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的战局一时就乱了。
先是四平被一举攻克，长春被围困几个月后，十几万人的守军举着白旗，踉跄着从城里走了出来。东北就剩下沈阳和锦州两个重镇了。东北能不能守得住，就看沈阳和锦州的保卫战了。四平失守，对东北的战局太关键了，共军把四平拿下了，等于扼住了东北守军的喉咙，陆路的支援是指望不上了，现在只剩下营口、葫芦岛海上的交通要道，还被国军牢牢控制着。
在蒋委员长的眼里，东北战局是一枚重要的棋子，内战能否取胜，东北是个龙头。几年前，他就派出重兵，和共产党抢着从日本人的手里接收城市和要地。
那时的东北很乱，日本人刚刚投降，日军兵营里哭喊声一片，家属和垦荒团都挤在昔日威严的兵营里，兵营几乎成了日本人的避难场所。昨日，迎风招展的膏药旗不见了，到处是一片狼藉，一幅灾难的景象。
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队伍都还没来得及抵达这里，苏联红军负责接管城市和要塞，苏联红军的队伍毕竟人数有限，就是有三头六臂，也接管不过来。光复后的东北，一时处于群龙无首的境地。后来，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部队闻风而动，纷纷派出各自的部队抢占东北，一直到苏联红军撤出，内战接着就打响了。两党为了各自的利益和前程，翻脸了，这就意味着，国共第二次合作宣告破产。
蒋委员长不惜重兵，将郑洞国、杜聿明等名将派往东北。东北的局势起初对国军是有利的，共产党的队伍在林彪、陈云的指挥下，只在北满、黑龙江一隅占据一些地盘。当时的国军上下对拿下东北信心百倍。却不料，几年之后，局势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长春和四平的失守，让东北这盘棋发生了质的改变。
蒋委员长为振作东北守军的气势，乘专机直抵兵荒马乱的沈阳，并作了重要指示：东北战局关乎全国的形势，东北守军要重整河山，死守东北，不成功，便成仁。蒋委员长不仅嘴上打气，行动上也是孤注一掷。他相继派出了援军，陆路走不通，派船从天津、秦皇岛码头出发，直抵营口和葫芦岛。有了援军，东北的守军似乎就看到了希望。
蒋委员长蜻蜓点水似的，在沈阳停了一下，挥了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紧锁着眉头又走了。
他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操心，东北、华东他都需要重新布防，万一东北守不住呢？当然，丢失东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把整个中国丢了。那会儿蒋委员长的心里是充满底气的，他手里毕竟还有几百万大军，中国大部分的领土也都被国军控制着，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两年后，他会带着一批残兵败将，灰溜溜地逃往孤岛台湾。
蒋委员长离开沈阳的第二天，军统局东北站中将站长徐寅初，召集本站的军统人员开了一次会。徐站长四十出头的年纪，眼仁呈深褐色，一副深不可测的样子。他的样子长得有些像中东人，别人一激动脸色绯红，他激动时，脸却是白的，有些铁青色。昨天，他在沈阳机场受到了蒋委员长威严的接见。他恭恭敬敬地给委员长敬了礼，喉头哽咽着唤了声：校长。徐寅初是黄埔四期的学生，一直把委员长的栽培当成荣耀，不论是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里，黄埔军校出来的学生都愿意称蒋委员长为校长。这般称谓，从感情上说是多层次的，也是复杂的。喊完了校长，蒋委员长漫不经心、例行公事般向他伸出了戴着白手套的右手，他捉住了，想用些力，却不敢，就那么不深不浅地擎着。委员长就说：寅初，东北战区不利啊。
顿时，他的眼里冒出了泪花，打了个激灵后，他双腿一并，哽着声音说：校长放心，徐某愿与东北共存亡。他说得发自肺腑，掷地有声。委员长却极其平静，只微微点了点头，类似这样的话他听得太多了，可结果却又怎样呢？败仗还不是接着打？不是溃不成军，就是扯起了白旗。这样的话，对久经战事的蒋委员长来说，已经是水波不兴了。
徐寅初站长是兴奋的，甚至可以说是亢奋的。校长亲临前线，风风火火地来了，又风尘仆仆地走了。他望着蒋委员长的座机缓缓地飞离了沈阳上空，他冲着专机远去的方向，在心里暗自发誓：校长，您放心吧，徐某愿与东北同在。他只恨手里没有兵权，如果这会儿交给他一支队伍，他可以冲在最前线，用鲜血和生命报效校长的栽培。可惜，他只是军统站的站长，听起来吓人，手里却只有五个人可以派上用场。
