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寶“發源地”
上世紀末，清帝國的氣數已是奄奄一息，內外交睏之中，又撞上了庚子之亂。八國
聯軍進京之際，慈禧太後挾持光緒倉皇出逃，朝野上下主戰與主和的爭吵早已悄無聲息，
衹等着割地賠款了。
然而在文物考古上卻接二連三地發生重大事件。這些重要的發現對人類的文明進程，
客觀上有着劃時代的認識價值，多少給國人尤其是知識分子帶來些喜氣，亦給收藏界和
古玩市場註入了極大的“活力”。
或許是天時地利的某種契合，這幾項重大的發現多少都帶些偶然性。
1900年5月的一個清晨，敦煌莫高窟的住持人王道士（王圓）正在一個洞窟裏清掃積
沙。當一大堆積沙被清除之後，洞裏發出一種奇異的聲響，一面洞壁因失去了積沙的支
撐，壁土開始層層剝落，墻上出現了裂痕。王道士驚詫之餘用手敲敲，裏面竟是空的！
這無意中的叩擊，竟叩開了一座千年秘室———北宋晚期僧人們封掩起來的一個藏經洞！
衹見裏面從地上層層堆碼着早已發黃的紙捲和絲織物，一直堆到“天花板”。從那時起，
邊城敦煌就再也沒有清靜過。人們從這間不足20平方米的洞窟裏，先後搬出了4萬多件手
寫經捲、唐抄古書、唐拓碑片和歷代各類古物！
據說當初藏經洞被挖開之後，王道士確也嚮地方政府作了匯報，還抽出些捲子呈送
到上級衙門。地方政府從敦煌縣令開始一級級地嚮上稟報，直達天子。可是那個末代封
建王朝，剛剛經歷一場性命交關的巨變，傷痕纍纍，元氣殆盡，何來那些思古之幽情？
對那些古捲兒根本無興趣，所有的奏件就衹能是泥牛入海。
然而事情到了兩個嗅覺靈敏的“老外”那兒，情形就完全顛倒了過來。英籍匈牙利
人斯坦因，無意中從一個叫紮伊德·貝格的烏魯木齊商人嘴裏，得知了藏經洞的消息。
過了一年，法國人伯希和又在閑聊中，從“老朋友”———曾任過清政府北京警察總督
的蘭公爵那兒，得知了藏經洞的事情。這個蘭公爵據說當年與義和團有舊，庚子之後就
被發配到新疆，終身流入烏魯木齊。於是，這兩個“老外”，便先後發瘋似地撲嚮了敦
煌，以種種手段威逼利誘，終於使得那本來就俗不可耐的王道士，打開了那衹足有半斤
重的鐵鎖……
接下來的日本“探險隊”又來了，俄國“考察隊”也來了，美國人也來了，國內大
大小小對此有興趣的人物都蜂擁而至。藏經洞裏4萬件千年古物，就一批批地搬出洞外，
捆紮起來，扛上駱駝，然後走蘭州，上北京，絶大多數被運到倫敦、巴黎、彼得堡、東
京、漢城……散落在全世界共計四五十個地方，而留在國內的僅號稱“八千經捲”。
這塊風水寶地，直到1965年，還有新的文獻發現！
其次是河南安陽小屯村。
傳說1899年，紫禁城裏的南書房行走、國子監祭酒、金石學家王懿榮生了一場病，
命老僕人去中藥鋪抓藥。這個熟諳古文字的王大人，望着五味雜處的藥罐忽發奇想——
—這“竜骨”上的橫竪道道，會不會是有人故意刻畫的呢？假如刻畫的是一種符號、一
種文字，傳遞着一些什麽消息呢？王大人為自己的聯想而激動萬分，遂命僕人將那傢中
藥鋪的“竜骨”全部買下，繼而又跑遍全城，收購“竜骨”，有多少買多少……商人們
自然聞風而動。關於這個傳說的真實性，就連王大人的子孫後代亦不能完全確認，但是，
王懿榮是揭開“竜骨”真面目的第一人，即發現甲骨文的第一人，卻是史學界所公認的
事實。
於是，“竜骨”的産地就成了一座格外誘人的寶庫。河南商賈起初封鎖消息，大擺
迷魂陣，說是在湯陰。大學問傢、上虞羅振玉加以考證，1915年又親自赴安陽收集甲骨，
大破迷魂陣，不僅查實了“竜骨”的出土地是河南安陽小屯村，而且確定了這兒即是史
書上記載的殷墟———商朝後期的政治中心。
一嚮默不為人知的小屯村空前紅火了起來，而王大人卻在八國聯軍破城之後，率全
傢人投井殉節了。他何曾想到，他那石破天驚的發現，使人們在100年間從小屯村及其周
圍挖出了多達15萬片的甲骨龜片，把中國文字的起源，一下子嚮前推進了上千年，而且
這一“富礦”，不知養活了多少當地農民和北京、上海的古玩商人。
據說，先是當地農民來刨坑挖土，把甲骨龜片當中藥賣，後又有古董商販雇人坐莊
開挖，而當地軍閥、官僚豪紳、外國傳教士插足，又使得原先纔幾分錢一斤的“竜骨”
價格扶搖直上，從論筐賣、論坑賣，一直賣到了幾兩銀子一個字！使那些頭腦活絡的南
北商販，美美地發了一筆，也使中國的古文字訓詁學家們，忙碌了整整一個世紀。
從那時至今，河南安陽不斷有新的窖藏面世，不僅“盛産竜骨”，還出土了大量的
青銅器、陶器、玉器、骨器，這些文物的發現、收集、流傳和著錄研究，以及出國後的
聚散過程，真不知演繹了多少明裏暗裏的現代神話。
再就是周原。
周原是指西安城以西、渭河以北，沿河一溜拉開的、扶風縣和岐山縣之間的一段黃
土塬。這片黃土，是公元前1000年左右，周人進入中原地區之前的統治中心區之一；在
本世紀初，地表已被歲月的風霜“切割”得條條縷縷、溝溝坎坎了。當地百姓說，每經
一場暴雨或是一場洪水，總會有些青銅類的古物遺留在溝邊的土崖上，或是滾落到溝底。
有時一座窯洞坍塌，亦會暴露出一座古墓。
這些洪水過後的遺存物，就成了“這裏有寶”的廣告牌，養活了一批陝西省內早期
的古董商人。是他們，將從這兒出土的包括毛公鼎、散氏盤、大盂鼎、小盂鼎、天亡簋、
何尊、墻盤等在內的標志着西周王朝社稷的禮器，一批批帶到了北京、上海，有的再轉
道歐美，進入大英博物館、大都會博物館等。這個地區早在宋代就出土過著名的“穆公
鼎”，宋代薛尚功的《歷代鐘鼎彝器款識》和王俅的《嘯堂集古錄》都有著錄。近百年
來更成了一座龐大的文物“礦山”，吸引着一批批前來挖寶的隊伍。
這一帶地下文物之豐富，世所罕見。動輒一窖十幾器、幾十器乃至上百器。扶風縣
莊白村微氏世傢窖藏，一窖就出土青銅器103件。岐山縣任傢村的一處窖藏，亦是一坑達
120餘件青銅器。1901年出土的著名的蟬紋木乏禁，為當時出土的唯一的一件青銅木乏禁，
舉世轟動。著名的盂鼎、大豐、毛公鼎、大剋鼎均出自這一帶。解放後仍不斷有稀世珍
寶面世，好像是一座寶山，永遠也開採不完似的。
另外還有河南洛陽北面的邙山，綿延50多公裏的山脈，北臨滔滔黃河，歷來被視為
最標準的葬身之地，偌大個邙山，幾十年間竟出土了近萬方墓志銘。難怪有墓塚林立，
“幾無臥牛之地”之說。京漢鐵路穿山而築時，一路開出去全是古墓！所以著名的盜墓
工具被稱為“洛陽鏟”，真是意味無窮。
除了以上幾次“天賜”的良機之外，本世紀還有幾次大的人為造成的國寶“發源地”。
首先是東陵盜寶案。1928年軍閥孫殿英為籌軍火，擴充實力，竟然派工兵用炸藥炸，
把慈禧太後和乾隆皇帝的陵墓給炸開了。盜出的珍寶玉器、各式文物不知其數。慈禧的
屍體在棺中全用珍珠掩埋，所以挖出的僅珍珠一項就大大小小地堆滿了並排的三張八仙
桌面，最大的珍珠直徑有10毫米。後來，這一大宗珍寶就成箱成箱地運到了北京、天津、
上海、青島，繼而流嚮全國各地。除去軍閥們分掉、送掉、賣掉的，還真的嚮國外換回
了一批軍火。
其次是陝西軍閥黨玉琨鬥雞臺盜寶案。鬥雞臺在陝西寶雞，盜寶的具體地方叫戴傢
溝。黨玉琨為地方一霸，為籌集軍費擴充實力，於1927年至1928年間，驅趕了上千名貧
苦百姓到戴傢溝為他挖寶。僅僅七八裏長、十多丈深的一條山溝，在8個月間被破壞古墓
達50餘座，盜得青銅器等古物1000多件，把個好端端的戴傢溝挖了個溝底朝天。黨玉琨
後來雖被馮玉祥將軍派兵擊垮了，但這一大批文物，最後仍然未能逃脫民間出土文物的
大致走嚮———運到北京、上海、天津後，又陸續飛往歐美各國去了。
影響最大、損失最慘、最令國人頓足的，莫過於末代皇帝溥儀當年從天津張園帶去
長春偽宮的那一大宗清王室的遺藏。這一大宗寶藏，僅歷代堪稱國寶的法書和古畫就達
1200餘件，即所謂“賞溥傑單”上記錄的那批文物。後來隨着抗日戰爭的勝利，日本投
降，溥儀出逃，被封存在長春偽宮內小白樓的黃條封箱，就成了留守“國兵”們獵取的
對象。他們監守自盜，先下手為強，把從地上堆到天花板的黃條封箱一箱箱挪下，逐個
撬開，偷的偷，搶的搶，分不均勻就撕成幾份。著名的《宮中遊樂圖》竟被撕成5塊，現
分藏在國外好幾個大型的博物館中———這就是幾十年前北京琉璃廠一些老闆們談之色
舞的“東北貨”。後來這批“貨”的蹤跡遍布了沿海各大城市和海外的大型博物館，小
白樓就成了又一處人為的國寶“發源地”。解放後國傢為追蹤這批國之鎮庫，組成了以
遼寧省博物館館長楊仁凱先生為首的工作委員會，開展了艱苦卓絶的調查和思想說服工
作，為之整整忙碌了40年。
直到最近的1997年，神秘的“東北貨”還時有露面。一位東北老漢推開了赫赫有名
的北京瀚海拍賣公司的大門，聲稱帶來一幅宋代《十詠圖》，是宮中藏品，要求估價拍
賣。工作人員將信將疑，結果在全國最高級、最具權威性的“五老”鑒定會上，“五老”
做出了一致認可的鑒定，確屬真跡無疑。原來，這老漢的父親原為溥儀的侍衛官，近水
樓臺先得月，傳到老漢手上，又經過半個世紀的風雨，現在他要價800萬，聲稱7個子女，
加上他本人，每人要得100萬。於是在1997年的一次文物拍賣會上，北京故宮博物院以1
800萬的天價把“貨”揍走。“東北貨”在50年間，價格不知翻了多少個跟鬥，亦堪稱收
藏史上一絶了。
收藏傢的黃金歲月
大約從本世紀初到30年代抗戰爆發之前，這30來年的時間，可推為本世紀收藏傢們
的黃金歲月。
這個時期，由於辛亥革命帶來的劇烈社會變革，社會結構和上層建築都發生了極大
的變化，其“餘震”反映到收藏界，就使得傳統的收藏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速了聚
散和流轉的過程；同時由於中國考古的幾次有劃時代意義的大發現，以及國際文物市場
上中國文物的“走俏”等因素，民國時期的收藏傢們便占盡天時地利，傳統的收藏傢的
隊伍也發生了極大的變化。
原先，衣食依附於清廷皇室的滿族皇親國戚，以及近臣太監，他們平素就聚斂了大
量的金銀珠寶、古玩字畫，手裏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皇宮裏流出來的寶貝，或是皇帝賞賜，
或是得來不明不白。待末代王朝的大廈一朝傾覆，後臺垮了，在經濟告急的時候，傢傳
的古董就不再那麽神聖，逐步散了出來。他們中有許多人本是北京玻璃廠的好主顧，辛
亥革命後倒了過來，反求玻璃廠老闆們幫他們賣寶解窘。大名鼎鼎的文葵、載潤、載灃、
寶熙、溥儒、溥傑等都是這樣。寶熙後來不僅自己賣文物度日，還幫人傢賣。他本是清
廷宗室後裔，當過學部侍郎，有學問，又跟玻璃廠的掌櫃、夥計個個都熟，那些怕失臉
面的貴族就請他代賣。末代皇帝溥儀的兄弟溥傑傢中的一個商代古銅尊，就是經他的手
賣出的。後來寶熙在東北去世，子女仍繼續出賣他的藏品。溥儀的父親醇親王載灃，為
了巴結張作霖，把傢藏的御制題詠董邦達《淡月寒林圖》和一對乾隆款的瓷瓶派人送了
去。末代王孫溥儒是攝政王奕訁斤的孫子，民國後一二十年，不僅偌大的恭王府已抵押
出去，就連為母親辦喪事的錢也拿不出，傳世的第一法書名跡《平復帖》就這樣散了出
來。後來，連遜帝溥儀也嫌民國政府給的錢不夠花銷，編造了“賞溥傑單”，偷偷地將
一千多件文物帶出紫禁城，運到天津，有不少被抵押在銀行裏。其他舊僚百官，其狀況
更可想而知了。
大清王朝的最後一批所謂朝廷命官，從政治舞臺退出之後，有的進入北洋政府繼續
當官，也有一部分不願食民國“周粟”的，就躲到上海、天津、大連、青島等地的租界
裏當了寓公，或者回傢養老，他們中有不少人是靠變賣文物度日的。著名金石學家、藏
書傢、原甘肅省學政葉昌熾，著名版本目錄學家、收藏傢、原天津造幣廠監督劉世王行，
原兩廣總督陳夔竜等都屬於這種情況。羅振玉則跑到日本，賣掉了不少文物。還有一些
晚清老資格的大官僚、大收藏傢，本人過世之後，後人多不能守業，也開始靠變賣祖傳
文物度日。所謂“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實際上能傳三代的藏傢已寥若晨星，多數傢
庭在第一代人去世之後，藏品就很快地散諸市肆。受知於李鴻章而官至郵傳部大臣的盛
宣懷，素以收藏聞名，1916年去世後，藏品陸續散出，尤其號稱數十萬之巨的“愚齋藏
書”，絶大部分在民國年間由其後人“三傢分晉”，分成三份，分別贈予上海交通大學、
聖約翰大學和山西銘賢學校，而精善古秘之本，則由中國書店整批購下，然後散售而盡。
原工部尚書、軍機大臣、蘇州人潘祖蔭，在政事餘暇廣事收羅，金石書畫無所不收，堪
稱江南之冠；西周重器大剋鼎、大盂鼎曾久居其室，然而他本人去世後，其“攀古樓”
藏青銅器除大型器件外，幾為童僕盜竊一空，李鴻章的侄孫李蔭軒曾購去不少。潘氏著
名的“滂喜齋”藏書亦逐漸散盡。浙江杭州以收藏和補輯文瀾閣四庫全書而聞名的丁丙、
丁申兄弟，有“八千捲樓”藏書，號稱晚清四大藏書樓之一；然而丁丙去世不久，其後
人經商失敗，虧空巨萬，衹好由官方主持出賣傢産賠償，以75000元的價錢，將“八千捲
樓”售與江南圖書館。道光年間的翰林院編修、國史館協修、大收藏傢陳介祺，以最早
收藏毛公鼎和上萬方古印聞名，一生收藏涉獵古銅器、古印、陶器、封泥、碑版、瓦當、
石刻、古錢，大凡古人遺存之物，無所不收，身後藏品於本世紀初亦星散殆盡。還有大
名鼎鼎的兩江總督端方，一生聚斂有如山海之富，而1911年被四川新軍刺死後，不數年，
藏品就陸續散出，連當時最負盛名的陝西寶雞鬥雞臺出土的西周木乏禁共20件，也漂洋
過海，被美國人福開森轉賣到了美國……在封建王朝，一朝天子一朝臣，豪門貴族是一
人得勢，雞犬升天；而一旦失意落拓，或臺柱傾覆，整個傢族連同所有藏品的敗落星散
之速，有時外人竟難以想象。
皇室慶親王1917年去世後，三個兒子分傢，依仗傢底厚，坐吃山空，到了他的孫子
溥鈞、溥銘手裏，房産、地産、金銀古玩全部賣光，溥銘最後淪為揀破爛的了。當時的
報紙上常有“世子王孫倒斃城門洞，郡主命婦墜入煙花院”的新聞。解放以後有資料證
明，清朝第一代王爺多爾袞的後代睿親王中銓，在1924年因借錢不還，被法院查封了
“一百多間房的古玩陳設動産”，最後因“衣食不周”而去世。試想這許多古玩陳設，
該給古玩市場帶來多大的“振興”！
在社會上造成巨大影響的，還有清末四大藏書樓之一、吳興陸氏百百宋樓的整批藏
書的東去。陸心源官至福建????運使，生平嗜書如命，曾東並“宜稼堂”，南逮周星貽，
遠抄近訪，十年中得書15萬卷，其中僅宋版書即達200部之多，遂有“百百宋樓”之稱。
不想陸氏歿後，其子孫不能守業，未幾，即以118000元的價錢，被日本岩崎氏“靜嘉堂
文庫”囊括而去。其他藏品亦如行雲流水，蹤跡莫辨。此事亦如敦煌捲子的外流一樣，
曾大大刺傷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學術良心，輿論上很是激憤了一陣。
自然，藏品的流轉，有散出者就有收進者。抗戰前的北京和上海，已經形成了南北
兩大文物聚散中心。隨着一批老收藏傢相繼成為歷史陳跡，一批新的官僚、買辦、工商
業巨頭、銀行傢、傳教士和少數文人學士，他們及時地抓住了清末民初這個政治大動蕩、
經濟大改組、文物大聚散的歷史時機，以雄厚的實力和獨特的眼力，一時占盡了收藏的
風光。再加上當時幾個“文物發源地”的出現、國內文物市場的成熟、外國傳教士和外
國文物商賈的介入、國際文物市場對中國文物的需求和價格的刺激、中國專做“洋莊”
生意的文物巨賈的出現等因素，都使得這個時期的收藏活動日趨活躍起來。
這個時期收藏內容最廣泛、成就最顯著者，可能要推安徽廬江人劉體智和廣東番禺
人葉恭綽兩位。
劉體智，清末四川總督劉秉璋的第四子，曾在清廷戶部銀行任職，民國後出任中國
實業銀行總經理。一生嗜古，收求古物不遺餘力，曾將其藏品印行過10種目錄，其中
《善齋吉金錄》28册和《小校經閣金石文字》18册最為著名。其收藏甲骨28000片，青銅
器達400餘件，其中最著名者為洛陽出土的一套氏編鐘。藏書在解放後捐入公庫者近7萬
册，另有古墨、古硯、古印、古畫，均成巨觀，還有那兩具自唐代宮中流出後在民間
“流浪”了千年的大小忽雷（琵琶），更是令人嘆為奇跡。解放後他手頭尚存的全部文
物或賣或捐，輸入公庫。
葉恭綽，清末曾任職清廷郵傳部，北洋軍閥時期曾任鐵道部長、交通總長。一生收
藏遍涉青銅、古畫、法書、碑刻、藏書各類，20年間收集明代宣德爐即達300餘器，著名
的西周重器毛公鼎在他傢逗留10餘年。傳世法書如《曹娥碑》、《鴨頭丸帖》等均在其
櫃中多年。他居滬時還曾設法寶館一處，陳放佛傢遺物，數量之多，難以計數。其藏書、
碑版一部分毀於廣州沙面之火，一部分在抗戰中捐入上海葉景葵先生主持的合衆圖書館。
佛傢故物則捐入上海玉佛寺。葉氏所藏，雖未留下完整的目錄，然其晚年所著的《矩園
餘墨》，多談其藏品，於其書畫類的收藏說明尤詳，故亦可作其收藏著錄觀。
這個時期在收藏品的多個門類中，涌現出一批“大王”。瓷器收藏方面，北方有袁
世凱的紅人郭世五，南方則有梁培和仇炎之。郵票有“集郵大王”周今覺，是為兩江總
督周馥的孫子，曾任中華集郵協會會長多年。錢幣方面南方有丁福保、張叔馴、陳仁濤、
羅伯昭；北方有天津的方若（藥雨）。藏畫方面以上海和蘇州為重鎮，有虛齋主人龐萊
臣，過雲樓主人顧鶴逸，梅景書屋主人吳湖帆，還有廣東人譚敬。尤其是過雲樓顧氏，
四代遞傳，精心藏護，直至解放後捐獻，實屬不易。藏書方面大傢就更多，南方有寧波
范氏天一閣，吳興劉氏嘉業堂，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北方有山東楊氏的海源閣，天津
傅增湘的藏園、李盛鐸的木齋等。碑版方面有兩位權威人士，一是清末名儒繆荃孫，一
是湖北南陵人徐乃昌，都以收藏碑版墨拓逾萬著稱。甲骨龜片的收藏以羅振玉、劉晦之
和傳教士、加拿大人明義士為三大宗。另外還有一個特殊人物，即袁世凱的二公子袁剋
文，自稱“皇二子”。此人於其父在世時，日斥萬金在所不惜，各類收藏於他是匆匆過
眼，來去俱速，收得不少，散去亦如野雲鶴影，杳無蹤跡。唯其藏書差不多算是歸諸一
處，即廣東人潘宗周的寶禮堂。袁世凱死後，袁剋文以出售藏品解窘，最後落得個登報
賣字，了其一生。
另外，還有兩個對中國古玩界産生過一定影響的外國人，在這個時期也極為活躍。
一個是美國人福開森，中文名叫福茂生；另一個是日本人山中。福開森旅居中國近60年，
是個中國通，經手並收藏了大量中國文物，編有《歷代吉金目》和《歷代藏畫目》，不
知有多少珍貴藏品經他手賣到了美國，其中有天下聞名的宋人摹顧愷之的《洛神圖》
（摹本之一）等等。日本人山中是個走“國際路綫”的大古玩商，在巴黎、紐約、北京
均設有商行，名山中商會。該公司的唯一業務，就是把中國的歷代收藏品遠銷歐美。這
兩個人尤其是福開森，與各地古玩商販及朝野上下、文人學士頗能打成一片，所以藏品
亦能高人一等。抗戰時福開森被日本人遣送回國，他的藏品有一部分現存南京大學。
在收藏活動日趨紅火的時候，古玩商中做“洋莊”生意的也發達起來。其中最大的
一傢是上海盧芹齋和吳啓周的“盧吳公司”。盧本人坐鎮巴黎銷貨，吳啓周在國內“摟
貨”，吳啓周的外甥葉叔重作“空中飛人”，來回送貨、聯絡接應，還曾坐鎮北京收購
文物，分工頗具現代化，個中秘聞故實，少有人知。
日寇炮火下的文物大戰
八年抗戰，對中國收藏界來說，是繼1900年庚子之亂和辛亥革命之後，又一次更大
規模、更長時期的大動蕩、大聚散和大劫難，損失的文物無以計數，被日本帝國主義公
然破壞和劫掠去的珍貴文物有目共睹，不少收藏傢為保全藏品而受盡磨難。
著名實業傢、藏書傢張元濟創辦的東方圖書館，在1932年“一·二八”事變前，已
是藏書50萬册和收藏圖片、照片5萬餘幅的東方第一大館，其中經鑒定和整理過的善本書
就有3745種，共計35083册，加上當時尚未整理的揚州何氏4萬册藏書中的善本，善本書
的總數已逾5萬册，其中海內孤本和精品約500種共5000餘册，還有2641種全國各地的地
方志25682册。這些藏書是張元濟先生集幾十年的功力和心血而致，“求之坊肆，丐之藏
傢。近走兩京，遠馳域外”（《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先後收購了紹興徐氏熔經
