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免疫法的先驅--人痘接種術
一 天花的歷史
二 以毒攻毒
三 從時苗熟苗
四 從人牛痘到牛痘
我國在治療疾病中，首先發明人工免疫療法--人痘接種術。這項發明具有重大
的歷史意義，因為它是治療傳染病過程中邁出的關鍵性的一步。
為了介紹種痘術的發明史，先來談談古代天花的流行史。
一 天花的歷史
天花是一種濾過性病毒引起的烈性傳染病。得病後死亡率極高，一般可達２５
％，有時甚至高到４０％。不死者也留下永久性的疤痕或失明。我國民間有俗語說
：“生了孩子衹一半，出了天花纔算全。”可見天花危害之嚴重。
早在三千多年前，人們在埃及木乃伊上，已見到天花的疤痕，印度在西元前六
世紀也有此病。中世紀時，天花在世界各國廣泛流行，幾乎有１０％的居民死於天
花，五個人中即有一個人面上有麻點，甚至皇帝也無法幸免。法皇路易十五，英國
女王瑪麗二世，德皇約瑟一世，俄皇彼得二世等，都是感染天花而死的。十八世紀
，歐洲人死於天花的人數達一億五千萬以上。美洲之有天花，是十六世紀時由西班
牙人帶入的，據載西元一八七二年美國流行天花，僅費城一市就有二五八五人死亡
。在俄國，從一九００年到一九０九年的十年中，死於天花者達五十萬人，可見天
花是一種極其兇險的傳染病。
我國古代典籍上沒有見到有關天花的確切記載。晉代葛洪（西元二八一-三四二
年）的《肘後備急方》（三四二年）第一次描寫了天花的癥狀及流行情況。書中這
樣寫道：“比歲有病時行，乃發瘡頭面及身，須臾周匝，狀如火瘡，皆載白漿，隨
决隨生，不即治，劇者多死。治得差者，瘡癜紫黑，彌歲方滅，此惡毒之氣。”近
人根據葛洪《肘後備急方》記載：“以建武中於南陽擊虜所得，乃呼為虜瘡。”認
為此病大約是在西元一世紀傳入我國，因戰爭中由俘虜帶來，故名“虜瘡”。
從此，我國歷代典籍纍有天花記載，雖然各書所稱病名不一，但從所描述的癥
狀，顯屬天花無疑。唐宋以來，此病逐漸增多，十五世紀以後，由於交通發達，人
員往來頻繁，天花在我國廣泛流行，甚至漫延到深宮禁諱，據載順治皇帝即是患天
花死去的，康熙幼年時為了避免感染，由保姆護視於紫禁城外，不敢進宮看望他的
父皇。
由於天花嚴重威脅大衆的健康，因此，古代人很早就在摸索防治天花的方法。
二 以毒攻毒
古人發現一個人如果得了某種傳染病，可以長期或終身不再得這種病，有的即
使再得病，也是比較輕微而不致死亡。人們從中得到啓發，懂得“以毒攻毒”的原
理，即是在未病之前，先服用或接種這有毒的致病物質，使人體對這些疾病産生特
殊的抵抗力，這種思想包含有近代醫學的免疫萌芽了。
在“以毒攻毒”思想指導下，我國也在尋找預防天花的方法。明代郭子章《博
集稀痘方》（西元一五五七年）、李時珍《本草綱目》，記載用（白）水牛虱和粉
作餅或燒灰存性和粥飯服下，以預防天花的方法。雖然這種方法尚未得到實際效果
，但是，它表明古人在“以毒攻毒”思想下，正在尋找防治天花的方法。經過長期
的摸索與多方面的臨床實驗，終於找到了行之有效的人痘接種法。
三 從時苗到熟苗
清代朱純嘏《痘疹定論》（一七一三年，康熙五十二年）一書中記載有這一則
故事：說宋真宗時（十一世紀）的宰相王旦，一連生了幾個子女，都死於天花，待
到老年又生了一個兒子，取名王素，王旦擔心兒子重遭不幸的病害，於是招集了許
多醫師來商議，請他們提供防治痘瘡的方法。當時有人提議，說四川峨嵋山有一個
“神醫”，能種痘，百不失一。丞相王旦立即派人去請，一月後，那位醫師趕到了
汴京。醫生對王素作了一番檢查後，摩著他的頭頂說，這個孩子可以種痘，次日即
為他種了，第七天小孩身上發熱，十二天後種的痘已經結痂。據載這次種痘效果很
好，後來王素活了六十七歲。這是我國典籍上有關種痘的最早記載。由於說缺乏旁
證，尚不以確證我國十一世紀已發明種痘術了。
稍後，清初俞茂鯤《科金鏡賦集解》（西元一七二七年）一中，記載了種痘的
確切年代：“種痘起於明朝隆慶年（西元一五六七-一五七二年），寧國府太平縣，
姓氏失考，得之異人丹傳之傢，由此蔓延天下。至今種花者，寧國人居多。”從此
以後，我國典籍纍見有種痘的記載。明末喻昌的《寓意草》（西元一六四三年）記
載有顧□明的二郎、三郎在北平種痘的醫案。十年後，董含的《三岡識略》中又記
載安慶的一位姓張的醫師，傳習種痘術已有三代，其法取患兒的稀痘漿貯於小瓷瓶
內埋在土內待用，使用時將所貯漿染衣，使小孩穿著，三日萌芽，五日痘長，十日
痘萎。這是清初人記錄種痘的最早文獻。西元一六八一年，清政府曾專差迎請江西
醫張琰，為清朝王子和旗人（貴族）種痘。據張琰《種痘新書》（西元一七四一年
）說：“經餘種者不下七、八千人，屈指記之，所莫救者，不過二、三十耳。”可
見當時種痘術已有相當水準了。西元一六九五年張璐的《醫通》（西元一六九五年
）中記有痘漿、旱苗、痘衣等法，並記述種痘法“始自江右，達於燕齊，近則遍行
南北。”由此可見，我國在十六世紀下半葉發明種痘術後，到了十七世紀已推廣到
全國，而且技術也相當完善了。
清吳謙等編著的《醫宗金鑒·幼科種痘心法要旨》（刊於乾隆七年，西元一七
四二年），書中介紹有四種痘法。（1）痘衣法：把瘡患的內衣給接種者穿上，以引
起感染，這是最原始的方法；（2）漿法：采取瘡的漿，用棉花沾塞被接種者的鼻孔
；（3）旱苗：把痘痂陰乾研末，以銀管吹入鼻孔；（4）水苗法：把痘痂研細並用
水調勻，以棉花沾染塞入鼻孔。書中分析了這四種方法的優劣：“水苗為上，旱苗
次之，痘衣多不應驗，痘漿太涉殘忍。”《幼科種痘心法要旨》對種痘要旨、選苗
、蓄苗、天時（指種痘季節）、擇吉、調攝、禁忌、可種、不可種、水苗種法、五
髒傳送之理、旱苗種法、痘衣種法、痘漿種法、信苗、補種、自出、治法等共十八
個專題作了介紹。其中如“蓄苗”一節，指出：“若遇熱則氣泄，日久則氣薄，觸
污則氣不清，藏不潔氣不正，此蓄苗之法。”又說：“須貯新磁瓶，內上以物密覆
之，置之潔淨之所，清涼之處。”足見當時對於痘苗的接種與保存已經取得不少成
熟的經驗了。
早期的種痘術，采用的是天花的痂，叫作“時苗”，實際上是以人工的方法使
接種者感染一次花，這疫苗的危險性比較。大我國在種痘的過程中，逐步取得選擇
苗種的經驗。清代鄭望頤在《種痘法》中主張用接種多“苗性和平”的痘痂作苗，
叫做“熟苗”，這類疫苗的毒性已減，接種後比較安全。同時代的俞茂鯤又指出，
苗種遞傳愈久愈好。朱奕梁《種痘心法》進一步指出：“良由苗種愈久，則藥力之
提拔愈清，人工之選練愈熟，火毒汰盡，精氣獨存，所以萬全而無患也。若‘時苗
’能連種七次，精加選練，則為『熟苗』。”這種通過連續接種和選練多次來減低
痘苗毒性的方法，是合乎現代科學原理的。
四 從人痘到牛痘
我國發明的人痘接種法，不但有效地保障了兒童的健康，而且不久流傳到國外
，對世界的保健事業也作出了貢獻。
我國的人痘接種法，不久即引起其他國傢的註意與仿效。清康熙二十七年（西
元一六八八年），俄國首先派醫生來北平學習種痘及檢痘法。據史籍記戴：“康熙
時俄羅斯遣人至中國學痘醫，由撒納特衙門移會理藩院衙門，在京城肄業。”這是
文獻上記載的最先派醫生來我國學習種痘的國傢。
十八世紀，我國的人痘接種術由俄國傳至土耳其，英國駐土耳其大使人蒙塔古
（M. W. Montague 1689-1762）在士坦丁堡看到當地人為孩子種痘以預防天花，效
果很好，頗為感動。由於她的兄弟死於天花，她自己也曾感染此病，因此，她决定
給她的兒子接種人痘。一七一七年在大使館外科醫生的照顧下，為她的兒子種了人
痘，事後，她把成功的消息寫信回國告訴了她的朋友。一七一八年六月蒙塔古夫人
返英後，又大力提倡種痘，從此，人痘接種術在英國流傳起來。隨後，歐洲各國和
印度也試行接種人痘，十八世紀初葉，非洲北部突尼斯也推行此法。
西元一七四四年，杭州人李仁山去日本九洲長崎，把種痘法傳授給折隆元、堀
江元道兩人。乾隆十七年（西元一七五二年），《醫宗金鑒》傳入日本，於是種痘
法在日本也流傳起來。
中國的種痘法傳入歐洲後，遭到頑固保守分子的反對，他們責駡種痘是“狂人
”的邏輯，一些基督教牧師鬍說“天花是上帝的天恩”，凡人不能逆天行事。有些
國傢竟出令禁止種痘。當時，法國啓蒙思想傢伏爾泰卻倍加贊揚。他在《談種痘》
的信中寫道：“我聽說一百年來中國人一直就有這習慣，這是被認為全世界最聰明
最講禮貌的一個民族的偉大先例和榜樣。”
自從中國的種痘術傳入英國以後，在英國流傳達四十年。英國的一個鄉村醫生
琴納（E. Jenner1749-1823）幼時也種過人痘，後來他在行醫過程中，從擠牛乳的
婦女知道：得過牛痘後就不會再生天花了。琴納由此得到啓發，想到這可能是牛痘
使他們對天花産生了抵抗力，於是在一七九六年五月十四日琴納首次從正在患牛痘
的擠奶女孩手上，沾了一些痘漿接種在一個八歲的未患天花的男孩手臂上，接種部
位生了一個典型的牛痘，六周後琴納特意給這個男孩接種天花痘漿，結果這個男孩
安然無恙，證明他對天花有免疫力。後來，經過反覆試驗，證明接種牛痘後確能預
防花。
西元一八０五年（清嘉慶十年），種牛痘法由澳門葡萄牙商人傳入我國，因為
牛痘比人痘更為安全，我國民間也因此用牛痘。這說明我國不僅善於發明創造，同
時也善於接受外來的文化。
肘後備急方
一千六百年前，我國曾産生過一部既適於急診之用，又便於臨床診療應用的中
醫書，這就是西元四世紀前葉，葛洪編著的《肘後備急方》。這部醫書之所以有“
肘後”兩字，意思是說可以把它藏於“肘後”衣袖之內而隨身攜帶，以便醫生在進
行緊急診療時，能隨時取出參考應用。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肘後備急方》的性質
，跟我們現在所稱的“臨床診療手册”，確是很相似的。
由於為了“備急”，所以這本書內所介紹的藥物，多數是那些能夠“就地取材
”容易得到的。有些藥物，即使是一時之間不能就地取得而需購買，其價格也多半
是比較低廉的。葛洪在書的自序裏，批評有些人編著的醫書雖然標榜為“備急”，
卻往往不能簡要地闡述病癥性質，而所介紹的藥方，又多是居住於窮鄉僻壤的貧苦
病傢所不能立時辦到的珍貴藥材。葛洪有鑒於此，所以他在書中更多地採集了民間
的單方與驗方，從驗（有效應）、便（便利）、廉（價廉）三方面去著眼。
作為“備急”，書的開頭首先記述了急救，其中有搶救卒中（中風）、昏迷、
暴死、急腹癥等。在搶救突然昏迷病人的措施裏，記述了用指甲陷壓患者唇上的“
人中”穴位，或者灸唇下的“承漿”穴位，這是行之有效的簡易急救法。此外，還
介紹了用半夏研成粉末，吹入患者鼻中；或是將乾菖蒲搗碎製成如棗核大的藥丸，
置於患者舌下以急救昏迷。
對於常見的疾病，《肘後備急方》作了較詳細的記述。其中有：傳染病與寄生
蟲如霍亂、傷寒、瘧疾、結核病、天花、麻瘋、腸寄生蟲病等；營養缺乏病如腳氣
病；胃腸道疾病如飲食睏難、食物中毒；精神神經病如癲癇、狂躁，外科如膿腫、
腫塊、蟲獸咬傷、疥瘡、皮膚病。還有五官科疾病、藥物中毒、酒醉、誤吞異物、
突發等。癥狀的敘述則有咳嗽、中風、水腫、黃疸、腰痛、眩暈等等。全書記載的
