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坤大略》是一部專講戰略的兵書。從先秦至清代現存的兵書共有二千一百五十餘部，其中以兵法和兵略兩類最受世人註重。兵法類闡述用兵理論，以理論水平見長；兵略類記述用兵史實，以切合實用見長。兵略類中，專門輯錄一書或多書而按照時間先後編年的如陳禹謨《左氏兵略》、鬍林翼《讀史兵略》都已為人熟知，但按照某一指導思想輯錄的用兵謀略雖有一些，卻不多見，《乾坤大略》則是其中的一種。《乾坤大略》的指導思想是專論大端，即專論“王霸大略”。覽天下之大勢，求帝王之得失成敗，闡述逐鹿問鼎、扭轉乾坤的大方略。對於此一性質，作者王餘佑明確指出：“此非談兵也，談略也。”“至於選將、練兵、安營、布陣、器械、旗鼓、間諜、嚮導、地利、賞罰、號令種種諸法，各有專書，不在此列。”
　　談兵與談略有很大不同。前者千端百計而變化無窮，後者則僅出數端即可明見端倪，甚至勝負立判。朱熹《朱子語類》在評論張良時說：“子房皆老氏之學，如嶢關之戰，與秦將連和了，忽乘其懈擊之。鴻溝之約，與項羽講和了，忽回軍殺之。這個便是他柔弱之發處，可畏可畏！他計策不須多，衹消兩三次如此，高祖之業成矣。”同樣，諸葛亮的《隆中策》其實也衹有“西和諸戎，南撫夷越，東連孫權，北伐曹操”數策，卻是蜀國始終貫徹的方針。古代兵傢運籌，一嚮衹畫上中下三策，雖衹兩三端，一經運作，天下得失立見。不過當時雖是如此，對於需要藉鑒的後人來說，兩三策畢竟太過簡易。《乾坤大略》共十捲，將天下成敗剖析為十事，也就是十大端、十大方略。十大方略不僅互不重複，最重要的是它們還各有先後次序，必須依次而行，不可以超前，不可以打亂，不可以增減，不可以顛倒。這十大方略是：一、兵起先知所嚮；二、兵進必有奇道；三、初戰决戰為上；四、决勝在於出奇；五、略地莫過招降；六、攻取必於要害；七、據守必審形勝；八、立國在有規模；九、兵聚必資屯田；十、剋敵在勿欲速。十大方略不是可以更番嘗試的十樣招式，而是保舉王業自始至終剋成其功的一盤完整的棋局。就此一點而言，此書確實具有不同於一般兵書的特殊價值。
　　兵略是一門實學。《孫子》中說：“兵者，國之大事。”《老子》也說：“兵者兇器也，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國語·周語》載周穆王將徵犬戎，祭公謀父諫曰：“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寇不可玩，玩則自焚，兵釁一開，天下震動。所以，在《乾坤大略》的開篇自序中，王餘佑特別告誡說，該書所講的十端方略，每一端都深藴殺機，對於初學兵略者而言，它是一盤定局，要處處依照籌畫廟算而行，不可以有一絲錯亂，慎勿妄自揣摩。全書十捲共徵引戰例一百七十餘條，每一捲中或多或少，每一條文字或長或短，都各有深意，不得妄自誇多，或妄為增益。衹有識得了這是一盤定局，纔可以知道它也是一盤活局，步步舉措契機甚活，任用甚廣。各捲之中，其前後左右中間皆有含藴，皆須發明，皆待接補。書中所徵引的戰例，有言所已及者，有言所未及者，有及而已盡者，有及而未盡者，都須看活，深切揣摩。每摘其一字，俱可作十日思、百日想。等到識得了這是一盤活局，便又自可明白它終是一盤定局。如諸葛亮《隆中策》，不過三言兩語，足以定天下大勢。又如讀周瑜對孫權所講拒迎曹操一段話而與《隆中對》相比照，足知天下英雄所見略圖。
