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该回家了。坐在从大连到上海的飞机上，我一直这样默默地对自己说。低下头凝视着舷窗外，厚厚的云层在下面奔腾着翻滚而去，不知什么时候，我的眼睛有点湿润了。天很蓝很蓝，但我的心却无法从云层里挣扎出来。我清楚地记得那一天，1999年6月18日。
现在，我渐渐地平静了下来。当我把身体放在客厅的沙发里，听着舒缓的音乐，我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六年来，我终于可以在属于自己的地方，过着另一种生活了，再也不用为积分、名次、晋级而费心劳神了。也许，这种轻松是暂时的，是战役之间的空隙，是更为激烈的工作之前的休养生息。但无论怎么说，我现在浑身确实感到舒心的轻松。
但是，这六年太让人难忘了，场内场外的一切不亚于战争的激烈、残酷和跌宕起伏，这种在天堂与地狱之间的徘徊，岂是可以轻易挥手而去，说声再见的？每当我闭上眼晴，过去六年发生的一切，便像放电影一样，一幕幕地闪现在眼前——
1．“你们要一步到位”
1994年11月，李铁映同志为上海市网球中心建成剪彩。当时中国足球改革后的第一届足球职业联赛刚刚结束，我率领的申花队夺得了第三名。大概是这缘故，我被邀请参加网球中心剪彩仪式。参加剪彩仪式的上海市副市长龚学平把我介绍给李铁映：“这就是上海申花队主教练徐根宝。”李铁映笑着说：“我们早就认识了，足球改革，就是从上次我们在北京饭店贵宾楼吃饭时开始的，不是吗？”李铁映的话勾起了我的回忆。那是1991年8月，当时我担任中国国奥队的主教练，为了欢迎中国足协为国奥队请来了德国教练鲁迪，李铁映同志在北京饭店设宴招待他。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中国足协主席年维泅、官员张吉龙和我一起作陷。饭后，李铁映在听完年维泅关于足球改革和我对国奥队工作的汇报后说：“老年，你的思想还不解放，你的步子还应该大一些。”而当时，年维泅已经开始构思足球方面的改革了，后来王俊生主持足协工作后出台的一系列改革方案，实际上那时年维泅已经在酝酿中了，包括主教练的竞选、体能测验等。年维泅的改革思路，仍没有能够超脱当时的大环境。但在那时，大家都不知道邓小平的改革思路，而这些只有李铁映最清楚，因为他是体改委主任。现在想来，他的思路确实在我们之前，而我们所想到的，都摆脱不了体工队的那一套。
记得1991年底，中国足协在大连召开的足球工作会议上，大连市体委主任盖增圣发言时说，我们讨论足球改革要考虑有过渡阶段。李铁映却指出：“你们要一步到位，职业化就要一步到位。”由于有了领导指示，中国足协开始酝酿走职业化道路这一大方针了。但对我们这些体育工作者来说，那时根本没有想得那么远、那么透、那么深。李铁映对我说：“中国足球要搞职业化，目标主要是提高中国足球的水平。你是国奥队主教练，吉隆坡出线的任务是第一步，如果搞好了，对中国足球的推动将是巨大的。”他对我提出的“横下一条心，一定要出线”的决心非常赞赏。我知道自己重任在肩，不能有丝毫闪失。
当时，伍绍祖主任也对国奥队非常重视，经常到队里来，我也常去他家里汇报工作，那时候中国足球改革的“宝”，好像押在了我们的肩上。我对伍主任分析了比赛的形势：6个队的单循环比赛，拿6分是绝对能够出线的，而我们肯定可以拿下3场。虽然我们提前一轮拿到了6分，但由于受到了“西亚兄弟”的“围攻”，却变成了最后一轮要面临与韩国队拼一个出线名额的局面。当然，这是我们自己的责任。赛后郝海东曾经说：“徐导，当时如果我的点球罚进了，就没有今天了。”这些都没有用了，足球没有如果。
想当年，我信心十足地带着国奥队奔赴吉隆坡，身肩着中国足球的希望，但是，我们失败了。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失败对后来的足球改革却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这也算是我们的失败给中国足球带来的唯一好处吧。“因祸得福”，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吉隆坡的失利，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的步伐可能要推迟一点时间。
听着李铁映同志的话，自己想了想，从1991年到1994年，中国足球这3年里的变化确实太大了。我从一个专业队教练变成职业队教练，从国家队到了俱乐部球队，这一切好像真有点身不由己，是在足球改革浪潮的推动下，一步步走到现在的。
2．紧急电话，要我马上到上海
那时，金永昌是上海市体委主任。他的一个电话，改变了我的命运。
1993年底，我在中国足球队做施拉普那的助手。那年的中国体育界，主要有两大任务：一，足球打人世界杯决赛圈；二，搞好第六届全运会。但是在伊尔比德中国足球又一次失败了。
打完世界杯外围赛第二阶段的小组赛后，我从成都回到北京。刚回到北京，马克坚就找到我，很急切地说：“上海体委主任金永昌打来两个电话找你，好像事情很急，你赶快给他回个电话。”
我马上就跟金主任联系上了。他在电话里开口就问：“你最近有时间吗？
赶紧回一趟上海。”我问他什么事，他说：“你来了再说吧。”在我的追问下，他只是简单地说，“现在是龚学平副市长分管体育了，他很关心你。”他透给我一个信息：“上海这几年足球搞得没什么起色，你回来一起商量商量。”
金主任催得很急，两天后我便赶回了上海。
我这么急回上海，除金主任催得很紧外，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02少儿足球俱乐部。
3．“02”，我的梦想
1993年初，我与老那去新加坡参加鱼尾狮杯足球赛，一次闲聊中他说起在德国，有名的教练员、运动员都在业余时间搞足球学校。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在回国的飞机上，我对当时的助理教练杨一民说，我也想搞个足球学校。他说好啊，现在不少地方都有人在搞足球学校，你得起个好听的名字。
我想了一下，觉得用自己的名字并不好，毕竟，自己不像李宁、郑敏之这些在运动场上闯出自己道路、作出过贡献的明星，他们用自己的名字命名有号召力。而我们搞足球的，到现在还没有冲出亚洲，尽管有点名气，但没有成绩，用名字命名不太妥当。后来想起1992年参加亚洲杯足球赛的时候，球场里到处是“2002”的横幅标语，那是日本争办世界杯的口号。2002，这是跨世纪的象征。对，就叫“02”。现在招十四五岁的小孩子，到了2002年时，他们正值当打之年，能培养一些打世界杯的后备选手，不正是我的目标吗？
为此，1993年3月中旬我特地回到上海。在考察完上海的环境后，认为“02”放在上海是最合适的了，那时我根本没有想到自己居然还会回上海执教。
我找到了金永昌主任，把整个思路对金主任说了，他特别地支持。我希望在静安区设点，因为我是从静安区出来的，静安区体委康主任也非常支持。他还把主管文教的静安区副区长请来与我一起商议。
而后我便把这些告诉了老那，并告诉他我绝不会因此而影响国家队的工作，同时还向王俊生汇报了，对我的设想，王俊生也非常赞同，但他说：“你继续当国家队教练，上海的事还是让别人去操办吧。”国家队在伊尔比德比赛时，我与王佼生再一次谈起02俱乐部时，向他提出要离开国家队。为什么要这么提呢？
因与老那这一年工作是伍绍祖给的任务，只有学习、协助的权力，没有改变老那的权力。老那虽有许多长处值得我学习，但他的业务能力不见得比我高，长期跟着他也不会有多大提高。王俊生说，你现在离开国家队去搞02惧乐部，以后要再进国家队可能就难了，这个你要考虑好。我心里很清楚，老那失败后我接国家队可能性是不大的。在伊尔比德我们为此事谈了三次。最后我还是下定了决心，离开国家队，去搞02。
搞02惧乐部，是我的第一步尝试。现在，02这帮小伙子都已经成长起来，在国内的年龄组足球赛上连续三年取得冠军，证明我当初走的这一步路是完全正确的。筹办02俱乐部期间，也是困难重重，反反复复。
1993年龚学平副市长就批示同意搞02的计划，可02俱乐部却拖至1995年才成立。是在市体委副主任李毓毅分管足球后，02的工作才有起色。记得当时曾有人向龚学平反映：“02”是个体户性质，不能这么搞，还是应该扶持“大中型企业”，如果人都调走了，我们少体校还搞什么？这是招生的问题。
还有资金的问题。1995年我得到了阿迪达斯公司赞助，他们表示赞助02服装和资金，冠名“阿迪达斯02”。龚学平副市长没有同意。他说国内有这么多企业为什么不能让他们赞助？此前我也曾与郁知非商量过，02归申花管，资金由申花出，将来人给你。那时大家对后备力量不太重视，因此郁知非没有答应，他说：“你自己搞吧。”在这情况下，我只得自己拿出5万元让杨礼敏、任彬去全国招生。
我们定下的选拔条件：一是身体素质好，一定要有速度；二是作风；三是技术意识。我们认识到，要成为一个全面的运动员，必须是全面型的人才。过去有许多例子，小时候技术好的，由于身体原因，长大后被淘汰的不少；而小时候身体好，至少以后还能混混。
由于阿迪达斯无法赞助，国内的赞助一时也没有找到，而我在申花的工资每月只有3000元，02实际上没有什么资金来源。但时间又不允许我们再等，所以杨、任两人去招生一直是坐的火车，佐的招待所，一切从简，至于吃那就更简单了。
他们就这样揣着个包出发了。在武汉、天津、郑州、青岛、河北等地召了十来个人。上海方面，李毓毅也与少体校达成了协议，毕竟我不是个体户，面是在为上海培养人才，最后从少体校也选了些人。当时的许多投入都是我个人拿出来的，包括空调等，而最后一分回报都没有得到。当年的02变成了现在的有线02，我的一切职务也都没有了。
02俱乐部队成立后一直在申花队边上训练，受的影响很多，进步也非常快，得过3次全国少年冠军。1995年与有线电视台合作，成为有线电视台、上海市足协和我三方共有的俱乐部。1999年更名为有线02足球队。这个俱乐部我投入了很多心血，也算是为上海作出的贡献吧。去年10月他们在重庆拿了个冠军，当时我带万达队正好也在重庆。本想拿1万元奖励他们，可一想，这点钱让他们30多人分，每人也就是几百元。最后，决定请他们到假日酒店，与万达队住在一起，与我们生活一天，看我们赛前准备、比赛，我用这1万元钱让他们感受一下什么叫职业球队。我对他们说，虽然现在艰苦点，但你们主要是提高水平，你们应该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
去年11月我回到了上海，听说他们拿了冠军后上海有线台给了他们三四万元奖金，因为是平均分的，有些主力队员不高兴了，便去找任彬，认为这样分钱不合理。任彬做了工作后他们仍然不满意，不服气。任彬对此非常伤心。他召集大家开会，给他们讲道理，老头子还在会上流了眼泪。这下队员们都感到错了，向任彬承认错误。不久后我从大连回到上海，他们正好都在连队里军训，我赶到连队里为他们讲课。对他们说，当初任彬、杨札敏去各地招你们的时候，也只有这点钱。他们是住招待所、坐火车、吃最经济的饭。你们到了上海后，市领导对你们多么重视，每年让你们下连队，就是要你们从小养成艰苦奋斗的精神，养成良好的作风，长大能够接中国足球的班。队员们听了很感动。相信经过这一次后，他们应该有所触动。
这群当年02少年队的球员，现在都长成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成为年轻队员了。当年我们给02俱乐部制订的目标是：2001年冲人甲B，2002年升人甲A。这些都是题外话。
4．怎么搞俱乐部队
急急赶回上海后，我先见了金永昌主任。金主任说：“根宝，上海足球现在搞得平平淡谈，王后军搞了十来年，也就这个样了，我们市体委的领导商量决定后要换王后军，让你来干，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这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原以为叫我到上海，是商量02俱乐部的事，对金主任的这番话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我将信将疑地问他：“是叫我接上海队吗？”金主任肯定地回答：“是的。”“现在不是在打全运会吗？如果王后军打好了怎么办？”金主任说：“这你就别管了，打好打不好都要换他。如果打好了，足协会给他安排一个好一点的职务。”
这时才真正知道，金主任这么急着把我召回上海的意图。
当天晚上给我的老上级年维泅打了个电话想征求他的意见。老年听了我的介绍后说，上海这个地方搞足球有压力，不比在国家队小，你要慎重一些。
第二天，龚学平、周慕尧、金永昌、李宗镛(上海体育运动技术学院院长)等人在南京西路奥林匹克餐厅设宴招待我。龚副市长对我的印象不错。当他还是上海广播电视局局长时，我率领的国奥队参加了广电局主办的第一届万宝路杯足球赛并得了第二名。比赛期间，正值江浙一带水灾，我们捐了所得的1万美元奖金。后来又与罗马尼亚队打了一场赈灾义赛。我和国奥队给他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在吃饭时龚副市长对我说，我们欢迎你到上海来，上海足球这几年太软了。我说，过去北方队与上海队比赛，都说上去先踢他们几脚，上海人就怕了。龚副市长提出要改变上海足球软的作风井要我好好考虑一下上海足球目前格局的改革，并让拿出个方案来。
这次见面，实际上确定了让我回上海接管上海队。
上海要我回去，让我来重振上海的足球。想起了年维泅的一句提醒，上海的压力绝不低于国家队，怎么办？思付再三后决定：接受这个挑战。上海的领导这么看中我，绝不应该让他们失望。
当时的上海足球分一队、二队和三队，还没统起来。一周后，我做了份上海足球改革计划方案，主要观点是把上海的三支队伍都统起来，这样有利于发展。我定的三队主教练是：一队由我负责，二队是杨震江，三队是桑廷良。金主任和李宗镛看了方案后都认为“可以”。汇报完后又回到北京。当时国家队还在北京集训，7月要去深圳打一场与荷兰飞利浦队的商业比赛。比赛结束后，正式向中国足协递上了辞呈，就回到上海。王俊生、马克坚对我此举颇有意见，马克坚打电话给我，让再三考虑一下，并说可以让我留在国家队当领队。王俊生也说，施拉普那走了之后，国家队就是你接(后来王俊生还私下跟我说，如果当时你在，施拉普那走后，国家队主教练就是你而不是戚务生了)。但至今仍觉得，离开是对的。
回到上海后，参加了一个上海球迷协会的成立大会。龚副市长也参加了。他在发言时说，上海要成立两到三支俱乐部队，用竞争的办法促进上海的足球发展。我们请根宝回上海，就是要搞一支俱乐部队。当时一听觉得好像不太对劲儿，怎么让我搞俱乐部队了？下午到体委问金主任，是不是情况有变化了？不让我搞一队了？金主任未置可否。
这里面确实有了变化，只是当时我并不知道。当初定下来让我摘一队，后来领导们又认为应该有竞争，另外再成立职业俱乐部，这样更利于发展。
那时，上海正举办万宝路杯足球赛，龚副市长基本上每天都去看球。有一次比赛后，他对我说：“根宝，你再去搞一支队吧，不要搞上海队了。老上海队就让王后军去带，这些队员他比较了解，你另外带一支队，外籍球员你也可以招。这时我才知道，我不搞一队了。时隔不久，方案全变了，上海形势的发展，真是追赶不上啊。”
不久，上海召开了足球座谈会，陈良宇副书记和龚学平副市长也参加了。会上确定上海组建；支职业惧乐部球队的计划，初步定第一支球队由王后军带领，在现有的队员中选十八至二十名球员，余下人员归第二支队伍挑选，第二支队伍由我带。就这样，我的角色变成上海“二队”的教练。
10月初，龚副市长和市体委催我赶紧去俄罗斯选外援。我便与上海体科所的步润生急匆匆赶去娥罗斯，这也是中国足球第一次去国外招外援。出发时，头脑里一点方案都没有。只记得龚副市长给我的指示是：“引进就是胜利。”
5．“光杆司令”去俄罗斯招兵买马
现在想来这真有点好笑，去国外招外援，心理价位是多少？
不知道。引进什么位置的球员？不知道。当然，这些也没法知道，还从来没有与外国人谈过这种事，甚至连“外援”这样的提法都没有。再说，我们连队伍都没有，就更不知道哪个位置缺人了？但这工作却是一定要去做的，因为“引进就是胜利”。
引进外援、合同制、转会制，这是足球职业化的标志。不管队伍有没有，先把“标签”贴起来。我领悟到这一切的意义。眼下是一张自纸，那先把框架画出来！
但是，引进要花钱，什么样的价格才算是合理的，能够接受的呢？
龚副市长说，价格不要考虑，反正就这个价格嘛。我追问到底多少呢？“那就每月1000美金左右吧。”他说。这就成了我第一次出国引进外援的心理价位。
去了泽尼特俱乐部。这是一个在前苏联实力很强的俱乐部队，确实有几个非常好的球员。但一问价格把我吓住了：转会费20万美元，月工资8000美元。按现在的行情并不算贵，但在当时却差点把我吓了个跟头。
那些俄罗斯人问我怎么样？我说这些价格与我的价格相差太大了，我最多只能付1000美元。他们说1000美元的队员也有，就是到过中国的泽尼特二队。
这支队里确实也有一些不错的年轻球员，租借一年月工资可以压到600
至1000美元。我想，这些年轻球员到上海训练一下，培养一下，或许能源上用场，但是真要带回去，肯定被上海球迷骂“大兴货”，我怎么交代？
看了半天，发现其中一个队员还算可以，据说快被选进俄罗斯国家青年队，工资我也压到每月600美元。但是一谈．他的条件特别多，如一月报销多少电话费，还有探亲等等。一听条件太多，心里有点不痛快，心想你这么年轻，租借一年工资每月给你600到1000美元，条件还这么多，不行。我又问，还有别的队吗？他们说还有，那便是斯密那惧乐部。
斯密那俱乐部老板是个体户，借人家基地搞了个队，见我去他特别高兴，认为有生意可做了。正好那天斯密那队有一场比赛，在雪地里进行。那一天气候是零下10度。经过这场雪地赛，一下子看中了3个：一个是莎莎，踢过泽尼特职业队，当时是斯密那队的队长；一个是守门员库茨，当时看上去守得还可以；第三个是瓦洛佳。他那次没有上场，我只是碰碰运气，看了录像后选的。再看他的身材，感觉也不错。
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当时就签约了。莎莎月工资是1000美元，库茨600美元，瓦洛佳500美元。因为我是个光杆司令，签约时队伍也是子虚乌有，但跟别人签合同总得有个俱乐部名字吧。用什么名字呢？想了半天，就贸然起了个“东方俱乐部”。当时想得是，上海在东方，这个名字挺不错的。
引进就是胜利，我终于引进了，这也是中国足坛第一次去国外招外援。
没有想到的是，这次选上的三个人对我今后的足球生涯，竟然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影响：莎莎和瓦洛佳为我在甲A联赛中第一年取得第三名立下汗马功劳，也为第二年夺得联赛冠军起了基石作用；而库茨第一次来队里守门，却令我尝到执教生涯中最惨的失败——1比6败给广州太阳神队。
6．竞然成了申花队的主教练
回国之后，便开始为我的“东方队”做筹备工作。王后军的一队当时有二十多个球员，他挑剩下的球员加上原来杨震江的二队，便是我的“子弟兵”。就在考虑队伍的组合和训练时，事情又有了变化。
体委金主任打来电话给我，在电话里他悄悄地说：“情况可能又有变化。”具体情况他也没有说。正好我要向龚副市长汇报外援情况以及工作计划，便赶到华东医院去看望生病住院的龚副市长。
龚副市长对我说，教练人选上可能要打乱，既然是职业队，教练也不能一成不变，原定的王后军与你各带一、二队的设想，看来要修改了。
原来，德国阿克发公司赞助上海足球队的合同到期了，合同可能不再延续。上海一队今后的路将怎么走，便成了问题。那时上海足坛正值改革的前夜，听说中纺机(中国纺织机械厂)、东方(广播事业局)、申花集团都有心加人，后来中花被推到了第一线。这一段时间的变化，是“所有制”的变化。最后领导拍板决定由申花搞一队。
申花集团过去也赞助过上海队，当他们又一次被推到第一线后，便提出，打破过去使用教练的传统，在全国范围内挑选教练员。我听说，苏永舜、曾雪麟、方纫秋、王后军和我都是候选人。
球队要变了，教练要换了，什么都变了，也什么都没有了，前面工作的思路又乱了，签好的外援的命运将怎样？想到这里，我糊涂了，真不知怎么办才好。
从“02”到上海队，到“东方”，接着再去俄罗斯招外援，那种感觉就像是在梦里被一种无法知觉的力量牵引着，这场梦对我是福是祸，心里一点底也没有。如今所有的计划又都乱了。所能做的也只有等待了。
不久，形势渐渐明朗，申花将接手上海队井负责全面“组阁”。经过多方面研究，他们决定在我和王后军之间进行选择。俱乐部先找了王后军。
王后军很早就开始研究足球俱乐部这个问题了，在这方面，他的思路是超前的，而且还有自己一套比较全面的计划。后来听别人说，在那次谈话中，王后军大谈他对俱乐部体制的研究，井拿出了一套方案，但是，申花方面对这些不感兴趣，他们只想知道王后军作为主教练将如何组队问题，因此，好像这次谈话有点话不投机，不太成功。谈话结束后，黄浦区的沈立恭副区长没有表态，只是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对俱乐部方面的态度，王后军当时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听到这话后，他一下子便楞住了。后来，从沈立恭那里听说，王后军呆呆地坐在那里半个小时没有起身，沈立恭只能陪他坐了半个小时。
王后军曾经带领由申花赞助的上海队夺过联赛亚军，足协杯冠军，对申花做过贡献，至于后来与申花分手，与阿克发合作，这里面的情况，就不太清楚。
几天后，郁知非从美国回来，他和沈立恭找我谈话。那天，我穿了一套西装，看上去精神饱满。当时，心里很坦然，没有一点顾忌。如果他们看上我让我担任申花主教练，那我不会放弃，如果不行的话，就去搞02。
郁知非开口便问：“如果你当主教练，将如何工作？”
我说，我离开国家队到上海来，主要是想搞02的。自从吉隆坡失败后我就想搞个少儿足球惧乐部，抓一些小孩。后来上海的领导曾要我搞上海队和东方队。如果要我挑的话，我是想搞02队，我没有想到会让我摘申花队，这是我的实话。前一段我去俄罗斯招外援，也是为东方队的。但不管搞什么队，不管是体工队还是俱乐部队，我带队的方针都是一样的，就是狠抓作风。我从在国奥队和国二队抓作风讲起，讲到我们目前中国的球员最主要的问题是管理。管理不好，训练就不行。训练不好，就出不了成绩，即使是外国俱乐部队，管理也是严的，训练水平也是高的。不管什么队，业余的、职业的，我认为这两条都是法宝，一条也不能松。当时让我到上海来搞上海队，龚副市长和金永昌主任就是希望我能严格管理严格训练，改变上海队“软脚蟹”的作风。
看到沈立恭和郁知非对此好像兴趣很浓，我便接着谈开了。我说，如果我抓申花队，最主要的是改变“软脚蟹”作风。我的作风你们都知道，我抓作风，体现在“抢”字上。中国足球最大问题就是站着踢球，不抢，缺乏对抗，我是一直努力在解决这个问题。此外，我的特长是培养人才。我从国奥队开始，89年甲
A联赛第一年的冠军就是我们国二队，而我们国二队都是由甲B球员组成：守门员李志高是江苏队的，右后卫冯志刚是武汉队的，中卫范志毅是上海青年队的，左后卫孙博伟是四川队的，中卫徐弘是大连队的，前腰是北京队的高洪波……所有的球员，在当时都是出自甲B的球队。甲B的年轻球员经过我的训练组合，能拿冠军，当时的足坛霸主辽宁队就是赢不了我们，加了6分也赢不了我们，说明什么呢？说明球员都是差不多，只要组合好，严格训练、严格管理，就能出成绩。
在我谈的过程中，他们听得都很认真，很有味。我心想，这也是他们最感兴趣的。从他们听我谈话时的表情，到沈副区长亲自送我到饭店大门口的举动来看，我知道我们的谈话是成功的。
十几天后，也就是12月5日，郁知非和沈立恭副区长又找我谈话。沈副区长说：“经过反复商量，多次征求意见后我们决定，由你来担任申花队的主教练。”他还特别指出：“你所讲的抓作风，抓管理，抓训练质量的思路与我们一致。我们对你过去也了解，相信你能把队伍搞好。”
我听了当然很高兴。又一次竞争获胜了。1992年初我在昆明也经历过一次国家队主教练的竞争，我胜了。但吉隆坡失败后，我又被无声无息地“撸”了。现在，又有机会为自己正名了！
在轻松地谈完组队目标和思路后，我向他们提了一个问题：“02怎么办？”“我在俄罗斯定的三个外援怎么办？”郁知非说：“你已经被我们聘用了，02就不要再搞了。”我听了心里不太痛快。我说我到上海来，主要就是搞02的，在上次我们的谈话中我也说了，02是我的事业，也是我回上海的目的，我不能放弃。讲到这里，双方言语有些激烈，气氛也开始不对了。沈副区长很有经验，他忙打圆场：“今天我们主要谈的是俱乐部的事情，02的事我们以后再说，我想会给你解决的。”
这个话题就此打住了。接着再问，我在俄罗斯定的3个外援怎么办？郁知非又说，这3个人是为东方队请的，与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对他们的情况也不了解。队里需要不需要他们，要由俱乐部考虑后决定。郁知非的说法当然没有问题，因为这3个外援是与东方队签约，而不是与申花队签约的。但是我对他的态度和这种说法感到不快，毕竟他们是我找来的，我与申花队签约后当然也希望他们能够留下。我脸上流露出的不高兴的表情被沈副区长看出后，他忙说今天我们只定主教练，这两个问题以后再解决。
这次谈话，留下的两个问题都没有解决。
我这个人有点急性子，在“面试”之后，已经感觉到主教练的位置肯定是我了，因此便开始着手做准备工作。我把成耀东叫到住处了解情况。成耀东是我在国二队时的第一批队员，他对我经过“面试”并很有可能担任上海一队(申花队)主教练的情况还不知道，他以为王后军的上海一队先挑18人，剩下的再由我来挑。
我想知道队员的情况，但又不能明说我要接申花队，便试探着问他，如果你是王后军，你会怎么挑法？成耀东是很有头脑的队员，他的意见很有参考价值。开始他不好意思讲。我说，以你对队里的了解，你就先挑挑看嘛。
这么一说，成耀东便把老、中、青队员都给我排了队。他排了三个年龄档次约28人。老队员中林志桦、郑彦、李龙海、王钢等被提了助理教练，还有唐全顺、蔡建林等；中间一层年龄的球员有成耀东、范志毅、李晓、鞠李瑾、邱京巍、吴兵等；年轻的有朱琪、申恩、毛毅军、朱炯、贾春华等。他很客观地分析了每个球员的作用，如有的人在场上有作用，但对队伍建设作用不大，有的场上作用一般，但对周围队员很有影响力。
这一次谈话对我接管申花，组建队伍有非常积极的参考作用。后来成耀东也一直很得意地对我说：“徐指导，你刚来时我是很支持你的吧。”
1993年12月12日，申花足球惧乐部在虹桥宾馆举行了成立大会，市委副书记陈良宇、副市长龚学乎、体委主任金永昌、俱乐部董事长郁知非等都参加了成立大会。这是中国足球史上成立的第一支由企业直接负责的，脱离体委的职业足球惧乐部。
开会前我到会场休息室时，龚学乎与郁知非已经聊了很长时间了。在休息厅里郁知非一见我就说：“根宝，听说队里乱了，好多者队员都不干了。”我很冷静也很自信地说，郁总你放心，既然机制是新的，教练是新的，队伍有点动荡，队员有些想法是正常的。我有信心把队伍抓好。市委副书记陈良宇说：“这次大家推举你当主教练，希望不要辜负大家的期望。过去你在国二队的打法，我的儿子特别地欣赏，当知道惧乐部定下你后他也说选得对，上海就需要你这样的教练。”这是我到上海后第一次见到陈良宇同志。
成立大会开得热烈而隆重。大家对这个新兴的职业足球俱乐部都充满着希望和好奇。
我作为申花队主教练，也上台讲了话。这是我第一次作为职业队主教练面对公众讲话。我事先作了准备。我的讲话一如我的性格。主要讲了三点：
第一，担任上海申花队的主教练，感觉到压力很大，尽管我当过国家队、国二队教练，但上海队压力不比国家队压力小，尤其是球队改革初期；第二，我有信心把队伍搞好，因为我有多年带队的经验；第三，我的目标是使球队的精神面貌要改变，要树立新的队风，要有新的打法，我的指标是1994年联赛前六名。如果打不进前六我就自我炒鱿鱼。讲到这里，会场内有人发出笑声。也许他们在想，根宝又在说大话了。
大会后还开了新闻发布会。好多记者问我，“你签合同了没有？”我说我没有合同可签。“听说你定了每月3000元工资？”我说这个只是可能，是上面定的吧。“你对这些有何看法？”我说我目前在申花当主教练，我是打工的，我是为老板打工的，现在一切都听老板的。
我回答得很干脆，也很自信，自以为这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现在看来，我们当时对职业惧乐部太缺乏理解，至少在认识上出了问题。
尽管当时成立的是职业惧乐部，但是在操作上却没有接职业俱乐部的方式去做。最起码一点，应该是合同在前，履约在后。但当时谁也没有去想这些，工资等待遇也是宣布后给我“定”的。当时我以为我是打工的，打工的就得一切听老板的，至于自己的权利、义务都搞不清，也不知道。可见当时的职业俱乐部是非常的初级。
当天会议结束后郁知非告诉我，体委已经通知队员，明天上午9点钟到江湾基地报到。此时，我的教练班子也准备妥当，桑廷良和顾兆年当我的助理教练。在确定我为申花队主教练之前，我已经着手做这方面的准备，我和桑廷良、顾兆年已经碰过几次头。我向他们透露过我有可能搞中花队，并告诉他们，如果我当中花队主教练，你们就是我的搭档。桑廷良了解球队，顾兆年积极肯干，我对这个班子很满意。
他们向我透露了队伍里的思想状况：一，一些老队员有想法，说根宝上台后不用他们，怕被淘汰；二，年轻的队员思想有波动，因为当时队伍已经有29名球员，一些年轻队员有点泄气；三，听说徐教练管得太紧；四，俱乐部收入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多。当时阿克发队的工资是每月1300元，而申花队也不过在1500元到2000元之间。
我对他们说：一，我们不要怕乱，要乱就让它乱个透，我们再治，反而更好；二，向惧乐部提出改善训练和住宿条件；三，与队员多谈心；四，把食堂、医务、管理人员配备整齐。
12月13日上午9点30分是全队报到的时间，等待我的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呢？
7．风雨中开始
在回上海的几个月里，我到江湾基地去过一次，在那里的食堂吃过一次饭。
而这次是以主教练的身分进入江湾基地的。我早早地来到了江湾，在各处转了转。球员睡在大教室里，6人一间，赃兮兮的蚊帐横七竖八地搭着，房间里又乱又脏，地上满是垃圾，甚至烟头。看后心里想的第一件事，就是一定要改变环境。
江湾基地里里外外是一片衰败的景象，但我还是有点激动，毕竟，离家二十多年后，我这个已经成为“外地人”的上海人，竟成为这个城市足球队的主教练。来到队里的会议室，坐在那里等着我的球员们。
9点半到了，陆陆续续来报到的球员只有二分之一。我们原定11点钟开全队会议，在会上我与王后军进行交接。但是过了11点，仍然还有小部分球员没有到。这样一个开局令人很不臆快的，但我还是忍住了。对大家说：我们先吃饭，吃完饭再开会。
一直等到下午1点钟，还有四五名球员没有报到。这支队伍纪律太散了，不花力气抓作风是不行的，我对自己说。一些迟到的球员向我诉说理由，有的说是堵车，有的说不知道几点报到。我没有说什么。心想，要尽可能地冷静些。
我决定不等了，便宣布开始开会。
王后军先讲话，他说上海队原名上海阿克发队，现在已经改名成为上海申花队，他的教练工作也结束了，由根宝来担任上海申花队的主教练。
王后军讲完后由我讲话。我开口便给大家提了几个要求：
首先希望大家今后都讲普通话，这从我开始做起、第二，从现在开始，
上海阿克发队变成了上海申花队，我是主教练，桑廷良、顾兆年是我的助
理教练；第三，队伍刚成立，事情有很多，队员也有各种想法，这都是正
常的。外面传说多，不要去多听，有想法、有问题可找我们教练谈。第四，
队员中有伤不能练习的，以后向顾兆年提出。我们初步的设想是一天两练，
上午身体训练，下午分队比赛；第五，今天规定是9点30分报到，但准时
到的只有一半，一直等到现在，还有四五名球员没有到，可能有的球员在
家里没有通知到，现在我正式通知大家，明天上午9点30分报到。
开完会我们马上去训练。天正下着雨，我问队员过去下雨天在哪里练？
队员说在体育馆里。我说，今天我们大家就在雨里练。
说完，我就让大家回房间准备，马上下楼进场地！
那天，雨下得比较大。桑廷良对我说：“怎么开会也不多说说，提提要求，就这样拉出去练了？”我说，我的要求都在场上，空话不说。这天大家虽然是第一次合作，但还是练得不错。说实在的，没有制订正式的训练计划，第一场练习狠难练出什么，但是我就想用艰苦的训练来给大家一个认识，我们从现在开始已是职业队了，职业队就是庞该与过去不一样。这场雨不得正好。训练结束，大家都是泥水一身，就像刚打完比赛。我不知道球员们对这第一堂训练课是什么想法，但我心里想，应该会给他们留下印象的。
这一天，几个老队员如张卫华、唐全顺、林志桦、郑彦等没有到。
第二天上午9点30分过了，还有三分之一的球员没有报到。我意识到这可能是队员们从心底里对我有抵触情绪，或是对我这个“外来人”来点“下马威”、“杀威棒”之类的把戏。于是，我决定不等了。时间一到，马上开始训练，我依然像过去在国二队和国奥队一样地要求。在场上大声地喊着，催促着球员们努力地去争球。
训练完，我又开了个短会。我说，昨天9点30分有不少人没有到，今天9点30分又有许多人没有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希望我们能够互相尊重。我希望没有到的球员能够向我们教练说明原因。这一天里没有到的球员中，有唐全顺和鞠李瑾。鞠李瑾是因为前一天雨中训练受了点凉，回家后发烧了。
来来去去，队伍始终到不齐。我在申花队头两天的训练，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进行的。这时，没有什么训练上的具体要求，对我来说，有多少球员来训练，是最为重要的，至少说明谁是愿意跟着我这个教练，愿意在我们这个申花队里干下去的。这里还有一种信任。
但是，我已经感觉到了，这是一种“较量”，一种无形的较量，考虑了再三，也为了争取更多的队员能留下来，我再一次宣布，如果明天还不能按时报到的，不管是什么原因，卷铺盖走人！我想借来训练的球员把我的话传给没有来的队员，我不能一直防守而不反击。
我接手的居然是这样一支散漫球队，如果没有好的作风、没有意志力，这样的队伍能打胜仗吗？我要做的，也是最应该做的，便是把这支队伍整顿好，让他们有严明的纪律，让他们知道自己的责任，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有朋友对我说，根宝，这是上海队，不是你过去的国奥队，你不能用过去的那一套来管理这支上海队。应该有所不同啊。我说，比赛场上，对手是否会因为你是上海队而放松压力？事实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是上海队，人家踢得更凶！
第三天，愿意留下的都没有迟到。我想，这就是我的基本力量了，我应该紧紧抓住。这是申花队的基础！我得充分利用我新上任的威势，狠狠整顿，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一定要带出一支纪律严明、作风硬朗的球队来！我对此非常有信心。
8．七名老队员不想干了
但是三天后情况又有了变化，一些老队员提出不干了。
上午，守门员贾春华来找我，提出他不想干了。他说，不是因为你徐教练上台才不干，也不是吃不起苦，而是对这项事业并不由衷地热爱了。但他又说，我能跟着队活动吗？我回了他一句：“你既然对你自己的事业不热爱，还跟着队干什么？”我又说：“你打万宝路杯赛时守住了5个点球，龚副市长专门奖了你1万元，你能白白地把这些荣誉都丢掉吗？你再回去考虑一下。”
下午，另一位守门员蔡建林也提出吃不消，不想干了。蔡建林没有找我，而是通过桑廷良来跟我说的。那时我们一共才只有这两个守门员，都走了，谁来守门？我挺生气。但又想，为什么一天之内两个守门员都提出要走呢？原因是什么？是不是我在俄罗斯找了守门员库茨，他们感到有威胁了？我向郁知非汇报，又给金永昌主任作了汇报。当时球员的关系都还在体委。
金永昌让我去他家里谈。金主任对我说：“体委全力支持你的工作，有些老队员真不想干的也不要勉强，但不想干的原因要摸清楚，我想可能还有其他原因，还是要多做做工作。”第二天，我们做了工作后，蔡建林等人又留了下来。但是，仍有一些老队员不想于。我对此很难理解，这是为什么？他们从小就与足球结在一起，好不容易到了现在的层次，就这么轻易放弃，不可借吗？这里面到底有些什么原因？我决定亲自找他们谈。
我最先找了鞠李瑾。鞠李瑾是个不错的球员，很有实力。尽管我没有亲自带过他，但曾经把他列入国家集训队的名单。我告诉他，一，你的年龄还不大，还能踢球；二，你的身体条件比较好，现在你的水平还够得上入选国家队，三，你也入选过我的国家集训队，我们应该还是彼此了解的。鞠李瑾点头同意，表示愿意跟随我于下去。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训练又是下雨，他被雨淋后又病了。我让桑延良去看望他，他发着烧，看上去很虚弱。最后他还是表示不想干了，说主要是身体不好。到这时，我已经没有什么话好说的了，人各有志，不能勉强，我只得同意。
两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碰上了他。我问他在干什么？他说在跟着人家做生意。我说当初我们一起干有多好，你条件好，正是当打之年，退出去，多可借。我们都为你惋惜。言谈中，他也流露出些许遗憾。
人生就是这样，机遇可遇不可求，错过一次，也许对一生都有重大的影响。不知道我的理解与鞠李瑾的想法是否一致，在人生的岔路前，他选择了另一条路。也许他认为那也是一条很好的路，我祝愿他走好。
我还找了王钢。王钢是队长，忠厚、老实、不善言谈。成耀东对我说，现在这支队伍还缺右后卫，王钢是个不错的人选。王钢无论从年龄还是实力上讲，都是可以用的。再说他是老队员，在队伍里还是很有作用的。在原上海队里，像王钢、李龙海、林志桦、鞠李瑾，包括唐全顺等，应该说都有作用。
说起来我与王钢还有一层特殊关系，他的父亲与我的弟弟在一个工厂里工作，平时对我弟弟挺照顾。1983年王钢入选国家队时，正好我在国家队担任助理教练，我训练过他的。我对他说，作为一个老队员，我希望他能够支持我再踢几年。我还向他提出，纪律上和生活上要对自己抓紧。因为我听说以前这些老队员经常是称兄道弟，香烟相互递来递去。
王钢当时表示愿意留下来。几天后，他和妻子一起到队里来，我又把这些话对他的妻子讲了。那天，他带着小孩，我还让顾兆年扛了一箱健力宝送到他的车上。但当时我并不知道王钢心里非常矛盾，大顺队想要他去，他也动了心，只是还没有告诉我。后来，王钢还是离开了我们去了大顺队。
三年后又相见时，我们已是全国冠军了，王钢仍在甲B球队。他的太太责怪王钢当时不听我的话。他默默无语。
虽然王钢和几个老队员先后离开了申花队，去了大顺队，但我还没有忘记他们。1994年年底我们与德国凯泽斯劳膝队比赛时，后卫线人员不足，我从大顺队借了张卫华和王钢来。他们两个在队里的训练相当努力，也非常遵守队里的纪律。
我找的第三个老队员是李龙海。李龙海在队里是出了名的老黄牛。他平时话不多，但踢起球来非常认真，很符合我的要求。我对他说，你人品一直很好，人家都说你是老黄牛，队里也需要你这样的骨干，如果你有什么具体问题，可以提出来，我们看看能不能解决。他也很爽快，说希望能够帮助解决房子的事情。他说他的年龄大了，没有几年好踢了，希望能够解决一下。老队员这样的要求我认为是合理的，便答应他向俱乐部反映尽力解决。李龙海人很实在，工作也好做。在谈话之前我就得到“情报”说，他愿意干。
林志桦来了。这是上海队的另一位老队员，踢中卫位置。说起来，他与我有着特殊的关系。他的父亲林耀清是我的启蒙教练，从感情上讲，对他我应该特别对待。当时，我已经考虑好为他留了个位置，让他去当青年队的教练。由于彼此之间的距离近，因此我的谈话也直截了当。我问还能不能踢？如果不能踢的话，可以去当青年队教练。林志桦说，他是上海队的助理教练。我说，那时是体委时期任命的，现在球队关系从体委变为申花集团，老板换了。我的意思也很清楚，要想当一名好教练，总要有个过程，我认为从抓一些小队员着手，对自己积累经验非常有用。现在就想当一队助理教练，恐怕不太现实，而且也不可能。
我说，我从国家队下来后，到少体校当教练，培养了高洪波。那时我完全是业余的，就连饭也是自己做，没有人帮忙。两年后我去山西队，后来又到云南、火车头带队，然后再去体院读书，我认为这一段过程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中国还没有一个教练上任韧便当一队教练的，你还是从小搞起比较好。
林志桦也很通情达理，我们的谈话气氛非常友好。最后，林志桦说要考虑一下，我同意他考虑几天，后来他还是没有来。
张卫华是我第五个谈话的队员。张卫华身体条件好，头球不错，是后卫线上的一把好手，而且对他我是比较有把握的，他与成耀东一样，是我组建国二队时的第一批队员。说起来也算是“嫡系”了。我对他谈话也就比较随便了。我首先肯定了他的优点，接着也提出了批评，我问他第一天训练时为什么不到？
没想到的是，我们的谈话进行得很不愉快。张卫华提出的条件很现实，一定要解决房子问题，否则就不我对他说，我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权力，这要看俱乐部。如果你要干的话，下午必须到场训练。他说他没有带鞋，我说我给你去找。但是到了下午，他人没了，没打招呼就走了，对此，我很生气。
郑彦也应该来报到的，但他年龄的确大了，自己也认为踢不了，干教练可能性也不大，因此也不来了。
唐全顺在上海队里是一个有灵气的射手，经常得分。但那几天他一直没有到队里来。直到我们训练的第4
天，他终于露面了。我说这个时候你来干嘛？他笑嘻嘻地说我来看看。我说：“三毛(他的外号)，我这次再给你一个机会，你来不来？”他仍说：“看看再说。你可别开玩笑呵。”我说我不开玩笑，我说的是正经的。结果他还是没有来。
说实话，这段时间我为这些老队员的事非常操心。我一个一个地与他们谈，是想能够“争取”几个留下来。毕竟，这些老队员无论在技术和经验上，都是很宝贵的。我希望他们留下来，能够助我一臂之力。因此，在来来去去的问题上，我对老队员一直留有面子，并希望能争取一个是一个。
正在这时，已经在队里训练的邱京巍，也不来了。邱京巍是队里的前锋，说实话，我很用得着他。他忽然不来了，到底又是什么原因？
后来我才知道，邱京巍的退出，是怕自己过不了12分钟跑的关。
其实，足球运动员必须进行12分钟跑的体能测验，并不是这一年开始的。只是这一年中国足协更加强调了。过去在昆明进行的12分钟跑测验，监考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些体能困难户，也是在队友的帮助下，拖着拉着抱着扛着冲过终点。而这次中国足协来真的了，不允许任何作弊的现象发生。这一下可劳了那些本来就视12分钟跑为畏途的球员，他们知道这一下可能难以过关了。其中包括邱京巍。他想了半天，最后还是决定离开申花队。后来他去了王后军带领的浦东队，因为那时浦东队还是乙级队(按当时中国足协的规定，参加乙级队比赛是不需要进行体能测验的)，帮助浦东队打入了甲B。
后来我还知道，唐全顺的退出，也是基于这个原因。有一次他对我说：“徐指导，不是我不想干，而是我12分钟跑不行。”
上海队变成了申花队，徐根宝当了主教练，一下子六七名主力队员退出，这事影响非常大。人们都在问：申花队到底怎么啦？发生了什么事？究竟是因为什么？
这一切对我这个新任教练压力尤其之大。我想无论我怎么解释，人家都认为是因为我来了，这么多主力才会走的。我的处境很不利，很尴尬。
对于这些老队员，上海的有关领导做了很多的工作，市体委主任金永昌请这些老队员吃饭，惧乐部董事长郁知非也与他们谈话，希望他们能留下来，为上海足球作贡献。但是最后的结果仍不尽如人意，他们仍然不愿意留下来。
经过这一段大波动后，到12月中下旬队伍终于基本上稳定下来了。在我的笔记本里，记下了第一批申花队的球员，他们是：李晓、蒋建明、吴承瑛、谢晖、朱琪、陈伟、朱炯、张勇、刘军、陆玮、申思、邱之胤、范志毅、吴兵、毛毅军、黄翌、成耀东、郭志文、姚俊、李龙海、贾春华、蔡建林，这些都是愿意留下来继续训练的。这就是申花队的基本力量。
94年1月8日，上海海华家具有限公司董事长柳孝明赞助了我们球队家具。在赞助会上，龚副市长忽然发表了长篇讲话，其内容竟然是围绕我如何到上海，并如何担任上海申花队主教练的。看起来，关于我如何到上海，并取得主教练一职的话题，外界早已传得沸沸扬扬了。这也难怪，上海这么个大地方，又有全国第一个职业化足球俱乐部，我这个离乡多年的上海人(在上海人眼里，我与外地人已经差不多了)“不费吹灰之力”便掌握主教练大权，许多人是看不懂，社会上难免有传言。看得出，龚副市长是想借此机会澄清一些问题。
