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昀：《四庫全書簡明目錄》
紀昀（一七二四一一八○五），字曉嵐，一字春帆，晚號石雲，河北獻縣人。他是生在官宦之傢的小神童，在三十歲前，他“講考據之學，所坐之處，典籍環繞如獺祭”。他的功力，是非常過人的。三十歲後中進士，“以文章與天下相馳驟”，極負盛名。四十五歲時候，因為親傢做官虧空，要被抄傢，他秘密通知親傢準備，事發被譴戍，在新疆住了三年。
一七七三年清朝乾隆皇帝開四庫館，成立了全世界最大的編書抄書陣容。由皇六子永瑢做正總裁，紀購為頭牌編纂官，動用四千三百零三人，編出每部九億八千萬字的《四庫全書》，共編了同樣的七部。
紀購從四十九歲到六十二歲，十三年間，把他一生學問都貫註在《四庫全書》上。其中有八年時間，他寫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二百捲，是研究中國圖書的空前絶後名著。為了給這部提要做部名著精華，在提要沒出版前，他先寫了《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二十捲，也是一部名著。
紀昀八十二歲死去，留有《閱微草堂筆記》等書。他的一生“目逾萬卷，胸有千秋”，所以反倒很少寫別的書了。
阮元：《揅經室集》
阮元（一七六四～一八四九），字伯元，號蕓臺，江蘇儀徵人。他二十五歲就中了進士，做官時提倡學術，在浙江完成《經籍纂詁》、在江西完成《十三經註疏》、在兩廣完成《皇清經解》。
阮元認為“聖賢之道存於經，經非訓詁不明”，“古今義理之學，必自訓詁始”，這是很實事求是的治學態度。阮元八十六歲時死去，他在提倡學術的影響上，既深且久。在浙江立詁經精捨，有教室五十間之多；在廣東立學海堂，也是有名的學術重鎮。
《四庫全書》在開館編書抄書的時候，曾由清朝乾隆皇帝下令，叫各省於半年內搜羅書籍集中中央，當時光浙江一省，就送上四千五百二十三部書。阮元比紀昀小四十歲。在紀購死後，他在浙江，又陸續搜集《四庫全書》沒收的書一百七十五部，寫成了《揅經室經進書隸》（也叫《四庫未收書提要》、也叫《四庫未收書目提要》）五捲，以補《四庫全書》的不足。
他這部未收書提要，原未分類，後經傅以禮於一八八二年加以重編、補正，成為四庫提要後第一名著。
英廉等：《禁毀書目》
一七七三年，清朝乾隆皇帝開四庫館，成立了全世界最大的編書抄書陣容。他動用四千三百零三人，花了八年的時間，編出第一部九億八千萬字的《四庫全書》（文淵閣），後來又編了同樣的六部。（四庫全書）是包含三千四百七十種、七萬九千零一十八捲、三萬六千三百册的叢書，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叢書。
在編《四庫全書》以前，首先要人民提供藏書做底本，但是人民怕文字獄，都不敢提供。經乾隆皇帝保證，‘書中即有忌諱字面，並無妨礙”。千方百計，勸誘人民提供藏書。可是一旦提供出來，乾隆皇帝就露出真面目，就一邊發揚文化，一邊摧殘文化了。一七七六年乾隆皇帝下諭：“明季諸人書集，詞意抵觸本朝者，自當在銷毀之列”；一七七八年又下諭：“如有收藏明末國初悖謬之書，急宜及早交出。”隨着就展開一波又一波的禁書運動。估計全毀書目在二千四百五十種以上，抽毀書目在四百種以上。這些書目今天都不全了，但從殘餘之中，還可看到一片殺氣，足令我們猛省。
這部《禁毀書目》，就是統治者統一思想迷夢的一部清册，後代的中國人，別忘了祖宗做的孽！
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
張之洞（一八三七～一九○九），字香濤、香岩、孝達，號壺公、無競居士，河北南皮人。他是清朝進士，任督撫大官三十多年，在兩湖最久，曾經創辦京漢鐵道、萍鄉煤礦、漢陽鐵廠等，很有成績。光緒未年，他做到軍機大臣。七十三歲死去。
張之洞是清末名臣，他感於世變日亟，不能不努力以求突破，他設立學校、提倡實業、鼓吹放小腳，都是他求新求變的一面。他在義和團鬧事的時候，甚至違抗清廷殺外國人的亂命。與兩江總督劉坤一等成立“東南互保”，更表現出他的頭腦，要比當時許多封疆大吏高明多了。
雖然這樣，張之洞仍舊為格局所限，在《勸學篇》裏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謬說，成為文化思想上的一種反動主流，流弊直到今天，還沒停止。
張之洞為告訴初學者“應讀何書”和“書以何本為善”，特由繆荃孫幫忙，寫了《書目答問》。這書有刻本頗多。
一九三一年，範希曾把《書目答問》補正（包括補正原書的錯誤和遺漏），是為南京國學圖書館鉛印本，最為實用。
鬍應麟：《少室山房全集》
鬍應麟（一五五一～一六○二），字元瑞，號少室山人，又號石羊生、明瑞，浙江蘭溪人。他小時候就喜歡歌詩。二十六歲中舉人。三十八歲已寫了十八部書、一百五十捲。他從十五歲起，到五十二歲死去，除了花部分時間照料親人、應考科舉、小事遊歷外，都集中於著述。
鬍應麟在讀書風氣不高的晚明時代，是朱彝尊所說的“讀書種子”。晚明讀書風氣不高，一方面是“束書不觀”高談“實踐”的性理派；一方面是不讀漢朝以後的書的復古派，相激相蕩之下，學問是不紮實的。鬍應麟在這種風氣裏挺身而出，主張又精又博的學問，是很難得的。他呼籲：“凡著述貴博而尤貴精，淺聞吵見，易兔空疏；誇多炫靡，類失鹵莽。博也而精。精也而博，世難其人。”他自己也身體力行，“不敢以鴻碩自居，不致以空疏自廢。”他寫《四部正訛》一書，上承宋濂的《諸子辨》，擴大檢討重要的古書，為古書辨偽，就是功力極深的一部著作。古書辨偽工作早發於劉知幾、柳宗元，由鬍應麟、姚際恆接了力，最後光輝後照，直到今天，他們的功勞，我們應該長記。
姚際恆：《庸言錄》
姚際恆（一六四七～一七一○後），字立方、善夫，號首源，安徽徽州人。他是清朝康熙、雍正時代的一位學者，一位倒媚的學者，他“一生坎坷”，雖然“手著幾等於身”，但是他的名字。卻着存若亡、半明半顯。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沒有好評，紀昀說：
際恆生於國朝初，多從諸耆宿遊，故往往剽其緒論。
其說經也，如闢“圖”“書”之偽則本之黃宗義，闢《古文尚書）之偽則本之閻若璩，闢《周禮》之偽則本之萬斯同，論小學之為書數則本之毛奇齡，而持論彌加恣肆。至祖歐陽修、趙汝梅之說，以《周易》十翼為偽書，則尤橫矣。其論學也，謂周、張、程、朱皆出於禪，亦本同時顔元之論。
至謂程、朱之學不息，孔孟之道不著，則益悍矣。……（雜傢類存目六《庸言錄》）
這是很不公道的。姚際恆就在這種“別黑白而定一尊”的局面下，給擠出局了。直到清末張之洞出來，把姚際恆的《古今偽書考》視為“簡便易看，為讀諸子之門徑”，他纔死後走運，被人肯定起來了。
陳夢雷：《古今圖書集成》
陳夢雷（？～一七四一），字省齋，福建福州人。他是清朝進士，“讀書五十載”“涉獵萬餘捲”，這種淵博，被皇傢王爺看中，叫他編了全世界最大的百科全書——《古今圖書集成》。
《古今圖書集成》這書是根據中國一萬五千多捲經史子集的典籍編成的，花了四年半（一七○一～一七○六），共有一萬卷、六匯編、三十二典、六千一百一十六部，初版本有五千零二十大册，一億四千四百萬字，分裝五百七十六函。
陳夢雷可說是苦命的人，他在三藩之亂時，正趕上回傢探視，被靖甫王耿精忠脅迫造反，不幹就殺他爸爸，他沒辦法，衹好合作；不料造反失敗，又被他的好朋友李光地出賣——不肯證明他的清白；又被誤會成“行賊偽命”的陳昉，所以罪上加罪，被發配到東北做奴隸。過了十六年後，趕上康熙皇帝東巡，把他召回來，叫他陪皇帝的第三個兒子誠親王讀書，在優遊的歲月裏，他“目營手檢，無間晨夕”，終於編出了這部體大思精的名著。
康熙皇帝死後，苦命的陳夢雷又開始苦命了。他的靠山皇三子失勢，繼位的是皇四子——雍正皇帝，自然對哥哥的親信們大加整肅，陳夢雷首當其衝，又被“發遣邊外”，這時他已經七十多歲了。他死在乾隆六年，活了八十多歲。
永瑢等：《四庫全書》
一七七三年，清朝乾隆皇帝開四庫館，成立了全世界最大的編書抄書陣容。他動用四千三百零三人，花了八年的時間，編出第一部九億八千萬字的《四庫全書》（文淵閣）．後來又編了同樣的六部。（四庫全書》是包含三千四百七十種、七萬九千零一十八捲、三萬六千三百册的叢書，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叢書。
為了編四庫全書，數不清的人付出了血汗的代價，文字獄接二連三，文字麻煩也此起彼落，甚至總纂官之一陸錫熊，為了到東北校書，凍死在關外；總校官陸費墀，為了“書有偽謬”，被下吏奪職，還要死後抄傢，賠裝訂費。——給皇上辦事，事豈好辦哉？
《四庫全書》雖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叢書，但因為衹有七部，流傳不廣。所以衹見其大，不得其用。中國知識分子用的，還是其他的叢書。張之洞《書目答問》說：“叢書最便學者，為其一部之中，可該群籍，搜殘存佚，為功尤巨。多讀古書，非買叢書不可。”叢書的重要，由此可見。從版本上看，《四庫全書》並非佳構；但從捲佚上看，它卻是天下第一。
劉勰：《文心雕竜》
劉勰（？～四七三），字彥和，山東莒縣人，是梁朝人。他“傢貧不婚娶”，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晚年並捨身出傢，改名慧地。。他這部《文心雕竜》，引論古今丈體及其作法，又和唐朝劉知幾的《史通》、清朝章學誠的《文史通義》，並稱中國文史批評三大名著。