　　該書所引均為信史，源出古人的實戰。時間上起春秋，下至元代，地域則包括中原、三晉、關隴、燕趙、吳越、荊楚、巴蜀各大區，可以說是囊括了古今四方。大凡六合之內，秦鹿之隱顯，九鼎之輕重，已盡在其掌握之中。漢代藏書於秘府，東平王嚮漢宣帝上書求《太史公書》，大將軍王鳳說：“《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許。”唐代唐太宗命李靖教侯君集兵法，侯君集奏曰：“李靖且反！兵之隱微，不以示臣。 ”唐太宗責備李靖，李靖說：“方中原無事，臣之所教，足以製四夷。而求盡臣術，此君集欲反耳！”《乾坤大略》實在也是這樣一部不可隨意宣泄的秘書。杜越一見此書，慨嘆道：“此草廬中事業也！”王源也曾評論說：“此諸葛武鄉之流也！”足見此書之重要。
　　《乾坤大略》是一部奇書，它的作者王餘佑也是一位奇人。
　　
　　再說說作者王餘佑，王餘佑，字申之，一字介祺，號五公山人，卒後門人私謚文節，世稱文節先生。明末清初人，生於萬歷四十三年（1615），卒於康熙二十三年（1684），享年七十歲。其先世為小興州（今河北欒平北）人，本姓宓，自八世祖時徙居直隸新城，贅於王氏，因改姓王。王餘佑的父親名延善，字維嬰。伯父名建善，字恢嬰。有一兄一弟，兄名餘恪，弟名餘岩。在崇禎十三年（1640）以前，王餘佑已被過繼給伯父為嗣子。崇禎十三年，王建善出任山西臨縣知縣，王餘佑也相隨到了臨縣。王建善後調河南魯山，王餘佑也到了那裏。入清，父兄罹難後，王餘佑攜伯父母解印歸鄉，隱居易州五公山雙峰村，自號為五公山人，不入城市者垂三十年。晚年時，獻縣獻陵書院邀請他前去講學，為此又遷居獻縣，自稱獻縣人。因之清代各種傳記中述其籍貫，有時稱其為新城人，有時又稱其為獻縣人。
　　王餘佑幼偉岸，有大志。聰穎，讀書識大體。十六歲時，補博士弟子員。初隨定興人鹿善繼學，後受業於容城人孫奇逢，又與茅元儀、杜越、刁包等人為師友，並曾得到桐城人左光鬥的賞識。鹿善繼、孫奇逢二人為明末北方的學術大師，對王餘佑甚為器重，亟稱之。而清初北方的學術大師顔元（字渾然，號習齋）、李塨（字剛主，號恕𠔌）則為王餘佑弟子，對王餘佑雅相敬重。顔元曾說：“夫子溫、良、恭、儉、讓，介祺得其二，溫、恭是也。”稱王餘佑氣度包羅，可資師法，自謂平生所不能及，以至對王餘佑“以父道事之”。李塨也說：“春風滿坐，經濟滿懷，吾不及五公。”而在王餘佑卒後，其長子王孚則亦以為李塨最能傳其父之學。到王餘佑在獻陵書院講學時，門弟子遠近從遊的多至數百人。
　　新城、易州、獻縣均相距不遠。王餘佑生長於幽燕之地，自幼受性理實學的熏陶，又遭逢明末與閹黨鬥爭和明亡的激變，故其為人頗有燕趙慷慨悲歌之遺風。其治學則以性理為根本，以實學及物為主旨，以明體達用為宗，以間邪存誠為要。其治身心專以誠敬為主，其於日用專以躬行實踐為事。待人則教以忠孝，和易簡諒，對己則立身孤介，刻苦砥礪，喜通任俠，敦尚氣節，有古獨行之風。王餘佑雖為儒林中的士子，但是他讀書的態度决不是追仿時文或是空談性理，而是沿着實學一派的傳統獨開一徑。