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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击事件
9月9日晚，在旧金山市幽谷区的一条小胡同，贝克被开枪打死了。
当时，两个巡逻的警察看到他从“远景酒店”后门出来，手里拎着一只铁盒子。贝克一看到警察，拔腿就跑，警察在后面追赶，命令他站住，但是，他还是继续跑。有一个警察开枪警告，但是，贝克没有理睬，于是一位警察就冲他开了一枪。他打得很低，只想击中他的脚，但是，在昏暗的胡同中，很难看清楚，子弹却射中贝克的背部，贝克当场毙命。
我是第二天早晨，在一家餐馆吃早餐时，读到报纸上的报道的。
这条新闻登在内页，很简短的一条消息。一个人死了，只不过是个统计数字，你看过后就会忘掉，除非你认识他，除非他是你的朋友。
我小心地折好报纸，塞进大衣口袋。然后，从桌边站起身，穿过一群穿西装的年轻人，走上大街。
突然刮起了风，吹起了地面的垃圾，空气中有一种难闻的气味。
快下雨了。
我向自己的办公室走去，想起了与贝克的一段对话。
“贝克，工作怎么样？”
“哦，很好，很好。”
“没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没有，一点也没有。”
“贝克，好好干。”
“是。”
“认真干下去。”
“认真干下去。”
走进我的办公大厦，里面黑漆漆的，没有一个人。关着的电梯门上放着“故障”的牌子。我绕到楼梯边，上到二楼，沿着走廊到我的办公室。
办公室门没有锁，我推开门，走了进去，发现她坐在那里。贝克的妻子坐在我办公桌前的椅子上。
我轻轻关上门，我们的视线相遇了，彼此看了几秒钟。然后，我走到办公桌前，坐在她对面。
她说：“管理员让我进来的。”
“没关系。”
她双手紧握，放在大腿上。
“你听到那个消息了吗？”
“听到了，”我说，“我能说什么呢，玛丽？”
“你是贝克的朋友，”她说，“你帮过他。”
“也许我没有尽全力。”
“他没有干，”玛丽说，“他没有偷钱，他没有像他们说的那样抢劫。”
“玛丽。”
“贝克和我结婚31年，”玛丽说，“你想我怎么会不了解呢？”
我没有说话。
“我总会知道的，”她说。
我坐在那里，凝视着她。她是个身材高大的女人，很强壮。她的嘴巴棱角分明，灰色的大眼睛哭得红红的。贝克入过两次狱，逃匿20多年。现在看看她，我心中暗想，是的，她总该知道。
我说：“据报纸上说，贝克从酒店后门出来，拎着一个铁盒子，他们发现里面有106元钱，门是撬开的。”
“我知道报上所说的，也知道警方的说法，但是，他们错了，错了。”
“玛丽，他的确是在那里。”
“我知道，”她说，“贝克喜欢在黄昏后散步，走很长一段时间，回来后再喝一杯。酒让他放松，所以，他会在那里。”
我在椅子上换了一个姿式，没有说话。玛丽说：“贝克有工作要做的时候，总是神经很紧张，夜里会失眠。”
“他最近没有那样吧？”
“几个星期前，你还看到他的，”玛丽说，“你看他是那样的吗？”
“没有，”我说，“没有。”
“我们很快乐，”玛丽说，“我们不再逃亡，不再等待，我们真的非常快乐。”
我的嘴巴发干。“他的工作怎么样？”
“上星期他们给他加薪，加了15元，我们到码头一家高档餐厅吃了一顿晚饭，以示庆祝。”
“你们靠薪水过得很好，”我说，“没有什么问题吧？”
“一点也没有，”玛丽说，“我们银行开始有一点存款，”她咬咬嘴唇，“贝克想退休后到西印度去。”
我看看自己的大手，它们笨拙地放在桌面上，我把它们放到大腿上。
我说：“幽谷公园抢劫案是一个半月前发生的，据警方估计，抢去的钱总共有3.5万元到4万元之间，你可以拿那笔钱到西印度好好生活了。”
玛丽的灰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她说：“那些抢劫案不是贝克干的。”
我能说什么？天知道，贝克不是圣徒，她也知道。但是，这一次他是无辜的，所有的证据、所有的言语都无法改变她的看法。
我从口袋里掏出香烟盒，点燃了一支。吸烟只会使我的嘴巴更苦涩。
我没有看着她，说：“玛丽，你要我做什么？”
“我要你证明贝克是无辜的，我要你证明他没有做那些事。”
“你知道，我很高兴他没有做，可是，我怎么能证明呢？有什么证据呢？”“该死的证据！”她的大嘴突然激动地抖起来，“我告诉你，贝克是无辜的！我不要他含冤下葬。”
“玛丽，听我说——”
“我不听，”她说，“贝克是你的朋友，你保释他，你帮他找工作；你劝导他，引他走向正路，他变成了新人，一个不同的人，这些都是因为你的帮助。现在，你愿意坐在那里，告诉我，你相信他因抢劫4万元而送了命？你愿意坐在这里，让他们给他加上各种罪名？或者你根本不关心？”
我仍然不想正视她，低头凝视着手中燃烧的香烟，看着烟袅袅升起。我说：“玛丽，我很关心。”
“那就帮帮我，”她说，“为了贝克，为了你的朋友。”
过了很久，我才说：“好吧，玛丽，我看着办。”
她抬起头，一副哀伤的样子，说：“我很抱歉，我不想那样的。”
“不用道歉，”我站起身，“他是你丈夫。”
她点点头，她的喉咙在动，但我们谁也没有再说话。
在法院大厅，他们告诉我，艾尔警官出去了，一个小时内会回来。我便到旁边的一家咖啡店，抽了6根香烟，喝了三杯咖啡，便过了45分钟。
当我再次走到外面时，开始下起小雨，驱走了一些刺骨的寒气，但是，风刮得更厉害了。头顶上乌云密布，随时都要下暴雨的样子。
我再次走进法院大厦，乘电梯上楼，这一次艾尔警官在里面。他穿着一套棕色西装，看上去像是用手搓肥皂洗的，他的领带歪歪的，衬衫领上有一个扣子掉了，左眼上有一块青色淤伤。
“好，”他说，“快一点说，好吗？”
“你的眼睛怎么了？”
“我碰到门柄。”
