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在桌子後面的那個人把一個厚厚的玻璃壓紙器嚮右移動了一點，他的臉與其說顯得沉思或心不在焉，倒不如說是無表情的。由於一天的大部分時間都生活在人工光綫下，他的面色蒼白。你可以看出，這是一個習慣室內生活的人，一個經常坐辦公室的人。要到他的辦公室，必須經過一條長而彎彎麯麯的地下走廊。這種安排雖然頗有點不可思議，卻與他的身份相適應。很難猜出他有多大年紀。他看起來既不老，也不年輕。他臉光光的，沒有一點皺紋，但兩眼顯得過分疲憊。
房裏另一個人年紀要大一些。他的臉色黝黑，留着一撇軍人的小鬍子。他動作靈敏，有點緊張不安的樣子。甚至現在，他也不能安靜地坐着，而是在房裏踱來踱去，並不時地從嘴裏蹦出一兩句話來。
“報告！”他暴躁地說，“接二連三的報告，但他媽的沒有一個報告有點用處！”
那個坐在桌子後面的人低頭看了看他面前的文件。在一堆文件的頂上頭放着一張寫有“托馬斯·查爾斯·貝特頓”字樣的名片。名字下面劃有一個問號。這個人沉思地點點頭，然後說：
“您已經看完了這些報告，難道沒有一個報告有點用處嗎？”
另一個人聳聳肩頭。
“怎麽能辨別呢？”
坐在桌後的那個人嘆了口氣。
“是的，”他說，“問題就在這裏。我們的確很難分辨。”
年紀較大的那個人像機關槍連射那樣快地繼續說：
“羅馬和都靈來的報告：有人在裏維埃拉看見他；有人在安特衛普註意他；有人在奧斯陸肯定認出他；有人在比亞裏茨肯定看見他；有人在斯特拉斯堡看見他行動可疑；在奧斯坦德海灘上看見他和一個迷人的金發女郎在一起；有人看見他帶着一隻獵犬在布魯塞爾大街上溜噠；暫時還沒有人看見他在動物園裏抱着一匹斑馬，但我敢說，那樣的報告也會出現的！”
“你本人沒有任何想法嗎，沃頓？就我而言，我對安特衛普的報告抱有希望，雖然那個報告還沒有使我們取得任何成果。當然，現在”——這個年輕人停止了講話，好像要睡着似的。但很快他又醒過來，含糊其辭地說：“是的，或許，但是——我覺得奇怪。”
沃頓上校突然坐到椅子的扶手上。
“但是我們必須弄清楚，”他堅持說，“他們是怎麽走和為什麽走的，到什麽地方去了？這一切我們都必須搞清楚。每隔個把月就損失一個溫順的科學家並且不知道他們是怎麽走的，為什麽走，到什麽地方去了，那是不行的。他們是到我們所想的那個地方，還是哪裏？我們一嚮想當然地認為他們是到我們所想象的那個地方去了，但是現在我卻不那麽有把握。最近從美國寄來的有關貝特頓的內部消息你都看了嗎？”
坐在桌子旁邊的那個人點了點頭：
“在大傢都左傾的時候，他也有通常的左傾觀點。但據我們所知，他的左傾觀點並不具有持久性質。大戰前他工作就幹得不壞，但沒有獲得驚人的成就。在曼海姆逃離法國之後，貝特頓被指派為他的助手，結果娶了曼海姆的女兒為妻。曼海姆去世後，貝特頓獨自進行工作，並且作出了卓越成就。由於ZE裂變（原子零功率裂變）這一驚人發現，他一舉成名。ZE裂變是一項輝煌的徹底革命性的發現。它使貝特頓登上榮譽的頂峰。他本來已打定主意要在美國幹一番事業，可是他的妻子在他們結婚後不久就死了。這使他悲痛萬分。以後他就到英國了。近一年半來他住在哈韋爾。六個月以前他又結婚了。”
“這有問題嗎？”沃頓機警地問。
傑索普搖搖頭。
“根據我們所能查明的情況，還看不出什麽問題。她是當地一個律師的女兒。結婚以前在一傢保險公司裏工作。就目前我們已查明的情況來看，她沒有強烈的政治傾嚮。”
“ZE裂變，”沃頓上校用厭惡的口吻陰鬱地說：“他們用的這些詞是什麽意思？我一點也不懂。我是一個舊式人。我從來沒有想象過分子是什麽樣子，而他們眼下卻要分裂宇宙萬物。什麽原子彈、核裂變、ZE裂變，以及這樣那樣的裂變。而貝特頓卻是一個主要的裂變主義者。在哈韋爾人們對他有什麽看法？”
“他們說他是個舉止文雅的人。至於他的工作，倒沒有什麽突出或卓越的地方。不過是在ZE裂變的實際應用方面搞些花樣而已。”
兩個人都沉默了一會。他們的談話東拉西扯，幾乎是想說啥就說啥。調查報告在桌子上堆成一疊，但這些報告都毫無價值。
“當然，在他到達英國的時候，已經對他進行過徹底審查，”沃頓說。
“是啊，一切都十分令人滿意。”
“他來這裏已一年半，”沃頓沉思地說，“你知道，他們受不了安全保衛措施、長期受審查、以及修道院式的生活。這一切使他們變得緊張不安，變得古怪。這種情況我看得夠多了。他們開始夢想一個理想世界——自由、兄弟般的關係、分享一切機密、為人類的美好生活而工作。就在這樣的時候，那些多少是人類渣滓的人發現他們的機會來了，就抓住了它！”他擦了擦鼻子。“再沒有比科學家更容易受騙上當的人了，”他說，“所有騙人的宣傳工具都是這麽說的。我不十分瞭解為什麽。”
傑索普微微一笑，很疲乏的一笑。
“哦，是啊。”他說，“就是這麽回事。他們認為他們什麽都知道。這很危險。我們這些人則不一樣。我們無雄心壯志，不想去拯救世界，衹想做一點具體工作，撿取一兩個破碎的零件或拿掉一兩把扳手，在它卡住機件的時候。”他沉思地用手指輕輕敲着桌子。“我要是多知道一點貝特頓的情況，那就好啦，”他說，“不是他的生活經歷和他的活動，而是那有啓發意義的日常生活小事，比如哪一種玩笑能引起他發笑，什麽事情使得他駡街，他欽佩哪些人，他討厭哪些人。”
沃頓好奇地註視着他。
“他的妻子怎麽樣？你試探過她啦？”
“試探過好幾次了。”
“她不能有所幫助嗎？”
另外一個人聳聳肩說：
“眼下她還沒有給我們什麽幫助。”
“你認為她瞭解一些情況嗎？”
“當然，但她不承認她瞭解任何情況。她的一切反應也都是這種情況下常見的：焦慮、悲傷、憂心忡忡、預先沒有什麽暗示或疑心、丈夫的生活完全正常、沒有任何的緊張不安等等。她的看法是，她的丈夫被綁架了。”
“你不相信她吧？”
“這個問題我不好回答，”坐在辦公桌後面的那個人嚴厲地說，“我從來不相信任何人。”
“可是，”沃頓慢吞吞地說，“我想我們也應當虛心一些，不要輕易下結論。她是個什麽樣的人？”
“您每天玩橋牌時都能碰上的那種普普通通的女人。”
沃頓會意地點點頭。
“這就使事情更難弄清楚了。”他說。
“她馬上就要來見我。我們又要把所有的問題再重複一遍。”
“這是惟一的辦法，”沃頓說，“但是我實在受不了。我沒有那種耐心。”他站起來。“好吧，我不再耽誤你了。我們還沒有取得多大進展，是嗎？”
“很不幸，還沒有。請你把那個奧斯陸報告專門檢查一下。那是一個可能的地點。”
沃頓點點頭出去了。另一個人拿起電話聽筒說：“我現在要見貝特頓夫人。請她進來。”
他呆呆地坐在那裏出神，直到有人敲門，貝特頓夫人被送進來為止。她是一個高大的女人，年紀大約二十六七歲。她最顯著的一個特點是有一頭極其漂亮的赤紅色頭髮。在這頭漂亮的紅發下，她的面容看起來就幾乎無足輕重了。就像我們經常在紅發女人臉上所見到的那樣，她也有一雙睫毛很淡的藍緑色眼睛。他註意到，她沒有化裝打扮。他一面歡迎她，讓她舒服地坐到辦公桌旁邊的一把椅子上，一面在考慮為什麽她不化裝打扮。這使他有點傾嚮於認為，貝特頓夫人所瞭解的情況要比她曾經承認的要多。
根據他的經驗，極度悲傷和憂慮的女人通常不會忽視打扮自己。因為意識到悲傷給自己的面容所帶來的損壞，她們要盡力修補這種損壞。他懷疑貝特頓夫人之所以蓄意不化裝打扮自己，乃是為了更好地扮演一個心煩意亂的妻子的角色。她氣喘籲籲地說：
“哦，傑索普先生，我希望——有新的消息吧？”
