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星期四凶杀案
那栋公寓大楼在金沙街，正对查尔斯大饭店。我走进去时，前厅柜台后面有一位20岁左右的年轻人。
我掏出我的证件说：“我是刑事组的哈利警官，是不是你打电话要我来的？”
“不是我，先生，是公寓的经理桑格先生，另外一位警官要他留在屋里，一直到你来。要不要我叫他？”
“不用，”我说，“我先上楼看看。”
313号处于三楼走道顶头，那层楼大多数房门都开着，房客们不是站在自己的房门边，就是站在走道上，朝313号张望，一位身穿制服的年轻警察站在门前。
我还没有来得及掏出证件，那位警察使说：“你好，哈利警官。”
“你认识我？”我问。
“警官，我叫卡诺，我在警察学校的时候。你曾经到学校来给我们做过演讲。”
那次演讲是一个月前的事，那么他显然是刚从警察学校毕业的。
我挥挥手，让他站到一边，然后我开了313的门，走进屋里。卡诺在我后面进来，关上门，靠在门上。这屋子显然是单身汉住的，那个大房间白天是客厅兼餐厅，晚上从壁橱里推出活动床，这房间又成了卧室了。一间凹进去的小屋里，有一个水池，一个橱子，一个冰箱和一个炉灶，这间小屋很难说是厨房。浴室门开在小屋的一边，一个小橱子的门挨着另一面墙。
这时，活动床上仰卧着一个40岁的女人。她身材丰满，但是脸不那么迷人，因为她的喉咙被铁丝紧紧地缠着，整个脸都肿胀得变形了。她身上穿着一件粉红色的睡袍，但它已经从脖子撕到下摆的边缘。
我俯身检查铁丝，那是一种细小的、容易弯曲的钢琴用钢丝，事先就做了一个活扣，把活扣套进女人的右耳下面，活扣外还有一尺半长的铁丝，这段铁丝曾被凶手握在手中，它太细了，有可能会勒进凶手的手中，可是那上面并没有任何血迹，所以，我断定凶手戴着厚厚的手套。
卡诺说：“那铁丝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突击队用来对付敌人哨兵的。”
“我知道，”我说，“我参加过二次世界大战。”我又四处看看，没有发现什么线索。
我对卡诺说：“好吧，把事情的经过告诉我。”
“那个女人叫爱玛，公寓经理说，她一个人在这里已经住了6个月。我猜她不是寡妇就是离婚了，她在伊利街的‘美丽美容院’当美容师。星期五那天，她没有去上班，她的老板打了几次电话找她，可是，都没有人接。今天，她又没有去上班，她的老板又打了几次电话，又没有人接。最后，老板亲自找来，公寓经理把门打开，结果，就发现了这个。”
我皱起眉头，照这么说，凶杀发生的时间，可能是在星期四晚上，而照尸体僵硬的样子，也应该有那么长时间了。我看看手表，时间是3点30分。
“他们是几点发现尸体的？”
“经理打电话通知警察局是3点，我和另个一位警察3点10分到这里，他现在在外面汽车上，用无线电话请示上级。”
我说：“我知道公寓经理现在在他的房间里，可是，你说的那位美容院老板在哪儿？”
“她也在经理房间里，她很紧张，经理说要给她喝一点白兰地。”
我让卡诺留在现场，到了楼下，那位年轻人把我领到经理的房间。
公寓经理桑格个子很高，很瘦，大约60岁，他不是单身就是鳏夫。因为他那间公寓没有一点女人同住的迹象。那位美容院老板身材结实，大约50岁左右，一头金色的假发，名叫玛丽，我过去时，他们正像一对老朋友一样喝着白兰地和咖啡。在桑格的邀请下，我也喝了一杯咖啡。
“我真的不太了解爱玛，”公寓经理说，“她按时付房租，从来不惹麻烦，是一个好房客，不过，我们交往很少。”
“她遇害的那天，谁值班？”我问。
他摇摇头，“我们的门卫工作到午夜，之后就没有人了，也没有人进来。”
“星期四晚上谁值班？”
“杰尔，就是现在值班的那个，他从下午两点值到午夜，每天都一样，星期天休息。”经理很平静地说。
我转向玛丽，“你和爱玛女士很熟吗？”
她脸上流露出忧伤的神情。“当然，”她说，“我们是多年的好朋友了，她一直在我的店里工作，从开业到现在，已经10年了。我们在开业前就认识。”
“告诉我她的情况。”
“她是一个好人，喜欢开玩笑，无论什么场合，只要她在场，就充满笑声。她善于表演，总是站在桌子前，领大家唱歌。”
“嗯，”我说，“这是在公开场合，私下里呢？”
“哦，也是个乐天派，总是喜欢开玩笑。不过，在男人方面，她很不幸，她结过三次婚。”
“哦？你知道她前任丈夫的名字吗？”她说她知道，于是我拿出记事簿，“好，说吧！”
她说爱玛的第一任丈夫叫柏格，他和爱玛10年前就离婚了，5年前去世。第二任丈夫叫安德逊，他和爱玛结婚4年后离婚，现在住在加州，地址不详，最后一位丈夫叫莱利，他和爱玛大约6个月前离婚，离婚后，爱玛就搬到这里，莱利则仍住在他们原先的地方，在玛里兰街，确切地址不详。
她告诉我，爱玛目前的男朋友是个卡车司机，名叫布尔，但不知道他住在哪里。据玛丽说，爱玛没有仇人。
我离开经理的房间，回到大厅柜台。
“你是杰尔？”我问那位值班的年轻人。
“是的，先生。”
“你星期四那天值班一直值到半夜？”
“是的，先生。”
“那天傍晚，你看见过爱玛女上吗？”
他点点头：“大约5点1刻时，她从店里回来，大约5点半时又出去，我想是出去吃晚饭吧，因为她大约7点才回来，回来后就再没有出现过。”
“在这以后，有没有你不认识的人进入公寓？”
他先是摇摇头，然后又说：“嗯，有一个邮差送来一封电报，大约在晚上9点钟的时候。”
“送给谁？”
“我不知道，”他耸耸肩，“他带着电报，直接进了电梯，就上去了。我没有注意他到哪一层，他上去不到5分钟就又下来了。”
我指了指柜台上的电话，问：“这个接不接外线？”
“我可以给你接上。”他说，扭开柜台后面的开关，“你要拨哪里？”
“电信局。”
当我告诉电信局我的身份和我的问题后，接电话的小姐要我稍等一会儿，她先查一下星期四的记录。
查完后，她告诉我：“那份电报是送给爱玛的，星期四晚上，你说的那个地址，电报是本地一个公共电话打来的，发报人叫马森，地址是南优美街5328号。”
