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上月同我谈到的那本小说《东方》，不知你读完没有。我一口气在前几天读完了。原来想等你把读后的意见告诉我以后再谈谈我的印象，但我近年来记忆力退化得厉害，因此就趁现在刚读完不久、印象较深时写上一点。
魏巍是一个老文学工作者，是一个一直使我注目的同志。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写过很多好诗。他的著名的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也曾使我崇爱过。《东方》的前几章在《人民文学》月刊一发表，我就读了，很喜欢，曾想写一篇文章，表示我对这一新作的拥护，只是想到那时我还是一个无权发表意见的人，只得压制住这一冲动。这次我是又从头读起的。尽管有人曾经对我说过，后边没有前边写得好，但我仍然一口气读完了它，而且觉得后边也写得很好。
《东方》是一部史诗式的小说，它是写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创造的宏伟业绩，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是一座雕塑了各种不同形象的英雄人物的丰碑。以前我们也读过许多描写抗美援朝的短篇作品、长篇小说，以及诗歌、散文、电影……但《东方》却包括得更广更深。它几乎写到了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几个阶段和全部有名的战役。魏巍同志不是在故纸堆里寻章摘句，主观铺陈，或者反复从已有的戏剧形式中来再现生活。他是从他的长期战斗生涯中提炼出他的人物、生活、情操……表现了一个时代的最精粹、最本质的东西。因此不管整个小说中也还有某些小小的芜杂之处，但它是正确地、满含诗情地歌颂了一个伟大时代和一群具有特点的新人、“最可爱的人”。
在《东方》的70多万字里，整个抗美援朝战争的发展，是比较清楚的；约20来个主要人物的描写，其个性也是比较分明的。作家花了很大的精力科学地组织起这部长篇，笔力始终不懈，感情贯串到底。这在只有一般文学基础，刚刚开始写作的人是难以达到的；即使与魏巍同时代，功夫较深，有成就的作家也不是随便能够达到或超过的。魏巍同志在部队工作，从抗日战争开始直到现在，积40余年的积累，生活不可谓不深厚。在40余年的工作中，他一直没有放弃写作诗、散文，以及长篇小说。因此，生活中的人物，与作者心中创造出来的人物，互为补充，反复印证；再生活，再创造，再提炼。于是形成较精练较完整较成熟的人，这个，那个，干部，群众，男女老少，很自然的，一个一个地成长，而且站立起来，活动着，丰满、多姿。在这本书里有多少使人喜欢、使人景仰、使人深思、使人怀念的优秀的人啊！
凡是在老根据地生活过，同八路军、新四军干部接触过的人，都很容易在这本书里找到老熟人，这样就使人更感亲切。如书中的杨大妈就是一个很普通而又很典型的子弟兵母亲。她豪迈、热情、直率，爱嘛爱得要死，恨嘛恨得要命，遇着天大的困难也是一往直前。她胸怀广大，细腻体贴，是一个得到无数人们歌颂的女性。在《东方》里，作者更集中地再现了我们这位永远不会忘记的贴心人。团长邓军难道不是我们经常遇到的果断勇敢、朴素真诚、严厉而又慈祥的我们部队的指挥员吗？郭祥也是我们千万个钢铁般的坚韧不拔、无坚不摧、纯洁高尚的典型人物的代表。只有共产党员，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战士，只有深受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而又有高度觉悟的人才能具有这种品质。