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熱切關註時代和社會的警世之作！一部繼《撼汾西》、《天網》、《孤兒淚》之後的又一嘔心瀝血之作！本書是寫給千千萬萬、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看，是一部文壇現實主義的扛鼎之作！
內容簡介:
中陽紡織集團公司工人鬧事，捅出了公司領導層的腐敗問題後，市長李高成開始秘密調查。結果發現，他的老部下、老上級以及他的妻子都與這案子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怎麽辦?在老百姓與親朋戚友之間，他必須作出抉擇。他最終選擇了人民，而人民也選擇了他。
作品以直面現實人生的膽識和勇氣，對腐敗分子進行了無情的鞭撻，對社會上存在的花錢買官、公款嫖娼、行賄受賄、拉幫結派搞圈子等腐敗行為進行了大無畏的揭露和抨擊，從而真實地再現了主人公李高成痛苦的靈魂搏鬥與抉擇，扣人心弦。
內容簡介:
中陽紡織集團公司工人鬧事，捅出了公司領導層的腐敗問題後，市長李高成開始秘密調查。結果發現，他的老部下、老上級以及他的妻子都與這案子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怎麽辦?在老百姓與親朋戚友之間，他必須作出抉擇。他最終選擇了人民，而人民也選擇了他。
作品以直面現實人生的膽識和勇氣，對腐敗分子進行了無情的鞭撻，對社會上存在的花錢買官、公款嫖娼、行賄受賄、拉幫結派搞圈子等腐敗行為進行了大無畏的揭露和抨擊，從而真實地再現了主人公李高成痛苦的靈魂搏鬥與抉擇，扣人心弦。
共産黨人必答捲――再版序言
孫武臣一
現在讀張平的《抉擇》（原載《啄木鳥》1997年第2、3、4期）如同過去讀他的《天網》、《孤兒淚》一樣，那感覺似乎衹有“振聾發聵“一詞來形容纔是準確的。從始至終，我們的心潮都被作品的思想衝擊力激蕩着，震撼着。
讀張平，這感覺大約是不會錯的。我猛然想起老作傢孫犁《論風格》一文中的一席話：“風格的土壤是生活，作傢的前進的思想是它吸取的雨露。如果作傢的生活和思想都是充實的、戰鬥的、積極為人生的，那他的作品就像是生長在深山大澤的樹木一樣，風格必然是奇偉的。否則，即使作傢精心修飾，他的作品也不過是像在暖室裏陳設的盆景一樣。在暴風雨裏長大的才能是海燕，在房檐上長大的衹是傢雀。它們的聲音是完全不同的。“這段話寫得好，因此，不會忘。我的體會：第一，多年來這麽講“風格“的不多了。強調作傢個人教養熏陶、性格特徵、藝術師承、愛好趣味，掌握藝術語言和藝術技巧習慣等都是必要的，但脫離開作傢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思想感情、生活經驗。取材範圍等一些重要方面去談“風格“，我以為總有些失重，因為風格的要領在於作傢的人格和心靈，而人格的流露和心靈的投影是技巧或手法斷然造作不出來的，所以，風格的核心實質，第一位的還是與作品的思想內容分不開的，也就是孫犁談到的莊稼離不開“土壤“、“雨露“。第二，我們固然要反對“題材决定論“，但不能因此而走嚮另一個極端――“題材無差別論“。題材當然來自生活，而且可以說“處處有生活“，然而，生活與生活卻大不同，有的輝煌壯麗，有的靡瑣灰色，有的深邃，有的表層。這就是孫犁談到的“深山大澤的樹木“與“暖室陳設的盆景“之區別；就是“海燕“與“傢雀“之區別。這裏我們無意貶低“盆景“與“傢雀“，因為文藝要多樣化才能構成千姿百態。奼紫嫣紅的全局意義上的繁榮。所以，“盆景“的精美與“傢雀“的靈動也是人們審美需要的，我們不僅要它們存在，而且還要扶植他們，但他們畢竟不能取代“深山大澤的樹木“和“大海上翺翔的海燕“，因為後者更能反映我們偉大的時代精神，更能代表我們奮發的民族形象，更能揭示我們巨變社會的本質真實。總之，更能表現我們國傢騰飛的主旋律。成功地反映重大事件的作品，其教育與認識意義，甚或是審美功能比成功地描寫輕小事物的作品，要大得多也深刻得多，這是不容置疑的，因為它不隨人們的主觀意志而改變，因為社會嚮前發展的總是由舊世界的變革和新世界的創造這一偉大過程而實現的。這一過程中，現實世界永遠是在新事物的生長和舊事物的滅亡的交替消長中發展的，也衹有在這發展過程中才能見出何者有前途，何者無出路，何者嚮光明，何者面黑暗，何者趨於發揚，何者轉於衰亡。那麽，我們的作傢就應該由此去區別和權衡題材的輕重，並且選擇這變革與創造的過程中占重要地位的事物為文學的題材。同樣，我這裏也無意宣揚“唯重大題材論“，因為作傢的生活情感經歷和生命體驗經歷以及教養熏陶、審美取嚮的不同，畢竟不是所有人都能選擇並駕馭得了重大題材。然而，文學反映現實終究不是被動的，當文學創作愈發走嚮“私人化“和“纖小“與“孱弱“，愈發缺乏社會內藴的“宏大“、“深邃“與“陽剛“的今天，我們倡導並呼喚“主旋律“的突出與雄壯，怕並非多餘。其實，我國古代文論中早已有過“千古相傳“與“當日即朽“之說。如果我們不能給後代留存下反映我們當今偉大變革時代的千古留傳的作品，豈不辱沒了時代所賦予我們的使命與責任？豈不愧對了這段輝煌歷史的創造者？
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張平是極富個性的作傢，他總是真正地深入到改革生活的最深處去，深入到生活的本質中去，從中獲得激情和靈感，獲得素材和養料，在他的主體意識中，他是以“大我“作為支點。因此，他總是將選取最富有社會意義的題材、最尖銳最本質的現實社會重大矛盾衝突作為創作個性一個重要特徵和一項重要內容。無論是《天網》、《孤兒淚》，還是這部《抉擇》，都是當今社會矛盾的焦點問題，都是事關祖國命運與前途的帶有根本性的重大問題。他從不留連於個人生活小圈子，因此，他也從不會感到題材的匾乏。他的選材標準，總是以文學的社會價值來决定的，總是以這一題材能否表現與揭示社會本質真實來决定的，總是以這一題材能否喚起人們的同感來决定的。比如，《抉擇》選取了現實生活的腐敗與反腐敗激烈鬥爭的題材，重大，尖銳；選取了現實生活中大中型企業艱難的題材，重大，尖銳。不僅如此，它最終還將前後二者聯接，前者是造成後者的緣由作為全書的題材，就更加重大，尖銳！張平的作品每每由於重大，尖銳而免不了引起爭議，然而，同時，它真實，準確，以獨具的振聾發聵的思想衝擊力，又每每總能引起社會強烈的共鳴，為廣大讀者由衷地認同與關愛。在我所能讀過的張平的作品中，我以為，他從不以一種偶然現象當作他寫作的題材，他深知那些偶然現象在社會發展的軌道上，衹是無足輕重的附生物，並不包含有重大的社會現實意義。
這就是張平對於題材選擇的尺度，而這種選擇完全出於他的作為一個作傢的神聖責任感與社會意義的文學價值觀。
當然，問題僅論及到此，仍然是片面的，因為再重大的題材，如果不能創造出它的生命來，也會變得一文不值。一方面，文學是社會生活的經過創造過程的反映；另一方面，社會要受以文學的創造性的影響而被塑造，也就是說，社會嚮文學提供素材，而文學嚮社會提供規範。把素材轉化為規範是作傢的創造性活動。其中包括有：題材的一切內容上的意義。如果沒有成為作傢本人的主觀要求的東西，如果沒有經過作傢本人的情感的浸泡與血肉的培養，那就决不能結成藝術創造的果實。比如《抉擇》中所反映的腐敗與反腐敗的尖銳鬥爭和腐敗所造成的大型企業瀕臨破産的兩大現實問題，不僅走進了張平的感受世界，而且經過他的思考和理解，使歷史真理與人民意願變成作傢他自己的血肉要求，於是作品裏所反映的現實問題才能爆發出巨大的思想衝擊力，才能散發出藝術的熱力與光芒。張平做到了魯迅所要求的那樣：選材要嚴，開掘要深。這也就是說，作品的成功，從題材角度說，關鍵在於作者如何處理題材，即首先是正確地深刻地研究題材、認識題材。而張平之所以在這方面能夠做到正確與深刻，是因為他在處理題材時篤信一個檢驗是非的標準：“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着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這就是老百姓心中的那桿秤。
張平對《抉擇》題材開掘的深度，構成作品的思想內藴的基礎，也構成了作品的形象創造的基礎。這是我們下面着重論及的。
二
《抉擇》的成功，關鍵在於人物塑造的成功，特別是中心人物――市長李高成性格的塑造成功。因為文學再現生活是以人物為中心的，衹有成功地描寫了人物的性格與命運，才能廣阔地展示生活的圖畫，才能深刻地揭示社會生活的真實本質。小說中的人物總是生活中客觀存在的人物和作傢主觀想象的結合；即使是按真人真事描繪的人物，‘而不是綜合拼湊而塑造的人物，我以為最要緊的是對人物真正的熟悉，要熟悉到像自己最親密的朋友，甚至簡直就是作傢自己一樣。否則，張平怎麽能對李高成具有那樣特殊的敏感――他能窺見到李高成這個人物的靈魂深處，他的理想、信念，他的內心、情緒、苦樂、欲望，他的夢！總之，衹有忠實於自己靈魂的作傢，才能賦予他筆下人物以靈魂。李高成這一全書的中心人物所具有的高度典型意義，正是作傢張平深刻的思想功力的體現。