“我猜就是这么回事。”
“喂，”他说，“你来这里是聊天，还是有事？我已经38小时没有睡觉了，我可没有心情开玩笑。”
“我要你帮个忙，艾尔。”
“说吧，”艾尔说。
“我想看一份警察的报告。”
“你有病啊？”他说，“去你的！”
“昨晚发生了一件枪击事件，”我说，“两个巡警杀死了一个在幽谷公园逃跑的抢劫犯。”
“那又怎么样？”
“那人是我的朋友。”
艾尔看看我，“什么朋友？”
“贝克。”
“我认识他吗？”
“我想不认识。他犯过两次盗窃，我帮助他，使他悔过，那时我是警察。”
“你说幽谷公园，”艾尔说，“那不是最近常发生抢劫案的地方玛？”
“是啊，”我说，“照报纸报道，他们把贝克当成抢劫犯。”
“只有你不那么看。”
“贝克的太太也这么看，”我说，“我也不认为是他。”
“我不能让你看任何报告，”艾尔说，“即使我愿意的话，那也不属于我的部门，那是由抢劫组负责的。”
“你可以帮着引见一下。”
“我可以，但我不愿意，我忙得要命，我没有时间。”
我站起身，“啊，谢谢你，艾尔。”可是，我正准备推门出去时，他叫住我。我转过身。
“如果事情顺利的话，”艾尔说，眼睛没有看着我，“两个小时内我就可以下班了，如果我经过抢劫组，我会看看能不能想想办法。”
“谢谢，艾尔，”我说，“我非常感谢。”
他没有说什么，伸手去拿电话。
我来到一家叫“路易”的酒吧，找到汤姆。他正在酒吧台边喝威士忌，两眼凝视着墙壁。另外还有两个穿工作服的人在另一头喝啤酒，吃三明治。中间有一位披白围巾的老女人，在啜饮暗红色的酒。
我在汤姆旁边的凳子上坐下，向他打招呼。
他慢慢地转过身，脸色苍白，毫无血色，秃秃的头上有一粒粒汗珠。他好不容易才回过神，用青筋直暴的手指指指眼睛，他在擦眼泪。我知道为什么。
他认出了我：“嗨，喝一杯，好吗？”
“现在不喝。”
汤姆把杯子举到嘴边，喝了一大口：“贝克死了。”
“是的，我知道。”
“他们昨晚杀死了他，”汤姆说，“他们从背后杀死他。”
“别紧张，”我说。
“他是我的朋友，”汤姆说。
“他也是我的朋友。”
“贝克是个好人，他们没有权力那样杀他。”
“他正在抢一家酒店，”我冷静地说。
“胡说！”汤姆转过身，一根手指指着我的胸口。“贝克已经改邪归正了，你听说过没有？自从他出狱后，他就改邪归正了。”
“汤姆，真的吗？”
“真的。”
“他并没有在幽谷公园作案？”
“我不是告诉你，他改邪归正了吗？”
“谁干的，汤姆？”
“我不知道。”
“别这样，”我说，“你到处跑，总会听到一些风声的，对不对？”
“没听到什么，”汤姆说，“我不知道。”
“会是孩子吗？”我说，“街头那些小流氓？”
“不知道，”汤姆说，“我不知道。”
“可是，你怎么知道不是贝克呢？”
“贝克已经改过自新了，”汤姆说，“现在他却死了。”
汤姆把头趴在双臂上，侍者走过来，他是个大脖子，留着八字胡。他说：“汤姆，你不能在这里睡觉。”
“贝克死了，”汤姆说，眼中满是泪水。
“别惹他，”我对侍者说。
“我不能让他在这儿睡觉。”
我掏出皮夹子，拿出一元钱放在柜台上。“那么，再给他来一杯酒吧。”
侍者看看我，又看看钞票，耸耸肩，走开了。
我走到外面，进入雨中。
欧罗巴批发公司是一栋很大的两层楼房子，靠近唐人街。
我把车停在大厦前，走到里面。在办公室中间是一个玻璃围着的电话总机，里面有一位黑发小姐，她身穿印花市，头上戴着一副耳机。
我问那女孩，公司经理在不在？她告诉我，经理到市中心去了，整天都回不来。贝克保释后，我就把他推荐到这里来工作。
我想跟副经理谈谈，可是转念一想，他不会跟贝克有接触的，因为贝克在仓库工作，我想和他的管理员谈谈最好。我问那女孩，装货的办公处在哪里。
她指着左边的一对活动门。我推开门，走进一条又窄又黑的走廊，两边都有纱门，出去是仓库。在我左边是一条长长的柜台，柜台后面是展示的货架，货架后面是两长排货箱，摆满整个屋子。柜台前有四、五个人站着，两个站在后面接受订货。从敞开的门边，我看到一个装货柜，外面凌乱的院子里，停放着几辆卡车。在我右边是一个有窗户的办公室，有两张桌子，都没有人坐。另一间房子堆满工作凳和满是灰尘的箱子。
我走进办公室。
一个老人站在办公桌对面的窄柜台前，正在摆弄纸张。他穿着宽松的棕色长裤和棕色的背心，戴着一顶破旧的软帽，嘴里叼着一根雪茄。
我等了一会儿，但老人一直没有抬起头。最后，我清清喉咙说：
“对不起。”
他抬起头，不怀好意地上下打量我，继续摆弄他的纸张。他一边用铅笔在一张纸上画着，一边问：“什么事？”
“你是海尔斯先生吗？”
“是的。”
我做了自我介绍，然后说：“我不知道能不能跟你谈谈？”
“请吧。”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私下谈。”
他又看了我一眼，“什么事？”
“有关贝克的，”我说。
他再次摆弄他的纸张，然后示意我向前走。走到装货台外面，走进一个双门的入口，来到第二个宽敞的仓库。老人在这里停住脚，转向我说：“我们可以在这儿谈。”
“我听说你是贝克的管理员，对吗？”
“对。”
“告诉我一些有关他的事吧。”
“如果你想听坏事的话，那你是听不到的。”
“我不是想听坏事。”
他想了一会儿，然后耸耸肩，说：“贝克工作很卖力，我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从不罗嗦，很本分。”
“你知道有关他的事吗？”
“我们全都知道。虽然知道，没有人说他什么。”
“他对他的工作好像很满意？”
“非常满意，”老人说，“从不抱怨。”
“没有和别人有过摩擦？”
“没有，他和所有的人都相处得很好。”
第二仓库里面响起喇叭声，一辆小车开过去。
我对老人说：“愿不愿意告诉我，你们对发生的事情的看法？”
