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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礼记》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
  
  《礼记》一书的编定是西汉礼学家戴德和他的侄子戴圣。戴德选编的八十五篇本叫《大戴礼记》,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若断若续,到唐代只剩下了三十九篇。戴圣选编的四十九篇本叫《小戴礼记》,即我们今天见到的《礼记》。这两种书各有侧重和取舍,各有特色。东汉末年,著名学者郑玄为《小戴礼记》作了出色的注解,后来这个本子便盛行不衰,并由解说经文的著作逐渐成为经典,到唐代被列为“九经”之一,到宋代被列入‘十三经”之中,成为士人必读之书。
  
  《礼记》是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礼记》的作者不止一人,写作时间也有先有后,其中多数篇章可能是孔子的七十二名关门弟子及其学生们的作品,还兼收先秦的其它典籍。
  
  《礼记》的内容主要是记载和论述先秦的礼制、礼意,解释仪礼,记录孔子和弟子等的问答,记述修身作人的准则。实际上,这部九万字左右的著作内容广博,门类杂多,涉及到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日常生活、历法、地理等诸多方面,几乎包罗万象,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
  
  《礼记》全书用散文写成,一些篇章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有的用短小的生动故事阐明某一道理,有的气势磅礴、结构谨严,有的言简意赅、意味隽永,有的擅长心理描写和刻划,书中还收有大量富有哲理的格言、警句,精辟而深刻。
  
  《礼记》与《仪礼》、《周礼》合称“三礼”,对中国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各个时代的人都从中寻找思想资源。因而,历代为《礼记》作注释的书很多,当代学者在这方面也有一些新的研究成果。我们这里选录的原文依据清代阮元校刻的《十三经注疏》,注释和译文则广泛参阅了各种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力求做到准确简明易懂。选录的篇章由作者加上标题(原文只有篇名,每篇原文都较长),原则上采用选文的首句作标题,注释中只说明选自某篇。
  
  《礼记》由多人撰写,采自多种古籍遗说,内容极为庞杂,编排也较零乱,后人采用归类方法进行研究。东汉郑玄将49篇分为通论、制度、祭祀、丧服、吉事等八类。近代梁启超则分为五类:一通论礼仪和学术,有《礼运》、《经解》、《乐记》、《学记》、《大学》、《中庸》、《儒行》、《坊记》、《表记》、《缁衣》等篇。二解释《仪礼》17篇,有《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丧服四制》等篇。三记孔子言行或孔门弟子及时人杂事,有《孔子闲居》、《孔子燕居》、《檀弓》、《曾子问》等。四记古代制度礼节,并加考辨,有《王制》、《曲礼》、《玉藻》、《明堂位》、《月令》、《礼器》、《郊特牲》、《祭统》、《祭法》、《大传》、《丧大记》、《丧服大记》、《奔丧》、《问丧》、《文王世子》、《内则》、《少仪》等篇。五为《曲礼》、《少仪》、《儒行》等篇的格言、名句。梁氏的归类划分,对我们有一定参考价值。
  
  汉代把孔子定的典籍称为“经”,弟子对“经”的解说是“传”或“记”,《礼记》因此得名,即对“礼”的解释。到西汉前期《礼记》共有一百三十一篇。相传戴德选编其中八十五篇,称为《大戴礼记》;戴圣选编其中四十九篇,称为《小戴礼记》。东汉后期大戴本不流行,以小戴本专称《礼记》而且和《周礼》、《仪礼》合称“三礼”,郑玄作了注,于是地位上升为经。书中还有广泛论说礼意、阐释制度、宣扬儒家理想的内容。
  
