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母親到外遇作者：餘光中
　　“大陸是母親，臺灣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歐洲是外遇。”我對朋友這麽說過。
　　大陸是母親，不用多說。燒我成灰，我的漢魂唐魄仍然縈繞着那一片後土。那無窮無盡的故國，四海漂泊的竜族叫她做大陸，壯士登高叫她做九州，英雄落難叫她做江湖。不但是那片後土，還有那上面正走着的、那下面早歇下的，所有竜族。還有幾千年下來還沒有演完的歷史，和用了幾千年似乎要不夠用了的文化。我離開她時纔二十一歲呢，再還鄉時已六十四了：“掉頭一去是風吹黑發／回首再來已雪滿白頭。”長江斷奶之痛，歷四十三年。洪水成災，卻沒有一滴濺到我唇上。這許多年來，我所以在詩中狂呼着、低囈着中國，無非是一念耿耿為自己喊魂。不然我真會魂飛魄散，被西潮淘空。
　　當你的女友已改名瑪麗，你怎能送她一首《菩薩蠻》？
　　鄉情落實於地理與人民，而彌漫於歷史與文化，其中有實有虛，有形有神，必須兼容，才能立體。鄉情是先天的，自然而然，不像民族主義會起政治的作用。把鄉情等同於民族主義，更在地理、人民、歷史、文化之外加上了政府，是一種“四捨五入”的含混觀念。朝代來來去去，強加於人的政治不能持久。所以政治使人分裂而文化使人相親：我們衹聽說有文化，卻沒聽說過武化。要動用武力解放這個、統一那個，都不算文化。湯瑪斯·曼逃納粹，在異國對記者說：“凡我在處，即為德國。”他說的德國當然是指德國的文化，而非納粹政權。同樣地，畢卡索因為反對佛朗哥而拒返西班牙，也不是什麽“背叛祖國”。
　　臺灣是妻子，因為我在這島上從男友變成丈夫再變成父親，從青澀的講師變成滄桑的老教授，從投稿的“新秀”變成寫序的“前輩”，已經度過了大半個人生。幾乎是半世紀前，我從廈門經香港來到臺灣，下跳棋一般連跳了三島，就以臺北為傢定居了下來。其間雖然也去了美國五年，香港十年，但此生住得最久的城市仍是臺北，而次久的正是高雄。我的《雙城記》不在巴黎、倫敦，而在臺北、高雄。
　　我以臺北為傢，在城南的廈門街一條小巷子裏，“像蟲歸草間，魚潛水底”，蟄居了二十多年，喜獲了不僅四個女兒，還有廿三本書。及至晚年海外歸來，在這高雄港上、西子灣頭一住又是悠悠十三載。廈門街一一三巷是一條幽深而隱秘的窄巷，在其中度過有如壺底的歲月。西子灣恰恰相反，雖與高雄的市聲隔了一整座壽山，卻海闊天空，坦然朝西開放。高雄在貨櫃的吞吐量上號稱全世界第三大港，我窗下的浩淼接得通七海的風濤。詩人晚年，有這麽一道海峽可供題書，竟比老杜的江峽還要闊了。
　　不幸失去了母親，何幸又遇見了妻子。這情形也不完全是隱喻。在實際生活上，我的慈母生我育我，牽引我三十年纔撒手，之後便由我的賢妻來接手了。沒有這兩位堅強的女性，怎會有今日的我？在隱喻的層次上，大陸與海島更是如此。所以在感恩的心情下我寫過《斷奶》一詩，而以這麽三句結束：
　　斷奶的母親依舊是母親
　　斷奶的孩子，我慶幸
　　斷了嫘祖，還有媽祖
　　海峽雖然壯麗，卻像一柄無情的藍刀，把我的生命剖成兩半，無論我寫了多少懷鄉的詩，也難將傷口縫合。母親與妻子不斷爭辯，夾在中間的亦子亦夫最感到傷心。我究竟要做人子呢還是人夫，真難兩全。無論在大陸、香港、南洋或國際，久矣我已被稱為“臺灣作傢”。我當然是臺灣作傢，也是廣義的臺灣人，臺灣的禍福榮辱當然都有份。但是我同時也是，而且一早就是，中國人了：華夏的河山、人民、文化、歷史都是我與生俱來的“傢當”，怎麽當都當不掉的，而中國的禍福榮辱也是我鮮明的“胎記”，怎麽消也不能消除。然而今日的臺灣，在不少場合，誰要做中國人，簡直就負有“原罪”。明明全都是馬，卻要說白馬非馬。這矛盾說來話長，我衹有一個天真的希望：“莫為五十年的政治，拋棄五千年的文化。”