我们看到郭祥在多次不同的战役中表现出来的机智勇敢，舍生忘死，实在激励人心，但郭祥并不像“三突出”的英雄那样从天而降，高不可攀，而是亲切感人，其余的人物，如周仆、花正芳、乔大个、调皮骡子王大发……等人，都一个一个跃然纸上。这么多的人物，有很多相似之处的人物，写来都不雷同，各有特点。其原因就在作者生活之深厚，感情之专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到战斗的生活中去改造我们的世界观，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有许多人物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但要把这个人物画出来，让读者认得，理解，体会，引起自然的爱和憎，是需要许多手法的。我们看到作家在《东方》里的某些手法，是非常巧妙的。他轻轻的几笔，这个人物就站在你面前了。如金丝、小契，以及花正芳，这几个影影绰绰的人物，出场不多，用力不大，可是很活。写作手法的运用自如，重要的还是由于作者经常与他的人物亲切相处，否则是不容易达到的。
“四人帮”鼓吹的什么“三突出”等谬论在我们文坛上流毒很深。他们要在每篇作品里，突出英雄人物，又要把这个英雄人物写得毫无缺点，脱离群众，脱离环境。为了不能有分毫的矛盾感情以损害这个英雄形象，如若是女主人公，则丈夫最好是当兵去了、开会去了、或者就是死了。千篇一律，使人掩卷、但英雄人物要不要写呢？我看还是要写的，还要多写，要写得好。读者是愿意看非凡的人物的。他们爱这种人物，爱英雄；英雄又教育读者。有多少读者能忍受着满纸的千言万语、津津有味地去咀嚼一个落后人物呢？尽管写得细致，越分析读者会越厌烦；越感到了作者对这种人物的同情，越会反感。如果作者是带着批判和讽刺，那自然当作别论。
“四人帮”为患十年来的社会风习，变化很大。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革命传统不被重视。甚至你同某些人谈到这些，反会引来讪笑，说是封建迷信，愚忠愚孝，落后的，民主革命时代的思想意识……你是青年人，我不知道你作何想法。但我却认为《东方》中的这些人物和几年来涌现的反对“四人帮”的年轻一代英雄们一样，我们应该大力宣扬！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事业，需要的还是这些有崇高理想，为人民、为共产主义事业，毫无私心、毫无畏俱，能够全力以赴，贡献出自己所有力量和生命的人。我们就要拿他们的伟大精神来教育我们年轻的幸福的新一代。
《东方》中写了一个恋爱故事。一段时期一般文学作品对恋爱生活常常采取避开的办法，不敢大胆去写。但魏巍写郭祥与杨雪的一段感情关系，写得却不落俗套。郭祥的真挚深沉是很感动人的。杨雪一度受蒙蔽，也使人很同情，他们之间的感情将长时间留在读者的回想中，低徊咏叹。这是许多年来在文学作品中少见的一段亲切感人的哀曲。
我不是理论家，我不是在评论。我只不过想向你推荐，引起你读这本书的兴趣，同时希望对你创作道路上可能遇到的问题引起你的考虑。我非常高兴听到你的意见。
丁玲 1978年底于山西长治
魏巍是一个老文学工作者，是一个一直使我注目的同志。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写过很多好诗。他的著名的散文《谁是最可爱的人》，也曾使我崇爱过。《东方》的前几章在《人民文学》月刊一发表，我就读了，很喜欢，曾想写一篇文章，表示我对这一新作的拥护，只是想到那时我还是一个无权发表意见的人，只得压制住这一冲动。这次我是又从头读起的。尽管有人曾经对我说过，后边没有前边写得好，但我仍然一口气读完了它，而且觉得后边也写得很好。