  宋代的理学家选中《大学》、《中庸》、《论语》和《孟子》,把他们合称为“四书”,用来作为儒学的基础读物。《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 。
  中国古代记载典礼仪节的书。简称《礼》,亦称《礼经》、《士礼》。《仪礼》是记载古代礼仪制度的著作,与《周礼》、《礼记》合称“三礼”。《仪礼》文字艰涩,内容枯燥,治史者对它望而生畏。但本书是“三礼”中成书较早的一部,据考古材料及古文献所知,商、周统治者有名目繁多的典礼,其仪节日益繁缛复杂,非有专门职业训练并经常排练演习者,不能经办这些典礼。儒生掌握的可能创行于西周并在春秋以后更加通用的各种仪节单,经不断排练补充,整齐厘订,成为职业手册。他们要为天子、诸侯、士大夫举行各种不同的礼,因此保存的仪节单很多,曾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的记载。但传到汉代只剩了十七篇,包括冠、婚、丧祭、朝聘、射乡五项典礼仪节,由高堂生作为专供士大夫阶层施行的“士礼”传授,称作《礼经》,为“五经”之一。汉宣帝时,以戴德、戴圣、庆普三家所传习的《礼经》立于学官,当时属今文经(见经今古文学)。不久在鲁境又出现《礼古经》,其除有十七篇外,多“逸礼”三十九篇,但未传下。今文经传至西汉末,有戴德、戴圣、刘向三个篇次不同的本子。汉末郑玄用刘向接尊卑吉凶次序编排之本作注,并记明今古文之异同。今只有此本传下。该书至晋代始称《仪礼》,当时门阀为宗法需要,特重其中详定血统亲疏的《丧服》诸篇,出现了不少有关著作。唐贾公彦撰《仪礼疏》十七卷,南宋时与郑注合刊为《仪礼注疏》。当北宋熙宁(1068~1077)中一度废《仪礼》不为经,元祐(1086~1094)间又恢复。历宋、元、明,续有不少研究著作。清代研究者有十余家,以胡培翚《仪礼正义》为世所称。
  1、《周礼》概述
  
  中国古代的礼乐文明 ,礼乐文化,不能不提到《周礼》、《仪礼》和《礼记》,即通常所说的"三礼"。《三礼》是古代礼乐文化的理论形态,对礼法、礼义作了最权威的记载和解释,对历代礼制的影响最为深远。
  《周礼》是儒家经典,西周时期的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周公旦所著,今从其思想内容分析,则说明儒家思想发展到战国后期,融合道、法、阴阳等家思想,与春秋孔子时思想发生极大变化。《周礼》所涉及之内容极为丰富。大至天下九州,天文历象;小至沟洫道路,草木虫鱼。凡邦国建制,政法文教,礼乐兵刑,赋税度支,膳食衣饰,寝庙车马,农商医卜,工艺制作,各种名物、典章、制度,无所不包。堪称为上古文化史之宝库。
  以人法天的理想国纲领《周礼》,西汉的景帝、武帝之际,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征得一批古书,其中一部名为《周官》。原书当有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六篇,冬官篇已亡,汉儒取性质与之相似的《考工记》补其缺。王莽时,因刘歆奏请,《周官》被列入学官,并更名为《周礼》。东汉末,经学大师郑玄为《周礼》作了出色的注。由于郑玄的崇高学术声望,《周礼》一跃而居《三礼》之首,成为儒家的煌煌大典之一。
  