龚副市长着重谈了为什么我到上海来，到上海后，俱乐部为什么聘徐根宝而不聘王后军。他首先说，徐根宝担任申花主教练的问题，是申花董事会聘任的，而他本人则主张徐根宝担任拟议中的东方队主教练。
龚副市长说：“去年上半年徐根宝来上海，我和金永昌希望他来上海搞02俱乐部，抓小孩子。东亚运动会时我又向袁伟民提出了这个要求，得到了袁伟民的支持。我希望足球场上要有竞争，因此我提出徐根宝在筹办02俱乐部同时筹建东方俱乐部队，也就是有了徐根宝去俄罗斯招聘球员一事。申花集团和黄浦区成立俱乐部后，开始提出的主教练人选是方韧秋，但方指导没有接受。在王后军与徐根宝之间，俱乐部最后定下了徐根宝，这是俱乐部与两人谈话后决定的。虽然我希望王后军带申花队，徐根宝带东方队，因为这更有利竞争。现在，申花俱乐部聘请徐根宝任申花队主教练，完全是董事会的决定，不存在任何其他因素。”
而后，龚副市长就申花队今年的建设对我们全队提了他的看法。他说：“我首先强调精神和队风。有了这两点，技术也会上去的。现在主要任务是抓好训练和作风、队风，成绩实际上就孕育于其中。纯抓技术是抓不好的，没有好的队风、作风，没有高昂的斗志和体能保证，所谓的技术也就是花拳绣腿，经不起碰撞，这一点大家都有共识。我们在巴西的少年队认为，在那里训练50天，等于在国内训练一年，这就是我们过去训练、作风与实战的严重差距。万事开头难，我们也不要对申花队期望太高。事物发展总有个过程，换个形式就是大变是不可能的。改革不会那么容易，重要的是作风和精神要有所改变，这是提高的基础。外界要多给予支持，多提善意批评，让球队在良好的环境中训练，不要非难，更不应无中生有，动摇改革的决心。”
关于老队员，龚副市长也说：“今天我再讲一遍，再给一次机会，如果还不想到队，那就不会再有踢球机会那天会议，我们全队参加，队伍整齐，没有打闹，更无抽烟。这是我们申花队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亮相，大家的反映都是：队伍变了。
9．“道听途说”加感觉，我订出第一份工资单
队伍基本稳定后，俱乐部一些工作也开始展开。教练球员的工资待遇问题，也摆到了重要位置。制订工资这样的事情是非常复杂的。但俱乐部郁知非很相信我，让我给俱乐部做个工资表。
这可是第一份职业球员的工资单。怎么做？基数是多少？全无参考文本，又不能拿国外俱乐部的来参考。我只能“道听途说”加上自己的感觉，拟订了一份初步的工资单。当时，中国足协定下的球员月工资上限是1500元，后来条例又做了修改，允许俱乐部根据自己条件制定。我听说广州太阳神队定的工资是2000元，上海阿克发队定的是1300元左右。而当时上海体工队一线运动员的月收入约1000元，教练员约1200元。
根据以上情况，我把平均工资定为1500元，分高中低三档，范志毅最高，2500元；刘军等队员中档，为2000元；吴承瑛、谢晖等年轻队员是低档，1000元。
比赛奖金，我定下的是赢球主力队员3000元，替补队员500元。
工资单具体如下：
范志毅2500元，李龙海2500元，成耀东2000元，李晓2000元，
陈伟2000元，刘军2000元，蔡建林2000元，贾春华2000元，朱琪
1800元，申思1800元，吴兵1500元，黄翌1200元，毛毅军1200元，
姚俊1200元，陆纬1200元，朱炯1200元，谢晖1000元，张勇1000
元，吴承瑛1000元。
教练员：徐根宝3000元，桑廷良2000元，顾兆年2000元。
这是申花俱乐部第一份职业球员工资单。这份工资单后来得到了俱乐部的批准。
10．非常感动
申花队第一年相当艰苦，说起来可能有人会不信，队里连一个球都没有。你能想象吗？踢足球的居然没有一只球！我们是向青年队借了10个球才进行训练的。我当教练经历也不算少了，但这种条件我还是从未碰到过。
那时队里穷，可真是穷得连训练服都没有。分队比赛服装要有区分，怎么办？还是桑廷良有办法，不知从哪搞来了布套衫，往身上一套，能看出不同就行了。伙食更不用说，当时队里的伙食标准低，后来申花惧乐部定下每人每天30元，但是食堂管理不善，烧饭师傅的水平也不行，队员们反映说队里的菜还没有家里妈妈做的好吃。
食堂是间破旧的大房子，四面通风，那时正值冬天，菜上来就冷。吃饭时大家围坐在一个巨大的砧板周围，有点像过去大跃进时代农村里吃大食堂。
宿舍正在装修，中午就在没有装修的北房休息。那几天，正是天寒地冻，洗完脸毛巾挂上不久就会结冰，没有人敢睡觉，大家都怕感冒。
1993年正是上海三年大变样的第一年，到处在修马路，修高架，几乎每条马路都堵车。那时候队员的经济状况远不如现在，不敢每次训练都叫出租车，因此经常有迟到的。据桑廷良统计，第一个月队里迟到累积次数有一百多次。我从不听队员解释，迟到就是迟到，不管是堵车还是别的原因，只要是迟到，哪怕一分钟(当时我让桑廷良和顾兆年站在门口拿着秒表等着)也得受罚。经过将近一个月严格治理，迟到现象终于渐渐减少了。
有一个星期天，一早起来便见窗外一片白茫茫的大雾。我们都以为今天9点30分前肯定集合不起来了。那时我们是一周训练七天，谁知9点不到便有球员三三两两地来了，不到9点30分，全体队员竟然无一人缺席！其中吴承瑛是早上五点多就起床挤公交车来的，当时我真的非常感动。我在集合时对大家说道：“今天这么恶劣的天气，没有一个迟到，非常可贵。大家从很远的家里赶来，并不在于为了参加半个小时的跑步。这点运动量对于一个职业球员来说不会有多大的作用，这里最主要反映的是球员的精神，我们整体的精神，这支队伍是具有严明纪律的，而这对于球队的建设和打胜仗，是非常重要，我感谢大家！”
这一天我特别兴奋，特别有感触。从第一天报到，时间过了半天仍没有集合起队伍，到漫天大雾却无一人迟到，这支队伍的队风、纪律，终于树立起来了！这一段时间我们艰苦训练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了！
11．老队员报复新队员
队风虽然树立起来了，但好的作风只是基础，要想成为一支强队，更重要的还是训练，刻苦的训练。尤其是对我们这支青黄不接的球队来说。
我们坚持一天练两次，坚持一周七天不间断的训练。而过去上海队每到星期六下午便放假，星期天放一天假，直到星期一下午才报到。我要求星期六和星期天，也要训练半天。我想通过这种强硬的训练，调动球员的状态和积极性，不让他们思想上松劲，初创阶段，总是最艰苦的。
由于七名者队员离开申花队，训练人数都保证不了，我便从青年队调了几个人，其中有谢晖、吴承瑛、张勇、张佳平等人。当时，这些年轻球员的基本技术都不规范，记得谢晖、毛毅军等，虽然个子高，但跳起顶球的动作都不对。我便自己做示范，做完后让成耀东再示范给他们看。从1993年12月到1994年1月申花队成立的这一月里，我们的训练效果非常好。
这时，大连万达队也在上海训练，我们约了一场练习赛，结果以3比0获胜。赛后徐弘对我说：“徐指导，看你们申花队比赛，就像是我们当年的国二队，看出点抢逼围来了。”
过去几十年来，中国足球存在许多问题，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便是软，经不起对抗。我们国二队和国奥队后来在国内联赛成绩不错，就是因为我抓了抢逼围，从丢球后的回抢开始。当然，要想在比赛中体现这种硬朗，平时训练中就要像比赛时一样地严格要求、真刀真枪。
习惯了松松垮垮训练的球员们，对这种真抢真铲极不适应，谁也碰不得，稍一碰撞就吵嘴，甚至打架。12月23日下午的分队比赛，陈伟与黄翌打架，我立即把他们轰下场。晚上在全队会议上还让他们做检查。
我批评说：“这就是我们水平上不去的原因。平时训练与比赛脱节，训练对抗，不拼不抢，碰一下就要报复，这叫对抗吗？今天打架就是典型的例子。我们要提倡真本事，踢人谁不会？业余队里有的是。今天这事危害很大，比赛中你们这样做，只有两个结果：一，影响极坏；二，红牌罚下，最终受损失的还是集体。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还是对对抗的认识不够。陈伟，你记得以前在国奥队时吗？当时与朝鲜队比赛，人家踢你你还控得住球，但现在你退步了，一碰就叫，每次与裁判闹，都有你的份！黄翌你也有坏习惯，一下都碰不得，骄气，认为自己了不起。”
要让队员们认识到对抗的重要性，改掉过去留下来的坏毛病，是很难很难的，尤其是一些老队员，被新队友碰撞后还要抬脚报复。每到这时，我都要让训练停下来，给大家讲道理，对这种现象提出批评，强制性地让队员们知道，这种实战性的训练，对于今后的比赛是非常重要的、必不可少的。我说，过去大家训练时和和气气，真要对抗时便软了。这种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有一次，一位老队员被铲倒，火了，爬起来就朝对方踢去，我当即把这位老队员轰了下去。
12．先踢他几脚，上海人就怕了
我任国二队主教练时，训练队伍的指导思想是快、抢、前。当时的中国足协主席年维泅要求我们说，中国足球要解决一个抢宇，解决中国球员一碰上抢就不行的老毛病。一提到抢，大家都不愿意，认为这太辛苦，认为这不是技术，实际上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其实抢的技术与进攻技术一样的重要。抢是防守技术的一部分，它与进攻是一对矛盾，是对进攻技术的促进。
过去一遇到逼抢硬朗的球队，我们的技术便不行了。这一点我过去在国家队、国二队，已经有了深刻的体会。1992年2月参加在吉隆坡的奥运会预赛亚洲区决赛，我们国奥队都由能抢、能跑、能对抗的球员组成，打起来很有气势。但是外界批评我们打得太粗糙。到了吉隆坡后我没有坚持下去，而是换上了许多南方球员，试图打“技术球”。吉隆坡失败后我自己总结出许多教训，其中最主要的一条便是没有坚持以往的打法。放弃了身体好、力量强、冲劲足、逼抢凶的特点，去与韩国队进行“技术周旋”，这注定是要失败的。我要改变中花队，改变上海足球，就是要突出快、抢、前，更突出一个抢字。我心里知道，让上海球员这么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抢，是永不言败的精神体现，也是积极进取的气势所在。我要求队员们主动出击，一鼓作气，不借一切代价将丢了的球抢下来，再攻到对方的禁区里去。一人抢，众人围，多方堵，要想改变上海的“软脚蟹”作风，就是从抢开始。过去北方队一遇到上海队时在准备会上就讲，上去先踢他几脚，上海人就怕了。他们一怕，球就好踢了！
快抢前，就是以抢为中心。其中雨天泥地里训练铲球，很能培养队员们的意志力和吃苦精神。我与他们一起在泥地里练倒地铲球，我对大家说，过去我们练铲球时队员不愿意倒地，不愿意跑，不愿意鱼跃，因为这是最苦、最累的，而实际上，在比赛中这却是让对手最害怕的，在场上最有用的。在这段时间里，我最强调的便是对抗，便是铲球，一周内起码要练3
次。练完后马上分队比赛，要求将铲球技术运用到对抗中去。我还要求队员们一人抢，其他人移位，准备封堵，而不是站在边上看。队员们都非常年轻，肯花力气，训练效果非常好。
那段时间，是我当教练以来最辛劳的。每次训练完回到白玉兰宾馆暂住地，6点半洗完澡，7点还来不及吃饭，我便倚在床上睡着了，一直要到晚上11点宾馆总经理钱丽芳派人敲门叫我去吃夜宵时，我才能醒来。那段日子，我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工作的。我心中唯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尽快把申花队带出来。
13．俱乐部要我“安心工作”
虽然训练工作很辛苦，但我从没放弃过搞02足球俱乐部的设想。训练三周后的一个星期天，我约了普陀区体委管足球的领导一起，谈有关02俱乐部放到普陀区训练的事。这事传到了俱乐部，引来了一场轩然大波。
那一天我到队后，发现队里墙上忽然多了一条标语，写着“安心训练搞好队”之类的口号。我感到很奇怪，队里谁不安心了？我问桑廷良和顾兆年，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训练完后，俱乐部两个同志来找我谈话，对我提出一些批评，大致是这么几点：一，老运动员的除名权不在你这里，不是你想不要就不要了；二，正是由于你到处乱讲话，老队员的工作给你搞坏了；三，你平时态度太凶，不利于队里团结；四，你不安心工作。最后，他们要我考虑后果，要我对1300万上海人民负责。
我听了这话马上来火了。反问道：“我是怎么搞坏老队员的工作了？除名的话我是经常说的，不干就走，本来就应该是这样。但我也知道，最后决定权在你惧乐部。关于请老队员回队的事，我在足协也听说了一些老队员的反映，说俱乐部请、金永昌请、为什么根宝不来请？我是没有去请，这是真的。因为最后与他们一起训练、生活的是我，我能去请他们吗？这样的话，这支队伍还怎么管理，我这个“黑脸”还怎么唱？再说，我与他们都谈过了，欢迎他们归队，还做过许多工作。龚副市长也说，门是开着的。领导都说门开着，我能把它关上吗？老队员干还是不干，关键还在他们自己，为什么要我去请？说我态度凶狠，我找队员们谈话做思想工作你们知道吗？你们没有跟队，不知道我这一个月里与队员们谈心达上百次，我承认我有时挺凶的，还要让队员吃‘麻栗子’(用手指敲头)，但这是为了训练，为了队员们进步。至于说我不安心，更是无稽之谈。我哪里不安心？我的家不在这，我的家属不在这里，我从早到晚在这里，嗓子也喊哑了，你们看看现在这条件，看看这办公室，每天回到住地顾不上吃晚饭便睡觉，晚上11点起来才吃晚饭，我是哪里不安心？”我一口气把这些日子心中的郁闷吐了出来，当时我非常激动，这一通话说出后，谈话自然是不欢而散。
当我冷静后想想，可能是有关我联系02俱乐部的事，被惧乐部知道了，他们不太高兴。两天后，郁知非和孙春明在申花总部请我们教练吃饭，听我汇报队伍情况。郁知非听后比较满意，关于02的事也没提。
这次冲突后，我开始对02的事小心起来，我知道，比较申花队，02俱乐部应该是放在第二位的。1994年我们取得第3名的成绩后，郁知非对我说：“02是你的心愿，我可以帮助你。”但那也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上。直到1995年夏天我们队伍较稳定时，我才正式成立了02俱乐部。
14．队里住进了一位不速之客
尽管我与俱乐部的矛盾有了缓和，但由于有了这么个插曲，相互间总有那么一点隔阂。一天，郁知非对我说，以后俱乐部总经理办公室要设在江湾，队里与俱乐部一周或二周开一次联席会议，每个阶段要有总结，每周计划要向俱乐部报告，对外界我们要唱低调，对新闻界要尽量少说话，我们公开目标是第6名，但内部要向前三名努力。
我敏锐地感到，俱乐部还是对我不太信任。要我汇报，要开联席会议，总经理办公室要设到江湾来，到现场“盯”我，对外界唱低调，每周要报告，好像要把我捆住。这种不信任的感觉，让我很不舒服。
过去我当国家队、国二队和国奥队主教练时，尽管每周也要向训练局、向年维泅汇报，但工作还是让我放开搞，训练计划有时报上去，有时根本不报。我非常欣赏荣毅仁老人送给我的八个字：“集思广益、独断专行”。
俱乐部这种与体工队完全不同的做法让我难以接受。我喜欢那种我行我素的做法，我希望自己的工作建立在领导必须信任我的基础上。信任我，我就投入，并为此负责。这种信任其实也是一种压力，一种促进。俱乐部这样做，像是不信任我，像是要监督我，这种于法，我从未经历过，尤其对于我这样一个不太愿意让人束缚，个性又极强的人来说。
但冷静下来我又想，我们都是在进行着一项过去从来也没有做过的工作，职业俱乐部是什么样？内部管理又是什么样？我们都没有碰到过。在这个时刻，我不能意气用事，该忍之处还得忍。我想，等我出了成绩，再来证明谁是谁非吧。好在我对这个队非常有信心，只要把训练抓上去，我们一定会出人头地的。
后来也怪，订了那么多条，最后都没有实施，联席会也不开了，总经理办公室也没有到江湾来。我想，这大概是经过了最初的磨合后，大家都感到没有必要去这么做，或者是没有这么做的紧迫感。至今，江湾仍是球队的住处和训练地，俱乐部办公室仍然在市中心。
有一件事情，至今想来仍十分有趣。虽然联席会议不开了，总经理办公室也不设了，但有一天，队里忽然来了个40岁左右、原在普陀区干公安工作的中年人。当时的俱乐部联络员张德发对我说，他是来申花队担任保卫工作的。
这人搬进队后很少与人说话，我们始终吃不透他到底是干什么的，但我们相信，他绝不是为“保卫”而来的。
两周后，他悄悄地把桑廷良拉到一边说：“明天我要走，其实我是到队里来了解你们每天工作情况的。两周来，我看到你们训练非常辛苦，工作非常繁多，而且如此地投入，尤其徐教练，让我非常感动。”听了桑廷良转告的这些话，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对于申花集团来说，他们也从来没有正式接手过球队，也不知道球队的管理和建设应该怎么做，他们对足球运动的特殊性了解得不够，因此把管理企业的模式简单地套用到球队，这大概也是初创时期我们之间产生矛盾的主要原因吧。
副领队张德发后来与我的关系也相处得很好，大家无话不说。有一次他对我说，根宝你知道嘛？这半个多月来，我挨“克”了。我说，你应该被“克”。你要了解队，就必须与我们从早到晚呆在一起。你必须了解我们的队，了解我们球员，了解我们的训练，你只有真正了解了，才能向俱乐部汇报我们真实的情况。我开玩笑地对他说，你挨“克”是完全应该的。
由于俱乐部对我逐渐信任起来，我们的工作关系就理顺多了。
为什么我要提这件事呢？因为我认为这些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并不是孤立的。这也是旧体制向新体制转化时一定会出现的，它并不是依照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想，在其他俱乐部，俱乐部与主教练之间的关系上肯定也会发生这种事情，仅仅是表现的方式不同罢了。有矛盾就会有冲突，就会有进步。我想，我与俱乐部之间的这些矛盾，为现在和将来的俱乐部工作提供了一些教训。
15．俄罗斯外援来了
94年1月26日，三名俄罗斯球员来到了我们申花足球队。
当时我们是初创阶段，说起来是职业队，其实连一个像样的住宿地方都没有，训练的场地也不行，餐厅像个大伙房，集中开会的地方也找不到，厕所连脚都插不下去。整个基地，甚至一身整齐的训练服装都没有。尽管俄罗斯也有许多困难，但是像我们这里的条件，他们恐怕是不会想到的。
当时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住在江湾，那里正在改建，乱七八糟的。吃饭问题怎么解决？他们能与我们一起吃大锅饭吗？一想到黑头发的和黄头发的坐在条凳上，
围着一个如砧板一样的大桌子吃饭，我就觉得好笑。还有，他们住在哪里？由于宿舍改造，球员们都走训，他们要走训，走到哪里去？这些都要我这个主教练去解决。
住的问题还好解决，我与白玉兰宾馆老总钱丽劳打了招呼，他们非常支持，让他们佐在白玉兰宾馆，与江湾训练基地很近。每人给买一辆自行车，车费也省了。但吃的问题不好解决，考虑到经费，开始商议的是早餐在宾馆，午餐和晚餐在基地。但几天之后，这些俄罗斯球员反映吃不惯。最后我与他们达成了妥协，午餐在基地，早晚餐在宾馆。那些“小毛子”听说能够在宾馆吃西餐，高兴得眉开眼笑。
吃住问题解决了，下一步就是训练了。说实话，我对他们的能力，对他们能否在中国干下去，心里一点底也没有。当初我出去挑外援，领导给我的要求是“引进就是胜利”，因为对于上海来说，引进外国球员，在中国足坛是开先河的。再说，当时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也没有那么多的资金，我只能在乙级队里去挑，而且只凭录像和自己的感觉。
经过了三天的训练，我问他们感觉怎么样？
那些俄罗斯球员反映肌肉酸痛，莎莎甚至说，他们不习惯这种训练方式和强度。在俄罗斯他们每天只练半天，练完以后便开车回家，这里却是上下午都要练。再者，他们对我们的力量训练尤其不习惯。在俄罗斯，他们是不练力量的。
莎莎看上去身体单薄，瘦瘦的，两条腿很细，一撞就倒。我问他，你的力量为什么这么差？他满不在乎地说，在他们那里从不练器械力量的。我感到这样下去不行。我不管俄罗斯人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反正我认为一个足球选手，如果身体力量不行，经受不起冲撞是肯定不行的。当时我就对他说，在我这里，你是一定要经过这一关。经过一段时间的器械训练，莎莎与瓦洛佳的腿部力量明显增强。在分队训练时，再也不是一撞就东倒西歪了。这说明，我的力量训练指导思想和训练方法是可行的。在后来长期的比赛中，队里伤员少了，比赛中拼得出，就是到了下半时照样冲劲不减，这确实与我们经常保持力量训练有关。
莎莎是个老运动员了，但出国踢球还是第一次。对于他来说，到中国踢球也是一桩非常新鲜的事。我问他，如果我们与你所在的斯密那俱乐部队比赛，我们能不能赢？他说，能。我问为什么？他说，申花队里有许多技术好的球员，如成耀东、刘军、李晓、陈伟等，整体实力强于斯密那队。
对于中国球员来说，与外籍球员一起踢球也是一件新鲜的事情。但是几天以后，这种新鲜感没有了，球员们对这几位“黄毛”来抢他们的饭碗有了看法。一些人反映，莎莎和瓦洛佳水平不行，连年轻球员都不如。这就像后来我在大连万达，我挑了艾里，但大家都说艾里不行一样，这是后话了。
那段时间，这几个俄罗斯球员确实没有什么突出之处，引来球员们对他们的反映也是正常的。有一阵子，瓦洛佳练得不起劲。我问是什么原因？莎莎说瓦洛佳感冒了，身体不太好。我对他们说，在中国，一般感冒只要不发烧都照常上班。当运动员的有时比赛需要，即使发低烧也要上场。莎莎说，在俄罗斯不是这样的，患感冒要休息一周。过去我也听说过外国人对感冒非常重视，他这么一讲，我也没有坚持。
这3
名俄罗斯球员在队里训练了一段时间后，我对他们也有了基本的看法：守门员库茨的特点是高球好，门前判断不错，但低球差，缺少力量，与蔡建林、贾春华属于同一档次；莎莎33岁，组织型前卫，特点是防守能力强，可以打不同的位置；瓦洛佳年轻，有冲击力，体力好，门前的感觉还可以。事实证明了我的看法。在1994年，瓦洛佳一共打进了10个球。考虑到他们在比赛中的作用，我们留下了莎莎和瓦洛佳，库茨让他先回去了。
16．“如果搞上去了，你也是人才”
1994年1月29日，在北京召开全国足球训练工作会议。在会上，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讲到人才问题时说：“各行各业都有人才，中国体育界也有人才，袁伟民是人才，马俊仁是人才，足球界虽然没有成绩，但我看也是有人才的，高丰文虽然胖了些，现在不行了，但也是人才。”他对着我说，“你根宝能不能成为人才，就是看你能不能把申花搞出点样子，把成绩搞出来。如果搞上去了，你也是人才。”
尽管我率领国奥队没有冲出亚洲，但伍主任对我的印象仍然不错，无论是我的训练计划，还是我带队的风格，他都很欣赏。伍主任在与我谈话时曾说：“根宝，你马来西亚如果成功，你做的许多东西便是经验了。”伍主任相信我是有能力的，因此在会上提我。他是让我不要泄气，也是要足球界不要泄气。我知道伍主任的用心，我把伍主任的话看作是对我的期望和鞭策。回到宾馆，躺在床上我就想，这几十年，尤其是近几年来，我走过辉煌的道路，也在马来西亚栽得头破血流。如果马来西亚成功的话，我就不是现在这种情况了，国家队主教练的位置，也不会莫名其妙地丢失了。一想到这，我就有点不甘心，又有一种跃跃欲试的感觉了。我也想，以前在大赛中失败的教练，都一个个无声无息了。但我并没有倒下，我跟了施拉普那一年，不能体现我的本事。这次职业足球改革，不正是者天向我徐根宝张开幸运之手吗？我必须抓住这次机遇，必须干出名堂来，让所有人知道我徐根宝还是有本事的。我要靠自己的实力重新站起来。开完会第二天，我立刻赶回上海，参加训练。
17．提出“抢逼围”
闭门苦练了两个多月后，我们终于要参加比赛了。南京方面发来邀请，让我们去南京与江苏队打一场公开赛。
我既兴奋又担心。兴奋的是终于有比赛的机会了，就像是一支终日排练的乐队得到了到舞台上表演的机会。但也挺担心的，毕竟这是我们的第一场演出，如果演砸了怎么办？
上海的新闻界对我们第一次公开比赛相当重视，各大媒体的记者都去了。赞助服装也到了，我们申花队终于第一次服装整齐了。在南京车站下火车时，大家着装整齐，格外精神。接站的江苏体委的同志开玩笑地说：“哟，不得了，职业队来了！”
南京的比赛对我和球队来说，是一场非常重要的考试，它将检验我们过去两个月的训练成果，检验我为申花队制订的训练计划是否成功。不巧的是，刘军在训练中腿拉伤了，成耀东也受了伤，范志毅在国家队，朱琪、申思在国奥队，能打比赛的，基本上都是年轻队员。
那时我正生病，大家劝我别去了，但我还是随队到了南京。我们住在五台山体育场招待所，我和桑廷良、顾兆年；人佐一间房。晚上，电视机里播放AC米兰队与帕尔马队的比赛，我让桑廷良统计一下，进攻时一脚、两脚、三脚传球有多少
？统计结果是占全部传球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这说明外国强队进攻时也是强调盘带少，强调一脚出球的，这与我们的训练思路是一致的。赛前准备会上，我给队员上了1个多小时的业务课，又给大家讲了AC米兰队和帕尔马队比赛的传球统计。我说我们对江苏队并不了解，但关健是要打出我们自己训练的东西来，打出快抢前的指导思想来。
年轻队员都很紧张，左后卫吴承瑛显得特别紧张，他跑起来晕头转向，还在禁区里为对手制造了一个点球，幸亏蔡建林扑出。而莎莎一个直传，由朱炯打进的那个球却非常漂亮。
这场比赛我们最后4比1赢了，但场面上却看不出优势，江苏队的体能比我们还要好，这些都是我没有想到的。
比赛打完了，主办单位给我们送来一万元出场费。我们队里球员加干部共30人，这一万元如何分？据原上海队的年轻球员介绍，过去打这种友谊比赛，老队员一般不上场，都由年轻球员比赛，但分奖金时不上场的老队员比上场的年轻球员还要多。这不合理，应该拉大上场的和不上场的，主力与替补的差距，拉开十倍的差距，这是第一次。
这样的分配方案在当时中国足坛是没有的，大家担心会有问题，我说为什么不试一试呢？主力队员如朱炯、毛毅军等人拿500元，不上场队员一律50元，安排好后由顾兆年去分钱。他迟迟不动身，对我说，这50元那些老队员会要吗？
我说他们肯定会有意见。但你只管发下去，他们不敢不要。我就是要让他们知道多劳多得这个道理。
对江苏队的比赛是我执教生涯的第一场职业比赛，也是第一次按照想象的职业化进行的比赛，从服装、分配到用人等。这场比赛，我总结出三个第一：
第一次比赛测验，第一次竞争机制，第一次按劳分配，这在中国足坛，恐怕都是第一次。
在回上海的火车上，我终于松了口气，心里暗自念道：老天有眼，让我们能够回去痛痛快快过个年。这一天是农历小年夜。
虽然在南京与江苏队打了场比赛，但是外界还不怎么清楚中花队水平到底如何，各种猜测都有，其中有许多是针对我本人的。尽管我出生在上海，但由于长期效力于八一队和国家队，在感情上与上海的球迷联系没有那么紧，他们对我还不太了解。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我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失利，9分钟失了3个球，给人家的印象太深了。建队初期，一下子走了七个老队员，球迷们普遍认为靠那些小青年撑世面，中花队肯定不行。听说有一次球迷座谈会上，球迷们的发言非常激烈，他们普遍对上海足球悲观失望。认为徐根宝只会长传冲吊，不会“PASS”(上海人对技术足球的统称)，抢逼围下去，上海足球与北方队没有什么两样了。其实，我也知道，球迷们打心眼里不喜欢这种大刀阔斧的风格，他们对“精致”的上海足球还有着很深的感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迎来了建队以后在主场进行的第一场比赛。
2月23至17日，上海东方电视台举行东视杯足球邀请赛。参赛的有八一队、江苏队、北京队和我们申花队。第一场比赛我们与八一队对阵。场上的观众不多，大家都愿意在电视里看比赛。我要求队员们把平时练的东西拿出来，要像小老虎一样去拼八一队。
比赛的结果是1比l。毕竟是第一次在自家面前亮相，打得有点紧，看上去热闹，但场面有些乱。第二天一大早，我与龚学乎副市长通电话。龚副市长说，吴邦国(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昨天也看了你们的比赛，不过是开完会后看了下半时的一段。他说，吴邦国问两家怎么都跑不动了？看来体力有问题。龚副市长还补充了他的意见说，你们的技术太粗糙，特别是在下半时，失误太多，究竟是什么原因你要找一找。
我没有想到市里领导对我们申花队会这么重视，回去我把这些向队内的干部传达了，并要求队员们一定要打好第二场。
第二场比赛对江苏队。在赛前的准备会上，我总结第一场的经验教训后，要求大家减少失误，提高抢的成功率。我说，你们别看江苏队输给了北京队。但从场面上看，这两家都差不多。江苏队还是有实力的。我还告诫大家，不要以为在南京赢了人家4比1，那是我们机会掌握得比较好，人家也有许多机会。
这场比赛打得还可以。虽然说没有那么多的紧张场面，但1比0比较平稳地赢下来了。最主要的是抢逼围把对方逼住了。他们几乎没有机会。
最后，我们与北京队争夺冠军。这场比赛，高峰被冻结了。但最后的结果，却是北京队夺得了冠军。
没有拿到冠军，但在上海的第一次亮相得到了普遍的认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想不到这些小鬼还可以。在这三场比赛中，我提出抢宇：抢为中心，用抢促进各方面的提高。我对球员们讲，抢是体能的反映，如果没有体能，怎么抢得起来？没有力量，没有速度，只能跟在人家后面，怎么去抢？抢也是作风的表现，关键的时刻，在大家体能都下降的时候，就看你的意志品质了，看你。能否咬牙挺得佐。不要以为抢球只是力气活儿，抢也是技术，一种防守技术。如果你技术不行，被别人过了，还抢什么？像我们现在，动作太大，一抢就犯规。这里面有没有技术？当然有，抢还要讲究整体配合，比如说把对手往边上逼，尽快离开中间的危险区域，一人上去抢，其他球员要注意保护，要有预判，估计可能出球的方向，及时断球。这难道不是技术与战术的结合吗？
以后被人们广泛议论的“抢逼围”便在这次比赛中作为口号提出来的。但是，“抢逼围”在申花也不是一帆风顺。
18．改造李晓
谈到抢字，我不得不谈一谈李晓。
李晓是我1986年从上海青年队调到国家二队的。他当时给我的印象是踢得软，丢球不抢，胆子小。我用了几乎一年的时间，采取强制性手段让他改变了这些缺点。一年之后，李晓直接进了上海一队，在第六届全运会上还踢上了主力。但这次我接队，发现李晓似乎又回到以前的老模样了。但这次对他的改造，要比1986年辛苦、困难得多。
东视杯的三场比赛，我考虑最多的便是对李晓的使用问题。李晓在南京与江苏队比赛时是替补上场的，但后来与对手发生争执，被我换了下来。
李晓技术不错，有速度，踢球也有灵气，但比较懒散，不肯跑，防守意识差，不积极参加防守，这是我不能容许的。在我的要求下，任何队员都要参加防守，从失球的第一秒钟开始。因为你在前面堵了，即使没有抢到球，也会给后面的防守布阵赢得了时间。
这三场比赛就是我强调作风、改变队里的面貌，树立新气象，为甲
A打基础。因此我强调，作风不过硬的球员，不能上场。
我让李晓打替补，是想了解一下其他前锋的能力如何。我先用张佳平，再用谢晖，然后把李晓换上场。比赛结束后惧乐部人士对我说，你在比赛中换人上有问题。我问什么问题？他们说，李晓应该用，不应该换下来。我说他在场上不贯彻我的意图，不抢，我不能用他。
那段时间，关于李晓的使用问题一直是大家谈论的焦点。我不得不承认，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少数派。许多人都问我，为什么不用李晓，我总是用同样的理由试图去说服他们，但没有什么效果。我不是对李晓有什么偏见，我想，建立这么一支球队，就像一支军队，一支有疯狂冲击力的，人见人怕的军队，这就需要11个不知疲倦、勇猛冲锋的勇士。谁也不能特殊，不能看着别人努力而自己无动于衷。
这段时间，谁也没有说服谁，我依然保持自己的看法。直到联赛前，郁知非与我又谈起李晓时非常恳切地说：“根宝，在用人问题上，你是主教练，你有权力决定谁上和谁不上。但这次你就先用主力吧，通过比赛表现再看怎么办。”
经过这么多的“折腾”，李晓比以前提高了，在后来的联赛上，他的表现还是不错的。1994年对于李晓来说是又一次飞跃，又一个高潮。这个高潮之所以能够到来，与我们对他的严格要求，改变了他丢球不抢，软、胆小的毛病有很大关系。当初成耀东向我介绍时说，李晓已经不是过去的李晓了，他退步了。但经过1994年的“改造”后，李晓又进步了，后来他调入国家队，在亚运会上打得也不错。
其实，李晓的问题，也反映了老上海队的问题，那就是有灵气，有技术，但作风不硬，体能差。对李晓的改造，可以说是对上海队改造的一个缩影。当李晓在场上奋勇追击、拼抢时，我心里暗想：李晓，我终于把你改过来了！
19．小范刚归队，就要请假
中国足坛一年一度的昆明海埂春训又开始了。
我们到达海埂后的第三天，范志毅从国家队集训地广州赶来报到。第二天我们要与海牛队打一场练习赛，就对他说，你明天先在边上看看，了解一下我们队年轻球员情况。
从申花成立到现在，范志毅还是第一次回到自己的队里。他对申花队并不了解，看到这些队友他瞪大眼睛说：“就靠这帮人去打比赛？”我说、“只要大家努力，没有打不好的比赛。想当年国二队时你也不行，现在不也行了？我们当年国二队拿冠军人家想得到吗？”
我们在海埂打了4场练习赛，4比1胜海牛队，2比0胜佛山队，2比1胜天津队，4比1胜吉林队。辽宁队的门将徐强看了我们的比赛后说：“你们简直就像是一群疯狗！哪像是上海队？！”
范志毅看完我们第一场4比1赢海牛队的比赛后说：“哇，这帮人真能跑，真能抢，体力怎么这么好？！”那场比赛，我们上的是陆玮、瓦洛佳、谢晖、张勇、吴承瑛、程海峰等，都是年轻人。这场比赛一打，震动老队员，也惊动了海埂。申花成立后大换血，大家对申花并不看好，谁知申花队完全没有了老上海队的样子，变成了一群“疯狗”，人们开始刮目相看了。
第二天，队里组织爬西山，我规定昨天投打比赛的全都要去。范志毅提出不去，说要请假。我说，你刚从广州回来，怎么就要请假？范志毅说是来了几个澳门朋友，而我得到消息是他刚与李倩交上朋友，正密不可分呢。
但他还拿者上海队眼光和处事方式来看待问题。我说不行，你可以不去西山，但假不能给。你必须与昨天打比赛的主力一起活动活动。
看得出他不太高兴，几天后仍然带着情绪。我找他谈了一下，我说：“小范，现在的中花队已经与过去的上海队不同了，应该以新的标准要求自己了。你到国家队后我们队的情况你只是听说，现在你看到了。小范，你从小在我这里训练，你对我来说是祸是福，我现在还不知道。你如果好了，是我的福，你如果不好的话，便是我的祸。”奥运会小组赛我们对朝鲜队时，小范顶进了一个球淘汰了朝鲜队，但在吉隆坡决赛时他却不行了。
小范到底是老队员，而且跟我的时间很长，基本觉悟还是有的。尽管心里不痛快，但他还是老老实实遵守队规，呆在海埂没有出去。我知道，如今的申花队，小范是个“头”，“捉”住了他，队里的工作也就省心了一半。这一周，大家练得都很卖力，申花队训练场周围，总是围着许多人，因为这里的声音最响，动作最大，一些教练和队员都来看我们训练，这无形之中使大家练得很兴奋。
20．最好的照顾是严格
几天后的一个中午，我正在屋里整理笔记，成耀东走了进来。看他那神色我便知道，肯定是有事求我。果然，他是来请假的，要请一周的假，回一趟上海。当时一听我就不高兴，我想，你成耀东体能测验是个困难户，12分钟跑都成问题，现在离测验时间已经很紧了，为什么还要请假呢？你考虑过体能测验的问题吗？
成耀东对我说的理由却不能不使我“心软”：他太太刚从加拿大回到上海，一件有关签证的问题，非要他去不可。怎么办呢？我说：“离开昆明，要经过春训办批准，还要俱乐部的同意。这不是我个人能够决定的。再说，你请假一周，你的体能测验肯定就完了。你说怎么办？”他说：“在昆明我可能是测不出来了。但我保证补测成功。”后来他确实是补测过关了。但当时我还是不敢拿主意。我想，成耀东的困难确实应该考虑，但他是队里的骨干，如果成耀东开了这个头，其他人怎么办？我找桑廷良和顾兆年两个助手商量，他们也拿不定主意。左右为难之际，我向俱乐部作了汇报。俱乐部来电说，让我们根据情况处理。这样，我最后还是同意了。当天下午，成耀东便离开基地，飞回上海。看来他是挺急的。
这段时间最令我头疼的，是队员不断提出请假。说实话，我不是不愿意让队员出去，但是我担心我们这支队伍刚组建，一切都得从零开始。领导对我们的期望又非常高，把这次足球改革作为中国和上海体育改革的窗口，如果我们不横下一条心，全心全意地苦练，怎么对得起大家的关心，怎么来证明自己呢？
队里走了七名老队员，剩下的几个骨干球员，便成了老队员了。老队员在队里的作用很大。他们在场上是主力，在场下对年轻队员有影响作用。老队员的工作做不好，队里的管理要上台阶是很难的。
队员与教练确实是一对矛盾。队员总想休息得多一些，照顾得多一些，对他们松一些。但是教练不能这样做。如果这也考虑那也照顾，队伍的作风便没办法形成，没有过硬作风的球队，是不可能有坚强意志的。
有一次，蔡建林和李晓来向我请假。我没有同意。蔡建林便说，范志毅和成耀东没有请假都能走，为什么我们请假反而不行？
我把成耀东找来，问他为什么不请假就外出？
成耀东说他没有外出，而是在楼上青年队。我马上让桑廷良去青年队问一问，桑廷良回来说，青年队的人说没见成耀东来过。成耀东转口又说，他没有离开过基地。这时，你能说什么呢？
我真是又好气又好笑，你没有拿住他的把柄，你怎么处理他？总不见得为这么一件小事兴师动众调查吧？我想，成耀东是个很聪明的人，他应该知道我们对此的态度了，不能逼得太急，这样有利于问题的解决。我就说，你没有离开就是在队里了，以后只要离开队就得请假，万一有事我们好找你？成耀东点点头走了。在请假和迟到的问题上，成耀东在队里是最多的。后来他对记者也说，当时我们对根宝的这些做法不太理解。但是后来才慢慢感觉到，就是因为当时抓了纪律和作风，我们的队风才形成了，才有了我们这支队伍的今天。
我找成耀东谈话，他要我照顾老队员，过去对老队员都有照顾，现在也应该有。我说：“成耀东，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两者不能等同。再说，什么叫照顾
？最好的照顾就是严格要求你们，出了成绩，你们拿了名次，获得了利益，这是最大的关怀和照顾。”
后来联赛首场对沈阳海狮队比赛后，李晓拿到奖金，回来说要感谢教练对他的关心和照顾。另外我对队员们反映我不讲情义也很反感。什么叫情义？球赛赢了，这就是情义。在球队里，严就是情义。
在昆明海埂的训练中，申花队出尽风头，打了4场练习赛，给人以全新的感受，基地上下普遍反映，申花不像是上海队，像是北方队，像是一群“疯狗”。那时，好多原来国奥队队员到队里来看我，他们讲得最多的便是“徐指导，我们在吉隆坡最关键是没有坚持这样的打法，如果我们坚持下来，也许就不一样了”。这更增强了我坚持自己打法的信心。海埂春训初步改变了上海队的作风，正是因为有了这次海埂的春训，才有了我们联赛开头的4连胜。
体能测验在海埂开始了。这一年中国足协动真格了，不允许有任何弄虚作假。我们申花队的体能测验也不太理想，我寄予很大希望的李龙海没有及格。他挺冤的，在折返跑时没有把瓶子推倒，记录员便认定没有成绩，李龙海没有及格，也就此结束了足球运动员的生涯。一个可乐瓶子可以让一个优秀运动员结束运动生命，不管你信不信，不管你认为合不合理，但这就是现实。
张佳平和黄翌也因没有在12分钟内跑过2900米的及格线，被取消了参加联赛的资格。
我尊重李龙海的意见，不能当运动员就当教练员。我感谢他在这三个月建队初期的训练中，起到了一个老队员的作用。在当时，队里有六七名老队员没有报到，只有他来了，并与年轻球员一起参加训练，他是个非常不错的老队员。后来他当上了青年队教练。
1994年昆明海埂的春训，是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后的第一次，大家都练得比往年要认真。我们申花队无论哪个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多次受到春训办公室的表扬。我们在昆明打了4场比赛，完成了预定目标，增强了信心，坚定了打法，扩大了影响。当然，我这个“败军之将”也成了海埂的新闻人物。
3月6日，王俊生找我谈话，他主要是想听听申花队的情况，了解职业化改革以来球队的建设方面的情况；此外，还征求对国家队下阶段工作的意见，其中包括参加亚运会的问题。当时对国家队参加亚运会有两种意见，一让国奥队去，二是让国家队去。我的态度是，如果中国足协定下前三的指标，让国奥队的年轻人去是不行的。主教练也是个问题，老那明摆着没有什么打法，但谁去接？
谈到这个话题时，王俊生说，这全怪你根宝。你的出走把我的全部计划全打乱了。我说，怎么打乱了？他说，你在边上，如果老那不行的话你去接，顺理成章。我对王俊生说，我走还是对的。老那不行，我也是不行的。报纸上不是说过，老那不行就是因为根宝的问题。
当时，老那的国家队确实有许多问题，大家都对国家队不满意，好多国脚体能测验都不及格。当时的形势是戚务生接国奥队，老那仍然带国家队。但换掉老那的呼声很高。换教练可以，但是换谁？我说，如果戚务生接的话，他不也变成了两个队的教练了？当初我身兼两职，就招来许多人的批评。但让老那继续坚持下去恐怕也不行。当时王俊生很头疼。后来的格局是，老那继续当国家队的主教练，戚务生任执行教练，把老那架空了。参加亚运会的指标还是要前三名，最后决定还是由国家队去。最后王俊生对我说：“说心里话，你搞申花我们都很高兴，你搞02也很有远见。我们希望你能够成功。”
昆明春训结束后，我回了趟北京的家。3月27日下午，我在家里接到了正在北京中央高级党校学习的市委副书记陈良宇打来的电话。陈副书记非常关心中花队的情况，我便向他汇报了队伍在昆明的春训情况。陈副书记指出，上海正处在力争三年大变样的第一年，上海的改革对全国的影响很大。我理解陈副书记的意思，就是要上海足球改变原来的面貌，能够把上海的精神文明建设在球场上反映出来。陈副书记对我说：“根宝，你做到了这些，就是为上海作了贡献。”陈副书记的话，当时对我的鼓舞真是挺大的。
第二天，我给龚学平副市长打了电话，汇报了昆明春训的情况，其中包括老队员测试不理想的情况。龚副市长对我们的工作比较满意，对测试不及格的人员也提出一定要安排好，要谨慎。4月5日，他给我打来电话，对测验不及格人员的安排提出了一些设想，并问他们一年没有工作，工资如何拿法？这个工作一定要做好，否则就会影响其他老队员的情绪。他还问李龙海、成耀东是不是安心，听外面反映，队员认为队里缺少人情昧，你可要注意这些问题啊。龚副市长甚至连伙食情况也问得非常细。
打完电话后，龚副市长还不放心，4月7日他亲自到队里来过问情况。我说，张佳平和黄翌定下的工资是每月500元，如果明年测验还不行，惧乐部才解聘，龚副市长对这样的安排比较满意。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急切地等待着联赛的开始，准备大干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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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渐渐地平静了下来。当我把身体放在客厅的沙发里，听着舒缓的音乐，我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轻松。六年来，我终于可以在属于自己的地方，过着另一种生活了，再也不用为积分、名次、晋级而费心劳神了。也许，这种轻松是暂时的，是战役之间的空隙，是更为激烈的工作之前的休养生息。但无论怎么说，我现在浑身确实感到舒心的轻松。
但是，这六年太让人难忘了，场内场外的一切不亚于战争的激烈、残酷和跌宕起伏，这种在天堂与地狱之间的徘徊，岂是可以轻易挥手而去，说声再见的？每当我闭上眼晴，过去六年发生的一切，便像放电影一样，一幕幕地闪现在眼前——
1．“你们要一步到位”