疾病種類很多，內容頗為豐富，可以說幾乎包括臨床醫學各科。
對結核病癥狀的多樣性，《肘後備急方》描述得很翔實。書中說患者往往有畏
寒發熱，時日頗長，精神恍惚不寧，悶悶不樂，渾身感到不適但卻察覺不出何處明
顯的痛苦；飲食乏味，四肢無力。這些癥狀往往長年纍月，逐漸地出現全身遲鈍、
衰弱以至死亡。並且指出這種有相當大的傳梁病，甚至引起全家傳染造成“滅門”
的嚴重後果。書中還說到，過度勞累，或者大病後尚未復原之時，均易誘發引起結
核病。
天花這種烈性傳染病的癥狀，《肘後備急方》最早對它作了詳細地描述。書中
說其癥狀為頭面部與四肢發出豌豆大小的皰疹，短期內即蔓延到全身，皰內有“白
漿”，皰隨時會破隨時又會發出新的。若不及時治療，嚴重的多引致死亡。若醫治
好，患者的面部出現紫黑色瘢痕，經過一年，顔色纔漸消退。
對於腳氣病，《肘後備急方》記載說嶺南人更多罹患，其癥狀為最初微微感到
下肢疼痛麻木，或兩小腿微腫，或走路、站立時感到腳軟無力，或小腹感覺有些遲
鈍。有一種腳氣病表現為小腹腫脹的往往會引起死亡。這表明當時已認識到心髒型
腳氣病的嚴重癥候。對於腳氣病的治療，《肘後方》記載了用大豆、小豆、牛奶等
組成的方劑，現在我們知道，這幾種食物所含的維生素乙，是比較容易被人體所吸
收的。上述這些正確的記載是世界醫學史上最早的。
《肘後備急方》對麻瘋病癥狀的描述，也是很具體。說開始時皮膚的感覺漸漸
變得不靈敏、或者皮膚上感到有蟲爬行一樣的發癢，或出現赤黑色的皮膚。指出它
的後果是嚴重的，書中已有對麻瘋病人隔離的記載。
對疾病的診斷，《肘後備急方》記載了黃疸患者的診斷依據。說這種病人開始
為眼白“鞏膜”發黃，逐漸地面部及全身都泛黃，提出還可藉助檢查小便來確診，
方法是讓患者小便解在白紙上，紙會産生黃顔色。此外，還介紹了用手指檢查小腿
浮腫的方法，說“按之沒指”——手指按在浮腫處，局部會出現凹陷。
我國醫學註重預防，這在《肘後備急方》中也有反映，例如在發生疾病流行之
年，主張全家人每月定期服藥預防。
水腫與腹水病人的飲食需“忌????”，這在現在來說，是很多人知道的。但早在
《肘後備急方》裏已提出了水腫、腹水病人“勿食????”的主張。並且提出要“常食
小豆飯、飲小豆汁、鮮魚佳也。”還介紹了羊肉、鬍燕、鴨子、蛋黃等富於營養價
值的食物。
對於疾病的治療，除了藥物針灸、按摩之外，《肘後方》裏還介紹了冷敷、熱
敷、水療等方法。此外，書中還引用了古代好些中醫文獻資料，其中有些中醫文獻
後已散佚，因此這本古代的“臨床診療手册”，從存保古代一些寶貴的資料來說，
也是作出了可貴的貢獻。
《肘後備急方》比較註意當時行之有效的經驗，書名不冠以“黃帝”、“神農
”等字樣。作者在自序裏說：“世俗苦於貴遠賤近，是古非今，恐見此方無黃帝、
倉公、和鵲、逾跗之目，不能采用，安可強乎！”這是作者對一些“厚古薄今”者
的感嘆和批評。當然，限於當時的環境睏素，書中也存有錯誤的內容，然而，其成
就還是主要的。
金針拔障術的源流
“金針拔障術”是我國古代醫學家對白內障眼病施行的一項手術。白內患者接
受這項手術後，一般能重見天日。我國醫學界在一千多年前已能施行這項手術，這
在世界眼科史上不能不說是先進的。
白居易的眼病
“案上漫鋪竜樹，合中虛貯决明丸；
人間方藥應無益，爭得金篦試颳看。”
這是唐代著名詩人白居易所寫的一首七律。據考，白居易四十多歲後即患眼疾
。上面這首七律反映了白居易當時正在閱讀眼科專書《竜樹論》，藥盒中存放著準
備服用的“决明丸”，他考慮一旦服藥無效，就得求助手術治療，用金篦來颳除眼
中的障翳。唐代的另一些詩人，在他們的詩句中也有提到金針拔障術的。如杜甫詩
句“金篦空颳眼，鏡像未離銓。”唐文學家兼哲學家劉禹錫《贈婆門僧人》詩：“
看朱漸成碧，羞日不禁風；師有金篦術，如何為發蒙。”以上證明金針拔障術在唐
代已相當流傳了。
金針拔障術的源流
“金針拔障術”最早見於唐代文獻大師王燾的《外臺秘要》（西元七五二年）
一書中。《外臺秘要》對白內障各期癥狀都有簡單扼要的描述：白內障眼病初起時
，患者“忽覺眼前時見飛蠅黑子，逐眼上下來去。”患者病情發展一般緩慢，“漸
漸不明，久歷年歲，逐緻失明。”關於此病的鑒別癥狀，白內障患者除視力變化外
，眼與頭部的感覺“不痛不癢”。眼部檢查，發現“唯正當眼中央小珠子裏，乃有
其障，作青白色”。書中對白內障與眼底病也進行了鑒別，指出眼底病“外形不異
，衹不見物而已”，或“眼中一無所見”，即眼中沒有青白色的內障。白內障患者
雖不辨物，猷知明暗三光，知晝知夜”，知道白內障後期，患者雖不能辨別人物，
但仍有光感。治療方法，白內障後期，“此宜用金篦决，一針之後，豁然開去而見
白日。針訖，宜服大黃丸，不宜大泄”。
王燾《外臺秘要》所載的眼科疾病，係吸取晉唐以來各傢內容，其中包括謝道
人所撰的《天竺經》。據《外臺秘要》《天竺經論眼序》註文：“隴上道人撰，俗
姓謝，住齊州，於西國鬍僧處授。”據考證，“鬍僧”是印度僧人，故認為“金針
拔障術”是印度傳來的一種眼科手術。白居易所閱的《竜樹論》，可能是隨佛教傳
來的印度醫藥文獻。但從現存《醫方類聚》引輯的《竜樹菩薩眼論》以及宋代《太
平聖惠方》的內容來看，卻看不到印度醫學的內容，主要屬於我國傳統的醫理，由
此推測，印度傳來的眼科已被我國醫學所融化，並通過我國醫學家的臨床，改良再
創新。
隋唐以後的醫學書籍，有關金針拔障術的記載越來越細緻，表明我國醫傢在臨
床中獲得了更為具體的經驗。
宋代又出現了一本題名為《竜木論》（或稱《竜目論》）的眼科專著。此書可
能就是白居易參閱的《竜樹論》，因避英宗諱（英宗名曙，樹與曙同音），改名《
竜木論》。此書經轉輾傳抄增補，至宋代改編，成為目前的傳本。宋代太醫局將《
竜木論》列為醫師必讀之書，可見此書的重要地位。書中對於各型白內障“老年性
、先天性、外傷性、並發性”的病因、癥狀作了詳細的描述，同時對白內障眼病的
檢查、診斷、手術適應癥、禁忌癥以及手術前後的準備、手術方法、術後護理等，
也均作了確切的論述，至今仍有理論價值。
明代，我國醫學文獻中又出現了一本名叫《銀海精微》的眼科專著。書中對金
針拔障術也作了較為詳細的描述。此外，明王肯堂的《證論準繩》（一六零二年）
、明末清初傅仁宇的《審視瑤函》（一六四四年）、清張璐的《張氏醫通》（一六
九五年）以及吳謙等集體編撰的《醫宗金鑒》（一七四二年）等書，均對金針拔障
術有介紹。
張璐之子張飛疇為十七世紀眼科傢，在《張氏醫通》內，他根據自己的經驗提
出了寶貴意見，附有七個病案報告。書中還介紹了一種“過梁針”手法，即醫生給
患者左眼施行手術時，可用右手操作；右眼手術時，則用左手操作。如左手操作不
習慣，可用右手由患者內側角膜緣外進針，但手和拔障針要橫越鼻梁，故稱“過梁
針”。書中提到有的患者由於鼻梁高聳，影響手指進針，因此認為做這一手術的醫
生最好能學會兩手均能操作。尤為可貴的是書中提出：“凡初習針時，不得以人目
輕試，宜針羊眼，久久成熟，方可治人。”可見他在進行這項手術時，不僅認真負
責，而且具有嚴肅的求真態度。
金針拔障術“八法”
十八世紀，我國的金針拔障術已取得相當成熟的經驗。眼科學家黃庭鏡集前人
的成就並結合自己的臨床經驗，著成《目經大成》一書，這是我國古代眼科學的一
本總結性著作。書中將金針拔障術的操作方法歸納為八個步驟，稱為金針拔障術“
八法”。“八法”的步驟如下：
（一）“審機”：指病人手術時采取的體位，先用冷水清洗，醫生如何拿針及
固定手術眼等方法。
（二）“點睛”：指選定進針的部位，在“風輪與外眥相半正中插入”，進針
的方向、手法等。
（三）“射腹”：指進針後將針柄嚮顳側傾斜，使針頭進入虹膜之後，晶狀體
之前的部位。
（四）“探驪”：指針頭繼續前進，使針經過虹膜之後、晶狀體之前，繼續進
針指嚮瞳孔。
（五）“擾海”：指拔障針到達瞳孔將整個白內障拔下。
（六）“捲簾”：指白內障落後，如又浮起，則需要再度拔落，使白內障拔落
到下方，不再浮起為止。
（七）“圓鏡”：指白內障拔落後，停針在瞳孔中央，檢查瞳孔是否正圓、明
亮，被拔下的白內障位置是否合適，問患者是否能看見人，物。
（八）“完壁”：指手術告畢，緩緩將針抽出一半，稍待片刻，“切莫緩在半
日，急於一刻”，以觀察內障是否復位，然後再全部出針。
“八法”所歸納的操作步驟，是合乎科學原理的。關於進針的部位，規定在“
風輪與外眥半中插入”，即是在角膜與外眥之中點，相當於角膜外緣四、五毫米處
。我國醫務工作者通過動物實驗與臨床實踐，證明這個進針部位是安全區。因為這
個部位血管極少，加上這裏有較多的睫狀肌，手術切開後切口兩端的肌肉攣縮，可
以壓迫血管，使之止血。另一方面，手術後兩斷肌肉分開後各自愈合，如病人因各
種原因需要作第二次手術時，可以在任何那一天，從原切口處進針，不易發生出血
，且手術後反應亦輕。由於針拔術操作時間短，術後愈合快，不需嚴格臥床，因此
深受患者歡迎。
我國的眼科手術並不是八、九世紀纔有的。據《晉書》記載，華陀曾用割治法
治療景王的目疾。《晉書》又記載司馬師割除目瘤的事跡。唐代趙嶙（王字旁）的
《因話錄》中，記載揚州一位名叫談簡的醫師，曾經為相國崔慎割除左眼的贅疣。
按今天的標準來看，割除眼部腫瘤已非一般手術。可見我國醫學家早就嚮眼睛這一
禁區開刀了。唐代孫思邈的《千金方》，曾介紹翼狀□（上奴下肉）肉的割治法，
指出這項手術應從□肉的頸部（指□肉體部與頭部之間，位於角膜與鞏膜交界處）
入手，用鈎針鈎起後切除。《竜木論》又提出：“割了以火燙，令斷其勢，即不再
生”，這無疑是很合理的手術方法。歷代眼科書中所載的鈎、割、針、鐮法，都是
眼科手術的方法。可見我國古代醫學家，對於眼病的手術療法，已經積纍有豐富的
經驗了。
唐代醫學巨著《千金方》和《外臺秘要》
西元七世紀的唐代，有許多著名的醫藥學家及醫藥著作相繼問世。其中最有代
表性，對後世影響最大的醫學書籍，當首推孫思邈的《千金方》及王燾的《外臺秘
要》。
人命至重有貴千金
孫思邈是唐代傑出的藥學家，京兆華原（今陝西省耀縣孫傢［土原］）人，生於隋
文帝開皇元年（西元五八一年），卒於唐高宗永淳元年（西元六八二年），年一零
二歲。這位具有八十餘年豐富臨床經驗的醫傢，從小就勤學苦讀，博覽群書。七歲
便能日誦千言，二十歲時已精通諸子百傢的學說了。自從他踏進了醫學寶庫的大門
以後，便把畢生的精力都獻給了醫學事業。他敢於實驗，勇於探索，並善於嚮民衆
學習，在行醫的同時，孫思邈還對唐以前的酒學資料進匯編、研究，並結合自己數
十年的臨床心得體會，先後寫成了《備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兩書各三十捲
（統稱《千金方》），可以說是集唐以前我國醫學的大成。
孫思邈認為，作為一個醫生首先要具備良好的品質。他在《千金方》的自序中
明確指出，“人命至重，有貴千金，一方濟之，德逾於此，故以為名也”。這裏他
以人命重於千金為比喻，也是他為何要把“千金”兩字作為自己書名的真正含義，
他還在書中強調了對病傢一定要有高度的同情心和責任感。看病時必須集中精力，
