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是我的長篇處女作，動筆於一九九六年，初版於一九九八年。動筆的時候我還沒有使用電腦，就在中國礦業大學的教工宿舍裏頭，我每天趴在一張淡黃色的桌面上，用那支透明的塑料管圓珠筆開始了這本書的寫作。我記得我寫完這本書的時候正是中午，我望着我的圓珠筆，它已經面目全非，渾身纏滿了膠帶，很髒，像我遠征的兄弟。我似乎動了感情，因為我已經决定買電腦了。我把我的圓珠筆放進了抽屜，再也沒有摸過它。
我寫這本書的時候腦子裏有一幅頑固的畫面，那就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期的中國城市。這個畫面當然是不存在的。我好像站在一座橋上，我的面前是開闊的城市縱深，它是鼕天的景象，浩浩蕩蕩的屋頂上灑滿了陽光。這是一個夢幻式的“大全景”。糟糕的是，我對“大全景”從來都不相信，正如我不相信“最後的統計結果”。我衹相信局部，因為我們衹能在局部裏面生存。換句話說，衹有局部纔可能有效地構成存在。當我走進九十年代初期某一個城市的“局部”的時候，那是怎樣一幅躁動、混亂、汗流浹背同時又人聲鼎沸的場景！九十年代初期，我們還記得嗎？我們的內心有數不清的攪拌車、起重機，還有迷宮一樣的腳手架——它們塞滿了我們的城市。我們在摩拳擦掌。為了什麽？其實還沒有想好。我們衹是拼了老命地對自己大聲疾呼：做點什麽，趕快做點什麽！還沒有開始，我們的天才就開始啓示：快來不及了。多麽的迫切，多麽的憂鬱。
當然，我沒有能力去描繪那個時代。然而我並沒有把自己手裏的筆放下來。是親愛的阿爾貝·加繆幫助了我。他對我說：“要瞭解一個城市，比較方便的途徑不外乎打聽那裏的人們怎麽幹活，怎麽相愛，又怎麽死去。（《鼠疫》）”好吧，那我就打聽打聽去。
事情變得簡單起來了。打聽並描繪九十年代初期的“人們”怎麽幹活、怎麽相愛，是我這本書的原始動機。打聽的結果非常不好，我打聽到的全是自己的消息。在漆黑的深夜，在工地的盡頭，我的手上拿了一把手電，手電照亮了一面鏡子，鏡子裏面恰好是我。太緊張了。
當然，稍有常識的讀者不可能認為這本書寫的就是我，我和書中的人物沒有半點關係。書裏的人物、事件、場景都是虛擬的。可是，我為什麽要做這樣的虛擬，這是我今天必須面對的問題。
這本書的主人公是一個學聲樂的大學生，而他的母親則是一個返城的知青。當我回憶起他們的時候，我意外地發現，《青衣》和《玉米》的源頭就在這本書裏，安安靜靜的，一點蠢蠢欲動的意思都沒有。這是一種多麽美妙、多麽值得期待的期待。所以要有耐心。你不能為了得到一份禮物而焦慮，衹有到了十二月二十四日的夜裏，聖誕老人才會在漫天的大雪中穿過你們傢的煙囪，把他的禮物放在你的襪子裏，早一天都不行。這個聖誕老人不是別人，就是你自己，就是你心跡。寫作是滋補的，它可以滋補寫作。
老實說，書裏的大部分內容我已經忘記了，並不是我健忘，而是我的心思早就不在這裏了。畢竟是九年過去了——哪一個寫作的人會用九年的時間去回憶他的舊作呢？天底下沒有那樣瘋狂的作傢。沒想到作傢出版社的朋友反而有心，他們願意重新出版這部書。我找回了這本書，仔細地讀，感覺並不好，真的覺得對不住作傢出版社的這一番好意。我衹想把這本書推翻了，重寫一遍。我在無比慚愧的同時卻又無比地自信：如果現在寫的話，這本書一定會好很多。
還是不要忙着慚愧，不要忙着自信。你不可以抹煞你的昨天，你不可能一生下來就是一個中年的男人，要是那樣的話，你是一個多麽無趣、多麽可惡的傢夥，你白吃白喝了多少回？你必須從那個時候過來，你衹能從那個時候過來。所以，面對舊作，慚愧是虛榮的，自信也一樣蒼白。
