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谱》一卷，旧本题晋戴凯之撰。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凯之字庆预，武昌人。又引李淑《邯郸图书志》云，谓不知何代人。案《隋书·经籍志·谱系类》中有《竹谱》一卷，不著名氏。《旧唐书·经籍志》载入农家，始题戴凯之之名，然不著时代。左圭《百川学海》题曰晋人，而其字则曰庆豫。预、豫字近，未详孰是。其曰晋人，亦不知其何所本。然观其以仑韵年船，以邦韵同功，犹存古读，注中音训，皆引三苍。他所援引如虞豫《会稽典录》、常宽《蜀志》、徐广《杂记》、沈莹《临海水土异物志》、郭璞《山海经注》、《尔雅注》，亦皆晋人之书，而《尚书》条簜既敷，犹用郑玄筱箭竹簜大竹之注。似在孔传未盛行以前。虽题为晋人别无显证，而李善注马融《长笛赋》已引其笼籦一条，段公路北户录引其{⺮紂}必六十复亦六年一条，足证为唐以前书。惟《酉阳杂俎》称《竹谱》竹类三十九，今本乃七十馀种，稍为不符，疑《酉阳杂俎》传写误也。其书以四言韵语记竹之种类，而自为之注，文皆古雅，所引《黄图》一条，今本无之，与徐广注《史记》所引《黄图》均为今本不载者其事相类，亦足证作是书时黄图旧本犹未改修矣。旧本传刻颇多讹脱，如盖竹所生，大抵江东，上密防露，下疏来风，连亩接町，竦散冈潭六句，潭字於韵不协。虽风字据诗卫风有孚金切一读，於古音可以协潭，而东字则万无协理，似乎潭冈散竦四字误倒其文，以竦韵东风，犹刘琨诗之以叟韵璆，潘岳诗之以荷韵歌也。然诸本并同，难以臆改。凡斯之类，皆姑仍其旧焉。
戴凯之与《竹谱》
作者:南浦渔翁
一
中国人自古爱竹。
竹青翠修长、素雅宁静的丰姿，虚心挺拔、刚直有节的特点,都被人们所喜爱。古人将竹比作“君子”，又誉其为“岁寒三友”之一。《诗经·卫风·淇奥》云：“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从此，竹与中国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历代文人墨客，如刘禹锡、苏轼、文与可、郑板桥等等，以竹为对象，创作了许多不朽的诗画，成为中国古代艺术史上不可或缺的瑰宝。
与此同时，在我国历史上，还有着许多关于竹子的科学著作，描述了竹子的种类、产地、性状、用途和栽培，成为中国古代科学史（特别是植物学史）上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竹类专著——《竹谱》，则是我们鄂州人（古武昌人）戴凯之的杰作。
二
戴凯之的《竹谱》继承和发展了前人对竹类研究的成果，首次对我国竹类资源进行了系统的概括总结，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竹谱》问世不久，贾恩勰便从《竹谱》中吸取竹类植物知识，并写入《齐民要术》。宋代以后，该书流传极广。后来问世的有关竹类著作，如宋代赞宁《笋谱》，元代刘美之《续竹谱》、李衎《竹谱详录》等，无不深受其影响。
可是，历史上，《竹谱》的作者戴凯之却一直默默无闻，甚至连他是哪朝哪代人都没有定论。《隋书·经籍志》谱系类录《竹谱》一卷，但没有载作者姓名；《旧唐书·经籍志》将其收入农家类，虽题“戴凯之撰”，但没有说明时代；左圭将《竹谱》收进《百川学海》，并说它的作者是晋代人，但没有说明根据。其实，戴凯之是南北朝刘宋时人，而不是通常所认为的晋人。
戴凯之，武昌人，生卒年不详，一说字庆预（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一说字庆豫（左圭《百川学海》），南朝刘宋明帝时曾为南康相。
《南齐书·本纪第三·武帝》载：“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反”，“子勋遣其将戴凯之为南康相，及军主张宗之千余人助之。上引兵向郡，击凯之别军主程超数百人于南康口，又进击宗之，破斩之，遂围郡城。凯之以数千人固守，上亲率将士尽日攻之，城陷，凯之奔走，杀伪赣令陶冲之”。《南史·齐本纪》载：“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反”，“上将讨戴凯之，大飨士卒”。可见，戴凯之是江州刺史、晋安王刘子勋的部将，曾随子勋叛乱，守南康郡城，后被萧赜（即后来的南齐武帝）击破，“奔走”不知所踪。在政治军事史上，戴凯之的确是一个小角色，甚至可以说是个失败者，所以不为人所注意。这次叛乱发生在宋明帝泰始二年，即公元466年。《资治通鉴》详细记载了这次叛乱的前后经过，但却没有提及戴凯之，可见其人不显。《南齐书》与《南史》如果不是为了歌颂齐武帝年少时的英勇功绩，肯定也不会提到戴凯之。
