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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兇殺案
那棟公寓大樓在金沙街，正對查爾斯大飯店。我走進去時，前廳櫃臺後面有一位20歲左右的年輕人。
我掏出我的證件說：“我是刑事組的哈利警官，是不是你打電話要我來的？”
“不是我，先生，是公寓的經理桑格先生，另外一位警官要他留在屋裏，一直到你來。要不要我叫他？”
“不用，”我說，“我先上樓看看。”
313號處於三樓走道頂頭，那層樓大多數房門都開着，房客們不是站在自己的房門邊，就是站在走道上，朝313號張望，一位身穿製服的年輕警察站在門前。
我還沒有來得及掏出證件，那位警察使說：“你好，哈利警官。”
“你認識我？”我問。
“警官，我叫卡諾，我在警察學校的時候。你曾經到學校來給我們做過演講。”
那次演講是一個月前的事，那麽他顯然是剛從警察學校畢業的。
我揮揮手，讓他站到一邊，然後我開了313的門，走進屋裏。卡諾在我後面進來，關上門，靠在門上。這屋子顯然是單身漢住的，那個大房間白天是客廳兼餐廳，晚上從壁櫥裏推出活動床，這房間又成了臥室了。一間凹進去的小屋裏，有一個水池，一個櫥子，一個冰箱和一個爐竈，這間小屋很難說是廚房。浴室門開在小屋的一邊，一個小櫥子的門挨着另一面墻。
這時，活動床上仰臥着一個40歲的女人。她身材豐滿，但是臉不那麽迷人，因為她的喉嚨被鐵絲緊緊地纏着，整個臉都腫脹得變形了。她身上穿着一件粉紅色的睡袍，但它已經從脖子撕到下襬的邊緣。
我俯身檢查鐵絲，那是一種細小的、容易彎麯的鋼琴用鋼絲，事先就做了一個活扣，把活扣套進女人的右耳下面，活扣外還有一尺半長的鐵絲，這段鐵絲曾被兇手握在手中，它太細了，有可能會勒進兇手的手中，可是那上面並沒有任何血跡，所以，我斷定兇手戴着厚厚的手套。
卡諾說：“那鐵絲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突擊隊用來對付敵人哨兵的。”
“我知道，”我說，“我參加過二次世界大戰。”我又四處看看，沒有發現什麽綫索。
我對卡諾說：“好吧，把事情的經過告訴我。”
“那個女人叫愛瑪，公寓經理說，她一個人在這裏已經住了6個月。我猜她不是寡婦就是離婚了，她在伊利街的‘美麗美容院’當美容師。星期五那天，她沒有去上班，她的老闆打了幾次電話找她，可是，都沒有人接。今天，她又沒有去上班，她的老闆又打了幾次電話，又沒有人接。最後，老闆親自找來，公寓經理把門打開，結果，就發現了這個。”
我皺起眉頭，照這麽說，兇殺發生的時間，可能是在星期四晚上，而照屍體僵硬的樣子，也應該有那麽長時間了。我看看手錶，時間是3點30分。
“他們是幾點發現屍體的？”
“經理打電話通知警察局是3點，我和另個一位警察3點10分到這裏，他現在在外面汽車上，用無綫電話請示上級。”
我說：“我知道公寓經理現在在他的房間裏，可是，你說的那位美容院老闆在哪兒？”
“她也在經理房間裏，她很緊張，經理說要給她喝一點白蘭地。”
我讓卡諾留在現場，到了樓下，那位年輕人把我領到經理的房間。
公寓經理桑格個子很高，很瘦，大約60歲，他不是單身就是鰥夫。因為他那間公寓沒有一點女人同住的跡象。那位美容院老闆身材結實，大約50歲左右，一頭金色的假發，名叫瑪麗，我過去時，他們正像一對老朋友一樣喝着白蘭地和咖啡。在桑格的邀請下，我也喝了一杯咖啡。
“我真的不太瞭解愛瑪，”公寓經理說，“她按時付房租，從來不惹麻煩，是一個好房客，不過，我們交往很少。”
“她遇害的那天，誰值班？”我問。
他搖搖頭，“我們的門衛工作到午夜，之後就沒有人了，也沒有人進來。”
“星期四晚上誰值班？”
“傑爾，就是現在值班的那個，他從下午兩點值到午夜，每天都一樣，星期天休息。”經理很平靜地說。
我轉嚮瑪麗，“你和愛瑪女士很熟嗎？”
她臉上流露出憂傷的神情。“當然，”她說，“我們是多年的好朋友了，她一直在我的店裏工作，從開業到現在，已經10年了。我們在開業前就認識。”
“告訴我她的情況。”
“她是一個好人，喜歡開玩笑，無論什麽場合，衹要她在場，就充滿笑聲。她善於表演，總是站在桌子前，領大傢唱歌。”
“嗯，”我說，“這是在公開場合，私下裏呢？”
“哦，也是個樂天派，總是喜歡開玩笑。不過，在男人方面，她很不幸，她結過三次婚。”
“哦？你知道她前任丈夫的名字嗎？”她說她知道，於是我拿出記事簿，“好，說吧！”
她說愛瑪的第一任丈夫叫柏格，他和愛瑪10年前就離婚了，5年前去世。第二任丈夫叫安德遜，他和愛瑪結婚4年後離婚，現在住在加州，地址不詳，最後一位丈夫叫萊利，他和愛瑪大約6個月前離婚，離婚後，愛瑪就搬到這裏，萊利則仍住在他們原先的地方，在瑪裏蘭街，確切地址不詳。
她告訴我，愛瑪目前的男朋友是個卡車司機，名叫布爾，但不知道他住在哪裏。據瑪麗說，愛瑪沒有仇人。
我離開經理的房間，回到大廳櫃臺。
“你是傑爾？”我問那位值班的年輕人。
“是的，先生。”
“你星期四那天值班一直值到半夜？”
“是的，先生。”
“那天傍晚，你看見過愛瑪女上嗎？”
他點點頭：“大約5點1刻時，她從店裏回來，大約5點半時又出去，我想是出去吃晚飯吧，因為她大約7點纔回來，回來後就再沒有出現過。”
“在這以後，有沒有你不認識的人進入公寓？”
他先是搖搖頭，然後又說：“嗯，有一個郵差送來一封電報，大約在晚上9點鐘的時候。”
“送給誰？”
“我不知道，”他聳聳肩，“他帶着電報，直接進了電梯，就上去了。我沒有註意他到哪一層，他上去不到5分鐘就又下來了。”
我指了指櫃臺上的電話，問：“這個接不接外綫？”
“我可以給你接上。”他說，扭開櫃臺後面的開關，“你要撥哪裏？”
“電信局。”
