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我被下放到黑竜江省呼瑪縣農村的一個生産大隊插隊，與蘇聯隔江相望，不僅對岸的哨所，軍營，車輛人員走動看的清清楚楚，順風的時候連對岸的人說話也能聽見。到這裏來插隊也是自己自願報名的結果。當時雖說是“一片紅”，中學畢業生都要去農村，我不選軍墾農場或離上海近的安徽，江西的重要原因便是衹有黑竜江省呼瑪縣是真正的“反修前綫”，和蘇聯衹有一江之隔，1969年珍寶島中蘇邊境武裝衝突後，我的一些朋友們已經去那裏插隊，他們用白樺樹皮寫的充滿激情的來信也使我蠢蠢欲動，想到那邊去扛槍打仗，保衛祖國。中蘇邊境上的八年的土插隊生活留下了不少令人難忘的故事和奇聞逸事，中蘇兩國的邊境衝突的餘波，文化大革命後期的國內政治風雲的變幻，作為一個普通知青的我都有過體驗，因為和許多以知青為題材的小說還有些不同，現在挖掘出來與衆位正在洋插隊的朋友們共享。信不信由你，也不要對號入座，如有巧合，純屬偶然。
一，吳八老島的衝突
一談到中蘇邊境武裝衝突，很多人都知道烏蘇裏江上的珍寶島，其實同時在黑竜江上還有個吳八老島，也是中蘇激烈衝突的一個熱點，衹是沒有發展到大規模的軍事衝突的程度罷了。我插隊的察哈彥離吳八老島衹有百裏多地，因此剛到那裏，老知青和老鄉們便給我們講了一些圍繞着這個島中蘇衝突的故事。當時有首叫“手握一桿鋼槍”的歌麯最初就是從這裏唱出的，後來被編進一本叫《革命歌麯》的書時，則把“我守衛在吳八老島上”改成“我守衛在祖國的邊防綫上”。
吳八老島位於黑竜江省呼瑪縣鷗浦三閤村境內黑竜江主航道中國一側，理所當然是中國的領土。島上雖說沒有金礦和石油，但是在中蘇友好的蜜月時期，蘇方人員經常上島打草砍伐樹木，中方也不加以阻撓。好比是鄰居偶爾用一下你的東西，在關係好的時候你根本不會在乎。這就給蘇方在以後視吳八老島為蘇聯領土留下了隱患。我所在的生産隊附近的一個小島也是因為過去默認蘇方人員上島打草砍樹後來引起了糾紛。
中蘇關係交惡以後，據說蘇聯軍人從1968年夏天首先開始在島上挑起衝突，不準中國邊民上島。記得當年中國的一部紀錄片上曾經有過蘇聯軍人在島上把中國漁民趕得四處亂跑的場面。新華社還專門發過幾張照片以揭露“新沙皇”在吳八老島地區的侵略行為，一張是全副武裝的蘇軍在一名校官兩名尉官的指揮下，站在島上用長棍阻擋在小船上的我邊民上岸；一張是我邊民坐在島上休息，頭頂上有一架直蘇軍直升飛機在盤旋。(有興趣的朋友衹要翻一下1969年3月至6月的人民日報大概就能找到這些照片。)聽當地人講，當時蘇聯軍人身材高大，訓練有素，執槍持棒，而中國的邊民當然也算是民兵赤手空拳，開始因為聽從上級的命令，要有理，有利，有節，不準打對方人員，不許未經批準隨便以血還血，以牙還牙，所以民兵衹有挨打受氣的份，沒有還手的權利，吃了很多虧。和報紙上所說的我方總是大嬴傢完全不同。有一次，有位民兵見到自己的好友被幾名蘇聯軍人打得頭破血流，怒氣衝天，實在忍無可忍，從船上抄起一根船漿，衝上島去，一下子把一名蘇軍士兵打得昏死過去，結果回來還受了批評處份。1968年鼕天(？)蘇軍開始阻擋中國的客車在吳八老島外側主航道上行駛(黑竜江夏天行船，鼕天冰雪封江，大江便是天然的公路)，中國人當然要據理力爭，不肯從吳八老島內側行駛，因為這樣一來無疑是承認蘇聯對吳八老島的領土要求。於是雙方人員便在江面上發生對峙和衝突，從吵吵鬧鬧到推推碰碰，乃至大打出手。最初中國人老吃虧，給蘇聯軍人打得頭破血流，無招架之力。蘇軍一名中尉常是現場指揮，據說棉手套裏藏有鐵器，有一回一巴掌就把我方的一名人員打昏過去，從此留下腦震蕩後遺癥。他打過人後，馬上回到蘇軍人員保護圈中，趾高氣揚，令我方人員恨之入骨又無可奈何。久之，我方的上級也覺得老是挨打有損士氣，如此如此調遣一番。
不久又有一輛我方的汽車在吳八老島外側江面上受阻，車上下來的我方人員與蘇軍開始爭吵，當然都是老百姓裝束(一般來講，解放軍是不準參加這種鬥毆的，衹能在岸邊觀望保護，據說是怕被蘇軍抓去，查明身份，引起直接的軍事衝突)。蘇軍中尉於是指揮手下人員揮舞大棒大打出手，中國人員也如以往一樣被追的如鳥獸四處散開，他正得意之時，忽然有幾位似作逃避狀的中國老百姓一下子都奔到了他的面前，中尉還沒有出手便被一個中國人狠命地摔倒在地，另外幾名中國人上去又是接着幾下猛打，還有人拿起從蘇軍手裏搶來的大棒對準他的腿部和腰部猛擊，一切都發生在不到一分鐘的時間內，等其他蘇軍士兵跑過來時，這幾位中國人頻頻出手，把衝上來的蘇軍一個個摔倒在地，不慌不忙地跑回到中國人員中去了。據說當時蘇軍士兵都給鎮住了，因為過去蘇軍在和中國老百姓的衝突中一嚮是占上風，從來沒有看到過中國老百姓有如此高強的本事，不知中國是否是把特殊部隊的軍人改裝派上來動真格的，加之現場指揮被中國人打昏在地，所以沒有人再敢衝上來繼續鬥毆，衹好灰溜溜地擡着不省人事的中尉回到蘇方一側去了。中國汽車順利地從島外側的主航道上通過。從此以後，好長一段時期，這一段江面上的衝突少了許多。
事後據稱，這次特意要從吳八老島外側江面上通過的中國汽車上的那幾位出手不凡的老百姓是專門從省內各處調來的摔跤和柔道運動員，上級給他們的指示是不和蘇軍士兵糾纏，專打那位經常出面指揮打中國人的蘇軍中尉，這叫擒賊先擒王；還給他們放蘇聯軍人無理毆打我國邊境居民的紀錄片，看各種照片，激起運動員的民族恨，幸好上級最後還沒有忘記提醒他們當時中央三申五令的“三有”(有理，有利，有節)“十六字”(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對蘇鬥爭方針，决不允許打出人命來，這就使蘇軍中尉在這幾位彪形大漢的痛打之下不至於喪命。那位蘇軍中尉從此再也沒在吳八老島上出現過。但據人說，他又在珍寶島上多次指揮蘇軍人員嚮我方挑釁，最後在1969年3月2日珍寶島中蘇邊境武裝衝突中被我軍擊斃。記得在當時的新華社記者內部報導中出現的瘸腿上尉便是此公。這也許是命中註定吧。閻王老子要找你，躲過了初一，躲不過十五。
1969年3月2日，15日在珍寶島上發生中蘇邊境大規模的武裝衝突，蘇軍出動了坦剋和重炮，炮火把我縱深的公路打了個稀八爛，運輸車輛完全不能通行。但我軍靠人海戰術，把彈藥運上了前綫。最後把珍寶島牢牢控製在手中，總算讓蘇聯人吃了一回虧。一輛蘇軍最新穎的t-72型坦剋也被擊毀在中國境內的次航道上，蘇軍幾次反攻想把它拖回蘇聯境內未逞，無可奈何用重炮對其猛轟，最後將周圍冰塊炸碎，坦剋殘骸落入黑竜江中。被中國潛水員拖上岸，送到北京軍事博物館內展覽。
此後，在吳八老島對岸的蘇軍也許怕與我軍發生直接衝突，加上黑竜江已經開化，上島的進退也不容易，改用直升飛機在島上盤旋，耀武揚威。但從5月12日起，經常用輕重機槍嚮島上射擊，威脅我方上島生産人員的生命安全，有時子彈也飛到三閤村來，氣焰十分囂張。上級領導要求三合站的邊防部隊和民兵迅速組成聯合巡邏隊，上島行使主權。當時已有知青來三合站插隊，得此消息，紛紛寫血書要求上島。經上級再三考慮，最後决定知青，民兵都不上島，改由解放軍邊防部隊官兵五人組成巡邏隊上島。出發前，開了軍民誓師大會，群情激昂，巡邏官兵的代表也發言表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堅决走出國威和軍威來，走完全部的巡邏路綫，完全是敢死隊的氣慨，令人敬佩。
1969年5月15日下午1時許，五名官兵身穿嶄新的緑軍裝昂首闊步登上了吳八老島。最初的五分鐘，對岸的蘇軍也進入了戒備狀態，但沒有象往常那樣開槍警告。因為中國軍隊自珍寶島中蘇邊境武裝衝突後，還沒有在白天如此大模大樣上島巡邏過，我方岸邊站着和隱蔽着的知青，民兵和軍人都為之興高采烈，還有人高呼“毛主席萬歲”、“解放軍萬歲”之類的口號，不過馬上被人喝令不準出聲。誰知忽然對岸山上蘇軍隱蔽點中終於傳來了令人擔心的槍聲，開始蘇軍還衹是往空中開槍，見我軍巡邏官兵還是一付大無畏的樣子在島上行走，便用機槍嚮對準吳八老島上巡邏隊必走的一塊平地掃射，子彈越射越低，可以說把我軍巡邏隊前進的道路完全封鎖住了。我軍巡邏隊隊員也不再昂首闊步了，開始藉着島上的小樹灌木叢之類的隱蔽物來保護自己繼續前進，後來在那塊平地前不得不止步而隱蔽起來。岸邊的中方軍民看到巡邏隊受阻於蘇軍的槍林彈雨，紛紛要求上級下令開槍還擊，保護我巡邏隊執行正常的巡邏任務。誰知現場總指揮，好像是一位團長說上級有命令，决不能把一顆子彈射到蘇聯領土上，這是絶對不準違反的軍令。眼看巡邏隊官兵在蘇軍的機槍子彈的威脅下進不得，有生命危險，又退不得，大概怕丟中國人的臉，違背自己的誓言，再說當時我巡邏隊也沒配備對話器之類的通訊裝備，那怕上級要他們馬上撤退也無法知曉。十幾分鐘後，岸上的我方軍民看到巡邏隊在一片槍聲中開始匍伏前進，爬爬停停，不一會兒，前四名隊員已通過封鎖綫，進入一片小樹林，但是最後的一名隊員稍稍貓腰爬了幾步，一個踉跚挺了下腰就趴下再也不動彈了，很明顯他是中彈犧牲了。岸上我方軍民不禁義憤填膺，有人號啕大哭，再次請求還擊。那位團長也熱淚盈眶，他說我也有槍有炮，跟你們一樣想打，但沒上級的命令，我是一顆子彈都不能放的，軍區已下令停止一切軍事行動。
見打死了中國邊防軍，對過蘇軍也許是怕惹出更大的麻煩來，輕·重機槍也停止了掃射。夜幕降臨後，中彈犧牲的巡邏隊員的遺體被安放在知青的大食堂裏供大傢瞻仰，一些女知青哭得死去活來，這是知青有生以來第一次看見的真正的烈士。後來又在公社所在地十八站公路邊為這位死去的戰士建了個陵園，樹了個十來米高的大碑，往來汽車上的人衹需擡頭便可看到上面刻着“反修戰士任寶林烈士之墓”十來個大字。
烈士算是壯烈犧牲了，但後來給我們知青搞軍訓時，邊防軍的楊排長總把任寶林通過封鎖綫時沒有象其他隊員那樣采取低姿匍伏前進而采取貓腰高姿匍伏前進而犧牲的事例作為一個教訓，告誡我們在戰場上要學會保護自己，千萬不要逞英雄，丟掉性命。楊排長還說，他聽孫玉國(珍寶島自衛反擊戰中的戰鬥英雄，時任邊防軍連長，曾在中共九大上作事跡報告，後官至瀋陽軍區副司令，1976年被免職。)的報告講，在珍寶島的戰鬥中，有位後來被稱為英雄的戰士模仿電影中的戰鬥英雄，一下跳出戰壕，背靠在大樹上端着衝鋒槍對着蘇軍橫掃一陣而被打死的。他說不怕死不是要你去白白送死，將來一旦和蘇修打仗的時候，你們一定要記住這些血的教訓，技術不過硬，思想再好也是要被打死的。別看一個小軍人，說話也挺有道道的。1975年，政治謠言四起，據人傳說，葉劍英元帥在批判林彪不註重軍事訓練專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思想教育的危害時，也舉了這個關於背靠大樹的珍寶島英雄的例子，他憤慨地說：“當兵的當然要不怕死，但精神挂帥搞得戰士連保護自己消滅敵人這最基本的軍事常識也不知道，這不是拿他們的生命開玩笑嗎。”
二、虛驚一場
中蘇武裝衝突後，中國的報紙上天天強調蘇修亡我之心不死，要防備蘇修的突然襲擊。我們到生産隊不久，上級便把我們知青武裝起來了。雖說不是人人有槍，但比起文革時一個諷刺上海造反派頭目的政治笑話中上海民兵的人均武器數量來講，要多得多。
當時那個笑話講，有一位造反派頭目對下面的民兵說：“經上級批準，决定發給大傢槍。一人一條槍(停頓，臺下熱烈鼓掌歡呼)，是不可能的(臺下情緒有點低落)。經我嚮上級反映，兩人一條槍(停頓，臺下鼓掌)，也是不可能的(臺下情緒更為低落)。最後决定，三人一條槍(停頓，臺下沒有鼓掌)是可能的(臺下有人開始鼓掌)，不過暫時發的還是木頭槍。”
我們知青民兵的武器當然是真槍實彈，雖然名義上也是三人一條槍，但總有幾十個男女知青輪流在外面搞副業，伐木修路，花名册上陸續來到的三批共兩百多名男女知青全在生産隊的時候連一天都沒有，所以一人一條槍甚至兩條槍的時候還是很多的。我們的半自動和自動步槍，衝鋒槍，輕機槍的樣式和邊防部隊的差不多，衹是裝備到我們手中的時間要比邊防部隊晚兩三年，知青民兵連長也沒有手槍可帶，但比起當年的土八路和志願軍的戰士來講要強得多，我們知青也心滿意足了。當時我們這些十六、七歲男孩女孩幾乎都喜歡拿把槍拍照留念，至今許多人還保存着當年騎馬握槍威風凜凜的照片。
不過相比之下，對岸蘇軍兵營裏有百來號人，他們的具體武器裝備不太清楚，好像有一輛裝甲運兵車，三輛吉普車，五輛卡車，有一架軍用直升飛機幾乎每天都來，偶爾故意抄近路侵入我領空，從我們頭上低飛過。乃至今天，我一聽到直升飛機低空飛行的嘈鬧聲就感到煩躁不安。每當天氣晴朗的時候，還不時看到對過藍天上噴氣式戰鬥機飛過的痕跡。黑竜江通航時，蘇聯的船衹來往不絶，蘇軍配備的高速巡邏艦艇也經常神氣活現地在江面上遊戈。蘇聯邊境綫上的居民點很少，軍營哨所很多。凡我居民居住點對岸必有蘇軍哨所兵營。他們三天兩頭搞實彈射擊，那機槍的三長二短的點射打得十分熟練。對報紙上說的蘇修在我邊境陳兵百萬，這時纔有體會。
當時有一條毛主席語錄，叫“我們不但要有強大的正規軍，我們還要大辦民兵師。”插隊知青組成的武裝民兵顯然是正規邊防軍的最大輔助力量。最初邊防部隊派了一個排長和兩名戰士來為我們搞軍訓，練刺殺學打槍。有一回為了模擬炸蘇聯坦剋，讓個知青把土炸藥包綁在一棵和人脖子差不多的白樺樹上點燃，一聲巨響，白樺樹頓時被炸成兩段，有一段從空中直嚮在幾十米以外觀摩的我們飛來，大夥兒衹得四下逃避，結果剛好落在一位雙手捂着耳朵跑的慢些的男生身邊兩米遠的地方，險些弄出人命來。
把知青編為武裝民兵，是要我們自己來保衛自己，守衛邊疆。蘇軍在我生産隊周圍三面的對岸山嶺上建了三個十來米高的了望哨所，位於半島尖上我生産隊人員的所有活動大概被他們看的一清二楚。生産大隊背後方圓幾十裏都是密密的大森林，無人居住，離公路有一百數十裏，離最近的其他居民點也有五十五裏地。我正規部隊布署在離邊境很遠的地方，邊防軍衹是在公社所在地纔有，人數也少得可憐，一年中巡邏到我們生産隊衹有幾次，如果在這裏和老毛子(東北人對蘇聯人的俗稱)一旦打起來，等到七十裏外的邊防軍來救援，我們早就完蛋了。當時的戰略方針是一旦蘇軍大舉入侵，我軍大步後撤，關起門來打狗，把侵略者消滅在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中。儘管大傢都明白蘇軍無論是在武器裝備上還是在軍事技術上都要比我們強得多，那時年輕氣盛，熱血沸騰，絲毫無恐懼之心。鋼槍在手，還想欲欲一試。
但一到那裏，上級就嚮我們宣佈幾條紀律，第一，不準把槍口朝着蘇聯方向射擊，即使在我境內發現特務和小股入侵蘇軍也不例外，要防止子彈飛到蘇聯領土上。第二，不準嚮入侵我領空的蘇聯飛機(主要是直升飛機)開槍，除非你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能讓它掉在我國境內。1970年鼕天，我們要到隊裏附近江上在主航道我方一側的察哈彥島上砍柳木桿子，男女知青紛紛要求上島，甚至於還有人寫血書請戰。鑒於過去蘇聯人也去該島打過草，並派過巡邏隊趕我方老鄉下島，上級命令不準帶槍上島，遇見蘇聯邊防軍上島，岸邊的擔任武裝保護的民兵不準開槍，上島的人除據理力爭外，必要時主動撤回。那天上島的知青與其說是怕蘇軍入侵，不如說是希望蘇軍來和我們吵架，讓我們有個表現自己英雄行為的機會，有人還偷偷地帶上了自製匕首。結果是蘇聯人當天根本沒來，讓知青們大失所望。直到1978年我考上大學和生産隊告別時，每年我們都平安無事地上島好多次，也沒有發生過蘇軍上島的事件，蘇聯方面實際上承認了察哈彥島的主權屬於中國，而我們也不再興師動衆派人保護了。當時邊境上的我方軍民基本上是秉承高層領導的旨意，不在邊境嚮蘇聯挑釁。尤其是中國總理周恩來同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機場進行了當時稱為“坦率的會談”後，雙方都有所讓步和剋製。上級又給我們下達了任何情況下不準在邊境綫二公裏之內開槍打獵和實彈射擊的命令，這樣就有效地防止了可能引發武裝衝突的萌芽。
因為插隊知青人數是當地男女老少總數的一倍，所以晚上站崗巡邏的任務也由知青全包。每晚六人，三人一組，上半夜崗(九點到一點)多是女孩子，下半夜崗(一點到五點)則是清一色的男孩子，全是義務，沒有工分報酬，白天還要出工勞動。人少時一個月中要輪到二三回。尤其是在鼕天，冰雪封江或形勢緊張時，還要加崗巡邏。
每次巡邏要從村裏到生産隊周圍的田地裏，樹林子，江邊繞好幾圈，我們常在晚上零下幾十度的寒冷氣候下，趴在江邊的柳毛叢裏，用一個自備的十六倍的望遠鏡監視對岸蘇軍兵營的動靜。此望遠鏡是中波遠洋海運公司的某船長給他插隊的兒子的送行禮物，帶到隊裏後便成了大傢的公用品。
我們當時把蘇聯當做敵人，時刻要防備對方襲擊，剛去的時候，晚上單人在村裏行走也經常提心吊膽，不敢靠着路邊。有一天，一個女知青在江邊地裏放豬，忽然看到有一條船靠了岸，下來了幾個彪形大漢嚮她走來，嚇得她扔下豬群就往村裏跑，大叫蘇聯人上岸了。大夥兒拿上槍趕去一看，纔知道原來是我們中國航標艇的船員在修理岸邊的航標燈。其實對岸的蘇軍大概也弄不明白中國邊境的農村裏怎麽會突然冒出這麽多穿草緑色服裝的年輕人，也是戒備深嚴。
1970年6月，我們剛領到槍不久，一天晚上一點多忽然被對岸蘇軍的機槍聲和我村莊裏的緊急集合的鐘聲(一根挂在知青食堂屋檐下的鋼管)叫醒。五分鐘後，全體民兵在食堂前的空地上集合了。給我們講話的是負責我們軍訓的邊防軍楊排長(我老把他看成是一部叫“冰山上的來客”電影中的足智多謀的楊排長)，他神情嚴肅地告訴大傢，剛纔發現有特務潛入我境內，上級要我們兵分兩路馬上進行搜索，在他講話的同時，村子後面的樹林和對岸蘇軍兵營的上空同時升起兩顆緑色信號彈，不一會兒，在村子邊上的泡子(小湖)邊也響起了幾聲衝鋒槍響，大概是巡邏的人發現敵情了，這時誰都認為這已不是一場訓練了，剛纔還是昏頭昏腦，走路搖搖晃晃的我們都從夢中清醒過來了，心情十分緊張也有幾分激動。
楊排長帶着我們一部份知青迅速嚮泡子方向奔去，剛到泡子邊，他大喝一聲“臥倒”，幾十個人這時刷地一下馬上伏在地上，衹見一下光亮，隨後便是一聲巨響，一顆手榴彈在水中炸開。然後大傢又在命令下小心翼翼地沿泡子兩邊嚮前搜索。一分鐘後，對岸蘇軍兵營裏也響起了刺耳的警報聲和車輛的急駛聲。楊排長臉色大變，馬上下令原地待命。我們也明白了這不過是一場緊急集合的演習。不久由另一名邊防軍戰士帶領的一路人馬派人來報告，對岸蘇軍已經乘軍車進入江邊戰壕，不過不象是要對我們發動攻擊，好像是在防備我們進攻。楊排長聽完來人報告後，宣佈演習結束，除民兵連排長留下繼續監視對岸蘇軍動靜外，其餘人馬上解散回宿舍睡覺，但不準脫衣服。事後楊排長雖然挨了上級的批評，但他對我們知青的集合速度之快演習之認真給予了極高的評價。
這次夜間緊急集合雖然事先已通知上級，上級也贊成要讓我們這些從上海來的知青經受一下鍛煉，但對具體的演習計劃則未加過問。打槍扔手榴彈都是楊排長精心的策劃，想不到正巧那晚又有蘇軍的實彈射擊和信號彈四起作渲染陪襯，結果弄假成真，讓我們知青和對岸的蘇軍都虛驚了一場，差點兒真的鬧出武裝衝突來。由此看來，雙方處於極端的對抗和敵對的情況下，惶恐不安，任何一點風吹草動，都會感到是大敵來臨，一觸即發。一些武裝衝突大概就是起源於這些偶然的突發因素吧。
(來日本後，遇見一些臺灣來的男留學生，他們大學畢業後都有服兵役的義務，三人中有一人要抽到去金門島經受鍛煉的簽，在那裏也經歷過防備共軍突然襲擊的演習。)
在邊境上呆的時間長了，敵情觀念淡薄了，警惕性也降低了。晚上站崗巡邏轉個一圈便跑到隊部的大熱炕上去睡覺了，值勤日記上記的都是平安無事。因為中蘇大規模軍事衝突的危險性已消失，1972年以後，上級也許是察覺到每天晚上要那麽多的人受罪也過於緊張，不再要求我們知青民兵每晚站崗巡邏了。
1973年鼕天，知青民兵連長在公社開完會搭隊裏的拖拉機大爬犁回隊，途中拖拉機出故障，修了老半天也沒動彈，他讓拖拉機手們繼續修理，自己一個人從大江上走了幾十裏地回生産隊叫人送零件去。他則在隊裏召開民兵大會，傳達上級的最新指示，說最近在內地抓住一個蘇聯武裝特務(原是中國的叛逃者)，據說就是在我們隊對岸的蘇軍兵營裏過夜，一大早在我生産隊上遊附近三十裏地潛伏入境的，上級要求我隊的民兵提高警惕等等。未等他傳達完上級指示，便有一人慌慌張張地跑進來報告在我生産隊下遊附近的江面上，發現有一串從對岸走過來的腳印。我和連長跟來人一起騎馬跑到了事發地點，這時已是晚上八點多了。月光照耀下的江面上，果然有一串腳印從江中好像是主航道蘇聯一側筆直地延伸過來，在岸上的馬車道邊消失了，看樣子是幾小時前發生的事件。不一會兒，先前在下遊拋錨的拖拉機大爬犁也轟隆轟隆地開到了這裏，於此同時，對岸蘇聯一側江面上也出現了五個撐滑雪板穿白色服裝的全副武裝的蘇軍巡邏兵。拖拉機手們告訴我們，這幾個蘇聯兵從傍晚開始就一直在對岸監視和尾隨他們前進。回到隊裏，又有人報告對岸蘇軍兵營裏汽車往來不絶，九點多時直升飛機也來過了。這是從來也沒有碰到過的事，一切發生的都是這樣的奇怪，看來確實有大事要發生了。因為此時生産隊的大多數知青和男勞動力都已陸續出發去林區伐木了，大傢頓時緊張起來。給公社打電話，公社說邊防軍和縣裏負責人要早上才能趕到，要我們保持鎮靜。那些個男人出外伐木的小媳婦們害怕的拉帶着孩子們幾傢住在一起，生怕武裝特務溜進村來把她們殺了。所有的在隊知青，包括第二天白天要到公社修水庫的六個男女知青這一晚上都沒有睡覺，在冰天雪地裏拿着槍放暗哨和巡邏。
第二天白天，去公社修水庫的六個知青和兩個老鄉出發了，因拖拉機還沒修好，這七十多裏地，他們衹能步行了。不一會兒，邊防軍和縣革委副主任兼外辦主任也分坐兩輛吉普車從山路來到我隊，在連長和大隊黨支部書記的陪同下到出事現場分析情況。蘇軍的幾個雪地巡邏兵也站在對岸岸邊嚴密地註視着我們這十來個人的動靜。氣氛有些緊張。
外辦主任自然是經驗豐富，先讓邊防軍回到岸上的吉普車裏去，自己仔細地看了一會兒腳印後，馬上就問這兩天你們生産隊裏有沒有人從江上走過。連長回答，我昨天才從江上走回來。主任接二連三地又問了連長幾個問題，隨後不準我們保護，一個人往江中心走去，這裏的人都為他提心吊膽。誰知他回來後說出的第一句話竟讓連長大吃一驚，“我看這從對岸走過來的蘇修特務大概就是你。”
原來黑竜江在這裏有個大拐彎，從公社回生産隊，或者從生産隊到公社，順着江中的主航道走的是弓弦，江中央的雪道又平坦，要比沿着岸邊走弓背既快又省力，知青們腦子活膽子大，自以為衹要自己與前後兩個航標燈柱保持三點成一綫，就不會越境走過主航道。連長走的便是這條近道，他看到岸邊有我隊的拉柴火的馬車經過，就從江中筆直地回到岸邊，坐上馬車回隊了。因為這一帶的主航道離蘇聯岸邊特別近，離我方岸邊比較遠，連長的這一長串腳印看起來好像是對岸有人走過來似的。而當他聽人講有特務越境，加之對岸蘇軍活動異常，一時警惕性高漲，未能冷靜地想一想其他的可能性，便馬上嚮上級匯報，結果引出了一次讓全縣軍民虛驚一場的鬧劇。
外辦主任把連長一頓好訓，便坐吉普車從山路回縣裏了。他心情十分愉快，要不是自己經驗豐富，還不知全縣軍民要折騰多長時間。
下午他在辦公室嚮各級領導通報了所謂蘇聯特務入境事件的真相，建議取消已發佈到全縣各生産隊及各交通要道的檢查站的三級戰備的指示。就在他快下班的時候，有人嚮他報告，縣城對岸蘇聯邊防哨所打出要求緊急會晤的旗號。心裏一震，不知又發生了什麽重大邊境事件。
三，外交辭令和中蘇往來
俗話說“邊境無小事，事事連國際”。根據中蘇兩國的協議，雙方衹是在幾個口岸有定期和不定期的邊防和外交會晤，大至邊境衝突和犯罪者的引渡，小至溺死者死屍漂入對岸、牛馬誤入他界，都是談判的話題。我縣各生産隊，公社管轄地帶發生的邊境事件都必須報縣，由縣外事辦公室會同邊防統一和對岸蘇聯邊防直接交涉，不準下面自行交涉。
1970年代我縣的首席談判代表是縣革命委員會的副主任兼外事辦公室主任，具體姓名已想不起來了，衹記得最後一個字是“泰”，與當時我公社黨委副書記遲仁泰(一度官至地區黨委副書記，1980年代降為漠河林業局黨委書記，在震驚中外的大興安嶺地區火災中，當機立斷，用有綫廣播大叫大傢逃命，及時指揮群衆在大火到來前轉移而出名)，某公社黨委書記孫國泰三人並稱為呼瑪縣能把死人說活的三泰鐵嘴。