鑄史齋的全部藏書、長洲蔣氏十印齋藏書、廣東豐順丁日昌持靜齋藏書、清宗室盛氏意
園部分藏書，以及太倉顧氏諛聞齋的藏書……可是“一·二八戰事一起，日本人轟炸上
海閘北，整個商務印書館廠區，連同東方圖書館藏書，即刻化為灰燼。幸虧在敵機轟炸
之前，已有500多種善本書搶先運到租界內的金城銀行保險庫，否則將是片紙不留！
在“一·二八”戰火中遭受滅頂之災的還有吳興人周越然的言言齋。周氏曾任商務
印書館函授學社副社長，兼英文科科長。言言齋是一幢西式二層樓房，藏有綫裝書178箱，
內中以宋元舊版、明清精鈔聞名於世，還有西書整整十大櫥。“一·二八”戰火一起，
周氏幾十年的心血即刻化為灰燼。
著名學者、藏書傢鄭振鐸，初在“一·二八”中被毀書數十箱，繼而在1937年“八
·一三”戰事中，其存於上海市區東部之書，又悉數付之一炬，所藏又去其半數。鄭先
生敘述其時情景：“於時，日聽隆隆炮聲，地震山崩，心肺為裂。機槍啪啪，若燃爆竹
萬萬串於空甕中，無瞬息停。午夜伫立小庭，輒睹光鞭掠空而過，炸裂聲隨即轟發，震
耳欲聾。晝時，天空營營如巨蠅者，盤旋頂上，此去彼來。每一彈下擲，窗戶簌簌搖撼，
移時方已，對語聲為所喑啞不相聞。東北角終日夜火光熊熊。燼餘焦紙，遍天空飛舞如
墨蝶。數十百片隨風墜庭前，拾之，猶微溫，隱隱有字跡。此皆先民之文獻也。餘所藏
竟亦同此蝶化矣。然處此凄厲之修羅場，直不知人間何世，亦未省何時更將有何變故突
生……通衢之間，殘書布地，不擇價而售。亦有以雙籃盛書，肩挑而趨，沿街叫賣者……
戰事西移，日月失光，公私藏本被劫者漸出於市。”（《劫中得書記》）其情景之慘烈，
可想而知。
安徽貴池劉世珩之子劉公魯，三代人均為收藏傢，其祖父劉瑞曾官上海道臺，藏品
山堆海積。其傢藏兩部《玉海》，一部為宋版，一部為元版；唐代宮中樂器大小忽雷二
具也曾在傢多年，所以其門楹有“古今雙玉海，大小兩忽雷”的對聯。抗戰中劉公魯為
避戰火移傢蘇州，不久蘇州又淪陷，傢人均往鄉間避難。劉公魯不忍丟下此纍世收藏，
誓與藏品共存亡。果然鬼子打進城來，燒殺劫掠，太平巷內一片狼藉，劉傢被搶去文物
不知其數。劉公魯本人驚嚇成疾，不久便逝去。
“江南三大名儒”之一的高吹萬老人，傢住金山張堰鎮，所居有花木回廊之勝，占
地10畝，取《詩經》“桑者閑閑”之意，取名為“閑閑山莊”，其收藏名動一時。抗日
戰爭中，日軍從金山衛登陸，張堰鎮首當要衝，“閑閑山莊”頓成廢墟。其藏書藏畫27
0多箱，大半毀於此時。高吹萬攜傢人深夜乘舟逃命，由呂巷至虹橋，船居半月，食物斷
絶，饑寒交迫，極盡流離顛沛之苦。待戰事稍停，其傢人於廢墟中零星收撿，僅得書畫
碑帖2箱，殘書24箱，其餘全部付諸蕩然。
上海工部局總辦潘宗周收書唯宋元舊版是嗜，1939年去世後，107部宋元版書由其子
潘世茲先生繼藏。為避戰火，潘先生衹好請英國人幫忙，將其藏書運抵香港，寄存在匯
豐銀行保險庫，直至全國解放纔取回。
葉恭綽在抗戰中不願去重慶，衹得避之香港。臨行大批藏品無法安置，衹得分成數
份，贈送親友。隨身不便多帶，衹能精簡再精簡，將字畫去掉捲軸，甚至截去題識。香
港天氣陰濕，所存文物大多受潮至損，苦不堪言！
清末京師大學堂總辦李盛鐸的木樨軒藏書，已是四代纍積。先是“兼併”湘潭袁芳
瑛的“臥雪樓”，後又購進不少山東聊城楊氏海源閣散出之書，僅宋元古版即達300餘部，
被倫明稱之為“吾國今日唯一大藏傢”，也在抗戰中全部散盡。數百捲敦煌捲子被日本
人“買”去，其餘藏書於1939年由北京偽臨時政府整批購去。
抗戰中國民黨政府遷往內地，一大批機關、學校、研究單位隨之西去，一些不願留
在淪陷區的工商界人士亦紛紛打包入蜀入滇，一嚮珍愛的古玩、字畫、碑刻之類，能帶
走的就帶走，不能帶走的就衹好忍痛賣掉，市面上文物價格一時大跌。亂世人心惶恐，
不知何時命將不保，又何來玩古雅興！一時流嚮市場的文物不知有多少。一些不願跟蔣
介石走的人，就走香港、澳門，或是把藏品存入租界內的外國銀行，以求保護。而到達
內地的一些機關、學校的人員，生活上一時無法安定下來的，仍是解開行囊，打藏品的
主意，無非是拋嚮市場，以求柴米之資。先期到達昆明西南聯大的瀋從文、施蟄存等，
屬於已經安頓下來的人員，已開始在黃昏時逛“鬼市”了。瀋從文那時從地攤上“淘”
來的古代服裝和飾品，後來在研究撰寫中國古代服飾史時，居然就派上了用場。
至於中國政府官方所藏文物，主要是故宮文物和原南京中央研究院各個研究所的藏
品，在華北吃緊之後，衹得作大規模的戰略轉移。故宮文物被裝入14000多衹箱子，從北
京城一路南下，先到南京，再送貴州遵義、四川重慶。把藏品裏三層外三層包裹停當，
再次裝箱，馬拉車載，一路上費盡周折纔到達大西南。一部分先是安頓在貴州遵義，再
轉道四川重慶。重慶又遭轟炸，再運到宜賓和峨眉山區，抗戰勝利後這批寶貝纔又運抵
南京。解放戰爭爆發，原屬故宮文物大都未能夠再返回故宮，而是隨國民黨軍隊在大陸
的潰敗運到臺灣去了。這就是現存臺灣故宮的大宗藏品。當初，由原故宮博物館古物館
館長徐森玉押送的文物車隊到達遵義時，日本人派飛機尾隨其後進行轟炸，炸彈爆炸處
距文物車隊停車點僅差兩條馬路，其驚險場面，今人聞之，尤覺膽寒！
在抗戰中民間珍藏大量散出的時候，一些外國收藏傢和文物大盜尤其是一些日本人，
瞅準了這個機會，紛紛來中國“摟貨”。他們各有各的胃口。美國人喜歡中國古瓷器和
青銅器；日本人喜歡中國的古代石雕和木雕藝術品；法國人喜歡色彩和紋飾優美的陶瓷
工藝品；而英國人和德國人則喜歡有歷史價值的、收藏意義久遠的物品。
日本侵略者對中國文物進行掠奪的急先鋒，首推日本的山中商會。
這個山中商會，是個國際古玩市場上的大戶頭，總部原設在巴黎和倫敦，第二次世
界大戰中移到紐約，在北京設山中商會北京分會。從民國初年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它
的業務未斷過，專門從事中國文物銷往歐美的國際販賣，其北京分會經理叫高田。山中
本人每年春秋兩次到北京，視察業務，這時琉璃廠的古玩老闆們就會帶來各式各樣的古
玩珠寶，雲集麻紗鬍同的盛傢花園。山中挑足寶物後就攜往歐美，轉手銷售。山中和高
田做下的其中一宗“買賣”，就是破壞我國北齊時代至唐代的石雕藝術群址———山西
太原天竜山佛教石窟造像群。
天竜山石窟造像群，在今山西太原天竜山的山腰，共21個洞窟。1至8窟在東峰，9至
21窟在西峰。1至3窟始鑿於北齊文宣帝高洋經營太原陪都時，餘皆隋唐開鑿之物。其中
第8窟建於隋開皇四年（584年），是唯一的一座紀年窟。第10、16窟前有仿木構窟廊，
是研究隋代建築的實物。第9窟為唐代開鑿，是二層階級的摩崖造像，上層倚坐大佛高達
7米餘，面相秀美，比例準確，衣紋寫實；佛前一尊觀音菩薩，形體飽滿，衣紋、瓔珞的
裝飾感極強；窟前原有三層木構建築。第14、18窟是平面方形的小型窟，有唐代最精美
的石刻造像，坐式突破了造像傳統規格的束縛，極似真實的人體，安然閉目，是唐代最
具寫實風格的典型之作。
這批1500年前的精美藝術品，被山中商會“相”中了。他們買通了北京的古玩商人
倪某，把這些菩薩頭一個個地砍了下來，裝進木箱帶到北京，再從北京飛往世界各地。
這批佛頭，現在美國哈佛大學的福格博物宮所藏最多，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次之。以至於
現在人們來到天竜山，滿目皆是斷頭殘臂。據統計，他們當時共砍去300多個佛頭！高田
為“安全”起見，以防走漏風聲，據說還買通了山西的“佛爺”閻錫山。
中國猿人化石在北京協和醫院“失蹤”的故事，也同樣是日軍占領北平之後耍的陰
謀。
1929年，科學工作者在北京周口店地區發現中國猿人的頭蓋骨後，當時就引起了國
際學術界的註意。這些化石存放在北京協和醫院B樓魏敦瑞研究室的兩個大保險櫃中。1
941年11月日美關係緊張後，為了安全起見，就從保險櫃中取出裝箱，送到美國大使館，
準備運往美國暫存，同時裝箱的還有從雲南、廣西等地發現的各種化石，除了頭蓋骨，
還有中國猿人的股骨、上臂骨、上顎骨、鎖骨、肩股等等，總共100多件。誰知前來接應
的船衹由馬尼拉開往秦皇島的途中，被日艦追擊而沉沒於長江口。不久，12月8日日美戰
起，美國大使館及各地軍事倉庫均被日軍占領，這兩箱珍貴的北京人化石就告“失蹤”
了。直到1945年12月，天津大公報刊發了中央社駐東京的消息，纔把這事捅出來，說是
這批化石在東京被發現！
當時新生代研究所的其他標本，損失達67箱之巨，連同圖書資料、出版物、研究報
告又30餘箱，均在日寇占領北平之後，被拉到東城根，一把火燒掉了！
日本侵略者對東北地區的文化掠奪更是令人觸目驚心。在掠奪文物、毀滅歷史遺跡
之外，他們甚至不惜編造歷史，抹殺歷史，用來麻痹東北人民的民族意識和國傢意識，
從而服從於他們的歷史觀。
原在旅順口以東金山後的唐代碑刻，是存於東北地區的唯一唐碑，上刻“敕持節宣
勞革未革曷使鴻臚卿崔忻井兩口永為記臺驗，開元二年五月十八日”。碑的背面刻有清
人建設旅順口海防，抵禦英法侵略軍的題記兩大段，最後又有光緒乙未兵備道貴池人劉
含芳作石亭，保護此石的題記。崔忻是唐開元中出使革未革曷（渤海）的使臣，在此地
鑿井題名以作紀念。此碑在地理交通史上有極重要的文物價值。日軍占領旅順口後就將
其盜運東去，獻給了他們的天皇。此事連日本侵略者所著的書裏也有記載。
後金天命年間遼陽新城老滿文城門石額，刻着不加圈點的老滿洲文字，有大金天命
年間年號月日款，是研究清初歷史語言的重要材料，而且是現存天命年款的唯一碑刻，
竟被日本侵略者敲下來運到大阪，而國內連拓片也不易找到。
在日軍占領東北十周年的時候，曾在東京舉辦過一個所謂的展覽會，其展品就是從
偽滿奉天博物館裏精選出來而“藉”去的珍貴文物，包括書畫、陶瓷、絲綉等共計200多
件，放在東京以炫耀他們對中國的精神占領。可是到了歸還的時候，箱內卻變成了海産
魚類的標本，“藉”去的珍貴文物大半不見了！
存素堂的宋元明清四代的緙絲綉品亦被日本人騙去不少。存素堂收藏的緙絲是北洋
軍閥時期的首腦人物之一朱啓鈐先生的舊藏，後來賣給了張學良將軍，“九·一八”以
後歸入偽滿奉天博物館。這批緙絲綉品許多是從恭王府裏散出的，是皇帝御賜之物，不
少歷經內府著錄和歷代名人遞藏，流傳有緒，總共79100多件。日本人久已垂涎，後來
就以必須由日本專傢來裝裱為理由，選取其中精品緙絲21種，刺綉13種，共34種盜運而
去！
1935年和1939年，日本侵略者還對我國遼代遺跡和文物進行了大規模的搜刮。祖州
是遼祖阿保機寢陵所在地，日本人在那兒作了三個多月的大挖掘，出土文物全部盜運東
京，存於當時的東方文化研究所，其中有阿保機夫婦的玉册殘簡，極為珍貴，其餘遼墓
被盜被毀棄的無以計數。
另外，美國國會圖書館和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都有代理機構坐鎮北京，專撿世傢
舊族後人手裏流出的古籍綫裝書。1938年江南各地相繼淪陷之後，各地藏書匯集在上海
市肆，日本、偽滿和美國各大學都派人來購書，北平的書賈亦南下收購，不僅是善本，
連普通本也在網羅之列。
有掠奪就有反掠奪。在淪陷區的一些有民族責任感的志士仁人，不忍見大批的文物
珍寶流落他鄉，他們不顧個人安危，憑藉個人的能力和財力，想方設法與敵人周旋，力
求把那些行將流散出國的珍品買下來，在國內由子孫後代傳下去。
蘇州著名收藏世傢顧氏過雲樓，祖孫五代都是畫傢、收藏傢，以收藏歷代書畫為主，
藏有巨然、倪雲林、趙孟兆頁、瀋石田、文徵明等人的作品總計四五百幅。日寇打進蘇
州時，他們傢的院子裏落下一顆炸彈，房間一面墻上的門窗全被炸飛了，而窗下的兩衹
畫箱卻意外地無恙。然而躲過了初一躲不過十五，顧傢第四代主人顧公雄毅然把兒子安
置到鄉下，自己帶了兩大包字畫進入上海租界。日本人和漢姦到處打聽他的住所，目的
是要得到這批字畫，顧氏傢人和親屬個個嚴守秘密，結果一張畫也未遭損失，直到抗戰
勝利。即使在最睏難的時候，他們寧肯生活清苦一些也不賣一張畫，真正實現了顧氏祖
先的遺願。
我國商周時期最重要的幾件青銅禮器，如毛公鼎、虢季子白盤、大盂鼎等，抗戰中
亦成為日本人到處搜覓的對象。蘇州名門望族潘祖蔭的後代潘達於女士，將傢傳的大剋
鼎和大盂鼎擡到後院裏挖土深埋，再在上面種一棵樹，使得日本人始終不能發現。安徽
肥西地區劉銘傳的後代劉肅曾等人，將傢傳的虢季子白盤安置在一道貌似斷垣殘壁的夾
墻下，躲過了日本人一次次的追查。抗戰中著名的毛公鼎在葉恭綽手裏，他本人避之香
港，毛公鼎體大無法攜帶，就留在上海寓所。時逢鬧家庭糾紛，一個姨太太走漏了風聲，
引來日本憲兵前來抄傢。葉恭綽的侄子葉公超為此被日本人抓去坐牢，最後經多方營救，
纔巧妙地對付過去了。
著名收藏傢張伯駒為保護傳世第一法書《平復帖》，竟遭日本人所指使的綁架！張
伯駒寧肯“撕票”也不交出國寶，終於戰勝了敵人。
浙江興業銀行董事長葉景葵，眼看在日軍的鐵蹄下，諸多親朋好友的藏書無法保存，
日益淪為紙灰，毅然出資5萬元，在租界內購地造屋，又聯絡了實業界巨擘張元濟、陳叔
通一起，創辦了合衆圖書館，並從北京聘請燕京大學國學研究院的顧廷竜掌管館務，為
抗戰中無法保存的世傢藏書，創建一個容身之地。自1939年至全國解放10年間，該館積
書20萬册，吸納了江南一帶名流的書藏，至今仍是上海圖書館的一大特藏。
在敵後有組織地搶救珍貴古籍的，是以鄭振鐸為首的“文獻保存同志會”。這個
“同志會”在重慶的領導是蔣復璁，所用的基金是原中英庚款理事會本來决定用於建造
中央圖書館的費用，在面臨中華典籍大量外流的形勢下，决定先用於搶救古籍，主要地
區一是上海，二是香港。上海方面由鄭振鐸負責，香港方面由葉恭綽負責，另有徐森玉
和張壽鏞、何炳鬆協助工作。
“同志會”先後收集了安徽劉世珩、玉海堂、廣東莫伯驥五十萬卷樓、常熟瞿氏鐵
琴銅劍樓、江寧鄧氏群碧樓、嘉興瀋氏海日樓、廬江劉氏遠碧樓、順德李氏泰華樓，以
及浙江吳興劉氏嘉業堂和張氏適園的大批善本，總共有4864部，48000多册，普通綫裝書
11000多部。收購過程中，不斷有日本人通過書肆賈人橫加幹擾，要麽哄擡書價，要麽就
搶先購下，再以高價與“同志會”講條件。這批珍籍先後存放上海、香港和重慶三處，
存放香港的還未及運往重慶，香港淪陷了，就被日軍劫走，直至抗戰勝利後方纔追回。
大落大起的收藏潮
全國解放初期，百廢待興。在文博事業方面，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省市都在籌備建立
博物館。截至解放前夕，故宮內一般文物尚有150餘萬件，然而精品已不多，宋元時代的
法書名畫尚不足20件。這樣，共和國新生的文博事業就急需得到民間珍藏的支持。國傢
鼓勵捐獻，對捐獻者實行奬勵的政策，使民間的收藏品大批地進入了公庫。解放初期，
人民群衆熱情高、幹勁大，無論什麽事衹要政府振臂一呼，全國上下就會一致響應。
政府捐獻文物的工作，雖是由各地文物保管委員會出面主持，結果卻是群情激昂，此起
彼應，幾乎形成了一個捐獻運動。
在各地的文物捐獻工作中，不少地方組織偏重於精神鼓勵，如頒發一紙奬狀。衹有
上海市政府，不僅頒發奬狀，而且給予奬金，這使收藏傢及其後代得到了很大的安慰，
願意捐獻給上海市政府。這要歸功於解放後上海市第一任市長陳毅同志的正確决策。當
時上海剛剛經過國民黨的“二·六”飛機轟炸，偌大一個上海，財政上十分睏難。然而
當上海市文管會第一任副主任委員徐森玉先生嚮陳毅同志建議實行物質奬勵時，陳市長
當即拍板同意撥款。這使得江南一帶的民間珍藏源源不斷地被帶到了上海，其情景十分
感人。
然而事情都有兩個方面，當公藏成為主流的時候，私藏就成了支流。尤其在那紅紅
火火的群情激奮的年代，私人收藏幾乎成了不那麽榮耀的事情，這就加重了捐獻者的心
理代價。
全國政協副主席陳叔通，原為上海著名實業傢，他把幾十年間收集珍藏的“百傢畫
梅”藏畫，全部捐獻給了國傢。梅花一嚮是文人雅士們吟詠和繪畫的題材，自從宋朝楊
補之、元末王冕專畫梅花自成一傢之後，歷代畫傢擅畫梅花的不乏其人。陳叔通費盡心
血，匯集、精選了歷代102傢共計109幅梅花圖，其中有楊補之、王冕、唐寅、陳錄、王
綦、邵彌、道濟、弘仁、鬍玉昆、揚州八怪等人的傑作。陳錄專畫梅花凡30年；弘仁的
別號就叫梅花古衲；揚州八怪的八幅梅花，件件都是精品；鄭板橋的那幅，他自己的題
詞是：“一生從不畫梅花”，可見彌足珍貴，收集起來談何容易！陳豪是陳叔通的父親，
他的梅花圖自有獨特的風骨。這一個係列，可稱之為集明清兩代梅花圖之大成了。
天津市人民政府周叔副市長，與其周氏傢族“孝友堂”人員公議，將其傢在小孫莊
的祠堂及30餘畝地捐獻給國傢，同時將其祖上歷經三代人收藏的古籍380餘箱、共計6萬
餘册捐贈給南開大學文學院，其中包括一册《永樂大典》、一部明版南藏以及百餘種叢
書均極為珍貴；還有其他文物，捐獻共計1260件。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長馬敘倫，將其儲存於杭州的藏書捐給浙江大學，共1944册，
內中稿本、鈔本、批校本及明代刊本90餘種。
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柳亞子，於1950年10月，將其故鄉吳江縣黎裏鎮舊宅中的藏書全
部捐獻國傢，計有大小書箱300餘衹，書籍44000餘册，還有柳亞子私人信札400餘包，其
中有許多是革命文物和珍貴的現代史料。
杭州錢塘“六唐人傢”後人朱傢氵晉、朱傢濂兄弟，先後嚮國傢捐獻了傢藏古書畫、
碑帖、藏書、明清紫檀傢具等文物數萬件，以目前拍賣行情估算，價值數億元。
金山姚石子捐書5萬餘册，內中有崇禎本《鬆江府志》，為海內孤本；其他如康熙本
《吳江縣志》、乾隆原刻本《震澤志》等，均為不易購求的珍本。
寧波萱蔭樓的最後一位主人李慶城，將傢藏古籍2800餘種、30431册，分裝236衹書
箱內，全部捐獻國傢。萱蔭樓藏書為天一閣、大梅山館、抱經樓、墨海樓等江南著名藏
書樓流出的，其中有《明實錄》、《國榷》、方志和詞麯等，版本有宋元明刻本、精抄
本、名人稿本等，以明刻海內孤本《天工開物》最為著名。
晉江陳盛明、陳盛智兄弟，將私立“海疆學術資料館”全部捐獻國傢，改屬廈門大
學。該館擁有圖書7262册、雜志4654册、剪報15000份、圖片6000張、地圖302幅、文物
標本121件。地處峰巢山的土地11．6畝，也一並捐獻了。
著名陶瓷學專傢陳萬裏，將其歷年來收集的一批青釉陶瓷，捐獻給故宮博物院，一
共55件。這批陶瓷是漢晉至唐宋的，其中有精品青釉陶樓，是漢代永康二年墓中文物；
黃釉大陶盤和陶壺，是不多見的漢晉六朝時期的精品。
現代著名實業傢吳藴初的傢屬袁友文、吳志超、吳志進、吳進迪、吳志逵等，遵照
吳先生的遺囑，將傢藏文物132件捐獻給國傢，其中有戰國時代的銅鏡、乾隆時代的廬鈞
釉瓷器，以及近代工藝品翡翠荷花插等等。
著名收藏傢顧麗江夫婦，將40餘年來收集的文物珍品2441件，全部捐獻給國傢，其
中有彩陶罐、青銅器、唐三色釉陶瓷器、宋代竜泉窯、越窯和元明清各代的瓷器，以及
象牙、犀牛角、竹刻、玉雕等工藝品。
浙江吳興著名藏書傢陸心源的後代陸思安，將祖上多年收集的各種古磚共800多塊，
全部捐獻給浙江省文管會，撥交浙江省博物館收藏。
上海古玩界的知名人士錢鏡塘，將30年來收集的其家乡浙江海寧的地方文獻，共計
955件，全部捐獻國傢，其中有書籍、手捲、册頁、書畫、拓本、楹聯，及有關清初文字
獄的第一手材料。
冒廣生病逝後，其傢人遵照先生遺願，將珍藏了300多年的先祖（冒襄闢疆）的遺存
文物共900多件，全部捐贈給上海博物館，其中有書畫、印章、硯臺、師友信札等等。
孫煜峰從30年代起收藏文物，對字畫有較高的鑒賞能力。1961年起他先後五次嚮上
海博物館捐獻了書畫、青銅器、陶瓷器等文物656件，其中宋人《五老圖》題跋册、清康
熙窯豇豆紅刻花菊瓣瓶和寶石紅瓶，均為稀世珍品。此外，他還嚮故宮博物院、南京博
物院、廣東省博物館、遼寧省博物館捐贈過文物，其捐入故宮博物院的藏品如元王蒙
《葛稚川移居圖》，極為名貴。