當我告訴電信局我的身份和我的問題後，接電話的小姐要我稍等一會兒，她先查一下星期四的記錄。
查完後，她告訴我：“那份電報是送給愛瑪的，星期四晚上，你說的那個地址，電報是本地一個公共電話打來的，發報人叫馬森，地址是南優美街5328號。”
我把這些記下來，然後問：“內容是什麽？”
“那是我們擬好的生日賀詞，內容是：‘生日快樂，長命百歲。’署名是馬森。”
“謝謝，”我說。
我回到樓上，發現阿爾特提着試驗工具袋站在走道上。我請他進313室，嚮他解釋我要做的。我告訴他先找指紋，因為他找過指紋後，我還有一些搜查工作要做。說完之後，我便留下他，到外面去問問那些鄰居們。
住在三層的人，沒有一個在星期四晚上聽到任何異常的聲響，也沒有看到什麽可疑的事情。衹有一位住在走廊盡頭的女人，記得愛瑪大約在七點時候回來，然後進入房間。沒有人記得見過郵差。我又在樓下和樓上詢問了半天，也是一無所得。
我回到出事現場，阿爾特正在做他的工作。
他說：“我從不同的角度拍了三張照片，除了她自己的指紋外，沒有其他人的指紋，門也沒有任何撬開的痕跡。不過，門鎖很簡單，很容易撬開。”
“不會是這樣的吧，”我說，“經理是用鑰匙開門進來的。”
“對一位熟悉她的人來說，沒有必要撬門，她可能聽到熟悉的聲音，自己打開了門，殺人犯在作完案之後，衹要把門拉上，門鎖就會自動鎖上了。”
“你好像是來搜索證據的，”我說，“而不是來實地拍照的，你是不是想改行到刑事科來？”
“沒有，絶對沒有，”他說，一副尷尬的樣子，收拾好他的工具，離開了。
他走後，卡諾探頭進來說：“有幾個傢夥要把屍體擡到太平間。”
“好，叫他們進來擡吧。”
“她好像沒有經過法醫檢驗啊？”
我看看他，顯然，我在警察學校的演講漏掉了一些重要的東西。
我說：“你以為法醫會像電影上那樣，到每一個刑事案件現場嗎？”
“嗯——”他不解地搔搔頭。
“驗屍官有兩位助手，”我說，“他們的工作主要在辦公室，因為那裏有最現代化的設備供他們分析、化驗。你想想，他們來這裏幹什麽呢？”
“至少也要一位醫生開死亡證明啊？”他說。
“他們會在太平間開死亡證明的，”我說。
卡諾很不情願地讓人擡走屍體。屍體擡走後，我又在房間裏仔細搜查了一次，我找到的惟一的重要東西，是一本小册子，上面記錄着前三任丈夫和現任男朋友的姓名和住址。伯格那一欄用綫劃掉，並在旁邊註明“已死”二字。第二任丈夫安德遜的住址是加州伯明剋城。小册子上沒有馬森這個人。
房間裏也沒有生日賀電。
我打電話給總局，要求他們發3張傳票給愛瑪的第三任丈夫萊利、男友布爾和發電報的馬森。
這時已經快五點了，平常這時候我就下班了，可是，遇上了這個兇殺案，我怎麽也走不開。於是我打電話給我太太，告訴她我不回傢吃飯。然後我告訴卡諾，鎖上313室的門，貼上封條。
在回市中心的路上，我吃了一頓晚飯，回到辦公室已經快六點半了。山姆在值夜班，另外還有兩個穿製服的警察在辦公室裏，他們倆把萊利和布爾帶來了。
“馬森有消息嗎？”我問山姆。
“沒有，”山姆說，“南優美街並沒有5300以上的門牌，也沒有叫馬森的人。”
我皺皺眉，然後對一位警察說：“到電信局去，看看星期四是誰送的電報，請那個人來。”那位警察點點頭，出去了。
萊利是個瘦高個，大約45歲。他說他是酒廠的會計，星期四他們廠有一個酒會，酒會從晚上7點一直開到星期五早上上班的時候。他說，那天晚上他沒有回傢，和一個朋友在一起。我打電話給他那位朋友，那位朋友證明他說的是實話。
萊利說他與死者是心平氣和地離婚的，離婚後他們的關係仍然很好。他說愛瑪有很多女朋友，他自己也有很多朋友，他們的離婚是因為太瞭解對方了。他沒有聽說過馬森這個人。
我讓他走了。
布爾是個身材魁梧的人，大約50歲，他也有不在現場的證明。他開車去外地，星期四晚上在費城，他今天中午纔回來。他給我他公司的電話，我打電話給負責人，證明了布爾說的是實話。
布爾說，他最後一次見到愛瑪，是在星期三晚上，那天他們有約會。星期四早晨他就去了費城。他說他和愛瑪相處得很好。
“我們沒有訂婚，”他說，“我衹是帶她出去散散步，玩玩。不過，我們的感情越來越好。”
他也沒有聽說過叫馬森的人。我讓他走了。
這時，電信局的郵差來了。
他身材細長、瘦弱，臉尖尖的，大約25歲，名叫彼得，他說他記得星期四晚上給愛瑪送電報的事。
“她是一個人嗎？”我問。
“我沒有看見任何人在那裏，我沒有過去，但是門是開着的，我可以看到裏面，當然，也可能有人在門的那邊，或者在浴室裏。”
“你送電報給她時，她有什麽反應嗎？”
他聳聳肩說：“她並沒有當着我的面拆電報，她衹給了我一塊錢，然後就把門關上了。”
“她穿什麽樣的衣服？”
他想了想說：“我想穿的是唾袍，好像準備上床睡覺了，因為頭髮用發捲捲起來了。”
“電報怎麽不用親自到電報局打，而用電話呢？”我問。
“我們局裏有這個規定，那種電報像賀卡一樣，打電話通知我們，把錢扔進公共電話就可以了。”
“好，”我說，“我想就是這樣了。你是不是還上着班？”
“是，我9點纔下班，”他瞥了墻上的鐘一眼，“不過，現在我下班了。”隨着他的視綫，我看到已經是9點半了。
我也準備下班了，我告訴彼得說，我要送他回傢，他說他的汽車停在電信局，所以我開車送他到電信局。
星期日我休息，但是，上午我還是到局裏轉了一圈。有一份伯明剋城來的電報，說安德遜在那裏，已經告訴他不要離開該城。
化驗室那裏沒有什麽消息，所以我就離開了辦公室。
星期一上午，我發現兩份報告放在我的桌上。驗屍報告說死者是被勒死的，時間大約在星期五凌晨0點到4點之間，指甲裏沒有任何痕跡。這說明兇手沒有被抓傷，這並沒有讓我感到驚訝，因為兇手是從後面套上鐵絲的，死者到死都沒有反抗。
惟一的新消息是鐵絲的種類，這種鐵絲在任何一傢五金商店都可買到。
讓人意想不到的是，星期六，又發現了第二位受害者。
這次是一位22歲的私人秘書，她住在一所公寓裏，公寓位於市區的南邊，她的名字叫麗娜。
