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八年後，杜仲纔第一次回國，那已經是世紀末的最後幾天了。回到故鄉的那個城市後，他發現自己幾乎不認識什麽人，也幾乎沒有人認識他了。他在H城陌生的街道上到處遊逛，茫然四顧地站在十字路口，必須不停地問路，才能去往下一個並不確定的目的地。他覺得這種感覺有點像以往很多次在世界各地旅行——那些擦肩而過的面孔中，既沒有朋友，也不再有仇人。
　　沒有朋友的日子，杜仲曾經歷了許多年。那種感覺對他來說，就像俄羅斯的鼕天一樣漫長而熟悉。但沒有仇人的感覺，卻使他感到失望與空落。他覺得自己像一片被風颳掉的樹葉，偶爾飄落到這裏，不會有人對他多看一眼。杜仲第一次發覺，在這個世界上，一個人如果既沒有朋友也沒有仇人，就像在一個空蕩蕩的房間裏，找不到地方坐下來。
　　於是，杜仲無聊地行走在這座城市喧囂的街市上。少年時代曾經居住過的老房子，那個秋天時飄着桂花香的大院子，那棟褐色的尖頂英式小樓，已經消失得無影無蹤。昔日幽靜的小巷，已被拓寬成一條六車道的馬路，汽車如兩股湍急的河水，朝着相反的方向流逝。他像一隻小小的黑螞蟻，圍着一座藍色玻璃幕墻的大廈轉了好幾圈，判斷出大廈底座的範圍，應該恰好是三十年前舊居的位置。它猶如一座拔地而起的大山，沉沉地壓在了當年緑茵如氈的草坪上；在傍晚灰藍色的暮靄中，大廈更像是一座巨大而豪華的墳墓，把他少年時代所有的生活都埋葬了。他不知道當年那些曾經鞭打過他父母的人、那些逼着他交出紅色袖章的人，如今都躲藏在這座城市的哪個角落。城市脫下了舊時破爛的衣衫，換上了世界的流行樣式，看上去那麽嶄新光鮮。過去已不復存在，眼前的城市像一個無辜的嬰兒，沒有思維也沒有記憶。所有的人都好像搬了傢，舊日的地址已毫無用處。但杜仲知道那些人就苟活在街道的縫隙裏，或是隱匿在樓房燈光的暗處。他找不到他們也不想找到他們。既然大多數朋友都已經失散或是音訊全無，對於他來說，沒有仇人同沒有朋友相比，終是一樣地無趣。
　　杜仲漫不經心地走着，極力把自己想像成一個與這座城市了無幹係的觀賞者。他在這個城市沒有留下任何痕跡，就像在他身上也沒有留下這座城市的任何痕跡一樣。但事情並沒有那麽簡單，幾天下來，當令人睏倦而眩暈的時差過去之後，他很快就發現，自己其實正置於一個十分尷尬的境地之中：他從那個遙遠的F國，並非僅僅攜帶了自己的雙眼回來，同時回來的還有他完整的身體——除了腿腳雙臂五臟六腑，還有他的鼻子和耳朵。
　　他似乎聞到了一種異常的氣味，如同幽靈一般，無形無色、似有似無地飄散在空氣中。有點類似花香，比如春天的含笑花，或是百雀靈牌子的雪花膏，帶着一絲人體的汗味兒，然後漸漸變得苦澀，混雜着街巷裏油炸臭豆腐或是煎帶魚的氣味，落在他的衣袖和領口上，拂之不去。那些氣味好像留有時間的刻度，它們跟蹤或是跟隨着他，在這個城市裏走來走去，他在那些氣味中聞到了很久以前的自己。
　　他開始聽見了一些極其細微而又雜亂的聲音，搓擦着他的耳膜。那些聲音在夜深人靜時，會突然數倍地放大，就像臺風襲來的夏季，巨大的香樟樹在風中搖撼，樹葉拍打着屋頂發出的嘩響。那個雨夜，粗壯的樹幹上綁着一個瘦弱的男人，他的哀嚎在雨聲中傳來，像一個冤屈的鬼魂。天亮的時候，雨聲與哭叫嘎然而止，那個男人死了。但他的泣訴卻留在了這個城市的上空，使得杜仲總是覺得外面淅淅瀝瀝地在下雨……
　　這些氣味與聲音，此刻竟然都和杜仲一起回來了。杜仲不由得感到毛骨悚然。
　　還有，他的心髒也好像出了問題。有一種隱約的疼痛會冷不防地竄出來，在他的胸口短暫停留而後迅速消遁。就像一把鈍刀，無聲無息地磨礪着，卻又不見流血。一陣陣的疼痛如同毫無規律的偷襲，弄得他疲憊不堪。
