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文學>> 都市生活>> 畢飛宇 Bi Feiyu   中國 China   現代中國   (1964年元月19日)
那個夏季 那個秋天
  《那個夏季那個秋天》是作傢畢飛宇長篇小說處女作,《玉米》和《青衣》的源頭。
  耿東亮:“沒有機遇我們痛苦,有了機遇我們更痛苦,為什麽?”
  李建國:“因為我們都貪婪。”
  李建國:“人衹能活一次。痛苦就是對另一種活法的假設。這是上帝對我們的懲罰。”
《那個夏季 那個秋天》再版序
  這本書是我的長篇處女作,動筆於一九九六年,初版於一九九八年。動筆的時候我還沒有使用電腦,就在中國礦業大學的教工宿舍裏頭,我每天趴在一張淡黃色的桌面上,用那支透明的塑料管圓珠筆開始了這本書的寫作。我記得我寫完這本書的時候正是中午,我望着我的圓珠筆,它已經面目全非,渾身纏滿了膠帶,很髒,像我遠征的兄弟。我似乎動了感情,因為我已經决定買電腦了。我把我的圓珠筆放進了抽屜,再也沒有摸過它。
  我寫這本書的時候腦子裏有一幅頑固的畫面,那就是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初期的中國城市。這個畫面當然是不存在的。我好像站在一座橋上,我的面前是開闊的城市縱深,它是鼕天的景象,浩浩蕩蕩的屋頂上灑滿了陽光。這是一個夢幻式的“大全景”。糟糕的是,我對“大全景”從來都不相信,正如我不相信“最後的統計結果”。我衹相信局部,因為我們衹能在局部裏面生存。換句話說,衹有局部纔可能有效地構成存在。當我走進九十年代初期某一個城市的“局部”的時候,那是怎樣一幅躁動、混亂、汗流浹背同時又人聲鼎沸的場景!九十年代初期,我們還記得嗎?我們的內心有數不清的攪拌車、起重機,還有迷宮一樣的腳手架——它們塞滿了我們的城市。我們在摩拳擦掌。為了什麽?其實還沒有想好。我們衹是拼了老命地對自己大聲疾呼:做點什麽,趕快做點什麽!還沒有開始,我們的天才就開始啓示:快來不及了。多麽的迫切,多麽的憂鬱。
  當然,我沒有能力去描繪那個時代。然而我並沒有把自己手裏的筆放下來。是親愛的阿爾貝·加繆幫助了我。他對我說:“要瞭解一個城市,比較方便的途徑不外乎打聽那裏的人們怎麽幹活,怎麽相愛,又怎麽死去。(《鼠疫》)”好吧,那我就打聽打聽去。
  事情變得簡單起來了。打聽並描繪九十年代初期的“人們”怎麽幹活、怎麽相愛,是我這本書的原始動機。打聽的結果非常不好,我打聽到的全是自己的消息。在漆黑的深夜,在工地的盡頭,我的手上拿了一把手電,手電照亮了一面鏡子,鏡子裏面恰好是我。太緊張了。
  當然,稍有常識的讀者不可能認為這本書寫的就是我,我和書中的人物沒有半點關係。書裏的人物、事件、場景都是虛擬的。可是,我為什麽要做這樣的虛擬,這是我今天必須面對的問題。
  這本書的主人公是一個學聲樂的大學生,而他的母親則是一個返城的知青。當我回憶起他們的時候,我意外地發現,《青衣》和《玉米》的源頭就在這本書裏,安安靜靜的,一點蠢蠢欲動的意思都沒有。這是一種多麽美妙、多麽值得期待的期待。所以要有耐心。你不能為了得到一份禮物而焦慮,衹有到了十二月二十四日的夜裏,聖誕老人才會在漫天的大雪中穿過你們傢的煙囪,把他的禮物放在你的襪子裏,早一天都不行。這個聖誕老人不是別人,就是你自己,就是你心跡。寫作是滋補的,它可以滋補寫作。