共産黨人的官做得如何，事關黨的執政水平――共産黨的形象，無産階級的形象。李高成是個共産黨的清官，他面對自己幾十年的幹部生涯，從來都問心無愧。作者衹是順便交代了一下李高成的閱歷和他的政績。作為長篇，或許還缺乏更有藝術表現力和感染力的細節與情節，但作為一個有理想有抱負，工作永遠爭一流，心中總有老百姓，為老百姓幹實事，拒腐蝕永不沾的共産黨人形象，還是十分感人的，並且具有很高的典型性。
李高成從基層走來。他是新中國第一批紡織學校畢業的中專生，分配到大型紡織企業，幹了近10年的技術員，又任車間副主任、車間主任、總工程師和副廠長等職8年，接着又到大型廠中陽紡織廠任廠黨委書記兼生産廠長職務，成為當時省裏最年輕的正廳級幹部，他在廠時，中紡曾經輝煌了很長一段時間，幹部團结、隊伍整齊、患難與共、心心相印。李高成帶頭廉潔自律，在全省大中型企業中率先製定了領導成員上下班不坐車的規定。他每天騎自行車往返40裏路，上下班風雨無誤。中午同工人一塊吃食堂，晚上下班回到傢總要超過10點。廠裏的工人，包括其它工廠的工人們，對此無不受感動。後來他當了副市長、市長，在這將近10年的時間裏，李高成為這個省會城市幾乎付出了自己的一切。在任何艱難困苦的情況下，他從來都沒有退縮過，更沒有被嚇倒過。在分管工業的那幾年裏，他大刀闊斧，旗幟鮮明地引進外資，深化改革，使20多個猶豫不决、裹足不前的國有大中型企業輕裝上陣、大膽開拓，從而在社會上引起了劇烈的震撼和強烈反響。在李高成手裏有過許多令人難忘的大舉措、大建設：市內二環和三環路的興建；市中心大街的拓寬；六座市內立交橋的動工；50公裏過境高速公路的建設――他的組織才華與指揮魄力以及他無私無畏、坦蕩胸懷是有口皆碑的，他在老百姓中間享有很高的威望。因此，當他病倒時，才能有幾千人聚集在醫院的大門口守望。我們的人民從來不會忘記為他們做過好事的人！
這一切穿插在書中的交代與敘寫，對李高成這一中心人物來說，並非他的故事重心，然而卻是他出現在反腐敗鬥爭的背景，是他在這場鬥爭中做出最後抉擇的出發點，也是他性格發展的依據。因此，雖非重心，但對塑造李高成這一形象的完整性來說，卻又是斷然不可少的，因為沒有這一切鋪墊，李高成的最後抉擇以及反腐敗鬥爭的勝利都缺乏了說服力。
李高成在反腐敗這一場從未經歷過的重大鬥爭中，他要戰勝的是他自己的妻子吳愛珍、妻子的後臺，也就是提拔自己為市長的省委常務副書記的嚴陣和中紡的領導班子的集體腐敗。與此同時，他還要在自己心靈中爆發一場革命，最終也是最關鍵的是他做出抉擇，戰勝自我。雖然，在李高成的身上，寄托著作傢的感情與觀念，願望和理想，然而，作傢在塑造這一人物時，並沒有從理念出發，而是一切從生活實際出發，按生活邏輯本質真實地揭示了李高成思想性格中的矛盾。作品真實地描寫了李高成對妻子對孩子對家庭的溫馨的情感；描寫了他對嚴陣的言聽計從，他總以為是嚴陣提拔了他，他不能恩將仇報；描寫了他對楊成的揣測與戒備；描寫了他對如果失去自己的威信、地位、自尊後的空虛感；描寫了他對自己去留問題的思慮，甚至也描寫了他官愈當愈大，每天耗費在形式主義的各種會務的時間也愈長，從而距離人民也愈遠，其結果是自己的敏銳性與警惕性薄弱了，以致當他終於明白了嚴陣原來是要將中紡作為榨取對象，纔將他提升到市裏這個陰謀的時候，當他終於明白了妻子等人藉他之名，幹了那麽多貪髒枉法的勾當的時候，他驚駭了！特別是妻子收下30萬元紅利錢，是他們預謀好的，讓他李高成停止調查中紡行動的交易錢。圍繞着這筆巨款，作者重點描寫了李高成的內心矛盾衝突，他的靈魂經受住了十天的煎熬。
作者在大量的獨白中，主要通過對比手法完成了李高成經受的這一場靈魂革命。社會上，一方面是極度的奢靡享受，極度的暴利盤剝，在“青蘋果娛樂城“半個夜晚就可以消費兩萬元，李高成的計算：“在農村可以買到十畝地整整二年的收入，差不多可以娶一房媳婦，可以買到十頭牛，可以讓一百個失學兒童再重新走進課堂，在中紡可以讓二百個工人領到一個月的生活費！”他選拔的幹部――中紡領導都住在超豪華的小樓，過着“美舒雅“的生活。這一幅幅圖景使李高成驚駭、憤怒；而另一方面，是發不了工資的工人，有那麽多在中紡幹了一輩子的老工人、老幹部，他們至今連彩電冰箱都買不起，至今仍然住在50年代的小平房裏，還有好多工人病了連藥都買不起，他們的孩子連學也上不起。他們的日子實在難熬啊！這一幅幅圖景使李高成感到無比慚愧！他一晚上一晚上地睡不着覺，他的心就像刀絞一樣的痛苦。作為市長，即便是沒貪過國傢一分一釐，他也覺得自己有罪，早就應當辭職！一方面是腐敗的集體，像蛀蟲一樣貪得無厭地要把祖國母體蛀空，為了不敗露可以耍盡一切陰謀詭計，這使李高成摒棄了一切幻想，而另一方面，幾乎一無所有的老工人們卻能在艱難中義無反顧的維護中紡，維護他們過去的好廠長現在的好市長，也就是在維護國傢利益，維護正義！這使李高成獲得了力量，堅定了自己做一個經得起考驗的好幹部，做一個清白、真誠的大寫的人的信念。
書中通過許多這樣鮮明有力的對比，最後終於完成了李高成的抉擇的過程。抉擇什麽？正如作者在書中所寫的：“為了老百姓，寧可犧牲自己的一切，也不放棄自己的立場與信仰。這一抉擇可能要犧牲自己，這同戰爭年代的堵槍眼並沒有兩樣。“我以為這正是每一個共産黨人在現在和未來的反腐敗鬥爭中必須回答的考卷，即共産黨人的立場與信仰的抉擇！
人――社會關係的總和。李高成形象的塑造不是孤立完成的，而是通過在包括經濟做為社會生活杠桿作用下的幹部與群衆等方方面面的生存狀態中，他與吳愛珍、嚴陣，與郭中姚等集體腐敗分子的關係；與楊成、萬永年等省市領導，與夏玉蓮、範秀枝、王英烈等普通工人的關係，完成塑造的。透過這“關係“恰恰使我們看到一幅當代社會生活的世態圖，看到一張當代社會心理的造影，並引發我們和作者一起進行深層面的思考。作者的思考是深刻與透徹的。比如，當前黨內出現腐敗的特點。作者寫道：“金錢加上權力，金錢便可以幾倍幾十倍地翻番；幾倍幾十倍地膨脹，而且完全不必擔什麽風險，即使有了風險也可以逢兇化吉，遇難呈祥，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頂多也是個不瞭瞭之。”作者解剖黨內腐敗分子為自己留條後路的靈魂，寫道：“假如有朝一日出了大的變故，甚至於就像前蘇聯和東歐那樣，當政的領導幹部的權力、地位、名譽、身份一下子全都沒了！一切的一切就都同以前完全不一樣了！““但如果在那時你身後還藏着一大把錢，還有着一個雄健的實體，還有着一批不斷地給你帶來滾滾財源的工廠和企業，那你還有什麽可怕的呢？”“需要權的時候我有權，需要錢的時候我有錢！這纔叫真正的不倒翁，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這纔是正兒八經的高瞻遠矚！“這就是嚴陣、吳愛珍和中紡的領導之流，掌握與壟斷中紡，並將國傢每年給予中紡的大筆貸款做了他們及其子女開辦各種私人項目的資本，他們大發橫財，中飽私囊，橫貪暴斂而不顧工廠倒閉，不顧千萬工人的死活，作者將他們的罪惡目的為我們作了入骨三分的剖析。正是通過作者犀利的解剖，我們會進一步深入地領會了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的道理，這就是說，腐敗可以使我們事業取得的一切成就毀於一旦，可以改換我們國傢的旗幟，改變我們國傢的社會主義性質，可以改寫我們民族的前途與命運。江澤民總書記在中國共産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的報告中強調說：“反對腐敗是關係黨和國傢生死存亡的嚴重政治鬥爭。”“如果腐敗得不到有效的懲治，黨就會喪失人民群衆的支持和信任。”“要把反腐敗鬥爭同純潔黨的組織結合起來，在黨內决不允許腐敗分子有藏身之地。”這是人民的意志，人民的呼聲。
與此同時，我們還必須認識到反腐敗鬥爭的艱巨性與長期性，因為腐敗分子就在我們身邊，他們本身都是領導，他們甚至占據着反腐敗的位置，打着改革的旗號，以黨的身份說話，以此來掩蓋他們的醜行與罪惡。書中描寫前途看好的嚴陣這位省委常務副書記是如何高唱着“穩定高於一切“的改革調子去阻撓對中紡的調查的情節，給我們上了一堂十分生動形象的課。江澤民總書記深刻地指出：“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警鐘長鳴。既要樹立持久作戰的思想，又要一個一個地打好階段性戰役。““各級黨委務必做到旗幟鮮明，態度堅决，工作鍥而不捨。堅持標本兼治，教育是基礎，法製是保證，監督是關鍵。通過深化改革，逐步鏟除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江澤民總書記指明了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增強黨的凝聚力和戰鬥力的根本途徑和根本保證。