　　他相信自己無論走遍天下，都可以扮演一個路人的角色，但惟獨在這座他出生長大的城市，他已喪失了作為一個觀光客的資格。
　　去國二十八年，算得上一個人的半生了。回來時，父母早已相繼過世，衹留下一個妹妹。從機場出來時，他朝着那個舉着名字牌的中年婦女走去，他擁抱她，兩個人都是涕淚滿面。儘管他和妹妹已通了好幾年信，也多次交換了照片，但在眼前這個女人身上仍然找不到小妹當年的一絲蹤影。她對他說了許多有關父母平反以後的事情，還有父母臨終前，對他這個失蹤多年的兒子死不瞑目的牽挂。杜仲回到H城的第二天就去為父母掃墓，他在父母的墓前長跪不起失聲痛哭，然後與妹妹一起在父母墓前補種了兩棵柏樹。樹根入土之時，他忽然想到，自己在H城的所謂根性，從今以後便是以這樣的方式存在了。
　　杜仲在F國經過好幾年鍥而不捨的搜尋，幾經周折，總算通過江蘇老傢的親戚，找到了妹妹這個惟一的親人，已屬十分僥幸。親人是一根剪不斷的臍帶，連接着他的來歷與去處。但小妹並非是他真正想要找的人。這麽多天來他一直住在H城的妹妹傢裏，暗自希望着，通過妹妹的社會關係，也許能找到當年的一些同學和荒友的聯絡方式。有些事情應該在這個世紀內做完，杜仲正是為此而下决心回來的。

　　杜仲不知道妹妹是用什麽辦法，為他找到了孟迪。他對妹妹提起孟迪的時候，似乎並不抱有太大的希望。他擔心那個叫孟迪的男人，也許早就不記得曾有過杜仲這個人。但這些年中，杜仲卻從來沒有忘記過孟迪這個名字。他記住孟迪並不是由於孟迪本人，而是另一個叫楚小溪的女孩。那個寒冷的鼕夜，他去萬山農場的一個連隊看望楚小溪，分手時楚小溪把他領到了男生宿舍，讓他和那個叫孟迪的男生合睡一個被窩。他猜想孟迪和楚小溪的關係應該很不一般。既然在今天的H城，楚小溪已經消失得杳無蹤影，通往小溪的路徑，就衹有孟迪一個人了。
　　他和孟迪約在一個名叫“柳蔭”的茶室見面。從電話裏的聲音聽起來，孟迪對他會面的請求，答應得十分勉強，並且毫無熱情。
　　從孟迪平靜的敘述中，杜仲纔第一次知道後來發生的事情。這個“後來”，指的是1971年鼕天，他離開萬山農場之後的情況。第二天早晨他在男生宿舍醒來時，孟迪和楚小溪都已經出工去刨糞了，他獨自一人走上公路，搭一輛運糧的“熱特”到了火車站，火車再轉汽車，回到呼瑪他插隊的那個村子，然後按照事先早已周密設計好的路綫，在一個風雪之夜越過黑竜江邊境，到達蘇聯境內。“後來”的那一切，都是他當初絶然無法預料的，二十八年之中，他對此一無所知。
　　杜仲已經很多年沒在H城過鼕了。他覺得有一股徹骨的寒氣，侵入脊背，令他一陣陣顫慄。手邊的茶杯沒有一絲熱氣，就像抱着一個冰陀，十指頓時凍得麻木了。他聽完了孟迪的講述，過了很久，纔說：
　　孟迪，如果那時我能想到，一個越境者離開之前接觸過的人，會成為一個危險的同謀犯，我是一定不會去萬山農場看望楚小溪的。
　　孟迪喝了一口茶，說：看來你已經不會講H城話了，你還是講普通話好了。
　　杜仲改用普通話說：可在當時，我無法對楚小溪說出我去看望她的真正原因，我衹能用這種方式，同她告別。對於她，我不能不辭而別的。
　　孟迪冷冷地笑了笑。
　　杜仲把杯子放在桌上，茶杯抖了一下，茶水晃出來。他覺得自己的普通話也說得同樣難聽，混雜着俄語、法語和英語的尾音，像一杯蹩腳的雞尾酒。他一邊用紙巾吸水，一邊問：你是說，在我走後，楚小溪被作為同案犯隔離審查了好幾個月，撤銷了她預備黨員的資格和其它所有的職務，以至於斷送了她的前程。可是我仍然不明白，在我插隊的地方，有誰會知道，我在離境之前曾經到過萬山農場、見過楚小溪呢？
　　孟迪說：這個問題，恐怕得問你自己。也許你無意中告訴過別人？也許在你走前扔下的東西裏頭，留下了什麽蛛絲馬跡？再說，那個時候，到處都是密探。
