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旅游天下>>左丘明 Zuoqiu Ming
  《国语》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著作。记录了周朝王室和鲁国、齐国、晋国、郑国、楚国、吴国、越国等诸侯国的历史。上起周穆王十二年(前990)西征犬戎(约前947年),下至智伯被灭(前453年)。
  
  【题解】
  
  关于国语的作者是谁,自古至今学界多有争论,现在还没有形成定论。司马迁最早提到国语的作者是左丘明(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其后班固、刘知几等都认为是左丘明所著,还把国语称为《春秋外传》或《左氏外传》。但是在晋朝以后,许多学者都怀疑国语不是左丘明所著。直到现在,学界仍然争论不休,一般都否认左丘明是国语的作者,但是缺少确凿的证据。普遍看法是,国语是战国初期一些熟悉各国历史的人,根据当时周朝王室和各诸侯国的史料,经过整理加工汇编而成。国语按照一定顺序分国排列,在内容上偏重于记述历史人物的言论。这是国语体例上最大的特点。
  
  【评价】
  
  国语在内容上有很强的伦理倾向,弘扬德的精神,尊崇礼的规范,认为“礼”是治国之本。而且非常突出忠君思想。
  
  国语的政治观比较进步,反对专制和腐败,重视民意,重视人才,具有浓重的民本思想。
  
  国语记录了春秋时期的经济、财政、军事、兵法、外交、教育、法律、婚姻等各种内容,对研究先秦时期的历史非常重要。
  
  【研究参考书目】
  
  • 薛安勤、王连生《国语译注》,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 ISBN 780626138
  
  • 董立章《国语译注辨析》,暨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
  
  2、汉语的一种语音体系名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推行的把北京话作为汉民族共同语的运动。它提出“言文一致”和“国语统一”两大口号。“言文一致”是书面语不用古代文言,改用现代白话。“国语统一”是现代白话要以北京话为全国通用的国语。这个运动对于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建立和推行,对于文体改革和文字拼音化,都有一定的贡献。
  
  【产生的经过】
  
  由于受到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在清末的后十年,就已经提出统一国语的问题。最早提到“国语”这个名称的,是当时被委任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的桐城派古文名家吴汝纶。1902年他去日本考察学政,看到日本推行国语(东京话)的成绩,深受感动,回国后写信给管学大臣张百熙,主张在学校教学王照的官话合声字母,推行以“京话”(北京话)为标准的国语。1909年,清政府资政院开会,议员江谦提出把“官话”正名为“国语”,设立“国语编查委员会”,负责编订研究事宜。1911年学部召开“中央教育会议”,通过《统一国语办法案》,决议在京城成立国语调查总会,各省设分会,进行语词、语法、音韵的调查,审定“国语”标准,编辑国语课本、国语辞典和方言对照表等。1912年民国成立后,召开“临时教育会议”,决定先从统一汉字的读音做起,召开“读音统一会”。 1913年“读音统一会”开会,议定了汉字的国定读音(即“国音”)和拼切国音的字母“注音字母”(也叫“国音字母”)。议定以后,北洋政府迟迟不予公布。于是在1916年,北京教育界人士组织“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简称“国语研究会”)掀起了一个催促北洋政府公布注音字母和改学校“国文”科为“国语”科的运动。
  
  研究会规定了5项任务:①调查各省方言;②选定标准语;③编辑标准语的语法辞典;④用标准语编辑国民学校教科书及参考书;⑤编辑国语刊物。提出学校的“国文”教科书改称“国语”教科书。运动得到各地教育界人士的响应。国语研究会的会员4年中增加到12000多人。1918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召开“全国高等师范校长会议”,决定在全国高等师范附设“国语讲习科”,专教注音字母及国语,并于11月公布了“注音字母”。同年,《新青年》等刊物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开始用白话文写作。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这个运动的推动下,北洋政府教育部成立政府的推行机构“国语统一筹备会”,并训令全国各国民学校改“国文”科为“国语”科。与此同时,又通令修改原来的《国民学校令》,规定首先教授注音字母,改革教科书的文体和教学方法等,这样,国语运动在学校方面得到了初步的成功。
  