《东方》是一部史诗式的小说，它是写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创造的宏伟业绩，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是一座雕塑了各种不同形象的英雄人物的丰碑。以前我们也读过许多描写抗美援朝的短篇作品、长篇小说，以及诗歌、散文、电影……但《东方》却包括得更广更深。它几乎写到了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几个阶段和全部有名的战役。魏巍同志不是在故纸堆里寻章摘句，主观铺陈，或者反复从已有的戏剧形式中来再现生活。他是从他的长期战斗生涯中提炼出他的人物、生活、情操……表现了一个时代的最精粹、最本质的东西。因此不管整个小说中也还有某些小小的芜杂之处，但它是正确地、满含诗情地歌颂了一个伟大时代和一群具有特点的新人、“最可爱的人”。
在《东方》的70多万字里，整个抗美援朝战争的发展，是比较清楚的；约20来个主要人物的描写，其个性也是比较分明的。作家花了很大的精力科学地组织起这部长篇，笔力始终不懈，感情贯串到底。这在只有一般文学基础，刚刚开始写作的人是难以达到的；即使与魏巍同时代，功夫较深，有成就的作家也不是随便能够达到或超过的。魏巍同志在部队工作，从抗日战争开始直到现在，积40余年的积累，生活不可谓不深厚。在40余年的工作中，他一直没有放弃写作诗、散文，以及长篇小说。因此，生活中的人物，与作者心中创造出来的人物，互为补充，反复印证；再生活，再创造，再提炼。于是形成较精练较完整较成熟的人，这个，那个，干部，群众，男女老少，很自然的，一个一个地成长，而且站立起来，活动着，丰满、多姿。在这本书里有多少使人喜欢、使人景仰、使人深思、使人怀念的优秀的人啊！
凡是在老根据地生活过，同八路军、新四军干部接触过的人，都很容易在这本书里找到老熟人，这样就使人更感亲切。如书中的杨大妈就是一个很普通而又很典型的子弟兵母亲。她豪迈、热情、直率，爱嘛爱得要死，恨嘛恨得要命，遇着天大的困难也是一往直前。她胸怀广大，细腻体贴，是一个得到无数人们歌颂的女性。在《东方》里，作者更集中地再现了我们这位永远不会忘记的贴心人。团长邓军难道不是我们经常遇到的果断勇敢、朴素真诚、严厉而又慈祥的我们部队的指挥员吗？郭祥也是我们千万个钢铁般的坚韧不拔、无坚不摧、纯洁高尚的典型人物的代表。只有共产党员，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战士，只有深受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而又有高度觉悟的人才能具有这种品质。我们看到郭祥在多次不同的战役中表现出来的机智勇敢，舍生忘死，实在激励人心，但郭祥并不像“三突出”的英雄那样从天而降，高不可攀，而是亲切感人，其余的人物，如周仆、花正芳、乔大个、调皮骡子王大发……等人，都一个一个跃然纸上。这么多的人物，有很多相似之处的人物，写来都不雷同，各有特点。其原因就在作者生活之深厚，感情之专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到战斗的生活中去改造我们的世界观，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有许多人物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但要把这个人物画出来，让读者认得，理解，体会，引起自然的爱和憎，是需要许多手法的。我们看到作家在《东方》里的某些手法，是非常巧妙的。他轻轻的几笔，这个人物就站在你面前了。如金丝、小契，以及花正芳，这几个影影绰绰的人物，出场不多，用力不大，可是很活。写作手法的运用自如，重要的还是由于作者经常与他的人物亲切相处，否则是不容易达到的。