　　孟迪嚼着嘴裏的茶葉，面無表情地接着說：你在臨走之前，難道真的不知道過江那種事情，即便僥幸成功了，也會牽連很多人，造成嚴重後果的麽？
　　我……我當時顧不了那麽多了……我滿腦子想的都是怎樣才能過江……
　　杜仲喃喃說着，頽然垂下頭去。他覺得腦子裏有一粒炮彈正在爆炸，身體迸裂成無數的碎片，血肉橫飛地彈開去了。
　　衹有經歷過1971年隆鼕的那個漆黑的風雪之夜，纔會知道世上的地獄究竟在哪裏。但20歲的杜仲已經懂得，比地獄更恐怖的地方是人間。他知道自己的面前，衹剩下地獄那一條通道了，他惟有從地獄中穿過去，前方纔會有一絲亮光。若是在地獄裏墜落，衹是墜落在地獄的深處，他看不出來地獄與地獄深處有什麽區別。
　　那天半夜，杜仲臨出發前，抱定了從容赴死的决心。與其生不如死，死亡何懼之有？他甚至希望在穿越那片茫茫雪原的無人地帶時，能挨上一粒不知何方射來的槍彈，使他的生命在瞬間結束，也將他的全部痛苦徹底終止。他承認自己是一個對痛苦過於敏感的人，所以他纔會無法忍受眼前的生活。而選擇這樣的方式去死，正符合他內心對於自由與尊嚴的渴望。那種凜然與高傲的性格植根於他的少年時代，更準確地說，來自於他所讀過的十八十九世紀的歐洲文學作品。遺憾的是，决鬥衹能確定一個對手，而在他面前，似乎人人都是對手又都不是，太多的對手恰恰意味着沒有對手，沒有對手就意味着他的“敵人”是“大象無形”或是高不可攀的。經過長達幾個月的反復思慮，杜仲最後把“對手”這個位置，毅然留給了自己。
　　孟迪如果瞭解自己當時的真實處境，他就該懂得，那個鼕天杜仲是非走不可的。
　　那是杜仲父母被隔離審查的第四個年頭，杜仲仍然看不到雙親有一天能獲釋回傢的可能。他寫給一位朋友的信，又帶來了意想不到的麻煩。鼕閑時節，他以去北安看病的藉口請了幾天假，從黑竜江邊一路逃票扒車回了一趟H城。他下鄉前，已將妹妹送往江蘇老傢的親戚撫養。杜仲藉住在一個要好的同學家，一連在城裏轉了好些天，卻得不到有關父母的任何音信。曾給他的童年少年時代帶來歡樂的那棟小樓，底層已搬進了新的人傢，他們一傢所居住的二樓，每個房間門上都貼着封條，封條已變得破爛不堪，在陰冷的穿堂風中，如同一隻衹黑色的蝙蝠煽動着翅膀……
　　1967年，是少年杜仲厄運的起始。一夜之間風雲逆轉，不斷往縱深發展的運動終於波及到了杜仲的家庭。父母留蘇期間與“蘇修”的關係，還有許多杜仲所無法確切得知的“歷史疑點”，都被紅衛兵視為如獲至寶的輝煌戰果。父母曾在抗戰勝利後被派往蘇聯學習與工作，1953年回國，帶回了留蘇的成果之一——在莫斯科市出生的杜仲，小名德魯卡。父母回國後即被派往H城工作，均任省廳局領導幹部。文革開始之前，杜仲一傢的生活風平浪靜，即便父母的頭上早已有陰影籠罩，快樂的小德魯卡也是感覺不到的。但如今那一切都已隨着父母的消失而不復存在，杜仲被迫摘下紅衛兵袖章，趕出那棟小樓的時候，覺得自己像一隻被啄光了羽毛從高空墜落的麻雀。
　　杜仲選擇了逃離H城作為惟一的出路，走得越遠越好。他已經不記得自己當初為什麽如此堅定地選擇去黑竜江。時隔幾十年，他仍然要辯解說那絶非預謀，而衹能說是一種宿命。事實上，他報名去邊境上那個叫呼瑪的地方，很費了一番周折，在當時他那樣“出身”的人，本是沒有資格去“反修前綫”的。他為此甚至寫了血書。幸而有一個從小一起長大的高一“戰友”，時任奔赴三江的知青頭頭。火車開動的時候，杜仲看着伸出車窗外揮動的那一隻衹草緑色的胳膊，心想自己也許是這一列長長的火車中，一條政審不合格的漏網之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