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将”与“楷模”
----鲁迅与胡适
一
胡适（1891一1962），原名胡洪［马辛］，字适之，安徽绩溪人。学者。1910年留学
美国，入康乃尔大学，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从学于杜威，深受其实验主义哲学的影响。
1917年初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
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编辑《新青年》，并发表论文《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
革命论》，出版新诗集《尝试集》，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很有影响的人物。1919年发表《多
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改良主义。1920年离开《新青年》，后创办《努力周
报》。l923年与徐志摩等组织新月社。1924年与陈西滢、王世杰等创办《现代评论》周
刊。1932年与蒋廷［fu2]、丁文江创办《独立评论》。1938年任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
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离开北平，后转赴美国。1958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
长”。胡适一生在哲学、文学、史学、古典文学考证诸方面都有成就，并有一定的代表性。
著有《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胡适文存》、《白话文学史》、《中国章回小说考证》
等。
毛泽东是胡适的同时代人。在不同时期，对他有过不同的评论。1936年，毛泽东在陕
北跟美国记者斯诺会见时，承认五四时期“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并承认胡适和
陈独秀取代梁启超和康有为，成了自己心中的“楷模”。当时，毛泽东曾写信给他，希望借
重他的声望振兴湖南的教育，胡适也赞扬毛泽东的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
现今的重要文字”。1945年8月，毛泽东“感念旧好”，曾托傅斯年转达对他的问候。
1954年秋，毛泽东发动百万知识分子对胡适政治、哲学、文学、历史、教育等领域的思想
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批判。1957年2月16日，毛泽东在颐年堂讲话时，又指出“不能全抹
煞”胡适，因为“他对中国的启蒙起了作用”，又说现在不必恢复他的名誉，“到二十一世
纪再来研究这个问题吧”。同年3月10日，毛泽东跟朱穆之、舒新城、金仲华、王芸生等
新闻出版界人士谈话，指出美国人妄图利用他这种“更加亲美的人”来孤立蒋介石、取代蒋
介石，而如果胡适这样的人上台，“那更不好”。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跟龚
育之、吴江等哲学工作者谈话，认为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
较对一点”，从而对“新红学派”的历史贡献，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肯定。
鲁迅与胡适的交往，从鲁迅的日记看，是始于1918年，而来往较多的是在1923年和
1924年。1924年以前，他们从相识到友好，是朋友；1924年以后，他们政治观点上有所不
同，又因了胡适的“高升”，他们日见疏远，关系日趋恶化。此后，鲁迅时不时或直接或间
接地批评胡适，在鲁迅生前，胡适则一律采取“老僧不见不闻”的态度，从不公开应战。
----鲁迅与胡适
一
胡适（1891一1962），原名胡洪［马辛］，字适之，安徽绩溪人。学者。1910年留学
美国，入康乃尔大学，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从学于杜威，深受其实验主义哲学的影响。
1917年初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
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编辑《新青年》，并发表论文《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
革命论》，出版新诗集《尝试集》，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很有影响的人物。1919年发表《多
