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上海的最大淵源是，上海是我的出生地，然而我卻非上海人，所有對於上海人特性的描寫，完全不適用於我。二次大戰後，我纔三、四歲時就和父母及大弟回臺灣了，所以無論從文化和血緣上而言，我仍是道地的臺灣人。可是小時候父母親常提到有關上海的事跡，多少留下了些情感上的痕跡。
傢父是臺北縣瑞芳鎮農村生長大的，從小父親早逝，須半工半讀，每天步行到基隆讀書。年青時由於日本老師的支持，去上海這個中國最大都會之日本租界住了將近十年，做了些小生意，存了些錢，後來所有積蓄全都買了日本公司股票，戰後皆成廢紙，回到臺灣之後一切須從頭開始。
他那農業社會的敦厚個性無法適應那越來越復雜的臺灣商業社會，一直到一九九三年四月十六日他在臺大醫院逝世為止，由於商場上的挫敗遭受到不少的創傷。使他一直感到安慰的是，一生盡了很大的力量，讓子女都受到良好的教育，而個性堅強、樂天的母親則是背後的支柱。
我今年四月八日與內人自澳洲經新加坡到上海，一周後我的大女兒從舊金山、她的二姨媽自臺北也趕到上海，接著我母親與兩個弟弟也專程從臺北來會合。我們終於在上海找到了當年的舊居，特寫此短文來追懷我已故的父親。
父親逝世前一年（１９９２年）曾和母親去大陸旅遊，到了上海雖然沒有找到故居，仍感慨萬千，回來之後寫了封長信與我，摘錄如下：
“五十年後的今天再度來訪上海，變化很大，當時大陸總人口是四億，臺灣是四百萬，上海也是四百萬，現在臺灣是兩千兩百萬，上海是一千兩百萬。上海沒有古老的歷史，一百多年前衹是黃浦江邊的砂埔地，今天成為中國大陸最大的城市。
當年有英國、法國、及日本租界，英租界（目前外灘一帶）最繁榮，是經濟與金融中心，法租界（淮海中路一帶）是高級住宅區，日本租界有許多日本人居住。大銀行、大公司皆設立在英租界內，所有電車、公車、水電、電話公司全由英商經營，連日本的公司、銀行也都設立在英租界內，美國勢力微小，經濟上幾乎全是英國人的天下。
鄧小平要在１９９７年收回香港，並建設上海為世界金融貿易中心，因此上海吸引了各國財團去投資建開發區的高層住宅大樓，今年（１９９２）三月公開出售，因供不應求在三小時內銷售一空，但當地人月薪衹人民幣兩百元左右，買房子是一輩子都追求不到的夢想。
浦東在五十年前是一片大荒野，目前浦東開發約須要五百多億的人民幣。大陸計劃把浦東香港化來帶動六千三百多公裏長之長江流域。長江是一條竜，浦東是竜珠，竜頭是長江三角洲以上海、南京為中心所帶動的江蘇、浙江一帶；竜身是長江中下遊以武漢為中心所帶動的湖北、湖南、安徽及江西地區；竜尾則是長江上遊以重慶為中心所帶動的四川、雲南、貴州、青海及廣西自治區。
江南大平原（長江以南）自南京坐火車到上海約五個小時，上海到杭州火車也要四個半小時，一共坐了十個小時的火車。鐵路兩邊都是一望無際的廣大平原和田野，也沒有工廠，衹有農捨，所以空氣沒有污染。
江南土壤非常肥沃，種植稻穀、蔬菜可以不必用化學肥料施肥耕種，江南田野可利用的空間還很多，大陸的地下資源很豐富，尚未被充分地開發，一旦積極地開發，將成為很富裕的國傢。
我們祖先的故鄉是福建省的泉州安溪。泉州、廈門和漳州被稱為閩南金三角地區。泉州市是中國歷史文化古城，也是著名港口，從廈門坐公車到泉州約須五、六個小時。我們祖先在一百多年前，乘帆船過海峽來臺灣。除了山地同胞之外，所謂的臺灣人就是和老人與客傢人，和老人分成泉州人和漳州人。
這次的大陸旅遊很幸運地能到廈門住一夜玩兩天，因為參加旅行團無法去泉州安溪尋根探祖，深覺愧對祖先，但能達成願望的一半，也感到安慰。即使在美國的許多黑人也都有去非洲尋根探祖的願望，而我們重視慎終追遠且經濟富裕的臺灣人更要維持尋根的傳統。”