像上星期的死者一樣，她也是星期五沒有上班。老闆打電話給她，也沒有人接，她星期六休息。但是，她曾經和一位女同事約好上街購物。女同事打電話給她，還是沒有人接，這位女同事就急了，因為這位女同事知道她前一天沒有上班。於是這位女同事便打電話給麗娜的鄰居，鄰居看到她的窗戶沒有鎖，就爬了進去。
結果，發現麗娜的死因和愛瑪完全一樣，房門也是鎖着的。
在這個案子裏，沒有前任丈夫和男朋友可查，麗娜已經和一位現役軍人訂婚，未婚夫在越南，但她沒有再和別的男孩出去玩。她是個孤兒，沒有親戚，她的社交生活主要是參加教堂的集會和唱詩班。她的朋友說她是個很羞怯的女孩子，下班後大部分時間都在傢，沒有任何仇人。
驗屍報告說，她的死亡時間在星期四午夜至凌晨4點之間。
新聞記者給這個殺人犯起了個外號，叫“星期四夜晚殺人犯”，這成為頭條新聞。
我們再次做了詳盡的調查，可是仍然一無所獲。
再下個星期五早晨，第三位受害者出現了。她名叫安迪，住在城裏的貧民區，她的屍體是女房東催討房租時發現的。安迪38歲。
這個受害者惟一的不同之處，是她受害的時間是在星期五凌晨1點到3點之間，不過，這對我們辦案人員來說，也沒有什麽用處。
死了三個人，報紙上每天都在呼籲，請單身女人在星期四夜晚緊鎖房門，不要讓任何不認識的人進去。
我收集了許多有關三位受害者的資料，我一遍又一遍地讀，一遍又一遍地研究，想在三個婦女中找出一些共同之處，可是怎麽也找不出。
一位警官提醒我說：“哈利，在那些小流氓案子裏，總是會有某種固定的方法選擇受害者的。”
“你說說看。”我說。
“在傑剋一案中，受害者都是妓女；而波士頓那個殺人犯，他選擇的受害者都與當地醫院有關，不管是病人、雇員還是醫生。”
“那兩個案子都沒有偵破，”我不高興地說，“不過，這倒可以讓我感到 一點安慰。”
“別泄氣，”他說，“找出一個共同點，那你就可以根據那個綫索追查兇手了。也許兇手專門選有同樣顔色眼睛的女人，或者是梳某種發型的，總會有某種共同點的。”
到星期四，我一直找不出任何共同點。我感到巨大的壓力，害怕那天晚上又會有受害者。那位警官又來到我的辦公室，問：“有什麽綫索嗎？”
“惟一的共同之處，就是她們都是單身獨居。她們三人其他方面相差很大，想不想聽聽？”
“說吧。”
“從身材上講，愛瑪豐滿、麗娜苗條、安迪削瘦。愛瑪的頭髮、皮膚、眼睛均為褐色，麗娜和安迪頭髮是褐色和淡褐色，眼睛是藍色。年齡為42．22、38。背景：愛瑪出生於密西西比州的傑剋遜城，中學畢業，學美容；麗娜出生於聖路易斯，大學畢業，受過秘書訓練；安迪的過去無法追詢，但認識她的人說，她來自東部，沒有什麽學歷。性格方面，愛瑪是一個樂觀的人，結過三次婚；麗娜內嚮安靜，經常上教堂；安迪很活躍，可以說是個酒鬼。你說，我怎麽查下去？”
“除非你找出比這些更有效的共同點，”警官說。
我把三個捲宗放在桌子上，望着它們陷入沉思。三份捲宗上寫着她們的名字：愛瑪、麗娜、安迪。
突然，我發現了某種綫索：“瞧，她們的名字是按字母排列的。兇手會不會是根據電話號簿的人名來的呢？”
警官很感興趣地拍拍我的肩膀：“我們一起看看電話人名簿。”
我們順着第一頁剛看了一會兒，就發現了愛瑪的名字，隨後又發現了好幾個女人的名字。
“我想這大概就是綫索了，”警官說，“再見。”
警官走後，我又想，如果兇手是根據電話簿，那麽再過去，就應該能查到麗娜、安迪的名字。
我打開電話簿一查，果然查到了那兩個名字。
這樣看來，兇手是根據字母來的。
我下班回傢，吃完晚飯後，喝咖啡時，我太太對我說：“從你回傢到現在，一直心神不定，是不是因為今天是星期四晚上？”
“是啊，”我說，“我希望全市的單身婦女，按照報紙上的警告，好好地鎖上房門。”
“查出她們的共同點了嗎？”
“查出了一點，但好像沒有什麽用，”我把我的推論告訴她，“兇手可能是按電話簿上的字母來的。”
“天哪，”她說，“這也是進步啊。也許兇手是在每個字母中找一個單身女人。”
我凝視着我太太，我發現她的聰明總是讓我吃驚。
我站起身，深深地吻了吻她，然後準備打幾個電話。可是，我發現，要在電話上說明我的身份，比較睏難。於是我從電話簿上錄下幾個女人的名字，親自登門拜訪。
第一個叫芬妮，住在南優美街，是一棟兩層的房子。開門的是一位20歲的小夥子。
我出示自己的證件說：“我是哈利警官，芬妮女士在傢嗎？”
他說：“在傢，請進。”
他帶我走進客廳，有一位50歲的白發女人和一個18歲的男孩子在看電視。
“媽，這位是哈利警官，”小夥子說，“他找你。”
那位婦人驚訝地跟我打了個招呼，嚮我介紹了她的兩個兒子，我跟他們握握手。
“請坐，警官，”芬妮說。
“我不想多耽誤你的時間，”我說，“我還有很多事要做，我不想驚嚇你。不過，我相信‘星期四夜晚殺手’在一兩個星期前曾到過你傢，他最後放棄了，因為你有兩個健壯的兒子。所以，你不用害怕。”
她瞪大眼睛，年輕一點的那個男孩說：“如果他敢來，我就讓他死。”
“我相信他不會來了，他衹找單身的女人。現在，我請你們仔細想想，前兩個星期中，有沒有什麽可疑的人出現？例如上門推銷東西的人。”
母子三人互相望了一眼，母親說：“我想不出來。”
兩個男孩也想不出什麽，我嚮他們道謝，開車到第二個地址。
海蒂住在一棟磚房裏，她在那裏經營男子宿舍。大約60歲，但很強壯。
我表明身份後，問她有沒有什麽可疑的人或事發生，她搖搖頭：“男人經常來問有沒有房間出租，我也記不起哪個可疑。”
“你記不記得最近有什麽異常的事情發生？比如奇怪的電話之類的事。”
她本想搖頭，可是又笑了，“我收到一張生日賀電，那天根本不是我的生日。”
我一下激動起來，“什麽時候收到的？”我急忙問。
她想了一會兒，說：“上星期三，大約晚上8點鐘，那天不是我的生日，拍電報的人我也不認識。”
“你親自收的電報嗎？”