徐寅初站长在开会前仔细地把自己的手下，挨个儿看了一遍，再看了一眼自己的助手兼特别行动科科长乔天朝，国军中校。记得乔天朝刚到东北站报到时还是个小伙子，一脸的莽撞和青春，经过几年的磨砺，乔天朝的军衔从上尉升到中校，人也老成了，唇上的胡茬儿硬得扎手，很像他的年龄。
徐站长的目光又从乔天朝的脸上滑过，落在尚品的身上。尚品是机要室主任，一双眼睛溜圆，不知是职业养成的习惯，还是生性多疑，他似乎对谁都充满了戒意，眼睛盯了人骨碌碌乱转，让人很不舒服。
军统站另一个重要人物就是马天成了，官职上校，执行队的队长。他和徐站长是创建军统东北站的元老，年龄并不大，只有三十五六岁的样子。但在东北站，除了徐站长，他是资格最老的人了，也是徐站长最信得过的人之一。据说他还曾救过徐站长的命。马天成和徐站长感情不一般，众人在日常生活中已有领教。
徐站长召集军统局东北站的人开会，目的只有一个，为了表示军统的人和东北共存亡的决心。徐站长命令，军统站的人把家眷全都接到沈阳来。这就意味着断了大家的后路，没了后路，大家将一心一意为党国尽忠。
徐寅初为了表示自己的忠诚，已派人去徐州老家接家眷去了。徐州不仅有夫人，还有他的一对儿女。徐站长掐指算着，两天后一家老小就可以从徐州动身，坐火车到天津，然后乘船抵达葫芦岛，再辗转坐汽车到沈阳。不出意外，一个星期就可以到达。他命令自己的手下，要克服所有困难，半月之内务必使家眷们赶到沈阳。命令就是命令，大家即刻行动起来。接家眷到沈阳，对军统局的人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他们只需一纸电报发到南京总部，总部的人自然会办好。如果需要，还会派部队一路护送。这是战事的需要。
散会后，乔天朝有些发呆。直到徐寅初的手拍在他的肩上，他才恍过神来。徐寅初冲乔天朝淡然一笑，道：这次让弟妹来沈阳，有什么困难吗？
醒过神儿的乔天朝，双脚一并，正色道：站长放心，她一定准时来。为党国尽一份力。
徐寅初笑一笑，意味深长的样子。
先是四平被一举攻克，长春被围困几个月后，十几万人的守军举着白旗，踉跄着从城里走了出来。东北就剩下沈阳和锦州两个重镇了。东北能不能守得住，就看沈阳和锦州的保卫战了。四平失守，对东北的战局太关键了，共军把四平拿下了，等于扼住了东北守军的喉咙，陆路的支援是指望不上了，现在只剩下营口、葫芦岛海上的交通要道，还被国军牢牢控制着。
在蒋委员长的眼里，东北战局是一枚重要的棋子，内战能否取胜，东北是个龙头。几年前，他就派出重兵，和共产党抢着从日本人的手里接收城市和要地。
那时的东北很乱，日本人刚刚投降，日军兵营里哭喊声一片，家属和垦荒团都挤在昔日威严的兵营里，兵营几乎成了日本人的避难场所。昨日，迎风招展的膏药旗不见了，到处是一片狼藉，一幅灾难的景象。
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队伍都还没来得及抵达这里，苏联红军负责接管城市和要塞，苏联红军的队伍毕竟人数有限，就是有三头六臂，也接管不过来。光复后的东北，一时处于群龙无首的境地。后来，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部队闻风而动，纷纷派出各自的部队抢占东北，一直到苏联红军撤出，内战接着就打响了。两党为了各自的利益和前程，翻脸了，这就意味着，国共第二次合作宣告破产。
蒋委员长不惜重兵，将郑洞国、杜聿明等名将派往东北。东北的局势起初对国军是有利的，共产党的队伍在林彪、陈云的指挥下，只在北满、黑龙江一隅占据一些地盘。当时的国军上下对拿下东北信心百倍。却不料，几年之后，局势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长春和四平的失守，让东北这盘棋发生了质的改变。
蒋委员长为振作东北守军的气势，乘专机直抵兵荒马乱的沈阳，并作了重要指示：东北战局关乎全国的形势，东北守军要重整河山，死守东北，不成功，便成仁。蒋委员长不仅嘴上打气，行动上也是孤注一掷。他相继派出了援军，陆路走不通，派船从天津、秦皇岛码头出发，直抵营口和葫芦岛。有了援军，东北的守军似乎就看到了希望。
蒋委员长蜻蜓点水似的，在沈阳停了一下，挥了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紧锁着眉头又走了。
他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操心，东北、华东他都需要重新布防，万一东北守不住呢？当然，丢失东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把整个中国丢了。那会儿蒋委员长的心里是充满底气的，他手里毕竟还有几百万大军，中国大部分的领土也都被国军控制着，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两年后，他会带着一批残兵败将，灰溜溜地逃往孤岛台湾。