　　香港是情人，因為我和她曾有十二年的緣分，最後雖然分了手，卻不是為了爭端。初見她時，我纔二十一歲，北顧茫茫，是大陸出來的流亡學生，一年後便東渡臺灣。再見她時，我早已中年，成了中文大學的教授，而她，風華絶代，正當驚豔的盛時。我為她寫了不少詩，和更多的美文，害得臺灣的朋友豔羨之餘紛紛西遊，要去當場求證。所以那十一年也是我“後期”創作的盛歲，加上當時學府的同道多為文苑的知己，弟子之中也新秀輩出，蔚然乃成沙田文風。
　　香港久為國際氣派的通都大邑，不但東西對比、左右共存，而且南北交通，城鄉兼勝，不愧是一位混血美人。觀光客多半目眩於她的鬧市繁華，而無視於她的海山美景。九竜與香港隔水相望，兩岸的燈火爭妍，已經璀璨耀眼，再加上波光倒映，盛況更翻一倍。至於地勢，伸之則為半島，縮之則為港灣，聚之則為峰巒，撒之則為洲嶼，加上舟楫來去，變化之多，乃使海景奇幻無窮，我看了十年，仍然饞目未饜。
　　我一直慶幸能在香港無限好的歲月去沙田任教，慶幸那琅寰福地坐擁海山之美，安靜的校園，自由的學風，讓我能在文革的囂亂之外，登上大陸後門口這一座幸免的象牙塔，定定心心寫了好幾本書。於是我這“臺灣作傢”竟然留下了“香港時期”。
　　不過這情人當初也並非一見鐘情，甚至有點刁妮子作風。例如她的粵腔九音詰屈，已經難解，有時還愛寫簡體字來考我，而冒犯了她，更會在左報上對我冷嘲熱諷，所以開頭的幾年頗吃了她一點苦頭。後來認識漸深，發現了她的真性情，終於轉而相悅。不但粵語可解，簡體字能讀，連自己的美式英語也改了口，換成了矜持的不列顛腔。同時我對英語世界的興趣也從美國移嚮英國，香港更成為我去歐洲的跳板，不但因為港人歐遊成風，遠比臺灣人為早，也因為簽證在香港更迅捷方便。等到八○年代初期大陸逐漸開放，內地作傢出國交流，也多以香港為首站，因而我會見了朱光潛、巴金、辛笛、柯靈，也開始與流沙河、李元洛通信。
　　不少人瞧不起香港，認定她衹是一塊殖民地，又詆之為文化沙漠。一九四○年三月五日，蔡元培逝於香港，五天後舉殯，全港下半旗志哀。對一位文化領袖如此致敬，不記得其他華人城市曾有先例，至少鬍適當年去世，臺北不曾如此。如此的香港竟能稱為文化沙漠嗎？至於近年對六四與釣魚臺的抗議，場面之盛，犧牲之烈，也不像柔馴的殖民地吧。
　　歐洲開始成為外遇，則在我將老未老、已晡未暮的善感之年。我初踐歐土，是從紐約起飛，而由倫敦入境，繞了一個大圈，已經四十八歲了。等到真的步上巴黎的卵石街頭，更已是五十之年，不但心情有點“遲暮”，季節也值春晚，偏偏又是獨遊。臨老而遊花都，總不免感覺是辜負了自己，想起李清照所說：“春歸秣陵樹，人老建康城。”
　　一個人略諳法國藝術有多風流倜儻，眼底的巴黎總比一般觀光嬉客所見要豐盈。“以前衹是在印象派的畫裏見過巴黎，幻而似真；等到親眼見了法國，卻疑身在印象派的畫裏，真而似幻。”我在《巴黎看畫記》一文，就以這一句開端。
　　巴黎不但是花都、藝都，更是歐洲之都。整個歐洲當然早已“遲暮”了，卻依然十分“美人”，也許正因遲暮，美豔更教人憐。而且同屬遲暮，也因文化不同而有風格差異。例如倫敦吧，成熟之中仍不失端莊，至於巴黎，則不僅風韻猶存，更透出幾分撩人的明豔。
　　大致說來，北歐的城市比較秀雅，南歐的則比較豔麗；新教的國傢清醒中有節制，舊教的國傢慵懶中有激情。所以斯德哥爾摩雖有“北方威尼斯”之美名，但是鼕長夏短，寒光斜照，兼以樓塔之類的建築多以紅而帶褐的方磚砌成，隔了茫茫煙水，衹見灰蒙蒙陰沉沉的一大片，低壓在波上。那波濤，也是藍少黑多，說不上什麽浮光耀金之美。南歐的明媚風情在那樣的黑濤上是難以想象的：格拉納達的中世紀“紅堡”（alhambra），那種細柱精雕、引泉入室的回教宮殿，即使再三擦拭阿拉丁的神燈，也不會赫現在波羅的海岸。