“我不相信有那种事，”他回答说，“我们没有一个人相信。”
我点点头，“贝克在这里有没有特别好的朋友？比如经常在一起吃晚饭的？”
“我已经说过，他话不多，但下班后，偶尔和山姆去喝杯啤酒。”
“我可以和山姆谈谈吗？”
“可以，”老人说。停了一会儿，又说道：“贝克能做那种事吗？当然，我知道报纸上说他做了。但是，只有傻子才会相信。”
“也许是吧，海尔斯先生。”我说。
“有什么要我帮忙的，请通知我，”他说。
“我会的。”
我们回到里面，然后，我找山姆谈话。山姆身材高大而削瘦，虽然穿着工作服，但他一头白发，使他显得很醒目。
“我可以跟你说实话，”山姆对我说，“我根本不相信这事。”
“我知道你偶尔和贝克一起喝杯啤酒。”
“大概一星期一次，都是下班后。”
“你们谈些什么？”
“大多是工作上的事，像公司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等等，一般男人聊天都谈的那些。”
“还有别的吗？”
“你是说有关贝克的过去？”
“是的。”
“只有一次，”山姆说，“贝克告诉我一些事情。但是，我从来没有追问过他，我不喜欢打探。”
“山姆先生，他告诉了你什么？”
“他永远不回监狱了，”山姆说，“他以前的生活都过去了，他一生中第一次过平静的生活，”他看着我，两眼放光，好像在向我挑战。
“你知道吧？”
“什么事？”
“我已经活了59岁了，”他说，“我见过很多人，知道他们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
我等他说下去。
“我可以看出，贝克不是在撒谎。”山姆说。
离开山姆后，我在公共图书馆消磨了半个小时，读一些过期的报刊杂志。幽谷公园抢劫案开始于6个星期之前，当时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当我把各个报道的细节摸熟了之后，便回到我的办公室，打电话给贝克的太太玛丽。
“警察刚刚来过，”她说，“他们有搜查证。”
“他们找到什么了？”
“没有什么好找的。”
“他们说什么了？”
“他们问了许多问题，”她说，“他们想知道银行存款和保险箱的事。”
“你跟他们合作了吗？”
“合作了。”
“好，”我告诉她我上午所做的事。
“你瞧，”我说完后，她说，“认识贝克的人，没有一个人相信他有罪。”
“警方相信，”我轻声说。
“警方，”她重复道，但是，她声音中已经没有了仇恨。
我坐在那里，手里握着话筒，有很多话想说。但是，那些话似乎没有什么意义。过了一会儿，我告诉她，我会和她联系，然后挂上电话。我的手心全是汗。
我掏出一根香烟，但是火柴没有了，我翻遍书桌，也没找到一根火柴，只好把香烟放回盒中。
我伸手去拿电话筒，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我拿起话筒，是艾尔打来的。
“我正要打电话给你，”我说。
“我在这两个小时里，一直在打你的电话。”
“你有什么事要告诉我？”
“别装了，”他说，“你知道我要告诉你什么。”
“好，”我说，“你现在在哪儿？”
“在家。”
“我可以去吗？”
“如果半小时之内你能赶到，我就等你，否则我就要睡觉了。我太太已经下令关上所有的门窗，取下电话。”
“我20分钟之内赶到。”我说。
艾尔的住房是白色的，很舒适，房屋四周有草坪和鲜花。如果你认识艾尔的话，就会觉得这房子反映了他本人的性格：忠实、勤奋。
我把车停在院子里，走上台阶去敲门。
艾尔的太太是一个瘦小的红发女人，她开门让我进去，带我来到书房，然后掩上门离去。
艾尔坐在桌边，面前摆着烟斗和咖啡。
“请坐，”他说，“要喝点咖啡吗？”
“谢谢。”
他给我倒了一杯咖啡，然后指指桌上的一个牛皮纸信封，装出不理我的样子，自顾自地吸着烟。
信封里是两位巡警的报告，他们一位叫辛迪，一位卡斯达，就是他们开枪杀死贝克的。我小心地读着那份报告，我的眼睛落在“私人物品”下面的两行句子上。我看完之后，把报告塞回信封，放到桌上。
艾尔看着我，问：“怎么了？”
“有一件事，”我说，“报纸上没有登。”
“什么事？”
“他们发现贝克大衣口袋有一瓶用纸袋包着的‘凯瑟琳’酒。”
艾尔耸耸肩，“那是在一家酒店，对吗？也许他溜出来的时候，塞一瓶到口袋里。”
“他会放进纸袋里吗？”
“有些人的举止总是很奇怪的，”他说。
“是啊，”我喝了几口咖啡，然后站起身。
“你要走了吗？”
“对，我还有事要办。”
“你欠我一份情，”他说，“记住。”
“我不会忘记的。”
我开车来到查勒尼街，把车停在停车场，那里离贝克夫妇的家只有半条街。我冒雨向前走，顺着一个木梯来到贝克家。
我一敲门，玛丽就出来了。
她穿着上午到我办公室的那件黑衣服。看到她，我就觉得她肯定一整天都默默地坐在椅子上，独自沉思。
她把我让进屋，我坐在靠窗的一张旧椅子上，那是贝克生前常坐的椅子。
玛丽很疲倦地问：“你想吃点什么吗？”
我摇摇头，问道：“你呢？你今天吃东西了吗？”
“没有。”她回答说。
“玛丽，你得吃点东西。”
“也许过一会儿吧。”
“好，”我说，把帽子放在手中旋转。我想问她，但我不想给她任何虚幻的希望。我有一个想法，但是，现在说出来太早了。
我说了跟那些人的谈话。说完后，我问她：“你今天上午说，贝克喜欢在黄昏时候散步，他是不是总是沿着一条固定的线路走？”
“没有。他只是喜欢散步，有时一走就是一两个小时。”
“他没有提到过他去哪儿了？”
“只是在附近走走。”
在附近？可是，他被击中的地方，离这里很远啊。他可能走直线，或者绕着圈子走。
我说：“贝克散步回来后，喜欢喝一杯，对吗？”
“对。”
“那么，他这里留有一瓶酒，是吗？”
“是的。”
我继续转动我的帽子。“玛丽，我想，我是不是可以喝一小杯？”