“不是，門鈴響的時候，屋裏的人都跑出來，那封電報誰拿去了，我也不知道。”
顯然，一大堆男人會嚇退兇手的。我想了想，然後問她：“我可不可以藉用你的電話？”
“當然可以。”
我先打電話給芬妮女士，我說：“我是哈利警官，請問，你最近收到過生日賀電嗎？”
“哦，有的，大約兩個星期前。”她說，“那事非常奇怪，打電報的人我根本不認識，再說，那天也不是我的生日。”
“你記得確切的時間嗎？”
“上上個星期一。”
“你親自收的電報嗎？”
“是的。”
“那時候兩個孩子在不在？”
她想了一會兒，最後說：“我不敢確定他們在不在前面，不過，他們總是在屋裏的。怎麽了？”
“我現在沒有時間解釋，”我說，“你有沒有和郵差說話？”
“想不起來了——是的，我們說話了。他問我，我是不是一個人單獨住在這麽大的房子裏，我告訴他，我和兩個兒子住在一起。”
“謝謝，”我說，“我現在很忙，再見！”
我看了看鐘，10點10分。
如果兇手還是像以前那樣動手的話，我還有時間，因為兇手不會在半夜前下手的。於是我在10點半時回到局裏。
值班的山姆看到我，大吃一驚說：“怎麽了？”
“我想我已經偵破了星期四殺人案，”我說。
我坐在辦公室前，又看了看捲宗，我更確信自己的想法沒錯。於是我對山姆說：“開張傳票，傳電信局叫彼得的郵差。他9點下班，如果不在，可以在電信局抄到他傢裏的住址，去把他帶來。”
“罪名是什麽？”山姆問。
“刑事犯罪嫌疑人，他是星期四夜晚殺人犯。”
山姆目瞪口呆地看着我。我嚮他解釋說：“他藉送電報的名義，去查看人傢的情況。他先在公共電話亭付錢打電報，把名字和地址告訴電信局的人，而那些電報總是由他送的，所以，打完電話後，回到辦公室，就可以接到送出的電報。這給他一個絶妙的機會，看看受害者是不是單獨一人住。如果對方不是單獨一人住，那麽，第二天他就再試另一個地方，一旦找到合適的人，午夜他再回來扼死她。”
山姆不再驚訝，開始打電話。
在他打電話的時候，我在電話簿上找到一個女人的名字：路易絲。
接電話的是一個男人，他告訴我，路易絲已經上床睡覺了，問我有什麽事。
“我是警察局的哈利警官，”我說，“我要和路易絲女士說話。”
“我是她的弟弟，”她說。
“路易絲最近收到什麽古怪的電報沒有？”
“哦，有的。”他很驚訝地說，“星期一晚上收到的，我們根本不認識打電報的人。”
“路易絲女士親自收到電報的嗎？”我問。
“不，是我收的。”
“我現在非常忙，沒有時間解釋，”我說，“明天看報紙就知道了，謝謝。”
我挂斷電話，打給第二個女性，蓓蒂。
她是星期二晚上接到生日電報的，但當我知道她已結婚，和丈夫住在一起時，我知道她不會受害的。
下一個是辛迪，她星期三晚上收到電報。
“你是不是獨居？”我問。
“是啊，怎麽了？”
“5分鐘內我會派警察到你那兒，關緊你的門，不許任何人進去，知道嗎？不許任何人進去。”
“你真嚇死我了，”她聲音顫抖地說，“怎麽回事？是不是那個殺人犯？”
“現在不用害怕，”我嚮她保證，“幾分鐘內就會有警察到你那兒。”
我挂斷電話，撥通警察局的指揮中心，說明情況，請他們派離辛迪傢最近的警車過去。
我的電話浪費了太多的時間，現在已經11點一刻，然後，我探詢地看着山姆。
“剛剛來了一個電話，”他說，“彼得不在傢。”
“那他一定去辛迪那裏了，”我說，“我們該不該先把那個地方包圍起來？”
山姆聳聳肩說：“他是個小矮個，衹帶了一條鐵絲，兩輛警車足夠了。”
“我覺得我還是親自去一趟，”我說。
她的地址是在森林路，當我把車停在兩層灰色建築門前時，已經是午夜了，一部沒有人坐的警車停在對面不遠的地方，我立刻緊張起來，因為他們不應該把警車停在看得見的地方。
我走到大門前，大門鎖着，所以我按了按門鈴，開門的是一位穿着製服的警察，手裏握着手槍。
出示證件後，我說：“都佈置好了嗎？”
“好了，”他說，讓我進去，“我看他根本進不來。”
走廊陰沉沉的，衹有一盞小燈。
“這是什麽地方？”我問。
“女工的宿舍，她們一人一間，但起碼有20多個人住在這裏，還有一位管理員。我的搭檔在樓上辛迪小姐房裏。”
我覺得全身發冷，大叫道：“電話在哪兒？”
他吃驚地看着我，說：“就在前面走廊。”
我查了電話簿，下一個女人的名字是蘇菲，她住得離這裏不遠。
蘇菲聽上去好像剛剛醒來，我開門見山地對她說：“我是警察局的哈利警官，很抱歉這麽晚打擾你，但事情緊急，請問你最近接到什麽電報沒有？”
“有的，”她驚訝地說，“就在今天晚上，我收到一份生日賀電，今天根本不是我的生日。”
我全身發冷，問：“你是不是一個人住？”
“是的。”
“你住的是什麽樣的房子？”
“樓下4個房間的公寓。”
“聽我說，”我說，“我們相信，那個殺人兇手會找到你那裏，5分鐘之內，我會和一個警察趕到你那裏。你鎖好門，不要讓任何人進去。”
“好的，”她驚恐地說。
我對那位警察說：“走吧，我需要你的製服。我穿便服，她可能不相信。”
“樓上我的同伴呢？”他問。
“別管他，”我叫道，“快走！”
我們4分鐘內趕到那棟房子，那房子每層都有一個入口。
我剛到門口，伸手想按門鈴，裏面忽然傳來槍聲。
我推了推門，門是鎖着的，我用手槍打掉門鎖，衝了進去。
屋裏沒有開燈，但當我們進入後面的房間時，有一個女人叫道：“是警察嗎？”
“是，”我回答說，沿着叫聲方向走去。
廚房亮着燈，一位二十五六歲的紅發女郎站在廚房和臥室之間，她穿着細花點的睡袍，一手握着一把微型手槍，一手拿着電筒。
後門大開着，門邊躺着彼得的屍體，一手提着小型工具箱，一手拿着一捲鐵絲，手上戴着厚厚的皮手套。
“你挂上電話後，我就聽到後門有響動，”紅發女郎說，“我握着手槍和電筒，關掉電燈，站在這裏，直到我聽到開門聲，然後我按亮手電筒，照過去，我看到他手中的鐵絲，於是我就開槍了。”
她說完後，露出微笑，然後就昏倒了。
很不幸，彼得被擊中要害，所以，他沒法回答任何問題。我們追查他的過去，發現他有心理不正常的紀錄。