蒋委员长离开沈阳的第二天，军统局东北站中将站长徐寅初，召集本站的军统人员开了一次会。徐站长四十出头的年纪，眼仁呈深褐色，一副深不可测的样子。他的样子长得有些像中东人，别人一激动脸色绯红，他激动时，脸却是白的，有些铁青色。昨天，他在沈阳机场受到了蒋委员长威严的接见。他恭恭敬敬地给委员长敬了礼，喉头哽咽着唤了声：校长。徐寅初是黄埔四期的学生，一直把委员长的栽培当成荣耀，不论是公开场合还是私下里，黄埔军校出来的学生都愿意称蒋委员长为校长。这般称谓，从感情上说是多层次的，也是复杂的。喊完了校长，蒋委员长漫不经心、例行公事般向他伸出了戴着白手套的右手，他捉住了，想用些力，却不敢，就那么不深不浅地擎着。委员长就说：寅初，东北战区不利啊。
顿时，他的眼里冒出了泪花，打了个激灵后，他双腿一并，哽着声音说：校长放心，徐某愿与东北共存亡。他说得发自肺腑，掷地有声。委员长却极其平静，只微微点了点头，类似这样的话他听得太多了，可结果却又怎样呢？败仗还不是接着打？不是溃不成军，就是扯起了白旗。这样的话，对久经战事的蒋委员长来说，已经是水波不兴了。
徐寅初站长是兴奋的，甚至可以说是亢奋的。校长亲临前线，风风火火地来了，又风尘仆仆地走了。他望着蒋委员长的座机缓缓地飞离了沈阳上空，他冲着专机远去的方向，在心里暗自发誓：校长，您放心吧，徐某愿与东北同在。他只恨手里没有兵权，如果这会儿交给他一支队伍，他可以冲在最前线，用鲜血和生命报效校长的栽培。可惜，他只是军统站的站长，听起来吓人，手里却只有五个人可以派上用场。
徐寅初站长在开会前仔细地把自己的手下，挨个儿看了一遍，再看了一眼自己的助手兼特别行动科科长乔天朝，国军中校。记得乔天朝刚到东北站报到时还是个小伙子，一脸的莽撞和青春，经过几年的磨砺，乔天朝的军衔从上尉升到中校，人也老成了，唇上的胡茬儿硬得扎手，很像他的年龄。
徐站长的目光又从乔天朝的脸上滑过，落在尚品的身上。尚品是机要室主任，一双眼睛溜圆，不知是职业养成的习惯，还是生性多疑，他似乎对谁都充满了戒意，眼睛盯了人骨碌碌乱转，让人很不舒服。
军统站另一个重要人物就是马天成了，官职上校，执行队的队长。他和徐站长是创建军统东北站的元老，年龄并不大，只有三十五六岁的样子。但在东北站，除了徐站长，他是资格最老的人了，也是徐站长最信得过的人之一。据说他还曾救过徐站长的命。马天成和徐站长感情不一般，众人在日常生活中已有领教。
徐站长召集军统局东北站的人开会，目的只有一个，为了表示军统的人和东北共存亡的决心。徐站长命令，军统站的人把家眷全都接到沈阳来。这就意味着断了大家的后路，没了后路，大家将一心一意为党国尽忠。
徐寅初为了表示自己的忠诚，已派人去徐州老家接家眷去了。徐州不仅有夫人，还有他的一对儿女。徐站长掐指算着，两天后一家老小就可以从徐州动身，坐火车到天津，然后乘船抵达葫芦岛，再辗转坐汽车到沈阳。不出意外，一个星期就可以到达。他命令自己的手下，要克服所有困难，半月之内务必使家眷们赶到沈阳。命令就是命令，大家即刻行动起来。接家眷到沈阳，对军统局的人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他们只需一纸电报发到南京总部，总部的人自然会办好。如果需要，还会派部队一路护送。这是战事的需要。
散会后，乔天朝有些发呆。直到徐寅初的手拍在他的肩上，他才恍过神来。徐寅初冲乔天朝淡然一笑，道：这次让弟妹来沈阳，有什么困难吗？
醒过神儿的乔天朝，双脚一并，正色道：站长放心，她一定准时来。为党国尽一份力。
徐寅初笑一笑，意味深长的样子。
三年前的乔天朝还是八路军的一名侦察连长，确切地说乔天朝并不是他的真名，他的真名叫刘克豪。乔天朝是那个奉命去东北军统站报到的上尉参谋。那个名叫乔天朝的上尉参谋，是在八路军挺进东北的路上俘获的。俘虏乔天朝的正是刘克豪的侦察连。刘克豪所在的八路军独立三师，已经在鲁西南根据地打了几年游击了，队伍由弱到强，由小到大。三年前日本人投降了，那时部队放了三天假，他们在联欢了三天后，突然接到延安总部的指示，让他们独立师开赴东北，和国民党抢时间接收光复后的东北。当时已经有八路军的先头部队挺进东北了，并和那里的苏联红军接上了头。他们这个师出发几日后，由林彪、陈云率领的主力部队也从延安出发了。
