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傢，該回傢了。坐在從大連到上海的飛機上，我一直這樣默默地對自己說。低下頭凝視着舷窗外，厚厚的雲層在下面奔騰着翻滾而去，不知什麽時候，我的眼睛有點濕潤了。天很藍很藍，但我的心卻無法從雲層裏掙紮出來。我清楚地記得那一天，1999年6月18日。
現在，我漸漸地平靜了下來。當我把身體放在客廳的沙發裏，聽着舒緩的音樂，我感受到了一種從未有過的輕鬆。六年來，我終於可以在屬於自己的地方，過着另一種生活了，再也不用為積分、名次、晉級而費心勞神了。也許，這種輕鬆是暫時的，是戰役之間的空隙，是更為激烈的工作之前的休養生息。但無論怎麽說，我現在渾身確實感到舒心的輕鬆。
但是，這六年太讓人難忘了，場內場外的一切不亞於戰爭的激烈、殘酷和跌宕起伏，這種在天堂與地獄之間的徘徊，豈是可以輕易揮手而去，說聲再見的？每當我閉上眼晴，過去六年發生的一切，便像放電影一樣，一幕幕地閃現在眼前——
1．“你們要一步到位”
1994年11月，李鐵映同志為上海市網球中心建成剪彩。當時中國足球改革後的第一屆足球職業聯賽剛剛結束，我率領的申花隊奪得了第三名。大概是這緣故，我被邀請參加網球中心剪彩儀式。參加剪彩儀式的上海市副市長龔學平把我介紹給李鐵映：“這就是上海申花隊主教練徐根寶。”李鐵映笑着說：“我們早就認識了，足球改革，就是從上次我們在北京飯店貴賓樓吃飯時開始的，不是嗎？”李鐵映的話勾起了我的回憶。那是1991年8月，當時我擔任中國國奧隊的主教練，為了歡迎中國足協為國奧隊請來了德國教練魯迪，李鐵映同志在北京飯店設宴招待他。國傢體委主任伍紹祖、中國足協主席年維泅、官員張吉竜和我一起作陷。飯後，李鐵映在聽完年維泅關於足球改革和我對國奧隊工作的匯報後說：“老年，你的思想還不解放，你的步子還應該大一些。”而當時，年維泅已經開始構思足球方面的改革了，後來王俊生主持足協工作後出臺的一係列改革方案，實際上那時年維泅已經在醖釀中了，包括主教練的競選、體能測驗等。年維泅的改革思路，仍沒有能夠超脫當時的大環境。但在那時，大傢都不知道鄧小平的改革思路，而這些衹有李鐵映最清楚，因為他是體改委主任。現在想來，他的思路確實在我們之前，而我們所想到的，都擺脫不了體工隊的那一套。
記得1991年底，中國足協在大連召開的足球工作會議上，大連市體委主任蓋增聖發言時說，我們討論足球改革要考慮有過渡階段。李鐵映卻指出：“你們要一步到位，職業化就要一步到位。”由於有了領導指示，中國足協開始醖釀走職業化道路這一大方針了。但對我們這些體育工作者來說，那時根本沒有想得那麽遠、那麽透、那麽深。李鐵映對我說：“中國足球要搞職業化，目標主要是提高中國足球的水平。你是國奧隊主教練，吉隆坡出綫的任務是第一步，如果搞好了，對中國足球的推動將是巨大的。”他對我提出的“橫下一條心，一定要出綫”的决心非常贊賞。我知道自己重任在肩，不能有絲毫閃失。
當時，伍紹祖主任也對國奧隊非常重視，經常到隊裏來，我也常去他傢裏匯報工作，那時候中國足球改革的“寶”，好像押在了我們的肩上。我對伍主任分析了比賽的形勢：6個隊的單循環比賽，拿6分是絶對能夠出綫的，而我們肯定可以拿下3場。雖然我們提前一輪拿到了6分，但由於受到了“西亞兄弟”的“圍攻”，卻變成了最後一輪要面臨與韓國隊拼一個出綫名額的局面。當然，這是我們自己的責任。賽後郝海東曾經說：“徐導，當時如果我的點球罰進了，就沒有今天了。”這些都沒有用了，足球沒有如果。
想當年，我信心十足地帶着國奧隊奔赴吉隆坡，身肩着中國足球的希望，但是，我們失敗了。令我們沒有想到的是，這次失敗對後來的足球改革卻起到了極大的推進作用，這也算是我們的失敗給中國足球帶來的唯一好處吧。“因禍得福”，從某種意義上講，如果沒有吉隆坡的失利，中國足球職業化改革的步伐可能要推遲一點時間。
聽着李鐵映同志的話，自己想了想，從1991年到1994年，中國足球這3年裏的變化確實太大了。我從一個專業隊教練變成職業隊教練，從國傢隊到了俱樂部球隊，這一切好像真有點身不由己，是在足球改革浪潮的推動下，一步步走到現在的。
2．緊急電話，要我馬上到上海
那時，金永昌是上海市體委主任。他的一個電話，改變了我的命運。