泰主任原是學俄語出身的大學生，在1968年一次圍繞吳八老島邊境糾紛的中蘇會晤中妙語驚人，嶄露頭角。當時蘇軍侵入我方領土，毆打我邊境漁民，鐵證如山，常被我方指責的啞口無言。蘇方自知理虧，一直想找點材料來反駁我方。有一次蘇軍又與我邊民在吳八老島發生衝突，打來打去，一名蘇軍和我漁民同時掉入島外側的江中，我漁民入水後當然是如魚得水，得心應手，抓住蘇軍不放，灌了他一肚子水，這一切都被蘇軍拍成照片，在雙方會晤中作為中國人員故意毆打蘇聯邊防人員的鐵證嚮中方提出強烈抗議。當時的我方首席代表見此一疊照片，便知被蘇方抓到了把柄，還未想出強辯的句子來，時任翻譯的泰主任指着其中的一張照片對蘇方說，這不明明是我國漁民在奮不顧身地救護你們落水士兵麽，怎麽會是我國漁民在毆打你們士兵呢。雙方談判的代表湊過頭來一看，照片上果然是一個中國漁民在水裏抓住腦袋搭拉着蘇軍士兵的後領子的形像，我方首席代表也以照片上背景是蘇聯，指責蘇軍侵略我神聖領土的行為，迫使蘇方表示這是令人十分遺憾的誤會事件。泰主任於是官運亨通。
上次講到泰主任剛處理完一起所謂的蘇聯特務入境事件，回到縣城後又接報告說對岸蘇聯邊防哨所挂出三面紅旗，這是要求緊急會晤的旗號。不知又發生了什麽重大邊境事件。當時兩岸沒有國際電話直通，約定有事要臨時會晤，就在各自的了望塔上挂旗，旗子的多少和情況的緊急程度有關，三面紅旗表示必須在二十四小時內進行會晤，屬於發生了最緊急的事件。縣裏的老百姓衹要一看到雙方了望塔上升旗，便馬上知道要有中蘇邊防人員會晤了。(北京中南海和莫斯科的剋林姆林宮之間有直通電話，1969年中蘇邊境武裝衝突後，蘇聯領導人柯西金曾啓動過這條多年未使用過的熱綫，要求和周恩來總理通話，中南海的年輕的女接綫員從未遇到過這種情況，不僅一口拒絶，還義正詞嚴地批判了“蘇聯修正主義者”一通。周恩來聽了匯報後，嚴厲地批評了女接綫員的未經請示的輕率舉動，文革期的中蘇高層唯一一次會談直到越南鬍志明死後纔得以尋機在北京機場實行。)
晚上八時多，泰主任接到了一個從縣公安局轉來的電話，說是我察哈彥生産大隊的六名知青今天中午誤入蘇聯境內，被蘇軍巡邏車和巡邏隊發現追趕，幸好知青及時跑回我境內，沒有一個人員被抓住，蘇軍也沒有開槍。
事件是這樣發生的。我隊的二名男知青，四名女知青以及二名當地老鄉早上出發步行去下遊的公社修水庫，走的是纔冰凍三尺的江道。走到大江的一個拐彎處，老鄉們膽子小，衹敢順着我岸邊走遠路，知青們膽子大，不聽老鄉勸阻，順着江中主航道走直綫，自以為衹要自己與前後兩個航標燈柱保持三點成一綫，走在我方島的內側，無論如何也不會越境。當時我們知青雖說已二十歲，在生産隊裏男女生之間還是一本正經的，也不太說話。走在大江中間，開始也許是有些陌生，不言不語，倒是四名女孩首先打破僵局，問東問西，不一會兒大傢也邊走邊聊上天了。特別是走在有汽車壓過的地方，非常舒坦，大夥兒說今年的江道咋會這樣好走，不會走到老毛子的車道上去吧。領頭的男孩自信地說，不會的，我一直看着前面的航標。忽然，有一女孩叫了起來，前面來汽車了。果然在遠處出現了一個移動的飛快的黑點，開始大傢還以為這是縣裏派來調查特務潛入情況的官員的車，沒有在意，繼續聊天，走了幾步，覺得有些不對頭，回頭一看，我方岸邊走的那二位老鄉已停下來，揮着手不知叫喊什麽，後面很遠處有幾個蘇聯人滑着雪橇飛也似地朝這兒趕來。“糟糕，我看漏了一個航標燈，我們走到蘇聯的島邊上來了。”領頭的男孩發現自己犯了個重大錯誤。那個小黑點也迅速地變大，大傢發現它就是熟悉的那輛蘇軍巡邏車。車子在六名知青的前面一百米左右停留下來，走出三名蘇軍，一名軍官和一名拿槍的蘇軍士兵小心翼翼地朝這裏走來，還有一名站在車身邊作掩護，拿槍作瞄準狀。而六名知青雖然不是手無寸鐵，但能夠護身的衹有男孩們的兩把自製匕首。當時不執行巡邏任務時，槍是絶對不準帶出生産隊的。知青們深知被蘇軍抓住的後果，一時也慌亂起來。
眼看前面蘇軍已逼近，後面追兵也快趕到，三十六計，逃為上計。六個人趕緊嚮我方一側的岸邊跑。誰知在這大江的轉彎處，水流比較急，冰結得不厚，加上又處於風口，冰面上的雪也被吹走了，走在上面，不僅可以聽見冰的裂開聲，還可以看見冰下奔騰的江水。儘管後面的蘇軍用生硬的中國話大叫“站住”，儘管在江中的冰面上有人還滑了一跤，哥們妹們還是大膽地往前走，不回頭。十分鐘後和岸邊的老鄉匯合後，看見對岸已有十多個蘇軍聚在一起了。真是好玄，要是被抓住，可倒上大黴了。
1968年鼕天，1969年夏天，蘇軍在黑竜江，烏蘇裏江一帶以埋伏和強行綁架的手段，在我國境內江面和屬於我國領土的島嶼上抓走我邊民數十人。有位分配在某公社當獸醫的大學畢業生和兩名老鄉在江面上行走時，忽然四周雪地裏冒出幾個蘇軍來，還沒等他們反應過來，就被蘇軍打傷打昏塞進一輛從對岸急駛過來的軍車裏，送到蘇軍兵營裏分別受審。獸醫拒絶回答任何問題，因為在大學裏學過俄語，所以不斷用俄語大駡蘇聯人，結果挨了頓臭打，鬧的兵營裏人人都能聽見。老鄉們避重就輕，在關於中國邊防軍情況的訊問中，一問三不知。不過蘇軍從老鄉的口裏也得知，抓來的那個會說俄語的青年並不是中國的軍人和公安人員，衹是個新分配來的大學畢業生而已。晚上，三人被關在同一房間裏，凍得嗦嗦發抖，衹有受了傷的獸醫的床上有一條毛毯，三人衹好擠坐在這張床上渡過了第一夜，後來在獸醫的據理力爭下，第二天開始生活待遇有了改善。我方發現人員失蹤後，一查下來，找到了蘇軍越境抓人的證據，便在談判中嚮蘇聯方面提出抗議，蘇軍不得不把這三名綁架來的中國老百姓歸還中方。回來後，三人又受到自己人的不停審查，要他們檢討一下有否變節行為。逼極了，老鄉們嚮領導反映，蘇軍對獸醫特別照顧，我們的床上什麽也沒有，為什麽他床上有一條毯子，為什麽他用俄語和蘇聯人一講，蘇聯人就改善我們的待遇，我們不知道他告訴了蘇聯人什麽情報。於是獸醫便被懷疑有變節行為，調離出邊境地區，預備黨員資格也被取消。所以當地人都說，要是被老毛子抓走放回來，哪怕是跳進黑竜江，也一輩子洗不乾淨。
蘇軍在對岸和知青們並行走了十幾裏地後，見我方也無進一步的行動，就回去了。知青們原先和老鄉約好互相保密，不把今天越境的事說出去，免得自找麻煩。在公社吃過晚飯，聽人講昨天發生的蘇聯特務入境事件其實是連長的腳印引起的誤會，心裏也慌亂起來，衹好一齊去公社派出所自首，供述自己今天中午誤入蘇聯境內的事實。派出所長趕緊嚮縣公安局匯報，於是縣外辦的泰主任對明天蘇聯方面可能提出的抗議有了對付的準備，不過他也沒忘記提醒我公社的領導不要處份那六名知青，因為他們已主動投案自首了。
第二天在黑竜江中心的會晤中，蘇方人員首先嚮我方提出強烈抗議，指責我穿軍服的武裝人員六人(知青們穿戴的是統一購買的遠看分不清男女的草緑色棉衣褲和帽子，每人還斜背個小書包，看起來都象背了手槍似的)，在岸邊人員的掩護下，昨天中午幾點幾分至幾點幾分，侵入蘇聯境內縱深幾百米，長達三公裏，進行有計劃的偵察活動，蓄意挑起事端(蘇軍的了望哨所早就發現了他們的行蹤，把時間記錄在案)。蘇方向我方提供了一組照片，要求泰主任對此作出明確解釋。泰主任當然胸有成竹，應答如流，他說，“你方所指稱的武裝入侵事件，是毫無根據的污衊。據我所知，中國邊防部隊昨天在這一帶並沒有任何巡邏活動。中國方面絶不會也絶不允許任何人在黑竜江上故意挑起事端。關於照片上人員的真實身分，我建議雙方都進行一下詳細的調查。如果真是我國居民誤入你方境內，那我表示遺憾。黑竜江鼕天江面上的溫度實在太低了，我個人希望下星期的定期會晤能在我方溫暖的小屋內舉行，就此事件交換各自的看法。”蘇聯方面也知這是外交辭令，想到下次又可美餐一頓，大飽口福，也就不再繼續追究和抗議了。
當時我們那一帶的中蘇交涉，鼕天是雙方談判人員各坐車輛開到江中，下車站着會談；夏天是一方人員坐小艇到對方岸邊，上岸後在專設的小屋內進行會談，這次你來，下次我去。後來中蘇關係的火藥味漸漸淡下來，每次在小屋的會談結束後都要宴請對方。中方人員不習慣蘇聯的黑面包，蘇方人員又特別喜歡中國的料理，不僅味道好，吃不完還可以帶回國去。他們老是強調自己一方食物水果不足，對中方的盛情宴請贊不絶口，評論一番。我方人員也覺察到對方的用意，為了給談判創造些良好氣氛，我方談判代表總是建議下次談判在我方境內舉行。蘇軍談判人員開始還有些警惕性，後來實在抵擋不住中國食物和茅臺酒的誘惑，大多同意雙方會晤在中方境內舉行，甚至轉彎抹角地指定下次食譜，烤乳豬便是蘇方談判人員最喜歡吃的一道菜。中方談判人員把這些事當笑話告訴了知青們，用來貶低蘇聯修正主義的物資貧睏，炫耀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於是我第一次知道剛生下來不幾天吃奶的小乳豬烤一下便可成為名菜，也知道蘇聯人確實愛喝烈性白酒。
六名知青可以說是開我們知青的出國風氣之先，無意中在蘇聯領土上走了一趟。其中某人後來作為官方代表團一員在1990年代首次正式出訪俄羅斯，他對一個談判對手說，這是我第二次來到你們國傢的國土上，對方開始沒有明白過來，後來聽完解釋哈哈大笑起來了。
其實我們那兒當時四十歲以上的土生土長的老鄉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初期都有過出國打工淘金的經歷，當時也不要護照，幾個人湊成一夥就過境了，蘇聯人也眼開眼閉，正好來了一夥苦力，無所謂合法違法。淘金者回國後必要經過中國境內一個叫金山的地方，日本人在那裏設了檢查站和控製着許多妓院，十八裏崗子的地名反映了那裏曾有過妓院、商店和住傢聯成一片的繁華景象(後來被一場大火燒盡)，淘金者辛苦淘來的一點點沙金又被“野雞”很快淘去，最後落入日本人的腰包。1950年代老鄉們也出過一次國。黑竜江上遊森林着火，和蘇聯商量後，上級組織了一批人過江，在蘇聯坐上火車，繞道到現場，迅速撲滅了山火。可是在1960年代末期和1970年代，兩國關係惡化，中蘇邊境上根本沒有正常的交往，我們衹能在江邊和船上觀望蘇聯。
在我們的眼裏，蘇聯的公路交通，水上船舶，機械化程度都比我們發達。蘇聯沿江各兵營，居民點之間都有公路相連，夏天還有雙體流綫型客船在江上來回行駛。而我們這邊，黑竜江通航時，衹有兩衹客船在對開行駛，一大一小，大的叫“東方紅十七號”，燒煤和木頭，尾部上有一個象水車大轉輪似的推進裝置，小的是蠃旋漿推進的。客船一個航班是半個月，其不便可想而知。(據人講，現在實行經濟核算後，因客船虧本，黑竜江上的國營客運業務已停航，也無私人經營從漠河到黑河這一段的客輪航運事業。)中國沿江一些公社的所在地都無公路相通，夏天一下雨，林間砍出來的簡易道路連北京越野吉普車都不敢跑。就連從縣城到最近的火車站塔河的唯一一條正式公路也是坑坑窪窪，破舊不堪。有一年坐長途客車去火車站，車子一個顛簸(其實時速不過是六十來碼)，一聲巨響，原來是後排我邊上的一個女知青彈起來，腦袋把車廂頂上的三合板撞了個大窟窿，幸虧是鼕天，頭上戴的大棉帽起了保護作用。司機若無其事，照樣把車開得飛快，大概是司空見慣了。
當時蘇聯老百姓的生活，在我們的眼裏怎麽也不象中國報紙上宣傳的那樣“蘇修”已內外交睏，窮途沒落。黑河對過的海蘭泡又叫布拉戈申維剋晚上燈火通明。(來日本後從電視裏看到，現在那兒已成了俄羅斯遠東最大的中俄貿易交流的中心，中國的倒爺們在那裏大發其財。)對岸沿江的一兩個居民點的房子上都有電視天綫，夏天蘇聯女人穿的裙子(布拉吉)色彩非常漂亮，她們在江邊洗衣服時經常唱着歌，男人們則坐在屋前喝着什麽東西，一點也沒有貧窮的樣子。而我國這邊，連縣城也三天兩頭要停電點蠟燭和煤油燈。對我們知青的睏惑，老鄉們的解釋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但是中國自鄧小平搞改革開放後，邊境居民生活大有改善，連我呆過的那個生産隊裏也傢傢有了電視機。倒是對岸老大哥那邊老百姓日子過得不舒暢，一些俄羅斯漂亮姑娘不得不到中國東北來打工掙錢，讓一些中國人過了把當闊老的癮。這在當年是作夢也想不到的事。)
大概蘇聯當局衹陳兵百萬對付中國就夠了，大概中蘇兩國人民有着天然的友好感情，夏天我們坐船經過蘇聯村莊時，不僅看不到有背槍的蘇聯老百姓，那兒的男女老百姓都主動嚮我們揮手致意，一開始中國人大多反應冷淡，不敢主動招手，深怕引禍上身，落個有親修傾嚮、立場不穩的罪名。1971年林彪事件以後，邊境上形勢反而有所緩和。中蘇兩國的民間客貨輪在江中交會時，或者白天經過對方村莊時，都互相鳴笛致意。上級也告訴我們知青，要主動嚮對方民船和老百姓表示友好，對方先招手和鳴笛時，一定要回禮。
1970年代初中蘇兩國在意識形態和國傢利益上有過激烈的對抗和衝突，人民日報上甚至有鼓動蘇聯人民再搞一次十月革命的語句。但在兩國邊境上，利益和事件又驅使中蘇兩國要合作解决一些問題。我記憶中有一年倒開江，上遊的江水夾着冰塊奔騰而下，下遊江面還冰凍三尺，形成一道道屏障，江水便嚮沿江的村莊和田地漫延，兩國的房屋財産都受到巨大損失。中蘇兩國人員不得不在高層次進行商討，共同防止災害的擴大化。最後决定由蘇方派出直升飛機，放下蘇聯工兵，在江面的冰上安置炸藥，把冰屏障炸開，讓上遊下來的江水和冰塊通過。中國方面破例允許執行爆破任務的蘇聯直升飛機在江面作盤旋時，可進入中國沿江領空×公裏和在中國領土上緊急迫降。當時各生産隊都接到命令，發現執行爆破任務的蘇聯直升飛機進入我領空或者在我境內降落時，除馬上報告上級繼續監視外，不準采取任何不友好的行動。
四叛逃者和特務
文革期間，中國這邊有一些人夏天遊泳，劃小船渡過黑竜江，鼕天則直接從江上進入蘇聯境內，那時當然不會是為打工掙錢非法過境，所以中國當局稱他們為叛逃者。
叛逃者大致可分為以下幾類。
在國內受到政治迫害，走投無路跑過江去的一些黨政幹部和普通老百姓。這在文革初期較多。有些人過去就和蘇聯人有交往或有親戚血緣關係。其中有幾個人被蘇聯派回來後，馬上就投案自首，某人還得到“寬大處理”，再任某公社黨委副書記，大傢說他可能是假叛逃。
因經濟問題，男女問題受到審查，或其它刑事犯罪活動而逃入蘇聯。我生産隊裏有一個會計受到口頭審查的第二天，便遊泳跑到了對岸蘇聯兵營裏去了。林彪事件發生後，周恩來把林彪兒子搞的一份“五七一工程計劃”作為林彪一夥武裝政變的罪證發至全國進行批判，該計劃指責毛澤東(b-52)把國傢經濟搞亂，知識青年下放農村是變相失業，五七幹校是變相勞改。周批判林彪的“形左實右”，實際上是暗暗地開始糾正毛的文革的錯誤。毛澤東也批發了給李慶霖的信，不得不對下放農村的知青遭遇表示關心。各地開始追查迫害女知青，破壞上山下鄉運動的壞人。我所在生産大隊的黨支部書記的弟弟也因強姦過當地的一個弱智女孩、還調戲過上海女知青(不過是摸了幾下女知青胸部和屁股)，趕上了風頭，在全隊大會上由派出所長當場給他戴上手銬送到縣城判了八年徒刑。我隊上遊某公社的派出所長是有婦之夫，又把一女知青肚子搞大，還未查到他頭上，就帶着那個女知青從鼕天的江面上走過去了。
知青中也有跑過江去的。我縣某公社一個上海知青在叛逃前，為帶點見面禮給蘇聯人，學着小人書上八路軍武工隊打日本鬼子偽軍的方式，趁大傢出工下地之際，到民兵連的武器庫把十幾支自動步槍和衝鋒槍的槍拴全部卸下，被正好走進來的一個知青排長發現。這個叛逃者喪心病狂開槍把那個知青打死扔進屋內菜窖，自己則從容不迫地帶着一堆槍拴和二支衝鋒槍跑過了江，聲稱打死了一個中國共産黨幹部，為蘇聯立了大功。蘇聯軍人問他為什麽要到蘇聯來，他大言不慚地說：“你們的生活過的比我們好。聽說你們已經變成修正主義了，想吃什麽有什麽，想玩女人有女人。”還沒有等他明白過來，蘇軍已大怒，痛打了他一頓後，把他和蘇聯的一幫刑事罪犯關在一起，強迫從事重體力勞動。一年多後，中方向蘇聯要求送還另一刑事犯時，蘇聯人便把他蒙上眼塞進汽車在江面上送還給中國。回國後，等待着他的當然是死刑。槍斃前，他的臨終要求是喝牛奶吃蛋糕。
在叛逃者中肯定也會有幾個身分暴露了的蘇聯剋格勃(kgb)的長期潛伏特務。我所在的生産隊的原黨支部副書記兼生産大隊隊長可能就是因為被我們“高度警惕”的知青發現後纔不得不跑過江去的。
知青們站崗巡邏是為了防備蘇軍的突然襲擊，特務的潛入和內姦的外逃，在當時的局勢下，不可避免地會發現許多可疑現象。有時走着走着，在你附近幾米遠的地方會突然“砰”的一聲飛起一顆信號彈，對岸蘇軍的兵營和哨所裏也會同時升起幾顆不同顔色的信號彈。常常一晚上就能碰上好多回。最初知青們都很緊張，以為不是有特務便是蘇軍要有什麽行動。搞了幾次數十人的秘密的八面埋伏，一見包圍圈中有信號彈升起，馬上縮小包圍圈，企圖當場將與對岸聯繫的特務活捉，但每一次都是枉費心機，連點蛛絲馬跡也沒找到。雖然後來上級有通報，說在某村包圍的結果，發現在雪地上有一小塊火藥燒過的痕跡，據有關方面分析信號彈是自動引發的裝置，是“蘇修”用來幹擾我方軍民正常生活的手段，今後不必再勞民傷財搞埋伏了。儘管至今我還沒有搞明白這些個自動信號彈是如何被放置在我方境內的，但我相信這必是蘇聯人的傑作。
我們幾百號知青來到生産隊後，除了保衛邊疆外，更多的是要接受所謂的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開荒種地，勞動生産。那年秋天，開荒時在林子裏挖出了一個鐵盒，裏面有幾十發用油紙包好的蘇製手槍子彈，馬上報告了隊裏和上級領導，包括那個和空軍司令吳法憲同姓同名的大隊長。上級當然要派人來“清理階級隊伍”，深挖“蘇修特務”。把隊裏幾個壞份子(給日本鬼子跑過腿，當過偽警察，土匪的人)批鬥一番，把所有可懷疑的人都查了一遍後，誰都不承認子彈是自己的東西，衹好不瞭瞭之。後來知青又在江邊柳毛叢裏發現有吃剩下的蘇聯面包時，更確信在我們生産隊裏有“蘇修潛伏特務”，晚上巡邏放哨時警惕性就更高了。我們發現身為大隊長的吳法憲雖然身先士卒，鼕天還經常住在江邊生産隊的打麥場附近的小窩棚內搭個鋪睡覺，看守場院上的麥子和黃豆，但有一兩次我們也躲進小窩棚取暖時，他卻不在，回來後又唬我們說是去外面方便了一下。零下幾十度，哪有人能在野地裏光着屁股蹲個一小時的？幾個知青開始對他産生了懷疑，但也沒對當地任何領導講。有一天深夜換崗時，上一班崗的女知青嚮下一班崗的男知青反映，剛纔發現吳大隊長鬼鬼祟祟地從江邊回來，手裏還拿着個桶，上去一詢問，大隊長說拿了點新麥子回傢做饅頭，女知青批評他偷生産隊的財産，他說我一會兒就送回去，便急衝衝地回傢了。男知青們問女知青翻過那個桶的麥子沒有，說不定他和蘇聯人剛接過頭，裏面藏着手槍和電臺呢。女知青說我們怎麽能搜貧下中農的身呢。商量後，三個男知青們便去江邊巡邏，順便檢查一下那個小窩棚；三個女知青則埋伏在大隊長傢周圍監視動靜。大約一個小時後，大隊長從傢裏出來了，馬上就發現有人在尾隨跟蹤他，不一會兒就把那三個女知青甩掉了。男女知青們匯合後，在村裏和江邊兜了兩圈，也沒見到大隊長蹤影，敲開大隊長的傢，他人也不在。等到聽見對岸蘇軍兵營裏有汽車動靜時，知青們纔醒悟到大隊長可能是拋下妻小跑過江去了。跑到江邊一看，果然有一行腳印直往對岸行去。天亮以後，對岸蘇聯兵營裏來了一架直升飛機，把吳大隊長接走了。大多數老鄉不相信吳大隊長是特務，認為知青小題大作，為一桶麥子把個人給嚇過江去了。當然也有老鄉說，吳大隊長常常是自告奮勇每年鼕天一個人晚上看守場院，有時無意中也講過蘇聯人的牛奶好喝，生活比咱們好，說不定給蘇聯人綁架過放回來或者自己早就經常偷越國境喝牛奶吃面包了，露出來的蛛絲馬跡還是有的，但誰也不敢揭發。知青們則後悔莫及，一個活生生的特務在自己眼皮下溜走了，衹怪自己太年輕，經驗不足，我們知青下鄉插隊時大多才十六、七歲。據一些跑過江後來由於種種原因又回到中國的人講，他們在蘇聯時曾經見到過我生産隊的那個吳法憲，他好像成了蘇聯剋格勃的官員，專門管理並審問抓來和逃過來的中國人。
叛逃者過江後，一些重大刑事犯罪分子和沒有利用價值的人常在幾個月甚至於幾年後被遣送回中國。我生産隊一個貧下中農的十五歲的小孩被他爹打了一下耳光，一賭氣就遊過江去了。傢裏找尋了一陣，沒見蹤影，還以為在森林裏迷路給熊瞎子吃掉了。想不到一個月後，蘇聯人主動在定期會晤把這小孩交還給中方人員，倒讓他父母大吃一驚。有些跑過去的人衹想政治避難，不願搞背叛祖國的活動，蘇聯人便把他們集中在某一集體農莊生活勞動，每月還給點零花錢。蘇聯情報機關還對一些中國叛逃者進行短期特務訓練，讓他們多次潛回中國收集情報，廣種薄收，同時也是對這些人進行考驗。
有年鼕天，公社接到下遊黑河縣公安局的電話，說我公社有個上海知青在途中生重病被送進黑河縣醫院，請火速派人來領回。公社領導大吃一驚，此知青早在一年前就辦妥手續回父親老傢浙江了，怎麽還會在黑竜江？經審問纔知道，他去年離開公社後根本就沒去浙江，而是悄悄地從江上跑到蘇聯去了，蘇聯人見他所持邊境居民身份證還在有效期內，便讓他去東北某市取份情報，他取完情報想再從黑河附近走過江回蘇聯時，晚上在旅館因發高燒昏迷不醒，被人送進醫院，並根據他身上居民證和我公社聯繫後纔真相大白。此人當時被判了十年刑。
1974年1月15日，蘇聯駐中國大使館兩名外交官，在北京與一個派遣回來的中國叛逃者接頭，從事與外交官身份不符的間諜情報活動時被中國方面當場抓獲，隨後又和其它三名來接應的蘇聯使館人員一起被驅逐出境。中國報刊上曾對此事有過詳細報導，甚至還有現場電影記錄。其實那是蘇聯情報官員對自己的能力過於自信，落入中國反間諜部門圈套的結果。
後來纔聽說，這個叫李洪樞的人於1967年在新疆叛逃，被蘇聯剋格勃多次派遣回中國，毫無失誤，深得蘇方信任。這次在中國東北大慶油田一個指定地點取到重要情報後，他想從我們下遊黑河縣附近的江上走回蘇聯，便買了從北安到黑河的第二天的客車票。其實中國公安人員早已跟蹤上他了，準備放長綫吊大魚，抓和他接頭的人，一舉破獲一個間諜網。第二天，推遲出發的客車裏坐的許多老百姓裝束的男男女女都是公安人員，沿途還有不少公安人員偽裝上下旅客，但他毫無察覺。到了黑河，公安人員發現根本不會有人和他接頭，，便把他暗中逮捕了。當時被蘇聯派回來取情報的人，都是到一個指定地點拿有人早就放好的情報，一般不和其它潛伏人員碰頭，這樣可避免長期隱蔽的間諜暴露。李被抓後便想戴罪立功，供認他有個電波發射器，曾被告知必要時可用它和蘇聯大使館直接聯繫。北京高層便策劃了讓蘇聯外交間諜出醜的計劃。當時世界上不少國傢都在驅逐蘇聯外交間諜，中國當然不甘落後。誰知這計劃差點兒因一個偶發事件而泡湯，黑竜江省的公安方面已把李洪樞和上月另外一個被抓住的派遣特務的消息通報到下面的縣級公安局去了，在這同時，我縣某公社的派出所所長又帶了一個上海女知青跑到蘇聯去了。北京方面幾次給我縣直接來電話追問那叛逃的所長是否知道這個通報，在確認那所長最近根本不可能聽到這個通報時，北京方面便放心地讓李洪樞和蘇聯駐中國大使館暗中聯絡，約定在北京近郊的一座橋下碰頭。
當時人民日報的報導說，從蘇聯大使館開出的一輛小汽車在一座橋上放下兩人便開走了，下來的倆人是套着中國老百姓棉襖的蘇聯外交官，他們在橋下見到李洪樞後，拍拍他的肩，用“阿麟”的愛稱叫喚他。交接完情報後，中國軍民馬上從四處冒出來。兩名蘇聯外交官在李洪樞的帶領下，企圖逃出包圍圈未逞，被當場抓獲。過了一會，那輛小汽車又開回來接人，也被中國方面截下來，人贓具在，鐵證如山，這五名蘇聯外交官被驅逐出境。人民日報當然不會講李已被捕過，這是個擺好的圈套，等着蘇聯人鑽。但從報紙上我們還是可以找到破綻，第一是報紙上講蘇聯使館的汽車從一出門就始終處在中國人的監視下。第二是透露了接頭地點四處都有電影攝像機監視。蘇聯外交官被李洪樞帶得四處亂逃的狼狽形像都被拍了下來，公佈於世，想賴也賴不掉。
蘇聯方面受此大辱，也咽不下這口氣，當然要尋機馬上報復。四天之後，1月19日，中國駐蘇聯大使館的一個關姓工作人員坐國際列車回國時，途中被蘇聯邊境衛生檢疫人員叫下車，和一批旅客呆在一個房間裏等待檢查，有名蘇聯女旅客硬塞給關一本畫報，邊上具有高度警惕性的蘇聯旅客便一擁而上，將關扭送到警察那裏。畫報裏據說有重要情報，於是關則作為從事間諜活動的外交官受到蘇方審訊，最後也被驅逐出境。
五、奔喪
1976年9月9日下午4時多，我從生産大隊的辦公室路過，衹見小宋慌慌張張地從裏面走出來，見到我的第一句話便是：“毛主席今天逝世了”。“聽誰說的？”，“剛纔我給公社衛生站打電話時，沒人接，衹有哀樂，把我嚇壞了，再一聽，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在播毛主席逝世的訃告，我聽了二遍了”。那時我們隊裏和公社聯繫靠的是一部不知道什麽年代造的手搖電話機，電話綫路是用普通鐵絲連接的，常和公社廣播站的廣播綫串音。
毛主席自1971年林彪外逃事件後，精神上受刺激太深，生了大病，這是我們早就從一個參加過陳毅追悼大會的老幹部那裏聽說過。1976年5月，自毛會見巴基斯坦總理布托後，中央下達文件宣佈毛主席今後不再接見外國客人時，我們就知道他身體確實是不行了。當時有個知青在北京外交部某官員傢看到一份美國的《時代周刊》，上面刊登的評論文章分析毛在四月三十日會見新西蘭總理馬爾登的照片和講話時，說毛患了帕金森綜合癥，兩腿行動不便，說話時流口水，吐語不清，連翻譯冀朝鑄都好幾次聽不明白，湊在毛的耳朵邊再三詢問，外國人預言毛活不過今年。那時候知青們還沒有公開說毛要死了的膽子，回來後，這件事衹在幾個好朋友中傳過。倒是貧下中農們心直口快，有一天看到雨後太陽周圍有兩道彩虹，聯想到在吉林的掉下的大隕石，唐山發生的大地震，嘴無遮攔地說：“這青紅兩劍是殺皇上的，那三國演義開頭便講天崩地裂，我看毛主席身體有危險。”現在，這一切預言都成了事實。