徐夢華生平喜愛文物收藏，曾任上海大德五金號經理，閑暇之餘出入古玩市場，收
藏古玩、書畫達2萬餘件。1958年至1964年先後五次嚮中國歷史博物館、上海博物館捐贈
其藏品，其中青銅器、陶瓷器、硯臺等文物數百件，圖書近5000册。
現任上海文物商店經理顧問的薛貴笙，當年是“薛貴記文玩號”的老闆，擅長瓷器
鑒定，被聘為國傢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上海市文管會委員，在50年代初和1979年，先
後將個人珍藏的“西周恭王效卣”等80件珍貴文物捐贈給上海博物館。
陳器成收藏頗豐，於青銅器、瓷器、甲骨、石刻造像的收藏均具規模。1962年，他
將88件珍貴文物捐贈給上海博物館。其餘收藏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1980年落實
政策發還後，他主動將其中重要文物130件捐獻給上海市文管會，其中有商代甲骨100片，
有些是從未著錄過的，還有五代白釉梅花罐、宋定窯刻花大盤、明宣德白釉蓮瓣暗花碗
等，均屬罕見之物。
經濟界人士鬍筆江的兒子鬍惠春捐獻歷代名瓷280餘件，件件都有特殊的來歷。
錦州市中學教員王正旭，將其先人、著名的遼瓷專傢王璞全的遺藏文物捐獻給東北
博物館，計有歷代名瓷700餘件，古錢2500餘枚，書畫800餘軸，其他雜器57件，總計各
類文物達4000餘件。
著名的國之重寶大剋鼎、大盂鼎、虢季子白盤等等，亦在這時重新“出土”，由其
最後一代遞藏者，捐獻給了國傢。
著名錢幣收藏傢羅伯昭捐獻歷代古錢15000枚，內中不少是罕見的珍品。
蘇州過雲樓顧氏五代藏畫，解放初一次就捐獻了200多幅。
在藏書的捐獻上，還有幾位大手筆。
第一位潘世茲，將其抗戰中存於香港匯豐銀行的宋元古本，共計107部，全部捐獻給
北京圖書館。
第二位劉晦之，傢在上海新閘路上，有一幢八角飛檐式的二層藏書樓，藏書近8萬，
全部捐獻，是解放初捐書數量最多的人之一。內中屬於善本的即達1928册，不乏宋元古
本。他先後捐獻公庫的還有130件古兵器、28000片龜甲骨片、一大批古墨古硯……
第三位是傅增湘先生的兒子傅忠謨，將先人遺書全部捐獻，宋元古版達300餘部，包
括百衲本《資治通鑒》，極其名貴。
各地捐入公庫的文物無以數計，僅上海一地，在1951年2月底以前，就收到了圖書2
51000餘册、陶器400件、瓷器984件、銅器245件、書畫607件。
山東省文管會在1954年就收到捐獻文物1700餘件。南京博物院在1953年至1954年，
收到私人和單位的捐獻文物達數千件，其中包括王慰曾及其母親汪鏡芙捐獻的清代刺綉
服飾403件，江蘇省教育廳廳長吳貽芳捐獻的清代刺綉280餘件，上海鄭傢相捐獻的梁五
銖泉範119件，瀋子槎捐獻的古錢907件，羅伯昭捐獻的錢幣1422件，南京市委幹部周屯
阝捐獻的漢碑拓片，南京於去疾捐獻的字畫、瓷器170件等等。全國最大的文物寶庫北京
故宮博物院，僅1956年就收到各地捐贈文物3855件。
在陶類文物中，最有價值的，一是瑞典考古學家安特生在甘肅和青海兩省發掘及收
購的一批彩陶，代表了齊傢、仰韶、馬廠、辛店、寺窪等期的中國史前文化；二是歷代
墓葬出土的明器，如戰國的彩畫、陶俑、鼎號鳥，漢代的銀氵幼象生新畫、鼎、尊、壺、
龕、朱書粟倉，以及漢、魏、六朝、隋、唐各代的各式陶俑、陶馬等；三是史前黑陶和
殷代灰陶、白陶等。
瓷器方面，有晉代的甌窯，隋瓷，唐代的越窯、窯、鉅鹿窯、三色氵幼等，宋代的
越窯、麗水窯、鈞窯、竜泉窯、吉州窯、磁州窯、修內司官窯、郊壇下官窯、德清後窯、
建窯等，以及元、明、清等代瓷器與近代仿古之品。
書畫方面更是蔚為大觀，一部分是民間收藏傢捐獻的，一部分是接收得來，還有一
部分是收購來的，包括江南書畫收藏大傢龐萊臣的藏品。其中至精者有：宋代李蒿《西
湖圖》捲，馬遠《樂志論圖》捲；元代錢選《浮玉山居圖》捲，倪雲林《贈周伯昂山水》
直幅、《漁莊秋霽》直幅、《吳淞春水》直幅，王冕《墨梅》直幅，柯敬仲《墨竹》直
幅，任仁發《花鳥》直幅；明代瀋周《雲岡小隱圖》捲，文徵明《石湖清勝圖》捲，唐
寅《春山伴侶》直幅，仇英《柳下眠琴》直幅，董其昌《煙江疊嶂圖》捲，陳繼儒《霧
林圖》捲等。其他如郭清狂、張大風、邵瓜疇、李檀園，以及清初四王、吳歷、惲格、
石濤、石溪、金農、羅聘、郎世寧的捲册、挂幅等等，琳琅滿目，令人目不暇接。
50年代初期的經濟建設高潮，還給了文物部門不少意外的驚喜———從廢銅和廢紙
堆中，搶救出了不少有相當價值的文物，1952年，華東文化部遵照政府保護文物的指示，
派出專人嚮各廢銅收購店聯繫，僅在滬、寧兩地，就選出了3500餘件文物，其中歷代銅
鏡170餘面，青銅器200餘件；在3000餘枚歷代貨幣中，還發現了古代農民運動時期所用
的錢幣，如韓林兒、李自成、太平天國時代的大錢等等，又發現了中國工農紅軍在四川
發行的幾種銅元；青銅器中，有楚國銅釒復、周代銅爵、春秋時代的斧等。有些大的銅
塊上明顯地有紋飾，經過工作人員細心地篩選、拼合，居然是一尊大型的方鼎，這顯然
是被砸壞了當廢銅賣掉的。
與文物捐獻高潮相反相成的，是古玩市場的冷落。當時上海市古玩商業同業公會認
為：“滬地獲得解放，一度因出口未能暢通，又兼‘二六’轟炸後，營業時常清淡，不
久漸趨正常，出口亦隨之日增，詎意美帝國主義者1950年6月發動侵朝戰爭，並於同年1
2月片面無理宣佈凍結資金，實行經濟封鎖以來，我業出口貿易形成縮減，業務大受影響，
同時對新民主主義國傢貿易尚未開展，故營業較呈清淡。”這些固然都是客觀事實，但
還有其更深層的原因。
古代老祖宗遺留下來的東西，再多也畢竟是有限的。公藏興起，成為時代主潮流，
私藏就必然成為支流。有財力玩古玩的工商界和國民黨政界、軍界人士，很多在解放前
夕跑到了香港和臺灣等地。過去在中國橫行的各國傳教士，逐漸地被堵在了國門之外。
同時，國傢製訂了一係列的文物保護法規，要求規範地進行古玩商業，乾隆六十年之前
的古董一律不準出口。這樣，那些走“洋莊”生意的就垮了臺。更重要的是時代的主旋
律和社會時尚變了，有錢有勢有收藏，不再成為一件光榮的事情，而是把文物捐獻給國
傢的人無上光榮，所以這個時期的私藏低潮亦是自然的事了。
私藏低潮的𠔌底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席捲全國的抄傢風、打砸搶風，把人們殘
留在傢中的最後一部分收藏品，全都掃地出門。那時傢有收藏，幾可與犯罪同列。於是，
時可聽說某某街道、某某清掃馬路和公共場所的清潔工，某日清晨撿到了多少金條、多
少名瓷之類。
這些事實證明，在“文化大革命”之前，雖然經過50年代的大捐獻運動，民間收藏
仍有相當的規模。如上海烏魯木齊路上的李蔭軒先生、嵩山路上的吳湖帆先生，造反派
從他們傢中抄出的文物、藏品，都是以多少卡車來計算的。現在成為上海博物館鎮庫之
寶的王羲之《上虞帖》（唐摹本），當初也是抄傢物資，被造反派當作贋品，打入可以
出口的文物之列，結果被上海海關文物查檢部門的萬育仁先生攔截下來，認為此件有可
能是真品，送回上海博物館要求鑒定。待書畫鑒定大師謝稚柳從“牛棚”中“解放”出
來，已是五年之後了，經老先生反復鑒定，認出了南唐宮中的一枚收藏印，果真鑒定為
千古名跡。
“文化大革命”被造反派抄出來的文物、藏品多得簡直無以計數，僅上海一地，安
放這些藏品的所謂文物倉庫，前後就達十餘處。最初是集中在河南路原上海博物館的大
廳裏，後來堆不下了就藉了北京東路的一些大樓房子的頂層，這些大樓解放前是銀行，
頂層有些是閑置不用的。後來又堆不下了，就占用了玉佛寺的庫房和殿堂，再不夠用了
就運到徐傢匯的一個倉庫裏。再後又集中在郊區大場鎮的一個巨大的倉庫裏，仍放不下
的就運到外地存放，蘇州和寧波都租了一些房子，從地上一直碼到天花板，遇到陰天下
雨，字畫書籍極易受潮，壓在最底下的就黴爛掉不少。經抽出辨認，中有唐伯虎、齊白
石等人的手跡。至於那些被“小將”們投入火海或就地糟蹋的文物，更不計其數！
歷史走到本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的春風終於吹緑了文物收藏這一片土地。隨着人
們生活質量的提高，政治氛圍的寬鬆，人們對於收藏的熱望一再被熊熊燃起。
各地大小城市不僅成立了多種門類的收藏組織，出版了多種門類的收藏雜志，而且
古玩市場和藝術品拍賣行也如雨後春筍般地建立起來，各種民間的收藏館所、收藏沙竜、
收藏展覽，紅紅火火，爭奇鬥妍。尤其是嘉德、榮寶齋、朵雲軒、瀚海等文化藝術品拍
賣市場的槌聲，更把海外的收藏傢也吸引了過來，使得全國的收藏隊伍一下子猛增到了
上百萬人。當然，收藏的門類已不再局限於文物，現代名人字畫、近現代鐘錶、老式照
相機、收錄機、香煙牌子、月份牌子，甚至紐扣、火花、鑰匙、算盤、筷子、易拉罐、
火柴盒子、汽水瓶等，都成了收藏品。還涌現了一批新的“大王”，如收藏算具的陳寶
定，收藏古瓷的梁志偉，收藏古墨的王毅，收藏古錢的孫仲匯、餘榴梁，收藏筷子的藍
翔，收藏盂盆的陳玉堂，收藏蝴蝶的陳寶財，收藏鑰匙的趙金志，收藏鐘錶的王安堅、
劉國鼎，收藏紫砂茶具的許四海，收藏扇子的黃國棟，收藏鞋的駱崇騏，收藏筆的何欣
欣，收藏古籍的田遨等，均以“一絶”著稱於世。近年來“郵幣卡”市場也是“潮漲潮
落”，形成了收藏界一道新的風景綫。
上世紀末，清帝國的氣數已是奄奄一息，內外交睏之中，又撞上了庚子之亂。八國
聯軍進京之際，慈禧太後挾持光緒倉皇出逃，朝野上下主戰與主和的爭吵早已悄無聲息，
衹等着割地賠款了。
然而在文物考古上卻接二連三地發生重大事件。這些重要的發現對人類的文明進程，
客觀上有着劃時代的認識價值，多少給國人尤其是知識分子帶來些喜氣，亦給收藏界和
古玩市場註入了極大的“活力”。
或許是天時地利的某種契合，這幾項重大的發現多少都帶些偶然性。
1900年5月的一個清晨，敦煌莫高窟的住持人王道士（王圓）正在一個洞窟裏清掃積
沙。當一大堆積沙被清除之後，洞裏發出一種奇異的聲響，一面洞壁因失去了積沙的支
撐，壁土開始層層剝落，墻上出現了裂痕。王道士驚詫之餘用手敲敲，裏面竟是空的！
這無意中的叩擊，竟叩開了一座千年秘室———北宋晚期僧人們封掩起來的一個藏經洞！
衹見裏面從地上層層堆碼着早已發黃的紙捲和絲織物，一直堆到“天花板”。從那時起，
邊城敦煌就再也沒有清靜過。人們從這間不足20平方米的洞窟裏，先後搬出了4萬多件手
寫經捲、唐抄古書、唐拓碑片和歷代各類古物！
據說當初藏經洞被挖開之後，王道士確也嚮地方政府作了匯報，還抽出些捲子呈送
到上級衙門。地方政府從敦煌縣令開始一級級地嚮上稟報，直達天子。可是那個末代封
建王朝，剛剛經歷一場性命交關的巨變，傷痕纍纍，元氣殆盡，何來那些思古之幽情？
對那些古捲兒根本無興趣，所有的奏件就衹能是泥牛入海。
然而事情到了兩個嗅覺靈敏的“老外”那兒，情形就完全顛倒了過來。英籍匈牙利
人斯坦因，無意中從一個叫紮伊德·貝格的烏魯木齊商人嘴裏，得知了藏經洞的消息。
過了一年，法國人伯希和又在閑聊中，從“老朋友”———曾任過清政府北京警察總督
的蘭公爵那兒，得知了藏經洞的事情。這個蘭公爵據說當年與義和團有舊，庚子之後就
被發配到新疆，終身流入烏魯木齊。於是，這兩個“老外”，便先後發瘋似地撲嚮了敦
煌，以種種手段威逼利誘，終於使得那本來就俗不可耐的王道士，打開了那衹足有半斤
重的鐵鎖……
接下來的日本“探險隊”又來了，俄國“考察隊”也來了，美國人也來了，國內大
大小小對此有興趣的人物都蜂擁而至。藏經洞裏4萬件千年古物，就一批批地搬出洞外，
捆紮起來，扛上駱駝，然後走蘭州，上北京，絶大多數被運到倫敦、巴黎、彼得堡、東
京、漢城……散落在全世界共計四五十個地方，而留在國內的僅號稱“八千經捲”。
這塊風水寶地，直到1965年，還有新的文獻發現！
其次是河南安陽小屯村。
傳說1899年，紫禁城裏的南書房行走、國子監祭酒、金石學家王懿榮生了一場病，
命老僕人去中藥鋪抓藥。這個熟諳古文字的王大人，望着五味雜處的藥罐忽發奇想——
—這“竜骨”上的橫竪道道，會不會是有人故意刻畫的呢？假如刻畫的是一種符號、一
種文字，傳遞着一些什麽消息呢？王大人為自己的聯想而激動萬分，遂命僕人將那傢中
藥鋪的“竜骨”全部買下，繼而又跑遍全城，收購“竜骨”，有多少買多少……商人們
自然聞風而動。關於這個傳說的真實性，就連王大人的子孫後代亦不能完全確認，但是，
王懿榮是揭開“竜骨”真面目的第一人，即發現甲骨文的第一人，卻是史學界所公認的
事實。
於是，“竜骨”的産地就成了一座格外誘人的寶庫。河南商賈起初封鎖消息，大擺
迷魂陣，說是在湯陰。大學問傢、上虞羅振玉加以考證，1915年又親自赴安陽收集甲骨，
大破迷魂陣，不僅查實了“竜骨”的出土地是河南安陽小屯村，而且確定了這兒即是史
書上記載的殷墟———商朝後期的政治中心。
一嚮默不為人知的小屯村空前紅火了起來，而王大人卻在八國聯軍破城之後，率全
傢人投井殉節了。他何曾想到，他那石破天驚的發現，使人們在100年間從小屯村及其周
圍挖出了多達15萬片的甲骨龜片，把中國文字的起源，一下子嚮前推進了上千年，而且
這一“富礦”，不知養活了多少當地農民和北京、上海的古玩商人。
據說，先是當地農民來刨坑挖土，把甲骨龜片當中藥賣，後又有古董商販雇人坐莊
開挖，而當地軍閥、官僚豪紳、外國傳教士插足，又使得原先纔幾分錢一斤的“竜骨”
價格扶搖直上，從論筐賣、論坑賣，一直賣到了幾兩銀子一個字！使那些頭腦活絡的南
北商販，美美地發了一筆，也使中國的古文字訓詁學家們，忙碌了整整一個世紀。
從那時至今，河南安陽不斷有新的窖藏面世，不僅“盛産竜骨”，還出土了大量的
青銅器、陶器、玉器、骨器，這些文物的發現、收集、流傳和著錄研究，以及出國後的
聚散過程，真不知演繹了多少明裏暗裏的現代神話。
再就是周原。
周原是指西安城以西、渭河以北，沿河一溜拉開的、扶風縣和岐山縣之間的一段黃
土塬。這片黃土，是公元前1000年左右，周人進入中原地區之前的統治中心區之一；在
本世紀初，地表已被歲月的風霜“切割”得條條縷縷、溝溝坎坎了。當地百姓說，每經
一場暴雨或是一場洪水，總會有些青銅類的古物遺留在溝邊的土崖上，或是滾落到溝底。
有時一座窯洞坍塌，亦會暴露出一座古墓。
這些洪水過後的遺存物，就成了“這裏有寶”的廣告牌，養活了一批陝西省內早期
的古董商人。是他們，將從這兒出土的包括毛公鼎、散氏盤、大盂鼎、小盂鼎、天亡簋、
何尊、墻盤等在內的標志着西周王朝社稷的禮器，一批批帶到了北京、上海，有的再轉
道歐美，進入大英博物館、大都會博物館等。這個地區早在宋代就出土過著名的“穆公
鼎”，宋代薛尚功的《歷代鐘鼎彝器款識》和王俅的《嘯堂集古錄》都有著錄。近百年
來更成了一座龐大的文物“礦山”，吸引着一批批前來挖寶的隊伍。
這一帶地下文物之豐富，世所罕見。動輒一窖十幾器、幾十器乃至上百器。扶風縣
莊白村微氏世傢窖藏，一窖就出土青銅器103件。岐山縣任傢村的一處窖藏，亦是一坑達
120餘件青銅器。1901年出土的著名的蟬紋木乏禁，為當時出土的唯一的一件青銅木乏禁，
舉世轟動。著名的盂鼎、大豐、毛公鼎、大剋鼎均出自這一帶。解放後仍不斷有稀世珍
寶面世，好像是一座寶山，永遠也開採不完似的。
另外還有河南洛陽北面的邙山，綿延50多公裏的山脈，北臨滔滔黃河，歷來被視為
最標準的葬身之地，偌大個邙山，幾十年間竟出土了近萬方墓志銘。難怪有墓塚林立，
“幾無臥牛之地”之說。京漢鐵路穿山而築時，一路開出去全是古墓！所以著名的盜墓
工具被稱為“洛陽鏟”，真是意味無窮。
除了以上幾次“天賜”的良機之外，本世紀還有幾次大的人為造成的國寶“發源地”。
首先是東陵盜寶案。1928年軍閥孫殿英為籌軍火，擴充實力，竟然派工兵用炸藥炸，
把慈禧太後和乾隆皇帝的陵墓給炸開了。盜出的珍寶玉器、各式文物不知其數。慈禧的
屍體在棺中全用珍珠掩埋，所以挖出的僅珍珠一項就大大小小地堆滿了並排的三張八仙
桌面，最大的珍珠直徑有10毫米。後來，這一大宗珍寶就成箱成箱地運到了北京、天津、
上海、青島，繼而流嚮全國各地。除去軍閥們分掉、送掉、賣掉的，還真的嚮國外換回
了一批軍火。
其次是陝西軍閥黨玉琨鬥雞臺盜寶案。鬥雞臺在陝西寶雞，盜寶的具體地方叫戴傢
溝。黨玉琨為地方一霸，為籌集軍費擴充實力，於1927年至1928年間，驅趕了上千名貧
苦百姓到戴傢溝為他挖寶。僅僅七八裏長、十多丈深的一條山溝，在8個月間被破壞古墓
達50餘座，盜得青銅器等古物1000多件，把個好端端的戴傢溝挖了個溝底朝天。黨玉琨
後來雖被馮玉祥將軍派兵擊垮了，但這一大批文物，最後仍然未能逃脫民間出土文物的
大致走嚮———運到北京、上海、天津後，又陸續飛往歐美各國去了。
影響最大、損失最慘、最令國人頓足的，莫過於末代皇帝溥儀當年從天津張園帶去
長春偽宮的那一大宗清王室的遺藏。這一大宗寶藏，僅歷代堪稱國寶的法書和古畫就達
1200餘件，即所謂“賞溥傑單”上記錄的那批文物。後來隨着抗日戰爭的勝利，日本投
降，溥儀出逃，被封存在長春偽宮內小白樓的黃條封箱，就成了留守“國兵”們獵取的
對象。他們監守自盜，先下手為強，把從地上堆到天花板的黃條封箱一箱箱挪下，逐個
撬開，偷的偷，搶的搶，分不均勻就撕成幾份。著名的《宮中遊樂圖》竟被撕成5塊，現
分藏在國外好幾個大型的博物館中———這就是幾十年前北京琉璃廠一些老闆們談之色
舞的“東北貨”。後來這批“貨”的蹤跡遍布了沿海各大城市和海外的大型博物館，小
白樓就成了又一處人為的國寶“發源地”。解放後國傢為追蹤這批國之鎮庫，組成了以
遼寧省博物館館長楊仁凱先生為首的工作委員會，開展了艱苦卓絶的調查和思想說服工
作，為之整整忙碌了40年。
直到最近的1997年，神秘的“東北貨”還時有露面。一位東北老漢推開了赫赫有名
的北京瀚海拍賣公司的大門，聲稱帶來一幅宋代《十詠圖》，是宮中藏品，要求估價拍
賣。工作人員將信將疑，結果在全國最高級、最具權威性的“五老”鑒定會上，“五老”
做出了一致認可的鑒定，確屬真跡無疑。原來，這老漢的父親原為溥儀的侍衛官，近水
樓臺先得月，傳到老漢手上，又經過半個世紀的風雨，現在他要價800萬，聲稱7個子女，
加上他本人，每人要得100萬。於是在1997年的一次文物拍賣會上，北京故宮博物院以1
800萬的天價把“貨”揍走。“東北貨”在50年間，價格不知翻了多少個跟鬥，亦堪稱收
藏史上一絶了。
收藏傢的黃金歲月
大約從本世紀初到30年代抗戰爆發之前，這30來年的時間，可推為本世紀收藏傢們
的黃金歲月。
這個時期，由於辛亥革命帶來的劇烈社會變革，社會結構和上層建築都發生了極大
的變化，其“餘震”反映到收藏界，就使得傳統的收藏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速了聚
散和流轉的過程；同時由於中國考古的幾次有劃時代意義的大發現，以及國際文物市場
上中國文物的“走俏”等因素，民國時期的收藏傢們便占盡天時地利，傳統的收藏傢的
隊伍也發生了極大的變化。
原先，衣食依附於清廷皇室的滿族皇親國戚，以及近臣太監，他們平素就聚斂了大
量的金銀珠寶、古玩字畫，手裏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皇宮裏流出來的寶貝，或是皇帝賞賜，
或是得來不明不白。待末代王朝的大廈一朝傾覆，後臺垮了，在經濟告急的時候，傢傳
的古董就不再那麽神聖，逐步散了出來。他們中有許多人本是北京玻璃廠的好主顧，辛
亥革命後倒了過來，反求玻璃廠老闆們幫他們賣寶解窘。大名鼎鼎的文葵、載潤、載灃、
寶熙、溥儒、溥傑等都是這樣。寶熙後來不僅自己賣文物度日，還幫人傢賣。他本是清
廷宗室後裔，當過學部侍郎，有學問，又跟玻璃廠的掌櫃、夥計個個都熟，那些怕失臉
面的貴族就請他代賣。末代皇帝溥儀的兄弟溥傑傢中的一個商代古銅尊，就是經他的手
賣出的。後來寶熙在東北去世，子女仍繼續出賣他的藏品。溥儀的父親醇親王載灃，為
了巴結張作霖，把傢藏的御制題詠董邦達《淡月寒林圖》和一對乾隆款的瓷瓶派人送了
去。末代王孫溥儒是攝政王奕訁斤的孫子，民國後一二十年，不僅偌大的恭王府已抵押