  2、千年学术公案
  
  《周礼》是一部通过官制来表达治国方案的著作,内容极为丰富。《周礼》六官的分工大致为:天官主管宫廷,地官主管民政,春官主管宗族,夏官主管军事,秋官主管刑罚,冬官主管营造,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在上古文献中实属罕见。《周礼》所记载的礼的体系最为系统,既有祭祀、朝觐、封国、巡狩、丧葬等等的国家大典,也有如用鼎制度、乐悬制度、车骑制度、服饰制度、礼玉制度等等的具体规制,还有各种礼器的等级、组合、形制、度数的记载。许多制度仅见于此书,因而尤其宝贵。
  《周礼》面世之初,不知什么原因,连一些身份很高的儒者都没见到就被藏入秘府,从此无人知晓。直到汉成帝时,刘向、歆父子校理秘府所藏的文献,才重又发现此书,并加以著录。刘歆十分推崇此书,认为出自周公手作,是"周公致太平之迹"。东汉初,刘歆的门人杜子春传授《周礼》之学,郑众、贾逵、马融等鸿儒皆仰承其说,一时注家蜂起,歆学大盛。
  遗憾的是,如此重要的一部著作,却无法确定它是哪朝哪代的典制。此书名为《周官》,刘歆说是西周的官制,但书中没有直接的证明。更为麻烦的是,西汉立于学官的《易》、《诗》、《书》、《仪礼》、《春秋》等儒家经典,都有师承关系可考,《汉书》的《艺文志》、《儒林传》都有明确的记载,无可置喙。而《周礼》在西汉突然被发现,没有授受端绪可寻,而且先秦文献也没有提到此书,所以,其真伪和成书年代问题成为聚讼千年的一大公案。历代学者为此进行了旷代持久的争论,至少形成了西周说、春秋说、战国说、秦汉之际说、汉初说、王莽伪作说等六种说法。古代名家大儒,以及近代的梁启超、胡适、顾颉刚、钱穆、钱玄同、郭沫若、徐复观、杜国庠、杨向奎等著名学者都介入了这场讨论,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作为主流派的意见,古今判若两途。古代学者大多宗刘歆、郑玄之说,认为是周公之典。清代著名学者孙诒让认为,《周礼》一书,是自黄帝、颛顼以来的典制,"斟酌损益,因袭积累,以集于文武,其经世大法,咸稡于是"(《周礼正义序》),是五帝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经世大法的集粹。古代学者以五帝、三代为圣明之世、至治之极,其后则是衰世。周公是五帝三代的集大成者,古人将《周礼》的著作权归于周公是十分自然的事。
  近代学者大多反对古人的这种历史观。从文献来看,比较集中地记载先秦官制有《尚书》的《周官》篇和《荀子》的《王制》篇,《周官》已经亡佚。最初曾有人认为,《周礼》原名《周官》,应当就是《尚书》的《周官》篇。但是,《尚书》二十八篇,每篇不过一、二千字,而《周礼》有四万余字,完全不象是其中的一篇。《荀子·王制》所记官制,大体可以反映战国后期列国官制的发达程度,但是总共只有七十多个官名,约为《周礼》的五分之一,而且没有《周礼》那样的六官体系。《春秋》、《左传》、《国语》中有不少东周职官记载,但没有一国的官制与《周礼》相同。从西周到西汉的每一个时期都可以找到若干与《周礼》相同的官名,但谁也无法指认出与《周礼》职官体系一致的王朝或侯国。
  近代学者在文献学研究的基础上辅之以古文字学、古器物学、考古学研究等手段,对《周礼》进行更为广泛、深入的研究。目前,多数学者认为《周礼》成书年代偏晚,约作于战国后期。持其它意见的学者也不少,彼此争论很激烈。争论的实质,是对于古代社会的认识,即《周礼》所描述的是怎样一种性质的社会?它的发展水平究竟与西周、春秋、战国、秦、西汉的千年历史中的哪一段相当?由于涉及的问题太复杂,《周礼》的成书年代问题至今没有定论。
  
  3、理想化的典制
  
  
  《周礼》展示了一个完善的国家典制,国中的一切都井然有序,富于哲理。三读之后,令人顿生"治天下如指之掌中"的感觉。例如,国家的行政规划有以下表述:
  国都。《周礼》国都地点的选择,是通过"土圭"来确定的。《周礼·大宗伯》云:
  
  以土圭之法测土深,正日景(影),以求地中。……日至之景(影)尺有五寸,谓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时之所交也,风雨之所会也,阴阳之所和也。然则百物阜安,乃建王国焉,制其畿方千里而封树之。
  
  土圭是一种测日影长短的工具。所谓"测土深",是通过测量土圭显示的日影长短,求得不东、不西、不南、不北之地,也就是"地中"。夏至之日,此地土圭的影长为一尺五寸。之所以作如此选择,是因为"地中"是天地、四时、风雨、阴阳的交会之处,也就是宇宙间阴阳冲和的中心。
  九畿。 《周礼》以土圭测日影,在地中建王城,既是哲学寓意的需要,也是"体国经野"的需要。王者划分国野和野外之地,都以王城为中心。如方千里的王畿,就是以王城为中心建立的。王畿之外有所谓"九畿"。《周礼·夏官·大司马》云:
  
  方千里曰国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卫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蛮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镇畿,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畿。
  
  可知九畿的分布,是以方千里的王畿为中心,其四外的五千里之地,依次划分为侯畿、甸畿、男畿、采畿、卫畿、蛮畿、夷畿、镇畿、蕃畿等九层,大小相套,依次迭远。相邻之畿的间隔都是五百里。《尚书》中确有侯、甸、男、卫、采等外服的名称,却没有如此类似于同心圆的分布。
  居民组织。《周礼》的居民组织有两类:国都之外的四郊之地称为乡,郊外之地称为遂。乡之下细分为州、党、族、闾、比等五级行政组织。遂之下细分为邻、里、酂、鄙、县等五级行政组织。根据地官的《大司徒》、《遂人》等记载,乡、遂的民户构成分别为:
  一比:5家 一邻:5家
  一闾:25家 一里:25家
  一族:100家 一酂:100家
  一党:500家 一鄙:500家
  一州:2500家 一县:2500家
  一乡:12500家 一遂:12500家
  乡、遂各级组织的编制极其整齐。此外,乡和遂的数量都是六个。六乡、六遂的居民数似乎恰好相合,既无不足,也无羡余。如有天灾人祸,民户之数发生变化,无法满足以上要求时当如何处理?《周礼》未曾提及。
  农田规划 《周礼》对于"野"的农田的规划,也是整齐划一。《地官·遂人》云:
  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
  