不得與“病人多語調笑，切忌大聲喧嚷，絶不可道說是非，炫耀聲名，詆毀他醫”
。對於病傢，不論是貴賤貧富，還是知親好友，都要一視同仁地診治。在重危病人
的治療中，絶不應首先考慮個人的聲譽而産生患得患失，要把病人的疾苦看作是自
己的疾苦。在出診的時候，要做到不畏艱難崎嶇，不管白天黑夜、嚴寒酷暑，不顧
饑渴疲勞、一心一意地救治病人。同時，他還強調要精勤不倦地學習，這樣才能博
采醫學源流，成為一個有真纔實學的醫生。總之，孫思邈把醫學看作為一項極為崇
高的工作。
唐高宗永徽三年（西元六五二年），孫思邈寫成了《備急千金要方》一書，此
書共計三十捲，有二三零門，合方論五三零零首。三十年後，他又著成《千金翼方
》三十捲，作為對《備急千金要》方的補充。在這兩部書中，孫思邈不僅收載了唐
以前的《經文古方》，而且還記錄了大量的“俗說單方”，並結合自己豐富的醫療
經驗，創造性地發展了醫學。對疾病的預防、診斷、用藥處方、針灸及食物療法等
，都作了精闢的論述。如他在書中記載了用白頭翁、苦參子、黃連等中草藥來治療
痢疾；用常山、蜀漆等治療瘧疾；以檳榔治療縧蟲病．……這些藥物一直用至今，
並被現代科學證明為有效的方法。他還根據“肝補肝明目”的理論，首創應用含有
大量維生素甲的動物肝髒，如羊肝、牛肝等，以治療缺乏維生素甲所致的夜盲癥。
對於因缺少碘質出現甲狀腺腫大的病人，他不僅用含碘量較高的海藻、昆布等藥物
進行治療，更出了應用羊靨、鹿靨（即羊、鹿的甲狀腺）來治療。現在知道，在這
些動物的甲狀腺內都含有豐富的碘質，這對缺碘性甲狀腺腫大的病人無疑是有療效
的。尤足稱道的是他還提出了腳氣病的預防和治療方法。除了應用防風、蜀椒、吳
茱茱等藥物來治療腳氣病之外，還主張把𠔌皮（楮椿皮）煎成湯，再以這種湯粥，
經常食用，來預防腳氣病的發生。現已瞭解到這些藥物及𠔌皮內均含有大量的維生
素乙，而腳氣就是人體內缺少維生素乙所引起的，孫思邈對這種病的認識，以及所
提出的正確的治療、預防方法，比一六四二年在歐洲第一次論述腳氣病，早了整整
十個世紀。
孫思邈在書中還特別強調要重保健衛生。他認為婦女與小兒由於生理上的特點
，不同於男性和成人，因此在治療上必須設置專科。並主張婦女在懷孕期間要節制
嗜欲，調養性情，避免受驚；臨産時不要忙亂緊張，接生者及旁人須保持鎮靜，不
能顯出驚恐或面露憂容，否則會引緻難産發生。嬰兒出世後，要立即擦去小兒口中
的污物，防止窒息等等。他對小兒的發育過程也作了非常仔細的觀察和記載。比如
小兒牙齒的生長，什麽時候能翻身、爬行、站立和走路等，記載都要和實際情況相
當接近。更為可貴的是，他還主張小兒衣著要軟，不宜過厚，應該常曬太陽，呼吸
鮮空氣。他對乳母的條件、哺乳時間、次數、乳量及哺乳衛生常識和小兒護理的方
法，也都作有正確詳細的記載。
在藥物學方面，孫思邈更是有獨特的見解。他十分註重採藥的時間和製作的方
法，一再強調說，“夫藥采取不知時節，不以陰幹、曝幹，雖有藥名，終無藥實。
故不依時采取，與朽木不殊，虛費人功，卒無裨益”。因而他詳細記述了二三零多
種藥物的採集時間，並列舉出六八零種常用和常見的藥物，建議人們隨時採集，以
備不時之需。他還認為採藥必須弄清産地，故在書中記載了當時一三三州所産的五
一九種道地藥物。此外，他還創立了依據藥物的治療功效對藥物進行分類的方法。
由於孫思邈在藥物學方面的突出貢獻，人們尊稱他為“藥王”。
孫思遙不但善於治病，還非常重視衛生。指出人應當養成不隨地吐痰的習慣，
不能過於放縱情欲，不能暴飲暴食，吃飯要細嚼慢咽，不能吃生肉，飯後必須要漱
口，不能立即就睡臥，要經常散步，夜裏不能吃得過飽過醉，鼕天睡覺不要用被蒙
頭，不要在頭前置放火爐等等。
孫思邈提出的這些意見，在今天看來，還是非常正確而符合科學原理的。
《千金》方刊出後，唐以後的我國醫學著作中，引據此書就相當多。在國外，
《千金方》也享有相當的聲譽，日本、朝鮮的醫傢都曾將該書作為重要的參考文獻
。
《外臺秘要》其功不可泯
《外臺秘要》為唐代的王燾所作。他是陝西省眉縣人，大約生於西元六七零年
，卒於西元七五五年。他由於從小體弱多病，便逐漸對醫學發生了興趣。常常與醫
術高明的醫生在一起，嚮他們學習醫學理論和治病技術，終於成為一個學驗兼優的
傑出醫學家。
王燾曾在唐代官府圖書中心——弘文館整理圖書達廿餘年之久，這使他有機會
廣泛閱讀唐代以前的大量醫學書籍。閱讀中，他一絲不苟地探索諸傢醫方的樞要加
以逐條分別摘錄，凡所取捨，都經過再三考慮斟酌，凡經采納的，均清楚地註明出
處來源、書名和捲數。經過幾十年的閱讀、鑒賞、抄錄，終於在唐天寶十一年（西
元七五二年）他將收集積纍的大量資料，分類編輯，整理成書，並命名為《外臺秘
要》。《外臺秘要》的成書，是王燾一生辛勤勞動的成果，不但為我國醫學的發展
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就是對世界醫學也産生了相當的影響。如朝鮮的《醫方類聚》
、日本的《醫心方》等醫學名著，大多以這本書為重要的參考資料。
《外臺秘要》是唐代的又一部總結性的醫學巨著，它與一百年前成書《千金方
》相比，別具風格，各有千秋。全書收載的醫學資料既相當廣泛，但又不龐雜。
此宋代醫官孫兆在校正這部書的時候，曾予以高度評價說:“得古今方，上自神農，
下及唐世，無不采摭……，諸方皆機密樞要也”。所以，這部書的內容不僅限於古
方古論一端，而且能大膽地采納民間“單方”、“驗方”，以推廣當時的民間醫學
，為後人提供和保存了極為豐富的醫學稽考文獻。尤其是一些在南宋時已有散佚，
現在大多已經失傳的小品；深師、崔氏、許仁則、張文仲等方書，都賴《外臺秘要
》收錄，才能使我們在今天還可以窺見其概略。對此，清代名醫徐靈胎曾贊許說:“
歷代之方，於焉大備……，唐以前之方，賴此書以存，其功亦不可泯”。
《外臺秘要》全書共有四十捲，分成一一零四門，都是先論後方。所包括的疾
病，可分成內科、外科、骨科、婦産科、小兒科、五官科、皮膚科以及中毒、急救
、螫咬傷等。論著詳盡，次序井然。在對疾病的認識和治療方面，有了許多新的成
就。尤為突出的是對傷寒、肺結核、瘧疾、天花、霍亂等傳染病的論述，更為精湛
。如關於肺結核的敘述，認為一般肺結核病人下午均可出現潮熱、盜汗、面紅升火
，以及身體日益消瘦的癥狀。假如見到有腹水的出現，則是病情極為嚴重的證象。
他還詳細地描寫了天花的癥狀，對發疹、起漿、化膿、結痂的全部過程，都作了明
確的說明。並能根據痘疹的色澤，分佈的情況，作出病人預後好壞的判斷。這些記
載都如實地反映了古代醫傢觀疾病的精細和診斷的確切，也證明了我國醫學家在唐
代時對某些傳染病的認識已達到了相當的程度。至於書中所載的治療方法，除應用
藥物處方外，還有艾灸療法，人工急救等。書中還載錄了診黃疸病及揭示病情轉歸
的方法，即通過用白帛浸染法來檢驗每夜小便的顔色，以掌握病情的變化。這個世
界醫學史上最早的實驗診法，雖並非由王燾所創，但若沒有《外臺秘要》的引用，
恐怕早已散佚無遺了。當然，不論《千金方》或是《外臺秘要》，都不可免地存在
著某些錯誤，但他們仍不愧為唐代醫巨著，醫方瑰寶。
鑒真大師與中日醫藥交流
有緣之國、慷慨以赴
唐天寶元年（西元七四二年）十月下旬，揚州城裏來了一批風塵僕僕的僧徒，
其中有兩個名叫榮睿、普照的日本僧徒，他們專程從長安來揚州，準備邀請大明寺
的高僧鑒真去日本傳授戒律。
是什麽原因促使這兩位日本僧徒不避艱險遠涉重洋來揚州聘請鑒真和尚？
西元六、七世紀之際，日本社會正處於封建過渡的大變革時期，由於時代的改
變，文化得到迅速的發展，為了適應文化發展的需要，日本迫切要求學習先進的科
學文化與技術知識。隋唐年間，中國的經濟和文化達到高度發展。這就強烈地吸引
著日本，因此，日本政府派出了一批又一批的使團來中國進行文化交流，並派遣了
大批的留學生、學問僧來中國學習。隋朝二十八年內，日本政府三次派出遣隋使；
唐代二百年間（西元六三零—八四年），先後十九次派出遣唐使，其中人數最多時
達五、六百人，可見當的盛況。
佛教自西元六世紀傳入日本以來，至西元七、八世紀也達於鼎盛時期，成為日
本的國傢宗教。日本朝廷為了把佛教事業掌握在自己手中，認識到必須以國傢的名
義來製定授戒制度。從佛教來說，也深感日本佛門戒法不全，切需從唐土聘請傳戒
高僧，以建立如法的僧伽制度。日本佛教界領袖隆尊長老嚮日本政府提出，並推薦
榮睿、普照這兩位年輕的僧徒去唐土聘請傳戒高僧。在這個歷史背景下，榮睿、普
照肩負著日本政府與法門的重任，於唐玄宗開元二十一年（西元七三三年）隨第九
次遣唐使來到中國。
榮睿、普照來唐後，在洛陽、長安學習佛學達十年之久，這期間雖然在長安聘
得了一位名叫道璇的僧徒去日本傳戒，由於道璇的學問資歷還不夠理想，加上僧員
不足，仍不剋完成正規的受戒儀式。榮睿、普照從大安國寺的一位名叫道航的僧徒
那裏，得知揚州道航的老師鑒真是一位學識淵博、且德高望重的高僧。榮睿、普照
為了完成來唐的使命，終於在唐天寶元年約同了長安的僧人道航、澄觀，洛陽的僧
人德清，高麗的僧人如海一起來揚州拜謁鑒真，邀請鑒真並請他推薦德學兼備的傳
戒師同去日本傳授戒律。
當榮睿、普照來大明寺拜竭鑒真時，看到鑒真確實是一位學識淵博、“並世無
二”的大名高僧，他們懷著虔敬的心情嚮鑒真陳述了來意，並嚮他頂禮說：“我國
在海之中，不知距齊州幾千裏，雖有法而無傳法人，譬猶終夜有求於幽室，非燭何
見乎！願師可能綴此方之利樂，為海東之導師可乎？”鑒真平時已傳聞日本的情況
，今看到他們一片誠意，深感日本是一個“有緣之國”。當時就問徒衆說：“誰有
應此遠請嚮日本國傳法者乎？”可是在揚州的徒衆一個也不嘆聲，一位叫祥彥的僧
徒出來說道：“彼國太遠，性命難存，滄海淼漫，百無一至。”表明祥彥對東渡日
本的自然障礙有很大的顧慮。不等祥彥說完，鑒真又開口道：“另有誰願意去者？
”仍舊無人回答，於是鑒真第三次開口道：“是為法事也，可惜身命！諸人不去，
我即去耳！”鑒真大師的回答，語氣是如此的堅决，在座的弟子不禁為師父的决心
所感動，於是祥彥等十七位僧徒紛紛表示態度，隨師東渡傳戒。那時，鑒真已有五
十五歲，從此開始了他那照耀史册的偉大事業。
出生入死六次東渡
自從鑒真接受日僧邀請，他不僅要剋服“滄海淼漫”的自然障礙，而且還要對
付更為復雜的社會阻力，在十一年的時間裏，前後六次東度，五次失敗。
唐天寶二年（西元七四三年）三月，鑒真作了一切東渡的準備，正待啓航，不
意浙東一帶出現了海盜，隨行的僧徒中間又發生了意見糾紛，道航認為高麗僧人如
海學行欠缺，不應帶他同行，如海遂嚮官府誣告，說道航等私通海盜，淮南采訪使
班景倩立即將榮睿、普照、道航等人拘捕，事後真相大白，榮睿等人已飽嘗了四個
月的鐵窗風味，當釋放時淮南采訪使仍認為“今海賊大動，不須過海！”沒收了他
們的船衹，第一次東渡計劃失敗了。
同年十二月下旬，鑒真出錢八十貫，買了嶺南道采訪使劉巨鱗的一艘軍船，
備了大批物資，一行八十五人，在十二月下旬的一個月明之夜從揚州悄悄開航，但
船到浪溝浦即遇風暴，浪擊破船，停留一月修船，再度下海，船至揚子江口，又遇
