者均认为，《山海经》在这里记载的是北极地带半年为昼，半年为夜的极地现象，只不过是古人无法解释这种现象，于是就用神话来解释。这种记载无疑是宝贵的科学资料。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例如《大荒东经》载：“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又如《海外东经》载：“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这两条记载，有人认为前者记载的是太阳黑子活动和北极的极地现象，后者记载的是极地附近的假日现象。此外，从《山海经》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古人对大地的探测活动。《海外东经》载：“帝命竖亥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五亿十选（万）九千八百步。竖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北。”《中山经》说：“天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这些记载，数字未必确实，但已反映出中国古人的探测活动。总而言之，《山海经》是一部充满着神奇色彩的著作，内容无奇不有，无所不包，蕴藏着丰富的地理学、神话学、民俗学、科学史、医学等学科的宝贵资料，细心钻研，深入探讨，就不愁没有新发现。

　　《山海经校注》是我国著名神话学家袁珂的大作，大概也是国内迄今为止最好的《山海经》校本，郭璞注，郝懿行注，和袁珂注那是读《山海经》的必备。
　　袁珂校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排印本

　　本书由西晋张华编撰。为我国第一部博物学著作。《博物志》共十卷，分类记载了山川地理、飞禽走兽、人物传记、神话古史、神仙方术等。实为继《山海经》后，我国又一部包罗万象的奇书，填补了我国自古无博物类书籍的空白。
　　该书另一大贡献是保存了我国古代不少神话材料。如所记八月有人浮槎至天河见织女的传闻，是有关牛郎织女神话故事的原始资料。
　　据东晋王嘉《拾遗记》称。此书原400卷，晋武帝令张华删订为10卷。《隋书·经籍志》杂家类著录本书即为10卷。因原书已佚，故今本《博物志》由后人搜辑而成。

　　马缟，字里不详。唐末以明经及第，又举拔萃科。后梁时为太常修撰，累历尚书郎，参知礼院事，迁太常少卿。此书以考证名物制度为主，体例与崔豹《古今注》大致相同，二书部分内容重复。此书版本甚多，主要有《百川学海》、《古今逸史》、《说郛》、《丛书集成初编》、《古今逸史》诸本。