此外，還要特別提出的是，李高成這位共産黨人的形象畢竟代表着我們黨的大多數，沒有千千萬萬個李高成，我們的黨如何能承擔得起使祖國不斷走嚮繁榮富強的歷史重任呢？如何能領導全國億萬人民創造出經濟騰飛的世界奇跡呢？同時，我們還應該看到，正是有了千千萬萬個李高成，我們的黨在歷史上總是通過自己的力量剋眼了各種挫折與睏難，糾正了各種錯誤與偏失，總結了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與教訓，使我們黨走嚮成熟走嚮正確走嚮偉大。同樣，今天我們也充滿信心，清除腐敗這個毒瘤，保證黨的肌體的健康活力。江澤民總書記說的好：“我們黨是任何敵人都壓不倒、摧不垮的。保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絶不能自己毀掉自己。“應當說，這是個已被歷史證實過與正被現實證實着的道理。然而，由於多年來的思想混亂，我們常有倒洗澡水連同小寶寶一起倒掉的偏激錯誤的思想方法。比如，在文學作品中，我們否定虛假英雄，連同真英雄一起否定掉，似乎這個時代根本就不産生不存在英雄；我們否定虛假崇高，連同真崇高一起否定掉，似乎這個時代根本就不産生存在崇高。同理，在這種片面認識論者的眼中，似乎我們黨衹産生嚴陣，而不産生李高成。這種走嚮極端的片面性使其根本無法獲得事物的本質的真實。《抉擇》告訴人們，我們黨內滋生了嚴陣、吳愛珍一些敗類，但我們更多地培養了楊成、李高成這樣真正的共産黨員，沒有這支隊伍，我們的黨不可能戰勝一切敵人，包括來自黨內的腐敗蛻化分子。衹有看到這兩個方面，纔可能接近事物的本質，纔是辯證力量之所在，也是當今塑造李高成形象典型內涵中重大的現實意義之所在！對此，我們要感謝作者的創造性勞動。
三
一部幾十萬字的長篇小說，如果作者在文體意識上不能把握住一些起碼的審美要素，是不可能抓住讀者的。四十餘萬字的《抉擇》卻能讓人一口氣讀下去，正是得力於張平的編織故事的能力。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作者很會設置“糾葛“。這本書能讓讀者有興趣急切地讀完它，是因為它裏面布下許多“糾葛“。是這些“糾葛“組成通篇的網狀的生活長捲。每一個“糾葛“都是一件事與另一件事，一堆事與另一堆事的矛盾，都是一個人或一群人與另一個人或一群人的矛盾。這些矛盾分佈得越多越廣，解决得越久越難，在讀者的心靈上激起一怎樣解决“矛盾的情緒也就越強烈。當然，藴含於矛盾之中的內涵應該有意義。這樣，當作者每解决一個糾葛，才能令讀者獲得對社會對人生的某些感悟。如果這種感悟是多層面的，那麽，讀者自然就會感到長篇小說獨特的審美情趣，而這是區別於中、短篇的。《抉擇》網結了許多矛盾，構成了書中全部生活的流程。開始，工人要“鬧事“，控告廠領導腐敗，誰是誰非；李高成開始覺得工人有理，但覺得幹部也情有可原，聽誰的；李高成的妻子為什麽要阻止他開始調查中紡，而他的領導嚴陣為什麽也幹預他；楊成的提醒究竟是何用意；“特高特“突然甩來30萬元，與他即將開始的中紡調查有何聯繫；甚至省委的態度究竟如何都構成了全書的“糾葛“。這些“糾葛“的解决，都是讀者渴望得到答案的，這部長篇小說的審美情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此獲得的，並且通過作傢對這些矛盾的深刻認識與理解、有力的把握與處理，讀者正是隨着這一個個矛盾的解决，從中獲得對以上我們分析過的作品社會內涵與人生內涵的參悟。
（二）依靠情節的力量。過去我們對情節的理解較多地強調了是人物性格的歷史，而常常忽略了它本身就有推動故事發展的需要。張平顯然深知其理。他正是通過情節的麯折性，幫助了刻劃主要人物李高成性格的復雜性，揭示反腐敗鬥爭的艱巨性的。《抉擇》的情節發展可謂一波三折。而對工人“鬧事“，李高成要調查，妻子警告，嚴陣把電話打到黨委常委會上，也是警告。李高成終於下决心派出調查組，妻子卻為他收下30萬元的紅利，他仍執意要調查，就又有嚴陣的電話警告，和他妻子收下30萬元紅利時做了手腳的錄音帶，造成他接受賄賂的假象，又有結果沒有問題的假調查報告，而且處理中紡的權力仍掌握在嚴陣手裏，待到李高成仍沒有退縮之意時，中紡突然宣佈要“破産“，直至省委終於采取斷然措施一舉收審了腐敗分子，全書的情節波瀾方纔靠“突轉“的手法最後完成（這裏要指出的是，作者在高潮後又跌宕一筆，成了人民保衛李高成之舉，用來檢驗省委的反腐敗是真是假，似乎有些畫蛇添足之感）。在閱讀全書的過程中，我們感到情節是波連波，浪趕浪，然而卻是看前波不知後波，知曉了前浪卻不知曉後浪，這種神秘感就使故事本身富有了生動性和豐富性，使得讀者的心緒富有波瀾。《抉擇》如果沒有這些情節骨架的支撐，所有的生活場面以及所有世態與心態的描寫也就失去了依附，難以構成現在比較完整的宏篇。
（三）懸念的運用。”懸念“是建立在對文學接受者的心理特徵把握上的，也是敘事文學的一種藝術經驗。張平在《抉擇》中運用了“懸念“的技巧，衹不過這種運用不像古代小說那樣，可以脫離開規定情景和人物行動而純屬“賣關子“的形式主義作法，而是將它融匯於人物命運和事態發展中。比如，中紡領導班子是李高成精心安排的，怎麽會這樣快就集體腐敗了呢？他們怎麽會如此大膽？上面還有什麽人是他們的後臺？李高成調查中紡的工作步驟，為什麽嚴陣了如指掌，總在他行動之前就已經有了製約他的措施？他的妻子吳愛珍在其中充當什麽角色？這一係列問題都是在情節發展中，也就是在李高成的際遇命運與性格發展出現的懸念中。這些懸念是作者在敘述中運用的戲劇法的懸念技巧，這些技巧在讀者心理製造了疑團、期待的閱讀效果，也是作者編織故事能力的一個重要體現。
在我們進行了以上三個方面論述之後，我以為還不要忘記了張平逐漸形成自己風格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作者主觀的介入。如果從審美風範上說，小說分倚重客觀與倚重主觀兩大類的話，那麽，張平屬於後者。他的小說中，作者主觀介入的程度是少見的。主要表現在他的主人公從始至終的內心獨白，這種內心獨白，一是在理性觀照下進行的，它直抒作者胸臆，擴大了思維空間，突出了作品的題旨；二是許多段落的內心獨白，簡直就是主人公的靈魂拷問，不僅增強了主題的深度，增強了對生活的穿透力，而且也增強了這一形象對讀者心靈的藝術震撼力。但也要指出的是作者在發揮這一長處時，亦有“過度“之處，這就帶來較多的內容重複，顯出冗贅之弊。這些都會破壞藝術的表現力。我以為，這值得作者再細細運思一番。
一麯反腐敗鬥爭的嘹亮戰歌
――代序
嚴昭柱
繼《天網》、《孤兒淚》之後，張平又推出了他的新作、長篇小說《抉擇》，生動地描寫了國有大型企業中陽紡織集團公司一場驚心動魄的腐敗與反腐敗的鬥爭。讀完《抉擇》，我認為，它不但是近兩年來直面社會矛盾、反映時代生活的現實主義文學新潮中的一部佳作，而且它在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方面的努力和實績，可能會把反腐敗鬥爭題材的文學創作推嚮一個新的高度。
表現反腐敗鬥爭，是文學創作的一個難點。說到底，難就難在作傢如何正確地認識和把握腐敗與反腐敗鬥爭的根源、本質和前景。在創作實踐中，這個難點常常對作傢敢不敢揭示現實矛盾、展現激烈而復雜的反腐敗鬥爭，通過藝術表現能不能鼓舞群衆和幹部反腐敗鬥爭的信心和勇氣，構成一種認真的考驗和挑戰。事實上，這類題材的作品有一些是敢於揭示現實矛盾的，但其整體效果卻難以令人滿意。因為它們往往揭露腐敗現象較為充分，而描寫反腐敗的鬥爭方面卻相當薄弱，有的作品主人公還不得不無奈而痛苦地與腐敗現象暫時妥協。誠然，揭露也就是一種鞭撻，痛苦無奈地暫時妥協也是一種撕心裂肺的控訴和抗議。這比起那些對於腐敗現象不憤恨、不控訴、不觸及，卻沉溺於自戀等所謂“私人化寫作“，甚至欣賞和宣揚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的作品來，當然不可同日而語。但是，對於腐敗止於揭露、止於抗議，又是不夠的。我們的作傢應該更加熱情地去反映和匯歌我們時代的反腐敗鬥爭，才能為主人公提供更深遠的背景、更廣阔的舞臺、更激烈的衝突，一句話，提供我們時代反腐敗鬥爭的典型環境，才能真實地再現代表時代發展趨勢、前進方向的典型人物，鼓舞幹部、群衆把反腐敗鬥爭堅持不懈地進行下去和奪取更大勝利。
張平的《抉擇》，不但對腐敗現象進行了無情而充分的揭露，而且對反腐敗鬥爭給予了熱情而充分的展現，在對環境的典型化方面作了認真的努力，取得了相當的成功。這在反腐敗鬥爭題材的文學創作中是一個突破。