父親在逝世的前一年，於離開上海約五十年後，以七十七歲的高齡和我母親（時年七十四歲）第一次再去大陸旅遊，觸景生情乃人之常情。
對於我而言，雖然上海是我的出生地，但因四歲就回臺灣，歷史的意義遠大於感情的成分，而歷史又包括個人出生以及上海本身的歷史。中國近代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都與上海有關。而且近年來上海（尤其是浦東）的經濟改革與發展，引起了世人的註意，使我對於這城市特別感到興趣。
我在去年十月去上海住了十一天，今年四月又去住了一個多月。去年是自己去，今年除了我和傢人外，澳洲黃金海岸五、六位臺灣同鄉去長江三峽旅遊後，也不約而同地在上海見面餐敘，幾乎有“聲勢浩大，有備而來”之感。
這次的接觸較廣，瞭解較深，和去年的觀察角度及感想都有不盡相同之處。更值得紀念的是找到了上海六十年前的舊居。回澳之後，記下此懷親之情及感想。
父親在１９３６年由臺灣基隆坐船到上海經商，住在當時日人與臺灣人群居之虹口地區。１９３８年我祖母陪同母親去上海和父親結婚，我於１９４２年出生，大弟兩年後出世，戰後我們全家於１９４６年回臺。１９９２年父母親去大陸旅遊經過上海時，曾設法尋找舊居。但因五十年前街道名早已改了，旅行團時間倉促，一時沒找到。這次我們一傢人在上海會聚時，母親提起當年舊居是在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及狄思威路附近，而她衹記得“狄思威”的發音，也不知道如何寫。
幸運地在偶然的機緣，一位上海朋友告訴我們，當年的狄思威路就是現在的溧陽路。我們得到這一寶貴綫索後，第二天早餐後就雇計程車直奔四川北路和溧陽路之交界口。下車後我們三兄弟和母親還是茫無頭緒，幸好我母親又提到當年住傢附近有二層樓的大菜市場。我們就專找七十歲以上老年人問五十年前何處有這樣的市場，經過約兩小時的折騰終於在溧陽路和四平路交界的浙興裏找到那一排二層樓故居。
今天的四平路已是車水馬竜交通喧嚷的大馬路，舊居面嚮馬路的樓下店面皆已全面改裝。二樓住傢的進出口是在後面，我們就從小巷子進入後面的裏弄。附近的鄰居聽說我們專程來找五十年前老傢，都很好奇又熱心地圍繞著我們頻頻問訊。
最後找到當年住的那棟房子的關鍵是，在戰爭期間我父親曾請人在樓下後面挖了一個小防空壕。由於熱心鄰居的輾轉打聽，終於找到那棟房子。樓下店面雖已經整修過，但由後面上去的樓梯及樓上完全保持當年原狀。我們第二天特別帶了照相機去照相，為上海尋根過程留下了歷史見證。
上海在近代史上曾有過輝煌的歷史，許多名人都在此住過。如溧陽路上有郭沫若的故居，四川北路北邊有魯迅紀念公園，淮海路上有宋慶齡故居（是蔣介石所贈送的），思南路上有孫中山故居，靜安公園旁有毛澤東舊寓，而東湖路上接近淮海路之老東湖賓館是幫會頭領杜月笙之舊宅，隔著馬路則是當年四人幫的寫作小組總部，而南邊不遠之汾陽路有白崇禧的老傢。
過去屬法國租界高級住宅之霞飛路（即今天之淮海路）常在那時期的文學作品及小說中出現。今天淮海中路之襄陽公園是當時的法國兒童公園。我們這次在上海住了一個多月，就是住在這附近。襄陽公園幾乎天天去散步，和淮海路上之上海社會科學院的交流聯絡，以及傢人購物交通都極為方便。
襄陽公園西南方之徐傢匯，是因明朝進士及著名天主教徒徐光啓安葬那兒，成為徐傢世代彙聚之處而取名的。據說宋氏三姐妹的母親倪桂珍就是徐光啓的後代，宋慶齡和她父母葬在徐傢匯西北不遠處之陵園。
我一嚮對於墓地陵園那引人思古幽情之寧靜氣氛、以及歷史文化的感受情有所鍾。特別於六月一日兒童節（與臺灣之四月四日不同）專程去參觀上海規模最大之竜華火葬場。約二十間葬儀廳中衹有一間有喪傢使用，比我想象地還要冷清，不知是否和那天的特別節日有關。