我真想問他一個問題：為什麽他要選星期四晚上殺人呢？
我掏出我的證件說：“我是刑事組的哈利警官，是不是你打電話要我來的？”
“不是我，先生，是公寓的經理桑格先生，另外一位警官要他留在屋裏，一直到你來。要不要我叫他？”
“不用，”我說，“我先上樓看看。”
313號處於三樓走道頂頭，那層樓大多數房門都開着，房客們不是站在自己的房門邊，就是站在走道上，朝313號張望，一位身穿製服的年輕警察站在門前。
我還沒有來得及掏出證件，那位警察使說：“你好，哈利警官。”
“你認識我？”我問。
“警官，我叫卡諾，我在警察學校的時候。你曾經到學校來給我們做過演講。”
那次演講是一個月前的事，那麽他顯然是剛從警察學校畢業的。
我揮揮手，讓他站到一邊，然後我開了313的門，走進屋裏。卡諾在我後面進來，關上門，靠在門上。這屋子顯然是單身漢住的，那個大房間白天是客廳兼餐廳，晚上從壁櫥裏推出活動床，這房間又成了臥室了。一間凹進去的小屋裏，有一個水池，一個櫥子，一個冰箱和一個爐竈，這間小屋很難說是廚房。浴室門開在小屋的一邊，一個小櫥子的門挨着另一面墻。
這時，活動床上仰臥着一個40歲的女人。她身材豐滿，但是臉不那麽迷人，因為她的喉嚨被鐵絲緊緊地纏着，整個臉都腫脹得變形了。她身上穿着一件粉紅色的睡袍，但它已經從脖子撕到下襬的邊緣。
我俯身檢查鐵絲，那是一種細小的、容易彎麯的鋼琴用鋼絲，事先就做了一個活扣，把活扣套進女人的右耳下面，活扣外還有一尺半長的鐵絲，這段鐵絲曾被兇手握在手中，它太細了，有可能會勒進兇手的手中，可是那上面並沒有任何血跡，所以，我斷定兇手戴着厚厚的手套。
卡諾說：“那鐵絲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突擊隊用來對付敵人哨兵的。”
“我知道，”我說，“我參加過二次世界大戰。”我又四處看看，沒有發現什麽綫索。
我對卡諾說：“好吧，把事情的經過告訴我。”
“那個女人叫愛瑪，公寓經理說，她一個人在這裏已經住了6個月。我猜她不是寡婦就是離婚了，她在伊利街的‘美麗美容院’當美容師。星期五那天，她沒有去上班，她的老闆打了幾次電話找她，可是，都沒有人接。今天，她又沒有去上班，她的老闆又打了幾次電話，又沒有人接。最後，老闆親自找來，公寓經理把門打開，結果，就發現了這個。”
我皺起眉頭，照這麽說，兇殺發生的時間，可能是在星期四晚上，而照屍體僵硬的樣子，也應該有那麽長時間了。我看看手錶，時間是3點30分。
“他們是幾點發現屍體的？”
“經理打電話通知警察局是3點，我和另個一位警察3點10分到這裏，他現在在外面汽車上，用無綫電話請示上級。”
我說：“我知道公寓經理現在在他的房間裏，可是，你說的那位美容院老闆在哪兒？”
“她也在經理房間裏，她很緊張，經理說要給她喝一點白蘭地。”
我讓卡諾留在現場，到了樓下，那位年輕人把我領到經理的房間。
公寓經理桑格個子很高，很瘦，大約60歲，他不是單身就是鰥夫。因為他那間公寓沒有一點女人同住的跡象。那位美容院老闆身材結實，大約50歲左右，一頭金色的假發，名叫瑪麗，我過去時，他們正像一對老朋友一樣喝着白蘭地和咖啡。在桑格的邀請下，我也喝了一杯咖啡。
“我真的不太瞭解愛瑪，”公寓經理說，“她按時付房租，從來不惹麻煩，是一個好房客，不過，我們交往很少。”
“她遇害的那天，誰值班？”我問。
他搖搖頭，“我們的門衛工作到午夜，之後就沒有人了，也沒有人進來。”
“星期四晚上誰值班？”
“傑爾，就是現在值班的那個，他從下午兩點值到午夜，每天都一樣，星期天休息。”經理很平靜地說。
我轉嚮瑪麗，“你和愛瑪女士很熟嗎？”
她臉上流露出憂傷的神情。“當然，”她說，“我們是多年的好朋友了，她一直在我的店裏工作，從開業到現在，已經10年了。我們在開業前就認識。”
“告訴我她的情況。”
“她是一個好人，喜歡開玩笑，無論什麽場合，衹要她在場，就充滿笑聲。她善於表演，總是站在桌子前，領大傢唱歌。”
“嗯，”我說，“這是在公開場合，私下裏呢？”
“哦，也是個樂天派，總是喜歡開玩笑。不過，在男人方面，她很不幸，她結過三次婚。”
“哦？你知道她前任丈夫的名字嗎？”她說她知道，於是我拿出記事簿，“好，說吧！”
她說愛瑪的第一任丈夫叫柏格，他和愛瑪10年前就離婚了，5年前去世。第二任丈夫叫安德遜，他和愛瑪結婚4年後離婚，現在住在加州，地址不詳，最後一位丈夫叫萊利，他和愛瑪大約6個月前離婚，離婚後，愛瑪就搬到這裏，萊利則仍住在他們原先的地方，在瑪裏蘭街，確切地址不詳。
她告訴我，愛瑪目前的男朋友是個卡車司機，名叫布爾，但不知道他住在哪裏。據瑪麗說，愛瑪沒有仇人。
我離開經理的房間，回到大廳櫃臺。
“你是傑爾？”我問那位值班的年輕人。
“是的，先生。”
“你星期四那天值班一直值到半夜？”
“是的，先生。”
“那天傍晚，你看見過愛瑪女上嗎？”
他點點頭：“大約5點1刻時，她從店裏回來，大約5點半時又出去，我想是出去吃晚飯吧，因為她大約7點纔回來，回來後就再沒有出現過。”
“在這以後，有沒有你不認識的人進入公寓？”
他先是搖搖頭，然後又說：“嗯，有一個郵差送來一封電報，大約在晚上9點鐘的時候。”
“送給誰？”
“我不知道，”他聳聳肩，“他帶着電報，直接進了電梯，就上去了。我沒有註意他到哪一層，他上去不到5分鐘就又下來了。”
我指了指櫃臺上的電話，問：“這個接不接外綫？”
“我可以給你接上。”他說，扭開櫃臺後面的開關，“你要撥哪裏？”
“電信局。”
當我告訴電信局我的身份和我的問題後，接電話的小姐要我稍等一會兒，她先查一下星期四的記錄。
查完後，她告訴我：“那份電報是送給愛瑪的，星期四晚上，你說的那個地址，電報是本地一個公共電話打來的，發報人叫馬森，地址是南優美街5328號。”
我把這些記下來，然後問：“內容是什麽？”
