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一代新文学作家中，许地山是一个另类；更极致地说，他不仅在当时是独行者，在这之后很多年，也还是一个孤单的类型。对于其人其书的评说，现在已有很多，大多从其作品与宗教的关系立论。其实，就思想方面来说，许氏的思想更接近于一种“大杂烩”的形态。在他的信仰中，佛耶道皆有，而以佛教影响最为深厚；除此之外，我们甚至还可以在其中找到五四时盛行的平民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印记。许地山的大多数小说都带有极其浓厚的悲剧色彩。这里面反映了他的苦难情结。这种情结有许氏自己性格的原因，但更多的是受多种宗教的影响所致；也正是这种情结造就了他的小说的某些独特的特征。
读他的小说，我们可以发现，他为人物安排的结局通常是悲惨的，至少也是不圆满的。即使是一些通过精神修养达到类似“圣徒”境界的理想人物也不例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惜官终于找不到她已经原谅的丈夫，变成了“印度人”，再也无法回到她的故乡了（《商人妇》）；尚洁虽然等到了丈夫的忏悔，而丈夫却又因惭愧而出走了（《缀网劳蛛》）；而云姑在异地重逢旧日情郎（《枯杨生花》），虽然被某些评论家认为是“基本上是不健康的浪漫主义”，是一个强加上去的光明尾巴，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此时的云姑是饱尝着无子之痛，她虽“生花”，到底还是“枯杨”。就算是在到达了人生事业的顶峰，最接近“圣徒”的玉官，结末还是免不了自己内心的折磨（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杏官），要历经艰苦漂泊重洋却寻找陈廉——那个她曾经为之动情的男子。
有些论者认为许地山有一种“对于离奇情节的偏嗜”，这似乎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事实。但是问题不是这么简单。许氏之所以会如此热衷于编撰曲折而包含苦难的故事情节，正是为了达到以“曲折”来 “动人”的目的。他要仔细地描绘无尽的苦难来感动读者，也宣泄自己。但是读者如果只读故事情节以求猎奇，而不深求作者之思想情感，那么许氏的创作功夫便是白费了。进一步来说，这种现象里面其实还有受到民间文学的影响的因素。这一点倒是比较重要的因素之一。有论者认为许地山和沈从文一样，是五四以来最令人着迷的‘说故事者’（story－teller）。这里把许地山与沈从文并举，大约就是认为许地山的小说有“传奇”色彩，类似于沈从文的湘西传奇类小说。但是，两人的情况并不相同。沈从文的小说有着一种清新刚健、奇谲流动的民间色彩，他的小说素材很大程度上接近原生态的民间故事和传说。许氏的小说很多出于作者自己的精心结构，而在这个结构的过程中，他吸取了民间文学的营养。许地山曾经翻译《孟加拉民间故事》，对于南方的民间文学样式如“粤讴”等又深有体味，这是毫不为奇的。比较明显的例证就是在许氏前后期小说都反复出现的“故人异时异地重逢”的情节。在我们此文所论及的21篇小说中，《枯杨生花》、
许地山许地山其文
《法眼》、《归途》、《解放者》、《东野先生》、《春桃》、《玉官》、《女儿心》等8篇具有这类情节。这种情节历来为很多小说戏曲所沿用（如京剧《锁麟囊》）。它的好处在于，一方面时空容量大，易于展现曲折的故事情节，另一方面通过今昔对比，便于抒发人世沧桑之类感喟。另外，这种结构也富于歧义性，容易挖掘出报德报冤、人生无常之类的文化内涵。但是许氏在运用这种情节模式时，却是把“重逢”当作一个体认以前的苦难、面对当前以后的苦难的契机，因此“重逢”在很多情况下是小说人物命运的转折之处，也是人物性格的展现之处。同时，很明显，由于过度使用，许氏笔下的某些故事就未免有雷同之处。比如，《法眼》和《归途》两篇的情节就极为相似。