出去，就連為母親辦喪事的錢也拿不出，傳世的第一法書名跡《平復帖》就這樣散了出
來。後來，連遜帝溥儀也嫌民國政府給的錢不夠花銷，編造了“賞溥傑單”，偷偷地將
一千多件文物帶出紫禁城，運到天津，有不少被抵押在銀行裏。其他舊僚百官，其狀況
更可想而知了。
大清王朝的最後一批所謂朝廷命官，從政治舞臺退出之後，有的進入北洋政府繼續
當官，也有一部分不願食民國“周粟”的，就躲到上海、天津、大連、青島等地的租界
裏當了寓公，或者回傢養老，他們中有不少人是靠變賣文物度日的。著名金石學家、藏
書傢、原甘肅省學政葉昌熾，著名版本目錄學家、收藏傢、原天津造幣廠監督劉世王行，
原兩廣總督陳夔竜等都屬於這種情況。羅振玉則跑到日本，賣掉了不少文物。還有一些
晚清老資格的大官僚、大收藏傢，本人過世之後，後人多不能守業，也開始靠變賣祖傳
文物度日。所謂“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實際上能傳三代的藏傢已寥若晨星，多數傢
庭在第一代人去世之後，藏品就很快地散諸市肆。受知於李鴻章而官至郵傳部大臣的盛
宣懷，素以收藏聞名，1916年去世後，藏品陸續散出，尤其號稱數十萬之巨的“愚齋藏
書”，絶大部分在民國年間由其後人“三傢分晉”，分成三份，分別贈予上海交通大學、
聖約翰大學和山西銘賢學校，而精善古秘之本，則由中國書店整批購下，然後散售而盡。
原工部尚書、軍機大臣、蘇州人潘祖蔭，在政事餘暇廣事收羅，金石書畫無所不收，堪
稱江南之冠；西周重器大剋鼎、大盂鼎曾久居其室，然而他本人去世後，其“攀古樓”
藏青銅器除大型器件外，幾為童僕盜竊一空，李鴻章的侄孫李蔭軒曾購去不少。潘氏著
名的“滂喜齋”藏書亦逐漸散盡。浙江杭州以收藏和補輯文瀾閣四庫全書而聞名的丁丙、
丁申兄弟，有“八千捲樓”藏書，號稱晚清四大藏書樓之一；然而丁丙去世不久，其後
人經商失敗，虧空巨萬，衹好由官方主持出賣傢産賠償，以75000元的價錢，將“八千捲
樓”售與江南圖書館。道光年間的翰林院編修、國史館協修、大收藏傢陳介祺，以最早
收藏毛公鼎和上萬方古印聞名，一生收藏涉獵古銅器、古印、陶器、封泥、碑版、瓦當、
石刻、古錢，大凡古人遺存之物，無所不收，身後藏品於本世紀初亦星散殆盡。還有大
名鼎鼎的兩江總督端方，一生聚斂有如山海之富，而1911年被四川新軍刺死後，不數年，
藏品就陸續散出，連當時最負盛名的陝西寶雞鬥雞臺出土的西周木乏禁共20件，也漂洋
過海，被美國人福開森轉賣到了美國……在封建王朝，一朝天子一朝臣，豪門貴族是一
人得勢，雞犬升天；而一旦失意落拓，或臺柱傾覆，整個傢族連同所有藏品的敗落星散
之速，有時外人竟難以想象。
皇室慶親王1917年去世後，三個兒子分傢，依仗傢底厚，坐吃山空，到了他的孫子
溥鈞、溥銘手裏，房産、地産、金銀古玩全部賣光，溥銘最後淪為揀破爛的了。當時的
報紙上常有“世子王孫倒斃城門洞，郡主命婦墜入煙花院”的新聞。解放以後有資料證
明，清朝第一代王爺多爾袞的後代睿親王中銓，在1924年因借錢不還，被法院查封了
“一百多間房的古玩陳設動産”，最後因“衣食不周”而去世。試想這許多古玩陳設，
該給古玩市場帶來多大的“振興”！
在社會上造成巨大影響的，還有清末四大藏書樓之一、吳興陸氏百百宋樓的整批藏
書的東去。陸心源官至福建????運使，生平嗜書如命，曾東並“宜稼堂”，南逮周星貽，
遠抄近訪，十年中得書15萬卷，其中僅宋版書即達200部之多，遂有“百百宋樓”之稱。
不想陸氏歿後，其子孫不能守業，未幾，即以118000元的價錢，被日本岩崎氏“靜嘉堂
文庫”囊括而去。其他藏品亦如行雲流水，蹤跡莫辨。此事亦如敦煌捲子的外流一樣，
曾大大刺傷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學術良心，輿論上很是激憤了一陣。
自然，藏品的流轉，有散出者就有收進者。抗戰前的北京和上海，已經形成了南北
兩大文物聚散中心。隨着一批老收藏傢相繼成為歷史陳跡，一批新的官僚、買辦、工商
業巨頭、銀行傢、傳教士和少數文人學士，他們及時地抓住了清末民初這個政治大動蕩、
經濟大改組、文物大聚散的歷史時機，以雄厚的實力和獨特的眼力，一時占盡了收藏的
風光。再加上當時幾個“文物發源地”的出現、國內文物市場的成熟、外國傳教士和外
國文物商賈的介入、國際文物市場對中國文物的需求和價格的刺激、中國專做“洋莊”
生意的文物巨賈的出現等因素，都使得這個時期的收藏活動日趨活躍起來。
這個時期收藏內容最廣泛、成就最顯著者，可能要推安徽廬江人劉體智和廣東番禺
人葉恭綽兩位。
劉體智，清末四川總督劉秉璋的第四子，曾在清廷戶部銀行任職，民國後出任中國
實業銀行總經理。一生嗜古，收求古物不遺餘力，曾將其藏品印行過10種目錄，其中
《善齋吉金錄》28册和《小校經閣金石文字》18册最為著名。其收藏甲骨28000片，青銅
器達400餘件，其中最著名者為洛陽出土的一套氏編鐘。藏書在解放後捐入公庫者近7萬
册，另有古墨、古硯、古印、古畫，均成巨觀，還有那兩具自唐代宮中流出後在民間
“流浪”了千年的大小忽雷（琵琶），更是令人嘆為奇跡。解放後他手頭尚存的全部文
物或賣或捐，輸入公庫。
葉恭綽，清末曾任職清廷郵傳部，北洋軍閥時期曾任鐵道部長、交通總長。一生收
藏遍涉青銅、古畫、法書、碑刻、藏書各類，20年間收集明代宣德爐即達300餘器，著名
的西周重器毛公鼎在他傢逗留10餘年。傳世法書如《曹娥碑》、《鴨頭丸帖》等均在其
櫃中多年。他居滬時還曾設法寶館一處，陳放佛傢遺物，數量之多，難以計數。其藏書、
碑版一部分毀於廣州沙面之火，一部分在抗戰中捐入上海葉景葵先生主持的合衆圖書館。
佛傢故物則捐入上海玉佛寺。葉氏所藏，雖未留下完整的目錄，然其晚年所著的《矩園
餘墨》，多談其藏品，於其書畫類的收藏說明尤詳，故亦可作其收藏著錄觀。
這個時期在收藏品的多個門類中，涌現出一批“大王”。瓷器收藏方面，北方有袁
世凱的紅人郭世五，南方則有梁培和仇炎之。郵票有“集郵大王”周今覺，是為兩江總
督周馥的孫子，曾任中華集郵協會會長多年。錢幣方面南方有丁福保、張叔馴、陳仁濤、
羅伯昭；北方有天津的方若（藥雨）。藏畫方面以上海和蘇州為重鎮，有虛齋主人龐萊
臣，過雲樓主人顧鶴逸，梅景書屋主人吳湖帆，還有廣東人譚敬。尤其是過雲樓顧氏，
四代遞傳，精心藏護，直至解放後捐獻，實屬不易。藏書方面大傢就更多，南方有寧波
范氏天一閣，吳興劉氏嘉業堂，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北方有山東楊氏的海源閣，天津
傅增湘的藏園、李盛鐸的木齋等。碑版方面有兩位權威人士，一是清末名儒繆荃孫，一
是湖北南陵人徐乃昌，都以收藏碑版墨拓逾萬著稱。甲骨龜片的收藏以羅振玉、劉晦之
和傳教士、加拿大人明義士為三大宗。另外還有一個特殊人物，即袁世凱的二公子袁剋
文，自稱“皇二子”。此人於其父在世時，日斥萬金在所不惜，各類收藏於他是匆匆過
眼，來去俱速，收得不少，散去亦如野雲鶴影，杳無蹤跡。唯其藏書差不多算是歸諸一
處，即廣東人潘宗周的寶禮堂。袁世凱死後，袁剋文以出售藏品解窘，最後落得個登報
賣字，了其一生。
另外，還有兩個對中國古玩界産生過一定影響的外國人，在這個時期也極為活躍。
一個是美國人福開森，中文名叫福茂生；另一個是日本人山中。福開森旅居中國近60年，
是個中國通，經手並收藏了大量中國文物，編有《歷代吉金目》和《歷代藏畫目》，不
知有多少珍貴藏品經他手賣到了美國，其中有天下聞名的宋人摹顧愷之的《洛神圖》
（摹本之一）等等。日本人山中是個走“國際路綫”的大古玩商，在巴黎、紐約、北京
均設有商行，名山中商會。該公司的唯一業務，就是把中國的歷代收藏品遠銷歐美。這
兩個人尤其是福開森，與各地古玩商販及朝野上下、文人學士頗能打成一片，所以藏品
亦能高人一等。抗戰時福開森被日本人遣送回國，他的藏品有一部分現存南京大學。
在收藏活動日趨紅火的時候，古玩商中做“洋莊”生意的也發達起來。其中最大的
一傢是上海盧芹齋和吳啓周的“盧吳公司”。盧本人坐鎮巴黎銷貨，吳啓周在國內“摟
貨”，吳啓周的外甥葉叔重作“空中飛人”，來回送貨、聯絡接應，還曾坐鎮北京收購
文物，分工頗具現代化，個中秘聞故實，少有人知。
日寇炮火下的文物大戰
八年抗戰，對中國收藏界來說，是繼1900年庚子之亂和辛亥革命之後，又一次更大
規模、更長時期的大動蕩、大聚散和大劫難，損失的文物無以計數，被日本帝國主義公
然破壞和劫掠去的珍貴文物有目共睹，不少收藏傢為保全藏品而受盡磨難。
著名實業傢、藏書傢張元濟創辦的東方圖書館，在1932年“一·二八”事變前，已
是藏書50萬册和收藏圖片、照片5萬餘幅的東方第一大館，其中經鑒定和整理過的善本書
就有3745種，共計35083册，加上當時尚未整理的揚州何氏4萬册藏書中的善本，善本書
的總數已逾5萬册，其中海內孤本和精品約500種共5000餘册，還有2641種全國各地的地
方志25682册。這些藏書是張元濟先生集幾十年的功力和心血而致，“求之坊肆，丐之藏
傢。近走兩京，遠馳域外”（《張元濟傅增湘論書尺牘》），先後收購了紹興徐氏熔經
鑄史齋的全部藏書、長洲蔣氏十印齋藏書、廣東豐順丁日昌持靜齋藏書、清宗室盛氏意
園部分藏書，以及太倉顧氏諛聞齋的藏書……可是“一·二八戰事一起，日本人轟炸上
海閘北，整個商務印書館廠區，連同東方圖書館藏書，即刻化為灰燼。幸虧在敵機轟炸
之前，已有500多種善本書搶先運到租界內的金城銀行保險庫，否則將是片紙不留！
在“一·二八”戰火中遭受滅頂之災的還有吳興人周越然的言言齋。周氏曾任商務
印書館函授學社副社長，兼英文科科長。言言齋是一幢西式二層樓房，藏有綫裝書178箱，
內中以宋元舊版、明清精鈔聞名於世，還有西書整整十大櫥。“一·二八”戰火一起，
周氏幾十年的心血即刻化為灰燼。
著名學者、藏書傢鄭振鐸，初在“一·二八”中被毀書數十箱，繼而在1937年“八
·一三”戰事中，其存於上海市區東部之書，又悉數付之一炬，所藏又去其半數。鄭先
生敘述其時情景：“於時，日聽隆隆炮聲，地震山崩，心肺為裂。機槍啪啪，若燃爆竹
萬萬串於空甕中，無瞬息停。午夜伫立小庭，輒睹光鞭掠空而過，炸裂聲隨即轟發，震
耳欲聾。晝時，天空營營如巨蠅者，盤旋頂上，此去彼來。每一彈下擲，窗戶簌簌搖撼，
移時方已，對語聲為所喑啞不相聞。東北角終日夜火光熊熊。燼餘焦紙，遍天空飛舞如
墨蝶。數十百片隨風墜庭前，拾之，猶微溫，隱隱有字跡。此皆先民之文獻也。餘所藏
竟亦同此蝶化矣。然處此凄厲之修羅場，直不知人間何世，亦未省何時更將有何變故突
生……通衢之間，殘書布地，不擇價而售。亦有以雙籃盛書，肩挑而趨，沿街叫賣者……
戰事西移，日月失光，公私藏本被劫者漸出於市。”（《劫中得書記》）其情景之慘烈，
可想而知。
安徽貴池劉世珩之子劉公魯，三代人均為收藏傢，其祖父劉瑞曾官上海道臺，藏品
山堆海積。其傢藏兩部《玉海》，一部為宋版，一部為元版；唐代宮中樂器大小忽雷二
具也曾在傢多年，所以其門楹有“古今雙玉海，大小兩忽雷”的對聯。抗戰中劉公魯為
避戰火移傢蘇州，不久蘇州又淪陷，傢人均往鄉間避難。劉公魯不忍丟下此纍世收藏，
誓與藏品共存亡。果然鬼子打進城來，燒殺劫掠，太平巷內一片狼藉，劉傢被搶去文物
不知其數。劉公魯本人驚嚇成疾，不久便逝去。
“江南三大名儒”之一的高吹萬老人，傢住金山張堰鎮，所居有花木回廊之勝，占
地10畝，取《詩經》“桑者閑閑”之意，取名為“閑閑山莊”，其收藏名動一時。抗日
戰爭中，日軍從金山衛登陸，張堰鎮首當要衝，“閑閑山莊”頓成廢墟。其藏書藏畫27
0多箱，大半毀於此時。高吹萬攜傢人深夜乘舟逃命，由呂巷至虹橋，船居半月，食物斷
絶，饑寒交迫，極盡流離顛沛之苦。待戰事稍停，其傢人於廢墟中零星收撿，僅得書畫
碑帖2箱，殘書24箱，其餘全部付諸蕩然。
上海工部局總辦潘宗周收書唯宋元舊版是嗜，1939年去世後，107部宋元版書由其子
潘世茲先生繼藏。為避戰火，潘先生衹好請英國人幫忙，將其藏書運抵香港，寄存在匯
豐銀行保險庫，直至全國解放纔取回。
葉恭綽在抗戰中不願去重慶，衹得避之香港。臨行大批藏品無法安置，衹得分成數
份，贈送親友。隨身不便多帶，衹能精簡再精簡，將字畫去掉捲軸，甚至截去題識。香
港天氣陰濕，所存文物大多受潮至損，苦不堪言！
清末京師大學堂總辦李盛鐸的木樨軒藏書，已是四代纍積。先是“兼併”湘潭袁芳
瑛的“臥雪樓”，後又購進不少山東聊城楊氏海源閣散出之書，僅宋元古版即達300餘部，
被倫明稱之為“吾國今日唯一大藏傢”，也在抗戰中全部散盡。數百捲敦煌捲子被日本
人“買”去，其餘藏書於1939年由北京偽臨時政府整批購去。
抗戰中國民黨政府遷往內地，一大批機關、學校、研究單位隨之西去，一些不願留
在淪陷區的工商界人士亦紛紛打包入蜀入滇，一嚮珍愛的古玩、字畫、碑刻之類，能帶
走的就帶走，不能帶走的就衹好忍痛賣掉，市面上文物價格一時大跌。亂世人心惶恐，
不知何時命將不保，又何來玩古雅興！一時流嚮市場的文物不知有多少。一些不願跟蔣
介石走的人，就走香港、澳門，或是把藏品存入租界內的外國銀行，以求保護。而到達
內地的一些機關、學校的人員，生活上一時無法安定下來的，仍是解開行囊，打藏品的
主意，無非是拋嚮市場，以求柴米之資。先期到達昆明西南聯大的瀋從文、施蟄存等，
屬於已經安頓下來的人員，已開始在黃昏時逛“鬼市”了。瀋從文那時從地攤上“淘”
來的古代服裝和飾品，後來在研究撰寫中國古代服飾史時，居然就派上了用場。
至於中國政府官方所藏文物，主要是故宮文物和原南京中央研究院各個研究所的藏
品，在華北吃緊之後，衹得作大規模的戰略轉移。故宮文物被裝入14000多衹箱子，從北
京城一路南下，先到南京，再送貴州遵義、四川重慶。把藏品裏三層外三層包裹停當，
再次裝箱，馬拉車載，一路上費盡周折纔到達大西南。一部分先是安頓在貴州遵義，再
轉道四川重慶。重慶又遭轟炸，再運到宜賓和峨眉山區，抗戰勝利後這批寶貝纔又運抵
南京。解放戰爭爆發，原屬故宮文物大都未能夠再返回故宮，而是隨國民黨軍隊在大陸
的潰敗運到臺灣去了。這就是現存臺灣故宮的大宗藏品。當初，由原故宮博物館古物館
館長徐森玉押送的文物車隊到達遵義時，日本人派飛機尾隨其後進行轟炸，炸彈爆炸處
距文物車隊停車點僅差兩條馬路，其驚險場面，今人聞之，尤覺膽寒！
在抗戰中民間珍藏大量散出的時候，一些外國收藏傢和文物大盜尤其是一些日本人，
瞅準了這個機會，紛紛來中國“摟貨”。他們各有各的胃口。美國人喜歡中國古瓷器和
青銅器；日本人喜歡中國的古代石雕和木雕藝術品；法國人喜歡色彩和紋飾優美的陶瓷
工藝品；而英國人和德國人則喜歡有歷史價值的、收藏意義久遠的物品。
日本侵略者對中國文物進行掠奪的急先鋒，首推日本的山中商會。
這個山中商會，是個國際古玩市場上的大戶頭，總部原設在巴黎和倫敦，第二次世
界大戰中移到紐約，在北京設山中商會北京分會。從民國初年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它
的業務未斷過，專門從事中國文物銷往歐美的國際販賣，其北京分會經理叫高田。山中
本人每年春秋兩次到北京，視察業務，這時琉璃廠的古玩老闆們就會帶來各式各樣的古
玩珠寶，雲集麻紗鬍同的盛傢花園。山中挑足寶物後就攜往歐美，轉手銷售。山中和高
田做下的其中一宗“買賣”，就是破壞我國北齊時代至唐代的石雕藝術群址———山西
太原天竜山佛教石窟造像群。
天竜山石窟造像群，在今山西太原天竜山的山腰，共21個洞窟。1至8窟在東峰，9至
21窟在西峰。1至3窟始鑿於北齊文宣帝高洋經營太原陪都時，餘皆隋唐開鑿之物。其中
第8窟建於隋開皇四年（584年），是唯一的一座紀年窟。第10、16窟前有仿木構窟廊，
是研究隋代建築的實物。第9窟為唐代開鑿，是二層階級的摩崖造像，上層倚坐大佛高達
7米餘，面相秀美，比例準確，衣紋寫實；佛前一尊觀音菩薩，形體飽滿，衣紋、瓔珞的
裝飾感極強；窟前原有三層木構建築。第14、18窟是平面方形的小型窟，有唐代最精美
的石刻造像，坐式突破了造像傳統規格的束縛，極似真實的人體，安然閉目，是唐代最
具寫實風格的典型之作。
這批1500年前的精美藝術品，被山中商會“相”中了。他們買通了北京的古玩商人
倪某，把這些菩薩頭一個個地砍了下來，裝進木箱帶到北京，再從北京飛往世界各地。
這批佛頭，現在美國哈佛大學的福格博物宮所藏最多，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次之。以至於
現在人們來到天竜山，滿目皆是斷頭殘臂。據統計，他們當時共砍去300多個佛頭！高田
為“安全”起見，以防走漏風聲，據說還買通了山西的“佛爺”閻錫山。
中國猿人化石在北京協和醫院“失蹤”的故事，也同樣是日軍占領北平之後耍的陰
謀。
1929年，科學工作者在北京周口店地區發現中國猿人的頭蓋骨後，當時就引起了國
際學術界的註意。這些化石存放在北京協和醫院B樓魏敦瑞研究室的兩個大保險櫃中。1
941年11月日美關係緊張後，為了安全起見，就從保險櫃中取出裝箱，送到美國大使館，
準備運往美國暫存，同時裝箱的還有從雲南、廣西等地發現的各種化石，除了頭蓋骨，
還有中國猿人的股骨、上臂骨、上顎骨、鎖骨、肩股等等，總共100多件。誰知前來接應
的船衹由馬尼拉開往秦皇島的途中，被日艦追擊而沉沒於長江口。不久，12月8日日美戰
起，美國大使館及各地軍事倉庫均被日軍占領，這兩箱珍貴的北京人化石就告“失蹤”
了。直到1945年12月，天津大公報刊發了中央社駐東京的消息，纔把這事捅出來，說是
這批化石在東京被發現！
當時新生代研究所的其他標本，損失達67箱之巨，連同圖書資料、出版物、研究報
告又30餘箱，均在日寇占領北平之後，被拉到東城根，一把火燒掉了！
日本侵略者對東北地區的文化掠奪更是令人觸目驚心。在掠奪文物、毀滅歷史遺跡
之外，他們甚至不惜編造歷史，抹殺歷史，用來麻痹東北人民的民族意識和國傢意識，
從而服從於他們的歷史觀。
原在旅順口以東金山後的唐代碑刻，是存於東北地區的唯一唐碑，上刻“敕持節宣
勞革未革曷使鴻臚卿崔忻井兩口永為記臺驗，開元二年五月十八日”。碑的背面刻有清
人建設旅順口海防，抵禦英法侵略軍的題記兩大段，最後又有光緒乙未兵備道貴池人劉
含芳作石亭，保護此石的題記。崔忻是唐開元中出使革未革曷（渤海）的使臣，在此地
鑿井題名以作紀念。此碑在地理交通史上有極重要的文物價值。日軍占領旅順口後就將
其盜運東去，獻給了他們的天皇。此事連日本侵略者所著的書裏也有記載。
後金天命年間遼陽新城老滿文城門石額，刻着不加圈點的老滿洲文字，有大金天命
年間年號月日款，是研究清初歷史語言的重要材料，而且是現存天命年款的唯一碑刻，
竟被日本侵略者敲下來運到大阪，而國內連拓片也不易找到。
在日軍占領東北十周年的時候，曾在東京舉辦過一個所謂的展覽會，其展品就是從
偽滿奉天博物館裏精選出來而“藉”去的珍貴文物，包括書畫、陶瓷、絲綉等共計200多
件，放在東京以炫耀他們對中國的精神占領。可是到了歸還的時候，箱內卻變成了海産
魚類的標本，“藉”去的珍貴文物大半不見了！
存素堂的宋元明清四代的緙絲綉品亦被日本人騙去不少。存素堂收藏的緙絲是北洋
軍閥時期的首腦人物之一朱啓鈐先生的舊藏，後來賣給了張學良將軍，“九·一八”以
後歸入偽滿奉天博物館。這批緙絲綉品許多是從恭王府裏散出的，是皇帝御賜之物，不
少歷經內府著錄和歷代名人遞藏，流傳有緒，總共79100多件。日本人久已垂涎，後來
就以必須由日本專傢來裝裱為理由，選取其中精品緙絲21種，刺綉13種，共34種盜運而
去！
1935年和1939年，日本侵略者還對我國遼代遺跡和文物進行了大規模的搜刮。祖州
是遼祖阿保機寢陵所在地，日本人在那兒作了三個多月的大挖掘，出土文物全部盜運東
京，存於當時的東方文化研究所，其中有阿保機夫婦的玉册殘簡，極為珍貴，其餘遼墓
被盜被毀棄的無以計數。
另外，美國國會圖書館和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都有代理機構坐鎮北京，專撿世傢
舊族後人手裏流出的古籍綫裝書。1938年江南各地相繼淪陷之後，各地藏書匯集在上海