“那是我們擬好的生日賀詞，內容是：‘生日快樂，長命百歲。’署名是馬森。”
“謝謝，”我說。
我回到樓上，發現阿爾特提着試驗工具袋站在走道上。我請他進313室，嚮他解釋我要做的。我告訴他先找指紋，因為他找過指紋後，我還有一些搜查工作要做。說完之後，我便留下他，到外面去問問那些鄰居們。
住在三層的人，沒有一個在星期四晚上聽到任何異常的聲響，也沒有看到什麽可疑的事情。衹有一位住在走廊盡頭的女人，記得愛瑪大約在七點時候回來，然後進入房間。沒有人記得見過郵差。我又在樓下和樓上詢問了半天，也是一無所得。
我回到出事現場，阿爾特正在做他的工作。
他說：“我從不同的角度拍了三張照片，除了她自己的指紋外，沒有其他人的指紋，門也沒有任何撬開的痕跡。不過，門鎖很簡單，很容易撬開。”
“不會是這樣的吧，”我說，“經理是用鑰匙開門進來的。”
“對一位熟悉她的人來說，沒有必要撬門，她可能聽到熟悉的聲音，自己打開了門，殺人犯在作完案之後，衹要把門拉上，門鎖就會自動鎖上了。”
“你好像是來搜索證據的，”我說，“而不是來實地拍照的，你是不是想改行到刑事科來？”
“沒有，絶對沒有，”他說，一副尷尬的樣子，收拾好他的工具，離開了。
他走後，卡諾探頭進來說：“有幾個傢夥要把屍體擡到太平間。”
“好，叫他們進來擡吧。”
“她好像沒有經過法醫檢驗啊？”
我看看他，顯然，我在警察學校的演講漏掉了一些重要的東西。
我說：“你以為法醫會像電影上那樣，到每一個刑事案件現場嗎？”
“嗯——”他不解地搔搔頭。
“驗屍官有兩位助手，”我說，“他們的工作主要在辦公室，因為那裏有最現代化的設備供他們分析、化驗。你想想，他們來這裏幹什麽呢？”
“至少也要一位醫生開死亡證明啊？”他說。
“他們會在太平間開死亡證明的，”我說。
卡諾很不情願地讓人擡走屍體。屍體擡走後，我又在房間裏仔細搜查了一次，我找到的惟一的重要東西，是一本小册子，上面記錄着前三任丈夫和現任男朋友的姓名和住址。伯格那一欄用綫劃掉，並在旁邊註明“已死”二字。第二任丈夫安德遜的住址是加州伯明剋城。小册子上沒有馬森這個人。
房間裏也沒有生日賀電。
我打電話給總局，要求他們發3張傳票給愛瑪的第三任丈夫萊利、男友布爾和發電報的馬森。
這時已經快五點了，平常這時候我就下班了，可是，遇上了這個兇殺案，我怎麽也走不開。於是我打電話給我太太，告訴她我不回傢吃飯。然後我告訴卡諾，鎖上313室的門，貼上封條。
在回市中心的路上，我吃了一頓晚飯，回到辦公室已經快六點半了。山姆在值夜班，另外還有兩個穿製服的警察在辦公室裏，他們倆把萊利和布爾帶來了。
“馬森有消息嗎？”我問山姆。
“沒有，”山姆說，“南優美街並沒有5300以上的門牌，也沒有叫馬森的人。”
我皺皺眉，然後對一位警察說：“到電信局去，看看星期四是誰送的電報，請那個人來。”那位警察點點頭，出去了。
萊利是個瘦高個，大約45歲。他說他是酒廠的會計，星期四他們廠有一個酒會，酒會從晚上7點一直開到星期五早上上班的時候。他說，那天晚上他沒有回傢，和一個朋友在一起。我打電話給他那位朋友，那位朋友證明他說的是實話。
萊利說他與死者是心平氣和地離婚的，離婚後他們的關係仍然很好。他說愛瑪有很多女朋友，他自己也有很多朋友，他們的離婚是因為太瞭解對方了。他沒有聽說過馬森這個人。
我讓他走了。
布爾是個身材魁梧的人，大約50歲，他也有不在現場的證明。他開車去外地，星期四晚上在費城，他今天中午纔回來。他給我他公司的電話，我打電話給負責人，證明了布爾說的是實話。
布爾說，他最後一次見到愛瑪，是在星期三晚上，那天他們有約會。星期四早晨他就去了費城。他說他和愛瑪相處得很好。
“我們沒有訂婚，”他說，“我衹是帶她出去散散步，玩玩。不過，我們的感情越來越好。”
他也沒有聽說過叫馬森的人。我讓他走了。
這時，電信局的郵差來了。
他身材細長、瘦弱，臉尖尖的，大約25歲，名叫彼得，他說他記得星期四晚上給愛瑪送電報的事。
“她是一個人嗎？”我問。
“我沒有看見任何人在那裏，我沒有過去，但是門是開着的，我可以看到裏面，當然，也可能有人在門的那邊，或者在浴室裏。”
“你送電報給她時，她有什麽反應嗎？”
他聳聳肩說：“她並沒有當着我的面拆電報，她衹給了我一塊錢，然後就把門關上了。”
“她穿什麽樣的衣服？”
他想了想說：“我想穿的是唾袍，好像準備上床睡覺了，因為頭髮用發捲捲起來了。”
“電報怎麽不用親自到電報局打，而用電話呢？”我問。
“我們局裏有這個規定，那種電報像賀卡一樣，打電話通知我們，把錢扔進公共電話就可以了。”
“好，”我說，“我想就是這樣了。你是不是還上着班？”
“是，我9點纔下班，”他瞥了墻上的鐘一眼，“不過，現在我下班了。”隨着他的視綫，我看到已經是9點半了。
我也準備下班了，我告訴彼得說，我要送他回傢，他說他的汽車停在電信局，所以我開車送他到電信局。
星期日我休息，但是，上午我還是到局裏轉了一圈。有一份伯明剋城來的電報，說安德遜在那裏，已經告訴他不要離開該城。
化驗室那裏沒有什麽消息，所以我就離開了辦公室。
星期一上午，我發現兩份報告放在我的桌上。驗屍報告說死者是被勒死的，時間大約在星期五凌晨0點到4點之間，指甲裏沒有任何痕跡。這說明兇手沒有被抓傷，這並沒有讓我感到驚訝，因為兇手是從後面套上鐵絲的，死者到死都沒有反抗。
惟一的新消息是鐵絲的種類，這種鐵絲在任何一傢五金商店都可買到。
讓人意想不到的是，星期六，又發現了第二位受害者。
這次是一位22歲的私人秘書，她住在一所公寓裏，公寓位於市區的南邊，她的名字叫麗娜。
像上星期的死者一樣，她也是星期五沒有上班。老闆打電話給她，也沒有人接，她星期六休息。但是，她曾經和一位女同事約好上街購物。女同事打電話給她，還是沒有人接，這位女同事就急了，因為這位女同事知道她前一天沒有上班。於是這位女同事便打電話給麗娜的鄰居，鄰居看到她的窗戶沒有鎖，就爬了進去。