进入30年代之后，许地山的小说发生了一些较为明显的改变。以前的论者以为这是社会写实风格的加强，认为作者“开始注意不合理的社会结构，把针砭的锋芒直接指向统治阶级上层极其把持的反动政权”。但是我们认为远不是这么回事。在后期小说中，混乱时代的背景确实比前期更为明显，但这些只不过是背景而已，并非许氏着力描写和批判的地方——他所着力的仍然是人物的苦难。倒是，此时许氏小说中人物的苦难的具体内容的变化值得注意。小说人物的苦难从前期的主要是婚恋悲剧转为了更为广阔、普遍和深沉的生命、事业遭际悲剧。
要描写这样一种悲剧，许氏的笔端自然要更为深刻和广泛。所以，作者在文本中涉及了当时的社会背景，也比较明显的表达了他对时局的看法。这正是了解他此时思想的绝好证据。许地山的笔下涉及了这种社会背景，但是他并没有过多批判。我们可以发现，在他的思想中，有一个极大的困惑。他对弱者固然充满同情，但是他并没有对造成这种苦难的社会原因有深刻而周密的思考结果。他的一些作品只注重描绘人物苦难，过于追求耸人听闻的效果，对社会背景原因挖掘的不够（或忽略了挖掘），这些故事会使人产生 “苦难乃宿命所造成”的错觉。所以就有论者认为《归途》“是没有打击对象的呼号，成为盲目的不知如何是好的愤怒。”同样的，《法眼》、《解放者》也是如此。
出于人道主义的思想背景，许地山在这些小说中只管发表他对弱者苦难遭际的同情。这样，他对一切的战争和革命就抱有抵触（至少也是不欢迎）的态度。许地山对革命不满，而更倾向于改良主义的态度（以上文提及的东野先生的代言最为明显），细细看来，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从人道主义立场和悲悯情怀出发，他所看重的是人们在这种剧烈的社会变革当中所受到的苦难，而相对忽视了争斗双方的谁是谁非（也就是政治上的道义优势在哪一方）。因此，在《法眼》的开头，他便借着两位囚犯（同时也是知识分子）谈论“反革命军和正革命军开仗”的一段话说明了以下的观点：
许地山许地山其文
两军的旗号是一样的，实力是一样的，宗旨是一样的，甚至党纲也是一样的。不过，为什么打起来？双方都说是为国，为民，为人道，为正义，为和平……为种种说不出来的美善理想，所以打仗的目的也一样！依据什么思想家的考察，说是“红马”和“白狗”在里头作怪。……白狗和红马打起来，可苦了城里头的“灰猫”！“灰猫”者谁？不在前线的谁都不是！……所以，用小说里面的话来说，许地山是不主张那种“毁家灭宅的民死主义”的。换言之，就是不欢迎任何暴力革命。基于这种观点，他甚至在《解放者》中认为，“现在世间的领袖”要么像“狼的领袖是带着群狼去抢掠”，要么就是像“羊的领袖是领着群羊去送死”。而这两种领袖，都是戕害无辜生灵，为深怀人道主义悲悯的许氏所不欢迎的。这种把“反动派”与革命者“各打五十大板”的愤激言辞，显然将人道主义加诸一切政治道义之上。这种议论使得许氏在后来的评论家那里颇受诟病。
除却人道主义的立场，我们还认为许地山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见闻是极重要的一个因素。那时，他可能还没有受到西方基督教的博爱和人道主义的影响，但出自佛教熏陶的怜悯之心使得他不忍正视革命中人的种种苦难和罪孽。这些事件在他的脑海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辛亥革命的 “换汤不换药”、煮成一锅“夹生饭”的结局也使得他对革命产生了极重的怀疑心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即使一贯温和的许地山在《换巢鸾凤》、《解放者》、《东野先生》、《女儿心》诸篇中写及辛亥革命时，也总是没有赞扬，甚至隐含着批评。这也使得他对后来的一切革命都作如是观。出于对人的悲悯和对革命的泥沙俱下的不满，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解放者》、《女儿心》中一再描写辛亥革命对满族官僚的残暴不仁。在这里，许氏只注意把以前的满族官僚当作一个“人”来看，他并不关心其他。