1994年11月，李铁映同志为上海市网球中心建成剪彩。当时中国足球改革后的第一届足球职业联赛刚刚结束，我率领的申花队夺得了第三名。大概是这缘故，我被邀请参加网球中心剪彩仪式。参加剪彩仪式的上海市副市长龚学平把我介绍给李铁映：“这就是上海申花队主教练徐根宝。”李铁映笑着说：“我们早就认识了，足球改革，就是从上次我们在北京饭店贵宾楼吃饭时开始的，不是吗？”李铁映的话勾起了我的回忆。那是1991年8月，当时我担任中国国奥队的主教练，为了欢迎中国足协为国奥队请来了德国教练鲁迪，李铁映同志在北京饭店设宴招待他。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中国足协主席年维泅、官员张吉龙和我一起作陷。饭后，李铁映在听完年维泅关于足球改革和我对国奥队工作的汇报后说：“老年，你的思想还不解放，你的步子还应该大一些。”而当时，年维泅已经开始构思足球方面的改革了，后来王俊生主持足协工作后出台的一系列改革方案，实际上那时年维泅已经在酝酿中了，包括主教练的竞选、体能测验等。年维泅的改革思路，仍没有能够超脱当时的大环境。但在那时，大家都不知道邓小平的改革思路，而这些只有李铁映最清楚，因为他是体改委主任。现在想来，他的思路确实在我们之前，而我们所想到的，都摆脱不了体工队的那一套。
记得1991年底，中国足协在大连召开的足球工作会议上，大连市体委主任盖增圣发言时说，我们讨论足球改革要考虑有过渡阶段。李铁映却指出：“你们要一步到位，职业化就要一步到位。”由于有了领导指示，中国足协开始酝酿走职业化道路这一大方针了。但对我们这些体育工作者来说，那时根本没有想得那么远、那么透、那么深。李铁映对我说：“中国足球要搞职业化，目标主要是提高中国足球的水平。你是国奥队主教练，吉隆坡出线的任务是第一步，如果搞好了，对中国足球的推动将是巨大的。”他对我提出的“横下一条心，一定要出线”的决心非常赞赏。我知道自己重任在肩，不能有丝毫闪失。
当时，伍绍祖主任也对国奥队非常重视，经常到队里来，我也常去他家里汇报工作，那时候中国足球改革的“宝”，好像押在了我们的肩上。我对伍主任分析了比赛的形势：6个队的单循环比赛，拿6分是绝对能够出线的，而我们肯定可以拿下3场。虽然我们提前一轮拿到了6分，但由于受到了“西亚兄弟”的“围攻”，却变成了最后一轮要面临与韩国队拼一个出线名额的局面。当然，这是我们自己的责任。赛后郝海东曾经说：“徐导，当时如果我的点球罚进了，就没有今天了。”这些都没有用了，足球没有如果。
想当年，我信心十足地带着国奥队奔赴吉隆坡，身肩着中国足球的希望，但是，我们失败了。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失败对后来的足球改革却起到了极大的推进作用，这也算是我们的失败给中国足球带来的唯一好处吧。“因祸得福”，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吉隆坡的失利，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的步伐可能要推迟一点时间。
听着李铁映同志的话，自己想了想，从1991年到1994年，中国足球这3年里的变化确实太大了。我从一个专业队教练变成职业队教练，从国家队到了俱乐部球队，这一切好像真有点身不由己，是在足球改革浪潮的推动下，一步步走到现在的。
2．紧急电话，要我马上到上海
那时，金永昌是上海市体委主任。他的一个电话，改变了我的命运。
1993年底，我在中国足球队做施拉普那的助手。那年的中国体育界，主要有两大任务：一，足球打人世界杯决赛圈；二，搞好第六届全运会。但是在伊尔比德中国足球又一次失败了。
打完世界杯外围赛第二阶段的小组赛后，我从成都回到北京。刚回到北京，马克坚就找到我，很急切地说：“上海体委主任金永昌打来两个电话找你，好像事情很急，你赶快给他回个电话。”
我马上就跟金主任联系上了。他在电话里开口就问：“你最近有时间吗？
赶紧回一趟上海。”我问他什么事，他说：“你来了再说吧。”在我的追问下，他只是简单地说，“现在是龚学平副市长分管体育了，他很关心你。”他透给我一个信息：“上海这几年足球搞得没什么起色，你回来一起商量商量。”
金主任催得很急，两天后我便赶回了上海。
我这么急回上海，除金主任催得很紧外，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02少儿足球俱乐部。
3．“02”，我的梦想
1993年初，我与老那去新加坡参加鱼尾狮杯足球赛，一次闲聊中他说起在德国，有名的教练员、运动员都在业余时间搞足球学校。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在回国的飞机上，我对当时的助理教练杨一民说，我也想搞个足球学校。他说好啊，现在不少地方都有人在搞足球学校，你得起个好听的名字。
我想了一下，觉得用自己的名字并不好，毕竟，自己不像李宁、郑敏之这些在运动场上闯出自己道路、作出过贡献的明星，他们用自己的名字命名有号召力。而我们搞足球的，到现在还没有冲出亚洲，尽管有点名气，但没有成绩，用名字命名不太妥当。后来想起1992年参加亚洲杯足球赛的时候，球场里到处是“2002”的横幅标语，那是日本争办世界杯的口号。2002，这是跨世纪的象征。对，就叫“02”。现在招十四五岁的小孩子，到了2002年时，他们正值当打之年，能培养一些打世界杯的后备选手，不正是我的目标吗？
为此，1993年3月中旬我特地回到上海。在考察完上海的环境后，认为“02”放在上海是最合适的了，那时我根本没有想到自己居然还会回上海执教。
我找到了金永昌主任，把整个思路对金主任说了，他特别地支持。我希望在静安区设点，因为我是从静安区出来的，静安区体委康主任也非常支持。他还把主管文教的静安区副区长请来与我一起商议。
而后我便把这些告诉了老那，并告诉他我绝不会因此而影响国家队的工作，同时还向王俊生汇报了，对我的设想，王俊生也非常赞同，但他说：“你继续当国家队教练，上海的事还是让别人去操办吧。”国家队在伊尔比德比赛时，我与王佼生再一次谈起02俱乐部时，向他提出要离开国家队。为什么要这么提呢？
因与老那这一年工作是伍绍祖给的任务，只有学习、协助的权力，没有改变老那的权力。老那虽有许多长处值得我学习，但他的业务能力不见得比我高，长期跟着他也不会有多大提高。王俊生说，你现在离开国家队去搞02惧乐部，以后要再进国家队可能就难了，这个你要考虑好。我心里很清楚，老那失败后我接国家队可能性是不大的。在伊尔比德我们为此事谈了三次。最后我还是下定了决心，离开国家队，去搞02。
搞02惧乐部，是我的第一步尝试。现在，02这帮小伙子都已经成长起来，在国内的年龄组足球赛上连续三年取得冠军，证明我当初走的这一步路是完全正确的。筹办02俱乐部期间，也是困难重重，反反复复。
1993年龚学平副市长就批示同意搞02的计划，可02俱乐部却拖至1995年才成立。是在市体委副主任李毓毅分管足球后，02的工作才有起色。记得当时曾有人向龚学平反映：“02”是个体户性质，不能这么搞，还是应该扶持“大中型企业”，如果人都调走了，我们少体校还搞什么？这是招生的问题。
还有资金的问题。1995年我得到了阿迪达斯公司赞助，他们表示赞助02服装和资金，冠名“阿迪达斯02”。龚学平副市长没有同意。他说国内有这么多企业为什么不能让他们赞助？此前我也曾与郁知非商量过，02归申花管，资金由申花出，将来人给你。那时大家对后备力量不太重视，因此郁知非没有答应，他说：“你自己搞吧。”在这情况下，我只得自己拿出5万元让杨礼敏、任彬去全国招生。
我们定下的选拔条件：一是身体素质好，一定要有速度；二是作风；三是技术意识。我们认识到，要成为一个全面的运动员，必须是全面型的人才。过去有许多例子，小时候技术好的，由于身体原因，长大后被淘汰的不少；而小时候身体好，至少以后还能混混。
由于阿迪达斯无法赞助，国内的赞助一时也没有找到，而我在申花的工资每月只有3000元，02实际上没有什么资金来源。但时间又不允许我们再等，所以杨、任两人去招生一直是坐的火车，佐的招待所，一切从简，至于吃那就更简单了。
他们就这样揣着个包出发了。在武汉、天津、郑州、青岛、河北等地召了十来个人。上海方面，李毓毅也与少体校达成了协议，毕竟我不是个体户，面是在为上海培养人才，最后从少体校也选了些人。当时的许多投入都是我个人拿出来的，包括空调等，而最后一分回报都没有得到。当年的02变成了现在的有线02，我的一切职务也都没有了。
02俱乐部队成立后一直在申花队边上训练，受的影响很多，进步也非常快，得过3次全国少年冠军。1995年与有线电视台合作，成为有线电视台、上海市足协和我三方共有的俱乐部。1999年更名为有线02足球队。这个俱乐部我投入了很多心血，也算是为上海作出的贡献吧。去年10月他们在重庆拿了个冠军，当时我带万达队正好也在重庆。本想拿1万元奖励他们，可一想，这点钱让他们30多人分，每人也就是几百元。最后，决定请他们到假日酒店，与万达队住在一起，与我们生活一天，看我们赛前准备、比赛，我用这1万元钱让他们感受一下什么叫职业球队。我对他们说，虽然现在艰苦点，但你们主要是提高水平，你们应该知道自己的目标是什么。
去年11月我回到了上海，听说他们拿了冠军后上海有线台给了他们三四万元奖金，因为是平均分的，有些主力队员不高兴了，便去找任彬，认为这样分钱不合理。任彬做了工作后他们仍然不满意，不服气。任彬对此非常伤心。他召集大家开会，给他们讲道理，老头子还在会上流了眼泪。这下队员们都感到错了，向任彬承认错误。不久后我从大连回到上海，他们正好都在连队里军训，我赶到连队里为他们讲课。对他们说，当初任彬、杨札敏去各地招你们的时候，也只有这点钱。他们是住招待所、坐火车、吃最经济的饭。你们到了上海后，市领导对你们多么重视，每年让你们下连队，就是要你们从小养成艰苦奋斗的精神，养成良好的作风，长大能够接中国足球的班。队员们听了很感动。相信经过这一次后，他们应该有所触动。
这群当年02少年队的球员，现在都长成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成为年轻队员了。当年我们给02俱乐部制订的目标是：2001年冲人甲B，2002年升人甲A。这些都是题外话。
4．怎么搞俱乐部队
急急赶回上海后，我先见了金永昌主任。金主任说：“根宝，上海足球现在搞得平平淡谈，王后军搞了十来年，也就这个样了，我们市体委的领导商量决定后要换王后军，让你来干，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这可是万万没有想到的。原以为叫我到上海，是商量02俱乐部的事，对金主任的这番话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我将信将疑地问他：“是叫我接上海队吗？”金主任肯定地回答：“是的。”“现在不是在打全运会吗？如果王后军打好了怎么办？”金主任说：“这你就别管了，打好打不好都要换他。如果打好了，足协会给他安排一个好一点的职务。”
这时才真正知道，金主任这么急着把我召回上海的意图。
当天晚上给我的老上级年维泅打了个电话想征求他的意见。老年听了我的介绍后说，上海这个地方搞足球有压力，不比在国家队小，你要慎重一些。
第二天，龚学平、周慕尧、金永昌、李宗镛(上海体育运动技术学院院长)等人在南京西路奥林匹克餐厅设宴招待我。龚副市长对我的印象不错。当他还是上海广播电视局局长时，我率领的国奥队参加了广电局主办的第一届万宝路杯足球赛并得了第二名。比赛期间，正值江浙一带水灾，我们捐了所得的1万美元奖金。后来又与罗马尼亚队打了一场赈灾义赛。我和国奥队给他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在吃饭时龚副市长对我说，我们欢迎你到上海来，上海足球这几年太软了。我说，过去北方队与上海队比赛，都说上去先踢他们几脚，上海人就怕了。龚副市长提出要改变上海足球软的作风井要我好好考虑一下上海足球目前格局的改革，并让拿出个方案来。
这次见面，实际上确定了让我回上海接管上海队。
上海要我回去，让我来重振上海的足球。想起了年维泅的一句提醒，上海的压力绝不低于国家队，怎么办？思付再三后决定：接受这个挑战。上海的领导这么看中我，绝不应该让他们失望。
当时的上海足球分一队、二队和三队，还没统起来。一周后，我做了份上海足球改革计划方案，主要观点是把上海的三支队伍都统起来，这样有利于发展。我定的三队主教练是：一队由我负责，二队是杨震江，三队是桑廷良。金主任和李宗镛看了方案后都认为“可以”。汇报完后又回到北京。当时国家队还在北京集训，7月要去深圳打一场与荷兰飞利浦队的商业比赛。比赛结束后，正式向中国足协递上了辞呈，就回到上海。王俊生、马克坚对我此举颇有意见，马克坚打电话给我，让再三考虑一下，并说可以让我留在国家队当领队。王俊生也说，施拉普那走了之后，国家队就是你接(后来王俊生还私下跟我说，如果当时你在，施拉普那走后，国家队主教练就是你而不是戚务生了)。但至今仍觉得，离开是对的。
回到上海后，参加了一个上海球迷协会的成立大会。龚副市长也参加了。他在发言时说，上海要成立两到三支俱乐部队，用竞争的办法促进上海的足球发展。我们请根宝回上海，就是要搞一支俱乐部队。当时一听觉得好像不太对劲儿，怎么让我搞俱乐部队了？下午到体委问金主任，是不是情况有变化了？不让我搞一队了？金主任未置可否。
这里面确实有了变化，只是当时我并不知道。当初定下来让我摘一队，后来领导们又认为应该有竞争，另外再成立职业俱乐部，这样更利于发展。
那时，上海正举办万宝路杯足球赛，龚副市长基本上每天都去看球。有一次比赛后，他对我说：“根宝，你再去搞一支队吧，不要搞上海队了。老上海队就让王后军去带，这些队员他比较了解，你另外带一支队，外籍球员你也可以招。这时我才知道，我不搞一队了。时隔不久，方案全变了，上海形势的发展，真是追赶不上啊。”
不久，上海召开了足球座谈会，陈良宇副书记和龚学平副市长也参加了。会上确定上海组建；支职业惧乐部球队的计划，初步定第一支球队由王后军带领，在现有的队员中选十八至二十名球员，余下人员归第二支队伍挑选，第二支队伍由我带。就这样，我的角色变成上海“二队”的教练。
10月初，龚副市长和市体委催我赶紧去俄罗斯选外援。我便与上海体科所的步润生急匆匆赶去娥罗斯，这也是中国足球第一次去国外招外援。出发时，头脑里一点方案都没有。只记得龚副市长给我的指示是：“引进就是胜利。”
5．“光杆司令”去俄罗斯招兵买马
现在想来这真有点好笑，去国外招外援，心理价位是多少？
不知道。引进什么位置的球员？不知道。当然，这些也没法知道，还从来没有与外国人谈过这种事，甚至连“外援”这样的提法都没有。再说，我们连队伍都没有，就更不知道哪个位置缺人了？但这工作却是一定要去做的，因为“引进就是胜利”。
引进外援、合同制、转会制，这是足球职业化的标志。不管队伍有没有，先把“标签”贴起来。我领悟到这一切的意义。眼下是一张自纸，那先把框架画出来！
但是，引进要花钱，什么样的价格才算是合理的，能够接受的呢？
龚副市长说，价格不要考虑，反正就这个价格嘛。我追问到底多少呢？“那就每月1000美金左右吧。”他说。这就成了我第一次出国引进外援的心理价位。
去了泽尼特俱乐部。这是一个在前苏联实力很强的俱乐部队，确实有几个非常好的球员。但一问价格把我吓住了：转会费20万美元，月工资8000美元。按现在的行情并不算贵，但在当时却差点把我吓了个跟头。
那些俄罗斯人问我怎么样？我说这些价格与我的价格相差太大了，我最多只能付1000美元。他们说1000美元的队员也有，就是到过中国的泽尼特二队。
这支队里确实也有一些不错的年轻球员，租借一年月工资可以压到600
至1000美元。我想，这些年轻球员到上海训练一下，培养一下，或许能源上用场，但是真要带回去，肯定被上海球迷骂“大兴货”，我怎么交代？
看了半天，发现其中一个队员还算可以，据说快被选进俄罗斯国家青年队，工资我也压到每月600美元。但是一谈．他的条件特别多，如一月报销多少电话费，还有探亲等等。一听条件太多，心里有点不痛快，心想你这么年轻，租借一年工资每月给你600到1000美元，条件还这么多，不行。我又问，还有别的队吗？他们说还有，那便是斯密那惧乐部。
斯密那俱乐部老板是个体户，借人家基地搞了个队，见我去他特别高兴，认为有生意可做了。正好那天斯密那队有一场比赛，在雪地里进行。那一天气候是零下10度。经过这场雪地赛，一下子看中了3个：一个是莎莎，踢过泽尼特职业队，当时是斯密那队的队长；一个是守门员库茨，当时看上去守得还可以；第三个是瓦洛佳。他那次没有上场，我只是碰碰运气，看了录像后选的。再看他的身材，感觉也不错。
事情进行得非常顺利，当时就签约了。莎莎月工资是1000美元，库茨600美元，瓦洛佳500美元。因为我是个光杆司令，签约时队伍也是子虚乌有，但跟别人签合同总得有个俱乐部名字吧。用什么名字呢？想了半天，就贸然起了个“东方俱乐部”。当时想得是，上海在东方，这个名字挺不错的。
引进就是胜利，我终于引进了，这也是中国足坛第一次去国外招外援。
没有想到的是，这次选上的三个人对我今后的足球生涯，竟然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影响：莎莎和瓦洛佳为我在甲A联赛中第一年取得第三名立下汗马功劳，也为第二年夺得联赛冠军起了基石作用；而库茨第一次来队里守门，却令我尝到执教生涯中最惨的失败——1比6败给广州太阳神队。
6．竞然成了申花队的主教练
回国之后，便开始为我的“东方队”做筹备工作。王后军的一队当时有二十多个球员，他挑剩下的球员加上原来杨震江的二队，便是我的“子弟兵”。就在考虑队伍的组合和训练时，事情又有了变化。
体委金主任打来电话给我，在电话里他悄悄地说：“情况可能又有变化。”具体情况他也没有说。正好我要向龚副市长汇报外援情况以及工作计划，便赶到华东医院去看望生病住院的龚副市长。
龚副市长对我说，教练人选上可能要打乱，既然是职业队，教练也不能一成不变，原定的王后军与你各带一、二队的设想，看来要修改了。
原来，德国阿克发公司赞助上海足球队的合同到期了，合同可能不再延续。上海一队今后的路将怎么走，便成了问题。那时上海足坛正值改革的前夜，听说中纺机(中国纺织机械厂)、东方(广播事业局)、申花集团都有心加人，后来中花被推到了第一线。这一段时间的变化，是“所有制”的变化。最后领导拍板决定由申花搞一队。
申花集团过去也赞助过上海队，当他们又一次被推到第一线后，便提出，打破过去使用教练的传统，在全国范围内挑选教练员。我听说，苏永舜、曾雪麟、方纫秋、王后军和我都是候选人。
球队要变了，教练要换了，什么都变了，也什么都没有了，前面工作的思路又乱了，签好的外援的命运将怎样？想到这里，我糊涂了，真不知怎么办才好。
从“02”到上海队，到“东方”，接着再去俄罗斯招外援，那种感觉就像是在梦里被一种无法知觉的力量牵引着，这场梦对我是福是祸，心里一点底也没有。如今所有的计划又都乱了。所能做的也只有等待了。
不久，形势渐渐明朗，申花将接手上海队井负责全面“组阁”。经过多方面研究，他们决定在我和王后军之间进行选择。俱乐部先找了王后军。
王后军很早就开始研究足球俱乐部这个问题了，在这方面，他的思路是超前的，而且还有自己一套比较全面的计划。后来听别人说，在那次谈话中，王后军大谈他对俱乐部体制的研究，井拿出了一套方案，但是，申花方面对这些不感兴趣，他们只想知道王后军作为主教练将如何组队问题，因此，好像这次谈话有点话不投机，不太成功。谈话结束后，黄浦区的沈立恭副区长没有表态，只是说今天就谈到这里。对俱乐部方面的态度，王后军当时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听到这话后，他一下子便楞住了。后来，从沈立恭那里听说，王后军呆呆地坐在那里半个小时没有起身，沈立恭只能陪他坐了半个小时。
王后军曾经带领由申花赞助的上海队夺过联赛亚军，足协杯冠军，对申花做过贡献，至于后来与申花分手，与阿克发合作，这里面的情况，就不太清楚。
几天后，郁知非从美国回来，他和沈立恭找我谈话。那天，我穿了一套西装，看上去精神饱满。当时，心里很坦然，没有一点顾忌。如果他们看上我让我担任申花主教练，那我不会放弃，如果不行的话，就去搞02。
郁知非开口便问：“如果你当主教练，将如何工作？”
我说，我离开国家队到上海来，主要是想搞02的。自从吉隆坡失败后我就想搞个少儿足球惧乐部，抓一些小孩。后来上海的领导曾要我搞上海队和东方队。如果要我挑的话，我是想搞02队，我没有想到会让我摘申花队，这是我的实话。前一段我去俄罗斯招外援，也是为东方队的。但不管搞什么队，不管是体工队还是俱乐部队，我带队的方针都是一样的，就是狠抓作风。我从在国奥队和国二队抓作风讲起，讲到我们目前中国的球员最主要的问题是管理。管理不好，训练就不行。训练不好，就出不了成绩，即使是外国俱乐部队，管理也是严的，训练水平也是高的。不管什么队，业余的、职业的，我认为这两条都是法宝，一条也不能松。当时让我到上海来搞上海队，龚副市长和金永昌主任就是希望我能严格管理严格训练，改变上海队“软脚蟹”的作风。
看到沈立恭和郁知非对此好像兴趣很浓，我便接着谈开了。我说，如果我抓申花队，最主要的是改变“软脚蟹”作风。我的作风你们都知道，我抓作风，体现在“抢”字上。中国足球最大问题就是站着踢球，不抢，缺乏对抗，我是一直努力在解决这个问题。此外，我的特长是培养人才。我从国奥队开始，89年甲
A联赛第一年的冠军就是我们国二队，而我们国二队都是由甲B球员组成：守门员李志高是江苏队的，右后卫冯志刚是武汉队的，中卫范志毅是上海青年队的，左后卫孙博伟是四川队的，中卫徐弘是大连队的，前腰是北京队的高洪波……所有的球员，在当时都是出自甲B的球队。甲B的年轻球员经过我的训练组合，能拿冠军，当时的足坛霸主辽宁队就是赢不了我们，加了6分也赢不了我们，说明什么呢？说明球员都是差不多，只要组合好，严格训练、严格管理，就能出成绩。
在我谈的过程中，他们听得都很认真，很有味。我心想，这也是他们最感兴趣的。从他们听我谈话时的表情，到沈副区长亲自送我到饭店大门口的举动来看，我知道我们的谈话是成功的。
十几天后，也就是12月5日，郁知非和沈立恭副区长又找我谈话。沈副区长说：“经过反复商量，多次征求意见后我们决定，由你来担任申花队的主教练。”他还特别指出：“你所讲的抓作风，抓管理，抓训练质量的思路与我们一致。我们对你过去也了解，相信你能把队伍搞好。”
我听了当然很高兴。又一次竞争获胜了。1992年初我在昆明也经历过一次国家队主教练的竞争，我胜了。但吉隆坡失败后，我又被无声无息地“撸”了。现在，又有机会为自己正名了！
在轻松地谈完组队目标和思路后，我向他们提了一个问题：“02怎么办？”“我在俄罗斯定的三个外援怎么办？”郁知非说：“你已经被我们聘用了，02就不要再搞了。”我听了心里不太痛快。我说我到上海来，主要就是搞02的，在上次我们的谈话中我也说了，02是我的事业，也是我回上海的目的，我不能放弃。讲到这里，双方言语有些激烈，气氛也开始不对了。沈副区长很有经验，他忙打圆场：“今天我们主要谈的是俱乐部的事情，02的事我们以后再说，我想会给你解决的。”
这个话题就此打住了。接着再问，我在俄罗斯定的3个外援怎么办？郁知非又说，这3个人是为东方队请的，与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对他们的情况也不了解。队里需要不需要他们，要由俱乐部考虑后决定。郁知非的说法当然没有问题，因为这3个外援是与东方队签约，而不是与申花队签约的。但是我对他的态度和这种说法感到不快，毕竟他们是我找来的，我与申花队签约后当然也希望他们能够留下。我脸上流露出的不高兴的表情被沈副区长看出后，他忙说今天我们只定主教练，这两个问题以后再解决。
这次谈话，留下的两个问题都没有解决。
我这个人有点急性子，在“面试”之后，已经感觉到主教练的位置肯定是我了，因此便开始着手做准备工作。我把成耀东叫到住处了解情况。成耀东是我在国二队时的第一批队员，他对我经过“面试”并很有可能担任上海一队(申花队)主教练的情况还不知道，他以为王后军的上海一队先挑18人，剩下的再由我来挑。
我想知道队员的情况，但又不能明说我要接申花队，便试探着问他，如果你是王后军，你会怎么挑法？成耀东是很有头脑的队员，他的意见很有参考价值。开始他不好意思讲。我说，以你对队里的了解，你就先挑挑看嘛。
这么一说，成耀东便把老、中、青队员都给我排了队。他排了三个年龄档次约28人。老队员中林志桦、郑彦、李龙海、王钢等被提了助理教练，还有唐全顺、蔡建林等；中间一层年龄的球员有成耀东、范志毅、李晓、鞠李瑾、邱京巍、吴兵等；年轻的有朱琪、申恩、毛毅军、朱炯、贾春华等。他很客观地分析了每个球员的作用，如有的人在场上有作用，但对队伍建设作用不大，有的场上作用一般，但对周围队员很有影响力。
这一次谈话对我接管申花，组建队伍有非常积极的参考作用。后来成耀东也一直很得意地对我说：“徐指导，你刚来时我是很支持你的吧。”
1993年12月12日，申花足球惧乐部在虹桥宾馆举行了成立大会，市委副书记陈良宇、副市长龚学乎、体委主任金永昌、俱乐部董事长郁知非等都参加了成立大会。这是中国足球史上成立的第一支由企业直接负责的，脱离体委的职业足球惧乐部。
开会前我到会场休息室时，龚学乎与郁知非已经聊了很长时间了。在休息厅里郁知非一见我就说：“根宝，听说队里乱了，好多者队员都不干了。”我很冷静也很自信地说，郁总你放心，既然机制是新的，教练是新的，队伍有点动荡，队员有些想法是正常的。我有信心把队伍抓好。市委副书记陈良宇说：“这次大家推举你当主教练，希望不要辜负大家的期望。过去你在国二队的打法，我的儿子特别地欣赏，当知道惧乐部定下你后他也说选得对，上海就需要你这样的教练。”这是我到上海后第一次见到陈良宇同志。
成立大会开得热烈而隆重。大家对这个新兴的职业足球俱乐部都充满着希望和好奇。
我作为申花队主教练，也上台讲了话。这是我第一次作为职业队主教练面对公众讲话。我事先作了准备。我的讲话一如我的性格。主要讲了三点：
第一，担任上海申花队的主教练，感觉到压力很大，尽管我当过国家队、国二队教练，但上海队压力不比国家队压力小，尤其是球队改革初期；第二，我有信心把队伍搞好，因为我有多年带队的经验；第三，我的目标是使球队的精神面貌要改变，要树立新的队风，要有新的打法，我的指标是1994年联赛前六名。如果打不进前六我就自我炒鱿鱼。讲到这里，会场内有人发出笑声。也许他们在想，根宝又在说大话了。
大会后还开了新闻发布会。好多记者问我，“你签合同了没有？”我说我没有合同可签。“听说你定了每月3000元工资？”我说这个只是可能，是上面定的吧。“你对这些有何看法？”我说我目前在申花当主教练，我是打工的，我是为老板打工的，现在一切都听老板的。
我回答得很干脆，也很自信，自以为这一切都是天经地义。现在看来，我们当时对职业惧乐部太缺乏理解，至少在认识上出了问题。
尽管当时成立的是职业惧乐部，但是在操作上却没有接职业俱乐部的方式去做。最起码一点，应该是合同在前，履约在后。但当时谁也没有去想这些，工资等待遇也是宣布后给我“定”的。当时我以为我是打工的，打工的就得一切听老板的，至于自己的权利、义务都搞不清，也不知道。可见当时的职业俱乐部是非常的初级。
当天会议结束后郁知非告诉我，体委已经通知队员，明天上午9点钟到江湾基地报到。此时，我的教练班子也准备妥当，桑廷良和顾兆年当我的助理教练。在确定我为申花队主教练之前，我已经着手做这方面的准备，我和桑廷良、顾兆年已经碰过几次头。我向他们透露过我有可能搞中花队，并告诉他们，如果我当中花队主教练，你们就是我的搭档。桑廷良了解球队，顾兆年积极肯干，我对这个班子很满意。
他们向我透露了队伍里的思想状况：一，一些老队员有想法，说根宝上台后不用他们，怕被淘汰；二，年轻的队员思想有波动，因为当时队伍已经有29名球员，一些年轻队员有点泄气；三，听说徐教练管得太紧；四，俱乐部收入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多。当时阿克发队的工资是每月1300元，而申花队也不过在1500元到2000元之间。
我对他们说：一，我们不要怕乱，要乱就让它乱个透，我们再治，反而更好；二，向惧乐部提出改善训练和住宿条件；三，与队员多谈心；四，把食堂、医务、管理人员配备整齐。
12月13日上午9点30分是全队报到的时间，等待我的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呢？
7．风雨中开始
在回上海的几个月里，我到江湾基地去过一次，在那里的食堂吃过一次饭。
而这次是以主教练的身分进入江湾基地的。我早早地来到了江湾，在各处转了转。球员睡在大教室里，6人一间，赃兮兮的蚊帐横七竖八地搭着，房间里又乱又脏，地上满是垃圾，甚至烟头。看后心里想的第一件事，就是一定要改变环境。
江湾基地里里外外是一片衰败的景象，但我还是有点激动，毕竟，离家二十多年后，我这个已经成为“外地人”的上海人，竟成为这个城市足球队的主教练。来到队里的会议室，坐在那里等着我的球员们。
9点半到了，陆陆续续来报到的球员只有二分之一。我们原定11点钟开全队会议，在会上我与王后军进行交接。但是过了11点，仍然还有小部分球员没有到。这样一个开局令人很不臆快的，但我还是忍住了。对大家说：我们先吃饭，吃完饭再开会。
一直等到下午1点钟，还有四五名球员没有报到。这支队伍纪律太散了，不花力气抓作风是不行的，我对自己说。一些迟到的球员向我诉说理由，有的说是堵车，有的说不知道几点报到。我没有说什么。心想，要尽可能地冷静些。
我决定不等了，便宣布开始开会。
王后军先讲话，他说上海队原名上海阿克发队，现在已经改名成为上海申花队，他的教练工作也结束了，由根宝来担任上海申花队的主教练。
王后军讲完后由我讲话。我开口便给大家提了几个要求：
首先希望大家今后都讲普通话，这从我开始做起、第二，从现在开始，
上海阿克发队变成了上海申花队，我是主教练，桑廷良、顾兆年是我的助
理教练；第三，队伍刚成立，事情有很多，队员也有各种想法，这都是正
常的。外面传说多，不要去多听，有想法、有问题可找我们教练谈。第四，
队员中有伤不能练习的，以后向顾兆年提出。我们初步的设想是一天两练，
上午身体训练，下午分队比赛；第五，今天规定是9点30分报到，但准时
到的只有一半，一直等到现在，还有四五名球员没有到，可能有的球员在
家里没有通知到，现在我正式通知大家，明天上午9点30分报到。
开完会我们马上去训练。天正下着雨，我问队员过去下雨天在哪里练？
队员说在体育馆里。我说，今天我们大家就在雨里练。
说完，我就让大家回房间准备，马上下楼进场地！
那天，雨下得比较大。桑廷良对我说：“怎么开会也不多说说，提提要求，就这样拉出去练了？”我说，我的要求都在场上，空话不说。这天大家虽然是第一次合作，但还是练得不错。说实在的，没有制订正式的训练计划，第一场练习狠难练出什么，但是我就想用艰苦的训练来给大家一个认识，我们从现在开始已是职业队了，职业队就是庞该与过去不一样。这场雨不得正好。训练结束，大家都是泥水一身，就像刚打完比赛。我不知道球员们对这第一堂训练课是什么想法，但我心里想，应该会给他们留下印象的。
这一天，几个老队员如张卫华、唐全顺、林志桦、郑彦等没有到。
第二天上午9点30分过了，还有三分之一的球员没有报到。我意识到这可能是队员们从心底里对我有抵触情绪，或是对我这个“外来人”来点“下马威”、“杀威棒”之类的把戏。于是，我决定不等了。时间一到，马上开始训练，我依然像过去在国二队和国奥队一样地要求。在场上大声地喊着，催促着球员们努力地去争球。
训练完，我又开了个短会。我说，昨天9点30分有不少人没有到，今天9点30分又有许多人没有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希望我们能够互相尊重。我希望没有到的球员能够向我们教练说明原因。这一天里没有到的球员中，有唐全顺和鞠李瑾。鞠李瑾是因为前一天雨中训练受了点凉，回家后发烧了。
来来去去，队伍始终到不齐。我在申花队头两天的训练，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进行的。这时，没有什么训练上的具体要求，对我来说，有多少球员来训练，是最为重要的，至少说明谁是愿意跟着我这个教练，愿意在我们这个申花队里干下去的。这里还有一种信任。
但是，我已经感觉到了，这是一种“较量”，一种无形的较量，考虑了再三，也为了争取更多的队员能留下来，我再一次宣布，如果明天还不能按时报到的，不管是什么原因，卷铺盖走人！我想借来训练的球员把我的话传给没有来的队员，我不能一直防守而不反击。
我接手的居然是这样一支散漫球队，如果没有好的作风、没有意志力，这样的队伍能打胜仗吗？我要做的，也是最应该做的，便是把这支队伍整顿好，让他们有严明的纪律，让他们知道自己的责任，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有朋友对我说，根宝，这是上海队，不是你过去的国奥队，你不能用过去的那一套来管理这支上海队。应该有所不同啊。我说，比赛场上，对手是否会因为你是上海队而放松压力？事实恰恰相反，正是因为是上海队，人家踢得更凶！
第三天，愿意留下的都没有迟到。我想，这就是我的基本力量了，我应该紧紧抓住。这是申花队的基础！我得充分利用我新上任的威势，狠狠整顿，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一定要带出一支纪律严明、作风硬朗的球队来！我对此非常有信心。
8．七名老队员不想干了
但是三天后情况又有了变化，一些老队员提出不干了。
上午，守门员贾春华来找我，提出他不想干了。他说，不是因为你徐教练上台才不干，也不是吃不起苦，而是对这项事业并不由衷地热爱了。但他又说，我能跟着队活动吗？我回了他一句：“你既然对你自己的事业不热爱，还跟着队干什么？”我又说：“你打万宝路杯赛时守住了5个点球，龚副市长专门奖了你1万元，你能白白地把这些荣誉都丢掉吗？你再回去考虑一下。”
下午，另一位守门员蔡建林也提出吃不消，不想干了。蔡建林没有找我，而是通过桑廷良来跟我说的。那时我们一共才只有这两个守门员，都走了，谁来守门？我挺生气。但又想，为什么一天之内两个守门员都提出要走呢？原因是什么？是不是我在俄罗斯找了守门员库茨，他们感到有威胁了？我向郁知非汇报，又给金永昌主任作了汇报。当时球员的关系都还在体委。
金永昌让我去他家里谈。金主任对我说：“体委全力支持你的工作，有些老队员真不想干的也不要勉强，但不想干的原因要摸清楚，我想可能还有其他原因，还是要多做做工作。”第二天，我们做了工作后，蔡建林等人又留了下来。但是，仍有一些老队员不想于。我对此很难理解，这是为什么？他们从小就与足球结在一起，好不容易到了现在的层次，就这么轻易放弃，不可借吗？这里面到底有些什么原因？我决定亲自找他们谈。
我最先找了鞠李瑾。鞠李瑾是个不错的球员，很有实力。尽管我没有亲自带过他，但曾经把他列入国家集训队的名单。我告诉他，一，你的年龄还不大，还能踢球；二，你的身体条件比较好，现在你的水平还够得上入选国家队，三，你也入选过我的国家集训队，我们应该还是彼此了解的。鞠李瑾点头同意，表示愿意跟随我于下去。没有想到的是第二天训练又是下雨，他被雨淋后又病了。我让桑延良去看望他，他发着烧，看上去很虚弱。最后他还是表示不想干了，说主要是身体不好。到这时，我已经没有什么话好说的了，人各有志，不能勉强，我只得同意。
两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碰上了他。我问他在干什么？他说在跟着人家做生意。我说当初我们一起干有多好，你条件好，正是当打之年，退出去，多可借。我们都为你惋惜。言谈中，他也流露出些许遗憾。
人生就是这样，机遇可遇不可求，错过一次，也许对一生都有重大的影响。不知道我的理解与鞠李瑾的想法是否一致，在人生的岔路前，他选择了另一条路。也许他认为那也是一条很好的路，我祝愿他走好。
我还找了王钢。王钢是队长，忠厚、老实、不善言谈。成耀东对我说，现在这支队伍还缺右后卫，王钢是个不错的人选。王钢无论从年龄还是实力上讲，都是可以用的。再说他是老队员，在队伍里还是很有作用的。在原上海队里，像王钢、李龙海、林志桦、鞠李瑾，包括唐全顺等，应该说都有作用。
说起来我与王钢还有一层特殊关系，他的父亲与我的弟弟在一个工厂里工作，平时对我弟弟挺照顾。1983年王钢入选国家队时，正好我在国家队担任助理教练，我训练过他的。我对他说，作为一个老队员，我希望他能够支持我再踢几年。我还向他提出，纪律上和生活上要对自己抓紧。因为我听说以前这些老队员经常是称兄道弟，香烟相互递来递去。
王钢当时表示愿意留下来。几天后，他和妻子一起到队里来，我又把这些话对他的妻子讲了。那天，他带着小孩，我还让顾兆年扛了一箱健力宝送到他的车上。但当时我并不知道王钢心里非常矛盾，大顺队想要他去，他也动了心，只是还没有告诉我。后来，王钢还是离开了我们去了大顺队。
三年后又相见时，我们已是全国冠军了，王钢仍在甲B球队。他的太太责怪王钢当时不听我的话。他默默无语。
虽然王钢和几个老队员先后离开了申花队，去了大顺队，但我还没有忘记他们。1994年年底我们与德国凯泽斯劳膝队比赛时，后卫线人员不足，我从大顺队借了张卫华和王钢来。他们两个在队里的训练相当努力，也非常遵守队里的纪律。
我找的第三个老队员是李龙海。李龙海在队里是出了名的老黄牛。他平时话不多，但踢起球来非常认真，很符合我的要求。我对他说，你人品一直很好，人家都说你是老黄牛，队里也需要你这样的骨干，如果你有什么具体问题，可以提出来，我们看看能不能解决。他也很爽快，说希望能够帮助解决房子的事情。他说他的年龄大了，没有几年好踢了，希望能够解决一下。老队员这样的要求我认为是合理的，便答应他向俱乐部反映尽力解决。李龙海人很实在，工作也好做。在谈话之前我就得到“情报”说，他愿意干。
林志桦来了。这是上海队的另一位老队员，踢中卫位置。说起来，他与我有着特殊的关系。他的父亲林耀清是我的启蒙教练，从感情上讲，对他我应该特别对待。当时，我已经考虑好为他留了个位置，让他去当青年队的教练。由于彼此之间的距离近，因此我的谈话也直截了当。我问还能不能踢？如果不能踢的话，可以去当青年队教练。林志桦说，他是上海队的助理教练。我说，那时是体委时期任命的，现在球队关系从体委变为申花集团，老板换了。我的意思也很清楚，要想当一名好教练，总要有个过程，我认为从抓一些小队员着手，对自己积累经验非常有用。现在就想当一队助理教练，恐怕不太现实，而且也不可能。
我说，我从国家队下来后，到少体校当教练，培养了高洪波。那时我完全是业余的，就连饭也是自己做，没有人帮忙。两年后我去山西队，后来又到云南、火车头带队，然后再去体院读书，我认为这一段过程对我来说非常重要。中国还没有一个教练上任韧便当一队教练的，你还是从小搞起比较好。
林志桦也很通情达理，我们的谈话气氛非常友好。最后，林志桦说要考虑一下，我同意他考虑几天，后来他还是没有来。
张卫华是我第五个谈话的队员。张卫华身体条件好，头球不错，是后卫线上的一把好手，而且对他我是比较有把握的，他与成耀东一样，是我组建国二队时的第一批队员。说起来也算是“嫡系”了。我对他谈话也就比较随便了。我首先肯定了他的优点，接着也提出了批评，我问他第一天训练时为什么不到？
没想到的是，我们的谈话进行得很不愉快。张卫华提出的条件很现实，一定要解决房子问题，否则就不我对他说，我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个权力，这要看俱乐部。如果你要干的话，下午必须到场训练。他说他没有带鞋，我说我给你去找。但是到了下午，他人没了，没打招呼就走了，对此，我很生气。
郑彦也应该来报到的，但他年龄的确大了，自己也认为踢不了，干教练可能性也不大，因此也不来了。
唐全顺在上海队里是一个有灵气的射手，经常得分。但那几天他一直没有到队里来。直到我们训练的第4
天，他终于露面了。我说这个时候你来干嘛？他笑嘻嘻地说我来看看。我说：“三毛(他的外号)，我这次再给你一个机会，你来不来？”他仍说：“看看再说。你可别开玩笑呵。”我说我不开玩笑，我说的是正经的。结果他还是没有来。
说实话，这段时间我为这些老队员的事非常操心。我一个一个地与他们谈，是想能够“争取”几个留下来。毕竟，这些老队员无论在技术和经验上，都是很宝贵的。我希望他们留下来，能够助我一臂之力。因此，在来来去去的问题上，我对老队员一直留有面子，并希望能争取一个是一个。
正在这时，已经在队里训练的邱京巍，也不来了。邱京巍是队里的前锋，说实话，我很用得着他。他忽然不来了，到底又是什么原因？
后来我才知道，邱京巍的退出，是怕自己过不了12分钟跑的关。
其实，足球运动员必须进行12分钟跑的体能测验，并不是这一年开始的。只是这一年中国足协更加强调了。过去在昆明进行的12分钟跑测验，监考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些体能困难户，也是在队友的帮助下，拖着拉着抱着扛着冲过终点。而这次中国足协来真的了，不允许任何作弊的现象发生。这一下可劳了那些本来就视12分钟跑为畏途的球员，他们知道这一下可能难以过关了。其中包括邱京巍。他想了半天，最后还是决定离开申花队。后来他去了王后军带领的浦东队，因为那时浦东队还是乙级队(按当时中国足协的规定，参加乙级队比赛是不需要进行体能测验的)，帮助浦东队打入了甲B。
后来我还知道，唐全顺的退出，也是基于这个原因。有一次他对我说：“徐指导，不是我不想干，而是我12分钟跑不行。”
上海队变成了申花队，徐根宝当了主教练，一下子六七名主力队员退出，这事影响非常大。人们都在问：申花队到底怎么啦？发生了什么事？究竟是因为什么？
这一切对我这个新任教练压力尤其之大。我想无论我怎么解释，人家都认为是因为我来了，这么多主力才会走的。我的处境很不利，很尴尬。
对于这些老队员，上海的有关领导做了很多的工作，市体委主任金永昌请这些老队员吃饭，惧乐部董事长郁知非也与他们谈话，希望他们能留下来，为上海足球作贡献。但是最后的结果仍不尽如人意，他们仍然不愿意留下来。
经过这一段大波动后，到12月中下旬队伍终于基本上稳定下来了。在我的笔记本里，记下了第一批申花队的球员，他们是：李晓、蒋建明、吴承瑛、谢晖、朱琪、陈伟、朱炯、张勇、刘军、陆玮、申思、邱之胤、范志毅、吴兵、毛毅军、黄翌、成耀东、郭志文、姚俊、李龙海、贾春华、蔡建林，这些都是愿意留下来继续训练的。这就是申花队的基本力量。
94年1月8日，上海海华家具有限公司董事长柳孝明赞助了我们球队家具。在赞助会上，龚副市长忽然发表了长篇讲话，其内容竟然是围绕我如何到上海，并如何担任上海申花队主教练的。看起来，关于我如何到上海，并取得主教练一职的话题，外界早已传得沸沸扬扬了。这也难怪，上海这么个大地方，又有全国第一个职业化足球俱乐部，我这个离乡多年的上海人(在上海人眼里，我与外地人已经差不多了)“不费吹灰之力”便掌握主教练大权，许多人是看不懂，社会上难免有传言。看得出，龚副市长是想借此机会澄清一些问题。
龚副市长着重谈了为什么我到上海来，到上海后，俱乐部为什么聘徐根宝而不聘王后军。他首先说，徐根宝担任申花主教练的问题，是申花董事会聘任的，而他本人则主张徐根宝担任拟议中的东方队主教练。
龚副市长说：“去年上半年徐根宝来上海，我和金永昌希望他来上海搞02俱乐部，抓小孩子。东亚运动会时我又向袁伟民提出了这个要求，得到了袁伟民的支持。我希望足球场上要有竞争，因此我提出徐根宝在筹办02俱乐部同时筹建东方俱乐部队，也就是有了徐根宝去俄罗斯招聘球员一事。申花集团和黄浦区成立俱乐部后，开始提出的主教练人选是方韧秋，但方指导没有接受。在王后军与徐根宝之间，俱乐部最后定下了徐根宝，这是俱乐部与两人谈话后决定的。虽然我希望王后军带申花队，徐根宝带东方队，因为这更有利竞争。现在，申花俱乐部聘请徐根宝任申花队主教练，完全是董事会的决定，不存在任何其他因素。”
而后，龚副市长就申花队今年的建设对我们全队提了他的看法。他说：“我首先强调精神和队风。有了这两点，技术也会上去的。现在主要任务是抓好训练和作风、队风，成绩实际上就孕育于其中。纯抓技术是抓不好的，没有好的队风、作风，没有高昂的斗志和体能保证，所谓的技术也就是花拳绣腿，经不起碰撞，这一点大家都有共识。我们在巴西的少年队认为，在那里训练50天，等于在国内训练一年，这就是我们过去训练、作风与实战的严重差距。万事开头难，我们也不要对申花队期望太高。事物发展总有个过程，换个形式就是大变是不可能的。改革不会那么容易，重要的是作风和精神要有所改变，这是提高的基础。外界要多给予支持，多提善意批评，让球队在良好的环境中训练，不要非难，更不应无中生有，动摇改革的决心。”
关于老队员，龚副市长也说：“今天我再讲一遍，再给一次机会，如果还不想到队，那就不会再有踢球机会那天会议，我们全队参加，队伍整齐，没有打闹，更无抽烟。这是我们申花队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亮相，大家的反映都是：队伍变了。
9．“道听途说”加感觉，我订出第一份工资单
队伍基本稳定后，俱乐部一些工作也开始展开。教练球员的工资待遇问题，也摆到了重要位置。制订工资这样的事情是非常复杂的。但俱乐部郁知非很相信我，让我给俱乐部做个工资表。