印象深刻的是喪葬費用的低廉，一具屍體的防腐費用約二、三十元人民幣，而在上海打一場高爾夫球約需一百美金。又聽說在汾陽路南邊，有一臺灣人化了六百萬美金，開設一傢高級德國餐廳Ｂａｕｌａｎｅｒ，一杯啤酒五十元人民幣，卻夜夜客滿。
在實行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改革過程中，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並行，外地及本地人之高低不同消費差距很大。此外，大批下崗人員之失業（待業）問題，沿海與內地的經濟發展差距，都是北京中央相當重視的問題，因此在過渡時期中，特別強調政治之穩定。
這次再訪上海，在學術文化上的交流也很有收穫，與上海社會科學院有多次交流。社科院位於市中心，在淮海中路北面之小巷內。它成立於１９５８年，目前擁有１６個研究所，１９８９年起分別建立了鄧小平理論研究中心、改革與開放研究中心、市場經濟研究中心、精神文明研究中心、文化發展研究中心，與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１９９６年又設立６個重點學科：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經濟學、人文科學、法學、社會學、及國際關係學。可見改革開放及市場經濟是社會科學院之研究中心，也是中國大陸目前之政策重點。
我很榮幸地有機會和社會科學院之外事處，經濟研究所、世界經濟研究所、文學研究所、哲學研究所、與澳大利亞研究中心的學者交流，並受到他們的接待。我們都討論到文化中國的理念以及舉辦國際會議的可能性。大傢的思想都很開放、自由，沒有想象中的拘束。
後來我們去南京旅遊住在金陵飯店，遇到臺灣去的“海峽兩岸經貿與信息傳播代表團”，也去中山陵、雨花臺長江大橋，秦淮河旁夜市觀賞。南京和上海一樣到處都是工地，馬路兩邊都在挖埋各種公共設施管子。
也去蘇州訪問，並參觀蘇州大學。蘇州不久之前纔慶祝建城２５００年紀念，是中國最著名古城之一，歷來以園林著稱。因為距離上海僅一小時車程，又有新加坡政府所協助設立之工業區，經濟發展之迅速在江浙地區是僅次於上海。下次有機會再去當好好體會蘇州的歷史與文化。上海的經濟改革
因為上海是傢父母客居十年的城市，又是我的出生地，我對它自然有一份感情。而上海浦東更是鄧小平具有中國特色之社會主義經濟最重要的模式與據點。上海經濟改革的成功與否足以影響到中國未來之經濟及政治前途，甚至於海峽兩岸之關係。上海不但是目前許多跨國公司投資、發展的重點，它的改革也是學術機構研究之課題。
我認為上海這幾年之大項目經濟建設掌握得很紮實，但環境污染相當嚴重，空氣、水質都很差，資訊流通還不夠。要成為象香港、新加坡這樣的金融中心至少還須二十年的努力。至於西方媒體所常批評的民主、人權雖然有其內在的價值及重要性，但以目前中國大陸之發展階段而言，先解决人民的吃飯問題及改善生活環境纔是最重要的人權保護。
最近報載有人問上海市長徐匡迪：“中國經濟改革之後，政治會不會跟著改革？”他回答說：“十年以後再回來看看，你就會看出（政治環境）的不同來。”以亞洲四小竜的發展歷史來預測中國的未來。史無前例而規模如此大的經濟改革是不可能對政治、社會沒有大的影響。
最近有“深圳香港化，廣東深圳化，中國廣東化”的說法，若此趨勢真正有利中國發展前途的話，那麽香港的回歸，則不僅僅是洗刷中國歷史恥辱的里程碑，同時也是中國經濟、社會、政治“和平轉變”的契機。