《文心雕竜》凡五十篇，可以分為三部分：前五篇，矚於通論；次二十一篇，屬於文體論；未二十四篇，屬於修辭學。這部書全出以駢儷文，但用不善說理的駢儷文寫出這種作品，真非易事。
《文心雕竜》寫成以後，大傢並沒重視。劉勰乃去找《四聲譜》的作者瀋約，請瀋約推薦，可是無法見到。乃等在瀋約傢門口，裝作賣書的，引起瀋約的註意。最後終蒙加以揄揚，纔變成名著。
《文心雕竜》是中國有史以來最精密的批評的書，它“體大《體統》、《紕繆》、《弛張》三篇已亡佚外，尚存四十九篇。計關於研究法者共三十四篇，編纂法者共十三篇，此外尚有自敘一篇，為全書旨趣所在。而慮周”，全書重點有兩個：一個是反對不切實用的浮靡文風；一個是主張實用的“攡文必在緯軍國”的落實文風。劉勰把全部的書都當成文學書來看，所以本書的立論，也就極為廣泛了。一般人把它看成文學的書，是不對的。
劉知幾：《史通》
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本名劉子玄。五十歲時，因為玄字要避唐玄宗的諱，所以以字行，江蘇銅山人。他小時候就聰明過人，十二歲就讀完《左傳》，十七歲的時候就把歷史書讀光了。他在自述中回憶道：
始在總角，讀班謝兩漢，便怪前書不應有古今人表，後書宜為更始立紀。當時聞者共責，以為童子何知，而敢輕議前者，於是赧然自失，無辭以對。其後見張衡、范晔集，果以二史為非，……始知流俗之士，難與之言……
以這樣一個聰明絶頂、心境孤獨的人，終於在他五十歲的時候，完成了中國第一部史學方法的巨著——《史通》。
中國有“史”書很早，可是有“史學”卻是後來的事。第一部開山的“史學”專書就是這本《史通》。全書共五十二篇，除《史通》因為大膽批評到有關聖人的傳說不可信等主題，一直被封殺，直到宋朝以後，纔慢慢擡頭。名著之不幸，有如此者！
章學誠：《章氏遺書》
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一），字實齋，浙江會稽人。他生在清朝乾嘉考據的盛世，但卻超出考據國外，提倡新的史學和方法。
中國古代有史官、有史書，但卻沒有什麽史學和方法。最早的史學方法，姑且可說是孔丘的“約其文詞，去其繁重，以製義法”。在這些原則下，出來了《左傳》跟《史記》。孔丘以後，唐朝的劉知幾（《史通）作者）、宋朝的司馬光（《通鑒考異》作者）、李心傳（《舊聞證誤》作者）、清朝的章學誠（《文史通義》作者）、崔述（《考信錄）作者）等出來，相繼給史學方法加深了枝葉，其中最有成績的，就是章學誠。
《文史通義》出版在一八三二年（道光十二年），分內篇五捲，外篇三捲。內容包括易教、書教、詩教、經解、言公、史德、方志等。全書的重點是“六經皆史”說，並指出單純的編纂和考證不算史學，史學得有個人見解纔成。章學誠認為六經不過是些古史史料，並不是“載道之書”，這種見解，根本推翻了“守六經以言道”的傳統的錯誤觀點，給九十年後的國故整理與疑古風氣，提供了理論基礎。
章學誠主張“學為實事，而非為空言”。所以他的見解，“頗乖時人好惡”，直到他死後，纔更被人重視。
俞樾：《春在堂全書》
俞樾（一八二一～一九○六），字蔭甫，號麯園，浙江德清人。他是清朝道光年間的進士，鹹豐年間因為“命題割裂”，被革職為民；又因為“故裏無傢”，就在江蘇蘇州住下，後來到各他講學三十年。他“生平專意著述”，每一年下來，都“有寫定之書，刊行於世”。中國像他這樣勤勉而每年有成績出來的作者，實在少見。他活了八十六歲。
俞拋的名著有《群經平議》、《諸子平議》、《古書疑義舉例》等。《古書疑義舉例》出得最晚，寫得也最爐火純青。這書共七捲，把古書疑義分類寫成八十八條，用前無古人的科學方法，使人們知道如何認識古書。劉師培說這書“發古今未有之奇”，可謂定評。這書後來引得劉師培、楊樹達、馬敘倫、姚維銳等的仿作補作，影響極為深遠。
俞樾的高足有章炳麟、陳漢章。章炳麟後來搞革命，故意寫信嚮他“謝本師”，免得他被牽纍。俞樾說：“炳麟，吾徒也。吾愛炳麟深，此炳麟之所以報恩歟？”陳漢章後來是北京大學教授。俞樾的學生很多，《清史稿》說“日本文士有來執業門下者”，可見他的拉風情況。
章炳麟：《章氏叢書》
章炳麟：（一八六八～一九三六），字枚叔，曾改名章絳，字太炎，以顧炎武又名顧絳也，浙江余杭人。他是俞樾學生，國學造詣奇高，後倡革命，以“蘇報”案坐牢三年，同案的“小弟”
鄒容庾死。出獄後，東渡日本，主編《民報》，有功革命極大。民國成立後，又被袁世凱軟禁，絶食幾死，並謂“吾死以後，中國文化亦亡矣！”一九二二年，組織聯省自治促進會。一九二五年，創刊《華國》雜志。一九三四年，遷居蘇州錦帆路，與李根源、金鬆岑等組織國學會講學。一九三五年另設章氏國學講習會，發行《製言》月刊，提倡讀經救國，一時從者甚衆：
章炳麟的有名學生很多，如黃侃（季剛）、朱希祖（逖先）、錢夏（季中、玄同）、周樹人（豫纔、魯迅）、周作人、瀋兼士、汪東等。影響所及，至為深遠。他實在是學界的大竜頭。
鬍適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中說章炳麟是，‘清代學術史的押陣大將”，“這五十年是中國古文學的結束時期。……
恰好有一個章炳麟，真可算是古文學很光榮的結局了！”章炳鱗的地位的確如此。中國國學與古文，在被時代三振前，在敗部的蕭條裏，章炳麟做了最精彩的個人演出，他死以後，真有許多東西隨他“亦亡矣”！
梁啓超：《飲冰室合集》
梁啓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字卓如，號任公，別署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
梁啓超是神童，十三歲就考取秀纔，十六歲就中了舉人。十九歲起拜比他大十六歲的康有為做老師，學於廣州萬木草堂三年，對中學西學，有進步性的看法。二十二歲到北京，熱心文化、政治活動。二十三歲聯合各省舉人一百九十人上書論時局、請變法。二十四歲在上海辦《時務報）。二十五歲到湖南講學於時務學堂，做蔡鍔等老師。二十六歲戊戌政變失敗，逃往日本，幾年之間，前後辦《清議報》、《新民叢報》等等，把古文體裁解放，文字生動感人，筆桿影響之大，無人可及。
辛亥革命後，梁啓超回國，北京萬人空巷式的歡迎他。他創辦《庸言雜志》，參加進步黨，做過總長。一九一五年冒大險反對袁世凱稱帝，參加護國戰役。一九一七年又參加再造共和之役，雖與他老師康有為敵對，在所不惜。一九一八年後，專心在思想學術上歸根，在導嚮工作方面，成績極高。先後在北京高等師範、清華大學、天津南開大學、南京東南大學講學。一九二九年誤於庸醫，死在北京。
紀昀（一七二四一一八○五），字曉嵐，一字春帆，晚號石雲，河北獻縣人。他是生在官宦之傢的小神童，在三十歲前，他“講考據之學，所坐之處，典籍環繞如獺祭”。他的功力，是非常過人的。三十歲後中進士，“以文章與天下相馳驟”，極負盛名。四十五歲時候，因為親傢做官虧空，要被抄傢，他秘密通知親傢準備，事發被譴戍，在新疆住了三年。
一七七三年清朝乾隆皇帝開四庫館，成立了全世界最大的編書抄書陣容。由皇六子永瑢做正總裁，紀購為頭牌編纂官，動用四千三百零三人，編出每部九億八千萬字的《四庫全書》，共編了同樣的七部。
紀購從四十九歲到六十二歲，十三年間，把他一生學問都貫註在《四庫全書》上。其中有八年時間，他寫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二百捲，是研究中國圖書的空前絶後名著。為了給這部提要做部名著精華，在提要沒出版前，他先寫了《四庫全書簡明目錄）二十捲，也是一部名著。
紀昀八十二歲死去，留有《閱微草堂筆記》等書。他的一生“目逾萬卷，胸有千秋”，所以反倒很少寫別的書了。
阮元：《揅經室集》
阮元（一七六四～一八四九），字伯元，號蕓臺，江蘇儀徵人。他二十五歲就中了進士，做官時提倡學術，在浙江完成《經籍纂詁》、在江西完成《十三經註疏》、在兩廣完成《皇清經解》。
阮元認為“聖賢之道存於經，經非訓詁不明”，“古今義理之學，必自訓詁始”，這是很實事求是的治學態度。阮元八十六歲時死去，他在提倡學術的影響上，既深且久。在浙江立詁經精捨，有教室五十間之多；在廣東立學海堂，也是有名的學術重鎮。
《四庫全書》在開館編書抄書的時候，曾由清朝乾隆皇帝下令，叫各省於半年內搜羅書籍集中中央，當時光浙江一省，就送上四千五百二十三部書。阮元比紀昀小四十歲。在紀購死後，他在浙江，又陸續搜集《四庫全書》沒收的書一百七十五部，寫成了《揅經室經進書隸》（也叫《四庫未收書提要》、也叫《四庫未收書目提要》）五捲，以補《四庫全書》的不足。
他這部未收書提要，原未分類，後經傅以禮於一八八二年加以重編、補正，成為四庫提要後第一名著。
英廉等：《禁毀書目》
一七七三年，清朝乾隆皇帝開四庫館，成立了全世界最大的編書抄書陣容。他動用四千三百零三人，花了八年的時間，編出第一部九億八千萬字的《四庫全書》（文淵閣），後來又編了同樣的六部。（四庫全書）是包含三千四百七十種、七萬九千零一十八捲、三萬六千三百册的叢書，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叢書。
在編《四庫全書》以前，首先要人民提供藏書做底本，但是人民怕文字獄，都不敢提供。經乾隆皇帝保證，‘書中即有忌諱字面，並無妨礙”。千方百計，勸誘人民提供藏書。可是一旦提供出來，乾隆皇帝就露出真面目，就一邊發揚文化，一邊摧殘文化了。一七七六年乾隆皇帝下諭：“明季諸人書集，詞意抵觸本朝者，自當在銷毀之列”；一七七八年又下諭：“如有收藏明末國初悖謬之書，急宜及早交出。”隨着就展開一波又一波的禁書運動。估計全毀書目在二千四百五十種以上，抽毀書目在四百種以上。這些書目今天都不全了，但從殘餘之中，還可看到一片殺氣，足令我們猛省。