市肆，日本、偽滿和美國各大學都派人來購書，北平的書賈亦南下收購，不僅是善本，
連普通本也在網羅之列。
有掠奪就有反掠奪。在淪陷區的一些有民族責任感的志士仁人，不忍見大批的文物
珍寶流落他鄉，他們不顧個人安危，憑藉個人的能力和財力，想方設法與敵人周旋，力
求把那些行將流散出國的珍品買下來，在國內由子孫後代傳下去。
蘇州著名收藏世傢顧氏過雲樓，祖孫五代都是畫傢、收藏傢，以收藏歷代書畫為主，
藏有巨然、倪雲林、趙孟兆頁、瀋石田、文徵明等人的作品總計四五百幅。日寇打進蘇
州時，他們傢的院子裏落下一顆炸彈，房間一面墻上的門窗全被炸飛了，而窗下的兩衹
畫箱卻意外地無恙。然而躲過了初一躲不過十五，顧傢第四代主人顧公雄毅然把兒子安
置到鄉下，自己帶了兩大包字畫進入上海租界。日本人和漢姦到處打聽他的住所，目的
是要得到這批字畫，顧氏傢人和親屬個個嚴守秘密，結果一張畫也未遭損失，直到抗戰
勝利。即使在最睏難的時候，他們寧肯生活清苦一些也不賣一張畫，真正實現了顧氏祖
先的遺願。
我國商周時期最重要的幾件青銅禮器，如毛公鼎、虢季子白盤、大盂鼎等，抗戰中
亦成為日本人到處搜覓的對象。蘇州名門望族潘祖蔭的後代潘達於女士，將傢傳的大剋
鼎和大盂鼎擡到後院裏挖土深埋，再在上面種一棵樹，使得日本人始終不能發現。安徽
肥西地區劉銘傳的後代劉肅曾等人，將傢傳的虢季子白盤安置在一道貌似斷垣殘壁的夾
墻下，躲過了日本人一次次的追查。抗戰中著名的毛公鼎在葉恭綽手裏，他本人避之香
港，毛公鼎體大無法攜帶，就留在上海寓所。時逢鬧家庭糾紛，一個姨太太走漏了風聲，
引來日本憲兵前來抄傢。葉恭綽的侄子葉公超為此被日本人抓去坐牢，最後經多方營救，
纔巧妙地對付過去了。
著名收藏傢張伯駒為保護傳世第一法書《平復帖》，竟遭日本人所指使的綁架！張
伯駒寧肯“撕票”也不交出國寶，終於戰勝了敵人。
浙江興業銀行董事長葉景葵，眼看在日軍的鐵蹄下，諸多親朋好友的藏書無法保存，
日益淪為紙灰，毅然出資5萬元，在租界內購地造屋，又聯絡了實業界巨擘張元濟、陳叔
通一起，創辦了合衆圖書館，並從北京聘請燕京大學國學研究院的顧廷竜掌管館務，為
抗戰中無法保存的世傢藏書，創建一個容身之地。自1939年至全國解放10年間，該館積
書20萬册，吸納了江南一帶名流的書藏，至今仍是上海圖書館的一大特藏。
在敵後有組織地搶救珍貴古籍的，是以鄭振鐸為首的“文獻保存同志會”。這個
“同志會”在重慶的領導是蔣復璁，所用的基金是原中英庚款理事會本來决定用於建造
中央圖書館的費用，在面臨中華典籍大量外流的形勢下，决定先用於搶救古籍，主要地
區一是上海，二是香港。上海方面由鄭振鐸負責，香港方面由葉恭綽負責，另有徐森玉
和張壽鏞、何炳鬆協助工作。
“同志會”先後收集了安徽劉世珩、玉海堂、廣東莫伯驥五十萬卷樓、常熟瞿氏鐵
琴銅劍樓、江寧鄧氏群碧樓、嘉興瀋氏海日樓、廬江劉氏遠碧樓、順德李氏泰華樓，以
及浙江吳興劉氏嘉業堂和張氏適園的大批善本，總共有4864部，48000多册，普通綫裝書
11000多部。收購過程中，不斷有日本人通過書肆賈人橫加幹擾，要麽哄擡書價，要麽就
搶先購下，再以高價與“同志會”講條件。這批珍籍先後存放上海、香港和重慶三處，
存放香港的還未及運往重慶，香港淪陷了，就被日軍劫走，直至抗戰勝利後方纔追回。
大落大起的收藏潮
全國解放初期，百廢待興。在文博事業方面，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省市都在籌備建立
博物館。截至解放前夕，故宮內一般文物尚有150餘萬件，然而精品已不多，宋元時代的
法書名畫尚不足20件。這樣，共和國新生的文博事業就急需得到民間珍藏的支持。國傢
鼓勵捐獻，對捐獻者實行奬勵的政策，使民間的收藏品大批地進入了公庫。解放初期，
人民群衆熱情高、幹勁大，無論什麽事衹要政府振臂一呼，全國上下就會一致響應。
政府捐獻文物的工作，雖是由各地文物保管委員會出面主持，結果卻是群情激昂，此起
彼應，幾乎形成了一個捐獻運動。
在各地的文物捐獻工作中，不少地方組織偏重於精神鼓勵，如頒發一紙奬狀。衹有
上海市政府，不僅頒發奬狀，而且給予奬金，這使收藏傢及其後代得到了很大的安慰，
願意捐獻給上海市政府。這要歸功於解放後上海市第一任市長陳毅同志的正確决策。當
時上海剛剛經過國民黨的“二·六”飛機轟炸，偌大一個上海，財政上十分睏難。然而
當上海市文管會第一任副主任委員徐森玉先生嚮陳毅同志建議實行物質奬勵時，陳市長
當即拍板同意撥款。這使得江南一帶的民間珍藏源源不斷地被帶到了上海，其情景十分
感人。
然而事情都有兩個方面，當公藏成為主流的時候，私藏就成了支流。尤其在那紅紅
火火的群情激奮的年代，私人收藏幾乎成了不那麽榮耀的事情，這就加重了捐獻者的心
理代價。
全國政協副主席陳叔通，原為上海著名實業傢，他把幾十年間收集珍藏的“百傢畫
梅”藏畫，全部捐獻給了國傢。梅花一嚮是文人雅士們吟詠和繪畫的題材，自從宋朝楊
補之、元末王冕專畫梅花自成一傢之後，歷代畫傢擅畫梅花的不乏其人。陳叔通費盡心
血，匯集、精選了歷代102傢共計109幅梅花圖，其中有楊補之、王冕、唐寅、陳錄、王
綦、邵彌、道濟、弘仁、鬍玉昆、揚州八怪等人的傑作。陳錄專畫梅花凡30年；弘仁的
別號就叫梅花古衲；揚州八怪的八幅梅花，件件都是精品；鄭板橋的那幅，他自己的題
詞是：“一生從不畫梅花”，可見彌足珍貴，收集起來談何容易！陳豪是陳叔通的父親，
他的梅花圖自有獨特的風骨。這一個係列，可稱之為集明清兩代梅花圖之大成了。
天津市人民政府周叔副市長，與其周氏傢族“孝友堂”人員公議，將其傢在小孫莊
的祠堂及30餘畝地捐獻給國傢，同時將其祖上歷經三代人收藏的古籍380餘箱、共計6萬
餘册捐贈給南開大學文學院，其中包括一册《永樂大典》、一部明版南藏以及百餘種叢
書均極為珍貴；還有其他文物，捐獻共計1260件。
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部長馬敘倫，將其儲存於杭州的藏書捐給浙江大學，共1944册，
內中稿本、鈔本、批校本及明代刊本90餘種。
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柳亞子，於1950年10月，將其故鄉吳江縣黎裏鎮舊宅中的藏書全
部捐獻國傢，計有大小書箱300餘衹，書籍44000餘册，還有柳亞子私人信札400餘包，其
中有許多是革命文物和珍貴的現代史料。
杭州錢塘“六唐人傢”後人朱傢氵晉、朱傢濂兄弟，先後嚮國傢捐獻了傢藏古書畫、
碑帖、藏書、明清紫檀傢具等文物數萬件，以目前拍賣行情估算，價值數億元。
金山姚石子捐書5萬餘册，內中有崇禎本《鬆江府志》，為海內孤本；其他如康熙本
《吳江縣志》、乾隆原刻本《震澤志》等，均為不易購求的珍本。
寧波萱蔭樓的最後一位主人李慶城，將傢藏古籍2800餘種、30431册，分裝236衹書
箱內，全部捐獻國傢。萱蔭樓藏書為天一閣、大梅山館、抱經樓、墨海樓等江南著名藏
書樓流出的，其中有《明實錄》、《國榷》、方志和詞麯等，版本有宋元明刻本、精抄
本、名人稿本等，以明刻海內孤本《天工開物》最為著名。
晉江陳盛明、陳盛智兄弟，將私立“海疆學術資料館”全部捐獻國傢，改屬廈門大
學。該館擁有圖書7262册、雜志4654册、剪報15000份、圖片6000張、地圖302幅、文物
標本121件。地處峰巢山的土地11．6畝，也一並捐獻了。
著名陶瓷學專傢陳萬裏，將其歷年來收集的一批青釉陶瓷，捐獻給故宮博物院，一
共55件。這批陶瓷是漢晉至唐宋的，其中有精品青釉陶樓，是漢代永康二年墓中文物；
黃釉大陶盤和陶壺，是不多見的漢晉六朝時期的精品。
現代著名實業傢吳藴初的傢屬袁友文、吳志超、吳志進、吳進迪、吳志逵等，遵照
吳先生的遺囑，將傢藏文物132件捐獻給國傢，其中有戰國時代的銅鏡、乾隆時代的廬鈞
釉瓷器，以及近代工藝品翡翠荷花插等等。
著名收藏傢顧麗江夫婦，將40餘年來收集的文物珍品2441件，全部捐獻給國傢，其
中有彩陶罐、青銅器、唐三色釉陶瓷器、宋代竜泉窯、越窯和元明清各代的瓷器，以及
象牙、犀牛角、竹刻、玉雕等工藝品。
浙江吳興著名藏書傢陸心源的後代陸思安，將祖上多年收集的各種古磚共800多塊，
全部捐獻給浙江省文管會，撥交浙江省博物館收藏。
上海古玩界的知名人士錢鏡塘，將30年來收集的其家乡浙江海寧的地方文獻，共計
955件，全部捐獻國傢，其中有書籍、手捲、册頁、書畫、拓本、楹聯，及有關清初文字
獄的第一手材料。
冒廣生病逝後，其傢人遵照先生遺願，將珍藏了300多年的先祖（冒襄闢疆）的遺存
文物共900多件，全部捐贈給上海博物館，其中有書畫、印章、硯臺、師友信札等等。
孫煜峰從30年代起收藏文物，對字畫有較高的鑒賞能力。1961年起他先後五次嚮上
海博物館捐獻了書畫、青銅器、陶瓷器等文物656件，其中宋人《五老圖》題跋册、清康
熙窯豇豆紅刻花菊瓣瓶和寶石紅瓶，均為稀世珍品。此外，他還嚮故宮博物院、南京博
物院、廣東省博物館、遼寧省博物館捐贈過文物，其捐入故宮博物院的藏品如元王蒙
《葛稚川移居圖》，極為名貴。
徐夢華生平喜愛文物收藏，曾任上海大德五金號經理，閑暇之餘出入古玩市場，收
藏古玩、書畫達2萬餘件。1958年至1964年先後五次嚮中國歷史博物館、上海博物館捐贈
其藏品，其中青銅器、陶瓷器、硯臺等文物數百件，圖書近5000册。
現任上海文物商店經理顧問的薛貴笙，當年是“薛貴記文玩號”的老闆，擅長瓷器
鑒定，被聘為國傢文物鑒定委員會委員、上海市文管會委員，在50年代初和1979年，先
後將個人珍藏的“西周恭王效卣”等80件珍貴文物捐贈給上海博物館。
陳器成收藏頗豐，於青銅器、瓷器、甲骨、石刻造像的收藏均具規模。1962年，他
將88件珍貴文物捐贈給上海博物館。其餘收藏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1980年落實
政策發還後，他主動將其中重要文物130件捐獻給上海市文管會，其中有商代甲骨100片，
有些是從未著錄過的，還有五代白釉梅花罐、宋定窯刻花大盤、明宣德白釉蓮瓣暗花碗
等，均屬罕見之物。
經濟界人士鬍筆江的兒子鬍惠春捐獻歷代名瓷280餘件，件件都有特殊的來歷。
錦州市中學教員王正旭，將其先人、著名的遼瓷專傢王璞全的遺藏文物捐獻給東北
博物館，計有歷代名瓷700餘件，古錢2500餘枚，書畫800餘軸，其他雜器57件，總計各
類文物達4000餘件。
著名的國之重寶大剋鼎、大盂鼎、虢季子白盤等等，亦在這時重新“出土”，由其
最後一代遞藏者，捐獻給了國傢。
著名錢幣收藏傢羅伯昭捐獻歷代古錢15000枚，內中不少是罕見的珍品。
蘇州過雲樓顧氏五代藏畫，解放初一次就捐獻了200多幅。
在藏書的捐獻上，還有幾位大手筆。
第一位潘世茲，將其抗戰中存於香港匯豐銀行的宋元古本，共計107部，全部捐獻給
北京圖書館。
第二位劉晦之，傢在上海新閘路上，有一幢八角飛檐式的二層藏書樓，藏書近8萬，
全部捐獻，是解放初捐書數量最多的人之一。內中屬於善本的即達1928册，不乏宋元古
本。他先後捐獻公庫的還有130件古兵器、28000片龜甲骨片、一大批古墨古硯……
第三位是傅增湘先生的兒子傅忠謨，將先人遺書全部捐獻，宋元古版達300餘部，包
括百衲本《資治通鑒》，極其名貴。
各地捐入公庫的文物無以數計，僅上海一地，在1951年2月底以前，就收到了圖書2
51000餘册、陶器400件、瓷器984件、銅器245件、書畫607件。
山東省文管會在1954年就收到捐獻文物1700餘件。南京博物院在1953年至1954年，
收到私人和單位的捐獻文物達數千件，其中包括王慰曾及其母親汪鏡芙捐獻的清代刺綉
服飾403件，江蘇省教育廳廳長吳貽芳捐獻的清代刺綉280餘件，上海鄭傢相捐獻的梁五
銖泉範119件，瀋子槎捐獻的古錢907件，羅伯昭捐獻的錢幣1422件，南京市委幹部周屯
阝捐獻的漢碑拓片，南京於去疾捐獻的字畫、瓷器170件等等。全國最大的文物寶庫北京
故宮博物院，僅1956年就收到各地捐贈文物3855件。
在陶類文物中，最有價值的，一是瑞典考古學家安特生在甘肅和青海兩省發掘及收
購的一批彩陶，代表了齊傢、仰韶、馬廠、辛店、寺窪等期的中國史前文化；二是歷代
墓葬出土的明器，如戰國的彩畫、陶俑、鼎號鳥，漢代的銀氵幼象生新畫、鼎、尊、壺、
龕、朱書粟倉，以及漢、魏、六朝、隋、唐各代的各式陶俑、陶馬等；三是史前黑陶和
殷代灰陶、白陶等。
瓷器方面，有晉代的甌窯，隋瓷，唐代的越窯、窯、鉅鹿窯、三色氵幼等，宋代的
越窯、麗水窯、鈞窯、竜泉窯、吉州窯、磁州窯、修內司官窯、郊壇下官窯、德清後窯、
建窯等，以及元、明、清等代瓷器與近代仿古之品。
書畫方面更是蔚為大觀，一部分是民間收藏傢捐獻的，一部分是接收得來，還有一
部分是收購來的，包括江南書畫收藏大傢龐萊臣的藏品。其中至精者有：宋代李蒿《西
湖圖》捲，馬遠《樂志論圖》捲；元代錢選《浮玉山居圖》捲，倪雲林《贈周伯昂山水》
直幅、《漁莊秋霽》直幅、《吳淞春水》直幅，王冕《墨梅》直幅，柯敬仲《墨竹》直
幅，任仁發《花鳥》直幅；明代瀋周《雲岡小隱圖》捲，文徵明《石湖清勝圖》捲，唐
寅《春山伴侶》直幅，仇英《柳下眠琴》直幅，董其昌《煙江疊嶂圖》捲，陳繼儒《霧
林圖》捲等。其他如郭清狂、張大風、邵瓜疇、李檀園，以及清初四王、吳歷、惲格、
石濤、石溪、金農、羅聘、郎世寧的捲册、挂幅等等，琳琅滿目，令人目不暇接。
50年代初期的經濟建設高潮，還給了文物部門不少意外的驚喜———從廢銅和廢紙
堆中，搶救出了不少有相當價值的文物，1952年，華東文化部遵照政府保護文物的指示，
派出專人嚮各廢銅收購店聯繫，僅在滬、寧兩地，就選出了3500餘件文物，其中歷代銅
鏡170餘面，青銅器200餘件；在3000餘枚歷代貨幣中，還發現了古代農民運動時期所用
的錢幣，如韓林兒、李自成、太平天國時代的大錢等等，又發現了中國工農紅軍在四川
發行的幾種銅元；青銅器中，有楚國銅釒復、周代銅爵、春秋時代的斧等。有些大的銅
塊上明顯地有紋飾，經過工作人員細心地篩選、拼合，居然是一尊大型的方鼎，這顯然
是被砸壞了當廢銅賣掉的。
與文物捐獻高潮相反相成的，是古玩市場的冷落。當時上海市古玩商業同業公會認
為：“滬地獲得解放，一度因出口未能暢通，又兼‘二六’轟炸後，營業時常清淡，不
久漸趨正常，出口亦隨之日增，詎意美帝國主義者1950年6月發動侵朝戰爭，並於同年1
2月片面無理宣佈凍結資金，實行經濟封鎖以來，我業出口貿易形成縮減，業務大受影響，
同時對新民主主義國傢貿易尚未開展，故營業較呈清淡。”這些固然都是客觀事實，但
還有其更深層的原因。
古代老祖宗遺留下來的東西，再多也畢竟是有限的。公藏興起，成為時代主潮流，
私藏就必然成為支流。有財力玩古玩的工商界和國民黨政界、軍界人士，很多在解放前
夕跑到了香港和臺灣等地。過去在中國橫行的各國傳教士，逐漸地被堵在了國門之外。
同時，國傢製訂了一係列的文物保護法規，要求規範地進行古玩商業，乾隆六十年之前
的古董一律不準出口。這樣，那些走“洋莊”生意的就垮了臺。更重要的是時代的主旋
律和社會時尚變了，有錢有勢有收藏，不再成為一件光榮的事情，而是把文物捐獻給國
傢的人無上光榮，所以這個時期的私藏低潮亦是自然的事了。
私藏低潮的𠔌底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席捲全國的抄傢風、打砸搶風，把人們殘
留在傢中的最後一部分收藏品，全都掃地出門。那時傢有收藏，幾可與犯罪同列。於是，
時可聽說某某街道、某某清掃馬路和公共場所的清潔工，某日清晨撿到了多少金條、多
少名瓷之類。
這些事實證明，在“文化大革命”之前，雖然經過50年代的大捐獻運動，民間收藏
仍有相當的規模。如上海烏魯木齊路上的李蔭軒先生、嵩山路上的吳湖帆先生，造反派
從他們傢中抄出的文物、藏品，都是以多少卡車來計算的。現在成為上海博物館鎮庫之
寶的王羲之《上虞帖》（唐摹本），當初也是抄傢物資，被造反派當作贋品，打入可以
出口的文物之列，結果被上海海關文物查檢部門的萬育仁先生攔截下來，認為此件有可
能是真品，送回上海博物館要求鑒定。待書畫鑒定大師謝稚柳從“牛棚”中“解放”出
來，已是五年之後了，經老先生反復鑒定，認出了南唐宮中的一枚收藏印，果真鑒定為
千古名跡。
“文化大革命”被造反派抄出來的文物、藏品多得簡直無以計數，僅上海一地，安
放這些藏品的所謂文物倉庫，前後就達十餘處。最初是集中在河南路原上海博物館的大
廳裏，後來堆不下了就藉了北京東路的一些大樓房子的頂層，這些大樓解放前是銀行，
頂層有些是閑置不用的。後來又堆不下了，就占用了玉佛寺的庫房和殿堂，再不夠用了
就運到徐傢匯的一個倉庫裏。再後又集中在郊區大場鎮的一個巨大的倉庫裏，仍放不下
的就運到外地存放，蘇州和寧波都租了一些房子，從地上一直碼到天花板，遇到陰天下
雨，字畫書籍極易受潮，壓在最底下的就黴爛掉不少。經抽出辨認，中有唐伯虎、齊白
石等人的手跡。至於那些被“小將”們投入火海或就地糟蹋的文物，更不計其數！
歷史走到本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的春風終於吹緑了文物收藏這一片土地。隨着人
們生活質量的提高，政治氛圍的寬鬆，人們對於收藏的熱望一再被熊熊燃起。
各地大小城市不僅成立了多種門類的收藏組織，出版了多種門類的收藏雜志，而且
古玩市場和藝術品拍賣行也如雨後春筍般地建立起來，各種民間的收藏館所、收藏沙竜、
收藏展覽，紅紅火火，爭奇鬥妍。尤其是嘉德、榮寶齋、朵雲軒、瀚海等文化藝術品拍
賣市場的槌聲，更把海外的收藏傢也吸引了過來，使得全國的收藏隊伍一下子猛增到了
上百萬人。當然，收藏的門類已不再局限於文物，現代名人字畫、近現代鐘錶、老式照
相機、收錄機、香煙牌子、月份牌子，甚至紐扣、火花、鑰匙、算盤、筷子、易拉罐、
火柴盒子、汽水瓶等，都成了收藏品。還涌現了一批新的“大王”，如收藏算具的陳寶
定，收藏古瓷的梁志偉，收藏古墨的王毅，收藏古錢的孫仲匯、餘榴梁，收藏筷子的藍
翔，收藏盂盆的陳玉堂，收藏蝴蝶的陳寶財，收藏鑰匙的趙金志，收藏鐘錶的王安堅、
劉國鼎，收藏紫砂茶具的許四海，收藏扇子的黃國棟，收藏鞋的駱崇騏，收藏筆的何欣
欣，收藏古籍的田遨等，均以“一絶”著稱於世。近年來“郵幣卡”市場也是“潮漲潮
落”，形成了收藏界一道新的風景綫。
一項偉業，兩個冤魂
在我國龜甲骨片的收集和研究上最先建立功勳的，是清末的王懿榮和劉鶚。王懿榮
最先發現“竜骨”上刻畫的印痕是文字，並確定是殷商時代的文字；劉鶚繼王懿榮之後
不僅收集龜甲骨片，而且是第一個將龜甲骨片摹拓刊印成書的人。可惜這兩個人最後的
結局都很慘，一個是投井殉節，而且是全家殉節；另一個則遠謫邊地，客死烏魯木齊。
王懿榮（1845—1900），山東福山人，晚清歷任翰林院編修、國史館協修、南書房
行走、國子監祭酒、賞戴二品頂戴、會典館纂修幫總纂官等職。一生“好古成魔”，尤
其酷愛金石文字，又有書、墨癖。凡是古籍、字畫和三代以來的銅器、印章、錢幣、殘
石、瓦當，無不精心收集珍藏。在中進士之前，已經名滿京都，“鑒別宋元舊版，考釋
商周器，得公一言，引為定論”（吳正鑒《王文敏公遺集·序》）。京城裏的收藏大傢，
如太傅常熟翁同、工部尚書吳縣潘祖蔭、翰林院編修山東濰縣陳介祺等，均常與之相切
磋。中進士之後，王懿榮“既回翰林館，綿歷十年，中朝言學者，自吳縣常熟外，惟公
中采隱然，負時重望”。京城內外的古董商知其好古物，一遇有罕見之品，輒登門求售，
以獲善價。
1899年秋，山東濰縣古董商範維卿，攜帶刻有文字的甲骨12片進京，拜見王懿榮。
王懿榮視為珍寶，儘管每板索銀2兩，王氏亦如數收購。1900年春，范氏又帶來了800
甲骨，其中有一片是全甲的上半，刻了52個字，王大人照例全數購下。後又有一個叫趙
執齋的古董商攜來數百片，模樣不一，但片片有字，王懿榮亦全數購下。於是古董商知
此骨可以賺錢，每有所得，便攜之登門，時不多久，王大人府上已收甲骨達1500餘片。
劉鶚在後來印的《鐵雲藏龜·自序》中說到這一過程：“龜板已亥歲出土在河南湯