上尉乔天朝是在河北境内被刘克豪的侦察连俘获的。乔天朝一副商人装扮，戴礼帽，穿长衫，正在前往东北沈阳赴任的路上。一个月前，乔天朝在重庆国民党陆军学院进修届满，日本人就投降了，蒋委员长电谕全国的国民党部队就近接收日本人统治的领地。他们这一届学员便都派上了用场。当时的东北战区军统站刚宣布成立不久，只有徐寅初站长和马天成两个人，站里急需用人，乔天朝便顺理成章地被派往东北。乔天朝从重庆出发，辗转着向东奔赴，每到一地，都有国民党的部队专人接送，他手里握着国民党军统局的公函，所到之处都受到特别照顾。到达保定后，他突然心血来潮，想回家看一看，他的老家就在保定附近的一个县里。父亲在北阀时期，曾在这里做过县长，他就是那个时候被父亲送到国民革命军的。那一年他初中毕业，才十六岁。少小离家，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十几年的时间，如白驹过隙，今天重新踏上家乡的土地，少年时的记忆袭上心头。他是从山西太原辗转到保定，到了保定地界，就该由这里的守军一路护送。在没回家前，他不想先惊动保定的国民党守军，如果那样的话，会很麻烦，也不自由，宴请是少不了的，废话也不会少说。一路上他就是这么过来的，军统局的人到哪里都很吃香，他们可以手眼通天，稍有不满，一个报告就可以打给总部，那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在当时，兵荒马乱的情况下，哪个国民党要员的手脚是干净的?平时大家都是睁只眼闭只眼的,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你不说，我不说，大家相安无事，但有人把事捅到上面去了，这就是个事了。军统局的人，就是负责这些事的人，在战时情况下，他们都握有生杀大权，可以先斩后奏，也就是说，军统局是怀揣尚方宝剑的一群人，走到哪里，没人敢轻视。
乔天朝一路上舟车劳顿，被迎来送往的搞得已经疲烦了，从山西一踏上河北地界，他就真的开始思乡了。虽然这些年没断了和家里的联系，但战事纷乱，也是有初一没有初五的，有时一封信辗转着半年有余才能收到。也是只见其字，不闻其声，十几年的思乡烈火炙烤、煎熬着乔天朝，胆大艺高的乔天朝突然作出了一个违背常规的决定，先不和保定的国军照面，直接回家省亲，这就给他几天后的被俘埋下了伏笔。刚到保定地界，他就把山西护送他的人马打发走了，他急不可待地租了一辆马车往家乡赶去。家乡的县城离保定只有二十几公里，两三个小时也就到了。
到了家里才知道，父亲已经不在了，家里只剩下母亲，和还没有出阁的妹妹。一家三口人抱头痛哭一场后，乔天朝对着物是人非的家就有了许多的感慨。自己离家参加革命时，父亲和母亲还满头青丝，十几年后回来，父亲不在了，母亲也是银丝覆黑发。看到苍老的母亲，他真想留在家里为她养老送终。当他的手无意中触碰到怀里军统局的委任状和手谕时，一下子又感受到了肩上的责任。这时的他清醒了一些，自己回到家里已经两天了，说不定保定方面都急疯了。思乡和对亲人的渴念得到了缓解，使命的担子重新又回到了肩上，他真不敢再耽搁了。他让妹妹领他去父亲的坟头上烧了些纸钱，就抱着父亲坟上的石碑，撕心裂肺地哭喊了几声“爹”。然后，挥手向母亲和妹妹告别，一步三回头地向保定方向走去。
就在那天的黎明时分，独立师的侦察连作为挺进东北的先头部队途经这里，一路上，独立师没进过城市，这里的大部分城市都被国民党的部队接管了，进城就会引起不必要的磨擦，况且他们的任务是火速赶到东北，和国民党抢时间，接收日本人留下的弹药物资。于是，他们只在城外兜了个圈子就北上了。
如果，乔天朝大大方方地在路上行走，刘克豪就不会对他起疑心，而此时的乔天朝一副商人打扮，穿长衫，戴礼帽，匆匆地走在乡村的土路上。正因为他是个训练有素的军人，潜意识让他多了份机警。侦察连分成三组，每组相隔一段距离，轻装前行，昼伏夜出，目标越小越好。侦察连的任务就是在前面寻找一条最佳的前行路线。没想到在这黎明时分，刘克豪带领的侦察连和乔天朝巧遇了。
乔天朝凭着一个军人的警觉意识到了有情况，他一闪身，躲进了路旁的树林里，同时把枪拔了出来。他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的部队，但他察觉到了潜在的危险。他这一举动，被刘克豪感觉到了，他向同伴做了个手势，所有的人都停下来。他冲身边的两个战士耳语：跟我来。便弯着腰潜进了乔天朝躲进去的那片树林。
乔天朝谛听了会儿动静，发现并没有什么，便以为自己听错了。他吁了口气，又观察了一会儿，仍没见异常情况，他收起枪，准备走出树林，重新赶路。刘克豪的枪口却已经顶在了他的头上。