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改良主义。1920年离开《新青年》，后创办《努力周
报》。l923年与徐志摩等组织新月社。1924年与陈西滢、王世杰等创办《现代评论》周
刊。1932年与蒋廷［fu2]、丁文江创办《独立评论》。1938年任国民政府驻美国大使。
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离开北平，后转赴美国。1958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
长”。胡适一生在哲学、文学、史学、古典文学考证诸方面都有成就，并有一定的代表性。
著有《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胡适文存》、《白话文学史》、《中国章回小说考证》
等。
毛泽东是胡适的同时代人。在不同时期，对他有过不同的评论。1936年，毛泽东在陕
北跟美国记者斯诺会见时，承认五四时期“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并承认胡适和
陈独秀取代梁启超和康有为，成了自己心中的“楷模”。当时，毛泽东曾写信给他，希望借
重他的声望振兴湖南的教育，胡适也赞扬毛泽东的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
现今的重要文字”。1945年8月，毛泽东“感念旧好”，曾托傅斯年转达对他的问候。
1954年秋，毛泽东发动百万知识分子对胡适政治、哲学、文学、历史、教育等领域的思想
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批判。1957年2月16日，毛泽东在颐年堂讲话时，又指出“不能全抹
煞”胡适，因为“他对中国的启蒙起了作用”，又说现在不必恢复他的名誉，“到二十一世
纪再来研究这个问题吧”。同年3月10日，毛泽东跟朱穆之、舒新城、金仲华、王芸生等
新闻出版界人士谈话，指出美国人妄图利用他这种“更加亲美的人”来孤立蒋介石、取代蒋
介石，而如果胡适这样的人上台，“那更不好”。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跟龚
育之、吴江等哲学工作者谈话，认为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
较对一点”，从而对“新红学派”的历史贡献，给予了一定程度的肯定。
鲁迅与胡适的交往，从鲁迅的日记看，是始于1918年，而来往较多的是在1923年和
1924年。1924年以前，他们从相识到友好，是朋友；1924年以后，他们政治观点上有所不
同，又因了胡适的“高升”，他们日见疏远，关系日趋恶化。此后，鲁迅时不时或直接或间
接地批评胡适，在鲁迅生前，胡适则一律采取“老僧不见不闻”的态度，从不公开应战。
在五四运动兴起之前，胡适在《新青年》二卷五期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之后，鲁迅与
胡适有着比较一致的思想观点与共同的主张，即：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道德旧
礼教，提倡科学与民主。此外，他们在文学、学术实践上也有很多共同点和互补之处，他们
的步调是一致的。在反对旧文化，倡导新文化的过程中，他们密切配合，互相呼应：或是胡
适首先发难，鲁迅紧紧跟上，并作进一步的阐发；或是两人同时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对某
一问题作深入的论述。
关于倡导文学革命，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成为新文学运动的发难信号。此后，
他陆续又写作了《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易卜生主义》、《什么
是文学》等等文章，在否定了旧文学的基础上，形成了系统的革命文学论。鲁迅关于革命文
学的意见，在总体上没有超出胡适，但在创作新文学的实践方面，却有自己的独特的贡献。
鲁迅在《＜自选集＞自序》一文中说，“我做小说，是开手于1918年，《新青年》上提倡
‘文学革命’的时候的。”鲁迅认为，这些提倡“文学革命”的“战士”“虽在寂寞中，想
头是不错的，也来喊几声助助威罢。首先，就是为此”。鲁迅认为，“这些也可以说，是
‘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
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南腔北调集》）很明显，鲁迅所
遵的是提倡文学革命的先驱者的命，这当然包括了胡适。鲁迅的“遵命”之作，切实地显示
了革命文学的“实绩”，也弥补了胡适所自以为的“提倡有心，创作无力”的缺憾。