他搖搖頭，溫和地說：
“貝特頓夫人，要您又像這樣來一次，我感到很抱歉。我們還不能嚮您提供任何肯定的消息。”
奧利夫·貝特頓迅速說：
“這我知道。您在信裏已經這樣說了。但是，我不知道，在那之後是否——哦，我很高興來這裏。整天呆在傢裏納悶和鬍思亂想——那是最糟糕不過了。因為您什麽事也不能做！”
那個叫做傑索普的人安慰她說：
“貝特頓夫人，如果我再三問您同樣的問題，強調同樣一些要點，請你不要介意。您要明白，經常有這樣的可能：您突然想起某件小事，某件您過去沒有想過的事，或者您過去認為不值得一提的事。”
“是的，是的，這個我懂。請你把每一件事都再問我一遍吧。”
“您最後一次見到您的丈夫是在八月二十三號？”
“是的。”
“那是他離開英國到巴黎開會的時候？”
“是的。”
傑索普很快地說下去。
“他參加了頭兩天的會議。第三天他沒有參加。據說，他曾告訴他的一個同僚，那天他不準備參加會議，而要去乘‘蒼蠅艇（bateau mouche）’旅行。”
“乘‘蒼蠅艇’？什麽是‘蒼蠅艇’？”
傑索普微微一笑。
“就是那種在塞納河上航行的小船。”他機警地看着她。“您覺得這不太像你丈夫幹的事嗎？”
她懷疑地說：
“不太像。我倒認為，他會十分熱烈地參加會議上的一切討論。”
“有這種可能。然而，那天討論的題目不是他感興趣的題目。因此，他可能有理由讓自己休息一天。但是，您覺得您丈夫不大可能這樣做嗎？”
她搖了搖頭。
“他那天晚上沒有回他住的旅館，”傑索普繼續說，“就目前所能查明的情況來看，他也沒有超過國境。您是否認為，他可能有另外一個護照，用別的什麽姓名？”
“哦，不會有。他為什麽會有呢？”
傑索普註視着她。
“您從來沒有看見他有這樣一個東西嗎？”
她使勁地搖頭。
“沒有看見過，而且我不相信他會有第二個護照。我怎麽也不能相信會有這樣的事。我不相信他是蓄意離開，像你們所力圖查明的那樣。他一定是出什麽事了，或者——或者有可能他喪失了記憶力。”
“他的身體一嚮很好吧？”
“是的。他工作很努力，有時感到有點兒疲乏，如此而已。”
“他有沒有任何煩惱或消沉的表現？”
“他沒有因為任何事情而感到煩惱或消沉。”她用顫抖的手指打開手提包，把手帕拿出來。“這一切太可怕了，”她的聲音在顫抖，“我簡直不能相信。他過去從來沒有不嚮我說一聲就離開我的。他一定是出什麽事了。他可能被綁架，或者也許遭到歹徒的襲擊。我盡量不去這樣想，但是有時候我覺得結局必然是這樣。他一定已經死了。”
“請別這樣想，貝特頓夫人，現在還沒有必要那樣推測。要是他死了，那他的屍體到現在一定早已發現。”
“那不一定。可怕的事情經常發生。他可能已經被溺死或被推進一個陰溝裏去了。我相信在巴黎什麽事都可能發生。”
“貝特頓夫人，我敢嚮您保證，巴黎是一個治安良好的城市。”
她把手帕從兩眼拿開，十分生氣地凝視着傑索普。
“我知道您在想什麽，但事情完全不是這樣。湯姆①是不會出賣機密或泄露機密的。他一生光明磊落。”
——
（①托馬斯·貝特領的愛稱。——譯註。）
——
“他的政治信仰如何，貝特頓夫人？”
“據我所知，他在美國是一個民主黨人。他在英國投工黨的票。他對政治不感興趣。他是一個科學家，一個徹頭徹尾的科學家。”她又毫不示弱地補充一句：“他是一個卓越的科學家。”
“是的，”傑索普說，“他是一個卓越的科學家。整個問題的關鍵就在這裏。他可能被人用高價引誘離開這個國傢到別的地方去了。”
“這不是事實。”她又生氣了：“這是報紙上力圖證明的東西。這是你們這些人在詢問我時所想的東西。這不真實。他過去從來沒有不對我說一聲就走的，從來沒有不把他的打算告訴我就走的。”
“那末，他什麽也沒有告訴你嗎？”
他再次用銳利的目光註視着她。
“什麽也沒有。我不知道他在什麽地方。我想他是被綁架，或者就像我所說的，已經死了。要是他已經死了，那我必須知道，必須馬上知道。我不能繼續像這樣等待、納悶着。我不能吃，不能睡。我擔心焦慮得病了。您不能幫幫我嗎？您一點也不能幫幫我嗎？”
於是，他站起來，繞過辦公桌去。他小聲說道：“我非常抱歉，貝特頓夫人，非常抱歉。我嚮您保證，我們現在正盡一切力量弄清楚您的丈夫究竟出了什麽事。我們每天都收到各個地方寄來的報告。”
“什麽地方來的報告？”她機警地問，“報告上怎麽說？”
“這些報告全都得仔細研究、核查和檢驗。但是，一般說來，這些報告恐怕都極其模糊。”
“我必須知道，”她又沮喪地小聲說，“我不能像這樣生活下去。”
“您非常關懷您的丈夫吧，貝特頓夫人？”
“我當然很關懷他。要知道，我們結婚纔六個月啊，纔六個月！”
“是的，我知道。請原諒我問一句，你們之間沒有發生過任何爭吵吧？”
“哦，沒有發生過。”
“沒有因為任何其他女人發生過糾紛吧？”
“當然沒有。我已經告訴過你，我們去年四月纔結婚。”
“請您相信，我不是說這樣一件事很可能，但是我們必須把可以解釋他這樣出走的每一種可能性都加以考慮。您說，他近來並不煩躁、焦慮，也不易怒和緊張不安，是嗎？”
“是的，是的，是的。”
“貝特頓夫人，您知道，從事像您丈夫所從事的那種工作的人是會緊張不安的。他們生活在嚴厲的保安條件下。實際上，”說到這裏，他笑了笑，“緊張不安幾乎是正常的。”
她並沒有報以微笑。
“他就是和往常一樣。”她毫不動搖地說。
“他工作愉快嗎？他和您討論他的工作沒有？”
“沒有！他的工作技術性太強了。”
“您不認為，他對他所研究的東西的破壞能力感到不安嗎？科學家們有時會有這種感情。”
“他從來沒有說過這一類活。”
“您知道，貝特頓夫人，”他俯身在桌子上，嚮她湊近一些，拋掉他的一些冷漠表情，“我在努力做的是想知道您丈夫的面貌，瞭解他是一種什麽樣的人。然而，不知怎的，您卻不幫助我。”
“我還有什麽可說，可做的呢？您問的一切問題我都回答了。”
“是的，我問的問題您都回答了，但絶大多數問題您都用否定的方式回答。我需要一些肯定的東西，建設性的東西。衹有當您知道他是什麽樣的一種人的時候，您才能夠更好地尋找他。”
她回想了一會，說：“我明白，至少我以為我明白了。好吧，湯姆是個快樂的人，脾氣好的人。當然也很聰明。”
傑索普笑了笑，說：“那的確是一些好品質。但是，請您介紹一些更具個人特色的東西吧。他讀書讀得很多嗎？”
“是的，讀得相當多。”
“讀哪一類書？”
“哦，傳記一類的書。書籍協會推薦的書。當他疲倦的時候，也看描寫犯罪的小說。”
“實際上，還是一個比較一般的讀者。他沒有什麽特殊的愛好吧？他玩牌或下棋嗎？”
“他玩橋牌。我們過去每周和埃文斯博士和他的妻子玩一兩次橋牌。”
“您丈夫有很多朋友嗎？”
“哦，很多，他是一個善於交際的人。”
“我的意思不僅僅是這個。我的意思是，您丈夫是一個非常關懷他朋友的人嗎？”
“他常和我們的一兩個鄰居打高爾夫球。”
“沒有和自己特別要好或知心的朋友嗎？”
“沒有。您知道，他在美國住了很長時間，並且是在加拿大出生的。在這裏他並不認識很多人。”
傑索普看了一下他手邊的一張紙片。
“據說，最近有三個人從美國來看他。我這裏有這三個人的名字。就我們所能瞭解的而言，這三個人最近從外國來，亦和他有過接觸的人。這就是為什麽我們特別註意這三個人的原因。現在談談第一個，沃爾特·格裏菲思。他到哈韋爾來看過你們。”
“是的，他到英國來進行訪問，順便來看望了一下湯姆。”
“那末，您丈夫有什麽反應呢？”
“湯姆看到他感到很驚奇，同時也很高興。在美國時他們彼此就很熟。”
“但是您肯定已瞭解他的一切情況？”