  这里记载了两个系统,一是农田系统,二是沟洫系统。农田以"夫"为基本单位,一夫受田百亩。夫田与夫田之间有称为"遂"的水渠,遂上有称为"径"的道路。每十夫之田之间,有称为"沟"的水渠,沟上有称为"畛"的道路。每百夫之田之间,有称为"洫"的水渠,洫上有称为"涂"的道路。每千夫之田之间,有称为" 浍"的水渠,浍上有称为"道"的道路。每万夫之田之间,有称为"川"的水渠,川上有称为"路"的道路。如此通达于王畿。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沟洫、道路系统有严格的丈尺规定。据郑玄的注,遂,宽、深各二尺;沟,宽、深各四尺;洫,宽、深各八尺;浍,宽二寻、深二仞。沟洫上的道路的宽度,径可以让牛马通过,畛可以让大车(车轨宽六尺)通过,涂可以让一辆乘车(车轨宽八尺)通过,道可以让两辆乘车通过,路可以让三辆乘车通过。仅就以上数例,就不难发现《周礼》的制度有相当的理想化的成分。将国都建在"地中",其理论色彩十分鲜明,实际上是无法操作的。整齐划一的九畿制度、居民组织、沟洫道路系统,遑论古代中国,就是移山填海的大跃进时代也没有实现过。因此,我们说《周礼》是理想国的蓝图。
  
  
  4、人法天的思想
  
  
  《周礼》作者的立意,并非要实录某朝某代的典制,而是要为千秋万世立法则。作者希冀透过此书表达自己对社会、对天人关系的哲学思考,全书的谋篇布局,无不受此左右。儒家认为,人和社会都不过是自然精神的复制品。战国时期,阴阳五行思想勃兴,学术界盛行以人法天之风,讲求人与自然的联系,主张社会组织仿效自然法则,因而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说。《周礼》作者正是"以人法天"思想的积极奉行者。
  《周礼》以天官、地官、春官、夏官、冬官等六篇为间架。天、地、春、夏、秋、冬即天地四方六合,就是古人所说的宇宙。《周礼》六官即六卿,根据作者的安排,每卿统领六十官职。所以,六卿的职官总数为三百六十。众所周知,三百六十正是周天的度数。《周礼》原名《周官》,此书名缘何而起,前人曾有许多猜测。依笔者之见,所谓《周官》,其实就是"周天之官"的意思。作者以"周官"为书名,暗含了该书的宇宙框架和周天度数的布局,以及"以人法天"的原则。其后,刘歆将《周官》更名为《周礼》,虽然有抬高其地位的用心,但却是歪曲了作者的本意。
  在儒家的传统理念中,阴、阳是最基本的一对哲学范畴,天下万物,非阴即阳。《周礼》作者将这一本属于思想领域的概念,充分运用到了政治机制的层面。《周礼》中的阴阳,几乎无处不在。《天官·内小臣》说政令有阳令、阴令;《天官·内宰》说礼仪有阳礼、阴礼;《地官·牧人》说祭祀有阳祀、阴祀等等。王城中" 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布局,也是阴阳思想的体现。南为阳,故天子南面听朝;北为阴,故王后北面治市。左为阳,是人道之所向,故祖庙在左;右为阴,是地道之所尊,故社稷在右。如前所述,《周礼》王城的选址也是在阴阳之中。所以,钱穆先生说,《周礼》"把整个宇宙,全部人生,都阴阳配偶化了"(《周官著作时代考》)。
  战国又是五行思想盛行的时代。阴、阳二气相互摩荡,产生金、木、水、火、土五行。世间万事万物,都得纳入以五行作为间架的体系,如东南西北中等五方,宫商角徵羽等五声,青赤白黑黄等五色,酸苦辛咸甘等五味,等等。五行思想在《周礼》中也得到了重要体现。在《周礼》的国家重大祭祀中,地官奉牛牲、春官奉鸡牲、夏官奉羊牲、秋官奉犬牲、冬官奉豕牲。众所周知,在五行体系中,鸡为木畜,羊为火畜、犬为金畜、豕为水畜、牛为土畜。《周礼》五官所奉五牲,与五行思想中五畜与五方的对应关系完全一致,具有明显的五行象类的思想。与此相呼应,地官有"牛人"一职,春官有"鸡人"一职,夏官有"羊人"一职,秋官有"犬人"一职,冬官有"犬人"一职。
  