她缓缓地点点头，走到卧房门边的一个矮柜边，拉开小门向里望着，她说：“对不起，我们……我好像没有酒了。”
“没有关系，”我说，“反正我也该走了。”
“你现在要到哪儿去？”
“去看一些人。”
“请消息你会通知我的，对吗？”
“对，”我说，“玛丽，你是不是有贝克的照片？”
“有的，”她说，“可是，你要照片干什么？”
“有用，”我含糊地说，“我得去看许多人。”
她对这回答好像很满意。“我看看能不能给你找一张，”她说。
她走进卧室，一两分钟后，拿出一张贝克的半身照，是在客厅拍的。照片上的贝克面露微笑，嘲弄地扬起一条眉毛。
我把照片放进口袋，谢谢玛丽，然后走了出去。
大雨下个不停，远处传来雷声。我竖起衣领，跑向汽车。
两个半小时后，我来到“泰水酒店”。我站在地板上，让身上的水滴下。他们在进门处的架子上装有一个暖气，我在那里烘了几分钟，然后走向柜台。
有一位年轻人坐在收款台边，他身穿白衬衫。一看到我，就站起起来向我走来，同时微笑着说：“外面在下雨啊。”
“也许你可以帮助我。”
“当然，”他说，“你想要什么？”
我从大衣口袋掏出贝克的照片，递过去给他看。“你以前见过这个人吗？”我问。
他看着我，问：“你是警察？”但是，他的声音仍然很亲切。
我叹了口气，把我的证件给他看。他耸耸肩，眯起眼睛仔细端详着照片。“我可能见过这个人，”他说，“可能。”
我现在不像刚进来那样冷了。到现在为止，我已经在幽谷公园区走了两个半小时。走过了八家酒店，两家通宵营业市场，一家食品店，六家酒吧，结果一无所获。
这个年轻人仍然在打量着照片。“这个人好像昨天晚上来过。”
他说，“他是一个好人。”
“大约什么时候？”
“11点半左右。”
那就是说，15分钟后，贝克在离这里三条半街的胡同被枪杀。我问：“你记不记得他买了什么？”
“让我想想，”年轻人说，“我想是威士忌酒，一般的那种。”
“凯瑟琳牌的？”
“对，我想是那个牌子。”
“谢谢，”我说，“请问你尊姓大名？”
“喂，我可不想卷进任何事中。”
“别担心，”我说，“不会有什么的。”
他有点不情愿地告诉我他的姓名和住址，我写了下来，再次向他道谢。离开那里后，我心里更有底了。
艾尔说：“我真该在你下巴上揍一拳。”
他刚从卧室出来，睡眼惺松，头发蓬乱，穿着睡衣。他太太站在他身边。
“很抱歉把你叫醒，艾尔。不过，我有急事。”
他嘴里说了什么，我没有听清，但他太太听见了，她很不以为然地捅了捅他，然后转身离开房间。
艾尔坐在沙发上，用手理理了头发，然后抬头看着我：“什么事那么急？”
“贝克。”我说。
“你还在查这事？”
“对，”我告诉他我在泰水酒店听到的事。
他想了一会儿，最后说：“他在那里买了一瓶酒，这也不能证明什么啊？”
“艾尔，”我说，“如果他准备抢劫酒店，你想他会在15分钟前买一瓶酒吗？”
“那次抢劫可能是心血来潮。”艾尔说。
“贝克做事一向不是那样，他进行抢劫前，都会小心计划，认真准备。”
“他老了，”艾尔说，“行为方式也变了。”
他不了解贝克。我说：“还有一些别的事。”
“什么事？”
“盗窃，”我说，“我仔细研究了那些案子，那些案子都会留下一定的痕迹。后门撬开，侧柱和锁上有记号，”我停了一下，“他们没有发现任何贝克的痕迹。”
“也许他除去了那些痕迹。”
“他怎么会有时间呢？他一出门就被他们盯上了。”
艾尔舔了舔嘴唇，我看出我引起了他的兴趣。他说：
“说下去。”
“作案方式，”我说，“门撬开，抽屉搜索一空，纸张四处乱扔，没有指纹，不象是专业人士干的。”
他摸摸下巴上的短胡子，“贝克是专业的。”
“他可以著书立说了，他的手法干净利落，他从不乱来。”
艾尔站起身，走到拉着窗帘的窗户前。他背对我站在那里，问：
“那么，你认为是怎么回事呢？”
“你想象吧。”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慢慢地说：“不错，我可以想象是怎么回事。但是，我很不喜欢，一点也不喜欢。”
“贝克呢？”我说，“他会喜欢吗？”
艾尔突然转过身，走到电话机边，他打电话给一个人，然后又给另一个人。当他挂上电话时，他已经在解睡袍的扣子了。他走到卧房门口，停下脚问：“你想一起去吗？”
“不，那不是我办公的地方。”
他看看我说：“我希望你的推测是错的。”
我盯着他说：“我希望我没有错。”
三个小时后，我坐在漆黑的公寓里，抽着烟。这时，电话铃响了。我让它响了几次，然后拿起听筒。
“你没有错，”艾尔说。
我等着。
“辛迪和卡斯达，”艾尔很痛苦地说，“他们在这里才一年多，神经有点不正常，我只能这么说。有一天晚上，当他们巡逻时，他们动了歪脑筋，便试了一次，结果收获不小，谁会想到是警察干的呢？”
“我很难过，艾尔，”我说。
“我也一样。”
“你有什么问题吗？”
“不太多。”
“贝克是怎么遇上的？”
“是这样的，”艾尔说，“他们从后门出来时，贝克刚好走捷径，想穿过胡同回家。他一看见他们，拔腿就跑，他们便惊慌起来，辛迪一枪打中他的背，当他们走过去查看时，辛迪认出了贝克。”
“他们就趁机推到他身上，”我说，“瞧，艾尔——”
“算了，”他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那好，再见。”
“再见，”他说，挂断了电话。
然后我打电话给玛丽，告诉她贝克的死因。
贝克的葬礼很隆重，在一家小教堂举行，许多人都来了。报纸上对此事进行了全面报道。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艾尔也来了。
葬礼结束后，我和艾尔站在教堂门口。
“我不喜欢葬礼，”他说。
“我也不喜欢。”
“现在你准备做什么？”
“我还没有考虑到呢。”
“我太太不在家，”他说，“我家里有些白兰地，也许我们可以大醉一场。”