读他的小说，我们可以发现，他为人物安排的结局通常是悲惨的，至少也是不圆满的。即使是一些通过精神修养达到类似“圣徒”境界的理想人物也不例外。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惜官终于找不到她已经原谅的丈夫，变成了“印度人”，再也无法回到她的故乡了（《商人妇》）；尚洁虽然等到了丈夫的忏悔，而丈夫却又因惭愧而出走了（《缀网劳蛛》）；而云姑在异地重逢旧日情郎（《枯杨生花》），虽然被某些评论家认为是“基本上是不健康的浪漫主义”，是一个强加上去的光明尾巴，但是我们不要忘了，此时的云姑是饱尝着无子之痛，她虽“生花”，到底还是“枯杨”。就算是在到达了人生事业的顶峰，最接近“圣徒”的玉官，结末还是免不了自己内心的折磨（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杏官），要历经艰苦漂泊重洋却寻找陈廉——那个她曾经为之动情的男子。
有些论者认为许地山有一种“对于离奇情节的偏嗜”，这似乎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事实。但是问题不是这么简单。许氏之所以会如此热衷于编撰曲折而包含苦难的故事情节，正是为了达到以“曲折”来 “动人”的目的。他要仔细地描绘无尽的苦难来感动读者，也宣泄自己。但是读者如果只读故事情节以求猎奇，而不深求作者之思想情感，那么许氏的创作功夫便是白费了。进一步来说，这种现象里面其实还有受到民间文学的影响的因素。这一点倒是比较重要的因素之一。有论者认为许地山和沈从文一样，是五四以来最令人着迷的‘说故事者’（story－teller）。这里把许地山与沈从文并举，大约就是认为许地山的小说有“传奇”色彩，类似于沈从文的湘西传奇类小说。但是，两人的情况并不相同。沈从文的小说有着一种清新刚健、奇谲流动的民间色彩，他的小说素材很大程度上接近原生态的民间故事和传说。许氏的小说很多出于作者自己的精心结构，而在这个结构的过程中，他吸取了民间文学的营养。许地山曾经翻译《孟加拉民间故事》，对于南方的民间文学样式如“粤讴”等又深有体味，这是毫不为奇的。比较明显的例证就是在许氏前后期小说都反复出现的“故人异时异地重逢”的情节。在我们此文所论及的21篇小说中，《枯杨生花》、
许地山许地山其文
《法眼》、《归途》、《解放者》、《东野先生》、《春桃》、《玉官》、《女儿心》等8篇具有这类情节。这种情节历来为很多小说戏曲所沿用（如京剧《锁麟囊》）。它的好处在于，一方面时空容量大，易于展现曲折的故事情节，另一方面通过今昔对比，便于抒发人世沧桑之类感喟。另外，这种结构也富于歧义性，容易挖掘出报德报冤、人生无常之类的文化内涵。但是许氏在运用这种情节模式时，却是把“重逢”当作一个体认以前的苦难、面对当前以后的苦难的契机，因此“重逢”在很多情况下是小说人物命运的转折之处，也是人物性格的展现之处。同时，很明显，由于过度使用，许氏笔下的某些故事就未免有雷同之处。比如，《法眼》和《归途》两篇的情节就极为相似。
进入30年代之后，许地山的小说发生了一些较为明显的改变。以前的论者以为这是社会写实风格的加强，认为作者“开始注意不合理的社会结构，把针砭的锋芒直接指向统治阶级上层极其把持的反动政权”。但是我们认为远不是这么回事。在后期小说中，混乱时代的背景确实比前期更为明显，但这些只不过是背景而已，并非许氏着力描写和批判的地方——他所着力的仍然是人物的苦难。倒是，此时许氏小说中人物的苦难的具体内容的变化值得注意。小说人物的苦难从前期的主要是婚恋悲剧转为了更为广阔、普遍和深沉的生命、事业遭际悲剧。