我把这些记下来，然后问：“内容是什么？”
“那是我们拟好的生日贺词，内容是：‘生日快乐，长命百岁。’署名是马森。”
“谢谢，”我说。
我回到楼上，发现阿尔特提着试验工具袋站在走道上。我请他进313室，向他解释我要做的。我告诉他先找指纹，因为他找过指纹后，我还有一些搜查工作要做。说完之后，我便留下他，到外面去问问那些邻居们。
住在三层的人，没有一个在星期四晚上听到任何异常的声响，也没有看到什么可疑的事情。只有一位住在走廊尽头的女人，记得爱玛大约在七点时候回来，然后进入房间。没有人记得见过邮差。我又在楼下和楼上询问了半天，也是一无所得。
我回到出事现场，阿尔特正在做他的工作。
他说：“我从不同的角度拍了三张照片，除了她自己的指纹外，没有其他人的指纹，门也没有任何撬开的痕迹。不过，门锁很简单，很容易撬开。”
“不会是这样的吧，”我说，“经理是用钥匙开门进来的。”
“对一位熟悉她的人来说，没有必要撬门，她可能听到熟悉的声音，自己打开了门，杀人犯在作完案之后，只要把门拉上，门锁就会自动锁上了。”
“你好像是来搜索证据的，”我说，“而不是来实地拍照的，你是不是想改行到刑事科来？”
“没有，绝对没有，”他说，一副尴尬的样子，收拾好他的工具，离开了。
他走后，卡诺探头进来说：“有几个家伙要把尸体抬到太平间。”
“好，叫他们进来抬吧。”
“她好像没有经过法医检验啊？”
我看看他，显然，我在警察学校的演讲漏掉了一些重要的东西。
我说：“你以为法医会像电影上那样，到每一个刑事案件现场吗？”
“嗯——”他不解地搔搔头。
“验尸官有两位助手，”我说，“他们的工作主要在办公室，因为那里有最现代化的设备供他们分析、化验。你想想，他们来这里干什么呢？”
“至少也要一位医生开死亡证明啊？”他说。
“他们会在太平间开死亡证明的，”我说。
卡诺很不情愿地让人抬走尸体。尸体抬走后，我又在房间里仔细搜查了一次，我找到的惟一的重要东西，是一本小册子，上面记录着前三任丈夫和现任男朋友的姓名和住址。伯格那一栏用线划掉，并在旁边注明“已死”二字。第二任丈夫安德逊的住址是加州伯明克城。小册子上没有马森这个人。
房间里也没有生日贺电。
我打电话给总局，要求他们发3张传票给爱玛的第三任丈夫莱利、男友布尔和发电报的马森。
这时已经快五点了，平常这时候我就下班了，可是，遇上了这个凶杀案，我怎么也走不开。于是我打电话给我太太，告诉她我不回家吃饭。然后我告诉卡诺，锁上313室的门，贴上封条。
在回市中心的路上，我吃了一顿晚饭，回到办公室已经快六点半了。山姆在值夜班，另外还有两个穿制服的警察在办公室里，他们俩把莱利和布尔带来了。
“马森有消息吗？”我问山姆。
“没有，”山姆说，“南优美街并没有5300以上的门牌，也没有叫马森的人。”
我皱皱眉，然后对一位警察说：“到电信局去，看看星期四是谁送的电报，请那个人来。”那位警察点点头，出去了。
莱利是个瘦高个，大约45岁。他说他是酒厂的会计，星期四他们厂有一个酒会，酒会从晚上7点一直开到星期五早上上班的时候。他说，那天晚上他没有回家，和一个朋友在一起。我打电话给他那位朋友，那位朋友证明他说的是实话。
莱利说他与死者是心平气和地离婚的，离婚后他们的关系仍然很好。他说爱玛有很多女朋友，他自己也有很多朋友，他们的离婚是因为太了解对方了。他没有听说过马森这个人。
我让他走了。
布尔是个身材魁梧的人，大约50岁，他也有不在现场的证明。他开车去外地，星期四晚上在费城，他今天中午才回来。他给我他公司的电话，我打电话给负责人，证明了布尔说的是实话。
布尔说，他最后一次见到爱玛，是在星期三晚上，那天他们有约会。星期四早晨他就去了费城。他说他和爱玛相处得很好。
“我们没有订婚，”他说，“我只是带她出去散散步，玩玩。不过，我们的感情越来越好。”
他也没有听说过叫马森的人。我让他走了。
这时，电信局的邮差来了。
他身材细长、瘦弱，脸尖尖的，大约25岁，名叫彼得，他说他记得星期四晚上给爱玛送电报的事。
“她是一个人吗？”我问。
“我没有看见任何人在那里，我没有过去，但是门是开着的，我可以看到里面，当然，也可能有人在门的那边，或者在浴室里。”
“你送电报给她时，她有什么反应吗？”
他耸耸肩说：“她并没有当着我的面拆电报，她只给了我一块钱，然后就把门关上了。”
“她穿什么样的衣服？”
他想了想说：“我想穿的是唾袍，好像准备上床睡觉了，因为头发用发卷卷起来了。”
“电报怎么不用亲自到电报局打，而用电话呢？”我问。
“我们局里有这个规定，那种电报像贺卡一样，打电话通知我们，把钱扔进公共电话就可以了。”
“好，”我说，“我想就是这样了。你是不是还上着班？”
“是，我9点才下班，”他瞥了墙上的钟一眼，“不过，现在我下班了。”随着他的视线，我看到已经是9点半了。
我也准备下班了，我告诉彼得说，我要送他回家，他说他的汽车停在电信局，所以我开车送他到电信局。
星期日我休息，但是，上午我还是到局里转了一圈。有一份伯明克城来的电报，说安德逊在那里，已经告诉他不要离开该城。
化验室那里没有什么消息，所以我就离开了办公室。
星期一上午，我发现两份报告放在我的桌上。验尸报告说死者是被勒死的，时间大约在星期五凌晨0点到4点之间，指甲里没有任何痕迹。这说明凶手没有被抓伤，这并没有让我感到惊讶，因为凶手是从后面套上铁丝的，死者到死都没有反抗。
惟一的新消息是铁丝的种类，这种铁丝在任何一家五金商店都可买到。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星期六，又发现了第二位受害者。
这次是一位22岁的私人秘书，她住在一所公寓里，公寓位于市区的南边，她的名字叫丽娜。