這部《禁毀書目》，就是統治者統一思想迷夢的一部清册，後代的中國人，別忘了祖宗做的孽！
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
張之洞（一八三七～一九○九），字香濤、香岩、孝達，號壺公、無競居士，河北南皮人。他是清朝進士，任督撫大官三十多年，在兩湖最久，曾經創辦京漢鐵道、萍鄉煤礦、漢陽鐵廠等，很有成績。光緒未年，他做到軍機大臣。七十三歲死去。
張之洞是清末名臣，他感於世變日亟，不能不努力以求突破，他設立學校、提倡實業、鼓吹放小腳，都是他求新求變的一面。他在義和團鬧事的時候，甚至違抗清廷殺外國人的亂命。與兩江總督劉坤一等成立“東南互保”，更表現出他的頭腦，要比當時許多封疆大吏高明多了。
雖然這樣，張之洞仍舊為格局所限，在《勸學篇》裏提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謬說，成為文化思想上的一種反動主流，流弊直到今天，還沒停止。
張之洞為告訴初學者“應讀何書”和“書以何本為善”，特由繆荃孫幫忙，寫了《書目答問》。這書有刻本頗多。
一九三一年，範希曾把《書目答問》補正（包括補正原書的錯誤和遺漏），是為南京國學圖書館鉛印本，最為實用。
鬍應麟：《少室山房全集》
鬍應麟（一五五一～一六○二），字元瑞，號少室山人，又號石羊生、明瑞，浙江蘭溪人。他小時候就喜歡歌詩。二十六歲中舉人。三十八歲已寫了十八部書、一百五十捲。他從十五歲起，到五十二歲死去，除了花部分時間照料親人、應考科舉、小事遊歷外，都集中於著述。
鬍應麟在讀書風氣不高的晚明時代，是朱彝尊所說的“讀書種子”。晚明讀書風氣不高，一方面是“束書不觀”高談“實踐”的性理派；一方面是不讀漢朝以後的書的復古派，相激相蕩之下，學問是不紮實的。鬍應麟在這種風氣裏挺身而出，主張又精又博的學問，是很難得的。他呼籲：“凡著述貴博而尤貴精，淺聞吵見，易兔空疏；誇多炫靡，類失鹵莽。博也而精。精也而博，世難其人。”他自己也身體力行，“不敢以鴻碩自居，不致以空疏自廢。”他寫《四部正訛》一書，上承宋濂的《諸子辨》，擴大檢討重要的古書，為古書辨偽，就是功力極深的一部著作。古書辨偽工作早發於劉知幾、柳宗元，由鬍應麟、姚際恆接了力，最後光輝後照，直到今天，他們的功勞，我們應該長記。
姚際恆：《庸言錄》
姚際恆（一六四七～一七一○後），字立方、善夫，號首源，安徽徽州人。他是清朝康熙、雍正時代的一位學者，一位倒媚的學者，他“一生坎坷”，雖然“手著幾等於身”，但是他的名字。卻着存若亡、半明半顯。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沒有好評，紀昀說：
際恆生於國朝初，多從諸耆宿遊，故往往剽其緒論。
其說經也，如闢“圖”“書”之偽則本之黃宗義，闢《古文尚書）之偽則本之閻若璩，闢《周禮》之偽則本之萬斯同，論小學之為書數則本之毛奇齡，而持論彌加恣肆。至祖歐陽修、趙汝梅之說，以《周易》十翼為偽書，則尤橫矣。其論學也，謂周、張、程、朱皆出於禪，亦本同時顔元之論。
至謂程、朱之學不息，孔孟之道不著，則益悍矣。……（雜傢類存目六《庸言錄》）
這是很不公道的。姚際恆就在這種“別黑白而定一尊”的局面下，給擠出局了。直到清末張之洞出來，把姚際恆的《古今偽書考》視為“簡便易看，為讀諸子之門徑”，他纔死後走運，被人肯定起來了。
陳夢雷：《古今圖書集成》
陳夢雷（？～一七四一），字省齋，福建福州人。他是清朝進士，“讀書五十載”“涉獵萬餘捲”，這種淵博，被皇傢王爺看中，叫他編了全世界最大的百科全書——《古今圖書集成》。
《古今圖書集成》這書是根據中國一萬五千多捲經史子集的典籍編成的，花了四年半（一七○一～一七○六），共有一萬卷、六匯編、三十二典、六千一百一十六部，初版本有五千零二十大册，一億四千四百萬字，分裝五百七十六函。
陳夢雷可說是苦命的人，他在三藩之亂時，正趕上回傢探視，被靖甫王耿精忠脅迫造反，不幹就殺他爸爸，他沒辦法，衹好合作；不料造反失敗，又被他的好朋友李光地出賣——不肯證明他的清白；又被誤會成“行賊偽命”的陳昉，所以罪上加罪，被發配到東北做奴隸。過了十六年後，趕上康熙皇帝東巡，把他召回來，叫他陪皇帝的第三個兒子誠親王讀書，在優遊的歲月裏，他“目營手檢，無間晨夕”，終於編出了這部體大思精的名著。
康熙皇帝死後，苦命的陳夢雷又開始苦命了。他的靠山皇三子失勢，繼位的是皇四子——雍正皇帝，自然對哥哥的親信們大加整肅，陳夢雷首當其衝，又被“發遣邊外”，這時他已經七十多歲了。他死在乾隆六年，活了八十多歲。
永瑢等：《四庫全書》
一七七三年，清朝乾隆皇帝開四庫館，成立了全世界最大的編書抄書陣容。他動用四千三百零三人，花了八年的時間，編出第一部九億八千萬字的《四庫全書》（文淵閣）．後來又編了同樣的六部。（四庫全書》是包含三千四百七十種、七萬九千零一十八捲、三萬六千三百册的叢書，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叢書。
為了編四庫全書，數不清的人付出了血汗的代價，文字獄接二連三，文字麻煩也此起彼落，甚至總纂官之一陸錫熊，為了到東北校書，凍死在關外；總校官陸費墀，為了“書有偽謬”，被下吏奪職，還要死後抄傢，賠裝訂費。——給皇上辦事，事豈好辦哉？
《四庫全書》雖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叢書，但因為衹有七部，流傳不廣。所以衹見其大，不得其用。中國知識分子用的，還是其他的叢書。張之洞《書目答問》說：“叢書最便學者，為其一部之中，可該群籍，搜殘存佚，為功尤巨。多讀古書，非買叢書不可。”叢書的重要，由此可見。從版本上看，《四庫全書》並非佳構；但從捲佚上看，它卻是天下第一。
劉勰：《文心雕竜》
劉勰（？～四七三），字彥和，山東莒縣人，是梁朝人。他“傢貧不婚娶”，是一個虔誠的佛教徒，晚年並捨身出傢，改名慧地。。他這部《文心雕竜》，引論古今丈體及其作法，又和唐朝劉知幾的《史通》、清朝章學誠的《文史通義》，並稱中國文史批評三大名著。
《文心雕竜》凡五十篇，可以分為三部分：前五篇，矚於通論；次二十一篇，屬於文體論；未二十四篇，屬於修辭學。這部書全出以駢儷文，但用不善說理的駢儷文寫出這種作品，真非易事。
《文心雕竜》寫成以後，大傢並沒重視。劉勰乃去找《四聲譜》的作者瀋約，請瀋約推薦，可是無法見到。乃等在瀋約傢門口，裝作賣書的，引起瀋約的註意。最後終蒙加以揄揚，纔變成名著。
《文心雕竜》是中國有史以來最精密的批評的書，它“體大《體統》、《紕繆》、《弛張》三篇已亡佚外，尚存四十九篇。計關於研究法者共三十四篇，編纂法者共十三篇，此外尚有自敘一篇，為全書旨趣所在。而慮周”，全書重點有兩個：一個是反對不切實用的浮靡文風；一個是主張實用的“攡文必在緯軍國”的落實文風。劉勰把全部的書都當成文學書來看，所以本書的立論，也就極為廣泛了。一般人把它看成文學的書，是不對的。
劉知幾：《史通》
劉知幾（六六一～七二一），本名劉子玄。五十歲時，因為玄字要避唐玄宗的諱，所以以字行，江蘇銅山人。他小時候就聰明過人，十二歲就讀完《左傳》，十七歲的時候就把歷史書讀光了。他在自述中回憶道：
始在總角，讀班謝兩漢，便怪前書不應有古今人表，後書宜為更始立紀。當時聞者共責，以為童子何知，而敢輕議前者，於是赧然自失，無辭以對。其後見張衡、范晔集，果以二史為非，……始知流俗之士，難與之言……
以這樣一個聰明絶頂、心境孤獨的人，終於在他五十歲的時候，完成了中國第一部史學方法的巨著——《史通》。
中國有“史”書很早，可是有“史學”卻是後來的事。第一部開山的“史學”專書就是這本《史通》。全書共五十二篇，除《史通》因為大膽批評到有關聖人的傳說不可信等主題，一直被封殺，直到宋朝以後，纔慢慢擡頭。名著之不幸，有如此者！
章學誠：《章氏遺書》
章學誠（一七三八～一八○一），字實齋，浙江會稽人。他生在清朝乾嘉考據的盛世，但卻超出考據國外，提倡新的史學和方法。
中國古代有史官、有史書，但卻沒有什麽史學和方法。最早的史學方法，姑且可說是孔丘的“約其文詞，去其繁重，以製義法”。在這些原則下，出來了《左傳》跟《史記》。孔丘以後，唐朝的劉知幾（《史通）作者）、宋朝的司馬光（《通鑒考異》作者）、李心傳（《舊聞證誤》作者）、清朝的章學誠（《文史通義》作者）、崔述（《考信錄）作者）等出來，相繼給史學方法加深了枝葉，其中最有成績的，就是章學誠。
《文史通義》出版在一八三二年（道光十二年），分內篇五捲，外篇三捲。內容包括易教、書教、詩教、經解、言公、史德、方志等。全書的重點是“六經皆史”說，並指出單純的編纂和考證不算史學，史學得有個人見解纔成。章學誠認為六經不過是些古史史料，並不是“載道之書”，這種見解，根本推翻了“守六經以言道”的傳統的錯誤觀點，給九十年後的國故整理與疑古風氣，提供了理論基礎。
章學誠主張“學為實事，而非為空言”。所以他的見解，“頗乖時人好惡”，直到他死後，纔更被人重視。
俞樾：《春在堂全書》
俞樾（一八二一～一九○六），字蔭甫，號麯園，浙江德清人。他是清朝道光年間的進士，鹹豐年間因為“命題割裂”，被革職為民；又因為“故裏無傢”，就在江蘇蘇州住下，後來到各他講學三十年。他“生平專意著述”，每一年下來，都“有寫定之書，刊行於世”。中國像他這樣勤勉而每年有成績出來的作者，實在少見。他活了八十六歲。
俞拋的名著有《群經平議》、《諸子平議》、《古書疑義舉例》等。《古書疑義舉例》出得最晚，寫得也最爐火純青。這書共七捲，把古書疑義分類寫成八十八條，用前無古人的科學方法，使人們知道如何認識古書。劉師培說這書“發古今未有之奇”，可謂定評。這書後來引得劉師培、楊樹達、馬敘倫、姚維銳等的仿作補作，影響極為深遠。