在此經濟文化之假設前提下，全球華人似乎都應該祝福中國大陸、尤其是上海經濟改革的順利與成功。因為鄧小平經濟改革的成功會導至中國大陸的政治穩定，而大陸的政治穩定有助於臺灣海峽兩岸、東亞以及全世界的和平安定。這是為什麽我特別關心上海的經濟發展。
傢父是臺北縣瑞芳鎮農村生長大的，從小父親早逝，須半工半讀，每天步行到基隆讀書。年青時由於日本老師的支持，去上海這個中國最大都會之日本租界住了將近十年，做了些小生意，存了些錢，後來所有積蓄全都買了日本公司股票，戰後皆成廢紙，回到臺灣之後一切須從頭開始。
他那農業社會的敦厚個性無法適應那越來越復雜的臺灣商業社會，一直到一九九三年四月十六日他在臺大醫院逝世為止，由於商場上的挫敗遭受到不少的創傷。使他一直感到安慰的是，一生盡了很大的力量，讓子女都受到良好的教育，而個性堅強、樂天的母親則是背後的支柱。
我今年四月八日與內人自澳洲經新加坡到上海，一周後我的大女兒從舊金山、她的二姨媽自臺北也趕到上海，接著我母親與兩個弟弟也專程從臺北來會合。我們終於在上海找到了當年的舊居，特寫此短文來追懷我已故的父親。
父親逝世前一年（１９９２年）曾和母親去大陸旅遊，到了上海雖然沒有找到故居，仍感慨萬千，回來之後寫了封長信與我，摘錄如下：
“五十年後的今天再度來訪上海，變化很大，當時大陸總人口是四億，臺灣是四百萬，上海也是四百萬，現在臺灣是兩千兩百萬，上海是一千兩百萬。上海沒有古老的歷史，一百多年前衹是黃浦江邊的砂埔地，今天成為中國大陸最大的城市。
當年有英國、法國、及日本租界，英租界（目前外灘一帶）最繁榮，是經濟與金融中心，法租界（淮海中路一帶）是高級住宅區，日本租界有許多日本人居住。大銀行、大公司皆設立在英租界內，所有電車、公車、水電、電話公司全由英商經營，連日本的公司、銀行也都設立在英租界內，美國勢力微小，經濟上幾乎全是英國人的天下。
鄧小平要在１９９７年收回香港，並建設上海為世界金融貿易中心，因此上海吸引了各國財團去投資建開發區的高層住宅大樓，今年（１９９２）三月公開出售，因供不應求在三小時內銷售一空，但當地人月薪衹人民幣兩百元左右，買房子是一輩子都追求不到的夢想。
浦東在五十年前是一片大荒野，目前浦東開發約須要五百多億的人民幣。大陸計劃把浦東香港化來帶動六千三百多公裏長之長江流域。長江是一條竜，浦東是竜珠，竜頭是長江三角洲以上海、南京為中心所帶動的江蘇、浙江一帶；竜身是長江中下遊以武漢為中心所帶動的湖北、湖南、安徽及江西地區；竜尾則是長江上遊以重慶為中心所帶動的四川、雲南、貴州、青海及廣西自治區。
江南大平原（長江以南）自南京坐火車到上海約五個小時，上海到杭州火車也要四個半小時，一共坐了十個小時的火車。鐵路兩邊都是一望無際的廣大平原和田野，也沒有工廠，衹有農捨，所以空氣沒有污染。
江南土壤非常肥沃，種植稻穀、蔬菜可以不必用化學肥料施肥耕種，江南田野可利用的空間還很多，大陸的地下資源很豐富，尚未被充分地開發，一旦積極地開發，將成為很富裕的國傢。
我們祖先的故鄉是福建省的泉州安溪。泉州、廈門和漳州被稱為閩南金三角地區。泉州市是中國歷史文化古城，也是著名港口，從廈門坐公車到泉州約須五、六個小時。我們祖先在一百多年前，乘帆船過海峽來臺灣。除了山地同胞之外，所謂的臺灣人就是和老人與客傢人，和老人分成泉州人和漳州人。
這次的大陸旅遊很幸運地能到廈門住一夜玩兩天，因為參加旅行團無法去泉州安溪尋根探祖，深覺愧對祖先，但能達成願望的一半，也感到安慰。即使在美國的許多黑人也都有去非洲尋根探祖的願望，而我們重視慎終追遠且經濟富裕的臺灣人更要維持尋根的傳統。”
父親在逝世的前一年，於離開上海約五十年後，以七十七歲的高齡和我母親（時年七十四歲）第一次再去大陸旅遊，觸景生情乃人之常情。