像上星期的死者一样，她也是星期五没有上班。老板打电话给她，也没有人接，她星期六休息。但是，她曾经和一位女同事约好上街购物。女同事打电话给她，还是没有人接，这位女同事就急了，因为这位女同事知道她前一天没有上班。于是这位女同事便打电话给丽娜的邻居，邻居看到她的窗户没有锁，就爬了进去。
结果，发现丽娜的死因和爱玛完全一样，房门也是锁着的。
在这个案子里，没有前任丈夫和男朋友可查，丽娜已经和一位现役军人订婚，未婚夫在越南，但她没有再和别的男孩出去玩。她是个孤儿，没有亲戚，她的社交生活主要是参加教堂的集会和唱诗班。她的朋友说她是个很羞怯的女孩子，下班后大部分时间都在家，没有任何仇人。
验尸报告说，她的死亡时间在星期四午夜至凌晨4点之间。
新闻记者给这个杀人犯起了个外号，叫“星期四夜晚杀人犯”，这成为头条新闻。
我们再次做了详尽的调查，可是仍然一无所获。
再下个星期五早晨，第三位受害者出现了。她名叫安迪，住在城里的贫民区，她的尸体是女房东催讨房租时发现的。安迪38岁。
这个受害者惟一的不同之处，是她受害的时间是在星期五凌晨1点到3点之间，不过，这对我们办案人员来说，也没有什么用处。
死了三个人，报纸上每天都在呼吁，请单身女人在星期四夜晚紧锁房门，不要让任何不认识的人进去。
我收集了许多有关三位受害者的资料，我一遍又一遍地读，一遍又一遍地研究，想在三个妇女中找出一些共同之处，可是怎么也找不出。
一位警官提醒我说：“哈利，在那些小流氓案子里，总是会有某种固定的方法选择受害者的。”
“你说说看。”我说。
“在杰克一案中，受害者都是妓女；而波士顿那个杀人犯，他选择的受害者都与当地医院有关，不管是病人、雇员还是医生。”
“那两个案子都没有侦破，”我不高兴地说，“不过，这倒可以让我感到 一点安慰。”
“别泄气，”他说，“找出一个共同点，那你就可以根据那个线索追查凶手了。也许凶手专门选有同样颜色眼睛的女人，或者是梳某种发型的，总会有某种共同点的。”
到星期四，我一直找不出任何共同点。我感到巨大的压力，害怕那天晚上又会有受害者。那位警官又来到我的办公室，问：“有什么线索吗？”
“惟一的共同之处，就是她们都是单身独居。她们三人其他方面相差很大，想不想听听？”
“说吧。”
“从身材上讲，爱玛丰满、丽娜苗条、安迪削瘦。爱玛的头发、皮肤、眼睛均为褐色，丽娜和安迪头发是褐色和淡褐色，眼睛是蓝色。年龄为42．22、38。背景：爱玛出生于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城，中学毕业，学美容；丽娜出生于圣路易斯，大学毕业，受过秘书训练；安迪的过去无法追询，但认识她的人说，她来自东部，没有什么学历。性格方面，爱玛是一个乐观的人，结过三次婚；丽娜内向安静，经常上教堂；安迪很活跃，可以说是个酒鬼。你说，我怎么查下去？”
“除非你找出比这些更有效的共同点，”警官说。
我把三个卷宗放在桌子上，望着它们陷入沉思。三份卷宗上写着她们的名字：爱玛、丽娜、安迪。
突然，我发现了某种线索：“瞧，她们的名字是按字母排列的。凶手会不会是根据电话号簿的人名来的呢？”
警官很感兴趣地拍拍我的肩膀：“我们一起看看电话人名簿。”
我们顺着第一页刚看了一会儿，就发现了爱玛的名字，随后又发现了好几个女人的名字。
“我想这大概就是线索了，”警官说，“再见。”
警官走后，我又想，如果凶手是根据电话簿，那么再过去，就应该能查到丽娜、安迪的名字。
我打开电话簿一查，果然查到了那两个名字。
这样看来，凶手是根据字母来的。
我下班回家，吃完晚饭后，喝咖啡时，我太太对我说：“从你回家到现在，一直心神不定，是不是因为今天是星期四晚上？”
“是啊，”我说，“我希望全市的单身妇女，按照报纸上的警告，好好地锁上房门。”
“查出她们的共同点了吗？”
“查出了一点，但好像没有什么用，”我把我的推论告诉她，“凶手可能是按电话簿上的字母来的。”
“天哪，”她说，“这也是进步啊。也许凶手是在每个字母中找一个单身女人。”
我凝视着我太太，我发现她的聪明总是让我吃惊。
我站起身，深深地吻了吻她，然后准备打几个电话。可是，我发现，要在电话上说明我的身份，比较困难。于是我从电话簿上录下几个女人的名字，亲自登门拜访。
第一个叫芬妮，住在南优美街，是一栋两层的房子。开门的是一位20岁的小伙子。
我出示自己的证件说：“我是哈利警官，芬妮女士在家吗？”
他说：“在家，请进。”
他带我走进客厅，有一位50岁的白发女人和一个18岁的男孩子在看电视。
“妈，这位是哈利警官，”小伙子说，“他找你。”
那位妇人惊讶地跟我打了个招呼，向我介绍了她的两个儿子，我跟他们握握手。
“请坐，警官，”芬妮说。
“我不想多耽误你的时间，”我说，“我还有很多事要做，我不想惊吓你。不过，我相信‘星期四夜晚杀手’在一两个星期前曾到过你家，他最后放弃了，因为你有两个健壮的儿子。所以，你不用害怕。”
她瞪大眼睛，年轻一点的那个男孩说：“如果他敢来，我就让他死。”
“我相信他不会来了，他只找单身的女人。现在，我请你们仔细想想，前两个星期中，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出现？例如上门推销东西的人。”
母子三人互相望了一眼，母亲说：“我想不出来。”
两个男孩也想不出什么，我向他们道谢，开车到第二个地址。
海蒂住在一栋砖房里，她在那里经营男子宿舍。大约60岁，但很强壮。
我表明身份后，问她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或事发生，她摇摇头：“男人经常来问有没有房间出租，我也记不起哪个可疑。”
“你记不记得最近有什么异常的事情发生？比如奇怪的电话之类的事。”
她本想摇头，可是又笑了，“我收到一张生日贺电，那天根本不是我的生日。”
我一下激动起来，“什么时候收到的？”我急忙问。
她想了一会儿，说：“上星期三，大约晚上8点钟，那天不是我的生日，拍电报的人我也不认识。”