“是的，我們已瞭解他的一切情況。但是我們要聽聽您對他有什麽看法。”
她回想了一下，說：
“哦，他很嚴肅，但說話有點絮叨。對我非常客氣，似乎很喜歡湯姆，急於把湯姆到英國以後他們那裏所發生的事情都告訴他。都是當地的一些雜七雜八事。我對這不感興趣，因為我不認識他們談到的任何一個人。而且，在他們回憶往事的時候，我正好在準備晚餐。”
“在他們的談話中沒有提出過政治問題？”
“您是在暗示說他是共産黨？”奧利夫·貝特頓的瞼唰的一下紅了。“我敢肯定他不是這類人。他在美國擔任過政府工作——記得好像是在地方檢察官辦事處。雖然湯姆對美國的政治審查說過一些嘲笑的話，可他也嚴肅地說過我們這裏的人不理解他們那邊的情形。他說政治審查是必要的。這說明他不是一個共産黨員。”
“貝特頓夫人，請您，請您不要生氣。”
“湯姆不是共産黨員，我一直在對您這樣說，可是您就是不相信我。”
“不，我相信您。但是，這個問題必須要提出來。現在，談談他所接觸的從外國來的第二個人，馬剋·盧卡斯博士。你們是在倫敦多塞特旅館碰上他的。”
“是的。我們去看演出，看完演出後在多塞特旅館吃晚飯。突然這個叫做盧剋或盧卡斯的人走過來和湯姆打招呼。他似乎是一個研究化學的科學家。他上一次和湯姆見面還是在美國。他是一個已經取得美國國籍的德國流亡者。但是您肯定已經——”
“我肯定已經知道這些？是的，我已經知道，貝特頓夫人。您丈夫見到這個人時是不是感到很意外？”
“是的，他感到很意外。”
“感到高興嗎？”
“也很高興，也很高興——我想是這樣。”
“但您不是很有把握吧？”他緊緊追問。
“哦，他並不是湯姆十分喜歡的人，這是湯姆後來告訴我的，情況就是如此。”
“是偶然相遇嗎？他們有沒有安排以後什麽時候再見面？”
“沒有，那純粹是偶然相遇。”
“我明白了。他接觸的第三個從外國來的人是一個女入，即卡洛爾·斯皮德夫人，也從美國來。他怎樣和她見面的？”
“我認為，她似乎是一個聯合國的工作人員。她在美國就已經認識湯姆。他從倫敦給他打來電話，她已經到達英國，問湯姆，‘我們能不能找個時間到她那裏吃飯？’”
“那末，你們去了嗎？”
“沒有去。”
“您沒有去，可是您的丈夫卻去了。”
“什麽！”她瞪着兩眼。
“這事他沒有告訴您？”
“沒有。”
奧利夫·貝特頓顯得迷惘和不安。詢問她的人覺得有點過意不去，但並不放鬆追問。他第一次認為他可能抓住了點什麽。
“我不明白這是怎麽一回事，”她含糊地說，“他沒有對我說這件事，這似乎很奇怪。”
“他們在八月十二號星期三那天在斯皮德夫人所住的多塞特旅館裏一同吃午飯。”
“八月十二號？”
“是的。”
“哦，大約在那個時候，他是到倫敦去了，……可是，他什麽也沒有說——”她又突然停止說下去，接着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她長得怎麽樣？”
他趕快用使她放心的口氣回答：
“她一點也不迷人，貝特頓夫人。她是一個年輕能幹的職業婦女，年紀三十出頭，並不特別好看。絶對沒有什麽情況表明，她和您丈夫很親密。您丈夫為什麽沒有把這次會面的情況告訴您，我們也覺得奇怪。”
“好了，好了，我明白了。”
“現在，請您仔細想想，貝特頓夫人。在那時期，也就是在八月中旬——這次會面之前一周左右，您註意到您丈夫有什麽變化？”
“沒有，沒有，我沒有看到他有什麽變化。沒有什麽引起我註意的事情。”
傑索普嘆了口氣。
桌子上的電話又嗡嗡的響起來。傑索普拿起話筒。
“說吧！”他說。
電話綫另一端的那個人說：
“先生，這裏來了一個人，他要求會見負責處理貝特頓案件的人。”
“他叫什麽名字？”
電話綫另一端的那個人輕輕地咳嗽一聲，說：
“哦，我拿不準怎樣念這個名字，傑索普先生。也許我最好把它拼給你聽。”
“好，拼吧。”
他在臨時記錄本上記下了從電話綫上傳過來的字母。
“是波蘭人嗎？”記完後他問道。
“他沒有這樣說，先生。他的英文說得很流利，衹帶有一點口音。”
“你叫他等一下。”
“好，先生。”
傑索普把電話放回原處。然後，他看了看桌子對面的奧利夫·貝特頓。她十分安靜地坐在那裏，帶着一種無可奈何和絶望的平靜神情。他從臨時記錄本上撕下那頁記着那個來人名字的紙，把它從桌子上推過去給她。
“您知道叫這個名字的人嗎？”他問。
當她看那張紙的時候，她的兩眼睜大了。他馬上就看出她顯得很吃驚。
“知道，”她說，“是的，我知道。他給我寫過信。”
“什麽時候？”
“昨天。他是湯姆第一個妻子的表弟。他剛到英國。他對湯姆的失蹤非常關心。他寫信來問我得到什麽新的消息沒有，並且——並且他嚮我表示深深的同情。”
“在這以前，您從來沒有聽人說起過這個人吧？”
她搖了搖頭。
“您聽到您丈夫談起過他沒有？”
“沒有。”
“這樣說來，他可能根本不是您丈夫的什麽表弟。”
“對，可能不是。但我從未從這方面想過。”她顯得很吃驚，“要知道，湯姆的第一個妻子是個外國人。她是曼海姆教授的女兒。從信上看，這個人似乎對曼海姆的女兒和湯姆的一切都很瞭解。那信寫得很得體、正規並且帶有外國味道，您知道。它似乎很真誠的。再說，如果他不是真的，那又有什麽意思呢？”
“啊，那是人們應當經常問自己的一個問題。”傑索普微笑了一下，“我們這裏的人經常問這樣的問題，以致於連最細微的事我們也會認為具有重大意義。”
“是的，我想你們會這樣的。”她突然顫抖起來，“這就像你們的這個房間一樣，坐落在迷宮一樣的走廊中間，就像在夢中一樣，您會認為您再也不能從這裏走出去了……”
“是的，是的，我能夠看出，這可能是有一種幽閉的恐怖作用。”傑索普輕鬆愉快地說。
奧利夫·貝特頓擡起一隻手來，把披到前額上的頭髮嚮後撂回去。
“您知道，我不能長期忍受下去，”她說，“老是坐在傢裏等待。我想到其他地方去換換環境。最好是去外國。到一個這樣的地方，在那裏沒有記者不斷地給你打電話，人們也不老盯着你。現在我總是遇到許多朋友，他們總問我得到什麽消息。”她停了一下，繼續說，“我想……我快要支持不下去了。我一直在努力裝出勇敢的樣子，但這個我已受不了啦。我的醫生已經同意。他說，我應當馬上到別的地方住三四個星期。他給我寫了一封信，我拿給您看。”
她在手提包裏摸索着，拿出一個信封，把它從桌面上推給傑索普，說：
“您就會知道醫生是怎麽說的。”
傑索普把信從信封裏取出來，讀了一遍。
“是的。”他說：“是的，我知道了。”
他把信放回信封裏。
“這樣說，我是可以離開了？”兩眼緊張地註視着傑索普。
“當然可以，貝特頓夫人，”他回答。他有點感到吃驚：“為什麽不呢？”
“我還以為您會反對呢？”
“反對？為什麽要反對？這完全是您自己的事。衹要您安排得在您外出期間我們得到任何消息時能夠和您聯繫得上就行。”
“我當然要這樣安排。”
“您想去什麽地方？”
“到一個陽光充足的地方，一個沒有多少英國人的地方。到西班牙或摩洛哥。”
“這太好了。我認為，這會給您的健康帶來很大好處。”
“哦，謝謝您。非常感謝您。”
她站起來，顯得激動而得意洋洋。但緊張不安的情緒仍然明顯存在。
傑索普站起來，跟她握了握手，並按鈴叫傳令兵把她送出去。他回到椅子上坐下。在最初一會兒，他的臉仍和先前一樣毫無表情，但後來慢慢地微笑起來，他拿起電話。
“我現在就見格萊德爾少校！”他對着話筒說。
掃校:Fan
房裏另一個人年紀要大一些。他的臉色黝黑，留着一撇軍人的小鬍子。他動作靈敏，有點緊張不安的樣子。甚至現在，他也不能安靜地坐着，而是在房裏踱來踱去，並不時地從嘴裏蹦出一兩句話來。