“四人帮”鼓吹的什么“三突出”等谬论在我们文坛上流毒很深。他们要在每篇作品里，突出英雄人物，又要把这个英雄人物写得毫无缺点，脱离群众，脱离环境。为了不能有分毫的矛盾感情以损害这个英雄形象，如若是女主人公，则丈夫最好是当兵去了、开会去了、或者就是死了。千篇一律，使人掩卷、但英雄人物要不要写呢？我看还是要写的，还要多写，要写得好。读者是愿意看非凡的人物的。他们爱这种人物，爱英雄；英雄又教育读者。有多少读者能忍受着满纸的千言万语、津津有味地去咀嚼一个落后人物呢？尽管写得细致，越分析读者会越厌烦；越感到了作者对这种人物的同情，越会反感。如果作者是带着批判和讽刺，那自然当作别论。
“四人帮”为患十年来的社会风习，变化很大。我们民族的优良传统、革命传统不被重视。甚至你同某些人谈到这些，反会引来讪笑，说是封建迷信，愚忠愚孝，落后的，民主革命时代的思想意识……你是青年人，我不知道你作何想法。但我却认为《东方》中的这些人物和几年来涌现的反对“四人帮”的年轻一代英雄们一样，我们应该大力宣扬！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事业，需要的还是这些有崇高理想，为人民、为共产主义事业，毫无私心、毫无畏俱，能够全力以赴，贡献出自己所有力量和生命的人。我们就要拿他们的伟大精神来教育我们年轻的幸福的新一代。
《东方》中写了一个恋爱故事。一段时期一般文学作品对恋爱生活常常采取避开的办法，不敢大胆去写。但魏巍写郭祥与杨雪的一段感情关系，写得却不落俗套。郭祥的真挚深沉是很感动人的。杨雪一度受蒙蔽，也使人很同情，他们之间的感情将长时间留在读者的回想中，低徊咏叹。这是许多年来在文学作品中少见的一段亲切感人的哀曲。
我不是理论家，我不是在评论。我只不过想向你推荐，引起你读这本书的兴趣，同时希望对你创作道路上可能遇到的问题引起你的考虑。我非常高兴听到你的意见。
丁玲 1978年底于山西长治
平原9月，要算最好的季节。春天里，风沙大，就是桃杏花也落有细沙。冬景天，那紫微微的烟村也可爱，但那无边平野，总是显得空旷。一到青纱帐起，白云满天，整个平原就是一片望不到边的滚滚绿海。一座座村镇，就像漂浮在海上的绿岛似的。可是最好的还要算是秋季。谷子黄了，高粱红了，棒子拖着长须，像是游击战争年代平原人铁矛上飘拂的红缨。秋风一吹，飘飘飒飒，这无边无涯的平原，就像排满了我们欢腾呐喊的兵团！
现在一辆花枯辘马车，正行进在秋天的田野上。老远就听见它那有韵节的车声。细小的铜铃声也很清脆。
这辆马车是从京汉路的一个小站上来的。一大早起，它就载着旅客，离开了那笊篱上垂着红布条的村野小店。小青骡子刚刚吃饱饮足，正像爬山没有经验的青年人，一上路就打冲锋，使得心疼的主人也勒它不住。早晨风小，草棵里露水很大，小青骡子蹄子湿漉漉的，走得十分起劲。不到小晌午，就赶出了30多里。现在已经是正晌午了，太阳晒得人老是擦汗，可是它却慢下来，还没有赶到打尖的地方。赶车人由它走着，尽管人们催促，赶车人可有赶车人的主意。
这车上原有六名旅客，中途下去了两个，还是很挤。车尾上用绳子煞着高高的行李卷儿。小青骡子的料袋子，带着长绳子的小水桶，也在那里系着。车厢里两个妇女一个孩子就占满了。我们的主人公，坐在车前面，两条腿在车下不住地悠打着。他已经多年没有回到自己的故乡了。