風浪，停泊一月，再次啓航，不幸在衢州群島觸礁船沉，船上東西全被海浪捲走，
全體人員登上一個荒島，後被官船送回明州（寧波），大部分人遣送回鄉，十七位
僧人被送到□山［浙江鄞縣］阿育王寺。第二次東渡又告吹了。
第二年春，鑒真一行受聘到越州（紹興）竜興寺講律授戒，天寶三年（西元七
四四年）秋歸阿育王寺。因越州僧人不理解鑒真東渡的意義，嚮官府控告說榮睿引
誘鑒真，官府隨即逮捕了榮睿，普照因躲在民傢未被逮去。榮睿在押送解京途中，
在杭州得病，假稱病死，纔得脫難，第三次東渡計劃又夭折了。
天寶三年鼕，鑒真派人先去福建購買船衹，備辦海糧，自己率徒衆三十餘人，
聲稱巡禮聖跡，秘密從浙江小路往福州取齊。但揚州竜興寺的弟子靈佑不忍老師遠
適異域，發起僧徒阻止鑒真赴日，江東道采訪使遂下牒諸州，追蹤攔截，鑒真一行
在黃岩禪林寺被官差截獲，強行押解回揚州，第四次東渡計劃又成了泡影。
在這樣的形勢下，榮睿、普照感到再留在揚州竜興寺使得官廳對鑒真的監視不
放鬆，為了回避風潮，他們遂移居同安郡（安徽安慶附近），在那裏足足等待了三
年。唐天寶七年（西元七四八年）兩位日僧來到揚州崇福寺，鑒真又悄悄作第五次
東渡準備，“買香藥，備辦百物，一如天寶二載所備。”鑒真及其弟子，加上榮睿
、普照共有十四位僧徒，其他尚有申請同行的三十五人，船員十八人，共計六十多
人。他們在六月二十六日夜從揚州新河秘密登舟，尚未出海，即遇風浪，飄到浙江
海面，先後在三塔山、署風山各停住一月，十月十六日登程後又遇狂風怒濤，在大
海中整整飄流了十四天，最後漂到了海南島西南角的振州（今廣東崖縣南）。然後
輾轉從雷州海峽，經由廣西、廣東、江西、安徽，返回揚州，一路上歷盡艱辛，前
後歷時二年。日僧榮睿在路過端州（廣東肇慶市）不幸逝世，他把自己的骨肉埋葬
在中國土地上。跟隨鑒真始終如一的學生祥彥，在途經吉州時也病死了。鑒真因受
暑熱得了眼疾，治療無效，不幸雙目失明。鑒真雖遭受接二連三的沉重打擊，因為
他瞭解到日本老百姓熱切願望，明確到中日兩國的文化交流是時代的使命，因此，
始終有一股強大的力量支時著他，以“不遂本願”决不罷休的堅強意志，又準備作
第六次東渡壯舉。
最後的時機終於來到了。
天寶十二年（西元七五三年），日本第十次遣唐使藤原清河歸國前，特來揚州
拜訪鑒真，鑒真决意乘遣唐使船渡日。為了避開官府及僧徒的阻攔，鑒真及其弟子
於十月十七日夜秘密趁船離開揚州，普照從鄭山阿育王寺趕來，大傢在黃泗浦會合
，一行二十四人搭上了遣唐使船，於十一月十五日夜啓錨，這樣，鑒真一行又踏上
了第六次東渡的徵途，次年（西元七五四年）二月到達當時日本的首都奈良，那時
鑒真已經是六十六歲失明的老人了。
鑒真在日本居留十年，於西元七六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圓寂於奈良唐招提寺，享
年七十六歲。鑒真逝世前一年，由他的弟子思托根據鑒真的形像，製成等身大小的
幹漆夾貯坐像一尊，即是現存唐招提寺開山堂內的鑒真像。這是日本最早的以真實
人物作為對象的優秀塑像，是中日美術史上的一件重寶。
鑒真東渡日本，不僅締結了兩國民間的牢固友誼，而且把盛唐文化全面地介紹
給日本，對日本的佛學、建築、雕塑、書法、工藝技術以及醫藥學都作出了不可磨
滅的貢獻，日本因此稱他為過海大師。
這裏僅就鑒真東渡日本後在醫藥上的影響與貢獻作簡要介紹。
過海大師、醫藥始祖
鑒真是盛唐文化中培育出來的人物。
鑒真生於唐垂拱四年（西元六八八年），揚州人，俗姓諄於，自幼便喜歡鑽研
各種學問。他十四歲在揚州大雲寺出傢，潛心研究佛教經典，對佛典的“五明學”
下過很大功夫，尤其是對其中的“工巧明”（是研究歷算、工藝技術的）、“醫方
明”（是研究藥物及治療疾病的）作過深入鑽研。鑒真二十歲時，隨他的老師道岸
律師遊學二京（洛陽、長安），當時，道岸的師父文綱、師兄弘景均應召來到京城
，鑒真跟隨這些名師學習佛學知識。鑒真從學的融濟、文綱律師是律學始祖道宣的
弟子，道宣與唐代醫藥大師孫思邈有極深的友誼。他們兩人在醫學和佛學方面是互
相影響、互相學習的。現今治療神經衰弱的天王補心丸，是道宣自己患心氣不足時
創製的。鑒真從這老師那裏獲得許多驗方，鑒真後來帶往日本的藥方，其中日本佛
教界常用的“奇效丸”，據說，此方是鑒真通過弘景而得自道宣。
鑒真的知醫，更主要的是他曾經參予了廣泛的醫療實習。鑒真隨師進京參觀時
，有機會到“太醫署”、“藥園”等地參觀學習；到“弘文館”查閱古今圖書。鑒
真自二京回揚州後，主持竜興寺、大明寺工作，這些寺院均設有悲田、福田寺院，
這是寺廟裏附設的醫療慈善機構，鑒真積極參予其事，自製丸散膏丹，為貧苦民衆
送診施藥，從而積纍了臨床經驗。鑒真生活了大半輩子的揚州，地處運河和長江的
交通點，是當時中外交流的國際城市，鑒真在那裏不僅可以接觸到各種各樣人物，
而且能看到來自世界各地的貨物和藥材，因此，掌握了藥材市場上那套鑒別藥材的
道地、品種、規格、真偽和加工等方面知識。後來，鑒真在歷次東渡過程中，特別
是第五次東渡失敗從海南島回到揚州的旅途中，看到了許多南方的植物與藥物。通
過這些經歷，不僅增長了醫藥知識，同時也積纍了辨識藥物的經驗。
鑒真抵日後，除講律授戒，傳授其他技能外，積極進行醫藥活動。他初到日本
後，因治愈了光明皇太後的疾病，皇室把備前國水田一百町賜給了鑒真。當時日本
寺院也置有敬田、悲田、療病、施藥四院，隋唐年間，雖中國醫藥知識及醫藥典籍
相繼傳入日本，但日本人對於鑒別藥物品種的真偽、規格、好壞尚缺乏經驗。鑒真
抵日後，儘管雙目失明，但是，他利用鼻子的嗅覺、舌頭的味覺、手指的觸覺，將
有關藥物的知識傳授給日本人，矯正了過去不少錯誤；同時對於藥物的收藏、炮炙
、使用、配伍等知識，也毫無保留地傳授給日本人。
鑒真歷次東渡，都攜帶有大量的藥材與香料，據《東徵傳》記載：天寶二載十
二月東下時，除用物、法器外，帶有“麝香廿臍、沉香、甲香、甘鬆香、竜腦香、
膽唐香、安息香、檀香、零陵香、青木香、薫陸香都有八百餘斤；又有畢、訶黎勒
、鬍椒、阿魏、石蜜、蔗糖等五百餘斤，蜂蜜十斛，甘蔗八十束。”天寶七載又擬
東行，“買香藥、備辦百物，一如天寶二載所備。”現今日本奈良東大寺正倉院，
收藏有六十種藥物，據日本學者考證，這些藥物有的是鑒真帶去的，有的是鑒真同
時代從中國運去的。
據傳鑒真著有《鑒上人秘方》一捲，可惜早已失傳。但在《醫心方》裏，還能
找出三、四個方子來。鑒真逝世後，他的弟子法進在日本繼續講授醫藥，後來傳其
術的徒孫有東大寺的惠山、元興寺的聖一、山田寺的行潛等。通過這些門徒，對日
本醫藥繼續發揮積極的影響。
隋唐以前，中國醫藥學通過朝鮮傳入日本。雄略天皇、欽明天皇曾多次嚮朝鮮
聘請醫藥師，雄略天皇時代應徵去日本的百濟醫師德來，抵日後定居難波（今大阪
），後來子孫世代業醫，世稱難波藥師。西元五六一年，中國吳人知聰攜帶《明堂
圖》醫藥書約一六零捲到日本，這是中國醫藥正式傳入日本的開端。隋唐年間，日
本政府派遣的使團中，均有醫師隨行，其中也有專程來中國留學的醫藥生。據史籍
記載，推古天皇三十一年（西元六二三年），藥師惠日、倭漢直福因學成後回到日
本。由此可見，鑒真東渡以前，中日兩國的醫藥交流已有悠久的歷史。據惟田淺常
《皇國名醫傳》裏指出，自鑒真東渡日本面授醫藥知識，使日本人真正掌握辨認藥
品之知識，從此日本“醫藥道避”。十四世紀以前，日本醫道把鑒真奉為醫藥始祖
，直到德川時代，日本藥袋上還貼有鑒真的圖像，可見其影響之深。
新修本草
七世紀上半葉，為唐朝建立的初期，當時社會上所通行的藥學專書，是《本草
經集註》，由南北朝時期的陶弘景所編撰，成書時間大約為五世紀末至六世紀初。
陶弘景生活於南北朝對峙的江南地區，這使他在醫藥上的所見所聞，也有很大
的局限性。《本草經集註》記載的藥物雖然有七三零種，但北方地區的藥物很少，
並且還存在著不少錯誤之處。
唐朝建立之後，為了適應當時醫療上的需要，西元六五七年，醫藥學家蘇敬有
鑒於此，特嚮唐朝廷提出了編修一部新的中藥學專書的建議。據《唐會要》記載：
“顯慶二年……蘇敬上言，陶弘景所撰本草，事多舛謬，請加刪補。”
蘇敬的建議提出後，沒有多久就被采納了。唐朝廷指定蘇敬、許敬宗等二十餘
人擔任修訂中藥學的工作。其中，大部分人本來是掌管醫藥的，也有掌管經籍圖書
的，這對編撰工作很有利。
為了能廣泛地收集各地的藥物資料，唐朝廷通令全國各郡縣，把當地出産的藥
物，詳細記錄並描繪圖樣，送當時京城長安匯編，以便在《本草經集註》的基礎上
進行修訂補充。經過兩年，西元六五九年編輯完成了《新修本草》這部藥典之後，
由唐朝廷嚮全國頒行流通使用，為中國醫學史上第一部國傢藥典，它又被稱為《唐
本草》。
由於蘇敬等編著者具有革新精神，因此孔志約在《新修本草》的序言寫到：“
本經雖闕，有驗必書；別錄雖存，無稽必正。”即是說，即使是以前《神農本草經
》中沒有記載到的藥物，衹要有效驗的就一定予以收錄；縱然是《名醫別錄》中已
經有過記載的藥物，若無療效根據者必予以更正。為此，蘇敬等人在編撰《新修本
草》過程中，多方徵詢大衆意見，註意采納民間的用藥經驗。正如該書序言中所說
的“普頒天下，營求藥物”。
為了使藥物能更好地具有其特性與療效，《唐本草》還提出必須註意藥物的産
地和恰當的採藥時間，並且也要考慮到氣候變化對藥物性能的影響。因此，這部藥
典具有較高的科學價值。
《新修本草》全書五十四捲，包括本草學、藥圖、圖經三部分。其中，本草學
是記述藥物的性味特點、産地、采製要點、治療功效等；藥圖是根據藥物實形態描
繪的圖樣；圖經是對藥圖的文字說明，誠為圖文並茂。書內收載的藥物，共有八四
四種，比《本草經集註》增加了一百多種。其中如蓖麻子、浦公英等，都是新增加
的具有特效的藥物，並且還收載了一些外來藥物如乳香、木香等多種。此外，《新
修本草》還介紹了以白錫、銀箔、水銀調配成填充劑，用於補牙，這是世界醫學史
上最早的補牙文獻記載。
《新修本草》頒行流通後，在藥物學上的影響甚大，不久流傳到國外。西元七
三一年，日本國內有田邊史手抄的《新修本草》出現，這是日本來中國的留學者把
它傳到日本的。據十世紀初日本的古律令記載說：“凡醫生皆讀蘇敬《新修本草》
”，可見當時它在日本醫學界所受到的重視。
《新修本草》具有相當高的療效價值，但是，由於編輯者本身以及當時社會風
尚所致，書中若幹內容未能擺脫古代醫學著作中的某些觀點。如“煉丹”被列為上
品，某些藥物被誇大為具有“長生不老”的奇功等。此外，在編撰這部藥典時，唐
朝廷雖曾嚮全國廣泛徵集藥物，然而，還是有若幹被遺漏了，這些都是本書需要重
加驗證整理之處。
《新修本草》成書於一千三百多年前，其中“藥圖”與“圖經”兩部份內容在
宋代以後失傳了。“本草”這部分的內容，在唐代曾有手抄本藏於敦煌石窟中。但
是自西元一九零零年“八國聯軍”侵略中國後，我國的大批珍貴文物被他國所盜劫
。藏於敦煌石窟中的《新修本草》唐代手抄本，也先後被英、法所搶走。現在，上
述手抄本的有些殘捲片斷，分別被收藏於倫敦不列顛博物院和巴黎圖書館中。我國