到了1927年，鲁迅在《无声的中国》一文中，仍然对胡适的功绩给予实事求是的历史
评价：
要恢复这多年无声的中国，是不容易的，正如命令一个死掉的人道：“你活过来！”我
虽然并不懂得宗教，但我以为正如想出现一个宗教上所谓“奇迹”一样。
首先来尝试这工作的是“五四运动”前一年，胡适之先生所提倡的“文学革命”。“革
命”这两个字，在这里不知道可害怕，有些地方是一听到就害怕的。但这和文学两字连起来
的“革命”，却没有法国革命的“革命”那么可怕，不过是革新，改换一个字，就很平和
了，我们就称为“文学革新”罢，中国文学上，这样的花样是很多的……然而，单是文学革
新是不够的，因为腐败思想，能用古文作，也能用白话作。所以后来就有人提倡思想革新。
（《三闲集》）
这里，鲁迅把“文学革命”，看作宗教上的“奇迹”一样，无异于让死掉的人活过来。
这也不是危言耸听，新文学运动实际上是对死的封建文学的革命。当然，鲁迅也指出，只有
文学革命是不够的，还要有思想的革命。
胡适在理论上提倡革命文学的同时，决心以实验主义的方法来实验白话作诗的可能性。
他努力去尝试，终于将零星写成的近七十首新诗结集为《尝试集》，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第一部白话诗集。胡适孤军奋战时，鲁迅给予他极大的支持和配合。鲁迅说：“我其实是不
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
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集外集·序言》）鲁迅作新诗实在是为了给
胡适助威，给对新诗持怀疑态度的人一个有力的回击，1918年5月15日，他以唐俟的笔名
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梦》、《爱之神》和《桃花》三首白话诗，以后又发表过三首。
当胡适遭到学衡派与甲寅派的围攻时，鲁迅挺身而出，撰写《估学衡》与《答KS君》
等名文，给予胡先［马肃］、章士钊等人以有力的回击。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我在《鲁迅与
章士钊》等文中有介绍，此不赘述。
在学术研究方面，鲁迅与胡适之间，曾经过从甚密，相互切磋。从《鲁迅日记》中我们
知道，《中国小说史略》出书前后，鲁迅曾反复征求过胡适的意见。胡适在写作《中国章回
小说考证》的过程中，也多次向鲁迅请教。他们在讨论学术问题时，凡是认为正确的便欣然
表示同意；错误的便明言直说，从不含糊其辞，拐弯抹角；有疑问的，也不苟同、提出商榷
意见。这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与胡适的《中国章回小说考
证》里，都有明确的记载。
胡适对鲁迅也多有赞誉之词，仰慕之情。
鲁迅发表了《狂人日记》以后，胡适便给予热烈的赞赏与高度的评价，称誉鲁迅是“白
话文学运动的健将”。胡适在1922年所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回顾了五四
运动前后的小说创作情况时指出“这一年多（1921年以后）的小说月报已成了一个提倡
‘创作’的小说的重要机关，内中也曾有几篇很好的创作。但成绩最大的却是托名‘鲁迅’
的。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
不好的。”1922年8月11日，胡适在日记中还写道：“周氏兄弟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
高。豫才兼有赏鉴力与创作力，而启明的赏鉴力虽佳，创作较少。”胡适是最早认识鲁迅小
说的价值的人之一。不言而喻，胡适对鲁迅小说的推崇，不仅肯定了鲁迅在文学史上的崇高
地位，而且对推动当时的白话文学的创作，起到了不可忽视的良好的作用。
对于鲁迅前期杂文，特别是在《新青年》发表的《随感录》，胡适对其中有些篇章，表
示了极大的赞赏。如《随感录·四十一》关于“学学大海”、“摆脱冷气”、“有一分热，
发一分光”这段寓意深刻的话，胡适说，看了这段文字，感动得“一夜不能好好的睡，时时
想到这段文章”。（《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对于鲁迅的翻译成就，胡适曾以《域外小说集》为例，与严复、林纾的翻译文章相比
较，认为鲁迅既有很高的古文工夫，又能直接了解西文，所以“域外小说集比林译的小说确
是高得多”。胡适在1958年的一次讲演中，仍然肯定鲁迅的成就：“《域外小说集》翻得
实在比林琴南的小说翻得好，是古文翻的小说中最了不得的好。”（《胡适讲演集（一）》
台北远流出版公司出版）
我们从胡适在1919年2月致钱玄同的信中知道，胡适原先“曾经拟过几条办法”，很
想做一部《中国小说史》”。据胡适说，“可惜没有试办的工夫”，终于未能遂愿。事隔三
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出版了，胡适对此不是心怀嫉妒，而是报以热情的夸奖，认为