他卷了一支大喇叭筒纸烟，含在嘴里，正在同人们亲热地谈话。因为天气热，他解开了军衣扣子，敞着怀，手里拿着军帽，露出一头浓发。他个子不算太高，但显得十分灵活敏捷。那一双眼睛，流露着坦白、直爽、快活，甚至还有一点顽皮孩子的神气。他同人们好像没有一点隔阂，跟那个抱孩子的妇女叫大嫂，跟那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叫大妹子，很快就混熟了。
“同志，你是哪村的？”姑娘问他。
“凤凰堡。”
“家里还有什么人哪？”
“有爹，有娘。”
“出去年头不少了吧？”
“有个几年子了。”
“我舅舅也在部队里，我这次去瞧他了。”姑娘接着问，“你在部队里做什么工作？”
“你猜猜看。”
姑娘歪着头端详了一会儿，说：
“你是个通讯员吧？”
“哈哈，你猜对了。”
他嘻嘻一笑。真的，在哪儿驻军，房东没有不把他当成通讯员的。部队一驻下，他在炕头上两条腿一盘，就同老乡家长里短地扯起来。满口婶子大娘叫得真甜，那些穷苦人眉开眼笑。没有不喜欢他的。他同那些通讯员差不了几岁，又常同战士们滚蛋子，一时真看不出有什么不同。等到部队集合起，他站在100多人队列前讲话，这才知道他就是连长。
花轱辘马车慢悠悠地走着。路两旁，高粱穗又大又红，密密地排列着。满耳都是高粱叶哗哗的响声和蛐蛐的歌唱。当小青骡子的蹄声临近时，蚂蚌蹦跳着，展翅飞到远处。蛐蛐的歌声也停了。等到车轮过去不久，它们又唱起来。
“快醒醒吧，天下雨了！”姑娘忽然向那个赶车的身上拍了一下。原来他正抱着长鞭子打盹，小青骡子探头揪着高粱叶，车停下了。赶车的揉揉眼，轻轻地挥了挥鞭子，车又走动起来。
这一带，路两边都是高粱地。冀中土地肥美，庄稼人种地贪馋，地边儿紧挨着车道沟。大车走到这儿，就像钻进一个没有头的长胡同，碰得两边的高粱叶哗哗地响。不断有一两枝高粱，被风吹得垂着红穗，斜倒在路上。小青骡子走走停停，老是把头向两边探着，车已经走得越来越慢。
“你看把孩子热的！”那位大嫂用手给孩子遮着阴凉，对姑娘说，“来凤，你催催赶车的大哥快一点儿吧！这样天黑能到家吗？”
“我保你吃饭以前赶到！”赶车的打着喜诨。
“嘻！你看你多会耍嘴！半夜赶到，不也是吃饭以前到家吗？”那个叫来凤的姑娘说。
人们笑了一阵。赶车的还是不慌不忙。1950年那个时候，在冀中平原上，就有些富裕中农看上了赶脚这行买卖。地里活雇上个人用不了几个钱，他们赶一趟脚倒挣钱不少。这样倒腾两三年，就能买房置地。这匹小青骡子，就是赶车人的心尖子，他怎么肯累着它呀！
这时，我们的主人公忽然笑了笑。他把包袱上系着的小桶悄悄解下来，用孩子的小褥子一盖，就挤挤眼说：
“赶车的，你那个给牲口饮水的小铁桶怎么不见了？”
“啊？”赶车的扭过头来，“糟了！不知什么时候掉了！”
“我刚才还见着哩。”
“过那棵大柳树的时候还有吗？”
“有。”
“那，掉下的工大不算大。”他把鞭子递过来，“麻烦麻烦，你替我赶一会儿，我去找找。”
“那你可得买包烟请请我！”
“行！行！”
赶车的一踊身跳下车向后跑去。车上的姑娘媳妇拼命地忍住笑。鞭子换了主人，乓乓两声脆响，虽然并没有挨着小青骡子，但它已经觉得马虎不得，立刻丢下高粱穗子走得起劲了。蚂炸飞溅着，烟尘腾起，姑娘媳妇咯咯笑着，很快就赶出了十几里，在预定打尖的村庄一家小饭铺门前停下了。
等赶车的满头大汗赶回来，这位年轻人正用小桶给牲口饮水哩。他摸出烟荷包，递给赶车的说：“你看，车也给你赶到了，小捅也给你找着了，也不让你买烟，来，先抽我一锅吧。”逗得姑娘媳妇又笑了一阵，姑娘笑得弯着腰，把眼泪都快笑出来了。
这时只听店里有人喊道：
“那不是嘎子吗？嘎子！”
大家扭头一看，只见小店里走出一个胖乎乎的汉子，腰里系着水裙，肩上搭着手巾，赶过来用两只手模着年轻人的手说：“嘎子！你回来啦！多少年了，还记得我呗？”
嘎子哈哈大笑说：“烧饼老王，忘了你可就没有烧饼吃了。”原来这人做的烧饼方圆三五十里出名，就得了这个绰号。