對於我而言，雖然上海是我的出生地，但因四歲就回臺灣，歷史的意義遠大於感情的成分，而歷史又包括個人出生以及上海本身的歷史。中國近代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都與上海有關。而且近年來上海（尤其是浦東）的經濟改革與發展，引起了世人的註意，使我對於這城市特別感到興趣。
我在去年十月去上海住了十一天，今年四月又去住了一個多月。去年是自己去，今年除了我和傢人外，澳洲黃金海岸五、六位臺灣同鄉去長江三峽旅遊後，也不約而同地在上海見面餐敘，幾乎有“聲勢浩大，有備而來”之感。
這次的接觸較廣，瞭解較深，和去年的觀察角度及感想都有不盡相同之處。更值得紀念的是找到了上海六十年前的舊居。回澳之後，記下此懷親之情及感想。
父親在１９３６年由臺灣基隆坐船到上海經商，住在當時日人與臺灣人群居之虹口地區。１９３８年我祖母陪同母親去上海和父親結婚，我於１９４２年出生，大弟兩年後出世，戰後我們全家於１９４６年回臺。１９９２年父母親去大陸旅遊經過上海時，曾設法尋找舊居。但因五十年前街道名早已改了，旅行團時間倉促，一時沒找到。這次我們一傢人在上海會聚時，母親提起當年舊居是在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及狄思威路附近，而她衹記得“狄思威”的發音，也不知道如何寫。
幸運地在偶然的機緣，一位上海朋友告訴我們，當年的狄思威路就是現在的溧陽路。我們得到這一寶貴綫索後，第二天早餐後就雇計程車直奔四川北路和溧陽路之交界口。下車後我們三兄弟和母親還是茫無頭緒，幸好我母親又提到當年住傢附近有二層樓的大菜市場。我們就專找七十歲以上老年人問五十年前何處有這樣的市場，經過約兩小時的折騰終於在溧陽路和四平路交界的浙興裏找到那一排二層樓故居。
今天的四平路已是車水馬竜交通喧嚷的大馬路，舊居面嚮馬路的樓下店面皆已全面改裝。二樓住傢的進出口是在後面，我們就從小巷子進入後面的裏弄。附近的鄰居聽說我們專程來找五十年前老傢，都很好奇又熱心地圍繞著我們頻頻問訊。
最後找到當年住的那棟房子的關鍵是，在戰爭期間我父親曾請人在樓下後面挖了一個小防空壕。由於熱心鄰居的輾轉打聽，終於找到那棟房子。樓下店面雖已經整修過，但由後面上去的樓梯及樓上完全保持當年原狀。我們第二天特別帶了照相機去照相，為上海尋根過程留下了歷史見證。
上海在近代史上曾有過輝煌的歷史，許多名人都在此住過。如溧陽路上有郭沫若的故居，四川北路北邊有魯迅紀念公園，淮海路上有宋慶齡故居（是蔣介石所贈送的），思南路上有孫中山故居，靜安公園旁有毛澤東舊寓，而東湖路上接近淮海路之老東湖賓館是幫會頭領杜月笙之舊宅，隔著馬路則是當年四人幫的寫作小組總部，而南邊不遠之汾陽路有白崇禧的老傢。
過去屬法國租界高級住宅之霞飛路（即今天之淮海路）常在那時期的文學作品及小說中出現。今天淮海中路之襄陽公園是當時的法國兒童公園。我們這次在上海住了一個多月，就是住在這附近。襄陽公園幾乎天天去散步，和淮海路上之上海社會科學院的交流聯絡，以及傢人購物交通都極為方便。
襄陽公園西南方之徐傢匯，是因明朝進士及著名天主教徒徐光啓安葬那兒，成為徐傢世代彙聚之處而取名的。據說宋氏三姐妹的母親倪桂珍就是徐光啓的後代，宋慶齡和她父母葬在徐傢匯西北不遠處之陵園。
我一嚮對於墓地陵園那引人思古幽情之寧靜氣氛、以及歷史文化的感受情有所鍾。特別於六月一日兒童節（與臺灣之四月四日不同）專程去參觀上海規模最大之竜華火葬場。約二十間葬儀廳中衹有一間有喪傢使用，比我想象地還要冷清，不知是否和那天的特別節日有關。
印象深刻的是喪葬費用的低廉，一具屍體的防腐費用約二、三十元人民幣，而在上海打一場高爾夫球約需一百美金。又聽說在汾陽路南邊，有一臺灣人化了六百萬美金，開設一傢高級德國餐廳Ｂａｕｌａｎｅｒ，一杯啤酒五十元人民幣，卻夜夜客滿。