陰（註：當時古董商故意把安陽說成湯陰，以圖掩蓋和壟斷甲骨真正的出土地）。屬之
古庸裏城，傳聞土人見地墳起掘之，得骨片，與泥粘結成團，浸水中或數日，或月餘，
始漸離晰，然後置盆盎以水蕩滌之，約兩三月，文字方得畢現。”又說：“既出土後，
為山左賈所得，鹹寶藏之，冀獲善價。庚子歲，有范姓客挾百餘片走京師，福山王文敏
公懿榮見之狂喜，以厚值留之，後有濰縣趙君執齋得數百片，亦售歸文敏。”
王懿榮好古成癖，他把買下的龜甲骨片逐一攤開來，在傢裏反復推敲、排比、拼合，
最後確認這些甲骨上所刻的符號確屬一種文字，是我們祖先創造的早期的，而且是早於
篆籀的文字，也就是說，是早於先秦時代的青銅器上的文字。《尚書·多士》篇有“惟
殷先人，有典有册”的記載，但到了孔子，又發出“殷禮不足徵”的感嘆。他帶着這樣
的疑問對龜甲骨片進行了研究，最後確認，這不僅是祖先創造的早期漢字，而且是商代
後期來占卜的卜骨，是商代的占卜檔案記錄，也就是史籍上講的“殷人典册”！這一驚
人的發現，使河南安陽一下子熱鬧起來，古董商趨之若鶩，大傢專找有字甲骨，而被挖
出的無字甲骨卻被扔得遍野皆是。
王懿榮對甲骨文字最初的判斷，被後來的研究證實是完全正確的，他成了揭示甲骨
之迷的第一人，中國文字史由此嚮前推進了一千年。正如後來的著名甲骨文專傢鬍厚宣
所說：“殷商甲骨和西域漢簡、內閣大庫並稱為本世紀中國學術史的三大發現。正是甲
骨文的發現，直接導致了對安陽殷墟的發掘，取得中國考古學震驚中外的成就，其重要
性可以同古希臘的特洛伊遺址的發現相媲美，它使古希臘神話中的人物由虛構變為事實。
甲骨文的發現將古史料和地下出土物相結合，把中國信史提早了一千多年。”
遺憾的是王懿榮這位著名學者，未能和他的同輩與後人一同分享殷墟開發的喜悅，
他發現甲骨文的第二年，在庚子之亂中投井殉國了。
王懿榮死後，清王朝贈其謚號“文敏”。他留下的龜甲骨片，大部分由其兒子賣給
了他生前好友劉鶚，計1000餘片；贈送給天津新學書院25片，由美國人方法斂摹寫，編
入《甲骨卜辭七集》，1938年出版；另一小部分，在王氏後人手中，計103片，1939年由
唐蘭先生編為《天壤閣骨文存》一書。
繼王懿榮之後，又一位大量收藏龜甲骨片的，是《老殘遊記》的作者，江蘇丹徒人
劉鶚。
劉鶚（1857—1909），字鐵雲，又字蝶雲，又字公約，原名孟鵬，號老殘，別署鴻
都百煉生。他聰穎過人，一生中做過許多事情，精於數學、醫學和水利學，曾在各地行
醫，對於文物考古及收藏亦極有興趣。曾投於金石學家吳大門下。光緒十四年（1888年）
黃河在鄭州决口，劉鶚治河有功而聲譽鵲起，曾任黃河下遊提調，1893年任知府。他辦
過許多實業，經營過紳興織布廠、海北精????公司等，是個很開明的、有着深厚古文化底
子的“復合型”人才。
劉鶚除了從王懿榮後代手裏買得甲骨文1000餘片外，自己也通過多種渠道大量收購，
先是委托賈人趙執齋“奔走齊魯趙魏之地，凡一年，前後收得3000餘片”，後又從定海
方若（藥雨）處收得范姓所藏的300餘片。劉鶚還曾派自己的兒子去河南收集甲骨，前後
加起來，總共已逾5000片。他宣稱：“己亥一坑所出，雖不敢雲盡在於此，其遺亦僅矣。”
1903年，劉鶚從已獲得的5000片甲骨中，精選出1088片，精心墨拓，編輯並出版了
我國第一部著錄甲骨文的著作———《鐵雲藏龜》（抱殘守缺齋石印本）。著名學者羅
振玉和吳昌綬為之作序，劉本人亦撰序一篇。羅序和劉序已屬考證文字，此為甲骨學研
究之始。
其後，原先曾在劉傢任過傢塾先生的上虞羅振玉，又從劉氏贈送他的未曾著錄過的
甲骨中精選數十板，為之影印，定名為《鐵雲藏龜之餘》。
幾十年後，上海的孔德圖書館獲得一批會稽吳振平舊藏甲骨龜片，瀋尹默、金祖同、
李旦丘考證為劉鶚舊物，雖有一部分為《鐵雲藏龜》著錄，但大多數未經著錄，於是選
其93板，略加按語，並著釋文於後，遂成《鐵雲藏龜拾零》一書。
又有劉鶚同鄉人葉玉森氏，在劉鶚身後得其遺藏甲骨1300板，從中精選240板，為之
墨拓石印，並附考釋文字，書名《鐵雲藏龜拾遺》。
另外，猶太人哈同所藏741片、前中央大學所獲277片、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
所所獲509片、陳鐘凡所獲201片等等，均為劉鶚舊藏散出者。以上幾部著錄之書，大體
可體現劉鶚收藏甲骨之規模及流散的情況。
劉鶚除收藏甲骨龜片之外，還收藏古陶、古印、古封泥、古錢幣、碑帖和青銅器，
分別輯為《鐵雲藏陶》（著錄陶印45方、古封泥752塊）、《鐵雲藏印》（共10册，著錄
古印391方）、《鐵雲藏貨》（著錄古錢185品）、《鐵雲碑帖題跋》、《抱殘守缺齋藏
器目》等等，其中《鐵雲碑帖題跋》和《抱殘守缺齋藏器目》為後人所輯。他為了這些
收藏，動輒千金，逐年蔚成大觀。可是他畢竟一生沒當過大官，收入有限，嗜古之癖又
終身不改，終於落到了常有債權人夜間來敲門的境地。
關於《鐵雲藏貨》，劉鶚生前就已親手編訂，共計116頁，匯集了鮑康、鬍義贊、潘
祖蔭、王錫、楊繼振、王懿榮的部分舊藏，其中有不少是從未著錄過的珍品。這部著作
直到1986年，距劉鶚逝世77年之後，方纔由中華書局刊印傳世。原來劉鶚去世後他的藏
品和手稿均已失散。著名古文字傢郭若愚從舊書鋪中“抓”到了這部稿本保存幾十年後，
在千傢駒先生的幫助下纔得以刊行。
劉鶚極有個性，身處封建科舉時代卻不喜歡科場文字，而是縱覽百傢之書，致力於
經世之學，所以在史地方面亦卓有建樹。曾著有《歷代黃河變遷圖考》。數學方面有
《勾股天雲草》，醫學方面有《溫病條辨歌訣》；此外，尚有大量經濟、政務、時評文
字，涉獵面極廣。
可惜這樣一個有責任心的大收藏傢，在庚子之亂後，被人指控發國難財，說他趁亂
開倉放糧給外國人，而實際上劉鶚是從外國人手裏買了太倉之米，低價散給亂世中貧苦
無靠的窮人，可是官場之黑暗哪容劉鶚置辯？劉鶚終被遣送流放新疆，住在烏魯木齊一
座寺廟的戲臺底下，靠為人治病度日。到新疆僅一年，於1909年客死烏魯木齊。
馬背上的傳教士
說來令人氣憤，本世紀初中國考古界幾次重大的發現，都有外國人跑來染指，而且
每次都是他們收穫最豐。敦煌捲子、流沙墜簡、殷墟甲骨、北京人化石等等，無一例外。
那時弱國無外交，反映在文物收藏上就成了“落後就要遭搶”。好在外國人研究中國甲
骨文的畢竟少，最終流到海外的龜甲骨片衹占出土總數的十分之一二，這十分之一二中，
加拿大傳教士明義士收藏的是一大宗。
明義士1910年來中國傳教，是長老會駐河南彰德府的牧師，先在河南武安，後在安
陽。1932年曾應聘到濟南齊魯大學任教授，後來在北京也教過書。他20年代在河南安陽
傳教時，殷墟的歷史地位已確定，龜甲骨片成了可賺錢的寶貝。他經常騎一匹馬，徘徊
於河南安陽洹河南岸，逐一查看古物出土的情況，進而就設法與當地人聯繫收購。1917
年，他把所收藏的龜甲骨片加以精選，選出2369片，摹寫後印成《殷墟卜辭》一書，在
該書的序言裏，他宣佈自己的收藏已達5萬片！從這以後，又陸續有所購進。1933年他在
齊魯大學講授《甲骨研究》一課時，其講義上說明：“1924年，小屯人打墻，發現一坑
甲骨，為餘所得，其中有大的。1927、1928年拓成，即《殷墟卜辭後編》中的內容。”
可見他先後所得，已遠遠超過了5萬片。
有趣的是明義士所收藏的龜甲骨片並沒有全部帶去加拿大，由於種種原因，留在我
們國內的是大多數。現存加拿大皇傢安大略博物館的有5100片，差不多僅占他收藏全數
的十分之一。這些甲骨，後由加拿大籍華裔學者許進雄博士整理研究，從中選出綴合後
的3176片，編為《殷墟卜辭續篇第一集》，1970年在加拿大出版。
明義士所藏甲骨留在我國國內的共有三批，情況十分有趣。
1951年2月，南京有一位叫楊憲益的先生交到南京博物院一隻箱子，同時還有一把鑰
匙和一封信。博物院的同志打開箱子一看，是滿滿一箱龜甲骨片，信是楊先生寫的，信
中說：“這批甲骨是前幾天加拿大外僑穰傺德（前加拿大大使館代辦）交給我的，他並
且說他要離開南京了，他在整理前大使館私人物品時，發現了這衹箱子，內有甲骨文，
是以前的朋友留下的。我就請他讓我來處理。現在送到貴院，請妥善處理。”沒過幾天，
這位楊先生又緻南京博物院一信，大意是說，這批甲骨，是加拿大傳教士明義士在中國
收集的，原先是交加拿大駐中國大使館暫存的，明義士回國時已老病半身不遂，這批東
西就留在了中國。現在大使館的代辦穰傺德也要走了，我就勸他把東西交給你們吧。
南京博物院的研究人員清點了一下，與明義士所著《殷墟卜辭》一書相對照，恰好
相符，共計2390片，證明確是明義士所著《殷墟卜辭》的實物。其中最大字骨長28公分，
最小的和人的手指頭一般大。這是明義士收藏甲骨的第一部分。
明義士收藏甲骨的第二部分，現在北京故宮博物院。這部分又可分為前後兩個部分，
前者為3匣17屜，除一屜為陶丸、陶餅、小蠃貝殼等166件之外，龜甲骨片共870片。196
5年著名學者鬍厚宣進故宮選拓甲骨，見到這批甲骨中夾着1924年2月18日從天津寄往北
京明義士的一個信封，地址是北京華語學校。據此可知當時明義士或許在該校教書，或
許是暫住。總之，這批甲骨是屬於明義士的，並且與該校有着聯繫。
明義士所藏甲骨存在故宮的後期一批，是直到1974年纔從故宮的一個倉庫裏清出來
的（故宮之大，邊角旮旯裏隱藏的寶物之多，可以想見）。共有10匣25屜又167包，共計
甲骨19494片！而且每衹箱子上都有當年明義士親手寫下的封條。這部分甲骨，原來也存
在北京華語學校圖書館內，解放後由中央文化部清出後，交由故宮博物院保存。誰知此
“保存”竟成了“封存”，幾十年間無人動過。這兩部分甲骨原來都是存在華語學校，
應屬一批東西，不知為什麽被分在兩處，成了兩批。870片加上19494片，合計共達2036
4片之巨。關於這一批甲骨，前些年海外學者有種種傳聞，有的說是“原骨早已被毀”，
有的說“埋在山東某地下”等等，其實都沒說對，關於“埋於山東某地下”的，是另外
一批。
明義士1932年曾應齊魯大學之聘，在濟南任教。1937年抗戰爆發後，他把所藏之物
委托他的同事、英國人林森（字仰山），埋藏在一個教師住宅的地下室裏。這就是明義
士所藏甲骨的第三部分。1952年“三反”運動的時候，林仰山把這些古物交代出來了，
人們按林的指點，從那個地下室裏挖掘出古物140多箱，當即交到濟南上新街的山東省古
代文物管理委員會。該會於1952年5月16日召開“濟南高等學校‘三反’及思想問題展覽
會”，展出明義士舊藏古物29457件，其中甲骨8080片。展覽會結束之後，這些東西全部
歸入山東省博物館。1965年鬍厚宣為編《甲骨文合集》，特去山東博物館選拓甲骨，查
明在這一批甲骨中，有字者為3668片，很重要的和比較重要的約300片，全都未見過著錄。
由此可知，明義士留在我國國內的龜甲骨片共有30834片，加上加拿大安大略博物館
中所存，現在可數的總共35934片。據早期在安陽參加過發掘的吳金鼎說，明義士所藏甲
骨，在軍閥混戰時期被毀掉一部分，但究竟毀掉多少，已無從查實了。
除了明義士之外，美國駐山東濰縣的傳教士方法斂和英國浸禮會駐青州的傳教士庫
壽齡也大肆收集過中國甲骨。他們早在1904年就插手殷墟的發掘，是最早從事此收集的
歐美人。他們曾把從古董商手中收購的400多片甲骨，轉賣給上海英國人創辦的亞洲文會
博物館。
1904年鼕，河南安陽小屯村的地主朱坤，挖到數車龜甲骨片，被古董商轉賣到山東
後，就被方、庫兩人收購了。1906年以後，他們又陸續運出中國，轉賣給美國普林斯頓
大學、卡內基博物院、蘇格蘭皇傢博物院、不列顛博物館、美國斐樂德博物院等機構。
他們把這些甲骨摹寫，印為《庫、方二氏藏甲骨卜辭》，1935年在中國出版，但其中有
許多是古玩商偽刻的文字。方氏還著有《中國原始文字考》，出版於1906年，是最早用
英文寫成的研究中國古文字著作。後來，步他們後塵的英國人金璋、德國人威爾茨和王
禮賢，在1908年和1911年前後，也搜集了不少甲骨，並轉賣給了德國和瑞士的博物館。
除此之外，日本人西村博、三井源右衛門、林泰輔等也從中國搜去了不少甲骨。郭
沫若30年代旅居日本時，曾訪日本公、私多傢所藏甲骨，並選其重要者編成《日本所藏
甲骨擇尤》，並收入其《卜辭通纂》一書，1933年在日本出版。繼郭老之後，著名學者
金祖同又訪問了日本收藏中國甲骨有名的六個人，即：河井荃廬、中村不折、堂野前種
鬆、中島蟲豪叟、田中敕堂、三井源右衛門，並親自摹拓，將他們的藏品去粗存精，選
其共1500片作考證，付印成《殷契遺珠》一書，郭沫若、羅振玉為序，1939年出版。19
31年“九·一八”後，日軍利用在中國華北的實力，大肆搶劫中國文物，據統計，散在
日本的中國甲骨總數在1萬片以上。
上述這些外國人中，明義士所得最多，好在他離開中國時已“老病半身不遂”，想
必拿不動多少東西，否則流落海外的甲骨恐怕遠不止這個數吧。
雪堂春秋
甲骨文被確認為是殷商文字之後，京城內外學界和古玩界一片轟動，紛紛要去甲骨
出土地作進一步考查和收購。古玩商們為了壟斷新出土的甲骨，哄擡價格，謊稱出土地
為河南湯陰和衛輝，學者們跟着兜圈子，並未發現真正的綫索，連劉鶚出版《鐵雲藏龜》
時也誤認為出土地是河南湯陰。後來經過8年的輾轉尋訪，最後纔弄清楚真正的出土地是
在河南安陽西北洹水南岸的小屯村。
這個出土地址的確定，意義極其重大，因為據此進一步作考古研究，纔有了後來的
殷墟遺址的確定，也纔有了甲骨文形成的年代的確定，以及與史籍上種種記載有關的印
證和研究。這個打破古玩商布下的“迷魂陣”的人，就是清末民初著名學者、浙江上虞
人羅振玉。
羅振玉（1866—1940）字叔言，又字叔藴，號雪堂，自署守殘老人，晚號貞鬆老人。
歷官學部二等咨議官、兼京師大學堂農科監督。辛亥革命爆發後流亡日本，1919年春回
國，住天津，當遺老。1924年春奉清廢帝溥儀之召，入直南書房，與王國維一起檢點宮
中古器物。溥儀被馮玉祥將軍驅逐出宮後，在天津住日租界“張園”，羅亦同趨，被任
命為“顧問”。“九·一八”事變後，他積極參與偽滿洲國的活動，曾任偽滿“監察院
院長”等職。他的一生，是晚清一代政治上堅持頑固立場的知識分子的悲劇，然而他在
學術上的貢獻，歷數本世紀以來國學類的學者專傢，卻又罕有其比，一個人的多面性，
竟至如此。
1894年，他在大收藏傢劉鶚傢當家庭教師，教劉的四個兒子讀書，後來又把長女羅
孝則嫁給了劉的第四個兒子大紳為妻，與劉成了兒女親傢。可是羅與劉並非一般意義上
的兒女親傢，他們在甲骨學的研究上亦是志同道合的開拓者。劉鶚在王懿榮去世後，從
王懿榮兒子手裏買下1000餘片甲骨，並繼續收購，羅就催促劉將其摹拓並印出來流傳，
供士林研討。劉的《鐵雲藏龜》1903年出版時，羅為之作序，在序中，羅對劉與王沒有
一句奉承話，滿篇都是考據文字。那時他已認為，龜甲骨片上的文字屬於古代的占卜文
字，並具體闡明了古人的灼龜與鑽龜的區別和做法，以及鑽、灼之處的講究。衹是那時
僅能初步考證“其文字之締造與篆書大異，其為史籀以前之古文無疑，為此龜與骨乃夏
商而非周之確證，且證之經史亦有定其為夏商而非周者。因出土所見尚少，且出土地址
未詳，尚不能斷定為殷墟之物耳。”
劉鶚客死新疆之後，甲骨學上的研究，羅振玉成了主帥。他先前在1906年到清廷學
部作官後，就開始留意搜求甲骨，1909年委托琉璃廠古董商人祝繼先、秋良臣、範子衡
以及弟弟羅振常，四次赴河南收購甲骨，先後所得2萬餘枚。羅振常後來曾撰有《洹洛訪
古記》，詳細記錄當時的收購情況和當地甲骨的出土情況。1915年，羅振玉又親自前往
安陽實地考查，從刻辭中認出殷帝王名謚，恍然悟出它確為殷王朝遺物，沿這一思路繼
續深究，果然殷太卜所典藏均深埋於此。這一石破天驚的發現，令整個學術界為之一震。
對於羅振玉鑽研國故的“牛勁”，郭沫若曾稱贊道：“這種熱心，這種識見，可以
說是從來的考古傢所未有。”又說：“甲骨自出土後，其搜集、保存、傳播之功，羅氏
當據第一，而考釋之功亦深賴羅氏。”（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他的好朋友又
是親傢的王國維先生也說：“審釋文字，自以羅氏為第一。其考定小屯為故殷墟，及審
釋殷帝王名號，皆由羅氏發之。”這些評價並無過譽之處，羅氏在學問上求實、深究、
重考據的作風，亦為乾嘉以來的學界之餘緒。
關於羅振玉收藏甲骨的規模，1912年他在所著《殷墟書契前編》17捲本的自序中說：
“因遣山左及廠肆估人至中州，瘁吾力以購之，一歲所獲殆逾萬。意不自歉，復命傢弟
子敬振常，婦弟範恆齋兆昌，至洹陽采掘之，所得則又再倍焉。”1916年他在所著《殷
墟書契後編》自序中又說：“歸而發篋，盡出所藏甲骨數萬。”王國維說：“參事所藏
凡二三萬片，印於《殷墟書契》前後編者，皆其選也。”
又說：“丙午（1906）上虞羅叔言參事始官京師，復令估人大搜之，於是丙（1906）
丁（1907）以後，所出多歸羅氏，自丙午至辛亥（1911）所得約二三萬片。”（王國維
《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現之學問》）可見其藏甲骨在當時，僅次於加拿大傳教士明
義士。
可惜這些甲骨在羅振玉避居日本時散去許多。據著名學者鬍厚宣考證，其有記錄說
明的，歸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3599片，天理大學參考館809片，東京國立博物館225
片、東京大學考古研究室113片、富岡謙藏800片……總計達5745片。
羅氏舊藏甲骨，據說在東北解放時頗有損失。其殘存的甲骨，現在收藏在國內各單
位者尚有5883片。其中山東省圖書館84盒，1234片；北京圖書館32盒，461片；吉林省博
物館11盒，206片；吉林大學8盒，107片；故宮博物院1盒，15片。另外零散沒有裝盒的
在旅順博物館有2925片，遼寧省博物館394片，吉林大學377片……
以上這些數字都是解放以後鬍厚宣在編《甲骨文合集》時，仔細統計、查對、考證
過的，而且發現，凡是羅氏木盒原裝甲骨，都是選出的精品，沒有盒裝的零散甲骨中，
也有很多精品。與羅氏《殷墟書契前編》、《殷墟書契後編》和《殷墟書契著華》三書
核校起來，著錄過的材料衹不過三分之一，未經著錄過的甲骨，仍有很多極為重要的材
料。
龜甲骨片的收藏，僅僅是羅氏收藏的一部分，他收藏的書畫、青銅器、古籍、簡牘、
明器、清宮檔案等等，亦稱山海之富。這些藏品曾編成《三代吉金文存》、《明吳門四
君子法書》、《貞鬆堂歷代名人法書》、《高昌壁畫精華》等。他在國內有重大影響的
學術活動，除了甲骨的收藏和研究，尚有搶救大內明清檔案（所謂“八千麻袋檔案”），
搶救、刊行敦煌捲子，考證居延漢簡等壯舉。
羅振玉的嫡孫、現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的羅繼祖，在談到他祖父的收藏時曾說：
“十五歲買漢印為有印癖之始；十六歲摩挲西湖諸山銘刻不肯去，為癖金石銘刻之始；
十八歲買淮安欽工鎮出土的古鏡為搜集文物之始；二十歲著《讀碑小箋》為著書之始；
三十八歲到廣東收買南海孔氏嶽雪樓藏書為藏書之始。今更加補充，十六歲手拓‘石鼓
文’為肄習篆籀之始；二十三歲得山陽阮葵生《風邪蒙束》稿本，授人印行為謀傳刻前
人遺著之始……”並談及羅氏一生不蓄田産，解放時除了長春和旅順兩處住房外，就是
一大堆古董。這些古董在羅氏生前曾賣給偽政府一部分古物書畫，還有一批是在1917年
河北、山東、河南鬧水災的時候賣掉助賑了。1920年又在北京舉辦“雪堂金石書畫京旗
義賑即賣會”，這是為辛亥革命後北京滿族人生計不振者舉辦的義賣，所得2萬元全部充
賑。他早期的藏品，幾乎都在日本散去，如羅繼祖說：“在海東八年，全家生活就是靠
出賣長物度日的”，其晚年到了東北，“在祖父生前賣給偽滿的一部分古物書畫的代價
為偽幣，如扔下水一樣……”（羅繼祖《庭聞憶舊》）
羅振玉兩次公開義賣藏品賑災、救窮，目前幸有記錄在世，從中可窺見其收藏的規
模與質量。
1931年，羅振玉在北京舉辦的“雪堂所藏金石書畫珍品義賣”會上，義賣的歷代法
書、名畫目錄為：宋範文正公緻尹師魯二札捲（紙本）、明宋仲溫草書《進學解》