  老實說,書裏的大部分內容我已經忘記了,並不是我健忘,而是我的心思早就不在這裏了。畢竟是九年過去了——哪一個寫作的人會用九年的時間去回憶他的舊作呢?天底下沒有那樣瘋狂的作傢。沒想到作傢出版社的朋友反而有心,他們願意重新出版這部書。我找回了這本書,仔細地讀,感覺並不好,真的覺得對不住作傢出版社的這一番好意。我衹想把這本書推翻了,重寫一遍。我在無比慚愧的同時卻又無比地自信:如果現在寫的話,這本書一定會好很多。
  還是不要忙着慚愧,不要忙着自信。你不可以抹煞你的昨天,你不可能一生下來就是一個中年的男人,要是那樣的話,你是一個多麽無趣、多麽可惡的傢夥,你白吃白喝了多少回?你必須從那個時候過來,你衹能從那個時候過來。所以,面對舊作,慚愧是虛榮的,自信也一樣蒼白。
  鬍適說,寬容比自由更重要。我同意他的話,寬容起碼和自由一樣重要。還是寬容吧,首先學會寬容我們自己。
  所以就要感謝。我感謝作傢出版社。這樣的感謝容易被當成一句套話,事實上不是。我願意把這本書的再版看成是作傢出版社對一個寫作者的寬容。
  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於南京
《那個夏季 那個秋天》第一章(1)
  城市越來越熱了。暑期一開始所有的水泥平面就呈現出自然的局面,水泥的熱焰是無色的、無臭的、無形的,看上去比火苗更抽象。然而它熱,灼人。的確,抽象更本質。
  太陽像瘋子的眼睛,有人沒人它都炯炯有神。你一和它對視它就纏上你了,盯着你,無緣無故地警告你。聰明的做法是別理它,不要和它對視,不要和它糾纏,同時加快你的步伐。然而汽車的尾氣和空調主機的散熱片會盯上你的小腿。它們是無賴,是滾刀肉,是無事生非的潑皮,你無處藏身。城市確確實實是越來越熱了。
  可以坐坐的地方還是有的。比方說,電子遊戲廳。城市再冷,再熱,可供遊戲的地方終歸是四季如春的。春天早已是我們這個時代的電子産品了,它是科技的産物,智慧的結晶,我們完全有能力把它和電子遊戲機一起,安裝在遊藝大廳裏。
  暑期一開始耿東亮就找了一份鐘點工,給一個六歲的小女孩上鋼琴課。耿東亮剛讀完音樂係的二年級,主修聲樂,而不是鋼琴。然而,給一個六歲的小女孩示範幾下哈儂練習麯卻可以胜任。小女孩的父親說了,他並不指望女兒什麽,女兒能夠彈幾首麯子就可以了。小女孩的父親經營了一傢很大的電子遊藝廳,女兒什麽樣的玩具都玩了,然而鋼琴沒玩過。沒玩過就得讓她玩。幼兒園剛放假,小女孩的母親就帶了女兒逛商場,女兒走到鋼琴那邊去,掀起了鋼琴的蓋子,用腦袋頂住,小手伸到縫隙裏去,摁一下白鍵,“咚”的一下,又摁一個黑鍵,“咚”的又一下,比幼兒園的腳踏風琴好玩多了,那東西不用腳踩可是摁不響的。小女兒的腦袋在琴蓋底下歪過來,衝了母親笑,樣子比吃了冰激凌還要開心。後來女兒走過來了,抱住了母親的大腿,指了指鋼琴,說:“要。”207號營業員這時候走了過來,彎下腰撫摸孩子的童花頭,誇小女孩“漂亮”,誇小女孩目光裏頭“天生”就有“藝術傢的氣質”,誇小女孩的小手“天生”就是“為鋼琴生的”。千錯萬錯,拍馬屁不錯,更何況是在母親面前拍孩子的馬屁呢。小女孩知道在誇她,咬住下嘴唇,都不好意思了。母親取出手機,摁出一串數碼,仰起臉來把披肩發甩到腦後去,對着手機說:“喂,你女兒要玩鋼琴。”手機裏頭髮話了,有點不耐煩,說:“拖一個回去就是了。”