結果，發現麗娜的死因和愛瑪完全一樣，房門也是鎖着的。
在這個案子裏，沒有前任丈夫和男朋友可查，麗娜已經和一位現役軍人訂婚，未婚夫在越南，但她沒有再和別的男孩出去玩。她是個孤兒，沒有親戚，她的社交生活主要是參加教堂的集會和唱詩班。她的朋友說她是個很羞怯的女孩子，下班後大部分時間都在傢，沒有任何仇人。
驗屍報告說，她的死亡時間在星期四午夜至凌晨4點之間。
新聞記者給這個殺人犯起了個外號，叫“星期四夜晚殺人犯”，這成為頭條新聞。
我們再次做了詳盡的調查，可是仍然一無所獲。
再下個星期五早晨，第三位受害者出現了。她名叫安迪，住在城裏的貧民區，她的屍體是女房東催討房租時發現的。安迪38歲。
這個受害者惟一的不同之處，是她受害的時間是在星期五凌晨1點到3點之間，不過，這對我們辦案人員來說，也沒有什麽用處。
死了三個人，報紙上每天都在呼籲，請單身女人在星期四夜晚緊鎖房門，不要讓任何不認識的人進去。
我收集了許多有關三位受害者的資料，我一遍又一遍地讀，一遍又一遍地研究，想在三個婦女中找出一些共同之處，可是怎麽也找不出。
一位警官提醒我說：“哈利，在那些小流氓案子裏，總是會有某種固定的方法選擇受害者的。”
“你說說看。”我說。
“在傑剋一案中，受害者都是妓女；而波士頓那個殺人犯，他選擇的受害者都與當地醫院有關，不管是病人、雇員還是醫生。”
“那兩個案子都沒有偵破，”我不高興地說，“不過，這倒可以讓我感到 一點安慰。”
“別泄氣，”他說，“找出一個共同點，那你就可以根據那個綫索追查兇手了。也許兇手專門選有同樣顔色眼睛的女人，或者是梳某種發型的，總會有某種共同點的。”
到星期四，我一直找不出任何共同點。我感到巨大的壓力，害怕那天晚上又會有受害者。那位警官又來到我的辦公室，問：“有什麽綫索嗎？”
“惟一的共同之處，就是她們都是單身獨居。她們三人其他方面相差很大，想不想聽聽？”
“說吧。”
“從身材上講，愛瑪豐滿、麗娜苗條、安迪削瘦。愛瑪的頭髮、皮膚、眼睛均為褐色，麗娜和安迪頭髮是褐色和淡褐色，眼睛是藍色。年齡為42．22、38。背景：愛瑪出生於密西西比州的傑剋遜城，中學畢業，學美容；麗娜出生於聖路易斯，大學畢業，受過秘書訓練；安迪的過去無法追詢，但認識她的人說，她來自東部，沒有什麽學歷。性格方面，愛瑪是一個樂觀的人，結過三次婚；麗娜內嚮安靜，經常上教堂；安迪很活躍，可以說是個酒鬼。你說，我怎麽查下去？”
“除非你找出比這些更有效的共同點，”警官說。
我把三個捲宗放在桌子上，望着它們陷入沉思。三份捲宗上寫着她們的名字：愛瑪、麗娜、安迪。
突然，我發現了某種綫索：“瞧，她們的名字是按字母排列的。兇手會不會是根據電話號簿的人名來的呢？”
警官很感興趣地拍拍我的肩膀：“我們一起看看電話人名簿。”
我們順着第一頁剛看了一會兒，就發現了愛瑪的名字，隨後又發現了好幾個女人的名字。
“我想這大概就是綫索了，”警官說，“再見。”
警官走後，我又想，如果兇手是根據電話簿，那麽再過去，就應該能查到麗娜、安迪的名字。
我打開電話簿一查，果然查到了那兩個名字。
這樣看來，兇手是根據字母來的。
我下班回傢，吃完晚飯後，喝咖啡時，我太太對我說：“從你回傢到現在，一直心神不定，是不是因為今天是星期四晚上？”
“是啊，”我說，“我希望全市的單身婦女，按照報紙上的警告，好好地鎖上房門。”
“查出她們的共同點了嗎？”
“查出了一點，但好像沒有什麽用，”我把我的推論告訴她，“兇手可能是按電話簿上的字母來的。”
“天哪，”她說，“這也是進步啊。也許兇手是在每個字母中找一個單身女人。”
我凝視着我太太，我發現她的聰明總是讓我吃驚。
我站起身，深深地吻了吻她，然後準備打幾個電話。可是，我發現，要在電話上說明我的身份，比較睏難。於是我從電話簿上錄下幾個女人的名字，親自登門拜訪。
第一個叫芬妮，住在南優美街，是一棟兩層的房子。開門的是一位20歲的小夥子。
我出示自己的證件說：“我是哈利警官，芬妮女士在傢嗎？”
他說：“在傢，請進。”
他帶我走進客廳，有一位50歲的白發女人和一個18歲的男孩子在看電視。
“媽，這位是哈利警官，”小夥子說，“他找你。”
那位婦人驚訝地跟我打了個招呼，嚮我介紹了她的兩個兒子，我跟他們握握手。
“請坐，警官，”芬妮說。
“我不想多耽誤你的時間，”我說，“我還有很多事要做，我不想驚嚇你。不過，我相信‘星期四夜晚殺手’在一兩個星期前曾到過你傢，他最後放棄了，因為你有兩個健壯的兒子。所以，你不用害怕。”
她瞪大眼睛，年輕一點的那個男孩說：“如果他敢來，我就讓他死。”
“我相信他不會來了，他衹找單身的女人。現在，我請你們仔細想想，前兩個星期中，有沒有什麽可疑的人出現？例如上門推銷東西的人。”
母子三人互相望了一眼，母親說：“我想不出來。”
兩個男孩也想不出什麽，我嚮他們道謝，開車到第二個地址。
海蒂住在一棟磚房裏，她在那裏經營男子宿舍。大約60歲，但很強壯。
我表明身份後，問她有沒有什麽可疑的人或事發生，她搖搖頭：“男人經常來問有沒有房間出租，我也記不起哪個可疑。”
“你記不記得最近有什麽異常的事情發生？比如奇怪的電話之類的事。”
她本想搖頭，可是又笑了，“我收到一張生日賀電，那天根本不是我的生日。”
我一下激動起來，“什麽時候收到的？”我急忙問。
她想了一會兒，說：“上星期三，大約晚上8點鐘，那天不是我的生日，拍電報的人我也不認識。”
“你親自收的電報嗎？”
“不是，門鈴響的時候，屋裏的人都跑出來，那封電報誰拿去了，我也不知道。”
顯然，一大堆男人會嚇退兇手的。我想了想，然後問她：“我可不可以藉用你的電話？”
“當然可以。”
我先打電話給芬妮女士，我說：“我是哈利警官，請問，你最近收到過生日賀電嗎？”