“你亲自收的电报吗？”
“不是，门铃响的时候，屋里的人都跑出来，那封电报谁拿去了，我也不知道。”
显然，一大堆男人会吓退凶手的。我想了想，然后问她：“我可不可以借用你的电话？”
“当然可以。”
我先打电话给芬妮女士，我说：“我是哈利警官，请问，你最近收到过生日贺电吗？”
“哦，有的，大约两个星期前。”她说，“那事非常奇怪，打电报的人我根本不认识，再说，那天也不是我的生日。”
“你记得确切的时间吗？”
“上上个星期一。”
“你亲自收的电报吗？”
“是的。”
“那时候两个孩子在不在？”
她想了一会儿，最后说：“我不敢确定他们在不在前面，不过，他们总是在屋里的。怎么了？”
“我现在没有时间解释，”我说，“你有没有和邮差说话？”
“想不起来了——是的，我们说话了。他问我，我是不是一个人单独住在这么大的房子里，我告诉他，我和两个儿子住在一起。”
“谢谢，”我说，“我现在很忙，再见！”
我看了看钟，10点10分。
如果凶手还是像以前那样动手的话，我还有时间，因为凶手不会在半夜前下手的。于是我在10点半时回到局里。
值班的山姆看到我，大吃一惊说：“怎么了？”
“我想我已经侦破了星期四杀人案，”我说。
我坐在办公室前，又看了看卷宗，我更确信自己的想法没错。于是我对山姆说：“开张传票，传电信局叫彼得的邮差。他9点下班，如果不在，可以在电信局抄到他家里的住址，去把他带来。”
“罪名是什么？”山姆问。
“刑事犯罪嫌疑人，他是星期四夜晚杀人犯。”
山姆目瞪口呆地看着我。我向他解释说：“他借送电报的名义，去查看人家的情况。他先在公共电话亭付钱打电报，把名字和地址告诉电信局的人，而那些电报总是由他送的，所以，打完电话后，回到办公室，就可以接到送出的电报。这给他一个绝妙的机会，看看受害者是不是单独一人住。如果对方不是单独一人住，那么，第二天他就再试另一个地方，一旦找到合适的人，午夜他再回来扼死她。”
山姆不再惊讶，开始打电话。
在他打电话的时候，我在电话簿上找到一个女人的名字：路易丝。
接电话的是一个男人，他告诉我，路易丝已经上床睡觉了，问我有什么事。
“我是警察局的哈利警官，”我说，“我要和路易丝女士说话。”
“我是她的弟弟，”她说。
“路易丝最近收到什么古怪的电报没有？”
“哦，有的。”他很惊讶地说，“星期一晚上收到的，我们根本不认识打电报的人。”
“路易丝女士亲自收到电报的吗？”我问。
“不，是我收的。”
“我现在非常忙，没有时间解释，”我说，“明天看报纸就知道了，谢谢。”
我挂断电话，打给第二个女性，蓓蒂。
她是星期二晚上接到生日电报的，但当我知道她已结婚，和丈夫住在一起时，我知道她不会受害的。
下一个是辛迪，她星期三晚上收到电报。
“你是不是独居？”我问。
“是啊，怎么了？”
“5分钟内我会派警察到你那儿，关紧你的门，不许任何人进去，知道吗？不许任何人进去。”
“你真吓死我了，”她声音颤抖地说，“怎么回事？是不是那个杀人犯？”
“现在不用害怕，”我向她保证，“几分钟内就会有警察到你那儿。”
我挂断电话，拨通警察局的指挥中心，说明情况，请他们派离辛迪家最近的警车过去。
我的电话浪费了太多的时间，现在已经11点一刻，然后，我探询地看着山姆。
“刚刚来了一个电话，”他说，“彼得不在家。”
“那他一定去辛迪那里了，”我说，“我们该不该先把那个地方包围起来？”
山姆耸耸肩说：“他是个小矮个，只带了一条铁丝，两辆警车足够了。”
“我觉得我还是亲自去一趟，”我说。
她的地址是在森林路，当我把车停在两层灰色建筑门前时，已经是午夜了，一部没有人坐的警车停在对面不远的地方，我立刻紧张起来，因为他们不应该把警车停在看得见的地方。
我走到大门前，大门锁着，所以我按了按门铃，开门的是一位穿着制服的警察，手里握着手枪。
出示证件后，我说：“都布置好了吗？”
“好了，”他说，让我进去，“我看他根本进不来。”
走廊阴沉沉的，只有一盏小灯。
“这是什么地方？”我问。
“女工的宿舍，她们一人一间，但起码有20多个人住在这里，还有一位管理员。我的搭档在楼上辛迪小姐房里。”
我觉得全身发冷，大叫道：“电话在哪儿？”
他吃惊地看着我，说：“就在前面走廊。”
我查了电话簿，下一个女人的名字是苏菲，她住得离这里不远。
苏菲听上去好像刚刚醒来，我开门见山地对她说：“我是警察局的哈利警官，很抱歉这么晚打扰你，但事情紧急，请问你最近接到什么电报没有？”
“有的，”她惊讶地说，“就在今天晚上，我收到一份生日贺电，今天根本不是我的生日。”
我全身发冷，问：“你是不是一个人住？”
“是的。”
“你住的是什么样的房子？”
“楼下4个房间的公寓。”
“听我说，”我说，“我们相信，那个杀人凶手会找到你那里，5分钟之内，我会和一个警察赶到你那里。你锁好门，不要让任何人进去。”
“好的，”她惊恐地说。
我对那位警察说：“走吧，我需要你的制服。我穿便服，她可能不相信。”
“楼上我的同伴呢？”他问。
“别管他，”我叫道，“快走！”
我们4分钟内赶到那栋房子，那房子每层都有一个入口。
我刚到门口，伸手想按门铃，里面忽然传来枪声。
我推了推门，门是锁着的，我用手枪打掉门锁，冲了进去。
屋里没有开灯，但当我们进入后面的房间时，有一个女人叫道：“是警察吗？”
“是，”我回答说，沿着叫声方向走去。
厨房亮着灯，一位二十五六岁的红发女郎站在厨房和卧室之间，她穿着细花点的睡袍，一手握着一把微型手枪，一手拿着电筒。
后门大开着，门边躺着彼得的尸体，一手提着小型工具箱，一手拿着一卷铁丝，手上戴着厚厚的皮手套。
“你挂上电话后，我就听到后门有响动，”红发女郎说，“我握着手枪和电筒，关掉电灯，站在这里，直到我听到开门声，然后我按亮手电筒，照过去，我看到他手中的铁丝，于是我就开枪了。”
她说完后，露出微笑，然后就昏倒了。
很不幸，彼得被击中要害，所以，他没法回答任何问题。我们追查他的过去，发现他有心理不正常的纪录。