（紙本）、明祝允明楷書《飯苓賦》軸（紙本）、鄧頑伯篆書立軸（紙本）、明吳文定
書巨然洽平山寺詩文衡山補圖捲、趙扌為叔隸書立軸（紙本）、吳漁山楷書六言聯、黃
小鬆隸書五言聯、唐顔魯公真跡册（價6400元）、宋孝宗法書贊册（價1400元）、明李
文正行書詩捲（紙本）、明姚雲東行書（唐鷦安舊藏，紙本）、陳老蓮行書五言聯、翁
方綱書黃山𠔌七佛偈、《樂毅論》稿册（紙本）、劉石庵臨古册（紙本）。其中更為引
人註目的是一批宋拓古碑孤本：唐瀋傳師《柳州羅池廟碑》（羅註：葉石君舊藏，近得
之道州何氏，傳師書跡人間僅存此一本，價6000元）、隋《捨利塔銘》（張叔未題字）、
《祝府君碑》（臨川李氏藏）、《雁塔唐賢題名二捲》（羅註：王壯愍端忠敏公故物，
覃溪題字數千，價3000元）。另有宋拓本：漢王稚子闕、漢石經、三段碑、《九成宮醴
泉銘》、《皇甫公碑》、《溫彥博碑》、《聖教序碑》、《伊闕佛龕碑》、《麓山寺碑》、
《李思訓碑》、《中興頌》、《八關齋記》殘本、小字《麻姑仙壇記》、《幹祿字書》、
《宋廣平碑》殘本、《段行琛碑》、宋拓《袁州學記》殘本、《醉翁亭記》、《豐樂亭
記》、遊丞相本《蘭亭》捲、開皇本《蘭亭》捲、晉唐小楷、東庫本《閣帖》捲六、
《汝帖》。另又有“孤本與佚石”類、“明拓及舊拓善本”類46品，皆為王懿榮、張叔
未、阮文達、汪容甫等名流舊藏。
羅振玉收藏的歷史名人法書，至精者曾影印行世，書名為《貞鬆堂藏歷代名人法書》
三巨册，捲上為晉大令王獻之《鵝群帖》、晉人尺牘（出敦煌石室）、宋吳衛王書《大
佛頂首楞嚴神咒》、元俞紫芝臨《樂毅論》、明楊升庵詩稿、明吳文定公詩稿、明文徵
明草書《赤壁賦》；捲中為明王雅宜書《史記刺客傳》、明董其昌《陳於廷告身》、又
行書秦淮海詞、又臨《郎官石柱記》、又《阿房宮賦》、明黃忠端公詩稿；捲下為清王
文簡公書陶詩及臨古七種、清薑西溟《聖駕巡行頌》、清阮玉勾詩評、清張文敏公《
字文》、又詩稿、又書宋人詞、清劉文清公書《秋陽賦》三種。其中王獻之的《鵝群帖》，
共49字，有歷朝歷代的鑒賞章82方，又題跋多通，足見其流傳之跡。羅振玉去世後，19
42年他的孫子羅繼祖翻檢傢中遺藏字畫，錄其題識，略加考訂，遂成《雪堂書畫記略》。
羅氏另有《貞鬆堂吉金圖》影印本三巨册，著錄其收藏青銅器物，捲上為58品，
中為77品，捲下為63品；附錄有4個，著錄三代石刻、唐代封泥等古物。
羅氏的藏書，其生前未見有目錄。東北解放以後，羅繼祖與其從弟承祖，稟承祖母
命全部捐給國傢，共計9萬册，存旅大圖書館；歸遼寧省圖書館的亦不在少數，未計入9
萬册之內。
至全國解放初，羅傢藏品據羅繼祖說：“被破壞不少”，剩下的“什之一”就作為
捐獻，捐給人民政府了。
小校經閣傳奇
上海新閘路上有一處中西合璧的院落———一幢四層西式鋼筋水泥結構的住宅大樓，
坐落在一個中式花園裏。花園由一道月門和花墻隔成內外院，內院盡頭，矗立着一幢兩
層飛檐式八角閣樓。這個閣樓由琉璃瓦鋪頂，一蹲石獅高踞其上，八衹角上飾以各種吉
祥動物。這是上海灘現存唯一的一幢近代舊式私傢藏書樓舊址：小校經閣。它的主人是
現代大收藏傢、原中國實業銀行總經理劉晦之先生。
劉晦之（1879—1962）名體智，晚號善齋老人，安徽廬江人，出身於一個晚清重臣
之傢。他的父親是清末淮軍的重要將領、李鴻章的心腹之臣、四川總督劉秉璋。
劉秉璋在浙江巡撫任上時，正值中法戰爭爆發。他率軍坐鎮杭州。在戰爭的關鍵時
刻，他對傢人說：“萬一戰場失利，吾得對國盡忠，夫人要盡節，三個兒子（指老大劉
體仁、老二劉體乾、老三劉體信）要盡孝，小四、小五尚小，送給李鴻章了。”此言一
出，軍中將士無不鐵心報國。中法之戰鎮海一役歷時103天，空前酷烈，全憑浙江一省的
財力和兵力支持，最終戰勝法軍。法軍艦隊司令孤拔受重傷，不久死在澎湖群島。劉秉
璋因此戰獲勝而擢升為四川總督。
劉晦之正是劉秉璋的“小四”，自幼聰慧好讀。因劉秉璋是李鴻章的心腹，兩傢又
是姻親，故劉晦之從小就得以進入天津李鴻章的傢塾，與李氏諸子弟一起讀書，中西文
俱佳，又得以與李氏門生故吏及其子弟朝夕相處，過從無間，還飽覽了故傢舊族多年秘
不示人的典籍和收藏，這都為他後來從事銀行業和收藏事業打下了基礎。
劉晦之的文物收藏堪稱海內一流，尤其是龜甲骨片和青銅器的收藏，世間罕有其比。
其甲骨文的收藏在戰前就達28000餘片，1953年全部出讓給國傢。據文物部門統計，現存
我國大陸的龜甲骨片，總共9萬餘片，分佈在95個機關單位和44位私人藏傢手裏，而劉晦
之的28000片，差不多就占了三分之一，是私人收藏甲骨的最大的一宗。
1936年郭沫若亡命日本時，日子過得很睏窘，有時連毛筆也買不起。劉晦之知其博
學多才，就將自己歷年所收集的龜甲骨片，請人拓出文字，集為《書契叢編》，分裝成
20册，托中國書店的金祖同帶到日本，親手交給郭沫若，供其研究、著書。郭沫若見後
嘆為觀止，從中挑選了1595片，先期研讀考釋，並據此著成了甲骨學上具有重要意義的
巨著《殷契粹編》，在日本出版。郭沫若在書序中一再感嘆道：“劉氏體智所藏甲骨之
多而未見，殆為海內外之冠。已盡拓出其文字，集為《書契叢編》，册凡二十，去歲夏
間，蒙托金祖同君遠道見示，更允其選輯若幹，先行景布，如此高誼，世所罕遘。餘即
深受感發，不揣謭陋，取其1595片而成茲編，視諸原著雖僅略當十之一，然其精華大率
已萃於是矣。”“……然此均賴劉氏搜集椎拓之力，得以幸存。餘僅坐享其成者，自無
待論。”（郭沫若《殷契粹編．序》）感激之情，溢於言表。
抗日戰爭結束後，復旦大學鬍厚宣教授從大後方復員回滬，即常往市區新閘路上的
小校經閣拜訪劉晦之先生，與之訂交，參觀過他的藏品，並專門安排了學生們前去參觀
他收藏的甲骨。那是用楠木盒子規規整整分裝起來的100盒甲骨，打開盒蓋，滿目粲然。
另有甲骨拓本《書契叢編》20册，每册後附簡單釋文。這套拓本，與盒內的甲骨實物先
後次序正相對照。鬍厚宣曾查其甲骨實數，實為28192片。著名學者陳夢傢還考證過，其
中有300餘片為徐乃昌隨庵的舊藏。
1953年，劉氏甲骨出讓國傢，由中央文化部文物局接收，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將
其又重新墨拓了一遍，拓本題名《善齋所藏甲骨拓本》。
對於劉氏所藏甲骨，前些年中國臺灣學者董作賓不知何故，認為“劉晦之所藏甲骨
號稱二萬片，但大者多是偽刻”（《甲骨五十年》）。解放後，中科院考古所主持甲骨
學史上最權威的著錄《甲骨文合集》時，認真考證過一遍，認為劉氏所捐獻的甲骨中，
偽刻衹有112片，還不到1／250，這就不能算是“多”。董作賓還說：“他（劉氏）的精
品，已選入《殷契粹編》，共1595片，真是其餘不足觀也已。”而事實是，郭沫若、
厚宣在編《甲骨文合集》時，經詳加考證，證明郭氏當年編的《殷契粹編》所收，固然
都是精品，但精品並沒有收完，如四方風名刻辭和一些特大的牛胛骨卜辭，就沒有收進。
而《甲骨文合集》在編輯過程中，就從善齋拓本中又選錄了不少精品，而且有的還很重
要，並非“其餘不足觀也已”。董氏所說，不知何據？
除去甲骨和青銅器的收藏之外，小校經閣內還以藏書著名。劉氏藏書達10萬册之巨。
1934年他的住宅裏實在容納不下日益增多的藏書了，衹好專門造一藏書樓，取名小校經
閣。他的藏書以明清精刻為主，亦不乏宋元古本。至解放時，尚有宋版9部、各地方志1
000餘部，善本達1928册（此為解放初上海市文管會接收時考訂的結果）。這些書籍分裝
在500衹特製的書箱裏，打開書箱箱蓋，上面罩了一層細細的鐵絲網，這是為了在曝曬時
防止老鼠鑽進去而特設的。
劉氏藏書還有一個與衆不同的特點，就是《四庫全書》中被當時四庫館臣們刪改過
的書，他必須收得原來的舊本。他立志要把《四庫》中“存目”之書，依目統統收齊，
收不齊就藉來抄錄副本。他要以一己之力，收齊《四庫全書》所收書的原刻本，統統恢
復舊貌，因此這小校經閣，長年雇着十幾名抄書、校書的工匠，書山書海，忙得不停。
解放後，劉氏所有的藏書連同那500衹箱子，全部捐給上海市文管會，後又轉入上海
圖書館。第一批捐書326箱，67873册；第二批捐歷代碑刻拓本282種，共436册，其中有
漢魏名碑50種；晉至隋79種、唐185種、宋金元明122種、雜帖36種；第三批捐書34箱。
1951年9月，還捐獻了上古三代及秦漢時期的兵器130件，分裝二十個箱子裏，後由上海
市文管會轉交上海博物館保存。為此，陳毅市長曾頒發嘉奬令，表彰他的愛國精神。
劉晦之逝於1962年，在生前已把所有藏品捐獻殆盡（還有一大批古墨古硯捐獻給安
徽省博物館，該館為之特闢“中國歷代古墨陳列室”），身後不留一石一木，這在私傢
收藏史上，亦是為數不多的。
近十幾年來，劉傢孫子輩中又出現一位著名人物———香港億利達工業發展集團董
事長劉永齡，他在國內知識界，是“吳健雄物理奬”、“陳省身數學奬”、“億利達科
技奬”“億利達青少年發明奬”等奬項的全額贊助人。劉永齡當年是赤手空拳來到香港，
祖輩和父輩並未為他留下財富。他的事業大獲成功之後，一方面潛心高科技研究，同時
又不忘桑梓之情，熱心公益文化事業的發展。
在我國龜甲骨片的收集和研究上最先建立功勳的，是清末的王懿榮和劉鶚。王懿榮
最先發現“竜骨”上刻畫的印痕是文字，並確定是殷商時代的文字；劉鶚繼王懿榮之後
不僅收集龜甲骨片，而且是第一個將龜甲骨片摹拓刊印成書的人。可惜這兩個人最後的
結局都很慘，一個是投井殉節，而且是全家殉節；另一個則遠謫邊地，客死烏魯木齊。
王懿榮（1845—1900），山東福山人，晚清歷任翰林院編修、國史館協修、南書房
行走、國子監祭酒、賞戴二品頂戴、會典館纂修幫總纂官等職。一生“好古成魔”，尤
其酷愛金石文字，又有書、墨癖。凡是古籍、字畫和三代以來的銅器、印章、錢幣、殘
石、瓦當，無不精心收集珍藏。在中進士之前，已經名滿京都，“鑒別宋元舊版，考釋
商周器，得公一言，引為定論”（吳正鑒《王文敏公遺集·序》）。京城裏的收藏大傢，
如太傅常熟翁同、工部尚書吳縣潘祖蔭、翰林院編修山東濰縣陳介祺等，均常與之相切
磋。中進士之後，王懿榮“既回翰林館，綿歷十年，中朝言學者，自吳縣常熟外，惟公
中采隱然，負時重望”。京城內外的古董商知其好古物，一遇有罕見之品，輒登門求售，
以獲善價。
1899年秋，山東濰縣古董商範維卿，攜帶刻有文字的甲骨12片進京，拜見王懿榮。
王懿榮視為珍寶，儘管每板索銀2兩，王氏亦如數收購。1900年春，范氏又帶來了800
甲骨，其中有一片是全甲的上半，刻了52個字，王大人照例全數購下。後又有一個叫趙
執齋的古董商攜來數百片，模樣不一，但片片有字，王懿榮亦全數購下。於是古董商知
此骨可以賺錢，每有所得，便攜之登門，時不多久，王大人府上已收甲骨達1500餘片。
劉鶚在後來印的《鐵雲藏龜·自序》中說到這一過程：“龜板已亥歲出土在河南湯
陰（註：當時古董商故意把安陽說成湯陰，以圖掩蓋和壟斷甲骨真正的出土地）。屬之
古庸裏城，傳聞土人見地墳起掘之，得骨片，與泥粘結成團，浸水中或數日，或月餘，
始漸離晰，然後置盆盎以水蕩滌之，約兩三月，文字方得畢現。”又說：“既出土後，
為山左賈所得，鹹寶藏之，冀獲善價。庚子歲，有范姓客挾百餘片走京師，福山王文敏
公懿榮見之狂喜，以厚值留之，後有濰縣趙君執齋得數百片，亦售歸文敏。”
王懿榮好古成癖，他把買下的龜甲骨片逐一攤開來，在傢裏反復推敲、排比、拼合，
最後確認這些甲骨上所刻的符號確屬一種文字，是我們祖先創造的早期的，而且是早於
篆籀的文字，也就是說，是早於先秦時代的青銅器上的文字。《尚書·多士》篇有“惟
殷先人，有典有册”的記載，但到了孔子，又發出“殷禮不足徵”的感嘆。他帶着這樣
的疑問對龜甲骨片進行了研究，最後確認，這不僅是祖先創造的早期漢字，而且是商代
後期來占卜的卜骨，是商代的占卜檔案記錄，也就是史籍上講的“殷人典册”！這一驚
人的發現，使河南安陽一下子熱鬧起來，古董商趨之若鶩，大傢專找有字甲骨，而被挖
出的無字甲骨卻被扔得遍野皆是。
王懿榮對甲骨文字最初的判斷，被後來的研究證實是完全正確的，他成了揭示甲骨
之迷的第一人，中國文字史由此嚮前推進了一千年。正如後來的著名甲骨文專傢鬍厚宣
所說：“殷商甲骨和西域漢簡、內閣大庫並稱為本世紀中國學術史的三大發現。正是甲
骨文的發現，直接導致了對安陽殷墟的發掘，取得中國考古學震驚中外的成就，其重要
性可以同古希臘的特洛伊遺址的發現相媲美，它使古希臘神話中的人物由虛構變為事實。
甲骨文的發現將古史料和地下出土物相結合，把中國信史提早了一千多年。”
遺憾的是王懿榮這位著名學者，未能和他的同輩與後人一同分享殷墟開發的喜悅，
他發現甲骨文的第二年，在庚子之亂中投井殉國了。
王懿榮死後，清王朝贈其謚號“文敏”。他留下的龜甲骨片，大部分由其兒子賣給
了他生前好友劉鶚，計1000餘片；贈送給天津新學書院25片，由美國人方法斂摹寫，編
入《甲骨卜辭七集》，1938年出版；另一小部分，在王氏後人手中，計103片，1939年由
唐蘭先生編為《天壤閣骨文存》一書。
繼王懿榮之後，又一位大量收藏龜甲骨片的，是《老殘遊記》的作者，江蘇丹徒人
劉鶚。
劉鶚（1857—1909），字鐵雲，又字蝶雲，又字公約，原名孟鵬，號老殘，別署鴻
都百煉生。他聰穎過人，一生中做過許多事情，精於數學、醫學和水利學，曾在各地行
醫，對於文物考古及收藏亦極有興趣。曾投於金石學家吳大門下。光緒十四年（1888年）
黃河在鄭州决口，劉鶚治河有功而聲譽鵲起，曾任黃河下遊提調，1893年任知府。他辦
過許多實業，經營過紳興織布廠、海北精????公司等，是個很開明的、有着深厚古文化底
子的“復合型”人才。
劉鶚除了從王懿榮後代手裏買得甲骨文1000餘片外，自己也通過多種渠道大量收購，
先是委托賈人趙執齋“奔走齊魯趙魏之地，凡一年，前後收得3000餘片”，後又從定海
方若（藥雨）處收得范姓所藏的300餘片。劉鶚還曾派自己的兒子去河南收集甲骨，前後
加起來，總共已逾5000片。他宣稱：“己亥一坑所出，雖不敢雲盡在於此，其遺亦僅矣。”
1903年，劉鶚從已獲得的5000片甲骨中，精選出1088片，精心墨拓，編輯並出版了
我國第一部著錄甲骨文的著作———《鐵雲藏龜》（抱殘守缺齋石印本）。著名學者羅
振玉和吳昌綬為之作序，劉本人亦撰序一篇。羅序和劉序已屬考證文字，此為甲骨學研
究之始。
其後，原先曾在劉傢任過傢塾先生的上虞羅振玉，又從劉氏贈送他的未曾著錄過的
甲骨中精選數十板，為之影印，定名為《鐵雲藏龜之餘》。
幾十年後，上海的孔德圖書館獲得一批會稽吳振平舊藏甲骨龜片，瀋尹默、金祖同、
李旦丘考證為劉鶚舊物，雖有一部分為《鐵雲藏龜》著錄，但大多數未經著錄，於是選
其93板，略加按語，並著釋文於後，遂成《鐵雲藏龜拾零》一書。
又有劉鶚同鄉人葉玉森氏，在劉鶚身後得其遺藏甲骨1300板，從中精選240板，為之
墨拓石印，並附考釋文字，書名《鐵雲藏龜拾遺》。
另外，猶太人哈同所藏741片、前中央大學所獲277片、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
所所獲509片、陳鐘凡所獲201片等等，均為劉鶚舊藏散出者。以上幾部著錄之書，大體
可體現劉鶚收藏甲骨之規模及流散的情況。
劉鶚除收藏甲骨龜片之外，還收藏古陶、古印、古封泥、古錢幣、碑帖和青銅器，
分別輯為《鐵雲藏陶》（著錄陶印45方、古封泥752塊）、《鐵雲藏印》（共10册，著錄
古印391方）、《鐵雲藏貨》（著錄古錢185品）、《鐵雲碑帖題跋》、《抱殘守缺齋藏
器目》等等，其中《鐵雲碑帖題跋》和《抱殘守缺齋藏器目》為後人所輯。他為了這些
收藏，動輒千金，逐年蔚成大觀。可是他畢竟一生沒當過大官，收入有限，嗜古之癖又
終身不改，終於落到了常有債權人夜間來敲門的境地。
關於《鐵雲藏貨》，劉鶚生前就已親手編訂，共計116頁，匯集了鮑康、鬍義贊、潘
祖蔭、王錫、楊繼振、王懿榮的部分舊藏，其中有不少是從未著錄過的珍品。這部著作
直到1986年，距劉鶚逝世77年之後，方纔由中華書局刊印傳世。原來劉鶚去世後他的藏
品和手稿均已失散。著名古文字傢郭若愚從舊書鋪中“抓”到了這部稿本保存幾十年後，
在千傢駒先生的幫助下纔得以刊行。
劉鶚極有個性，身處封建科舉時代卻不喜歡科場文字，而是縱覽百傢之書，致力於
經世之學，所以在史地方面亦卓有建樹。曾著有《歷代黃河變遷圖考》。數學方面有
《勾股天雲草》，醫學方面有《溫病條辨歌訣》；此外，尚有大量經濟、政務、時評文
字，涉獵面極廣。
可惜這樣一個有責任心的大收藏傢，在庚子之亂後，被人指控發國難財，說他趁亂
開倉放糧給外國人，而實際上劉鶚是從外國人手裏買了太倉之米，低價散給亂世中貧苦
無靠的窮人，可是官場之黑暗哪容劉鶚置辯？劉鶚終被遣送流放新疆，住在烏魯木齊一
座寺廟的戲臺底下，靠為人治病度日。到新疆僅一年，於1909年客死烏魯木齊。
馬背上的傳教士
說來令人氣憤，本世紀初中國考古界幾次重大的發現，都有外國人跑來染指，而且
每次都是他們收穫最豐。敦煌捲子、流沙墜簡、殷墟甲骨、北京人化石等等，無一例外。
那時弱國無外交，反映在文物收藏上就成了“落後就要遭搶”。好在外國人研究中國甲
骨文的畢竟少，最終流到海外的龜甲骨片衹占出土總數的十分之一二，這十分之一二中，
加拿大傳教士明義士收藏的是一大宗。
明義士1910年來中國傳教，是長老會駐河南彰德府的牧師，先在河南武安，後在安
陽。1932年曾應聘到濟南齊魯大學任教授，後來在北京也教過書。他20年代在河南安陽
傳教時，殷墟的歷史地位已確定，龜甲骨片成了可賺錢的寶貝。他經常騎一匹馬，徘徊
於河南安陽洹河南岸，逐一查看古物出土的情況，進而就設法與當地人聯繫收購。1917
年，他把所收藏的龜甲骨片加以精選，選出2369片，摹寫後印成《殷墟卜辭》一書，在
該書的序言裏，他宣佈自己的收藏已達5萬片！從這以後，又陸續有所購進。1933年他在
齊魯大學講授《甲骨研究》一課時，其講義上說明：“1924年，小屯人打墻，發現一坑
甲骨，為餘所得，其中有大的。1927、1928年拓成，即《殷墟卜辭後編》中的內容。”
可見他先後所得，已遠遠超過了5萬片。
有趣的是明義士所收藏的龜甲骨片並沒有全部帶去加拿大，由於種種原因，留在我
們國內的是大多數。現存加拿大皇傢安大略博物館的有5100片，差不多僅占他收藏全數
的十分之一。這些甲骨，後由加拿大籍華裔學者許進雄博士整理研究，從中選出綴合後
的3176片，編為《殷墟卜辭續篇第一集》，1970年在加拿大出版。
明義士所藏甲骨留在我國國內的共有三批，情況十分有趣。
1951年2月，南京有一位叫楊憲益的先生交到南京博物院一隻箱子，同時還有一把鑰
匙和一封信。博物院的同志打開箱子一看，是滿滿一箱龜甲骨片，信是楊先生寫的，信
中說：“這批甲骨是前幾天加拿大外僑穰傺德（前加拿大大使館代辦）交給我的，他並
且說他要離開南京了，他在整理前大使館私人物品時，發現了這衹箱子，內有甲骨文，
是以前的朋友留下的。我就請他讓我來處理。現在送到貴院，請妥善處理。”沒過幾天，
這位楊先生又緻南京博物院一信，大意是說，這批甲骨，是加拿大傳教士明義士在中國
收集的，原先是交加拿大駐中國大使館暫存的，明義士回國時已老病半身不遂，這批東
西就留在了中國。現在大使館的代辦穰傺德也要走了，我就勸他把東西交給你們吧。
南京博物院的研究人員清點了一下，與明義士所著《殷墟卜辭》一書相對照，恰好
相符，共計2390片，證明確是明義士所著《殷墟卜辭》的實物。其中最大字骨長28公分，
最小的和人的手指頭一般大。這是明義士收藏甲骨的第一部分。
明義士收藏甲骨的第二部分，現在北京故宮博物院。這部分又可分為前後兩個部分，
前者為3匣17屜，除一屜為陶丸、陶餅、小蠃貝殼等166件之外，龜甲骨片共870片。196
5年著名學者鬍厚宣進故宮選拓甲骨，見到這批甲骨中夾着1924年2月18日從天津寄往北
京明義士的一個信封，地址是北京華語學校。據此可知當時明義士或許在該校教書，或
許是暫住。總之，這批甲骨是屬於明義士的，並且與該校有着聯繫。
明義士所藏甲骨存在故宮的後期一批，是直到1974年纔從故宮的一個倉庫裏清出來