《抉擇》直面現實矛盾，對腐敗現象的揭露是尖銳的，同時又是深刻的。它所描寫的中紡集團公司的腐敗現象，可以說觸目驚心。它不是個別領導幹部的腐敗，而是公司整個領導班子都爛掉了；它不僅是這個班子的相互勾結、狼狽為姦，而且有省委常務副書記嚴陣充當後臺；他們把一個兩萬職工的國有大型企業搞到瀕臨破産，而他們光間接送給嚴陣的賄賂款就達幾百萬元，後來在嚴陣的內弟鈔萬山傢裏就搜出人民幣130多萬元、港幣20多萬元、美元近10萬、8千克金條、數百萬元存款、大量首飾珠寶和11套房産證！或許我們會遇到這樣的疑問：作者把一個國有大型企業的領導班子寫得如此腐敗，那麽，應該怎樣看待它的典型性？難道它可以代表所有的國有大中型企業的現狀嗎？如果可以代表，這難道不是一種嚴重的歪麯嗎？這種疑問，其實包含着對於典型的一種流行的誤解。簡明地說，典型是個別性與普遍性的辯證統一。因此，典型、包括典型人物和典型環境，都既有個別性，又有普遍性。中紡集團公司領導班子“集體腐敗“就既是“這一個“，而又有普遍性。不過，這種普遍性，不應該誤解為僅僅是量的規定性，而應該理解為主要是質的規定性。也就是說，不應該要求作者筆下的中紡班子成為現有的所有國有大中型企業領導班子廉潔或腐敗的平均數。這種要求之所以不適當，因為它必然會否定文學形象應有的個別性，也就必然會導致文學創作走上公式化概念化的死鬍同。而且，這種要求也不合乎人們文學欣賞的實際經驗。實際上，通過中紡班子的文學形象，人們並不是獲得所有國有大中型企業領導班子廉政狀況的統計值，而是引發和深化了對於腐敗的根源、實質和危害的認識和思考，是激發和強化了對於腐敗的憎恨和反腐敗的决心及勇氣，這些，恰恰是這一文學形象的質的普遍性。因此，中紡領導集體嚴重腐敗這一文學形象的典型性，主要應該從它所概括的腐敗現象及其危害、根源、本質來認識。
從這個角度來考察，可以說，中紡班子集體腐敗這一文學形象概括了相當豐富的現實內容。譬如說，它概括了一些腐敗分子“發國難財“的醜惡罪行：國傢年年嚮中紡貸款，但是，“貸得越多，虧得就越多！為什麽？這些虧損究竟是怎麽虧出來的？不合情理，也不合規律，太讓人深思了“。而事實是，例如1994年國傢貸給中紡公司8千萬元，公司領導卻從中拿出2千萬元辦了一個“新潮“有限公司，包括40多個實體，這些實體的經理和負責人，幾乎全是他們的子女和親信。結果中紡公司是停工停産了，而那些派生出來的小廠小企業小公司，一個個紅火得不得了――“許許多多的腐敗分子，正是在虧損企業的招牌下，大撈特撈，大發國難財。”又譬如，它概括了許多腐敗分子賴以生存、作惡的卑劣手段和社會時弊。他們的手段就是收買領導幹部，領導幹部不收禮，他們就收買他的親屬。中紡總經理、腐敗分子郭中姚就曾有恃無恐地對市長李高成說：“你知道麽？這個公司要養活多少領導幹部！其實都是我養着他們呀！想查中紡的問題，查得動嗎！這些年，你不收禮，這是大傢一致公認的事情，可在你妻子身上，你知道我們花費了多少？“郭中姚等中紡班子的腐敗分子，正是通過收買，利用了李市長妻子吳愛珍，特別是依靠了省委常務副書記嚴陣的保護，纔得以生存、作惡和逃避懲罰的。而團團夥夥、圈子山頭的時弊，也成為腐敗分子的有力依靠。當李高成市長决心解决中紡公司的腐敗問題時，嚴陣、吳愛珍、郭中姚都以圈子作武器，警告他“人要恩怨分明“、一如果你連個圈子也沒有，又有誰來保護你？”而李市長派去調查中紡腐敗問題的工作組，也因為圈子意識，因為判斷李高成與嚴陣、郭中姚是一個圈子的人，而作出了一個顛倒是非、掩飾罪惡、保護腐敗的“報告“。這又是多麽令人警醒的事實！再譬如它對一些手握權勢的腐敗分子主觀動機的揭示，也具有相當的概括性。李高成曾經質問腐敗分子：“我真不明白，你們要這麽多錢究竟要幹什麽！”他的妻子吳愛珍和老部下郭中姚都明白地回答：“得給自己留一條後路。”吳愛珍說的“後路“，還是說李高成從市長退下來以後不能光憑工資，所以得趁有權時撈錢；郭中姚則是要為國傢變色留“後路“，拼命撈錢，將來“要還是社會主義我就照當我的官，要成了資本主義我就去當資本傢“，這顯然至少已經是政治變節。那個身居高位的腐敗分子嚴陣，也已經化名辦妥了兩個國傢的護照！這些藝術概括既有真實性，又有深刻性，對於人們深化對腐敗的認識是很有意義的。
《抉擇》對於反腐敗的鬥爭方面更是給予了熱情而充分的表現。反腐敗鬥爭靠什麽？作者以鮮明的藝術形象作了正確的回答：靠我們的人民群衆，靠我們的黨。作品為我們描寫了中紡的工人群衆在腐敗分子篡奪公司權力以後悲慘的處境。老廠長原明亮那傢徒四壁的境況、老勞模範秀枝那雙布滿雲翳的渾濁的眼裏滴下的辛酸淚水、優秀青年技工鬍輝中在厠所邊擺補鞋攤的木然神情、老工人夏玉蓮拖着病弱的身體在“分廠“條件極其惡劣的車間中喘着氣費力幹活的身影，都給我們留下強烈的印象，都使我們不由得心酸流淚。作品更為我們描寫了中紡職工堅决而有力的反腐敗鬥爭，這種鬥爭貫穿始終，成為推動《抉擇》整個故事發展的主要力量。他們堅定地相信黨和政府一定會支持他們的反腐敗鬥爭，他們執着地嚮市委、省委直至黨中央反映情況。他們在鬥爭中表現出來的堅决性，團结、智慧和力量，表現了中國工人階級崇高而英勇的精神風采。他們對腐敗分子是那樣的嫉惡如仇，而對黨的好幹部又是那樣的信賴、關心、體貼。當李高成病倒時，數千名工人群衆守候在醫院門口，表達着他們對黨的好幹部的關心和支持。在零下20多度的氣溫下、寒風中，他們的身影、行動和語言，給予李高成何等溫暖而巨大的精神力量。當這場鬥爭處於决戰的時刻，工人群衆聽到李市長被抄傢的消息，群情激奮，準備集合去省委反映情況；這時，身患癌癥的老工人夏玉蓮毅然登上高樓，以跳樓相威脅，阻止工人集體去省委，以保護李高成，同時要求與省委萬書記對話，請求省委保護黨的好幹部。這是血性多麽剛強的群衆，是對黨多麽熱愛的群衆！有這樣的群衆支持，反腐敗鬥爭的前景怎麽會不光明呢？
就是這樣，《抉擇》以腐敗分子為一方，以我們的黨和群衆為一方，展開了一場震動全市、牽動省委以至驚動中央的嚴重的政治鬥爭，鬥爭之尖銳與激烈達到了雙方無法調和、無路可退而衹能背水一戰、捨命相搏的程度。這就是《抉擇》為小說主人公提供的活動背景、鬥爭舞臺、總體情勢和矛盾衝突，它們既是“這一個“，又有我們時代腐敗與反腐敗鬥爭的普遍性，因而達到了典型環境的高度，為小說塑造具有時代特色與丰采的典型人物形象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文學作品、特別是長篇小說的思想藝術獨創性的顯著標志，是它塑造出時代新的典型人物形象，從而真實地反映了時代的內容與新的特點，為文學人物畫廊增添了新的形象和新的光彩。《抉擇》在思想上在藝術上最突出的成就，我以為就在於它成功地塑造了黨的好幹部、市長李高成的崇高形象。
李高成原是中紡的老廠長。在他領導下，中紡進入了它輝煌的發展時期，並影響、帶動了全市的國有大中型企業在改革中取得了突出成績。他因此被提拔為市長，在解决幹部多占住房問題和抓城市公路交通建設等工作上成效顯著、聲名大振。他與新上任的市委書記楊誠雖無深交，但工作關係和諧。他清正廉潔、從不收禮，埋頭實幹、工作有方，心懷坦蕩、品質高尚，是人們公認的“黨的好幹部“。然而在這場反腐敗鬥爭中，他卻經歷了空前嚴峻的考驗，經歷了感情的劇烈痛苦和靈魂深處的肉搏，他的長處和弱點都經過鬥爭烈火的鍛煉，而終於更加成熟，更加純粹，並煥發出革命英雄主義的燦爛光華。
李高成是小說的主人公，始終處於矛盾衝突的旋渦中心。小說的前半部分，是圍繞他對中紡領導班子的認識來展開的。他當時的心情心緒，正如吳秘書說的那樣，是“工人們說的讓你心疼，幹部們說的又讓你心軟“。他當時真的難以相信，他自己親自定下來的中紡這個領導班子會整個兒地全爛掉了。直到他不但看了中紡職工給他的材料，親身瞭解了中紡職工艱難的處境，而且親自到“青蘋果娛樂城“摸到實情，到腐敗分子控製的那個“分廠“被打手摔倒並被侮辱性地拖到那夥腐敗分子跟前，他纔完全看清了事實真相，决心要徹底解决中紡領導班子的腐敗問題。在這裏，我們不但看到了他尊重事實、謹慎周密的工作作風，而且看到了他堅定的黨性原則：無論是誰搞腐敗，哪怕是他的老部下、是他美麗溫柔的妻子，他也要與之决裂、與之鬥爭。
而這場鬥爭一旦展開，他卻陷入極其艱難的處境。不但妻子與他分道揚鑣，而且那夥腐敗分子利用他妻子接受30萬元賄賂款的事，對錄音帶加以編篡處理，對他進行陰謀暗算。而到處宣揚是他提拔李高成當上市長的省委常務副書記嚴陣，一面策劃暗算李高成的陰謀，一面用衹要回到“圈子“裏來就保護你，以誘使李高成就範。李高成頂住重重壓力，蔑視“圈子“理論，堅决查處腐敗。嚴陣又利用手中職權，批示同意中紡“破産“，下令中止公安、工商等部門的查處行動，試圖瓦解這場反腐敗鬥爭，同時反倒對李高成就30萬元事立案審查。事態的發展到了逼迫李高成做出抉擇的嚴重關頭：要麽站在人民群衆一邊，堅决進行反腐敗鬥爭，但可能會犧牲自己；要麽站在人民群衆的對立面，與腐敗分子同流合污，卻可以萬事大吉、安享晚年。李高成選擇了前者，他嚮省委主要負責同志堅决地表態說：“我寧可毀了我自己，也絶不會讓那些腐敗分子毀了我們的黨，毀了我們的改革，毀了我們的前程！”真是擲地作金石聲，浩然正氣可貫長虹。正是在這一係列嚴峻的鬥爭和考驗面前，李高成站起了他崇高的英雄形象。在黨和人民群衆的支持下，他終於贏得了勝利。