我真想问他一个问题：为什么他要选星期四晚上杀人呢？
我掏出我的证件说：“我是刑事组的哈利警官，是不是你打电话要我来的？”
“不是我，先生，是公寓的经理桑格先生，另外一位警官要他留在屋里，一直到你来。要不要我叫他？”
“不用，”我说，“我先上楼看看。”
313号处于三楼走道顶头，那层楼大多数房门都开着，房客们不是站在自己的房门边，就是站在走道上，朝313号张望，一位身穿制服的年轻警察站在门前。
我还没有来得及掏出证件，那位警察使说：“你好，哈利警官。”
“你认识我？”我问。
“警官，我叫卡诺，我在警察学校的时候。你曾经到学校来给我们做过演讲。”
那次演讲是一个月前的事，那么他显然是刚从警察学校毕业的。
我挥挥手，让他站到一边，然后我开了313的门，走进屋里。卡诺在我后面进来，关上门，靠在门上。这屋子显然是单身汉住的，那个大房间白天是客厅兼餐厅，晚上从壁橱里推出活动床，这房间又成了卧室了。一间凹进去的小屋里，有一个水池，一个橱子，一个冰箱和一个炉灶，这间小屋很难说是厨房。浴室门开在小屋的一边，一个小橱子的门挨着另一面墙。
这时，活动床上仰卧着一个40岁的女人。她身材丰满，但是脸不那么迷人，因为她的喉咙被铁丝紧紧地缠着，整个脸都肿胀得变形了。她身上穿着一件粉红色的睡袍，但它已经从脖子撕到下摆的边缘。
我俯身检查铁丝，那是一种细小的、容易弯曲的钢琴用钢丝，事先就做了一个活扣，把活扣套进女人的右耳下面，活扣外还有一尺半长的铁丝，这段铁丝曾被凶手握在手中，它太细了，有可能会勒进凶手的手中，可是那上面并没有任何血迹，所以，我断定凶手戴着厚厚的手套。
卡诺说：“那铁丝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突击队用来对付敌人哨兵的。”
“我知道，”我说，“我参加过二次世界大战。”我又四处看看，没有发现什么线索。
我对卡诺说：“好吧，把事情的经过告诉我。”
“那个女人叫爱玛，公寓经理说，她一个人在这里已经住了6个月。我猜她不是寡妇就是离婚了，她在伊利街的‘美丽美容院’当美容师。星期五那天，她没有去上班，她的老板打了几次电话找她，可是，都没有人接。今天，她又没有去上班，她的老板又打了几次电话，又没有人接。最后，老板亲自找来，公寓经理把门打开，结果，就发现了这个。”
我皱起眉头，照这么说，凶杀发生的时间，可能是在星期四晚上，而照尸体僵硬的样子，也应该有那么长时间了。我看看手表，时间是3点30分。
“他们是几点发现尸体的？”
“经理打电话通知警察局是3点，我和另个一位警察3点10分到这里，他现在在外面汽车上，用无线电话请示上级。”
我说：“我知道公寓经理现在在他的房间里，可是，你说的那位美容院老板在哪儿？”
“她也在经理房间里，她很紧张，经理说要给她喝一点白兰地。”
我让卡诺留在现场，到了楼下，那位年轻人把我领到经理的房间。
公寓经理桑格个子很高，很瘦，大约60岁，他不是单身就是鳏夫。因为他那间公寓没有一点女人同住的迹象。那位美容院老板身材结实，大约50岁左右，一头金色的假发，名叫玛丽，我过去时，他们正像一对老朋友一样喝着白兰地和咖啡。在桑格的邀请下，我也喝了一杯咖啡。
“我真的不太了解爱玛，”公寓经理说，“她按时付房租，从来不惹麻烦，是一个好房客，不过，我们交往很少。”
“她遇害的那天，谁值班？”我问。
他摇摇头，“我们的门卫工作到午夜，之后就没有人了，也没有人进来。”
“星期四晚上谁值班？”
“杰尔，就是现在值班的那个，他从下午两点值到午夜，每天都一样，星期天休息。”经理很平静地说。
我转向玛丽，“你和爱玛女士很熟吗？”
她脸上流露出忧伤的神情。“当然，”她说，“我们是多年的好朋友了，她一直在我的店里工作，从开业到现在，已经10年了。我们在开业前就认识。”
“告诉我她的情况。”
“她是一个好人，喜欢开玩笑，无论什么场合，只要她在场，就充满笑声。她善于表演，总是站在桌子前，领大家唱歌。”
“嗯，”我说，“这是在公开场合，私下里呢？”
“哦，也是个乐天派，总是喜欢开玩笑。不过，在男人方面，她很不幸，她结过三次婚。”
“哦？你知道她前任丈夫的名字吗？”她说她知道，于是我拿出记事簿，“好，说吧！”
她说爱玛的第一任丈夫叫柏格，他和爱玛10年前就离婚了，5年前去世。第二任丈夫叫安德逊，他和爱玛结婚4年后离婚，现在住在加州，地址不详，最后一位丈夫叫莱利，他和爱玛大约6个月前离婚，离婚后，爱玛就搬到这里，莱利则仍住在他们原先的地方，在玛里兰街，确切地址不详。
她告诉我，爱玛目前的男朋友是个卡车司机，名叫布尔，但不知道他住在哪里。据玛丽说，爱玛没有仇人。
我离开经理的房间，回到大厅柜台。
“你是杰尔？”我问那位值班的年轻人。
“是的，先生。”
“你星期四那天值班一直值到半夜？”
“是的，先生。”
“那天傍晚，你看见过爱玛女上吗？”
他点点头：“大约5点1刻时，她从店里回来，大约5点半时又出去，我想是出去吃晚饭吧，因为她大约7点才回来，回来后就再没有出现过。”
“在这以后，有没有你不认识的人进入公寓？”
他先是摇摇头，然后又说：“嗯，有一个邮差送来一封电报，大约在晚上9点钟的时候。”
“送给谁？”
“我不知道，”他耸耸肩，“他带着电报，直接进了电梯，就上去了。我没有注意他到哪一层，他上去不到5分钟就又下来了。”
我指了指柜台上的电话，问：“这个接不接外线？”
“我可以给你接上。”他说，扭开柜台后面的开关，“你要拨哪里？”
“电信局。”
当我告诉电信局我的身份和我的问题后，接电话的小姐要我稍等一会儿，她先查一下星期四的记录。
查完后，她告诉我：“那份电报是送给爱玛的，星期四晚上，你说的那个地址，电报是本地一个公共电话打来的，发报人叫马森，地址是南优美街5328号。”
我把这些记下来，然后问：“内容是什么？”
“那是我们拟好的生日贺词，内容是：‘生日快乐，长命百岁。’署名是马森。”