老王拉着他笑了一阵说：“快进来歇着！嘎子，这些年你钻到哪儿来着？这街上的人老念叨你，说，这么多年，也不知道我们的嘎子哪儿去了！”
大家到小穿堂屋坐下。赶车的问：
“他是哪个嘎子？”
老王眉毛一扬说：“你这人真糊涂！坐你一路车，还不知道车上的大哥是谁！他就是那个烧炮楼、打汉奸、捉日本鬼子的嘎子呗！还有哪个嘎子？”
“哟！他就是嘎子！”那个媳妇惊讶地说，“早就听人说嘎子长，嘎子短，我老想看看他那嘎样儿，这回说了一路话，还不知道是他！”
“他刚才还说自己是个通讯员呢。”姑娘用指头点着他说，“怪不得人叫你嘎子，你真嘎呀！”
“嘎不嘎，反正把我摆弄得够呛。”赶车的擦着汗，气喘得很不匀实。
老王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把脸一抹哈哈大笑着说：“人的心眼儿是七十二窍，他这心眼儿三百六十窍也多，连日本鬼子都斗不了他，你还斗得了他？”
姑娘说：“听说你扮新媳妇拿了大李村的炮楼，你是怎么装扮来着？”
嘎子只是笑。
“光龇着牙笑哩，你可说呀！”姑娘又催。
嘎子嘻嘻一笑说：“那一回，我们政委给我借了个大花褂子，还有四两粉。大花褂子我倒是穿上了，就是那粉，我搽了半夜也没搽白，弄得我困得不行。第二天在轿里，我抱着一挺机枪睡了一小觉，就走到了……”
姑娘咯咯地笑着，又问：
“那年，听说在这铺子里也打过一仗？”
老王正给大家做面条，小铁勺儿叮当乱响。这时扭过头来说：“你就别提了，差点儿没叫他把我吓死！”老王顺手一指，“那回嘎子就在这个地方坐着，他正端着碗冬瓜汤喝哩，我眼一扫，从对过来了一个日本兵，一个特务。把我的脸都吓白了。嘎子手疾眼快，把我那脏水裙一束，拿起抹布就抹桌子。那两个家伙一进门，嘎子就笑嘻嘻地迎上去说：‘太君的请坐！’那两个家伙坐下了，我才‘放了心，就给那俩家伙张罗吃的。谁知道那个特务眼尖，浑身上下老是打量嘎子。嘎子正端着两碗汤走上去，那个特务突然说：‘你是什么人？’嘎子说：‘我是跑堂的。’那个特务说着站起来就要搜他，我心想坏了，可是嘎子嘻嘻一笑，说：‘别忙，你先喝碗汤吧！’说着他把两碗滚汤兜头泼过去，烫得那两个家伙怪叫，正要掏枪，嘎子那把大净面盒子已经逼住了他们：‘不许动！’……哈哈，他在我这儿喝了一碗冬瓜汤，捉了两个俘虏。可也真把我吓死了，好几天我心里还扑腾。”
“别说了，老王。”嘎子说，“那时候，你呀，就怕在你这小铺里打仗。”
“那也难说。”老王说，“我这政治觉悟是不高，可我一家老小就指望着这个小铺子吃哩！你在这儿一打，我这饭碗就得叫你踢了。可是你们也没少打呀！别人专爱在僻静地方躲着，夜里出来打；你倒好，专爱找热闹地方。你说说这明月店每逢大集，你哪回不来？倒是也沾了你的光，那些汉奸特务收税的，到底来混闹的少了。”
大家扯了一阵闲话，汤面、烧饼已经端上来了。大家匆匆吃过，付了钱，走出门外。
这时候，小青骡子也吃饱了。它是在街上吃的，面前摆着一条长凳，上面放着半筐青草，不用说，它早已习惯了这种打尖方式。
大伙上了车。听说嘎子回来了，有不少人挤到车前来看。弄得嘎子怪不好意思的，他笑着说：“我是新媳妇吗？你们这么看我？”
“嘎子，你比新媳妇还希罕哩！”一个老头笑着说。
“回去吧，乡亲们，有工夫再来看望你们。”
那辆花轱辘马车已经开动，它又滚动在那高粱叶像流水一样哗哗响动着的平原上了。
现在一辆花枯辘马车，正行进在秋天的田野上。老远就听见它那有韵节的车声。细小的铜铃声也很清脆。
这辆马车是从京汉路的一个小站上来的。一大早起，它就载着旅客，离开了那笊篱上垂着红布条的村野小店。小青骡子刚刚吃饱饮足，正像爬山没有经验的青年人，一上路就打冲锋，使得心疼的主人也勒它不住。早晨风小，草棵里露水很大，小青骡子蹄子湿漉漉的，走得十分起劲。不到小晌午，就赶出了30多里。现在已经是正晌午了，太阳晒得人老是擦汗，可是它却慢下来，还没有赶到打尖的地方。赶车人由它走着，尽管人们催促，赶车人可有赶车人的主意。