我們倆正說着，小邱也神色緊張地走了過來，他小聲地對我們講：“告訴你們一個消息，剛纔聽老毛子臺講，老人傢過去了。不知是真是假，你們千萬不要再傳給別人聽。這兩天公社派出所的小魏正在查我們知青傳謠言的事。”
1月8日，周總理逝世，鄧小平念完悼詞後就不再在公開場合上露面了，四·五清明節天安門反革命事件後，鄧被正式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報紙上對黨內那個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的不點名批判也轉為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公開政治運動。我所在的生産隊裏的知青都是從上海徐匯區康平路一帶來的，宋慶齡、毛澤東的前夫人賀子珍以及文革前華東局、上海市的黨政領導，各局主要幹部，一些愛國民主人士，高級知識分子和文藝界著名演員的住宅都集中在此地區。特別是1972年後，周恩來幾次陪同美國尼剋鬆總統、日本田中角榮首相等外國領導人到上海，親自開了幾串名單，點名要見一些老幹部和著名人士，雖然後來並沒有接見他們，但很多知青的父母和親戚卻得以從幹校、監獄回傢或者重新工作，生活和政治待遇都有了改善。因為父母們和北京及各地的老上級、老戰友、老部下、老朋友們都有聯繫，消息十分靈通，我隊的知青們受此影響，對政治開始感興趣，對中央內部的路綫鬥爭十分敏感，並互相傳播一些對後來稱之為“四人幫”的江青、張春橋不利的內幕消息。譬如周恩來故意把美國記者寫的《紅都女皇》呈遞給毛看，毛對江青嚮外國人透露毛當年追求自己的詳情大為憤怒，乃說出趕出政治局、從此分道揚鏢的氣話來。這些消息大多是擁護周恩來、鄧小平的老幹部們私下裏故意透露出來的國傢機密，雖說傳到我們這裏已有點添油加醋，但很多後來都被證實確有其事。毛對電影《創業》的批示，毛對鄧小平的評價等等，當時中央文件還沒有下達到縣團級時，我們知青就早已知道，弄的縣裏來的幹部也經常要從我們這裏先聽為快。那回縣組織部長在我隊蹲點，聽小白講北京十裏長街送總理遺體去八寶山火化的動人經歷，也和我們一起感動得熱淚盈眶，回縣城後把我們隊的知青的政治熱情大大誇奬了一番。至於陳毅夫人張茜編的《陳毅詩詞》油印本，廣東李一哲的大字報，偽造的“周總理遺囑”，天安門四·五事件詩詞在我隊都有傳抄。我們生産隊的知青作為全縣、全公社“政治謠言”的傳播中心出了名，運動一來，縣裏不得不裝模作樣命令公社派人到我隊來追查。公社派出所的小魏接到了一個想入黨的知青的密告，晚上在我們幾個傳播“政治謠言”的知青宿舍外面偷聽大傢的議論，白天乘我們下地幹活，溜進宿舍偷看我們的筆記本，把我們的言行搞的一清二楚，搜羅了不少罪證，於是便寫了報告準備如實上報，建議逮捕幾個知青。我們開始還蒙在鼓裏，一點都不知道大禍臨頭。幸虧公社派來的陶副書記和我們一樣對江青、張春橋也無好感，對中央發動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政治運動有抵觸情緒，他看到小魏的報告後，馬上威嚇小魏，“你吃了豹子膽了？要抓知青進巴籬子(監獄)？你不知道他們的父母是幾級幹部嗎？連省軍區的副司令前些日子視察縣邊防時，還特意讓邊防捎信和吃的東西給他們。我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知道知青傳播過什麽政治謠言。你要真敢把這報告遞上去，咱們倆的關係也算完了。到時候你自己吃不了兜着走吧。”在陶副書記的暗中保護和警告下，我們在政治學習時，公開議論也變得收斂了，並註意防備知青內部的告密者。
哪知道說曹操曹操到，就在我們三人議論毛死後天下會大亂時，小魏象是從地底下鑽出來似的，忽然在我們後面發話，“出什麽事了，你們那樣緊張。”我們定了定神，告訴他聽到中央臺廣播毛主席逝世了。他大吃一驚，趕緊說要去通知陶副書記，佈置追悼大會。我們提醒他，不要忘記把小學校廣場上的國旗降一半表示哀悼之意。周總理逝世時，我們知青要大隊的程書記降半旗，程書記說打開國以來，咱們從來就沒有降過半旗，還把我們訓一頓，“這國旗是你們隨便可以降下來的嗎，對過老毛子還以為我們要投降呢。”我們知青衹好自發地在食堂裏進行追悼，把報紙上的周總理遺相剪下放在鏡框裏一直挂到毛逝世那天。
9日晚上，生産隊召開了全體社員大會。知青們當時擔心的是毛死後中國會不會打仗，自己還能不能調回上海。1972年以後，周恩來開始落實政策，知青們各顯神通，陸續以各種方式返城和走後門調走，我隊花名册上的二百個知青衹剩下幾十個人馬了。但1976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妖風時，報紙上又不停地刊登各地知青上山下鄉大會給毛主席的致敬信，返城又要變成泡影。老鄉們和知青不同，他們對周恩來的死無動於衷，對毛澤東的死則哭的死去活來，好像天真的要塌下來了。我對站在身邊的賀南南說，“我已經决定去北京參加追悼活動，明天大早船下來時便出發。方大竜和宋一平也正好要去北京。中央說11日到17日在大會堂瞻仰主席遺容，18日在天安門開追悼大會。周總理骨灰撒掉了，毛主席遺體大概也要火化。你也和我們一起去看看吧。這種大事將來是再也看不到了。”賀的父親是個抗戰前參加地下黨的知識分子幹部，據說在延安中央警衛團裏當過毛主席的小秘書，文革前在廣東省委委員、宣傳部副部長任內病逝。賀南南的上層關係很多，她帶到黑竜江來的一條黃軍毯便是擔任過內務部長的曾山送給她父母的結婚禮物。我想在北京到人民大會堂裏瞻仰主席遺容，肯定少不了她的幫忙。賀想了想，點頭表示同意。
10日夜裏十點，我們坐了十二小時的船，到達縣城，在縣郵電局的一個朋友宿舍裏大傢聊了整整一個晚上。從郵電局的朋友那裏知道中央現在嚴格控製各地人員進京，賀南南便給前幾天去了哈爾濱的袁燕妮拍了個電報。袁燕妮已辦妥了回上海的手續，準備住在她爸爸的老戰友--省軍區曹司令的傢玩上半個月，聽說省軍區新上任的王副司令派邊防捎信來，讓賀有空趕快去哈爾濱見他，袁臨行前給賀南南留下了一個住址和司令夫人的名字。王副司令的信裏沒有電話號碼，他的通訊地址是哈爾濱××信箱，那時冠以××信箱的大多是軍事保密單位，不會接收民用電報。無可奈何，賀衹好嚮袁燕妮留下的臨時住址拍了下列內容的電文，“哈爾濱xx路××號××轉袁燕妮，我和王、宋、方四人坐12日晚×次到哈，望接。代買13日赴京車票，告王副。”心想有了省軍區正副司令這雙重保險，去北京的車票應該絶對沒問題。
11日早上六點半，我們坐上當天唯一一班開往塔河火車站的客車出發。誰知客車開出不到五百米，便在縣公安局門口被人攔住了。車門打開後，二個帶手槍的警察在外面站着，一個幹部模樣的人走上車來，大聲喊着：“這車裏有沒有去北京的察哈彥青年？”。車廂裏的空氣頓時緊張起來，以為要抓人了。坐在後排的我們四人不得不站立起來，色厲內荏地回答，“我們就是，找我們有什麽事？”。那幹部語氣頓時緩和下來，“你們昨晚住哪裏了，讓我們好找。我是縣委辦公室主任。請你們馬上跟我下車。你們知不知道中央有文件，要大傢堅守崗位，不要都到北京參加毛主席的悼念活動。你們的汽車票縣委給退，來回的船票錢縣裏給報銷。”一聽是這事，我們異口同聲回答，“我們是回上海，請過假了，這事縣委管不着。”那幹部也不強迫我們回隊，下車時關心地對我們說：“現在火車很擠，你們如果要到北京去，恐怕連火車票也買不到。”我們馬上得意洋洋地回他一句，“這事就不用您操心了。”他瞪了我們一眼，泱泱不樂地下了車。(十月，我回隊後，有人問我，你們四人到北京去是否在縣城裏被警察關起來過？這纔知道，我們的奔喪活動曾在縣裏引起一場軒然大波。毛死後，整個邊境地區進入一級戰備戒嚴狀態，據說是為了防備蘇聯搞突然襲擊。縣委聽說有幾個察哈彥的上海知青坐船來縣城要去北京奔喪，馬上下令要勸阻我們的無組織行動，誰知查詢了縣城所有的旅館和招待所的旅客住宿名單，都沒有發現我們的行蹤。幸好縣委辦公室主任靈機一動，起了個大早，讓縣公安局的警察攔住了客車，纔算找到了我們。而我們不聽勸告的舉動被同車的旅客傳播開來，變成了一個故事。據稱縣委接到報告有四個上海知青要叛國投修，派出公安人員在全縣各路口和旅店到處搜查，終於在開往塔河的客車上發現了這四個人，打起來後，知青挺厲害，把警察也給打傷了，結果抓住審訊後纔知道搞誤會了。)
12日晚十一時許，晚點的列車到達哈爾濱站，還沒等我們開口問車票的事，在站臺上接我們的袁燕妮便告訴賀南南，“你的電報闖禍了。司令發火了，去北京的火車票買不成了。”原來司令夫人接到門口警衛遞上的電報，馬上把袁燕妮找來，狠狠地訓了她一頓，“你還有沒有革命警惕性？誰讓你把我們傢的地址告訴別人。這周圍的人原先誰都不知道這裏住的是誰，那個送電報的人騎個摩托車在門口一叫我的名字，還有什麽密可保。要是讓壞人知道，派人來暗殺你曹伯伯怎麽辦。現在階級鬥爭那麽復雜，毛主席逝世了，我們傢附近住的那個老右派，高興得喝酒包餃子，派出所已經把他關起來了。”眼看托司令買票要落空，袁衹好按電報要求詢問王副司令的電話號碼，×阿姨更是大發雷霆，“你還有完沒完，我知道也不會告訴你。王副司令為什麽自己不告訴他們，不也是要對外保密麽。他們既然認識王副司令，就告訴他們去××路省軍區大門口找，那是原先哈軍工的地方，不保密，一問誰都知道。還有，晚上你自己要回來，給門口警衛班挂電話，讓他們派車去接你。但不準你把亂七八糟的朋友帶到這裏來住，我們傢不是你們縣城的大馬車店。你願意和他們在外面住也行。”
出站後去售票處一看，裏面人山人海，三天內經過北京的車票早已售完，買三天後的車票還要單位證明，等退票看來也無希望。夜深了，公共汽車早已停開，那年代也無出租車可叫，賀南南和袁燕妮衹好步行去××路省軍區直接找王副司令，聽人說，衹有半個小時的路。我們則在車站廣場前等待。過了有二個半小時左右，正在我們等得心急火燎，不耐煩時，一輛小汽車在我們面前停下，車門打開，跳下一個年輕英俊的軍人嚮我們走來，再一看，賀南南坐在車裏得意地招手讓我們快上車。
上車後纔知道，賀南南她們走錯了路，好在毛主席逝世，街上到處有解放軍和民兵站崗巡邏，一路上也不害怕，後來她們走到省新造的電視臺門口，嚮人打聽路時，看到兩個女孩深更半夜要找省軍區副司令，當兵的起了懷疑，把她們請進警衛室，來了個穿便衣的幹部，嚴肅地要她們出示身份證明，還問她們和王副司令是什麽關係。賀說從沒見過王副司令，但他是我爸爸的老戰友。看到賀拿出了王副司令的親筆信後，那幹部頓時熱情起來，說你們挺幸運，撞到我手下來了，我是省公安廳負責保衛電視臺的內勤，我可以通過特殊綫路，幫你們找人。他在五分鐘內把電話接到了王副司令的臥室。王副司令剛要睡覺，聽說老戰友的女兒賀南南和幾個朋友還在大街上流浪，馬上派警衛員開上那輛蘇製吉斯專用車來到了電視臺。先把袁燕妮送回曹司令傢，又來接我們去省軍區招待所住宿。
等到把我們一切安排妥當，警衛員小李便把下榻在二樓的王副司令叫醒。王副司令倒是一點也沒有架子，他詢問了我們在邊境插隊的情況，看我們對政治那麽感興趣，便善意地勸導我們，他的有些含義深刻的話令我至今回味不己。“國傢的政治本來不應該需要人人都來關心。工人做工，農民種地，學生念書，解放軍保衛邊疆，大傢搞好自己的本職工作，纔會安定團结。大傢都不務正業，來關心政治，結果衹會亂七八糟。你們年輕人還是要多學點東西，爭取被推薦上大學，將來纔會對國傢有點貢獻。中央的方針如果還要像你們這樣的小娃娃來擔心，那不是出問題了嗎？你們應該相信黨中央，相信我們這些黨的老幹部。”他讓小李把招待所負責管車票的幹部馬上找來，當面囑咐那人一定要買到這兩天去北京的火車票。還沒從夢中清醒過來的那個幹部盯着宋一平衣服上的破口子直發呆，怎麽也弄不明白王副司令為什麽在凌晨三點會為這幾個滿身土氣的知青興師動衆，把整個軍區招待所服務人員鬧的不得安寧。
15日清晨，經過兩晚一個白天，我們終於到達北京。當時因唐山地震，山海關至天津一段綫路不通，火車從赤峰、承德繞道行駛。車廂裏擠得水泄不通，上厠所都要從人頭上跨過去，快趕上紅衛兵大串聯那陣了。我們男孩子晚上纍極了，便輪着睡在椅子底下，早上起來身上潮呼呼的，大概是坐在過道上那大嫂懷裏吃奶孩子撒的尿吧。車上的老百姓似乎有他們自己的生活樂趣，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上上下下，並不像我們那樣因為領袖的逝世而對中國的前途有所擔憂。也有人發牢騷，說去年萬裏當鐵道部長搞整頓時，火車通行萬裏，秩序也挺好，今年一批鄧，這火車又不正點了，還亂七八糟，連開水也沒有了。
到了北京，賀南南便到景山後街王副司令北京的傢裏住宿，我們各人到自己的親友傢安排好行李後，下午便到那兒集中，王副司令關照兒子想法開後門讓我們去人民大會堂瞻仰主席遺體。賀從書房裏拿出一大堆大參考讓我們看，看到有些外國評論員認為江青可能會接任中共中央主席一職，大傢紛紛表示不可能。記得在隊裏時，我講起住在我傢附近湖南路上的毛主席前夫人賀子珍很孤獨，一年到頭呆在屋裏，也很少有人來看她，形同軟禁。賀告訴我，她聽一個紅軍女幹部講過，毛主席對自己和賀離婚和江青結婚也有後悔之意。延安時期，那個女幹部的丈夫和一個大城市來的女學生好上了要和她離婚，女幹部不依不饒，到主席那兒告狀，要求處份丈夫的受資産階級思想影響的錯誤，毛聽任她哭泣一番後，好半天才吐出下面一番話，“我不是也犯了同樣的錯誤嗎？你讓我怎麽處份他呢？”。女紅軍楞了一下，轉身邊走，痛快地離了婚，從此再也沒嫁人，衹領養了幾個烈士子弟在傢。當時中央許多領導都反對毛主席和江青結婚，為此政治局在周恩來主持下作出决議，江青作為主席的生活秘書，不能在公開場合用主席夫人的名義從事政治活動。(在我的記憶中，江青第一次以主席夫人名義在報紙上出現是文革前1965年主席接見從美國歸來的前國民黨代總統李宗仁的時候。文革開始後，江青一直代表毛主席，支持造反派，打倒了不少老幹部。1974年以後，她似乎不太在公開場合代表毛主席嚮大傢問好了，據說毛主席已不和她住一起了。)賀把女紅軍的故事講過後，方大竜也說，他聽文藝界的人講，江青過去和上海的一些演員關係很好，前兩年，有個曾和江青一起想投奔延安的著名的男演員一直沒有得到解放，別人要他交代在新疆的叛變問題，他始終不認罪，逼極了，便大叫“江青同志瞭解我”，弄得當時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徐景賢衹好托人傳話給他，江青同志很關心你的問題，答應衹要你不再把自己的問題和她聯在一起，端正態度，馬上放你回傢。
晚上，我們又應宋一平在北京住所的主人郵電部副部長李xx的邀請，到那裏去吃飯。宋一平的父親是個老勞動模範，那年當工宣隊時保護了落難的老幹部李xx。四屆人大後，李xx當上了副部長，不忘當年的救命恩人，問宋一平父親有什麽事需要幫忙，老工人要求不高，說我兒子二十多了，還在農村插隊，這樣下去連媳婦都找不到，你能否給開個後門，調回上海咱不想，在當地給他安排個工作就行。這次宋來北京就是準備談工作的事的。李副部長聽說宋還有幾個插隊的朋友一起來京悼念毛主席，便讓我們一起去談談。李副部長深情地回憶延安時期在主席身邊工作的情景，他說，那年延安大整風抓知識分子出身的國民黨特務，我們搞電臺通訊的人員差不多個個都受到審查，搞得大傢情緒很不穩定，最後沒辦法，衹好托我們的王諍部長嚮主席反映情況，他過去是國民黨軍官，但參加紅軍後一直受主席信任。主席知道後，便在春節時到我們工作地點來拜年，把我們都解放了。
在這非常時期的北京，充滿着悲傷、不滿、緊張、恐怖的氣氛。人們對領袖毛澤東的去世，心情自然是悲傷的，但對挂着主席夫人頭銜江青和她的政治夥伴張春橋則心存不滿，因為國傢今後前途未可預知，大傢都有些緊張。當時四．五事件的餘波未盡，加上毛的去世，衹要你在公開場合中發表些不合時宜的言論，就會被人匯報上去，當作現行反革命被追查。某部有個人在學習會上散布內部新聞，中央决定保存毛主席遺體，已把毛主席遺體中的心肝肺都挖了出來，因為越南的鬍志明遺體比蘇聯的列寧遺體要保存的好，還請了越南專傢來幫忙。那知道被人反映上去，變成污衊毛主席沒有心肝，公安局馬上派警察來把他拷走了。我們在景山後街王副司令傢那個小四合院裏聊天的當天晚上，就有戶籍警上門調查白天是否有人來此聚會過，說如果有外地來客住這裏，你們傢也應該和普通居民一樣申報臨時戶口等等。王副司令的兒子說，直打他們傢搬到這兒，居委會和派出所的人都沒有上門查過戶口，這會兒政治形勢一緊張，準是隔壁院子裏那個居委會老太太聽見你們在說什麽事告的狀。當時人們互相告誡，說話要小心，提防有人打你小報告，在緊張之外又增添了幾分恐怖感。我們在方大竜親戚傢看他表哥抄的四．五清明天安門詩詞時，那個靠買冰棍為生的老奶奶馬上端個小凳子坐到廂房前的院子裏，看到有人進出，便大聲喊叫：“大媽，您上街道開會啊。小五子他爹，今個下班咋那麽早啊？”。提醒我們在屋裏說話的人把聲音放小點。老奶奶解嘲地說：“快解放那年，大竜他表姑和一幫學生到這裏來開會，我坐在大門口給她們放哨，提防國民黨警察和便衣特務就行了。現在無産階級專政真厲害，連幾十年的老街坊鄰居都要提防”。
當然私下直言不諱的人還是有的。當時在北京遇到的一些在文革初期挨整，後來被周恩來、鄧小平解放重用的老知識分子和老幹部，都認為毛主席死後，中國局勢肯定會朝着周恩來提出的四個現代化方向發展，不得人心的江青等人失去了支持，肯定會下臺。有個老教授對我說，“我就不相信那些老幹部會違背民心，聽任江青再鬍作非為。張愛萍(中國核武器發展的主要負責人，後任國防部部長)去年復出後，就講過文化大革命好，好個屁，好得我兩條腿變成了三條腿，多了根拐棍。”嚇得他老伴直埋怨他苦還沒受夠。
我們到北京來奔喪的目的之一，是想到人民大會堂瞻仰毛主席的遺體。我們知道，毛和中央一些領導早在五十年代就在一份倡議書上簽過名，表示死後要火化，周恩來帶頭把骨灰都撒了，中央大概不會違背毛主席意願，讓他睡水晶棺材吧。來到北京後，離17日嚮遺體告別儀式結束衹有三個白天了。王副司令的兒子倒是挺有辦法的，16日兩次在中央機關爭取到了兩個臨時名額，但打電話回來，因賀南南不在傢，衹好又讓給別人。兩個女孩事後知道錯過了這樣一個難得的機會，後悔得大哭了一場。18日，北京百萬人在天安門廣場舉行追悼大會，我們五人則在李副部長傢站着收看實況，當時他傢的21寸進口大彩電在普通老百姓傢是沒有的。中央的大多數領導人都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江青穿一套黑色的喪服，還是挺會打扮自己的。年初中央一號紅頭文件說有病離職的軍委副主席葉劍英也精神抖擻地出席了。看到華國鋒用手指沾着口水翻悼詞時(晚上電視臺再放的實況錄像已把這個有損領袖形像的鏡頭刪去)，大傢互相看了一下，誰也沒吱聲又低下了頭。說句老實話，他雖然是黨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國務院總理，但大傢明白他顯然是作為老幹部和江青兩派中間的折衷人物被毛主席臨終前推薦指定的，並不是理想的接班人。自林彪事件以後，毛主席洞察一切的神話已經消失，毛開創了新中國，固然是偉大，但他也有糊塗的時候，把林彪、王洪文作為接班人培養明顯是個錯誤，臨終前還支持江青、張春橋他們搞不得人心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當時我們認為這是毛主席不能容忍周恩來、鄧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舉動。毛在1970年對來訪的美國記者斯諾說，他一生辦了兩件大事，一是把蔣介石趕到一個小島上去了，一是搞了文化大革命。但兩者都沒有辦完。聽到華國鋒講要繼承毛主席遺志，繼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時，我們暗暗地想，這樣的政策還能持續多久。在我接觸到的那些老幹部、老教授和普通的市民中，似乎誰都認為，毛主席死後，鄧小平再次復出的希望並不渺茫。
19日，我們五人在天安門廣場合影，背景裏有偉大領袖毛主席永垂不朽的橫幅標語。28日，因國慶到來，北京遵循往年慣例，要趕外地來人回原地，五人也就此分手。袁、方倆人回上海，宋一平則由李副部長的夫人陪着上哈爾濱省郵電總局落實到我縣漠河郵電所工作的事。衹有賀南南還沒下决心開後門調走，便和我一起回黑竜江生産隊。回去的路上，火車經過了被大地震摧毀成一片廢墟的唐山，那種慘景讓人看了終生難忘。火車進入大興安嶺後，這裏已經下過雪了。有位外國詩人說過，“鼕天已經來了，春天還會遠嗎。”通過這次奔喪，我感到了民心所嚮，看到了國傢的前途希望的曙光。
10月15日以後，除了美英日蘇的電臺廣播了江青等四人幫被抓的消息外，北京的朋友們的報喜信件和各種內幕報導也紛至沓來。他們告訴我們，你們的插隊生活就要結束了，中央馬上就會着手解决全國的知青問題。10月22日，北京百萬人在天安門廣場集會遊行，歡慶粉碎四人幫的勝利。又過了幾天，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放了貝多芬的第五命運交響麯。作為一個普通的知青，我親身感受到了這場歷史巨變的發生，我和人民一起經歷了喜怒哀樂，我相信人民的力量是偉大的，這就是國傢的命運，任何想阻擋歷史潮流前進的人必將被釘在恥辱柱上。我再看到江青在電視上公開露面時，她已經是作為犯人受審了。
六面對死神(上)
受當時政治宣傳的影響，來黑竜江邊境農村插隊的知識青年有不少是自願報名的，他們渴望在邊境的艱苦鍛煉和血汗洗禮中，讓自己也成為和父輩那樣的英雄人物。哪裏的活最艱苦，哪裏的任務最危險，他們就自告奮勇地衝在前面，他們的許多人逐漸取代了當地老鄉，成為生産勞動和保衛邊疆的最有生氣的主力軍。當地的領導也樂意把最艱苦的任務譬如修路，蓋橋，建水庫等等交給知青去完成，而死神就在此時嚮知青們悄悄地走來。知青們不僅在黑竜江省留下了豐碩的勞動果實，有時在那裏也會留下鮮血甚至生命。就拿1970年在呼中的原始森林裏修那條戰備公路來講，就有三四個十七八歲的知青被炸山飛來的石頭打得腦袋開花，被砍倒的大樹壓得血肉模糊，長眠在林中。當時大傢衹想趕進度，比速度，也不重視安全保護，加之一切合理的規章制度都被打破，上級衹是給各個生産隊派任務，就是崩山炸石頭這種人命關天的活也是聽任各隊自行其事，整個工地現場缺乏統籌管理，險象橫生。點火之後，大傢就數炮的響聲來判定是否有啞炮，如果這時其他生産隊人員也在崩山的話，爆炸聲此起彼伏，就有可能數錯。你認為自己隊的炮全響過了，其實還有沒響過的炮，等你一走進工作現場，最後一炮剛好炸響，大小石頭如雨點般似地撲天蓋地飛來，你又忘記戴好安全帽，那就慘了，輕者傷筋斷骨，重者一命嗚呼。有時其他生産隊崩山的石頭也會飛到我們躲避的安全地帶，這可謂是飛來橫禍。我隊有位知青，從小彈的一手好鋼琴，文革前在市裏的少年鋼琴比賽中還得過名次，剛去修路工地第三天，就被一顆飛來的小石子打斷了左手的小指和無名指，1973年落實知青政策時雖說是以此傷較早地病退回到上海，但再也無法重續他成名成傢的舊夢。
現在的年輕人來到國外，雖然也有各種非正常傷亡，車禍，疾病，自殺等等，但那時有些知青的非正常傷亡有時更帶有一種英雄主義和悲劇的成份。
還在1969年的時候，上海的報紙上就宣傳過一個在黑竜江插隊的叫金訓華的上海知青，他原是上海中學紅衛兵代表大會的委員，本來可以留在上海工礦，自己卻主動報名去邊疆，號稱“一生交給黨安排”，結果在黑竜江倒開江發大水的時候，為了撈回隊裏幾根漂走的圓木，跳下水去而被白白淹死。這種現在看來毫無價值的犧牲，當時卻被當局大肆渲染成為一種英雄行為，要大傢學習。那個時代在黑竜江鍛煉過的許多知青，在潛意識中或許確實存在著一種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先人後己，不怕苦，不怕死，一旦有需要，犧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我們公社有一個知青，有年鼕天和大傢坐卡車去林區伐木，卡車翻到路邊，把他摔昏了，他醒來的第一句話便是“同志們怎麽樣了”，和報紙電影中英雄的口氣如出一輒，周圍的人調侃他，“怎麽樣了？還是喝苞米碴子粥”，把他弄得好尷尬。其實他不一定是裝的，現在的人很難理解這點。我隊有位知青回滬頂替父親，在遠洋輪上當了海員，八十年代有次在海上，機艙裏兩次發生火事，他勇敢地衝入火中，關掉了閥門，雖說受了燒傷，卻為撲滅火事立了大功。誰知回來後，有位局領導在找他談話時，不懷好意地問他，人都是自私的，為什麽別人不敢衝上去，衹有你不怕死，你有沒有什麽個人動機。因為一時找不到火事的發生原因，他竟被懷疑了好長時間，直到三個月後部裏的調查組下來排除了他縱火的可能性，搞清了事故真相，他纔被恢復了原來的二管輪的職務，得到通報表揚。