“報告！”他暴躁地說，“接二連三的報告，但他媽的沒有一個報告有點用處！”
那個坐在桌子後面的人低頭看了看他面前的文件。在一堆文件的頂上頭放着一張寫有“托馬斯·查爾斯·貝特頓”字樣的名片。名字下面劃有一個問號。這個人沉思地點點頭，然後說：
“您已經看完了這些報告，難道沒有一個報告有點用處嗎？”
另一個人聳聳肩頭。
“怎麽能辨別呢？”
坐在桌後的那個人嘆了口氣。
“是的，”他說，“問題就在這裏。我們的確很難分辨。”
年紀較大的那個人像機關槍連射那樣快地繼續說：
“羅馬和都靈來的報告：有人在裏維埃拉看見他；有人在安特衛普註意他；有人在奧斯陸肯定認出他；有人在比亞裏茨肯定看見他；有人在斯特拉斯堡看見他行動可疑；在奧斯坦德海灘上看見他和一個迷人的金發女郎在一起；有人看見他帶着一隻獵犬在布魯塞爾大街上溜噠；暫時還沒有人看見他在動物園裏抱着一匹斑馬，但我敢說，那樣的報告也會出現的！”
“你本人沒有任何想法嗎，沃頓？就我而言，我對安特衛普的報告抱有希望，雖然那個報告還沒有使我們取得任何成果。當然，現在”——這個年輕人停止了講話，好像要睡着似的。但很快他又醒過來，含糊其辭地說：“是的，或許，但是——我覺得奇怪。”
沃頓上校突然坐到椅子的扶手上。
“但是我們必須弄清楚，”他堅持說，“他們是怎麽走和為什麽走的，到什麽地方去了？這一切我們都必須搞清楚。每隔個把月就損失一個溫順的科學家並且不知道他們是怎麽走的，為什麽走，到什麽地方去了，那是不行的。他們是到我們所想的那個地方，還是哪裏？我們一嚮想當然地認為他們是到我們所想象的那個地方去了，但是現在我卻不那麽有把握。最近從美國寄來的有關貝特頓的內部消息你都看了嗎？”
坐在桌子旁邊的那個人點了點頭：
“在大傢都左傾的時候，他也有通常的左傾觀點。但據我們所知，他的左傾觀點並不具有持久性質。大戰前他工作就幹得不壞，但沒有獲得驚人的成就。在曼海姆逃離法國之後，貝特頓被指派為他的助手，結果娶了曼海姆的女兒為妻。曼海姆去世後，貝特頓獨自進行工作，並且作出了卓越成就。由於ZE裂變（原子零功率裂變）這一驚人發現，他一舉成名。ZE裂變是一項輝煌的徹底革命性的發現。它使貝特頓登上榮譽的頂峰。他本來已打定主意要在美國幹一番事業，可是他的妻子在他們結婚後不久就死了。這使他悲痛萬分。以後他就到英國了。近一年半來他住在哈韋爾。六個月以前他又結婚了。”
“這有問題嗎？”沃頓機警地問。
傑索普搖搖頭。
“根據我們所能查明的情況，還看不出什麽問題。她是當地一個律師的女兒。結婚以前在一傢保險公司裏工作。就目前我們已查明的情況來看，她沒有強烈的政治傾嚮。”
“ZE裂變，”沃頓上校用厭惡的口吻陰鬱地說：“他們用的這些詞是什麽意思？我一點也不懂。我是一個舊式人。我從來沒有想象過分子是什麽樣子，而他們眼下卻要分裂宇宙萬物。什麽原子彈、核裂變、ZE裂變，以及這樣那樣的裂變。而貝特頓卻是一個主要的裂變主義者。在哈韋爾人們對他有什麽看法？”
“他們說他是個舉止文雅的人。至於他的工作，倒沒有什麽突出或卓越的地方。不過是在ZE裂變的實際應用方面搞些花樣而已。”
兩個人都沉默了一會。他們的談話東拉西扯，幾乎是想說啥就說啥。調查報告在桌子上堆成一疊，但這些報告都毫無價值。
“當然，在他到達英國的時候，已經對他進行過徹底審查，”沃頓說。
“是啊，一切都十分令人滿意。”
“他來這裏已一年半，”沃頓沉思地說，“你知道，他們受不了安全保衛措施、長期受審查、以及修道院式的生活。這一切使他們變得緊張不安，變得古怪。這種情況我看得夠多了。他們開始夢想一個理想世界——自由、兄弟般的關係、分享一切機密、為人類的美好生活而工作。就在這樣的時候，那些多少是人類渣滓的人發現他們的機會來了，就抓住了它！”他擦了擦鼻子。“再沒有比科學家更容易受騙上當的人了，”他說，“所有騙人的宣傳工具都是這麽說的。我不十分瞭解為什麽。”
傑索普微微一笑，很疲乏的一笑。
“哦，是啊。”他說，“就是這麽回事。他們認為他們什麽都知道。這很危險。我們這些人則不一樣。我們無雄心壯志，不想去拯救世界，衹想做一點具體工作，撿取一兩個破碎的零件或拿掉一兩把扳手，在它卡住機件的時候。”他沉思地用手指輕輕敲着桌子。“我要是多知道一點貝特頓的情況，那就好啦，”他說，“不是他的生活經歷和他的活動，而是那有啓發意義的日常生活小事，比如哪一種玩笑能引起他發笑，什麽事情使得他駡街，他欽佩哪些人，他討厭哪些人。”
沃頓好奇地註視着他。
“他的妻子怎麽樣？你試探過她啦？”
“試探過好幾次了。”
“她不能有所幫助嗎？”
另外一個人聳聳肩說：
“眼下她還沒有給我們什麽幫助。”
“你認為她瞭解一些情況嗎？”
“當然，但她不承認她瞭解任何情況。她的一切反應也都是這種情況下常見的：焦慮、悲傷、憂心忡忡、預先沒有什麽暗示或疑心、丈夫的生活完全正常、沒有任何的緊張不安等等。她的看法是，她的丈夫被綁架了。”
“你不相信她吧？”
“這個問題我不好回答，”坐在辦公桌後面的那個人嚴厲地說，“我從來不相信任何人。”
“可是，”沃頓慢吞吞地說，“我想我們也應當虛心一些，不要輕易下結論。她是個什麽樣的人？”
“您每天玩橋牌時都能碰上的那種普普通通的女人。”
沃頓會意地點點頭。
“這就使事情更難弄清楚了。”他說。
“她馬上就要來見我。我們又要把所有的問題再重複一遍。”
“這是惟一的辦法，”沃頓說，“但是我實在受不了。我沒有那種耐心。”他站起來。“好吧，我不再耽誤你了。我們還沒有取得多大進展，是嗎？”
“很不幸，還沒有。請你把那個奧斯陸報告專門檢查一下。那是一個可能的地點。”
沃頓點點頭出去了。另一個人拿起電話聽筒說：“我現在要見貝特頓夫人。請她進來。”
他呆呆地坐在那裏出神，直到有人敲門，貝特頓夫人被送進來為止。她是一個高大的女人，年紀大約二十六七歲。她最顯著的一個特點是有一頭極其漂亮的赤紅色頭髮。在這頭漂亮的紅發下，她的面容看起來就幾乎無足輕重了。就像我們經常在紅發女人臉上所見到的那樣，她也有一雙睫毛很淡的藍緑色眼睛。他註意到，她沒有化裝打扮。他一面歡迎她，讓她舒服地坐到辦公桌旁邊的一把椅子上，一面在考慮為什麽她不化裝打扮。這使他有點傾嚮於認為，貝特頓夫人所瞭解的情況要比她曾經承認的要多。
根據他的經驗，極度悲傷和憂慮的女人通常不會忽視打扮自己。因為意識到悲傷給自己的面容所帶來的損壞，她們要盡力修補這種損壞。他懷疑貝特頓夫人之所以蓄意不化裝打扮自己，乃是為了更好地扮演一個心煩意亂的妻子的角色。她氣喘籲籲地說：
“哦，傑索普先生，我希望——有新的消息吧？”
他搖搖頭，溫和地說：
“貝特頓夫人，要您又像這樣來一次，我感到很抱歉。我們還不能嚮您提供任何肯定的消息。”
奧利夫·貝特頓迅速說：
“這我知道。您在信裏已經這樣說了。但是，我不知道，在那之後是否——哦，我很高興來這裏。整天呆在傢裏納悶和鬍思亂想——那是最糟糕不過了。因為您什麽事也不能做！”
那個叫做傑索普的人安慰她說：
“貝特頓夫人，如果我再三問您同樣的問題，強調同樣一些要點，請你不要介意。您要明白，經常有這樣的可能：您突然想起某件小事，某件您過去沒有想過的事，或者您過去認為不值得一提的事。”
“是的，是的，這個我懂。請你把每一件事都再問我一遍吧。”
“您最後一次見到您的丈夫是在八月二十三號？”
“是的。”
“那是他離開英國到巴黎開會的時候？”
“是的。”