作為省會市的市長，李高成還是一個相當深刻的思想傢。在小說前半部分，他面對工人的控訴、中紡領導班子的辯解，思來想去，反復掂量，既對自己充滿自責，又對社會種種不良風氣進行了深刻的分析檢討。在後半部分，面對種種壓力和危機，他更對黨和國傢的命運前途、對反腐敗鬥爭的經驗教訓，進行了深入的思考。他甚至找到腐敗分子郭中姚，問他究竟為什麽要搞腐敗，問他難道就不怕共産黨會找他算總帳，對於腐敗的主觀動機進行了認真的瞭解和反思。這些描寫，在總體上豐富了人物的性格。
小說對楊誠、對夏玉蓮的描寫也是相當成功的。對腐敗分子嚴陣、郭中姚、吳愛珍的描寫可以說也相當有深度。不過，比較而言，李高成是最有時代特色、最具思想光彩、最富性格魅力的新的典型人物形象。他無疑是千千萬萬廉政、勤政的黨的好幹部的光輝縮影。巴爾紮剋說得好：典型人物“是從他們的時代的五臟六腑孕育出來的“。李高成等典型形象的塑造成功，正是作傢對時代正確而深刻的認識和感情的結晶，他們也必將幫助人們更加瞭解和熱愛我們這個時代，幫助人們努力推動歷史的前進。
孫武臣一
現在讀張平的《抉擇》（原載《啄木鳥》1997年第2、3、4期）如同過去讀他的《天網》、《孤兒淚》一樣，那感覺似乎衹有“振聾發聵“一詞來形容纔是準確的。從始至終，我們的心潮都被作品的思想衝擊力激蕩着，震撼着。
讀張平，這感覺大約是不會錯的。我猛然想起老作傢孫犁《論風格》一文中的一席話：“風格的土壤是生活，作傢的前進的思想是它吸取的雨露。如果作傢的生活和思想都是充實的、戰鬥的、積極為人生的，那他的作品就像是生長在深山大澤的樹木一樣，風格必然是奇偉的。否則，即使作傢精心修飾，他的作品也不過是像在暖室裏陳設的盆景一樣。在暴風雨裏長大的才能是海燕，在房檐上長大的衹是傢雀。它們的聲音是完全不同的。“這段話寫得好，因此，不會忘。我的體會：第一，多年來這麽講“風格“的不多了。強調作傢個人教養熏陶、性格特徵、藝術師承、愛好趣味，掌握藝術語言和藝術技巧習慣等都是必要的，但脫離開作傢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思想感情、生活經驗。取材範圍等一些重要方面去談“風格“，我以為總有些失重，因為風格的要領在於作傢的人格和心靈，而人格的流露和心靈的投影是技巧或手法斷然造作不出來的，所以，風格的核心實質，第一位的還是與作品的思想內容分不開的，也就是孫犁談到的莊稼離不開“土壤“、“雨露“。第二，我們固然要反對“題材决定論“，但不能因此而走嚮另一個極端――“題材無差別論“。題材當然來自生活，而且可以說“處處有生活“，然而，生活與生活卻大不同，有的輝煌壯麗，有的靡瑣灰色，有的深邃，有的表層。這就是孫犁談到的“深山大澤的樹木“與“暖室陳設的盆景“之區別；就是“海燕“與“傢雀“之區別。這裏我們無意貶低“盆景“與“傢雀“，因為文藝要多樣化才能構成千姿百態。奼紫嫣紅的全局意義上的繁榮。所以，“盆景“的精美與“傢雀“的靈動也是人們審美需要的，我們不僅要它們存在，而且還要扶植他們，但他們畢竟不能取代“深山大澤的樹木“和“大海上翺翔的海燕“，因為後者更能反映我們偉大的時代精神，更能代表我們奮發的民族形象，更能揭示我們巨變社會的本質真實。總之，更能表現我們國傢騰飛的主旋律。成功地反映重大事件的作品，其教育與認識意義，甚或是審美功能比成功地描寫輕小事物的作品，要大得多也深刻得多，這是不容置疑的，因為它不隨人們的主觀意志而改變，因為社會嚮前發展的總是由舊世界的變革和新世界的創造這一偉大過程而實現的。這一過程中，現實世界永遠是在新事物的生長和舊事物的滅亡的交替消長中發展的，也衹有在這發展過程中才能見出何者有前途，何者無出路，何者嚮光明，何者面黑暗，何者趨於發揚，何者轉於衰亡。那麽，我們的作傢就應該由此去區別和權衡題材的輕重，並且選擇這變革與創造的過程中占重要地位的事物為文學的題材。同樣，我這裏也無意宣揚“唯重大題材論“，因為作傢的生活情感經歷和生命體驗經歷以及教養熏陶、審美取嚮的不同，畢竟不是所有人都能選擇並駕馭得了重大題材。然而，文學反映現實終究不是被動的，當文學創作愈發走嚮“私人化“和“纖小“與“孱弱“，愈發缺乏社會內藴的“宏大“、“深邃“與“陽剛“的今天，我們倡導並呼喚“主旋律“的突出與雄壯，怕並非多餘。其實，我國古代文論中早已有過“千古相傳“與“當日即朽“之說。如果我們不能給後代留存下反映我們當今偉大變革時代的千古留傳的作品，豈不辱沒了時代所賦予我們的使命與責任？豈不愧對了這段輝煌歷史的創造者？
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張平是極富個性的作傢，他總是真正地深入到改革生活的最深處去，深入到生活的本質中去，從中獲得激情和靈感，獲得素材和養料，在他的主體意識中，他是以“大我“作為支點。因此，他總是將選取最富有社會意義的題材、最尖銳最本質的現實社會重大矛盾衝突作為創作個性一個重要特徵和一項重要內容。無論是《天網》、《孤兒淚》，還是這部《抉擇》，都是當今社會矛盾的焦點問題，都是事關祖國命運與前途的帶有根本性的重大問題。他從不留連於個人生活小圈子，因此，他也從不會感到題材的匾乏。他的選材標準，總是以文學的社會價值來决定的，總是以這一題材能否表現與揭示社會本質真實來决定的，總是以這一題材能否喚起人們的同感來决定的。比如，《抉擇》選取了現實生活的腐敗與反腐敗激烈鬥爭的題材，重大，尖銳；選取了現實生活中大中型企業艱難的題材，重大，尖銳。不僅如此，它最終還將前後二者聯接，前者是造成後者的緣由作為全書的題材，就更加重大，尖銳！張平的作品每每由於重大，尖銳而免不了引起爭議，然而，同時，它真實，準確，以獨具的振聾發聵的思想衝擊力，又每每總能引起社會強烈的共鳴，為廣大讀者由衷地認同與關愛。在我所能讀過的張平的作品中，我以為，他從不以一種偶然現象當作他寫作的題材，他深知那些偶然現象在社會發展的軌道上，衹是無足輕重的附生物，並不包含有重大的社會現實意義。
這就是張平對於題材選擇的尺度，而這種選擇完全出於他的作為一個作傢的神聖責任感與社會意義的文學價值觀。
當然，問題僅論及到此，仍然是片面的，因為再重大的題材，如果不能創造出它的生命來，也會變得一文不值。一方面，文學是社會生活的經過創造過程的反映；另一方面，社會要受以文學的創造性的影響而被塑造，也就是說，社會嚮文學提供素材，而文學嚮社會提供規範。把素材轉化為規範是作傢的創造性活動。其中包括有：題材的一切內容上的意義。如果沒有成為作傢本人的主觀要求的東西，如果沒有經過作傢本人的情感的浸泡與血肉的培養，那就决不能結成藝術創造的果實。比如《抉擇》中所反映的腐敗與反腐敗的尖銳鬥爭和腐敗所造成的大型企業瀕臨破産的兩大現實問題，不僅走進了張平的感受世界，而且經過他的思考和理解，使歷史真理與人民意願變成作傢他自己的血肉要求，於是作品裏所反映的現實問題才能爆發出巨大的思想衝擊力，才能散發出藝術的熱力與光芒。張平做到了魯迅所要求的那樣：選材要嚴，開掘要深。這也就是說，作品的成功，從題材角度說，關鍵在於作者如何處理題材，即首先是正確地深刻地研究題材、認識題材。而張平之所以在這方面能夠做到正確與深刻，是因為他在處理題材時篤信一個檢驗是非的標準：“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着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這就是老百姓心中的那桿秤。
張平對《抉擇》題材開掘的深度，構成作品的思想內藴的基礎，也構成了作品的形象創造的基礎。這是我們下面着重論及的。
二
《抉擇》的成功，關鍵在於人物塑造的成功，特別是中心人物――市長李高成性格的塑造成功。因為文學再現生活是以人物為中心的，衹有成功地描寫了人物的性格與命運，才能廣阔地展示生活的圖畫，才能深刻地揭示社會生活的真實本質。小說中的人物總是生活中客觀存在的人物和作傢主觀想象的結合；即使是按真人真事描繪的人物，‘而不是綜合拼湊而塑造的人物，我以為最要緊的是對人物真正的熟悉，要熟悉到像自己最親密的朋友，甚至簡直就是作傢自己一樣。否則，張平怎麽能對李高成具有那樣特殊的敏感――他能窺見到李高成這個人物的靈魂深處，他的理想、信念，他的內心、情緒、苦樂、欲望，他的夢！總之，衹有忠實於自己靈魂的作傢，才能賦予他筆下人物以靈魂。李高成這一全書的中心人物所具有的高度典型意義，正是作傢張平深刻的思想功力的體現。
共産黨人的官做得如何，事關黨的執政水平――共産黨的形象，無産階級的形象。李高成是個共産黨的清官，他面對自己幾十年的幹部生涯，從來都問心無愧。作者衹是順便交代了一下李高成的閱歷和他的政績。作為長篇，或許還缺乏更有藝術表現力和感染力的細節與情節，但作為一個有理想有抱負，工作永遠爭一流，心中總有老百姓，為老百姓幹實事，拒腐蝕永不沾的共産黨人形象，還是十分感人的，並且具有很高的典型性。