其治學範圍，舉凡天文地理、禮樂政刑、耕桑醫卜，以至西洋語文，無不窮析端委，上下數千年如指掌。他還擅長書法，風格遒逸。而對於清代極盛的考據之學，則多所忽略，蓋其心意不重在此。喜作詩文，但都由興所之，本乎性情，興酣筆落，頃刻數紙，然而寫後常隨手散失，且多不合格律。王餘佑頃重的是實學，他的門人李興祖說他：“極縱橫上下之說，數千年間事如燭照數計。及指陳得失，蒿目時艱，真有坐而言可起而行者。”王餘佑的實學才能在當時已被譽稱為有本之學、王佐之才、命世之才、王霸大略、足以安民濟世。李興祖說：“從來講理學者弊在拘方而不適用，談經濟者流為功利而不入於純”，王餘佑則能“本理學為經濟”，明體達用一以貫之。這個評價是很中肯的。尹會一也極力稱贊說：“嗟呼！吾嘗怪世之人動以儒術迂疏為道學詬病，如先生者隱而未見耳！使獲見用於世，其不一雪斯言也與？”
　　有幾件事很能說明王餘佑躬行實踐的實學精神和他北方學者慷慨悲歌的任俠性格。
　　一是明末天啓五年（1625）魏大中、楊漣、左光鬥等人被閹黨魏忠賢逮捕入獄，魏大中長子魏學洢至京師抗爭，當時閹黨邏卒四布，王餘佑與鹿善繼、孫奇逢、杜越等人予以掩護，奮不顧身，相與周旋患難。
　　二是在山西臨縣時，條列時弊數千言上之，由於拂忤當事者之意，繼父王建善被調任魯山，實欲睏之。王餘佑見時世不可為，遂力勸繼父解印歸田。
　　三是在明末清初，經歷了父兄的死難。王餘佑的生父王延善為縣諸生，為人尚氣義，曾以萬金傢産結客。明末兵亂，王餘佑正校試於易州，聞訊投筆而歸。路經容城，與孫奇逢謀起兵。於是王延善率三子以及兩個從子餘厚、於慎聯合雄縣人馬魯（一作馬於）建義旗，傳檄起兵，聚衆千餘人。孫奇逢也在容城起兵，共同收復了雄縣、新城、容城三縣。這時清兵入關，諸人遣散。不料王延善卻遭仇傢陷害，以抗清的罪名被捕入京。餘恪、餘佑、餘岩三人準備進京赴難，餘恪以餘佑已過繼伯父為嗣，不可輕死，於是偕餘岩赴京。馳至琉璃河，夜聞人唱《伍員出關麯》，餘恪說：“阿弟，誤矣！吾二人俱死，誰可復仇者？弟壯，可復仇，我死之！”揮餘岩去，自赴京，大呼曰：“我起義生員王某長子也，來赴死！”於是父子二人俱死燕市。餘岩歸，夜率壯士入仇傢，盡殲其老幼三十餘口無孑遺。官府急捕餘佑、餘岩兄弟，幸得保定知府朱嶔（一作朱甲）及易州道副使黃國安知其冤，為之力解乃免。王餘佑聞父兄罹難，痛不欲生，招魂葬父兄畢，即奉繼父母隱居易州五公山雙峰村，自稱五公山人，躬耕養親，不求聞達，三十年不入城市，而為學益勤。有時登臨峰頂，慷慨悲歌，泣數行下。
　　王延善敦尚氣義，散萬金結客。王餘佑也和其父一樣，任俠重友，慷慨好施，時人常稱其能“睏者周之，危者拯之，歿者斂之”。
　　孫奇逢以奇節自許，但這並不妨礙他平易和淡與世往來。仁以律己，恕以待人。其治身務自刻厲，而於人無論賢愚，苟問學，必開以性之所近，使自力於用行。與人無睚畔，雖武夫悍卒、野夫牧竪，必以誠意接之，由此名在天下而無人忌嫉。王餘佑也和其師一樣，“信道篤而任道勇，近仁之質，得諸剛毅”，然而與人和易，從容簡諒。晚年時，時乘牛車往來於上𠔌、渤海、嵩岱之間，兒童野夫見其過，皆聚迎隨觀，爭相慰藉，說：“王先生來矣！”王餘佑也時時停車，問勞而去。