  综上所述,《周礼》是一部以人法天的理想国的蓝图。这样说,丝毫不意味着《周礼》中没有先秦礼制的素地。恰恰相反,作者对前代的史料作了很多吸收,但不是简单移用,而是按照其哲学理念进行某些改造,然后与作者创新的材料糅合,构成新的体系。
  蕴涵于《周礼》内部的思想体系,有着较为明显的时代特征。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诸家本各为畛域,《易》家言阴阳而不及五行,《洪范》言五行而不及阴阳;儒家讳论法治,法家讥谈儒学。阴阳与五行,经由邹衍方始结合;儒与法,经由荀子才相交融。儒、法、阴阳、五行的结合,肇于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周礼》以儒家思想为主干,融合法、阴阳、五行诸家,呈现出"多元一体"的特点。其精致的程度,超过《吕氏春秋》,因而其成书年代有可能在《吕氏春秋》之后,而晚至西汉初。
  
  
  5、学术与治术兼包
  
  《周礼》一书,体大思精,学术与治术无所不包,因而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后儒叹为"非圣贤不能作",诚非无稽之谈。所谓"学术",是说该书从来就是今古文之争的焦点。汉代经籍,用当时通行的隶书书写的称为"今文经",用六国古文书写的称为"古文经"。汉初在孔子府宅的夹壁中发现的文献,以及在民间征得的文献大多是古文经,而立于学官的都是今文经。今文经与古文经的记载不尽一致,因而双方时有争论。汉代古文学以《周礼》为大宗,今文学以《礼记·王制》为大宗。为此,《周礼》每每成为论战中的焦点,加之它传授端绪不明,屡屡受到今文学家的诘难,如著名经师何休就贬之为"六国阴谋之书";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则指斥它出于王莽篡汉时刘歆的伪造。相反,褒之者如刘歆、郑玄等则誉之为"周公之典"。
  尽管如此,《周礼》依然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唐人为"九经"作疏,其中最好的一部就是贾公彦的《周礼疏》,受到朱熹的赞赏。清儒为"十三经"作新疏,孙诒让的《周礼正义》冠绝一世,至今无有出其右者。历代学者围绕《周礼》真伪等问题所作的种种考索,更是浩繁之至。
  所谓治术,是说《周礼》作为一部治国纲领,成为历代政治家取法的楷模。古人言必称三代,三代之英在周。古人笃信《周礼》出自周公,书中完善的官制体系和丰富的治国思想,成为帝王、文人取之不尽的人文。
  《周礼》的许多礼制,影响百代。如从隋代开始实行的"三省六部制",其中的"六部",就是仿照《周礼》的"六官"设置的。唐代将六部之名定为吏、户、礼、兵、刑、工,作为中央官制的主体,为后世所遵循,一直沿用到清朝灭亡。历朝修订典制,如唐《开元六典》、宋《开宝通礼》、明《大明集礼》等,也都是以《周礼》为蓝本,斟酌损益而成。又如"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都城格局,成为历代帝王向往的楷模。但历朝都城,大都沿用前朝旧址,故其格局难以刷新。元始祖忽必烈建在北京建立元大都时,得以在金的上京附近重新规划,乃以《周礼》为范本,建立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格局。以后,明、清两朝不仅沿用不废,还仿照《周礼》,建天坛、地坛、日坛、月坛、先农坛等,形成今日的布局。朝鲜的汉城,同样有面朝后市、左祖右社的格局,乃是海外依仿《周礼》建都的典范。