傑索普很快地說下去。
“他參加了頭兩天的會議。第三天他沒有參加。據說，他曾告訴他的一個同僚，那天他不準備參加會議，而要去乘‘蒼蠅艇（bateau mouche）’旅行。”
“乘‘蒼蠅艇’？什麽是‘蒼蠅艇’？”
傑索普微微一笑。
“就是那種在塞納河上航行的小船。”他機警地看着她。“您覺得這不太像你丈夫幹的事嗎？”
她懷疑地說：
“不太像。我倒認為，他會十分熱烈地參加會議上的一切討論。”
“有這種可能。然而，那天討論的題目不是他感興趣的題目。因此，他可能有理由讓自己休息一天。但是，您覺得您丈夫不大可能這樣做嗎？”
她搖了搖頭。
“他那天晚上沒有回他住的旅館，”傑索普繼續說，“就目前所能查明的情況來看，他也沒有超過國境。您是否認為，他可能有另外一個護照，用別的什麽姓名？”
“哦，不會有。他為什麽會有呢？”
傑索普註視着她。
“您從來沒有看見他有這樣一個東西嗎？”
她使勁地搖頭。
“沒有看見過，而且我不相信他會有第二個護照。我怎麽也不能相信會有這樣的事。我不相信他是蓄意離開，像你們所力圖查明的那樣。他一定是出什麽事了，或者——或者有可能他喪失了記憶力。”
“他的身體一嚮很好吧？”
“是的。他工作很努力，有時感到有點兒疲乏，如此而已。”
“他有沒有任何煩惱或消沉的表現？”
“他沒有因為任何事情而感到煩惱或消沉。”她用顫抖的手指打開手提包，把手帕拿出來。“這一切太可怕了，”她的聲音在顫抖，“我簡直不能相信。他過去從來沒有不嚮我說一聲就離開我的。他一定是出什麽事了。他可能被綁架，或者也許遭到歹徒的襲擊。我盡量不去這樣想，但是有時候我覺得結局必然是這樣。他一定已經死了。”
“請別這樣想，貝特頓夫人，現在還沒有必要那樣推測。要是他死了，那他的屍體到現在一定早已發現。”
“那不一定。可怕的事情經常發生。他可能已經被溺死或被推進一個陰溝裏去了。我相信在巴黎什麽事都可能發生。”
“貝特頓夫人，我敢嚮您保證，巴黎是一個治安良好的城市。”
她把手帕從兩眼拿開，十分生氣地凝視着傑索普。
“我知道您在想什麽，但事情完全不是這樣。湯姆①是不會出賣機密或泄露機密的。他一生光明磊落。”
——
（①托馬斯·貝特領的愛稱。——譯註。）
——
“他的政治信仰如何，貝特頓夫人？”
“據我所知，他在美國是一個民主黨人。他在英國投工黨的票。他對政治不感興趣。他是一個科學家，一個徹頭徹尾的科學家。”她又毫不示弱地補充一句：“他是一個卓越的科學家。”
“是的，”傑索普說，“他是一個卓越的科學家。整個問題的關鍵就在這裏。他可能被人用高價引誘離開這個國傢到別的地方去了。”
“這不是事實。”她又生氣了：“這是報紙上力圖證明的東西。這是你們這些人在詢問我時所想的東西。這不真實。他過去從來沒有不對我說一聲就走的，從來沒有不把他的打算告訴我就走的。”
“那末，他什麽也沒有告訴你嗎？”
他再次用銳利的目光註視着她。
“什麽也沒有。我不知道他在什麽地方。我想他是被綁架，或者就像我所說的，已經死了。要是他已經死了，那我必須知道，必須馬上知道。我不能繼續像這樣等待、納悶着。我不能吃，不能睡。我擔心焦慮得病了。您不能幫幫我嗎？您一點也不能幫幫我嗎？”
於是，他站起來，繞過辦公桌去。他小聲說道：“我非常抱歉，貝特頓夫人，非常抱歉。我嚮您保證，我們現在正盡一切力量弄清楚您的丈夫究竟出了什麽事。我們每天都收到各個地方寄來的報告。”
“什麽地方來的報告？”她機警地問，“報告上怎麽說？”
“這些報告全都得仔細研究、核查和檢驗。但是，一般說來，這些報告恐怕都極其模糊。”
“我必須知道，”她又沮喪地小聲說，“我不能像這樣生活下去。”
“您非常關懷您的丈夫吧，貝特頓夫人？”
“我當然很關懷他。要知道，我們結婚纔六個月啊，纔六個月！”
“是的，我知道。請原諒我問一句，你們之間沒有發生過任何爭吵吧？”
“哦，沒有發生過。”
“沒有因為任何其他女人發生過糾紛吧？”
“當然沒有。我已經告訴過你，我們去年四月纔結婚。”
“請您相信，我不是說這樣一件事很可能，但是我們必須把可以解釋他這樣出走的每一種可能性都加以考慮。您說，他近來並不煩躁、焦慮，也不易怒和緊張不安，是嗎？”
“是的，是的，是的。”
“貝特頓夫人，您知道，從事像您丈夫所從事的那種工作的人是會緊張不安的。他們生活在嚴厲的保安條件下。實際上，”說到這裏，他笑了笑，“緊張不安幾乎是正常的。”
她並沒有報以微笑。
“他就是和往常一樣。”她毫不動搖地說。
“他工作愉快嗎？他和您討論他的工作沒有？”
“沒有！他的工作技術性太強了。”
“您不認為，他對他所研究的東西的破壞能力感到不安嗎？科學家們有時會有這種感情。”
“他從來沒有說過這一類活。”
“您知道，貝特頓夫人，”他俯身在桌子上，嚮她湊近一些，拋掉他的一些冷漠表情，“我在努力做的是想知道您丈夫的面貌，瞭解他是一種什麽樣的人。然而，不知怎的，您卻不幫助我。”
“我還有什麽可說，可做的呢？您問的一切問題我都回答了。”
“是的，我問的問題您都回答了，但絶大多數問題您都用否定的方式回答。我需要一些肯定的東西，建設性的東西。衹有當您知道他是什麽樣的一種人的時候，您才能夠更好地尋找他。”
她回想了一會，說：“我明白，至少我以為我明白了。好吧，湯姆是個快樂的人，脾氣好的人。當然也很聰明。”
傑索普笑了笑，說：“那的確是一些好品質。但是，請您介紹一些更具個人特色的東西吧。他讀書讀得很多嗎？”
“是的，讀得相當多。”
“讀哪一類書？”
“哦，傳記一類的書。書籍協會推薦的書。當他疲倦的時候，也看描寫犯罪的小說。”
“實際上，還是一個比較一般的讀者。他沒有什麽特殊的愛好吧？他玩牌或下棋嗎？”
“他玩橋牌。我們過去每周和埃文斯博士和他的妻子玩一兩次橋牌。”
“您丈夫有很多朋友嗎？”
“哦，很多，他是一個善於交際的人。”
“我的意思不僅僅是這個。我的意思是，您丈夫是一個非常關懷他朋友的人嗎？”
“他常和我們的一兩個鄰居打高爾夫球。”
“沒有和自己特別要好或知心的朋友嗎？”
“沒有。您知道，他在美國住了很長時間，並且是在加拿大出生的。在這裏他並不認識很多人。”
傑索普看了一下他手邊的一張紙片。
“據說，最近有三個人從美國來看他。我這裏有這三個人的名字。就我們所能瞭解的而言，這三個人最近從外國來，亦和他有過接觸的人。這就是為什麽我們特別註意這三個人的原因。現在談談第一個，沃爾特·格裏菲思。他到哈韋爾來看過你們。”
“是的，他到英國來進行訪問，順便來看望了一下湯姆。”
“那末，您丈夫有什麽反應呢？”
“湯姆看到他感到很驚奇，同時也很高興。在美國時他們彼此就很熟。”
“但是您肯定已瞭解他的一切情況？”
“是的，我們已瞭解他的一切情況。但是我們要聽聽您對他有什麽看法。”
她回想了一下，說：
“哦，他很嚴肅，但說話有點絮叨。對我非常客氣，似乎很喜歡湯姆，急於把湯姆到英國以後他們那裏所發生的事情都告訴他。都是當地的一些雜七雜八事。我對這不感興趣，因為我不認識他們談到的任何一個人。而且，在他們回憶往事的時候，我正好在準備晚餐。”
“在他們的談話中沒有提出過政治問題？”
“您是在暗示說他是共産黨？”奧利夫·貝特頓的瞼唰的一下紅了。“我敢肯定他不是這類人。他在美國擔任過政府工作——記得好像是在地方檢察官辦事處。雖然湯姆對美國的政治審查說過一些嘲笑的話，可他也嚴肅地說過我們這裏的人不理解他們那邊的情形。他說政治審查是必要的。這說明他不是一個共産黨員。”