鬍適說，寬容比自由更重要。我同意他的話，寬容起碼和自由一樣重要。還是寬容吧，首先學會寬容我們自己。
所以就要感謝。我感謝作傢出版社。這樣的感謝容易被當成一句套話，事實上不是。我願意把這本書的再版看成是作傢出版社對一個寫作者的寬容。
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於南京
我寫這本書的時候腦子裏有一幅頑固的畫面，那就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期的中國城市。這個畫面當然是不存在的。我好像站在一座橋上，我的面前是開闊的城市縱深，它是鼕天的景象，浩浩蕩蕩的屋頂上灑滿了陽光。這是一個夢幻式的“大全景”。糟糕的是，我對“大全景”從來都不相信，正如我不相信“最後的統計結果”。我衹相信局部，因為我們衹能在局部裏面生存。換句話說，衹有局部纔可能有效地構成存在。當我走進九十年代初期某一個城市的“局部”的時候，那是怎樣一幅躁動、混亂、汗流浹背同時又人聲鼎沸的場景！九十年代初期，我們還記得嗎？我們的內心有數不清的攪拌車、起重機，還有迷宮一樣的腳手架——它們塞滿了我們的城市。我們在摩拳擦掌。為了什麽？其實還沒有想好。我們衹是拼了老命地對自己大聲疾呼：做點什麽，趕快做點什麽！還沒有開始，我們的天才就開始啓示：快來不及了。多麽的迫切，多麽的憂鬱。
當然，我沒有能力去描繪那個時代。然而我並沒有把自己手裏的筆放下來。是親愛的阿爾貝·加繆幫助了我。他對我說：“要瞭解一個城市，比較方便的途徑不外乎打聽那裏的人們怎麽幹活，怎麽相愛，又怎麽死去。（《鼠疫》）”好吧，那我就打聽打聽去。
事情變得簡單起來了。打聽並描繪九十年代初期的“人們”怎麽幹活、怎麽相愛，是我這本書的原始動機。打聽的結果非常不好，我打聽到的全是自己的消息。在漆黑的深夜，在工地的盡頭，我的手上拿了一把手電，手電照亮了一面鏡子，鏡子裏面恰好是我。太緊張了。
當然，稍有常識的讀者不可能認為這本書寫的就是我，我和書中的人物沒有半點關係。書裏的人物、事件、場景都是虛擬的。可是，我為什麽要做這樣的虛擬，這是我今天必須面對的問題。
這本書的主人公是一個學聲樂的大學生，而他的母親則是一個返城的知青。當我回憶起他們的時候，我意外地發現，《青衣》和《玉米》的源頭就在這本書裏，安安靜靜的，一點蠢蠢欲動的意思都沒有。這是一種多麽美妙、多麽值得期待的期待。所以要有耐心。你不能為了得到一份禮物而焦慮，衹有到了十二月二十四日的夜裏，聖誕老人才會在漫天的大雪中穿過你們傢的煙囪，把他的禮物放在你的襪子裏，早一天都不行。這個聖誕老人不是別人，就是你自己，就是你心跡。寫作是滋補的，它可以滋補寫作。
老實說，書裏的大部分內容我已經忘記了，並不是我健忘，而是我的心思早就不在這裏了。畢竟是九年過去了——哪一個寫作的人會用九年的時間去回憶他的舊作呢？天底下沒有那樣瘋狂的作傢。沒想到作傢出版社的朋友反而有心，他們願意重新出版這部書。我找回了這本書，仔細地讀，感覺並不好，真的覺得對不住作傢出版社的這一番好意。我衹想把這本書推翻了，重寫一遍。我在無比慚愧的同時卻又無比地自信：如果現在寫的話，這本書一定會好很多。
還是不要忙着慚愧，不要忙着自信。你不可以抹煞你的昨天，你不可能一生下來就是一個中年的男人，要是那樣的話，你是一個多麽無趣、多麽可惡的傢夥，你白吃白喝了多少回？你必須從那個時候過來，你衹能從那個時候過來。所以，面對舊作，慚愧是虛榮的，自信也一樣蒼白。
鬍適說，寬容比自由更重要。我同意他的話，寬容起碼和自由一樣重要。還是寬容吧，首先學會寬容我們自己。