在實行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改革過程中，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並行，外地及本地人之高低不同消費差距很大。此外，大批下崗人員之失業（待業）問題，沿海與內地的經濟發展差距，都是北京中央相當重視的問題，因此在過渡時期中，特別強調政治之穩定。
這次再訪上海，在學術文化上的交流也很有收穫，與上海社會科學院有多次交流。社科院位於市中心，在淮海中路北面之小巷內。它成立於１９５８年，目前擁有１６個研究所，１９８９年起分別建立了鄧小平理論研究中心、改革與開放研究中心、市場經濟研究中心、精神文明研究中心、文化發展研究中心，與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１９９６年又設立６個重點學科：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究、經濟學、人文科學、法學、社會學、及國際關係學。可見改革開放及市場經濟是社會科學院之研究中心，也是中國大陸目前之政策重點。
我很榮幸地有機會和社會科學院之外事處，經濟研究所、世界經濟研究所、文學研究所、哲學研究所、與澳大利亞研究中心的學者交流，並受到他們的接待。我們都討論到文化中國的理念以及舉辦國際會議的可能性。大傢的思想都很開放、自由，沒有想象中的拘束。
後來我們去南京旅遊住在金陵飯店，遇到臺灣去的“海峽兩岸經貿與信息傳播代表團”，也去中山陵、雨花臺長江大橋，秦淮河旁夜市觀賞。南京和上海一樣到處都是工地，馬路兩邊都在挖埋各種公共設施管子。
也去蘇州訪問，並參觀蘇州大學。蘇州不久之前纔慶祝建城２５００年紀念，是中國最著名古城之一，歷來以園林著稱。因為距離上海僅一小時車程，又有新加坡政府所協助設立之工業區，經濟發展之迅速在江浙地區是僅次於上海。下次有機會再去當好好體會蘇州的歷史與文化。上海的經濟改革
因為上海是傢父母客居十年的城市，又是我的出生地，我對它自然有一份感情。而上海浦東更是鄧小平具有中國特色之社會主義經濟最重要的模式與據點。上海經濟改革的成功與否足以影響到中國未來之經濟及政治前途，甚至於海峽兩岸之關係。上海不但是目前許多跨國公司投資、發展的重點，它的改革也是學術機構研究之課題。
我認為上海這幾年之大項目經濟建設掌握得很紮實，但環境污染相當嚴重，空氣、水質都很差，資訊流通還不夠。要成為象香港、新加坡這樣的金融中心至少還須二十年的努力。至於西方媒體所常批評的民主、人權雖然有其內在的價值及重要性，但以目前中國大陸之發展階段而言，先解决人民的吃飯問題及改善生活環境纔是最重要的人權保護。
最近報載有人問上海市長徐匡迪：“中國經濟改革之後，政治會不會跟著改革？”他回答說：“十年以後再回來看看，你就會看出（政治環境）的不同來。”以亞洲四小竜的發展歷史來預測中國的未來。史無前例而規模如此大的經濟改革是不可能對政治、社會沒有大的影響。
最近有“深圳香港化，廣東深圳化，中國廣東化”的說法，若此趨勢真正有利中國發展前途的話，那麽香港的回歸，則不僅僅是洗刷中國歷史恥辱的里程碑，同時也是中國經濟、社會、政治“和平轉變”的契機。
在此經濟文化之假設前提下，全球華人似乎都應該祝福中國大陸、尤其是上海經濟改革的順利與成功。因為鄧小平經濟改革的成功會導至中國大陸的政治穩定，而大陸的政治穩定有助於臺灣海峽兩岸、東亞以及全世界的和平安定。這是為什麽我特別關心上海的經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