  “拖一個回去”的那天下午耿東亮正站在商場門口的樹陰下面看晚報,胸前挂了“傢教”兩個字。他在這裏站了兩三天了,一到下午就盯住晚報上的招聘廣告。小女孩的母親出門的時候看了一眼耿東亮,“”了一聲,問:“你會彈鋼琴吧?”耿東亮擡起頭,怔了一下,臉卻紅了,慌忙說:“會,我是師大音樂係的。”耿東亮一邊比劃一邊從口袋裏頭掏出學生證,攤開來遞到她的面前去,好讓人傢驗明正身。女人卻不看,笑着說:“回頭你給我彈一首《上海灘》。”
  授課的時間是上午,作為回報,小女孩的父親給了耿東亮一張遊藝廳的免費遊戲卡,遊藝廳的環境不錯,又熱鬧又清涼,是暑期裏上好的去處。遊藝大廳離小女孩的傢不算遠,中午吃一份加州牛肉面或者漢堡包,步行過去,坐到遊藝大廳裏頭就可以涼快一個下午了。有空調,有電子遊戲,再漫長、再酷熱的暑期也可以混得過去。
  電子遊戲實在是引人入勝,它其實就是你,你自己。它以電子這種幽窈的方式讓你自己與自己鬥智、鬥勇,讓你消遣你自己,遊戲你自己。你愚蠢它更愚蠢,你機敏它更機敏,你慷慨它更慷慨,你貪婪它更貪婪。它與你近在咫尺,撩撥你,挑逗你,讓你看見希望,又讓你失之交臂。你永遠逮不着你自己。它以極其臨近和極其愉悅的方式拒絶你,讓你永遠與自己總有一念之差或一個疏忽這樣的距離、這樣的缺憾、這樣的悵然若失。你對它永遠是欲擒又縱的,這就是說,它對你永遠是欲縱又擒的。電子遊戲是你心智的一面鏡子,讓你看見你,讓你端詳你,而你與你之間永遠都有一舉手這樣的恍若隔世。你是你的夢。你是你最知己的對手,你永遠追逐着自己的拒絶,開始着自己的終結,希望着自己的無奈。你永遠有下一次,你假想中的生命永遠都不可能衹有一回,那是哲學的命題,是放狗屁。生命完全可以重來,循環往復,像電流一樣沒有起始,沒有終結。
  小女孩的鋼琴課吃力極了。關鍵是孩子的母親,她熱心極了。她把透明膠布貼在了琴鍵上,再在琴鍵上寫下了一連串的阿拉伯數字1、2、3、4、5、6、7。她十分莊嚴地坐在耿東亮的身旁,全力以赴,嚴肅地對女兒說,一就是哆,二就是,三就是咪……母親把耿東亮擱在了一邊,母親永遠是女兒最出色的教師,同時永遠是女兒最愛生氣的老師,動不動就發火,“怎麽還不會的呢?小拇指怎麽一點力量都沒有的呢?”母親急。她巴不得女兒在第二天的上午就能用鋼琴演奏《上海灘》。
  耿東亮有些厭倦,卻不願意放棄。他可以忍受這樣的女兒與這樣的母親。“上課”至少可以離開自己的傢,離開自己的母親。現在正放着暑假呢,不出來“上課”,他又能做什麽?
  一到節假日耿東亮就要長時間地面對自己的母親了。耿東亮害怕這樣。以往到了周末母親很早就會從大街上收攤的,回到傢,給兒子打好洗臉水,預備好零食,甚至連兒子的拖鞋都放得工工整整的,左右對稱,虛以待客。然後靜靜地坐下來,等待自己的二兒子。耿東亮的傢離師範大學衹有三十分鐘的自行車路程,“每個周末都回來過。”母親是這麽關照的,每一次回來母親總要歡喜一番。兒子回傢了,又在“媽的身邊”了。耿東亮一進傢,母親總要十分仔細地打量一遍,從頭到腳,再從腳到頭,這樣一個來回母親纔肯放心。然後母親就說:“又瘦了。”耿東亮不瘦,人長得高大帥氣,但母親一見面總是怪他“瘦”。在母親的眼裏,兒子的身上永遠都缺少兩公斤的肥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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