在我八年的插隊生活中，兩個熟悉的朋友在死神的微笑面前那種從容不迫的神態在我心中留下了難以忘懷的印象。
1971年底，我去金山大隊玩，那裏有不少從幼兒園，小學，中學就已經熟悉的朋友們，其中就有許元，在傢是老五，父母和大傢都管他叫小五子，時間長了大名倒沒人叫了。小五子的父親原是山西五臺山一帶的小石匠，十五歲時和二哥一齊給地主幹活時，一隊紅軍路過他們村，宣傳員們說，日本鬼子占領了東北，窮苦的弟兄們，趕快參加紅軍吧，紅軍是要打日本鬼子的，是幫窮人打天下的隊伍，趕走日本鬼子，打下天下，你們大傢就有田耕，有飯吃，還可以到城裏去做官。二哥一聽，想想與其天天給人幹活還吃不飽飯，不如去當兵闖一闖，反正傢裏有大哥孝敬老娘。於是便扔下手裏的工具，帶著弟弟隨着村裏的幾個青年加入了紅軍，後來又變成了八路軍。小五子爸爸參軍時年紀小，個子也不高，在部隊裏當了個小號兵，還沒打幾仗，二哥便被打死了，他大腿上也吃了顆日本子彈，還生了一身癩皮瘡，送進部隊醫院。院長看他長得聰明伶俐，便把他留下當了勤務員，於是小五子爸爸便一直在部隊醫院工作，和院裏的女護士結了婚。後來轉到華東野戰軍，是華野第一支坦剋部隊醫院的創始人之一。1949年進了上海後，在衛生局當了副局長，有一年回山西老傢給老娘掃墓時，纔知道村裏出來跟着共産黨打天下的二十來個人，衹有他是唯一的幸存者，還當上了官，其餘人都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戰死了。不禁感慨萬分，老拿這事教育我們這些小孩不要忘本，還把四個兒子都送去當了兵。
1969年中蘇邊境武裝衝突爆發，小五子中學畢業面臨上山下鄉，小五子媽想讓小五子留在上海，還在五七幹校等待“解放”的他爸卻說，怕什麽，小五子就是和蘇聯人打仗打死，咱們還有四個兒子呢。於是他找到學校革委會的領導，要求讓小五子去邊疆最前綫去插隊。我們開玩笑說，小五子是被他父親分配到呼瑪來的。他大哥在哈軍工畢業後去了海軍工作，71年秋天寄來一首水調歌頭詞，“清光一萬裏，雲港蔽星舟。閱盡秋色，燈火圈圓唯神州。列寧故土淪陷，紅河子孫離散，問君知幾秋？倍思手足親，何己醉溫柔？濤聲息，風行疾，披瑩霜，躍步飛升，欲攀天纜操天舟，登峰槍挑紙虎，下海纓縛叛蝤，佳節共環球。有血便無淚，斷頭不低頭”。小五子也回了幾首詩，我還記得其中好幾句，“遠瞻蘆蕩軍，白發欺黃忠，更兼兄弟輩，縱橫皆英雄。依呀黃口兒，猶唱紅燈頌。隨徵已三載，帳前無寸功。未繼登山止，得展壁輝宏。吾亦將門子，何獨怯青峰。千文能奮筆，點謀不存胸。白食千傢米，赭顔顧江東，思絶衝冠起，提酒掩倥惚”。但是中蘇邊境儘管緊張，在我們知青去後，並沒有發生過大規模的武裝衝突，小五子那種“炮火起處獻忠魂”的豪言壯語衹能變成“改觀改魂清己垢”的實際行動，在生産勞動中表現得十分積極，幹活從不肯落在別人後面。有次當地的老鄉對我們一部份知青和他們拿一樣多的工分不滿，提出要比賽割黃豆，看誰割得快。個子矮小的小五子作為男女知青的代表之一，和老鄉中活幹得最好，工分拿得最高的兩個男青年比。割黃豆其實沒有多大技巧，就是看誰有耐力，少直腰就能割得快。開始一小時他和老鄉不相上下，一直衝在割豆隊伍的最前面，因為一條壟有五六裏地長，老鄉也忍受不了彎腰的苦，不時直腰喘口氣，小五子不小心把手指割了個口子，鮮血直流，他毫不吭聲，和幾名男女知青幾乎是一口氣割到頭，又回來接應大傢。老鄉們不服氣，檢查質量時，纔發現小五子割的那條壟上的血有一裏多長，從此對知青幹活口服心服。
12月26日，是毛澤東的生日，晚上我和大傢吃了麵條，又在小五子他們宿舍裏聊天。因為來插隊的知青人數要比當地老鄉還要多，所以蓋了幾排象兵營那樣的長房子，一排房子裏又有好幾個大房間，門是分別開的。小五子住的那間屋裏有三十來個人，分上下鋪睡，隔壁便是民兵連連部。晚上九點多鐘，小五子打著赤膊，衹穿一條短褲，站在屋子中間的用空汽油桶做的大鐵爐前擦身，一面吹口哨，吹口哨是他的絶招，他能把芭蕾舞紅色娘子軍的全麯從頭到尾吹出來。忽然隔壁連部裏“砰”的一聲槍響，這邊小五子也撲通一聲倒了下去，我們還在發愣，衹見小五子用手捂著肚子，鮮血從他手指縫裏不停地淌出，“我中彈了，快拿個碗給我”，他輕聲地喊著。有人趕快遞上了一個搪瓷碗，小五子著急地搖了搖頭，“不行，這容易感染，我的腸子流出來了，要瓷碗”。大傢趕緊手忙腳亂地把他扶上鋪。這時屋門也被人拉開了，有個當地青年探進頭來看了看，然後又縮了回去，驚慌地喊叫，“李金鎖，你槍走火把青年給打死了”。屋子裏的知青馬上反應過來，好多人衝出屋去抓那個肇事者。我守在小五子身邊，幫著他用碗堵住肚子上的傷口，屋外傳來了幾十個知青的咆哮聲，“李金鎖，你跑到哪裏去了，你跑得了今天，跑不了明天”，看來他們是沒有抓到那個肇事的當地民兵排長。小五子張開眼睛，若無其事地對我笑了笑，輕聲地說，“衹要血止住了，我就沒事，我爸告訴我的。你讓他們別揍金鎖，他肯定是無意的，他平時對咱們知青挺好的”。小五子的臉越來越白，不一會就失去了知覺。隊裏的赤腳醫生來了，給他作了包紮和止血措施，打了強心針，但無濟於事，晚上十一時左右，小五子終於因流血過多而停止了呼吸，離他二十歲生日還差五天。知青們如同受了傷的野獸，一傢一戶地敲門瘋狂地找尋李金鎖，悲憤的喊叫如雷聲在村子上空滾來滾去，李金鎖的父母站在傢門口，不停地嚮我們知青彎腰鞠躬賠禮道歉，老鄉們用驚慌的目光望著我們，誰都否認知道李金鎖的下落。十二時，公社黨委，武裝部，派出所，醫院的人也坐北京吉普從江上趕來了。這時在生産隊領導和當地老鄉的保護下，李金鎖的父母把已經五花大綁起來的兒子交了出來。派出所的警察給跪著的李金鎖戴上手拷，並保護他免受憤怒的知青的痛打。經武裝部的人勘察現場後，我們纔知道，李金鎖擦槍忘了把剛纔巡邏時上膛的子彈退出，所以一扣扳機，子彈穿過泥墻，打在宿舍梁上的木頭硬結上，又反彈到小五子肚子上，造成了小五子的死亡。
小五子的遺體放在一間空房子裏，八天後，等他媽從上海趕來後，纔下葬在金山大隊附近嚮陽的坡上。小五子媽過去在部隊醫院給不少傷員送過葬，這次面對最疼愛的小兒子的死，表現得非常堅強，沒有哭出聲來。縣委書記問她有什麽要求，她說人死了也不能復活，現在李金鎖還被關在縣拘留所裏，請領導把他放了，也不要給他什麽處份，他們傢就這麽一個勞動力。李金鎖回隊後，接過別人轉交的小五子媽送的毛主席語錄和毛選，感動得泣不成聲，馬上到小五子的墓前連連磕頭。開始幾年，還經常去掃墓，後來知青陸續少了，他也不太去了，好像根本沒發生這回事。1978年夏天，我回黑竜江參加大學考試時，臨行前，小五子的媽媽找到了我，她傷心地對我說，“你們這些好朋友現在都要回來了，就剩我傢小五子一個人留在那裏，你考上大學離開呼瑪時，不要忘記去小五子那裏告個別，托人經常去看看他，我傢小五子是喜歡熱鬧的，他最耐不得寂寞”。我想起小五子臨死前那平靜安祥的神態，淚水不禁奪眶而出。
七面對死神(下)
誰知道，在我和生産隊其他五個知青坐海輪去大連改乘火車回呼瑪時，又經歷了一件悲劇。
我們六人，五男一女，都是準備回黑竜江參加大學高考的，其中最有希望的當屬舒民安，大傢都叫他阿安。他生在美國，兩歲時隨父母歸國，是文革前上海最好的重點----上海中學的六八屆高中生，還當過中學裏的團支部副書記。
拿現在人的眼光來看，阿安算是連馬屁都不會拍的正人君子，疾惡如仇，一本正經到了迂腐的程度。可就是這一特點，1975年鼕天他被大傢選舉當了大隊生産委員，帶著一夥老鄉和知青去幫十八站林場倒大木(伐木)，這是我們那裏一年中最重要的副業。因為當時國營林場效率不高和機械化水平落後，每年鼕天都要找各個生産隊的農民來幫忙完成國傢計劃任務。倒大木來錢不光要靠大傢伐的木頭立方米多，還要靠送禮打通林場上上下下的關係，譬如你把林場的頭頭給弄順氣了，他會默認你量下來的從伐木場到公路邊木材堆積地的虛假距離而不認真復查，衹要你編個彎彎麯麯的運木路綫，多報個幾百米距離，這樣伐下來的大木每立方米的工錢就會提高，你給林場的檢尺員送煙酒和面粉，他每次都量大木的粗大頭，立方的數量也會無形中增加。阿安到了林場後，打前站的許會計得意洋洋地告訴他，今年林場給我們隊定的每立方米大木的工錢要高於往年，也是各公社中最高的，雖然請林場的武主任喝了三回酒，送掉十斤豆油，一百斤白麵，還是合算。許會計要阿安繼續努力，搞好和林場檢尺員小羅的關係，小羅已經暗示要些面粉和豆油。阿安一聽就來火了，“我生下來就不會這一套，也不想學，現在辦什麽事，都要靠請客送禮，邪氣把正氣都給壓跑了。林場的這批人現在胃口是越來越大了，都是我們自己給喂出來的。我就是不送，他還能把我們給吃了”。小羅開始沒吱聲，半個月後便在檢尺時百般刁難，號稱也是公事公辦，結果挨了知青的幾下硬拳。這下事情可鬧大了，林場方面揚言要核實我們生産隊的運木頭路綫，重新商量給我們的工錢。事關生産隊的收入和每個人的利益，一些原先支持阿安的知青也開始責備他太死板，缺少當幹部的靈活性。阿安無可奈何地隨着許會計帶著禮物一齊嚮小羅賠禮道歉，還請林場的領導喝了酒。在酒桌上，武主任語重心長地對阿安說，“小夥子，好好學著點，別那樣死心眼，學校教你們的那套玩藝在社會上根本行不通。這社會復雜得很，毛主席要你們上山下鄉，不就是要你們在社會這個大學校裏長長見識嗎？哈哈。”阿安當時沒吭聲，倒完大木回到隊裏的第二天，阿安突然嚮黨支部書記提出辭職，從此變得消極起來，經常不出工，躲在宿舍裏看書，寫東西。
他給正在上海養病的胖子寫信，敘述了他思想變化的痛苦，“我一直很喜歡偉人們欣賞的那些話，在命運的前頭碰得頭破血流决不回頭，走自己的路，讓人傢去說吧。可是這次在大傢尤其是你自認為是同一戰壕的戰友的勸說下，要我見了何等醜惡的事，都要無動於衷，見了卑鄙無恥的小人，也要阿諛奉承。我多年來精心構造的道德馬其諾防綫竟如此輕易地崩潰，而我們一直痛恨的東西倒成了天經地義。不管我能找出多少理由來為自己的屈服辯解，我都不能原諒自己的軟弱無能。明知是錯誤的東西，還要違背良心去做，這和過去出賣理想，出賣革命當叛徒有何區別。”
他開始懷疑自己多年來信奉的政治信條和人生準則，“有些政治信條，我們總是憑著激情一廂情願地相信它，而實際上並不明白，任何一種政治原則，拿到社會上總是要打折扣的。我們接受它的方法卻常常是錯的，我們手中的信條未必能替我們解决實際生活中哪怕很小的問題。我們口裏心裏相信的東西和準則，在人生中卻並不如此去做。我們的書生氣非但不能改造別人，而且使講究實際的老百姓和知青對我們嗤之以鼻。我們根本不瞭解大多數人的苦惱和憂慮。理想必須來源於現實，來源於大多數人的生活實踐。我最近心裏時常出現這樣一個問題，我們在力求達到的是不是社會現實的需要。現在報紙宣傳又要知青紮根邊疆農村了，把朱剋傢，柴春澤，翁永曦當做典型。憑我這個懂點馬列主義的哲學基本知識的人來看，上山下鄉運動必然要流産，不會有什麽成果的。可仔細想想，我們現在身體力行努力地去實踐的人生準則卻不被大衆所接受，我們的辛勤勞動最終不過是無用功，為某些政治騙子的蠱惑人心宣傳作點綴，豈不可悲。我現在沒有什麽明確的目標，推薦上大學要輪到我也不知道是哪個猴年馬月的事。但如果一個人平平庸庸地度日，那有什麽意思。”
阿安對現實政治批判的語調越來越尖銳，1976年四·五清明節天安門事件後，他因為傳播謠言，散布反動言論，收聽敵臺，幾次被來我隊視察工作的公社派出所所長在隊裏的學習大會上點名批判，甚至於被列入要逮捕的知青的黑名單中。他倒是毫不害怕，忍無可忍時還要據理力爭，那刻薄的諷刺幽默，弄得全場人捧腹大笑，把那所長憋得滿臉紅一陣青一陣。舒還指揮知青唱歌，“東風吹，戰鼓擂，現在世界上究竟誰怕誰，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搞得全縣的大小領導都知道我們隊知青誰都不怕，連唱歌都會變着法子駡人。
1977年鼕天，全國實行了文革後的大學入學第一次高考，阿安文科哲學底子很強，記憶力又好，連美國五十個州的全名都能背出，地理考了個99分，總分數也挺高，上海復旦大學曾想收他，由於父親的美國特務嫌疑問題還沒有解决，而阿安的政審材料裏還有收聽美國之音等敵臺，散布反動言論的記錄，黑竜江省招生辦公室提出異議，結果沒能上上學。後來地區革委會曾打電話給他，有意補送他入地區師範學校，阿安一口拒絶了。事後他對其他人說，“我不是賤民，不需要這種特別照顧。我需要的是我本來應該得到的東西，能真正表明我能力和人生價值的結果。文革雖然結束了，到現在還在看家庭出身，不能真正實行擇優錄取，比科舉制度還不如，中國真是沒希望了。聽聽美國之音居然還會影響我上大學，這種罪名還不是秦始皇那個封建時代的産物嗎。讓那個沒上過小學的派出所所長管政審，我們知青是沒有出路了。”這話後來傳到公社派出所所長的耳裏，他氣急敗壞地說：“阿安這小子也太狂妄了，我雖然沒有什麽文化，但還是能管管他這個小資産階級知識分子。衹要我還在所長的崗位上，就不能讓咱們培養無産階級接班人的社會主義大學裏混進他這樣有反動思想的人。”於是阿安和派出所所長的矛盾弄得人人盡知。
1978年春節，阿安回上海探親，這時他父親的問題雖說還沒有結論，但因為有個美國著名的科學家來華訪問前，嚮中國方面提出要見老朋友--阿安的父親，某領導一個批示，文革時住進舒傢祖傳的那棟小洋房裏兩層樓面的兩戶人傢立即搬出，看來平反落實政策是早晚的事。在區教育局工作的母親為了補償阿安受家庭問題連累而不能上大學的事，托了熟悉的醫生為他辦了有嚴重哮喘病的假證明，要他趕快辦理病退回滬手續，阿安死活不肯，還指責他父母弄虛做假的行為不能為人師表，聲稱我要光明正大地回上海，弄得他父母好傷心。他一反常態，不怎麽參加在上海復習的隊裏知青的聚會，老是一個人悶在傢裏，房間裏堆了些黑格爾的哲學書和新出的內部書籍，根本沒有我們那樣廢寢忘食復習的氣氛。5月底我們幾個知青準備回黑竜江參加7月高考的初試，約他一齊回隊。他讓我們先走，還幽默地說，他要過完兒童節恢復童心後纔走，並托胖子給他買張6月2日去大連的三等艙船票。等到胖子買好船票，告訴他大傢决定推遲一星期出發，和他一齊走，六個人正好湊夠一個三等艙的房間，他說：“這又不是拱豬三缺一，你們何必要等我這個倒黴透頂的人。”
6月2日下午我們在公平路碼頭上，左等右等還不見阿安的身影，讓送行的朋友給他傢挂電話，他大哥說他早上11點就離開傢了。離3點開船還有20分鐘，阿安被小柏拉着匆匆趕來，小柏大聲嚮我們喊着，“阿安這個傢夥，都快開船了，他還篤悠悠地坐在候船室裏抽煙，要不是我看到，他準誤點不可。你們看，回黑竜江參加考試，他的旅行袋裏除了一條煙，幾件衣服，一本湯因比的《歷史研究》和一本《中國地圖》外，什麽復習材料也沒有，真是把書都藏到腦子裏去了，就準備回上海讀大學。哪像你們大包小包，恨不得把上海的所有好吃的東西和傢裏的所有復習材料都帶回黑竜江，準備在農村長期作戰。你們在考場上一定要學學他這種鎮靜的本領，祝你們六個人都凱旋歸來。”
阿安帶着他那癟癟的旅行袋上了船，他臉色不太好看，在甲板上和胖子竊竊私語一番後，回到船艙裏和我們打了兩輪橋牌，拱了幾回豬都保持不敗記錄。隨後他提議大傢還是上甲板上看看海上日落，充份享受一下大自然。落日的餘輝把蔚藍色的東海海面染成一片金黃，阿安望着周圍飛翔的海鷗，聽着我們對這美麗的景色的評價，一直默默無聲，忽然冒出一句話來：“夕陽無限好，衹是近黃昏”。當那巨大的火球終於落到了地平綫以下，天色逐漸暗下來後，他主動提出請我們大傢吃今天最後的晚餐。大傢都說這次高考，他不會再為家庭問題受連累，肯定能考取他嚮往的復旦大學政治係，不過到時候還要請客。他嘆了一口氣說：“我過去也認為自己出類拔萃，充滿自信，但現在我對自己能否上大學毫無把握。1973年大傢推薦我上大學，誰知冒出個白捲英雄張鐵生，考試成績全部作廢，還是看出身，結果浪費了我們隊的一個名額。去年考試，我成績名列前茅，結果是名落孫山。上面領導說我思想反動不能上大學，知青裏也有人說我好高騖遠不學無術考不上大學。我的任何奮鬥，都一事無成，想一想都會無地自容。但你們還是把我當朋友，光憑這點我就應該請你們吃飯。不過我是一個徹底的失敗者，所以將來誰考不上大學不要怪我的晦氣連累你們。”胖子馬上打斷他的話，“阿安，老提你那走麥城幹什麽。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考場又不是刑場，今天是你請客喝酒，不要拿你那種悲觀論調來影響大傢情緒。一會兒我們還要一齊復習歷史和政治，不能痛飲三百杯，還是乾杯吧，與爾同銷萬古愁，預祝我們六人個個考上大學，回到上海。”於是我們六人一面喝啤酒，一面高聲背誦李太白的將進酒的長詩，“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發，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乾杯。”引得周圍的人都轉過身來看着我們這付搖頭晃腦的得意勁，以為餐廳裏跑進了一夥瘋子。阿安的酒量很大，但衹喝了一杯就不喝了。
回艙房的路上，阿安拉住一個服務員，問船今天下半夜幾點出東海，那服務員隨意答了一句，大概是三點多吧。我感到奇怪，便問阿安，你打聽這個幹嗎？他答非所問地解釋說：“東海的水是蔚藍的，代表希望，黃海的水是黃的，混沌不清，衹有到了目的地大連，你纔會再看到藍色的大海。過去有人一形容大海，便是藍色的海，其實大海和社會一樣，也有清混之別。”
回到三等艙裏，躺在鋪上，我們就請阿安出題，讓我們一個一個來回答，答的不全的地方或者是答錯了，就請他補充或糾正。不知不覺地就折騰到了十一點，胖子忍不住了，大叫瞌睡蟲已經襲來，他這一說我也犯睏了，阿安看我們都沒精神了，便說：“那就到此為止吧。這是我最後一次幫你們復習，以後我可沒時間陪你們了。大傢再背一遍高爾基的海燕吧，今晚雖然風平浪靜，但我希望海燕的那種迎着暴風雨而奮鬥的精神將會讓你們個個都考上大學的，我實在是太喜歡海燕了。”那時候我們隊裏許多知青都喜歡瞿秋白翻譯的高爾基的海燕，不僅抄在筆記本上，還能一字不差的從頭背到尾。“在那白茫茫的海面上，飄翔着一隻海燕－－－－”，小小的艙裏又響起了激情的集體朗誦聲。在阿安請求下，我們背了三回。“我來了，我來了”，我也逐漸進入了夢鄉。
6月3日早上六點半，我睜開眼睛，對過阿安的鋪上沒有人，毯子疊得整整齊齊，而其他四人都已經起來看書了，沒有法子衹好起床去刷牙洗臉。等我從洗臉間回來後，胖子他們也出去了，艙裏就剩下睡在阿安下鋪的小陳那個女孩了。過了一會兒，胖子他們陸續回來了，每個人進艙時都問我看見阿安沒有，快吃早飯了，怎麽還不回來，不知他上哪兒看書去了，還是掉到哪個臭毛坑(厠所)裏了。於是我們四個男的又分頭去找，全船上下都找遍了，也沒見他人影。五個人坐在艙裏正納悶時，胖子說他六點起來時，就沒看見阿安在鋪上，“阿安白天都要睡懶覺，今天怎麽會起哪麽早？奇怪！”小陳有點膽顫心驚地接着說：“我昨晚上失眠睡不着，就一直躺在床鋪上看書，他也一個晚上都在看書寫東西，後來他下鋪看見我還在看書，就對我說，都兩點了，還用功呢，快休息，你這個小病鬼，要註意身體，以後的日子長着呢。說完他就出去了，大概是上厠所吧。我很快就睡着了，他什麽時候回來的我不清楚。”
這時，我突然生起一種不祥的感覺，“最後的晚餐”，“最後一次幫你們復習”，“海燕-----我來了，我來了”，我和胖子幾乎是同時衝過去翻開了阿安鋪上的枕頭，舊軍裝上放着一封寫着“胖子等收”字樣的信，“他-----？？？”，我和胖子實在不願這樣想。信封沒有封口，裏面衹有一張信紙，上面寫着：
“胖子等：我走了，我去找我的歸宿了。原諒我，原諒我這怯懦，輕率的舉動吧！能否上大學毫無把握，而繼續呆在隊裏，這想一想就會使我發瘋。我沒有勇氣繼續面對現實了。我早有此願，活着如同行屍走肉，不如死了好(阿安在這句話下劃了強調綫)。
請別告訴我爸媽，通知我哥吧！地址是上海xxxx車間xxx
別了。祝你們幸運！
\\\\\\\\\\\\阿安
78.6.3匆
又，有可能把我在隊裏的東西和書捎回去。”
這封信在我們五個人之間傳來傳去，誰都沒有說什麽，房間裏衹有急促的呼吸聲。忽然，小陳哇地一下哭了起來，打破了這凝聚着的空氣。“你們還坐在這裏幹嗎？快叫船停下來，回頭去找”，她便哭便催我們趕快去找船長。船當然是不會開回去找的。船長告訴我們，文革時，跳海自殺的人很多，即使看見有人跳海馬上停船，也幾乎連屍體都找不到，大概是跳下去後立即被吸到船底下去了，當然會遊泳的人，一下子可能死不掉，其實那更痛苦，在海裏掙紮一番後，不是被鯊魚吃掉就是精疲力竭沉入海底。邊上的乘警也說，跳海自殺的人被過路船衹發現救起死裏逃生的事我衹聽到過一次，清晨兩三點時，周圍也沒有其他船衹通過那塊海區，你們還是趕快通知他傢人吧，人死不能復活，你們也不要太悲傷，好好復習功課，考上大學，前途無量。
我和胖子倚靠在船舷邊，凝目註視着這茫茫的大海，陽光雖然燦爛，但海水並不象天空那樣蔚藍。我力圖擺脫那種想象，能夠在黃埔江上遊幾個來回的阿安心裏高喊着“我來了”，跳下東海時，沒有馬上死去，周圍一片黑暗，除了那遠去的海輪上暗淡的燈火和滿天的星星。哪怕他又有了生的願望，他也衹能一個人在海裏奮鬥，或許他能堅持到東方出現曙光，最後一次望着這已經不屬於他的黎明，終於被希望之海的浪花所吞沒。
胖子哽咽地對我說：“我實在沒有想到阿安會走上這條路。昨天他上船的時候跟我說，衹要這種政治審查制度存在，他這種反動分子今生今世就進不了大學，而呆在農村苟活一輩子，也實在忍受不住，我勸他把眼光放遠點，不要太悲觀，現在鄧小平上臺了，一切都在變，右派都平反了，那個悼念周總理的四五天安門事件也遲早會平反，到時候你說不定就是英雄，讓那個狗所長嚮你陪禮道歉。他說，其實那所長人也不壞，從沒嚮下面的生産隊要過東西，他也是為他所堅信的真理而奮鬥，不折不扣地執行上級指示，而且忠心耿耿，過去父親被打成美國特務時，我也不是說過要和他劃清楚界限嗎？後來纔明白自己做錯了，後悔莫及。阿安說文革時的冤案平反是早晚的事，但他可能看不到了。”胖子後悔地說：“後來他把話題扯開了，大談關於大海的哲學和美學，又吟了文天祥的過零仃洋詩，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假若我稍稍敏感些，註意些，說不定就能阻擋住阿安的死。”
我安慰他說：“你不要這樣自責，我們都太遲鈍了或者說是太現實主義了，所以無法理解他的理想主義浪漫主義。阿安他自己選擇了不苟活偷生的莊嚴的死，馬上就要面對死神，他還無所畏懼，象英雄那樣平靜地要我們朗誦海燕為他送行，這樣的勇氣是誰也攔不住的。我們衹有鼓起生的勇氣，繼續面對這嚴峻的現實，纔會有出路，我始終相信，道路是麯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阿安的追悼儀式是他死後七七四十九天時由朋友們操辦的，由於竜華殯儀館不能為追悼自殺者出藉場地，儀式是在他傢的大客廳裏舉行的，出席者有他小學，中學和插隊時期的朋友六十多人。他的遺象兩邊挂着一付選自他遺詩的對聯：“花落但餘心嚮日，劍埋路有氣千霄。”看到照片上他父母那種欲哭無淚的悲傷樣子，還在黑竜江農村裏復習迎考的我們都掉下了眼淚。當了國際海員的小柏，每次隨船經過東海黃海相連的海域，就是阿安跳海的地方，都要投下一些香煙和罐頭，奠祭我們的好朋友阿安。
當然也有人無動於衷，那個被阿安認為人還不壞的派出所所長，在我們嚮公社領導匯報阿安的情況時，陰陽怪氣地插了一句話，“舒民安不是要上大學嗎，這回可如願了，上了東海大學。”氣得胖子當場就給了他一記耳光，在場的公社黨委書記拉開了胖子，反過頭來倒把所長訓了一頓。
1978年6月3日，上海市下達了關於插隊知青都可以病退回滬的文件。10月，我和胖子回到上海念大學，小賀考進了東北師範大學，大學畢業後分配回到上海。小魯和小陳雖然接到了地區師範學校的入學通知書，他們都沒去，而是辦了病退回上海的手續，成為離開生産隊的最後兩名知青。回到上海，他們倆參加了1979年高考，也都進了大學念書。小魯後來對我說，接到地區師範學校的入學通知書時，他曾猶豫不决，看到大傢都走了，極其悲觀失望，甚至於想拉顆手榴彈自殺，但一想到阿安的死給父母朋友帶來的痛苦悲哀，還是選擇了生的道路。