　　不過話說回來，無論是沉醉醉人，或是清醒醒人，歐洲的傳統建築之美總會令人仰瞻低回，神遊中古。且不論西歐南歐了，即使東歐的小國，不管目前如何弱小“落後”，其傳統建築如城堡、宮殿與教堂之類，比起現代的暴發都市來，仍然一派大傢風範，耐看得多。歷經兩次世界大戰，遭受納粹的浩劫，歲月的滄桑仍無法摧盡這些遲暮的美人，一任維也納與布達佩斯在多瑙河邊臨流照鏡，或是戰神刀下留情，讓布拉格的橋影臥魔濤而橫陳。愛倫坡說得好：
　　你女神的風姿已招我回鄉，
　　回到希臘不再的光榮
　　和羅馬已逝的盛況。
　　一切美景若具歷史的回響、文化的意義，就不僅令人興奮，更使人低徊。何況歐洲文化不僅悠久，而且多元，“外遇”的滋味遠非美國的單調、淺薄可比。美國再富，總不好意思在波多馬剋河邊蓋一座羅浮宮吧？怪不得王爾德要說：“善心的美國人死後，都去了巴黎。”
　　一九九八年八月於西子灣●
　　（原載《人生與舞臺》）

　　催魂鈴
　　作者：餘光中
　　一百年前發明電話的那人，什麽不好姓，偏偏姓“鈴”（alexanderbell），真是一大巧合。電話之來，總是從顫顫的一串鈴聲開始
　　，那高調，那頻率，那精確而間歇的發作，那一疊連聲的催促，凡有耳神經的人，沒有誰不悚然驚魂，一躍而起的。最嚇人的，該是深夜空宅，萬籟齊寂，正自杯弓蛇影之際，忽然電話鈴聲大作，像恐怖電影裏那樣。舊小說的所謂“催魂鈴”，想來也不過如此了。王維的輞川別墅裏，要是裝了一架電話，他那些靜絶清絶的五言絶句，衹怕一句也吟不出了。電話，真是現代生活的催魂鈴。電話綫的天網恢恢，無遠弗屆，衹要一綫裊裊相牽，株連所及，我們不但遭人催魂，更往往催人之魂，彼此相催，殆無已時。古典詩人常愛誇張杜鵑的鳴聲與猿啼之類，說得能催人老。於今猿鳥去人日遠，倒是格凜凜不絶於耳的電話鈴聲，把現代人給催老了。
　　古人魚雁往返，今人鈴聲相迫。魚來雁去，一個回合短則旬月，長則經年，那天地似乎廣阔許多。“晚來天欲雪
　　，能飲一杯無？”那時如果已有電話，一個電話劉十九就來了，結果我們也就讀不到這樣的佳句。至於“斷無消息石榴紅”，那種天長地久的等待，當然更有詩意。據說阿根延有一位郵差，生就拉丁民族的灑脫不羈，常把一袋袋的郵件倒在海裏，多少叮嚀與囑咐，就此付給了魚蝦。後來這傢夥自然吃定了官司。我國早有一位殷洪喬，把人傢托帶的百多封信全投在江中，還祝道：“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能作致書郵！”
　　這位逍遙殷公，自己不甘隨俗浮沉，卻任可憐的函書隨波浮沉，結果非但逍遙法外，還上了《世說新語》
　　，成了任誕趣譚。如果他生在現代，就不能這麽任他逍遙，因為現代的大城市裏，電話機之多，分佈之廣，就像工業文明派到傢傢戶戶去臥底的姦細，催魂的鈴聲一響，沒有人不條件反射地一躍而起，趕快去接，要是不接，它就跟你沒了沒完，那高亢而密集的聲浪，鍥而不捨，就像一排排囂張的驚嘆號一樣，滔滔嚮你捲來。我不相信魏晉名士乍聞電話鈴聲能不心跳。
　　至少我就不能。我傢的電話，像一切深入敵陣患在心腹的姦細，竟裝在我傢文化中心的書房裏，註定我一夕數驚，不
