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轍(1039-1112年)，字子由，自號潁濱遺老，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蘇洵子。年十九，與兄軾同登進士科，又同策製舉，授商州軍事推官，後歷任右司諫、尚書右丞、門下侍郎。以太中大夫致仕，卒於許州。為唐宋古文八大傢之一，與父洵、兄軾合稱“三蘇”。著有《詩傳》、《春秋傳》、《古史》、《老子解》、《欒城集》等。《宋史》、《宋史新編》、《東都事略》、《名臣碑傳琬琰集》、《元祐黨人傳》等及《新安志》均有傳。宋人孫汝聽有《蘇潁濱年表》。
《欒城集》，《郡齋讀書志》著錄於集類別集類，《遂初堂書目》著錄於別集類，《直齋書錄解題》著錄於集部別集類，《宋史·藝文志》著錄於集類別集類，《四庫全書》收於集部別集類。《詩病五事》一捲，原載《欒城集》三集捲八，係隨感之作，宋時不以為書名，《四川通志·經籍志》始以名書，並著錄於詩文評類。
蘇轍青年時期在《上樞密韓太尉書》一文中，提出“養氣”說，認為“文者，氣之所形”。而“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這裏所說的“氣”，近於作傢的創作個性。“氣”“充乎其中”則“見乎其文”，形成精神産品。“氣”的獲得，不但有賴於“浩然之氣”的主觀修養，更取决於“行天下”的客觀閱歷，這就較孟子唯心主義的“養氣”說和曹丕“氣不可力強而致”(《典論·論文》)的先天氣質說，具有更為合理的內容。《詩病五事》作於中年以後，是蘇轍的詩歌批評理論，更為充分地論述了“氣”在文學中的表現，指出詩人之“氣”外化為作品的“文氣”或“詞氣”，亦即“文勢”、“脈理”、“波瀾”，構成詩歌的節奏和藝術風貌。所謂“子瞻諸文皆有奇氣”，壯甫“詞氣如百金戰馬，註坡驀澗，如履平地，得詩人之遺法”均是，而《大雅·綿》的“氣象聯絡”，“脈理為一”，則是為文之“高緻”、典範。蘇轍又強調“奇氣”出於詩人的人格美，“義理”是人格美的核心，從而將“氣”置於“義理”的基礎之上，視“養氣”為對“義理”的熟悉和掌握，以“義理”為文學批評的最高標準。作為審美範疇的“義理”，主要是指儒傢的倫理規範和政治原則，有着明顯的功利主義色彩。《詩病五事》批評李白“不識理”，“華而不實，好事喜名，不知義理之所在”，就出於這種功利主義的偏見，指責孟郊“陋於聞道”，則是對詩人的苛求，和對詩歌藝術特徵的忽略；而斷言王安石《兼併》一詩為“昔之詩病，未有若此酷也”，更是囿於黨見的攻訐。蘇撤“養氣”說及其對“文氣”的闡釋，在文學理論上有一定意義，但他恪守儒傢詩教，堅持詩必須以孔孟“義理”為指歸，忽視詩歌藝術本身的特點，自然導致對詩歌藝術規律的違背，對某些文學人物評價亦間或有失。三蘇出自歐門，蘇轍“義理”之說，當淵源於歐陽修“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答吳充秀纔書》)等說，但議論偏執，尤以抑牽為甚，引起後人非議。《詩病五事》強調詩歌的思想性，在北宋獨樹一幟，影響及於其後的《歲寒堂詩話》、《鞏溪詩話》、《老學庵筆記》諸作。
哈哈兒據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欒城集》錄校製作。除全文收錄《詩病五事》外，另附錄《欒城集》中散見詩話數則。