國內現在所看到的《新修本草》，是從流傳到日本的手抄本影印來的一部份。
一 天花的歷史
二 以毒攻毒
三 從時苗熟苗
四 從人牛痘到牛痘
我國在治療疾病中，首先發明人工免疫療法--人痘接種術。這項發明具有重大
的歷史意義，因為它是治療傳染病過程中邁出的關鍵性的一步。
為了介紹種痘術的發明史，先來談談古代天花的流行史。
一 天花的歷史
天花是一種濾過性病毒引起的烈性傳染病。得病後死亡率極高，一般可達２５
％，有時甚至高到４０％。不死者也留下永久性的疤痕或失明。我國民間有俗語說
：“生了孩子衹一半，出了天花纔算全。”可見天花危害之嚴重。
早在三千多年前，人們在埃及木乃伊上，已見到天花的疤痕，印度在西元前六
世紀也有此病。中世紀時，天花在世界各國廣泛流行，幾乎有１０％的居民死於天
花，五個人中即有一個人面上有麻點，甚至皇帝也無法幸免。法皇路易十五，英國
女王瑪麗二世，德皇約瑟一世，俄皇彼得二世等，都是感染天花而死的。十八世紀
，歐洲人死於天花的人數達一億五千萬以上。美洲之有天花，是十六世紀時由西班
牙人帶入的，據載西元一八七二年美國流行天花，僅費城一市就有二五八五人死亡
。在俄國，從一九００年到一九０九年的十年中，死於天花者達五十萬人，可見天
花是一種極其兇險的傳染病。
我國古代典籍上沒有見到有關天花的確切記載。晉代葛洪（西元二八一-三四二
年）的《肘後備急方》（三四二年）第一次描寫了天花的癥狀及流行情況。書中這
樣寫道：“比歲有病時行，乃發瘡頭面及身，須臾周匝，狀如火瘡，皆載白漿，隨
决隨生，不即治，劇者多死。治得差者，瘡癜紫黑，彌歲方滅，此惡毒之氣。”近
人根據葛洪《肘後備急方》記載：“以建武中於南陽擊虜所得，乃呼為虜瘡。”認
為此病大約是在西元一世紀傳入我國，因戰爭中由俘虜帶來，故名“虜瘡”。
從此，我國歷代典籍纍有天花記載，雖然各書所稱病名不一，但從所描述的癥
狀，顯屬天花無疑。唐宋以來，此病逐漸增多，十五世紀以後，由於交通發達，人
員往來頻繁，天花在我國廣泛流行，甚至漫延到深宮禁諱，據載順治皇帝即是患天
花死去的，康熙幼年時為了避免感染，由保姆護視於紫禁城外，不敢進宮看望他的
父皇。
由於天花嚴重威脅大衆的健康，因此，古代人很早就在摸索防治天花的方法。
二 以毒攻毒
古人發現一個人如果得了某種傳染病，可以長期或終身不再得這種病，有的即
使再得病，也是比較輕微而不致死亡。人們從中得到啓發，懂得“以毒攻毒”的原
理，即是在未病之前，先服用或接種這有毒的致病物質，使人體對這些疾病産生特
殊的抵抗力，這種思想包含有近代醫學的免疫萌芽了。
在“以毒攻毒”思想指導下，我國也在尋找預防天花的方法。明代郭子章《博
集稀痘方》（西元一五五七年）、李時珍《本草綱目》，記載用（白）水牛虱和粉
作餅或燒灰存性和粥飯服下，以預防天花的方法。雖然這種方法尚未得到實際效果
，但是，它表明古人在“以毒攻毒”思想下，正在尋找防治天花的方法。經過長期
的摸索與多方面的臨床實驗，終於找到了行之有效的人痘接種法。
三 從時苗到熟苗
清代朱純嘏《痘疹定論》（一七一三年，康熙五十二年）一書中記載有這一則
故事：說宋真宗時（十一世紀）的宰相王旦，一連生了幾個子女，都死於天花，待
到老年又生了一個兒子，取名王素，王旦擔心兒子重遭不幸的病害，於是招集了許
多醫師來商議，請他們提供防治痘瘡的方法。當時有人提議，說四川峨嵋山有一個
“神醫”，能種痘，百不失一。丞相王旦立即派人去請，一月後，那位醫師趕到了
汴京。醫生對王素作了一番檢查後，摩著他的頭頂說，這個孩子可以種痘，次日即
為他種了，第七天小孩身上發熱，十二天後種的痘已經結痂。據載這次種痘效果很
好，後來王素活了六十七歲。這是我國典籍上有關種痘的最早記載。由於說缺乏旁
證，尚不以確證我國十一世紀已發明種痘術了。
稍後，清初俞茂鯤《科金鏡賦集解》（西元一七二七年）一中，記載了種痘的
確切年代：“種痘起於明朝隆慶年（西元一五六七-一五七二年），寧國府太平縣，
姓氏失考，得之異人丹傳之傢，由此蔓延天下。至今種花者，寧國人居多。”從此
以後，我國典籍纍見有種痘的記載。明末喻昌的《寓意草》（西元一六四三年）記
載有顧□明的二郎、三郎在北平種痘的醫案。十年後，董含的《三岡識略》中又記
載安慶的一位姓張的醫師，傳習種痘術已有三代，其法取患兒的稀痘漿貯於小瓷瓶
內埋在土內待用，使用時將所貯漿染衣，使小孩穿著，三日萌芽，五日痘長，十日
痘萎。這是清初人記錄種痘的最早文獻。西元一六八一年，清政府曾專差迎請江西
醫張琰，為清朝王子和旗人（貴族）種痘。據張琰《種痘新書》（西元一七四一年
）說：“經餘種者不下七、八千人，屈指記之，所莫救者，不過二、三十耳。”可
見當時種痘術已有相當水準了。西元一六九五年張璐的《醫通》（西元一六九五年
）中記有痘漿、旱苗、痘衣等法，並記述種痘法“始自江右，達於燕齊，近則遍行
南北。”由此可見，我國在十六世紀下半葉發明種痘術後，到了十七世紀已推廣到
全國，而且技術也相當完善了。
清吳謙等編著的《醫宗金鑒·幼科種痘心法要旨》（刊於乾隆七年，西元一七
四二年），書中介紹有四種痘法。（1）痘衣法：把瘡患的內衣給接種者穿上，以引
起感染，這是最原始的方法；（2）漿法：采取瘡的漿，用棉花沾塞被接種者的鼻孔
；（3）旱苗：把痘痂陰乾研末，以銀管吹入鼻孔；（4）水苗法：把痘痂研細並用
水調勻，以棉花沾染塞入鼻孔。書中分析了這四種方法的優劣：“水苗為上，旱苗
次之，痘衣多不應驗，痘漿太涉殘忍。”《幼科種痘心法要旨》對種痘要旨、選苗
、蓄苗、天時（指種痘季節）、擇吉、調攝、禁忌、可種、不可種、水苗種法、五
髒傳送之理、旱苗種法、痘衣種法、痘漿種法、信苗、補種、自出、治法等共十八
個專題作了介紹。其中如“蓄苗”一節，指出：“若遇熱則氣泄，日久則氣薄，觸
污則氣不清，藏不潔氣不正，此蓄苗之法。”又說：“須貯新磁瓶，內上以物密覆
之，置之潔淨之所，清涼之處。”足見當時對於痘苗的接種與保存已經取得不少成
熟的經驗了。
早期的種痘術，采用的是天花的痂，叫作“時苗”，實際上是以人工的方法使
接種者感染一次花，這疫苗的危險性比較。大我國在種痘的過程中，逐步取得選擇
苗種的經驗。清代鄭望頤在《種痘法》中主張用接種多“苗性和平”的痘痂作苗，
叫做“熟苗”，這類疫苗的毒性已減，接種後比較安全。同時代的俞茂鯤又指出，
苗種遞傳愈久愈好。朱奕梁《種痘心法》進一步指出：“良由苗種愈久，則藥力之
提拔愈清，人工之選練愈熟，火毒汰盡，精氣獨存，所以萬全而無患也。若‘時苗
’能連種七次，精加選練，則為『熟苗』。”這種通過連續接種和選練多次來減低
痘苗毒性的方法，是合乎現代科學原理的。
四 從人痘到牛痘
我國發明的人痘接種法，不但有效地保障了兒童的健康，而且不久流傳到國外
，對世界的保健事業也作出了貢獻。
我國的人痘接種法，不久即引起其他國傢的註意與仿效。清康熙二十七年（西
元一六八八年），俄國首先派醫生來北平學習種痘及檢痘法。據史籍記戴：“康熙
時俄羅斯遣人至中國學痘醫，由撒納特衙門移會理藩院衙門，在京城肄業。”這是
文獻上記載的最先派醫生來我國學習種痘的國傢。
十八世紀，我國的人痘接種術由俄國傳至土耳其，英國駐土耳其大使人蒙塔古
（M. W. Montague 1689-1762）在士坦丁堡看到當地人為孩子種痘以預防天花，效
果很好，頗為感動。由於她的兄弟死於天花，她自己也曾感染此病，因此，她决定
給她的兒子接種人痘。一七一七年在大使館外科醫生的照顧下，為她的兒子種了人
痘，事後，她把成功的消息寫信回國告訴了她的朋友。一七一八年六月蒙塔古夫人
返英後，又大力提倡種痘，從此，人痘接種術在英國流傳起來。隨後，歐洲各國和
印度也試行接種人痘，十八世紀初葉，非洲北部突尼斯也推行此法。
西元一七四四年，杭州人李仁山去日本九洲長崎，把種痘法傳授給折隆元、堀
江元道兩人。乾隆十七年（西元一七五二年），《醫宗金鑒》傳入日本，於是種痘
法在日本也流傳起來。
中國的種痘法傳入歐洲後，遭到頑固保守分子的反對，他們責駡種痘是“狂人
”的邏輯，一些基督教牧師鬍說“天花是上帝的天恩”，凡人不能逆天行事。有些
國傢竟出令禁止種痘。當時，法國啓蒙思想傢伏爾泰卻倍加贊揚。他在《談種痘》
的信中寫道：“我聽說一百年來中國人一直就有這習慣，這是被認為全世界最聰明
最講禮貌的一個民族的偉大先例和榜樣。”
自從中國的種痘術傳入英國以後，在英國流傳達四十年。英國的一個鄉村醫生
琴納（E. Jenner1749-1823）幼時也種過人痘，後來他在行醫過程中，從擠牛乳的
婦女知道：得過牛痘後就不會再生天花了。琴納由此得到啓發，想到這可能是牛痘
使他們對天花産生了抵抗力，於是在一七九六年五月十四日琴納首次從正在患牛痘
的擠奶女孩手上，沾了一些痘漿接種在一個八歲的未患天花的男孩手臂上，接種部
位生了一個典型的牛痘，六周後琴納特意給這個男孩接種天花痘漿，結果這個男孩
安然無恙，證明他對天花有免疫力。後來，經過反覆試驗，證明接種牛痘後確能預
防花。
西元一八０五年（清嘉慶十年），種牛痘法由澳門葡萄牙商人傳入我國，因為
牛痘比人痘更為安全，我國民間也因此用牛痘。這說明我國不僅善於發明創造，同
時也善於接受外來的文化。
肘後備急方
一千六百年前，我國曾産生過一部既適於急診之用，又便於臨床診療應用的中
醫書，這就是西元四世紀前葉，葛洪編著的《肘後備急方》。這部醫書之所以有“
肘後”兩字，意思是說可以把它藏於“肘後”衣袖之內而隨身攜帶，以便醫生在進
行緊急診療時，能隨時取出參考應用。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肘後備急方》的性質
，跟我們現在所稱的“臨床診療手册”，確是很相似的。
由於為了“備急”，所以這本書內所介紹的藥物，多數是那些能夠“就地取材
”容易得到的。有些藥物，即使是一時之間不能就地取得而需購買，其價格也多半
是比較低廉的。葛洪在書的自序裏，批評有些人編著的醫書雖然標榜為“備急”，
卻往往不能簡要地闡述病癥性質，而所介紹的藥方，又多是居住於窮鄉僻壤的貧苦
病傢所不能立時辦到的珍貴藥材。葛洪有鑒於此，所以他在書中更多地採集了民間
的單方與驗方，從驗（有效應）、便（便利）、廉（價廉）三方面去著眼。
作為“備急”，書的開頭首先記述了急救，其中有搶救卒中（中風）、昏迷、
暴死、急腹癥等。在搶救突然昏迷病人的措施裏，記述了用指甲陷壓患者唇上的“
人中”穴位，或者灸唇下的“承漿”穴位，這是行之有效的簡易急救法。此外，還
介紹了用半夏研成粉末，吹入患者鼻中；或是將乾菖蒲搗碎製成如棗核大的藥丸，
置於患者舌下以急救昏迷。
對於常見的疾病，《肘後備急方》作了較詳細的記述。其中有：傳染病與寄生
蟲如霍亂、傷寒、瘧疾、結核病、天花、麻瘋、腸寄生蟲病等；營養缺乏病如腳氣
病；胃腸道疾病如飲食睏難、食物中毒；精神神經病如癲癇、狂躁，外科如膿腫、
腫塊、蟲獸咬傷、疥瘡、皮膚病。還有五官科疾病、藥物中毒、酒醉、誤吞異物、
突發等。癥狀的敘述則有咳嗽、中風、水腫、黃疸、腰痛、眩暈等等。全書記載的
疾病種類很多，內容頗為豐富，可以說幾乎包括臨床醫學各科。