　　王餘佑一生生活困苦。他做山人時的情形是“一閑牧竪，藜藿不充”。主將獻陵書院時，他的布衣之交河間知府王奐為他購置宅捨，副將孔毅買下二百畝田地饋贈給他。晚年四方豪俊爭相造訪，他典衣挫薦接之，有時遇人有緩急，即為之籌措，百數十金無難事。及交遊有饋贈，則介然不受，卻金之節世鹹重之。王餘佑教弟子學詩時曾說：“子美入蜀，子瞻海外，乃有忠孝之情發為歌詠”。孫奇逢曾對王餘佑說：“餘年五十始識一‘貧’字。我輩以貧賤之身，值流離憂患之際，典琴書，質簪珥，忍病停藥，日不再食者屢矣。對妻子似難快心，對同志應無愧色。此字不明，終非真實學問。”所說很能代表當時諸人的性格。
　　由此可知王餘佑雖列身儒林，但是他的生活環境和治學態度的確與一般俗儒、腐儒迥然不同。
　　王餘佑研究兵法戰略是由來有本的。他早年跟隨孫奇逢學兵傢言，以學習《孫子兵法》為主。他跟隨鹿善繼受學，鹿善繼曾協助兵部尚書孫承宗鎮守榆關四年，任贊畫，有兵書《車營百八叩》傳世。他的師友茅元儀更是明末傑出的軍事傢，所撰《武備志》有二百四十捲，約二百萬字，附圖七百三十餘幅，是中國古代篇幅最大的綜合性兵書，茅元儀本人也曾隨孫承宗督師遼東，任贊畫、副總兵，方以智稱贊他是“下帷稱學者，上馬即將軍”。為王餘佑所仰慕的南宋人陳亮，為人才氣超邁，喜談兵，也曾考論古人用兵成敗之跡，著成《酌古論》一書，對王餘佑影響很大。明末清初時，軍事問題已成為註重實學的一派儒士所共同關心的焦點，王餘佑對於兵法戰略的研究，就是在當時傳統和風氣影響之下進行的，體現了時代的特點。而在王餘佑之後，清初的北方學者中，顔元也是自幼學習兵法，於技擊馳射無不精通，遇豪傑無論貴賤莫不結納深交。王餘佑死後二十年，為他作傳的大興人王源也是一位喜歡任俠言兵的奇士，其父為明錦衣衛指揮，又曾從著名兵法傢魏禧受學，性情豪邁不可羈束，於當世之人視之衊如，於古人亦然，心中所慕惟有漢諸葛武侯（諸葛亮）、明王文成公（王守仁）二人，自以為當北面武鄉侯，而與陳同甫並駕齊驅以爭先後。王源對人自然是少有贊許，況且又精通兵法，但他對王餘佑卻能獨加贊賞。王源在為李塨的父親所作的《李孝愨先生傳》中說道：“北方學者多暗晦，寡交遊，著述亦不傳於天下。以予所聞，孫徵君而外，不過山右傅青主（傅山）、關中李中孚（李顒）數先生而已。既與李剛主、張文升訂交，乃知有五公山人及顔習齋諸君子。”從王源對王餘佑的評價中，也可以印證出他在兵法戰略研究上的分量與價值。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王餘佑還身負武學。早年他跟隨孫奇逢受學時，就是一面學兵傢言，一面習騎射、擊刺，無不工。時人稱其纔兼文武，精於技擊，說他“恆以談兵說劍為事”。他常與弟子歌詩飲酒、騎射技擊為樂，直到晚年，他談兵述往事，仍能目光炯炯如電，聲若洪鐘。有時持兵指畫，鬍須戟張，蹲身一躍丈許。馳馬彎弓，矢無虛發。使觀者莫不震慄色動，嘖嘖稱嘆。王餘佑自己也說他平生性不平，好武健，生來一點血性，不肯以塗朱傅粉爭妍取憐於世人。有時居傢鬱悶，一室叫跳，須眉如刀槊立，倚天而號，提劍而舞，擊節徘徊，欲歌欲泣。王餘佑在新城時，李恭曾將他車迎至傢，傳授槍法刀法。在王餘佑的諸多遺著中，亦有一套《十三刀法》，又稱《太極連環刀法》傳世。王餘佑研究兵法戰略是將理學、武學、兵法和慷慨任俠的性格合為一體，這樣貫通成一種有根基、有淵源、有活力的實學。就此而言王餘佑實非尋常文弱書生排比史事紙上談兵之可比。清初盛傳於北方的顔李學派力倡實學，高舉實學、實習、實用的大旗，而顔李學派的創始人顔元在三十歲時就曾登門問學於王餘佑，受到王餘佑的很大影響。就此來看，王餘佑完全可以稱做清初北方實學的先驅。