俞樾的高足有章炳麟、陳漢章。章炳麟後來搞革命，故意寫信嚮他“謝本師”，免得他被牽纍。俞樾說：“炳麟，吾徒也。吾愛炳麟深，此炳麟之所以報恩歟？”陳漢章後來是北京大學教授。俞樾的學生很多，《清史稿》說“日本文士有來執業門下者”，可見他的拉風情況。
章炳麟：《章氏叢書》
章炳麟：（一八六八～一九三六），字枚叔，曾改名章絳，字太炎，以顧炎武又名顧絳也，浙江余杭人。他是俞樾學生，國學造詣奇高，後倡革命，以“蘇報”案坐牢三年，同案的“小弟”
鄒容庾死。出獄後，東渡日本，主編《民報》，有功革命極大。民國成立後，又被袁世凱軟禁，絶食幾死，並謂“吾死以後，中國文化亦亡矣！”一九二二年，組織聯省自治促進會。一九二五年，創刊《華國》雜志。一九三四年，遷居蘇州錦帆路，與李根源、金鬆岑等組織國學會講學。一九三五年另設章氏國學講習會，發行《製言》月刊，提倡讀經救國，一時從者甚衆：
章炳麟的有名學生很多，如黃侃（季剛）、朱希祖（逖先）、錢夏（季中、玄同）、周樹人（豫纔、魯迅）、周作人、瀋兼士、汪東等。影響所及，至為深遠。他實在是學界的大竜頭。
鬍適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中說章炳麟是，‘清代學術史的押陣大將”，“這五十年是中國古文學的結束時期。……
恰好有一個章炳麟，真可算是古文學很光榮的結局了！”章炳鱗的地位的確如此。中國國學與古文，在被時代三振前，在敗部的蕭條裏，章炳麟做了最精彩的個人演出，他死以後，真有許多東西隨他“亦亡矣”！
梁啓超：《飲冰室合集》
梁啓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字卓如，號任公，別署飲冰室主人，廣東新會人。
梁啓超是神童，十三歲就考取秀纔，十六歲就中了舉人。十九歲起拜比他大十六歲的康有為做老師，學於廣州萬木草堂三年，對中學西學，有進步性的看法。二十二歲到北京，熱心文化、政治活動。二十三歲聯合各省舉人一百九十人上書論時局、請變法。二十四歲在上海辦《時務報）。二十五歲到湖南講學於時務學堂，做蔡鍔等老師。二十六歲戊戌政變失敗，逃往日本，幾年之間，前後辦《清議報》、《新民叢報》等等，把古文體裁解放，文字生動感人，筆桿影響之大，無人可及。
辛亥革命後，梁啓超回國，北京萬人空巷式的歡迎他。他創辦《庸言雜志》，參加進步黨，做過總長。一九一五年冒大險反對袁世凱稱帝，參加護國戰役。一九一七年又參加再造共和之役，雖與他老師康有為敵對，在所不惜。一九一八年後，專心在思想學術上歸根，在導嚮工作方面，成績極高。先後在北京高等師範、清華大學、天津南開大學、南京東南大學講學。一九二九年誤於庸醫，死在北京。
——從《中國芒著精華全集》談怎樣讀書
■你李敖讀書讀得最多，真是中國第一嗎？
□最近香港報上說：“李敖很可能是五十歲以下的當代中國人之中，讀書最多而又最有文采的人。”前年童軒蓀信上說：
“去年炎夏，居浩然自波士頓西來，在敝寓住了五天，這五天裏上下古今談了一番，他卻特別推崇你老兄，說是‘念書大多，我們不可及’。”……這些話，都非過譽，在讀書方面，我讀書之多，的確可說中國人無出其右。
■當代中國人以外的中國人，就是所謂古代中國人，總有比你讀書讀得多的吧？
□古代中國人讀書讀得最多的無可考，唐朝詩人杜甫說他“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其實古書字大，萬卷書並沒有多少。清朝陳夢雷說他“讀書五十載”、“涉獵萬餘捲”，由他編出的《古今圖書集成》（參看《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第四册）看來，陳夢雷讀書之多，該在古人中考第一。陳夢雷是清朝進士，他的淵博，被皇傢王爺看中，叫他編了全世界最大的百科全書——《古今圖書集成》。《古今圖書集成》是根據中國一萬五千多捲經史子集的典籍編成的，前後用掉了四年半的時間（一七○一－一七○六）。全書共有一萬卷、六匯編、三十二典、六千一百一十七部，初版本有五千零二十大册，一億四千四百萬字，分裝五百七十六函。這部大書，“凡在六合之內，巨細畢舉，其在十三經、二十一史者，衹字不遺；其在稗史集者，亦衹刪一二。”它的體大思精，確屬空前。陳夢雷可說是苦命的人，三藩之亂時，正趕上他回傢探親，被靖南王耿精忠脅迫造反，不幹就殺他爸爸，他沒辦法，衹好合作，不料造反失敗，又被他的好朋友李光地出賣——不肯證明他的清白；又被張冠李戴，誤會成“行賊偽命”的陳昉，所以罪上加罪，被發配到東北做奴隸。過了十六年後，趕上康熙皇帝東巡，把他召回來，叫他陪皇帝的第三個兒子誠親王讀書，在這段優遊的歲月裏）他“目營手檢，無間晨夕”，終於編出了這部有史以來最大的百科全書。康熙皇帝死後，苦命的陳夢雷又開始苦命了。他所依靠的皇三子誠親王失勢，繼位的康熙皇帝的第四子——雍正皇帝，自然對哥哥的親信們大加整肅，陳夢雷則首當其衝，又被“發遣邊外”，送到了東北。這時陳夢雷已七十多歲了，他死在乾隆六年（一七四一），活了八十多歲。由以上杜甫和陳夢雷都讀萬卷書的標準看，杜甫的讀書成績就不如陳夢雷，因為陳夢雷把他的讀書成績用編了大書做為嘉惠別人的展示，可是杜甫就沒有這種效果了。
■你編《中國名著精華全集》，是不是有上承陳夢雷這種心願呢？
□還不止此。在十二世紀，一個偉大的中國有心人鄭樵，在隱居山林、謝絶人事的專事寫作裏，曾立下“集天下之書為一書”的雄心大願，但他五十九歲死去，沒有完成。如今，八百年過去了，這種雄心大願，有賴幹新時代的有心人和新時代的出版形態來完成了。新時代的有心人要做“集”舊中國“天下之書為一書”的新嘗試。它的形態所决定的方向，必然是劃時代的方向。
■這個方向的指標，就是《中國名著精華全集》嗎？
□就是。它的完成，該歸功於遠流出版社的王榮文。王榮文是中國出版史上最有創造性大手筆的小兄弟。五年前，他和我合作，出版《中國歷史演義全集》，創造出中國出版史上劃時代的大轟動。四年以後，他寫信給我，說：“香港那邊，臺灣這邊，都整理了無數的國學材料，但幾乎還沒有一個人為現代讀者整理出一套可以讀得下去、讀得懂、包含各方面文化精華的中國名著全集。”因此他相信：“如果能把中國的東西整理出一個定品”，該是一件最值得做的事。這件事，就是出版《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王榮文把這一件最值得做的事逼我來做，要我來“表現這幾十年來海內外研究中國成績的總和”，我相信他把人找對了。我的確是主持這一工作的最佳人選。記得十九年前，我與徐復觀對簿公堂，兩人一邊打官司一邊喝咖啡，談得非常開心。徐復觀心血來潮，說了一段真心話，他說：
“你李先生真是怪人，你念古書，念得比我們還多還好，你卻主張全盤西化！如果你來宣傳中國文化，你宣傳的成績一定比我們都好！”徐復觀說得沒有錯，我真是對中國文化最有理解的人。最大的原因是我真的會看古書，會利用古書、活用古書，古書本是朽腐，除非你能化朽腐為神奇，看古書對現代人沒什麽用處。不幸的是，據我所知，看古書的人，很少不陷入泥淖的，一百個有九十九個，都變成搖頭擺尾的老夫子，思想迂腐而泥古；愈來愈混蛋（年輕時小混蛋，年老後老混蛋），因此我倒了胃民從不鼓勵人看古書了。但是，如果有好的選本，再有“讀書得間”的訓練，古書中畢竟還有一點披沙揀金的好處，可以給我們活用，問題是誰來主持這一化腐朽為神奇的工作呢？王榮文看出來非李敖不可，李敖也看出來非李敖不可，於是，工作便這樣敲定了：王榮文找對了人，李敖找對了書，徐復觀的一個好夢，居然在十九年後，在我無改全盤西化的大前提下，居然成真了。
“讀書得間”的重要
■我們相信你在《中國名著精華全集》中提供了“好的選本”，但是，你所說“再有‘讀書得間’的訓練”，又怎麽提供呢？
古話說“鴛鴦綉取憑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你可不可以多說一點始未，把“金針”“度”給大傢呢？
□“讀書得間”是在讀書時能夠讀出書中的“竅”、領會出字裏行間的學問來。英文中toread between the lines，就正是此意。讀書要有這種本領，讀古書更要有這種本領。硬讀古書不行的。許多用功的人，終身“白首窮經”，可是因為方法不得當，結果衹變成“有腳書櫥”。最後事倍功半還算是好的，因為他們經常徒勞無功。很多人讀了一輩子書，結果變成老學究，就是一個證明。所謂古書不能不講求方法的硬讀，因為古書中，有許多衹是書生理想，並非社會現象，書生在那兒托古改製，你在這邊信以為真，你就上當了。又有的古書中，衹是道德法律，也非社會事實，古代的社會事實既有距離，現代的你卻盲目相信，你又上當了。所以讀古書，首先要“辨偽”，辨偽以後，就要區分出來什麽書是書生理想、什麽書是道德法律、什麽書是社會事實。把這些分辨開，再融會貫通、互相印證，纔算。‘讀書得問”。“讀書得間”以後，從而著述，纔算“為往聖繼絶學”。否則的話，衹是堆砌材料、暴殄文字而已。
■“讀書得間”是不是就是要把書讀活，把死書讀活？這種讀活，多讀書是否會有幫助？
□不一定。中國的知識分子讀書多的卻也不少，但是愈讀愈混蛋的，卻愈來愈多，這都是因為讀死書的緣故。很多人的基礎，根本是“呆子”，後來念幾十年的書，變成了“書呆子”，辛苦半生，如此而已。我從前有位老師叫姚從吾，是遼金元史專傢，非常用功，最後死在書桌上。但是他太笨了，他看書，就好像一隻狗熊進到玉米園裏，折一根玉米夾在腋窩下，左摘右丟，弄了一夜，出園時還衹是腋窩下那一根。——他們看過的東西隨時扔掉了！所以讀書無法使他們頭腦變好，反倒變壞。
■這樣說來，這種人似乎選錯了行？