李高成從基層走來。他是新中國第一批紡織學校畢業的中專生，分配到大型紡織企業，幹了近10年的技術員，又任車間副主任、車間主任、總工程師和副廠長等職8年，接着又到大型廠中陽紡織廠任廠黨委書記兼生産廠長職務，成為當時省裏最年輕的正廳級幹部，他在廠時，中紡曾經輝煌了很長一段時間，幹部團结、隊伍整齊、患難與共、心心相印。李高成帶頭廉潔自律，在全省大中型企業中率先製定了領導成員上下班不坐車的規定。他每天騎自行車往返40裏路，上下班風雨無誤。中午同工人一塊吃食堂，晚上下班回到傢總要超過10點。廠裏的工人，包括其它工廠的工人們，對此無不受感動。後來他當了副市長、市長，在這將近10年的時間裏，李高成為這個省會城市幾乎付出了自己的一切。在任何艱難困苦的情況下，他從來都沒有退縮過，更沒有被嚇倒過。在分管工業的那幾年裏，他大刀闊斧，旗幟鮮明地引進外資，深化改革，使20多個猶豫不决、裹足不前的國有大中型企業輕裝上陣、大膽開拓，從而在社會上引起了劇烈的震撼和強烈反響。在李高成手裏有過許多令人難忘的大舉措、大建設：市內二環和三環路的興建；市中心大街的拓寬；六座市內立交橋的動工；50公裏過境高速公路的建設――他的組織才華與指揮魄力以及他無私無畏、坦蕩胸懷是有口皆碑的，他在老百姓中間享有很高的威望。因此，當他病倒時，才能有幾千人聚集在醫院的大門口守望。我們的人民從來不會忘記為他們做過好事的人！
這一切穿插在書中的交代與敘寫，對李高成這一中心人物來說，並非他的故事重心，然而卻是他出現在反腐敗鬥爭的背景，是他在這場鬥爭中做出最後抉擇的出發點，也是他性格發展的依據。因此，雖非重心，但對塑造李高成這一形象的完整性來說，卻又是斷然不可少的，因為沒有這一切鋪墊，李高成的最後抉擇以及反腐敗鬥爭的勝利都缺乏了說服力。
李高成在反腐敗這一場從未經歷過的重大鬥爭中，他要戰勝的是他自己的妻子吳愛珍、妻子的後臺，也就是提拔自己為市長的省委常務副書記的嚴陣和中紡的領導班子的集體腐敗。與此同時，他還要在自己心靈中爆發一場革命，最終也是最關鍵的是他做出抉擇，戰勝自我。雖然，在李高成的身上，寄托著作傢的感情與觀念，願望和理想，然而，作傢在塑造這一人物時，並沒有從理念出發，而是一切從生活實際出發，按生活邏輯本質真實地揭示了李高成思想性格中的矛盾。作品真實地描寫了李高成對妻子對孩子對家庭的溫馨的情感；描寫了他對嚴陣的言聽計從，他總以為是嚴陣提拔了他，他不能恩將仇報；描寫了他對楊成的揣測與戒備；描寫了他對如果失去自己的威信、地位、自尊後的空虛感；描寫了他對自己去留問題的思慮，甚至也描寫了他官愈當愈大，每天耗費在形式主義的各種會務的時間也愈長，從而距離人民也愈遠，其結果是自己的敏銳性與警惕性薄弱了，以致當他終於明白了嚴陣原來是要將中紡作為榨取對象，纔將他提升到市裏這個陰謀的時候，當他終於明白了妻子等人藉他之名，幹了那麽多貪髒枉法的勾當的時候，他驚駭了！特別是妻子收下30萬元紅利錢，是他們預謀好的，讓他李高成停止調查中紡行動的交易錢。圍繞着這筆巨款，作者重點描寫了李高成的內心矛盾衝突，他的靈魂經受住了十天的煎熬。
作者在大量的獨白中，主要通過對比手法完成了李高成經受的這一場靈魂革命。社會上，一方面是極度的奢靡享受，極度的暴利盤剝，在“青蘋果娛樂城“半個夜晚就可以消費兩萬元，李高成的計算：“在農村可以買到十畝地整整二年的收入，差不多可以娶一房媳婦，可以買到十頭牛，可以讓一百個失學兒童再重新走進課堂，在中紡可以讓二百個工人領到一個月的生活費！”他選拔的幹部――中紡領導都住在超豪華的小樓，過着“美舒雅“的生活。這一幅幅圖景使李高成驚駭、憤怒；而另一方面，是發不了工資的工人，有那麽多在中紡幹了一輩子的老工人、老幹部，他們至今連彩電冰箱都買不起，至今仍然住在50年代的小平房裏，還有好多工人病了連藥都買不起，他們的孩子連學也上不起。他們的日子實在難熬啊！這一幅幅圖景使李高成感到無比慚愧！他一晚上一晚上地睡不着覺，他的心就像刀絞一樣的痛苦。作為市長，即便是沒貪過國傢一分一釐，他也覺得自己有罪，早就應當辭職！一方面是腐敗的集體，像蛀蟲一樣貪得無厭地要把祖國母體蛀空，為了不敗露可以耍盡一切陰謀詭計，這使李高成摒棄了一切幻想，而另一方面，幾乎一無所有的老工人們卻能在艱難中義無反顧的維護中紡，維護他們過去的好廠長現在的好市長，也就是在維護國傢利益，維護正義！這使李高成獲得了力量，堅定了自己做一個經得起考驗的好幹部，做一個清白、真誠的大寫的人的信念。
書中通過許多這樣鮮明有力的對比，最後終於完成了李高成的抉擇的過程。抉擇什麽？正如作者在書中所寫的：“為了老百姓，寧可犧牲自己的一切，也不放棄自己的立場與信仰。這一抉擇可能要犧牲自己，這同戰爭年代的堵槍眼並沒有兩樣。“我以為這正是每一個共産黨人在現在和未來的反腐敗鬥爭中必須回答的考卷，即共産黨人的立場與信仰的抉擇！
人――社會關係的總和。李高成形象的塑造不是孤立完成的，而是通過在包括經濟做為社會生活杠桿作用下的幹部與群衆等方方面面的生存狀態中，他與吳愛珍、嚴陣，與郭中姚等集體腐敗分子的關係；與楊成、萬永年等省市領導，與夏玉蓮、範秀枝、王英烈等普通工人的關係，完成塑造的。透過這“關係“恰恰使我們看到一幅當代社會生活的世態圖，看到一張當代社會心理的造影，並引發我們和作者一起進行深層面的思考。作者的思考是深刻與透徹的。比如，當前黨內出現腐敗的特點。作者寫道：“金錢加上權力，金錢便可以幾倍幾十倍地翻番；幾倍幾十倍地膨脹，而且完全不必擔什麽風險，即使有了風險也可以逢兇化吉，遇難呈祥，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頂多也是個不瞭瞭之。”作者解剖黨內腐敗分子為自己留條後路的靈魂，寫道：“假如有朝一日出了大的變故，甚至於就像前蘇聯和東歐那樣，當政的領導幹部的權力、地位、名譽、身份一下子全都沒了！一切的一切就都同以前完全不一樣了！““但如果在那時你身後還藏着一大把錢，還有着一個雄健的實體，還有着一批不斷地給你帶來滾滾財源的工廠和企業，那你還有什麽可怕的呢？”“需要權的時候我有權，需要錢的時候我有錢！這纔叫真正的不倒翁，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這纔是正兒八經的高瞻遠矚！“這就是嚴陣、吳愛珍和中紡的領導之流，掌握與壟斷中紡，並將國傢每年給予中紡的大筆貸款做了他們及其子女開辦各種私人項目的資本，他們大發橫財，中飽私囊，橫貪暴斂而不顧工廠倒閉，不顧千萬工人的死活，作者將他們的罪惡目的為我們作了入骨三分的剖析。正是通過作者犀利的解剖，我們會進一步深入地領會了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的道理，這就是說，腐敗可以使我們事業取得的一切成就毀於一旦，可以改換我們國傢的旗幟，改變我們國傢的社會主義性質，可以改寫我們民族的前途與命運。江澤民總書記在中國共産黨第十五次代表大會的報告中強調說：“反對腐敗是關係黨和國傢生死存亡的嚴重政治鬥爭。”“如果腐敗得不到有效的懲治，黨就會喪失人民群衆的支持和信任。”“要把反腐敗鬥爭同純潔黨的組織結合起來，在黨內决不允許腐敗分子有藏身之地。”這是人民的意志，人民的呼聲。
與此同時，我們還必須認識到反腐敗鬥爭的艱巨性與長期性，因為腐敗分子就在我們身邊，他們本身都是領導，他們甚至占據着反腐敗的位置，打着改革的旗號，以黨的身份說話，以此來掩蓋他們的醜行與罪惡。書中描寫前途看好的嚴陣這位省委常務副書記是如何高唱着“穩定高於一切“的改革調子去阻撓對中紡的調查的情節，給我們上了一堂十分生動形象的課。江澤民總書記深刻地指出：“在整個改革開放過程中都要反對腐敗，警鐘長鳴。既要樹立持久作戰的思想，又要一個一個地打好階段性戰役。““各級黨委務必做到旗幟鮮明，態度堅决，工作鍥而不捨。堅持標本兼治，教育是基礎，法製是保證，監督是關鍵。通過深化改革，逐步鏟除腐敗現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江澤民總書記指明了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增強黨的凝聚力和戰鬥力的根本途徑和根本保證。
此外，還要特別提出的是，李高成這位共産黨人的形象畢竟代表着我們黨的大多數，沒有千千萬萬個李高成，我們的黨如何能承擔得起使祖國不斷走嚮繁榮富強的歷史重任呢？如何能領導全國億萬人民創造出經濟騰飛的世界奇跡呢？同時，我們還應該看到，正是有了千千萬萬個李高成，我們的黨在歷史上總是通過自己的力量剋眼了各種挫折與睏難，糾正了各種錯誤與偏失，總結了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與教訓，使我們黨走嚮成熟走嚮正確走嚮偉大。同樣，今天我們也充滿信心，清除腐敗這個毒瘤，保證黨的肌體的健康活力。江澤民總書記說的好：“我們黨是任何敵人都壓不倒、摧不垮的。保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絶不能自己毀掉自己。“應當說，這是個已被歷史證實過與正被現實證實着的道理。然而，由於多年來的思想混亂，我們常有倒洗澡水連同小寶寶一起倒掉的偏激錯誤的思想方法。比如，在文學作品中，我們否定虛假英雄，連同真英雄一起否定掉，似乎這個時代根本就不産生不存在英雄；我們否定虛假崇高，連同真崇高一起否定掉，似乎這個時代根本就不産生存在崇高。同理，在這種片面認識論者的眼中，似乎我們黨衹産生嚴陣，而不産生李高成。這種走嚮極端的片面性使其根本無法獲得事物的本質的真實。《抉擇》告訴人們，我們黨內滋生了嚴陣、吳愛珍一些敗類，但我們更多地培養了楊成、李高成這樣真正的共産黨員，沒有這支隊伍，我們的黨不可能戰勝一切敵人，包括來自黨內的腐敗蛻化分子。衹有看到這兩個方面，纔可能接近事物的本質，纔是辯證力量之所在，也是當今塑造李高成形象典型內涵中重大的現實意義之所在！對此，我們要感謝作者的創造性勞動。