我插隊的那個公社裏，一千二百多名知青到了1979年走得盡光，衹有小五子一個人靜靜地躺在山坡上的墓穴的棺材裏。1978年9月20日，我收到大學錄取通知書後，去金山大隊探望了他，被野草掩沒的墓牌上的字跡早已被多年的雨雪洗刷得看不出來了。我用手一根根地拔掉墓上一米多高的野草，用毛筆把墓牌重寫了一遍，把兩盒牡丹牌香煙和兩瓶鬆花江啤酒放在墓前，自己也點燃了一支煙，猛吸兩口，然後放在墓牌前，隱約中我仿佛感覺到小五子在和我告別，再見，再見，永遠別忘記在黑竜江邊，還有你少年，青年時代的朋友，今後有機會再來看看我，我想你們，我太寂寞了。
一，吳八老島的衝突
一談到中蘇邊境武裝衝突，很多人都知道烏蘇裏江上的珍寶島，其實同時在黑竜江上還有個吳八老島，也是中蘇激烈衝突的一個熱點，衹是沒有發展到大規模的軍事衝突的程度罷了。我插隊的察哈彥離吳八老島衹有百裏多地，因此剛到那裏，老知青和老鄉們便給我們講了一些圍繞着這個島中蘇衝突的故事。當時有首叫“手握一桿鋼槍”的歌麯最初就是從這裏唱出的，後來被編進一本叫《革命歌麯》的書時，則把“我守衛在吳八老島上”改成“我守衛在祖國的邊防綫上”。
吳八老島位於黑竜江省呼瑪縣鷗浦三閤村境內黑竜江主航道中國一側，理所當然是中國的領土。島上雖說沒有金礦和石油，但是在中蘇友好的蜜月時期，蘇方人員經常上島打草砍伐樹木，中方也不加以阻撓。好比是鄰居偶爾用一下你的東西，在關係好的時候你根本不會在乎。這就給蘇方在以後視吳八老島為蘇聯領土留下了隱患。我所在的生産隊附近的一個小島也是因為過去默認蘇方人員上島打草砍樹後來引起了糾紛。
中蘇關係交惡以後，據說蘇聯軍人從1968年夏天首先開始在島上挑起衝突，不準中國邊民上島。記得當年中國的一部紀錄片上曾經有過蘇聯軍人在島上把中國漁民趕得四處亂跑的場面。新華社還專門發過幾張照片以揭露“新沙皇”在吳八老島地區的侵略行為，一張是全副武裝的蘇軍在一名校官兩名尉官的指揮下，站在島上用長棍阻擋在小船上的我邊民上岸；一張是我邊民坐在島上休息，頭頂上有一架直蘇軍直升飛機在盤旋。(有興趣的朋友衹要翻一下1969年3月至6月的人民日報大概就能找到這些照片。)聽當地人講，當時蘇聯軍人身材高大，訓練有素，執槍持棒，而中國的邊民當然也算是民兵赤手空拳，開始因為聽從上級的命令，要有理，有利，有節，不準打對方人員，不許未經批準隨便以血還血，以牙還牙，所以民兵衹有挨打受氣的份，沒有還手的權利，吃了很多虧。和報紙上所說的我方總是大嬴傢完全不同。有一次，有位民兵見到自己的好友被幾名蘇聯軍人打得頭破血流，怒氣衝天，實在忍無可忍，從船上抄起一根船漿，衝上島去，一下子把一名蘇軍士兵打得昏死過去，結果回來還受了批評處份。1968年鼕天(？)蘇軍開始阻擋中國的客車在吳八老島外側主航道上行駛(黑竜江夏天行船，鼕天冰雪封江，大江便是天然的公路)，中國人當然要據理力爭，不肯從吳八老島內側行駛，因為這樣一來無疑是承認蘇聯對吳八老島的領土要求。於是雙方人員便在江面上發生對峙和衝突，從吵吵鬧鬧到推推碰碰，乃至大打出手。最初中國人老吃虧，給蘇聯軍人打得頭破血流，無招架之力。蘇軍一名中尉常是現場指揮，據說棉手套裏藏有鐵器，有一回一巴掌就把我方的一名人員打昏過去，從此留下腦震蕩後遺癥。他打過人後，馬上回到蘇軍人員保護圈中，趾高氣揚，令我方人員恨之入骨又無可奈何。久之，我方的上級也覺得老是挨打有損士氣，如此如此調遣一番。
不久又有一輛我方的汽車在吳八老島外側江面上受阻，車上下來的我方人員與蘇軍開始爭吵，當然都是老百姓裝束(一般來講，解放軍是不準參加這種鬥毆的，衹能在岸邊觀望保護，據說是怕被蘇軍抓去，查明身份，引起直接的軍事衝突)。蘇軍中尉於是指揮手下人員揮舞大棒大打出手，中國人員也如以往一樣被追的如鳥獸四處散開，他正得意之時，忽然有幾位似作逃避狀的中國老百姓一下子都奔到了他的面前，中尉還沒有出手便被一個中國人狠命地摔倒在地，另外幾名中國人上去又是接着幾下猛打，還有人拿起從蘇軍手裏搶來的大棒對準他的腿部和腰部猛擊，一切都發生在不到一分鐘的時間內，等其他蘇軍士兵跑過來時，這幾位中國人頻頻出手，把衝上來的蘇軍一個個摔倒在地，不慌不忙地跑回到中國人員中去了。據說當時蘇軍士兵都給鎮住了，因為過去蘇軍在和中國老百姓的衝突中一嚮是占上風，從來沒有看到過中國老百姓有如此高強的本事，不知中國是否是把特殊部隊的軍人改裝派上來動真格的，加之現場指揮被中國人打昏在地，所以沒有人再敢衝上來繼續鬥毆，衹好灰溜溜地擡着不省人事的中尉回到蘇方一側去了。中國汽車順利地從島外側的主航道上通過。從此以後，好長一段時期，這一段江面上的衝突少了許多。
事後據稱，這次特意要從吳八老島外側江面上通過的中國汽車上的那幾位出手不凡的老百姓是專門從省內各處調來的摔跤和柔道運動員，上級給他們的指示是不和蘇軍士兵糾纏，專打那位經常出面指揮打中國人的蘇軍中尉，這叫擒賊先擒王；還給他們放蘇聯軍人無理毆打我國邊境居民的紀錄片，看各種照片，激起運動員的民族恨，幸好上級最後還沒有忘記提醒他們當時中央三申五令的“三有”(有理，有利，有節)“十六字”(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對蘇鬥爭方針，决不允許打出人命來，這就使蘇軍中尉在這幾位彪形大漢的痛打之下不至於喪命。那位蘇軍中尉從此再也沒在吳八老島上出現過。但據人說，他又在珍寶島上多次指揮蘇軍人員嚮我方挑釁，最後在1969年3月2日珍寶島中蘇邊境武裝衝突中被我軍擊斃。記得在當時的新華社記者內部報導中出現的瘸腿上尉便是此公。這也許是命中註定吧。閻王老子要找你，躲過了初一，躲不過十五。
1969年3月2日，15日在珍寶島上發生中蘇邊境大規模的武裝衝突，蘇軍出動了坦剋和重炮，炮火把我縱深的公路打了個稀八爛，運輸車輛完全不能通行。但我軍靠人海戰術，把彈藥運上了前綫。最後把珍寶島牢牢控製在手中，總算讓蘇聯人吃了一回虧。一輛蘇軍最新穎的t-72型坦剋也被擊毀在中國境內的次航道上，蘇軍幾次反攻想把它拖回蘇聯境內未逞，無可奈何用重炮對其猛轟，最後將周圍冰塊炸碎，坦剋殘骸落入黑竜江中。被中國潛水員拖上岸，送到北京軍事博物館內展覽。
此後，在吳八老島對岸的蘇軍也許怕與我軍發生直接衝突，加上黑竜江已經開化，上島的進退也不容易，改用直升飛機在島上盤旋，耀武揚威。但從5月12日起，經常用輕重機槍嚮島上射擊，威脅我方上島生産人員的生命安全，有時子彈也飛到三閤村來，氣焰十分囂張。上級領導要求三合站的邊防部隊和民兵迅速組成聯合巡邏隊，上島行使主權。當時已有知青來三合站插隊，得此消息，紛紛寫血書要求上島。經上級再三考慮，最後决定知青，民兵都不上島，改由解放軍邊防部隊官兵五人組成巡邏隊上島。出發前，開了軍民誓師大會，群情激昂，巡邏官兵的代表也發言表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堅决走出國威和軍威來，走完全部的巡邏路綫，完全是敢死隊的氣慨，令人敬佩。
1969年5月15日下午1時許，五名官兵身穿嶄新的緑軍裝昂首闊步登上了吳八老島。最初的五分鐘，對岸的蘇軍也進入了戒備狀態，但沒有象往常那樣開槍警告。因為中國軍隊自珍寶島中蘇邊境武裝衝突後，還沒有在白天如此大模大樣上島巡邏過，我方岸邊站着和隱蔽着的知青，民兵和軍人都為之興高采烈，還有人高呼“毛主席萬歲”、“解放軍萬歲”之類的口號，不過馬上被人喝令不準出聲。誰知忽然對岸山上蘇軍隱蔽點中終於傳來了令人擔心的槍聲，開始蘇軍還衹是往空中開槍，見我軍巡邏官兵還是一付大無畏的樣子在島上行走，便用機槍嚮對準吳八老島上巡邏隊必走的一塊平地掃射，子彈越射越低，可以說把我軍巡邏隊前進的道路完全封鎖住了。我軍巡邏隊隊員也不再昂首闊步了，開始藉着島上的小樹灌木叢之類的隱蔽物來保護自己繼續前進，後來在那塊平地前不得不止步而隱蔽起來。岸邊的中方軍民看到巡邏隊受阻於蘇軍的槍林彈雨，紛紛要求上級下令開槍還擊，保護我巡邏隊執行正常的巡邏任務。誰知現場總指揮，好像是一位團長說上級有命令，决不能把一顆子彈射到蘇聯領土上，這是絶對不準違反的軍令。眼看巡邏隊官兵在蘇軍的機槍子彈的威脅下進不得，有生命危險，又退不得，大概怕丟中國人的臉，違背自己的誓言，再說當時我巡邏隊也沒配備對話器之類的通訊裝備，那怕上級要他們馬上撤退也無法知曉。十幾分鐘後，岸上的我方軍民看到巡邏隊在一片槍聲中開始匍伏前進，爬爬停停，不一會兒，前四名隊員已通過封鎖綫，進入一片小樹林，但是最後的一名隊員稍稍貓腰爬了幾步，一個踉跚挺了下腰就趴下再也不動彈了，很明顯他是中彈犧牲了。岸上我方軍民不禁義憤填膺，有人號啕大哭，再次請求還擊。那位團長也熱淚盈眶，他說我也有槍有炮，跟你們一樣想打，但沒上級的命令，我是一顆子彈都不能放的，軍區已下令停止一切軍事行動。
見打死了中國邊防軍，對過蘇軍也許是怕惹出更大的麻煩來，輕·重機槍也停止了掃射。夜幕降臨後，中彈犧牲的巡邏隊員的遺體被安放在知青的大食堂裏供大傢瞻仰，一些女知青哭得死去活來，這是知青有生以來第一次看見的真正的烈士。後來又在公社所在地十八站公路邊為這位死去的戰士建了個陵園，樹了個十來米高的大碑，往來汽車上的人衹需擡頭便可看到上面刻着“反修戰士任寶林烈士之墓”十來個大字。
烈士算是壯烈犧牲了，但後來給我們知青搞軍訓時，邊防軍的楊排長總把任寶林通過封鎖綫時沒有象其他隊員那樣采取低姿匍伏前進而采取貓腰高姿匍伏前進而犧牲的事例作為一個教訓，告誡我們在戰場上要學會保護自己，千萬不要逞英雄，丟掉性命。楊排長還說，他聽孫玉國(珍寶島自衛反擊戰中的戰鬥英雄，時任邊防軍連長，曾在中共九大上作事跡報告，後官至瀋陽軍區副司令，1976年被免職。)的報告講，在珍寶島的戰鬥中，有位後來被稱為英雄的戰士模仿電影中的戰鬥英雄，一下跳出戰壕，背靠在大樹上端着衝鋒槍對着蘇軍橫掃一陣而被打死的。他說不怕死不是要你去白白送死，將來一旦和蘇修打仗的時候，你們一定要記住這些血的教訓，技術不過硬，思想再好也是要被打死的。別看一個小軍人，說話也挺有道道的。1975年，政治謠言四起，據人傳說，葉劍英元帥在批判林彪不註重軍事訓練專搞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思想教育的危害時，也舉了這個關於背靠大樹的珍寶島英雄的例子，他憤慨地說：“當兵的當然要不怕死，但精神挂帥搞得戰士連保護自己消滅敵人這最基本的軍事常識也不知道，這不是拿他們的生命開玩笑嗎。”
二、虛驚一場
中蘇武裝衝突後，中國的報紙上天天強調蘇修亡我之心不死，要防備蘇修的突然襲擊。我們到生産隊不久，上級便把我們知青武裝起來了。雖說不是人人有槍，但比起文革時一個諷刺上海造反派頭目的政治笑話中上海民兵的人均武器數量來講，要多得多。
當時那個笑話講，有一位造反派頭目對下面的民兵說：“經上級批準，决定發給大傢槍。一人一條槍(停頓，臺下熱烈鼓掌歡呼)，是不可能的(臺下情緒有點低落)。經我嚮上級反映，兩人一條槍(停頓，臺下鼓掌)，也是不可能的(臺下情緒更為低落)。最後决定，三人一條槍(停頓，臺下沒有鼓掌)是可能的(臺下有人開始鼓掌)，不過暫時發的還是木頭槍。”
我們知青民兵的武器當然是真槍實彈，雖然名義上也是三人一條槍，但總有幾十個男女知青輪流在外面搞副業，伐木修路，花名册上陸續來到的三批共兩百多名男女知青全在生産隊的時候連一天都沒有，所以一人一條槍甚至兩條槍的時候還是很多的。我們的半自動和自動步槍，衝鋒槍，輕機槍的樣式和邊防部隊的差不多，衹是裝備到我們手中的時間要比邊防部隊晚兩三年，知青民兵連長也沒有手槍可帶，但比起當年的土八路和志願軍的戰士來講要強得多，我們知青也心滿意足了。當時我們這些十六、七歲男孩女孩幾乎都喜歡拿把槍拍照留念，至今許多人還保存着當年騎馬握槍威風凜凜的照片。
不過相比之下，對岸蘇軍兵營裏有百來號人，他們的具體武器裝備不太清楚，好像有一輛裝甲運兵車，三輛吉普車，五輛卡車，有一架軍用直升飛機幾乎每天都來，偶爾故意抄近路侵入我領空，從我們頭上低飛過。乃至今天，我一聽到直升飛機低空飛行的嘈鬧聲就感到煩躁不安。每當天氣晴朗的時候，還不時看到對過藍天上噴氣式戰鬥機飛過的痕跡。黑竜江通航時，蘇聯的船衹來往不絶，蘇軍配備的高速巡邏艦艇也經常神氣活現地在江面上遊戈。蘇聯邊境綫上的居民點很少，軍營哨所很多。凡我居民居住點對岸必有蘇軍哨所兵營。他們三天兩頭搞實彈射擊，那機槍的三長二短的點射打得十分熟練。對報紙上說的蘇修在我邊境陳兵百萬，這時纔有體會。
當時有一條毛主席語錄，叫“我們不但要有強大的正規軍，我們還要大辦民兵師。”插隊知青組成的武裝民兵顯然是正規邊防軍的最大輔助力量。最初邊防部隊派了一個排長和兩名戰士來為我們搞軍訓，練刺殺學打槍。有一回為了模擬炸蘇聯坦剋，讓個知青把土炸藥包綁在一棵和人脖子差不多的白樺樹上點燃，一聲巨響，白樺樹頓時被炸成兩段，有一段從空中直嚮在幾十米以外觀摩的我們飛來，大夥兒衹得四下逃避，結果剛好落在一位雙手捂着耳朵跑的慢些的男生身邊兩米遠的地方，險些弄出人命來。
把知青編為武裝民兵，是要我們自己來保衛自己，守衛邊疆。蘇軍在我生産隊周圍三面的對岸山嶺上建了三個十來米高的了望哨所，位於半島尖上我生産隊人員的所有活動大概被他們看的一清二楚。生産大隊背後方圓幾十裏都是密密的大森林，無人居住，離公路有一百數十裏，離最近的其他居民點也有五十五裏地。我正規部隊布署在離邊境很遠的地方，邊防軍衹是在公社所在地纔有，人數也少得可憐，一年中巡邏到我們生産隊衹有幾次，如果在這裏和老毛子(東北人對蘇聯人的俗稱)一旦打起來，等到七十裏外的邊防軍來救援，我們早就完蛋了。當時的戰略方針是一旦蘇軍大舉入侵，我軍大步後撤，關起門來打狗，把侵略者消滅在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中。儘管大傢都明白蘇軍無論是在武器裝備上還是在軍事技術上都要比我們強得多，那時年輕氣盛，熱血沸騰，絲毫無恐懼之心。鋼槍在手，還想欲欲一試。
但一到那裏，上級就嚮我們宣佈幾條紀律，第一，不準把槍口朝着蘇聯方向射擊，即使在我境內發現特務和小股入侵蘇軍也不例外，要防止子彈飛到蘇聯領土上。第二，不準嚮入侵我領空的蘇聯飛機(主要是直升飛機)開槍，除非你有百分之百的把握能讓它掉在我國境內。1970年鼕天，我們要到隊裏附近江上在主航道我方一側的察哈彥島上砍柳木桿子，男女知青紛紛要求上島，甚至於還有人寫血書請戰。鑒於過去蘇聯人也去該島打過草，並派過巡邏隊趕我方老鄉下島，上級命令不準帶槍上島，遇見蘇聯邊防軍上島，岸邊的擔任武裝保護的民兵不準開槍，上島的人除據理力爭外，必要時主動撤回。那天上島的知青與其說是怕蘇軍入侵，不如說是希望蘇軍來和我們吵架，讓我們有個表現自己英雄行為的機會，有人還偷偷地帶上了自製匕首。結果是蘇聯人當天根本沒來，讓知青們大失所望。直到1978年我考上大學和生産隊告別時，每年我們都平安無事地上島好多次，也沒有發生過蘇軍上島的事件，蘇聯方面實際上承認了察哈彥島的主權屬於中國，而我們也不再興師動衆派人保護了。當時邊境上的我方軍民基本上是秉承高層領導的旨意，不在邊境嚮蘇聯挑釁。尤其是中國總理周恩來同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機場進行了當時稱為“坦率的會談”後，雙方都有所讓步和剋製。上級又給我們下達了任何情況下不準在邊境綫二公裏之內開槍打獵和實彈射擊的命令，這樣就有效地防止了可能引發武裝衝突的萌芽。
因為插隊知青人數是當地男女老少總數的一倍，所以晚上站崗巡邏的任務也由知青全包。每晚六人，三人一組，上半夜崗(九點到一點)多是女孩子，下半夜崗(一點到五點)則是清一色的男孩子，全是義務，沒有工分報酬，白天還要出工勞動。人少時一個月中要輪到二三回。尤其是在鼕天，冰雪封江或形勢緊張時，還要加崗巡邏。
每次巡邏要從村裏到生産隊周圍的田地裏，樹林子，江邊繞好幾圈，我們常在晚上零下幾十度的寒冷氣候下，趴在江邊的柳毛叢裏，用一個自備的十六倍的望遠鏡監視對岸蘇軍兵營的動靜。此望遠鏡是中波遠洋海運公司的某船長給他插隊的兒子的送行禮物，帶到隊裏後便成了大傢的公用品。
我們當時把蘇聯當做敵人，時刻要防備對方襲擊，剛去的時候，晚上單人在村裏行走也經常提心吊膽，不敢靠着路邊。有一天，一個女知青在江邊地裏放豬，忽然看到有一條船靠了岸，下來了幾個彪形大漢嚮她走來，嚇得她扔下豬群就往村裏跑，大叫蘇聯人上岸了。大夥兒拿上槍趕去一看，纔知道原來是我們中國航標艇的船員在修理岸邊的航標燈。其實對岸的蘇軍大概也弄不明白中國邊境的農村裏怎麽會突然冒出這麽多穿草緑色服裝的年輕人，也是戒備深嚴。
1970年6月，我們剛領到槍不久，一天晚上一點多忽然被對岸蘇軍的機槍聲和我村莊裏的緊急集合的鐘聲(一根挂在知青食堂屋檐下的鋼管)叫醒。五分鐘後，全體民兵在食堂前的空地上集合了。給我們講話的是負責我們軍訓的邊防軍楊排長(我老把他看成是一部叫“冰山上的來客”電影中的足智多謀的楊排長)，他神情嚴肅地告訴大傢，剛纔發現有特務潛入我境內，上級要我們兵分兩路馬上進行搜索，在他講話的同時，村子後面的樹林和對岸蘇軍兵營的上空同時升起兩顆緑色信號彈，不一會兒，在村子邊上的泡子(小湖)邊也響起了幾聲衝鋒槍響，大概是巡邏的人發現敵情了，這時誰都認為這已不是一場訓練了，剛纔還是昏頭昏腦，走路搖搖晃晃的我們都從夢中清醒過來了，心情十分緊張也有幾分激動。
楊排長帶着我們一部份知青迅速嚮泡子方向奔去，剛到泡子邊，他大喝一聲“臥倒”，幾十個人這時刷地一下馬上伏在地上，衹見一下光亮，隨後便是一聲巨響，一顆手榴彈在水中炸開。然後大傢又在命令下小心翼翼地沿泡子兩邊嚮前搜索。一分鐘後，對岸蘇軍兵營裏也響起了刺耳的警報聲和車輛的急駛聲。楊排長臉色大變，馬上下令原地待命。我們也明白了這不過是一場緊急集合的演習。不久由另一名邊防軍戰士帶領的一路人馬派人來報告，對岸蘇軍已經乘軍車進入江邊戰壕，不過不象是要對我們發動攻擊，好像是在防備我們進攻。楊排長聽完來人報告後，宣佈演習結束，除民兵連排長留下繼續監視對岸蘇軍動靜外，其餘人馬上解散回宿舍睡覺，但不準脫衣服。事後楊排長雖然挨了上級的批評，但他對我們知青的集合速度之快演習之認真給予了極高的評價。
這次夜間緊急集合雖然事先已通知上級，上級也贊成要讓我們這些從上海來的知青經受一下鍛煉，但對具體的演習計劃則未加過問。打槍扔手榴彈都是楊排長精心的策劃，想不到正巧那晚又有蘇軍的實彈射擊和信號彈四起作渲染陪襯，結果弄假成真，讓我們知青和對岸的蘇軍都虛驚了一場，差點兒真的鬧出武裝衝突來。由此看來，雙方處於極端的對抗和敵對的情況下，惶恐不安，任何一點風吹草動，都會感到是大敵來臨，一觸即發。一些武裝衝突大概就是起源於這些偶然的突發因素吧。
(來日本後，遇見一些臺灣來的男留學生，他們大學畢業後都有服兵役的義務，三人中有一人要抽到去金門島經受鍛煉的簽，在那裏也經歷過防備共軍突然襲擊的演習。)
在邊境上呆的時間長了，敵情觀念淡薄了，警惕性也降低了。晚上站崗巡邏轉個一圈便跑到隊部的大熱炕上去睡覺了，值勤日記上記的都是平安無事。因為中蘇大規模軍事衝突的危險性已消失，1972年以後，上級也許是察覺到每天晚上要那麽多的人受罪也過於緊張，不再要求我們知青民兵每晚站崗巡邏了。
1973年鼕天，知青民兵連長在公社開完會搭隊裏的拖拉機大爬犁回隊，途中拖拉機出故障，修了老半天也沒動彈，他讓拖拉機手們繼續修理，自己一個人從大江上走了幾十裏地回生産隊叫人送零件去。他則在隊裏召開民兵大會，傳達上級的最新指示，說最近在內地抓住一個蘇聯武裝特務(原是中國的叛逃者)，據說就是在我們隊對岸的蘇軍兵營裏過夜，一大早在我生産隊上遊附近三十裏地潛伏入境的，上級要求我隊的民兵提高警惕等等。未等他傳達完上級指示，便有一人慌慌張張地跑進來報告在我生産隊下遊附近的江面上，發現有一串從對岸走過來的腳印。我和連長跟來人一起騎馬跑到了事發地點，這時已是晚上八點多了。月光照耀下的江面上，果然有一串腳印從江中好像是主航道蘇聯一側筆直地延伸過來，在岸上的馬車道邊消失了，看樣子是幾小時前發生的事件。不一會兒，先前在下遊拋錨的拖拉機大爬犁也轟隆轟隆地開到了這裏，於此同時，對岸蘇聯一側江面上也出現了五個撐滑雪板穿白色服裝的全副武裝的蘇軍巡邏兵。拖拉機手們告訴我們，這幾個蘇聯兵從傍晚開始就一直在對岸監視和尾隨他們前進。回到隊裏，又有人報告對岸蘇軍兵營裏汽車往來不絶，九點多時直升飛機也來過了。這是從來也沒有碰到過的事，一切發生的都是這樣的奇怪，看來確實有大事要發生了。因為此時生産隊的大多數知青和男勞動力都已陸續出發去林區伐木了，大傢頓時緊張起來。給公社打電話，公社說邊防軍和縣裏負責人要早上才能趕到，要我們保持鎮靜。那些個男人出外伐木的小媳婦們害怕的拉帶着孩子們幾傢住在一起，生怕武裝特務溜進村來把她們殺了。所有的在隊知青，包括第二天白天要到公社修水庫的六個男女知青這一晚上都沒有睡覺，在冰天雪地裏拿着槍放暗哨和巡邏。
第二天白天，去公社修水庫的六個知青和兩個老鄉出發了，因拖拉機還沒修好，這七十多裏地，他們衹能步行了。不一會兒，邊防軍和縣革委副主任兼外辦主任也分坐兩輛吉普車從山路來到我隊，在連長和大隊黨支部書記的陪同下到出事現場分析情況。蘇軍的幾個雪地巡邏兵也站在對岸岸邊嚴密地註視着我們這十來個人的動靜。氣氛有些緊張。
外辦主任自然是經驗豐富，先讓邊防軍回到岸上的吉普車裏去，自己仔細地看了一會兒腳印後，馬上就問這兩天你們生産隊裏有沒有人從江上走過。連長回答，我昨天才從江上走回來。主任接二連三地又問了連長幾個問題，隨後不準我們保護，一個人往江中心走去，這裏的人都為他提心吊膽。誰知他回來後說出的第一句話竟讓連長大吃一驚，“我看這從對岸走過來的蘇修特務大概就是你。”
原來黑竜江在這裏有個大拐彎，從公社回生産隊，或者從生産隊到公社，順着江中的主航道走的是弓弦，江中央的雪道又平坦，要比沿着岸邊走弓背既快又省力，知青們腦子活膽子大，自以為衹要自己與前後兩個航標燈柱保持三點成一綫，就不會越境走過主航道。連長走的便是這條近道，他看到岸邊有我隊的拉柴火的馬車經過，就從江中筆直地回到岸邊，坐上馬車回隊了。因為這一帶的主航道離蘇聯岸邊特別近，離我方岸邊比較遠，連長的這一長串腳印看起來好像是對岸有人走過來似的。而當他聽人講有特務越境，加之對岸蘇軍活動異常，一時警惕性高漲，未能冷靜地想一想其他的可能性，便馬上嚮上級匯報，結果引出了一次讓全縣軍民虛驚一場的鬧劇。
外辦主任把連長一頓好訓，便坐吉普車從山路回縣裏了。他心情十分愉快，要不是自己經驗豐富，還不知全縣軍民要折騰多長時間。
下午他在辦公室嚮各級領導通報了所謂蘇聯特務入境事件的真相，建議取消已發佈到全縣各生産隊及各交通要道的檢查站的三級戰備的指示。就在他快下班的時候，有人嚮他報告，縣城對岸蘇聯邊防哨所打出要求緊急會晤的旗號。心裏一震，不知又發生了什麽重大邊境事件。
三，外交辭令和中蘇往來
俗話說“邊境無小事，事事連國際”。根據中蘇兩國的協議，雙方衹是在幾個口岸有定期和不定期的邊防和外交會晤，大至邊境衝突和犯罪者的引渡，小至溺死者死屍漂入對岸、牛馬誤入他界，都是談判的話題。我縣各生産隊，公社管轄地帶發生的邊境事件都必須報縣，由縣外事辦公室會同邊防統一和對岸蘇聯邊防直接交涉，不準下面自行交涉。
1970年代我縣的首席談判代表是縣革命委員會的副主任兼外事辦公室主任，具體姓名已想不起來了，衹記得最後一個字是“泰”，與當時我公社黨委副書記遲仁泰(一度官至地區黨委副書記，1980年代降為漠河林業局黨委書記，在震驚中外的大興安嶺地區火災中，當機立斷，用有綫廣播大叫大傢逃命，及時指揮群衆在大火到來前轉移而出名)，某公社黨委書記孫國泰三人並稱為呼瑪縣能把死人說活的三泰鐵嘴。
泰主任原是學俄語出身的大學生，在1968年一次圍繞吳八老島邊境糾紛的中蘇會晤中妙語驚人，嶄露頭角。當時蘇軍侵入我方領土，毆打我邊境漁民，鐵證如山，常被我方指責的啞口無言。蘇方自知理虧，一直想找點材料來反駁我方。有一次蘇軍又與我邊民在吳八老島發生衝突，打來打去，一名蘇軍和我漁民同時掉入島外側的江中，我漁民入水後當然是如魚得水，得心應手，抓住蘇軍不放，灌了他一肚子水，這一切都被蘇軍拍成照片，在雙方會晤中作為中國人員故意毆打蘇聯邊防人員的鐵證嚮中方提出強烈抗議。當時的我方首席代表見此一疊照片，便知被蘇方抓到了把柄，還未想出強辯的句子來，時任翻譯的泰主任指着其中的一張照片對蘇方說，這不明明是我國漁民在奮不顧身地救護你們落水士兵麽，怎麽會是我國漁民在毆打你們士兵呢。雙方談判的代表湊過頭來一看，照片上果然是一個中國漁民在水裏抓住腦袋搭拉着蘇軍士兵的後領子的形像，我方首席代表也以照片上背景是蘇聯，指責蘇軍侵略我神聖領土的行為，迫使蘇方表示這是令人十分遺憾的誤會事件。泰主任於是官運亨通。