□選錯了行。
■可是他們也有著作呢，怎麽辦？
□《隋唐嘉話》裏有這樣一段：“梁常侍徐陵之於齊，時魏收文學，北朝之秀。收錄其文集以遺陵，今傳之江左。陵遂濟江而沉之。從者以問，陵曰：‘吾為魏公藏拙。’為了避免這種人“堆砌材料、暴殄文字”，他們的著作，實在該適度予以水葬纔好！
一般讀書情況
■古今中國人中，一般讀書情況是怎樣的？
□大致可分兩派：一派是老學究村夫子派。他們白首窮經，一輩子讀了一些古書，可是他們的方法訓練太差了，又無法接觸到現代新學問，所以用新知治舊學的一套，他們一竅不通。他們雖然一輩子嗜讀古書、勤讀古書，但可笑的是，他們卻讀不懂古書，無法分析古書，也無法綜合出結論和真相。另一派是疑古派。他們是新一代的學者，不但博覽群書，並且會“讀書得間”，處處發現古書可疑、古事可疑。他們的典範作品是編輯“古史辨”和“辨偽叢刊”等，對古書的解釋，他們的功勞很大，成績也頗可觀。但是疑古派也難免有着兩大缺點：第一是疑古過度，往往犯了以書就我的毛病，大膽假設有餘，小心求證卻往往不足；第二是不太能用現代新學問（如天文學、原始社會學）做鑰匙，側面印證古書可信的部分，以致犯了全面抹殺古書的毛病。他們常說這本古書是假造的、那個古人無其人等等，其實不然。
■請舉一個例。
□以《周禮》（參看《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第二十三册）為例：《周禮》原稱《周官》，是漢朝劉歆改名《周禮》的。傳說是周公創立的理想政製，所謂“周公緻太平之跡也”。因為它是中國政製書中最細密的一本，所以被視為珍寶。《周禮》將官職分為天官（中央政府）、地官（地方行政）、春官（神職）、夏官（軍事）、秋官（司法）、鼕官（器物製作）六類。列舉每個官職的名稱、職製、人數和職務內容。從這些官的背景上看，它顯然是後代的政治理想，寄托在理想化了的周朝身上而發揮的。《史記》封禪書中雖然提到過《周禮》，但《周禮》的出現，卻在西漢未年，又因為它的制度與諸經不合，所以被人懷疑是劉歆偽造的，是偽造獻給王莽，以利於王莽的改製的。但是，從民俗學、人類學、社會學的角度來檢查《周禮》，發現倒頗有一些古代的材料，而那些材料，尚不是後人可以憑空偽造出來的。因此，《周禮》從這些材料的提供上，倒很有研究的價值。因為《周禮》是四萬五千八百零六字的精密政製著作，所以古人改革政治，就因它而立說，宋朝王安石變法，便是一例。《周禮》是中國政製的烏托邦，它提出了不少理想，值得重視。疑古派以劉歆偽造《周禮》而把《周禮》一筆抹殺，我就不相信劉歆可以偽造出用現代新學問可以印證出來的古代現象。
疑古派的穿幫
■疑古派的大膽假設，死無對證，總可自成一說吧？
□不然，死可有對證呢！以《孫子》（參看《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第二十二册）為例，就可證明了。孫武（前六－五世紀）
是春秋時代吳王闔廬的客卿，是兩千五百年前的軍事傢，他的著作《孫子》共有十三篇，後來發生了混亂，杜牧說曹操“削其繁剩，筆其精粹”，事實上，《孫子》衹有五千九百一十三個字，這就是高誘所說的“兵法五千言”，高誘在曹操之前，可見曹操刪書之說，是不對的。因為《孫子》發生了混亂，孫武也就在疑古派眼中，出了問題，他的身世，遭到懷疑。其中最主要的有兩種：第一種是懷疑根本沒有這個人；第二種是懷疑他和戰國時代的孫臏為一個人。像錢穆就是靠後一種說法成名的。不料一九七二年四月，山東臨沂銀雀山的古墓裏，出土了古代兵書，內有《孫子》，證明了這種懷疑，都是站不住的。出土的古書竹簡中，有漢武帝元光元年（前一三四）的歷譜，可以斷定這批竹簡是兩千一百年前就已流傳的文獻；又由於竹簡中用字不避漢朝皇帝的諱，又可以斷定竹簡的古書，都早於漢朝。再往上推，秦二世在位三年，秦始皇在位三十六年，上距戰國，不過四十多年，四十多年又值秦始皇統一思想，沒人有閑工夫造假書，所以竹簡中的古書，都是戰國以前的原裝貨，應無疑義。所以《孫子）確有其人其書，已是鐵證，衹是古本今本有異文耳！古代流傳的《孫子）書——即今本，和古墓出土的《孫子》書——即竹簡本，有三分之一是相同的；其他一百多處不同的，也多是虛字和假藉字，不算重要；另有一千多字的不同逸文，包括“吳問”、“四變”、“黃帝伐赤帝”、“地形二”、“程兵”、“孫武傳”六篇，可補今本《孫子》的不足。古書死有對證，竟有趣如此！以這一死有對證的另一當事人孫臏為例，更可再對照一下：孫臏（約前三八○－約前三二○）的身世，在《史記》裏說得很明白。《史記》說：“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孫武既死，後百餘歲有孫臏。……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世傳其‘兵法’。”這明明是說孫武有孫武的“兵法”，孫臏有孫臏的“兵法”。但是後來孫臏的“兵法”失傳了，由曹操在註《孫子》時，已經衹字不提孫臏的情形看，可能在漢朝未年，孫臏的“兵法”就已見不到了。就因為如此，所以後人就附會起來了。認為孫臏即孫武這個人、孫臏“兵法”即《孫子》這部書，一切都二合一起來了。不料一九七二年四月，山東臨沂銀雀山一號、二號漢墓出土，竹簡中赫然有《孫子》，也赫然有孫臏“兵法”。千古疑案，自此分明！（參看《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第二十二册）疑古派這種笑話，在《尉繚子）上，又有了外一章。尉繚（前四世紀）的《尉繚子》，是一部被小看了的著作。但在一九七二年四月山東臨沂銀雀山一號、二號漢墓出土竹簡中，有古書《尉繚子》。《尉繚子》一直被許多大牌學者如錢穆等人懷疑是後代假造的書、是偽書，並且說得頭頭是道。但是這批竹簡一出土，證明了真金不怕衆口爍，大牌學者也者，不過大言欺人而已（參看《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第二十二册）。以上所說，無非是說老學究村夫子派固然不會讀書，疑古派雖然比老學究村夫子派高明，也難免被死有對證一番。——這大概是古人死不瞑目，因而如王安石所說的“死屍能報仇”了。
俞樾“土法煉鋼”
■這樣說來，古今中國人中，一般讀書情況是不怎麽高明
□大體上說，實在不敢恭維。當然有些個人是不乏會讀古書的，像俞樾，就是最突出的一位。俞樾是清朝進士，鹹豐年間因為。“命題割裂”，被革職為民；又因為“故裏無傢”，就在江蘇蘇州住下，後來到各他講學三十年。他“生平專意著述”。每一年下來，都“有寫定之書，刊行於世”，中國像他這樣勤勉而每年有成績出來的作者，實在少見。他活了八十六歲，全部著作收入《春在堂全集》（參看《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第六册）。俞樾的名著有《群經平議》、《諸子平議》、《古書疑義舉例》等。《古書疑義舉例》出得最晚，寫得也最爐火純青。這書共七捲，把古書疑義分類寫成八十八條，用前無古人的科學方法，使人們知道如何認識古書。劉師培說這書“發古今未有之奇”，可謂定評。這書後來引得劉師培、楊樹達、馬敘倫、姚維銳等的仿作補作，影響極為深遠，俞樾雖然能夠“讀書得間”，但是，他因為沒有現代新學問的光照，全部的努力，仍是支離的“土法煉鋼”的成績而已。這一教訓，清楚的告訴了我們，沒有現代新學問的光照，讀古書也有瓶頸的。此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國傳統下來的書的結構與素材，都有嚴重的問題。
工具書與方法學
■結構方面，好像都是擠成一團，頭緒很亂、很難讀，是不是有工具書就好一點？
回工具書是任何知識分子所必備的書。像辭典、年表、年鑒、百科全書、手册、索引，以及一些必備的“非書資料”（nonbook material）等。在研究和閱讀上，雖然有所謂“個人需要”
（individua needs）的不同，但就運用工具書一點上，卻沒有各行各業的分別。所以工具書在所有書中，應該列為第一優先。選擇工具書的條件有兩個：一個是“容易找到”（easy to find）
你所需要的答案；一個是“容易瞭解你容易找到的”（easy to find what you find）答案。不合於這兩個標準的工具書，都不算是好的工具書。儘管它很有名，可是它卻使你頭痛。若舉一例：《康熙字典》便是，這書實在犯了難我的毛病。（但這種毛病，發生在笨頭笨腦的古人身上，猶可說也；發生在現代人身上，就太不可說了。你看看張其昀監修，林尹、高明主編的《中文大辭典》，你會驚訝的發現，這部以抄襲諸橋轍次《大漢和辭典》為骨架的書，竟也發生《康熙字典》式的毛病，你說這些老古董多笨！）辭典以外，工具書中的“年表”一類，縱貫古今中外大事，可提供給人清楚的頭腦和時伺的觀念。中國舊式的編年一類書，因為采取甲子幹支紀日，時序檢核，十分麻煩。又以歷數屢變，常常需要推算，可謂不科學已極，所以都不能用。我看中國傳統留下來的工具書都不合用。總之，從工具書上去讀書，是有它的限度的。要“讀書得間”，工具書不夠。現代新學問反倒是最重要的。我以《儀禮》參看《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第二十四册）為例。儒傢提倡禮治，關於禮的典籍，流傳了三種“經”和一大堆“記”，三種經是《儀禮》、《周禮》和《禮古經》。其中《禮古經》失傳了。《儀禮》和《周札》傳說是周公作的，實際是戰國人的作品。《儀禮》是宗教儀式、政治儀式的總集，今本包括士冠禮、士昏禮、士相見禮、鄉飲酒禮、燕禮、大射、聘禮、公食大夫禮、覲禮、喪服、士喪服、既夕禮、士虞禮、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有司徹十七篇。多半都是士的禮。這些都是古代禮的節目單。古代的貴族們一舉一動都有一套規矩，這些規矩又因地位不同而不同，踵事增華，使當事人自己也搞不大清楚。於是就請專傢們來幫忙，這種幫忙，叫做“相禮”（輔導別人行禮）；這種專傢，就叫儒。相禮相得多了，就纍積出節目單來，到時候照本宣科，可以省事，這種節目單的總集，就是《儀禮》。節目單最多的時候，多達五十六篇，後來丟了三十九篇，衹剩十七篇，就是流傳到今天的《儀禮》。《儀禮》是十三經之一，歷來把它神秘兮兮的捧着，其實從民俗學、人類學、社會學來看，毫無神秘可言，衹是很好的史料而已。衹因它列名於經典之中，而經典早已在歷代中國人的意識裏，形成了崇高神秘的地位，大傢不敢深究，並且限於治學方法，也無法深究。從而對古人的觀點與真相，簡直無法瞭解，衆說紛紛，其實衹是附會或猜謎而已。由於近代方法學的進步，用這些問架，移做整理古書，效果竟有意想不到的神奇。古人的說經也好、解經也罷，種種無法求得的答案，多可用新方法學迎刃而解。