三
一部幾十萬字的長篇小說，如果作者在文體意識上不能把握住一些起碼的審美要素，是不可能抓住讀者的。四十餘萬字的《抉擇》卻能讓人一口氣讀下去，正是得力於張平的編織故事的能力。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作者很會設置“糾葛“。這本書能讓讀者有興趣急切地讀完它，是因為它裏面布下許多“糾葛“。是這些“糾葛“組成通篇的網狀的生活長捲。每一個“糾葛“都是一件事與另一件事，一堆事與另一堆事的矛盾，都是一個人或一群人與另一個人或一群人的矛盾。這些矛盾分佈得越多越廣，解决得越久越難，在讀者的心靈上激起一怎樣解决“矛盾的情緒也就越強烈。當然，藴含於矛盾之中的內涵應該有意義。這樣，當作者每解决一個糾葛，才能令讀者獲得對社會對人生的某些感悟。如果這種感悟是多層面的，那麽，讀者自然就會感到長篇小說獨特的審美情趣，而這是區別於中、短篇的。《抉擇》網結了許多矛盾，構成了書中全部生活的流程。開始，工人要“鬧事“，控告廠領導腐敗，誰是誰非；李高成開始覺得工人有理，但覺得幹部也情有可原，聽誰的；李高成的妻子為什麽要阻止他開始調查中紡，而他的領導嚴陣為什麽也幹預他；楊成的提醒究竟是何用意；“特高特“突然甩來30萬元，與他即將開始的中紡調查有何聯繫；甚至省委的態度究竟如何都構成了全書的“糾葛“。這些“糾葛“的解决，都是讀者渴望得到答案的，這部長篇小說的審美情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此獲得的，並且通過作傢對這些矛盾的深刻認識與理解、有力的把握與處理，讀者正是隨着這一個個矛盾的解决，從中獲得對以上我們分析過的作品社會內涵與人生內涵的參悟。
（二）依靠情節的力量。過去我們對情節的理解較多地強調了是人物性格的歷史，而常常忽略了它本身就有推動故事發展的需要。張平顯然深知其理。他正是通過情節的麯折性，幫助了刻劃主要人物李高成性格的復雜性，揭示反腐敗鬥爭的艱巨性的。《抉擇》的情節發展可謂一波三折。而對工人“鬧事“，李高成要調查，妻子警告，嚴陣把電話打到黨委常委會上，也是警告。李高成終於下决心派出調查組，妻子卻為他收下30萬元的紅利，他仍執意要調查，就又有嚴陣的電話警告，和他妻子收下30萬元紅利時做了手腳的錄音帶，造成他接受賄賂的假象，又有結果沒有問題的假調查報告，而且處理中紡的權力仍掌握在嚴陣手裏，待到李高成仍沒有退縮之意時，中紡突然宣佈要“破産“，直至省委終於采取斷然措施一舉收審了腐敗分子，全書的情節波瀾方纔靠“突轉“的手法最後完成（這裏要指出的是，作者在高潮後又跌宕一筆，成了人民保衛李高成之舉，用來檢驗省委的反腐敗是真是假，似乎有些畫蛇添足之感）。在閱讀全書的過程中，我們感到情節是波連波，浪趕浪，然而卻是看前波不知後波，知曉了前浪卻不知曉後浪，這種神秘感就使故事本身富有了生動性和豐富性，使得讀者的心緒富有波瀾。《抉擇》如果沒有這些情節骨架的支撐，所有的生活場面以及所有世態與心態的描寫也就失去了依附，難以構成現在比較完整的宏篇。
（三）懸念的運用。”懸念“是建立在對文學接受者的心理特徵把握上的，也是敘事文學的一種藝術經驗。張平在《抉擇》中運用了“懸念“的技巧，衹不過這種運用不像古代小說那樣，可以脫離開規定情景和人物行動而純屬“賣關子“的形式主義作法，而是將它融匯於人物命運和事態發展中。比如，中紡領導班子是李高成精心安排的，怎麽會這樣快就集體腐敗了呢？他們怎麽會如此大膽？上面還有什麽人是他們的後臺？李高成調查中紡的工作步驟，為什麽嚴陣了如指掌，總在他行動之前就已經有了製約他的措施？他的妻子吳愛珍在其中充當什麽角色？這一係列問題都是在情節發展中，也就是在李高成的際遇命運與性格發展出現的懸念中。這些懸念是作者在敘述中運用的戲劇法的懸念技巧，這些技巧在讀者心理製造了疑團、期待的閱讀效果，也是作者編織故事能力的一個重要體現。
在我們進行了以上三個方面論述之後，我以為還不要忘記了張平逐漸形成自己風格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作者主觀的介入。如果從審美風範上說，小說分倚重客觀與倚重主觀兩大類的話，那麽，張平屬於後者。他的小說中，作者主觀介入的程度是少見的。主要表現在他的主人公從始至終的內心獨白，這種內心獨白，一是在理性觀照下進行的，它直抒作者胸臆，擴大了思維空間，突出了作品的題旨；二是許多段落的內心獨白，簡直就是主人公的靈魂拷問，不僅增強了主題的深度，增強了對生活的穿透力，而且也增強了這一形象對讀者心靈的藝術震撼力。但也要指出的是作者在發揮這一長處時，亦有“過度“之處，這就帶來較多的內容重複，顯出冗贅之弊。這些都會破壞藝術的表現力。我以為，這值得作者再細細運思一番。
一麯反腐敗鬥爭的嘹亮戰歌
――代序
嚴昭柱
繼《天網》、《孤兒淚》之後，張平又推出了他的新作、長篇小說《抉擇》，生動地描寫了國有大型企業中陽紡織集團公司一場驚心動魄的腐敗與反腐敗的鬥爭。讀完《抉擇》，我認為，它不但是近兩年來直面社會矛盾、反映時代生活的現實主義文學新潮中的一部佳作，而且它在真實地再現典型環境中的典型性格方面的努力和實績，可能會把反腐敗鬥爭題材的文學創作推嚮一個新的高度。
表現反腐敗鬥爭，是文學創作的一個難點。說到底，難就難在作傢如何正確地認識和把握腐敗與反腐敗鬥爭的根源、本質和前景。在創作實踐中，這個難點常常對作傢敢不敢揭示現實矛盾、展現激烈而復雜的反腐敗鬥爭，通過藝術表現能不能鼓舞群衆和幹部反腐敗鬥爭的信心和勇氣，構成一種認真的考驗和挑戰。事實上，這類題材的作品有一些是敢於揭示現實矛盾的，但其整體效果卻難以令人滿意。因為它們往往揭露腐敗現象較為充分，而描寫反腐敗的鬥爭方面卻相當薄弱，有的作品主人公還不得不無奈而痛苦地與腐敗現象暫時妥協。誠然，揭露也就是一種鞭撻，痛苦無奈地暫時妥協也是一種撕心裂肺的控訴和抗議。這比起那些對於腐敗現象不憤恨、不控訴、不觸及，卻沉溺於自戀等所謂“私人化寫作“，甚至欣賞和宣揚拜金主義、享樂主義和極端個人主義的作品來，當然不可同日而語。但是，對於腐敗止於揭露、止於抗議，又是不夠的。我們的作傢應該更加熱情地去反映和匯歌我們時代的反腐敗鬥爭，才能為主人公提供更深遠的背景、更廣阔的舞臺、更激烈的衝突，一句話，提供我們時代反腐敗鬥爭的典型環境，才能真實地再現代表時代發展趨勢、前進方向的典型人物，鼓舞幹部、群衆把反腐敗鬥爭堅持不懈地進行下去和奪取更大勝利。
張平的《抉擇》，不但對腐敗現象進行了無情而充分的揭露，而且對反腐敗鬥爭給予了熱情而充分的展現，在對環境的典型化方面作了認真的努力，取得了相當的成功。這在反腐敗鬥爭題材的文學創作中是一個突破。
《抉擇》直面現實矛盾，對腐敗現象的揭露是尖銳的，同時又是深刻的。它所描寫的中紡集團公司的腐敗現象，可以說觸目驚心。它不是個別領導幹部的腐敗，而是公司整個領導班子都爛掉了；它不僅是這個班子的相互勾結、狼狽為姦，而且有省委常務副書記嚴陣充當後臺；他們把一個兩萬職工的國有大型企業搞到瀕臨破産，而他們光間接送給嚴陣的賄賂款就達幾百萬元，後來在嚴陣的內弟鈔萬山傢裏就搜出人民幣130多萬元、港幣20多萬元、美元近10萬、8千克金條、數百萬元存款、大量首飾珠寶和11套房産證！或許我們會遇到這樣的疑問：作者把一個國有大型企業的領導班子寫得如此腐敗，那麽，應該怎樣看待它的典型性？難道它可以代表所有的國有大中型企業的現狀嗎？如果可以代表，這難道不是一種嚴重的歪麯嗎？這種疑問，其實包含着對於典型的一種流行的誤解。簡明地說，典型是個別性與普遍性的辯證統一。因此，典型、包括典型人物和典型環境，都既有個別性，又有普遍性。中紡集團公司領導班子“集體腐敗“就既是“這一個“，而又有普遍性。不過，這種普遍性，不應該誤解為僅僅是量的規定性，而應該理解為主要是質的規定性。也就是說，不應該要求作者筆下的中紡班子成為現有的所有國有大中型企業領導班子廉潔或腐敗的平均數。這種要求之所以不適當，因為它必然會否定文學形象應有的個別性，也就必然會導致文學創作走上公式化概念化的死鬍同。而且，這種要求也不合乎人們文學欣賞的實際經驗。實際上，通過中紡班子的文學形象，人們並不是獲得所有國有大中型企業領導班子廉政狀況的統計值，而是引發和深化了對於腐敗的根源、實質和危害的認識和思考，是激發和強化了對於腐敗的憎恨和反腐敗的决心及勇氣，這些，恰恰是這一文學形象的質的普遍性。因此，中紡領導集體嚴重腐敗這一文學形象的典型性，主要應該從它所概括的腐敗現象及其危害、根源、本質來認識。