《欒城集》，《郡齋讀書志》著錄於集類別集類，《遂初堂書目》著錄於別集類，《直齋書錄解題》著錄於集部別集類，《宋史·藝文志》著錄於集類別集類，《四庫全書》收於集部別集類。《詩病五事》一捲，原載《欒城集》三集捲八，係隨感之作，宋時不以為書名，《四川通志·經籍志》始以名書，並著錄於詩文評類。
蘇轍青年時期在《上樞密韓太尉書》一文中，提出“養氣”說，認為“文者，氣之所形”。而“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這裏所說的“氣”，近於作傢的創作個性。“氣”“充乎其中”則“見乎其文”，形成精神産品。“氣”的獲得，不但有賴於“浩然之氣”的主觀修養，更取决於“行天下”的客觀閱歷，這就較孟子唯心主義的“養氣”說和曹丕“氣不可力強而致”(《典論·論文》)的先天氣質說，具有更為合理的內容。《詩病五事》作於中年以後，是蘇轍的詩歌批評理論，更為充分地論述了“氣”在文學中的表現，指出詩人之“氣”外化為作品的“文氣”或“詞氣”，亦即“文勢”、“脈理”、“波瀾”，構成詩歌的節奏和藝術風貌。所謂“子瞻諸文皆有奇氣”，壯甫“詞氣如百金戰馬，註坡驀澗，如履平地，得詩人之遺法”均是，而《大雅·綿》的“氣象聯絡”，“脈理為一”，則是為文之“高緻”、典範。蘇轍又強調“奇氣”出於詩人的人格美，“義理”是人格美的核心，從而將“氣”置於“義理”的基礎之上，視“養氣”為對“義理”的熟悉和掌握，以“義理”為文學批評的最高標準。作為審美範疇的“義理”，主要是指儒傢的倫理規範和政治原則，有着明顯的功利主義色彩。《詩病五事》批評李白“不識理”，“華而不實，好事喜名，不知義理之所在”，就出於這種功利主義的偏見，指責孟郊“陋於聞道”，則是對詩人的苛求，和對詩歌藝術特徵的忽略；而斷言王安石《兼併》一詩為“昔之詩病，未有若此酷也”，更是囿於黨見的攻訐。蘇撤“養氣”說及其對“文氣”的闡釋，在文學理論上有一定意義，但他恪守儒傢詩教，堅持詩必須以孔孟“義理”為指歸，忽視詩歌藝術本身的特點，自然導致對詩歌藝術規律的違背，對某些文學人物評價亦間或有失。三蘇出自歐門，蘇轍“義理”之說，當淵源於歐陽修“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答吳充秀纔書》)等說，但議論偏執，尤以抑牽為甚，引起後人非議。《詩病五事》強調詩歌的思想性，在北宋獨樹一幟，影響及於其後的《歲寒堂詩話》、《鞏溪詩話》、《老學庵筆記》諸作。
哈哈兒據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欒城集》錄校製作。除全文收錄《詩病五事》外，另附錄《欒城集》中散見詩話數則。
臣等謹案論語拾遺一捲宋蘇轍撰前有自序稱少年為論語略解其兄蘇軾謫黃州時撰論語說取所解十之二三大觀丁亥閑居潁川與其孫籀等講論語因取軾說之未安者重為此 書軾書宋志作四捲文獻通考作十捲今未見傳本莫詳孰是其說亦不可復考此書所補凡二十七章其以思無邪為無思以從心不逾矩為無心頗涉禪理以茍志於仁矣無惡也為有 愛而無惡亦寃親平等之見以朝聞道夕死可矣為雖死而不亂尤去來自如之學葢眉山之學本雜出於二氏故也其顯駁軾說者凡三條請討陳恆一章軾以為能剋田氏則三桓自服 孔子欲藉此以張公室轍則以為雖知其無益而欲明君臣之義子見南子及齊歸女樂二章軾以為靈公未受命者故可季桓子己受命者故不可轍則以為諸侯之如衛靈公者多不可 盡去齊間孔子魯君大夫己受其餌孔子不去則坐受其禍泰伯至徳一章軾以為泰伯不居其名故亂不作魯隱宋宣取其名是以皆受其禍轍則以為魯之禍始於攝宋之禍成於好戰 皆非讓之過也其說皆較軾為長他如以剛毅木訥與巧言令色相證以六蔽章之不好學與入孝出弟章之學文互勘亦頗有所發明歷來着録今亦存備一傢焉