乔天朝的身份很快就被弄清了，他想抵赖也没有用，他身上的委任状，还有档案，以及军统局的公函足以证明他的身份。但如何处置乔天朝却成了独立三师最头痛的问题。此时，表面上国共已是第二次合作时期，虽然为了接收日本人投降后的城市和物资，国共两支部队已经有了磨擦的迹象，但还没有彻底翻脸，如果在战时，处理乔天朝的问题就容易多了，于是三师的一份加急电报发到了延安，他们要向延安方面请示后，再作决定。乔天朝看清了抓获他的这支部队是八路军时，心安了许多。在国共合作时期，他们彼此称为友军，身为训练有素的乔天朝已经意识到国共之间的合作，在眼前的态势下已是名存实亡。从他被匆匆派往东北，以及国民党的种种迹象上来看，国共一战再所难免，虽然是这么说，但毕竟还没有开战。也就是说，现在他们还是友军，亮明自己的身份倒也无妨。于是，他把自己的身份和盘托出了。
几个小时后，延安方面来电。第一封电报的内容是这样的：这人很重要，不要轻易处置。又几个小时后，第二封电报发到了三师：日军投降，战局迷乱，东北尤甚。国共合作即将破裂，此人的军统身份对我很重要，借胎还魂，我方人员可打进东北局内部，对日后的东北局势至关重要，现全权委托三师处理此事。万万小心，不留后患，切切。
延安总部的命令，让侦察连长刘克豪摇身一变，成了军统上尉乔天朝。刘克豪化身乔天朝对他来说并不是件轻松的事情，他详细阅读了乔天朝的档案。为了更真实地走进乔天朝，他在一个农户家里，与乔天朝面对面地作了交流。十几年的军旅生涯，把乔天朝锤炼成了标准的军人。此时的乔天朝身份有些复杂，国共合作的美丽幻影即将破灭，但国共两支军队仍然互称着友军。乔天朝阴错阳差地撞到了独立三师的枪口上，当他看清眼前这支队伍是八路军时，他松了口气。不管将来如何，八路军还算得上是友军。他沉稳了下来，并亮出了自己的身份，他以为这样，八路军会很快放人，让他尽早踏上去东北赴任的行程。没想到，八路军对他很客气，不说让他走，也不说留人的话。后来，刘克豪就出现在他的面前，两个人四目相对地审视着对方。他觉得刘克豪是个怪人，就是这个人把他带到八路军师部的。那会儿，两个人在路上基本没有说话，一个在前面走，一个在后面跟。现在，刘克豪又出现了，用很怪的目光打量着他，他起初怀疑自己的身上、脸上出了什么问题，待仔细地看过，发现并没有什么纰漏时，才抬眼正色地望着刘克豪。眼前这个人让他有一种威慑感，同时也有一种亲近感。这一切都缘于对方的那种职业的味道，这种味道只有惺惺相惜者能够感受得到。于是，乔天朝也望着刘克豪。刘克豪盯着乔天朝的眼睛说话了：你叫乔天朝？
乔天朝没点头，也没有摇头。
好，不错的名字。刘克豪挥了一下手。
乔天朝咧了咧嘴，然后道：名字是爹妈给的，无所谓好不好。
刘克豪在乔天朝的眼神里感受到了，这是个颇具英武之气的军人，甚至他还感受到了一股冷冷的杀气。很好，他在心里说。他喜欢这样的人，为国军也有这样的人才感到有些痛惜，如果乔天朝是自己的战友，那结果又如何呢？
乔天朝不卑不亢地道：我还有公务在身，请问贵军何时放我走？
刘克豪微笑着说：何时放你走，我说了不算。我就是想和你聊聊。
乔天朝别过头去，望着房间的一角，不再说话了。
刘克豪看了一眼乔天朝，又看了一眼，出门时冲乔天朝挥了一下手，虽然没有多说什么，但凭这一点，他觉得自己完全理解乔天朝是什么样的一个军人了。
起初师长把这个任务交给他时，他有些吃惊，也有些突然。这几年他没少和国民党的部队打交道，尤其是那些下级军官，总觉得那些人的身上大都沾染了兵气和匪气，这是让他无法忍受的，而乔天朝让他改变了这一印象。他在乔天朝身上嗅到了一种职业军人的味道，虽然短短的几分钟，却让他有些喜欢上乔天朝了。
后来，他来不及多想，也没有时间去细想，他怀揣着军统局的委任状，带着乔天朝的档案，出发了。也就从那一刻开始，他由刘克豪变成了乔天朝。他先是和保定的守军接上了头，然后由保定到北平，又从北平到山海关，最后来到了沈阳。一路上都有专人护卫，可以说是受到了高度的重视。这一路下来，他渐渐地进入了角色。在八路军时，他听说过军统局，但从没与其打过交道，他没想到，军统局在国民党的队伍里会受到如此礼遇。
刘克豪现在是乔天朝，是军统局的上尉。他时时刻刻在提醒着自己的身份，一路马不停蹄地前行，受到高规格的恭迎和欢送，每到一处，上校和少将都对他笑脸相迎。每次宴请，他都坐在主宾的位置上，恭维的话语如蝗虫般飞进他的耳鼓。刚开始，他还有些不适应，举手投足间颇为拘谨，尽力做到少说多听，能不说的就不说，酒万万是不敢多喝的，喝也只喝三小杯，别人再劝，他就用手把酒杯护了，然后说：不胜酒力，到此为止。
敬酒的人也就笑一笑，他话不多讲，酒不多喝，场面自然就有些冷清。他觉察到了，便说：你们随意。别人并不随意，在军统局的人面前，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放肆，就一律微笑着，没话找话，说些皮皮毛毛的话，说认识重庆的某某要人。这些人所说的某某在重庆都是混得不错的，身居要职，他对那些要人的名字自然是陌生的，他就点点头，问得深了，便说：这人见过，不熟。别人就不好再问了，打着哈哈也就过去了。