從這個角度來考察，可以說，中紡班子集體腐敗這一文學形象概括了相當豐富的現實內容。譬如說，它概括了一些腐敗分子“發國難財“的醜惡罪行：國傢年年嚮中紡貸款，但是，“貸得越多，虧得就越多！為什麽？這些虧損究竟是怎麽虧出來的？不合情理，也不合規律，太讓人深思了“。而事實是，例如1994年國傢貸給中紡公司8千萬元，公司領導卻從中拿出2千萬元辦了一個“新潮“有限公司，包括40多個實體，這些實體的經理和負責人，幾乎全是他們的子女和親信。結果中紡公司是停工停産了，而那些派生出來的小廠小企業小公司，一個個紅火得不得了――“許許多多的腐敗分子，正是在虧損企業的招牌下，大撈特撈，大發國難財。”又譬如，它概括了許多腐敗分子賴以生存、作惡的卑劣手段和社會時弊。他們的手段就是收買領導幹部，領導幹部不收禮，他們就收買他的親屬。中紡總經理、腐敗分子郭中姚就曾有恃無恐地對市長李高成說：“你知道麽？這個公司要養活多少領導幹部！其實都是我養着他們呀！想查中紡的問題，查得動嗎！這些年，你不收禮，這是大傢一致公認的事情，可在你妻子身上，你知道我們花費了多少？“郭中姚等中紡班子的腐敗分子，正是通過收買，利用了李市長妻子吳愛珍，特別是依靠了省委常務副書記嚴陣的保護，纔得以生存、作惡和逃避懲罰的。而團團夥夥、圈子山頭的時弊，也成為腐敗分子的有力依靠。當李高成市長决心解决中紡公司的腐敗問題時，嚴陣、吳愛珍、郭中姚都以圈子作武器，警告他“人要恩怨分明“、一如果你連個圈子也沒有，又有誰來保護你？”而李市長派去調查中紡腐敗問題的工作組，也因為圈子意識，因為判斷李高成與嚴陣、郭中姚是一個圈子的人，而作出了一個顛倒是非、掩飾罪惡、保護腐敗的“報告“。這又是多麽令人警醒的事實！再譬如它對一些手握權勢的腐敗分子主觀動機的揭示，也具有相當的概括性。李高成曾經質問腐敗分子：“我真不明白，你們要這麽多錢究竟要幹什麽！”他的妻子吳愛珍和老部下郭中姚都明白地回答：“得給自己留一條後路。”吳愛珍說的“後路“，還是說李高成從市長退下來以後不能光憑工資，所以得趁有權時撈錢；郭中姚則是要為國傢變色留“後路“，拼命撈錢，將來“要還是社會主義我就照當我的官，要成了資本主義我就去當資本傢“，這顯然至少已經是政治變節。那個身居高位的腐敗分子嚴陣，也已經化名辦妥了兩個國傢的護照！這些藝術概括既有真實性，又有深刻性，對於人們深化對腐敗的認識是很有意義的。
《抉擇》對於反腐敗的鬥爭方面更是給予了熱情而充分的表現。反腐敗鬥爭靠什麽？作者以鮮明的藝術形象作了正確的回答：靠我們的人民群衆，靠我們的黨。作品為我們描寫了中紡的工人群衆在腐敗分子篡奪公司權力以後悲慘的處境。老廠長原明亮那傢徒四壁的境況、老勞模範秀枝那雙布滿雲翳的渾濁的眼裏滴下的辛酸淚水、優秀青年技工鬍輝中在厠所邊擺補鞋攤的木然神情、老工人夏玉蓮拖着病弱的身體在“分廠“條件極其惡劣的車間中喘着氣費力幹活的身影，都給我們留下強烈的印象，都使我們不由得心酸流淚。作品更為我們描寫了中紡職工堅决而有力的反腐敗鬥爭，這種鬥爭貫穿始終，成為推動《抉擇》整個故事發展的主要力量。他們堅定地相信黨和政府一定會支持他們的反腐敗鬥爭，他們執着地嚮市委、省委直至黨中央反映情況。他們在鬥爭中表現出來的堅决性，團结、智慧和力量，表現了中國工人階級崇高而英勇的精神風采。他們對腐敗分子是那樣的嫉惡如仇，而對黨的好幹部又是那樣的信賴、關心、體貼。當李高成病倒時，數千名工人群衆守候在醫院門口，表達着他們對黨的好幹部的關心和支持。在零下20多度的氣溫下、寒風中，他們的身影、行動和語言，給予李高成何等溫暖而巨大的精神力量。當這場鬥爭處於决戰的時刻，工人群衆聽到李市長被抄傢的消息，群情激奮，準備集合去省委反映情況；這時，身患癌癥的老工人夏玉蓮毅然登上高樓，以跳樓相威脅，阻止工人集體去省委，以保護李高成，同時要求與省委萬書記對話，請求省委保護黨的好幹部。這是血性多麽剛強的群衆，是對黨多麽熱愛的群衆！有這樣的群衆支持，反腐敗鬥爭的前景怎麽會不光明呢？
就是這樣，《抉擇》以腐敗分子為一方，以我們的黨和群衆為一方，展開了一場震動全市、牽動省委以至驚動中央的嚴重的政治鬥爭，鬥爭之尖銳與激烈達到了雙方無法調和、無路可退而衹能背水一戰、捨命相搏的程度。這就是《抉擇》為小說主人公提供的活動背景、鬥爭舞臺、總體情勢和矛盾衝突，它們既是“這一個“，又有我們時代腐敗與反腐敗鬥爭的普遍性，因而達到了典型環境的高度，為小說塑造具有時代特色與丰采的典型人物形象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文學作品、特別是長篇小說的思想藝術獨創性的顯著標志，是它塑造出時代新的典型人物形象，從而真實地反映了時代的內容與新的特點，為文學人物畫廊增添了新的形象和新的光彩。《抉擇》在思想上在藝術上最突出的成就，我以為就在於它成功地塑造了黨的好幹部、市長李高成的崇高形象。
李高成原是中紡的老廠長。在他領導下，中紡進入了它輝煌的發展時期，並影響、帶動了全市的國有大中型企業在改革中取得了突出成績。他因此被提拔為市長，在解决幹部多占住房問題和抓城市公路交通建設等工作上成效顯著、聲名大振。他與新上任的市委書記楊誠雖無深交，但工作關係和諧。他清正廉潔、從不收禮，埋頭實幹、工作有方，心懷坦蕩、品質高尚，是人們公認的“黨的好幹部“。然而在這場反腐敗鬥爭中，他卻經歷了空前嚴峻的考驗，經歷了感情的劇烈痛苦和靈魂深處的肉搏，他的長處和弱點都經過鬥爭烈火的鍛煉，而終於更加成熟，更加純粹，並煥發出革命英雄主義的燦爛光華。
李高成是小說的主人公，始終處於矛盾衝突的旋渦中心。小說的前半部分，是圍繞他對中紡領導班子的認識來展開的。他當時的心情心緒，正如吳秘書說的那樣，是“工人們說的讓你心疼，幹部們說的又讓你心軟“。他當時真的難以相信，他自己親自定下來的中紡這個領導班子會整個兒地全爛掉了。直到他不但看了中紡職工給他的材料，親身瞭解了中紡職工艱難的處境，而且親自到“青蘋果娛樂城“摸到實情，到腐敗分子控製的那個“分廠“被打手摔倒並被侮辱性地拖到那夥腐敗分子跟前，他纔完全看清了事實真相，决心要徹底解决中紡領導班子的腐敗問題。在這裏，我們不但看到了他尊重事實、謹慎周密的工作作風，而且看到了他堅定的黨性原則：無論是誰搞腐敗，哪怕是他的老部下、是他美麗溫柔的妻子，他也要與之决裂、與之鬥爭。
而這場鬥爭一旦展開，他卻陷入極其艱難的處境。不但妻子與他分道揚鑣，而且那夥腐敗分子利用他妻子接受30萬元賄賂款的事，對錄音帶加以編篡處理，對他進行陰謀暗算。而到處宣揚是他提拔李高成當上市長的省委常務副書記嚴陣，一面策劃暗算李高成的陰謀，一面用衹要回到“圈子“裏來就保護你，以誘使李高成就範。李高成頂住重重壓力，蔑視“圈子“理論，堅决查處腐敗。嚴陣又利用手中職權，批示同意中紡“破産“，下令中止公安、工商等部門的查處行動，試圖瓦解這場反腐敗鬥爭，同時反倒對李高成就30萬元事立案審查。事態的發展到了逼迫李高成做出抉擇的嚴重關頭：要麽站在人民群衆一邊，堅决進行反腐敗鬥爭，但可能會犧牲自己；要麽站在人民群衆的對立面，與腐敗分子同流合污，卻可以萬事大吉、安享晚年。李高成選擇了前者，他嚮省委主要負責同志堅决地表態說：“我寧可毀了我自己，也絶不會讓那些腐敗分子毀了我們的黨，毀了我們的改革，毀了我們的前程！”真是擲地作金石聲，浩然正氣可貫長虹。正是在這一係列嚴峻的鬥爭和考驗面前，李高成站起了他崇高的英雄形象。在黨和人民群衆的支持下，他終於贏得了勝利。
作為省會市的市長，李高成還是一個相當深刻的思想傢。在小說前半部分，他面對工人的控訴、中紡領導班子的辯解，思來想去，反復掂量，既對自己充滿自責，又對社會種種不良風氣進行了深刻的分析檢討。在後半部分，面對種種壓力和危機，他更對黨和國傢的命運前途、對反腐敗鬥爭的經驗教訓，進行了深入的思考。他甚至找到腐敗分子郭中姚，問他究竟為什麽要搞腐敗，問他難道就不怕共産黨會找他算總帳，對於腐敗的主觀動機進行了認真的瞭解和反思。這些描寫，在總體上豐富了人物的性格。
小說對楊誠、對夏玉蓮的描寫也是相當成功的。對腐敗分子嚴陣、郭中姚、吳愛珍的描寫可以說也相當有深度。不過，比較而言，李高成是最有時代特色、最具思想光彩、最富性格魅力的新的典型人物形象。他無疑是千千萬萬廉政、勤政的黨的好幹部的光輝縮影。巴爾紮剋說得好：典型人物“是從他們的時代的五臟六腑孕育出來的“。李高成等典型形象的塑造成功，正是作傢對時代正確而深刻的認識和感情的結晶，他們也必將幫助人們更加瞭解和熱愛我們這個時代，幫助人們努力推動歷史的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