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作傢水上勉先生去年九月訪問成都後，經上海回國。我在上海寓中接待他，他告訴我他到過我的老傢，衹看見一株枯樹和空蕩蕩的庭院。他不知道那是什麽樹。他輕輕地撫摩着粗糙的樹皮，想像過去發生過的事情。
水上先生是我的老友，正如他所說，是文學藝術的力量把我們聯結在一起的。一九六三年我在東京到他府上拜望，我們愉快地談了南宗六祖慧能的故事。一九七八年我到北京開會，聽說他和井上靖先生在京訪問，便去北京飯店探望他們，暢談了別後的情況。一九八○年我四訪東京，在一個晴朗的春天早晨，我和他在新大𠔌飯店日本風味的小小庭院裏對談我的藝術觀和文學生活，談了整整一個上午。那一盒錄像帶已經在我的書櫥裏睡了四年，它常常使我想起一位日本作傢的友情。
水上先生回國後不多久，日中文化交流協會給我寄來他那篇《尋訪巴金故居》。讀了他的文章，我仿佛回到了離開二十幾年的故鄉。他的眼睛替我看見了我所想知道的一切，也包括寬廣的大街、整齊的高樓……
還有那株“沒有一片葉”的枯樹。在我的記憶裏枯樹是不存在的。過去門房或馬房的小天井裏並沒有樹，樹可能是我走後人們纔種上的，我離傢整整六十年了。幾個月前我的兄弟出差到成都，抽空去看過“老傢”，見到了兩株大銀杏樹。他似乎認出了舊日的馬房，但是不記得有那麽兩株銀杏。我第二次住院前有人給我女兒送來一本新出版的浙江《富春江畫報》，上面選刊了一些四川畫傢的油畫，其中一幅是賀德華同志的《巴金故居》，出現在畫面上的正是一株樹葉黃落的老樹。它不像是水上先生看見的“大腿粗細的枯樹”，也可能是我兄弟看見的兩棵銀杏中間的一株。腦子裏一點印象也沒有，我無法判斷。但是我多麽想摸一下生長那樣大樹的泥土！我多麽想撫摩水上先生撫摩過的粗糙、皺裂的樹幹……
在醫院中聽說同水上先生一起訪華的佐藤純子女士又到了上海，我想起那本畫報，就讓傢裏的人找出來，請佐藤女士帶給水上先生。後來還是從佐藤女士那裏收到了水上先生第二篇《尋訪故居》文章的剪報。
我跟着水上先生的腳跡回到成都的老傢，卻看不到熟習的地方和景物。我想起來了，一九八○年四月我在京都會見參加旅遊團剛從成都回國的池田政雄先生，他給了我一疊他在我的老傢拍的照片，這些照片後來在日本的《野草》雜志上發表了。在照片上我看到了一口井，那是真實的東西，而且是池田先生拍攝下來的惟一的真實的“舊址”。我記得它，因為我在小說《秋》裏寫淑貞跳井時就是跳進這一口井。一九五八年我寫了關天《秋》的《創作談》，我這樣說:“衹有井是真實的東西。它今天還在原來的地方。前年十二月我到那裏去過一趟。我跟那口井分別了三十三年，它還是那個老樣子。井邊有一棵松樹，樹上有一根短而粗的枯枝，原是我們傢夥夫挑水時，挂帶鈎扁擔的地方。松樹像一位忠實的老朋友，今天仍然陪伴着這口老井。”但是在池田先生的照片上衹有光禿禿的一口井，松樹也不知在什麽時候給砍掉了。水上先生沒有看到井，不知是人們忘了引他去看，還是井也已經填掉。過去的反正早已過去，舊的時代和它的遺物，就讓它們全埋葬在遺忘裏吧！
然而我還是要談談我的老傢。
一九二三年五月我離開老傢時，那裏沒有什麽改變:門前臺階下一對大石缸，門口一條包鐵皮的木門檻，兩頭各有一隻石獅子，屋檐下一對紅紙大燈籠，門墻上一副紅底黑字的木對聯“國恩傢慶，人壽年豐”。我把這一切都寫在小說《傢》裏面。“激流三部麯”中的高公館就是照我的老傢描繪的，連大門上兩位“手執大刀，頂天立地的彩色門神”也是我們傢原有的。大約在一九二四年我在南京的時候，成都城裏修馬路，我們傢的大門應當朝裏退進去若幹，門面翻修的結果，石缸、石獅子、木對聯等等都沒有了。關於新的門面我衹看到一張不太清楚的照片，聽說大門兩旁還有商店，照片上卻看不出來。