这车上原有六名旅客，中途下去了两个，还是很挤。车尾上用绳子煞着高高的行李卷儿。小青骡子的料袋子，带着长绳子的小水桶，也在那里系着。车厢里两个妇女一个孩子就占满了。我们的主人公，坐在车前面，两条腿在车下不住地悠打着。他已经多年没有回到自己的故乡了。
他卷了一支大喇叭筒纸烟，含在嘴里，正在同人们亲热地谈话。因为天气热，他解开了军衣扣子，敞着怀，手里拿着军帽，露出一头浓发。他个子不算太高，但显得十分灵活敏捷。那一双眼睛，流露着坦白、直爽、快活，甚至还有一点顽皮孩子的神气。他同人们好像没有一点隔阂，跟那个抱孩子的妇女叫大嫂，跟那个十八九岁的姑娘叫大妹子，很快就混熟了。
“同志，你是哪村的？”姑娘问他。
“凤凰堡。”
“家里还有什么人哪？”
“有爹，有娘。”
“出去年头不少了吧？”
“有个几年子了。”
“我舅舅也在部队里，我这次去瞧他了。”姑娘接着问，“你在部队里做什么工作？”
“你猜猜看。”
姑娘歪着头端详了一会儿，说：
“你是个通讯员吧？”
“哈哈，你猜对了。”
他嘻嘻一笑。真的，在哪儿驻军，房东没有不把他当成通讯员的。部队一驻下，他在炕头上两条腿一盘，就同老乡家长里短地扯起来。满口婶子大娘叫得真甜，那些穷苦人眉开眼笑。没有不喜欢他的。他同那些通讯员差不了几岁，又常同战士们滚蛋子，一时真看不出有什么不同。等到部队集合起，他站在100多人队列前讲话，这才知道他就是连长。
花轱辘马车慢悠悠地走着。路两旁，高粱穗又大又红，密密地排列着。满耳都是高粱叶哗哗的响声和蛐蛐的歌唱。当小青骡子的蹄声临近时，蚂蚌蹦跳着，展翅飞到远处。蛐蛐的歌声也停了。等到车轮过去不久，它们又唱起来。
“快醒醒吧，天下雨了！”姑娘忽然向那个赶车的身上拍了一下。原来他正抱着长鞭子打盹，小青骡子探头揪着高粱叶，车停下了。赶车的揉揉眼，轻轻地挥了挥鞭子，车又走动起来。
这一带，路两边都是高粱地。冀中土地肥美，庄稼人种地贪馋，地边儿紧挨着车道沟。大车走到这儿，就像钻进一个没有头的长胡同，碰得两边的高粱叶哗哗地响。不断有一两枝高粱，被风吹得垂着红穗，斜倒在路上。小青骡子走走停停，老是把头向两边探着，车已经走得越来越慢。
“你看把孩子热的！”那位大嫂用手给孩子遮着阴凉，对姑娘说，“来凤，你催催赶车的大哥快一点儿吧！这样天黑能到家吗？”
“我保你吃饭以前赶到！”赶车的打着喜诨。
“嘻！你看你多会耍嘴！半夜赶到，不也是吃饭以前到家吗？”那个叫来凤的姑娘说。
人们笑了一阵。赶车的还是不慌不忙。1950年那个时候，在冀中平原上，就有些富裕中农看上了赶脚这行买卖。地里活雇上个人用不了几个钱，他们赶一趟脚倒挣钱不少。这样倒腾两三年，就能买房置地。这匹小青骡子，就是赶车人的心尖子，他怎么肯累着它呀！
这时，我们的主人公忽然笑了笑。他把包袱上系着的小桶悄悄解下来，用孩子的小褥子一盖，就挤挤眼说：
“赶车的，你那个给牲口饮水的小铁桶怎么不见了？”
“啊？”赶车的扭过头来，“糟了！不知什么时候掉了！”
“我刚才还见着哩。”
“过那棵大柳树的时候还有吗？”
“有。”
“那，掉下的工大不算大。”他把鞭子递过来，“麻烦麻烦，你替我赶一会儿，我去找找。”
“那你可得买包烟请请我！”
“行！行！”
赶车的一踊身跳下车向后跑去。车上的姑娘媳妇拼命地忍住笑。鞭子换了主人，乓乓两声脆响，虽然并没有挨着小青骡子，但它已经觉得马虎不得，立刻丢下高粱穗子走得起劲了。蚂炸飞溅着，烟尘腾起，姑娘媳妇咯咯笑着，很快就赶出了十几里，在预定打尖的村庄一家小饭铺门前停下了。
等赶车的满头大汗赶回来，这位年轻人正用小桶给牲口饮水哩。他摸出烟荷包，递给赶车的说：“你看，车也给你赶到了，小捅也给你找着了，也不让你买烟，来，先抽我一锅吧。”逗得姑娘媳妇又笑了一阵，姑娘笑得弯着腰，把眼泪都快笑出来了。