上次講到泰主任剛處理完一起所謂的蘇聯特務入境事件，回到縣城後又接報告說對岸蘇聯邊防哨所挂出三面紅旗，這是要求緊急會晤的旗號。不知又發生了什麽重大邊境事件。當時兩岸沒有國際電話直通，約定有事要臨時會晤，就在各自的了望塔上挂旗，旗子的多少和情況的緊急程度有關，三面紅旗表示必須在二十四小時內進行會晤，屬於發生了最緊急的事件。縣裏的老百姓衹要一看到雙方了望塔上升旗，便馬上知道要有中蘇邊防人員會晤了。(北京中南海和莫斯科的剋林姆林宮之間有直通電話，1969年中蘇邊境武裝衝突後，蘇聯領導人柯西金曾啓動過這條多年未使用過的熱綫，要求和周恩來總理通話，中南海的年輕的女接綫員從未遇到過這種情況，不僅一口拒絶，還義正詞嚴地批判了“蘇聯修正主義者”一通。周恩來聽了匯報後，嚴厲地批評了女接綫員的未經請示的輕率舉動，文革期的中蘇高層唯一一次會談直到越南鬍志明死後纔得以尋機在北京機場實行。)
晚上八時多，泰主任接到了一個從縣公安局轉來的電話，說是我察哈彥生産大隊的六名知青今天中午誤入蘇聯境內，被蘇軍巡邏車和巡邏隊發現追趕，幸好知青及時跑回我境內，沒有一個人員被抓住，蘇軍也沒有開槍。
事件是這樣發生的。我隊的二名男知青，四名女知青以及二名當地老鄉早上出發步行去下遊的公社修水庫，走的是纔冰凍三尺的江道。走到大江的一個拐彎處，老鄉們膽子小，衹敢順着我岸邊走遠路，知青們膽子大，不聽老鄉勸阻，順着江中主航道走直綫，自以為衹要自己與前後兩個航標燈柱保持三點成一綫，走在我方島的內側，無論如何也不會越境。當時我們知青雖說已二十歲，在生産隊裏男女生之間還是一本正經的，也不太說話。走在大江中間，開始也許是有些陌生，不言不語，倒是四名女孩首先打破僵局，問東問西，不一會兒大傢也邊走邊聊上天了。特別是走在有汽車壓過的地方，非常舒坦，大夥兒說今年的江道咋會這樣好走，不會走到老毛子的車道上去吧。領頭的男孩自信地說，不會的，我一直看着前面的航標。忽然，有一女孩叫了起來，前面來汽車了。果然在遠處出現了一個移動的飛快的黑點，開始大傢還以為這是縣裏派來調查特務潛入情況的官員的車，沒有在意，繼續聊天，走了幾步，覺得有些不對頭，回頭一看，我方岸邊走的那二位老鄉已停下來，揮着手不知叫喊什麽，後面很遠處有幾個蘇聯人滑着雪橇飛也似地朝這兒趕來。“糟糕，我看漏了一個航標燈，我們走到蘇聯的島邊上來了。”領頭的男孩發現自己犯了個重大錯誤。那個小黑點也迅速地變大，大傢發現它就是熟悉的那輛蘇軍巡邏車。車子在六名知青的前面一百米左右停留下來，走出三名蘇軍，一名軍官和一名拿槍的蘇軍士兵小心翼翼地朝這裏走來，還有一名站在車身邊作掩護，拿槍作瞄準狀。而六名知青雖然不是手無寸鐵，但能夠護身的衹有男孩們的兩把自製匕首。當時不執行巡邏任務時，槍是絶對不準帶出生産隊的。知青們深知被蘇軍抓住的後果，一時也慌亂起來。
眼看前面蘇軍已逼近，後面追兵也快趕到，三十六計，逃為上計。六個人趕緊嚮我方一側的岸邊跑。誰知在這大江的轉彎處，水流比較急，冰結得不厚，加上又處於風口，冰面上的雪也被吹走了，走在上面，不僅可以聽見冰的裂開聲，還可以看見冰下奔騰的江水。儘管後面的蘇軍用生硬的中國話大叫“站住”，儘管在江中的冰面上有人還滑了一跤，哥們妹們還是大膽地往前走，不回頭。十分鐘後和岸邊的老鄉匯合後，看見對岸已有十多個蘇軍聚在一起了。真是好玄，要是被抓住，可倒上大黴了。
1968年鼕天，1969年夏天，蘇軍在黑竜江，烏蘇裏江一帶以埋伏和強行綁架的手段，在我國境內江面和屬於我國領土的島嶼上抓走我邊民數十人。有位分配在某公社當獸醫的大學畢業生和兩名老鄉在江面上行走時，忽然四周雪地裏冒出幾個蘇軍來，還沒等他們反應過來，就被蘇軍打傷打昏塞進一輛從對岸急駛過來的軍車裏，送到蘇軍兵營裏分別受審。獸醫拒絶回答任何問題，因為在大學裏學過俄語，所以不斷用俄語大駡蘇聯人，結果挨了頓臭打，鬧的兵營裏人人都能聽見。老鄉們避重就輕，在關於中國邊防軍情況的訊問中，一問三不知。不過蘇軍從老鄉的口裏也得知，抓來的那個會說俄語的青年並不是中國的軍人和公安人員，衹是個新分配來的大學畢業生而已。晚上，三人被關在同一房間裏，凍得嗦嗦發抖，衹有受了傷的獸醫的床上有一條毛毯，三人衹好擠坐在這張床上渡過了第一夜，後來在獸醫的據理力爭下，第二天開始生活待遇有了改善。我方發現人員失蹤後，一查下來，找到了蘇軍越境抓人的證據，便在談判中嚮蘇聯方面提出抗議，蘇軍不得不把這三名綁架來的中國老百姓歸還中方。回來後，三人又受到自己人的不停審查，要他們檢討一下有否變節行為。逼極了，老鄉們嚮領導反映，蘇軍對獸醫特別照顧，我們的床上什麽也沒有，為什麽他床上有一條毯子，為什麽他用俄語和蘇聯人一講，蘇聯人就改善我們的待遇，我們不知道他告訴了蘇聯人什麽情報。於是獸醫便被懷疑有變節行為，調離出邊境地區，預備黨員資格也被取消。所以當地人都說，要是被老毛子抓走放回來，哪怕是跳進黑竜江，也一輩子洗不乾淨。
蘇軍在對岸和知青們並行走了十幾裏地後，見我方也無進一步的行動，就回去了。知青們原先和老鄉約好互相保密，不把今天越境的事說出去，免得自找麻煩。在公社吃過晚飯，聽人講昨天發生的蘇聯特務入境事件其實是連長的腳印引起的誤會，心裏也慌亂起來，衹好一齊去公社派出所自首，供述自己今天中午誤入蘇聯境內的事實。派出所長趕緊嚮縣公安局匯報，於是縣外辦的泰主任對明天蘇聯方面可能提出的抗議有了對付的準備，不過他也沒忘記提醒我公社的領導不要處份那六名知青，因為他們已主動投案自首了。
第二天在黑竜江中心的會晤中，蘇方人員首先嚮我方提出強烈抗議，指責我穿軍服的武裝人員六人(知青們穿戴的是統一購買的遠看分不清男女的草緑色棉衣褲和帽子，每人還斜背個小書包，看起來都象背了手槍似的)，在岸邊人員的掩護下，昨天中午幾點幾分至幾點幾分，侵入蘇聯境內縱深幾百米，長達三公裏，進行有計劃的偵察活動，蓄意挑起事端(蘇軍的了望哨所早就發現了他們的行蹤，把時間記錄在案)。蘇方向我方提供了一組照片，要求泰主任對此作出明確解釋。泰主任當然胸有成竹，應答如流，他說，“你方所指稱的武裝入侵事件，是毫無根據的污衊。據我所知，中國邊防部隊昨天在這一帶並沒有任何巡邏活動。中國方面絶不會也絶不允許任何人在黑竜江上故意挑起事端。關於照片上人員的真實身分，我建議雙方都進行一下詳細的調查。如果真是我國居民誤入你方境內，那我表示遺憾。黑竜江鼕天江面上的溫度實在太低了，我個人希望下星期的定期會晤能在我方溫暖的小屋內舉行，就此事件交換各自的看法。”蘇聯方面也知這是外交辭令，想到下次又可美餐一頓，大飽口福，也就不再繼續追究和抗議了。
當時我們那一帶的中蘇交涉，鼕天是雙方談判人員各坐車輛開到江中，下車站着會談；夏天是一方人員坐小艇到對方岸邊，上岸後在專設的小屋內進行會談，這次你來，下次我去。後來中蘇關係的火藥味漸漸淡下來，每次在小屋的會談結束後都要宴請對方。中方人員不習慣蘇聯的黑面包，蘇方人員又特別喜歡中國的料理，不僅味道好，吃不完還可以帶回國去。他們老是強調自己一方食物水果不足，對中方的盛情宴請贊不絶口，評論一番。我方人員也覺察到對方的用意，為了給談判創造些良好氣氛，我方談判代表總是建議下次談判在我方境內舉行。蘇軍談判人員開始還有些警惕性，後來實在抵擋不住中國食物和茅臺酒的誘惑，大多同意雙方會晤在中方境內舉行，甚至轉彎抹角地指定下次食譜，烤乳豬便是蘇方談判人員最喜歡吃的一道菜。中方談判人員把這些事當笑話告訴了知青們，用來貶低蘇聯修正主義的物資貧睏，炫耀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於是我第一次知道剛生下來不幾天吃奶的小乳豬烤一下便可成為名菜，也知道蘇聯人確實愛喝烈性白酒。
六名知青可以說是開我們知青的出國風氣之先，無意中在蘇聯領土上走了一趟。其中某人後來作為官方代表團一員在1990年代首次正式出訪俄羅斯，他對一個談判對手說，這是我第二次來到你們國傢的國土上，對方開始沒有明白過來，後來聽完解釋哈哈大笑起來了。
其實我們那兒當時四十歲以上的土生土長的老鄉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初期都有過出國打工淘金的經歷，當時也不要護照，幾個人湊成一夥就過境了，蘇聯人也眼開眼閉，正好來了一夥苦力，無所謂合法違法。淘金者回國後必要經過中國境內一個叫金山的地方，日本人在那裏設了檢查站和控製着許多妓院，十八裏崗子的地名反映了那裏曾有過妓院、商店和住傢聯成一片的繁華景象(後來被一場大火燒盡)，淘金者辛苦淘來的一點點沙金又被“野雞”很快淘去，最後落入日本人的腰包。1950年代老鄉們也出過一次國。黑竜江上遊森林着火，和蘇聯商量後，上級組織了一批人過江，在蘇聯坐上火車，繞道到現場，迅速撲滅了山火。可是在1960年代末期和1970年代，兩國關係惡化，中蘇邊境上根本沒有正常的交往，我們衹能在江邊和船上觀望蘇聯。
在我們的眼裏，蘇聯的公路交通，水上船舶，機械化程度都比我們發達。蘇聯沿江各兵營，居民點之間都有公路相連，夏天還有雙體流綫型客船在江上來回行駛。而我們這邊，黑竜江通航時，衹有兩衹客船在對開行駛，一大一小，大的叫“東方紅十七號”，燒煤和木頭，尾部上有一個象水車大轉輪似的推進裝置，小的是蠃旋漿推進的。客船一個航班是半個月，其不便可想而知。(據人講，現在實行經濟核算後，因客船虧本，黑竜江上的國營客運業務已停航，也無私人經營從漠河到黑河這一段的客輪航運事業。)中國沿江一些公社的所在地都無公路相通，夏天一下雨，林間砍出來的簡易道路連北京越野吉普車都不敢跑。就連從縣城到最近的火車站塔河的唯一一條正式公路也是坑坑窪窪，破舊不堪。有一年坐長途客車去火車站，車子一個顛簸(其實時速不過是六十來碼)，一聲巨響，原來是後排我邊上的一個女知青彈起來，腦袋把車廂頂上的三合板撞了個大窟窿，幸虧是鼕天，頭上戴的大棉帽起了保護作用。司機若無其事，照樣把車開得飛快，大概是司空見慣了。
當時蘇聯老百姓的生活，在我們的眼裏怎麽也不象中國報紙上宣傳的那樣“蘇修”已內外交睏，窮途沒落。黑河對過的海蘭泡又叫布拉戈申維剋晚上燈火通明。(來日本後從電視裏看到，現在那兒已成了俄羅斯遠東最大的中俄貿易交流的中心，中國的倒爺們在那裏大發其財。)對岸沿江的一兩個居民點的房子上都有電視天綫，夏天蘇聯女人穿的裙子(布拉吉)色彩非常漂亮，她們在江邊洗衣服時經常唱着歌，男人們則坐在屋前喝着什麽東西，一點也沒有貧窮的樣子。而我國這邊，連縣城也三天兩頭要停電點蠟燭和煤油燈。對我們知青的睏惑，老鄉們的解釋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但是中國自鄧小平搞改革開放後，邊境居民生活大有改善，連我呆過的那個生産隊裏也傢傢有了電視機。倒是對岸老大哥那邊老百姓日子過得不舒暢，一些俄羅斯漂亮姑娘不得不到中國東北來打工掙錢，讓一些中國人過了把當闊老的癮。這在當年是作夢也想不到的事。)
大概蘇聯當局衹陳兵百萬對付中國就夠了，大概中蘇兩國人民有着天然的友好感情，夏天我們坐船經過蘇聯村莊時，不僅看不到有背槍的蘇聯老百姓，那兒的男女老百姓都主動嚮我們揮手致意，一開始中國人大多反應冷淡，不敢主動招手，深怕引禍上身，落個有親修傾嚮、立場不穩的罪名。1971年林彪事件以後，邊境上形勢反而有所緩和。中蘇兩國的民間客貨輪在江中交會時，或者白天經過對方村莊時，都互相鳴笛致意。上級也告訴我們知青，要主動嚮對方民船和老百姓表示友好，對方先招手和鳴笛時，一定要回禮。
1970年代初中蘇兩國在意識形態和國傢利益上有過激烈的對抗和衝突，人民日報上甚至有鼓動蘇聯人民再搞一次十月革命的語句。但在兩國邊境上，利益和事件又驅使中蘇兩國要合作解决一些問題。我記憶中有一年倒開江，上遊的江水夾着冰塊奔騰而下，下遊江面還冰凍三尺，形成一道道屏障，江水便嚮沿江的村莊和田地漫延，兩國的房屋財産都受到巨大損失。中蘇兩國人員不得不在高層次進行商討，共同防止災害的擴大化。最後决定由蘇方派出直升飛機，放下蘇聯工兵，在江面的冰上安置炸藥，把冰屏障炸開，讓上遊下來的江水和冰塊通過。中國方面破例允許執行爆破任務的蘇聯直升飛機在江面作盤旋時，可進入中國沿江領空×公裏和在中國領土上緊急迫降。當時各生産隊都接到命令，發現執行爆破任務的蘇聯直升飛機進入我領空或者在我境內降落時，除馬上報告上級繼續監視外，不準采取任何不友好的行動。
四叛逃者和特務
文革期間，中國這邊有一些人夏天遊泳，劃小船渡過黑竜江，鼕天則直接從江上進入蘇聯境內，那時當然不會是為打工掙錢非法過境，所以中國當局稱他們為叛逃者。
叛逃者大致可分為以下幾類。
在國內受到政治迫害，走投無路跑過江去的一些黨政幹部和普通老百姓。這在文革初期較多。有些人過去就和蘇聯人有交往或有親戚血緣關係。其中有幾個人被蘇聯派回來後，馬上就投案自首，某人還得到“寬大處理”，再任某公社黨委副書記，大傢說他可能是假叛逃。
因經濟問題，男女問題受到審查，或其它刑事犯罪活動而逃入蘇聯。我生産隊裏有一個會計受到口頭審查的第二天，便遊泳跑到了對岸蘇聯兵營裏去了。林彪事件發生後，周恩來把林彪兒子搞的一份“五七一工程計劃”作為林彪一夥武裝政變的罪證發至全國進行批判，該計劃指責毛澤東(b-52)把國傢經濟搞亂，知識青年下放農村是變相失業，五七幹校是變相勞改。周批判林彪的“形左實右”，實際上是暗暗地開始糾正毛的文革的錯誤。毛澤東也批發了給李慶霖的信，不得不對下放農村的知青遭遇表示關心。各地開始追查迫害女知青，破壞上山下鄉運動的壞人。我所在生産大隊的黨支部書記的弟弟也因強姦過當地的一個弱智女孩、還調戲過上海女知青(不過是摸了幾下女知青胸部和屁股)，趕上了風頭，在全隊大會上由派出所長當場給他戴上手銬送到縣城判了八年徒刑。我隊上遊某公社的派出所長是有婦之夫，又把一女知青肚子搞大，還未查到他頭上，就帶着那個女知青從鼕天的江面上走過去了。
知青中也有跑過江去的。我縣某公社一個上海知青在叛逃前，為帶點見面禮給蘇聯人，學着小人書上八路軍武工隊打日本鬼子偽軍的方式，趁大傢出工下地之際，到民兵連的武器庫把十幾支自動步槍和衝鋒槍的槍拴全部卸下，被正好走進來的一個知青排長發現。這個叛逃者喪心病狂開槍把那個知青打死扔進屋內菜窖，自己則從容不迫地帶着一堆槍拴和二支衝鋒槍跑過了江，聲稱打死了一個中國共産黨幹部，為蘇聯立了大功。蘇聯軍人問他為什麽要到蘇聯來，他大言不慚地說：“你們的生活過的比我們好。聽說你們已經變成修正主義了，想吃什麽有什麽，想玩女人有女人。”還沒有等他明白過來，蘇軍已大怒，痛打了他一頓後，把他和蘇聯的一幫刑事罪犯關在一起，強迫從事重體力勞動。一年多後，中方向蘇聯要求送還另一刑事犯時，蘇聯人便把他蒙上眼塞進汽車在江面上送還給中國。回國後，等待着他的當然是死刑。槍斃前，他的臨終要求是喝牛奶吃蛋糕。
在叛逃者中肯定也會有幾個身分暴露了的蘇聯剋格勃(kgb)的長期潛伏特務。我所在的生産隊的原黨支部副書記兼生産大隊隊長可能就是因為被我們“高度警惕”的知青發現後纔不得不跑過江去的。
知青們站崗巡邏是為了防備蘇軍的突然襲擊，特務的潛入和內姦的外逃，在當時的局勢下，不可避免地會發現許多可疑現象。有時走着走着，在你附近幾米遠的地方會突然“砰”的一聲飛起一顆信號彈，對岸蘇軍的兵營和哨所裏也會同時升起幾顆不同顔色的信號彈。常常一晚上就能碰上好多回。最初知青們都很緊張，以為不是有特務便是蘇軍要有什麽行動。搞了幾次數十人的秘密的八面埋伏，一見包圍圈中有信號彈升起，馬上縮小包圍圈，企圖當場將與對岸聯繫的特務活捉，但每一次都是枉費心機，連點蛛絲馬跡也沒找到。雖然後來上級有通報，說在某村包圍的結果，發現在雪地上有一小塊火藥燒過的痕跡，據有關方面分析信號彈是自動引發的裝置，是“蘇修”用來幹擾我方軍民正常生活的手段，今後不必再勞民傷財搞埋伏了。儘管至今我還沒有搞明白這些個自動信號彈是如何被放置在我方境內的，但我相信這必是蘇聯人的傑作。
我們幾百號知青來到生産隊後，除了保衛邊疆外，更多的是要接受所謂的貧下中農的再教育，開荒種地，勞動生産。那年秋天，開荒時在林子裏挖出了一個鐵盒，裏面有幾十發用油紙包好的蘇製手槍子彈，馬上報告了隊裏和上級領導，包括那個和空軍司令吳法憲同姓同名的大隊長。上級當然要派人來“清理階級隊伍”，深挖“蘇修特務”。把隊裏幾個壞份子(給日本鬼子跑過腿，當過偽警察，土匪的人)批鬥一番，把所有可懷疑的人都查了一遍後，誰都不承認子彈是自己的東西，衹好不瞭瞭之。後來知青又在江邊柳毛叢裏發現有吃剩下的蘇聯面包時，更確信在我們生産隊裏有“蘇修潛伏特務”，晚上巡邏放哨時警惕性就更高了。我們發現身為大隊長的吳法憲雖然身先士卒，鼕天還經常住在江邊生産隊的打麥場附近的小窩棚內搭個鋪睡覺，看守場院上的麥子和黃豆，但有一兩次我們也躲進小窩棚取暖時，他卻不在，回來後又唬我們說是去外面方便了一下。零下幾十度，哪有人能在野地裏光着屁股蹲個一小時的？幾個知青開始對他産生了懷疑，但也沒對當地任何領導講。有一天深夜換崗時，上一班崗的女知青嚮下一班崗的男知青反映，剛纔發現吳大隊長鬼鬼祟祟地從江邊回來，手裏還拿着個桶，上去一詢問，大隊長說拿了點新麥子回傢做饅頭，女知青批評他偷生産隊的財産，他說我一會兒就送回去，便急衝衝地回傢了。男知青們問女知青翻過那個桶的麥子沒有，說不定他和蘇聯人剛接過頭，裏面藏着手槍和電臺呢。女知青說我們怎麽能搜貧下中農的身呢。商量後，三個男知青們便去江邊巡邏，順便檢查一下那個小窩棚；三個女知青則埋伏在大隊長傢周圍監視動靜。大約一個小時後，大隊長從傢裏出來了，馬上就發現有人在尾隨跟蹤他，不一會兒就把那三個女知青甩掉了。男女知青們匯合後，在村裏和江邊兜了兩圈，也沒見到大隊長蹤影，敲開大隊長的傢，他人也不在。等到聽見對岸蘇軍兵營裏有汽車動靜時，知青們纔醒悟到大隊長可能是拋下妻小跑過江去了。跑到江邊一看，果然有一行腳印直往對岸行去。天亮以後，對岸蘇聯兵營裏來了一架直升飛機，把吳大隊長接走了。大多數老鄉不相信吳大隊長是特務，認為知青小題大作，為一桶麥子把個人給嚇過江去了。當然也有老鄉說，吳大隊長常常是自告奮勇每年鼕天一個人晚上看守場院，有時無意中也講過蘇聯人的牛奶好喝，生活比咱們好，說不定給蘇聯人綁架過放回來或者自己早就經常偷越國境喝牛奶吃面包了，露出來的蛛絲馬跡還是有的，但誰也不敢揭發。知青們則後悔莫及，一個活生生的特務在自己眼皮下溜走了，衹怪自己太年輕，經驗不足，我們知青下鄉插隊時大多才十六、七歲。據一些跑過江後來由於種種原因又回到中國的人講，他們在蘇聯時曾經見到過我生産隊的那個吳法憲，他好像成了蘇聯剋格勃的官員，專門管理並審問抓來和逃過來的中國人。
叛逃者過江後，一些重大刑事犯罪分子和沒有利用價值的人常在幾個月甚至於幾年後被遣送回中國。我生産隊一個貧下中農的十五歲的小孩被他爹打了一下耳光，一賭氣就遊過江去了。傢裏找尋了一陣，沒見蹤影，還以為在森林裏迷路給熊瞎子吃掉了。想不到一個月後，蘇聯人主動在定期會晤把這小孩交還給中方人員，倒讓他父母大吃一驚。有些跑過去的人衹想政治避難，不願搞背叛祖國的活動，蘇聯人便把他們集中在某一集體農莊生活勞動，每月還給點零花錢。蘇聯情報機關還對一些中國叛逃者進行短期特務訓練，讓他們多次潛回中國收集情報，廣種薄收，同時也是對這些人進行考驗。
有年鼕天，公社接到下遊黑河縣公安局的電話，說我公社有個上海知青在途中生重病被送進黑河縣醫院，請火速派人來領回。公社領導大吃一驚，此知青早在一年前就辦妥手續回父親老傢浙江了，怎麽還會在黑竜江？經審問纔知道，他去年離開公社後根本就沒去浙江，而是悄悄地從江上跑到蘇聯去了，蘇聯人見他所持邊境居民身份證還在有效期內，便讓他去東北某市取份情報，他取完情報想再從黑河附近走過江回蘇聯時，晚上在旅館因發高燒昏迷不醒，被人送進醫院，並根據他身上居民證和我公社聯繫後纔真相大白。此人當時被判了十年刑。
1974年1月15日，蘇聯駐中國大使館兩名外交官，在北京與一個派遣回來的中國叛逃者接頭，從事與外交官身份不符的間諜情報活動時被中國方面當場抓獲，隨後又和其它三名來接應的蘇聯使館人員一起被驅逐出境。中國報刊上曾對此事有過詳細報導，甚至還有現場電影記錄。其實那是蘇聯情報官員對自己的能力過於自信，落入中國反間諜部門圈套的結果。
後來纔聽說，這個叫李洪樞的人於1967年在新疆叛逃，被蘇聯剋格勃多次派遣回中國，毫無失誤，深得蘇方信任。這次在中國東北大慶油田一個指定地點取到重要情報後，他想從我們下遊黑河縣附近的江上走回蘇聯，便買了從北安到黑河的第二天的客車票。其實中國公安人員早已跟蹤上他了，準備放長綫吊大魚，抓和他接頭的人，一舉破獲一個間諜網。第二天，推遲出發的客車裏坐的許多老百姓裝束的男男女女都是公安人員，沿途還有不少公安人員偽裝上下旅客，但他毫無察覺。到了黑河，公安人員發現根本不會有人和他接頭，，便把他暗中逮捕了。當時被蘇聯派回來取情報的人，都是到一個指定地點拿有人早就放好的情報，一般不和其它潛伏人員碰頭，這樣可避免長期隱蔽的間諜暴露。李被抓後便想戴罪立功，供認他有個電波發射器，曾被告知必要時可用它和蘇聯大使館直接聯繫。北京高層便策劃了讓蘇聯外交間諜出醜的計劃。當時世界上不少國傢都在驅逐蘇聯外交間諜，中國當然不甘落後。誰知這計劃差點兒因一個偶發事件而泡湯，黑竜江省的公安方面已把李洪樞和上月另外一個被抓住的派遣特務的消息通報到下面的縣級公安局去了，在這同時，我縣某公社的派出所所長又帶了一個上海女知青跑到蘇聯去了。北京方面幾次給我縣直接來電話追問那叛逃的所長是否知道這個通報，在確認那所長最近根本不可能聽到這個通報時，北京方面便放心地讓李洪樞和蘇聯駐中國大使館暗中聯絡，約定在北京近郊的一座橋下碰頭。
當時人民日報的報導說，從蘇聯大使館開出的一輛小汽車在一座橋上放下兩人便開走了，下來的倆人是套着中國老百姓棉襖的蘇聯外交官，他們在橋下見到李洪樞後，拍拍他的肩，用“阿麟”的愛稱叫喚他。交接完情報後，中國軍民馬上從四處冒出來。兩名蘇聯外交官在李洪樞的帶領下，企圖逃出包圍圈未逞，被當場抓獲。過了一會，那輛小汽車又開回來接人，也被中國方面截下來，人贓具在，鐵證如山，這五名蘇聯外交官被驅逐出境。人民日報當然不會講李已被捕過，這是個擺好的圈套，等着蘇聯人鑽。但從報紙上我們還是可以找到破綻，第一是報紙上講蘇聯使館的汽車從一出門就始終處在中國人的監視下。第二是透露了接頭地點四處都有電影攝像機監視。蘇聯外交官被李洪樞帶得四處亂逃的狼狽形像都被拍了下來，公佈於世，想賴也賴不掉。
蘇聯方面受此大辱，也咽不下這口氣，當然要尋機馬上報復。四天之後，1月19日，中國駐蘇聯大使館的一個關姓工作人員坐國際列車回國時，途中被蘇聯邊境衛生檢疫人員叫下車，和一批旅客呆在一個房間裏等待檢查，有名蘇聯女旅客硬塞給關一本畫報，邊上具有高度警惕性的蘇聯旅客便一擁而上，將關扭送到警察那裏。畫報裏據說有重要情報，於是關則作為從事間諜活動的外交官受到蘇方審訊，最後也被驅逐出境。
五、奔喪
1976年9月9日下午4時多，我從生産大隊的辦公室路過，衹見小宋慌慌張張地從裏面走出來，見到我的第一句話便是：“毛主席今天逝世了”。“聽誰說的？”，“剛纔我給公社衛生站打電話時，沒人接，衹有哀樂，把我嚇壞了，再一聽，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在播毛主席逝世的訃告，我聽了二遍了”。那時我們隊裏和公社聯繫靠的是一部不知道什麽年代造的手搖電話機，電話綫路是用普通鐵絲連接的，常和公社廣播站的廣播綫串音。
毛主席自1971年林彪外逃事件後，精神上受刺激太深，生了大病，這是我們早就從一個參加過陳毅追悼大會的老幹部那裏聽說過。1976年5月，自毛會見巴基斯坦總理布托後，中央下達文件宣佈毛主席今後不再接見外國客人時，我們就知道他身體確實是不行了。當時有個知青在北京外交部某官員傢看到一份美國的《時代周刊》，上面刊登的評論文章分析毛在四月三十日會見新西蘭總理馬爾登的照片和講話時，說毛患了帕金森綜合癥，兩腿行動不便，說話時流口水，吐語不清，連翻譯冀朝鑄都好幾次聽不明白，湊在毛的耳朵邊再三詢問，外國人預言毛活不過今年。那時候知青們還沒有公開說毛要死了的膽子，回來後，這件事衹在幾個好朋友中傳過。倒是貧下中農們心直口快，有一天看到雨後太陽周圍有兩道彩虹，聯想到在吉林的掉下的大隕石，唐山發生的大地震，嘴無遮攔地說：“這青紅兩劍是殺皇上的，那三國演義開頭便講天崩地裂，我看毛主席身體有危險。”現在，這一切預言都成了事實。