水上先生是我的老友，正如他所說，是文學藝術的力量把我們聯結在一起的。一九六三年我在東京到他府上拜望，我們愉快地談了南宗六祖慧能的故事。一九七八年我到北京開會，聽說他和井上靖先生在京訪問，便去北京飯店探望他們，暢談了別後的情況。一九八○年我四訪東京，在一個晴朗的春天早晨，我和他在新大𠔌飯店日本風味的小小庭院裏對談我的藝術觀和文學生活，談了整整一個上午。那一盒錄像帶已經在我的書櫥裏睡了四年，它常常使我想起一位日本作傢的友情。
水上先生回國後不多久，日中文化交流協會給我寄來他那篇《尋訪巴金故居》。讀了他的文章，我仿佛回到了離開二十幾年的故鄉。他的眼睛替我看見了我所想知道的一切，也包括寬廣的大街、整齊的高樓……
還有那株“沒有一片葉”的枯樹。在我的記憶裏枯樹是不存在的。過去門房或馬房的小天井裏並沒有樹，樹可能是我走後人們纔種上的，我離傢整整六十年了。幾個月前我的兄弟出差到成都，抽空去看過“老傢”，見到了兩株大銀杏樹。他似乎認出了舊日的馬房，但是不記得有那麽兩株銀杏。我第二次住院前有人給我女兒送來一本新出版的浙江《富春江畫報》，上面選刊了一些四川畫傢的油畫，其中一幅是賀德華同志的《巴金故居》，出現在畫面上的正是一株樹葉黃落的老樹。它不像是水上先生看見的“大腿粗細的枯樹”，也可能是我兄弟看見的兩棵銀杏中間的一株。腦子裏一點印象也沒有，我無法判斷。但是我多麽想摸一下生長那樣大樹的泥土！我多麽想撫摩水上先生撫摩過的粗糙、皺裂的樹幹……
在醫院中聽說同水上先生一起訪華的佐藤純子女士又到了上海，我想起那本畫報，就讓傢裏的人找出來，請佐藤女士帶給水上先生。後來還是從佐藤女士那裏收到了水上先生第二篇《尋訪故居》文章的剪報。
我跟着水上先生的腳跡回到成都的老傢，卻看不到熟習的地方和景物。我想起來了，一九八○年四月我在京都會見參加旅遊團剛從成都回國的池田政雄先生，他給了我一疊他在我的老傢拍的照片，這些照片後來在日本的《野草》雜志上發表了。在照片上我看到了一口井，那是真實的東西，而且是池田先生拍攝下來的惟一的真實的“舊址”。我記得它，因為我在小說《秋》裏寫淑貞跳井時就是跳進這一口井。一九五八年我寫了關天《秋》的《創作談》，我這樣說:“衹有井是真實的東西。它今天還在原來的地方。前年十二月我到那裏去過一趟。我跟那口井分別了三十三年，它還是那個老樣子。井邊有一棵松樹，樹上有一根短而粗的枯枝，原是我們傢夥夫挑水時，挂帶鈎扁擔的地方。松樹像一位忠實的老朋友，今天仍然陪伴着這口老井。”但是在池田先生的照片上衹有光禿禿的一口井，松樹也不知在什麽時候給砍掉了。水上先生沒有看到井，不知是人們忘了引他去看，還是井也已經填掉。過去的反正早已過去，舊的時代和它的遺物，就讓它們全埋葬在遺忘裏吧！
然而我還是要談談我的老傢。
一九二三年五月我離開老傢時，那裏沒有什麽改變:門前臺階下一對大石缸，門口一條包鐵皮的木門檻，兩頭各有一隻石獅子，屋檐下一對紅紙大燈籠，門墻上一副紅底黑字的木對聯“國恩傢慶，人壽年豐”。我把這一切都寫在小說《傢》裏面。“激流三部麯”中的高公館就是照我的老傢描繪的，連大門上兩位“手執大刀，頂天立地的彩色門神”也是我們傢原有的。大約在一九二四年我在南京的時候，成都城裏修馬路，我們傢的大門應當朝裏退進去若幹，門面翻修的結果，石缸、石獅子、木對聯等等都沒有了。關於新的門面我衹看到一張不太清楚的照片，聽說大門兩旁還有商店，照片上卻看不出來。