　　《读史方舆纪要》，原名《二十一史方舆纪要》。
　　“千古绝作”，“海内奇书”
　　有清一代地理著作层出不穷，其中，清初顾祖禹独撰的《读史方舆纪要》颇受后世称道，被誉为“千古绝作”、“海内奇书”。
　　
　　本书特点
　　《读史方舆纪要》共130卷（后附《舆地要览》4卷），约280万字。综观全书有如下一些特点：
　　第一，选材得当，体裁新颖。《读史方舆纪要》选取材料与一般地志不同。着重记述历代兴亡大事、战争胜负与地理形势的关系，而游观诗词则大多“汰去之”。前9卷撰述历代州域形势。接着，以114卷之多，以明代两京十三布政使司及所属府州县为纲，分叙其四至八到、建置沿革、方位、古迹、山川、城镇、关隘、驿站等内容。与各地理实体有关的重要史实，附系于各类地名地物之下。并常在叙述中指出该地理实体得名的原由。随后，以6卷记述“川渎异同”，作为“昭九州之脉络”。最后一卷是传统之说“分野”，作天地对应，有“俯察仰观之义”。前面历代州域形势以朝代为经，以地理为纬；后面分省则以政区为纲，朝代为目，全书经纬交错，纲目分明，且自作自注，叙述生动，结构严谨，读之趣味无穷。
　　第二，具有浓厚的军事地理色彩。顾祖禹著述《读史方舆纪要》的主要目的之一既然是为反清复明之需，当然十分注重对于军事的记述。他鉴于明朝统治者不会利用山川形势险要，未能记取古今用兵成败的教训，最后遭致亡国的历史，在书中着重论述州域形势、山川险隘、关塞攻守，引证史事，推论成败得失，“以古今之史，质之以方舆”。详细记载历代兴亡成败与地理环境的关系，而对名胜古迹的记载则相对简单得多。不仅前面9卷专门论述历代州域形势，而且每省每府均以疆域、山川险要、形势得失开端。各省形势及其在军事上的重要性，皆有总序一篇进行论述。《历代州域形势》和各省山川险要总论，几乎每篇都是甚有价值的军事地理论文。
　　而且每叙述某一地理实体时，必穷根究源备述其军事上的地位和价值。顾祖禹认为，地利是行军之本。地形对于兵家，有如人为了生存需要饮食，远行者需靠舟车一样重要。只有先知地利，才能行军，加上“乡导”的帮助，“夫然后可以动无不胜”。这正是他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对于地理环境与战争得失成败的关系着重记述的初衷。难怪张之洞认为“此书专为兵事而作，意不在地理考证。”梁启超也认为，“景范之书，实为极有别裁之军事地理”。
　　第三，注重人地关系的辩证思维。以研究天险地利为主的《读史方舆纪要》，始终贯穿着天险地利只是成败得失的从属条件，而决定的因素还在于社会和人事的正确思想。因为“阴阳无常位、寒暑无常时、险易无常处”。虽是“金城汤池”之故，若 “不得其人以守之”，连同“培塿之丘”、“泛滥之水”都不如。如若用人得当，纵使“枯木朽株皆可以为敌难”。也就是说，决定战争胜负的原因，地理形势固然重要，但带兵将领所起的作用更大。在论述历代都城的变化和原因时，顾祖禹认为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并非地势险固决定一切。首先，都城的选择与当时的形势有关，此时可以建都的地方，而到彼时则不一定适于建都，其次，是否适合建都不但要看地势是否险固，攻守是否有利，而且要看交通是否方便，生产是否发达，对敌斗争是否有利。由于建都的各种因素是在经常变化的，不能单纯考虑山川地势。他的这种观点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基本上是符合的。
　　第四，注重经世致用，有关国计民生的问题尤其重视。顾祖禹认为：舆地之书不但要记载历代疆域的演变和政区的沿革，而且还要包括河渠、食货、屯田、马政、盐铁、职贡等历史自然地理和历史经济地理的内容。当他开始撰写时的确对此十分重视，但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原稿多有散佚，加上“病侵事扰”，顾不上补缀，但其大略亦能“错见于篇中”。不过他在论述各地的地理形势时，尽量做到以地理条件为印证，使历史成为地理的向导，地理成为历史的图籍，互相紧密融汇。全书对于有关国计民生的多写，无关的少写，详人之所略，略人之所详，这也是《读史方舆纪要》有别于其他地理著作之处。由于黄河之患历来不止，直接对国计民生产生不良影响，因此，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大量辑录前人治水的主张，以留给后人借鉴。他十分赏识潘季驯的治河方针。认为“以堤束水，借水攻沙，为以水治水之良法，切要而不可易也。”（《读史方舆纪要》卷126）书中对潘季驯的主张颇多引证。此外，书中对漕运的记载也十分重视。顾祖禹认为漕运相当重要，因为“天下大命，实系于此”。但他反对为了漕运而置运河沿线百姓生命财产于不顾的观点。在《川渎异同》中，他以整整一卷的篇幅，论述漕运和海运，又在有关州县下，详细记载运河的闸、坝、堤防和济运诸泉。此外，对于明代农业经济发展较快的苏松地区，以及扬州、淮安等转漕城镇冲要地位，书中都一一作了记载。同时，《读史方舆纪要》于农田水利的兴废、交通路线的变迁、城邑镇市的盛衰，都详略得当地有所记载。由此可见，不但对于军事地理、沿革地理方面《读史方舆纪要》有十分重要的记述，而且在经济地理方面亦有相当可观的内容。
　　
　　本书意义
　　以军事地理为主，集自然与人文地理于一身的巨著——《读史方舆纪要》的撰成，当然与顾祖禹本人的努力分不开。
　　为了编撰这本巨型历史地理著作，他先后查阅了二十一史和100多种地志，旁征博引，取材十分广泛。同时，他也比较注重作实地考察，每凡外出有便必然观览城廓，而且对于山川、道里、关津无不注意察看。并且深入作调查，无论过往商旅、征戍之夫，乃至与客人谈论时都注意对地理状况的异同进行考核。但无论实地考察或是调查，囿于条件所限，他都只能“间有涉历”而已。主要工作还是限于对图书资料的探索和考校。尽管全书考证严谨，描述论证也多确实可靠，但他本人总觉得未能十分满意，尤其以缺乏只有从实地考察中才能获得的感性知识为憾事。当然，由于时代与条件的限制，加上全书仅为顾祖禹一人独撰，难免有疏漏、谬误之处，但这些并非其主流，毫不影响它闪耀于历史地理巨著之林的光辉。
　　《读史方舆纪要》长期以来由于内容丰富、地名齐全、考订精详、结构严密，不但胜于唐代成书的《元和郡县图志》、宋代成书的《太平寰宇记》，而且超越明代成书的《寰宇通志》、《大明一统志》。若与清代历史地理巨著、官修的《大清一统志》相比，也是各有千秋，并不逊色。至今仍成为历史地理学者乃至研究历史、经济、军事的学者们必读的重要参考书。