这可是第一份职业球员的工资单。怎么做？基数是多少？全无参考文本，又不能拿国外俱乐部的来参考。我只能“道听途说”加上自己的感觉，拟订了一份初步的工资单。当时，中国足协定下的球员月工资上限是1500元，后来条例又做了修改，允许俱乐部根据自己条件制定。我听说广州太阳神队定的工资是2000元，上海阿克发队定的是1300元左右。而当时上海体工队一线运动员的月收入约1000元，教练员约1200元。
根据以上情况，我把平均工资定为1500元，分高中低三档，范志毅最高，2500元；刘军等队员中档，为2000元；吴承瑛、谢晖等年轻队员是低档，1000元。
比赛奖金，我定下的是赢球主力队员3000元，替补队员500元。
工资单具体如下：
范志毅2500元，李龙海2500元，成耀东2000元，李晓2000元，
陈伟2000元，刘军2000元，蔡建林2000元，贾春华2000元，朱琪
1800元，申思1800元，吴兵1500元，黄翌1200元，毛毅军1200元，
姚俊1200元，陆纬1200元，朱炯1200元，谢晖1000元，张勇1000
元，吴承瑛1000元。
教练员：徐根宝3000元，桑廷良2000元，顾兆年2000元。
这是申花俱乐部第一份职业球员工资单。这份工资单后来得到了俱乐部的批准。
10．非常感动
申花队第一年相当艰苦，说起来可能有人会不信，队里连一个球都没有。你能想象吗？踢足球的居然没有一只球！我们是向青年队借了10个球才进行训练的。我当教练经历也不算少了，但这种条件我还是从未碰到过。
那时队里穷，可真是穷得连训练服都没有。分队比赛服装要有区分，怎么办？还是桑廷良有办法，不知从哪搞来了布套衫，往身上一套，能看出不同就行了。伙食更不用说，当时队里的伙食标准低，后来申花惧乐部定下每人每天30元，但是食堂管理不善，烧饭师傅的水平也不行，队员们反映说队里的菜还没有家里妈妈做的好吃。
食堂是间破旧的大房子，四面通风，那时正值冬天，菜上来就冷。吃饭时大家围坐在一个巨大的砧板周围，有点像过去大跃进时代农村里吃大食堂。
宿舍正在装修，中午就在没有装修的北房休息。那几天，正是天寒地冻，洗完脸毛巾挂上不久就会结冰，没有人敢睡觉，大家都怕感冒。
1993年正是上海三年大变样的第一年，到处在修马路，修高架，几乎每条马路都堵车。那时候队员的经济状况远不如现在，不敢每次训练都叫出租车，因此经常有迟到的。据桑廷良统计，第一个月队里迟到累积次数有一百多次。我从不听队员解释，迟到就是迟到，不管是堵车还是别的原因，只要是迟到，哪怕一分钟(当时我让桑廷良和顾兆年站在门口拿着秒表等着)也得受罚。经过将近一个月严格治理，迟到现象终于渐渐减少了。
有一个星期天，一早起来便见窗外一片白茫茫的大雾。我们都以为今天9点30分前肯定集合不起来了。那时我们是一周训练七天，谁知9点不到便有球员三三两两地来了，不到9点30分，全体队员竟然无一人缺席！其中吴承瑛是早上五点多就起床挤公交车来的，当时我真的非常感动。我在集合时对大家说道：“今天这么恶劣的天气，没有一个迟到，非常可贵。大家从很远的家里赶来，并不在于为了参加半个小时的跑步。这点运动量对于一个职业球员来说不会有多大的作用，这里最主要反映的是球员的精神，我们整体的精神，这支队伍是具有严明纪律的，而这对于球队的建设和打胜仗，是非常重要，我感谢大家！”
这一天我特别兴奋，特别有感触。从第一天报到，时间过了半天仍没有集合起队伍，到漫天大雾却无一人迟到，这支队伍的队风、纪律，终于树立起来了！这一段时间我们艰苦训练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了！
11．老队员报复新队员
队风虽然树立起来了，但好的作风只是基础，要想成为一支强队，更重要的还是训练，刻苦的训练。尤其是对我们这支青黄不接的球队来说。
我们坚持一天练两次，坚持一周七天不间断的训练。而过去上海队每到星期六下午便放假，星期天放一天假，直到星期一下午才报到。我要求星期六和星期天，也要训练半天。我想通过这种强硬的训练，调动球员的状态和积极性，不让他们思想上松劲，初创阶段，总是最艰苦的。
由于七名者队员离开申花队，训练人数都保证不了，我便从青年队调了几个人，其中有谢晖、吴承瑛、张勇、张佳平等人。当时，这些年轻球员的基本技术都不规范，记得谢晖、毛毅军等，虽然个子高，但跳起顶球的动作都不对。我便自己做示范，做完后让成耀东再示范给他们看。从1993年12月到1994年1月申花队成立的这一月里，我们的训练效果非常好。
这时，大连万达队也在上海训练，我们约了一场练习赛，结果以3比0获胜。赛后徐弘对我说：“徐指导，看你们申花队比赛，就像是我们当年的国二队，看出点抢逼围来了。”
过去几十年来，中国足球存在许多问题，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便是软，经不起对抗。我们国二队和国奥队后来在国内联赛成绩不错，就是因为我抓了抢逼围，从丢球后的回抢开始。当然，要想在比赛中体现这种硬朗，平时训练中就要像比赛时一样地严格要求、真刀真枪。
习惯了松松垮垮训练的球员们，对这种真抢真铲极不适应，谁也碰不得，稍一碰撞就吵嘴，甚至打架。12月23日下午的分队比赛，陈伟与黄翌打架，我立即把他们轰下场。晚上在全队会议上还让他们做检查。
我批评说：“这就是我们水平上不去的原因。平时训练与比赛脱节，训练对抗，不拼不抢，碰一下就要报复，这叫对抗吗？今天打架就是典型的例子。我们要提倡真本事，踢人谁不会？业余队里有的是。今天这事危害很大，比赛中你们这样做，只有两个结果：一，影响极坏；二，红牌罚下，最终受损失的还是集体。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源，还是对对抗的认识不够。陈伟，你记得以前在国奥队时吗？当时与朝鲜队比赛，人家踢你你还控得住球，但现在你退步了，一碰就叫，每次与裁判闹，都有你的份！黄翌你也有坏习惯，一下都碰不得，骄气，认为自己了不起。”
要让队员们认识到对抗的重要性，改掉过去留下来的坏毛病，是很难很难的，尤其是一些老队员，被新队友碰撞后还要抬脚报复。每到这时，我都要让训练停下来，给大家讲道理，对这种现象提出批评，强制性地让队员们知道，这种实战性的训练，对于今后的比赛是非常重要的、必不可少的。我说，过去大家训练时和和气气，真要对抗时便软了。这种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有一次，一位老队员被铲倒，火了，爬起来就朝对方踢去，我当即把这位老队员轰了下去。
12．先踢他几脚，上海人就怕了
我任国二队主教练时，训练队伍的指导思想是快、抢、前。当时的中国足协主席年维泅要求我们说，中国足球要解决一个抢宇，解决中国球员一碰上抢就不行的老毛病。一提到抢，大家都不愿意，认为这太辛苦，认为这不是技术，实际上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其实抢的技术与进攻技术一样的重要。抢是防守技术的一部分，它与进攻是一对矛盾，是对进攻技术的促进。
过去一遇到逼抢硬朗的球队，我们的技术便不行了。这一点我过去在国家队、国二队，已经有了深刻的体会。1992年2月参加在吉隆坡的奥运会预赛亚洲区决赛，我们国奥队都由能抢、能跑、能对抗的球员组成，打起来很有气势。但是外界批评我们打得太粗糙。到了吉隆坡后我没有坚持下去，而是换上了许多南方球员，试图打“技术球”。吉隆坡失败后我自己总结出许多教训，其中最主要的一条便是没有坚持以往的打法。放弃了身体好、力量强、冲劲足、逼抢凶的特点，去与韩国队进行“技术周旋”，这注定是要失败的。我要改变中花队，改变上海足球，就是要突出快、抢、前，更突出一个抢字。我心里知道，让上海球员这么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抢，是永不言败的精神体现，也是积极进取的气势所在。我要求队员们主动出击，一鼓作气，不借一切代价将丢了的球抢下来，再攻到对方的禁区里去。一人抢，众人围，多方堵，要想改变上海的“软脚蟹”作风，就是从抢开始。过去北方队一遇到上海队时在准备会上就讲，上去先踢他几脚，上海人就怕了。他们一怕，球就好踢了！
快抢前，就是以抢为中心。其中雨天泥地里训练铲球，很能培养队员们的意志力和吃苦精神。我与他们一起在泥地里练倒地铲球，我对大家说，过去我们练铲球时队员不愿意倒地，不愿意跑，不愿意鱼跃，因为这是最苦、最累的，而实际上，在比赛中这却是让对手最害怕的，在场上最有用的。在这段时间里，我最强调的便是对抗，便是铲球，一周内起码要练3
次。练完后马上分队比赛，要求将铲球技术运用到对抗中去。我还要求队员们一人抢，其他人移位，准备封堵，而不是站在边上看。队员们都非常年轻，肯花力气，训练效果非常好。
那段时间，是我当教练以来最辛劳的。每次训练完回到白玉兰宾馆暂住地，6点半洗完澡，7点还来不及吃饭，我便倚在床上睡着了，一直要到晚上11点宾馆总经理钱丽芳派人敲门叫我去吃夜宵时，我才能醒来。那段日子，我就是在这种状态下工作的。我心中唯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尽快把申花队带出来。
13．俱乐部要我“安心工作”
虽然训练工作很辛苦，但我从没放弃过搞02足球俱乐部的设想。训练三周后的一个星期天，我约了普陀区体委管足球的领导一起，谈有关02俱乐部放到普陀区训练的事。这事传到了俱乐部，引来了一场轩然大波。
那一天我到队后，发现队里墙上忽然多了一条标语，写着“安心训练搞好队”之类的口号。我感到很奇怪，队里谁不安心了？我问桑廷良和顾兆年，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训练完后，俱乐部两个同志来找我谈话，对我提出一些批评，大致是这么几点：一，老运动员的除名权不在你这里，不是你想不要就不要了；二，正是由于你到处乱讲话，老队员的工作给你搞坏了；三，你平时态度太凶，不利于队里团结；四，你不安心工作。最后，他们要我考虑后果，要我对1300万上海人民负责。
我听了这话马上来火了。反问道：“我是怎么搞坏老队员的工作了？除名的话我是经常说的，不干就走，本来就应该是这样。但我也知道，最后决定权在你惧乐部。关于请老队员回队的事，我在足协也听说了一些老队员的反映，说俱乐部请、金永昌请、为什么根宝不来请？我是没有去请，这是真的。因为最后与他们一起训练、生活的是我，我能去请他们吗？这样的话，这支队伍还怎么管理，我这个“黑脸”还怎么唱？再说，我与他们都谈过了，欢迎他们归队，还做过许多工作。龚副市长也说，门是开着的。领导都说门开着，我能把它关上吗？老队员干还是不干，关键还在他们自己，为什么要我去请？说我态度凶狠，我找队员们谈话做思想工作你们知道吗？你们没有跟队，不知道我这一个月里与队员们谈心达上百次，我承认我有时挺凶的，还要让队员吃‘麻栗子’(用手指敲头)，但这是为了训练，为了队员们进步。至于说我不安心，更是无稽之谈。我哪里不安心？我的家不在这，我的家属不在这里，我从早到晚在这里，嗓子也喊哑了，你们看看现在这条件，看看这办公室，每天回到住地顾不上吃晚饭便睡觉，晚上11点起来才吃晚饭，我是哪里不安心？”我一口气把这些日子心中的郁闷吐了出来，当时我非常激动，这一通话说出后，谈话自然是不欢而散。
当我冷静后想想，可能是有关我联系02俱乐部的事，被惧乐部知道了，他们不太高兴。两天后，郁知非和孙春明在申花总部请我们教练吃饭，听我汇报队伍情况。郁知非听后比较满意，关于02的事也没提。
这次冲突后，我开始对02的事小心起来，我知道，比较申花队，02俱乐部应该是放在第二位的。1994年我们取得第3名的成绩后，郁知非对我说：“02是你的心愿，我可以帮助你。”但那也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上。直到1995年夏天我们队伍较稳定时，我才正式成立了02俱乐部。
14．队里住进了一位不速之客
尽管我与俱乐部的矛盾有了缓和，但由于有了这么个插曲，相互间总有那么一点隔阂。一天，郁知非对我说，以后俱乐部总经理办公室要设在江湾，队里与俱乐部一周或二周开一次联席会议，每个阶段要有总结，每周计划要向俱乐部报告，对外界我们要唱低调，对新闻界要尽量少说话，我们公开目标是第6名，但内部要向前三名努力。
我敏锐地感到，俱乐部还是对我不太信任。要我汇报，要开联席会议，总经理办公室要设到江湾来，到现场“盯”我，对外界唱低调，每周要报告，好像要把我捆住。这种不信任的感觉，让我很不舒服。
过去我当国家队、国二队和国奥队主教练时，尽管每周也要向训练局、向年维泅汇报，但工作还是让我放开搞，训练计划有时报上去，有时根本不报。我非常欣赏荣毅仁老人送给我的八个字：“集思广益、独断专行”。
俱乐部这种与体工队完全不同的做法让我难以接受。我喜欢那种我行我素的做法，我希望自己的工作建立在领导必须信任我的基础上。信任我，我就投入，并为此负责。这种信任其实也是一种压力，一种促进。俱乐部这样做，像是不信任我，像是要监督我，这种于法，我从未经历过，尤其对于我这样一个不太愿意让人束缚，个性又极强的人来说。
但冷静下来我又想，我们都是在进行着一项过去从来也没有做过的工作，职业俱乐部是什么样？内部管理又是什么样？我们都没有碰到过。在这个时刻，我不能意气用事，该忍之处还得忍。我想，等我出了成绩，再来证明谁是谁非吧。好在我对这个队非常有信心，只要把训练抓上去，我们一定会出人头地的。
后来也怪，订了那么多条，最后都没有实施，联席会也不开了，总经理办公室也没有到江湾来。我想，这大概是经过了最初的磨合后，大家都感到没有必要去这么做，或者是没有这么做的紧迫感。至今，江湾仍是球队的住处和训练地，俱乐部办公室仍然在市中心。
有一件事情，至今想来仍十分有趣。虽然联席会议不开了，总经理办公室也不设了，但有一天，队里忽然来了个40岁左右、原在普陀区干公安工作的中年人。当时的俱乐部联络员张德发对我说，他是来申花队担任保卫工作的。
这人搬进队后很少与人说话，我们始终吃不透他到底是干什么的，但我们相信，他绝不是为“保卫”而来的。
两周后，他悄悄地把桑廷良拉到一边说：“明天我要走，其实我是到队里来了解你们每天工作情况的。两周来，我看到你们训练非常辛苦，工作非常繁多，而且如此地投入，尤其徐教练，让我非常感动。”听了桑廷良转告的这些话，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对于申花集团来说，他们也从来没有正式接手过球队，也不知道球队的管理和建设应该怎么做，他们对足球运动的特殊性了解得不够，因此把管理企业的模式简单地套用到球队，这大概也是初创时期我们之间产生矛盾的主要原因吧。
副领队张德发后来与我的关系也相处得很好，大家无话不说。有一次他对我说，根宝你知道嘛？这半个多月来，我挨“克”了。我说，你应该被“克”。你要了解队，就必须与我们从早到晚呆在一起。你必须了解我们的队，了解我们球员，了解我们的训练，你只有真正了解了，才能向俱乐部汇报我们真实的情况。我开玩笑地对他说，你挨“克”是完全应该的。
由于俱乐部对我逐渐信任起来，我们的工作关系就理顺多了。
为什么我要提这件事呢？因为我认为这些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并不是孤立的。这也是旧体制向新体制转化时一定会出现的，它并不是依照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想，在其他俱乐部，俱乐部与主教练之间的关系上肯定也会发生这种事情，仅仅是表现的方式不同罢了。有矛盾就会有冲突，就会有进步。我想，我与俱乐部之间的这些矛盾，为现在和将来的俱乐部工作提供了一些教训。
15．俄罗斯外援来了
94年1月26日，三名俄罗斯球员来到了我们申花足球队。
当时我们是初创阶段，说起来是职业队，其实连一个像样的住宿地方都没有，训练的场地也不行，餐厅像个大伙房，集中开会的地方也找不到，厕所连脚都插不下去。整个基地，甚至一身整齐的训练服装都没有。尽管俄罗斯也有许多困难，但是像我们这里的条件，他们恐怕是不会想到的。
当时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住在江湾，那里正在改建，乱七八糟的。吃饭问题怎么解决？他们能与我们一起吃大锅饭吗？一想到黑头发的和黄头发的坐在条凳上，
围着一个如砧板一样的大桌子吃饭，我就觉得好笑。还有，他们住在哪里？由于宿舍改造，球员们都走训，他们要走训，走到哪里去？这些都要我这个主教练去解决。
住的问题还好解决，我与白玉兰宾馆老总钱丽劳打了招呼，他们非常支持，让他们佐在白玉兰宾馆，与江湾训练基地很近。每人给买一辆自行车，车费也省了。但吃的问题不好解决，考虑到经费，开始商议的是早餐在宾馆，午餐和晚餐在基地。但几天之后，这些俄罗斯球员反映吃不惯。最后我与他们达成了妥协，午餐在基地，早晚餐在宾馆。那些“小毛子”听说能够在宾馆吃西餐，高兴得眉开眼笑。
吃住问题解决了，下一步就是训练了。说实话，我对他们的能力，对他们能否在中国干下去，心里一点底也没有。当初我出去挑外援，领导给我的要求是“引进就是胜利”，因为对于上海来说，引进外国球员，在中国足坛是开先河的。再说，当时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也没有那么多的资金，我只能在乙级队里去挑，而且只凭录像和自己的感觉。
经过了三天的训练，我问他们感觉怎么样？
那些俄罗斯球员反映肌肉酸痛，莎莎甚至说，他们不习惯这种训练方式和强度。在俄罗斯他们每天只练半天，练完以后便开车回家，这里却是上下午都要练。再者，他们对我们的力量训练尤其不习惯。在俄罗斯，他们是不练力量的。
莎莎看上去身体单薄，瘦瘦的，两条腿很细，一撞就倒。我问他，你的力量为什么这么差？他满不在乎地说，在他们那里从不练器械力量的。我感到这样下去不行。我不管俄罗斯人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反正我认为一个足球选手，如果身体力量不行，经受不起冲撞是肯定不行的。当时我就对他说，在我这里，你是一定要经过这一关。经过一段时间的器械训练，莎莎与瓦洛佳的腿部力量明显增强。在分队训练时，再也不是一撞就东倒西歪了。这说明，我的力量训练指导思想和训练方法是可行的。在后来长期的比赛中，队里伤员少了，比赛中拼得出，就是到了下半时照样冲劲不减，这确实与我们经常保持力量训练有关。
莎莎是个老运动员了，但出国踢球还是第一次。对于他来说，到中国踢球也是一桩非常新鲜的事。我问他，如果我们与你所在的斯密那俱乐部队比赛，我们能不能赢？他说，能。我问为什么？他说，申花队里有许多技术好的球员，如成耀东、刘军、李晓、陈伟等，整体实力强于斯密那队。
对于中国球员来说，与外籍球员一起踢球也是一件新鲜的事情。但是几天以后，这种新鲜感没有了，球员们对这几位“黄毛”来抢他们的饭碗有了看法。一些人反映，莎莎和瓦洛佳水平不行，连年轻球员都不如。这就像后来我在大连万达，我挑了艾里，但大家都说艾里不行一样，这是后话了。
那段时间，这几个俄罗斯球员确实没有什么突出之处，引来球员们对他们的反映也是正常的。有一阵子，瓦洛佳练得不起劲。我问是什么原因？莎莎说瓦洛佳感冒了，身体不太好。我对他们说，在中国，一般感冒只要不发烧都照常上班。当运动员的有时比赛需要，即使发低烧也要上场。莎莎说，在俄罗斯不是这样的，患感冒要休息一周。过去我也听说过外国人对感冒非常重视，他这么一讲，我也没有坚持。
这3
名俄罗斯球员在队里训练了一段时间后，我对他们也有了基本的看法：守门员库茨的特点是高球好，门前判断不错，但低球差，缺少力量，与蔡建林、贾春华属于同一档次；莎莎33岁，组织型前卫，特点是防守能力强，可以打不同的位置；瓦洛佳年轻，有冲击力，体力好，门前的感觉还可以。事实证明了我的看法。在1994年，瓦洛佳一共打进了10个球。考虑到他们在比赛中的作用，我们留下了莎莎和瓦洛佳，库茨让他先回去了。
16．“如果搞上去了，你也是人才”
1994年1月29日，在北京召开全国足球训练工作会议。在会上，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讲到人才问题时说：“各行各业都有人才，中国体育界也有人才，袁伟民是人才，马俊仁是人才，足球界虽然没有成绩，但我看也是有人才的，高丰文虽然胖了些，现在不行了，但也是人才。”他对着我说，“你根宝能不能成为人才，就是看你能不能把申花搞出点样子，把成绩搞出来。如果搞上去了，你也是人才。”
尽管我率领国奥队没有冲出亚洲，但伍主任对我的印象仍然不错，无论是我的训练计划，还是我带队的风格，他都很欣赏。伍主任在与我谈话时曾说：“根宝，你马来西亚如果成功，你做的许多东西便是经验了。”伍主任相信我是有能力的，因此在会上提我。他是让我不要泄气，也是要足球界不要泄气。我知道伍主任的用心，我把伍主任的话看作是对我的期望和鞭策。回到宾馆，躺在床上我就想，这几十年，尤其是近几年来，我走过辉煌的道路，也在马来西亚栽得头破血流。如果马来西亚成功的话，我就不是现在这种情况了，国家队主教练的位置，也不会莫名其妙地丢失了。一想到这，我就有点不甘心，又有一种跃跃欲试的感觉了。我也想，以前在大赛中失败的教练，都一个个无声无息了。但我并没有倒下，我跟了施拉普那一年，不能体现我的本事。这次职业足球改革，不正是者天向我徐根宝张开幸运之手吗？我必须抓住这次机遇，必须干出名堂来，让所有人知道我徐根宝还是有本事的。我要靠自己的实力重新站起来。开完会第二天，我立刻赶回上海，参加训练。
17．提出“抢逼围”
闭门苦练了两个多月后，我们终于要参加比赛了。南京方面发来邀请，让我们去南京与江苏队打一场公开赛。
我既兴奋又担心。兴奋的是终于有比赛的机会了，就像是一支终日排练的乐队得到了到舞台上表演的机会。但也挺担心的，毕竟这是我们的第一场演出，如果演砸了怎么办？
上海的新闻界对我们第一次公开比赛相当重视，各大媒体的记者都去了。赞助服装也到了，我们申花队终于第一次服装整齐了。在南京车站下火车时，大家着装整齐，格外精神。接站的江苏体委的同志开玩笑地说：“哟，不得了，职业队来了！”
南京的比赛对我和球队来说，是一场非常重要的考试，它将检验我们过去两个月的训练成果，检验我为申花队制订的训练计划是否成功。不巧的是，刘军在训练中腿拉伤了，成耀东也受了伤，范志毅在国家队，朱琪、申思在国奥队，能打比赛的，基本上都是年轻队员。
那时我正生病，大家劝我别去了，但我还是随队到了南京。我们住在五台山体育场招待所，我和桑廷良、顾兆年；人佐一间房。晚上，电视机里播放AC米兰队与帕尔马队的比赛，我让桑廷良统计一下，进攻时一脚、两脚、三脚传球有多少
？统计结果是占全部传球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这说明外国强队进攻时也是强调盘带少，强调一脚出球的，这与我们的训练思路是一致的。赛前准备会上，我给队员上了1个多小时的业务课，又给大家讲了AC米兰队和帕尔马队比赛的传球统计。我说我们对江苏队并不了解，但关健是要打出我们自己训练的东西来，打出快抢前的指导思想来。
年轻队员都很紧张，左后卫吴承瑛显得特别紧张，他跑起来晕头转向，还在禁区里为对手制造了一个点球，幸亏蔡建林扑出。而莎莎一个直传，由朱炯打进的那个球却非常漂亮。
这场比赛我们最后4比1赢了，但场面上却看不出优势，江苏队的体能比我们还要好，这些都是我没有想到的。
比赛打完了，主办单位给我们送来一万元出场费。我们队里球员加干部共30人，这一万元如何分？据原上海队的年轻球员介绍，过去打这种友谊比赛，老队员一般不上场，都由年轻球员比赛，但分奖金时不上场的老队员比上场的年轻球员还要多。这不合理，应该拉大上场的和不上场的，主力与替补的差距，拉开十倍的差距，这是第一次。
这样的分配方案在当时中国足坛是没有的，大家担心会有问题，我说为什么不试一试呢？主力队员如朱炯、毛毅军等人拿500元，不上场队员一律50元，安排好后由顾兆年去分钱。他迟迟不动身，对我说，这50元那些老队员会要吗？
我说他们肯定会有意见。但你只管发下去，他们不敢不要。我就是要让他们知道多劳多得这个道理。
对江苏队的比赛是我执教生涯的第一场职业比赛，也是第一次按照想象的职业化进行的比赛，从服装、分配到用人等。这场比赛，我总结出三个第一：
第一次比赛测验，第一次竞争机制，第一次按劳分配，这在中国足坛，恐怕都是第一次。
在回上海的火车上，我终于松了口气，心里暗自念道：老天有眼，让我们能够回去痛痛快快过个年。这一天是农历小年夜。
虽然在南京与江苏队打了场比赛，但是外界还不怎么清楚中花队水平到底如何，各种猜测都有，其中有许多是针对我本人的。尽管我出生在上海，但由于长期效力于八一队和国家队，在感情上与上海的球迷联系没有那么紧，他们对我还不太了解。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我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失利，9分钟失了3个球，给人家的印象太深了。建队初期，一下子走了七个老队员，球迷们普遍认为靠那些小青年撑世面，中花队肯定不行。听说有一次球迷座谈会上，球迷们的发言非常激烈，他们普遍对上海足球悲观失望。认为徐根宝只会长传冲吊，不会“PASS”(上海人对技术足球的统称)，抢逼围下去，上海足球与北方队没有什么两样了。其实，我也知道，球迷们打心眼里不喜欢这种大刀阔斧的风格，他们对“精致”的上海足球还有着很深的感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迎来了建队以后在主场进行的第一场比赛。
2月23至17日，上海东方电视台举行东视杯足球邀请赛。参赛的有八一队、江苏队、北京队和我们申花队。第一场比赛我们与八一队对阵。场上的观众不多，大家都愿意在电视里看比赛。我要求队员们把平时练的东西拿出来，要像小老虎一样去拼八一队。
比赛的结果是1比l。毕竟是第一次在自家面前亮相，打得有点紧，看上去热闹，但场面有些乱。第二天一大早，我与龚学乎副市长通电话。龚副市长说，吴邦国(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昨天也看了你们的比赛，不过是开完会后看了下半时的一段。他说，吴邦国问两家怎么都跑不动了？看来体力有问题。龚副市长还补充了他的意见说，你们的技术太粗糙，特别是在下半时，失误太多，究竟是什么原因你要找一找。
我没有想到市里领导对我们申花队会这么重视，回去我把这些向队内的干部传达了，并要求队员们一定要打好第二场。
第二场比赛对江苏队。在赛前的准备会上，我总结第一场的经验教训后，要求大家减少失误，提高抢的成功率。我说，你们别看江苏队输给了北京队。但从场面上看，这两家都差不多。江苏队还是有实力的。我还告诫大家，不要以为在南京赢了人家4比1，那是我们机会掌握得比较好，人家也有许多机会。
这场比赛打得还可以。虽然说没有那么多的紧张场面，但1比0比较平稳地赢下来了。最主要的是抢逼围把对方逼住了。他们几乎没有机会。
最后，我们与北京队争夺冠军。这场比赛，高峰被冻结了。但最后的结果，却是北京队夺得了冠军。
没有拿到冠军，但在上海的第一次亮相得到了普遍的认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想不到这些小鬼还可以。在这三场比赛中，我提出抢宇：抢为中心，用抢促进各方面的提高。我对球员们讲，抢是体能的反映，如果没有体能，怎么抢得起来？没有力量，没有速度，只能跟在人家后面，怎么去抢？抢也是作风的表现，关键的时刻，在大家体能都下降的时候，就看你的意志品质了，看你。能否咬牙挺得佐。不要以为抢球只是力气活儿，抢也是技术，一种防守技术。如果你技术不行，被别人过了，还抢什么？像我们现在，动作太大，一抢就犯规。这里面有没有技术？当然有，抢还要讲究整体配合，比如说把对手往边上逼，尽快离开中间的危险区域，一人上去抢，其他球员要注意保护，要有预判，估计可能出球的方向，及时断球。这难道不是技术与战术的结合吗？
以后被人们广泛议论的“抢逼围”便在这次比赛中作为口号提出来的。但是，“抢逼围”在申花也不是一帆风顺。
18．改造李晓
谈到抢字，我不得不谈一谈李晓。
李晓是我1986年从上海青年队调到国家二队的。他当时给我的印象是踢得软，丢球不抢，胆子小。我用了几乎一年的时间，采取强制性手段让他改变了这些缺点。一年之后，李晓直接进了上海一队，在第六届全运会上还踢上了主力。但这次我接队，发现李晓似乎又回到以前的老模样了。但这次对他的改造，要比1986年辛苦、困难得多。
东视杯的三场比赛，我考虑最多的便是对李晓的使用问题。李晓在南京与江苏队比赛时是替补上场的，但后来与对手发生争执，被我换了下来。
李晓技术不错，有速度，踢球也有灵气，但比较懒散，不肯跑，防守意识差，不积极参加防守，这是我不能容许的。在我的要求下，任何队员都要参加防守，从失球的第一秒钟开始。因为你在前面堵了，即使没有抢到球，也会给后面的防守布阵赢得了时间。
这三场比赛就是我强调作风、改变队里的面貌，树立新气象，为甲
A打基础。因此我强调，作风不过硬的球员，不能上场。
我让李晓打替补，是想了解一下其他前锋的能力如何。我先用张佳平，再用谢晖，然后把李晓换上场。比赛结束后惧乐部人士对我说，你在比赛中换人上有问题。我问什么问题？他们说，李晓应该用，不应该换下来。我说他在场上不贯彻我的意图，不抢，我不能用他。
那段时间，关于李晓的使用问题一直是大家谈论的焦点。我不得不承认，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少数派。许多人都问我，为什么不用李晓，我总是用同样的理由试图去说服他们，但没有什么效果。我不是对李晓有什么偏见，我想，建立这么一支球队，就像一支军队，一支有疯狂冲击力的，人见人怕的军队，这就需要11个不知疲倦、勇猛冲锋的勇士。谁也不能特殊，不能看着别人努力而自己无动于衷。
这段时间，谁也没有说服谁，我依然保持自己的看法。直到联赛前，郁知非与我又谈起李晓时非常恳切地说：“根宝，在用人问题上，你是主教练，你有权力决定谁上和谁不上。但这次你就先用主力吧，通过比赛表现再看怎么办。”
经过这么多的“折腾”，李晓比以前提高了，在后来的联赛上，他的表现还是不错的。1994年对于李晓来说是又一次飞跃，又一个高潮。这个高潮之所以能够到来，与我们对他的严格要求，改变了他丢球不抢，软、胆小的毛病有很大关系。当初成耀东向我介绍时说，李晓已经不是过去的李晓了，他退步了。但经过1994年的“改造”后，李晓又进步了，后来他调入国家队，在亚运会上打得也不错。
其实，李晓的问题，也反映了老上海队的问题，那就是有灵气，有技术，但作风不硬，体能差。对李晓的改造，可以说是对上海队改造的一个缩影。当李晓在场上奋勇追击、拼抢时，我心里暗想：李晓，我终于把你改过来了！
19．小范刚归队，就要请假
中国足坛一年一度的昆明海埂春训又开始了。
我们到达海埂后的第三天，范志毅从国家队集训地广州赶来报到。第二天我们要与海牛队打一场练习赛，就对他说，你明天先在边上看看，了解一下我们队年轻球员情况。
从申花成立到现在，范志毅还是第一次回到自己的队里。他对申花队并不了解，看到这些队友他瞪大眼睛说：“就靠这帮人去打比赛？”我说、“只要大家努力，没有打不好的比赛。想当年国二队时你也不行，现在不也行了？我们当年国二队拿冠军人家想得到吗？”
我们在海埂打了4场练习赛，4比1胜海牛队，2比0胜佛山队，2比1胜天津队，4比1胜吉林队。辽宁队的门将徐强看了我们的比赛后说：“你们简直就像是一群疯狗！哪像是上海队？！”
范志毅看完我们第一场4比1赢海牛队的比赛后说：“哇，这帮人真能跑，真能抢，体力怎么这么好？！”那场比赛，我们上的是陆玮、瓦洛佳、谢晖、张勇、吴承瑛、程海峰等，都是年轻人。这场比赛一打，震动老队员，也惊动了海埂。申花成立后大换血，大家对申花并不看好，谁知申花队完全没有了老上海队的样子，变成了一群“疯狗”，人们开始刮目相看了。
第二天，队里组织爬西山，我规定昨天投打比赛的全都要去。范志毅提出不去，说要请假。我说，你刚从广州回来，怎么就要请假？范志毅说是来了几个澳门朋友，而我得到消息是他刚与李倩交上朋友，正密不可分呢。
但他还拿者上海队眼光和处事方式来看待问题。我说不行，你可以不去西山，但假不能给。你必须与昨天打比赛的主力一起活动活动。
看得出他不太高兴，几天后仍然带着情绪。我找他谈了一下，我说：“小范，现在的中花队已经与过去的上海队不同了，应该以新的标准要求自己了。你到国家队后我们队的情况你只是听说，现在你看到了。小范，你从小在我这里训练，你对我来说是祸是福，我现在还不知道。你如果好了，是我的福，你如果不好的话，便是我的祸。”奥运会小组赛我们对朝鲜队时，小范顶进了一个球淘汰了朝鲜队，但在吉隆坡决赛时他却不行了。
小范到底是老队员，而且跟我的时间很长，基本觉悟还是有的。尽管心里不痛快，但他还是老老实实遵守队规，呆在海埂没有出去。我知道，如今的申花队，小范是个“头”，“捉”住了他，队里的工作也就省心了一半。这一周，大家练得都很卖力，申花队训练场周围，总是围着许多人，因为这里的声音最响，动作最大，一些教练和队员都来看我们训练，这无形之中使大家练得很兴奋。
20．最好的照顾是严格
几天后的一个中午，我正在屋里整理笔记，成耀东走了进来。看他那神色我便知道，肯定是有事求我。果然，他是来请假的，要请一周的假，回一趟上海。当时一听我就不高兴，我想，你成耀东体能测验是个困难户，12分钟跑都成问题，现在离测验时间已经很紧了，为什么还要请假呢？你考虑过体能测验的问题吗？
成耀东对我说的理由却不能不使我“心软”：他太太刚从加拿大回到上海，一件有关签证的问题，非要他去不可。怎么办呢？我说：“离开昆明，要经过春训办批准，还要俱乐部的同意。这不是我个人能够决定的。再说，你请假一周，你的体能测验肯定就完了。你说怎么办？”他说：“在昆明我可能是测不出来了。但我保证补测成功。”后来他确实是补测过关了。但当时我还是不敢拿主意。我想，成耀东的困难确实应该考虑，但他是队里的骨干，如果成耀东开了这个头，其他人怎么办？我找桑廷良和顾兆年两个助手商量，他们也拿不定主意。左右为难之际，我向俱乐部作了汇报。俱乐部来电说，让我们根据情况处理。这样，我最后还是同意了。当天下午，成耀东便离开基地，飞回上海。看来他是挺急的。
这段时间最令我头疼的，是队员不断提出请假。说实话，我不是不愿意让队员出去，但是我担心我们这支队伍刚组建，一切都得从零开始。领导对我们的期望又非常高，把这次足球改革作为中国和上海体育改革的窗口，如果我们不横下一条心，全心全意地苦练，怎么对得起大家的关心，怎么来证明自己呢？
队里走了七名老队员，剩下的几个骨干球员，便成了老队员了。老队员在队里的作用很大。他们在场上是主力，在场下对年轻队员有影响作用。老队员的工作做不好，队里的管理要上台阶是很难的。
队员与教练确实是一对矛盾。队员总想休息得多一些，照顾得多一些，对他们松一些。但是教练不能这样做。如果这也考虑那也照顾，队伍的作风便没办法形成，没有过硬作风的球队，是不可能有坚强意志的。
有一次，蔡建林和李晓来向我请假。我没有同意。蔡建林便说，范志毅和成耀东没有请假都能走，为什么我们请假反而不行？
我把成耀东找来，问他为什么不请假就外出？
成耀东说他没有外出，而是在楼上青年队。我马上让桑廷良去青年队问一问，桑廷良回来说，青年队的人说没见成耀东来过。成耀东转口又说，他没有离开过基地。这时，你能说什么呢？
我真是又好气又好笑，你没有拿住他的把柄，你怎么处理他？总不见得为这么一件小事兴师动众调查吧？我想，成耀东是个很聪明的人，他应该知道我们对此的态度了，不能逼得太急，这样有利于问题的解决。我就说，你没有离开就是在队里了，以后只要离开队就得请假，万一有事我们好找你？成耀东点点头走了。在请假和迟到的问题上，成耀东在队里是最多的。后来他对记者也说，当时我们对根宝的这些做法不太理解。但是后来才慢慢感觉到，就是因为当时抓了纪律和作风，我们的队风才形成了，才有了我们这支队伍的今天。
我找成耀东谈话，他要我照顾老队员，过去对老队员都有照顾，现在也应该有。我说：“成耀东，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两者不能等同。再说，什么叫照顾
？最好的照顾就是严格要求你们，出了成绩，你们拿了名次，获得了利益，这是最大的关怀和照顾。”
后来联赛首场对沈阳海狮队比赛后，李晓拿到奖金，回来说要感谢教练对他的关心和照顾。另外我对队员们反映我不讲情义也很反感。什么叫情义？球赛赢了，这就是情义。在球队里，严就是情义。
在昆明海埂的训练中，申花队出尽风头，打了4场练习赛，给人以全新的感受，基地上下普遍反映，申花不像是上海队，像是北方队，像是一群“疯狗”。那时，好多原来国奥队队员到队里来看我，他们讲得最多的便是“徐指导，我们在吉隆坡最关键是没有坚持这样的打法，如果我们坚持下来，也许就不一样了”。这更增强了我坚持自己打法的信心。海埂春训初步改变了上海队的作风，正是因为有了这次海埂的春训，才有了我们联赛开头的4连胜。
体能测验在海埂开始了。这一年中国足协动真格了，不允许有任何弄虚作假。我们申花队的体能测验也不太理想，我寄予很大希望的李龙海没有及格。他挺冤的，在折返跑时没有把瓶子推倒，记录员便认定没有成绩，李龙海没有及格，也就此结束了足球运动员的生涯。一个可乐瓶子可以让一个优秀运动员结束运动生命，不管你信不信，不管你认为合不合理，但这就是现实。
张佳平和黄翌也因没有在12分钟内跑过2900米的及格线，被取消了参加联赛的资格。
我尊重李龙海的意见，不能当运动员就当教练员。我感谢他在这三个月建队初期的训练中，起到了一个老队员的作用。在当时，队里有六七名老队员没有报到，只有他来了，并与年轻球员一起参加训练，他是个非常不错的老队员。后来他当上了青年队教练。
1994年昆明海埂的春训，是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后的第一次，大家都练得比往年要认真。我们申花队无论哪个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多次受到春训办公室的表扬。我们在昆明打了4场比赛，完成了预定目标，增强了信心，坚定了打法，扩大了影响。当然，我这个“败军之将”也成了海埂的新闻人物。
3月6日，王俊生找我谈话，他主要是想听听申花队的情况，了解职业化改革以来球队的建设方面的情况；此外，还征求对国家队下阶段工作的意见，其中包括参加亚运会的问题。当时对国家队参加亚运会有两种意见，一让国奥队去，二是让国家队去。我的态度是，如果中国足协定下前三的指标，让国奥队的年轻人去是不行的。主教练也是个问题，老那明摆着没有什么打法，但谁去接？
谈到这个话题时，王俊生说，这全怪你根宝。你的出走把我的全部计划全打乱了。我说，怎么打乱了？他说，你在边上，如果老那不行的话你去接，顺理成章。我对王俊生说，我走还是对的。老那不行，我也是不行的。报纸上不是说过，老那不行就是因为根宝的问题。
当时，老那的国家队确实有许多问题，大家都对国家队不满意，好多国脚体能测验都不及格。当时的形势是戚务生接国奥队，老那仍然带国家队。但换掉老那的呼声很高。换教练可以，但是换谁？我说，如果戚务生接的话，他不也变成了两个队的教练了？当初我身兼两职，就招来许多人的批评。但让老那继续坚持下去恐怕也不行。当时王俊生很头疼。后来的格局是，老那继续当国家队的主教练，戚务生任执行教练，把老那架空了。参加亚运会的指标还是要前三名，最后决定还是由国家队去。最后王俊生对我说：“说心里话，你搞申花我们都很高兴，你搞02也很有远见。我们希望你能够成功。”
昆明春训结束后，我回了趟北京的家。3月27日下午，我在家里接到了正在北京中央高级党校学习的市委副书记陈良宇打来的电话。陈副书记非常关心中花队的情况，我便向他汇报了队伍在昆明的春训情况。陈副书记指出，上海正处在力争三年大变样的第一年，上海的改革对全国的影响很大。我理解陈副书记的意思，就是要上海足球改变原来的面貌，能够把上海的精神文明建设在球场上反映出来。陈副书记对我说：“根宝，你做到了这些，就是为上海作了贡献。”陈副书记的话，当时对我的鼓舞真是挺大的。
第二天，我给龚学平副市长打了电话，汇报了昆明春训的情况，其中包括老队员测试不理想的情况。龚副市长对我们的工作比较满意，对测试不及格的人员也提出一定要安排好，要谨慎。4月5日，他给我打来电话，对测验不及格人员的安排提出了一些设想，并问他们一年没有工作，工资如何拿法？这个工作一定要做好，否则就会影响其他老队员的情绪。他还问李龙海、成耀东是不是安心，听外面反映，队员认为队里缺少人情昧，你可要注意这些问题啊。龚副市长甚至连伙食情况也问得非常细。
打完电话后，龚副市长还不放心，4月7日他亲自到队里来过问情况。我说，张佳平和黄翌定下的工资是每月500元，如果明年测验还不行，惧乐部才解聘，龚副市长对这样的安排比较满意。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急切地等待着联赛的开始，准备大干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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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联赛第一战，郁知非胃痛突然发作
经过三个多月的训练，期盼已久的1994年的职业联赛终于开始了。我们第一场是客场对沈阳海狮队。
比赛之前，郁知非与我商量对沈阳海狮队比赛的奖金问题。我们定下的标准是主场胜3万元，平1万元，客场胜则奖5万元。郁知非当时的观点是，奖金是为了提高队员的竞争意识，但不能让队员都去为钱踢球，奖金主要是调动积极性。
我提出了不同看法。我说主客场比赛、对手强弱和关键场次比赛的奖金应该是一样的。我们的目标是2分(当时胜一场得2分)，不会因为你是主场胜利而少积分。因此，我建议无论什么情况，奖金应该是一样的。郁知非听后认为我的意见有道理，便同意了。
俱乐部还提出分阶段发奖金，以前4场为一个阶段，如全胜得8分，再奖教练一万元。拿7分奖7000元、6分奖50Q0元、5分奖3000元、4分不奖不罚、3分罚2000元、2分罚3000元。后采这个方案实行了。第一阶段我们4战斗胜拿了8分，但最后是否奖励教练了，我想不起来了。
我们与沈阳海狮队的比赛是4月16日。14日我们便到达了沈阳。惧乐部老总郁知非和孙春明也随队一起到沈阳，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参加甲A联赛。赛前郁知非突然胃痉挛，痛得直不起腰，我知道他这是紧张引起的。他说，我当了这么多年的老板，还从来没有这么紧张以。
沈阳队刚从甲B升上来，他们的主教练叫谢尔盖，是俄罗斯人，也是甲
A中第一支由外国教练率领的球队。外援中有个光头外援叫莎莎，能力很强，在海埂春训时就受到了普遍的好评。我们要完成前六名的指标，便一定要战胜沈阳海狮队。这场比赛的目标就是赢球，而不是客场保平争胜。说实话，客场比赛要赢球没有那么容易，再说沈阳队在春训期间战绩也不错。尽管我们在春训和东视杯邀请赛上表现不错，但毕竟是友谊赛和练习赛，与真正的联赛无法相比。
这是申花队成立后的第一场正式比赛，第一炮一定要打响！
我们教练组反复开会研究，最后终于定下了申花队第一场比赛的出场阵容：
守门员蔡建林，右后卫姚俊、中卫毛毅军、吴兵，左后卫吴承瑛；后腰范志毅，右前卫刘军，左前卫朱炯，前腰莎莎；前锋瓦洛佳和李晓。
在确定这个阵容时，有两个人选我一直犹豫不定：左前卫是用朱炯，还是用陈伟？
朱炯平时比赛打得不错，但没有参加过大赛。这么重要的比赛，我们还是想用老队员陈伟。说来也巧，就在我们犹豫难下决断之时，比赛前一天晚上陈伟突然腹部剧痛，一查是急性盲肠炎。没有什么可考虑的了，陈伟不能上场，给了朱炯一个机会。
第二个考虑的是左后卫用吴承瑛还是用成耀东。吴承瑛体能好，拼劲足，但毕竟他还没有参加过联赛，此前甚至连乙级队都没有打过，他行吗？要用他肯定是要冒险的，因此我们想用成耀东。但是成耀东是刚从北京参加完体能补测，体力行吗？前一段时间他比赛又打得少。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先上吴承瑛。
事实证明，我们上吴承瑛确实是非常冒险的。他把守的左路漏洞百出，人也紧张得不知如何是好，20分钟后，我不得不用成耀东把他换了下来。朱炯的表现还可以，总算还能顶住，作为一个从未经历过大赛的年轻队员，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打法上我们提出“平时练什么，战时就打什么，不走样”。实际上，这也是以我为主打法，但是客场这样打却不容易。因此在具体布置上，我们还是提出了一些很细的要求和对策。比如，对方可能知道我们抢得很凶，要破我们的围抢，很可能在我们前锋还没有逼上去的时候，一脚就开到我们后卫的身后，因此我们的后卫一定要注意对方打我们的身后。