　　，數十驚。四個女兒全長大了，連“最小偏憐”的一個竟也超過了“邊城”裏翠翠的年齡。每天晚上，熱門的電視節目過後，進入書房，面對書桌，正要開始我的文化活動，她們的男友們（？）也紛紛出動了。我用問號，是表示存疑，因為人數太多，講的又全是廣東話，我憑什麽分別來者是男友還是天真的男同學叱？總之我一生沒有聽過這麽多陌生男子的聲音。電話就在我背後響起，當然由我推椅跳接，問明來由，便揚聲傳呼，輾轉召來“他”要找的那個女兒。鈴聲算是鎮下去了，繼之而起的卻是人聲的哼哼唧唧，喃喃喋喋。被鈴聲驚碎了的靜謐，一片片又拼了攏來，卻夾上這麽一股昵昵爾汝，不聽不行、聽又不清的涓涓細流，再也拼不完整。世界上最令人分心的聲音，還是人自己的聲音，尤其是傢人的語聲。開會時主席滔滔的報告，演講時名人侃侃的大言，都可以充耳不聞，別有用心，更勿論公車上渡輪上不相幹的人聲鼎沸，唯有這傢人耳熟的聲音，尤其是嚮着聽筒的切切私語、叨叨獨白，欲蓋彌彰，似抑實揚，卻又間歇不定，笑嗔無常，最能亂人心意。你當然不會認真聽下去，可是傢人的聲音，無論是音色和音調，太親切了，不聽也自入耳，待要聽時，卻輪到那頭說話了，這頭衹剩下了唯唯諾諾。有意無意之間，一通電話，你聽到的衹是零零碎碎、斷斷續續的“片面之詞”，在朦朧的聽覺上，有一種半盲的幻覺。
　　好不容易等到叮嚀一聲挂回聽筒，還我寂靜，正待接上斷緒，重新投入工作，鈴聲響處
　　，第二個電話又來了。四個女兒加上一個太太，每人晚上四五個電話，催魂鈴聲便不絶於耳。像一個現代的殷洪喬，我成了五個女人的接綫生。有時也想回對方一句“她不在”，或者幹脆把電話挂斷，又怕侵犯了人權，何況還是女權，在一對五票的劣勢下，怎敢冒天下之大不韙？
　　絶望之餘，不禁悠然懷古，想沒有電話的時代，這世界多麽單純，家庭生活又多麽安靜
　　，至少房門一關，外面的世界就闖不進來了，哪像現代人的傢裏，肘邊永遠伏着這麽一枚不定時的炸彈。那時候，要通消息，寫信便是。比起電話來，書信的好處太多了。首先，寫信閱信都安安靜靜，不像電話那麽吵人。其次，書信有耐性和長性，收到時不必即拆即讀，以後也可以隨時展閱，從容觀賞，不像電話那樣即呼即應，一問一答，咄咄逼人而來。“星期三有沒有空？”“那麽，星期四行不行？”這種事情必須當機立斷，沉吟不得，否則對方會認為你有意推托。相比之下，書信往還，中間有緑衣人或藍衣人作為緩衝，又有洪喬之誤周末之阻等等的藉口，可以慢慢考慮，轉肘的空間寬得多了。書信之來，及門而止，然後便安詳地躺在信箱裏等你去取，哪像電話來時，登堂入室，直搗你的心髒，真是迅鈴不及掩耳。一日廿四小時，除了更殘漏斷、英文所謂“小小時辰”之外，誰也抗拒不了那催魂鈴武斷而堅持的命令，無論你正做着什麽，都得立刻放下來，嚮它“交耳”。周公“一沐三握發，一飯三吐哺”，是為接天下之賢士，我們呢，是為接電話。誰沒有從浴室裏氣急敗壞地裸奔出來，一手提褲，一手去搶聽筒呢？豈料一聽之下，對方滿口日文，竟是錯了號碼。
　　電話動口，書信動手，其實寫信更見君子之風。我覺得還是老派的書信既古典又浪漫；古人“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的優雅形象不用說了，就連現代通信所見的郵差、郵筒、郵票、郵戳之類
　　，也都有情有韻，動人心目。在高人雅士的手裏，書信成了絶佳的作品，進則可以輝照一代文壇，退則可以怡悅二三知已，所以中國人說它是“心聲之獻酬”，西洋人說它是“最溫柔的藝術”。但自電話普及以後，朋友之間要互酬心聲，久已勤於動口而懶於動手，眼看這種溫柔的藝術已經日漸沒落了。其實現代人寫的書信，甚至出於名傢筆下的，也沒有多少夠得上“溫柔”兩字。
　　也許有人不服，認為現代人雖愛通話，卻也未必疏於通信，聖誕新年期間，人滿郵局信滿郵袋的景象
　　，便是一大例證。其實這景象並不樂觀，因為年底的函件十之八九都不是寫信，衹是在印好的賀節詞下簽名而已。通信“現代化”之後，豈但過年過節，就連賀人結婚、生辰、生子、慰人入院、出院、喪親之類的場合，也都有印好的公式卡片任你“填表”。“聽說你離婚了，是嗎？不要灰心，再接再厲，下一個一定美滿！”總有一天會出售這樣的慰問明信片的。所謂“最溫柔的藝術”，在電話普及、社交卡片泛濫的美國，是註定要沒落的了。