“也许我们都很愿意大醉一场，”我说。
当时，两个巡逻的警察看到他从“远景酒店”后门出来，手里拎着一只铁盒子。贝克一看到警察，拔腿就跑，警察在后面追赶，命令他站住，但是，他还是继续跑。有一个警察开枪警告，但是，贝克没有理睬，于是一位警察就冲他开了一枪。他打得很低，只想击中他的脚，但是，在昏暗的胡同中，很难看清楚，子弹却射中贝克的背部，贝克当场毙命。
我是第二天早晨，在一家餐馆吃早餐时，读到报纸上的报道的。
这条新闻登在内页，很简短的一条消息。一个人死了，只不过是个统计数字，你看过后就会忘掉，除非你认识他，除非他是你的朋友。
我小心地折好报纸，塞进大衣口袋。然后，从桌边站起身，穿过一群穿西装的年轻人，走上大街。
突然刮起了风，吹起了地面的垃圾，空气中有一种难闻的气味。
快下雨了。
我向自己的办公室走去，想起了与贝克的一段对话。
“贝克，工作怎么样？”
“哦，很好，很好。”
“没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没有，一点也没有。”
“贝克，好好干。”
“是。”
“认真干下去。”
“认真干下去。”
走进我的办公大厦，里面黑漆漆的，没有一个人。关着的电梯门上放着“故障”的牌子。我绕到楼梯边，上到二楼，沿着走廊到我的办公室。
办公室门没有锁，我推开门，走了进去，发现她坐在那里。贝克的妻子坐在我办公桌前的椅子上。
我轻轻关上门，我们的视线相遇了，彼此看了几秒钟。然后，我走到办公桌前，坐在她对面。
她说：“管理员让我进来的。”
“没关系。”
她双手紧握，放在大腿上。
“你听到那个消息了吗？”
“听到了，”我说，“我能说什么呢，玛丽？”
“你是贝克的朋友，”她说，“你帮过他。”
“也许我没有尽全力。”
“他没有干，”玛丽说，“他没有偷钱，他没有像他们说的那样抢劫。”
“玛丽。”
“贝克和我结婚31年，”玛丽说，“你想我怎么会不了解呢？”
我没有说话。
“我总会知道的，”她说。
我坐在那里，凝视着她。她是个身材高大的女人，很强壮。她的嘴巴棱角分明，灰色的大眼睛哭得红红的。贝克入过两次狱，逃匿20多年。现在看看她，我心中暗想，是的，她总该知道。
我说：“据报纸上说，贝克从酒店后门出来，拎着一个铁盒子，他们发现里面有106元钱，门是撬开的。”
“我知道报上所说的，也知道警方的说法，但是，他们错了，错了。”
“玛丽，他的确是在那里。”
“我知道，”她说，“贝克喜欢在黄昏后散步，走很长一段时间，回来后再喝一杯。酒让他放松，所以，他会在那里。”
我在椅子上换了一个姿式，没有说话。玛丽说：“贝克有工作要做的时候，总是神经很紧张，夜里会失眠。”
“他最近没有那样吧？”
“几个星期前，你还看到他的，”玛丽说，“你看他是那样的吗？”
“没有，”我说，“没有。”
“我们很快乐，”玛丽说，“我们不再逃亡，不再等待，我们真的非常快乐。”
我的嘴巴发干。“他的工作怎么样？”
“上星期他们给他加薪，加了15元，我们到码头一家高档餐厅吃了一顿晚饭，以示庆祝。”
“你们靠薪水过得很好，”我说，“没有什么问题吧？”
“一点也没有，”玛丽说，“我们银行开始有一点存款，”她咬咬嘴唇，“贝克想退休后到西印度去。”
我看看自己的大手，它们笨拙地放在桌面上，我把它们放到大腿上。
我说：“幽谷公园抢劫案是一个半月前发生的，据警方估计，抢去的钱总共有3.5万元到4万元之间，你可以拿那笔钱到西印度好好生活了。”
玛丽的灰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她说：“那些抢劫案不是贝克干的。”
我能说什么？天知道，贝克不是圣徒，她也知道。但是，这一次他是无辜的，所有的证据、所有的言语都无法改变她的看法。
我从口袋里掏出香烟盒，点燃了一支。吸烟只会使我的嘴巴更苦涩。
我没有看着她，说：“玛丽，你要我做什么？”
“我要你证明贝克是无辜的，我要你证明他没有做那些事。”
“你知道，我很高兴他没有做，可是，我怎么能证明呢？有什么证据呢？”“该死的证据！”她的大嘴突然激动地抖起来，“我告诉你，贝克是无辜的！我不要他含冤下葬。”
“玛丽，听我说——”
“我不听，”她说，“贝克是你的朋友，你保释他，你帮他找工作；你劝导他，引他走向正路，他变成了新人，一个不同的人，这些都是因为你的帮助。现在，你愿意坐在那里，告诉我，你相信他因抢劫4万元而送了命？你愿意坐在这里，让他们给他加上各种罪名？或者你根本不关心？”
我仍然不想正视她，低头凝视着手中燃烧的香烟，看着烟袅袅升起。我说：“玛丽，我很关心。”
“那就帮帮我，”她说，“为了贝克，为了你的朋友。”
过了很久，我才说：“好吧，玛丽，我看着办。”
她抬起头，一副哀伤的样子，说：“我很抱歉，我不想那样的。”
“不用道歉，”我站起身，“他是你丈夫。”
她点点头，她的喉咙在动，但我们谁也没有再说话。
在法院大厅，他们告诉我，艾尔警官出去了，一个小时内会回来。我便到旁边的一家咖啡店，抽了6根香烟，喝了三杯咖啡，便过了45分钟。
当我再次走到外面时，开始下起小雨，驱走了一些刺骨的寒气，但是，风刮得更厉害了。头顶上乌云密布，随时都要下暴雨的样子。
我再次走进法院大厦，乘电梯上楼，这一次艾尔警官在里面。他穿着一套棕色西装，看上去像是用手搓肥皂洗的，他的领带歪歪的，衬衫领上有一个扣子掉了，左眼上有一块青色淤伤。
“好，”他说，“快一点说，好吗？”
“你的眼睛怎么了？”
“我碰到门柄。”
“我猜就是这么回事。”
“喂，”他说，“你来这里是聊天，还是有事？我已经38小时没有睡觉了，我可没有心情开玩笑。”
“我要你帮个忙，艾尔。”
“说吧，”艾尔说。
“我想看一份警察的报告。”
“你有病啊？”他说，“去你的！”