“谢谢，”我说。
我回到楼上，发现阿尔特提着试验工具袋站在走道上。我请他进313室，向他解释我要做的。我告诉他先找指纹，因为他找过指纹后，我还有一些搜查工作要做。说完之后，我便留下他，到外面去问问那些邻居们。
住在三层的人，没有一个在星期四晚上听到任何异常的声响，也没有看到什么可疑的事情。只有一位住在走廊尽头的女人，记得爱玛大约在七点时候回来，然后进入房间。没有人记得见过邮差。我又在楼下和楼上询问了半天，也是一无所得。
我回到出事现场，阿尔特正在做他的工作。
他说：“我从不同的角度拍了三张照片，除了她自己的指纹外，没有其他人的指纹，门也没有任何撬开的痕迹。不过，门锁很简单，很容易撬开。”
“不会是这样的吧，”我说，“经理是用钥匙开门进来的。”
“对一位熟悉她的人来说，没有必要撬门，她可能听到熟悉的声音，自己打开了门，杀人犯在作完案之后，只要把门拉上，门锁就会自动锁上了。”
“你好像是来搜索证据的，”我说，“而不是来实地拍照的，你是不是想改行到刑事科来？”
“没有，绝对没有，”他说，一副尴尬的样子，收拾好他的工具，离开了。
他走后，卡诺探头进来说：“有几个家伙要把尸体抬到太平间。”
“好，叫他们进来抬吧。”
“她好像没有经过法医检验啊？”
我看看他，显然，我在警察学校的演讲漏掉了一些重要的东西。
我说：“你以为法医会像电影上那样，到每一个刑事案件现场吗？”
“嗯——”他不解地搔搔头。
“验尸官有两位助手，”我说，“他们的工作主要在办公室，因为那里有最现代化的设备供他们分析、化验。你想想，他们来这里干什么呢？”
“至少也要一位医生开死亡证明啊？”他说。
“他们会在太平间开死亡证明的，”我说。
卡诺很不情愿地让人抬走尸体。尸体抬走后，我又在房间里仔细搜查了一次，我找到的惟一的重要东西，是一本小册子，上面记录着前三任丈夫和现任男朋友的姓名和住址。伯格那一栏用线划掉，并在旁边注明“已死”二字。第二任丈夫安德逊的住址是加州伯明克城。小册子上没有马森这个人。
房间里也没有生日贺电。
我打电话给总局，要求他们发3张传票给爱玛的第三任丈夫莱利、男友布尔和发电报的马森。
这时已经快五点了，平常这时候我就下班了，可是，遇上了这个凶杀案，我怎么也走不开。于是我打电话给我太太，告诉她我不回家吃饭。然后我告诉卡诺，锁上313室的门，贴上封条。
在回市中心的路上，我吃了一顿晚饭，回到办公室已经快六点半了。山姆在值夜班，另外还有两个穿制服的警察在办公室里，他们俩把莱利和布尔带来了。
“马森有消息吗？”我问山姆。
“没有，”山姆说，“南优美街并没有5300以上的门牌，也没有叫马森的人。”
我皱皱眉，然后对一位警察说：“到电信局去，看看星期四是谁送的电报，请那个人来。”那位警察点点头，出去了。
莱利是个瘦高个，大约45岁。他说他是酒厂的会计，星期四他们厂有一个酒会，酒会从晚上7点一直开到星期五早上上班的时候。他说，那天晚上他没有回家，和一个朋友在一起。我打电话给他那位朋友，那位朋友证明他说的是实话。
莱利说他与死者是心平气和地离婚的，离婚后他们的关系仍然很好。他说爱玛有很多女朋友，他自己也有很多朋友，他们的离婚是因为太了解对方了。他没有听说过马森这个人。
我让他走了。
布尔是个身材魁梧的人，大约50岁，他也有不在现场的证明。他开车去外地，星期四晚上在费城，他今天中午才回来。他给我他公司的电话，我打电话给负责人，证明了布尔说的是实话。
布尔说，他最后一次见到爱玛，是在星期三晚上，那天他们有约会。星期四早晨他就去了费城。他说他和爱玛相处得很好。
“我们没有订婚，”他说，“我只是带她出去散散步，玩玩。不过，我们的感情越来越好。”
他也没有听说过叫马森的人。我让他走了。
这时，电信局的邮差来了。
他身材细长、瘦弱，脸尖尖的，大约25岁，名叫彼得，他说他记得星期四晚上给爱玛送电报的事。
“她是一个人吗？”我问。
“我没有看见任何人在那里，我没有过去，但是门是开着的，我可以看到里面，当然，也可能有人在门的那边，或者在浴室里。”
“你送电报给她时，她有什么反应吗？”
他耸耸肩说：“她并没有当着我的面拆电报，她只给了我一块钱，然后就把门关上了。”
“她穿什么样的衣服？”
他想了想说：“我想穿的是唾袍，好像准备上床睡觉了，因为头发用发卷卷起来了。”
“电报怎么不用亲自到电报局打，而用电话呢？”我问。
“我们局里有这个规定，那种电报像贺卡一样，打电话通知我们，把钱扔进公共电话就可以了。”
“好，”我说，“我想就是这样了。你是不是还上着班？”
“是，我9点才下班，”他瞥了墙上的钟一眼，“不过，现在我下班了。”随着他的视线，我看到已经是9点半了。
我也准备下班了，我告诉彼得说，我要送他回家，他说他的汽车停在电信局，所以我开车送他到电信局。
星期日我休息，但是，上午我还是到局里转了一圈。有一份伯明克城来的电报，说安德逊在那里，已经告诉他不要离开该城。
化验室那里没有什么消息，所以我就离开了办公室。
星期一上午，我发现两份报告放在我的桌上。验尸报告说死者是被勒死的，时间大约在星期五凌晨0点到4点之间，指甲里没有任何痕迹。这说明凶手没有被抓伤，这并没有让我感到惊讶，因为凶手是从后面套上铁丝的，死者到死都没有反抗。
惟一的新消息是铁丝的种类，这种铁丝在任何一家五金商店都可买到。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星期六，又发现了第二位受害者。
这次是一位22岁的私人秘书，她住在一所公寓里，公寓位于市区的南边，她的名字叫丽娜。
像上星期的死者一样，她也是星期五没有上班。老板打电话给她，也没有人接，她星期六休息。但是，她曾经和一位女同事约好上街购物。女同事打电话给她，还是没有人接，这位女同事就急了，因为这位女同事知道她前一天没有上班。于是这位女同事便打电话给丽娜的邻居，邻居看到她的窗户没有锁，就爬了进去。