“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
省无数精力”。（胡适《白话文学史·自序》）
五四落潮以后，鲁迅与胡适的关系开始有了小裂痕。1926年前后，“现代评论派”陈
西滢与鲁迅发生激烈论战。胡适与陈西滢同是“现代评论派”的，以胡适的思想倾向来说，
当然是更亲近陈西滢。即使如此，胡适并没有介入这一争论，更没有对鲁迅进行任何公开的
指责，反而于同年5月自天津写了致鲁迅、周作人和陈西滢的信，居中调解，他说：
“你们三位都是我很敬爱的朋友，所以我感觉你们三位这八九个月的深仇也似的笔战是
朋友中最可惋惜的事。我深知“道你们三位都自信这回打的是一场正义之战；所以我不愿意
追溯这战争的原因与历史，更不愿评论此事的是非曲直，我最惋惜的是，当日各本良心的争
论之中，不免都夹杂着一点对于对方动机上的猜疑；由这一点动机上的猜疑，发生了不少笔
锋上的情感；由这些笔锋上的情感，更引起了层层猜疑，层层误解；猜疑愈深，误解更甚。
结果便是友谊上的破裂，而当日各本良心之主张就渐渐变成了对骂的笔战。”胡适最后还
说：“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从今以后，都向上走，都朝前走，不要回头睬那伤不了人的小
石子，更不要回头来自相践踏。我们的公敌是在我们的前面；我们进步的方向是朝上走。”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胡适是持息事宁人的态度，而不是支持陈西滢继续攻击鲁迅，胡适
对鲁迅还是比较尊重的。
胡适有着比较一致的思想观点与共同的主张，即：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道德旧
礼教，提倡科学与民主。此外，他们在文学、学术实践上也有很多共同点和互补之处，他们
的步调是一致的。在反对旧文化，倡导新文化的过程中，他们密切配合，互相呼应：或是胡
适首先发难，鲁迅紧紧跟上，并作进一步的阐发；或是两人同时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对某
一问题作深入的论述。
关于倡导文学革命，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成为新文学运动的发难信号。此后，
他陆续又写作了《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易卜生主义》、《什么
是文学》等等文章，在否定了旧文学的基础上，形成了系统的革命文学论。鲁迅关于革命文
学的意见，在总体上没有超出胡适，但在创作新文学的实践方面，却有自己的独特的贡献。
鲁迅在《＜自选集＞自序》一文中说，“我做小说，是开手于1918年，《新青年》上提倡
‘文学革命’的时候的。”鲁迅认为，这些提倡“文学革命”的“战士”“虽在寂寞中，想
头是不错的，也来喊几声助助威罢。首先，就是为此”。鲁迅认为，“这些也可以说，是
‘遵命文学’。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
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南腔北调集》）很明显，鲁迅所
遵的是提倡文学革命的先驱者的命，这当然包括了胡适。鲁迅的“遵命”之作，切实地显示
了革命文学的“实绩”，也弥补了胡适所自以为的“提倡有心，创作无力”的缺憾。
到了1927年，鲁迅在《无声的中国》一文中，仍然对胡适的功绩给予实事求是的历史
评价：
要恢复这多年无声的中国，是不容易的，正如命令一个死掉的人道：“你活过来！”我
虽然并不懂得宗教，但我以为正如想出现一个宗教上所谓“奇迹”一样。
首先来尝试这工作的是“五四运动”前一年，胡适之先生所提倡的“文学革命”。“革
命”这两个字，在这里不知道可害怕，有些地方是一听到就害怕的。但这和文学两字连起来
的“革命”，却没有法国革命的“革命”那么可怕，不过是革新，改换一个字，就很平和
了，我们就称为“文学革新”罢，中国文学上，这样的花样是很多的……然而，单是文学革
新是不够的，因为腐败思想，能用古文作，也能用白话作。所以后来就有人提倡思想革新。
（《三闲集》）
这里，鲁迅把“文学革命”，看作宗教上的“奇迹”一样，无异于让死掉的人活过来。
这也不是危言耸听，新文学运动实际上是对死的封建文学的革命。当然，鲁迅也指出，只有
文学革命是不够的，还要有思想的革命。
胡适在理论上提倡革命文学的同时，决心以实验主义的方法来实验白话作诗的可能性。
他努力去尝试，终于将零星写成的近七十首新诗结集为《尝试集》，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
第一部白话诗集。胡适孤军奋战时，鲁迅给予他极大的支持和配合。鲁迅说：“我其实是不
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
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集外集·序言》）鲁迅作新诗实在是为了给