“昨晚发生了一件枪击事件，”我说，“两个巡警杀死了一个在幽谷公园逃跑的抢劫犯。”
“那又怎么样？”
“那人是我的朋友。”
艾尔看看我，“什么朋友？”
“贝克。”
“我认识他吗？”
“我想不认识。他犯过两次盗窃，我帮助他，使他悔过，那时我是警察。”
“你说幽谷公园，”艾尔说，“那不是最近常发生抢劫案的地方玛？”
“是啊，”我说，“照报纸报道，他们把贝克当成抢劫犯。”
“只有你不那么看。”
“贝克的太太也这么看，”我说，“我也不认为是他。”
“我不能让你看任何报告，”艾尔说，“即使我愿意的话，那也不属于我的部门，那是由抢劫组负责的。”
“你可以帮着引见一下。”
“我可以，但我不愿意，我忙得要命，我没有时间。”
我站起身，“啊，谢谢你，艾尔。”可是，我正准备推门出去时，他叫住我。我转过身。
“如果事情顺利的话，”艾尔说，眼睛没有看着我，“两个小时内我就可以下班了，如果我经过抢劫组，我会看看能不能想想办法。”
“谢谢，艾尔，”我说，“我非常感谢。”
他没有说什么，伸手去拿电话。
我来到一家叫“路易”的酒吧，找到汤姆。他正在酒吧台边喝威士忌，两眼凝视着墙壁。另外还有两个穿工作服的人在另一头喝啤酒，吃三明治。中间有一位披白围巾的老女人，在啜饮暗红色的酒。
我在汤姆旁边的凳子上坐下，向他打招呼。
他慢慢地转过身，脸色苍白，毫无血色，秃秃的头上有一粒粒汗珠。他好不容易才回过神，用青筋直暴的手指指指眼睛，他在擦眼泪。我知道为什么。
他认出了我：“嗨，喝一杯，好吗？”
“现在不喝。”
汤姆把杯子举到嘴边，喝了一大口：“贝克死了。”
“是的，我知道。”
“他们昨晚杀死了他，”汤姆说，“他们从背后杀死他。”
“别紧张，”我说。
“他是我的朋友，”汤姆说。
“他也是我的朋友。”
“贝克是个好人，他们没有权力那样杀他。”
“他正在抢一家酒店，”我冷静地说。
“胡说！”汤姆转过身，一根手指指着我的胸口。“贝克已经改邪归正了，你听说过没有？自从他出狱后，他就改邪归正了。”
“汤姆，真的吗？”
“真的。”
“他并没有在幽谷公园作案？”
“我不是告诉你，他改邪归正了吗？”
“谁干的，汤姆？”
“我不知道。”
“别这样，”我说，“你到处跑，总会听到一些风声的，对不对？”
“没听到什么，”汤姆说，“我不知道。”
“会是孩子吗？”我说，“街头那些小流氓？”
“不知道，”汤姆说，“我不知道。”
“可是，你怎么知道不是贝克呢？”
“贝克已经改过自新了，”汤姆说，“现在他却死了。”
汤姆把头趴在双臂上，侍者走过来，他是个大脖子，留着八字胡。他说：“汤姆，你不能在这里睡觉。”
“贝克死了，”汤姆说，眼中满是泪水。
“别惹他，”我对侍者说。
“我不能让他在这儿睡觉。”
我掏出皮夹子，拿出一元钱放在柜台上。“那么，再给他来一杯酒吧。”
侍者看看我，又看看钞票，耸耸肩，走开了。
我走到外面，进入雨中。
欧罗巴批发公司是一栋很大的两层楼房子，靠近唐人街。
我把车停在大厦前，走到里面。在办公室中间是一个玻璃围着的电话总机，里面有一位黑发小姐，她身穿印花市，头上戴着一副耳机。
我问那女孩，公司经理在不在？她告诉我，经理到市中心去了，整天都回不来。贝克保释后，我就把他推荐到这里来工作。
我想跟副经理谈谈，可是转念一想，他不会跟贝克有接触的，因为贝克在仓库工作，我想和他的管理员谈谈最好。我问那女孩，装货的办公处在哪里。
她指着左边的一对活动门。我推开门，走进一条又窄又黑的走廊，两边都有纱门，出去是仓库。在我左边是一条长长的柜台，柜台后面是展示的货架，货架后面是两长排货箱，摆满整个屋子。柜台前有四、五个人站着，两个站在后面接受订货。从敞开的门边，我看到一个装货柜，外面凌乱的院子里，停放着几辆卡车。在我右边是一个有窗户的办公室，有两张桌子，都没有人坐。另一间房子堆满工作凳和满是灰尘的箱子。
我走进办公室。
一个老人站在办公桌对面的窄柜台前，正在摆弄纸张。他穿着宽松的棕色长裤和棕色的背心，戴着一顶破旧的软帽，嘴里叼着一根雪茄。
我等了一会儿，但老人一直没有抬起头。最后，我清清喉咙说：
“对不起。”
他抬起头，不怀好意地上下打量我，继续摆弄他的纸张。他一边用铅笔在一张纸上画着，一边问：“什么事？”
“你是海尔斯先生吗？”
“是的。”
我做了自我介绍，然后说：“我不知道能不能跟你谈谈？”
“请吧。”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想私下谈。”
他又看了我一眼，“什么事？”
“有关贝克的，”我说。
他再次摆弄他的纸张，然后示意我向前走。走到装货台外面，走进一个双门的入口，来到第二个宽敞的仓库。老人在这里停住脚，转向我说：“我们可以在这儿谈。”
“我听说你是贝克的管理员，对吗？”
“对。”
“告诉我一些有关他的事吧。”
“如果你想听坏事的话，那你是听不到的。”
“我不是想听坏事。”
他想了一会儿，然后耸耸肩，说：“贝克工作很卖力，我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从不罗嗦，很本分。”
“你知道有关他的事吗？”
“我们全都知道。虽然知道，没有人说他什么。”
“他对他的工作好像很满意？”
“非常满意，”老人说，“从不抱怨。”
“没有和别人有过摩擦？”
“没有，他和所有的人都相处得很好。”
第二仓库里面响起喇叭声，一辆小车开过去。
我对老人说：“愿不愿意告诉我，你们对发生的事情的看法？”
“我不相信有那种事，”他回答说，“我们没有一个人相信。”
我点点头，“贝克在这里有没有特别好的朋友？比如经常在一起吃晚饭的？”
“我已经说过，他话不多，但下班后，偶尔和山姆去喝杯啤酒。”
“我可以和山姆谈谈吗？”
“可以，”老人说。停了一会儿，又说道：“贝克能做那种事吗？当然，我知道报纸上说他做了。但是，只有傻子才会相信。”