　　本书根据著名收藏家马未都先生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已做关于中国陶瓷艺术的12期讲座内容整理而成，图文并茂，相得益彰。全书共12章，既对陶瓷及陶瓷历史等层面做了宏观描述，也对历代名窑，以及宋、元、明等朝代瓷器做了微观阐释。语言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尤以大量生动实例为佐证，读者会在不经意间领略到中国陶瓷艺术文化的独特魅力。作者精心选配的150余幅相关图片，更是起到锦上添花之功，为本书增色不少。

　　本书根据著名收藏家马未都先生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已做关于中国陶瓷艺术的12期讲座内容整理而成，图文并茂，相得益彰。全书共12章，既对陶瓷及陶瓷历史等层面做了宏观描述，也对历代名窑，以及宋、元、明等朝代瓷器做了微观阐释。语言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尤以大量生动实例为佐证，读者会在不经意间领略到中国陶瓷艺术文化的独特魅力。

　　根据著名收藏家马未都先生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所做关于收藏文化的系列讲座内容整理而成，图文并茂，相得益彰。“家具篇”共10章，既有对家具收藏史、家具用材、家具辨伪、家具沿革等层面所做的宏观把握，亦包括对中国传统家具中交椅、床榻、椅凳、桌案、柜架、屏几等具体物件的微观阐释，语言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尤以大量生动实例作为佐证，读者会在不经意间领略到中国传统家具文化的独特魅力。作者精心选配的100余幅相关图片，更是起到锦上添花之功，为本书增色不少。