一九三一年我開始寫《激流》，當初並沒有大的計劃。我想一點寫一點，不知不覺地把高公館寫成我們傢那個樣子，而且是我看慣了的大門翻修以前的我們的傢。從大門進去，走出門洞，下了天井;進二門，再過天井，上大廳，彎進拐門；又過內天井，上堂屋，進上房;順着左邊廂房走進過道，經過覺新的房門口，轉進裏面，一邊是花園，一邊是僕婢室和廚房，然後是剋明的住房;順着三房住房的窗下，走進一道小門，便是桂堂。竹林就在桂堂後面。這一切全是如實的描寫。在小說裏衹有花園是出於我的編造和想像。我當時用我們那個老公館做背景，並非有意替它宣傳，衹是因為自己沒有精密計劃，要是腦子裏不留個模型，說不定寫到後面就忘記前面，搞得前後矛盾，讀者也莫名其妙。關於我們老傢的花園，衹有覺新窗外那一段“外門”的景物是真實的，從覺新寫字檯前望窗外就看得見那口井和井旁的松樹。我們的花園並不大，其餘的大部分，也就是從“內門”進去的那一部分，我也寫在另一部小說《憩園》裏了。所以我對最近訪問過成都的日本朋友口進先生說:“您不用在成都尋訪我的故居，您把《激流》裏的住房同《憩園》裏的花園拼在一起，那就是我的老傢。”
我離傢以後過了十八年，第一次回到成都。一個傍晚，我走到那條熟悉的街，去找尋我幼年時期的腳跡。舊時的伴侶不知道全消失在什麽地方。巍峨的門墻無情地立在我的面前。守門的衛兵用懷疑的眼光打量我。大門開了，白色照壁上現出一個圓形圖案，圖案中嵌着四個絳色篆文大字“長宜子孫”。這照壁還是十八年前的東西，我無法再看到別的什麽了。據說這裏是當時的保安處長劉兆藜的住宅，門墻上有兩個大字“藜閣”。我幾次走過“藜閣”門前，想起從前的事情，後來寫了一篇散文《愛爾剋的燈光》。那是一九四一年年初的事。
一九四二年我回成都治牙，住了三個月光景，不曾到過正通順街。我想，以後不會再到那裏去了。
解放後一九五六年十二月我第三次回成都，聽說我的老傢正空着沒有人住。有一天和李宗林同志閑談起來，他當時還挂名成都市市長，他問我:“你要不要去看看？”我說:“看看也好。”過了一天他就坐車到招待所來約我同去正通順街，我的一個侄女正在我那裏聊天，也就一起去了。
還是“藜閣”那樣的門面，大門內有彩色玻璃門，“長宜子孫”的照壁不見了。整個花園沒有了。二門還在，大廳還在，中門還在，堂屋還在，上房還在，我大哥的住房還在，後面桂堂還在，還有兩株桂樹和一棵香椿，桂堂後面的竹林仿佛還是我離傢時那個樣子。然後我又從小門轉出來，經過三姐住房的窗下，走出過道，順着大哥房外的臺階，走到一間裝玻璃窗的小屋子。在《激流》中玻璃小屋是不存在的。在我們老傢本來沒有這樣的小屋。我還記得為了大哥結婚，我父親把我們叫做“簽押房”的左邊廂房改裝成三個房間，其中連接的兩間門開在通入裏院的過道上，給大哥住;還有一間離拐門很近，房門開嚮內天井，給三哥和我兩個住。到了我離傢的前兩三年大哥有了兒女，房子不夠住，我們傢又把中門內臺階上左右兩塊空地改裝成兩間有上下方格子玻璃窗的小屋，讓我和三哥搬到左邊的那間去，右邊的一間就讓它空着。小屋雖小，鼕天還是相當冷，因為嚮內天井的一面是玻璃窗，對面就是中門的邊門，窗有窗縫，門有門縫，還有一面緊靠花園。中門是面對堂屋的一道門，除中間一道正門外，還有左右兩道邊門。關於中門，小說《傢》描寫高老太爺做壽的場面中有這樣的話:“中門內正對着堂屋的那塊地方，以門檻為界，佈置了一個精緻的戲臺……門檻外大廳上用藍布帷圍出了一塊地方，作演員們的化裝間。”以後的玻璃小屋就在這“戲臺”的左右兩邊。