所以就要感謝。我感謝作傢出版社。這樣的感謝容易被當成一句套話，事實上不是。我願意把這本書的再版看成是作傢出版社對一個寫作者的寬容。
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於南京
城市越來越熱了。暑期一開始所有的水泥平面就呈現出自然的局面，水泥的熱焰是無色的、無臭的、無形的，看上去比火苗更抽象。然而它熱，灼人。的確，抽象更本質。
太陽像瘋子的眼睛，有人沒人它都炯炯有神。你一和它對視它就纏上你了，盯着你，無緣無故地警告你。聰明的做法是別理它，不要和它對視，不要和它糾纏，同時加快你的步伐。然而汽車的尾氣和空調主機的散熱片會盯上你的小腿。它們是無賴，是滾刀肉，是無事生非的潑皮，你無處藏身。城市確確實實是越來越熱了。
可以坐坐的地方還是有的。比方說，電子遊戲廳。城市再冷，再熱，可供遊戲的地方終歸是四季如春的。春天早已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電子産品了，它是科技的産物，智慧的結晶，我們完全有能力把它和電子遊戲機一起，安裝在遊藝大廳裏。
暑期一開始耿東亮就找了一份鐘點工，給一個六歲的小女孩上鋼琴課。耿東亮剛讀完音樂係的二年級，主修聲樂，而不是鋼琴。然而，給一個六歲的小女孩示範幾下哈儂練習麯卻可以胜任。小女孩的父親說了，他並不指望女兒什麽，女兒能夠彈幾首麯子就可以了。小女孩的父親經營了一傢很大的電子遊藝廳，女兒什麽樣的玩具都玩了，然而鋼琴沒玩過。沒玩過就得讓她玩。幼兒園剛放假，小女孩的母親就帶了女兒逛商場，女兒走到鋼琴那邊去，掀起了鋼琴的蓋子，用腦袋頂住，小手伸到縫隙裏去，摁一下白鍵，“咚”的一下，又摁一個黑鍵，“咚”的又一下，比幼兒園的腳踏風琴好玩多了，那東西不用腳踩可是摁不響的。小女兒的腦袋在琴蓋底下歪過來，衝了母親笑，樣子比吃了冰激凌還要開心。後來女兒走過來了，抱住了母親的大腿，指了指鋼琴，說：“要。”207號營業員這時候走了過來，彎下腰撫摸孩子的童花頭，誇小女孩“漂亮”，誇小女孩目光裏頭“天生”就有“藝術傢的氣質”，誇小女孩的小手“天生”就是“為鋼琴生的”。千錯萬錯，拍馬屁不錯，更何況是在母親面前拍孩子的馬屁呢。小女孩知道在誇她，咬住下嘴唇，都不好意思了。母親取出手機，摁出一串數碼，仰起臉來把披肩發甩到腦後去，對着手機說：“喂，你女兒要玩鋼琴。”手機裏頭髮話了，有點不耐煩，說：“拖一個回去就是了。”
“拖一個回去”的那天下午耿東亮正站在商場門口的樹陰下面看晚報，胸前挂了“傢教”兩個字。他在這裏站了兩三天了，一到下午就盯住晚報上的招聘廣告。小女孩的母親出門的時候看了一眼耿東亮，“”了一聲，問：“你會彈鋼琴吧？”耿東亮擡起頭，怔了一下，臉卻紅了，慌忙說：“會，我是師大音樂係的。”耿東亮一邊比劃一邊從口袋裏頭掏出學生證，攤開來遞到她的面前去，好讓人傢驗明正身。女人卻不看，笑着說：“回頭你給我彈一首《上海灘》。”
授課的時間是上午，作為回報，小女孩的父親給了耿東亮一張遊藝廳的免費遊戲卡，遊藝廳的環境不錯，又熱鬧又清涼，是暑期裏上好的去處。遊藝大廳離小女孩的傢不算遠，中午吃一份加州牛肉面或者漢堡包，步行過去，坐到遊藝大廳裏頭就可以涼快一個下午了。有空調，有電子遊戲，再漫長、再酷熱的暑期也可以混得過去。