“也许是吧，海尔斯先生。”我说。
“有什么要我帮忙的，请通知我，”他说。
“我会的。”
我们回到里面，然后，我找山姆谈话。山姆身材高大而削瘦，虽然穿着工作服，但他一头白发，使他显得很醒目。
“我可以跟你说实话，”山姆对我说，“我根本不相信这事。”
“我知道你偶尔和贝克一起喝杯啤酒。”
“大概一星期一次，都是下班后。”
“你们谈些什么？”
“大多是工作上的事，像公司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等等，一般男人聊天都谈的那些。”
“还有别的吗？”
“你是说有关贝克的过去？”
“是的。”
“只有一次，”山姆说，“贝克告诉我一些事情。但是，我从来没有追问过他，我不喜欢打探。”
“山姆先生，他告诉了你什么？”
“他永远不回监狱了，”山姆说，“他以前的生活都过去了，他一生中第一次过平静的生活，”他看着我，两眼放光，好像在向我挑战。
“你知道吧？”
“什么事？”
“我已经活了59岁了，”他说，“我见过很多人，知道他们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
我等他说下去。
“我可以看出，贝克不是在撒谎。”山姆说。
离开山姆后，我在公共图书馆消磨了半个小时，读一些过期的报刊杂志。幽谷公园抢劫案开始于6个星期之前，当时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当我把各个报道的细节摸熟了之后，便回到我的办公室，打电话给贝克的太太玛丽。
“警察刚刚来过，”她说，“他们有搜查证。”
“他们找到什么了？”
“没有什么好找的。”
“他们说什么了？”
“他们问了许多问题，”她说，“他们想知道银行存款和保险箱的事。”
“你跟他们合作了吗？”
“合作了。”
“好，”我告诉她我上午所做的事。
“你瞧，”我说完后，她说，“认识贝克的人，没有一个人相信他有罪。”
“警方相信，”我轻声说。
“警方，”她重复道，但是，她声音中已经没有了仇恨。
我坐在那里，手里握着话筒，有很多话想说。但是，那些话似乎没有什么意义。过了一会儿，我告诉她，我会和她联系，然后挂上电话。我的手心全是汗。
我掏出一根香烟，但是火柴没有了，我翻遍书桌，也没找到一根火柴，只好把香烟放回盒中。
我伸手去拿电话筒，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我拿起话筒，是艾尔打来的。
“我正要打电话给你，”我说。
“我在这两个小时里，一直在打你的电话。”
“你有什么事要告诉我？”
“别装了，”他说，“你知道我要告诉你什么。”
“好，”我说，“你现在在哪儿？”
“在家。”
“我可以去吗？”
“如果半小时之内你能赶到，我就等你，否则我就要睡觉了。我太太已经下令关上所有的门窗，取下电话。”
“我20分钟之内赶到。”我说。
艾尔的住房是白色的，很舒适，房屋四周有草坪和鲜花。如果你认识艾尔的话，就会觉得这房子反映了他本人的性格：忠实、勤奋。
我把车停在院子里，走上台阶去敲门。
艾尔的太太是一个瘦小的红发女人，她开门让我进去，带我来到书房，然后掩上门离去。
艾尔坐在桌边，面前摆着烟斗和咖啡。
“请坐，”他说，“要喝点咖啡吗？”
“谢谢。”
他给我倒了一杯咖啡，然后指指桌上的一个牛皮纸信封，装出不理我的样子，自顾自地吸着烟。
信封里是两位巡警的报告，他们一位叫辛迪，一位卡斯达，就是他们开枪杀死贝克的。我小心地读着那份报告，我的眼睛落在“私人物品”下面的两行句子上。我看完之后，把报告塞回信封，放到桌上。
艾尔看着我，问：“怎么了？”
“有一件事，”我说，“报纸上没有登。”
“什么事？”
“他们发现贝克大衣口袋有一瓶用纸袋包着的‘凯瑟琳’酒。”
艾尔耸耸肩，“那是在一家酒店，对吗？也许他溜出来的时候，塞一瓶到口袋里。”
“他会放进纸袋里吗？”
“有些人的举止总是很奇怪的，”他说。
“是啊，”我喝了几口咖啡，然后站起身。
“你要走了吗？”
“对，我还有事要办。”
“你欠我一份情，”他说，“记住。”
“我不会忘记的。”
我开车来到查勒尼街，把车停在停车场，那里离贝克夫妇的家只有半条街。我冒雨向前走，顺着一个木梯来到贝克家。
我一敲门，玛丽就出来了。
她穿着上午到我办公室的那件黑衣服。看到她，我就觉得她肯定一整天都默默地坐在椅子上，独自沉思。
她把我让进屋，我坐在靠窗的一张旧椅子上，那是贝克生前常坐的椅子。
玛丽很疲倦地问：“你想吃点什么吗？”
我摇摇头，问道：“你呢？你今天吃东西了吗？”
“没有。”她回答说。
“玛丽，你得吃点东西。”
“也许过一会儿吧。”
“好，”我说，把帽子放在手中旋转。我想问她，但我不想给她任何虚幻的希望。我有一个想法，但是，现在说出来太早了。
我说了跟那些人的谈话。说完后，我问她：“你今天上午说，贝克喜欢在黄昏时候散步，他是不是总是沿着一条固定的线路走？”
“没有。他只是喜欢散步，有时一走就是一两个小时。”
“他没有提到过他去哪儿了？”
“只是在附近走走。”
在附近？可是，他被击中的地方，离这里很远啊。他可能走直线，或者绕着圈子走。
我说：“贝克散步回来后，喜欢喝一杯，对吗？”
“对。”
“那么，他这里留有一瓶酒，是吗？”
“是的。”
我继续转动我的帽子。“玛丽，我想，我是不是可以喝一小杯？”
她缓缓地点点头，走到卧房门边的一个矮柜边，拉开小门向里望着，她说：“对不起，我们……我好像没有酒了。”
“没有关系，”我说，“反正我也该走了。”
“你现在要到哪儿去？”
“去看一些人。”
“请消息你会通知我的，对吗？”
“对，”我说，“玛丽，你是不是有贝克的照片？”