分類與走運
■這樣看來，中國傳統下來的書，它的本來面目好像都給做了手腳了，讀這些書，還得先來一番撥雲霧而見青天的功夫纔行？
□對了。中國傳統中的一團雲霧，先在圖書分類上，你就先思過半矣。中國書的分類，最流行的，是四部（經、史、子。集）分類。四部分類從東晉以後通吃，變成了典型的圖書分類規範。但是稍一留心，就知道這種分類是相當荒唐的。以四部中第一部“經部”為例，“經部”的一部分，近於百科全書式的總集，應分入總類、文學類、歷史類，其他部分（像《論語》、《孟子》），應分人“集部”（個人集子）；以第二部分“史部”為例，體裁上分正史、編年、別史、雜史、載記等，全無道理與必要，其他詔令應分入法律類，時令應分入天文類，目錄應分入總類；以第三部分“子部’為例，老莊申韓等傢，其實與《論語》、《孟子》無別，都應分入“集部”，其他譜錄中草木蟲魚應分入植物類、動物類，類書應分入總類，小說應分入文學類；以第四部分“集部”為例，“經部”、“子部”分過來的書，多可分入哲學類、法律類、文學類。……總之，四部分類，大體上說，“經”“子”“集”多是一類，“史”是另一類，四部分類實在衹是兩部分類。分類、分類，分了半天類，最後衹分了兩類；所謂分類，分了等於沒分，這叫什麽分類！以《孟子》（參看《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第十七册）為例，孟軻自命是孔丘的傳人——“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他說：“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這是十足以聖人自命了。所以他的結論是：“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哉嚴這又是十足以道統自承了。雖然這樣，在身分關係上，孟軻卻衹不過是孔丘孫子子思的學生中的學生而已。但是，到了唐朝，韓愈推崇孟柯是直承道統的人物，到了宋朝，他配享到孔廟；到了元朝，他被封為亞聖；到了明朝，因為明太祖不喜歡他，吃了一點蹩；後來就一直風光，直到今天了。《孟子》一書共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個字，在內容上；理直氣壯固多，理不直氣壯也不少。中國人推理不合邏輯，受孟軻的影響應該不少。這部有影響的書，在圖書分類中，在北宋以前衹是子書，宋仁宗後，纔升段為經書，真是愈來愈走運了。走運雖然走運，但卻成了中國圖書分類鬍來的一個樣板，中國人在思考上一塌糊塗,由此暴露無遺.
源遠流長的大功德
■一月二十五日的《中央副刊》上，有一封俞大維口述的《給女作傢陳荔荔的一封信》。其中說：“我因年老眼花，幸有長子揚和寄來帶有燈光的放大鏡，強能看書。我發現讀了幾十年的書，卻往往有許多地方未能看懂。真是可笑又可悲！
人愈老愈有奇想，年輕時看書看不懂，我認為腦筋有毛病。現在看書看不懂，我認為書有毛病。陳寅恪先生一九一二年第一次由歐洲回國，往見他父親（散原老人）的老友夏曾佑先生。曾佑先生對他說：‘你是我老友之子。我很高興你懂得很多種文字，有很多書可看。我衹能看中國書，但可惜都看完了，現已無書可看了。’寅恪告別出來，心想此老真是荒唐。中國書籍浩如煙海，哪能都看完了。寅恪七十歲左右，我又見到他。他說：‘現在我老了，也與夏先生同感。中國書雖多，不過基本幾十種而已，其他不過翻來覆去，東抄西抄。’我很懊悔當時沒有問他到底是那幾十種書。”對俞大維這些話，你有何看法？
□我覺得夏曾佑的感慨是很有見地的，難怪陳寅恪後來和他同感。他們兩位，都是博極古書的人，最後竟有這種高明的覺悟，是很可註意的。蘇雪林《文壇話九》中記聞一多，也有類似的情況。蘇雪林說：“別人鑽故紙堆，愈鑽愈着迷，終於陷溺其中不能自拔，便要主張中國文化是世界第一。聞一多早年時代何嘗沒有這種鼕烘臭味？可是，現在的他卻是奇怪，竟與從前的自己走着完全相反的道路。三十三年五四前夕，聯大一部分學生舉行了一個歷史晚會，張奚若、吳晗、雷海宗均有演說。聞氏曾說：‘剛纔張先生說辛亥革命是形式上的革命，五四是思想革命，正中下懷。中國這些舊東西我鑽了十幾年了，一個一個字都弄透了，愈弄就愈覺得“要不得”，現在我要和你們“裏應外合”地把它打倒。’他又在某一次對友人說：
人傢見我終日讀書，‘以為我是蠹蟲，卻不知我是殺蠹的芸香’，‘你想不到我比任何人還恨那故紙堆，正因恨它，更不能不弄個明白。’”夏曾佑、陳寅恪、聞一多的覺悟，都是真正深知“中華文化”後的覺悟。陳寅恪說：“中國書雖多，不過基本幾十種而已，其他不過翻來覆去，東抄西抄。”俞大維“懊悔”當時沒問陳寅恪“到底是那幾十種書”。我想，我這套《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的問世，已代他們解决了這個問題。由於我的精挑細選，我的確已“把中國的東西整理出一個定品”，我化朽腐為神奇，終於給中國人提供了一點披沙揀金的好處，“集”舊中國“天下之書為一書”，這真是源遠流長的大功德了！
（一九八四年一月三十日下午）
■你李敖讀書讀得最多，真是中國第一嗎？
□最近香港報上說：“李敖很可能是五十歲以下的當代中國人之中，讀書最多而又最有文采的人。”前年童軒蓀信上說：
“去年炎夏，居浩然自波士頓西來，在敝寓住了五天，這五天裏上下古今談了一番，他卻特別推崇你老兄，說是‘念書大多，我們不可及’。”……這些話，都非過譽，在讀書方面，我讀書之多，的確可說中國人無出其右。
■當代中國人以外的中國人，就是所謂古代中國人，總有比你讀書讀得多的吧？
□古代中國人讀書讀得最多的無可考，唐朝詩人杜甫說他“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其實古書字大，萬卷書並沒有多少。清朝陳夢雷說他“讀書五十載”、“涉獵萬餘捲”，由他編出的《古今圖書集成》（參看《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第四册）看來，陳夢雷讀書之多，該在古人中考第一。陳夢雷是清朝進士，他的淵博，被皇傢王爺看中，叫他編了全世界最大的百科全書——《古今圖書集成》。《古今圖書集成》是根據中國一萬五千多捲經史子集的典籍編成的，前後用掉了四年半的時間（一七○一－一七○六）。全書共有一萬卷、六匯編、三十二典、六千一百一十七部，初版本有五千零二十大册，一億四千四百萬字，分裝五百七十六函。這部大書，“凡在六合之內，巨細畢舉，其在十三經、二十一史者，衹字不遺；其在稗史集者，亦衹刪一二。”它的體大思精，確屬空前。陳夢雷可說是苦命的人，三藩之亂時，正趕上他回傢探親，被靖南王耿精忠脅迫造反，不幹就殺他爸爸，他沒辦法，衹好合作，不料造反失敗，又被他的好朋友李光地出賣——不肯證明他的清白；又被張冠李戴，誤會成“行賊偽命”的陳昉，所以罪上加罪，被發配到東北做奴隸。過了十六年後，趕上康熙皇帝東巡，把他召回來，叫他陪皇帝的第三個兒子誠親王讀書，在這段優遊的歲月裏）他“目營手檢，無間晨夕”，終於編出了這部有史以來最大的百科全書。康熙皇帝死後，苦命的陳夢雷又開始苦命了。他所依靠的皇三子誠親王失勢，繼位的康熙皇帝的第四子——雍正皇帝，自然對哥哥的親信們大加整肅，陳夢雷則首當其衝，又被“發遣邊外”，送到了東北。這時陳夢雷已七十多歲了，他死在乾隆六年（一七四一），活了八十多歲。由以上杜甫和陳夢雷都讀萬卷書的標準看，杜甫的讀書成績就不如陳夢雷，因為陳夢雷把他的讀書成績用編了大書做為嘉惠別人的展示，可是杜甫就沒有這種效果了。
■你編《中國名著精華全集》，是不是有上承陳夢雷這種心願呢？
□還不止此。在十二世紀，一個偉大的中國有心人鄭樵，在隱居山林、謝絶人事的專事寫作裏，曾立下“集天下之書為一書”的雄心大願，但他五十九歲死去，沒有完成。如今，八百年過去了，這種雄心大願，有賴幹新時代的有心人和新時代的出版形態來完成了。新時代的有心人要做“集”舊中國“天下之書為一書”的新嘗試。它的形態所决定的方向，必然是劃時代的方向。
■這個方向的指標，就是《中國名著精華全集》嗎？