“貝特頓夫人，請您，請您不要生氣。”
“湯姆不是共産黨員，我一直在對您這樣說，可是您就是不相信我。”
“不，我相信您。但是，這個問題必須要提出來。現在，談談他所接觸的從外國來的第二個人，馬剋·盧卡斯博士。你們是在倫敦多塞特旅館碰上他的。”
“是的。我們去看演出，看完演出後在多塞特旅館吃晚飯。突然這個叫做盧剋或盧卡斯的人走過來和湯姆打招呼。他似乎是一個研究化學的科學家。他上一次和湯姆見面還是在美國。他是一個已經取得美國國籍的德國流亡者。但是您肯定已經——”
“我肯定已經知道這些？是的，我已經知道，貝特頓夫人。您丈夫見到這個人時是不是感到很意外？”
“是的，他感到很意外。”
“感到高興嗎？”
“也很高興，也很高興——我想是這樣。”
“但您不是很有把握吧？”他緊緊追問。
“哦，他並不是湯姆十分喜歡的人，這是湯姆後來告訴我的，情況就是如此。”
“是偶然相遇嗎？他們有沒有安排以後什麽時候再見面？”
“沒有，那純粹是偶然相遇。”
“我明白了。他接觸的第三個從外國來的人是一個女入，即卡洛爾·斯皮德夫人，也從美國來。他怎樣和她見面的？”
“我認為，她似乎是一個聯合國的工作人員。她在美國就已經認識湯姆。他從倫敦給他打來電話，她已經到達英國，問湯姆，‘我們能不能找個時間到她那裏吃飯？’”
“那末，你們去了嗎？”
“沒有去。”
“您沒有去，可是您的丈夫卻去了。”
“什麽！”她瞪着兩眼。
“這事他沒有告訴您？”
“沒有。”
奧利夫·貝特頓顯得迷惘和不安。詢問她的人覺得有點過意不去，但並不放鬆追問。他第一次認為他可能抓住了點什麽。
“我不明白這是怎麽一回事，”她含糊地說，“他沒有對我說這件事，這似乎很奇怪。”
“他們在八月十二號星期三那天在斯皮德夫人所住的多塞特旅館裏一同吃午飯。”
“八月十二號？”
“是的。”
“哦，大約在那個時候，他是到倫敦去了，……可是，他什麽也沒有說——”她又突然停止說下去，接着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她長得怎麽樣？”
他趕快用使她放心的口氣回答：
“她一點也不迷人，貝特頓夫人。她是一個年輕能幹的職業婦女，年紀三十出頭，並不特別好看。絶對沒有什麽情況表明，她和您丈夫很親密。您丈夫為什麽沒有把這次會面的情況告訴您，我們也覺得奇怪。”
“好了，好了，我明白了。”
“現在，請您仔細想想，貝特頓夫人。在那時期，也就是在八月中旬——這次會面之前一周左右，您註意到您丈夫有什麽變化？”
“沒有，沒有，我沒有看到他有什麽變化。沒有什麽引起我註意的事情。”
傑索普嘆了口氣。
桌子上的電話又嗡嗡的響起來。傑索普拿起話筒。
“說吧！”他說。
電話綫另一端的那個人說：
“先生，這裏來了一個人，他要求會見負責處理貝特頓案件的人。”
“他叫什麽名字？”
電話綫另一端的那個人輕輕地咳嗽一聲，說：
“哦，我拿不準怎樣念這個名字，傑索普先生。也許我最好把它拼給你聽。”
“好，拼吧。”
他在臨時記錄本上記下了從電話綫上傳過來的字母。
“是波蘭人嗎？”記完後他問道。
“他沒有這樣說，先生。他的英文說得很流利，衹帶有一點口音。”
“你叫他等一下。”
“好，先生。”
傑索普把電話放回原處。然後，他看了看桌子對面的奧利夫·貝特頓。她十分安靜地坐在那裏，帶着一種無可奈何和絶望的平靜神情。他從臨時記錄本上撕下那頁記着那個來人名字的紙，把它從桌子上推過去給她。
“您知道叫這個名字的人嗎？”他問。
當她看那張紙的時候，她的兩眼睜大了。他馬上就看出她顯得很吃驚。
“知道，”她說，“是的，我知道。他給我寫過信。”
“什麽時候？”
“昨天。他是湯姆第一個妻子的表弟。他剛到英國。他對湯姆的失蹤非常關心。他寫信來問我得到什麽新的消息沒有，並且——並且他嚮我表示深深的同情。”
“在這以前，您從來沒有聽人說起過這個人吧？”
她搖了搖頭。
“您聽到您丈夫談起過他沒有？”
“沒有。”
“這樣說來，他可能根本不是您丈夫的什麽表弟。”
“對，可能不是。但我從未從這方面想過。”她顯得很吃驚，“要知道，湯姆的第一個妻子是個外國人。她是曼海姆教授的女兒。從信上看，這個人似乎對曼海姆的女兒和湯姆的一切都很瞭解。那信寫得很得體、正規並且帶有外國味道，您知道。它似乎很真誠的。再說，如果他不是真的，那又有什麽意思呢？”
“啊，那是人們應當經常問自己的一個問題。”傑索普微笑了一下，“我們這裏的人經常問這樣的問題，以致於連最細微的事我們也會認為具有重大意義。”
“是的，我想你們會這樣的。”她突然顫抖起來，“這就像你們的這個房間一樣，坐落在迷宮一樣的走廊中間，就像在夢中一樣，您會認為您再也不能從這裏走出去了……”
“是的，是的，我能夠看出，這可能是有一種幽閉的恐怖作用。”傑索普輕鬆愉快地說。
奧利夫·貝特頓擡起一隻手來，把披到前額上的頭髮嚮後撂回去。
“您知道，我不能長期忍受下去，”她說，“老是坐在傢裏等待。我想到其他地方去換換環境。最好是去外國。到一個這樣的地方，在那裏沒有記者不斷地給你打電話，人們也不老盯着你。現在我總是遇到許多朋友，他們總問我得到什麽消息。”她停了一下，繼續說，“我想……我快要支持不下去了。我一直在努力裝出勇敢的樣子，但這個我已受不了啦。我的醫生已經同意。他說，我應當馬上到別的地方住三四個星期。他給我寫了一封信，我拿給您看。”
她在手提包裏摸索着，拿出一個信封，把它從桌面上推給傑索普，說：
“您就會知道醫生是怎麽說的。”
傑索普把信從信封裏取出來，讀了一遍。
“是的。”他說：“是的，我知道了。”
他把信放回信封裏。
“這樣說，我是可以離開了？”兩眼緊張地註視着傑索普。
“當然可以，貝特頓夫人，”他回答。他有點感到吃驚：“為什麽不呢？”
“我還以為您會反對呢？”
“反對？為什麽要反對？這完全是您自己的事。衹要您安排得在您外出期間我們得到任何消息時能夠和您聯繫得上就行。”
“我當然要這樣安排。”
“您想去什麽地方？”
“到一個陽光充足的地方，一個沒有多少英國人的地方。到西班牙或摩洛哥。”
“這太好了。我認為，這會給您的健康帶來很大好處。”
“哦，謝謝您。非常感謝您。”
她站起來，顯得激動而得意洋洋。但緊張不安的情緒仍然明顯存在。
傑索普站起來，跟她握了握手，並按鈴叫傳令兵把她送出去。他回到椅子上坐下。在最初一會兒，他的臉仍和先前一樣毫無表情，但後來慢慢地微笑起來，他拿起電話。
“我現在就見格萊德爾少校！”他對着話筒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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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萊德爾少校？”傑索普在念這個名字時，稍微猶豫了一下。
“這很難念，是吧。”來客用幽默的贊賞口氣說，“在戰爭期間，您的同胞管我叫格萊德爾①而現在，在美國，我要把我的名字改成格林（Glyn），這樣人們讀起來會方便一些。”
——
（①Glider意為滑翔機。——譯者。）
——
“您是從美國來？”
“是的。我是一周前到這裏的。對不起，您是傑索普先生嗎？”
“我是傑索普。”
格萊德爾非常感興趣地註視着他。
“那末，”他說，“我曾經聽到有人談起過您。”
“真的嗎？從誰那裏聽到的？”
那個人微笑了。