　　中国古代青铜器源远流长，绚丽璀灿，有着永恒的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传世和近年发现的大量青铜器表明，青铜器自身有着一个完整的发展演变系统。自夏、商、周至秦、汉整个青铜器发展史，大约可以分为十三期：即夏为二里头文化期，商、西周、春秋各为早、中、晚三期，战国分作早期和中、晚二期。秦、汉为青铜器发展史的余辉。
　　
　　　　一、青铜器起源与青铜器时代断代
　　
　　　　1、二里头文化期 公元前1900-前1600年
　　
　　　　二里头文化期得名于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掘。二里头遗址发现了相互叠压的四个文化层次，发掘了墓葬和宫殿遗址。目前二里头发现的青铜器不多，是一些小工具和兵器矢镞及戈、戚等，但是发现了青铜礼器爵，爵的整个数字虽还不足十件，但在铸造史上极为重要。从铸造简单的兵器、工具到铸造容器，在技术上是一个飞跃。中国古代青铜器以礼器为主体。青铜礼器是青铜时代的主要征象。二里头文化中青铜礼器的发现。表明历史已进入具有古代中国特色的青铜时代。
　　
　　　　2、商代早期 公元前16世纪——前15世纪中叶
　　
　　　　相当于商二里冈文化期。郑州商城夯土中木炭测定碳14年代为公元前1620年，正合于商汤立国的时期，但是二里冈文化的下限还不大清楚。二里冈遗存分上下两层，上下层青铜器的差别不是属于风格方面，而是上层比下层的器类有更多的发展。商代早期青铜器在郑州出土很多，这是由于郑州商城是商代早期的都邑之故。重要的有二里冈、白家庄、张寨南街、杨庄，南关外、铭功路、二七路等地的墓葬或窖藏。大体分布在商城的南面和东南角。在城的东北和西面，也有埋青铜器的墓地。在河南北部发现了商代早期青铜器多起。在湖北黄陂盘龙城、安徽嘉山泊岗、江西清江吴城等地也有重要的发现。以上遗址和墓葬中发现的商代早期青铜器，以二里冈上层的居多。
　　
　　　　综合各地出土的器物，计有：鼎、大鼎、大方鼎、鬲、甗、瓿、簋、爵、管流爵，觚、斝、罍、提梁壶、瓠形提梁壶、中柱盘、盘等，包括了饪食器、酒器和水器等门类。较早的器类比较简单，但是爵、觚、斝组合的一套酒器，已普遍出现。二里冈上层青铜器的器形更为发展，商代青铜礼器的体制业已形成。属于二里冈下层的青铜器，器壁普遍很薄，二里冈上层的青铜器，有的器壁巳相当厚重。
　　
　　　　3、商代中期 公元前15世纪中叶—前13世纪
　　
　　　　在商二里冈文化期和殷墟文化期之间，有几批青铜器出土。这些器物有某种商代早期的特点，然而已有较多的演变；也有某些殷墟时期青铜器特点的肇始。比较典型的是河北地区藁城台西下层墓葬中出土的一批青铜器，北京平谷刘家河商代墓葬中出土的青铜器，安徽阜南和肥西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在豫西的灵宝东桥，也有出土。殷墟文化一期有这类器物发现，如小屯232号墓所出土的一组青铜器，和小屯331、333号墓等所出土的部分青铜器。但这一类器物在殷墟发现并不多，而在其它地区有的反而比殷墟的更为典型而精好，现在还找不出像二里冈或殷墟那样生产这类青铜器的商代大都邑。盘庚迁殷之前的商都在奄，更早在庇和相，但是在二里冈期之后，殷墟期之前这批青铜器是客观存在。由于这类青铜器具有早期至晚期的过渡特点，所以有的将之断在二里冈期，有的断为殷墟文化早期。这类青铜器的分布具有一定的广泛性，而其时生产它们的中心又不在殷，因而完全有必要在二里冈文化期之后，和成熟的殷墟文化期之前，划出一个称之为商代中期的阶段。商代中期的上限不易确定，下限约在武丁之前。
　　
　　　　这一时期接近早期的器形有爵、觚、斝等。爵尾虽然与早期相似，但流已放宽，出现的圆体爵是放所未见的。斝在空椎状足之外，出现了丁字形足，底多向下臌出，平底已较少见。早期虽已出现了宽肩的大口尊，这类器形在此时有较大的发展，像阜南的龙虎尊和兽面纹尊这样厚重雄伟的造型， 在商代早期是从未出现的。
　　
　　　　4、商代晚期 公元前13世纪至前11世纪
　　
　　　　自武丁至于帝辛。段墟文化的考古分期一般采用邹衡的四期说，即第一期盘庚至小乙，第二期武丁至祖甲，第三期辛至文丁，第四期帝乙帝辛。以后的发现，大体上都没有越过这个界限。而殷墟的青铜器分期则有张长寿的三期说，即第一期盘庚至武丁，第二期祖庚至康丁，第三期武乙至帝辛。此外，还有—些其它的说法。
　　
　　　　《史记.殷本纪》载盘庚至武丁时较详，阳甲时，殷衰，盘庚五迁，至小辛复衰，至武丁得到了傅说为相，而后才能使“殷道复兴”。所谓殷衰，是指商王对诸侯失去控制力，诸侯不朝，即政治不从属，经济上不贡赋，因而国力衰微。而殷墟高度繁荣的青铜文化，必需在武丁的武功文治经营相当时期方能达到，武丁—即位不可能立即出现殷墟青铜文化的高度发展。因此，这个时代，可能是商代中期青铜器和晚期青铜器的交替时期。
　　
　　　　二、青铜器的名称及种类
　　
　　　　三、青铜器的仿造、伪造与辨别
　　
　　　　伪造青铜器主要是为了牟利，而仿造青铜器则是出于对古代文化的尊重与爱好，或是出于复古以宣扬传统礼教之目的，所以仿古与伪造二者制作的目的与性质均不同，由此在器物上也表现出某些不同的特点，有必要加以区别。唐代以来各个时期仿古作伪的情况大致可概括为四句话：唐宋为仿，元明是变，清代在改，民国是骗。现将其基本情况概述如下。
　　
　　　　1、古代青铜器的仿造
　　
　　　　仿造先秦青铜器的历史约可以追溯至宋代，当时金石学兴起，公私皆以收藏商周青铜器为乐事，宋宫廷曾据内府所藏商周青铜礼乐器大量仿造，以为郊庙之用。特别是政和年间，由于徽宗酷喜古物，常命良工仿制新得之古器，故所制尤多(见翟耆年《榴史》)。但南宋之后，铜器常被销毁铸币，宋代仿制古器传至今日者为数较少。但宋代仿古之风延续至元、明、清时代。元代时诏修诸路府州邑县之庙宇以供春秋祭祀。元成宗时为此设置了出蜡局(《元史·祭祀志》)，以仿制古祭器。明代的仿造规模甚大，留传于世者亦较多。明宣德年间，宣宗朱瞻基因见郊坛宗庙及内廷所陈设之鼎彝均非古制，遂生复古之心，于是在宣德三年敕諭工部仿照宋人《考古图》、《博古图》诸书所记商周青铜器器形，铸造仿古铜器，此外亦令仿造内府所藏名窑四款式典雅者铸铜器 。
　　
　　　　2、青铜器器的伪造与辨别
　　
　　　　青铜器伪造历史之概况。
　　
　　　　本世纪青铜器辨伪之主要成果。
　　
　　　　伪造青铜器之主要类型与辨别。

　　灿烂辉煌的黄金、白银，自古以来被视为珍贵财富的象征。中国古代金银器富丽华美、格调高雅。一件件巧夺天工的传世之作，凝聚着古代人民的智慧与灵感。透视出一个朝代的繁华与发展。黄金、白银的自然魅力和永恒价值，使古今中外的人们对他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现代考古学挖掘的大量实物中，我们可以看出古代金银器的制造和使用，曾出现过变幻莫测，叠宕起伏的变化。在古代社会中，金银器还担负着多种社会功能。它们所蕴涵的历史文化内涵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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