電子遊戲實在是引人入勝，它其實就是你，你自己。它以電子這種幽窈的方式讓你自己與自己鬥智、鬥勇，讓你消遣你自己，遊戲你自己。你愚蠢它更愚蠢，你機敏它更機敏，你慷慨它更慷慨，你貪婪它更貪婪。它與你近在咫尺，撩撥你，挑逗你，讓你看見希望，又讓你失之交臂。你永遠逮不着你自己。它以極其臨近和極其愉悅的方式拒絶你，讓你永遠與自己總有一念之差或一個疏忽這樣的距離、這樣的缺憾、這樣的悵然若失。你對它永遠是欲擒又縱的，這就是說，它對你永遠是欲縱又擒的。電子遊戲是你心智的一面鏡子，讓你看見你，讓你端詳你，而你與你之間永遠都有一舉手這樣的恍若隔世。你是你的夢。你是你最知己的對手，你永遠追逐着自己的拒絶，開始着自己的終結，希望着自己的無奈。你永遠有下一次，你假想中的生命永遠都不可能衹有一回，那是哲學的命題，是放狗屁。生命完全可以重來，循環往復，像電流一樣沒有起始，沒有終結。
小女孩的鋼琴課吃力極了。關鍵是孩子的母親，她熱心極了。她把透明膠布貼在了琴鍵上，再在琴鍵上寫下了一連串的阿拉伯數字1、2、3、4、5、6、7。她十分莊嚴地坐在耿東亮的身旁，全力以赴，嚴肅地對女兒說，一就是哆，二就是，三就是咪……母親把耿東亮擱在了一邊，母親永遠是女兒最出色的教師，同時永遠是女兒最愛生氣的老師，動不動就發火，“怎麽還不會的呢？小拇指怎麽一點力量都沒有的呢？”母親急。她巴不得女兒在第二天的上午就能用鋼琴演奏《上海灘》。
耿東亮有些厭倦，卻不願意放棄。他可以忍受這樣的女兒與這樣的母親。“上課”至少可以離開自己的傢，離開自己的母親。現在正放着暑假呢，不出來“上課”，他又能做什麽？
一到節假日耿東亮就要長時間地面對自己的母親了。耿東亮害怕這樣。以往到了周末母親很早就會從大街上收攤的，回到傢，給兒子打好洗臉水，預備好零食，甚至連兒子的拖鞋都放得工工整整的，左右對稱，虛以待客。然後靜靜地坐下來，等待自己的二兒子。耿東亮的傢離師範大學衹有三十分鐘的自行車路程，“每個周末都回來過。”母親是這麽關照的，每一次回來母親總要歡喜一番。兒子回傢了，又在“媽的身邊”了。耿東亮一進傢，母親總要十分仔細地打量一遍，從頭到腳，再從腳到頭，這樣一個來回母親纔肯放心。然後母親就說：“又瘦了。”耿東亮不瘦，人長得高大帥氣，但母親一見面總是怪他“瘦”。在母親的眼裏，兒子的身上永遠都缺少兩公斤的肥肉。
太陽像瘋子的眼睛，有人沒人它都炯炯有神。你一和它對視它就纏上你了，盯着你，無緣無故地警告你。聰明的做法是別理它，不要和它對視，不要和它糾纏，同時加快你的步伐。然而汽車的尾氣和空調主機的散熱片會盯上你的小腿。它們是無賴，是滾刀肉，是無事生非的潑皮，你無處藏身。城市確確實實是越來越熱了。
可以坐坐的地方還是有的。比方說，電子遊戲廳。城市再冷，再熱，可供遊戲的地方終歸是四季如春的。春天早已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電子産品了，它是科技的産物，智慧的結晶，我們完全有能力把它和電子遊戲機一起，安裝在遊藝大廳裏。
暑期一開始耿東亮就找了一份鐘點工，給一個六歲的小女孩上鋼琴課。耿東亮剛讀完音樂係的二年級，主修聲樂，而不是鋼琴。然而，給一個六歲的小女孩示範幾下哈儂練習麯卻可以胜任。小女孩的父親說了，他並不指望女兒什麽，女兒能夠彈幾首麯子就可以了。小女孩的父親經營了一傢很大的電子遊藝廳，女兒什麽樣的玩具都玩了，然而鋼琴沒玩過。沒玩過就得讓她玩。幼兒園剛放假，小女孩的母親就帶了女兒逛商場，女兒走到鋼琴那邊去，掀起了鋼琴的蓋子，用腦袋頂住，小手伸到縫隙裏去，摁一下白鍵，“咚”的一下，又摁一個黑鍵，“咚”的又一下，比幼兒園的腳踏風琴好玩多了，那東西不用腳踩可是摁不響的。小女兒的腦袋在琴蓋底下歪過來，衝了母親笑，樣子比吃了冰激凌還要開心。後來女兒走過來了，抱住了母親的大腿，指了指鋼琴，說：“要。”207號營業員這時候走了過來，彎下腰撫摸孩子的童花頭，誇小女孩“漂亮”，誇小女孩目光裏頭“天生”就有“藝術傢的氣質”，誇小女孩的小手“天生”就是“為鋼琴生的”。千錯萬錯，拍馬屁不錯，更何況是在母親面前拍孩子的馬屁呢。小女孩知道在誇她，咬住下嘴唇，都不好意思了。母親取出手機，摁出一串數碼，仰起臉來把披肩發甩到腦後去，對着手機說：“喂，你女兒要玩鋼琴。”手機裏頭髮話了，有點不耐煩，說：“拖一個回去就是了。”