的（故宮之大，邊角旮旯裏隱藏的寶物之多，可以想見）。共有10匣25屜又167包，共計
甲骨19494片！而且每衹箱子上都有當年明義士親手寫下的封條。這部分甲骨，原來也存
在北京華語學校圖書館內，解放後由中央文化部清出後，交由故宮博物院保存。誰知此
“保存”竟成了“封存”，幾十年間無人動過。這兩部分甲骨原來都是存在華語學校，
應屬一批東西，不知為什麽被分在兩處，成了兩批。870片加上19494片，合計共達2036
4片之巨。關於這一批甲骨，前些年海外學者有種種傳聞，有的說是“原骨早已被毀”，
有的說“埋在山東某地下”等等，其實都沒說對，關於“埋於山東某地下”的，是另外
一批。
明義士1932年曾應齊魯大學之聘，在濟南任教。1937年抗戰爆發後，他把所藏之物
委托他的同事、英國人林森（字仰山），埋藏在一個教師住宅的地下室裏。這就是明義
士所藏甲骨的第三部分。1952年“三反”運動的時候，林仰山把這些古物交代出來了，
人們按林的指點，從那個地下室裏挖掘出古物140多箱，當即交到濟南上新街的山東省古
代文物管理委員會。該會於1952年5月16日召開“濟南高等學校‘三反’及思想問題展覽
會”，展出明義士舊藏古物29457件，其中甲骨8080片。展覽會結束之後，這些東西全部
歸入山東省博物館。1965年鬍厚宣為編《甲骨文合集》，特去山東博物館選拓甲骨，查
明在這一批甲骨中，有字者為3668片，很重要的和比較重要的約300片，全都未見過著錄。
由此可知，明義士留在我國國內的龜甲骨片共有30834片，加上加拿大安大略博物館
中所存，現在可數的總共35934片。據早期在安陽參加過發掘的吳金鼎說，明義士所藏甲
骨，在軍閥混戰時期被毀掉一部分，但究竟毀掉多少，已無從查實了。
除了明義士之外，美國駐山東濰縣的傳教士方法斂和英國浸禮會駐青州的傳教士庫
壽齡也大肆收集過中國甲骨。他們早在1904年就插手殷墟的發掘，是最早從事此收集的
歐美人。他們曾把從古董商手中收購的400多片甲骨，轉賣給上海英國人創辦的亞洲文會
博物館。
1904年鼕，河南安陽小屯村的地主朱坤，挖到數車龜甲骨片，被古董商轉賣到山東
後，就被方、庫兩人收購了。1906年以後，他們又陸續運出中國，轉賣給美國普林斯頓
大學、卡內基博物院、蘇格蘭皇傢博物院、不列顛博物館、美國斐樂德博物院等機構。
他們把這些甲骨摹寫，印為《庫、方二氏藏甲骨卜辭》，1935年在中國出版，但其中有
許多是古玩商偽刻的文字。方氏還著有《中國原始文字考》，出版於1906年，是最早用
英文寫成的研究中國古文字著作。後來，步他們後塵的英國人金璋、德國人威爾茨和王
禮賢，在1908年和1911年前後，也搜集了不少甲骨，並轉賣給了德國和瑞士的博物館。
除此之外，日本人西村博、三井源右衛門、林泰輔等也從中國搜去了不少甲骨。郭
沫若30年代旅居日本時，曾訪日本公、私多傢所藏甲骨，並選其重要者編成《日本所藏
甲骨擇尤》，並收入其《卜辭通纂》一書，1933年在日本出版。繼郭老之後，著名學者
金祖同又訪問了日本收藏中國甲骨有名的六個人，即：河井荃廬、中村不折、堂野前種
鬆、中島蟲豪叟、田中敕堂、三井源右衛門，並親自摹拓，將他們的藏品去粗存精，選
其共1500片作考證，付印成《殷契遺珠》一書，郭沫若、羅振玉為序，1939年出版。19
31年“九·一八”後，日軍利用在中國華北的實力，大肆搶劫中國文物，據統計，散在
日本的中國甲骨總數在1萬片以上。
上述這些外國人中，明義士所得最多，好在他離開中國時已“老病半身不遂”，想
必拿不動多少東西，否則流落海外的甲骨恐怕遠不止這個數吧。
雪堂春秋
甲骨文被確認為是殷商文字之後，京城內外學界和古玩界一片轟動，紛紛要去甲骨
出土地作進一步考查和收購。古玩商們為了壟斷新出土的甲骨，哄擡價格，謊稱出土地
為河南湯陰和衛輝，學者們跟着兜圈子，並未發現真正的綫索，連劉鶚出版《鐵雲藏龜》
時也誤認為出土地是河南湯陰。後來經過8年的輾轉尋訪，最後纔弄清楚真正的出土地是
在河南安陽西北洹水南岸的小屯村。
這個出土地址的確定，意義極其重大，因為據此進一步作考古研究，纔有了後來的
殷墟遺址的確定，也纔有了甲骨文形成的年代的確定，以及與史籍上種種記載有關的印
證和研究。這個打破古玩商布下的“迷魂陣”的人，就是清末民初著名學者、浙江上虞
人羅振玉。
羅振玉（1866—1940）字叔言，又字叔藴，號雪堂，自署守殘老人，晚號貞鬆老人。
歷官學部二等咨議官、兼京師大學堂農科監督。辛亥革命爆發後流亡日本，1919年春回
國，住天津，當遺老。1924年春奉清廢帝溥儀之召，入直南書房，與王國維一起檢點宮
中古器物。溥儀被馮玉祥將軍驅逐出宮後，在天津住日租界“張園”，羅亦同趨，被任
命為“顧問”。“九·一八”事變後，他積極參與偽滿洲國的活動，曾任偽滿“監察院
院長”等職。他的一生，是晚清一代政治上堅持頑固立場的知識分子的悲劇，然而他在
學術上的貢獻，歷數本世紀以來國學類的學者專傢，卻又罕有其比，一個人的多面性，
竟至如此。
1894年，他在大收藏傢劉鶚傢當家庭教師，教劉的四個兒子讀書，後來又把長女羅
孝則嫁給了劉的第四個兒子大紳為妻，與劉成了兒女親傢。可是羅與劉並非一般意義上
的兒女親傢，他們在甲骨學的研究上亦是志同道合的開拓者。劉鶚在王懿榮去世後，從
王懿榮兒子手裏買下1000餘片甲骨，並繼續收購，羅就催促劉將其摹拓並印出來流傳，
供士林研討。劉的《鐵雲藏龜》1903年出版時，羅為之作序，在序中，羅對劉與王沒有
一句奉承話，滿篇都是考據文字。那時他已認為，龜甲骨片上的文字屬於古代的占卜文
字，並具體闡明了古人的灼龜與鑽龜的區別和做法，以及鑽、灼之處的講究。衹是那時
僅能初步考證“其文字之締造與篆書大異，其為史籀以前之古文無疑，為此龜與骨乃夏
商而非周之確證，且證之經史亦有定其為夏商而非周者。因出土所見尚少，且出土地址
未詳，尚不能斷定為殷墟之物耳。”
劉鶚客死新疆之後，甲骨學上的研究，羅振玉成了主帥。他先前在1906年到清廷學
部作官後，就開始留意搜求甲骨，1909年委托琉璃廠古董商人祝繼先、秋良臣、範子衡
以及弟弟羅振常，四次赴河南收購甲骨，先後所得2萬餘枚。羅振常後來曾撰有《洹洛訪
古記》，詳細記錄當時的收購情況和當地甲骨的出土情況。1915年，羅振玉又親自前往
安陽實地考查，從刻辭中認出殷帝王名謚，恍然悟出它確為殷王朝遺物，沿這一思路繼
續深究，果然殷太卜所典藏均深埋於此。這一石破天驚的發現，令整個學術界為之一震。
對於羅振玉鑽研國故的“牛勁”，郭沫若曾稱贊道：“這種熱心，這種識見，可以
說是從來的考古傢所未有。”又說：“甲骨自出土後，其搜集、保存、傳播之功，羅氏
當據第一，而考釋之功亦深賴羅氏。”（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他的好朋友又
是親傢的王國維先生也說：“審釋文字，自以羅氏為第一。其考定小屯為故殷墟，及審
釋殷帝王名號，皆由羅氏發之。”這些評價並無過譽之處，羅氏在學問上求實、深究、
重考據的作風，亦為乾嘉以來的學界之餘緒。
關於羅振玉收藏甲骨的規模，1912年他在所著《殷墟書契前編》17捲本的自序中說：
“因遣山左及廠肆估人至中州，瘁吾力以購之，一歲所獲殆逾萬。意不自歉，復命傢弟
子敬振常，婦弟範恆齋兆昌，至洹陽采掘之，所得則又再倍焉。”1916年他在所著《殷
墟書契後編》自序中又說：“歸而發篋，盡出所藏甲骨數萬。”王國維說：“參事所藏
凡二三萬片，印於《殷墟書契》前後編者，皆其選也。”
又說：“丙午（1906）上虞羅叔言參事始官京師，復令估人大搜之，於是丙（1906）
丁（1907）以後，所出多歸羅氏，自丙午至辛亥（1911）所得約二三萬片。”（王國維
《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現之學問》）可見其藏甲骨在當時，僅次於加拿大傳教士明
義士。
可惜這些甲骨在羅振玉避居日本時散去許多。據著名學者鬍厚宣考證，其有記錄說
明的，歸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3599片，天理大學參考館809片，東京國立博物館225
片、東京大學考古研究室113片、富岡謙藏800片……總計達5745片。
羅氏舊藏甲骨，據說在東北解放時頗有損失。其殘存的甲骨，現在收藏在國內各單
位者尚有5883片。其中山東省圖書館84盒，1234片；北京圖書館32盒，461片；吉林省博
物館11盒，206片；吉林大學8盒，107片；故宮博物院1盒，15片。另外零散沒有裝盒的
在旅順博物館有2925片，遼寧省博物館394片，吉林大學377片……
以上這些數字都是解放以後鬍厚宣在編《甲骨文合集》時，仔細統計、查對、考證
過的，而且發現，凡是羅氏木盒原裝甲骨，都是選出的精品，沒有盒裝的零散甲骨中，
也有很多精品。與羅氏《殷墟書契前編》、《殷墟書契後編》和《殷墟書契著華》三書
核校起來，著錄過的材料衹不過三分之一，未經著錄過的甲骨，仍有很多極為重要的材
料。
龜甲骨片的收藏，僅僅是羅氏收藏的一部分，他收藏的書畫、青銅器、古籍、簡牘、
明器、清宮檔案等等，亦稱山海之富。這些藏品曾編成《三代吉金文存》、《明吳門四
君子法書》、《貞鬆堂歷代名人法書》、《高昌壁畫精華》等。他在國內有重大影響的
學術活動，除了甲骨的收藏和研究，尚有搶救大內明清檔案（所謂“八千麻袋檔案”），
搶救、刊行敦煌捲子，考證居延漢簡等壯舉。
羅振玉的嫡孫、現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的羅繼祖，在談到他祖父的收藏時曾說：
“十五歲買漢印為有印癖之始；十六歲摩挲西湖諸山銘刻不肯去，為癖金石銘刻之始；
十八歲買淮安欽工鎮出土的古鏡為搜集文物之始；二十歲著《讀碑小箋》為著書之始；
三十八歲到廣東收買南海孔氏嶽雪樓藏書為藏書之始。今更加補充，十六歲手拓‘石鼓
文’為肄習篆籀之始；二十三歲得山陽阮葵生《風邪蒙束》稿本，授人印行為謀傳刻前
人遺著之始……”並談及羅氏一生不蓄田産，解放時除了長春和旅順兩處住房外，就是
一大堆古董。這些古董在羅氏生前曾賣給偽政府一部分古物書畫，還有一批是在1917年
河北、山東、河南鬧水災的時候賣掉助賑了。1920年又在北京舉辦“雪堂金石書畫京旗
義賑即賣會”，這是為辛亥革命後北京滿族人生計不振者舉辦的義賣，所得2萬元全部充
賑。他早期的藏品，幾乎都在日本散去，如羅繼祖說：“在海東八年，全家生活就是靠
出賣長物度日的”，其晚年到了東北，“在祖父生前賣給偽滿的一部分古物書畫的代價
為偽幣，如扔下水一樣……”（羅繼祖《庭聞憶舊》）
羅振玉兩次公開義賣藏品賑災、救窮，目前幸有記錄在世，從中可窺見其收藏的規
模與質量。
1931年，羅振玉在北京舉辦的“雪堂所藏金石書畫珍品義賣”會上，義賣的歷代法
書、名畫目錄為：宋範文正公緻尹師魯二札捲（紙本）、明宋仲溫草書《進學解》
（紙本）、明祝允明楷書《飯苓賦》軸（紙本）、鄧頑伯篆書立軸（紙本）、明吳文定
書巨然洽平山寺詩文衡山補圖捲、趙扌為叔隸書立軸（紙本）、吳漁山楷書六言聯、黃
小鬆隸書五言聯、唐顔魯公真跡册（價6400元）、宋孝宗法書贊册（價1400元）、明李
文正行書詩捲（紙本）、明姚雲東行書（唐鷦安舊藏，紙本）、陳老蓮行書五言聯、翁
方綱書黃山𠔌七佛偈、《樂毅論》稿册（紙本）、劉石庵臨古册（紙本）。其中更為引
人註目的是一批宋拓古碑孤本：唐瀋傳師《柳州羅池廟碑》（羅註：葉石君舊藏，近得
之道州何氏，傳師書跡人間僅存此一本，價6000元）、隋《捨利塔銘》（張叔未題字）、
《祝府君碑》（臨川李氏藏）、《雁塔唐賢題名二捲》（羅註：王壯愍端忠敏公故物，
覃溪題字數千，價3000元）。另有宋拓本：漢王稚子闕、漢石經、三段碑、《九成宮醴
泉銘》、《皇甫公碑》、《溫彥博碑》、《聖教序碑》、《伊闕佛龕碑》、《麓山寺碑》、
《李思訓碑》、《中興頌》、《八關齋記》殘本、小字《麻姑仙壇記》、《幹祿字書》、
《宋廣平碑》殘本、《段行琛碑》、宋拓《袁州學記》殘本、《醉翁亭記》、《豐樂亭
記》、遊丞相本《蘭亭》捲、開皇本《蘭亭》捲、晉唐小楷、東庫本《閣帖》捲六、
《汝帖》。另又有“孤本與佚石”類、“明拓及舊拓善本”類46品，皆為王懿榮、張叔
未、阮文達、汪容甫等名流舊藏。
羅振玉收藏的歷史名人法書，至精者曾影印行世，書名為《貞鬆堂藏歷代名人法書》
三巨册，捲上為晉大令王獻之《鵝群帖》、晉人尺牘（出敦煌石室）、宋吳衛王書《大
佛頂首楞嚴神咒》、元俞紫芝臨《樂毅論》、明楊升庵詩稿、明吳文定公詩稿、明文徵
明草書《赤壁賦》；捲中為明王雅宜書《史記刺客傳》、明董其昌《陳於廷告身》、又
行書秦淮海詞、又臨《郎官石柱記》、又《阿房宮賦》、明黃忠端公詩稿；捲下為清王
文簡公書陶詩及臨古七種、清薑西溟《聖駕巡行頌》、清阮玉勾詩評、清張文敏公《
字文》、又詩稿、又書宋人詞、清劉文清公書《秋陽賦》三種。其中王獻之的《鵝群帖》，
共49字，有歷朝歷代的鑒賞章82方，又題跋多通，足見其流傳之跡。羅振玉去世後，19
42年他的孫子羅繼祖翻檢傢中遺藏字畫，錄其題識，略加考訂，遂成《雪堂書畫記略》。
羅氏另有《貞鬆堂吉金圖》影印本三巨册，著錄其收藏青銅器物，捲上為58品，
中為77品，捲下為63品；附錄有4個，著錄三代石刻、唐代封泥等古物。
羅氏的藏書，其生前未見有目錄。東北解放以後，羅繼祖與其從弟承祖，稟承祖母
命全部捐給國傢，共計9萬册，存旅大圖書館；歸遼寧省圖書館的亦不在少數，未計入9
萬册之內。
至全國解放初，羅傢藏品據羅繼祖說：“被破壞不少”，剩下的“什之一”就作為
捐獻，捐給人民政府了。
小校經閣傳奇
上海新閘路上有一處中西合璧的院落———一幢四層西式鋼筋水泥結構的住宅大樓，
坐落在一個中式花園裏。花園由一道月門和花墻隔成內外院，內院盡頭，矗立着一幢兩
層飛檐式八角閣樓。這個閣樓由琉璃瓦鋪頂，一蹲石獅高踞其上，八衹角上飾以各種吉
祥動物。這是上海灘現存唯一的一幢近代舊式私傢藏書樓舊址：小校經閣。它的主人是
現代大收藏傢、原中國實業銀行總經理劉晦之先生。
劉晦之（1879—1962）名體智，晚號善齋老人，安徽廬江人，出身於一個晚清重臣
之傢。他的父親是清末淮軍的重要將領、李鴻章的心腹之臣、四川總督劉秉璋。
劉秉璋在浙江巡撫任上時，正值中法戰爭爆發。他率軍坐鎮杭州。在戰爭的關鍵時
刻，他對傢人說：“萬一戰場失利，吾得對國盡忠，夫人要盡節，三個兒子（指老大劉
體仁、老二劉體乾、老三劉體信）要盡孝，小四、小五尚小，送給李鴻章了。”此言一
出，軍中將士無不鐵心報國。中法之戰鎮海一役歷時103天，空前酷烈，全憑浙江一省的
財力和兵力支持，最終戰勝法軍。法軍艦隊司令孤拔受重傷，不久死在澎湖群島。劉秉
璋因此戰獲勝而擢升為四川總督。
劉晦之正是劉秉璋的“小四”，自幼聰慧好讀。因劉秉璋是李鴻章的心腹，兩傢又
是姻親，故劉晦之從小就得以進入天津李鴻章的傢塾，與李氏諸子弟一起讀書，中西文
俱佳，又得以與李氏門生故吏及其子弟朝夕相處，過從無間，還飽覽了故傢舊族多年秘
不示人的典籍和收藏，這都為他後來從事銀行業和收藏事業打下了基礎。
劉晦之的文物收藏堪稱海內一流，尤其是龜甲骨片和青銅器的收藏，世間罕有其比。
其甲骨文的收藏在戰前就達28000餘片，1953年全部出讓給國傢。據文物部門統計，現存
我國大陸的龜甲骨片，總共9萬餘片，分佈在95個機關單位和44位私人藏傢手裏，而劉晦
之的28000片，差不多就占了三分之一，是私人收藏甲骨的最大的一宗。
1936年郭沫若亡命日本時，日子過得很睏窘，有時連毛筆也買不起。劉晦之知其博
學多才，就將自己歷年所收集的龜甲骨片，請人拓出文字，集為《書契叢編》，分裝成
20册，托中國書店的金祖同帶到日本，親手交給郭沫若，供其研究、著書。郭沫若見後
嘆為觀止，從中挑選了1595片，先期研讀考釋，並據此著成了甲骨學上具有重要意義的
巨著《殷契粹編》，在日本出版。郭沫若在書序中一再感嘆道：“劉氏體智所藏甲骨之
多而未見，殆為海內外之冠。已盡拓出其文字，集為《書契叢編》，册凡二十，去歲夏
間，蒙托金祖同君遠道見示，更允其選輯若幹，先行景布，如此高誼，世所罕遘。餘即
深受感發，不揣謭陋，取其1595片而成茲編，視諸原著雖僅略當十之一，然其精華大率
已萃於是矣。”“……然此均賴劉氏搜集椎拓之力，得以幸存。餘僅坐享其成者，自無
待論。”（郭沫若《殷契粹編．序》）感激之情，溢於言表。
抗日戰爭結束後，復旦大學鬍厚宣教授從大後方復員回滬，即常往市區新閘路上的
小校經閣拜訪劉晦之先生，與之訂交，參觀過他的藏品，並專門安排了學生們前去參觀
他收藏的甲骨。那是用楠木盒子規規整整分裝起來的100盒甲骨，打開盒蓋，滿目粲然。
另有甲骨拓本《書契叢編》20册，每册後附簡單釋文。這套拓本，與盒內的甲骨實物先
後次序正相對照。鬍厚宣曾查其甲骨實數，實為28192片。著名學者陳夢傢還考證過，其
中有300餘片為徐乃昌隨庵的舊藏。
1953年，劉氏甲骨出讓國傢，由中央文化部文物局接收，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將
其又重新墨拓了一遍，拓本題名《善齋所藏甲骨拓本》。
對於劉氏所藏甲骨，前些年中國臺灣學者董作賓不知何故，認為“劉晦之所藏甲骨
號稱二萬片，但大者多是偽刻”（《甲骨五十年》）。解放後，中科院考古所主持甲骨
學史上最權威的著錄《甲骨文合集》時，認真考證過一遍，認為劉氏所捐獻的甲骨中，
偽刻衹有112片，還不到1／250，這就不能算是“多”。董作賓還說：“他（劉氏）的精
品，已選入《殷契粹編》，共1595片，真是其餘不足觀也已。”而事實是，郭沫若、
厚宣在編《甲骨文合集》時，經詳加考證，證明郭氏當年編的《殷契粹編》所收，固然
都是精品，但精品並沒有收完，如四方風名刻辭和一些特大的牛胛骨卜辭，就沒有收進。
而《甲骨文合集》在編輯過程中，就從善齋拓本中又選錄了不少精品，而且有的還很重
要，並非“其餘不足觀也已”。董氏所說，不知何據？
除去甲骨和青銅器的收藏之外，小校經閣內還以藏書著名。劉氏藏書達10萬册之巨。
1934年他的住宅裏實在容納不下日益增多的藏書了，衹好專門造一藏書樓，取名小校經
閣。他的藏書以明清精刻為主，亦不乏宋元古本。至解放時，尚有宋版9部、各地方志1
000餘部，善本達1928册（此為解放初上海市文管會接收時考訂的結果）。這些書籍分裝
在500衹特製的書箱裏，打開書箱箱蓋，上面罩了一層細細的鐵絲網，這是為了在曝曬時
防止老鼠鑽進去而特設的。
劉氏藏書還有一個與衆不同的特點，就是《四庫全書》中被當時四庫館臣們刪改過
的書，他必須收得原來的舊本。他立志要把《四庫》中“存目”之書，依目統統收齊，
收不齊就藉來抄錄副本。他要以一己之力，收齊《四庫全書》所收書的原刻本，統統恢
復舊貌，因此這小校經閣，長年雇着十幾名抄書、校書的工匠，書山書海，忙得不停。
解放後，劉氏所有的藏書連同那500衹箱子，全部捐給上海市文管會，後又轉入上海
圖書館。第一批捐書326箱，67873册；第二批捐歷代碑刻拓本282種，共436册，其中有
漢魏名碑50種；晉至隋79種、唐185種、宋金元明122種、雜帖36種；第三批捐書34箱。
1951年9月，還捐獻了上古三代及秦漢時期的兵器130件，分裝二十個箱子裏，後由上海
市文管會轉交上海博物館保存。為此，陳毅市長曾頒發嘉奬令，表彰他的愛國精神。
劉晦之逝於1962年，在生前已把所有藏品捐獻殆盡（還有一大批古墨古硯捐獻給安
徽省博物館，該館為之特闢“中國歷代古墨陳列室”），身後不留一石一木，這在私傢
收藏史上，亦是為數不多的。
近十幾年來，劉傢孫子輩中又出現一位著名人物———香港億利達工業發展集團董
事長劉永齡，他在國內知識界，是“吳健雄物理奬”、“陳省身數學奬”、“億利達科
技奬”“億利達青少年發明奬”等奬項的全額贊助人。劉永齡當年是赤手空拳來到香港，
祖輩和父輩並未為他留下財富。他的事業大獲成功之後，一方面潛心高科技研究，同時
又不忘桑梓之情，熱心公益文化事業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