胡适助威，给对新诗持怀疑态度的人一个有力的回击，1918年5月15日，他以唐俟的笔名
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梦》、《爱之神》和《桃花》三首白话诗，以后又发表过三首。
当胡适遭到学衡派与甲寅派的围攻时，鲁迅挺身而出，撰写《估学衡》与《答KS君》
等名文，给予胡先［马肃］、章士钊等人以有力的回击。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我在《鲁迅与
章士钊》等文中有介绍，此不赘述。
在学术研究方面，鲁迅与胡适之间，曾经过从甚密，相互切磋。从《鲁迅日记》中我们
知道，《中国小说史略》出书前后，鲁迅曾反复征求过胡适的意见。胡适在写作《中国章回
小说考证》的过程中，也多次向鲁迅请教。他们在讨论学术问题时，凡是认为正确的便欣然
表示同意；错误的便明言直说，从不含糊其辞，拐弯抹角；有疑问的，也不苟同、提出商榷
意见。这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与胡适的《中国章回小说考
证》里，都有明确的记载。
胡适对鲁迅也多有赞誉之词，仰慕之情。
鲁迅发表了《狂人日记》以后，胡适便给予热烈的赞赏与高度的评价，称誉鲁迅是“白
话文学运动的健将”。胡适在1922年所写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回顾了五四
运动前后的小说创作情况时指出“这一年多（1921年以后）的小说月报已成了一个提倡
‘创作’的小说的重要机关，内中也曾有几篇很好的创作。但成绩最大的却是托名‘鲁迅’
的。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
不好的。”1922年8月11日，胡适在日记中还写道：“周氏兄弟最可爱，他们的天才都很
高。豫才兼有赏鉴力与创作力，而启明的赏鉴力虽佳，创作较少。”胡适是最早认识鲁迅小
说的价值的人之一。不言而喻，胡适对鲁迅小说的推崇，不仅肯定了鲁迅在文学史上的崇高
地位，而且对推动当时的白话文学的创作，起到了不可忽视的良好的作用。
对于鲁迅前期杂文，特别是在《新青年》发表的《随感录》，胡适对其中有些篇章，表
示了极大的赞赏。如《随感录·四十一》关于“学学大海”、“摆脱冷气”、“有一分热，
发一分光”这段寓意深刻的话，胡适说，看了这段文字，感动得“一夜不能好好的睡，时时
想到这段文章”。（《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对于鲁迅的翻译成就，胡适曾以《域外小说集》为例，与严复、林纾的翻译文章相比
较，认为鲁迅既有很高的古文工夫，又能直接了解西文，所以“域外小说集比林译的小说确
是高得多”。胡适在1958年的一次讲演中，仍然肯定鲁迅的成就：“《域外小说集》翻得
实在比林琴南的小说翻得好，是古文翻的小说中最了不得的好。”（《胡适讲演集（一）》
台北远流出版公司出版）
我们从胡适在1919年2月致钱玄同的信中知道，胡适原先“曾经拟过几条办法”，很
想做一部《中国小说史》”。据胡适说，“可惜没有试办的工夫”，终于未能遂愿。事隔三
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出版了，胡适对此不是心怀嫉妒，而是报以热情的夸奖，认为
“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
省无数精力”。（胡适《白话文学史·自序》）
五四落潮以后，鲁迅与胡适的关系开始有了小裂痕。1926年前后，“现代评论派”陈
西滢与鲁迅发生激烈论战。胡适与陈西滢同是“现代评论派”的，以胡适的思想倾向来说，
当然是更亲近陈西滢。即使如此，胡适并没有介入这一争论，更没有对鲁迅进行任何公开的
指责，反而于同年5月自天津写了致鲁迅、周作人和陈西滢的信，居中调解，他说：
“你们三位都是我很敬爱的朋友，所以我感觉你们三位这八九个月的深仇也似的笔战是
朋友中最可惋惜的事。我深知“道你们三位都自信这回打的是一场正义之战；所以我不愿意
追溯这战争的原因与历史，更不愿评论此事的是非曲直，我最惋惜的是，当日各本良心的争
论之中，不免都夹杂着一点对于对方动机上的猜疑；由这一点动机上的猜疑，发生了不少笔
锋上的情感；由这些笔锋上的情感，更引起了层层猜疑，层层误解；猜疑愈深，误解更甚。
结果便是友谊上的破裂，而当日各本良心之主张就渐渐变成了对骂的笔战。”胡适最后还
说：“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从今以后，都向上走，都朝前走，不要回头睬那伤不了人的小
石子，更不要回头来自相践踏。我们的公敌是在我们的前面；我们进步的方向是朝上走。”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胡适是持息事宁人的态度，而不是支持陈西滢继续攻击鲁迅，胡适
对鲁迅还是比较尊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