果然，海狮队一拿球，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往我们后卫身后打，其中进的两个球，都是打我们身后球后得手的。
如何盯住莎莎，防住对方的速度，也是一个重要问题。我派了吴兵重点盯，吴兵完成得很成功，这场比赛莎莎虽有发挥，但并没有造成多大威胁。
比赛打得非常紧张。我们上来便由瓦洛佳先进了一个球，海狮队马上还了一个。1比1后，李晓又打进了一球，对方又还以颜色，比分变成2比2。对方莎莎在右路还有一次很好的射门，但却打高了，我们躲过一劫。
下半时第20分钟，我用申思换下了体力不足的莎莎。申思上去后在控制球和传球上确实起到了作用。最后一分钟，他用左脚一记似射似传的球，居然飞进了球门！我们终于在客场艰难地拿下了这场比赛。说来也怪，比赛时还一直用手捂住腹部的郁知非，在比赛结束后，直起了身体，好像病已经好多了。
说实话，这场比赛运气非常好，大家都以为要平了，但我们却在最后一分钟赢了下来。
首仗告捷，大家都非常高兴，这是我们职业联赛的第一个胜利。当大家拿到了第一场胜利的4
万元奖金时，队员们一个个笑得合不拢嘴。当然，与现在相比，这点钱少得可怜，但在当时，主力队员拿到了2800元奖金，别提多高兴，这对他们可是一笔巨款啊！
2.四战四捷，震动了足球界
4月26日第二轮，我们主场对北京队，结果4比3获胜。
这场比赛，我们抢得对手没办法出球。在赛后的总结会上，我对大家说，我们每周的训练不是收到效果了吗？
我要求大家疯抢是有道理的，你们每次练体能都有意见，现在效果怎么样？吉隆坡比赛后，我得出一个经验，像紧张的大赛之前，不能以休养力，而应该以力养力。那时候我们就因为休息得太多，结果最后反而跑不动了。现在我们与其他队相比优势在哪里？一，我们在昆明训练最好，回地方训练还是最好，训练好比赛就好；第二，每次比赛我们的后劲总比人家足，到了下半时我们比对手跑得动。昨天我们与北京队抢得怎么样？下半场他们都不会踢球了。
当然，我也对出现的问题提出了批评。因为我们4比1领先后松劲了，我特别批评了刘军。2比0领先时，一次刘军右路下底，中间瓦洛佳、李晓、范志毅都包抄跟上了，只要他传出来，三点都有人，就非常容易进球，但是刘军却自己射了。我问刘军为什么不传？他说他可以射。我说，你射进的成功率高还是传出后再射的成功率高？
我们提倡英雄主义，但不提倡个人英雄主义。如果这球进了，就是3比0。3比0与2比0是不一样的。而且不仅仅是2比0和3比0的问题，这种行为是会对队伍的士气和团结造成极大的影响。
这场比赛，我们在守门员环节上的问题也暴露了出来。库茨在昆明守得不错。但他借说家里有事回去了，而实际上是为了工资事情。当时我们定他的工资是600美元，他要求定750美元，双方没有协商好。
这场比赛我们2比0领先，而后是2比1，3比1，3比2，4比2，4比3，前面进球多，后面失球也不少，而且都是在非常好的形势下丢的球。后卫和守门员问题，成了这场比赛失球的关健。
第3场主场对八一队，全国电视转播。我对大家说，不要去管新闻界如何说，我们要坚持自己的打法。
虽然连赢两场球，但是，我们并没有得到上海球迷的认可，很多人还在说，我们只靠体力乱冲一气，技术粗糙，缺少战术素养等等。我对大家说，外界的评论你永远也搞不清楚。进不了球便是进攻无方，丢球就说防守不行，压出去打说是冒险，守在后面又说是保守。但是大家都要记清楚一点，人家评论我们，说明我们引起了人家重视，有成绩，这是好事。如果成绩平平没有人来议论我们，这才是坏事呢。你们不要看八一队弱，认为没有问题。过去的经验是，往往认为没有问题的时候就有问题了。
这场比赛八一队防守得非常严密，我们上半时确实没有机会。下半时对方压出来进攻了，我们的抢逼围战术见效了，最后瓦洛佳进了两球。
三战三胜，申花队开始在中国足坛引起一点轰动了。第四场我们到广州对太阳神队。当时太阳神队实力很强，当地人说，越秀山体育场主场还没有败过，就等着拿申花队开刀。
我心里很清楚，我们的技术不如对手，只有用积极的逼抢来争取主动。这场比赛是我们前四轮中打得最好的一场，我们的抢逼围发挥了极大的威力，居然让太阳神队的技术优势无从发挥。他们似乎面对外星人一样地面对我们，完全是束手无策，全无章法。我们5比3大胜。
甲A联赛前4场，我们4战4捷，震动了足球界。当我们欢欢喜喜地从广州回到了上海后，上海球迷看我们的目光与以前不一样了。
3．刚说了旬满话，便丢了三个球
4战4胜。一支刚成立，以新人为主，以从头抢到底这种打法的球队，居然连战连捷，这多少有点出人所料。我对自己的训练和打法虽然有信心，但如此一帆风顺，却也是我设想到的。四连胜，让我和队员开始有点轻飘飘了。
前4轮比赛之后，我们去香港打沪港杯。2比0领先，最后3分钟被扳成2比2，延长期输一球。这场比赛成耀东头破了，我调朱琪打后卫。最后3分钟时，他只要将球踢出界外就行了，没想到却弄了个犯规，被香港队罚任意球。就这么个机会，香港队进了一个球。我们输了。这是我们在1994年正式比赛的第一次输球。
沪港杯的失利，现在看来是在向我们敲警钟。但当时，我们都沉醉在四连胜的狂喜中，根本汲静下心来细细地分析自己的失败原因，更没有想到后面比赛中将出现的困难。浮躁，我们确实有点浮躁了。
6月5日，联赛第二阶段开始。我们兴冲冲奔赴济南挑战山东泰山队。此时大家的一致心愿是：打败山东队，五战五胜。正在青岛出差的上海市委副书记陈良宇同志，也专门赶到济南来看这场比赛，我们求胜的愿望更高了。
老山东的球四平八稳，看不出凶在哪里，但最大的特点就是稳定。两个中锋宿茂臻和唐晓程还是很有特点的。我在准备会上提醒大家，现在谁都知道我们打抢逼围，第一阶段打完后抢逼围在全国影响很大，大家肯定会效仿我们，肯定会有应对措施，但我们仍要坚持自己的打法。山东队也是靠体力的，反抢起来可能会很凶的。如果对方后卫不在中场倒脚，一脚打到身后，利用唐晓程和宿茂臻速度来打我们该怎么办？我脑子里突然闪现了这样一个疑问，但是，随后又自我安慰，只要我们能进球，还伯什么呢？前20分钟我们占有绝对优势，李晓进了一个球。桑廷良在一旁说：“山东泰山确实太差，与我们不是一个档次。”我们在教练席上都非常轻松，就等着队员们再进球了。
可能是我们先进球的原因，山东队一下子放开了，而我们的队员则有些小看他们，在场上踢得松松垮垮。对手采用压出来与我们拼抢，进攻时投入的兵力也多了，5
分钟内，接连打进我们两球。进球队员，正是我担心的宿茂臻和唐晓程。
说实话，我们谁都对这个局面没有思想准备，队员们更急。范志毅压上去也不回来，最后中场结束前又给他们打反击进了一球，上半时我们居然输了个1比3。
有时我想，在结果尚未出来之前，话就是不能讲得太满的。这不，桑廷良刚讲完话，球就进了！但当时桑廷良在讲这话时我也想，今天拿下这场球没有问题。
山东泰山队进球后，球迷们大声喊叫，我看得出我们的队员脑袋也大了，没了方向。我上去叫，让范志毅注意位置，他听不见。成耀东速度有限，防唐晓程很吃力，毛毅军或吴兵防宿茂臻也很不力。对这场球，我们确实有点盲目乐观了，很多应该做的准备都没有做。
中场休息时我抑制住感情，平静地对大家说，第一，大家一定不要急；第二，范志毅一定要回防，要执行战术纪律。我们1比0领先，攻是对的，但保护不够，层次不行。
尽管我中场时要求了，我们下半时也创造了机会，但没有打进球，终于输了这场比赛。范志毅是这场比赛失利的关键，他只顾攻上去不愿回防，使得我们的防守根本抵挡不住宿、唐的冲击。比赛后，我说了小范几句，范志毅对我的批评似乎有点不满，我们之间开始有了点矛盾。
第二天，我再次向全队总结失利原因，指出毛毅军盯抢不凶狠，范志毅不回防，结果让对方的两名前锋进了三球。我说，战术纪律要求你们去盯人，但是你们没有做到，尤其是范志毅，做得更不好。我们进球多，失球也多。对北京国安队我们进了4个球却丢了3个；对广州太阳神队进了5个球丢了2个，这场比赛进球1个，却丢了3个，这实际上反映出我们队的问题。
对一支球队来说，过多的失球是不正常的，也是不稳定的信号，这个问题不解决，对我们以后的联赛会有很大影响。但这个问题又怎么来解决呢？
以现在的眼光看，这与个人防守实力不足有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想到了改变阵式。把原来的四四二阵式改为三五二或者五三二，增加防守的人数，具体做法是把成耀东从左后卫拉到自由中卫的位置上，让朱炯踢左后卫。
6月11日我们直接从济南赶到江苏队的主场南通。一到南通，便有几件事让我不高兴。我们坐船到达南通港后竟然没有人来接，队伍都等在码头上。打电话联系了半天，接待方才派车来把我们接到了旅馆。但到了旅馆却没有饭吃，队伍只能去吃“麦当劳”。后来了解到，这是双方联系时出了问题。接待方以为我们是下午到，但我们中午就到了。才在济南输了球，到了江苏又不顾，我心里沉甸甸的。
第二天下起了雨。我对大家说，雨球一样地打。对我们来说，问题不在打雨球，还在于要求认识到防守是整体的问题。如果前面不抢，中场和后卫就被动多了，无形中增加了后场的难度。我再一次明确了我们抢逼的路线，比如说，一，丢球就抢，一抢到底，层层夹击，以多围少；二，往里赶，回来夹，奔人去，伸脚抢，正面顶，来回追，第三，抢点断球，抢点破球，鱼跃、铲球。这是我专门为大家总结出来的。我把它写在黑板上，让大家记下来。现在想来，这可算是我们“抢逼围”打法的成功要诀了。
我认为江苏队比我们弱，因此我们的进攻要耐心。要多往边走，还要多转移。我再次重申了一下赛场战术纪律和我们每个人的职责。在重申纪律时，我重点点了范志毅与
3
个中卫的关系，我说你今天可以大胆攻出去，但也要回防，不能让中间的地方让对方占领。范志毅上去后，吴兵顶范志毅的位置，成耀东顶吴兵位置，这样又变成了四四二，多少可以解决进攻弱的问题。
这场比赛我们虽然赢了，但还是被对方打进了两个球，而且对方的机会也不少。打完比赛后桑廷良对我说：“根宝，这一改，我们的中前场抢截不行了。”小桑讲得对，虽然我们对江苏队赢了，但依然存在进球多，失球也多的问题。但这时已经容不得我再作改动了，我脑子里考虑的全是赢球，重新恢复第一阶段的雄风，只要能赢球，有积分，别的我已经来不及考虑了。我说，别再改了，就先这样打吧。
接下来，我们主场对广东宏远队。在准备会上我要求两点：一是队形，三条线的距离要紧凑，进攻时后卫跟上，防守时前锋必须回防；二是估计广东队密集防守，要破他们的密集防守，多走边路，多转移，要有远射。按理说，破密集要多打高球，但李晓和瓦洛佳都没有高度。
上半时我们占有绝对主动，进攻路线很清楚。虽然宏远队是密集防守，但我们压得他们透不过气来。上半时结束，宏远队岳永荣对我说，看上去，我们与你们不是一个档次。
这场比赛，市委书记吴邦国也来看球了。中场休息时，他在陈良宇副书记陪同下来到休息室，他对我们说：“上半时打得不错，下半时我没有别的要求，赢一个球就可以了。”
吴邦国这么一说，急得队员们恨不得灌进一打球。但是比赛有时就是这样，没运气就是没运气，我们的球老是在对方门前转来转去，但就是进不了门。打到最后，还是0比0。我和队员们对此感到没有面子。
赛后，我与陈副书记通了电话。他肯定我们打得不错，并提出“气势不能变，这反映精神面貌”。他说：“现在的气势好像不如前四场，体能似乎也有下降，你们要找一下原因。外援能力有限，当务之急，是立即去找好的外援。”
这场比赛是我们改变阵式后的第二场比赛。尽管气势不足的问题也被陈副书记看出来了，但我们两场比赛一胜一平，尤其是第二场，前场有机会没有打进，但后卫线也没有漏球，基本上还是稳定的，三五二就这样延续下来了。
4．范志毅擅自出走
一周后，也就是6月26日，我们主场对辽宁队。那一天天气特别闷热，这场比赛给我的印象是特别的深。
我们依然以三五二阵式出战。在向队员们介绍辽宁队时着重提出，决不能因为辽宁队前一阶段成绩不好，就以为他们不经打。实际上辽宁队球员还是有一定实力，所以我们思想上不能麻痹，不能松懈，一定要争取赢球。这场比赛，最重要一条就是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世界杯赛意大利队对挪威队，开场20分钟意大利队门将就被罚下。萨基考虑了半天，最后换下了巴乔。巴乔善进攻，防守差一些。这时场上巴雷西和5号又受了伤，由于意队场上球员思想统一，尽管10对11，最终仍然把这场球拿了下来。
我改“三五二”阵式，主要是想解决范志毅冲上去后有人顶的问题。过去是吴兵顶，现在仍是这样。但我还是要求范志毅助攻后要赶快回防。但是这场比赛中范志毅攻上后，后面球员顶不上，范志毅回防又慢，造成整个前卫线空了。这是我“解放范志毅”最早的设想，但是由于时间没到，条件也不成熟，我的设想是以失误而告一段落的。
开场仅10秒，莎莎丢球被对方反击，黎兵下底后打进一球。
2分钟后，蔡建林出现了失误。辽宁队一次并无威胁的射门，他竟然脱了手，球溜进了球门。这时，距比赛开始才；分钟。就这样，上半时我们莫名其妙地丢了两球。
中场休息时，我着重向大家讲了这两个失球。一个是后场失误被对方抢下反击成功，第二球是守门员的失误。接着，我问范志毅，你为什么不及时回防？
他说，我怎么不回防了？我一听他顶嘴，有点不舒服，便说你一定要加强责任感，不能有情绪。他又回了一句，我怎么不认真？我有什么情绪？在休息室当众与我顶起嘴来，这让我非常恼火。我毫不犹豫地说，你下半时不要上了。我让陆玮替他的后腰位置。范志毅听了后，嘴里嘟哝了几句，从休息室里跑了出去。
下半时我们攻势旺盛，扳回一球，并一直压住对方，形势非常好，但就是得势不得分。最后两分钟，由于我们攻得太急，被辽宁队反击，庄毅再攻人一球，1比3，我们输了这场比赛。
又是一个1比3，而且是在主场，回到基地后大家都很不痛快。我一个人呆坐在办公室里，反复琢磨着，我们到底输在哪里？就在我头脑一片混乱之际，忽然顾兆年很紧张地跑了进来，他告诉我，小范刚才在饭堂对大家招手说：“同志们，再见了。”我一听，知道问题严重。本来输球大家情绪就不好，总结原因还来不及，范志毅在这时又跟我捣乱，这该怎么办呢？范志毅果然走了，一个人离开队伍走了。他到哪里去了？还回不回来？没有人知道。
队员现在怎么想，思想上有什么波动，为什么我说两句，小范就闹情绪，我决定把这些问题摘清楚。第2天，我找了成耀东。成耀东给我讲了昨天输球的两个原因：一是思想不统一，前锋不抢，自从改了三五二后，陈副书记说没有气势，桑指导也说没有抢逼围；第二，我们的位置没有摆正，对困难估计不足。成耀东到底是老队员，他分析得有道理。
我又与莎莎、瓦洛佳谈心。莎莎说：“我们是希望赢球的，但是总感觉拼不出来。第一个失球与我有关，我没有传好。尽管如此，我还是很想踢下去的，但七八分钟后你把我换下来了。”瓦洛佳说：“每个队员的发挥都很重要，其中包括守门员。守门员老犯错误，对大家影响挺大。在昆明，我们练习的跑位和防守路线都很好，比如我们前四场就做得很好。”我听得出，他话里意思就是，不应该改三五二。
这两位俄罗斯球员一致说，他们特别留恋在昆明和前4场全队一抢到底的比赛。
我召开了干部会。会上大家认为比赛中抢逼围的气势没有打出来，心里有包袱，放不开。另外，战术打法也有问题，没有过去的气势，无法破对方的密集防守。大家对范志毅擅自离队的错误行为意见一致：这种做法是绝对错误的。
晚上，在与陈副书记通电话时，我向他汇报了干部会的意见，还谈了关于范志毅的问题。我说，我们对他太照顾，甚至有些特殊化了。现在他最关键的问题是没有按全队的战术要求去做，场上太情绪化，并影响其他人。中场被换下后他态度极差，目无组织纪律，昨天晚上与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教练班子的一致意见是，这种行为是绝不容许存在的，必须要有强硬的措施。否则我们这个队伍是没有前途的。
陈副书记说，对范志毅的处理，我坚决支持你们教练组的意见。在球员的使用问题上，就是主教练说了算。他闹情绪，不单是队里的荣誉问题，也是上海的荣誉问题。你的红脸要唱到底，当然，我要扮扮白脸的角色。陈副书记接着说，场上拼不出，是不是有体能问题？你们打中路太多了，是不是走走边？上海的足球形势很好，你们一定要把足球搞上去。等龚学平同志回来后，我再与他碰个头，商量怎么办。
第三天，俱乐部的孙春明到队里召开了干部会。他非常严肃地表示，俱乐部对这场比赛非常不满意，他们要调查比赛输球的原因，调查的结果要作处理意见。队员有情绪，这是为什么？你们管理上存在什么问题？我们对队员要考核，对教练也要考核等等。
孙春明这席话讲完后，我一下懵了，我听了不明白，这究竟怎么啦？追查责任？是查谁的责任？他的话里带着刺儿，明摆着他对我们教练组有看法、有意见。我不知道俱乐部为什么对我有意见，难道仅仅是因为输了一场球。
这三天里，范志毅一直没有露面。星期天是我们客场对大连万达队的比赛，我已经做好他不去的准备了。
我们一直没有与范志毅联系。我对其他教练说，不要主动与他联系，因为他是自己离开的，并没有与我们说明过。
话虽然是这么说，但考虑到没有小范，这支球队还真不行，我还是私下里让顾兆年与他家联系，我还与他父母通了电话。我说：“小范这样的做法很不好。不管怎么说，他是我从小带大的，当着这么多人面顶我是不对的。我徐教练再有错你也不能这样。”他父母告诉我，他们再去做工作。我没有问范志毅在哪里，他们也没有说。
郁知非这时正好在韩国，听说此事后便急着赶回来。下属向他汇报时又绘声绘色地说：“这事闹大了。根宝讲过了，有我没有小范，有小范没有我。”郁知非一听更急了，这怎么行？两人一个也不能少。
我们星期五就要去大连了，星期四上午郁知非来了。我气呼呼地问他，俱乐部究竟在调查什么？郁知非让我冷静些，他说，主要是掌握的情况有些出入，他一下飞机时就听说，“有根宝没小范”这句话，现在既然没有这事，就不存在调查了。我说，我星期二还给小范家打电话，还是在争取他。
郁知非说，这事不管怎么，还应该从大局出发。考虑到明天要走了，今天是不是先让小范回来，检讨一下，承认错误，以后再约法三章 ，你看如何？
尽管我已经做好范志毅不来的准备了，但从内心讲，还是不希望我们的实力受影响，更不希望小范走得太远。郁知非一提出这事，正合我意，便忙说可以。郁知非说，小范说他下午就来。我一就听明白了，原来他们已经讲好了。
中午，范志毅来了。找到我，说他错了。我气已经消了，也不准备再批评他了，只是问他：“下午参加训练，你行吗？这两天你动了没有？”他说，“行，没问题”。
在训练前的全队会议上，我简单对大家说，小范已经承认错了，希望这种事情以后不要再发生了。说实话，大敌当前，我不想让这事闹得太大，虽然我这人做事非常讲原则，但有时候轻重缓急还是能把握的。
训练后，教练组开会，针对范志毅的问题，拟了句话写成标语贴在墙上，“谁有情绪不要上场，谁有情绪就下场。”这个标语，我记得一直到我离队时还有。
星期五，范志毅和我们队一起登上了飞往大连的飞机。
最近几场比赛，我们连续失球，本来变阵三五二是想加强后防，但是换了阵形还是丢球。什么原因？我不想往阵形上去想，更不想往更深处想，因为，我们的实力本来就不是很强，打法也还不成熟，如果再变的话可能会带来更糟的结局。但我此时还想找点原因，于是，我想到了守门员的问题。蔡建林近来状态确实不太好，有几个失球是不应该的。如果库茨在的话，那该多好啊，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了这样一个念头。
对大连万达队，我们决定用贾春华。因为蔡建林在我们输给辽宁队后，被球迷骂为“草门”，心理压力很灭。
贾春华甲A以来一场比赛都没有守过。他的训练很认真，自己也在积极地准备上场。但真让他上场会怎么样？我们教练心里也没有底。他到底信心如何？也不知道。
我让桑廷良去找贾春华谈话。一般来说，运动员被教练问敢不敢上、情况怎么样时，都回答很好，都想上场比赛。但后来我们了解到，贾春华当时心里很虚。再说现在的甲A与过去的专业队比赛完全不同，压力极大。而这次我们又是客场对实力强劲的万达队。
比赛我们打得很不错，2比0领先，但最后5分钟却被扳成2比2。赛后贾春华对队员说，他其实并不想打这场比赛，心里慌得很，我听了后摇头苦笑。平心面论，贾春华上半时救了一个危险的球，比赛被扳乎，不能完全怪贾春华，但如果守门员再好一点的话，我们应该拿下这场比赛。
经常听到守门员总结说，后卫的防守不行，漏人。某某你为什么不去封掉这个球？你为什么给他过了？我却对守门员说，如果所有的球都给挡住了，还要守门员干什么？什么叫好门？应该进的球，不让他进，这就是好门。应该进的球救不了，是一般的门，如果不应该进的球进了，那就是草门了。
贾春华这场比赛中的表现，不算好门，也不算草门，应该进的都进了。在经过短暂的辉煌之后，申花的战绩进入了相对平稳阶段，但问题却越来越多，看来，我们要进行一些必要的调整了。
5．市领导为申花会诊
7月6日大连的比赛结束正好打完第9轮，我们的名次排在了第3。虽然名次还不算差，但反映出来的问题比较多。那时，职业足球刚开始，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上海的各级领导对于申花足球的改革都非常重视。我们回到上海后，龚副市长在市政府召开市体委、市足协和俱乐部负责人会议，我也参加了。
我首先作了汇报。我说，9轮以后甲A将进入夏季战役，训练后的身体恢复非常重要，但是我们营养和伙食跟不上。对于当时的食堂我最不满意，为申花队烧饭的几个阿姨像是从里弄食堂出来的，完全是食堂的做法。三个女的打天下，炒出来的菜，队员反映还不如家里妈妈烧得好吃。当时，我们每天的伙食标准是30元，而大连的伙食标准是60元。龚副市长一听便马上问孙春明，这是怎么回事？30元还搞不好？我们训练基地(指上海体育运动学院梅陇基地)20元的伙食都搞得非常好，你回去调查一下。孙春明说，我们伙食是不太好，虽然标准30元，但人少，不太好弄。体工队虽然20元，但是体工队人多，有的队吃得多，有的队如体操队的小姑娘吃得少，好调剂，好搞一些。一旁的金永昌主任说，如果你们炊事员不行，我们体委可以支援。回到江湾后，张德发对我说，根宝，你一汇报，孙春明把我训了一顿。
我汇报的第二点是我们前9轮比赛的指导思想和工作训练的重点都是正确的，尽管我们的打法与过去老上海队完全不一样，运动员的思想和观念，依然没有完全转变过来，但我有信心让大家接受，但这需要时间。第三点，我认为，从我们队现在这几场比赛看，我们漏球15个，守门员的问题较大。目前对我们队来说，解决守门员问题是当务之急。此外我又讲了一些裁判员的吹罚对我们不太有利。
我汇报完后方纫秋讲。他说，根宝的成功是把上海足球的软散懒转变过来了。开始我们还担心这些人行不行，现在看来，在根宝的训练下有上升趋势；第二，目前的申花队无论从精神面貌还是比赛作风上，都有较大转变，比老上海队有提高。沪港杯赛和对大连万达队的比赛都是2比0领先，最后输了。究竟什么原因？教练是不是在领先后控制球，延缓时间上多考虑一下？
我认为方指导对我们建队的整个过程的评价是客观的，提的建议对我们确实很有帮助。他肯定了主流，对队里存在的问题也能够指出。这样的老教练有时候看问题确实狠准。
龚学平在总结时说，申花队在机制的转换上，在俱乐部的运转等方面对全国影响很大，但是申花队的风波也很多。原先根宝把这个队的打法进行了改变，我们开始也没有看好，预计也不一定好。现在看来根宝还是对的。因此你们在战略上要坚持。另外战术上要有变化。体制转变后，工作一定要抓紧。董事会和主教练关系如果处理不好，就会被队员钻空子。在引进外国球员上，一定要高标准。
会议开了近2个小时，陈良宇副书记因有其他会耽搁了，在我们快结束时他才赶到。他对参加会议的同志们说：“首先，上海足球一定要上去，决心要大。足球的发展与经济发展要相适应。足球已经超出了体育的范畴，搞好了对城市精神文明的建设会起鼓舞和振兴作用。上海市委对你们没有订指标，但希望每场比赛必须要有压倒别人的气势。第二点，抢逼围要坚持。第二阶段抢逼围丢了，打强队不容易了，有时打弱队也困难了。下一场对四川全兴队，全兴队积13分，排名第一，肯定很困难。根宝你有轻敌思想，要想把运动成绩搞上去，必须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一分耕耘一分成绩。成绩要上去，关键在实力。第三点，要立规矩，队里不允许特殊队员存在，个人必须服从整体。如果有队员不把队里的利益放在眼里，我们不需要这样的队员。我们的这种做法，恰恰是为挽救队员。此外，规矩不要变，发奖金也是如此。平就是平的钱，赢就是赢的钱，各级关系要理顺，没有我的面子没关系，但要有上海的面子，要让球迷满意。上海足球要上去，首先申花要上去。申花是上海足球改革的突破口。”
这个会议开得很及时，对我们星期日打四川全兴队在精神上起到了鼓舞和激励的作用。
我们主场对四川全兴队的比赛，确实打出了较高的水平，又体现出抢逼围的气势。最后2比1赢了，排名从第三又回到了第一。
这场比赛也出现了一些不太和谐的场面。比赛进行到一半时，在沪工作的四川球迷和坐包机来看球的四川球迷与上海的球迷发生了冲突，双方把座椅拆下来掷向对方，打得比我们场上还要激烈。尤其是上海的一些不文明的球迷骂四川民工是“盲流”，引起两地球迷严重对立。事后上海主场受到了中国足协的处分，也给我们下半年打客场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这一年申花队注定是风雨飘摇，起伏不定。打全兴队刚顺手，跑到客场对延边队却又是输了个1比2。名次回到了第二。
第二循环比赛是从7月24日开始的。我们主场首战沈阳队，0比0。尽管我们机会很多，但是没有进球，打平让我们非常遗憾，领导、球迷和俱乐部都不满意。但是谁也不会想到，我们后一场客场到北京，居然是1比5，输得惨不忍睹，名次也跌到第四。北京的报纸说，“上海申花队输得让人不敢相信。60天前，气贯长虹、笑傲群雄的那支申花队，好像已经成了昨天的神话。从状元到老四，申花到底怎么了？”
这是申花建队以来输得最惨的一场比赛。
6．提前三天到北京，却1比5惨败
我们是7月30日中午到北京的。为打好这场比赛，我们提前三天到达北京。为什么要提前三天去呢？我考虑北京这几天一直是高温天气，为了让球员们能够早一点适应环境。到北京后，我们下损在绿洲饭店。这个绿洲饭店实际上是招待所，三四个人一个房间，房间里没有卫生间，用的是公共厕所，洗澡要上二楼，脸盆毛巾只能放在床底下。条件与我们现在是没法相比的。
我们吃饭也不方便，每天要坐10分钟车从旅馆到先农坛体育场，在国安队食堂吃。好在食堂的师傅们对我们很关照(1991年我在国奥队的时候，把主场对朝鲜队的比赛选在先农坛，我们关系很好)，伙食对我们南方球员还凑合，但是对三个外援便是受罪了。他们吃不惯那些北方菜，肉片烩茄子，青椒炒肉片等等。
记得那场比赛是在下午进行。太阳狠毒，好像能把人烤焦了。队伍午睡起来后，我就感到有点不对劲，队员们一个个萎靡不振，蔫头蔫脑的。
比赛前我提了三点要求：一，要战胜高温(我们过去见太阳就软，万宝路杯赛时我就批评过刘军太阳下跑不动，20分钟我就把他换了下来)；二是必须把高峰和曹限东这两个重点人物盯死；三，我们现在是四四二，队形要保持好，中卫后卫尤其要防身后球。
虽然是这样布置的，但真打起比赛来，问题一下子都出来了。队员们在高温下一点状态也没有，一个个迷迷糊糊，好像在梦游一样。队员虽然也都努力去抢了，但全不在点子上，防守屡屡出现漏洞。开场不到5分钟，国安队传了一个身后球，谢峰下底后轻松将球打进。接着，高峰又连进了两球。
我们的四四二又出现后卫漏人情况，再加上北京队打得快，我们的中场争夺很不力，被对方完全控制了。他们传接球非常顺利，高峰、谢峰便更有威胁，最后，我们接连丢了5个球。显然，窖场被我们抢得没有方向后，国安队对我们进行了很细致的研究，他们的打法很有针对性，传接球速度快，尽可能地以长传转移来破解我们的抢逼围。而我们没有考虑到他们的变化，对高温天气下抢逼围可能遇到的困难考虑得也不够充分，因此，输球也在情理之中，只不过输得实在多了点。这是我们自参加联赛以来输得最惨的一场比赛。幸好是客场比赛，观众还没有骂我。不像我现在，即便到了客场，球迷也要骂我，让我“下课”。不过，在中国足协领导的眼皮子底下输了这场球，面子上有点说不过去。想当初，我可是雄心勃勃回上海的，一年不到再回来，结果又这番模样，实在有点丢人现眼。
好在赛后没有立即返回上海，要去太原迎战八一队，这让我们躲过了一劫。
申花队处境非常困难。就在这时，桑廷良又提出要去教练员训练班学习。晚上他给郁知非打电话请示。由于这场比赛是全国转播，郁知非心情很不好，他在上海的压力非常大。郁知非对桑廷良在这种时候请假好像不太满意。言外之意好像是，队伍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你走合适吗？
我给郁知非打了电话，对他说，小桑的学习是以前已经定好的，让他去吧。再说这是国家体委组织的高级教练训练班，牵涉到他的上岗证，不能因为现在情况不好就不让他去了。郁知非听了我的意见，同意桑廷良去了。当晚，桑廷良便连夜去报到了。这时，我们的班子就剩下我与顾兆年、张德发三个人了。尽管我的家在北京，但我没有心思回去，回去后我怎样面对妻儿呢？整个晚上，我与小顾两个人就在房间里对坐着，一直到深夜12点。我问他，你看我们现在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他说，现在下面队员有很多反映，说你在训练的时候叫得太多，骂得太凶，队员有点失去信心了。我一听就想，当年在国二队、国奥队训练时，我也听到过这种反映。我便问小顾，建队初期我叫吗？我骂吗？他回答说，比现在还要凶。我又问，为什么前
4场赢球，就没有人反映这意见？偏偏在我们困难的时候讲起这事？这是什么意见？
小顾说，反正我只是听到的。我说，你认为该怎么办？
就直说吧，没有关系。他回答说，这个时候我们都不要急。我说，对，这点你提醒得对。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冷静。你把张德发叫来，我们去查查房。
已经快凌晨一点了，一查房，发现朱琪和申思这两个国奥队队员不在了，他们没有请假就出去了。据说是给国奥队的杨晨和局宁拉出去吃饭了。范志毅也不在，姚俊也不在，同房间的说他们上厕所去了。一会儿姚俊回来了，此时房间里的电话铃也响了。我马上对姚俊说，这是小范打来的。姚俊你上厕所是假，想从后门走是真的。我拿起电话，没等对方说话就讲：“小范你在哪里？你在传达室是不是？赶快绘我上来！”比赛输成这个样子，队员居然还有心思跑出去玩，我真是怎么也想不通队员们是怎么想的。
此时我真是感到焦头烂额。比赛输球，桑廷良定了，偶然查房又有问题，我感到带队真是太吃力了。改造一支球队的技战术难，改造球队的作风更难！
背着大比分输球的阴影，带着一系列问题，我们星期四晚上从北京火车站上车，去下一站太原。我们要在那里迎战八一队。
7．苦闷中，我二上五台山
1比5大败给北京国安队之后，我整日都陷于苦闷之中，思想压力非常大，一团解不开的愁云一直索绕着我。但这时，还得“打掉牙往肚里咽”，不能在队员面前有所表露，我知道，这个时候我的情绪对这支队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队员也心知肚明，都很配合。
这次惨败让我特别难受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长期住在北京，这里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怎么能在“家乡人”面前如此下不来台呢？更何况，我又是个非常要面子的人。走在北京的马路上，听到熟悉的北京话，我多想听他们说一句：“根宝还是挺中的。”回想起那天场上球迷们对国安队的欢呼，我忽然有一种庆幸的感觉：幸亏我们是在北京输球，北京的球迷只是为主队加油，并没有骂我们，如果我们在上海，输这么多的球，会怎么样？我不敢想象。
输球后，队里特别地安静。房间里电话铃一直没有响。我害怕那铃声，但又盼望铃响。我期待着领导来电话，哪怕在电话里骂我们一顿，心里也好受一些，但又害怕来电话，因为我实在不知道如何去解释。一整天，我就在队里呆着，坐在床边痴痴的，也不知在等待着什么。
整个晚上，再也没有接到其他人的电话。我有点茫然无助，我突然产生一种感觉，我们这支队伍，就像大海中的小船，随波漂泊，没有方向。
也许，领导已经无话可说。也许，领导认为在这个时候不打电话能让我们更好受。但如果领导真的说一句：随你们去吧，这倒也好。然而，我们却什么也没有得到。在这种情况下，我也没有主动打电话。那一晚，我头脑里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翻腾，没有半点睡意。我想到了上天，想到了自己的命。下一轮，我们客场迎战八一队。幸亏八一队主场在太原，我们在北京呆了4天后直接去太原，否则我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上海球迷了。在北京平平静静地度过四天后，于周四晚上，悄悄地登上了去太原的火车。
八一队也是块难啃的骨头。他们状态有所回升，前几场比赛战绩不错。这帮小子特别能拼，打起来简直不要命，那股狠劲一点不比我们差。坐在火车上，我一直在想，此去太原，真不知道是福还是祸，如果再输球，那该怎么办？
离北京前，我与山西体工队队长、以前我在山西任主教练时的领队自龙章通了电话。1978年至1980年，我带过两年山西队，并串山西足球队夺得了第四届全运会第八名。山西省上到领导下到群众，对我的印象都不错。我在电话里告诉了白龙章我们队到达的时间，希望他安排接一下。
讲完正事，白龙章忽然说：“根宝，你1991年率国奥队来太原，全队上了五台山，至今已3
年了。上次去五台山，奥运会预选赛小组出线，你为什么不来还愿？”
我楞了一下，忽然想起了一段往事。1991年，我率领国奥队在白龙章和其他领导的帮助下，在太原与上海队打完了一个邀请赛后，作为调整上了五台山。五台山是中国四大佛教圣地之一，香火眨盛。据白龙章说，1948年解放战争时期，毛主席撤出延安后，曾与周思来、任粥时住在五台山的一个寺庙中，毛主席还抽了个上上签，他们的住处现在都完好地保存着。当时白龙章说，你让国奥队到五台山来吧，一方面调整调整，一方面请求菩萨保佑。
1991年8月，我们全队都上山，而且全队都钻进了佛母洞。据说，省里某要人的夫人生病，钻了一次佛母洞后，好像“脱胎换骨”，病也好了。当然这仅仅是传说。上佛母洞，要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而且在钻进一个三四十米深的山洞后，见底，才能看到这个洞口。这个洞里面大，洞口小，直着身子是进不去的，必须在外面人的帮助下，横着身子，先进一臂和头部，才能慢慢挨挤着进去。一般人很难进去，也不敢进，生伯进去后出不来。而实际上，只要进得去，怎么会出不来呢？
守门员教练李松海块头大，怕出不来，不敢进。怎么劝也不行。其他队员在我的命令下，都进了，甚至连身高超过1米90的江津、翟彪、蔡员都进了。我连进了两次，第一次进是帮忙托球员，第二次进去，才慢慢欣赏。
进了佛母洞，好像进了母腹，洞壁恍如人体内部，五脏俱全，心、肝、肺、肋骨，十分逼真，就像到了人肚里。在这里，你会有一种孙悟空在铁扇公主肚子里的感觉。由于洞里面太小，空气只能靠洞里一个伸向远方的小洞口进来，因而十分稀薄。和尚说，这个“送气”洞口，便是人体的“肛门”。
那次从五台山下来后，我们的运气真好，在小组赛主场比赛中，1比0小赢了朝鲜队，将他们淘汰出局。那个球也挺玄，范志毅顶，被守门员挡出，还是巡边员明察秋毫，看出球的整体已经进了球门线。
面对白龙章的邀请，我在电话里说，让我考虑一下。我想，这次去五台山与上次不一样，我们1比5输了，全队士气不高，桑廷良又不在，如果我走了，只有顾兆年和副领队张德发在，行不行？白龙章劝我，如果你下火车赶快去，时间还充裕，当天就能赶回来。再说，现在的路修好了，比上次你来的时候快多了。过去需要五六小时，现在只要二三小时就可以了。听他这么一说，我心动了。我算了一下，我们是早晨到太原，如果我下午从五台山赶回来，还能赶上下午
5点的训练，看起来时间还来得及。我便与顾兆年和张德发商量，他们说，只要你来得及赶回来就去，反正在太原也是休息。这样，我就决定再上一次五台山。我与白龙章约好，我在太原前一站欣洲站下车，他在那里接。
火车开了一个晚上，早上5
点半，欣洲站到了。队员们还在睡觉，我只是与小顾和张德发打了个招呼，没有惊动队员便下了车。出了车站，自龙章已经在站门口等候了。我上了他的桑塔纳轿车，便直奔五台山而去。
时过三年，这里确实不一样了。公路修得非常好，早上车少人稀，桑塔纳能够开到时速80公里，白龙章说，以这样的速度，你下午3点就可以到队里了。
车行一个多小时后，来到了上五台山的路口。刚要上山，司机突然一个紧急刹车，让我们吓了一大跳。跑出车外一看，公路前面突然出现坍方，出现一个近2米深的洞，车就刹在离坑不到两米的地方！幸亏司机反应快，刹得及时，否则我们连人带车都掉进沟去了，司机吓得脸都白了。怎么这么不顺，我心里开始有了点阴影。好在早上车少，我们沿着坑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过去了。经过半小时崎蛔的山路，我们终于到了山顶。下山再走一段路，便可以到五台山了。刚才的惊吓，被山顶的晨风一吹，渐渐地消散了，我的心情也舒缓多了。我们没有停留，便沿山路往下走。刚行不久，只听“砰”地一声，汽车轮胎爆了。司机连连说，亏得我们开得慢，如果快点的话，车胎爆了，刹不住车，非掉下山去不可。在司机换胎的时候，我来到路边往下看，眼前是1000多米深的山沟，见不到底，乖乖，人人都吓出了一身冷汗。我心里嘀咕，今天怎么了？怎么这么不顺？
换完轮胎后，汽车重新向山下驶去。刚到山脚，突然一阵狂风裹着暴雨劈头盖脸浇上来，雨点打得车顶棚直晌，司机马上打开前挡风玻璃上的刮雨器，即使扳到最高速度，刮雨器飞速闪动，车窗外还是自茫茫的一片雨林，看不清道路。我们非常艰难地终于开到了五台山，这时雨也刚好停了。
我沿着1991年我们国奥队的行走的路线又转了一圈。我提出，还要上佛母洞。自龙章说来不及了，这里离寺庙还有1个多小时的路程，再说佛母洞已经不是你三年前去的时候了，现在香火太旺，洞口人山人海，洞里空气稀薄，已经不让进人了。听他这么一说，我就不去了。这时，已是中午11点30分了，我们找了个地方匆匆吃完午饭，便往回赶。在回太原的路上，我就想，这次上五台山遇到“三劫”，这是不是上天给我的启示呢？我带申花队是不是也有“三劫”呢？如果这次对国安队的惨败是一劫的话，那是不是还有另外两道劫在等着我呢？我不敢多想下去了。
一天后，也就是8月7日晚上，我们在太原体育场与八一队对阵。针对同北京队比赛时失球太多、盯人不明，尤其缺少保护问题，我决定改打五三二，并布置人死盯胡云峰和郝海东。我定下了原则：3
个中卫中两人以盯人为主，死跟郝海东和胡云峰，他们跑到哪里就跟到哪里，不让他俩沾球，包产到户，落实到人。范志毅打自由中卫，主要任务是补位。
这场球打得比较成功，郝海东和胡云峰几乎没有机会，范志毅的自由中卫也打得好，救了好多险球，瓦洛佳连进两球，终于赢了下来。赛后我想，如果这场仍然打442，让郝海东和胡云峰打起来，我们的后防肯定要出问题。
终于赢了。在经历了痛楚之后，对于赢球，我竟是那么地渴望，就像在海上遇难的人突然得到了一块浮木那样。张德发对我说：“根宝，亏得今天赢了，如果再输了的话，我们恐怕回不了上海了。昨天我接到一个电话，说如果你们再输，可就回不来了！”
我的神经也松了下来，长长地舒了口气。想一想这在外的10天里，惧乐部竟没有来过一次电话，没有上海方面任何的信息，但我们还是挺过来了。我在全队会议上说，我们对八一队比赛的战术纪律执行得好，尤其大家顶住了压力，把这场球拿下来了。我感谢大家。接着，我又说，我们的路还很长很长，下一场是主场对广州太阳神队，我们一定要在上海主场打个漂亮仗，来挽回1比5败给北京国安队的耻辱，挽回我们的不利影响。
第二天我们回到上海后，立即准备对广州太阳神队的比赛。我想，这是我们队在上海球迷和领导面前挽回声誉的最好机会，一定用最细致的准备、最大的努力踢好这场球，并且我对打赢太阳神队充满了信心。但不曾料到的是，这场比赛给我和申花带来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
8．1比6，根宝成了大草包
在我的教练生涯中，虽然经历了许多场失败，但是，没有一场像1比6那样让我刻骨铭心的，以至于后来，它还常常在梦中纠缠住我，让我一次次地惊醒。这是一场让我真正体味到什么叫耻辱的比赛，虽然它已经过去五年多了，但是那场比赛的前前后后，甚至每一个细节都像昨天刚发生一样。虽然上一轮赢了八一队，但是，北京的那场1比5还是我们心头抹不去阴影。为了在家乡父老面前挽回我们中花队的名誉，我们把这场对太阳神队的比赛看得非常重。这场至关重要的比赛，也引起了上海各界的密切关注。比赛前一天，正在北京学习的桑廷良打电话给我。他悄悄地对我说，根宝，你千万要小心啊，广州的一位教练已经跟我说了，太阳神队这次去上海就是想赢我们，想报上次主场输绘我们的一箭之仇。池们要赢球的理由是：一，实力比我们强；二，士气正高涨；三，要讨伐我们。龚学平副市长赛前也打来电话，要求我们加强防守，因为我们失球太多了，14轮比赛虽然进球28个，但失球也达到24个。“李晓、瓦洛佳是否主要考虑进攻？主场对广州太阳神队一定要打出风格水平，要坚决服从裁判，这一点一定要反复教育队员，明天我要来看球。”龚副市长最后说。
前一阵由于我们成绩不太好，上海球市很萧条，看台上空荡荡的。为了营造良好的主场氛围，给我们鼓劲，这场比赛之前，黄浦区专门组织了1
万多名学生、职工来体育场捧场，每人还给车费补贴。当时的几家报纸也不借气力，专门写文章号召球迷去虹口体育场为申花队加油。到了比赛这天，虹口体育场的观众确实火爆了起来。
我们接受了对北京国安队重点人物没有看死、防守缺少保护的失利教训，并鉴于在太原对八一队重新改打五三二获得成功，于是决定仍以五三二阵容出战。在赛前准备时，我明确要求几名后卫要把胡志军和彭伟国盯死，并具体到吴兵盯胡志军，成耀东盯彭伟国。
我们的出场阵容是：守门员库茨，自由中卫范志毅，盯人中卫吴兵、毛毅军，边后卫姚俊、朱炯，后腰成耀东，边前卫陈伟和申思，前锋李晓、瓦洛佳。我排出这样的阵容完全是为了加强防守，并对所有人员进行了最细致的推敲。库茨是星期三到上海的，对于他在俄罗斯的情况我不清楚，但据他自己说，他一直在那里训练。包瀛福在俄罗斯挑选时看了他的比赛，也认为他打得不错。但是赛前研究用库茨还是用蔡建林时我却举棋不定。库茨毕竟刚到，状态如何我心里没有底。而蔡建林最近状态有所回升，我去征求蔡建林的意见，那天蔡建林正发着低烧。直到比赛那一天，我才决定用库茨。但谁知道这场比赛库茨成了大漏洞，好多进球与他扑救不力有关。打完后有人问，库茨刚到就用，为什么不用蔡建林？但是足球就是这样，如果蔡建林不好了，又会有人问为什么不用库茨？
这场比赛我是从未有过的重视，并排出了完全以防守为主阵式。赛前我还分别把前卫、后卫都找到我的办公室来，就如何分工、盯人、保护等一一让他们明确。重点仍然是要盯死胡志军和彭伟国。但是，我们失的6个球，全是胡志军和彭伟国进的。
比赛开始后是我们先进了一球，是由范志毅打进的。1比0领先后，我认为，我们拿下这场比赛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屯重兵于后场，而且赛前又做了细致的准备，只要能进球，拿下这场球问题不大。但没多久，胡志军一个远射进了。这球尽管射得有力，但打得比较正，库茨应该把球击掉。但他一点反应也没有，球从他的手边莫名其妙地溜进了网窝。紧接着，太阳神队罚角球，又进一个。上半时我们1比2落后。
中场休息时，我再次强调要盯人。我说：“其他人进球都可以，就是不能让胡志军和彭伟国这两人进球！”
尽管我们一球落后，但对拿下这场比赛我还有信心。我想到换库茨，但是，又拿不定主意，决定还是让他再打打看。下半时开场没几分钟，太阳神队由彭伟国又进了一球。这一下子把我们彻底打懵，队员们丧失信心了，他们在场上失控了：原本薄弱的中前场一下子瘫痪下来，中场轻易成了太阳神队的天下；后防线也开始乱了套，任凭胡志军泥鳅一样的在中前场钻进钻出；看着如此混乱的场面，我也失望了。雨还在下着，越下越大。这时太阳神队的进攻一次比一次凌厉，几乎每一次射门都能得手。我坐在教练席上，视野已经模糊了，只隐隐约约地听到观众在叫骂着，“库茨”草门、根宝“草包”。身边好像有人跟我说什么，但我一点也听不见，我已经凝固了。比赛结束时，记分牌上显示着：1比6。这时，全场响彻了：“徐根宝大草包”、“徐根宝滚回去”的骂声。雨点砸在雨棚上，也砸在我心里。我瘫软地坐在教练席上，起不来了。球迷也不依不饶，久久不愿散去，全场都愤怒地声讨我。十多分钟后，我终于“醒”了。当时那种感觉与在北京1比5失利时完全不一样，那时候满场都是北京球迷喊加油声，虽然有点像马来西亚吉隆坡失利后的那种失落的感觉，但是马来西亚没有观众起哄，听不到这种谩骂。那时，我感觉自己是汪洋大海里的一时小舟，被愤怒的狂涛包围着。
这场被行家预言为本轮最激烈、最难判断的比赛，却是这样的一边倒。
我终于站起身，走向新闻发布大厅。一路上我看到球迷们咬牙切齿地冲着我挥舞着拳头，但耳朵里一片嗡嗡声，不知道他们在喊什么。