要描写这样一种悲剧，许氏的笔端自然要更为深刻和广泛。所以，作者在文本中涉及了当时的社会背景，也比较明显的表达了他对时局的看法。这正是了解他此时思想的绝好证据。许地山的笔下涉及了这种社会背景，但是他并没有过多批判。我们可以发现，在他的思想中，有一个极大的困惑。他对弱者固然充满同情，但是他并没有对造成这种苦难的社会原因有深刻而周密的思考结果。他的一些作品只注重描绘人物苦难，过于追求耸人听闻的效果，对社会背景原因挖掘的不够（或忽略了挖掘），这些故事会使人产生 “苦难乃宿命所造成”的错觉。所以就有论者认为《归途》“是没有打击对象的呼号，成为盲目的不知如何是好的愤怒。”同样的，《法眼》、《解放者》也是如此。
出于人道主义的思想背景，许地山在这些小说中只管发表他对弱者苦难遭际的同情。这样，他对一切的战争和革命就抱有抵触（至少也是不欢迎）的态度。许地山对革命不满，而更倾向于改良主义的态度（以上文提及的东野先生的代言最为明显），细细看来，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从人道主义立场和悲悯情怀出发，他所看重的是人们在这种剧烈的社会变革当中所受到的苦难，而相对忽视了争斗双方的谁是谁非（也就是政治上的道义优势在哪一方）。因此，在《法眼》的开头，他便借着两位囚犯（同时也是知识分子）谈论“反革命军和正革命军开仗”的一段话说明了以下的观点：
许地山许地山其文
两军的旗号是一样的，实力是一样的，宗旨是一样的，甚至党纲也是一样的。不过，为什么打起来？双方都说是为国，为民，为人道，为正义，为和平……为种种说不出来的美善理想，所以打仗的目的也一样！依据什么思想家的考察，说是“红马”和“白狗”在里头作怪。……白狗和红马打起来，可苦了城里头的“灰猫”！“灰猫”者谁？不在前线的谁都不是！……所以，用小说里面的话来说，许地山是不主张那种“毁家灭宅的民死主义”的。换言之，就是不欢迎任何暴力革命。基于这种观点，他甚至在《解放者》中认为，“现在世间的领袖”要么像“狼的领袖是带着群狼去抢掠”，要么就是像“羊的领袖是领着群羊去送死”。而这两种领袖，都是戕害无辜生灵，为深怀人道主义悲悯的许氏所不欢迎的。这种把“反动派”与革命者“各打五十大板”的愤激言辞，显然将人道主义加诸一切政治道义之上。这种议论使得许氏在后来的评论家那里颇受诟病。
除却人道主义的立场，我们还认为许地山在辛亥革命前后的见闻是极重要的一个因素。那时，他可能还没有受到西方基督教的博爱和人道主义的影响，但出自佛教熏陶的怜悯之心使得他不忍正视革命中人的种种苦难和罪孽。这些事件在他的脑海留下了极深的印象。辛亥革命的 “换汤不换药”、煮成一锅“夹生饭”的结局也使得他对革命产生了极重的怀疑心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即使一贯温和的许地山在《换巢鸾凤》、《解放者》、《东野先生》、《女儿心》诸篇中写及辛亥革命时，也总是没有赞扬，甚至隐含着批评。这也使得他对后来的一切革命都作如是观。出于对人的悲悯和对革命的泥沙俱下的不满，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解放者》、《女儿心》中一再描写辛亥革命对满族官僚的残暴不仁。在这里，许氏只注意把以前的满族官僚当作一个“人”来看，他并不关心其他。
许地山早年受过佛教思想的影响，早期的短篇小说，多以南洋生活为背景，有异域情调，故事曲折离奇，充满浪漫气息。1939年发表的小说《玉官》，描绘了面对欲施暴的军士挺身而出的玉官，宣扬基督爱的教义的救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