结果，发现丽娜的死因和爱玛完全一样，房门也是锁着的。
在这个案子里，没有前任丈夫和男朋友可查，丽娜已经和一位现役军人订婚，未婚夫在越南，但她没有再和别的男孩出去玩。她是个孤儿，没有亲戚，她的社交生活主要是参加教堂的集会和唱诗班。她的朋友说她是个很羞怯的女孩子，下班后大部分时间都在家，没有任何仇人。
验尸报告说，她的死亡时间在星期四午夜至凌晨4点之间。
新闻记者给这个杀人犯起了个外号，叫“星期四夜晚杀人犯”，这成为头条新闻。
我们再次做了详尽的调查，可是仍然一无所获。
再下个星期五早晨，第三位受害者出现了。她名叫安迪，住在城里的贫民区，她的尸体是女房东催讨房租时发现的。安迪38岁。
这个受害者惟一的不同之处，是她受害的时间是在星期五凌晨1点到3点之间，不过，这对我们办案人员来说，也没有什么用处。
死了三个人，报纸上每天都在呼吁，请单身女人在星期四夜晚紧锁房门，不要让任何不认识的人进去。
我收集了许多有关三位受害者的资料，我一遍又一遍地读，一遍又一遍地研究，想在三个妇女中找出一些共同之处，可是怎么也找不出。
一位警官提醒我说：“哈利，在那些小流氓案子里，总是会有某种固定的方法选择受害者的。”
“你说说看。”我说。
“在杰克一案中，受害者都是妓女；而波士顿那个杀人犯，他选择的受害者都与当地医院有关，不管是病人、雇员还是医生。”
“那两个案子都没有侦破，”我不高兴地说，“不过，这倒可以让我感到 一点安慰。”
“别泄气，”他说，“找出一个共同点，那你就可以根据那个线索追查凶手了。也许凶手专门选有同样颜色眼睛的女人，或者是梳某种发型的，总会有某种共同点的。”
到星期四，我一直找不出任何共同点。我感到巨大的压力，害怕那天晚上又会有受害者。那位警官又来到我的办公室，问：“有什么线索吗？”
“惟一的共同之处，就是她们都是单身独居。她们三人其他方面相差很大，想不想听听？”
“说吧。”
“从身材上讲，爱玛丰满、丽娜苗条、安迪削瘦。爱玛的头发、皮肤、眼睛均为褐色，丽娜和安迪头发是褐色和淡褐色，眼睛是蓝色。年龄为42．22、38。背景：爱玛出生于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城，中学毕业，学美容；丽娜出生于圣路易斯，大学毕业，受过秘书训练；安迪的过去无法追询，但认识她的人说，她来自东部，没有什么学历。性格方面，爱玛是一个乐观的人，结过三次婚；丽娜内向安静，经常上教堂；安迪很活跃，可以说是个酒鬼。你说，我怎么查下去？”
“除非你找出比这些更有效的共同点，”警官说。
我把三个卷宗放在桌子上，望着它们陷入沉思。三份卷宗上写着她们的名字：爱玛、丽娜、安迪。
突然，我发现了某种线索：“瞧，她们的名字是按字母排列的。凶手会不会是根据电话号簿的人名来的呢？”
警官很感兴趣地拍拍我的肩膀：“我们一起看看电话人名簿。”
我们顺着第一页刚看了一会儿，就发现了爱玛的名字，随后又发现了好几个女人的名字。
“我想这大概就是线索了，”警官说，“再见。”
警官走后，我又想，如果凶手是根据电话簿，那么再过去，就应该能查到丽娜、安迪的名字。
我打开电话簿一查，果然查到了那两个名字。
这样看来，凶手是根据字母来的。
我下班回家，吃完晚饭后，喝咖啡时，我太太对我说：“从你回家到现在，一直心神不定，是不是因为今天是星期四晚上？”
“是啊，”我说，“我希望全市的单身妇女，按照报纸上的警告，好好地锁上房门。”
“查出她们的共同点了吗？”
“查出了一点，但好像没有什么用，”我把我的推论告诉她，“凶手可能是按电话簿上的字母来的。”
“天哪，”她说，“这也是进步啊。也许凶手是在每个字母中找一个单身女人。”
我凝视着我太太，我发现她的聪明总是让我吃惊。
我站起身，深深地吻了吻她，然后准备打几个电话。可是，我发现，要在电话上说明我的身份，比较困难。于是我从电话簿上录下几个女人的名字，亲自登门拜访。
第一个叫芬妮，住在南优美街，是一栋两层的房子。开门的是一位20岁的小伙子。
我出示自己的证件说：“我是哈利警官，芬妮女士在家吗？”
他说：“在家，请进。”
他带我走进客厅，有一位50岁的白发女人和一个18岁的男孩子在看电视。
“妈，这位是哈利警官，”小伙子说，“他找你。”
那位妇人惊讶地跟我打了个招呼，向我介绍了她的两个儿子，我跟他们握握手。
“请坐，警官，”芬妮说。
“我不想多耽误你的时间，”我说，“我还有很多事要做，我不想惊吓你。不过，我相信‘星期四夜晚杀手’在一两个星期前曾到过你家，他最后放弃了，因为你有两个健壮的儿子。所以，你不用害怕。”
她瞪大眼睛，年轻一点的那个男孩说：“如果他敢来，我就让他死。”
“我相信他不会来了，他只找单身的女人。现在，我请你们仔细想想，前两个星期中，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出现？例如上门推销东西的人。”
母子三人互相望了一眼，母亲说：“我想不出来。”
两个男孩也想不出什么，我向他们道谢，开车到第二个地址。
海蒂住在一栋砖房里，她在那里经营男子宿舍。大约60岁，但很强壮。
我表明身份后，问她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或事发生，她摇摇头：“男人经常来问有没有房间出租，我也记不起哪个可疑。”
“你记不记得最近有什么异常的事情发生？比如奇怪的电话之类的事。”
她本想摇头，可是又笑了，“我收到一张生日贺电，那天根本不是我的生日。”
我一下激动起来，“什么时候收到的？”我急忙问。
她想了一会儿，说：“上星期三，大约晚上8点钟，那天不是我的生日，拍电报的人我也不认识。”
“你亲自收的电报吗？”
“不是，门铃响的时候，屋里的人都跑出来，那封电报谁拿去了，我也不知道。”
显然，一大堆男人会吓退凶手的。我想了想，然后问她：“我可不可以借用你的电话？”