新闻发布会上人头攒动，很多人要我解释为什么会输得这么惨。我说，这场比赛如此结局是我没想到的。我们的队员除了斗志、打水球的能力不如广州队外，球员们思想压力大，想赢怕输也是重要原因。另外，对库茨期望过高，前几个失球他都有责任。进攻上瓦洛佳、李晓被对方盯死了，我们防守时对胡志军和彭伟国却没有防好。这场比赛要总结的东西太多，糟透了。余下的7场比赛我们也很难打。
现在看来，当时我对这场比赛的总结不够准确，因为，有很长段时间，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我们输掉这场球还有一些很重要的原因：我们的五三二阵容有问题，我们虽然安排了五个后卫，但是由于中场球员申思和陈伟都属于技术型球员，比较软，在中场争夺中明显处于下风，我们虽然多了一名后卫，但是，由于前面已经空掉了，这名后卫实际上并没有多大意义，再者，我们全场抢逼得不够凶狠，让对方舒舒服服地拿球、传球等等。
观众迟迟不愿散去。我们在休息室等了很长时间，没有人讲话，整个休息室死一般地沉寂。
半个多小时后接到了虹口公安局的通知，让我们从侧门出去。但那里仍然有一批球迷等着，他们围着我们的汽车，敲打着玻璃窗。在一片骂声中我们逃回了江湾住地。
食堂没有准备晚饭，因为本来是想比赛后放假的。但这时队员们谁也不想走，他们也许都知道，可能不会放假了。一个个都非常老实地呆在房间里，整个江湾基地被悲哀笼罩着。
顾兆年和张德发坐在我的房间里。我问他们怎么办？他们也拿不出意见，只是说不放假了吧，输了这么惨。我说，输球主要是我的责任，不能因为输球，把原来的计划改变了。先开个会给大家讲一讲。
这时已是晚上8
点了，队员又饿又累，一个个低着头，情绪低落。
我说，我们输这么惨，不但输掉了我们的面子，还输掉了上海的面子。我们要看到问题严重性，我现在的心情与我国奥队在吉隆坡失利时一样，主要责任在我。下面还有比赛，我们不要因为这场比赛的失利而让信心垮掉。要拾起头，好好地总结，别把身体也搞垮了。今天仍然放假。你们回去后要注意身体，最好不要乱串门，有人骂也不要回嘴。
8点多，队员们都回去了。顾兆年陪我坐到10点。我说，小顾你也回去吧。小顾也走了。大雨继续下着，窗外一片茫茫。我独自坐在沙发上，一直坐到11点。
电话铃响个不停，有朋友来的安慰电话，方纫秋和包瀛福也打来电话，让我不要泄气。也有球迷打来，有骂我的，也有鼓励我的。桑廷良打来电话，说库茨怎么如此不灵，好像是不会打水球似的。我说本来是想用蔡建林的，但他发低烧，最后还是用库茨。桑廷良的情绪也很低落，没有多说什么。我说队员放假了，我在等领导的电话。
11点10分，龚学平副市长的电话来了。他在电话里说：“根宝，比赛输得这么惨，你们要好好总结，找一下原因。你们要多听听人家的意见，我们本周要召开多方面的会议，听取一下球迷和各方面人士意见”。
接完电话后，我木然坐在那里，我知道下面的事情很多很多，这天晚上我几乎没有睡觉，脑子里一刻也没阔着，我不断地问自己，怎么会是这样？布置得最细的一次，而且对我所熟识的徒弟胡志军、彭伟国还作了专门的针对性研究，但还是被他俩打进了6
个球。后来我在广州碰到胡志军、彭伟国，我对他们说你们那场比赛的进球，差一点把我饭碗都给砸了。
有一件事，我至今感到非常内疚的惭愧，那就是1比6之后虹口体育场发生的那一幕。尽管我是后来才从报纸上知道的。比赛结束后，大批球迷顶着风雨聚集在体育场门口不愿离开。雨下得越来越大，约1
小时后，大部分球迷心情稍稍平静后都散去了，但在14号台门口，仍有100多名球迷静静地坐在雨地里，执勤人员劝他们回去时，他们只有一句话：“我们要见徐根宝。”
龚副市长安慰了申花队将士后回到休息室，边上人告诉他，还有100
多球迷坐在雨里不走。他马上对虹口体育场场长胡康健说：“你去请他们选几个代表来，其他人如果还不愿意走的话，让他们坐到看台上去，雨这么大要生病的。”
不一会儿，胡康健领着4名球迷代表进来了。他们一见到龚副市长后十分意外，怎么也不会想到副市长会亲自与他们交谈。
坐定之后，球迷们你一句我一句连珠炮般向龚副市长倾述他们对申花队，对徐根宝的意见。到底怎么回事？队员们为什么一点斗志都没有？如果这样下去就完了！激动的心情使他们的发言缺少条理，但热爱上海足球的心情，却表露得真真切切。
听完球迷一番话后，龚副市长说：“今天晚上我的心情和你们一样，申花队输了球当然很难过。申花队输在哪里？技战术输了，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更重要的是输在土气。如果士气不输，光从两队的实力看，我们不会输这么多。原先上海队老队员多、经验足，输也输得起，赢也赢得起。现在队员年轻多，经验不足，赢了往往过于兴奋，一输球就萎了。今天比赛从1比2落后开始，越打越乱，士气低落，这才是病根。其二，用人上也有一点问题。你们不要骂守门员库茨，他刚来两天，又没打过水球，表现失常是可以理解的。其实我们不一定非要让他守这场球。蔡建林病了还有贾春华，守水球都比较有经验嘛。三，抢逼围不能盲目，要与技战术结合起来，现在看来我们的技术确实不如人家。”
讲到这时几名球迷纷纷插话，对龚副市长表示认同。龚副市长接着说：“足协还应该成立教练督导组，住在申花队，发现问题可以及时提出。我听说中花队现在的训练量又降下来了，星期二至五每天两小时，星期六一个小时，这与我们提出的三从一大方针是不符合的。我认为足球队的管理和决策也应该听取各方面意见，成立一个督导组之后，比赛前教练员要把方案和设想与督导组交流一下。比赛后不管赢输，督导组都应该帮助球队总结一下，这个桥也要请足协给搭一下，像包瀛福、方纫秋，包括王后军等，这些老教练都可以请来，集中大家的智慧来为申花队出谋划策。足球队光靠钱来刺激队员没有用，奖励应该同队员的平时训练、比赛表现、职业道德等挂起钩，可以一个月搞一次综合评定，简单的向队员许诺赢一场多少，进一球多少，并不是真正合理有效的办法。”
龚副市长最后对球迷代表说：“我们很感谢广大球迷对申花队的关心，希望球迷们能与申花队一起正视现状，克服困难，同舟共济，把我们的足球搞好。”
球迷们都被龚副市长的一番话给打动了。20点，虹口体育场安静下来，球迷们离开了。
本来球迷是冲我而来的，这时候我应该挺身站出来，负我应该负的责任。但结果却是让支持我们的领导受累了，我从心里感到惭愧。
9．丢了大上海的面子
8月16日一早，体委主任金永昌受市领导和惧乐部委托，到队里来看望大家，并召开老队员座谈会。
在与老队员开会之前，金主任先听取了我的汇报。我说：一，抢逼围没有体力作保证不行，这场比赛我们的体能情况不好；二，平时训练基础不行，场上也拼不出；三，不齐心的拼抢不行；四，易受情绪波动，现在对手们已经不像是前四轮那样地任我们抢了，他们已经效仿我们，而且拼得越来越凶；五，与我改变阵式由四四二为三五二有关。
在老队员座谈会上，李晓第一个发言。他说，昨天我是想踢好的，但是没有踢好。输了球总有原因，我总感觉到在我们进攻时，是接是插不清楚，当然，关键问题还是我们拼不出来。
范志毅说，后防是最重要的位置，这场比赛我打自由中卫，没有补好位起到稳定军心的好作用。应该说每场球我们大家都想踢好，但是踢不好我们应该反思自己，自己在场上是怎么贯彻教练意图的，贯彻教练意图自己又做得怎么样？这场比赛教练的布置应该说是非常详细的了。
成耀东说，对广州队比赛前，我们思想上还是很重视的，布置也是很明确的，但是在比赛中没有完成好，主要是踢水球的能力比广州队差。另外2比1后，我们有点泄气，我们好像是容不得对方进球，这种思想是导致后面失球多的原因。库茨反应慢，动作迟缓，应该负一定的责任。
陈伟说，我们三条线脱节，前锋在前面不抢，中场又不敢压上，后场又不敢顶，输球后心情很不好。我们再输也不能这样去输，输这么多。关键还是精神状态输了，影响很大，很不好，只能靠自己去挽回。
吴兵说，他没有完成好盯人任务，让胡志军一人进4个球。
金永昌主任说，球迷的心情我们应该理解，教练、队员压力很大我们也知道。我们这个队重新组织后，本来就是中游水平，年轻队员多，所以大起大落，这个现象主要与前阶段新闻界炒热了，大家的期望值太高，好像我们只能赢不能输。按目前我们的实力，排在六七名水平是正常的。现在踢球与过去不一样，现在的心理压力太大，我们都能感到压力。当然，这是和只能赢不能输造成心理压力太重有关。我们前4轮踢得好，因此4轮比赛过后，对手就来拼我们，而我们又失去了前4轮拼人家的打法，所以出现目前这种情况。我们前4轮之所以能取胜，主要是作风上有改变，去拼人家。现在我们要摆正位置，把自己放在五六七名的位置上，我们现在已经彻底没有面子了，还骄傲什么？只有去拼，技战术才能发挥出来。我赞成根宝说的，谁不去抢下来，让拼的人去打。我讲了半天，全是讲拼字。你们看看，昨天太阳神队胡志军、彭伟国，就像是在泥地里滚过的泥鳅，衣服上的号码都看不出来了。山东有个记者写了，他说这场球从双方的球衣上就可以看出谁拼了，上海申花队穿白的，没泥没水，金主任最后说，李晓，我看你11号衣服一干二净，一点泥也没有。你们都是骨干，要团结，要起骨干作用。
8月17日，督导组到队。
一共有4个人，包瀛福、方纫秋、刘恩义和瞿耀忠。他们来看了我们训练后与我们教练组谈了一下。包瀛福的意思是，建队以来我们管理是抓住了，体力有保证了。我们今天的训练是压缩攻防。老包看了后说，门前训练有特点，竞争意识也加强了，训练质量不错。他接着说，从比赛看，我们体力还不够，打法上长传还多了些，防守上两个中卫站不住位置，
自由中卫也补不上，对广州太阳神队比赛，整个防守体系像是散了架似的。
刘思义对我说，队员们开始对你还是信任的，你的管理是成功的，但最近听刘军讲，他的积极性不是很高。按道理他与我的谈话不应该对你说，既然我们为申花队，就应该开诚布公。队员的反映你应该引起注意，你在这么关键时刻应该大度。申花队成功失败全在你的个性上。上海观众反映进攻显得太粗糙。我们还是应该像前4
场那样，先发制人，一上来就是一个冲击波，一场球起码要有两个冲击波。当然，关键时候，要稳的时候还应该稳下来。
瞿耀忠说：我们上海队还是应该多发挥前卫线的作用。老上海队过去的中场一直是很好的。
我心想，现在我们输了球，督导组来监督我，什么都好说，什么都是问题。当初我们在广州5比2胜的时候，我们便是技术、作风、身体都比人家好。
但足球就是这样，胜负论英雄，你再怎么想也没有用，关键是要赢球。
有一天，金主任打来三次电话转达陈良宇、龚学平的意见。我们的足球，受到如此关爱，这真是我过去从未经历的。领导们要求我们第一要摆正位置，一定要场场把自己放在弱队位置去拼人家；这几场球之所以没有打好，就是因为打到关键时候拼不出；二，上海队过去从来没有输过这么多球，从来没有输得这么惨。市委、市府认为我们必须把精神面貌打出来。听了这些话，我感觉分量太重了，现在的问题不是我徐根宝没了面子，我可是把大上海的面子给丢尽了。
1比6惨败后，不但球队、球迷和各界都进行了座谈，在康办(上海市委办公地)，陈良宇、龚学平、周慕尧、金永昌、李毓毅、沈立恭等上层决策者，也开了一个多小时的会，专门研究申花队问题。陈良宇提出让体委多关心申花队，体委主任金永昌说，从现在开始，体委李副主任的主要工作，便是抓足球。
8月18日，上海市足协召开足球界新闻界和球迷代表“为申花队号脉会诊”会议。在发言中，文汇报记者马中说，申花队输球是正常的，但高比分输却是应该总结的。甲A比赛也有高比分输赢，但没有这么大。抢逼围是足球比赛的基本规律，失利的时候不应该轻率否定。几个月前在广州申花队5比2胜，这次在主场1比6输，这说明申花队状态有问题，应该提高队员的素质。一场比赛不能简单否定和肯定，不能过多地指责。
球迷代表说，当初申花队在广州大胜，当地报纸说我们精神、体力、技术、战术，样样都好。现在大比分输了，好像什么都不好了。问题是什么？是不拼不抢。抢逼围是精神状态的体现，可最近申花队精神状态到哪里去了？
方纫秋在发言中讲到，根宝当时接这个队不容易，我们都为他捏一把汗。他的指导思想是对的，现在主要讲的是拼，这是对的，不拼不能提高。我看刘军、瓦洛佳有提高，李晓也有进步。对大连万达队打得也不错。为什么会出现1比6？关键还在于精神状态。
老教练包藏福说，申花队前几场比赛不应该大胜的大胜了，应该胜的比赛却输了。上海申花队要改变过去软散懒的作风。抢逼围是防守的手段，是变被动为主动的手段，坚持前场30米抢截，以射门为中心的训练是对的。世界杯赛统计，由中场发动进攻后进球的占60％多，前场抢截进攻的占34％，而由后场发动进攻并进球的只占6％。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记者谢炯认为，申花队胜了，不应该把抢逼围捧上天；输了几场球，也不要把抢逼围打下地。申花球迷协会会长沈国强说，迫在眉睫的是，下一场对山东队。我们都在想，徐根宝与队员们是否从阴影中走出来，去迎战山东队，这是最重要的。
俱乐部副总经理孙春明在会上透露，俱乐部董事会准备对球队实施几项举措：一是请营养专家和优秀的厨师；二是请体能恢复和科研人员；三是加强对球队的科学监督和科学管理，不能由一个人管理球队，也不能让教练员球员对立，俱乐部可以炒球员；四是建立球员人才库；最关键的是第五条，要建立竞争机制，教练班子的选择，球员选择都要有竞争，都要竞争上岗。我很清楚孙春明这番话的意思，如果我再打不好，就可能下台。
当然，大家议论最多的还是抢逼围。大家普遍的认识是，我们失利不是抢逼围的失利，面是丢掉了抢逼围。这一点我最清楚，我把四四二改为三五二，在阵型上把抢逼围的威力消弱了。
1比6之后，抢逼围成为上海滩男女老少挂在嘴边的词，成了人们议论的中心话题。对抡逼围肯定的人很多，持否定态度的人也不少。我要不要坚持抢逼围了呢？这时，国奥队的失利情景又闪现在我眼前，我不能改变，我必须坚持下去，我默默地告诫自己。我记得在昆明，徐弘曾对我讲的话：“徐指导，你以后不要再变了”。当时我还说不会变了，但是在成绩的压力下，在媒体的压力下，我最终还是没有勇气坚持下去。五三二阵型，我想的是用人数多来保后场，而实际上就是丢掉抢逼围了。精神面貌不如人家，就是挤不出来，抢就是拼的体现。人家拿球，你抢不抢人家？不抢或抢得不凶，这是精神状态问题。五三二，看起来中场人多，但如果只想保后场的话，中场人数肯定少了，中场人数少，形不成围抢，气势也就没有了，当然也就会很背被动。
我们1比3输给山东泰山队，就是打的五三二，我认为两个中卫盯两个内锋比较吃力，便再拉一个来保护，结果整体的防守没有了。这种增加人数来保后场的办法，实际上便是失去了整体抢截的优势。
对广州太阳神队，我们的中场球员申思、陈伟都很软，李晓又不抢，中前场便失控了，只能挨打。
应该说，这个责任首先由我来负，是我指导思想出现了问题。为了让球员更清楚抢逼围的意义，我举了我们抗美援朝的例子。我说，只有援朝才能保家。如果我们不派部队出去，光在鸭绿江边等着，后防便不会稳。加强中前场的抢截，是对后防最好的保护。如果只是增加后防人数，造成中前场失控，反而会被动挨打。我已经想好了，不管今年成败如何，抢逼围一定不能丢。
10．揣着辞职书上场指挥
1比6之后，我站在了地狱的门口。我知道对山东泰山队比赛是我最后的机会了。已经有消息传了出来，如果这场球我们输了，便由顾兆年代替我。我不想就这样灰溜溜地走掉，我要证明自己的能力。在这个时候，能救我的、想救我的，只有我自己。那几天，我除了参加会议和训练之外，就坐在房间里研究对策。我几乎考虑到了第一个细节，甚至设计了几套方案，随后，再去一一排除，直到有一个满意的结果。
对山东泰山队比赛前，我便和队员宣布：这场比赛，不拼的不上，要上的全是能擒的。我让张勇和瓦洛佳当前锋。由于范志毅两张黄牌停赛一场，便让成耀东当队长。我苦思冥想排出一个我认为能拼能抢的中场，由莎莎、刘军、吴兵和朱炯组成，这实际上是后来我们夺冠的中场阵容。
比赛之前，我写好了一封简短的辞职信。如果比赛输了，我准备马上就交给领导。在已经没有退路的情况下，我怀揣辞职报告指挥球队上场了。这场比赛的最后结果很可惜，我们0比0与泰山队打平，但我们全场射门是13次，角球5次，山东泰山队全场射门3次，角球3次，我们明显占优。25分钟时我换上李晓，可惜终场前8分钟李晓有一个机会球没有进。
赛后报纸评论这场比赛是：“上海申花队顶住7天前1比6的巨大压力，昨天以年轻选手出战，再现抢逼围，尽管得势不得分，但精神面貌令观众为之一振。”
比赛后，我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从场上的气势和面貌上看，我们不是抢逼围不行，而是前几场没有打出抢逼围。以后我们将坚持这种风格与每个对手较量。这场比赛使我坚定了抢逼围的信念，经过了两次失败，我想我必须要坚持下去。
球迷对我们打平这场比赛还是不满意，“根宝草包”这样的口号还在不停地叫。他们认为这场球我们应该拿下来，应该对一周前的1比6迅速做出“补偿”。但对我来说，这场比赛打乎已经不错，至少可以缓了口气。直到我们下一场2比0胜江苏队后，我才真正在长吁了一口气，我终于死里逃生，熬了过来。第二阶段最后一场，我们虽然输绘了广东宏远队，但名次依然排在第五，没有跌出前六，还算说得过去。
第二阶段比赛结束了。由于国家队要参加亚运会，联赛要间隔两个多月才比赛。对我们来说，这真是宝贵的两个多月。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不仅身体得到了调整，更主要的是获得了心理调节机会。我真担心，在如此大的压力下，如果比赛一直打下去，我们的神经恐怕要“绷断”了！这两个多月也是我喘息的大好时机。在这个期间，我对抢逼围的指导思想有了进一步思索和提高，我们统一了下一阶段的打法，并在训练中不断改进，对人员安排也进行了必要的调整。说实在的，申花队自从成立到现在，一直在南征北战，打东视杯，去昆明冬训，甲A联赛、沪港杯、万宝路足球赛、再是甲A联赛，如果这么一路打下去，我怀疑我们真要垮了。
11．一根绳子，一份要求，我别无他途
第三阶段还有4场比赛。我们对形势做了研究，最后4场比赛对我们能不能完成前6名指标非常重要，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也不小。因为我们有两个客场、两个主场，两个客场非常险恶，一是对当时排名第三的辽宁队，二是对主场不败的四川全兴队，主场是对名列第一的大连万达队和很有特点的吉林队。
我们对4场比赛进行了分析后认为，主场对吉林应该力争2分，对大连万达队拿1分，两个客场应该争取1至2分。这样算下来我们前6名任务就可以完成了。我给郁知非打了个电话，把当时队伍的情况作了汇报：李晓、范志毅上调国家队，莎莎回俄罗斯探亲，朱琪、申思和谢辉参加国奥队集训，尽管现在离比赛时间还比较长，但我们决定管理制度不变，仍然要每天训练，甚至连星期日都要训练。郁知非说，他们马上要开董事会研究下一阶段的工作，总结甲A联赛以来我们工作的成功与不足之处，当然，现在最主要的还是打好最后4场比赛，如果打不好，虽然保组是没有问题了，但大家日子都不会好过。我当然听懂郁知非的意思，我的压力这时还很重。就在那几天，我收到一位四川球迷给我寄来的一封信，他说，申花队客场去成都比赛时，球迷会要我们颜色看，因为他们上一次在上海受到了攻击。这封信里还有一根绳子！那意思不言而喻。
10月13日，俱乐部给我们发来了一份最后阶段工作文件。我一看，里面主要是针对我这个主教练的。文件首先要求我们确保前6名，如果完不成将罚款；其次是比赛全部结束以后待命等通知；最后一点是，俱乐部对教练每场比赛要有考核，这一条显然是针对我的。看了这份文件后，我很清楚，俱乐部对我还不十分信任。我并不灰心，更不想退却，我要做的，便是证明自己，以成绩纠正别人对我的偏见。
10月17日我召开全队会议。我对大家说，现在联赛只剩下最后4场了，能否完成年初定下的任务，包括俱乐部本身在内，大家都有压力。在这种压力下，我们的态度应该是不惧怕，放得开。但光不怕没有用，还要有充分的准备，我们每个人都要为此付出代价，下局我们不放假了，大家集中封闭训练。另外要抓紧业务学习，研究辽宁队的打法，分析我们的困难，大家统一思想去拼。此外，我还强调几个方面：一是整体攻防战术；二是坚持抢字；三是强调全队的团结；四是放下包袱。这次会开得不错，大家都感受到了任务的艰巨，都在思想上作好了打硬仗、打恶仗的准备。
21日，我们到了沈阳。当天晚上我们又开了会。那时的辽宁队虽然实力有所下降，但他们还有着当年“东北虎”的威风劲，他们在积分上与大连队万达队只差两三分，如果赢了这场比赛就奔冠军去了。我们分析辽宁队此役非常想赢我们，而且还存在着主场拿下我们没有问题的心态，于是开始设计起战术。
我分析说，对方求胜心切，肯定攻得很凶，加上主场观众和裁判方面对我们也不利，大家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要上火，要始终保持平静的心。这场比赛后来真像我们估计的那样，对方是急火攻心，姜峰用脚踩吴承瑛肚子的场面便能说明问题。
战术上，我要求大家贯彻好抢逼围，强调中前场的抢截，并把防区扩大到中、前场去。另外，我们对黎兵的头球，对姜峰的助攻，对庄毅的快速下底传中，以及傅博门前的威胁等细微的问题上都作了详细的安排。
在上场前我动员大家：对方掳，我们也挤，对方如果乱踢，我们一不怕，二不报复，要保护好自己。对方压出抢，我们以抢对抢。我们的体能肯定比他们要好，他们刚参加了泰王杯赛，一路折腾，体能肯定有问题。裁判如果有问题我们也坚决服从，谁也不准与裁判争执。这场比赛，只要把辽宁队打急了，我们就有戏了。
范志毅与李晓参加完亚运会，也从北京直接赶到沈阳。他们在亚运会上打得不错，我找他们谈话时首先肯定他们在国家队的表现，当然也向他们强调了这4场比赛的艰巨性。我说，你们的思想要赶紧转到队里来，我还把这一段时间我们坚持的东西和要求以及最后对辽宁队的准备工作都向他们作了交代。
22日，也就是比赛前一天下午，我们到赛场训练。施拉普那和李应发坐在看台上看我们训练。事后桑廷良告诉我，施拉普那认为我们训练的时间过长，比赛前应该缩短一些。李应发看了我们训练后当时就说：“完了，明天我们肯定输了。”他说，他们的训练无法和申花队的训练比较，申花队的训练完全是真刀真枪的。
这场比赛我们确实打出了水平，抢逼围发挥得酣畅淋漓，瓦洛佳和莎莎在前场抢下球后攻进了两个球。赛后有报纸说：“2比4，坐守主场的辽宁队败得没话。此役辽宁队输在情理之中，没有净输3球以上还算幸运。”
当我们4比2领先后，队员们气势还是很足，仍然以凶猛的逼抢对付辽宁队，甚至出现三个人围抢辽宁队后卫赵发庆的场面。
这场比赛把我们的士气和信心都打出来了。南方的上海人跑动和抢截比北方的辽宁队还多、还凶狠，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伍绍祖看了电视转播后说：“申花队打得好，他们的跑动就比辽宁队多。”
通过这场比赛，我看到我们的抢逼围有了飞跃，这次胜利是抢逼围的胜利。这次的成功，更坚定了我的打法。但那场比赛后半段，却出现不友好的一幕，吴承瑛被姜峰踩了一脚。我们没有过激反应，我们在新闻媒体上也没有把这事扩大。比赛后，姜峰来队里道歉。当时他并没有踩下去，就在那一刹那他冷静下来了。后来我问吴承瑛，他说也没有什么。我对姜峰很了解，过去我在国奥队时带过他，他的品行不至于做出这样的事。
接下来，我们主场与大连万达队打平，取得了事先预定的目标。
客场打四川，对我们来说是一场非常艰难的比赛。由于在上海比赛时发生了上海球迷与四川球迷之间的斗殴事件，加上四川一些媒体不正确的引导，比赛尚未开始，便弥漫出一股浓浓的硝烟味。当地电视台在赛前播放了双方球迷斗殴的一幕，这引起了四川球迷对我们的强烈愤慨，当四川省有关领导发现苗头不对时，已经有点晚了，当时成都商店里连弹弓都脱销了。
为保证11月6日比赛的顺利进行，不致于引起骚乱，11月2日至5日，成都电视台连续播放市委市府领导和球迷负责人的讲话，甚至连居委会也充分发动起来配合工作。成都市公安局对本次比赛和申花队的保卫工作更是周密至极。我们一下飞机，7辆警车便前呼后拥，把我们拉到一个我们不知道的宾馆。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离市区很远的一个部队宾馆，连球迷都不知道。到了宾馆后，公安局的同志规定我们不许会客，不许出门，整天呆在里面。
第二天我们去体育场训练。当我们的车驶进体育场边的马路时，行人发现了我们是申花队。便开始叫骂起来，甚至还有人用棍棒敲打我们的汽车。比赛那一天，成都当地政府动用警力上万，球场周围的道路提前两个多小时便已被封锁了。开赛前体育场内还有8条大狼狗绕场一周，以示威慑，这在甲A联赛中可是空前的。
看台上武警与公安分别包干负责，看台下七八百名武警随时待命，成都市体育中心马路对面的市特警总队大院里，待命的快速反应部队可在2分钟内扑人体育场，球场外还停着消防车随时准备应付突发事件。那一天晚上，成都5个区中的3个区的警力及郊县警察局的所有便衣警察都出动。我们是在比赛结束清场后，于8点30分才离开的，为了让球迷难以辨认，我们去时与回来时使用的汽车颜色和外表都不一样。万名干警直到晚10点一切安顿后才撤退。对这场比赛，成都球迷协会也根据球迷的心理拟定了一些口号，比如先叫“缴枪不杀”的口号，让球迷消消气，再奏凯旋曲，让球迷败败火。
这场球我也怕出事，因此在赛前反复要求队员在场上场下千万记住不要有过激行为。这场球全国转播，上海球迷也非常关注，我们千万不要因为我们的原因而引发更大的事端，哪怕是输掉这场比赛。
因为这场球牵涉到这么多的不安定因素，因此比赛的内容和过程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最后，这场比赛双方0比0打平。最满意的便是成都市委市政府了，据说比赛平安结束的当晚，一位有关官员居然高兴地喝醉了。成都的警察真行。直到我们离开，球迷们都不知道我们在成都是住在什么地方。与四川全兴一役，与其说是比赛，不如说是玩了趟捉迷藏游戏，而且我们还得到了一个理想的结果。打乎全兴队，我们已经稳拿第5名了，第一个任务已经完成了，紧张了一年的心，终于放下了，在回上海的飞机上，我狠狠地睡了一觉。
12．金光诛点球射偏，申花进了前三名
我们的最后一仗是主场对吉林队。
这场比赛我们如果赢了就进前三，平了第四，输也是第五。对吉林队来说，他们保级已经成功，输赢也无所谓。
虽然我们已经完成第一个任务，但我们还有争三的目标，已经到了这个份上，我们当然要奔第三去了，毕竟第三与第五还差一个档次，能第三绝不能第五。赛前，我对球员们说，你们不要以为吉林队不会认真打，千万不能放松，即使是死者虎也要当活老虎打，我们最后一场不是为申花队踢，而是为上海的足球发展踢的。
队员上场后还是很认真的，场上占据了主动，上半时李晓先进一球。下半时吉林队获得一个点球，金光诛走向罚球点时，全场鸦雀无声，大家都知道这个点球的分量，如果罚进，我们就与前三无缘，我当然很紧张。
金光诛射门，球偏出门柱，他捂住了脸。我忽然感到一阵轻松，我们赢了。我们不仅完成了年初定的任务，而且还超额完成，因为我们打进了前三名。
虹口体育场鞭炮齐鸣，球迷热烈庆贸。几个月前还在这里让大上海大丢面子的申花队这回总算为上海挣了面子。站在球场上，我感慨万千，这足球可真让人捉摸不透，它可以让你下地狱，也可以送你上天堂。
回到休息室，队员们兴奋地拥抱在一起，又叫又唱，我静静地站在那里，心里只想说：“大家辛苦了。”忽然有人进来通知说，大家快去洗澡，就不要回江湾了，黄浦区副区长周太彤在香港城摆下庆功宴，请我们全体去喝庆功酒，这个安排我们一点也不知道。
这顿饭吃得非常高兴，黄浦区拿出30万奖励，俱乐部也拿出30万，后来上海市交通安全必备物品供应公司为申花将士每人提供一辆进口助动车。
联赛终于结束了。大家都异常地轻松。我宣布放假，三天后报到。确实，在这一年里，大家都非常辛苦，神经高度紧张，尤其是经历了那可怕的1比6，应该好好地放松一下了。
三天后的早晨，休息了两天的队员们都在9点前报到了，小会议室里坐得满满的。我在黑板上写下了12月31日这几个字，并在下面重重地划了个圈。我说，我们与申花俱乐部签定的合同到这一天都到期了，我们在一起的日子也不多了。这一年来，我们申花队的成绩和缺点都明摆着的，大家回去想一想，这一年来，我们共同的收获和感受是什么？我们今年的任务不多了，主要准备12月11日的南北明星队，申花队有范志毅、李晓、成耀东、瓦洛佳和朱琪入选，你们几个与我一起去成都，打完后马上回上海与德国的一个队打邀请赛，其他队员休整，并为邀请赛做准备。张德发也对大家说，今年的任务大家完成的很好，接下来就要考虑签合同了，这里有双向选择的问题。请大家回去好好考虑。
这一年里，我们申花发生的事太多太多了，会上，大家情不自禁地谈开了。范志毅说，甲A联赛过去了，我们时刻绷紧的神经终于松下来了。这一年太紧张了，对我来说，这一年从来没有松过。年初申花队成立，年轻队员很多，我26岁就算是老队员了。说实在的，这样的队打比赛，刚开始我心里一点也没有底。好在大家齐心合力，一场一场地顶过来了。
老队员陈伟说，我们进步了，我们的抢逼围打法与过去上海队的打法有明显的不同。
瓦洛佳也说，在申花队的这一年，要比我刚来时想象得快得多。但我要提醒大家，我们申花队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凡是先失球的比赛，从来就没有扳回过。
11月24日在香港城开了个足球研讨会，陈良宇副书记和龚学乎副市长等都出席参加。陈良宇在会上指出：“足球的发展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反映，上海的经济是国际关注的，上海正在搞新机场，深水港，上海到北京的快速列车也在计划，上海正在开始重振雄风。你们球衣上印有上海两宇，就要对上海人民负责，不能光讲钱，荣誉是第一的，荣誉是钱买不来的。对申花明年的要求是，一，思想境界要高，要解决为谁踢球的问题；二，在管理上必须严，要成立党支部，要有精神支柱；三，作风要硬朗，不能战胜自己的球队，怎能战胜别人？”
龚学乎副市长说：“今年上海三个队完成任务都很好。我和陈良宇的压力也很大，因为涉及到改革。申花队要与国际接轨，俱乐部要从长远考虑，后备力量现在不足，体委与足协要去解决这些问题，要尽快培育足球市场，上海球市还不兴旺，要培养出足球观众，没有市场就没有发展的基础。申花队虽然得了第三，但与其他队水平相差并不大，明年的工作就在眼前，主教练职务是否在一周内就确定？队员要马上投入冬训，惧乐部要马上去找外援，准备工作要越快越好，5个外援的指标不要浪费。主教练定下后，要立即到国内找内援，还要立足于自己培养。另外，还要到全国招聘领队。”
我说，申花队明年的工作重点在管理，要加强管理，我认为我们管理上的问题最多。
我原以为这个会议是总结我们取得了前3
名的经验和教训，有点庆功的意思。但听完陈良宇和龚学平的讲话后，我感到我们与上海的这个城市的发展和形象并不相适应，我们距上海人民的要求还差得很远。在这个研讨会上，我心里已经暗暗下了决心，如果明年我继续带申花队的话，我们一定要拿冠军。
13．“民意测验”，我却遭到许多球员反对
1994年中国足球的第一次职业队联赛搞得非常地成功。足球水平明显要比前一年提高，场面也精彩、激烈得多。被冷落多年之后，中国足球又红火起来了，到处受欢迎。在这种情况下，当年12月中国足协在成都召开了足球工作会议。实际上，这是一次“庆功会”，足球界元老都应邀参加，会场内外喜气洋洋。这是我记忆中中国足球最令人兴奋、最团结也是最受好评的一次会议。
我作为申花队的主教练也到成都开会。刚到成都，羊城晚报的记者范柏祥挺神秘地告诉我：“根宝你知道吗？听说你的位子不一定保得住。”我听后大吃了一惊。我想，我在年初接手申花队，指标是前六名，现在我打到了第三名，超额完成了任务，自认这一年干得非常不错，还从来没有想到过俱乐部会不聘我，这个消息对我确实是非常意外。我问范相样，你这个消息是从哪里来的？可靠不可靠？他说是“从上海方面得来的，挺可靠的”。听他这么一讲，我心里往下一沉，不由地狐疑起来。晚上我给在上海带队的桑廷良打了电话，问他听到过些什么，有没有这方面的消息？桑廷良说：“这个事情我没有听说过，但是你走之后，我听说惧乐部在队里搞了一次秘密的民意测验……”噢？有这事？我一听马上神经紧张起来，队里的这些事情我作为主教练为什么不知道？我不是反对进行这种民意测验，但要搞的话，至少也得给我们教练打个招呼吧。倘若不打招呼，那肯定想避开我。桑廷良说他也是听说，并不清楚怎么回事。
我很生气。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是在搞职业队了，但在有些方面却还在搞这种“群众路线”，我对搞这种东西特别反感。我又问，他们是怎么测验的？
测验的结果如何？
桑廷良说：“测验是俱乐部通知全体队员搞的，没有通知我们教练，我们都不知道。只是事后获知，每个队员得到一张纸，上面大概印有这样一些问题，如：你对主教练的工作是否满意？你与主教练合作如何？你对其他教练工作看法如何？等等。听说测验的结果，我最差，你根宝其次，顾兆年最好。”
我听了后才感到，虽然我们拿了第三名，但俱乐部对我的工作一直没有变，范柏祥说的有些道理。我的位子看来是有问题了。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不清楚。我想，我们的工作是需要评定的，评定我们工作的优劣，一要看实际工作的过程，二要看实际工作的效果，这两点我无可厚非。我在1994年的工作实绩明摆在那里，俱乐部为什么对我还有什么看法呢？
刚到成都，就碰上这不顺心的事，我心里很不痛快。这天晚上我睡得并不安稳。第二早晨8点多，我刚吃完早餐回到房间，桑廷良又来电话，向我报告说，队里两名球员找不到了。7点30分起床吃早饭的时候人就不在了。刚才接到公安局的电话，说这两名球员在昨天晚上公安局“收网”时抓进去了。
我一听急了，忙问“你们晚上锁门了吗？”桑廷良说：“锁了，前门、后门都锁了。”
“锁了怎么出得去？”我问。“是从二楼宿舍的窗口跳出去的。”
“他们现在情况如何？性质严重吗？”我有点急了。
“现在不清楚。不过可以打听一下，我听说治安大队的一个大队长在广州出差时曾与你一起吃过饭，和你挺熟的。”
我一听便说：“那你快去问一下，他们为什么被收进去？
如果是一般的问题，你就对他们求个情，说我们两天后要与德国的凯泽斯劳腾队比赛，一定要态度好一些，求求情吧。”
桑廷良挂上电话不久，就代表球队去了公安局。我就在房间里等他的电话。不久他回来了，告诉我，情节不算严重，只是一般性的问题，已经保出来了。
我对桑廷良说，你马上向俱乐部去汇报，让郁总知道这件事。事情出在队员身上，尽管责任在个人，但影响的是申花队，要说明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教育管理还存在问题。
与桑廷良打完电话后，正好9点半中国足协开会。这一天的会议有一项议程：前4名的教练员答记者问。我带着对俱乐部搞秘密民意测验和今天队里发生的这件不光彩事情的不满的情绪，参加了会议。
14．在成都会议上放炮
本来，我在会上不想更多地去讲队里存在的问题。队里出了这样的事，球队不光彩，我这个当教练的也没面子。但在记者问答的时候，我终于忍不住了。
天津日报记者张东站起来对我说：“我向徐教练问一个问题，你在国家队，国二队和国奥队时，大家都知道你是管理很严的教练。但昨天，我坐在你们南方明星队的车上，见到你们申花队的球员抽烟，你对这事怎么看？”
这次南北明星队，是在成都足球工作会议时举行的一个比赛，由南北两个阵营组成的球队参加比赛，我和广州太阳神队的主教练周穗安任南方队教练。申花队有5人人选南方队，他们是李晓、瓦洛佳、范志毅、成耀东和朱琪。因准备对德国凯泽斯劳腾队的比赛，成耀东和朱琪没有随我到成都，只有范志毅、李晓和瓦洛佳3人参加南方明星队。
我说，当时我看到瓦洛佳和李晓坐在前面，他们没有抽烟。张东，你是不是看到范志毅在抽烟？尽管当时张东没有回答，但我心里知道，张东指的人，肯定是范志毅了。我便说，我确实在车上没有看到。但我如果看到的话，我肯定会制止的，并会进行处罚。
张东的这个问题，让我“刹不住车”了。我索兴讲开了。我说，我是强调管理的教练，我认为一支球队如果管理不严，是没有战斗力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球队的成绩好坏与球队的纪律是不可分的。但是，我管理再严，还要队员理解和配合。否则，再严的管理也不一定都能收到好的效果，并不等于不出事情……”讲到这里，我马上联想到今天上海发生的事情，联想到俱乐部在队里搞民意测验时队员对我的不满。我脱口而出：在中国现在的特殊情况下，被队员反对的教练是好教练，而队员没意见的教练，大概有点问题了。
这句话一出，会场立时骚动起来，大家相互交头结耳，记者们更是竖起耳朵，瞪大眼睛望着我，盼望着我继续往下说。
我说，足球队从体工队的机制转到职业队，但实际上职业球员的素质、道德及球员对职业的认识还没有提高上去。刚才张东说的问题是存在的。不要说抽烟，更严重的事还有，足球界中喝酒、嫖、赌也不少见。少数球员想少花力气多拿钱，管理上希望松一些，这给我们的工作带来许多的困难。但凡是搞过队的都知道，平时训练不刻苦，不严格，到时候你想拼也拼不出来。年初我们队中有一名队员生病，我派助理教练去探望，有些人就说我不关心队员。平时训练我是严一些，有时甚至骂人，个别队员就感觉到在队里缺少温暖，积极性不高。也有些同志对我说，根宝，你坚持严格要求是对的，但要注意工作方法。也有说，根宝，你批评队员，要注意场合，要给队员一点面子。我知道他们都是好心，希望我工作做得更好，更完美。但是我想，世上是没有两全的东西的。昨天我们队有2名队员半夜跳窗出去，在娱乐场所给公安局抓住了。这时候，他们还有自尊吗？平时怪我们管得太严，但这个时候，我想他们肯定有所省悟，如果管得再严些，他们就没有机会半夜三更溜出去了。自尊首先要自爱，自己对自己都不爱，如何有自尊？有队员说在队里缺少温暖，缺少关心。什么叫温暖？什么叫关心？出了成绩，名利双收，这是最大的温暖，最大的关心。当我们1比6输给广州太阳神队后，球场上几万观众齐声骂我草包，其声之大，真是如雷贯耳。谁给我自尊？谁给我温暖？我要不要自尊？我要不要温暖？球踢不好，观众骂臭球，球员感觉到有自尊吗？他们会感到温暖吗？我们只有明白这个道理，懂得自爱，才有自尊，懂得我们职业教练员、球员应该需要付出些什么，不在乎时付出比别人多得多的努力和辛苦，你怎么能得到比别人多得多的荣誉和利益呢？这才是最大的道理。
我一口气说了一长串，讲完后心情感到一阵轻松。我的话在会场里引起了很大反响。我记得坐在我边上的王俊生对我说，根宝你的话太绝对，有些教练不灵，队员反对，难道也是好教练？我说，我指的是在管理上，管理严的教练通常是不被球员喜欢的。
我确实感到，上海申花队今年能够获得第三名，确确实实就是严格管理和训练的结果。在这一年里，我对一些主要的球员，尤其对尖子球星是批评最多的。范志毅、成耀东、李晓有错我不去批评，难道我们者是批评替补队员？到时候谁会来服你？只有把他们抓住了，才能带动全队的管理和训练。
在这方面，俱乐部，尤其是上海市领导给了我足够的支持，是我能够坚持严格管理，并能超额完成任务的最重要基础。我想起对辽宁队比赛时，范志毅在休息室里当众与我争吵，后来三天不归队时，陈良宇书记亲自出面为我打气，提出“申花队没有特殊队员”，严肃批评了范志毅的错误。我们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才得以在联赛中坚持刻苦训练，坚持抢逼围，打出了我们最好的风格和水平。
我在会上“放了炮”后，事后听到了许多反应，许多同志支持我的看法，新闻界更是以大的篇幅刊出我的讲话，当然，也有不同意我的看法的。但我想，抓管理，抓训练，是一个教练义不容辞的职责，我回忆这几年走过来的路，更加清楚地感到，我的严格管理和训练是对的。我甚至想，我已经干到这个年龄的人了，我什么都经历过了，什么都不怕。直到现在，我仍然对球员炒教练之风非常反感。不少球员就是这样，他要做的十件事，只要有一件不合心意，就对你有意见，反对你。我想，我了不起就下台不干了。但只要我在台上，我必须这样去做，而且我一定会这样坚持。
回到上海后，我听说俱乐部对我的发言不太满意。我很坦然，因为我知道，“民意测验”我本来就是“不及格”，我已经无所谓了。
当然，我也要做些“调查研究”，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我问了范志毅，你给我讲实话，队里有没有民意测验这回事？小范给我装糊涂，他打着哈哈说：“啊，我不知道。”我说，你别装傻，俱乐部聘不聘我，现在还不知道，你怕什么，你又没包袱。他只得承认了，但又说，“反正我没有写。”我问，你让谁写的？“我让陆玮打勾了。”后来我又问成耀东，他说有这么回事，又说：“这个事嘛，作为我们队员只有服从上面的要求，上面叫写我们就写吧。”这件事情至今给我印象深刻，并令我非常不满，后来我与郁知非谈起这事，他也给我作了些解释。
在我这一年任申花队主教练期间，经常有队员跑到俱乐部反映对我的不满，俱乐部再把这些反馈给我，我对俱乐部的这些做法有意见，我认为我们三者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是这样的。那么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我没有搞过职业队，也讲不出个所以然来。在成都施拉普那搞的守门员学习班上，我问老那，在德国，惧乐部、教练员、球员三者关系是什么样的？他说：“队员对主教练负责，主教练对俱乐部负责。”我又问，如果队员向俱乐部反映主教练如何如何？俱乐部应该怎么办？老那简单地说了一句话：“一脚踢回去！”
老那的话，更证明我的思路是完全正确的。我也暗下了决心，如果俱乐部想让我再干，这两点我必须要向俱乐部提出来，必须得到俱乐部的认同，否则我坚决不会再干了。
我在申花的第一年，就这样结束了。尽管在外人的眼里，我干得轰轰烈烈，非常不错，把一支年轻人组成的球队带到了第三名，比过去的上海队成绩还要好，但其实我心里有数，这一年对我来说是充满了坎坎坷坷和风风雨雨。因为这是新旧机制、新旧观念在初级阶段转换时的必然反映。我从心里感谢上海非常良好的足球环境，感谢上海市委、市府和俱乐部对上海足球的支持。这与众不同的支持，引起全国其他惧乐部极大的羡慕。在我们工作低潮时，足球书记、足球市长亲自参加俱乐部改革座谈会，为我们的工作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为足坛改革鼓与呼，这是我过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1994年，是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的第一年，在由体委到企业办球队的转变时，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吸收，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其中免不了磕磕碰碰。在1994年的工作结束，展望1995年工作之际，我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这么10个字：风雨中开始，风雨中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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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三个多月的训练，期盼已久的1994年的职业联赛终于开始了。我们第一场是客场对沈阳海狮队。
比赛之前，郁知非与我商量对沈阳海狮队比赛的奖金问题。我们定下的标准是主场胜3万元，平1万元，客场胜则奖5万元。郁知非当时的观点是，奖金是为了提高队员的竞争意识，但不能让队员都去为钱踢球，奖金主要是调动积极性。
我提出了不同看法。我说主客场比赛、对手强弱和关键场次比赛的奖金应该是一样的。我们的目标是2分(当时胜一场得2分)，不会因为你是主场胜利而少积分。因此，我建议无论什么情况，奖金应该是一样的。郁知非听后认为我的意见有道理，便同意了。
俱乐部还提出分阶段发奖金，以前4场为一个阶段，如全胜得8分，再奖教练一万元。拿7分奖7000元、6分奖50Q0元、5分奖3000元、4分不奖不罚、3分罚2000元、2分罚3000元。后采这个方案实行了。第一阶段我们4战斗胜拿了8分，但最后是否奖励教练了，我想不起来了。
我们与沈阳海狮队的比赛是4月16日。14日我们便到达了沈阳。惧乐部老总郁知非和孙春明也随队一起到沈阳，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参加甲A联赛。赛前郁知非突然胃痉挛，痛得直不起腰，我知道他这是紧张引起的。他说，我当了这么多年的老板，还从来没有这么紧张以。
沈阳队刚从甲B升上来，他们的主教练叫谢尔盖，是俄罗斯人，也是甲