　　甚至連情書，“最溫柔的藝術”裏原應最溫柔的一種，怕也溫柔不起來了。梁實秋先生在《雅捨小品》裏說：“情人們衹有在不能喁喁私語時纔要寫信。情書是一種緊急救濟。”他沒有料到電話愈來愈發達，情人情急的時候是打電話，不是寫情書
　　，即使山長水遠，也可以兩頭相思一綫貫通。以前的情人總不免“腸斷蕭娘一紙書”，若是“玉當緘札何由達”，就更加可憐了。現代的情人衹撥那小小的轉盤，不再嚮尺素之上去娓娓傾訴。麥剋魯恆說得好：“消息端從媒介來”，現代情人的口頭盟誓，在十孔盤裏轉來轉去，鈴聲丁零一響，便已消失在虛空裏，怎能轉出偉大的愛情來呢？電話來得快，消失得也快，不像文字可以永垂後世，嚮一代代的癡頑去求印證。我想情書的時代是一去不返了，不要提亞伯拉德和哀緑綺思，即使近如徐志摩和鬱達夫的多情，恐也難再。
　　有人會說：“電話難道就一無好處嗎？至少即發即至，隨問隨答，比通信快得多啊！遇到急事，一通電話可以立刻解决，何必勞動郵差搖其鵝步
　　，延誤時機呢？”這我當然承認，可是我也要問，現代生活的節奏調得這麽快，究竟有什麽意義呢？你可以用電話去救人，匪徒也可以用電話去害人，大傢都快了，快，又有什麽意義？
　　客從遠方來，遺我一書札；
　　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
　　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
　　一心抱區區，懼君不識察。
　　在節奏舒緩的年代，一切都那麽天長地久，耿耿不滅，愛情如此，一紙癡昧的情書，貼身三年，也是如此。在高速緊張的年代，一切都即生即滅，隨榮隨枯，愛情和友情，一切的區區與耿耿，都被機器吞進又吐出，成了車載鬥量的消耗品了。電話和電視的恢恢天網，使五洲七海千城萬邑縮小成一個“地球村”，四十億兆民都迫到你肘邊成了近郊。人類愈“進步”，這大千世界便愈加縮小。英國記者魏剋說，孟買人口號稱六百萬，但是你在孟買的街頭行走時，好像那六百萬人全在你身邊。據說有一天附帶電視的電話機也將流行，那真是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了。《二○○一年：太空放逐記》的作者剋拉剋曾說：到一九八六年我們就可以跟火星上的朋友通話，可惜時差是三分鐘，不能“對答如流”。我的天，“地球村”還不夠，竟要去開發“太陽係村”嗎？
　　野心勃勃的科學家認為，有一天我們甚至可能探訪太陽以外的太陽。但人類太空之旅的速限是光速，一位太空人從廿五歲便出發去織女星，長徵歸來，至少是七十七歲了，即使在途中他能因“凍眠”而不老，世上的親友衹怕也半為鬼了。空間的代價是時間”，一點也不錯。我是一個太空片迷，但我的心情頗為矛盾。從“二○○一年”到“第三類接觸”，一切太空片都那麽美麗、恐怖而又寂寞，令人“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而尤其是寂寞，唉，太寂寞了。人類即使能徵服星空，也不過是君臨沙漠而已。
　　長空萬古，渺渺星輝，讓一切都保持點距離和神秘，可望而不可即，不是更有情嗎？留一點餘地給神話和迷信吧，何必趕得素娥青女都走投無路，“逼神太甚”呢？寧願我渺小而宇宙偉大，一切的江河不朽，也不願進步到無遠弗屆，把宇宙縮小得不成氣象。
　　對無遠弗屆的電話與關山阻隔的書信，我的選擇也是如此。在英文裏，叫朋友打個電話來，是“給我一聲鈴”。催魂鈴嗎，不必了。不要給我一聲鈴，給我一封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