□就是。它的完成，該歸功於遠流出版社的王榮文。王榮文是中國出版史上最有創造性大手筆的小兄弟。五年前，他和我合作，出版《中國歷史演義全集》，創造出中國出版史上劃時代的大轟動。四年以後，他寫信給我，說：“香港那邊，臺灣這邊，都整理了無數的國學材料，但幾乎還沒有一個人為現代讀者整理出一套可以讀得下去、讀得懂、包含各方面文化精華的中國名著全集。”因此他相信：“如果能把中國的東西整理出一個定品”，該是一件最值得做的事。這件事，就是出版《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王榮文把這一件最值得做的事逼我來做，要我來“表現這幾十年來海內外研究中國成績的總和”，我相信他把人找對了。我的確是主持這一工作的最佳人選。記得十九年前，我與徐復觀對簿公堂，兩人一邊打官司一邊喝咖啡，談得非常開心。徐復觀心血來潮，說了一段真心話，他說：
“你李先生真是怪人，你念古書，念得比我們還多還好，你卻主張全盤西化！如果你來宣傳中國文化，你宣傳的成績一定比我們都好！”徐復觀說得沒有錯，我真是對中國文化最有理解的人。最大的原因是我真的會看古書，會利用古書、活用古書，古書本是朽腐，除非你能化朽腐為神奇，看古書對現代人沒什麽用處。不幸的是，據我所知，看古書的人，很少不陷入泥淖的，一百個有九十九個，都變成搖頭擺尾的老夫子，思想迂腐而泥古；愈來愈混蛋（年輕時小混蛋，年老後老混蛋），因此我倒了胃民從不鼓勵人看古書了。但是，如果有好的選本，再有“讀書得間”的訓練，古書中畢竟還有一點披沙揀金的好處，可以給我們活用，問題是誰來主持這一化腐朽為神奇的工作呢？王榮文看出來非李敖不可，李敖也看出來非李敖不可，於是，工作便這樣敲定了：王榮文找對了人，李敖找對了書，徐復觀的一個好夢，居然在十九年後，在我無改全盤西化的大前提下，居然成真了。
“讀書得間”的重要
■我們相信你在《中國名著精華全集》中提供了“好的選本”，但是，你所說“再有‘讀書得間’的訓練”，又怎麽提供呢？
古話說“鴛鴦綉取憑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你可不可以多說一點始未，把“金針”“度”給大傢呢？
□“讀書得間”是在讀書時能夠讀出書中的“竅”、領會出字裏行間的學問來。英文中toread between the lines，就正是此意。讀書要有這種本領，讀古書更要有這種本領。硬讀古書不行的。許多用功的人，終身“白首窮經”，可是因為方法不得當，結果衹變成“有腳書櫥”。最後事倍功半還算是好的，因為他們經常徒勞無功。很多人讀了一輩子書，結果變成老學究，就是一個證明。所謂古書不能不講求方法的硬讀，因為古書中，有許多衹是書生理想，並非社會現象，書生在那兒托古改製，你在這邊信以為真，你就上當了。又有的古書中，衹是道德法律，也非社會事實，古代的社會事實既有距離，現代的你卻盲目相信，你又上當了。所以讀古書，首先要“辨偽”，辨偽以後，就要區分出來什麽書是書生理想、什麽書是道德法律、什麽書是社會事實。把這些分辨開，再融會貫通、互相印證，纔算。‘讀書得問”。“讀書得間”以後，從而著述，纔算“為往聖繼絶學”。否則的話，衹是堆砌材料、暴殄文字而已。
■“讀書得間”是不是就是要把書讀活，把死書讀活？這種讀活，多讀書是否會有幫助？
□不一定。中國的知識分子讀書多的卻也不少，但是愈讀愈混蛋的，卻愈來愈多，這都是因為讀死書的緣故。很多人的基礎，根本是“呆子”，後來念幾十年的書，變成了“書呆子”，辛苦半生，如此而已。我從前有位老師叫姚從吾，是遼金元史專傢，非常用功，最後死在書桌上。但是他太笨了，他看書，就好像一隻狗熊進到玉米園裏，折一根玉米夾在腋窩下，左摘右丟，弄了一夜，出園時還衹是腋窩下那一根。——他們看過的東西隨時扔掉了！所以讀書無法使他們頭腦變好，反倒變壞。
■這樣說來，這種人似乎選錯了行？
□選錯了行。
■可是他們也有著作呢，怎麽辦？
□《隋唐嘉話》裏有這樣一段：“梁常侍徐陵之於齊，時魏收文學，北朝之秀。收錄其文集以遺陵，今傳之江左。陵遂濟江而沉之。從者以問，陵曰：‘吾為魏公藏拙。’為了避免這種人“堆砌材料、暴殄文字”，他們的著作，實在該適度予以水葬纔好！
一般讀書情況
■古今中國人中，一般讀書情況是怎樣的？
□大致可分兩派：一派是老學究村夫子派。他們白首窮經，一輩子讀了一些古書，可是他們的方法訓練太差了，又無法接觸到現代新學問，所以用新知治舊學的一套，他們一竅不通。他們雖然一輩子嗜讀古書、勤讀古書，但可笑的是，他們卻讀不懂古書，無法分析古書，也無法綜合出結論和真相。另一派是疑古派。他們是新一代的學者，不但博覽群書，並且會“讀書得間”，處處發現古書可疑、古事可疑。他們的典範作品是編輯“古史辨”和“辨偽叢刊”等，對古書的解釋，他們的功勞很大，成績也頗可觀。但是疑古派也難免有着兩大缺點：第一是疑古過度，往往犯了以書就我的毛病，大膽假設有餘，小心求證卻往往不足；第二是不太能用現代新學問（如天文學、原始社會學）做鑰匙，側面印證古書可信的部分，以致犯了全面抹殺古書的毛病。他們常說這本古書是假造的、那個古人無其人等等，其實不然。
■請舉一個例。
□以《周禮》（參看《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第二十三册）為例：《周禮》原稱《周官》，是漢朝劉歆改名《周禮》的。傳說是周公創立的理想政製，所謂“周公緻太平之跡也”。因為它是中國政製書中最細密的一本，所以被視為珍寶。《周禮》將官職分為天官（中央政府）、地官（地方行政）、春官（神職）、夏官（軍事）、秋官（司法）、鼕官（器物製作）六類。列舉每個官職的名稱、職製、人數和職務內容。從這些官的背景上看，它顯然是後代的政治理想，寄托在理想化了的周朝身上而發揮的。《史記》封禪書中雖然提到過《周禮》，但《周禮》的出現，卻在西漢未年，又因為它的制度與諸經不合，所以被人懷疑是劉歆偽造的，是偽造獻給王莽，以利於王莽的改製的。但是，從民俗學、人類學、社會學的角度來檢查《周禮》，發現倒頗有一些古代的材料，而那些材料，尚不是後人可以憑空偽造出來的。因此，《周禮》從這些材料的提供上，倒很有研究的價值。因為《周禮》是四萬五千八百零六字的精密政製著作，所以古人改革政治，就因它而立說，宋朝王安石變法，便是一例。《周禮》是中國政製的烏托邦，它提出了不少理想，值得重視。疑古派以劉歆偽造《周禮》而把《周禮》一筆抹殺，我就不相信劉歆可以偽造出用現代新學問可以印證出來的古代現象。
疑古派的穿幫
■疑古派的大膽假設，死無對證，總可自成一說吧？
□不然，死可有對證呢！以《孫子》（參看《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第二十二册）為例，就可證明了。孫武（前六－五世紀）
是春秋時代吳王闔廬的客卿，是兩千五百年前的軍事傢，他的著作《孫子》共有十三篇，後來發生了混亂，杜牧說曹操“削其繁剩，筆其精粹”，事實上，《孫子》衹有五千九百一十三個字，這就是高誘所說的“兵法五千言”，高誘在曹操之前，可見曹操刪書之說，是不對的。因為《孫子》發生了混亂，孫武也就在疑古派眼中，出了問題，他的身世，遭到懷疑。其中最主要的有兩種：第一種是懷疑根本沒有這個人；第二種是懷疑他和戰國時代的孫臏為一個人。像錢穆就是靠後一種說法成名的。不料一九七二年四月，山東臨沂銀雀山的古墓裏，出土了古代兵書，內有《孫子》，證明了這種懷疑，都是站不住的。出土的古書竹簡中，有漢武帝元光元年（前一三四）的歷譜，可以斷定這批竹簡是兩千一百年前就已流傳的文獻；又由於竹簡中用字不避漢朝皇帝的諱，又可以斷定竹簡的古書，都早於漢朝。再往上推，秦二世在位三年，秦始皇在位三十六年，上距戰國，不過四十多年，四十多年又值秦始皇統一思想，沒人有閑工夫造假書，所以竹簡中的古書，都是戰國以前的原裝貨，應無疑義。所以《孫子）確有其人其書，已是鐵證，衹是古本今本有異文耳！古代流傳的《孫子）書——即今本，和古墓出土的《孫子》書——即竹簡本，有三分之一是相同的；其他一百多處不同的，也多是虛字和假藉字，不算重要；另有一千多字的不同逸文，包括“吳問”、“四變”、“黃帝伐赤帝”、“地形二”、“程兵”、“孫武傳”六篇，可補今本《孫子》的不足。古書死有對證，竟有趣如此！以這一死有對證的另一當事人孫臏為例，更可再對照一下：孫臏（約前三八○－約前三二○）的身世，在《史記》裏說得很明白。《史記》說：“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孫武既死，後百餘歲有孫臏。……臏亦孫武之後世子孫也。……世傳其‘兵法’。”這明明是說孫武有孫武的“兵法”，孫臏有孫臏的“兵法”。但是後來孫臏的“兵法”失傳了，由曹操在註《孫子》時，已經衹字不提孫臏的情形看，可能在漢朝未年，孫臏的“兵法”就已見不到了。就因為如此，所以後人就附會起來了。認為孫臏即孫武這個人、孫臏“兵法”即《孫子》這部書，一切都二合一起來了。不料一九七二年四月，山東臨沂銀雀山一號、二號漢墓出土，竹簡中赫然有《孫子》，也赫然有孫臏“兵法”。千古疑案，自此分明！（參看《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第二十二册）疑古派這種笑話，在《尉繚子）上，又有了外一章。尉繚（前四世紀）的《尉繚子》，是一部被小看了的著作。但在一九七二年四月山東臨沂銀雀山一號、二號漢墓出土竹簡中，有古書《尉繚子》。《尉繚子》一直被許多大牌學者如錢穆等人懷疑是後代假造的書、是偽書，並且說得頭頭是道。但是這批竹簡一出土，證明了真金不怕衆口爍，大牌學者也者，不過大言欺人而已（參看《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第二十二册）。以上所說，無非是說老學究村夫子派固然不會讀書，疑古派雖然比老學究村夫子派高明，也難免被死有對證一番。——這大概是古人死不瞑目，因而如王安石所說的“死屍能報仇”了。
俞樾“土法煉鋼”
■這樣說來，古今中國人中，一般讀書情況是不怎麽高明