“也許我們進行得太快了。在您允許我提問題之前，我先把美國大使館的這封信交給您。”
他鞠了一個躬，把信遞過來。傑索普接過信，念了頭幾行客套話，就把它放下了。他用估量的眼光瞧着他的客人。他高高的個子，舉止有點呆板，年齡三十左右。他的金色的頭髮梳成歐洲大陸的式樣。他的話說得很慢，很謹慎，帶有明顯的外國腔調，但語法卻是正確的。傑索普註意到，他一點也不顯得緊張不安，或對自己感到沒有信心。這本身就很不尋常。到這個辦公室來的人，絶大多數都顯得緊張不安、激動或憂心忡忡。有時，他們隨機應變，有時他們暴跳如雷。
這是一個完全能夠控製自己的人，一個具有一張一本正經面孔的人。他知道他在幹什麽，為什麽要這樣幹，而且他也不會被人輕易哄騙或蒙騙去說出一些他不打算說出的事情。傑索普輕鬆愉快地對他說：
“您來找我有什麽事嗎？”
“我來找您是為了問一下您有沒有得到有關托馬斯·貝特頓的進一步消息，他在最近以一種似乎有點聳人聽聞的方式失蹤了。我知道，我們不能不打折扣地相信我們在報章上讀到的東西。因此，我就打聽什麽地方可以得到可靠的消息。人們告訴我說，您這裏可以得到可靠的消息。”
“很抱歉，我們還沒有得到有關貝特頓的確切消息。”
“我想，他可能被派到國外執行什麽使命去了。”他頓了一下，又巧妙地補充一句：“您知道，這不準聲張出去。”
“我親愛的先生，”傑索普帶着痛苦的表情說，“貝特頓是一位科學家，而不是一位外交傢或一位密探。”
“您在訓斥我。但是標簽並不總是恰當的。您也許要問我為什麽對這件事感興趣。托馬斯·貝特頓是我的一個姻親。”
“明白了，我想，您是已故的曼海姆教授的外甥。”
“哦，您已經知道了。您在這裏真是消息靈通。”
“常有人到這裏來，告訴我們一些事情，”傑索普小聲說，“貝特頓的妻子剛纔來過這裏。她告訴我說，您給她寫了一封信。”
“是的。我給她寫了一封信，以此來表示我的慰問，並問她是否得到任何進一步的消息。”
“您這樣做很對。”
“我母親是曼海姆教授惟一的妹妹。他們之間的感情非常好。當我還是一個小孩住在華沙的時候，我經常到我舅舅傢裏，他的女兒埃爾莎就像我的親姐姐一樣。在我父母死後，我的傢也就是我舅舅和表姐的傢了。那些日子過得多麽幸福呀！接着爆發了戰爭，發生了許多悲慘和恐怖的事……但這一切我不想講了。我舅舅和表姐逃到美國去，我則留下來，參加了地下抵抗組織。戰爭結束後，我先後擔任了幾項差事。我去了一次美國，看我的舅舅和表姐。當我在歐洲擔負的任務結束時，我曾想到美國定居。我希望，我能生活在舅舅、表姐和她丈夫身邊。但是，唉，”他攤開兩手，“當我到那裏的時候，我舅舅已經死了，我的表姐也死了，而她的丈夫呢，已經到了英國，並且又重新結婚了。這樣，我又再一次沒有傢了。接着，我在報上看到著名的科學家托馬斯·貝特頓失蹤的消息，於是我就到英國來，看看究竟應當怎樣辦。”他頓了一下，用探詢的目光註視着傑索普。
傑索普也用毫無表情的目光看着他。
“為什麽他失蹤了，傑索普先生？”
“那正是，”傑索普說，“我們極想知道的事。”
“也許，您知道吧？”
這個人這樣容易地就把他們的身份顛倒過來，傑索普頗為佩服他。在這個房間裏，他是習慣於嚮別人提問題的人。而現在這個陌生人卻成了詢問者。
傑索普仍然輕鬆愉快的回答說：
“我嚮您保證，我們不知道為什麽他失蹤了。”
“但是，你們有所懷疑吧？”
“可能有所懷疑，”傑索普謹慎地說，“這件事有一定的格式……以前也曾發生過這樣的事。”
“這我知道。”客人迅速地引證了半打以上的案件。
“全都是科學家。”他意味深長地說。
“是的。”
“他們都到鐵幕那邊去了嗎？”
“有這樣的可能，但現在我們還不清楚。”
“他們是自願去的嗎？”
“這很難說。”傑索普說。
“您以為這不是我的事？”
“哦，對不起。”
“您那樣想是對的。衹是因為貝特頓我纔對這個案件感興趣。”
“對不起，”傑索普說，“我不大瞭解您為什麽對這個案件感興趣。貝特頓畢竟也衹是您的一個姻親。您甚至不認識他。”
“您說得不錯。但對我們波蘭人來說，家庭是非常重要的。有義務啊。”他站起來．很不自然地鞠個躬。“很抱歉，侵占了您不少時間。謝謝您對我這樣客氣。”
傑索普也站起來。
“很遺憾，我不能幫助您，”他說，“但是我嚮您保證，我們對此也一無所知。如果我們聽到什麽消息，可以和您聯繫嗎？”
“通過美國大使館可以找到我。謝謝您。”
他又拘謹地鞠了一躬。
傑索普按了一下鈴。格萊德爾少校出去了。傑索普拿起電話。
“請沃頓上校到我房間來。”
沃頓進來以後，傑索普對他說：
“事情終於動起來了。”
“怎麽回事？”
“貝特頓夫人想到外國去。”
“去和丈夫相會？”
“我希望如此。她帶着一封她的醫生為她寫的介紹信到這裏來。那信說，她需要徹底休息和變換一個環境。”
“真像回事似的！”
“當然，也可能是真的。”傑索普警告他說，“可能是一個事實。”
“我們這裏的人從來不那麽看問題。”沃頓說。
“是啊。但是，我要說她表演得真令人信服。一句話也沒有說走嘴。”
“我想。你沒有從她那裏得到更多的東西？”
“衹得到一點點。這就是和貝特頓一起在多爾旅館吃午飯的那個叫斯皮德的女人。”
“真的嗎？”
“他沒有把這次吃午飯的事告訴他妻子。”
“哦！”沃頓考慮了一下，“你以為那有什麽關係嗎？”
“可能有關係。卡洛爾·斯皮德曾經被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審查過。她證明自己無罪，但那畢竟……是的，她，或者人們認為，她畢竟是玷了污點。這可能是一個聯絡人。是我們所發現的貝特頓惟一的聯絡人。”
“貝特頓夫人的聯絡人怎麽樣？最近可能有什麽聯絡人來唆使她到外國去嗎？”
“倒沒有什麽人和她聯繫。衹是昨天她從一個波蘭人那麽收到一封信。那是貝特頓第一個妻子的表弟寫的。剛纔這個波蘭人還在我這裏問這問那呢。”
“他是個什麽樣的人？”
“一個不很真實的人，”傑索普說，“一舉一動都帶有外國味道並且合乎準則，一切都那麽‘文雅’，作為一個人，他顯得出奇地不真實。”
“你認為他就是那個唆使她去外國的聯絡人嗎？”
“可能是。這我說不準。他使我迷惑不解。”
“需要對他進行監視嗎？”
傑索普笑了笑。
“是的。我已經按了兩次鈴。”
“你這善於設圈套的傢夥——真是詭計多端。”接着，沃頓又變得一本正經起來。
“喂，那表格是怎麽填的？”
“我想是填的珍妮特和照例要填的一些事項。地點是西班牙或摩洛哥。”
“不是瑞士？”
“這次不是。”
“我認為在西班牙或摩洛哥他們會遇到睏難。”
“我們不可低估我們的對手。”
沃頓厭惡地用手指翻着那疊調查材料。
“關於那兩個國傢人們至今還沒有看到貝特頓出現過，”他懊惱地說，“這次我們要全力以赴。天哪，要是我們在這個案子上失敗的話……”
傑索普把背靠在椅子上。
“我已經很久沒有休假了，”他說，“我對這個辦公室有點厭煩了。我可能要到外國旅行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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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很難念，是吧。”來客用幽默的贊賞口氣說，“在戰爭期間，您的同胞管我叫格萊德爾①而現在，在美國，我要把我的名字改成格林（Glyn），這樣人們讀起來會方便一些。”
——