A中第一支由外国教练率领的球队。外援中有个光头外援叫莎莎，能力很强，在海埂春训时就受到了普遍的好评。我们要完成前六名的指标，便一定要战胜沈阳海狮队。这场比赛的目标就是赢球，而不是客场保平争胜。说实话，客场比赛要赢球没有那么容易，再说沈阳队在春训期间战绩也不错。尽管我们在春训和东视杯邀请赛上表现不错，但毕竟是友谊赛和练习赛，与真正的联赛无法相比。
这是申花队成立后的第一场正式比赛，第一炮一定要打响！
我们教练组反复开会研究，最后终于定下了申花队第一场比赛的出场阵容：
守门员蔡建林，右后卫姚俊、中卫毛毅军、吴兵，左后卫吴承瑛；后腰范志毅，右前卫刘军，左前卫朱炯，前腰莎莎；前锋瓦洛佳和李晓。
在确定这个阵容时，有两个人选我一直犹豫不定：左前卫是用朱炯，还是用陈伟？
朱炯平时比赛打得不错，但没有参加过大赛。这么重要的比赛，我们还是想用老队员陈伟。说来也巧，就在我们犹豫难下决断之时，比赛前一天晚上陈伟突然腹部剧痛，一查是急性盲肠炎。没有什么可考虑的了，陈伟不能上场，给了朱炯一个机会。
第二个考虑的是左后卫用吴承瑛还是用成耀东。吴承瑛体能好，拼劲足，但毕竟他还没有参加过联赛，此前甚至连乙级队都没有打过，他行吗？要用他肯定是要冒险的，因此我们想用成耀东。但是成耀东是刚从北京参加完体能补测，体力行吗？前一段时间他比赛又打得少。想来想去，还是决定先上吴承瑛。
事实证明，我们上吴承瑛确实是非常冒险的。他把守的左路漏洞百出，人也紧张得不知如何是好，20分钟后，我不得不用成耀东把他换了下来。朱炯的表现还可以，总算还能顶住，作为一个从未经历过大赛的年轻队员，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打法上我们提出“平时练什么，战时就打什么，不走样”。实际上，这也是以我为主打法，但是客场这样打却不容易。因此在具体布置上，我们还是提出了一些很细的要求和对策。比如，对方可能知道我们抢得很凶，要破我们的围抢，很可能在我们前锋还没有逼上去的时候，一脚就开到我们后卫的身后，因此我们的后卫一定要注意对方打我们的身后。
果然，海狮队一拿球，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往我们后卫身后打，其中进的两个球，都是打我们身后球后得手的。
如何盯住莎莎，防住对方的速度，也是一个重要问题。我派了吴兵重点盯，吴兵完成得很成功，这场比赛莎莎虽有发挥，但并没有造成多大威胁。
比赛打得非常紧张。我们上来便由瓦洛佳先进了一个球，海狮队马上还了一个。1比1后，李晓又打进了一球，对方又还以颜色，比分变成2比2。对方莎莎在右路还有一次很好的射门，但却打高了，我们躲过一劫。
下半时第20分钟，我用申思换下了体力不足的莎莎。申思上去后在控制球和传球上确实起到了作用。最后一分钟，他用左脚一记似射似传的球，居然飞进了球门！我们终于在客场艰难地拿下了这场比赛。说来也怪，比赛时还一直用手捂住腹部的郁知非，在比赛结束后，直起了身体，好像病已经好多了。
说实话，这场比赛运气非常好，大家都以为要平了，但我们却在最后一分钟赢了下来。
首仗告捷，大家都非常高兴，这是我们职业联赛的第一个胜利。当大家拿到了第一场胜利的4
万元奖金时，队员们一个个笑得合不拢嘴。当然，与现在相比，这点钱少得可怜，但在当时，主力队员拿到了2800元奖金，别提多高兴，这对他们可是一笔巨款啊！
2.四战四捷，震动了足球界
4月26日第二轮，我们主场对北京队，结果4比3获胜。
这场比赛，我们抢得对手没办法出球。在赛后的总结会上，我对大家说，我们每周的训练不是收到效果了吗？
我要求大家疯抢是有道理的，你们每次练体能都有意见，现在效果怎么样？吉隆坡比赛后，我得出一个经验，像紧张的大赛之前，不能以休养力，而应该以力养力。那时候我们就因为休息得太多，结果最后反而跑不动了。现在我们与其他队相比优势在哪里？一，我们在昆明训练最好，回地方训练还是最好，训练好比赛就好；第二，每次比赛我们的后劲总比人家足，到了下半时我们比对手跑得动。昨天我们与北京队抢得怎么样？下半场他们都不会踢球了。
当然，我也对出现的问题提出了批评。因为我们4比1领先后松劲了，我特别批评了刘军。2比0领先时，一次刘军右路下底，中间瓦洛佳、李晓、范志毅都包抄跟上了，只要他传出来，三点都有人，就非常容易进球，但是刘军却自己射了。我问刘军为什么不传？他说他可以射。我说，你射进的成功率高还是传出后再射的成功率高？
我们提倡英雄主义，但不提倡个人英雄主义。如果这球进了，就是3比0。3比0与2比0是不一样的。而且不仅仅是2比0和3比0的问题，这种行为是会对队伍的士气和团结造成极大的影响。
这场比赛，我们在守门员环节上的问题也暴露了出来。库茨在昆明守得不错。但他借说家里有事回去了，而实际上是为了工资事情。当时我们定他的工资是600美元，他要求定750美元，双方没有协商好。
这场比赛我们2比0领先，而后是2比1，3比1，3比2，4比2，4比3，前面进球多，后面失球也不少，而且都是在非常好的形势下丢的球。后卫和守门员问题，成了这场比赛失球的关健。
第3场主场对八一队，全国电视转播。我对大家说，不要去管新闻界如何说，我们要坚持自己的打法。
虽然连赢两场球，但是，我们并没有得到上海球迷的认可，很多人还在说，我们只靠体力乱冲一气，技术粗糙，缺少战术素养等等。我对大家说，外界的评论你永远也搞不清楚。进不了球便是进攻无方，丢球就说防守不行，压出去打说是冒险，守在后面又说是保守。但是大家都要记清楚一点，人家评论我们，说明我们引起了人家重视，有成绩，这是好事。如果成绩平平没有人来议论我们，这才是坏事呢。你们不要看八一队弱，认为没有问题。过去的经验是，往往认为没有问题的时候就有问题了。
这场比赛八一队防守得非常严密，我们上半时确实没有机会。下半时对方压出来进攻了，我们的抢逼围战术见效了，最后瓦洛佳进了两球。
三战三胜，申花队开始在中国足坛引起一点轰动了。第四场我们到广州对太阳神队。当时太阳神队实力很强，当地人说，越秀山体育场主场还没有败过，就等着拿申花队开刀。
我心里很清楚，我们的技术不如对手，只有用积极的逼抢来争取主动。这场比赛是我们前四轮中打得最好的一场，我们的抢逼围发挥了极大的威力，居然让太阳神队的技术优势无从发挥。他们似乎面对外星人一样地面对我们，完全是束手无策，全无章法。我们5比3大胜。
甲A联赛前4场，我们4战4捷，震动了足球界。当我们欢欢喜喜地从广州回到了上海后，上海球迷看我们的目光与以前不一样了。
3．刚说了旬满话，便丢了三个球
4战4胜。一支刚成立，以新人为主，以从头抢到底这种打法的球队，居然连战连捷，这多少有点出人所料。我对自己的训练和打法虽然有信心，但如此一帆风顺，却也是我设想到的。四连胜，让我和队员开始有点轻飘飘了。
前4轮比赛之后，我们去香港打沪港杯。2比0领先，最后3分钟被扳成2比2，延长期输一球。这场比赛成耀东头破了，我调朱琪打后卫。最后3分钟时，他只要将球踢出界外就行了，没想到却弄了个犯规，被香港队罚任意球。就这么个机会，香港队进了一个球。我们输了。这是我们在1994年正式比赛的第一次输球。
沪港杯的失利，现在看来是在向我们敲警钟。但当时，我们都沉醉在四连胜的狂喜中，根本汲静下心来细细地分析自己的失败原因，更没有想到后面比赛中将出现的困难。浮躁，我们确实有点浮躁了。
6月5日，联赛第二阶段开始。我们兴冲冲奔赴济南挑战山东泰山队。此时大家的一致心愿是：打败山东队，五战五胜。正在青岛出差的上海市委副书记陈良宇同志，也专门赶到济南来看这场比赛，我们求胜的愿望更高了。
老山东的球四平八稳，看不出凶在哪里，但最大的特点就是稳定。两个中锋宿茂臻和唐晓程还是很有特点的。我在准备会上提醒大家，现在谁都知道我们打抢逼围，第一阶段打完后抢逼围在全国影响很大，大家肯定会效仿我们，肯定会有应对措施，但我们仍要坚持自己的打法。山东队也是靠体力的，反抢起来可能会很凶的。如果对方后卫不在中场倒脚，一脚打到身后，利用唐晓程和宿茂臻速度来打我们该怎么办？我脑子里突然闪现了这样一个疑问，但是，随后又自我安慰，只要我们能进球，还伯什么呢？前20分钟我们占有绝对优势，李晓进了一个球。桑廷良在一旁说：“山东泰山确实太差，与我们不是一个档次。”我们在教练席上都非常轻松，就等着队员们再进球了。
可能是我们先进球的原因，山东队一下子放开了，而我们的队员则有些小看他们，在场上踢得松松垮垮。对手采用压出来与我们拼抢，进攻时投入的兵力也多了，5
分钟内，接连打进我们两球。进球队员，正是我担心的宿茂臻和唐晓程。
说实话，我们谁都对这个局面没有思想准备，队员们更急。范志毅压上去也不回来，最后中场结束前又给他们打反击进了一球，上半时我们居然输了个1比3。
有时我想，在结果尚未出来之前，话就是不能讲得太满的。这不，桑廷良刚讲完话，球就进了！但当时桑廷良在讲这话时我也想，今天拿下这场球没有问题。
山东泰山队进球后，球迷们大声喊叫，我看得出我们的队员脑袋也大了，没了方向。我上去叫，让范志毅注意位置，他听不见。成耀东速度有限，防唐晓程很吃力，毛毅军或吴兵防宿茂臻也很不力。对这场球，我们确实有点盲目乐观了，很多应该做的准备都没有做。
中场休息时我抑制住感情，平静地对大家说，第一，大家一定不要急；第二，范志毅一定要回防，要执行战术纪律。我们1比0领先，攻是对的，但保护不够，层次不行。
尽管我中场时要求了，我们下半时也创造了机会，但没有打进球，终于输了这场比赛。范志毅是这场比赛失利的关键，他只顾攻上去不愿回防，使得我们的防守根本抵挡不住宿、唐的冲击。比赛后，我说了小范几句，范志毅对我的批评似乎有点不满，我们之间开始有了点矛盾。
第二天，我再次向全队总结失利原因，指出毛毅军盯抢不凶狠，范志毅不回防，结果让对方的两名前锋进了三球。我说，战术纪律要求你们去盯人，但是你们没有做到，尤其是范志毅，做得更不好。我们进球多，失球也多。对北京国安队我们进了4个球却丢了3个；对广州太阳神队进了5个球丢了2个，这场比赛进球1个，却丢了3个，这实际上反映出我们队的问题。
对一支球队来说，过多的失球是不正常的，也是不稳定的信号，这个问题不解决，对我们以后的联赛会有很大影响。但这个问题又怎么来解决呢？
以现在的眼光看，这与个人防守实力不足有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想到了改变阵式。把原来的四四二阵式改为三五二或者五三二，增加防守的人数，具体做法是把成耀东从左后卫拉到自由中卫的位置上，让朱炯踢左后卫。
6月11日我们直接从济南赶到江苏队的主场南通。一到南通，便有几件事让我不高兴。我们坐船到达南通港后竟然没有人来接，队伍都等在码头上。打电话联系了半天，接待方才派车来把我们接到了旅馆。但到了旅馆却没有饭吃，队伍只能去吃“麦当劳”。后来了解到，这是双方联系时出了问题。接待方以为我们是下午到，但我们中午就到了。才在济南输了球，到了江苏又不顾，我心里沉甸甸的。
第二天下起了雨。我对大家说，雨球一样地打。对我们来说，问题不在打雨球，还在于要求认识到防守是整体的问题。如果前面不抢，中场和后卫就被动多了，无形中增加了后场的难度。我再一次明确了我们抢逼的路线，比如说，一，丢球就抢，一抢到底，层层夹击，以多围少；二，往里赶，回来夹，奔人去，伸脚抢，正面顶，来回追，第三，抢点断球，抢点破球，鱼跃、铲球。这是我专门为大家总结出来的。我把它写在黑板上，让大家记下来。现在想来，这可算是我们“抢逼围”打法的成功要诀了。
我认为江苏队比我们弱，因此我们的进攻要耐心。要多往边走，还要多转移。我再次重申了一下赛场战术纪律和我们每个人的职责。在重申纪律时，我重点点了范志毅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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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中卫的关系，我说你今天可以大胆攻出去，但也要回防，不能让中间的地方让对方占领。范志毅上去后，吴兵顶范志毅的位置，成耀东顶吴兵位置，这样又变成了四四二，多少可以解决进攻弱的问题。
这场比赛我们虽然赢了，但还是被对方打进了两个球，而且对方的机会也不少。打完比赛后桑廷良对我说：“根宝，这一改，我们的中前场抢截不行了。”小桑讲得对，虽然我们对江苏队赢了，但依然存在进球多，失球也多的问题。但这时已经容不得我再作改动了，我脑子里考虑的全是赢球，重新恢复第一阶段的雄风，只要能赢球，有积分，别的我已经来不及考虑了。我说，别再改了，就先这样打吧。
接下来，我们主场对广东宏远队。在准备会上我要求两点：一是队形，三条线的距离要紧凑，进攻时后卫跟上，防守时前锋必须回防；二是估计广东队密集防守，要破他们的密集防守，多走边路，多转移，要有远射。按理说，破密集要多打高球，但李晓和瓦洛佳都没有高度。
上半时我们占有绝对主动，进攻路线很清楚。虽然宏远队是密集防守，但我们压得他们透不过气来。上半时结束，宏远队岳永荣对我说，看上去，我们与你们不是一个档次。
这场比赛，市委书记吴邦国也来看球了。中场休息时，他在陈良宇副书记陪同下来到休息室，他对我们说：“上半时打得不错，下半时我没有别的要求，赢一个球就可以了。”
吴邦国这么一说，急得队员们恨不得灌进一打球。但是比赛有时就是这样，没运气就是没运气，我们的球老是在对方门前转来转去，但就是进不了门。打到最后，还是0比0。我和队员们对此感到没有面子。
赛后，我与陈副书记通了电话。他肯定我们打得不错，并提出“气势不能变，这反映精神面貌”。他说：“现在的气势好像不如前四场，体能似乎也有下降，你们要找一下原因。外援能力有限，当务之急，是立即去找好的外援。”
这场比赛是我们改变阵式后的第二场比赛。尽管气势不足的问题也被陈副书记看出来了，但我们两场比赛一胜一平，尤其是第二场，前场有机会没有打进，但后卫线也没有漏球，基本上还是稳定的，三五二就这样延续下来了。
4．范志毅擅自出走
一周后，也就是6月26日，我们主场对辽宁队。那一天天气特别闷热，这场比赛给我的印象是特别的深。
我们依然以三五二阵式出战。在向队员们介绍辽宁队时着重提出，决不能因为辽宁队前一阶段成绩不好，就以为他们不经打。实际上辽宁队球员还是有一定实力，所以我们思想上不能麻痹，不能松懈，一定要争取赢球。这场比赛，最重要一条就是统一思想、统一行动。世界杯赛意大利队对挪威队，开场20分钟意大利队门将就被罚下。萨基考虑了半天，最后换下了巴乔。巴乔善进攻，防守差一些。这时场上巴雷西和5号又受了伤，由于意队场上球员思想统一，尽管10对11，最终仍然把这场球拿了下来。
我改“三五二”阵式，主要是想解决范志毅冲上去后有人顶的问题。过去是吴兵顶，现在仍是这样。但我还是要求范志毅助攻后要赶快回防。但是这场比赛中范志毅攻上后，后面球员顶不上，范志毅回防又慢，造成整个前卫线空了。这是我“解放范志毅”最早的设想，但是由于时间没到，条件也不成熟，我的设想是以失误而告一段落的。
开场仅10秒，莎莎丢球被对方反击，黎兵下底后打进一球。
2分钟后，蔡建林出现了失误。辽宁队一次并无威胁的射门，他竟然脱了手，球溜进了球门。这时，距比赛开始才；分钟。就这样，上半时我们莫名其妙地丢了两球。
中场休息时，我着重向大家讲了这两个失球。一个是后场失误被对方抢下反击成功，第二球是守门员的失误。接着，我问范志毅，你为什么不及时回防？
他说，我怎么不回防了？我一听他顶嘴，有点不舒服，便说你一定要加强责任感，不能有情绪。他又回了一句，我怎么不认真？我有什么情绪？在休息室当众与我顶起嘴来，这让我非常恼火。我毫不犹豫地说，你下半时不要上了。我让陆玮替他的后腰位置。范志毅听了后，嘴里嘟哝了几句，从休息室里跑了出去。
下半时我们攻势旺盛，扳回一球，并一直压住对方，形势非常好，但就是得势不得分。最后两分钟，由于我们攻得太急，被辽宁队反击，庄毅再攻人一球，1比3，我们输了这场比赛。
又是一个1比3，而且是在主场，回到基地后大家都很不痛快。我一个人呆坐在办公室里，反复琢磨着，我们到底输在哪里？就在我头脑一片混乱之际，忽然顾兆年很紧张地跑了进来，他告诉我，小范刚才在饭堂对大家招手说：“同志们，再见了。”我一听，知道问题严重。本来输球大家情绪就不好，总结原因还来不及，范志毅在这时又跟我捣乱，这该怎么办呢？范志毅果然走了，一个人离开队伍走了。他到哪里去了？还回不回来？没有人知道。
队员现在怎么想，思想上有什么波动，为什么我说两句，小范就闹情绪，我决定把这些问题摘清楚。第2天，我找了成耀东。成耀东给我讲了昨天输球的两个原因：一是思想不统一，前锋不抢，自从改了三五二后，陈副书记说没有气势，桑指导也说没有抢逼围；第二，我们的位置没有摆正，对困难估计不足。成耀东到底是老队员，他分析得有道理。
我又与莎莎、瓦洛佳谈心。莎莎说：“我们是希望赢球的，但是总感觉拼不出来。第一个失球与我有关，我没有传好。尽管如此，我还是很想踢下去的，但七八分钟后你把我换下来了。”瓦洛佳说：“每个队员的发挥都很重要，其中包括守门员。守门员老犯错误，对大家影响挺大。在昆明，我们练习的跑位和防守路线都很好，比如我们前四场就做得很好。”我听得出，他话里意思就是，不应该改三五二。
这两位俄罗斯球员一致说，他们特别留恋在昆明和前4场全队一抢到底的比赛。
我召开了干部会。会上大家认为比赛中抢逼围的气势没有打出来，心里有包袱，放不开。另外，战术打法也有问题，没有过去的气势，无法破对方的密集防守。大家对范志毅擅自离队的错误行为意见一致：这种做法是绝对错误的。
晚上，在与陈副书记通电话时，我向他汇报了干部会的意见，还谈了关于范志毅的问题。我说，我们对他太照顾，甚至有些特殊化了。现在他最关键的问题是没有按全队的战术要求去做，场上太情绪化，并影响其他人。中场被换下后他态度极差，目无组织纪律，昨天晚上与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教练班子的一致意见是，这种行为是绝不容许存在的，必须要有强硬的措施。否则我们这个队伍是没有前途的。
陈副书记说，对范志毅的处理，我坚决支持你们教练组的意见。在球员的使用问题上，就是主教练说了算。他闹情绪，不单是队里的荣誉问题，也是上海的荣誉问题。你的红脸要唱到底，当然，我要扮扮白脸的角色。陈副书记接着说，场上拼不出，是不是有体能问题？你们打中路太多了，是不是走走边？上海的足球形势很好，你们一定要把足球搞上去。等龚学平同志回来后，我再与他碰个头，商量怎么办。
第三天，俱乐部的孙春明到队里召开了干部会。他非常严肃地表示，俱乐部对这场比赛非常不满意，他们要调查比赛输球的原因，调查的结果要作处理意见。队员有情绪，这是为什么？你们管理上存在什么问题？我们对队员要考核，对教练也要考核等等。
孙春明这席话讲完后，我一下懵了，我听了不明白，这究竟怎么啦？追查责任？是查谁的责任？他的话里带着刺儿，明摆着他对我们教练组有看法、有意见。我不知道俱乐部为什么对我有意见，难道仅仅是因为输了一场球。
这三天里，范志毅一直没有露面。星期天是我们客场对大连万达队的比赛，我已经做好他不去的准备了。
我们一直没有与范志毅联系。我对其他教练说，不要主动与他联系，因为他是自己离开的，并没有与我们说明过。
话虽然是这么说，但考虑到没有小范，这支球队还真不行，我还是私下里让顾兆年与他家联系，我还与他父母通了电话。我说：“小范这样的做法很不好。不管怎么说，他是我从小带大的，当着这么多人面顶我是不对的。我徐教练再有错你也不能这样。”他父母告诉我，他们再去做工作。我没有问范志毅在哪里，他们也没有说。
郁知非这时正好在韩国，听说此事后便急着赶回来。下属向他汇报时又绘声绘色地说：“这事闹大了。根宝讲过了，有我没有小范，有小范没有我。”郁知非一听更急了，这怎么行？两人一个也不能少。
我们星期五就要去大连了，星期四上午郁知非来了。我气呼呼地问他，俱乐部究竟在调查什么？郁知非让我冷静些，他说，主要是掌握的情况有些出入，他一下飞机时就听说，“有根宝没小范”这句话，现在既然没有这事，就不存在调查了。我说，我星期二还给小范家打电话，还是在争取他。
郁知非说，这事不管怎么，还应该从大局出发。考虑到明天要走了，今天是不是先让小范回来，检讨一下，承认错误，以后再约法三章 ，你看如何？
尽管我已经做好范志毅不来的准备了，但从内心讲，还是不希望我们的实力受影响，更不希望小范走得太远。郁知非一提出这事，正合我意，便忙说可以。郁知非说，小范说他下午就来。我一就听明白了，原来他们已经讲好了。
中午，范志毅来了。找到我，说他错了。我气已经消了，也不准备再批评他了，只是问他：“下午参加训练，你行吗？这两天你动了没有？”他说，“行，没问题”。
在训练前的全队会议上，我简单对大家说，小范已经承认错了，希望这种事情以后不要再发生了。说实话，大敌当前，我不想让这事闹得太大，虽然我这人做事非常讲原则，但有时候轻重缓急还是能把握的。
训练后，教练组开会，针对范志毅的问题，拟了句话写成标语贴在墙上，“谁有情绪不要上场，谁有情绪就下场。”这个标语，我记得一直到我离队时还有。
星期五，范志毅和我们队一起登上了飞往大连的飞机。
最近几场比赛，我们连续失球，本来变阵三五二是想加强后防，但是换了阵形还是丢球。什么原因？我不想往阵形上去想，更不想往更深处想，因为，我们的实力本来就不是很强，打法也还不成熟，如果再变的话可能会带来更糟的结局。但我此时还想找点原因，于是，我想到了守门员的问题。蔡建林近来状态确实不太好，有几个失球是不应该的。如果库茨在的话，那该多好啊，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了这样一个念头。
对大连万达队，我们决定用贾春华。因为蔡建林在我们输给辽宁队后，被球迷骂为“草门”，心理压力很灭。
贾春华甲A以来一场比赛都没有守过。他的训练很认真，自己也在积极地准备上场。但真让他上场会怎么样？我们教练心里也没有底。他到底信心如何？也不知道。
我让桑廷良去找贾春华谈话。一般来说，运动员被教练问敢不敢上、情况怎么样时，都回答很好，都想上场比赛。但后来我们了解到，贾春华当时心里很虚。再说现在的甲A与过去的专业队比赛完全不同，压力极大。而这次我们又是客场对实力强劲的万达队。
比赛我们打得很不错，2比0领先，但最后5分钟却被扳成2比2。赛后贾春华对队员说，他其实并不想打这场比赛，心里慌得很，我听了后摇头苦笑。平心面论，贾春华上半时救了一个危险的球，比赛被扳乎，不能完全怪贾春华，但如果守门员再好一点的话，我们应该拿下这场比赛。
经常听到守门员总结说，后卫的防守不行，漏人。某某你为什么不去封掉这个球？你为什么给他过了？我却对守门员说，如果所有的球都给挡住了，还要守门员干什么？什么叫好门？应该进的球，不让他进，这就是好门。应该进的球救不了，是一般的门，如果不应该进的球进了，那就是草门了。
贾春华这场比赛中的表现，不算好门，也不算草门，应该进的都进了。在经过短暂的辉煌之后，申花的战绩进入了相对平稳阶段，但问题却越来越多，看来，我们要进行一些必要的调整了。
5．市领导为申花会诊
7月6日大连的比赛结束正好打完第9轮，我们的名次排在了第3。虽然名次还不算差，但反映出来的问题比较多。那时，职业足球刚开始，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上海的各级领导对于申花足球的改革都非常重视。我们回到上海后，龚副市长在市政府召开市体委、市足协和俱乐部负责人会议，我也参加了。
我首先作了汇报。我说，9轮以后甲A将进入夏季战役，训练后的身体恢复非常重要，但是我们营养和伙食跟不上。对于当时的食堂我最不满意，为申花队烧饭的几个阿姨像是从里弄食堂出来的，完全是食堂的做法。三个女的打天下，炒出来的菜，队员反映还不如家里妈妈烧得好吃。当时，我们每天的伙食标准是30元，而大连的伙食标准是60元。龚副市长一听便马上问孙春明，这是怎么回事？30元还搞不好？我们训练基地(指上海体育运动学院梅陇基地)20元的伙食都搞得非常好，你回去调查一下。孙春明说，我们伙食是不太好，虽然标准30元，但人少，不太好弄。体工队虽然20元，但是体工队人多，有的队吃得多，有的队如体操队的小姑娘吃得少，好调剂，好搞一些。一旁的金永昌主任说，如果你们炊事员不行，我们体委可以支援。回到江湾后，张德发对我说，根宝，你一汇报，孙春明把我训了一顿。
我汇报的第二点是我们前9轮比赛的指导思想和工作训练的重点都是正确的，尽管我们的打法与过去老上海队完全不一样，运动员的思想和观念，依然没有完全转变过来，但我有信心让大家接受，但这需要时间。第三点，我认为，从我们队现在这几场比赛看，我们漏球15个，守门员的问题较大。目前对我们队来说，解决守门员问题是当务之急。此外我又讲了一些裁判员的吹罚对我们不太有利。
我汇报完后方纫秋讲。他说，根宝的成功是把上海足球的软散懒转变过来了。开始我们还担心这些人行不行，现在看来，在根宝的训练下有上升趋势；第二，目前的申花队无论从精神面貌还是比赛作风上，都有较大转变，比老上海队有提高。沪港杯赛和对大连万达队的比赛都是2比0领先，最后输了。究竟什么原因？教练是不是在领先后控制球，延缓时间上多考虑一下？
我认为方指导对我们建队的整个过程的评价是客观的，提的建议对我们确实很有帮助。他肯定了主流，对队里存在的问题也能够指出。这样的老教练有时候看问题确实狠准。
龚学平在总结时说，申花队在机制的转换上，在俱乐部的运转等方面对全国影响很大，但是申花队的风波也很多。原先根宝把这个队的打法进行了改变，我们开始也没有看好，预计也不一定好。现在看来根宝还是对的。因此你们在战略上要坚持。另外战术上要有变化。体制转变后，工作一定要抓紧。董事会和主教练关系如果处理不好，就会被队员钻空子。在引进外国球员上，一定要高标准。
会议开了近2个小时，陈良宇副书记因有其他会耽搁了，在我们快结束时他才赶到。他对参加会议的同志们说：“首先，上海足球一定要上去，决心要大。足球的发展与经济发展要相适应。足球已经超出了体育的范畴，搞好了对城市精神文明的建设会起鼓舞和振兴作用。上海市委对你们没有订指标，但希望每场比赛必须要有压倒别人的气势。第二点，抢逼围要坚持。第二阶段抢逼围丢了，打强队不容易了，有时打弱队也困难了。下一场对四川全兴队，全兴队积13分，排名第一，肯定很困难。根宝你有轻敌思想，要想把运动成绩搞上去，必须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一分耕耘一分成绩。成绩要上去，关键在实力。第三点，要立规矩，队里不允许特殊队员存在，个人必须服从整体。如果有队员不把队里的利益放在眼里，我们不需要这样的队员。我们的这种做法，恰恰是为挽救队员。此外，规矩不要变，发奖金也是如此。平就是平的钱，赢就是赢的钱，各级关系要理顺，没有我的面子没关系，但要有上海的面子，要让球迷满意。上海足球要上去，首先申花要上去。申花是上海足球改革的突破口。”
这个会议开得很及时，对我们星期日打四川全兴队在精神上起到了鼓舞和激励的作用。
我们主场对四川全兴队的比赛，确实打出了较高的水平，又体现出抢逼围的气势。最后2比1赢了，排名从第三又回到了第一。
这场比赛也出现了一些不太和谐的场面。比赛进行到一半时，在沪工作的四川球迷和坐包机来看球的四川球迷与上海的球迷发生了冲突，双方把座椅拆下来掷向对方，打得比我们场上还要激烈。尤其是上海的一些不文明的球迷骂四川民工是“盲流”，引起两地球迷严重对立。事后上海主场受到了中国足协的处分，也给我们下半年打客场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这一年申花队注定是风雨飘摇，起伏不定。打全兴队刚顺手，跑到客场对延边队却又是输了个1比2。名次回到了第二。
第二循环比赛是从7月24日开始的。我们主场首战沈阳队，0比0。尽管我们机会很多，但是没有进球，打平让我们非常遗憾，领导、球迷和俱乐部都不满意。但是谁也不会想到，我们后一场客场到北京，居然是1比5，输得惨不忍睹，名次也跌到第四。北京的报纸说，“上海申花队输得让人不敢相信。60天前，气贯长虹、笑傲群雄的那支申花队，好像已经成了昨天的神话。从状元到老四，申花到底怎么了？”
这是申花建队以来输得最惨的一场比赛。
6．提前三天到北京，却1比5惨败
我们是7月30日中午到北京的。为打好这场比赛，我们提前三天到达北京。为什么要提前三天去呢？我考虑北京这几天一直是高温天气，为了让球员们能够早一点适应环境。到北京后，我们下损在绿洲饭店。这个绿洲饭店实际上是招待所，三四个人一个房间，房间里没有卫生间，用的是公共厕所，洗澡要上二楼，脸盆毛巾只能放在床底下。条件与我们现在是没法相比的。
我们吃饭也不方便，每天要坐10分钟车从旅馆到先农坛体育场，在国安队食堂吃。好在食堂的师傅们对我们很关照(1991年我在国奥队的时候，把主场对朝鲜队的比赛选在先农坛，我们关系很好)，伙食对我们南方球员还凑合，但是对三个外援便是受罪了。他们吃不惯那些北方菜，肉片烩茄子，青椒炒肉片等等。
记得那场比赛是在下午进行。太阳狠毒，好像能把人烤焦了。队伍午睡起来后，我就感到有点不对劲，队员们一个个萎靡不振，蔫头蔫脑的。
比赛前我提了三点要求：一，要战胜高温(我们过去见太阳就软，万宝路杯赛时我就批评过刘军太阳下跑不动，20分钟我就把他换了下来)；二是必须把高峰和曹限东这两个重点人物盯死；三，我们现在是四四二，队形要保持好，中卫后卫尤其要防身后球。
虽然是这样布置的，但真打起比赛来，问题一下子都出来了。队员们在高温下一点状态也没有，一个个迷迷糊糊，好像在梦游一样。队员虽然也都努力去抢了，但全不在点子上，防守屡屡出现漏洞。开场不到5分钟，国安队传了一个身后球，谢峰下底后轻松将球打进。接着，高峰又连进了两球。
我们的四四二又出现后卫漏人情况，再加上北京队打得快，我们的中场争夺很不力，被对方完全控制了。他们传接球非常顺利，高峰、谢峰便更有威胁，最后，我们接连丢了5个球。显然，窖场被我们抢得没有方向后，国安队对我们进行了很细致的研究，他们的打法很有针对性，传接球速度快，尽可能地以长传转移来破解我们的抢逼围。而我们没有考虑到他们的变化，对高温天气下抢逼围可能遇到的困难考虑得也不够充分，因此，输球也在情理之中，只不过输得实在多了点。这是我们自参加联赛以来输得最惨的一场比赛。幸好是客场比赛，观众还没有骂我。不像我现在，即便到了客场，球迷也要骂我，让我“下课”。不过，在中国足协领导的眼皮子底下输了这场球，面子上有点说不过去。想当初，我可是雄心勃勃回上海的，一年不到再回来，结果又这番模样，实在有点丢人现眼。
好在赛后没有立即返回上海，要去太原迎战八一队，这让我们躲过了一劫。
申花队处境非常困难。就在这时，桑廷良又提出要去教练员训练班学习。晚上他给郁知非打电话请示。由于这场比赛是全国转播，郁知非心情很不好，他在上海的压力非常大。郁知非对桑廷良在这种时候请假好像不太满意。言外之意好像是，队伍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你走合适吗？
我给郁知非打了电话，对他说，小桑的学习是以前已经定好的，让他去吧。再说这是国家体委组织的高级教练训练班，牵涉到他的上岗证，不能因为现在情况不好就不让他去了。郁知非听了我的意见，同意桑廷良去了。当晚，桑廷良便连夜去报到了。这时，我们的班子就剩下我与顾兆年、张德发三个人了。尽管我的家在北京，但我没有心思回去，回去后我怎样面对妻儿呢？整个晚上，我与小顾两个人就在房间里对坐着，一直到深夜12点。我问他，你看我们现在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他说，现在下面队员有很多反映，说你在训练的时候叫得太多，骂得太凶，队员有点失去信心了。我一听就想，当年在国二队、国奥队训练时，我也听到过这种反映。我便问小顾，建队初期我叫吗？我骂吗？他回答说，比现在还要凶。我又问，为什么前
4场赢球，就没有人反映这意见？偏偏在我们困难的时候讲起这事？这是什么意见？
小顾说，反正我只是听到的。我说，你认为该怎么办？
就直说吧，没有关系。他回答说，这个时候我们都不要急。我说，对，这点你提醒得对。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冷静。你把张德发叫来，我们去查查房。
已经快凌晨一点了，一查房，发现朱琪和申思这两个国奥队队员不在了，他们没有请假就出去了。据说是给国奥队的杨晨和局宁拉出去吃饭了。范志毅也不在，姚俊也不在，同房间的说他们上厕所去了。一会儿姚俊回来了，此时房间里的电话铃也响了。我马上对姚俊说，这是小范打来的。姚俊你上厕所是假，想从后门走是真的。我拿起电话，没等对方说话就讲：“小范你在哪里？你在传达室是不是？赶快绘我上来！”比赛输成这个样子，队员居然还有心思跑出去玩，我真是怎么也想不通队员们是怎么想的。
此时我真是感到焦头烂额。比赛输球，桑廷良定了，偶然查房又有问题，我感到带队真是太吃力了。改造一支球队的技战术难，改造球队的作风更难！
背着大比分输球的阴影，带着一系列问题，我们星期四晚上从北京火车站上车，去下一站太原。我们要在那里迎战八一队。
7．苦闷中，我二上五台山
1比5大败给北京国安队之后，我整日都陷于苦闷之中，思想压力非常大，一团解不开的愁云一直索绕着我。但这时，还得“打掉牙往肚里咽”，不能在队员面前有所表露，我知道，这个时候我的情绪对这支队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队员也心知肚明，都很配合。
这次惨败让我特别难受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长期住在北京，这里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怎么能在“家乡人”面前如此下不来台呢？更何况，我又是个非常要面子的人。走在北京的马路上，听到熟悉的北京话，我多想听他们说一句：“根宝还是挺中的。”回想起那天场上球迷们对国安队的欢呼，我忽然有一种庆幸的感觉：幸亏我们是在北京输球，北京的球迷只是为主队加油，并没有骂我们，如果我们在上海，输这么多的球，会怎么样？我不敢想象。
输球后，队里特别地安静。房间里电话铃一直没有响。我害怕那铃声，但又盼望铃响。我期待着领导来电话，哪怕在电话里骂我们一顿，心里也好受一些，但又害怕来电话，因为我实在不知道如何去解释。一整天，我就在队里呆着，坐在床边痴痴的，也不知在等待着什么。
整个晚上，再也没有接到其他人的电话。我有点茫然无助，我突然产生一种感觉，我们这支队伍，就像大海中的小船，随波漂泊，没有方向。
也许，领导已经无话可说。也许，领导认为在这个时候不打电话能让我们更好受。但如果领导真的说一句：随你们去吧，这倒也好。然而，我们却什么也没有得到。在这种情况下，我也没有主动打电话。那一晚，我头脑里一刻也没有停止过翻腾，没有半点睡意。我想到了上天，想到了自己的命。下一轮，我们客场迎战八一队。幸亏八一队主场在太原，我们在北京呆了4天后直接去太原，否则我真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上海球迷了。在北京平平静静地度过四天后，于周四晚上，悄悄地登上了去太原的火车。
八一队也是块难啃的骨头。他们状态有所回升，前几场比赛战绩不错。这帮小子特别能拼，打起来简直不要命，那股狠劲一点不比我们差。坐在火车上，我一直在想，此去太原，真不知道是福还是祸，如果再输球，那该怎么办？
离北京前，我与山西体工队队长、以前我在山西任主教练时的领队自龙章通了电话。1978年至1980年，我带过两年山西队，并串山西足球队夺得了第四届全运会第八名。山西省上到领导下到群众，对我的印象都不错。我在电话里告诉了白龙章我们队到达的时间，希望他安排接一下。
讲完正事，白龙章忽然说：“根宝，你1991年率国奥队来太原，全队上了五台山，至今已3
年了。上次去五台山，奥运会预选赛小组出线，你为什么不来还愿？”
我楞了一下，忽然想起了一段往事。1991年，我率领国奥队在白龙章和其他领导的帮助下，在太原与上海队打完了一个邀请赛后，作为调整上了五台山。五台山是中国四大佛教圣地之一，香火眨盛。据白龙章说，1948年解放战争时期，毛主席撤出延安后，曾与周思来、任粥时住在五台山的一个寺庙中，毛主席还抽了个上上签，他们的住处现在都完好地保存着。当时白龙章说，你让国奥队到五台山来吧，一方面调整调整，一方面请求菩萨保佑。
1991年8月，我们全队都上山，而且全队都钻进了佛母洞。据说，省里某要人的夫人生病，钻了一次佛母洞后，好像“脱胎换骨”，病也好了。当然这仅仅是传说。上佛母洞，要走一个多小时的山路，而且在钻进一个三四十米深的山洞后，见底，才能看到这个洞口。这个洞里面大，洞口小，直着身子是进不去的，必须在外面人的帮助下，横着身子，先进一臂和头部，才能慢慢挨挤着进去。一般人很难进去，也不敢进，生伯进去后出不来。而实际上，只要进得去，怎么会出不来呢？
守门员教练李松海块头大，怕出不来，不敢进。怎么劝也不行。其他队员在我的命令下，都进了，甚至连身高超过1米90的江津、翟彪、蔡员都进了。我连进了两次，第一次进是帮忙托球员，第二次进去，才慢慢欣赏。
进了佛母洞，好像进了母腹，洞壁恍如人体内部，五脏俱全，心、肝、肺、肋骨，十分逼真，就像到了人肚里。在这里，你会有一种孙悟空在铁扇公主肚子里的感觉。由于洞里面太小，空气只能靠洞里一个伸向远方的小洞口进来，因而十分稀薄。和尚说，这个“送气”洞口，便是人体的“肛门”。
那次从五台山下来后，我们的运气真好，在小组赛主场比赛中，1比0小赢了朝鲜队，将他们淘汰出局。那个球也挺玄，范志毅顶，被守门员挡出，还是巡边员明察秋毫，看出球的整体已经进了球门线。
面对白龙章的邀请，我在电话里说，让我考虑一下。我想，这次去五台山与上次不一样，我们1比5输了，全队士气不高，桑廷良又不在，如果我走了，只有顾兆年和副领队张德发在，行不行？白龙章劝我，如果你下火车赶快去，时间还充裕，当天就能赶回来。再说，现在的路修好了，比上次你来的时候快多了。过去需要五六小时，现在只要二三小时就可以了。听他这么一说，我心动了。我算了一下，我们是早晨到太原，如果我下午从五台山赶回来，还能赶上下午
5点的训练，看起来时间还来得及。我便与顾兆年和张德发商量，他们说，只要你来得及赶回来就去，反正在太原也是休息。这样，我就决定再上一次五台山。我与白龙章约好，我在太原前一站欣洲站下车，他在那里接。
火车开了一个晚上，早上5
点半，欣洲站到了。队员们还在睡觉，我只是与小顾和张德发打了个招呼，没有惊动队员便下了车。出了车站，自龙章已经在站门口等候了。我上了他的桑塔纳轿车，便直奔五台山而去。
时过三年，这里确实不一样了。公路修得非常好，早上车少人稀，桑塔纳能够开到时速80公里，白龙章说，以这样的速度，你下午3点就可以到队里了。
车行一个多小时后，来到了上五台山的路口。刚要上山，司机突然一个紧急刹车，让我们吓了一大跳。跑出车外一看，公路前面突然出现坍方，出现一个近2米深的洞，车就刹在离坑不到两米的地方！幸亏司机反应快，刹得及时，否则我们连人带车都掉进沟去了，司机吓得脸都白了。怎么这么不顺，我心里开始有了点阴影。好在早上车少，我们沿着坑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是过去了。经过半小时崎蛔的山路，我们终于到了山顶。下山再走一段路，便可以到五台山了。刚才的惊吓，被山顶的晨风一吹，渐渐地消散了，我的心情也舒缓多了。我们没有停留，便沿山路往下走。刚行不久，只听“砰”地一声，汽车轮胎爆了。司机连连说，亏得我们开得慢，如果快点的话，车胎爆了，刹不住车，非掉下山去不可。在司机换胎的时候，我来到路边往下看，眼前是1000多米深的山沟，见不到底，乖乖，人人都吓出了一身冷汗。我心里嘀咕，今天怎么了？怎么这么不顺？
换完轮胎后，汽车重新向山下驶去。刚到山脚，突然一阵狂风裹着暴雨劈头盖脸浇上来，雨点打得车顶棚直晌，司机马上打开前挡风玻璃上的刮雨器，即使扳到最高速度，刮雨器飞速闪动，车窗外还是自茫茫的一片雨林，看不清道路。我们非常艰难地终于开到了五台山，这时雨也刚好停了。
我沿着1991年我们国奥队的行走的路线又转了一圈。我提出，还要上佛母洞。自龙章说来不及了，这里离寺庙还有1个多小时的路程，再说佛母洞已经不是你三年前去的时候了，现在香火太旺，洞口人山人海，洞里空气稀薄，已经不让进人了。听他这么一说，我就不去了。这时，已是中午11点30分了，我们找了个地方匆匆吃完午饭，便往回赶。在回太原的路上，我就想，这次上五台山遇到“三劫”，这是不是上天给我的启示呢？我带申花队是不是也有“三劫”呢？如果这次对国安队的惨败是一劫的话，那是不是还有另外两道劫在等着我呢？我不敢多想下去了。
一天后，也就是8月7日晚上，我们在太原体育场与八一队对阵。针对同北京队比赛时失球太多、盯人不明，尤其缺少保护问题，我决定改打五三二，并布置人死盯胡云峰和郝海东。我定下了原则：3
个中卫中两人以盯人为主，死跟郝海东和胡云峰，他们跑到哪里就跟到哪里，不让他俩沾球，包产到户，落实到人。范志毅打自由中卫，主要任务是补位。
这场球打得比较成功，郝海东和胡云峰几乎没有机会，范志毅的自由中卫也打得好，救了好多险球，瓦洛佳连进两球，终于赢了下来。赛后我想，如果这场仍然打442，让郝海东和胡云峰打起来，我们的后防肯定要出问题。
终于赢了。在经历了痛楚之后，对于赢球，我竟是那么地渴望，就像在海上遇难的人突然得到了一块浮木那样。张德发对我说：“根宝，亏得今天赢了，如果再输了的话，我们恐怕回不了上海了。昨天我接到一个电话，说如果你们再输，可就回不来了！”
我的神经也松了下来，长长地舒了口气。想一想这在外的10天里，惧乐部竟没有来过一次电话，没有上海方面任何的信息，但我们还是挺过来了。我在全队会议上说，我们对八一队比赛的战术纪律执行得好，尤其大家顶住了压力，把这场球拿下来了。我感谢大家。接着，我又说，我们的路还很长很长，下一场是主场对广州太阳神队，我们一定要在上海主场打个漂亮仗，来挽回1比5败给北京国安队的耻辱，挽回我们的不利影响。
第二天我们回到上海后，立即准备对广州太阳神队的比赛。我想，这是我们队在上海球迷和领导面前挽回声誉的最好机会，一定用最细致的准备、最大的努力踢好这场球，并且我对打赢太阳神队充满了信心。但不曾料到的是，这场比赛给我和申花带来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灾难！
8．1比6，根宝成了大草包
在我的教练生涯中，虽然经历了许多场失败，但是，没有一场像1比6那样让我刻骨铭心的，以至于后来，它还常常在梦中纠缠住我，让我一次次地惊醒。这是一场让我真正体味到什么叫耻辱的比赛，虽然它已经过去五年多了，但是那场比赛的前前后后，甚至每一个细节都像昨天刚发生一样。虽然上一轮赢了八一队，但是，北京的那场1比5还是我们心头抹不去阴影。为了在家乡父老面前挽回我们中花队的名誉，我们把这场对太阳神队的比赛看得非常重。这场至关重要的比赛，也引起了上海各界的密切关注。比赛前一天，正在北京学习的桑廷良打电话给我。他悄悄地对我说，根宝，你千万要小心啊，广州的一位教练已经跟我说了，太阳神队这次去上海就是想赢我们，想报上次主场输绘我们的一箭之仇。池们要赢球的理由是：一，实力比我们强；二，士气正高涨；三，要讨伐我们。龚学平副市长赛前也打来电话，要求我们加强防守，因为我们失球太多了，14轮比赛虽然进球28个，但失球也达到24个。“李晓、瓦洛佳是否主要考虑进攻？主场对广州太阳神队一定要打出风格水平，要坚决服从裁判，这一点一定要反复教育队员，明天我要来看球。”龚副市长最后说。
前一阵由于我们成绩不太好，上海球市很萧条，看台上空荡荡的。为了营造良好的主场氛围，给我们鼓劲，这场比赛之前，黄浦区专门组织了1
万多名学生、职工来体育场捧场，每人还给车费补贴。当时的几家报纸也不借气力，专门写文章号召球迷去虹口体育场为申花队加油。到了比赛这天，虹口体育场的观众确实火爆了起来。
我们接受了对北京国安队重点人物没有看死、防守缺少保护的失利教训，并鉴于在太原对八一队重新改打五三二获得成功，于是决定仍以五三二阵容出战。在赛前准备时，我明确要求几名后卫要把胡志军和彭伟国盯死，并具体到吴兵盯胡志军，成耀东盯彭伟国。
我们的出场阵容是：守门员库茨，自由中卫范志毅，盯人中卫吴兵、毛毅军，边后卫姚俊、朱炯，后腰成耀东，边前卫陈伟和申思，前锋李晓、瓦洛佳。我排出这样的阵容完全是为了加强防守，并对所有人员进行了最细致的推敲。库茨是星期三到上海的，对于他在俄罗斯的情况我不清楚，但据他自己说，他一直在那里训练。包瀛福在俄罗斯挑选时看了他的比赛，也认为他打得不错。但是赛前研究用库茨还是用蔡建林时我却举棋不定。库茨毕竟刚到，状态如何我心里没有底。而蔡建林最近状态有所回升，我去征求蔡建林的意见，那天蔡建林正发着低烧。直到比赛那一天，我才决定用库茨。但谁知道这场比赛库茨成了大漏洞，好多进球与他扑救不力有关。打完后有人问，库茨刚到就用，为什么不用蔡建林？但是足球就是这样，如果蔡建林不好了，又会有人问为什么不用库茨？
这场比赛我是从未有过的重视，并排出了完全以防守为主阵式。赛前我还分别把前卫、后卫都找到我的办公室来，就如何分工、盯人、保护等一一让他们明确。重点仍然是要盯死胡志军和彭伟国。但是，我们失的6个球，全是胡志军和彭伟国进的。