  【“国语”的推行】
  
  “五四”以后,国语运动进入推行期。主要工作是修订注音字母方案,制订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调整“国音”标准,扩大国语的教育和应用,以及出版、宣传等。
  
  
  
  台湾语言与族群密切相关。按通俗的分法,台湾人可分为4大族群,其中闽南人约占74%,客家人约12%,外省人约 13%,原住民为1%左右。闽南人以闽南话为母语,客家人以客家话为母语,外省人以“国语”为母语。原住民分为11个民族,分别使用不同的原住民语,并把它们当做母语。
  
  闽南话其实是正宗的中原古语。从汉末到唐末藩镇之乱,黄河沿岸的中原人陆续向南方迁移,把河洛古语带到东南沿海;明清时期一些大陆移民渡过海峡,又把这一语言带到台湾,因此闽南话又被称为“河洛语”。后来,台湾闽南话演变出“台南腔”、“台北腔”和“宜兰腔”等,其中以“台南腔”最具代表性。
  
  唐代以来,中国北方持续动荡,外族侵扰不断,中原各民族的语言相互融合,相互吸收,逐渐形成元代白话、明清官话,最后演变为北平话,中原古语在北方完全消失。民国初期,北平话改名“国语”,成为中华民族的通用语。国民党退踞台湾后,设立“国语推行委员会”,研究并推广“国语”。由于外省人中苏、浙、闽、粤人较多,势力较大,所以台湾“国语”受到江浙方言及闽南方言的影响,带有明显的吴越腔调。新中国成立后,大陆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对异读字、轻声和儿化等语言现象进行了进一步规范,两岸“国语”差别由此拉大。
  
  除了上述语言外,外语在台湾也有一定地位。受过中学以上教育的人都会说一些英语。在涉外学术、商贸和旅游领域,英语是通用语。现今70岁以上的台湾人一般还会说一些日语。大量来自菲律宾、印尼和越南的外来劳工则使用其本国语言。
  
  大部分台湾人能够使用母语及“国语”。“国语”是岛内各族群的通用语,是学校教育使用的正式语言,是新闻、出版和公文中使用的官方语言。有研究说,在台湾各地火车站,旅客使用频率最高的语言是“国语”,平均约49%;闽南话次之,约 47%;“国语”∕闽南话混用约1.7%;客家话约1.7%;原住民语约0.3%;其他语言约0.3%。一般来说,越是都市地区,越是经济发达地区,使用 “国语”频率越高,越是农村地区,越是经济落后地区,闽南话使用频率越高。年龄越小,使用“国语”频率越高,年龄越大,使用闽南话频率越高。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使用“国语”。
  《左传》后人将它配合《春秋》作为解经之书,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
  它与《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左传》实质上是一部独立撰写的史书。《左传》的作者,司马迁和班固都说是左丘明,现在一般人认为是战国初年之人所作。
  《左传》原名《左氏春秋传》,又称《春秋左氏传》,或者称《左氏春秋》,是一部史学名著和文学名著,是我国现存第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最早的编年体史书为《春秋》,最大的编年体史书为《资治通鉴》,所以《左传》只能说是最早的详细的编年体史书)。旧时相传是春秋末年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它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悼公四年(前464年),以《春秋》为本,通过记述春秋时期的具体史实来说明《春秋》的纲目,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西汉时称之为《左氏春秋》,东汉以后改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它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左传》作者
  
  
  无名氏的作品。其记事年代大体与《春秋》相当,只是后面多十七年。与《春秋》的大纲形式不同,《左传》
  相当系统而具体地记述了这一时期各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重大事件。
  《左传》的作者,至今都是未解之谜。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班固等人都认为《左传》是左丘明所写。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唐朝的赵匡首先怀疑《左传》不是左丘明所作。此后,有许多学者也持怀疑态度。叶梦得认为作者为战国时人;郑樵《六经奥论》认为是战国时的楚人;朱熹认为是楚左史倚相之后;项安世认为是魏人所作;程端学认为是伪书。清朝的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却仍然认为是左丘明所著。清末康有为断言它是西汉末刘歆伪造。但在刘歆以前《左传》已被许多人抄撮或征引过,故康氏之说也难成立。今人童书业则认为是吴起所作,赵光贤认为是战国时鲁国人左氏所作。当代学者多认为是战国初年人所作。据杨伯峻考证,大约作于公元前403~前386年之间。
  《左传》的思想
  