（①Glider意為滑翔機。——譯者。）
——
“您是從美國來？”
“是的。我是一周前到這裏的。對不起，您是傑索普先生嗎？”
“我是傑索普。”
格萊德爾非常感興趣地註視着他。
“那末，”他說，“我曾經聽到有人談起過您。”
“真的嗎？從誰那裏聽到的？”
那個人微笑了。
“也許我們進行得太快了。在您允許我提問題之前，我先把美國大使館的這封信交給您。”
他鞠了一個躬，把信遞過來。傑索普接過信，念了頭幾行客套話，就把它放下了。他用估量的眼光瞧着他的客人。他高高的個子，舉止有點呆板，年齡三十左右。他的金色的頭髮梳成歐洲大陸的式樣。他的話說得很慢，很謹慎，帶有明顯的外國腔調，但語法卻是正確的。傑索普註意到，他一點也不顯得緊張不安，或對自己感到沒有信心。這本身就很不尋常。到這個辦公室來的人，絶大多數都顯得緊張不安、激動或憂心忡忡。有時，他們隨機應變，有時他們暴跳如雷。
這是一個完全能夠控製自己的人，一個具有一張一本正經面孔的人。他知道他在幹什麽，為什麽要這樣幹，而且他也不會被人輕易哄騙或蒙騙去說出一些他不打算說出的事情。傑索普輕鬆愉快地對他說：
“您來找我有什麽事嗎？”
“我來找您是為了問一下您有沒有得到有關托馬斯·貝特頓的進一步消息，他在最近以一種似乎有點聳人聽聞的方式失蹤了。我知道，我們不能不打折扣地相信我們在報章上讀到的東西。因此，我就打聽什麽地方可以得到可靠的消息。人們告訴我說，您這裏可以得到可靠的消息。”
“很抱歉，我們還沒有得到有關貝特頓的確切消息。”
“我想，他可能被派到國外執行什麽使命去了。”他頓了一下，又巧妙地補充一句：“您知道，這不準聲張出去。”
“我親愛的先生，”傑索普帶着痛苦的表情說，“貝特頓是一位科學家，而不是一位外交傢或一位密探。”
“您在訓斥我。但是標簽並不總是恰當的。您也許要問我為什麽對這件事感興趣。托馬斯·貝特頓是我的一個姻親。”
“明白了，我想，您是已故的曼海姆教授的外甥。”
“哦，您已經知道了。您在這裏真是消息靈通。”
“常有人到這裏來，告訴我們一些事情，”傑索普小聲說，“貝特頓的妻子剛纔來過這裏。她告訴我說，您給她寫了一封信。”
“是的。我給她寫了一封信，以此來表示我的慰問，並問她是否得到任何進一步的消息。”
“您這樣做很對。”
“我母親是曼海姆教授惟一的妹妹。他們之間的感情非常好。當我還是一個小孩住在華沙的時候，我經常到我舅舅傢裏，他的女兒埃爾莎就像我的親姐姐一樣。在我父母死後，我的傢也就是我舅舅和表姐的傢了。那些日子過得多麽幸福呀！接着爆發了戰爭，發生了許多悲慘和恐怖的事……但這一切我不想講了。我舅舅和表姐逃到美國去，我則留下來，參加了地下抵抗組織。戰爭結束後，我先後擔任了幾項差事。我去了一次美國，看我的舅舅和表姐。當我在歐洲擔負的任務結束時，我曾想到美國定居。我希望，我能生活在舅舅、表姐和她丈夫身邊。但是，唉，”他攤開兩手，“當我到那裏的時候，我舅舅已經死了，我的表姐也死了，而她的丈夫呢，已經到了英國，並且又重新結婚了。這樣，我又再一次沒有傢了。接着，我在報上看到著名的科學家托馬斯·貝特頓失蹤的消息，於是我就到英國來，看看究竟應當怎樣辦。”他頓了一下，用探詢的目光註視着傑索普。
傑索普也用毫無表情的目光看着他。
“為什麽他失蹤了，傑索普先生？”
“那正是，”傑索普說，“我們極想知道的事。”
“也許，您知道吧？”
這個人這樣容易地就把他們的身份顛倒過來，傑索普頗為佩服他。在這個房間裏，他是習慣於嚮別人提問題的人。而現在這個陌生人卻成了詢問者。
傑索普仍然輕鬆愉快的回答說：
“我嚮您保證，我們不知道為什麽他失蹤了。”
“但是，你們有所懷疑吧？”
“可能有所懷疑，”傑索普謹慎地說，“這件事有一定的格式……以前也曾發生過這樣的事。”
“這我知道。”客人迅速地引證了半打以上的案件。
“全都是科學家。”他意味深長地說。
“是的。”
“他們都到鐵幕那邊去了嗎？”
“有這樣的可能，但現在我們還不清楚。”
“他們是自願去的嗎？”
“這很難說。”傑索普說。
“您以為這不是我的事？”
“哦，對不起。”
“您那樣想是對的。衹是因為貝特頓我纔對這個案件感興趣。”
“對不起，”傑索普說，“我不大瞭解您為什麽對這個案件感興趣。貝特頓畢竟也衹是您的一個姻親。您甚至不認識他。”
“您說得不錯。但對我們波蘭人來說，家庭是非常重要的。有義務啊。”他站起來．很不自然地鞠個躬。“很抱歉，侵占了您不少時間。謝謝您對我這樣客氣。”
傑索普也站起來。
“很遺憾，我不能幫助您，”他說，“但是我嚮您保證，我們對此也一無所知。如果我們聽到什麽消息，可以和您聯繫嗎？”
“通過美國大使館可以找到我。謝謝您。”
他又拘謹地鞠了一躬。
傑索普按了一下鈴。格萊德爾少校出去了。傑索普拿起電話。
“請沃頓上校到我房間來。”
沃頓進來以後，傑索普對他說：
“事情終於動起來了。”
“怎麽回事？”
“貝特頓夫人想到外國去。”
“去和丈夫相會？”
“我希望如此。她帶着一封她的醫生為她寫的介紹信到這裏來。那信說，她需要徹底休息和變換一個環境。”
“真像回事似的！”
“當然，也可能是真的。”傑索普警告他說，“可能是一個事實。”
“我們這裏的人從來不那麽看問題。”沃頓說。
“是啊。但是，我要說她表演得真令人信服。一句話也沒有說走嘴。”
“我想。你沒有從她那裏得到更多的東西？”
“衹得到一點點。這就是和貝特頓一起在多爾旅館吃午飯的那個叫斯皮德的女人。”
“真的嗎？”
“他沒有把這次吃午飯的事告訴他妻子。”
“哦！”沃頓考慮了一下，“你以為那有什麽關係嗎？”
“可能有關係。卡洛爾·斯皮德曾經被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審查過。她證明自己無罪，但那畢竟……是的，她，或者人們認為，她畢竟是玷了污點。這可能是一個聯絡人。是我們所發現的貝特頓惟一的聯絡人。”
“貝特頓夫人的聯絡人怎麽樣？最近可能有什麽聯絡人來唆使她到外國去嗎？”
“倒沒有什麽人和她聯繫。衹是昨天她從一個波蘭人那麽收到一封信。那是貝特頓第一個妻子的表弟寫的。剛纔這個波蘭人還在我這裏問這問那呢。”
“他是個什麽樣的人？”
“一個不很真實的人，”傑索普說，“一舉一動都帶有外國味道並且合乎準則，一切都那麽‘文雅’，作為一個人，他顯得出奇地不真實。”
“你認為他就是那個唆使她去外國的聯絡人嗎？”
“可能是。這我說不準。他使我迷惑不解。”
“需要對他進行監視嗎？”
傑索普笑了笑。
“是的。我已經按了兩次鈴。”
“你這善於設圈套的傢夥——真是詭計多端。”接着，沃頓又變得一本正經起來。
“喂，那表格是怎麽填的？”
“我想是填的珍妮特和照例要填的一些事項。地點是西班牙或摩洛哥。”
“不是瑞士？”
“這次不是。”
“我認為在西班牙或摩洛哥他們會遇到睏難。”
“我們不可低估我們的對手。”
沃頓厭惡地用手指翻着那疊調查材料。
“關於那兩個國傢人們至今還沒有看到貝特頓出現過，”他懊惱地說，“這次我們要全力以赴。天哪，要是我們在這個案子上失敗的話……”
傑索普把背靠在椅子上。
“我已經很久沒有休假了，”他說，“我對這個辦公室有點厭煩了。我可能要到外國旅行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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