一路上就这么过来了，他不担心路上的问题，他担心的是军统局的站长徐寅初，他那一关能否过去，才是至关重要的。好在乔天朝提供的信息里，可以肯定乔天朝和徐寅初并没有打过交道，更不认识，徐寅初是老军统了，乔天朝则是刚入军统大门的新兵。这样一来，他心里就有了底。况且，日本人刚投降，全国的局势还很乱，东北的局势更乱，苏联红军、国民党的部队、东北自治联军，三足鼎立，都在为各自的利益在抢占有利地形。
徐寅初当时还是少将，在最初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对他是心存戒备的，不断地发电报，向重庆方面核实情况，幸好当时的交通和通信的不便为刘克豪帮了大忙，否则穿帮是早晚的事。刘克豪在纷乱的局面中，一点点地走近了乔天朝，也走进了军统局东北站的核心。
三年下来，乔天朝由最初的上尉已经变成了中校了。他由新军统变成了资深的老军统了。在东北国民党军界中，都知道乔天朝的名字。如果东北的局面一直这样下去，他就会一路顺风顺水地走过来。没想到只三年的时间，东北的局势急转直下，迫不得已，国军要在东北背水一战了。
中将站长命令军统局的人把自己的家眷接来沈阳，徐寅初这么做的用意，是要让部队看看军统局的决心。他这决心下得很快，但对刘克豪、此时的乔天朝来说却一点也不轻松，甚至有些沉重。他在乔天朝的档案里了解到，乔天朝是有妻子的，此时就在徐州，是一家慈善医院的护士。
那天傍晚，乔天朝走出了军统局东北站的二层小楼。他走过了一条街，在街角买了一盒老刀牌香烟，从中抽出一支，一边吸着，一边又向前走去。前面有个耍猴的人，在表演猴子爬杆，地上铺了一块布，布上散碎地扔着一些零钱。再往前走，就是那个雷打不动，拉手风琴的阿廖沙了。阿廖沙是个俄国人，人很高大，怀里抱着的手风琴就显得很小。他闭着眼睛拉琴，不管有没有人听，他拉他的，地上倒放着一顶帽子，帽子里已经有了一些零钱。乔天朝走过去，看着阿廖沙拉琴，神情很专注。过了一会儿，又过了一会儿，他走过去，从兜里掏出一些毛票，不经意地扔到阿廖沙脚边的帽子里，临走时似乎还叹了口气。然后，头也不回地向前面一个茶馆走去。
阿廖沙在乔天朝的身影消失后，停止了拉琴，嘴里嘟哝着收起脚边的帽子，把那些零钱装在裤兜里，背上琴，然后又变戏法似的从身上掏出瓶酒，一边喝着，一边走开。
上尉乔天朝是在河北境内被刘克豪的侦察连俘获的。乔天朝一副商人装扮，戴礼帽，穿长衫，正在前往东北沈阳赴任的路上。一个月前，乔天朝在重庆国民党陆军学院进修届满，日本人就投降了，蒋委员长电谕全国的国民党部队就近接收日本人统治的领地。他们这一届学员便都派上了用场。当时的东北战区军统站刚宣布成立不久，只有徐寅初站长和马天成两个人，站里急需用人，乔天朝便顺理成章地被派往东北。乔天朝从重庆出发，辗转着向东奔赴，每到一地，都有国民党的部队专人接送，他手里握着国民党军统局的公函，所到之处都受到特别照顾。到达保定后，他突然心血来潮，想回家看一看，他的老家就在保定附近的一个县里。父亲在北阀时期，曾在这里做过县长，他就是那个时候被父亲送到国民革命军的。那一年他初中毕业，才十六岁。少小离家，一走，就再也没有回来过。十几年的时间，如白驹过隙，今天重新踏上家乡的土地，少年时的记忆袭上心头。他是从山西太原辗转到保定，到了保定地界，就该由这里的守军一路护送。在没回家前，他不想先惊动保定的国民党守军，如果那样的话，会很麻烦，也不自由，宴请是少不了的，废话也不会少说。一路上他就是这么过来的，军统局的人到哪里都很吃香，他们可以手眼通天，稍有不满，一个报告就可以打给总部，那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在当时，兵荒马乱的情况下，哪个国民党要员的手脚是干净的?平时大家都是睁只眼闭只眼的,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你不说，我不说，大家相安无事，但有人把事捅到上面去了，这就是个事了。军统局的人，就是负责这些事的人，在战时情况下，他们都握有生杀大权，可以先斩后奏，也就是说，军统局是怀揣尚方宝剑的一群人，走到哪里，没人敢轻视。
乔天朝一路上舟车劳顿，被迎来送往的搞得已经疲烦了，从山西一踏上河北地界，他就真的开始思乡了。虽然这些年没断了和家里的联系，但战事纷乱，也是有初一没有初五的，有时一封信辗转着半年有余才能收到。也是只见其字，不闻其声，十几年的思乡烈火炙烤、煎熬着乔天朝，胆大艺高的乔天朝突然作出了一个违背常规的决定，先不和保定的国军照面，直接回家省亲，这就给他几天后的被俘埋下了伏笔。刚到保定地界，他就把山西护送他的人马打发走了，他急不可待地租了一辆马车往家乡赶去。家乡的县城离保定只有二十几公里，两三个小时也就到了。