對結核病癥狀的多樣性，《肘後備急方》描述得很翔實。書中說患者往往有畏
寒發熱，時日頗長，精神恍惚不寧，悶悶不樂，渾身感到不適但卻察覺不出何處明
顯的痛苦；飲食乏味，四肢無力。這些癥狀往往長年纍月，逐漸地出現全身遲鈍、
衰弱以至死亡。並且指出這種有相當大的傳梁病，甚至引起全家傳染造成“滅門”
的嚴重後果。書中還說到，過度勞累，或者大病後尚未復原之時，均易誘發引起結
核病。
天花這種烈性傳染病的癥狀，《肘後備急方》最早對它作了詳細地描述。書中
說其癥狀為頭面部與四肢發出豌豆大小的皰疹，短期內即蔓延到全身，皰內有“白
漿”，皰隨時會破隨時又會發出新的。若不及時治療，嚴重的多引致死亡。若醫治
好，患者的面部出現紫黑色瘢痕，經過一年，顔色纔漸消退。
對於腳氣病，《肘後備急方》記載說嶺南人更多罹患，其癥狀為最初微微感到
下肢疼痛麻木，或兩小腿微腫，或走路、站立時感到腳軟無力，或小腹感覺有些遲
鈍。有一種腳氣病表現為小腹腫脹的往往會引起死亡。這表明當時已認識到心髒型
腳氣病的嚴重癥候。對於腳氣病的治療，《肘後方》記載了用大豆、小豆、牛奶等
組成的方劑，現在我們知道，這幾種食物所含的維生素乙，是比較容易被人體所吸
收的。上述這些正確的記載是世界醫學史上最早的。
《肘後備急方》對麻瘋病癥狀的描述，也是很具體。說開始時皮膚的感覺漸漸
變得不靈敏、或者皮膚上感到有蟲爬行一樣的發癢，或出現赤黑色的皮膚。指出它
的後果是嚴重的，書中已有對麻瘋病人隔離的記載。
對疾病的診斷，《肘後備急方》記載了黃疸患者的診斷依據。說這種病人開始
為眼白“鞏膜”發黃，逐漸地面部及全身都泛黃，提出還可藉助檢查小便來確診，
方法是讓患者小便解在白紙上，紙會産生黃顔色。此外，還介紹了用手指檢查小腿
浮腫的方法，說“按之沒指”——手指按在浮腫處，局部會出現凹陷。
我國醫學註重預防，這在《肘後備急方》中也有反映，例如在發生疾病流行之
年，主張全家人每月定期服藥預防。
水腫與腹水病人的飲食需“忌????”，這在現在來說，是很多人知道的。但早在
《肘後備急方》裏已提出了水腫、腹水病人“勿食????”的主張。並且提出要“常食
小豆飯、飲小豆汁、鮮魚佳也。”還介紹了羊肉、鬍燕、鴨子、蛋黃等富於營養價
值的食物。
對於疾病的治療，除了藥物針灸、按摩之外，《肘後方》裏還介紹了冷敷、熱
敷、水療等方法。此外，書中還引用了古代好些中醫文獻資料，其中有些中醫文獻
後已散佚，因此這本古代的“臨床診療手册”，從存保古代一些寶貴的資料來說，
也是作出了可貴的貢獻。
《肘後備急方》比較註意當時行之有效的經驗，書名不冠以“黃帝”、“神農
”等字樣。作者在自序裏說：“世俗苦於貴遠賤近，是古非今，恐見此方無黃帝、
倉公、和鵲、逾跗之目，不能采用，安可強乎！”這是作者對一些“厚古薄今”者
的感嘆和批評。當然，限於當時的環境睏素，書中也存有錯誤的內容，然而，其成
就還是主要的。
金針拔障術的源流
“金針拔障術”是我國古代醫學家對白內障眼病施行的一項手術。白內患者接
受這項手術後，一般能重見天日。我國醫學界在一千多年前已能施行這項手術，這
在世界眼科史上不能不說是先進的。
白居易的眼病
“案上漫鋪竜樹，合中虛貯决明丸；
人間方藥應無益，爭得金篦試颳看。”
這是唐代著名詩人白居易所寫的一首七律。據考，白居易四十多歲後即患眼疾
。上面這首七律反映了白居易當時正在閱讀眼科專書《竜樹論》，藥盒中存放著準
備服用的“决明丸”，他考慮一旦服藥無效，就得求助手術治療，用金篦來颳除眼
中的障翳。唐代的另一些詩人，在他們的詩句中也有提到金針拔障術的。如杜甫詩
句“金篦空颳眼，鏡像未離銓。”唐文學家兼哲學家劉禹錫《贈婆門僧人》詩：“
看朱漸成碧，羞日不禁風；師有金篦術，如何為發蒙。”以上證明金針拔障術在唐
代已相當流傳了。
金針拔障術的源流
“金針拔障術”最早見於唐代文獻大師王燾的《外臺秘要》（西元七五二年）
一書中。《外臺秘要》對白內障各期癥狀都有簡單扼要的描述：白內障眼病初起時
，患者“忽覺眼前時見飛蠅黑子，逐眼上下來去。”患者病情發展一般緩慢，“漸
漸不明，久歷年歲，逐緻失明。”關於此病的鑒別癥狀，白內障患者除視力變化外
，眼與頭部的感覺“不痛不癢”。眼部檢查，發現“唯正當眼中央小珠子裏，乃有
其障，作青白色”。書中對白內障與眼底病也進行了鑒別，指出眼底病“外形不異
，衹不見物而已”，或“眼中一無所見”，即眼中沒有青白色的內障。白內障患者
雖不辨物，猷知明暗三光，知晝知夜”，知道白內障後期，患者雖不能辨別人物，
但仍有光感。治療方法，白內障後期，“此宜用金篦决，一針之後，豁然開去而見
白日。針訖，宜服大黃丸，不宜大泄”。
王燾《外臺秘要》所載的眼科疾病，係吸取晉唐以來各傢內容，其中包括謝道
人所撰的《天竺經》。據《外臺秘要》《天竺經論眼序》註文：“隴上道人撰，俗
姓謝，住齊州，於西國鬍僧處授。”據考證，“鬍僧”是印度僧人，故認為“金針
拔障術”是印度傳來的一種眼科手術。白居易所閱的《竜樹論》，可能是隨佛教傳
來的印度醫藥文獻。但從現存《醫方類聚》引輯的《竜樹菩薩眼論》以及宋代《太
平聖惠方》的內容來看，卻看不到印度醫學的內容，主要屬於我國傳統的醫理，由
此推測，印度傳來的眼科已被我國醫學所融化，並通過我國醫學家的臨床，改良再
創新。
隋唐以後的醫學書籍，有關金針拔障術的記載越來越細緻，表明我國醫傢在臨
床中獲得了更為具體的經驗。
宋代又出現了一本題名為《竜木論》（或稱《竜目論》）的眼科專著。此書可
能就是白居易參閱的《竜樹論》，因避英宗諱（英宗名曙，樹與曙同音），改名《
竜木論》。此書經轉輾傳抄增補，至宋代改編，成為目前的傳本。宋代太醫局將《
竜木論》列為醫師必讀之書，可見此書的重要地位。書中對於各型白內障“老年性
、先天性、外傷性、並發性”的病因、癥狀作了詳細的描述，同時對白內障眼病的
檢查、診斷、手術適應癥、禁忌癥以及手術前後的準備、手術方法、術後護理等，
也均作了確切的論述，至今仍有理論價值。
明代，我國醫學文獻中又出現了一本名叫《銀海精微》的眼科專著。書中對金
針拔障術也作了較為詳細的描述。此外，明王肯堂的《證論準繩》（一六零二年）
、明末清初傅仁宇的《審視瑤函》（一六四四年）、清張璐的《張氏醫通》（一六
九五年）以及吳謙等集體編撰的《醫宗金鑒》（一七四二年）等書，均對金針拔障
術有介紹。
張璐之子張飛疇為十七世紀眼科傢，在《張氏醫通》內，他根據自己的經驗提
出了寶貴意見，附有七個病案報告。書中還介紹了一種“過梁針”手法，即醫生給
患者左眼施行手術時，可用右手操作；右眼手術時，則用左手操作。如左手操作不
習慣，可用右手由患者內側角膜緣外進針，但手和拔障針要橫越鼻梁，故稱“過梁
針”。書中提到有的患者由於鼻梁高聳，影響手指進針，因此認為做這一手術的醫
生最好能學會兩手均能操作。尤為可貴的是書中提出：“凡初習針時，不得以人目
輕試，宜針羊眼，久久成熟，方可治人。”可見他在進行這項手術時，不僅認真負
責，而且具有嚴肅的求真態度。
金針拔障術“八法”
十八世紀，我國的金針拔障術已取得相當成熟的經驗。眼科學家黃庭鏡集前人
的成就並結合自己的臨床經驗，著成《目經大成》一書，這是我國古代眼科學的一
本總結性著作。書中將金針拔障術的操作方法歸納為八個步驟，稱為金針拔障術“
八法”。“八法”的步驟如下：
（一）“審機”：指病人手術時采取的體位，先用冷水清洗，醫生如何拿針及
固定手術眼等方法。
（二）“點睛”：指選定進針的部位，在“風輪與外眥相半正中插入”，進針
的方向、手法等。
（三）“射腹”：指進針後將針柄嚮顳側傾斜，使針頭進入虹膜之後，晶狀體
之前的部位。
（四）“探驪”：指針頭繼續前進，使針經過虹膜之後、晶狀體之前，繼續進
針指嚮瞳孔。
（五）“擾海”：指拔障針到達瞳孔將整個白內障拔下。
（六）“捲簾”：指白內障落後，如又浮起，則需要再度拔落，使白內障拔落
到下方，不再浮起為止。
（七）“圓鏡”：指白內障拔落後，停針在瞳孔中央，檢查瞳孔是否正圓、明
亮，被拔下的白內障位置是否合適，問患者是否能看見人，物。
（八）“完壁”：指手術告畢，緩緩將針抽出一半，稍待片刻，“切莫緩在半
日，急於一刻”，以觀察內障是否復位，然後再全部出針。
“八法”所歸納的操作步驟，是合乎科學原理的。關於進針的部位，規定在“
風輪與外眥半中插入”，即是在角膜與外眥之中點，相當於角膜外緣四、五毫米處
。我國醫務工作者通過動物實驗與臨床實踐，證明這個進針部位是安全區。因為這
個部位血管極少，加上這裏有較多的睫狀肌，手術切開後切口兩端的肌肉攣縮，可
以壓迫血管，使之止血。另一方面，手術後兩斷肌肉分開後各自愈合，如病人因各
種原因需要作第二次手術時，可以在任何那一天，從原切口處進針，不易發生出血
，且手術後反應亦輕。由於針拔術操作時間短，術後愈合快，不需嚴格臥床，因此
深受患者歡迎。
我國的眼科手術並不是八、九世紀纔有的。據《晉書》記載，華陀曾用割治法
治療景王的目疾。《晉書》又記載司馬師割除目瘤的事跡。唐代趙嶙（王字旁）的
《因話錄》中，記載揚州一位名叫談簡的醫師，曾經為相國崔慎割除左眼的贅疣。
按今天的標準來看，割除眼部腫瘤已非一般手術。可見我國醫學家早就嚮眼睛這一
禁區開刀了。唐代孫思邈的《千金方》，曾介紹翼狀□（上奴下肉）肉的割治法，
指出這項手術應從□肉的頸部（指□肉體部與頭部之間，位於角膜與鞏膜交界處）
入手，用鈎針鈎起後切除。《竜木論》又提出：“割了以火燙，令斷其勢，即不再
生”，這無疑是很合理的手術方法。歷代眼科書中所載的鈎、割、針、鐮法，都是
眼科手術的方法。可見我國古代醫學家，對於眼病的手術療法，已經積纍有豐富的
經驗了。
唐代醫學巨著《千金方》和《外臺秘要》
西元七世紀的唐代，有許多著名的醫藥學家及醫藥著作相繼問世。其中最有代
表性，對後世影響最大的醫學書籍，當首推孫思邈的《千金方》及王燾的《外臺秘
要》。
人命至重有貴千金
孫思邈是唐代傑出的藥學家，京兆華原（今陝西省耀縣孫傢［土原］）人，生於隋
文帝開皇元年（西元五八一年），卒於唐高宗永淳元年（西元六八二年），年一零
二歲。這位具有八十餘年豐富臨床經驗的醫傢，從小就勤學苦讀，博覽群書。七歲
便能日誦千言，二十歲時已精通諸子百傢的學說了。自從他踏進了醫學寶庫的大門
以後，便把畢生的精力都獻給了醫學事業。他敢於實驗，勇於探索，並善於嚮民衆
學習，在行醫的同時，孫思邈還對唐以前的酒學資料進匯編、研究，並結合自己數
十年的臨床心得體會，先後寫成了《備急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兩書各三十捲
（統稱《千金方》），可以說是集唐以前我國醫學的大成。
孫思邈認為，作為一個醫生首先要具備良好的品質。他在《千金方》的自序中
明確指出，“人命至重，有貴千金，一方濟之，德逾於此，故以為名也”。這裏他
以人命重於千金為比喻，也是他為何要把“千金”兩字作為自己書名的真正含義，
他還在書中強調了對病傢一定要有高度的同情心和責任感。看病時必須集中精力，
不得與“病人多語調笑，切忌大聲喧嚷，絶不可道說是非，炫耀聲名，詆毀他醫”