我們倆正說着，小邱也神色緊張地走了過來，他小聲地對我們講：“告訴你們一個消息，剛纔聽老毛子臺講，老人傢過去了。不知是真是假，你們千萬不要再傳給別人聽。這兩天公社派出所的小魏正在查我們知青傳謠言的事。”
1月8日，周總理逝世，鄧小平念完悼詞後就不再在公開場合上露面了，四·五清明節天安門反革命事件後，鄧被正式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報紙上對黨內那個死不改悔的走資派的不點名批判也轉為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公開政治運動。我所在的生産隊裏的知青都是從上海徐匯區康平路一帶來的，宋慶齡、毛澤東的前夫人賀子珍以及文革前華東局、上海市的黨政領導，各局主要幹部，一些愛國民主人士，高級知識分子和文藝界著名演員的住宅都集中在此地區。特別是1972年後，周恩來幾次陪同美國尼剋鬆總統、日本田中角榮首相等外國領導人到上海，親自開了幾串名單，點名要見一些老幹部和著名人士，雖然後來並沒有接見他們，但很多知青的父母和親戚卻得以從幹校、監獄回傢或者重新工作，生活和政治待遇都有了改善。因為父母們和北京及各地的老上級、老戰友、老部下、老朋友們都有聯繫，消息十分靈通，我隊的知青們受此影響，對政治開始感興趣，對中央內部的路綫鬥爭十分敏感，並互相傳播一些對後來稱之為“四人幫”的江青、張春橋不利的內幕消息。譬如周恩來故意把美國記者寫的《紅都女皇》呈遞給毛看，毛對江青嚮外國人透露毛當年追求自己的詳情大為憤怒，乃說出趕出政治局、從此分道揚鏢的氣話來。這些消息大多是擁護周恩來、鄧小平的老幹部們私下裏故意透露出來的國傢機密，雖說傳到我們這裏已有點添油加醋，但很多後來都被證實確有其事。毛對電影《創業》的批示，毛對鄧小平的評價等等，當時中央文件還沒有下達到縣團級時，我們知青就早已知道，弄的縣裏來的幹部也經常要從我們這裏先聽為快。那回縣組織部長在我隊蹲點，聽小白講北京十裏長街送總理遺體去八寶山火化的動人經歷，也和我們一起感動得熱淚盈眶，回縣城後把我們隊的知青的政治熱情大大誇奬了一番。至於陳毅夫人張茜編的《陳毅詩詞》油印本，廣東李一哲的大字報，偽造的“周總理遺囑”，天安門四·五事件詩詞在我隊都有傳抄。我們生産隊的知青作為全縣、全公社“政治謠言”的傳播中心出了名，運動一來，縣裏不得不裝模作樣命令公社派人到我隊來追查。公社派出所的小魏接到了一個想入黨的知青的密告，晚上在我們幾個傳播“政治謠言”的知青宿舍外面偷聽大傢的議論，白天乘我們下地幹活，溜進宿舍偷看我們的筆記本，把我們的言行搞的一清二楚，搜羅了不少罪證，於是便寫了報告準備如實上報，建議逮捕幾個知青。我們開始還蒙在鼓裏，一點都不知道大禍臨頭。幸虧公社派來的陶副書記和我們一樣對江青、張春橋也無好感，對中央發動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政治運動有抵觸情緒，他看到小魏的報告後，馬上威嚇小魏，“你吃了豹子膽了？要抓知青進巴籬子(監獄)？你不知道他們的父母是幾級幹部嗎？連省軍區的副司令前些日子視察縣邊防時，還特意讓邊防捎信和吃的東西給他們。我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知道知青傳播過什麽政治謠言。你要真敢把這報告遞上去，咱們倆的關係也算完了。到時候你自己吃不了兜着走吧。”在陶副書記的暗中保護和警告下，我們在政治學習時，公開議論也變得收斂了，並註意防備知青內部的告密者。
哪知道說曹操曹操到，就在我們三人議論毛死後天下會大亂時，小魏象是從地底下鑽出來似的，忽然在我們後面發話，“出什麽事了，你們那樣緊張。”我們定了定神，告訴他聽到中央臺廣播毛主席逝世了。他大吃一驚，趕緊說要去通知陶副書記，佈置追悼大會。我們提醒他，不要忘記把小學校廣場上的國旗降一半表示哀悼之意。周總理逝世時，我們知青要大隊的程書記降半旗，程書記說打開國以來，咱們從來就沒有降過半旗，還把我們訓一頓，“這國旗是你們隨便可以降下來的嗎，對過老毛子還以為我們要投降呢。”我們知青衹好自發地在食堂裏進行追悼，把報紙上的周總理遺相剪下放在鏡框裏一直挂到毛逝世那天。
9日晚上，生産隊召開了全體社員大會。知青們當時擔心的是毛死後中國會不會打仗，自己還能不能調回上海。1972年以後，周恩來開始落實政策，知青們各顯神通，陸續以各種方式返城和走後門調走，我隊花名册上的二百個知青衹剩下幾十個人馬了。但1976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妖風時，報紙上又不停地刊登各地知青上山下鄉大會給毛主席的致敬信，返城又要變成泡影。老鄉們和知青不同，他們對周恩來的死無動於衷，對毛澤東的死則哭的死去活來，好像天真的要塌下來了。我對站在身邊的賀南南說，“我已經决定去北京參加追悼活動，明天大早船下來時便出發。方大竜和宋一平也正好要去北京。中央說11日到17日在大會堂瞻仰主席遺容，18日在天安門開追悼大會。周總理骨灰撒掉了，毛主席遺體大概也要火化。你也和我們一起去看看吧。這種大事將來是再也看不到了。”賀的父親是個抗戰前參加地下黨的知識分子幹部，據說在延安中央警衛團裏當過毛主席的小秘書，文革前在廣東省委委員、宣傳部副部長任內病逝。賀南南的上層關係很多，她帶到黑竜江來的一條黃軍毯便是擔任過內務部長的曾山送給她父母的結婚禮物。我想在北京到人民大會堂裏瞻仰主席遺容，肯定少不了她的幫忙。賀想了想，點頭表示同意。
10日夜裏十點，我們坐了十二小時的船，到達縣城，在縣郵電局的一個朋友宿舍裏大傢聊了整整一個晚上。從郵電局的朋友那裏知道中央現在嚴格控製各地人員進京，賀南南便給前幾天去了哈爾濱的袁燕妮拍了個電報。袁燕妮已辦妥了回上海的手續，準備住在她爸爸的老戰友--省軍區曹司令的傢玩上半個月，聽說省軍區新上任的王副司令派邊防捎信來，讓賀有空趕快去哈爾濱見他，袁臨行前給賀南南留下了一個住址和司令夫人的名字。王副司令的信裏沒有電話號碼，他的通訊地址是哈爾濱××信箱，那時冠以××信箱的大多是軍事保密單位，不會接收民用電報。無可奈何，賀衹好嚮袁燕妮留下的臨時住址拍了下列內容的電文，“哈爾濱xx路××號××轉袁燕妮，我和王、宋、方四人坐12日晚×次到哈，望接。代買13日赴京車票，告王副。”心想有了省軍區正副司令這雙重保險，去北京的車票應該絶對沒問題。
11日早上六點半，我們坐上當天唯一一班開往塔河火車站的客車出發。誰知客車開出不到五百米，便在縣公安局門口被人攔住了。車門打開後，二個帶手槍的警察在外面站着，一個幹部模樣的人走上車來，大聲喊着：“這車裏有沒有去北京的察哈彥青年？”。車廂裏的空氣頓時緊張起來，以為要抓人了。坐在後排的我們四人不得不站立起來，色厲內荏地回答，“我們就是，找我們有什麽事？”。那幹部語氣頓時緩和下來，“你們昨晚住哪裏了，讓我們好找。我是縣委辦公室主任。請你們馬上跟我下車。你們知不知道中央有文件，要大傢堅守崗位，不要都到北京參加毛主席的悼念活動。你們的汽車票縣委給退，來回的船票錢縣裏給報銷。”一聽是這事，我們異口同聲回答，“我們是回上海，請過假了，這事縣委管不着。”那幹部也不強迫我們回隊，下車時關心地對我們說：“現在火車很擠，你們如果要到北京去，恐怕連火車票也買不到。”我們馬上得意洋洋地回他一句，“這事就不用您操心了。”他瞪了我們一眼，泱泱不樂地下了車。(十月，我回隊後，有人問我，你們四人到北京去是否在縣城裏被警察關起來過？這纔知道，我們的奔喪活動曾在縣裏引起一場軒然大波。毛死後，整個邊境地區進入一級戰備戒嚴狀態，據說是為了防備蘇聯搞突然襲擊。縣委聽說有幾個察哈彥的上海知青坐船來縣城要去北京奔喪，馬上下令要勸阻我們的無組織行動，誰知查詢了縣城所有的旅館和招待所的旅客住宿名單，都沒有發現我們的行蹤。幸好縣委辦公室主任靈機一動，起了個大早，讓縣公安局的警察攔住了客車，纔算找到了我們。而我們不聽勸告的舉動被同車的旅客傳播開來，變成了一個故事。據稱縣委接到報告有四個上海知青要叛國投修，派出公安人員在全縣各路口和旅店到處搜查，終於在開往塔河的客車上發現了這四個人，打起來後，知青挺厲害，把警察也給打傷了，結果抓住審訊後纔知道搞誤會了。)
12日晚十一時許，晚點的列車到達哈爾濱站，還沒等我們開口問車票的事，在站臺上接我們的袁燕妮便告訴賀南南，“你的電報闖禍了。司令發火了，去北京的火車票買不成了。”原來司令夫人接到門口警衛遞上的電報，馬上把袁燕妮找來，狠狠地訓了她一頓，“你還有沒有革命警惕性？誰讓你把我們傢的地址告訴別人。這周圍的人原先誰都不知道這裏住的是誰，那個送電報的人騎個摩托車在門口一叫我的名字，還有什麽密可保。要是讓壞人知道，派人來暗殺你曹伯伯怎麽辦。現在階級鬥爭那麽復雜，毛主席逝世了，我們傢附近住的那個老右派，高興得喝酒包餃子，派出所已經把他關起來了。”眼看托司令買票要落空，袁衹好按電報要求詢問王副司令的電話號碼，×阿姨更是大發雷霆，“你還有完沒完，我知道也不會告訴你。王副司令為什麽自己不告訴他們，不也是要對外保密麽。他們既然認識王副司令，就告訴他們去××路省軍區大門口找，那是原先哈軍工的地方，不保密，一問誰都知道。還有，晚上你自己要回來，給門口警衛班挂電話，讓他們派車去接你。但不準你把亂七八糟的朋友帶到這裏來住，我們傢不是你們縣城的大馬車店。你願意和他們在外面住也行。”
出站後去售票處一看，裏面人山人海，三天內經過北京的車票早已售完，買三天後的車票還要單位證明，等退票看來也無希望。夜深了，公共汽車早已停開，那年代也無出租車可叫，賀南南和袁燕妮衹好步行去××路省軍區直接找王副司令，聽人說，衹有半個小時的路。我們則在車站廣場前等待。過了有二個半小時左右，正在我們等得心急火燎，不耐煩時，一輛小汽車在我們面前停下，車門打開，跳下一個年輕英俊的軍人嚮我們走來，再一看，賀南南坐在車裏得意地招手讓我們快上車。
上車後纔知道，賀南南她們走錯了路，好在毛主席逝世，街上到處有解放軍和民兵站崗巡邏，一路上也不害怕，後來她們走到省新造的電視臺門口，嚮人打聽路時，看到兩個女孩深更半夜要找省軍區副司令，當兵的起了懷疑，把她們請進警衛室，來了個穿便衣的幹部，嚴肅地要她們出示身份證明，還問她們和王副司令是什麽關係。賀說從沒見過王副司令，但他是我爸爸的老戰友。看到賀拿出了王副司令的親筆信後，那幹部頓時熱情起來，說你們挺幸運，撞到我手下來了，我是省公安廳負責保衛電視臺的內勤，我可以通過特殊綫路，幫你們找人。他在五分鐘內把電話接到了王副司令的臥室。王副司令剛要睡覺，聽說老戰友的女兒賀南南和幾個朋友還在大街上流浪，馬上派警衛員開上那輛蘇製吉斯專用車來到了電視臺。先把袁燕妮送回曹司令傢，又來接我們去省軍區招待所住宿。
等到把我們一切安排妥當，警衛員小李便把下榻在二樓的王副司令叫醒。王副司令倒是一點也沒有架子，他詢問了我們在邊境插隊的情況，看我們對政治那麽感興趣，便善意地勸導我們，他的有些含義深刻的話令我至今回味不己。“國傢的政治本來不應該需要人人都來關心。工人做工，農民種地，學生念書，解放軍保衛邊疆，大傢搞好自己的本職工作，纔會安定團结。大傢都不務正業，來關心政治，結果衹會亂七八糟。你們年輕人還是要多學點東西，爭取被推薦上大學，將來纔會對國傢有點貢獻。中央的方針如果還要像你們這樣的小娃娃來擔心，那不是出問題了嗎？你們應該相信黨中央，相信我們這些黨的老幹部。”他讓小李把招待所負責管車票的幹部馬上找來，當面囑咐那人一定要買到這兩天去北京的火車票。還沒從夢中清醒過來的那個幹部盯着宋一平衣服上的破口子直發呆，怎麽也弄不明白王副司令為什麽在凌晨三點會為這幾個滿身土氣的知青興師動衆，把整個軍區招待所服務人員鬧的不得安寧。
15日清晨，經過兩晚一個白天，我們終於到達北京。當時因唐山地震，山海關至天津一段綫路不通，火車從赤峰、承德繞道行駛。車廂裏擠得水泄不通，上厠所都要從人頭上跨過去，快趕上紅衛兵大串聯那陣了。我們男孩子晚上纍極了，便輪着睡在椅子底下，早上起來身上潮呼呼的，大概是坐在過道上那大嫂懷裏吃奶孩子撒的尿吧。車上的老百姓似乎有他們自己的生活樂趣，提着大包小包的行李，上上下下，並不像我們那樣因為領袖的逝世而對中國的前途有所擔憂。也有人發牢騷，說去年萬裏當鐵道部長搞整頓時，火車通行萬裏，秩序也挺好，今年一批鄧，這火車又不正點了，還亂七八糟，連開水也沒有了。
到了北京，賀南南便到景山後街王副司令北京的傢裏住宿，我們各人到自己的親友傢安排好行李後，下午便到那兒集中，王副司令關照兒子想法開後門讓我們去人民大會堂瞻仰主席遺體。賀從書房裏拿出一大堆大參考讓我們看，看到有些外國評論員認為江青可能會接任中共中央主席一職，大傢紛紛表示不可能。記得在隊裏時，我講起住在我傢附近湖南路上的毛主席前夫人賀子珍很孤獨，一年到頭呆在屋裏，也很少有人來看她，形同軟禁。賀告訴我，她聽一個紅軍女幹部講過，毛主席對自己和賀離婚和江青結婚也有後悔之意。延安時期，那個女幹部的丈夫和一個大城市來的女學生好上了要和她離婚，女幹部不依不饒，到主席那兒告狀，要求處份丈夫的受資産階級思想影響的錯誤，毛聽任她哭泣一番後，好半天才吐出下面一番話，“我不是也犯了同樣的錯誤嗎？你讓我怎麽處份他呢？”。女紅軍楞了一下，轉身邊走，痛快地離了婚，從此再也沒嫁人，衹領養了幾個烈士子弟在傢。當時中央許多領導都反對毛主席和江青結婚，為此政治局在周恩來主持下作出决議，江青作為主席的生活秘書，不能在公開場合用主席夫人的名義從事政治活動。(在我的記憶中，江青第一次以主席夫人名義在報紙上出現是文革前1965年主席接見從美國歸來的前國民黨代總統李宗仁的時候。文革開始後，江青一直代表毛主席，支持造反派，打倒了不少老幹部。1974年以後，她似乎不太在公開場合代表毛主席嚮大傢問好了，據說毛主席已不和她住一起了。)賀把女紅軍的故事講過後，方大竜也說，他聽文藝界的人講，江青過去和上海的一些演員關係很好，前兩年，有個曾和江青一起想投奔延安的著名的男演員一直沒有得到解放，別人要他交代在新疆的叛變問題，他始終不認罪，逼極了，便大叫“江青同志瞭解我”，弄得當時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徐景賢衹好托人傳話給他，江青同志很關心你的問題，答應衹要你不再把自己的問題和她聯在一起，端正態度，馬上放你回傢。
晚上，我們又應宋一平在北京住所的主人郵電部副部長李xx的邀請，到那裏去吃飯。宋一平的父親是個老勞動模範，那年當工宣隊時保護了落難的老幹部李xx。四屆人大後，李xx當上了副部長，不忘當年的救命恩人，問宋一平父親有什麽事需要幫忙，老工人要求不高，說我兒子二十多了，還在農村插隊，這樣下去連媳婦都找不到，你能否給開個後門，調回上海咱不想，在當地給他安排個工作就行。這次宋來北京就是準備談工作的事的。李副部長聽說宋還有幾個插隊的朋友一起來京悼念毛主席，便讓我們一起去談談。李副部長深情地回憶延安時期在主席身邊工作的情景，他說，那年延安大整風抓知識分子出身的國民黨特務，我們搞電臺通訊的人員差不多個個都受到審查，搞得大傢情緒很不穩定，最後沒辦法，衹好托我們的王諍部長嚮主席反映情況，他過去是國民黨軍官，但參加紅軍後一直受主席信任。主席知道後，便在春節時到我們工作地點來拜年，把我們都解放了。
在這非常時期的北京，充滿着悲傷、不滿、緊張、恐怖的氣氛。人們對領袖毛澤東的去世，心情自然是悲傷的，但對挂着主席夫人頭銜江青和她的政治夥伴張春橋則心存不滿，因為國傢今後前途未可預知，大傢都有些緊張。當時四．五事件的餘波未盡，加上毛的去世，衹要你在公開場合中發表些不合時宜的言論，就會被人匯報上去，當作現行反革命被追查。某部有個人在學習會上散布內部新聞，中央决定保存毛主席遺體，已把毛主席遺體中的心肝肺都挖了出來，因為越南的鬍志明遺體比蘇聯的列寧遺體要保存的好，還請了越南專傢來幫忙。那知道被人反映上去，變成污衊毛主席沒有心肝，公安局馬上派警察來把他拷走了。我們在景山後街王副司令傢那個小四合院裏聊天的當天晚上，就有戶籍警上門調查白天是否有人來此聚會過，說如果有外地來客住這裏，你們傢也應該和普通居民一樣申報臨時戶口等等。王副司令的兒子說，直打他們傢搬到這兒，居委會和派出所的人都沒有上門查過戶口，這會兒政治形勢一緊張，準是隔壁院子裏那個居委會老太太聽見你們在說什麽事告的狀。當時人們互相告誡，說話要小心，提防有人打你小報告，在緊張之外又增添了幾分恐怖感。我們在方大竜親戚傢看他表哥抄的四．五清明天安門詩詞時，那個靠買冰棍為生的老奶奶馬上端個小凳子坐到廂房前的院子裏，看到有人進出，便大聲喊叫：“大媽，您上街道開會啊。小五子他爹，今個下班咋那麽早啊？”。提醒我們在屋裏說話的人把聲音放小點。老奶奶解嘲地說：“快解放那年，大竜他表姑和一幫學生到這裏來開會，我坐在大門口給她們放哨，提防國民黨警察和便衣特務就行了。現在無産階級專政真厲害，連幾十年的老街坊鄰居都要提防”。
當然私下直言不諱的人還是有的。當時在北京遇到的一些在文革初期挨整，後來被周恩來、鄧小平解放重用的老知識分子和老幹部，都認為毛主席死後，中國局勢肯定會朝着周恩來提出的四個現代化方向發展，不得人心的江青等人失去了支持，肯定會下臺。有個老教授對我說，“我就不相信那些老幹部會違背民心，聽任江青再鬍作非為。張愛萍(中國核武器發展的主要負責人，後任國防部部長)去年復出後，就講過文化大革命好，好個屁，好得我兩條腿變成了三條腿，多了根拐棍。”嚇得他老伴直埋怨他苦還沒受夠。
我們到北京來奔喪的目的之一，是想到人民大會堂瞻仰毛主席的遺體。我們知道，毛和中央一些領導早在五十年代就在一份倡議書上簽過名，表示死後要火化，周恩來帶頭把骨灰都撒了，中央大概不會違背毛主席意願，讓他睡水晶棺材吧。來到北京後，離17日嚮遺體告別儀式結束衹有三個白天了。王副司令的兒子倒是挺有辦法的，16日兩次在中央機關爭取到了兩個臨時名額，但打電話回來，因賀南南不在傢，衹好又讓給別人。兩個女孩事後知道錯過了這樣一個難得的機會，後悔得大哭了一場。18日，北京百萬人在天安門廣場舉行追悼大會，我們五人則在李副部長傢站着收看實況，當時他傢的21寸進口大彩電在普通老百姓傢是沒有的。中央的大多數領導人都站在天安門城樓上。江青穿一套黑色的喪服，還是挺會打扮自己的。年初中央一號紅頭文件說有病離職的軍委副主席葉劍英也精神抖擻地出席了。看到華國鋒用手指沾着口水翻悼詞時(晚上電視臺再放的實況錄像已把這個有損領袖形像的鏡頭刪去)，大傢互相看了一下，誰也沒吱聲又低下了頭。說句老實話，他雖然是黨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國務院總理，但大傢明白他顯然是作為老幹部和江青兩派中間的折衷人物被毛主席臨終前推薦指定的，並不是理想的接班人。自林彪事件以後，毛主席洞察一切的神話已經消失，毛開創了新中國，固然是偉大，但他也有糊塗的時候，把林彪、王洪文作為接班人培養明顯是個錯誤，臨終前還支持江青、張春橋他們搞不得人心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當時我們認為這是毛主席不能容忍周恩來、鄧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舉動。毛在1970年對來訪的美國記者斯諾說，他一生辦了兩件大事，一是把蔣介石趕到一個小島上去了，一是搞了文化大革命。但兩者都沒有辦完。聽到華國鋒講要繼承毛主席遺志，繼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時，我們暗暗地想，這樣的政策還能持續多久。在我接觸到的那些老幹部、老教授和普通的市民中，似乎誰都認為，毛主席死後，鄧小平再次復出的希望並不渺茫。
19日，我們五人在天安門廣場合影，背景裏有偉大領袖毛主席永垂不朽的橫幅標語。28日，因國慶到來，北京遵循往年慣例，要趕外地來人回原地，五人也就此分手。袁、方倆人回上海，宋一平則由李副部長的夫人陪着上哈爾濱省郵電總局落實到我縣漠河郵電所工作的事。衹有賀南南還沒下决心開後門調走，便和我一起回黑竜江生産隊。回去的路上，火車經過了被大地震摧毀成一片廢墟的唐山，那種慘景讓人看了終生難忘。火車進入大興安嶺後，這裏已經下過雪了。有位外國詩人說過，“鼕天已經來了，春天還會遠嗎。”通過這次奔喪，我感到了民心所嚮，看到了國傢的前途希望的曙光。
10月15日以後，除了美英日蘇的電臺廣播了江青等四人幫被抓的消息外，北京的朋友們的報喜信件和各種內幕報導也紛至沓來。他們告訴我們，你們的插隊生活就要結束了，中央馬上就會着手解决全國的知青問題。10月22日，北京百萬人在天安門廣場集會遊行，歡慶粉碎四人幫的勝利。又過了幾天，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放了貝多芬的第五命運交響麯。作為一個普通的知青，我親身感受到了這場歷史巨變的發生，我和人民一起經歷了喜怒哀樂，我相信人民的力量是偉大的，這就是國傢的命運，任何想阻擋歷史潮流前進的人必將被釘在恥辱柱上。我再看到江青在電視上公開露面時，她已經是作為犯人受審了。
六面對死神(上)
受當時政治宣傳的影響，來黑竜江邊境農村插隊的知識青年有不少是自願報名的，他們渴望在邊境的艱苦鍛煉和血汗洗禮中，讓自己也成為和父輩那樣的英雄人物。哪裏的活最艱苦，哪裏的任務最危險，他們就自告奮勇地衝在前面，他們的許多人逐漸取代了當地老鄉，成為生産勞動和保衛邊疆的最有生氣的主力軍。當地的領導也樂意把最艱苦的任務譬如修路，蓋橋，建水庫等等交給知青去完成，而死神就在此時嚮知青們悄悄地走來。知青們不僅在黑竜江省留下了豐碩的勞動果實，有時在那裏也會留下鮮血甚至生命。就拿1970年在呼中的原始森林裏修那條戰備公路來講，就有三四個十七八歲的知青被炸山飛來的石頭打得腦袋開花，被砍倒的大樹壓得血肉模糊，長眠在林中。當時大傢衹想趕進度，比速度，也不重視安全保護，加之一切合理的規章制度都被打破，上級衹是給各個生産隊派任務，就是崩山炸石頭這種人命關天的活也是聽任各隊自行其事，整個工地現場缺乏統籌管理，險象橫生。點火之後，大傢就數炮的響聲來判定是否有啞炮，如果這時其他生産隊人員也在崩山的話，爆炸聲此起彼伏，就有可能數錯。你認為自己隊的炮全響過了，其實還有沒響過的炮，等你一走進工作現場，最後一炮剛好炸響，大小石頭如雨點般似地撲天蓋地飛來，你又忘記戴好安全帽，那就慘了，輕者傷筋斷骨，重者一命嗚呼。有時其他生産隊崩山的石頭也會飛到我們躲避的安全地帶，這可謂是飛來橫禍。我隊有位知青，從小彈的一手好鋼琴，文革前在市裏的少年鋼琴比賽中還得過名次，剛去修路工地第三天，就被一顆飛來的小石子打斷了左手的小指和無名指，1973年落實知青政策時雖說是以此傷較早地病退回到上海，但再也無法重續他成名成傢的舊夢。
現在的年輕人來到國外，雖然也有各種非正常傷亡，車禍，疾病，自殺等等，但那時有些知青的非正常傷亡有時更帶有一種英雄主義和悲劇的成份。
還在1969年的時候，上海的報紙上就宣傳過一個在黑竜江插隊的叫金訓華的上海知青，他原是上海中學紅衛兵代表大會的委員，本來可以留在上海工礦，自己卻主動報名去邊疆，號稱“一生交給黨安排”，結果在黑竜江倒開江發大水的時候，為了撈回隊裏幾根漂走的圓木，跳下水去而被白白淹死。這種現在看來毫無價值的犧牲，當時卻被當局大肆渲染成為一種英雄行為，要大傢學習。那個時代在黑竜江鍛煉過的許多知青，在潛意識中或許確實存在著一種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先人後己，不怕苦，不怕死，一旦有需要，犧牲生命也在所不惜。我們公社有一個知青，有年鼕天和大傢坐卡車去林區伐木，卡車翻到路邊，把他摔昏了，他醒來的第一句話便是“同志們怎麽樣了”，和報紙電影中英雄的口氣如出一輒，周圍的人調侃他，“怎麽樣了？還是喝苞米碴子粥”，把他弄得好尷尬。其實他不一定是裝的，現在的人很難理解這點。我隊有位知青回滬頂替父親，在遠洋輪上當了海員，八十年代有次在海上，機艙裏兩次發生火事，他勇敢地衝入火中，關掉了閥門，雖說受了燒傷，卻為撲滅火事立了大功。誰知回來後，有位局領導在找他談話時，不懷好意地問他，人都是自私的，為什麽別人不敢衝上去，衹有你不怕死，你有沒有什麽個人動機。因為一時找不到火事的發生原因，他竟被懷疑了好長時間，直到三個月後部裏的調查組下來排除了他縱火的可能性，搞清了事故真相，他纔被恢復了原來的二管輪的職務，得到通報表揚。
在我八年的插隊生活中，兩個熟悉的朋友在死神的微笑面前那種從容不迫的神態在我心中留下了難以忘懷的印象。