  《周礼》一书含有丰富的治国思想,《天官》概括为"六典"、"八法"、"八则"、"八柄"、"八统"、"九职"、"九赋"、"九式"、"九贡"、"九两" 等十大法则,并在地官、春官、夏官、秋官的叙官中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详密严谨,宏纤毕贯,对于提升后世的行政管理思想,有着深远的影响。
  《周礼》对官员、百姓,采用儒法兼融、德主刑辅的方针,不仅显示了相当成熟的政治思想,而且有着驾驭百官的管理技巧。管理府库财物的措施,严密细致,相互制约,体现了高超的运筹智慧。书中有许多至今犹有生命力的,可以借鉴的制度。历史上每逢重大变革之际,多有把《周礼》作为重要的思想资源,从中寻找变法或改革的思想武器者,如西汉的王莽改制、六朝的宇文周革典、北宋的王安石等,变法无不以《周礼》为圭臬。清末,外患内忧交逼,为挽救颓势,孙诒让作《周官政要》,证明《周礼》所蕴涵的治国之道不亚于西方。朝鲜时代后期的著名学者丁若镛(号茶山),曾撰作三十万言的《经世遗表》,主张用《周礼》改革朝鲜的政治制度。任何一位空想家都不可能脱离现实来勾画理想国的蓝图,《周礼》也是如此,在理想化的框架之下,作者利用了大量历史材料加以填充。不过,作者在使用时往往根据需要作了加工和改造,这是读《周礼》时必须注意的,这也正是此书的复杂之处。
  《深衣考》一卷,国朝黄宗羲撰。宗羲有《易学象数论》,已着录。是书前列己说,后附《深衣》经文,并列朱子、吴澄、朱右、黄润玉、王廷相五家图说,而各辟其谬。其说大抵排斥前人,务生新义。如谓衣二幅,各二尺二寸。屈之为前后四幅,自掖而下杀之,各留一尺二寸。加衽二幅,内衽连于前右之衣,外衽连于前左之衣,亦各一尺二寸。其要缝与裳同七尺二寸。盖衣每一幅属裳狭头二幅也。今以其说推之,前后四幅下属裳八幅外,右衽及内左衽亦各下属裳一幅,则裳之属乎外右衽者势必掩前右裳,裳之属乎内左衽者势必受掩于前左裳。故其图止画裳四幅。盖其后四幅统于前图,其内掩之四幅,则不能画也。考深衣之裳十二幅,前后各六,自汉唐诸儒沿为定说。宗羲忽改创四幅之图,殊为臆撰。其释“衽,当旁也”,谓“衽,衣襟也。以其在左右,故曰当旁”。考郑《注》:“衽,裳幅所交裂也。” 郭璞《方言注》及《玉篇注》俱云:“衽,裳际也。”云“裳际”,则为裳旁明矣,故《释名》曰:“衽,襜也,在旁襜襜然也。”盖裳十二幅,前名襟,后名裾,惟在旁者始名衽。今宗羲误袭孔《疏》以裳十二幅皆名衽,不明《经》文“当旁”二字之义,遂别以衣左右衽当之。是不特不知衽之为裳旁,而并不以衽为裳幅。二字全迕,益踵孔《疏》而加误矣。其释“续衽”也,谓“裳与衣相属,衣通袂长八尺。裳下齐一丈四尺。衣裳相属处乃七尺二寸。则上下俱阔而中狭,象小要之形,故名续衽”,其说尤为穿凿。其释“袂圆以应规”也,谓:“衣长二尺二寸,袂属之亦如其长。掖下裁入一尺,留其一尺二寸,可以运肘,以渐还之至于袂末,仍得二尺二寸。《玉藻》言袪尺二寸,乃袂口之不缝者,非谓袂止一尺二寸。”今考《说文》:“袪,袂也。”《礼•玉藻》郑《注》谓:“袪,袂口也。”盖袂末统名曰袪。今谓袂口半不缝者乃名袪,则袂口之半缝者岂遂不得名袪乎?且袂口半缝之制,《经》无明文,又不知宗羲何所据也。宗羲经学淹贯,著述多有可传。而此书则变乱旧诂,多所乖谬。以其名颇重,恐或贻误后来,故摘其误而存录之,庶读者知所决择焉。