。對於病傢，不論是貴賤貧富，還是知親好友，都要一視同仁地診治。在重危病人
的治療中，絶不應首先考慮個人的聲譽而産生患得患失，要把病人的疾苦看作是自
己的疾苦。在出診的時候，要做到不畏艱難崎嶇，不管白天黑夜、嚴寒酷暑，不顧
饑渴疲勞、一心一意地救治病人。同時，他還強調要精勤不倦地學習，這樣才能博
采醫學源流，成為一個有真纔實學的醫生。總之，孫思邈把醫學看作為一項極為崇
高的工作。
唐高宗永徽三年（西元六五二年），孫思邈寫成了《備急千金要方》一書，此
書共計三十捲，有二三零門，合方論五三零零首。三十年後，他又著成《千金翼方
》三十捲，作為對《備急千金要》方的補充。在這兩部書中，孫思邈不僅收載了唐
以前的《經文古方》，而且還記錄了大量的“俗說單方”，並結合自己豐富的醫療
經驗，創造性地發展了醫學。對疾病的預防、診斷、用藥處方、針灸及食物療法等
，都作了精闢的論述。如他在書中記載了用白頭翁、苦參子、黃連等中草藥來治療
痢疾；用常山、蜀漆等治療瘧疾；以檳榔治療縧蟲病．……這些藥物一直用至今，
並被現代科學證明為有效的方法。他還根據“肝補肝明目”的理論，首創應用含有
大量維生素甲的動物肝髒，如羊肝、牛肝等，以治療缺乏維生素甲所致的夜盲癥。
對於因缺少碘質出現甲狀腺腫大的病人，他不僅用含碘量較高的海藻、昆布等藥物
進行治療，更出了應用羊靨、鹿靨（即羊、鹿的甲狀腺）來治療。現在知道，在這
些動物的甲狀腺內都含有豐富的碘質，這對缺碘性甲狀腺腫大的病人無疑是有療效
的。尤足稱道的是他還提出了腳氣病的預防和治療方法。除了應用防風、蜀椒、吳
茱茱等藥物來治療腳氣病之外，還主張把𠔌皮（楮椿皮）煎成湯，再以這種湯粥，
經常食用，來預防腳氣病的發生。現已瞭解到這些藥物及𠔌皮內均含有大量的維生
素乙，而腳氣就是人體內缺少維生素乙所引起的，孫思邈對這種病的認識，以及所
提出的正確的治療、預防方法，比一六四二年在歐洲第一次論述腳氣病，早了整整
十個世紀。
孫思邈在書中還特別強調要重保健衛生。他認為婦女與小兒由於生理上的特點
，不同於男性和成人，因此在治療上必須設置專科。並主張婦女在懷孕期間要節制
嗜欲，調養性情，避免受驚；臨産時不要忙亂緊張，接生者及旁人須保持鎮靜，不
能顯出驚恐或面露憂容，否則會引緻難産發生。嬰兒出世後，要立即擦去小兒口中
的污物，防止窒息等等。他對小兒的發育過程也作了非常仔細的觀察和記載。比如
小兒牙齒的生長，什麽時候能翻身、爬行、站立和走路等，記載都要和實際情況相
當接近。更為可貴的是，他還主張小兒衣著要軟，不宜過厚，應該常曬太陽，呼吸
鮮空氣。他對乳母的條件、哺乳時間、次數、乳量及哺乳衛生常識和小兒護理的方
法，也都作有正確詳細的記載。
在藥物學方面，孫思邈更是有獨特的見解。他十分註重採藥的時間和製作的方
法，一再強調說，“夫藥采取不知時節，不以陰幹、曝幹，雖有藥名，終無藥實。
故不依時采取，與朽木不殊，虛費人功，卒無裨益”。因而他詳細記述了二三零多
種藥物的採集時間，並列舉出六八零種常用和常見的藥物，建議人們隨時採集，以
備不時之需。他還認為採藥必須弄清産地，故在書中記載了當時一三三州所産的五
一九種道地藥物。此外，他還創立了依據藥物的治療功效對藥物進行分類的方法。
由於孫思邈在藥物學方面的突出貢獻，人們尊稱他為“藥王”。
孫思遙不但善於治病，還非常重視衛生。指出人應當養成不隨地吐痰的習慣，
不能過於放縱情欲，不能暴飲暴食，吃飯要細嚼慢咽，不能吃生肉，飯後必須要漱
口，不能立即就睡臥，要經常散步，夜裏不能吃得過飽過醉，鼕天睡覺不要用被蒙
頭，不要在頭前置放火爐等等。
孫思邈提出的這些意見，在今天看來，還是非常正確而符合科學原理的。
《千金》方刊出後，唐以後的我國醫學著作中，引據此書就相當多。在國外，
《千金方》也享有相當的聲譽，日本、朝鮮的醫傢都曾將該書作為重要的參考文獻
。
《外臺秘要》其功不可泯
《外臺秘要》為唐代的王燾所作。他是陝西省眉縣人，大約生於西元六七零年
，卒於西元七五五年。他由於從小體弱多病，便逐漸對醫學發生了興趣。常常與醫
術高明的醫生在一起，嚮他們學習醫學理論和治病技術，終於成為一個學驗兼優的
傑出醫學家。
王燾曾在唐代官府圖書中心——弘文館整理圖書達廿餘年之久，這使他有機會
廣泛閱讀唐代以前的大量醫學書籍。閱讀中，他一絲不苟地探索諸傢醫方的樞要加
以逐條分別摘錄，凡所取捨，都經過再三考慮斟酌，凡經采納的，均清楚地註明出
處來源、書名和捲數。經過幾十年的閱讀、鑒賞、抄錄，終於在唐天寶十一年（西
元七五二年）他將收集積纍的大量資料，分類編輯，整理成書，並命名為《外臺秘
要》。《外臺秘要》的成書，是王燾一生辛勤勞動的成果，不但為我國醫學的發展
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就是對世界醫學也産生了相當的影響。如朝鮮的《醫方類聚》
、日本的《醫心方》等醫學名著，大多以這本書為重要的參考資料。
《外臺秘要》是唐代的又一部總結性的醫學巨著，它與一百年前成書《千金方
》相比，別具風格，各有千秋。全書收載的醫學資料既相當廣泛，但又不龐雜。
此宋代醫官孫兆在校正這部書的時候，曾予以高度評價說:“得古今方，上自神農，
下及唐世，無不采摭……，諸方皆機密樞要也”。所以，這部書的內容不僅限於古
方古論一端，而且能大膽地采納民間“單方”、“驗方”，以推廣當時的民間醫學
，為後人提供和保存了極為豐富的醫學稽考文獻。尤其是一些在南宋時已有散佚，
現在大多已經失傳的小品；深師、崔氏、許仁則、張文仲等方書，都賴《外臺秘要
》收錄，才能使我們在今天還可以窺見其概略。對此，清代名醫徐靈胎曾贊許說:“
歷代之方，於焉大備……，唐以前之方，賴此書以存，其功亦不可泯”。
《外臺秘要》全書共有四十捲，分成一一零四門，都是先論後方。所包括的疾
病，可分成內科、外科、骨科、婦産科、小兒科、五官科、皮膚科以及中毒、急救
、螫咬傷等。論著詳盡，次序井然。在對疾病的認識和治療方面，有了許多新的成
就。尤為突出的是對傷寒、肺結核、瘧疾、天花、霍亂等傳染病的論述，更為精湛
。如關於肺結核的敘述，認為一般肺結核病人下午均可出現潮熱、盜汗、面紅升火
，以及身體日益消瘦的癥狀。假如見到有腹水的出現，則是病情極為嚴重的證象。
他還詳細地描寫了天花的癥狀，對發疹、起漿、化膿、結痂的全部過程，都作了明
確的說明。並能根據痘疹的色澤，分佈的情況，作出病人預後好壞的判斷。這些記
載都如實地反映了古代醫傢觀疾病的精細和診斷的確切，也證明了我國醫學家在唐
代時對某些傳染病的認識已達到了相當的程度。至於書中所載的治療方法，除應用
藥物處方外，還有艾灸療法，人工急救等。書中還載錄了診黃疸病及揭示病情轉歸
的方法，即通過用白帛浸染法來檢驗每夜小便的顔色，以掌握病情的變化。這個世
界醫學史上最早的實驗診法，雖並非由王燾所創，但若沒有《外臺秘要》的引用，
恐怕早已散佚無遺了。當然，不論《千金方》或是《外臺秘要》，都不可免地存在
著某些錯誤，但他們仍不愧為唐代醫巨著，醫方瑰寶。
鑒真大師與中日醫藥交流
有緣之國、慷慨以赴
唐天寶元年（西元七四二年）十月下旬，揚州城裏來了一批風塵僕僕的僧徒，
其中有兩個名叫榮睿、普照的日本僧徒，他們專程從長安來揚州，準備邀請大明寺
的高僧鑒真去日本傳授戒律。
是什麽原因促使這兩位日本僧徒不避艱險遠涉重洋來揚州聘請鑒真和尚？
西元六、七世紀之際，日本社會正處於封建過渡的大變革時期，由於時代的改
變，文化得到迅速的發展，為了適應文化發展的需要，日本迫切要求學習先進的科
學文化與技術知識。隋唐年間，中國的經濟和文化達到高度發展。這就強烈地吸引
著日本，因此，日本政府派出了一批又一批的使團來中國進行文化交流，並派遣了
大批的留學生、學問僧來中國學習。隋朝二十八年內，日本政府三次派出遣隋使；
唐代二百年間（西元六三零—八四年），先後十九次派出遣唐使，其中人數最多時
達五、六百人，可見當的盛況。
佛教自西元六世紀傳入日本以來，至西元七、八世紀也達於鼎盛時期，成為日
本的國傢宗教。日本朝廷為了把佛教事業掌握在自己手中，認識到必須以國傢的名
義來製定授戒制度。從佛教來說，也深感日本佛門戒法不全，切需從唐土聘請傳戒
高僧，以建立如法的僧伽制度。日本佛教界領袖隆尊長老嚮日本政府提出，並推薦
榮睿、普照這兩位年輕的僧徒去唐土聘請傳戒高僧。在這個歷史背景下，榮睿、普
照肩負著日本政府與法門的重任，於唐玄宗開元二十一年（西元七三三年）隨第九
次遣唐使來到中國。
榮睿、普照來唐後，在洛陽、長安學習佛學達十年之久，這期間雖然在長安聘
得了一位名叫道璇的僧徒去日本傳戒，由於道璇的學問資歷還不夠理想，加上僧員
不足，仍不剋完成正規的受戒儀式。榮睿、普照從大安國寺的一位名叫道航的僧徒
那裏，得知揚州道航的老師鑒真是一位學識淵博、且德高望重的高僧。榮睿、普照
為了完成來唐的使命，終於在唐天寶元年約同了長安的僧人道航、澄觀，洛陽的僧
人德清，高麗的僧人如海一起來揚州拜謁鑒真，邀請鑒真並請他推薦德學兼備的傳
戒師同去日本傳授戒律。
當榮睿、普照來大明寺拜竭鑒真時，看到鑒真確實是一位學識淵博、“並世無
二”的大名高僧，他們懷著虔敬的心情嚮鑒真陳述了來意，並嚮他頂禮說：“我國
在海之中，不知距齊州幾千裏，雖有法而無傳法人，譬猶終夜有求於幽室，非燭何
見乎！願師可能綴此方之利樂，為海東之導師可乎？”鑒真平時已傳聞日本的情況
，今看到他們一片誠意，深感日本是一個“有緣之國”。當時就問徒衆說：“誰有
應此遠請嚮日本國傳法者乎？”可是在揚州的徒衆一個也不嘆聲，一位叫祥彥的僧
徒出來說道：“彼國太遠，性命難存，滄海淼漫，百無一至。”表明祥彥對東渡日
本的自然障礙有很大的顧慮。不等祥彥說完，鑒真又開口道：“另有誰願意去者？
”仍舊無人回答，於是鑒真第三次開口道：“是為法事也，可惜身命！諸人不去，
我即去耳！”鑒真大師的回答，語氣是如此的堅决，在座的弟子不禁為師父的决心
所感動，於是祥彥等十七位僧徒紛紛表示態度，隨師東渡傳戒。那時，鑒真已有五
十五歲，從此開始了他那照耀史册的偉大事業。
出生入死六次東渡
自從鑒真接受日僧邀請，他不僅要剋服“滄海淼漫”的自然障礙，而且還要對
付更為復雜的社會阻力，在十一年的時間裏，前後六次東度，五次失敗。
唐天寶二年（西元七四三年）三月，鑒真作了一切東渡的準備，正待啓航，不
意浙東一帶出現了海盜，隨行的僧徒中間又發生了意見糾紛，道航認為高麗僧人如
海學行欠缺，不應帶他同行，如海遂嚮官府誣告，說道航等私通海盜，淮南采訪使
班景倩立即將榮睿、普照、道航等人拘捕，事後真相大白，榮睿等人已飽嘗了四個
月的鐵窗風味，當釋放時淮南采訪使仍認為“今海賊大動，不須過海！”沒收了他
們的船衹，第一次東渡計劃失敗了。
同年十二月下旬，鑒真出錢八十貫，買了嶺南道采訪使劉巨鱗的一艘軍船，
備了大批物資，一行八十五人，在十二月下旬的一個月明之夜從揚州悄悄開航，但
船到浪溝浦即遇風暴，浪擊破船，停留一月修船，再度下海，船至揚子江口，又遇
風浪，停泊一月，再次啓航，不幸在衢州群島觸礁船沉，船上東西全被海浪捲走，