1971年底，我去金山大隊玩，那裏有不少從幼兒園，小學，中學就已經熟悉的朋友們，其中就有許元，在傢是老五，父母和大傢都管他叫小五子，時間長了大名倒沒人叫了。小五子的父親原是山西五臺山一帶的小石匠，十五歲時和二哥一齊給地主幹活時，一隊紅軍路過他們村，宣傳員們說，日本鬼子占領了東北，窮苦的弟兄們，趕快參加紅軍吧，紅軍是要打日本鬼子的，是幫窮人打天下的隊伍，趕走日本鬼子，打下天下，你們大傢就有田耕，有飯吃，還可以到城裏去做官。二哥一聽，想想與其天天給人幹活還吃不飽飯，不如去當兵闖一闖，反正傢裏有大哥孝敬老娘。於是便扔下手裏的工具，帶著弟弟隨着村裏的幾個青年加入了紅軍，後來又變成了八路軍。小五子爸爸參軍時年紀小，個子也不高，在部隊裏當了個小號兵，還沒打幾仗，二哥便被打死了，他大腿上也吃了顆日本子彈，還生了一身癩皮瘡，送進部隊醫院。院長看他長得聰明伶俐，便把他留下當了勤務員，於是小五子爸爸便一直在部隊醫院工作，和院裏的女護士結了婚。後來轉到華東野戰軍，是華野第一支坦剋部隊醫院的創始人之一。1949年進了上海後，在衛生局當了副局長，有一年回山西老傢給老娘掃墓時，纔知道村裏出來跟着共産黨打天下的二十來個人，衹有他是唯一的幸存者，還當上了官，其餘人都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戰死了。不禁感慨萬分，老拿這事教育我們這些小孩不要忘本，還把四個兒子都送去當了兵。
1969年中蘇邊境武裝衝突爆發，小五子中學畢業面臨上山下鄉，小五子媽想讓小五子留在上海，還在五七幹校等待“解放”的他爸卻說，怕什麽，小五子就是和蘇聯人打仗打死，咱們還有四個兒子呢。於是他找到學校革委會的領導，要求讓小五子去邊疆最前綫去插隊。我們開玩笑說，小五子是被他父親分配到呼瑪來的。他大哥在哈軍工畢業後去了海軍工作，71年秋天寄來一首水調歌頭詞，“清光一萬裏，雲港蔽星舟。閱盡秋色，燈火圈圓唯神州。列寧故土淪陷，紅河子孫離散，問君知幾秋？倍思手足親，何己醉溫柔？濤聲息，風行疾，披瑩霜，躍步飛升，欲攀天纜操天舟，登峰槍挑紙虎，下海纓縛叛蝤，佳節共環球。有血便無淚，斷頭不低頭”。小五子也回了幾首詩，我還記得其中好幾句，“遠瞻蘆蕩軍，白發欺黃忠，更兼兄弟輩，縱橫皆英雄。依呀黃口兒，猶唱紅燈頌。隨徵已三載，帳前無寸功。未繼登山止，得展壁輝宏。吾亦將門子，何獨怯青峰。千文能奮筆，點謀不存胸。白食千傢米，赭顔顧江東，思絶衝冠起，提酒掩倥惚”。但是中蘇邊境儘管緊張，在我們知青去後，並沒有發生過大規模的武裝衝突，小五子那種“炮火起處獻忠魂”的豪言壯語衹能變成“改觀改魂清己垢”的實際行動，在生産勞動中表現得十分積極，幹活從不肯落在別人後面。有次當地的老鄉對我們一部份知青和他們拿一樣多的工分不滿，提出要比賽割黃豆，看誰割得快。個子矮小的小五子作為男女知青的代表之一，和老鄉中活幹得最好，工分拿得最高的兩個男青年比。割黃豆其實沒有多大技巧，就是看誰有耐力，少直腰就能割得快。開始一小時他和老鄉不相上下，一直衝在割豆隊伍的最前面，因為一條壟有五六裏地長，老鄉也忍受不了彎腰的苦，不時直腰喘口氣，小五子不小心把手指割了個口子，鮮血直流，他毫不吭聲，和幾名男女知青幾乎是一口氣割到頭，又回來接應大傢。老鄉們不服氣，檢查質量時，纔發現小五子割的那條壟上的血有一裏多長，從此對知青幹活口服心服。
12月26日，是毛澤東的生日，晚上我和大傢吃了麵條，又在小五子他們宿舍裏聊天。因為來插隊的知青人數要比當地老鄉還要多，所以蓋了幾排象兵營那樣的長房子，一排房子裏又有好幾個大房間，門是分別開的。小五子住的那間屋裏有三十來個人，分上下鋪睡，隔壁便是民兵連連部。晚上九點多鐘，小五子打著赤膊，衹穿一條短褲，站在屋子中間的用空汽油桶做的大鐵爐前擦身，一面吹口哨，吹口哨是他的絶招，他能把芭蕾舞紅色娘子軍的全麯從頭到尾吹出來。忽然隔壁連部裏“砰”的一聲槍響，這邊小五子也撲通一聲倒了下去，我們還在發愣，衹見小五子用手捂著肚子，鮮血從他手指縫裏不停地淌出，“我中彈了，快拿個碗給我”，他輕聲地喊著。有人趕快遞上了一個搪瓷碗，小五子著急地搖了搖頭，“不行，這容易感染，我的腸子流出來了，要瓷碗”。大傢趕緊手忙腳亂地把他扶上鋪。這時屋門也被人拉開了，有個當地青年探進頭來看了看，然後又縮了回去，驚慌地喊叫，“李金鎖，你槍走火把青年給打死了”。屋子裏的知青馬上反應過來，好多人衝出屋去抓那個肇事者。我守在小五子身邊，幫著他用碗堵住肚子上的傷口，屋外傳來了幾十個知青的咆哮聲，“李金鎖，你跑到哪裏去了，你跑得了今天，跑不了明天”，看來他們是沒有抓到那個肇事的當地民兵排長。小五子張開眼睛，若無其事地對我笑了笑，輕聲地說，“衹要血止住了，我就沒事，我爸告訴我的。你讓他們別揍金鎖，他肯定是無意的，他平時對咱們知青挺好的”。小五子的臉越來越白，不一會就失去了知覺。隊裏的赤腳醫生來了，給他作了包紮和止血措施，打了強心針，但無濟於事，晚上十一時左右，小五子終於因流血過多而停止了呼吸，離他二十歲生日還差五天。知青們如同受了傷的野獸，一傢一戶地敲門瘋狂地找尋李金鎖，悲憤的喊叫如雷聲在村子上空滾來滾去，李金鎖的父母站在傢門口，不停地嚮我們知青彎腰鞠躬賠禮道歉，老鄉們用驚慌的目光望著我們，誰都否認知道李金鎖的下落。十二時，公社黨委，武裝部，派出所，醫院的人也坐北京吉普從江上趕來了。這時在生産隊領導和當地老鄉的保護下，李金鎖的父母把已經五花大綁起來的兒子交了出來。派出所的警察給跪著的李金鎖戴上手拷，並保護他免受憤怒的知青的痛打。經武裝部的人勘察現場後，我們纔知道，李金鎖擦槍忘了把剛纔巡邏時上膛的子彈退出，所以一扣扳機，子彈穿過泥墻，打在宿舍梁上的木頭硬結上，又反彈到小五子肚子上，造成了小五子的死亡。
小五子的遺體放在一間空房子裏，八天後，等他媽從上海趕來後，纔下葬在金山大隊附近嚮陽的坡上。小五子媽過去在部隊醫院給不少傷員送過葬，這次面對最疼愛的小兒子的死，表現得非常堅強，沒有哭出聲來。縣委書記問她有什麽要求，她說人死了也不能復活，現在李金鎖還被關在縣拘留所裏，請領導把他放了，也不要給他什麽處份，他們傢就這麽一個勞動力。李金鎖回隊後，接過別人轉交的小五子媽送的毛主席語錄和毛選，感動得泣不成聲，馬上到小五子的墓前連連磕頭。開始幾年，還經常去掃墓，後來知青陸續少了，他也不太去了，好像根本沒發生這回事。1978年夏天，我回黑竜江參加大學考試時，臨行前，小五子的媽媽找到了我，她傷心地對我說，“你們這些好朋友現在都要回來了，就剩我傢小五子一個人留在那裏，你考上大學離開呼瑪時，不要忘記去小五子那裏告個別，托人經常去看看他，我傢小五子是喜歡熱鬧的，他最耐不得寂寞”。我想起小五子臨死前那平靜安祥的神態，淚水不禁奪眶而出。
七面對死神(下)
誰知道，在我和生産隊其他五個知青坐海輪去大連改乘火車回呼瑪時，又經歷了一件悲劇。
我們六人，五男一女，都是準備回黑竜江參加大學高考的，其中最有希望的當屬舒民安，大傢都叫他阿安。他生在美國，兩歲時隨父母歸國，是文革前上海最好的重點----上海中學的六八屆高中生，還當過中學裏的團支部副書記。
拿現在人的眼光來看，阿安算是連馬屁都不會拍的正人君子，疾惡如仇，一本正經到了迂腐的程度。可就是這一特點，1975年鼕天他被大傢選舉當了大隊生産委員，帶著一夥老鄉和知青去幫十八站林場倒大木(伐木)，這是我們那裏一年中最重要的副業。因為當時國營林場效率不高和機械化水平落後，每年鼕天都要找各個生産隊的農民來幫忙完成國傢計劃任務。倒大木來錢不光要靠大傢伐的木頭立方米多，還要靠送禮打通林場上上下下的關係，譬如你把林場的頭頭給弄順氣了，他會默認你量下來的從伐木場到公路邊木材堆積地的虛假距離而不認真復查，衹要你編個彎彎麯麯的運木路綫，多報個幾百米距離，這樣伐下來的大木每立方米的工錢就會提高，你給林場的檢尺員送煙酒和面粉，他每次都量大木的粗大頭，立方的數量也會無形中增加。阿安到了林場後，打前站的許會計得意洋洋地告訴他，今年林場給我們隊定的每立方米大木的工錢要高於往年，也是各公社中最高的，雖然請林場的武主任喝了三回酒，送掉十斤豆油，一百斤白麵，還是合算。許會計要阿安繼續努力，搞好和林場檢尺員小羅的關係，小羅已經暗示要些面粉和豆油。阿安一聽就來火了，“我生下來就不會這一套，也不想學，現在辦什麽事，都要靠請客送禮，邪氣把正氣都給壓跑了。林場的這批人現在胃口是越來越大了，都是我們自己給喂出來的。我就是不送，他還能把我們給吃了”。小羅開始沒吱聲，半個月後便在檢尺時百般刁難，號稱也是公事公辦，結果挨了知青的幾下硬拳。這下事情可鬧大了，林場方面揚言要核實我們生産隊的運木頭路綫，重新商量給我們的工錢。事關生産隊的收入和每個人的利益，一些原先支持阿安的知青也開始責備他太死板，缺少當幹部的靈活性。阿安無可奈何地隨着許會計帶著禮物一齊嚮小羅賠禮道歉，還請林場的領導喝了酒。在酒桌上，武主任語重心長地對阿安說，“小夥子，好好學著點，別那樣死心眼，學校教你們的那套玩藝在社會上根本行不通。這社會復雜得很，毛主席要你們上山下鄉，不就是要你們在社會這個大學校裏長長見識嗎？哈哈。”阿安當時沒吭聲，倒完大木回到隊裏的第二天，阿安突然嚮黨支部書記提出辭職，從此變得消極起來，經常不出工，躲在宿舍裏看書，寫東西。
他給正在上海養病的胖子寫信，敘述了他思想變化的痛苦，“我一直很喜歡偉人們欣賞的那些話，在命運的前頭碰得頭破血流决不回頭，走自己的路，讓人傢去說吧。可是這次在大傢尤其是你自認為是同一戰壕的戰友的勸說下，要我見了何等醜惡的事，都要無動於衷，見了卑鄙無恥的小人，也要阿諛奉承。我多年來精心構造的道德馬其諾防綫竟如此輕易地崩潰，而我們一直痛恨的東西倒成了天經地義。不管我能找出多少理由來為自己的屈服辯解，我都不能原諒自己的軟弱無能。明知是錯誤的東西，還要違背良心去做，這和過去出賣理想，出賣革命當叛徒有何區別。”
他開始懷疑自己多年來信奉的政治信條和人生準則，“有些政治信條，我們總是憑著激情一廂情願地相信它，而實際上並不明白，任何一種政治原則，拿到社會上總是要打折扣的。我們接受它的方法卻常常是錯的，我們手中的信條未必能替我們解决實際生活中哪怕很小的問題。我們口裏心裏相信的東西和準則，在人生中卻並不如此去做。我們的書生氣非但不能改造別人，而且使講究實際的老百姓和知青對我們嗤之以鼻。我們根本不瞭解大多數人的苦惱和憂慮。理想必須來源於現實，來源於大多數人的生活實踐。我最近心裏時常出現這樣一個問題，我們在力求達到的是不是社會現實的需要。現在報紙宣傳又要知青紮根邊疆農村了，把朱剋傢，柴春澤，翁永曦當做典型。憑我這個懂點馬列主義的哲學基本知識的人來看，上山下鄉運動必然要流産，不會有什麽成果的。可仔細想想，我們現在身體力行努力地去實踐的人生準則卻不被大衆所接受，我們的辛勤勞動最終不過是無用功，為某些政治騙子的蠱惑人心宣傳作點綴，豈不可悲。我現在沒有什麽明確的目標，推薦上大學要輪到我也不知道是哪個猴年馬月的事。但如果一個人平平庸庸地度日，那有什麽意思。”
阿安對現實政治批判的語調越來越尖銳，1976年四·五清明節天安門事件後，他因為傳播謠言，散布反動言論，收聽敵臺，幾次被來我隊視察工作的公社派出所所長在隊裏的學習大會上點名批判，甚至於被列入要逮捕的知青的黑名單中。他倒是毫不害怕，忍無可忍時還要據理力爭，那刻薄的諷刺幽默，弄得全場人捧腹大笑，把那所長憋得滿臉紅一陣青一陣。舒還指揮知青唱歌，“東風吹，戰鼓擂，現在世界上究竟誰怕誰，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搞得全縣的大小領導都知道我們隊知青誰都不怕，連唱歌都會變着法子駡人。
1977年鼕天，全國實行了文革後的大學入學第一次高考，阿安文科哲學底子很強，記憶力又好，連美國五十個州的全名都能背出，地理考了個99分，總分數也挺高，上海復旦大學曾想收他，由於父親的美國特務嫌疑問題還沒有解决，而阿安的政審材料裏還有收聽美國之音等敵臺，散布反動言論的記錄，黑竜江省招生辦公室提出異議，結果沒能上上學。後來地區革委會曾打電話給他，有意補送他入地區師範學校，阿安一口拒絶了。事後他對其他人說，“我不是賤民，不需要這種特別照顧。我需要的是我本來應該得到的東西，能真正表明我能力和人生價值的結果。文革雖然結束了，到現在還在看家庭出身，不能真正實行擇優錄取，比科舉制度還不如，中國真是沒希望了。聽聽美國之音居然還會影響我上大學，這種罪名還不是秦始皇那個封建時代的産物嗎。讓那個沒上過小學的派出所所長管政審，我們知青是沒有出路了。”這話後來傳到公社派出所所長的耳裏，他氣急敗壞地說：“阿安這小子也太狂妄了，我雖然沒有什麽文化，但還是能管管他這個小資産階級知識分子。衹要我還在所長的崗位上，就不能讓咱們培養無産階級接班人的社會主義大學裏混進他這樣有反動思想的人。”於是阿安和派出所所長的矛盾弄得人人盡知。
1978年春節，阿安回上海探親，這時他父親的問題雖說還沒有結論，但因為有個美國著名的科學家來華訪問前，嚮中國方面提出要見老朋友--阿安的父親，某領導一個批示，文革時住進舒傢祖傳的那棟小洋房裏兩層樓面的兩戶人傢立即搬出，看來平反落實政策是早晚的事。在區教育局工作的母親為了補償阿安受家庭問題連累而不能上大學的事，托了熟悉的醫生為他辦了有嚴重哮喘病的假證明，要他趕快辦理病退回滬手續，阿安死活不肯，還指責他父母弄虛做假的行為不能為人師表，聲稱我要光明正大地回上海，弄得他父母好傷心。他一反常態，不怎麽參加在上海復習的隊裏知青的聚會，老是一個人悶在傢裏，房間裏堆了些黑格爾的哲學書和新出的內部書籍，根本沒有我們那樣廢寢忘食復習的氣氛。5月底我們幾個知青準備回黑竜江參加7月高考的初試，約他一齊回隊。他讓我們先走，還幽默地說，他要過完兒童節恢復童心後纔走，並托胖子給他買張6月2日去大連的三等艙船票。等到胖子買好船票，告訴他大傢决定推遲一星期出發，和他一齊走，六個人正好湊夠一個三等艙的房間，他說：“這又不是拱豬三缺一，你們何必要等我這個倒黴透頂的人。”
6月2日下午我們在公平路碼頭上，左等右等還不見阿安的身影，讓送行的朋友給他傢挂電話，他大哥說他早上11點就離開傢了。離3點開船還有20分鐘，阿安被小柏拉着匆匆趕來，小柏大聲嚮我們喊着，“阿安這個傢夥，都快開船了，他還篤悠悠地坐在候船室裏抽煙，要不是我看到，他準誤點不可。你們看，回黑竜江參加考試，他的旅行袋裏除了一條煙，幾件衣服，一本湯因比的《歷史研究》和一本《中國地圖》外，什麽復習材料也沒有，真是把書都藏到腦子裏去了，就準備回上海讀大學。哪像你們大包小包，恨不得把上海的所有好吃的東西和傢裏的所有復習材料都帶回黑竜江，準備在農村長期作戰。你們在考場上一定要學學他這種鎮靜的本領，祝你們六個人都凱旋歸來。”
阿安帶着他那癟癟的旅行袋上了船，他臉色不太好看，在甲板上和胖子竊竊私語一番後，回到船艙裏和我們打了兩輪橋牌，拱了幾回豬都保持不敗記錄。隨後他提議大傢還是上甲板上看看海上日落，充份享受一下大自然。落日的餘輝把蔚藍色的東海海面染成一片金黃，阿安望着周圍飛翔的海鷗，聽着我們對這美麗的景色的評價，一直默默無聲，忽然冒出一句話來：“夕陽無限好，衹是近黃昏”。當那巨大的火球終於落到了地平綫以下，天色逐漸暗下來後，他主動提出請我們大傢吃今天最後的晚餐。大傢都說這次高考，他不會再為家庭問題受連累，肯定能考取他嚮往的復旦大學政治係，不過到時候還要請客。他嘆了一口氣說：“我過去也認為自己出類拔萃，充滿自信，但現在我對自己能否上大學毫無把握。1973年大傢推薦我上大學，誰知冒出個白捲英雄張鐵生，考試成績全部作廢，還是看出身，結果浪費了我們隊的一個名額。去年考試，我成績名列前茅，結果是名落孫山。上面領導說我思想反動不能上大學，知青裏也有人說我好高騖遠不學無術考不上大學。我的任何奮鬥，都一事無成，想一想都會無地自容。但你們還是把我當朋友，光憑這點我就應該請你們吃飯。不過我是一個徹底的失敗者，所以將來誰考不上大學不要怪我的晦氣連累你們。”胖子馬上打斷他的話，“阿安，老提你那走麥城幹什麽。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考場又不是刑場，今天是你請客喝酒，不要拿你那種悲觀論調來影響大傢情緒。一會兒我們還要一齊復習歷史和政治，不能痛飲三百杯，還是乾杯吧，與爾同銷萬古愁，預祝我們六人個個考上大學，回到上海。”於是我們六人一面喝啤酒，一面高聲背誦李太白的將進酒的長詩，“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發，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乾杯。”引得周圍的人都轉過身來看着我們這付搖頭晃腦的得意勁，以為餐廳裏跑進了一夥瘋子。阿安的酒量很大，但衹喝了一杯就不喝了。
回艙房的路上，阿安拉住一個服務員，問船今天下半夜幾點出東海，那服務員隨意答了一句，大概是三點多吧。我感到奇怪，便問阿安，你打聽這個幹嗎？他答非所問地解釋說：“東海的水是蔚藍的，代表希望，黃海的水是黃的，混沌不清，衹有到了目的地大連，你纔會再看到藍色的大海。過去有人一形容大海，便是藍色的海，其實大海和社會一樣，也有清混之別。”
回到三等艙裏，躺在鋪上，我們就請阿安出題，讓我們一個一個來回答，答的不全的地方或者是答錯了，就請他補充或糾正。不知不覺地就折騰到了十一點，胖子忍不住了，大叫瞌睡蟲已經襲來，他這一說我也犯睏了，阿安看我們都沒精神了，便說：“那就到此為止吧。這是我最後一次幫你們復習，以後我可沒時間陪你們了。大傢再背一遍高爾基的海燕吧，今晚雖然風平浪靜，但我希望海燕的那種迎着暴風雨而奮鬥的精神將會讓你們個個都考上大學的，我實在是太喜歡海燕了。”那時候我們隊裏許多知青都喜歡瞿秋白翻譯的高爾基的海燕，不僅抄在筆記本上，還能一字不差的從頭背到尾。“在那白茫茫的海面上，飄翔着一隻海燕－－－－”，小小的艙裏又響起了激情的集體朗誦聲。在阿安請求下，我們背了三回。“我來了，我來了”，我也逐漸進入了夢鄉。
6月3日早上六點半，我睜開眼睛，對過阿安的鋪上沒有人，毯子疊得整整齊齊，而其他四人都已經起來看書了，沒有法子衹好起床去刷牙洗臉。等我從洗臉間回來後，胖子他們也出去了，艙裏就剩下睡在阿安下鋪的小陳那個女孩了。過了一會兒，胖子他們陸續回來了，每個人進艙時都問我看見阿安沒有，快吃早飯了，怎麽還不回來，不知他上哪兒看書去了，還是掉到哪個臭毛坑(厠所)裏了。於是我們四個男的又分頭去找，全船上下都找遍了，也沒見他人影。五個人坐在艙裏正納悶時，胖子說他六點起來時，就沒看見阿安在鋪上，“阿安白天都要睡懶覺，今天怎麽會起哪麽早？奇怪！”小陳有點膽顫心驚地接着說：“我昨晚上失眠睡不着，就一直躺在床鋪上看書，他也一個晚上都在看書寫東西，後來他下鋪看見我還在看書，就對我說，都兩點了，還用功呢，快休息，你這個小病鬼，要註意身體，以後的日子長着呢。說完他就出去了，大概是上厠所吧。我很快就睡着了，他什麽時候回來的我不清楚。”
這時，我突然生起一種不祥的感覺，“最後的晚餐”，“最後一次幫你們復習”，“海燕-----我來了，我來了”，我和胖子幾乎是同時衝過去翻開了阿安鋪上的枕頭，舊軍裝上放着一封寫着“胖子等收”字樣的信，“他-----？？？”，我和胖子實在不願這樣想。信封沒有封口，裏面衹有一張信紙，上面寫着：
“胖子等：我走了，我去找我的歸宿了。原諒我，原諒我這怯懦，輕率的舉動吧！能否上大學毫無把握，而繼續呆在隊裏，這想一想就會使我發瘋。我沒有勇氣繼續面對現實了。我早有此願，活着如同行屍走肉，不如死了好(阿安在這句話下劃了強調綫)。
請別告訴我爸媽，通知我哥吧！地址是上海xxxx車間xxx
別了。祝你們幸運！
\\\\\\\\\\\\阿安
78.6.3匆
又，有可能把我在隊裏的東西和書捎回去。”
這封信在我們五個人之間傳來傳去，誰都沒有說什麽，房間裏衹有急促的呼吸聲。忽然，小陳哇地一下哭了起來，打破了這凝聚着的空氣。“你們還坐在這裏幹嗎？快叫船停下來，回頭去找”，她便哭便催我們趕快去找船長。船當然是不會開回去找的。船長告訴我們，文革時，跳海自殺的人很多，即使看見有人跳海馬上停船，也幾乎連屍體都找不到，大概是跳下去後立即被吸到船底下去了，當然會遊泳的人，一下子可能死不掉，其實那更痛苦，在海裏掙紮一番後，不是被鯊魚吃掉就是精疲力竭沉入海底。邊上的乘警也說，跳海自殺的人被過路船衹發現救起死裏逃生的事我衹聽到過一次，清晨兩三點時，周圍也沒有其他船衹通過那塊海區，你們還是趕快通知他傢人吧，人死不能復活，你們也不要太悲傷，好好復習功課，考上大學，前途無量。
我和胖子倚靠在船舷邊，凝目註視着這茫茫的大海，陽光雖然燦爛，但海水並不象天空那樣蔚藍。我力圖擺脫那種想象，能夠在黃埔江上遊幾個來回的阿安心裏高喊着“我來了”，跳下東海時，沒有馬上死去，周圍一片黑暗，除了那遠去的海輪上暗淡的燈火和滿天的星星。哪怕他又有了生的願望，他也衹能一個人在海裏奮鬥，或許他能堅持到東方出現曙光，最後一次望着這已經不屬於他的黎明，終於被希望之海的浪花所吞沒。
胖子哽咽地對我說：“我實在沒有想到阿安會走上這條路。昨天他上船的時候跟我說，衹要這種政治審查制度存在，他這種反動分子今生今世就進不了大學，而呆在農村苟活一輩子，也實在忍受不住，我勸他把眼光放遠點，不要太悲觀，現在鄧小平上臺了，一切都在變，右派都平反了，那個悼念周總理的四五天安門事件也遲早會平反，到時候你說不定就是英雄，讓那個狗所長嚮你陪禮道歉。他說，其實那所長人也不壞，從沒嚮下面的生産隊要過東西，他也是為他所堅信的真理而奮鬥，不折不扣地執行上級指示，而且忠心耿耿，過去父親被打成美國特務時，我也不是說過要和他劃清楚界限嗎？後來纔明白自己做錯了，後悔莫及。阿安說文革時的冤案平反是早晚的事，但他可能看不到了。”胖子後悔地說：“後來他把話題扯開了，大談關於大海的哲學和美學，又吟了文天祥的過零仃洋詩，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假若我稍稍敏感些，註意些，說不定就能阻擋住阿安的死。”
我安慰他說：“你不要這樣自責，我們都太遲鈍了或者說是太現實主義了，所以無法理解他的理想主義浪漫主義。阿安他自己選擇了不苟活偷生的莊嚴的死，馬上就要面對死神，他還無所畏懼，象英雄那樣平靜地要我們朗誦海燕為他送行，這樣的勇氣是誰也攔不住的。我們衹有鼓起生的勇氣，繼續面對這嚴峻的現實，纔會有出路，我始終相信，道路是麯折的，前途是光明的。”
阿安的追悼儀式是他死後七七四十九天時由朋友們操辦的，由於竜華殯儀館不能為追悼自殺者出藉場地，儀式是在他傢的大客廳裏舉行的，出席者有他小學，中學和插隊時期的朋友六十多人。他的遺象兩邊挂着一付選自他遺詩的對聯：“花落但餘心嚮日，劍埋路有氣千霄。”看到照片上他父母那種欲哭無淚的悲傷樣子，還在黑竜江農村裏復習迎考的我們都掉下了眼淚。當了國際海員的小柏，每次隨船經過東海黃海相連的海域，就是阿安跳海的地方，都要投下一些香煙和罐頭，奠祭我們的好朋友阿安。
當然也有人無動於衷，那個被阿安認為人還不壞的派出所所長，在我們嚮公社領導匯報阿安的情況時，陰陽怪氣地插了一句話，“舒民安不是要上大學嗎，這回可如願了，上了東海大學。”氣得胖子當場就給了他一記耳光，在場的公社黨委書記拉開了胖子，反過頭來倒把所長訓了一頓。
1978年6月3日，上海市下達了關於插隊知青都可以病退回滬的文件。10月，我和胖子回到上海念大學，小賀考進了東北師範大學，大學畢業後分配回到上海。小魯和小陳雖然接到了地區師範學校的入學通知書，他們都沒去，而是辦了病退回上海的手續，成為離開生産隊的最後兩名知青。回到上海，他們倆參加了1979年高考，也都進了大學念書。小魯後來對我說，接到地區師範學校的入學通知書時，他曾猶豫不决，看到大傢都走了，極其悲觀失望，甚至於想拉顆手榴彈自殺，但一想到阿安的死給父母朋友帶來的痛苦悲哀，還是選擇了生的道路。
我插隊的那個公社裏，一千二百多名知青到了1979年走得盡光，衹有小五子一個人靜靜地躺在山坡上的墓穴的棺材裏。1978年9月20日，我收到大學錄取通知書後，去金山大隊探望了他，被野草掩沒的墓牌上的字跡早已被多年的雨雪洗刷得看不出來了。我用手一根根地拔掉墓上一米多高的野草，用毛筆把墓牌重寫了一遍，把兩盒牡丹牌香煙和兩瓶鬆花江啤酒放在墓前，自己也點燃了一支煙，猛吸兩口，然後放在墓牌前，隱約中我仿佛感覺到小五子在和我告別，再見，再見，永遠別忘記在黑竜江邊，還有你少年，青年時代的朋友，今後有機會再來看看我，我想你們，我太寂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