乾隆四十二年八月恭校上
總纂官紀昀陸錫熊孫士毅總校官陸費墀
乾隆四十二年八月恭校上
總纂官紀昀陸錫熊孫士毅總校官陸費墀
《竜川略志》和《竜川別志》是蘇轍晚年隱居循州竜川時所寫的筆記，《略志》主要追憶平生參與的各項政治活動，《別志》則主要記錄所聞前賢及時賢的軼事。這些筆記反映了蘇轍政治、經濟、宗教等方面的主張也提供了寶貴的歷史資料。
蘇轍(1039-1112)，字子由，一字同叔，眉山（今屬四川）人。蘇軾弟。與軾同登仁宗嘉佑二年(1057)進士，又同策製舉，授商州軍事推官。神宗朝王安石以執政領三司條例，命轍為之屬。安石行青苗法，轍力陳其不可，出為河南推官。哲宗元佑中，召為右司諫，纍遷御史中丞，拜尚書右丞，進門下侍郎。紹聖初，哲宗親政，落職知汝州，旋謫筠州，以後復謫雷州、循州。元符三年(1100)，北歸居潁昌，築室於穎川之濱，號潁濱遺老。徽宗政和二年卒。着有《欒城集》、《後集》、《三集》等傳世。
蘇轍居循州竜川時先後撰着《竜川略志》與《竜川別志》二書。《別志》雜記宋太祖至哲宗各朝事，忠實於歷史，有重要史料價值。本書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着錄四捲，今國傢圖書館所藏傅增湘影宋鈔本（傅本）即為四捲。商濬《稗海》本（商本）及《四庫全書》本（庫本）均為二捲。校以傅本，前後次第並無差異。蓋合捲一、捲二為捲上，捲三、捲四為捲下耳。另有夏敬觀校勘之涵芬樓鉛印本傳世。（以上按《中國文學大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2000年與及孔凡禮之《竜川略志》、《竜川別志》點校說明）
是之錄文，主要據孔凡禮整理之《竜川別志》(見於《全宋筆記》第一編第九册，大象出版社，2003年)，該書以涵芬樓本為底本，以傅本為主校本，參校商本及庫本，並據傅本補序一篇。過錄時，復以俞宗憲點校之《竜川別志》（中華書局，1982年）輔校，補訂了個別字。網絡版校記按孔凡禮所校為主，酌取俞宗憲所校者。
蘇轍居循州竜川時先後撰着《竜川略志》與《竜川別志》二書。《別志》雜記宋太祖至哲宗各朝事，忠實於歷史，有重要史料價值。本書晁公武《郡齋讀書志》着錄四捲，今國傢圖書館所藏傅增湘影宋鈔本（傅本）即為四捲。商濬《稗海》本（商本）及《四庫全書》本（庫本）均為二捲。校以傅本，前後次第並無差異。蓋合捲一、捲二為捲上，捲三、捲四為捲下耳。另有夏敬觀校勘之涵芬樓鉛印本傳世。（以上按《中國文學大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2000年與及孔凡禮之《竜川略志》、《竜川別志》點校說明）
是之錄文，主要據孔凡禮整理之《竜川別志》(見於《全宋筆記》第一編第九册，大象出版社，2003年)，該書以涵芬樓本為底本，以傅本為主校本，參校商本及庫本，並據傅本補序一篇。過錄時，復以俞宗憲點校之《竜川別志》（中華書局，1982年）輔校，補訂了個別字。網絡版校記按孔凡禮所校為主，酌取俞宗憲所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