全體人員登上一個荒島，後被官船送回明州（寧波），大部分人遣送回鄉，十七位
僧人被送到□山［浙江鄞縣］阿育王寺。第二次東渡又告吹了。
第二年春，鑒真一行受聘到越州（紹興）竜興寺講律授戒，天寶三年（西元七
四四年）秋歸阿育王寺。因越州僧人不理解鑒真東渡的意義，嚮官府控告說榮睿引
誘鑒真，官府隨即逮捕了榮睿，普照因躲在民傢未被逮去。榮睿在押送解京途中，
在杭州得病，假稱病死，纔得脫難，第三次東渡計劃又夭折了。
天寶三年鼕，鑒真派人先去福建購買船衹，備辦海糧，自己率徒衆三十餘人，
聲稱巡禮聖跡，秘密從浙江小路往福州取齊。但揚州竜興寺的弟子靈佑不忍老師遠
適異域，發起僧徒阻止鑒真赴日，江東道采訪使遂下牒諸州，追蹤攔截，鑒真一行
在黃岩禪林寺被官差截獲，強行押解回揚州，第四次東渡計劃又成了泡影。
在這樣的形勢下，榮睿、普照感到再留在揚州竜興寺使得官廳對鑒真的監視不
放鬆，為了回避風潮，他們遂移居同安郡（安徽安慶附近），在那裏足足等待了三
年。唐天寶七年（西元七四八年）兩位日僧來到揚州崇福寺，鑒真又悄悄作第五次
東渡準備，“買香藥，備辦百物，一如天寶二載所備。”鑒真及其弟子，加上榮睿
、普照共有十四位僧徒，其他尚有申請同行的三十五人，船員十八人，共計六十多
人。他們在六月二十六日夜從揚州新河秘密登舟，尚未出海，即遇風浪，飄到浙江
海面，先後在三塔山、署風山各停住一月，十月十六日登程後又遇狂風怒濤，在大
海中整整飄流了十四天，最後漂到了海南島西南角的振州（今廣東崖縣南）。然後
輾轉從雷州海峽，經由廣西、廣東、江西、安徽，返回揚州，一路上歷盡艱辛，前
後歷時二年。日僧榮睿在路過端州（廣東肇慶市）不幸逝世，他把自己的骨肉埋葬
在中國土地上。跟隨鑒真始終如一的學生祥彥，在途經吉州時也病死了。鑒真因受
暑熱得了眼疾，治療無效，不幸雙目失明。鑒真雖遭受接二連三的沉重打擊，因為
他瞭解到日本老百姓熱切願望，明確到中日兩國的文化交流是時代的使命，因此，
始終有一股強大的力量支時著他，以“不遂本願”决不罷休的堅強意志，又準備作
第六次東渡壯舉。
最後的時機終於來到了。
天寶十二年（西元七五三年），日本第十次遣唐使藤原清河歸國前，特來揚州
拜訪鑒真，鑒真决意乘遣唐使船渡日。為了避開官府及僧徒的阻攔，鑒真及其弟子
於十月十七日夜秘密趁船離開揚州，普照從鄭山阿育王寺趕來，大傢在黃泗浦會合
，一行二十四人搭上了遣唐使船，於十一月十五日夜啓錨，這樣，鑒真一行又踏上
了第六次東渡的徵途，次年（西元七五四年）二月到達當時日本的首都奈良，那時
鑒真已經是六十六歲失明的老人了。
鑒真在日本居留十年，於西元七六三年六月二十一日圓寂於奈良唐招提寺，享
年七十六歲。鑒真逝世前一年，由他的弟子思托根據鑒真的形像，製成等身大小的
幹漆夾貯坐像一尊，即是現存唐招提寺開山堂內的鑒真像。這是日本最早的以真實
人物作為對象的優秀塑像，是中日美術史上的一件重寶。
鑒真東渡日本，不僅締結了兩國民間的牢固友誼，而且把盛唐文化全面地介紹
給日本，對日本的佛學、建築、雕塑、書法、工藝技術以及醫藥學都作出了不可磨
滅的貢獻，日本因此稱他為過海大師。
這裏僅就鑒真東渡日本後在醫藥上的影響與貢獻作簡要介紹。
過海大師、醫藥始祖
鑒真是盛唐文化中培育出來的人物。
鑒真生於唐垂拱四年（西元六八八年），揚州人，俗姓諄於，自幼便喜歡鑽研
各種學問。他十四歲在揚州大雲寺出傢，潛心研究佛教經典，對佛典的“五明學”
下過很大功夫，尤其是對其中的“工巧明”（是研究歷算、工藝技術的）、“醫方
明”（是研究藥物及治療疾病的）作過深入鑽研。鑒真二十歲時，隨他的老師道岸
律師遊學二京（洛陽、長安），當時，道岸的師父文綱、師兄弘景均應召來到京城
，鑒真跟隨這些名師學習佛學知識。鑒真從學的融濟、文綱律師是律學始祖道宣的
弟子，道宣與唐代醫藥大師孫思邈有極深的友誼。他們兩人在醫學和佛學方面是互
相影響、互相學習的。現今治療神經衰弱的天王補心丸，是道宣自己患心氣不足時
創製的。鑒真從這老師那裏獲得許多驗方，鑒真後來帶往日本的藥方，其中日本佛
教界常用的“奇效丸”，據說，此方是鑒真通過弘景而得自道宣。
鑒真的知醫，更主要的是他曾經參予了廣泛的醫療實習。鑒真隨師進京參觀時
，有機會到“太醫署”、“藥園”等地參觀學習；到“弘文館”查閱古今圖書。鑒
真自二京回揚州後，主持竜興寺、大明寺工作，這些寺院均設有悲田、福田寺院，
這是寺廟裏附設的醫療慈善機構，鑒真積極參予其事，自製丸散膏丹，為貧苦民衆
送診施藥，從而積纍了臨床經驗。鑒真生活了大半輩子的揚州，地處運河和長江的
交通點，是當時中外交流的國際城市，鑒真在那裏不僅可以接觸到各種各樣人物，
而且能看到來自世界各地的貨物和藥材，因此，掌握了藥材市場上那套鑒別藥材的
道地、品種、規格、真偽和加工等方面知識。後來，鑒真在歷次東渡過程中，特別
是第五次東渡失敗從海南島回到揚州的旅途中，看到了許多南方的植物與藥物。通
過這些經歷，不僅增長了醫藥知識，同時也積纍了辨識藥物的經驗。
鑒真抵日後，除講律授戒，傳授其他技能外，積極進行醫藥活動。他初到日本
後，因治愈了光明皇太後的疾病，皇室把備前國水田一百町賜給了鑒真。當時日本
寺院也置有敬田、悲田、療病、施藥四院，隋唐年間，雖中國醫藥知識及醫藥典籍
相繼傳入日本，但日本人對於鑒別藥物品種的真偽、規格、好壞尚缺乏經驗。鑒真
抵日後，儘管雙目失明，但是，他利用鼻子的嗅覺、舌頭的味覺、手指的觸覺，將
有關藥物的知識傳授給日本人，矯正了過去不少錯誤；同時對於藥物的收藏、炮炙
、使用、配伍等知識，也毫無保留地傳授給日本人。
鑒真歷次東渡，都攜帶有大量的藥材與香料，據《東徵傳》記載：天寶二載十
二月東下時，除用物、法器外，帶有“麝香廿臍、沉香、甲香、甘鬆香、竜腦香、
膽唐香、安息香、檀香、零陵香、青木香、薫陸香都有八百餘斤；又有畢、訶黎勒
、鬍椒、阿魏、石蜜、蔗糖等五百餘斤，蜂蜜十斛，甘蔗八十束。”天寶七載又擬
東行，“買香藥、備辦百物，一如天寶二載所備。”現今日本奈良東大寺正倉院，
收藏有六十種藥物，據日本學者考證，這些藥物有的是鑒真帶去的，有的是鑒真同
時代從中國運去的。
據傳鑒真著有《鑒上人秘方》一捲，可惜早已失傳。但在《醫心方》裏，還能
找出三、四個方子來。鑒真逝世後，他的弟子法進在日本繼續講授醫藥，後來傳其
術的徒孫有東大寺的惠山、元興寺的聖一、山田寺的行潛等。通過這些門徒，對日
本醫藥繼續發揮積極的影響。
隋唐以前，中國醫藥學通過朝鮮傳入日本。雄略天皇、欽明天皇曾多次嚮朝鮮
聘請醫藥師，雄略天皇時代應徵去日本的百濟醫師德來，抵日後定居難波（今大阪
），後來子孫世代業醫，世稱難波藥師。西元五六一年，中國吳人知聰攜帶《明堂
圖》醫藥書約一六零捲到日本，這是中國醫藥正式傳入日本的開端。隋唐年間，日
本政府派遣的使團中，均有醫師隨行，其中也有專程來中國留學的醫藥生。據史籍
記載，推古天皇三十一年（西元六二三年），藥師惠日、倭漢直福因學成後回到日
本。由此可見，鑒真東渡以前，中日兩國的醫藥交流已有悠久的歷史。據惟田淺常
《皇國名醫傳》裏指出，自鑒真東渡日本面授醫藥知識，使日本人真正掌握辨認藥
品之知識，從此日本“醫藥道避”。十四世紀以前，日本醫道把鑒真奉為醫藥始祖
，直到德川時代，日本藥袋上還貼有鑒真的圖像，可見其影響之深。
新修本草
七世紀上半葉，為唐朝建立的初期，當時社會上所通行的藥學專書，是《本草
經集註》，由南北朝時期的陶弘景所編撰，成書時間大約為五世紀末至六世紀初。
陶弘景生活於南北朝對峙的江南地區，這使他在醫藥上的所見所聞，也有很大
的局限性。《本草經集註》記載的藥物雖然有七三零種，但北方地區的藥物很少，
並且還存在著不少錯誤之處。
唐朝建立之後，為了適應當時醫療上的需要，西元六五七年，醫藥學家蘇敬有
鑒於此，特嚮唐朝廷提出了編修一部新的中藥學專書的建議。據《唐會要》記載：
“顯慶二年……蘇敬上言，陶弘景所撰本草，事多舛謬，請加刪補。”
蘇敬的建議提出後，沒有多久就被采納了。唐朝廷指定蘇敬、許敬宗等二十餘
人擔任修訂中藥學的工作。其中，大部分人本來是掌管醫藥的，也有掌管經籍圖書
的，這對編撰工作很有利。
為了能廣泛地收集各地的藥物資料，唐朝廷通令全國各郡縣，把當地出産的藥
物，詳細記錄並描繪圖樣，送當時京城長安匯編，以便在《本草經集註》的基礎上
進行修訂補充。經過兩年，西元六五九年編輯完成了《新修本草》這部藥典之後，
由唐朝廷嚮全國頒行流通使用，為中國醫學史上第一部國傢藥典，它又被稱為《唐
本草》。
由於蘇敬等編著者具有革新精神，因此孔志約在《新修本草》的序言寫到：“
本經雖闕，有驗必書；別錄雖存，無稽必正。”即是說，即使是以前《神農本草經
》中沒有記載到的藥物，衹要有效驗的就一定予以收錄；縱然是《名醫別錄》中已
經有過記載的藥物，若無療效根據者必予以更正。為此，蘇敬等人在編撰《新修本
草》過程中，多方徵詢大衆意見，註意采納民間的用藥經驗。正如該書序言中所說
的“普頒天下，營求藥物”。
為了使藥物能更好地具有其特性與療效，《唐本草》還提出必須註意藥物的産
地和恰當的採藥時間，並且也要考慮到氣候變化對藥物性能的影響。因此，這部藥
典具有較高的科學價值。
《新修本草》全書五十四捲，包括本草學、藥圖、圖經三部分。其中，本草學
是記述藥物的性味特點、産地、采製要點、治療功效等；藥圖是根據藥物實形態描
繪的圖樣；圖經是對藥圖的文字說明，誠為圖文並茂。書內收載的藥物，共有八四
四種，比《本草經集註》增加了一百多種。其中如蓖麻子、浦公英等，都是新增加
的具有特效的藥物，並且還收載了一些外來藥物如乳香、木香等多種。此外，《新
修本草》還介紹了以白錫、銀箔、水銀調配成填充劑，用於補牙，這是世界醫學史
上最早的補牙文獻記載。
《新修本草》頒行流通後，在藥物學上的影響甚大，不久流傳到國外。西元七
三一年，日本國內有田邊史手抄的《新修本草》出現，這是日本來中國的留學者把
它傳到日本的。據十世紀初日本的古律令記載說：“凡醫生皆讀蘇敬《新修本草》
”，可見當時它在日本醫學界所受到的重視。
《新修本草》具有相當高的療效價值，但是，由於編輯者本身以及當時社會風
尚所致，書中若幹內容未能擺脫古代醫學著作中的某些觀點。如“煉丹”被列為上
品，某些藥物被誇大為具有“長生不老”的奇功等。此外，在編撰這部藥典時，唐
朝廷雖曾嚮全國廣泛徵集藥物，然而，還是有若幹被遺漏了，這些都是本書需要重
加驗證整理之處。
《新修本草》成書於一千三百多年前，其中“藥圖”與“圖經”兩部份內容在
宋代以後失傳了。“本草”這部分的內容，在唐代曾有手抄本藏於敦煌石窟中。但
是自西元一九零零年“八國聯軍”侵略中國後，我國的大批珍貴文物被他國所盜劫
。藏於敦煌石窟中的《新修本草》唐代手抄本，也先後被英、法所搶走。現在，上
述手抄本的有些殘捲片斷，分別被收藏於倫敦不列顛博物院和巴黎圖書館中。我國
國內現在所看到的《新修本草》，是從流傳到日本的手抄本影印來的一部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