比赛开始后是我们先进了一球，是由范志毅打进的。1比0领先后，我认为，我们拿下这场比赛没有问题，因为我们屯重兵于后场，而且赛前又做了细致的准备，只要能进球，拿下这场球问题不大。但没多久，胡志军一个远射进了。这球尽管射得有力，但打得比较正，库茨应该把球击掉。但他一点反应也没有，球从他的手边莫名其妙地溜进了网窝。紧接着，太阳神队罚角球，又进一个。上半时我们1比2落后。
中场休息时，我再次强调要盯人。我说：“其他人进球都可以，就是不能让胡志军和彭伟国这两人进球！”
尽管我们一球落后，但对拿下这场比赛我还有信心。我想到换库茨，但是，又拿不定主意，决定还是让他再打打看。下半时开场没几分钟，太阳神队由彭伟国又进了一球。这一下子把我们彻底打懵，队员们丧失信心了，他们在场上失控了：原本薄弱的中前场一下子瘫痪下来，中场轻易成了太阳神队的天下；后防线也开始乱了套，任凭胡志军泥鳅一样的在中前场钻进钻出；看着如此混乱的场面，我也失望了。雨还在下着，越下越大。这时太阳神队的进攻一次比一次凌厉，几乎每一次射门都能得手。我坐在教练席上，视野已经模糊了，只隐隐约约地听到观众在叫骂着，“库茨”草门、根宝“草包”。身边好像有人跟我说什么，但我一点也听不见，我已经凝固了。比赛结束时，记分牌上显示着：1比6。这时，全场响彻了：“徐根宝大草包”、“徐根宝滚回去”的骂声。雨点砸在雨棚上，也砸在我心里。我瘫软地坐在教练席上，起不来了。球迷也不依不饶，久久不愿散去，全场都愤怒地声讨我。十多分钟后，我终于“醒”了。当时那种感觉与在北京1比5失利时完全不一样，那时候满场都是北京球迷喊加油声，虽然有点像马来西亚吉隆坡失利后的那种失落的感觉，但是马来西亚没有观众起哄，听不到这种谩骂。那时，我感觉自己是汪洋大海里的一时小舟，被愤怒的狂涛包围着。
这场被行家预言为本轮最激烈、最难判断的比赛，却是这样的一边倒。
我终于站起身，走向新闻发布大厅。一路上我看到球迷们咬牙切齿地冲着我挥舞着拳头，但耳朵里一片嗡嗡声，不知道他们在喊什么。
新闻发布会上人头攒动，很多人要我解释为什么会输得这么惨。我说，这场比赛如此结局是我没想到的。我们的队员除了斗志、打水球的能力不如广州队外，球员们思想压力大，想赢怕输也是重要原因。另外，对库茨期望过高，前几个失球他都有责任。进攻上瓦洛佳、李晓被对方盯死了，我们防守时对胡志军和彭伟国却没有防好。这场比赛要总结的东西太多，糟透了。余下的7场比赛我们也很难打。
现在看来，当时我对这场比赛的总结不够准确，因为，有很长段时间，我脑子里一片空白。我们输掉这场球还有一些很重要的原因：我们的五三二阵容有问题，我们虽然安排了五个后卫，但是由于中场球员申思和陈伟都属于技术型球员，比较软，在中场争夺中明显处于下风，我们虽然多了一名后卫，但是，由于前面已经空掉了，这名后卫实际上并没有多大意义，再者，我们全场抢逼得不够凶狠，让对方舒舒服服地拿球、传球等等。
观众迟迟不愿散去。我们在休息室等了很长时间，没有人讲话，整个休息室死一般地沉寂。
半个多小时后接到了虹口公安局的通知，让我们从侧门出去。但那里仍然有一批球迷等着，他们围着我们的汽车，敲打着玻璃窗。在一片骂声中我们逃回了江湾住地。
食堂没有准备晚饭，因为本来是想比赛后放假的。但这时队员们谁也不想走，他们也许都知道，可能不会放假了。一个个都非常老实地呆在房间里，整个江湾基地被悲哀笼罩着。
顾兆年和张德发坐在我的房间里。我问他们怎么办？他们也拿不出意见，只是说不放假了吧，输了这么惨。我说，输球主要是我的责任，不能因为输球，把原来的计划改变了。先开个会给大家讲一讲。
这时已是晚上8
点了，队员又饿又累，一个个低着头，情绪低落。
我说，我们输这么惨，不但输掉了我们的面子，还输掉了上海的面子。我们要看到问题严重性，我现在的心情与我国奥队在吉隆坡失利时一样，主要责任在我。下面还有比赛，我们不要因为这场比赛的失利而让信心垮掉。要拾起头，好好地总结，别把身体也搞垮了。今天仍然放假。你们回去后要注意身体，最好不要乱串门，有人骂也不要回嘴。
8点多，队员们都回去了。顾兆年陪我坐到10点。我说，小顾你也回去吧。小顾也走了。大雨继续下着，窗外一片茫茫。我独自坐在沙发上，一直坐到11点。
电话铃响个不停，有朋友来的安慰电话，方纫秋和包瀛福也打来电话，让我不要泄气。也有球迷打来，有骂我的，也有鼓励我的。桑廷良打来电话，说库茨怎么如此不灵，好像是不会打水球似的。我说本来是想用蔡建林的，但他发低烧，最后还是用库茨。桑廷良的情绪也很低落，没有多说什么。我说队员放假了，我在等领导的电话。
11点10分，龚学平副市长的电话来了。他在电话里说：“根宝，比赛输得这么惨，你们要好好总结，找一下原因。你们要多听听人家的意见，我们本周要召开多方面的会议，听取一下球迷和各方面人士意见”。
接完电话后，我木然坐在那里，我知道下面的事情很多很多，这天晚上我几乎没有睡觉，脑子里一刻也没阔着，我不断地问自己，怎么会是这样？布置得最细的一次，而且对我所熟识的徒弟胡志军、彭伟国还作了专门的针对性研究，但还是被他俩打进了6
个球。后来我在广州碰到胡志军、彭伟国，我对他们说你们那场比赛的进球，差一点把我饭碗都给砸了。
有一件事，我至今感到非常内疚的惭愧，那就是1比6之后虹口体育场发生的那一幕。尽管我是后来才从报纸上知道的。比赛结束后，大批球迷顶着风雨聚集在体育场门口不愿离开。雨下得越来越大，约1
小时后，大部分球迷心情稍稍平静后都散去了，但在14号台门口，仍有100多名球迷静静地坐在雨地里，执勤人员劝他们回去时，他们只有一句话：“我们要见徐根宝。”
龚副市长安慰了申花队将士后回到休息室，边上人告诉他，还有100
多球迷坐在雨里不走。他马上对虹口体育场场长胡康健说：“你去请他们选几个代表来，其他人如果还不愿意走的话，让他们坐到看台上去，雨这么大要生病的。”
不一会儿，胡康健领着4名球迷代表进来了。他们一见到龚副市长后十分意外，怎么也不会想到副市长会亲自与他们交谈。
坐定之后，球迷们你一句我一句连珠炮般向龚副市长倾述他们对申花队，对徐根宝的意见。到底怎么回事？队员们为什么一点斗志都没有？如果这样下去就完了！激动的心情使他们的发言缺少条理，但热爱上海足球的心情，却表露得真真切切。
听完球迷一番话后，龚副市长说：“今天晚上我的心情和你们一样，申花队输了球当然很难过。申花队输在哪里？技战术输了，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更重要的是输在土气。如果士气不输，光从两队的实力看，我们不会输这么多。原先上海队老队员多、经验足，输也输得起，赢也赢得起。现在队员年轻多，经验不足，赢了往往过于兴奋，一输球就萎了。今天比赛从1比2落后开始，越打越乱，士气低落，这才是病根。其二，用人上也有一点问题。你们不要骂守门员库茨，他刚来两天，又没打过水球，表现失常是可以理解的。其实我们不一定非要让他守这场球。蔡建林病了还有贾春华，守水球都比较有经验嘛。三，抢逼围不能盲目，要与技战术结合起来，现在看来我们的技术确实不如人家。”
讲到这时几名球迷纷纷插话，对龚副市长表示认同。龚副市长接着说：“足协还应该成立教练督导组，住在申花队，发现问题可以及时提出。我听说中花队现在的训练量又降下来了，星期二至五每天两小时，星期六一个小时，这与我们提出的三从一大方针是不符合的。我认为足球队的管理和决策也应该听取各方面意见，成立一个督导组之后，比赛前教练员要把方案和设想与督导组交流一下。比赛后不管赢输，督导组都应该帮助球队总结一下，这个桥也要请足协给搭一下，像包瀛福、方纫秋，包括王后军等，这些老教练都可以请来，集中大家的智慧来为申花队出谋划策。足球队光靠钱来刺激队员没有用，奖励应该同队员的平时训练、比赛表现、职业道德等挂起钩，可以一个月搞一次综合评定，简单的向队员许诺赢一场多少，进一球多少，并不是真正合理有效的办法。”
龚副市长最后对球迷代表说：“我们很感谢广大球迷对申花队的关心，希望球迷们能与申花队一起正视现状，克服困难，同舟共济，把我们的足球搞好。”
球迷们都被龚副市长的一番话给打动了。20点，虹口体育场安静下来，球迷们离开了。
本来球迷是冲我而来的，这时候我应该挺身站出来，负我应该负的责任。但结果却是让支持我们的领导受累了，我从心里感到惭愧。
9．丢了大上海的面子
8月16日一早，体委主任金永昌受市领导和惧乐部委托，到队里来看望大家，并召开老队员座谈会。
在与老队员开会之前，金主任先听取了我的汇报。我说：一，抢逼围没有体力作保证不行，这场比赛我们的体能情况不好；二，平时训练基础不行，场上也拼不出；三，不齐心的拼抢不行；四，易受情绪波动，现在对手们已经不像是前四轮那样地任我们抢了，他们已经效仿我们，而且拼得越来越凶；五，与我改变阵式由四四二为三五二有关。
在老队员座谈会上，李晓第一个发言。他说，昨天我是想踢好的，但是没有踢好。输了球总有原因，我总感觉到在我们进攻时，是接是插不清楚，当然，关键问题还是我们拼不出来。
范志毅说，后防是最重要的位置，这场比赛我打自由中卫，没有补好位起到稳定军心的好作用。应该说每场球我们大家都想踢好，但是踢不好我们应该反思自己，自己在场上是怎么贯彻教练意图的，贯彻教练意图自己又做得怎么样？这场比赛教练的布置应该说是非常详细的了。
成耀东说，对广州队比赛前，我们思想上还是很重视的，布置也是很明确的，但是在比赛中没有完成好，主要是踢水球的能力比广州队差。另外2比1后，我们有点泄气，我们好像是容不得对方进球，这种思想是导致后面失球多的原因。库茨反应慢，动作迟缓，应该负一定的责任。
陈伟说，我们三条线脱节，前锋在前面不抢，中场又不敢压上，后场又不敢顶，输球后心情很不好。我们再输也不能这样去输，输这么多。关键还是精神状态输了，影响很大，很不好，只能靠自己去挽回。
吴兵说，他没有完成好盯人任务，让胡志军一人进4个球。
金永昌主任说，球迷的心情我们应该理解，教练、队员压力很大我们也知道。我们这个队重新组织后，本来就是中游水平，年轻队员多，所以大起大落，这个现象主要与前阶段新闻界炒热了，大家的期望值太高，好像我们只能赢不能输。按目前我们的实力，排在六七名水平是正常的。现在踢球与过去不一样，现在的心理压力太大，我们都能感到压力。当然，这是和只能赢不能输造成心理压力太重有关。我们前4轮踢得好，因此4轮比赛过后，对手就来拼我们，而我们又失去了前4轮拼人家的打法，所以出现目前这种情况。我们前4轮之所以能取胜，主要是作风上有改变，去拼人家。现在我们要摆正位置，把自己放在五六七名的位置上，我们现在已经彻底没有面子了，还骄傲什么？只有去拼，技战术才能发挥出来。我赞成根宝说的，谁不去抢下来，让拼的人去打。我讲了半天，全是讲拼字。你们看看，昨天太阳神队胡志军、彭伟国，就像是在泥地里滚过的泥鳅，衣服上的号码都看不出来了。山东有个记者写了，他说这场球从双方的球衣上就可以看出谁拼了，上海申花队穿白的，没泥没水，金主任最后说，李晓，我看你11号衣服一干二净，一点泥也没有。你们都是骨干，要团结，要起骨干作用。
8月17日，督导组到队。
一共有4个人，包瀛福、方纫秋、刘恩义和瞿耀忠。他们来看了我们训练后与我们教练组谈了一下。包瀛福的意思是，建队以来我们管理是抓住了，体力有保证了。我们今天的训练是压缩攻防。老包看了后说，门前训练有特点，竞争意识也加强了，训练质量不错。他接着说，从比赛看，我们体力还不够，打法上长传还多了些，防守上两个中卫站不住位置，
自由中卫也补不上，对广州太阳神队比赛，整个防守体系像是散了架似的。
刘思义对我说，队员们开始对你还是信任的，你的管理是成功的，但最近听刘军讲，他的积极性不是很高。按道理他与我的谈话不应该对你说，既然我们为申花队，就应该开诚布公。队员的反映你应该引起注意，你在这么关键时刻应该大度。申花队成功失败全在你的个性上。上海观众反映进攻显得太粗糙。我们还是应该像前4
场那样，先发制人，一上来就是一个冲击波，一场球起码要有两个冲击波。当然，关键时候，要稳的时候还应该稳下来。
瞿耀忠说：我们上海队还是应该多发挥前卫线的作用。老上海队过去的中场一直是很好的。
我心想，现在我们输了球，督导组来监督我，什么都好说，什么都是问题。当初我们在广州5比2胜的时候，我们便是技术、作风、身体都比人家好。
但足球就是这样，胜负论英雄，你再怎么想也没有用，关键是要赢球。
有一天，金主任打来三次电话转达陈良宇、龚学平的意见。我们的足球，受到如此关爱，这真是我过去从未经历的。领导们要求我们第一要摆正位置，一定要场场把自己放在弱队位置去拼人家；这几场球之所以没有打好，就是因为打到关键时候拼不出；二，上海队过去从来没有输过这么多球，从来没有输得这么惨。市委、市府认为我们必须把精神面貌打出来。听了这些话，我感觉分量太重了，现在的问题不是我徐根宝没了面子，我可是把大上海的面子给丢尽了。
1比6惨败后，不但球队、球迷和各界都进行了座谈，在康办(上海市委办公地)，陈良宇、龚学平、周慕尧、金永昌、李毓毅、沈立恭等上层决策者，也开了一个多小时的会，专门研究申花队问题。陈良宇提出让体委多关心申花队，体委主任金永昌说，从现在开始，体委李副主任的主要工作，便是抓足球。
8月18日，上海市足协召开足球界新闻界和球迷代表“为申花队号脉会诊”会议。在发言中，文汇报记者马中说，申花队输球是正常的，但高比分输却是应该总结的。甲A比赛也有高比分输赢，但没有这么大。抢逼围是足球比赛的基本规律，失利的时候不应该轻率否定。几个月前在广州申花队5比2胜，这次在主场1比6输，这说明申花队状态有问题，应该提高队员的素质。一场比赛不能简单否定和肯定，不能过多地指责。
球迷代表说，当初申花队在广州大胜，当地报纸说我们精神、体力、技术、战术，样样都好。现在大比分输了，好像什么都不好了。问题是什么？是不拼不抢。抢逼围是精神状态的体现，可最近申花队精神状态到哪里去了？
方纫秋在发言中讲到，根宝当时接这个队不容易，我们都为他捏一把汗。他的指导思想是对的，现在主要讲的是拼，这是对的，不拼不能提高。我看刘军、瓦洛佳有提高，李晓也有进步。对大连万达队打得也不错。为什么会出现1比6？关键还在于精神状态。
老教练包藏福说，申花队前几场比赛不应该大胜的大胜了，应该胜的比赛却输了。上海申花队要改变过去软散懒的作风。抢逼围是防守的手段，是变被动为主动的手段，坚持前场30米抢截，以射门为中心的训练是对的。世界杯赛统计，由中场发动进攻后进球的占60％多，前场抢截进攻的占34％，而由后场发动进攻并进球的只占6％。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记者谢炯认为，申花队胜了，不应该把抢逼围捧上天；输了几场球，也不要把抢逼围打下地。申花球迷协会会长沈国强说，迫在眉睫的是，下一场对山东队。我们都在想，徐根宝与队员们是否从阴影中走出来，去迎战山东队，这是最重要的。
俱乐部副总经理孙春明在会上透露，俱乐部董事会准备对球队实施几项举措：一是请营养专家和优秀的厨师；二是请体能恢复和科研人员；三是加强对球队的科学监督和科学管理，不能由一个人管理球队，也不能让教练员球员对立，俱乐部可以炒球员；四是建立球员人才库；最关键的是第五条，要建立竞争机制，教练班子的选择，球员选择都要有竞争，都要竞争上岗。我很清楚孙春明这番话的意思，如果我再打不好，就可能下台。
当然，大家议论最多的还是抢逼围。大家普遍的认识是，我们失利不是抢逼围的失利，面是丢掉了抢逼围。这一点我最清楚，我把四四二改为三五二，在阵型上把抢逼围的威力消弱了。
1比6之后，抢逼围成为上海滩男女老少挂在嘴边的词，成了人们议论的中心话题。对抡逼围肯定的人很多，持否定态度的人也不少。我要不要坚持抢逼围了呢？这时，国奥队的失利情景又闪现在我眼前，我不能改变，我必须坚持下去，我默默地告诫自己。我记得在昆明，徐弘曾对我讲的话：“徐指导，你以后不要再变了”。当时我还说不会变了，但是在成绩的压力下，在媒体的压力下，我最终还是没有勇气坚持下去。五三二阵型，我想的是用人数多来保后场，而实际上就是丢掉抢逼围了。精神面貌不如人家，就是挤不出来，抢就是拼的体现。人家拿球，你抢不抢人家？不抢或抢得不凶，这是精神状态问题。五三二，看起来中场人多，但如果只想保后场的话，中场人数肯定少了，中场人数少，形不成围抢，气势也就没有了，当然也就会很背被动。
我们1比3输给山东泰山队，就是打的五三二，我认为两个中卫盯两个内锋比较吃力，便再拉一个来保护，结果整体的防守没有了。这种增加人数来保后场的办法，实际上便是失去了整体抢截的优势。
对广州太阳神队，我们的中场球员申思、陈伟都很软，李晓又不抢，中前场便失控了，只能挨打。
应该说，这个责任首先由我来负，是我指导思想出现了问题。为了让球员更清楚抢逼围的意义，我举了我们抗美援朝的例子。我说，只有援朝才能保家。如果我们不派部队出去，光在鸭绿江边等着，后防便不会稳。加强中前场的抢截，是对后防最好的保护。如果只是增加后防人数，造成中前场失控，反而会被动挨打。我已经想好了，不管今年成败如何，抢逼围一定不能丢。
10．揣着辞职书上场指挥
1比6之后，我站在了地狱的门口。我知道对山东泰山队比赛是我最后的机会了。已经有消息传了出来，如果这场球我们输了，便由顾兆年代替我。我不想就这样灰溜溜地走掉，我要证明自己的能力。在这个时候，能救我的、想救我的，只有我自己。那几天，我除了参加会议和训练之外，就坐在房间里研究对策。我几乎考虑到了第一个细节，甚至设计了几套方案，随后，再去一一排除，直到有一个满意的结果。
对山东泰山队比赛前，我便和队员宣布：这场比赛，不拼的不上，要上的全是能擒的。我让张勇和瓦洛佳当前锋。由于范志毅两张黄牌停赛一场，便让成耀东当队长。我苦思冥想排出一个我认为能拼能抢的中场，由莎莎、刘军、吴兵和朱炯组成，这实际上是后来我们夺冠的中场阵容。
比赛之前，我写好了一封简短的辞职信。如果比赛输了，我准备马上就交给领导。在已经没有退路的情况下，我怀揣辞职报告指挥球队上场了。这场比赛的最后结果很可惜，我们0比0与泰山队打平，但我们全场射门是13次，角球5次，山东泰山队全场射门3次，角球3次，我们明显占优。25分钟时我换上李晓，可惜终场前8分钟李晓有一个机会球没有进。
赛后报纸评论这场比赛是：“上海申花队顶住7天前1比6的巨大压力，昨天以年轻选手出战，再现抢逼围，尽管得势不得分，但精神面貌令观众为之一振。”
比赛后，我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从场上的气势和面貌上看，我们不是抢逼围不行，而是前几场没有打出抢逼围。以后我们将坚持这种风格与每个对手较量。这场比赛使我坚定了抢逼围的信念，经过了两次失败，我想我必须要坚持下去。
球迷对我们打平这场比赛还是不满意，“根宝草包”这样的口号还在不停地叫。他们认为这场球我们应该拿下来，应该对一周前的1比6迅速做出“补偿”。但对我来说，这场比赛打乎已经不错，至少可以缓了口气。直到我们下一场2比0胜江苏队后，我才真正在长吁了一口气，我终于死里逃生，熬了过来。第二阶段最后一场，我们虽然输绘了广东宏远队，但名次依然排在第五，没有跌出前六，还算说得过去。
第二阶段比赛结束了。由于国家队要参加亚运会，联赛要间隔两个多月才比赛。对我们来说，这真是宝贵的两个多月。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不仅身体得到了调整，更主要的是获得了心理调节机会。我真担心，在如此大的压力下，如果比赛一直打下去，我们的神经恐怕要“绷断”了！这两个多月也是我喘息的大好时机。在这个期间，我对抢逼围的指导思想有了进一步思索和提高，我们统一了下一阶段的打法，并在训练中不断改进，对人员安排也进行了必要的调整。说实在的，申花队自从成立到现在，一直在南征北战，打东视杯，去昆明冬训，甲A联赛、沪港杯、万宝路足球赛、再是甲A联赛，如果这么一路打下去，我怀疑我们真要垮了。
11．一根绳子，一份要求，我别无他途
第三阶段还有4场比赛。我们对形势做了研究，最后4场比赛对我们能不能完成前6名指标非常重要，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也不小。因为我们有两个客场、两个主场，两个客场非常险恶，一是对当时排名第三的辽宁队，二是对主场不败的四川全兴队，主场是对名列第一的大连万达队和很有特点的吉林队。
我们对4场比赛进行了分析后认为，主场对吉林应该力争2分，对大连万达队拿1分，两个客场应该争取1至2分。这样算下来我们前6名任务就可以完成了。我给郁知非打了个电话，把当时队伍的情况作了汇报：李晓、范志毅上调国家队，莎莎回俄罗斯探亲，朱琪、申思和谢辉参加国奥队集训，尽管现在离比赛时间还比较长，但我们决定管理制度不变，仍然要每天训练，甚至连星期日都要训练。郁知非说，他们马上要开董事会研究下一阶段的工作，总结甲A联赛以来我们工作的成功与不足之处，当然，现在最主要的还是打好最后4场比赛，如果打不好，虽然保组是没有问题了，但大家日子都不会好过。我当然听懂郁知非的意思，我的压力这时还很重。就在那几天，我收到一位四川球迷给我寄来的一封信，他说，申花队客场去成都比赛时，球迷会要我们颜色看，因为他们上一次在上海受到了攻击。这封信里还有一根绳子！那意思不言而喻。
10月13日，俱乐部给我们发来了一份最后阶段工作文件。我一看，里面主要是针对我这个主教练的。文件首先要求我们确保前6名，如果完不成将罚款；其次是比赛全部结束以后待命等通知；最后一点是，俱乐部对教练每场比赛要有考核，这一条显然是针对我的。看了这份文件后，我很清楚，俱乐部对我还不十分信任。我并不灰心，更不想退却，我要做的，便是证明自己，以成绩纠正别人对我的偏见。
10月17日我召开全队会议。我对大家说，现在联赛只剩下最后4场了，能否完成年初定下的任务，包括俱乐部本身在内，大家都有压力。在这种压力下，我们的态度应该是不惧怕，放得开。但光不怕没有用，还要有充分的准备，我们每个人都要为此付出代价，下局我们不放假了，大家集中封闭训练。另外要抓紧业务学习，研究辽宁队的打法，分析我们的困难，大家统一思想去拼。此外，我还强调几个方面：一是整体攻防战术；二是坚持抢字；三是强调全队的团结；四是放下包袱。这次会开得不错，大家都感受到了任务的艰巨，都在思想上作好了打硬仗、打恶仗的准备。
21日，我们到了沈阳。当天晚上我们又开了会。那时的辽宁队虽然实力有所下降，但他们还有着当年“东北虎”的威风劲，他们在积分上与大连队万达队只差两三分，如果赢了这场比赛就奔冠军去了。我们分析辽宁队此役非常想赢我们，而且还存在着主场拿下我们没有问题的心态，于是开始设计起战术。
我分析说，对方求胜心切，肯定攻得很凶，加上主场观众和裁判方面对我们也不利，大家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不要上火，要始终保持平静的心。这场比赛后来真像我们估计的那样，对方是急火攻心，姜峰用脚踩吴承瑛肚子的场面便能说明问题。
战术上，我要求大家贯彻好抢逼围，强调中前场的抢截，并把防区扩大到中、前场去。另外，我们对黎兵的头球，对姜峰的助攻，对庄毅的快速下底传中，以及傅博门前的威胁等细微的问题上都作了详细的安排。
在上场前我动员大家：对方掳，我们也挤，对方如果乱踢，我们一不怕，二不报复，要保护好自己。对方压出抢，我们以抢对抢。我们的体能肯定比他们要好，他们刚参加了泰王杯赛，一路折腾，体能肯定有问题。裁判如果有问题我们也坚决服从，谁也不准与裁判争执。这场比赛，只要把辽宁队打急了，我们就有戏了。
范志毅与李晓参加完亚运会，也从北京直接赶到沈阳。他们在亚运会上打得不错，我找他们谈话时首先肯定他们在国家队的表现，当然也向他们强调了这4场比赛的艰巨性。我说，你们的思想要赶紧转到队里来，我还把这一段时间我们坚持的东西和要求以及最后对辽宁队的准备工作都向他们作了交代。
22日，也就是比赛前一天下午，我们到赛场训练。施拉普那和李应发坐在看台上看我们训练。事后桑廷良告诉我，施拉普那认为我们训练的时间过长，比赛前应该缩短一些。李应发看了我们训练后当时就说：“完了，明天我们肯定输了。”他说，他们的训练无法和申花队的训练比较，申花队的训练完全是真刀真枪的。
这场比赛我们确实打出了水平，抢逼围发挥得酣畅淋漓，瓦洛佳和莎莎在前场抢下球后攻进了两个球。赛后有报纸说：“2比4，坐守主场的辽宁队败得没话。此役辽宁队输在情理之中，没有净输3球以上还算幸运。”
当我们4比2领先后，队员们气势还是很足，仍然以凶猛的逼抢对付辽宁队，甚至出现三个人围抢辽宁队后卫赵发庆的场面。
这场比赛把我们的士气和信心都打出来了。南方的上海人跑动和抢截比北方的辽宁队还多、还凶狠，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伍绍祖看了电视转播后说：“申花队打得好，他们的跑动就比辽宁队多。”
通过这场比赛，我看到我们的抢逼围有了飞跃，这次胜利是抢逼围的胜利。这次的成功，更坚定了我的打法。但那场比赛后半段，却出现不友好的一幕，吴承瑛被姜峰踩了一脚。我们没有过激反应，我们在新闻媒体上也没有把这事扩大。比赛后，姜峰来队里道歉。当时他并没有踩下去，就在那一刹那他冷静下来了。后来我问吴承瑛，他说也没有什么。我对姜峰很了解，过去我在国奥队时带过他，他的品行不至于做出这样的事。
接下来，我们主场与大连万达队打平，取得了事先预定的目标。
客场打四川，对我们来说是一场非常艰难的比赛。由于在上海比赛时发生了上海球迷与四川球迷之间的斗殴事件，加上四川一些媒体不正确的引导，比赛尚未开始，便弥漫出一股浓浓的硝烟味。当地电视台在赛前播放了双方球迷斗殴的一幕，这引起了四川球迷对我们的强烈愤慨，当四川省有关领导发现苗头不对时，已经有点晚了，当时成都商店里连弹弓都脱销了。
为保证11月6日比赛的顺利进行，不致于引起骚乱，11月2日至5日，成都电视台连续播放市委市府领导和球迷负责人的讲话，甚至连居委会也充分发动起来配合工作。成都市公安局对本次比赛和申花队的保卫工作更是周密至极。我们一下飞机，7辆警车便前呼后拥，把我们拉到一个我们不知道的宾馆。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离市区很远的一个部队宾馆，连球迷都不知道。到了宾馆后，公安局的同志规定我们不许会客，不许出门，整天呆在里面。
第二天我们去体育场训练。当我们的车驶进体育场边的马路时，行人发现了我们是申花队。便开始叫骂起来，甚至还有人用棍棒敲打我们的汽车。比赛那一天，成都当地政府动用警力上万，球场周围的道路提前两个多小时便已被封锁了。开赛前体育场内还有8条大狼狗绕场一周，以示威慑，这在甲A联赛中可是空前的。
看台上武警与公安分别包干负责，看台下七八百名武警随时待命，成都市体育中心马路对面的市特警总队大院里，待命的快速反应部队可在2分钟内扑人体育场，球场外还停着消防车随时准备应付突发事件。那一天晚上，成都5个区中的3个区的警力及郊县警察局的所有便衣警察都出动。我们是在比赛结束清场后，于8点30分才离开的，为了让球迷难以辨认，我们去时与回来时使用的汽车颜色和外表都不一样。万名干警直到晚10点一切安顿后才撤退。对这场比赛，成都球迷协会也根据球迷的心理拟定了一些口号，比如先叫“缴枪不杀”的口号，让球迷消消气，再奏凯旋曲，让球迷败败火。
这场球我也怕出事，因此在赛前反复要求队员在场上场下千万记住不要有过激行为。这场球全国转播，上海球迷也非常关注，我们千万不要因为我们的原因而引发更大的事端，哪怕是输掉这场比赛。
因为这场球牵涉到这么多的不安定因素，因此比赛的内容和过程反而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最后，这场比赛双方0比0打平。最满意的便是成都市委市政府了，据说比赛平安结束的当晚，一位有关官员居然高兴地喝醉了。成都的警察真行。直到我们离开，球迷们都不知道我们在成都是住在什么地方。与四川全兴一役，与其说是比赛，不如说是玩了趟捉迷藏游戏，而且我们还得到了一个理想的结果。打乎全兴队，我们已经稳拿第5名了，第一个任务已经完成了，紧张了一年的心，终于放下了，在回上海的飞机上，我狠狠地睡了一觉。
12．金光诛点球射偏，申花进了前三名
我们的最后一仗是主场对吉林队。
这场比赛我们如果赢了就进前三，平了第四，输也是第五。对吉林队来说，他们保级已经成功，输赢也无所谓。
虽然我们已经完成第一个任务，但我们还有争三的目标，已经到了这个份上，我们当然要奔第三去了，毕竟第三与第五还差一个档次，能第三绝不能第五。赛前，我对球员们说，你们不要以为吉林队不会认真打，千万不能放松，即使是死者虎也要当活老虎打，我们最后一场不是为申花队踢，而是为上海的足球发展踢的。
队员上场后还是很认真的，场上占据了主动，上半时李晓先进一球。下半时吉林队获得一个点球，金光诛走向罚球点时，全场鸦雀无声，大家都知道这个点球的分量，如果罚进，我们就与前三无缘，我当然很紧张。
金光诛射门，球偏出门柱，他捂住了脸。我忽然感到一阵轻松，我们赢了。我们不仅完成了年初定的任务，而且还超额完成，因为我们打进了前三名。
虹口体育场鞭炮齐鸣，球迷热烈庆贸。几个月前还在这里让大上海大丢面子的申花队这回总算为上海挣了面子。站在球场上，我感慨万千，这足球可真让人捉摸不透，它可以让你下地狱，也可以送你上天堂。
回到休息室，队员们兴奋地拥抱在一起，又叫又唱，我静静地站在那里，心里只想说：“大家辛苦了。”忽然有人进来通知说，大家快去洗澡，就不要回江湾了，黄浦区副区长周太彤在香港城摆下庆功宴，请我们全体去喝庆功酒，这个安排我们一点也不知道。
这顿饭吃得非常高兴，黄浦区拿出30万奖励，俱乐部也拿出30万，后来上海市交通安全必备物品供应公司为申花将士每人提供一辆进口助动车。
联赛终于结束了。大家都异常地轻松。我宣布放假，三天后报到。确实，在这一年里，大家都非常辛苦，神经高度紧张，尤其是经历了那可怕的1比6，应该好好地放松一下了。
三天后的早晨，休息了两天的队员们都在9点前报到了，小会议室里坐得满满的。我在黑板上写下了12月31日这几个字，并在下面重重地划了个圈。我说，我们与申花俱乐部签定的合同到这一天都到期了，我们在一起的日子也不多了。这一年来，我们申花队的成绩和缺点都明摆着的，大家回去想一想，这一年来，我们共同的收获和感受是什么？我们今年的任务不多了，主要准备12月11日的南北明星队，申花队有范志毅、李晓、成耀东、瓦洛佳和朱琪入选，你们几个与我一起去成都，打完后马上回上海与德国的一个队打邀请赛，其他队员休整，并为邀请赛做准备。张德发也对大家说，今年的任务大家完成的很好，接下来就要考虑签合同了，这里有双向选择的问题。请大家回去好好考虑。
这一年里，我们申花发生的事太多太多了，会上，大家情不自禁地谈开了。范志毅说，甲A联赛过去了，我们时刻绷紧的神经终于松下来了。这一年太紧张了，对我来说，这一年从来没有松过。年初申花队成立，年轻队员很多，我26岁就算是老队员了。说实在的，这样的队打比赛，刚开始我心里一点也没有底。好在大家齐心合力，一场一场地顶过来了。
老队员陈伟说，我们进步了，我们的抢逼围打法与过去上海队的打法有明显的不同。
瓦洛佳也说，在申花队的这一年，要比我刚来时想象得快得多。但我要提醒大家，我们申花队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凡是先失球的比赛，从来就没有扳回过。
11月24日在香港城开了个足球研讨会，陈良宇副书记和龚学乎副市长等都出席参加。陈良宇在会上指出：“足球的发展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反映，上海的经济是国际关注的，上海正在搞新机场，深水港，上海到北京的快速列车也在计划，上海正在开始重振雄风。你们球衣上印有上海两宇，就要对上海人民负责，不能光讲钱，荣誉是第一的，荣誉是钱买不来的。对申花明年的要求是，一，思想境界要高，要解决为谁踢球的问题；二，在管理上必须严，要成立党支部，要有精神支柱；三，作风要硬朗，不能战胜自己的球队，怎能战胜别人？”
龚学乎副市长说：“今年上海三个队完成任务都很好。我和陈良宇的压力也很大，因为涉及到改革。申花队要与国际接轨，俱乐部要从长远考虑，后备力量现在不足，体委与足协要去解决这些问题，要尽快培育足球市场，上海球市还不兴旺，要培养出足球观众，没有市场就没有发展的基础。申花队虽然得了第三，但与其他队水平相差并不大，明年的工作就在眼前，主教练职务是否在一周内就确定？队员要马上投入冬训，惧乐部要马上去找外援，准备工作要越快越好，5个外援的指标不要浪费。主教练定下后，要立即到国内找内援，还要立足于自己培养。另外，还要到全国招聘领队。”
我说，申花队明年的工作重点在管理，要加强管理，我认为我们管理上的问题最多。
我原以为这个会议是总结我们取得了前3
名的经验和教训，有点庆功的意思。但听完陈良宇和龚学平的讲话后，我感到我们与上海的这个城市的发展和形象并不相适应，我们距上海人民的要求还差得很远。在这个研讨会上，我心里已经暗暗下了决心，如果明年我继续带申花队的话，我们一定要拿冠军。
13．“民意测验”，我却遭到许多球员反对
1994年中国足球的第一次职业队联赛搞得非常地成功。足球水平明显要比前一年提高，场面也精彩、激烈得多。被冷落多年之后，中国足球又红火起来了，到处受欢迎。在这种情况下，当年12月中国足协在成都召开了足球工作会议。实际上，这是一次“庆功会”，足球界元老都应邀参加，会场内外喜气洋洋。这是我记忆中中国足球最令人兴奋、最团结也是最受好评的一次会议。
我作为申花队的主教练也到成都开会。刚到成都，羊城晚报的记者范柏祥挺神秘地告诉我：“根宝你知道吗？听说你的位子不一定保得住。”我听后大吃了一惊。我想，我在年初接手申花队，指标是前六名，现在我打到了第三名，超额完成了任务，自认这一年干得非常不错，还从来没有想到过俱乐部会不聘我，这个消息对我确实是非常意外。我问范相样，你这个消息是从哪里来的？可靠不可靠？他说是“从上海方面得来的，挺可靠的”。听他这么一讲，我心里往下一沉，不由地狐疑起来。晚上我给在上海带队的桑廷良打了电话，问他听到过些什么，有没有这方面的消息？桑廷良说：“这个事情我没有听说过，但是你走之后，我听说惧乐部在队里搞了一次秘密的民意测验……”噢？有这事？我一听马上神经紧张起来，队里的这些事情我作为主教练为什么不知道？我不是反对进行这种民意测验，但要搞的话，至少也得给我们教练打个招呼吧。倘若不打招呼，那肯定想避开我。桑廷良说他也是听说，并不清楚怎么回事。
我很生气。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是在搞职业队了，但在有些方面却还在搞这种“群众路线”，我对搞这种东西特别反感。我又问，他们是怎么测验的？
测验的结果如何？
桑廷良说：“测验是俱乐部通知全体队员搞的，没有通知我们教练，我们都不知道。只是事后获知，每个队员得到一张纸，上面大概印有这样一些问题，如：你对主教练的工作是否满意？你与主教练合作如何？你对其他教练工作看法如何？等等。听说测验的结果，我最差，你根宝其次，顾兆年最好。”
我听了后才感到，虽然我们拿了第三名，但俱乐部对我的工作一直没有变，范柏祥说的有些道理。我的位子看来是有问题了。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我想不清楚。我想，我们的工作是需要评定的，评定我们工作的优劣，一要看实际工作的过程，二要看实际工作的效果，这两点我无可厚非。我在1994年的工作实绩明摆在那里，俱乐部为什么对我还有什么看法呢？
刚到成都，就碰上这不顺心的事，我心里很不痛快。这天晚上我睡得并不安稳。第二早晨8点多，我刚吃完早餐回到房间，桑廷良又来电话，向我报告说，队里两名球员找不到了。7点30分起床吃早饭的时候人就不在了。刚才接到公安局的电话，说这两名球员在昨天晚上公安局“收网”时抓进去了。
我一听急了，忙问“你们晚上锁门了吗？”桑廷良说：“锁了，前门、后门都锁了。”
“锁了怎么出得去？”我问。“是从二楼宿舍的窗口跳出去的。”
“他们现在情况如何？性质严重吗？”我有点急了。
“现在不清楚。不过可以打听一下，我听说治安大队的一个大队长在广州出差时曾与你一起吃过饭，和你挺熟的。”
我一听便说：“那你快去问一下，他们为什么被收进去？
如果是一般的问题，你就对他们求个情，说我们两天后要与德国的凯泽斯劳腾队比赛，一定要态度好一些，求求情吧。”
桑廷良挂上电话不久，就代表球队去了公安局。我就在房间里等他的电话。不久他回来了，告诉我，情节不算严重，只是一般性的问题，已经保出来了。
我对桑廷良说，你马上向俱乐部去汇报，让郁总知道这件事。事情出在队员身上，尽管责任在个人，但影响的是申花队，要说明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教育管理还存在问题。
与桑廷良打完电话后，正好9点半中国足协开会。这一天的会议有一项议程：前4名的教练员答记者问。我带着对俱乐部搞秘密民意测验和今天队里发生的这件不光彩事情的不满的情绪，参加了会议。
14．在成都会议上放炮
本来，我在会上不想更多地去讲队里存在的问题。队里出了这样的事，球队不光彩，我这个当教练的也没面子。但在记者问答的时候，我终于忍不住了。
天津日报记者张东站起来对我说：“我向徐教练问一个问题，你在国家队，国二队和国奥队时，大家都知道你是管理很严的教练。但昨天，我坐在你们南方明星队的车上，见到你们申花队的球员抽烟，你对这事怎么看？”
这次南北明星队，是在成都足球工作会议时举行的一个比赛，由南北两个阵营组成的球队参加比赛，我和广州太阳神队的主教练周穗安任南方队教练。申花队有5人人选南方队，他们是李晓、瓦洛佳、范志毅、成耀东和朱琪。因准备对德国凯泽斯劳腾队的比赛，成耀东和朱琪没有随我到成都，只有范志毅、李晓和瓦洛佳3人参加南方明星队。
我说，当时我看到瓦洛佳和李晓坐在前面，他们没有抽烟。张东，你是不是看到范志毅在抽烟？尽管当时张东没有回答，但我心里知道，张东指的人，肯定是范志毅了。我便说，我确实在车上没有看到。但我如果看到的话，我肯定会制止的，并会进行处罚。
张东的这个问题，让我“刹不住车”了。我索兴讲开了。我说，我是强调管理的教练，我认为一支球队如果管理不严，是没有战斗力的。从某种意义上讲，球队的成绩好坏与球队的纪律是不可分的。但是，我管理再严，还要队员理解和配合。否则，再严的管理也不一定都能收到好的效果，并不等于不出事情……”讲到这里，我马上联想到今天上海发生的事情，联想到俱乐部在队里搞民意测验时队员对我的不满。我脱口而出：在中国现在的特殊情况下，被队员反对的教练是好教练，而队员没意见的教练，大概有点问题了。
这句话一出，会场立时骚动起来，大家相互交头结耳，记者们更是竖起耳朵，瞪大眼睛望着我，盼望着我继续往下说。
我说，足球队从体工队的机制转到职业队，但实际上职业球员的素质、道德及球员对职业的认识还没有提高上去。刚才张东说的问题是存在的。不要说抽烟，更严重的事还有，足球界中喝酒、嫖、赌也不少见。少数球员想少花力气多拿钱，管理上希望松一些，这给我们的工作带来许多的困难。但凡是搞过队的都知道，平时训练不刻苦，不严格，到时候你想拼也拼不出来。年初我们队中有一名队员生病，我派助理教练去探望，有些人就说我不关心队员。平时训练我是严一些，有时甚至骂人，个别队员就感觉到在队里缺少温暖，积极性不高。也有些同志对我说，根宝，你坚持严格要求是对的，但要注意工作方法。也有说，根宝，你批评队员，要注意场合，要给队员一点面子。我知道他们都是好心，希望我工作做得更好，更完美。但是我想，世上是没有两全的东西的。昨天我们队有2名队员半夜跳窗出去，在娱乐场所给公安局抓住了。这时候，他们还有自尊吗？平时怪我们管得太严，但这个时候，我想他们肯定有所省悟，如果管得再严些，他们就没有机会半夜三更溜出去了。自尊首先要自爱，自己对自己都不爱，如何有自尊？有队员说在队里缺少温暖，缺少关心。什么叫温暖？什么叫关心？出了成绩，名利双收，这是最大的温暖，最大的关心。当我们1比6输给广州太阳神队后，球场上几万观众齐声骂我草包，其声之大，真是如雷贯耳。谁给我自尊？谁给我温暖？我要不要自尊？我要不要温暖？球踢不好，观众骂臭球，球员感觉到有自尊吗？他们会感到温暖吗？我们只有明白这个道理，懂得自爱，才有自尊，懂得我们职业教练员、球员应该需要付出些什么，不在乎时付出比别人多得多的努力和辛苦，你怎么能得到比别人多得多的荣誉和利益呢？这才是最大的道理。
我一口气说了一长串，讲完后心情感到一阵轻松。我的话在会场里引起了很大反响。我记得坐在我边上的王俊生对我说，根宝你的话太绝对，有些教练不灵，队员反对，难道也是好教练？我说，我指的是在管理上，管理严的教练通常是不被球员喜欢的。
我确实感到，上海申花队今年能够获得第三名，确确实实就是严格管理和训练的结果。在这一年里，我对一些主要的球员，尤其对尖子球星是批评最多的。范志毅、成耀东、李晓有错我不去批评，难道我们者是批评替补队员？到时候谁会来服你？只有把他们抓住了，才能带动全队的管理和训练。
在这方面，俱乐部，尤其是上海市领导给了我足够的支持，是我能够坚持严格管理，并能超额完成任务的最重要基础。我想起对辽宁队比赛时，范志毅在休息室里当众与我争吵，后来三天不归队时，陈良宇书记亲自出面为我打气，提出“申花队没有特殊队员”，严肃批评了范志毅的错误。我们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才得以在联赛中坚持刻苦训练，坚持抢逼围，打出了我们最好的风格和水平。
我在会上“放了炮”后，事后听到了许多反应，许多同志支持我的看法，新闻界更是以大的篇幅刊出我的讲话，当然，也有不同意我的看法的。但我想，抓管理，抓训练，是一个教练义不容辞的职责，我回忆这几年走过来的路，更加清楚地感到，我的严格管理和训练是对的。我甚至想，我已经干到这个年龄的人了，我什么都经历过了，什么都不怕。直到现在，我仍然对球员炒教练之风非常反感。不少球员就是这样，他要做的十件事，只要有一件不合心意，就对你有意见，反对你。我想，我了不起就下台不干了。但只要我在台上，我必须这样去做，而且我一定会这样坚持。
回到上海后，我听说俱乐部对我的发言不太满意。我很坦然，因为我知道，“民意测验”我本来就是“不及格”，我已经无所谓了。
当然，我也要做些“调查研究”，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我问了范志毅，你给我讲实话，队里有没有民意测验这回事？小范给我装糊涂，他打着哈哈说：“啊，我不知道。”我说，你别装傻，俱乐部聘不聘我，现在还不知道，你怕什么，你又没包袱。他只得承认了，但又说，“反正我没有写。”我问，你让谁写的？“我让陆玮打勾了。”后来我又问成耀东，他说有这么回事，又说：“这个事嘛，作为我们队员只有服从上面的要求，上面叫写我们就写吧。”这件事情至今给我印象深刻，并令我非常不满，后来我与郁知非谈起这事，他也给我作了些解释。
在我这一年任申花队主教练期间，经常有队员跑到俱乐部反映对我的不满，俱乐部再把这些反馈给我，我对俱乐部的这些做法有意见，我认为我们三者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是这样的。那么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我没有搞过职业队，也讲不出个所以然来。在成都施拉普那搞的守门员学习班上，我问老那，在德国，惧乐部、教练员、球员三者关系是什么样的？他说：“队员对主教练负责，主教练对俱乐部负责。”我又问，如果队员向俱乐部反映主教练如何如何？俱乐部应该怎么办？老那简单地说了一句话：“一脚踢回去！”
老那的话，更证明我的思路是完全正确的。我也暗下了决心，如果俱乐部想让我再干，这两点我必须要向俱乐部提出来，必须得到俱乐部的认同，否则我坚决不会再干了。
我在申花的第一年，就这样结束了。尽管在外人的眼里，我干得轰轰烈烈，非常不错，把一支年轻人组成的球队带到了第三名，比过去的上海队成绩还要好，但其实我心里有数，这一年对我来说是充满了坎坎坷坷和风风雨雨。因为这是新旧机制、新旧观念在初级阶段转换时的必然反映。我从心里感谢上海非常良好的足球环境，感谢上海市委、市府和俱乐部对上海足球的支持。这与众不同的支持，引起全国其他惧乐部极大的羡慕。在我们工作低潮时，足球书记、足球市长亲自参加俱乐部改革座谈会，为我们的工作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为足坛改革鼓与呼，这是我过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
1994年，是中国足球职业化改革的第一年，在由体委到企业办球队的转变时，没有前人的经验可以吸收，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其中免不了磕磕碰碰。在1994年的工作结束，展望1995年工作之际，我在笔记本上写下了这么10个字：风雨中开始，风雨中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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