□大體上說，實在不敢恭維。當然有些個人是不乏會讀古書的，像俞樾，就是最突出的一位。俞樾是清朝進士，鹹豐年間因為。“命題割裂”，被革職為民；又因為“故裏無傢”，就在江蘇蘇州住下，後來到各他講學三十年。他“生平專意著述”。每一年下來，都“有寫定之書，刊行於世”，中國像他這樣勤勉而每年有成績出來的作者，實在少見。他活了八十六歲，全部著作收入《春在堂全集》（參看《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第六册）。俞樾的名著有《群經平議》、《諸子平議》、《古書疑義舉例》等。《古書疑義舉例》出得最晚，寫得也最爐火純青。這書共七捲，把古書疑義分類寫成八十八條，用前無古人的科學方法，使人們知道如何認識古書。劉師培說這書“發古今未有之奇”，可謂定評。這書後來引得劉師培、楊樹達、馬敘倫、姚維銳等的仿作補作，影響極為深遠，俞樾雖然能夠“讀書得間”，但是，他因為沒有現代新學問的光照，全部的努力，仍是支離的“土法煉鋼”的成績而已。這一教訓，清楚的告訴了我們，沒有現代新學問的光照，讀古書也有瓶頸的。此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國傳統下來的書的結構與素材，都有嚴重的問題。
工具書與方法學
■結構方面，好像都是擠成一團，頭緒很亂、很難讀，是不是有工具書就好一點？
回工具書是任何知識分子所必備的書。像辭典、年表、年鑒、百科全書、手册、索引，以及一些必備的“非書資料”（nonbook material）等。在研究和閱讀上，雖然有所謂“個人需要”
（individua needs）的不同，但就運用工具書一點上，卻沒有各行各業的分別。所以工具書在所有書中，應該列為第一優先。選擇工具書的條件有兩個：一個是“容易找到”（easy to find）
你所需要的答案；一個是“容易瞭解你容易找到的”（easy to find what you find）答案。不合於這兩個標準的工具書，都不算是好的工具書。儘管它很有名，可是它卻使你頭痛。若舉一例：《康熙字典》便是，這書實在犯了難我的毛病。（但這種毛病，發生在笨頭笨腦的古人身上，猶可說也；發生在現代人身上，就太不可說了。你看看張其昀監修，林尹、高明主編的《中文大辭典》，你會驚訝的發現，這部以抄襲諸橋轍次《大漢和辭典》為骨架的書，竟也發生《康熙字典》式的毛病，你說這些老古董多笨！）辭典以外，工具書中的“年表”一類，縱貫古今中外大事，可提供給人清楚的頭腦和時伺的觀念。中國舊式的編年一類書，因為采取甲子幹支紀日，時序檢核，十分麻煩。又以歷數屢變，常常需要推算，可謂不科學已極，所以都不能用。我看中國傳統留下來的工具書都不合用。總之，從工具書上去讀書，是有它的限度的。要“讀書得間”，工具書不夠。現代新學問反倒是最重要的。我以《儀禮》參看《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第二十四册）為例。儒傢提倡禮治，關於禮的典籍，流傳了三種“經”和一大堆“記”，三種經是《儀禮》、《周禮》和《禮古經》。其中《禮古經》失傳了。《儀禮》和《周札》傳說是周公作的，實際是戰國人的作品。《儀禮》是宗教儀式、政治儀式的總集，今本包括士冠禮、士昏禮、士相見禮、鄉飲酒禮、燕禮、大射、聘禮、公食大夫禮、覲禮、喪服、士喪服、既夕禮、士虞禮、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有司徹十七篇。多半都是士的禮。這些都是古代禮的節目單。古代的貴族們一舉一動都有一套規矩，這些規矩又因地位不同而不同，踵事增華，使當事人自己也搞不大清楚。於是就請專傢們來幫忙，這種幫忙，叫做“相禮”（輔導別人行禮）；這種專傢，就叫儒。相禮相得多了，就纍積出節目單來，到時候照本宣科，可以省事，這種節目單的總集，就是《儀禮》。節目單最多的時候，多達五十六篇，後來丟了三十九篇，衹剩十七篇，就是流傳到今天的《儀禮》。《儀禮》是十三經之一，歷來把它神秘兮兮的捧着，其實從民俗學、人類學、社會學來看，毫無神秘可言，衹是很好的史料而已。衹因它列名於經典之中，而經典早已在歷代中國人的意識裏，形成了崇高神秘的地位，大傢不敢深究，並且限於治學方法，也無法深究。從而對古人的觀點與真相，簡直無法瞭解，衆說紛紛，其實衹是附會或猜謎而已。由於近代方法學的進步，用這些問架，移做整理古書，效果竟有意想不到的神奇。古人的說經也好、解經也罷，種種無法求得的答案，多可用新方法學迎刃而解。
分類與走運
■這樣看來，中國傳統下來的書，它的本來面目好像都給做了手腳了，讀這些書，還得先來一番撥雲霧而見青天的功夫纔行？
□對了。中國傳統中的一團雲霧，先在圖書分類上，你就先思過半矣。中國書的分類，最流行的，是四部（經、史、子。集）分類。四部分類從東晉以後通吃，變成了典型的圖書分類規範。但是稍一留心，就知道這種分類是相當荒唐的。以四部中第一部“經部”為例，“經部”的一部分，近於百科全書式的總集，應分入總類、文學類、歷史類，其他部分（像《論語》、《孟子》），應分人“集部”（個人集子）；以第二部分“史部”為例，體裁上分正史、編年、別史、雜史、載記等，全無道理與必要，其他詔令應分入法律類，時令應分入天文類，目錄應分入總類；以第三部分“子部’為例，老莊申韓等傢，其實與《論語》、《孟子》無別，都應分入“集部”，其他譜錄中草木蟲魚應分入植物類、動物類，類書應分入總類，小說應分入文學類；以第四部分“集部”為例，“經部”、“子部”分過來的書，多可分入哲學類、法律類、文學類。……總之，四部分類，大體上說，“經”“子”“集”多是一類，“史”是另一類，四部分類實在衹是兩部分類。分類、分類，分了半天類，最後衹分了兩類；所謂分類，分了等於沒分，這叫什麽分類！以《孟子》（參看《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第十七册）為例，孟軻自命是孔丘的傳人——“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他說：“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這是十足以聖人自命了。所以他的結論是：“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捨我其誰哉嚴這又是十足以道統自承了。雖然這樣，在身分關係上，孟軻卻衹不過是孔丘孫子子思的學生中的學生而已。但是，到了唐朝，韓愈推崇孟柯是直承道統的人物，到了宋朝，他配享到孔廟；到了元朝，他被封為亞聖；到了明朝，因為明太祖不喜歡他，吃了一點蹩；後來就一直風光，直到今天了。《孟子》一書共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個字，在內容上；理直氣壯固多，理不直氣壯也不少。中國人推理不合邏輯，受孟軻的影響應該不少。這部有影響的書，在圖書分類中，在北宋以前衹是子書，宋仁宗後，纔升段為經書，真是愈來愈走運了。走運雖然走運，但卻成了中國圖書分類鬍來的一個樣板，中國人在思考上一塌糊塗,由此暴露無遺.
源遠流長的大功德
■一月二十五日的《中央副刊》上，有一封俞大維口述的《給女作傢陳荔荔的一封信》。其中說：“我因年老眼花，幸有長子揚和寄來帶有燈光的放大鏡，強能看書。我發現讀了幾十年的書，卻往往有許多地方未能看懂。真是可笑又可悲！
人愈老愈有奇想，年輕時看書看不懂，我認為腦筋有毛病。現在看書看不懂，我認為書有毛病。陳寅恪先生一九一二年第一次由歐洲回國，往見他父親（散原老人）的老友夏曾佑先生。曾佑先生對他說：‘你是我老友之子。我很高興你懂得很多種文字，有很多書可看。我衹能看中國書，但可惜都看完了，現已無書可看了。’寅恪告別出來，心想此老真是荒唐。中國書籍浩如煙海，哪能都看完了。寅恪七十歲左右，我又見到他。他說：‘現在我老了，也與夏先生同感。中國書雖多，不過基本幾十種而已，其他不過翻來覆去，東抄西抄。’我很懊悔當時沒有問他到底是那幾十種書。”對俞大維這些話，你有何看法？
□我覺得夏曾佑的感慨是很有見地的，難怪陳寅恪後來和他同感。他們兩位，都是博極古書的人，最後竟有這種高明的覺悟，是很可註意的。蘇雪林《文壇話九》中記聞一多，也有類似的情況。蘇雪林說：“別人鑽故紙堆，愈鑽愈着迷，終於陷溺其中不能自拔，便要主張中國文化是世界第一。聞一多早年時代何嘗沒有這種鼕烘臭味？可是，現在的他卻是奇怪，竟與從前的自己走着完全相反的道路。三十三年五四前夕，聯大一部分學生舉行了一個歷史晚會，張奚若、吳晗、雷海宗均有演說。聞氏曾說：‘剛纔張先生說辛亥革命是形式上的革命，五四是思想革命，正中下懷。中國這些舊東西我鑽了十幾年了，一個一個字都弄透了，愈弄就愈覺得“要不得”，現在我要和你們“裏應外合”地把它打倒。’他又在某一次對友人說：
人傢見我終日讀書，‘以為我是蠹蟲，卻不知我是殺蠹的芸香’，‘你想不到我比任何人還恨那故紙堆，正因恨它，更不能不弄個明白。’”夏曾佑、陳寅恪、聞一多的覺悟，都是真正深知“中華文化”後的覺悟。陳寅恪說：“中國書雖多，不過基本幾十種而已，其他不過翻來覆去，東抄西抄。”俞大維“懊悔”當時沒問陳寅恪“到底是那幾十種書”。我想，我這套《中國名著精華全集》的問世，已代他們解决了這個問題。由於我的精挑細選，我的確已“把中國的東西整理出一個定品”，我化朽腐為神奇，終於給中國人提供了一點披沙揀金的好處，“集”舊中國“天下之書為一書”，這真是源遠流長的大功德了！
（一九八四年一月三十日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