我仿佛做了一場大夢。我居然回到了我十幾歲時住過的小屋，我還記得深夜我在這裏聽見大廳上大哥摸索進轎子打碎玻璃，我絶望地拿起筆寫一些憤怒的字句，捏緊拳頭在桌上擦來擦去，我發誓要嚮封建制度報仇。好像大哥還在這裏嚮我哭訴什麽;好像祖父咳嗽着從右上房穿過堂屋走出來;好像我一位嬸娘牽着孩子的手不停地咒駡着走進了上房;好像從什麽地方又傳來太太的打駡和丫頭的哭叫。……好像我花了十年時間寫成的三本小說在我的眼前活了起來。
我離傢以後過了十八年，第一次回到成都。一個傍晚，我走到那條熟悉的街，去找尋我幼年時期的腳跡。舊時的伴侶不知道全消失在什麽地方。巍峨的門墻無情地立在我的面前。守門的衛兵用懷疑的眼光打量我。大門開了，白色照壁上現出一個圓形圖案，圖案中嵌着四個絳色篆文大字“長宜子孫”。這照壁還是十八年前的東西，我無法再看到別的什麽了。據說這裏是當時的保安處長劉兆藜的住宅，門墻上有兩個大字“藜閣”。我幾次走過“藜閣”門前，想起從前的事情，後來寫了一篇散文《愛爾剋的燈光》。那是一九四一年年初的事。
一九四二年我回成都治牙，住了三個月光景，不曾到過正通順街。我想，以後不會再到那裏去了。
解放後一九五六年十二月我第三次回成都，聽說我的老傢正空着沒有人住。有一天和李宗林同志閑談起來，他當時還挂名成都市市長，他問我:“你要不要去看看？”我說:“看看也好。”過了一天他就坐車到招待所來約我同去正通順街，我的一個侄女正在我那裏聊天，也就一起去了。
還是“藜閣”那樣的門面，大門內有彩色玻璃門，“長宜子孫”的照壁不見了。整個花園沒有了。二門還在，大廳還在，中門還在，堂屋還在，上房還在，我大哥的住房還在，後面桂堂還在，還有兩株桂樹和一棵香椿，桂堂後面的竹林仿佛還是我離傢時那個樣子。然後我又從小門轉出來，經過三姐住房的窗下，走出過道，順着大哥房外的臺階，走到一間裝玻璃窗的小屋子。在《激流》中玻璃小屋是不存在的。在我們老傢本來沒有這樣的小屋。我還記得為了大哥結婚，我父親把我們叫做“簽押房”的左邊廂房改裝成三個房間，其中連接的兩間門開在通入裏院的過道上，給大哥住;還有一間離拐門很近，房門開嚮內天井，給三哥和我兩個住。到了我離傢的前兩三年大哥有了兒女，房子不夠住，我們傢又把中門內臺階上左右兩塊空地改裝成兩間有上下方格子玻璃窗的小屋，讓我和三哥搬到左邊的那間去，右邊的一間就讓它空着。小屋雖小，鼕天還是相當冷，因為嚮內天井的一面是玻璃窗，對面就是中門的邊門，窗有窗縫，門有門縫，還有一面緊靠花園。中門是面對堂屋的一道門，除中間一道正門外，還有左右兩道邊門。關於中門，小說《傢》描寫高老太爺做壽的場面中有這樣的話:“中門內正對着堂屋的那塊地方，以門檻為界，佈置了一個精緻的戲臺……門檻外大廳上用藍布帷圍出了一塊地方，作演員們的化裝間。”以後的玻璃小屋就在這“戲臺”的左右兩邊。
我仿佛做了一場大夢。我居然回到了我十幾歲時住過的小屋，我還記得深夜我在這裏聽見大廳上大哥摸索進轎子打碎玻璃，我絶望地拿起筆寫一些憤怒的字句，捏緊拳頭在桌上擦來擦去，我發誓要嚮封建制度報仇。好像大哥還在這裏嚮我哭訴什麽;好像祖父咳嗽着從右上房穿過堂屋走出來;好像我一位嬸娘牽着孩子的手不停地咒駡着走進了上房;好像從什麽地方又傳來太太的打駡和丫頭的哭叫。……好像我花了十年時間寫成的三本小說在我的眼前活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