这时只听店里有人喊道：
“那不是嘎子吗？嘎子！”
大家扭头一看，只见小店里走出一个胖乎乎的汉子，腰里系着水裙，肩上搭着手巾，赶过来用两只手模着年轻人的手说：“嘎子！你回来啦！多少年了，还记得我呗？”
嘎子哈哈大笑说：“烧饼老王，忘了你可就没有烧饼吃了。”原来这人做的烧饼方圆三五十里出名，就得了这个绰号。
老王拉着他笑了一阵说：“快进来歇着！嘎子，这些年你钻到哪儿来着？这街上的人老念叨你，说，这么多年，也不知道我们的嘎子哪儿去了！”
大家到小穿堂屋坐下。赶车的问：
“他是哪个嘎子？”
老王眉毛一扬说：“你这人真糊涂！坐你一路车，还不知道车上的大哥是谁！他就是那个烧炮楼、打汉奸、捉日本鬼子的嘎子呗！还有哪个嘎子？”
“哟！他就是嘎子！”那个媳妇惊讶地说，“早就听人说嘎子长，嘎子短，我老想看看他那嘎样儿，这回说了一路话，还不知道是他！”
“他刚才还说自己是个通讯员呢。”姑娘用指头点着他说，“怪不得人叫你嘎子，你真嘎呀！”
“嘎不嘎，反正把我摆弄得够呛。”赶车的擦着汗，气喘得很不匀实。
老王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把脸一抹哈哈大笑着说：“人的心眼儿是七十二窍，他这心眼儿三百六十窍也多，连日本鬼子都斗不了他，你还斗得了他？”
姑娘说：“听说你扮新媳妇拿了大李村的炮楼，你是怎么装扮来着？”
嘎子只是笑。
“光龇着牙笑哩，你可说呀！”姑娘又催。
嘎子嘻嘻一笑说：“那一回，我们政委给我借了个大花褂子，还有四两粉。大花褂子我倒是穿上了，就是那粉，我搽了半夜也没搽白，弄得我困得不行。第二天在轿里，我抱着一挺机枪睡了一小觉，就走到了……”
姑娘咯咯地笑着，又问：
“那年，听说在这铺子里也打过一仗？”
老王正给大家做面条，小铁勺儿叮当乱响。这时扭过头来说：“你就别提了，差点儿没叫他把我吓死！”老王顺手一指，“那回嘎子就在这个地方坐着，他正端着碗冬瓜汤喝哩，我眼一扫，从对过来了一个日本兵，一个特务。把我的脸都吓白了。嘎子手疾眼快，把我那脏水裙一束，拿起抹布就抹桌子。那两个家伙一进门，嘎子就笑嘻嘻地迎上去说：‘太君的请坐！’那两个家伙坐下了，我才‘放了心，就给那俩家伙张罗吃的。谁知道那个特务眼尖，浑身上下老是打量嘎子。嘎子正端着两碗汤走上去，那个特务突然说：‘你是什么人？’嘎子说：‘我是跑堂的。’那个特务说着站起来就要搜他，我心想坏了，可是嘎子嘻嘻一笑，说：‘别忙，你先喝碗汤吧！’说着他把两碗滚汤兜头泼过去，烫得那两个家伙怪叫，正要掏枪，嘎子那把大净面盒子已经逼住了他们：‘不许动！’……哈哈，他在我这儿喝了一碗冬瓜汤，捉了两个俘虏。可也真把我吓死了，好几天我心里还扑腾。”
“别说了，老王。”嘎子说，“那时候，你呀，就怕在你这小铺里打仗。”
“那也难说。”老王说，“我这政治觉悟是不高，可我一家老小就指望着这个小铺子吃哩！你在这儿一打，我这饭碗就得叫你踢了。可是你们也没少打呀！别人专爱在僻静地方躲着，夜里出来打；你倒好，专爱找热闹地方。你说说这明月店每逢大集，你哪回不来？倒是也沾了你的光，那些汉奸特务收税的，到底来混闹的少了。”
大家扯了一阵闲话，汤面、烧饼已经端上来了。大家匆匆吃过，付了钱，走出门外。
这时候，小青骡子也吃饱了。它是在街上吃的，面前摆着一条长凳，上面放着半筐青草，不用说，它早已习惯了这种打尖方式。
大伙上了车。听说嘎子回来了，有不少人挤到车前来看。弄得嘎子怪不好意思的，他笑着说：“我是新媳妇吗？你们这么看我？”
“嘎子，你比新媳妇还希罕哩！”一个老头笑着说。
“回去吧，乡亲们，有工夫再来看望你们。”
那辆花轱辘马车已经开动，它又滚动在那高粱叶像流水一样哗哗响动着的平原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