“哦，有的，大約兩個星期前。”她說，“那事非常奇怪，打電報的人我根本不認識，再說，那天也不是我的生日。”
“你記得確切的時間嗎？”
“上上個星期一。”
“你親自收的電報嗎？”
“是的。”
“那時候兩個孩子在不在？”
她想了一會兒，最後說：“我不敢確定他們在不在前面，不過，他們總是在屋裏的。怎麽了？”
“我現在沒有時間解釋，”我說，“你有沒有和郵差說話？”
“想不起來了——是的，我們說話了。他問我，我是不是一個人單獨住在這麽大的房子裏，我告訴他，我和兩個兒子住在一起。”
“謝謝，”我說，“我現在很忙，再見！”
我看了看鐘，10點10分。
如果兇手還是像以前那樣動手的話，我還有時間，因為兇手不會在半夜前下手的。於是我在10點半時回到局裏。
值班的山姆看到我，大吃一驚說：“怎麽了？”
“我想我已經偵破了星期四殺人案，”我說。
我坐在辦公室前，又看了看捲宗，我更確信自己的想法沒錯。於是我對山姆說：“開張傳票，傳電信局叫彼得的郵差。他9點下班，如果不在，可以在電信局抄到他傢裏的住址，去把他帶來。”
“罪名是什麽？”山姆問。
“刑事犯罪嫌疑人，他是星期四夜晚殺人犯。”
山姆目瞪口呆地看着我。我嚮他解釋說：“他藉送電報的名義，去查看人傢的情況。他先在公共電話亭付錢打電報，把名字和地址告訴電信局的人，而那些電報總是由他送的，所以，打完電話後，回到辦公室，就可以接到送出的電報。這給他一個絶妙的機會，看看受害者是不是單獨一人住。如果對方不是單獨一人住，那麽，第二天他就再試另一個地方，一旦找到合適的人，午夜他再回來扼死她。”
山姆不再驚訝，開始打電話。
在他打電話的時候，我在電話簿上找到一個女人的名字：路易絲。
接電話的是一個男人，他告訴我，路易絲已經上床睡覺了，問我有什麽事。
“我是警察局的哈利警官，”我說，“我要和路易絲女士說話。”
“我是她的弟弟，”她說。
“路易絲最近收到什麽古怪的電報沒有？”
“哦，有的。”他很驚訝地說，“星期一晚上收到的，我們根本不認識打電報的人。”
“路易絲女士親自收到電報的嗎？”我問。
“不，是我收的。”
“我現在非常忙，沒有時間解釋，”我說，“明天看報紙就知道了，謝謝。”
我挂斷電話，打給第二個女性，蓓蒂。
她是星期二晚上接到生日電報的，但當我知道她已結婚，和丈夫住在一起時，我知道她不會受害的。
下一個是辛迪，她星期三晚上收到電報。
“你是不是獨居？”我問。
“是啊，怎麽了？”
“5分鐘內我會派警察到你那兒，關緊你的門，不許任何人進去，知道嗎？不許任何人進去。”
“你真嚇死我了，”她聲音顫抖地說，“怎麽回事？是不是那個殺人犯？”
“現在不用害怕，”我嚮她保證，“幾分鐘內就會有警察到你那兒。”
我挂斷電話，撥通警察局的指揮中心，說明情況，請他們派離辛迪傢最近的警車過去。
我的電話浪費了太多的時間，現在已經11點一刻，然後，我探詢地看着山姆。
“剛剛來了一個電話，”他說，“彼得不在傢。”
“那他一定去辛迪那裏了，”我說，“我們該不該先把那個地方包圍起來？”
山姆聳聳肩說：“他是個小矮個，衹帶了一條鐵絲，兩輛警車足夠了。”
“我覺得我還是親自去一趟，”我說。
她的地址是在森林路，當我把車停在兩層灰色建築門前時，已經是午夜了，一部沒有人坐的警車停在對面不遠的地方，我立刻緊張起來，因為他們不應該把警車停在看得見的地方。
我走到大門前，大門鎖着，所以我按了按門鈴，開門的是一位穿着製服的警察，手裏握着手槍。
出示證件後，我說：“都佈置好了嗎？”
“好了，”他說，讓我進去，“我看他根本進不來。”
走廊陰沉沉的，衹有一盞小燈。
“這是什麽地方？”我問。
“女工的宿舍，她們一人一間，但起碼有20多個人住在這裏，還有一位管理員。我的搭檔在樓上辛迪小姐房裏。”
我覺得全身發冷，大叫道：“電話在哪兒？”
他吃驚地看着我，說：“就在前面走廊。”
我查了電話簿，下一個女人的名字是蘇菲，她住得離這裏不遠。
蘇菲聽上去好像剛剛醒來，我開門見山地對她說：“我是警察局的哈利警官，很抱歉這麽晚打擾你，但事情緊急，請問你最近接到什麽電報沒有？”
“有的，”她驚訝地說，“就在今天晚上，我收到一份生日賀電，今天根本不是我的生日。”
我全身發冷，問：“你是不是一個人住？”
“是的。”
“你住的是什麽樣的房子？”
“樓下4個房間的公寓。”
“聽我說，”我說，“我們相信，那個殺人兇手會找到你那裏，5分鐘之內，我會和一個警察趕到你那裏。你鎖好門，不要讓任何人進去。”
“好的，”她驚恐地說。
我對那位警察說：“走吧，我需要你的製服。我穿便服，她可能不相信。”
“樓上我的同伴呢？”他問。
“別管他，”我叫道，“快走！”
我們4分鐘內趕到那棟房子，那房子每層都有一個入口。
我剛到門口，伸手想按門鈴，裏面忽然傳來槍聲。
我推了推門，門是鎖着的，我用手槍打掉門鎖，衝了進去。
屋裏沒有開燈，但當我們進入後面的房間時，有一個女人叫道：“是警察嗎？”
“是，”我回答說，沿着叫聲方向走去。
廚房亮着燈，一位二十五六歲的紅發女郎站在廚房和臥室之間，她穿着細花點的睡袍，一手握着一把微型手槍，一手拿着電筒。
後門大開着，門邊躺着彼得的屍體，一手提着小型工具箱，一手拿着一捲鐵絲，手上戴着厚厚的皮手套。
“你挂上電話後，我就聽到後門有響動，”紅發女郎說，“我握着手槍和電筒，關掉電燈，站在這裏，直到我聽到開門聲，然後我按亮手電筒，照過去，我看到他手中的鐵絲，於是我就開槍了。”
她說完後，露出微笑，然後就昏倒了。
很不幸，彼得被擊中要害，所以，他沒法回答任何問題。我們追查他的過去，發現他有心理不正常的紀錄。
我真想問他一個問題：為什麽他要選星期四晚上殺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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