当然，我们可以质疑《竹谱》的作者戴凯之和刘子勋的部将戴凯之，并非同一个人。但是，从种种迹象分析，我们趋向于相信是同一个人。一方面，从《竹谱》的写作渊源及相互影响来看，它显然介于晋代嵇含的《南方草木状》（成书于公元304年）和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约成书于公元533-544年）之间；从《竹谱》援引的书籍来看，多为晋人之书，如郭璞《山海经注》、《尔雅注》，虞预《会稽典录》等。可见，《竹谱》的作者戴凯之，极有可能生活在四或五世纪。这与曾随刘子勋作乱（466年）的戴凯之，时代吻合。另一方面，从《竹谱》内容看，作者多次提到南康及其周边郡县（浔阳、安成、鄱阳、庐陵等）。如在总纲中说，“南康、临贺、始安三郡通广州”；在谈到桂竹时说，“南康以南所饶也”；在谈到另一种竹子时说，“南康所生”等等。可见，《竹谱》的作者戴凯之对南康是熟悉的，与曾作南康相、守南康郡城的戴凯之，极有可能是同一人。
三
《竹谱》一书不过四、五千字，为总分结构。前一部分是绪论，用一段简短的叙述，将竹的性质、型态、分类、分布、生育环境、开花生理及寿命作了概括性的介绍。后一部分是分论，详细记述了各种竹的名称、形态、生境、产地和用途。这一部分是文章主体。据唐代徐坚《初学记》记载，《竹谱》原书记述了六十一种竹类植物，今本实际只有三十多种，并且竹类名称有很多与现代不同，但记述的竹类数量仍然是空前的。
至于《竹谱》的文字风格，《四库全书·子部·<竹谱>提要》作了精辟的概括：“其书以四言韵话，记竹之种类，而自为之注，文皆古雅。”也就是说，《竹谱》全书以四字韵文为纲，再以散文形式逐条进行了解释。
《竹谱》开头对竹类植物特点进行概括，指出竹“不刚不柔，非草非木”，肯定竹是植物界里不同于草、木的一个独立的大类。“竹是一族之总名，一形之遍称也。”“植物之中有草、木、竹，犹动品之中有鱼、鸟、兽也。”
《竹谱》指出，竹虽然“小异空实”，即茎壁有厚薄之差异；但“大同节目”，茎杆“分节”和“空心”是所有竹的共同特点。《竹谱》还指出竹类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由于气候原因，“九河鲜育，五岭实繁”，指出黄河以北竹类很少，南方的竹类却很茂盛，大致上找到了以淮河、秦岭作为一条竹类生物分界线。另外，戴凯之还认识到竹林有六十年开花枯死，而经过六年又自然复新的现象。
《竹谱》一书的主体部分，记述了各种竹的名称、形态、生境、产地和用途，往往引经据典，详细而具体。仅以竹的用途为例，《竹谱》中就有单竹“可绩以为布，其精者如縠”；射同（竹）可以贮箭；筋竹为矛；簝竹材质“细软肌薄”，可以束物；白竹可以为簟；篃竹叶“可以作蓬”； “篁竹大者可以行船”等等。
书尾，戴凯之表达了自己实事求是的为学态度：“天地无边，苍生无量。人所闻见，因轨躅所及，然后知耳。盖何足云？若耳目所不知，便断以为不然，岂非囿近之徒耶？”
《竹谱》流传极广，影响深远，是我国古代植物学名著，在世界生物学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但是，《竹谱》写作目的侧重品评、鉴赏，文学色彩浓厚，生产意识淡薄，根本不提栽培技术与方法，实用价值不足。这是《竹谱》的缺点。
戴凯之与《竹谱》
作者:南浦渔翁
一
中国人自古爱竹。
竹青翠修长、素雅宁静的丰姿，虚心挺拔、刚直有节的特点,都被人们所喜爱。古人将竹比作“君子”，又誉其为“岁寒三友”之一。《诗经·卫风·淇奥》云：“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从此，竹与中国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历代文人墨客，如刘禹锡、苏轼、文与可、郑板桥等等，以竹为对象，创作了许多不朽的诗画，成为中国古代艺术史上不可或缺的瑰宝。
与此同时，在我国历史上，还有着许多关于竹子的科学著作，描述了竹子的种类、产地、性状、用途和栽培，成为中国古代科学史（特别是植物学史）上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竹类专著——《竹谱》，则是我们鄂州人（古武昌人）戴凯之的杰作。
二
戴凯之的《竹谱》继承和发展了前人对竹类研究的成果，首次对我国竹类资源进行了系统的概括总结，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竹谱》问世不久，贾恩勰便从《竹谱》中吸取竹类植物知识，并写入《齐民要术》。宋代以后，该书流传极广。后来问世的有关竹类著作，如宋代赞宁《笋谱》，元代刘美之《续竹谱》、李衎《竹谱详录》等，无不深受其影响。
