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起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１６日的《报刊文摘》，看见两行大字标题：
　　　　　　　　由《拯救大兵瑞恩》重提“张华救人“的讨论　　　　　　　　　
　　　　　　　　　　　梁晓声说：那场讨论是可耻的
　　文中说：“一部叫做《拯救大兵瑞恩》的美国热门电影最近进入中国，促发作家
　　梁晓声重提旧案，对当代中国在道德问题上的‘理念’轨迹进行精神清算”。
　　“梁晓声于１０月２７日在《文汇报》上发表题为《冰冷的理念》的长文，文中
　　重提的‘旧案’是：１９８２年７月１１日，第四军医大学学生张华，跳进粪池抢救
　　掏粪老人而牺牲。这事当年在大学生中曾引发了一场‘是否值得’的讨论。”
　　“那老人即使获救，究竟还能活几年呢？他对社会还能有些什么贡献呢？而一名
　　硕士生的生命价值又是多么宝贵！他对中国甚至对世界的的贡献，不是简直没法预估
　　吗……”梁晓声说，“这是一种相当理念的观点，当年在大学里代表了似乎绝对多数
　　学子们的观点。”
　　“重提往事，梁晓声认为，一种讨论救人值不值的话题是可耻的。多年前中国的
　　那一场讨论作为一个思想事实是可耻的。”
　　梁说：“我敢说，古今中外，自从‘人性’二字被人类从生活中归纳出来至今，
　　除了在当代中国人之间，在其他任何任何国家都没有仿佛那么认真严肃地、煞有介事
　　地讨论过，更没有辩论过。”
　　梁说，人性应“永远拒绝这一种理念的‘合理性’”。
　　梁晓声有些武断了，其实类似的问题在古今中外的伦理学的论著中是经常被讨论
　　和辩论的。正巧下午我要去给一群硕士生上课，很想用这个问题测试一下学子们的“
　　理念”水平。
　　今天的硕士生们８２年还不到十岁，但他们知道张华。对于我提出的该不该救人
　　的问题有些意外，一位硕士生小声说：“从宣传出发该救，从理性出发不该救。”看
　　来硕士生们的“理性”水平不高，我只好暂时放下原来“授业”的内容，先来“传道
　　”、“解惑”。
　　“不该救的意见错在哪里？关键在于一切决策只有在事件发生之前才有意义。”
　　说到此有几个硕士生已经明白了，点头微笑。“如果你赌输了，就认为不该赌搏，赌
　　赢了就认为应该赌搏，都是不对的，因为在你决定赌不赌时，还不知道输赢。事先你
　　只能知道各种结局的概率。如果有人落水，你不救，他会死，损失为１，如果你去救
　　，假设６０％的概率两人都活，２０％的概率一死一活，２０％的概率两人都死，损
　　失的数学期望值是０Ｘ０．６＋１Ｘ０．２＋２Ｘ０．２＝０．６。理性的选择较小
　　的损失，当然应该去救。”到底是硕士生，到此大家都明白了。
　　一位硕士生问：“如果假设硕士生的价值大于掏粪工呢？”其他学生立刻回答“
　　加权”。“对了，假定硕士生价值是掏粪工的两倍，救人的损失变为０。９，小于１
　　，结论还是该救。其实这个计算也犯了与前面相同的错误，救人之前，通常不知道对
　　方身份，老人说不定是著名物理学家呢，所以只能采用平均权值，大家都是１。西方
　　伦理学家也讨论过类似的问题：希特勒也曾落水获救，此时救人者是不是做了错事呢
　　？当然不是。因为救人者事先不会知道被救者是希特勒，更不会知道希特勒将来会干
　　什么。从以上算法可知，理性地决定救不救人的主要依据是成功的概率，只要成功的
　　把握大于５０％，救人就是合乎理性的，如果成功把握是９９．５％，那么即使你认
　　为你的生命价值比被救者大一百倍，救人仍是合乎理性的。因此彼得大帝救一个落水
　　士兵，未必不合乎理性。《决定生命的投篮》也是合乎理性的。反之，假如你不会游
　　泳，救人成功的概率只有５％，而有９５％的可能是一起淹死，那么合乎理性的做法
　　是喊别人来救，自己别下水。”
　　“按照理性行事的原则，救人之前要进行这么复杂的计算吗？紧急关头岂不误事
　　？”另一位硕士生问。“这种计算不过是加权求和，一个神经细胞用毫秒数量级的时
　　间即可完成，人脑中的决策计算大多数是在无意识中完成的，意识到的只是计算结果
　　，象是一种直觉，例如不会游泳的人对下水会有天然的恐惧感，这是无意识的理性，
　　而有意识的理性可以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以便相互交流。”
　　硕士生的欠缺恰恰在于理性水平不够高，而不是过于理性，缺少人性。理性是人
　　性的集中表现，人性需要理性的指导。拒绝理性的“人性”是靠不住的，很容易退化
　　成“兽性”或“神性”。
　　作家心目中的“人性”与普通人似乎不大一样，七十年代初有一位作家找我们几
　　个技术员座谈，想要我们帮他编一个英雄救厂的故事。几个技术员挖空心思，也没编
　　出来，只好实话实说：“我们厂有一万多人，几乎每年都有一人死于事故，但究其原
　　因，都是由于违反操作规程，无一例外。如果没有违反操作规程而出人身事故，说明
　　操作规程有漏洞，总工程师是要负责任的。”作家见我们没有高招，就端出了他的方
　　案：“一个阀门漏气起火，如果不关断，全厂就要爆炸，英雄奋不顾身关闭了阀门，
　　自己被烧死了。”技术员们说：“阀门起火，关前一个阀门就行了，即使没有前面的
　　阀门，也要先灭了火再关，如果因为一个阀门起火，全厂就要爆炸，肯定是严重的设
　　计错误，总设计师是要坐牢的。很抱歉，帮不了作家同志什么忙，本厂只生产化肥，
　　不生产英雄。”
　　《三国》、《水浒》描写了英雄辈出的时代，但安分守己的老百姓不会愿意生活
　　在那种时代。不需要英雄来解民于倒悬，才是民之大幸。如果把作家看成是经济学意
　　义上的理性人，作家应该愿意生活在英雄辈出的时代，可写的事情多，润笔也多。
　　理性的欠缺对作家同样有害。就以梁晓声为例，《红卫兵的自白》、《雪城》等
　　早期作品真实而感人，因其扎根于作者的亲身经历。小说当然允许虚构，但梁晓声后
　　期的一些作品却由于毫无理性约束的虚构，使人物形像缺乏真实感。梁晓声笔下被彻
　　底妖魔化的商人形像，作为批判也是无力的，远不如《找不着北》写得生动、真实。
　　
　　理性不是万能的，但肯定优于非理性。拒绝理性的“人性”不是真正的人性。任
　　何反对理性鼓吹非理性的宣传，无论是打着“人性”的旗号还是“后现代”的旗号，
　　都应拒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