“拖一個回去”的那天下午耿東亮正站在商場門口的樹陰下面看晚報，胸前挂了“傢教”兩個字。他在這裏站了兩三天了，一到下午就盯住晚報上的招聘廣告。小女孩的母親出門的時候看了一眼耿東亮，“”了一聲，問：“你會彈鋼琴吧？”耿東亮擡起頭，怔了一下，臉卻紅了，慌忙說：“會，我是師大音樂係的。”耿東亮一邊比劃一邊從口袋裏頭掏出學生證，攤開來遞到她的面前去，好讓人傢驗明正身。女人卻不看，笑着說：“回頭你給我彈一首《上海灘》。”
授課的時間是上午，作為回報，小女孩的父親給了耿東亮一張遊藝廳的免費遊戲卡，遊藝廳的環境不錯，又熱鬧又清涼，是暑期裏上好的去處。遊藝大廳離小女孩的傢不算遠，中午吃一份加州牛肉面或者漢堡包，步行過去，坐到遊藝大廳裏頭就可以涼快一個下午了。有空調，有電子遊戲，再漫長、再酷熱的暑期也可以混得過去。
電子遊戲實在是引人入勝，它其實就是你，你自己。它以電子這種幽窈的方式讓你自己與自己鬥智、鬥勇，讓你消遣你自己，遊戲你自己。你愚蠢它更愚蠢，你機敏它更機敏，你慷慨它更慷慨，你貪婪它更貪婪。它與你近在咫尺，撩撥你，挑逗你，讓你看見希望，又讓你失之交臂。你永遠逮不着你自己。它以極其臨近和極其愉悅的方式拒絶你，讓你永遠與自己總有一念之差或一個疏忽這樣的距離、這樣的缺憾、這樣的悵然若失。你對它永遠是欲擒又縱的，這就是說，它對你永遠是欲縱又擒的。電子遊戲是你心智的一面鏡子，讓你看見你，讓你端詳你，而你與你之間永遠都有一舉手這樣的恍若隔世。你是你的夢。你是你最知己的對手，你永遠追逐着自己的拒絶，開始着自己的終結，希望着自己的無奈。你永遠有下一次，你假想中的生命永遠都不可能衹有一回，那是哲學的命題，是放狗屁。生命完全可以重來，循環往復，像電流一樣沒有起始，沒有終結。
小女孩的鋼琴課吃力極了。關鍵是孩子的母親，她熱心極了。她把透明膠布貼在了琴鍵上，再在琴鍵上寫下了一連串的阿拉伯數字1、2、3、4、5、6、7。她十分莊嚴地坐在耿東亮的身旁，全力以赴，嚴肅地對女兒說，一就是哆，二就是，三就是咪……母親把耿東亮擱在了一邊，母親永遠是女兒最出色的教師，同時永遠是女兒最愛生氣的老師，動不動就發火，“怎麽還不會的呢？小拇指怎麽一點力量都沒有的呢？”母親急。她巴不得女兒在第二天的上午就能用鋼琴演奏《上海灘》。
耿東亮有些厭倦，卻不願意放棄。他可以忍受這樣的女兒與這樣的母親。“上課”至少可以離開自己的傢，離開自己的母親。現在正放着暑假呢，不出來“上課”，他又能做什麽？
一到節假日耿東亮就要長時間地面對自己的母親了。耿東亮害怕這樣。以往到了周末母親很早就會從大街上收攤的，回到傢，給兒子打好洗臉水，預備好零食，甚至連兒子的拖鞋都放得工工整整的，左右對稱，虛以待客。然後靜靜地坐下來，等待自己的二兒子。耿東亮的傢離師範大學衹有三十分鐘的自行車路程，“每個周末都回來過。”母親是這麽關照的，每一次回來母親總要歡喜一番。兒子回傢了，又在“媽的身邊”了。耿東亮一進傢，母親總要十分仔細地打量一遍，從頭到腳，再從腳到頭，這樣一個來回母親纔肯放心。然後母親就說：“又瘦了。”耿東亮不瘦，人長得高大帥氣，但母親一見面總是怪他“瘦”。在母親的眼裏，兒子的身上永遠都缺少兩公斤的肥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