“有的，”她说，“可是，你要照片干什么？”
“有用，”我含糊地说，“我得去看许多人。”
她对这回答好像很满意。“我看看能不能给你找一张，”她说。
她走进卧室，一两分钟后，拿出一张贝克的半身照，是在客厅拍的。照片上的贝克面露微笑，嘲弄地扬起一条眉毛。
我把照片放进口袋，谢谢玛丽，然后走了出去。
大雨下个不停，远处传来雷声。我竖起衣领，跑向汽车。
两个半小时后，我来到“泰水酒店”。我站在地板上，让身上的水滴下。他们在进门处的架子上装有一个暖气，我在那里烘了几分钟，然后走向柜台。
有一位年轻人坐在收款台边，他身穿白衬衫。一看到我，就站起起来向我走来，同时微笑着说：“外面在下雨啊。”
“也许你可以帮助我。”
“当然，”他说，“你想要什么？”
我从大衣口袋掏出贝克的照片，递过去给他看。“你以前见过这个人吗？”我问。
他看着我，问：“你是警察？”但是，他的声音仍然很亲切。
我叹了口气，把我的证件给他看。他耸耸肩，眯起眼睛仔细端详着照片。“我可能见过这个人，”他说，“可能。”
我现在不像刚进来那样冷了。到现在为止，我已经在幽谷公园区走了两个半小时。走过了八家酒店，两家通宵营业市场，一家食品店，六家酒吧，结果一无所获。
这个年轻人仍然在打量着照片。“这个人好像昨天晚上来过。”
他说，“他是一个好人。”
“大约什么时候？”
“11点半左右。”
那就是说，15分钟后，贝克在离这里三条半街的胡同被枪杀。我问：“你记不记得他买了什么？”
“让我想想，”年轻人说，“我想是威士忌酒，一般的那种。”
“凯瑟琳牌的？”
“对，我想是那个牌子。”
“谢谢，”我说，“请问你尊姓大名？”
“喂，我可不想卷进任何事中。”
“别担心，”我说，“不会有什么的。”
他有点不情愿地告诉我他的姓名和住址，我写了下来，再次向他道谢。离开那里后，我心里更有底了。
艾尔说：“我真该在你下巴上揍一拳。”
他刚从卧室出来，睡眼惺松，头发蓬乱，穿着睡衣。他太太站在他身边。
“很抱歉把你叫醒，艾尔。不过，我有急事。”
他嘴里说了什么，我没有听清，但他太太听见了，她很不以为然地捅了捅他，然后转身离开房间。
艾尔坐在沙发上，用手理理了头发，然后抬头看着我：“什么事那么急？”
“贝克。”我说。
“你还在查这事？”
“对，”我告诉他我在泰水酒店听到的事。
他想了一会儿，最后说：“他在那里买了一瓶酒，这也不能证明什么啊？”
“艾尔，”我说，“如果他准备抢劫酒店，你想他会在15分钟前买一瓶酒吗？”
“那次抢劫可能是心血来潮。”艾尔说。
“贝克做事一向不是那样，他进行抢劫前，都会小心计划，认真准备。”
“他老了，”艾尔说，“行为方式也变了。”
他不了解贝克。我说：“还有一些别的事。”
“什么事？”
“盗窃，”我说，“我仔细研究了那些案子，那些案子都会留下一定的痕迹。后门撬开，侧柱和锁上有记号，”我停了一下，“他们没有发现任何贝克的痕迹。”
“也许他除去了那些痕迹。”
“他怎么会有时间呢？他一出门就被他们盯上了。”
艾尔舔了舔嘴唇，我看出我引起了他的兴趣。他说：
“说下去。”
“作案方式，”我说，“门撬开，抽屉搜索一空，纸张四处乱扔，没有指纹，不象是专业人士干的。”
他摸摸下巴上的短胡子，“贝克是专业的。”
“他可以著书立说了，他的手法干净利落，他从不乱来。”
艾尔站起身，走到拉着窗帘的窗户前。他背对我站在那里，问：
“那么，你认为是怎么回事呢？”
“你想象吧。”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慢慢地说：“不错，我可以想象是怎么回事。但是，我很不喜欢，一点也不喜欢。”
“贝克呢？”我说，“他会喜欢吗？”
艾尔突然转过身，走到电话机边，他打电话给一个人，然后又给另一个人。当他挂上电话时，他已经在解睡袍的扣子了。他走到卧房门口，停下脚问：“你想一起去吗？”
“不，那不是我办公的地方。”
他看看我说：“我希望你的推测是错的。”
我盯着他说：“我希望我没有错。”
三个小时后，我坐在漆黑的公寓里，抽着烟。这时，电话铃响了。我让它响了几次，然后拿起听筒。
“你没有错，”艾尔说。
我等着。
“辛迪和卡斯达，”艾尔很痛苦地说，“他们在这里才一年多，神经有点不正常，我只能这么说。有一天晚上，当他们巡逻时，他们动了歪脑筋，便试了一次，结果收获不小，谁会想到是警察干的呢？”
“我很难过，艾尔，”我说。
“我也一样。”
“你有什么问题吗？”
“不太多。”
“贝克是怎么遇上的？”
“是这样的，”艾尔说，“他们从后门出来时，贝克刚好走捷径，想穿过胡同回家。他一看见他们，拔腿就跑，他们便惊慌起来，辛迪一枪打中他的背，当他们走过去查看时，辛迪认出了贝克。”
“他们就趁机推到他身上，”我说，“瞧，艾尔——”
“算了，”他说，“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那好，再见。”
“再见，”他说，挂断了电话。
然后我打电话给玛丽，告诉她贝克的死因。
贝克的葬礼很隆重，在一家小教堂举行，许多人都来了。报纸上对此事进行了全面报道。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艾尔也来了。
葬礼结束后，我和艾尔站在教堂门口。
“我不喜欢葬礼，”他说。
“我也不喜欢。”
“现在你准备做什么？”
“我还没有考虑到呢。”
“我太太不在家，”他说，“我家里有些白兰地，也许我们可以大醉一场。”
“也许我们都很愿意大醉一场，”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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