可是，历史上，《竹谱》的作者戴凯之却一直默默无闻，甚至连他是哪朝哪代人都没有定论。《隋书·经籍志》谱系类录《竹谱》一卷，但没有载作者姓名；《旧唐书·经籍志》将其收入农家类，虽题“戴凯之撰”，但没有说明时代；左圭将《竹谱》收进《百川学海》，并说它的作者是晋代人，但没有说明根据。其实，戴凯之是南北朝刘宋时人，而不是通常所认为的晋人。
戴凯之，武昌人，生卒年不详，一说字庆预（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一说字庆豫（左圭《百川学海》），南朝刘宋明帝时曾为南康相。
《南齐书·本纪第三·武帝》载：“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反”，“子勋遣其将戴凯之为南康相，及军主张宗之千余人助之。上引兵向郡，击凯之别军主程超数百人于南康口，又进击宗之，破斩之，遂围郡城。凯之以数千人固守，上亲率将士尽日攻之，城陷，凯之奔走，杀伪赣令陶冲之”。《南史·齐本纪》载：“江州刺史晋安王子勋反”，“上将讨戴凯之，大飨士卒”。可见，戴凯之是江州刺史、晋安王刘子勋的部将，曾随子勋叛乱，守南康郡城，后被萧赜（即后来的南齐武帝）击破，“奔走”不知所踪。在政治军事史上，戴凯之的确是一个小角色，甚至可以说是个失败者，所以不为人所注意。这次叛乱发生在宋明帝泰始二年，即公元466年。《资治通鉴》详细记载了这次叛乱的前后经过，但却没有提及戴凯之，可见其人不显。《南齐书》与《南史》如果不是为了歌颂齐武帝年少时的英勇功绩，肯定也不会提到戴凯之。
当然，我们可以质疑《竹谱》的作者戴凯之和刘子勋的部将戴凯之，并非同一个人。但是，从种种迹象分析，我们趋向于相信是同一个人。一方面，从《竹谱》的写作渊源及相互影响来看，它显然介于晋代嵇含的《南方草木状》（成书于公元304年）和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约成书于公元533-544年）之间；从《竹谱》援引的书籍来看，多为晋人之书，如郭璞《山海经注》、《尔雅注》，虞预《会稽典录》等。可见，《竹谱》的作者戴凯之，极有可能生活在四或五世纪。这与曾随刘子勋作乱（466年）的戴凯之，时代吻合。另一方面，从《竹谱》内容看，作者多次提到南康及其周边郡县（浔阳、安成、鄱阳、庐陵等）。如在总纲中说，“南康、临贺、始安三郡通广州”；在谈到桂竹时说，“南康以南所饶也”；在谈到另一种竹子时说，“南康所生”等等。可见，《竹谱》的作者戴凯之对南康是熟悉的，与曾作南康相、守南康郡城的戴凯之，极有可能是同一人。
三
《竹谱》一书不过四、五千字，为总分结构。前一部分是绪论，用一段简短的叙述，将竹的性质、型态、分类、分布、生育环境、开花生理及寿命作了概括性的介绍。后一部分是分论，详细记述了各种竹的名称、形态、生境、产地和用途。这一部分是文章主体。据唐代徐坚《初学记》记载，《竹谱》原书记述了六十一种竹类植物，今本实际只有三十多种，并且竹类名称有很多与现代不同，但记述的竹类数量仍然是空前的。
至于《竹谱》的文字风格，《四库全书·子部·<竹谱>提要》作了精辟的概括：“其书以四言韵话，记竹之种类，而自为之注，文皆古雅。”也就是说，《竹谱》全书以四字韵文为纲，再以散文形式逐条进行了解释。
《竹谱》开头对竹类植物特点进行概括，指出竹“不刚不柔，非草非木”，肯定竹是植物界里不同于草、木的一个独立的大类。“竹是一族之总名，一形之遍称也。”“植物之中有草、木、竹，犹动品之中有鱼、鸟、兽也。”
《竹谱》指出，竹虽然“小异空实”，即茎壁有厚薄之差异；但“大同节目”，茎杆“分节”和“空心”是所有竹的共同特点。《竹谱》还指出竹类分布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由于气候原因，“九河鲜育，五岭实繁”，指出黄河以北竹类很少，南方的竹类却很茂盛，大致上找到了以淮河、秦岭作为一条竹类生物分界线。另外，戴凯之还认识到竹林有六十年开花枯死，而经过六年又自然复新的现象。
《竹谱》一书的主体部分，记述了各种竹的名称、形态、生境、产地和用途，往往引经据典，详细而具体。仅以竹的用途为例，《竹谱》中就有单竹“可绩以为布，其精者如縠”；射同（竹）可以贮箭；筋竹为矛；簝竹材质“细软肌薄”，可以束物；白竹可以为簟；篃竹叶“可以作蓬”； “篁竹大者可以行船”等等。
书尾，戴凯之表达了自己实事求是的为学态度：“天地无边，苍生无量。人所闻见，因轨躅所及，然后知耳。盖何足云？若耳目所不知，便断以为不然，岂非囿近之徒耶？”
《竹谱》流传极广，影响深远，是我国古代植物学名著，在世界生物学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但是，《竹谱》写作目的侧重品评、鉴赏，文学色彩浓厚，生产意识淡薄，根本不提栽培技术与方法，实用价值不足。这是《竹谱》的缺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