  《深衣考误》一卷,国朝江永撰。深衣之制,众说纠纷。永据《玉藻》“深衣三袪,缝齐倍要,衽当旁”云:“如裳前後当中者,为襟为裾,皆不名衽。惟当旁而斜杀者乃名衽。”今以永说求之训诂诸书,虽有合有不合,而衷诸《经》文,其义最当。考《说文》曰:“衽,衣衤金也。”衤金即襟,永以裳之前为襟,而旁为衽。《说文》乃以衣襟为衽,则不独裳为衽矣。又《尔雅》曰:“执衽谓之袺,扱衽谓之襭。”李巡曰:“衽者,裳之下也。”云下则裳之下皆名衽,不独旁矣。然《方言》曰:“褛谓之衽。”郭璞《注》曰:“衣襟也。”与《说文》前襟名衽义正同。而郭《注》又云:“或曰衽,裳际也。”云裳际则据两旁矣。永之所考,盖据璞《注》後说也。又刘熙《释名》云:“襟,禁也,交於前,所以禁御风寒也。裾,倨也,倨倨然直,亦言在後当见倨也。衽,襜也,在旁襜襜然也。”证以永说,谓裳前襟後裾,皆直幅不交裂,则即《释名》所云“倨倨然直”也。谓在旁者乃名衽,则即《释名》“在旁襜襜”之义也。其释《经》文“衽,在旁”三字实非孔《疏》所能及。其後辨续衽钩边一条,谓续衽在左,前後相属,钩边在右,前後不相属。钩边在汉时谓之曲裾,乃别以裳之一幅斜裁之,缀於右後衽之上,使钩而前。孔《疏》误合续衽、钩边为一。其说亦考证精核,胜前人多矣。
  □注 汉·郑玄  □疏  唐·孔颖达  □整理 明月奴  □制作 真如  □发布 读书中文网
  宋绍熙三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刻宋元递修本《礼记正义》
  共七十卷,半叶 8行,行14、16或21字不等,注疏小字双行,行21、22至26、27字不等,白口,左右双边。卷后有黄唐刻书跋文8行并校正官衔名11行,跋文题“ 壬子秋八月三山黄唐谨识”,壬子即绍熙三年(1192),因亦称黄唐本。黄唐任职浙东茶盐司之前,茶盐司先有旧刻《易》、《书》、《周礼》三经,将经文、注、疏合刻于一本,读者称便。黄唐又取《毛诗》、《礼记》二经刻之,是为各经文、注、疏合刻之第一版,因刻于绍兴,世称越州本,又称八行注疏本。《毛诗》一种久佚,余四种俱存。《礼记正义》今存全者仅一部,有宋元补版。原刊字体方严端重,刻工有马祖、马松、马春、毛端、方伯、 王恭、李宪等多人,补版刻工有茅文龙、蒋佛老、何、张阿狗、俞声、何庆、陈等,皆元代杭州地区刻工,可知补版到元代。
  此本有惠栋、李盛铎跋,惠栋曾据此本校汲古阁本。书中有季印振宜、沧苇、 御史之章、 北平孙氏、惠栋、定宇、孔、 继、涵、金章世系景行维贤、小如庵秘笈、袁克文等印。清中叶后,此书为孔继涵所藏,由孔氏归宗室盛昱,以后归完颜景贤,景贤之后又归袁克文,由袁售与南海潘宗周。潘氏得书之时,适所构新居落成,因名曰宝礼堂潘氏既得此书,1927年影刻行世。潘氏《宝礼堂宋本书录》经部著录。此书另有残本一部传世,存二十八卷,两部补版之叶,间有不同,残本为商务印书馆涵芬楼所藏,《涵芬楼烬余书录》经部著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宝礼堂藏书由潘宗周之子潘世兹捐赠国家,涵芬楼书亦捐献国家,两部今均藏北京图书馆。
  《泰泉乡礼》七卷,明黄佐撰。佐字才伯,泰泉其号也。香山人。正德辛巳进士,官至少詹事。事迹具《明史。文苑传》。佐之学虽恪守程朱,然不以聚徒讲学名,故所论述,多切实际。是书乃其以广西提学佥事乞休家居时所著,凡六卷。首举乡礼纲领,以立教、明伦、敬身为主。次则冠婚以下四礼,皆略为条教。第取其今世可行而又不倍戾于古者。次举五事,曰乡约、乡校、社仓、乡社、保甲,皆深寓端本厚俗之意。末以《士相见礼》及《投壶》、《乡射礼》别为一卷附之。大抵皆简明切要,可见施行,在明人著述中犹为有用之书。视所补注之《皇极经世》支离曼衍、敝精神于无益之地者,有空言实事之分矣。
  (东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礼记是儒学的一本经典著作,其中的文章是孔子的学生以及战国时期儒学学者的作品。汉朝学者戴德将汉初刘向收集的130篇综合简化,一共得85篇,被称为“ 大戴礼记”,后来其弟子戴圣又将大戴礼记简化删除,得46篇,再加上《月令》、《明堂位》和《乐记》,一共49篇,被称为“小戴礼记”。大戴礼记后来失落了,小戴礼记就是今天的礼记。
  