　　再說到王餘佑對清廷的態度。王餘佑生當明末清初，父兄又為清人所殺，國亡傢毀，對於滿清異族統治不能沒有抵觸。衹不過當時天下大局已定，而河北又近在京畿，所以他不可能有太過激烈的舉動。《清詩紀事初編》中評論說他詩似謝臯羽（謝翺）、鄭所南（鄭思肖），文模陳同甫（陳亮），“然辭旨隱約，不作陵厲指斥之語”，也即此意。陳亮於謝翺、鄭思肖均為南宋人，陳亮力主抗金，詩文豪放激越。謝翺曾參加文天祥的抗元義軍，詩風沉鬱，寓淪亡之意。鄭思肖於宋亡後隱居蘇州，更名思肖、所南、憶翁，墨蘭不畫土根，墨竹畫蒼煙斜月，皆寓對趙宋的思念。王餘佑身上所表現出的抗清情緒可以從數處隱約察知。其一，他平生獨慕陳同甫，為其有真英雄風度。而至垂老讀史，“至謝臯羽、鄭所南諸君，又未嘗不掩捲流涕也”。說明他的個人情感已與國傢興亡連在一起而不可更改。其二，王延善父子起兵時，值清兵入關，仇人誣陷。然而王氏父子是否真正有心抗拒清兵，恐怕確實在半虛半實之間。王餘恪入京赴難，不喊冤枉，而大呼“義軍來赴死”，似是自服之辭。其三，入清後，王餘佑先在五公山隱居三十年，又在獻縣講學十年。四十年不出仕，亦當是一種不合作的抗拒。其四，王餘佑在編定了《乾坤大略》的十捲之後，又專門搜集了江南對於北方的十次勝戰，編定了補遺一捲。他說：“十捲中至矣盡矣，尚須補也與哉？曰：為十勝而設也。”“此十者，皆起於江東之師，以取勝中原。”“江南脆弱，誰不聞之？然跡其所以勝，不在強弱也，顧人之運用何如耳！”其意似深望於南明之光復。王源對王餘佑所著諸多兵書戰略評論說：“予久知山人名，特不詳其水平。後交李剛主，始聞其詳。而今乃得讀其遺書，撫捲流涕曰：此諸葛武鄉之流也！天之生此人也，謂之何哉？既已生之，又老死之，天乎！吾不解其何意也？”又說：隋代文中子隱居教授，所造就的人才皆足以安民濟世，而不必功自己出。現在天下人才日下，沒有能比得上前人的，但是也許王餘佑的弟子不同。王餘佑的親傳弟子雖不能有所作為，但是日後衹要是讀過其書能私淑王餘佑的，自然也是他的弟子，“雖數十百年之久，固無異於親炙之者。”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麽王餘佑“又何憾焉？”觀其文意，似已預期數十百年後謀圖翻覆之舉。王源的這個意思，未始不是道出了王餘佑的真意。而這反清復明的心願，無疑更加突出了王餘佑兵略研究中的實學特點。
　　王餘佑一生著述除《乾坤大略》外，還有《居諸編》十捲、《諸葛八陣圖》一捲、《萬勝車圖說》一捲、《兵民經略圖》一捲、《十三刀法》一捲、《文集》三十二捲，《涌幢草》三十捲，以及《認理說》、《前著集》、《通鑒獨觀》、《茅檐款議》等。《居諸編》匯集古人經世之事而成，據《乾坤大略總序》所說“十年間胸中壘塊悉譜之於《居諸編》一書”等語，當是作者較為註重的一部書。原書不存，其大部分內容收入蠡吾人李培所編《灰畫集》中，後者的書名亦取自王餘佑詩“灰畫何年計得成”。《茅檐款議》據《清詩紀事初編》稱是作者所最自信者，該書與《通鑒獨觀》、《前著集》三書中，估計應有不少篇幅仍是論述軍事地理與軍國大略的。《太極連環刀法》今見於《蟫隱廬叢書》。《涌幢草》應是王餘佑的詩集。今所傳《五公山人集》是在王餘佑卒後，由門人李興祖（字慎齋）另外搜集、抄錄的，後遲至康熙三十四年（1695）刊刻行世。共十六捲（《四庫全書總目·集部存目》直隸總督采進本為十四捲），其中詩五捲，文十一捲。