  《左传》有鲜明的政治与道德倾向。其观念较接近于儒家,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可以看出这是春秋战国时代一种重要的思想进步。作者要求担负有领导国家责任的统治者,不可逞一己之私欲,而要从整个统治集团和他们所拥有的国家的长远利益考虑问题,这些地方都反映出儒家的政治理想左传》虽不是文学著作,但从广义上看,仍可说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叙事性作品。比较以前任何一种著作,它的叙事能力表现出惊人的发展。许多头绪纷杂、变化多端的历史大事件,都能处理得有条不紊,繁而不乱。其中关于战争的描写,尤其写得出色。作者善于将每一战役都放在大国争霸的背景下展开,对于战争的远因近因,各国关系的组合变化,战前策划,交锋过程,战争影响,以简练而不乏文采的文笔,且行文精炼、严密而有力。这种叙事能力,无论对后来的历史著作还是文学著作,都是具有极重要意义的。且注重故事的生动有趣,常常以较为细致生动的情节,表现人物的形象。《左传》对后世的《战国策》《史记》的写作风格产生很大影响,形成文史结合的传统。
  
  
  《左传》的内容
  
  《左传》是记录春秋时期社会状况的重要典籍。取材范围包括了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记事基本以《春秋》鲁十二公为次序,内容包括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等,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均有记述和评论。晋范宁评"春秋三传"的特色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指多叙鬼神之事)。《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
  《左传》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它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它补充并丰富了《春秋》的内容,不但记鲁国一国的史实,而且还兼记各国历史;不但记政治大事,还广泛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小事”;一改《春秋》流水账式的记史方法,代之以有系统、有组织的史书编纂方法;不但记春秋时史实,而且引征了许多古代史实。这就大大提高了《左传》的史料价值。
  由于《左传》具有强烈的儒家思想倾向,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因此也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历史资料。《左传》本不是儒家经典,但自从它立于学官,后来又附在《春秋》之后,就逐渐被儒者当成经典。《左传》受到学界重视是在魏晋时期,先后有郑玄、杜预为其作注解,以后成为研究《春秋》的重要典籍。《左传》在史学中的地位被评论为继《尚书》、《春秋》之后,开《史记》、《汉书》之先河的重要典籍。
  《左传》不仅是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著作。它表现在:长于记述战争,故有人称之为“相砍书”;又善于刻画人物,重视记录辞令。
  
  
  《左传》的体例
  
  按照鲁国十二公的顺序,记录了当事各方面的历史,共18万字。
  1.隐公11年(公元前722年——前712年)
  2.桓公18年(公元前711年——前694年)
  3.庄公32年(公元前693年——前662年)
  4.闵公2年(公元前661年——前660年)
  5.僖公33年(公元前659年——前627年)
  6.文公18年(公元前626年——前609年)
  7.宣公18年(公元前608年——前591年)
  8.成公18年(公元前590年——前573年)
  9.襄公31年(公元前572年——前542年)
  10.昭公32年(公元前541年——前510年)
  11.定公15年(公元前509年——前495年)
  12.哀公27年(公元前494年——前468年)
  13.书末附悼公4年及智伯灭亡
  
  
  《左传》的文学色彩
  
  《左传》虽是历史著作,但与《尚书》《春秋》的有所不同,它“情韵并美,文彩照耀”,是先秦时期最具文学色彩的历史散文。
  第一,文学性的剪裁和历史时间的故事情节化。
  第二,刻画人物性格神形毕现,有立体感。
  第三,生动的场面描写和传神的细节描写。
  第四,擅长叙写外交辞令,理富文美。
  
  
  《左传》的后人注释
  
  《春秋左传正义》,晋杜预注,唐孔颖达正义。
  《春秋左传诂》,清洪亮吉撰。
  《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清刘文淇等撰。
  《春秋左传注》,杨伯峻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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