  汉代时孔壁出书,得古《礼》五十七篇,其中十七篇与《仪礼》相同,《奔丧》《投壶》见于另外四十篇中,礼家将其录于《礼记》之中,得以流传,而其余篇章,因为藏之秘府,世人难得一见,后来竟散逸不传,称为“逸《礼》”。
  
  礼记不仅是一部描写规章制度的书,也是一部关于仁义道德的教科书。
  十七卷(内府藏本)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仪礼》出残阙之馀,汉代所传,凡有三本。一曰戴德本,以《冠礼》第一,《昏礼》第二,《相见》第三,《士丧》第四,《既夕》第五,《士虞》第六,《特牲》第七,《少牢》第八,《有司彻》第九,《乡饮酒》第十,《乡射》第十一,《燕礼》第十二,《大射》第十三,《聘礼》第十四,《公食》第十五,《觐礼》第十六,《丧服》第十七。一曰戴圣本,亦以《冠礼》第一,《昏礼》第二,《相见》第三,其下则《乡饮》第四,《乡射》第五,《燕礼》第六,《大射》第七,《士虞》第八,《丧服》第九,《特牲》第十,《少牢》第十一,《有司彻》第十二,《士丧》第十三,《既夕》第十四,《聘礼》第十五,《公食》第十六,《觐礼》第十七。一曰刘向《别录》本,即郑氏所注。贾公彦《疏》谓:“《别录》尊卑吉凶,次第伦序,故郑用之。二戴尊卑吉凶杂乱,故郑不从之也。”其《经》文亦有二本。高堂生所传者,谓之今文。鲁恭王坏孔子宅,得亡《仪礼》五十六篇,其字皆以篆书之,谓之古文。元注参用二本。其从今文而不从古文者,则今文大书,古文附注,《士冠礼》“闑西阈外”句注“古文闑为槷,阈为蹙”是也。从古又而不从今文者,则古文大书,今文附注,《士冠礼》“ 醴辞”“孝友时格”句注“今文格为嘏”是也。其书自元以前,绝无注本。玄後有王肃《注》十七卷,见於《隋志》。然贾公彦《序》称“《周礼》注者则有多门,《仪礼》所注後郑而已”。则唐初肃书已佚也。为之义疏者有沈重,见於《北史》;又有无名氏二家,见於《隋志》:然皆不传。故贾公彦仅据齐黄庆、隋李孟悊二家之《疏》,定为今本。其书自明以来,刻本舛讹殊甚。顾炎武《日知录》曰:“万历北监本《十三经》中,《仪礼》脱误尤多。《士昏礼》脱‘婿授绥,姆辞曰:未教,不足与为礼也’一节十四字,赖有长安《石经》,据以补此一节,而其《注》、《疏》遂亡。《乡射礼》脱‘士鹿中翿旌以获’七字,《士虞礼》脱‘哭止,告事毕,宾出’七字。《特牲馈食礼》脱‘举觯者祭,卒觯,拜,长者答拜’十一字,《少牢馈食礼》脱‘以授尸,坐。取簟,兴’七字。此则秦火之所未亡,而亡於监刻矣”云云,盖由《仪礼》文古义奥,传习者少,注释者亦代不数人,写刻有讹,猝不能校,故纰漏至於如是也。今参考诸本,一一釐正,著於录焉。
  
  ---出《四库总目提要》
礼记大学篇伍严两家解说合印叙
梁漱溟 Liang Shuming阅读
  本文写成于1965年3月。《礼记大学篇伍严两家解说》主要内容为伍庸伯的讲学记录和严立三的著作,由梁漱溟与他人合作编辑,于1988年12月由巴蜀书社出版。本文即为此书序言,表达了著者关于儒家养工夫的见解。此书于1991年收入《梁漱溟全集》第四卷。现据《全集》文本将此文收入本卷,并据巴蜀书社文本校正个别错误。
金正昆奥运说礼仪:国际礼仪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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