“当然可以。”
我先打电话给芬妮女士，我说：“我是哈利警官，请问，你最近收到过生日贺电吗？”
“哦，有的，大约两个星期前。”她说，“那事非常奇怪，打电报的人我根本不认识，再说，那天也不是我的生日。”
“你记得确切的时间吗？”
“上上个星期一。”
“你亲自收的电报吗？”
“是的。”
“那时候两个孩子在不在？”
她想了一会儿，最后说：“我不敢确定他们在不在前面，不过，他们总是在屋里的。怎么了？”
“我现在没有时间解释，”我说，“你有没有和邮差说话？”
“想不起来了——是的，我们说话了。他问我，我是不是一个人单独住在这么大的房子里，我告诉他，我和两个儿子住在一起。”
“谢谢，”我说，“我现在很忙，再见！”
我看了看钟，10点10分。
如果凶手还是像以前那样动手的话，我还有时间，因为凶手不会在半夜前下手的。于是我在10点半时回到局里。
值班的山姆看到我，大吃一惊说：“怎么了？”
“我想我已经侦破了星期四杀人案，”我说。
我坐在办公室前，又看了看卷宗，我更确信自己的想法没错。于是我对山姆说：“开张传票，传电信局叫彼得的邮差。他9点下班，如果不在，可以在电信局抄到他家里的住址，去把他带来。”
“罪名是什么？”山姆问。
“刑事犯罪嫌疑人，他是星期四夜晚杀人犯。”
山姆目瞪口呆地看着我。我向他解释说：“他借送电报的名义，去查看人家的情况。他先在公共电话亭付钱打电报，把名字和地址告诉电信局的人，而那些电报总是由他送的，所以，打完电话后，回到办公室，就可以接到送出的电报。这给他一个绝妙的机会，看看受害者是不是单独一人住。如果对方不是单独一人住，那么，第二天他就再试另一个地方，一旦找到合适的人，午夜他再回来扼死她。”
山姆不再惊讶，开始打电话。
在他打电话的时候，我在电话簿上找到一个女人的名字：路易丝。
接电话的是一个男人，他告诉我，路易丝已经上床睡觉了，问我有什么事。
“我是警察局的哈利警官，”我说，“我要和路易丝女士说话。”
“我是她的弟弟，”她说。
“路易丝最近收到什么古怪的电报没有？”
“哦，有的。”他很惊讶地说，“星期一晚上收到的，我们根本不认识打电报的人。”
“路易丝女士亲自收到电报的吗？”我问。
“不，是我收的。”
“我现在非常忙，没有时间解释，”我说，“明天看报纸就知道了，谢谢。”
我挂断电话，打给第二个女性，蓓蒂。
她是星期二晚上接到生日电报的，但当我知道她已结婚，和丈夫住在一起时，我知道她不会受害的。
下一个是辛迪，她星期三晚上收到电报。
“你是不是独居？”我问。
“是啊，怎么了？”
“5分钟内我会派警察到你那儿，关紧你的门，不许任何人进去，知道吗？不许任何人进去。”
“你真吓死我了，”她声音颤抖地说，“怎么回事？是不是那个杀人犯？”
“现在不用害怕，”我向她保证，“几分钟内就会有警察到你那儿。”
我挂断电话，拨通警察局的指挥中心，说明情况，请他们派离辛迪家最近的警车过去。
我的电话浪费了太多的时间，现在已经11点一刻，然后，我探询地看着山姆。
“刚刚来了一个电话，”他说，“彼得不在家。”
“那他一定去辛迪那里了，”我说，“我们该不该先把那个地方包围起来？”
山姆耸耸肩说：“他是个小矮个，只带了一条铁丝，两辆警车足够了。”
“我觉得我还是亲自去一趟，”我说。
她的地址是在森林路，当我把车停在两层灰色建筑门前时，已经是午夜了，一部没有人坐的警车停在对面不远的地方，我立刻紧张起来，因为他们不应该把警车停在看得见的地方。
我走到大门前，大门锁着，所以我按了按门铃，开门的是一位穿着制服的警察，手里握着手枪。
出示证件后，我说：“都布置好了吗？”
“好了，”他说，让我进去，“我看他根本进不来。”
走廊阴沉沉的，只有一盏小灯。
“这是什么地方？”我问。
“女工的宿舍，她们一人一间，但起码有20多个人住在这里，还有一位管理员。我的搭档在楼上辛迪小姐房里。”
我觉得全身发冷，大叫道：“电话在哪儿？”
他吃惊地看着我，说：“就在前面走廊。”
我查了电话簿，下一个女人的名字是苏菲，她住得离这里不远。
苏菲听上去好像刚刚醒来，我开门见山地对她说：“我是警察局的哈利警官，很抱歉这么晚打扰你，但事情紧急，请问你最近接到什么电报没有？”
“有的，”她惊讶地说，“就在今天晚上，我收到一份生日贺电，今天根本不是我的生日。”
我全身发冷，问：“你是不是一个人住？”
“是的。”
“你住的是什么样的房子？”
“楼下4个房间的公寓。”
“听我说，”我说，“我们相信，那个杀人凶手会找到你那里，5分钟之内，我会和一个警察赶到你那里。你锁好门，不要让任何人进去。”
“好的，”她惊恐地说。
我对那位警察说：“走吧，我需要你的制服。我穿便服，她可能不相信。”
“楼上我的同伴呢？”他问。
“别管他，”我叫道，“快走！”
我们4分钟内赶到那栋房子，那房子每层都有一个入口。
我刚到门口，伸手想按门铃，里面忽然传来枪声。
我推了推门，门是锁着的，我用手枪打掉门锁，冲了进去。
屋里没有开灯，但当我们进入后面的房间时，有一个女人叫道：“是警察吗？”
“是，”我回答说，沿着叫声方向走去。
厨房亮着灯，一位二十五六岁的红发女郎站在厨房和卧室之间，她穿着细花点的睡袍，一手握着一把微型手枪，一手拿着电筒。
后门大开着，门边躺着彼得的尸体，一手提着小型工具箱，一手拿着一卷铁丝，手上戴着厚厚的皮手套。
“你挂上电话后，我就听到后门有响动，”红发女郎说，“我握着手枪和电筒，关掉电灯，站在这里，直到我听到开门声，然后我按亮手电筒，照过去，我看到他手中的铁丝，于是我就开枪了。”
她说完后，露出微笑，然后就昏倒了。
很不幸，彼得被击中要害，所以，他没法回答任何问题。我们追查他的过去，发现他有心理不正常的纪录。
我真想问他一个问题：为什么他要选星期四晚上杀人呢？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