到了家里才知道，父亲已经不在了，家里只剩下母亲，和还没有出阁的妹妹。一家三口人抱头痛哭一场后，乔天朝对着物是人非的家就有了许多的感慨。自己离家参加革命时，父亲和母亲还满头青丝，十几年后回来，父亲不在了，母亲也是银丝覆黑发。看到苍老的母亲，他真想留在家里为她养老送终。当他的手无意中触碰到怀里军统局的委任状和手谕时，一下子又感受到了肩上的责任。这时的他清醒了一些，自己回到家里已经两天了，说不定保定方面都急疯了。思乡和对亲人的渴念得到了缓解，使命的担子重新又回到了肩上，他真不敢再耽搁了。他让妹妹领他去父亲的坟头上烧了些纸钱，就抱着父亲坟上的石碑，撕心裂肺地哭喊了几声“爹”。然后，挥手向母亲和妹妹告别，一步三回头地向保定方向走去。
就在那天的黎明时分，独立师的侦察连作为挺进东北的先头部队途经这里，一路上，独立师没进过城市，这里的大部分城市都被国民党的部队接管了，进城就会引起不必要的磨擦，况且他们的任务是火速赶到东北，和国民党抢时间，接收日本人留下的弹药物资。于是，他们只在城外兜了个圈子就北上了。
如果，乔天朝大大方方地在路上行走，刘克豪就不会对他起疑心，而此时的乔天朝一副商人打扮，穿长衫，戴礼帽，匆匆地走在乡村的土路上。正因为他是个训练有素的军人，潜意识让他多了份机警。侦察连分成三组，每组相隔一段距离，轻装前行，昼伏夜出，目标越小越好。侦察连的任务就是在前面寻找一条最佳的前行路线。没想到在这黎明时分，刘克豪带领的侦察连和乔天朝巧遇了。
乔天朝凭着一个军人的警觉意识到了有情况，他一闪身，躲进了路旁的树林里，同时把枪拔了出来。他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样的部队，但他察觉到了潜在的危险。他这一举动，被刘克豪感觉到了，他向同伴做了个手势，所有的人都停下来。他冲身边的两个战士耳语：跟我来。便弯着腰潜进了乔天朝躲进去的那片树林。
乔天朝谛听了会儿动静，发现并没有什么，便以为自己听错了。他吁了口气，又观察了一会儿，仍没见异常情况，他收起枪，准备走出树林，重新赶路。刘克豪的枪口却已经顶在了他的头上。
乔天朝的身份很快就被弄清了，他想抵赖也没有用，他身上的委任状，还有档案，以及军统局的公函足以证明他的身份。但如何处置乔天朝却成了独立三师最头痛的问题。此时，表面上国共已是第二次合作时期，虽然为了接收日本人投降后的城市和物资，国共两支部队已经有了磨擦的迹象，但还没有彻底翻脸，如果在战时，处理乔天朝的问题就容易多了，于是三师的一份加急电报发到了延安，他们要向延安方面请示后，再作决定。乔天朝看清了抓获他的这支部队是八路军时，心安了许多。在国共合作时期，他们彼此称为友军，身为训练有素的乔天朝已经意识到国共之间的合作，在眼前的态势下已是名存实亡。从他被匆匆派往东北，以及国民党的种种迹象上来看，国共一战再所难免，虽然是这么说，但毕竟还没有开战。也就是说，现在他们还是友军，亮明自己的身份倒也无妨。于是，他把自己的身份和盘托出了。
几个小时后，延安方面来电。第一封电报的内容是这样的：这人很重要，不要轻易处置。又几个小时后，第二封电报发到了三师：日军投降，战局迷乱，东北尤甚。国共合作即将破裂，此人的军统身份对我很重要，借胎还魂，我方人员可打进东北局内部，对日后的东北局势至关重要，现全权委托三师处理此事。万万小心，不留后患，切切。
延安总部的命令，让侦察连长刘克豪摇身一变，成了军统上尉乔天朝。刘克豪化身乔天朝对他来说并不是件轻松的事情，他详细阅读了乔天朝的档案。为了更真实地走进乔天朝，他在一个农户家里，与乔天朝面对面地作了交流。十几年的军旅生涯，把乔天朝锤炼成了标准的军人。此时的乔天朝身份有些复杂，国共合作的美丽幻影即将破灭，但国共两支军队仍然互称着友军。乔天朝阴错阳差地撞到了独立三师的枪口上，当他看清眼前这支队伍是八路军时，他松了口气。不管将来如何，八路军还算得上是友军。他沉稳了下来，并亮出了自己的身份，他以为这样，八路军会很快放人，让他尽早踏上去东北赴任的行程。没想到，八路军对他很客气，不说让他走，也不说留人的话。后来，刘克豪就出现在他的面前，两个人四目相对地审视着对方。他觉得刘克豪是个怪人，就是这个人把他带到八路军师部的。那会儿，两个人在路上基本没有说话，一个在前面走，一个在后面跟。现在，刘克豪又出现了，用很怪的目光打量着他，他起初怀疑自己的身上、脸上出了什么问题，待仔细地看过，发现并没有什么纰漏时，才抬眼正色地望着刘克豪。眼前这个人让他有一种威慑感，同时也有一种亲近感。这一切都缘于对方的那种职业的味道，这种味道只有惺惺相惜者能够感受得到。于是，乔天朝也望着刘克豪。刘克豪盯着乔天朝的眼睛说话了：你叫乔天朝？
乔天朝没点头，也没有摇头。
好，不错的名字。刘克豪挥了一下手。
乔天朝咧了咧嘴，然后道：名字是爹妈给的，无所谓好不好。