　　王餘佑卒後，其遺書一說存於後人、傢人之手，一說交與門人李塨。王餘佑有二子，長子王孚，次子王鹹。王鹹早殤。王孚字曙光，曾與李塨同遊，但在王餘佑卒後，亦尋卒。不過據秦聚奎《乾坤大略序》王餘佑裔孫王懋亭（字茂纔）攜其先人藏書數種、《四庫全書總目》子孫遂為獻縣人等語，王餘佑應有後人傳嗣。李興祖在編定《五公山人集》時也說：“先生編纂甚富，幾重壓牛腰，今藏於傢，未及行世。”但據《顔李師承記》所說，王孚將卒，使人招李塨至獻縣，“盡以五公遺著付之”，李塨還選編了一種《五公文集》，並為王餘佑寫了傳記。而在二十年之後，康熙四十二年（1703），王源也確是在李恭處得以讀到了王餘佑的遺著。大概在李塨卒後，王餘佑的遺著便也從此逐漸散失。
　　《乾坤大略》的編撰在《居諸編》之後，觀其總序，當時王餘佑仍在五公山隱居，而其署名中稱獻縣人，似到其晚年在獻陵書院時最後編定。魏坤《五公山人傳》也說：《居諸編》、《乾坤大略》、《諸葛陣圖》、《通鑒獨觀》諸書“皆山人所手輯也”。
　　據李塨《顔習齋先生年譜》和《顔李師承記》所說，《乾坤大略》又名《廿一史兵略》。但由該書既不按史書分類、又不依先後編年的體例而論，仍以《乾坤大略》的書名更為切題。
　　《乾坤大略》的版本最初為王餘佑“山中所手輯”的手稿本。辰州人秦聚奎任肅水（即安肅，今徐水）知縣時，由當時的傳抄本過錄了一個本子，但所抄本的內容往往事不歸類，舛駁頗多，甚為可疑。秦聚奎隨後調任饒川（即饒陽），鹹豐四年（1854），正逢王餘佑的裔孫王懋亭到饒，帶來了王餘佑的藏書數種，其中就有《乾坤大略》。秦聚奎稱此書為“原本”應該就是王餘佑的手稿本。秦聚奎將傳抄本依據原本重校一遍，纔知傳抄本中錯雜重複之處為後人所竄入，“而原書固自融貫也”。當時正值太平軍起，“籌防吃緊，到處戒嚴，韜鈐攻守之術尤為救時良劑”。於是秦聚奎又據原本將此書重新校錄，將傳抄本恢復為原本。傳抄本的主要問題，是較原本多出了十三條，其中一條是重出的，十二條是不類的。王餘佑原書編纂時的體例，是各捲之間不避重複，所謂“一時俱有”，這樣的重複全書共有五條，而秦聚奎校出的一條是於本捲中重出的，因此在重新校錄時便刪去了。不類的十二條則仍然保持傳抄本的原狀，而於各條下註明“秦校原本無此條”小字。這時上距王餘佑之卒已有一百七十年。又過了二十餘年，光緒五年（1879），《畿輔叢書》開雕，《乾坤大略》是惟一被選刻的王餘佑的著作，所依據的就是秦聚奎據原稿校錄的本子。這是該書的首次校錄，上距王餘佑之卒已近二百年。
　　《乾坤大略》後來的版本，有寶興堂光緒三十二年（1907）刻本，山西育纔館民國九年（1920）鉛印本，和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叢書集成初編》鉛印本，都以《畿輔叢書》本為底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