刘克豪在乔天朝的眼神里感受到了，这是个颇具英武之气的军人，甚至他还感受到了一股冷冷的杀气。很好，他在心里说。他喜欢这样的人，为国军也有这样的人才感到有些痛惜，如果乔天朝是自己的战友，那结果又如何呢？
乔天朝不卑不亢地道：我还有公务在身，请问贵军何时放我走？
刘克豪微笑着说：何时放你走，我说了不算。我就是想和你聊聊。
乔天朝别过头去，望着房间的一角，不再说话了。
刘克豪看了一眼乔天朝，又看了一眼，出门时冲乔天朝挥了一下手，虽然没有多说什么，但凭这一点，他觉得自己完全理解乔天朝是什么样的一个军人了。
起初师长把这个任务交给他时，他有些吃惊，也有些突然。这几年他没少和国民党的部队打交道，尤其是那些下级军官，总觉得那些人的身上大都沾染了兵气和匪气，这是让他无法忍受的，而乔天朝让他改变了这一印象。他在乔天朝身上嗅到了一种职业军人的味道，虽然短短的几分钟，却让他有些喜欢上乔天朝了。
后来，他来不及多想，也没有时间去细想，他怀揣着军统局的委任状，带着乔天朝的档案，出发了。也就从那一刻开始，他由刘克豪变成了乔天朝。他先是和保定的守军接上了头，然后由保定到北平，又从北平到山海关，最后来到了沈阳。一路上都有专人护卫，可以说是受到了高度的重视。这一路下来，他渐渐地进入了角色。在八路军时，他听说过军统局，但从没与其打过交道，他没想到，军统局在国民党的队伍里会受到如此礼遇。
刘克豪现在是乔天朝，是军统局的上尉。他时时刻刻在提醒着自己的身份，一路马不停蹄地前行，受到高规格的恭迎和欢送，每到一处，上校和少将都对他笑脸相迎。每次宴请，他都坐在主宾的位置上，恭维的话语如蝗虫般飞进他的耳鼓。刚开始，他还有些不适应，举手投足间颇为拘谨，尽力做到少说多听，能不说的就不说，酒万万是不敢多喝的，喝也只喝三小杯，别人再劝，他就用手把酒杯护了，然后说：不胜酒力，到此为止。
敬酒的人也就笑一笑，他话不多讲，酒不多喝，场面自然就有些冷清。他觉察到了，便说：你们随意。别人并不随意，在军统局的人面前，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放肆，就一律微笑着，没话找话，说些皮皮毛毛的话，说认识重庆的某某要人。这些人所说的某某在重庆都是混得不错的，身居要职，他对那些要人的名字自然是陌生的，他就点点头，问得深了，便说：这人见过，不熟。别人就不好再问了，打着哈哈也就过去了。
一路上就这么过来了，他不担心路上的问题，他担心的是军统局的站长徐寅初，他那一关能否过去，才是至关重要的。好在乔天朝提供的信息里，可以肯定乔天朝和徐寅初并没有打过交道，更不认识，徐寅初是老军统了，乔天朝则是刚入军统大门的新兵。这样一来，他心里就有了底。况且，日本人刚投降，全国的局势还很乱，东北的局势更乱，苏联红军、国民党的部队、东北自治联军，三足鼎立，都在为各自的利益在抢占有利地形。
徐寅初当时还是少将，在最初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对他是心存戒备的，不断地发电报，向重庆方面核实情况，幸好当时的交通和通信的不便为刘克豪帮了大忙，否则穿帮是早晚的事。刘克豪在纷乱的局面中，一点点地走近了乔天朝，也走进了军统局东北站的核心。
三年下来，乔天朝由最初的上尉已经变成了中校了。他由新军统变成了资深的老军统了。在东北国民党军界中，都知道乔天朝的名字。如果东北的局面一直这样下去，他就会一路顺风顺水地走过来。没想到只三年的时间，东北的局势急转直下，迫不得已，国军要在东北背水一战了。
中将站长命令军统局的人把自己的家眷接来沈阳，徐寅初这么做的用意，是要让部队看看军统局的决心。他这决心下得很快，但对刘克豪、此时的乔天朝来说却一点也不轻松，甚至有些沉重。他在乔天朝的档案里了解到，乔天朝是有妻子的，此时就在徐州，是一家慈善医院的护士。
那天傍晚，乔天朝走出了军统局东北站的二层小楼。他走过了一条街，在街角买了一盒老刀牌香烟，从中抽出一支，一边吸着，一边又向前走去。前面有个耍猴的人，在表演猴子爬杆，地上铺了一块布，布上散碎地扔着一些零钱。再往前走，就是那个雷打不动，拉手风琴的阿廖沙了。阿廖沙是个俄国人，人很高大，怀里抱着的手风琴就显得很小。他闭着眼睛拉琴，不管有没有人听，他拉他的，地上倒放着一顶帽子，帽子里已经有了一些零钱。乔天朝走过去，看着阿廖沙拉琴，神情很专注。过了一会儿，又过了一会儿，他走过去，从兜里掏出一些毛票，不经意地扔到阿廖沙脚边的帽子里，临走时似乎还叹了口气。然后，头也不回地向前面一个茶馆走去。
阿廖沙在乔天朝的身影消失后，停止了拉琴，嘴里嘟哝着收起脚边的帽子，把那些零钱装在裤兜里，背上琴，然后又变戏法似的从身上掏出瓶酒，一边喝着，一边走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