1993年底，我在中國足球隊做施拉普那的助手。那年的中國體育界，主要有兩大任務：一，足球打人世界杯决賽圈；二，搞好第六屆全運會。但是在伊爾比德中國足球又一次失敗了。
打完世界杯外圍賽第二階段的小組賽後，我從成都回到北京。剛回到北京，馬剋堅就找到我，很急切地說：“上海體委主任金永昌打來兩個電話找你，好像事情很急，你趕快給他回個電話。”
我馬上就跟金主任聯繫上了。他在電話裏開口就問：“你最近有時間嗎？
趕緊回一趟上海。”我問他什麽事，他說：“你來了再說吧。”在我的追問下，他衹是簡單地說，“現在是龔學平副市長分管體育了，他很關心你。”他透給我一個信息：“上海這幾年足球搞得沒什麽起色，你回來一起商量商量。”
金主任催得很急，兩天後我便趕回了上海。
我這麽急回上海，除金主任催得很緊外，還有另一個原因，那就是02少兒足球俱樂部。
3．“02”，我的夢想
1993年初，我與老那去新加坡參加魚尾獅杯足球賽，一次閑聊中他說起在德國，有名的教練員、運動員都在業餘時間搞足球學校。說者無心，聽者有意，在回國的飛機上，我對當時的助理教練楊一民說，我也想搞個足球學校。他說好啊，現在不少地方都有人在搞足球學校，你得起個好聽的名字。
我想了一下，覺得用自己的名字並不好，畢竟，自己不像李寧、鄭敏之這些在運動場上闖出自己道路、作出過貢獻的明星，他們用自己的名字命名有號召力。而我們搞足球的，到現在還沒有衝出亞洲，儘管有點名氣，但沒有成績，用名字命名不太妥當。後來想起1992年參加亞洲杯足球賽的時候，球場裏到處是“2002”的橫幅標語，那是日本爭辦世界杯的口號。2002，這是跨世紀的象徵。對，就叫“02”。現在招十四五歲的小孩子，到了2002年時，他們正值當打之年，能培養一些打世界杯的後備選手，不正是我的目標嗎？
為此，1993年3月中旬我特地回到上海。在考察完上海的環境後，認為“02”放在上海是最合適的了，那時我根本沒有想到自己居然還會回上海執教。
我找到了金永昌主任，把整個思路對金主任說了，他特別地支持。我希望在靜安區設點，因為我是從靜安區出來的，靜安區體委康主任也非常支持。他還把主管文教的靜安區副區長請來與我一起商議。
而後我便把這些告訴了老那，並告訴他我絶不會因此而影響國傢隊的工作，同時還嚮王俊生匯報了，對我的設想，王俊生也非常贊同，但他說：“你繼續當國傢隊教練，上海的事還是讓別人去操辦吧。”國傢隊在伊爾比德比賽時，我與王佼生再一次談起02俱樂部時，嚮他提出要離開國傢隊。為什麽要這麽提呢？
因與老那這一年工作是伍紹祖給的任務，衹有學習、協助的權力，沒有改變老那的權力。老那雖有許多長處值得我學習，但他的業務能力不見得比我高，長期跟着他也不會有多大提高。王俊生說，你現在離開國傢隊去搞02懼樂部，以後要再進國傢隊可能就難了，這個你要考慮好。我心裏很清楚，老那失敗後我接國傢隊可能性是不大的。在伊爾比德我們為此事談了三次。最後我還是下定了决心，離開國傢隊，去搞02。
搞02懼樂部，是我的第一步嘗試。現在，02這幫小夥子都已經成長起來，在國內的年齡組足球賽上連續三年取得冠軍，證明我當初走的這一步路是完全正確的。籌辦02俱樂部期間，也是睏難重重，反反復復。
1993年龔學平副市長就批示同意搞02的計劃，可02俱樂部卻拖至1995年纔成立。是在市體委副主任李毓毅分管足球後，02的工作纔有起色。記得當時曾有人嚮龔學平反映：“02”是個體戶性質，不能這麽搞，還是應該扶持“大中型企業”，如果人都調走了，我們少體校還搞什麽？這是招生的問題。
還有資金的問題。1995年我得到了阿迪達斯公司贊助，他們表示贊助02服裝和資金，冠名“阿迪達斯02”。龔學平副市長沒有同意。他說國內有這麽多企業為什麽不能讓他們贊助？此前我也曾與鬱知非商量過，02歸申花管，資金由申花出，將來人給你。那時大傢對後備力量不太重視，因此鬱知非沒有答應，他說：“你自己搞吧。”在這情況下，我衹得自己拿出5萬元讓楊禮敏、任彬去全國招生。
我們定下的選拔條件：一是身體素質好，一定要有速度；二是作風；三是技術意識。我們認識到，要成為一個全面的運動員，必須是全面型的人才。過去有許多例子，小時候技術好的，由於身體原因，長大後被淘汰的不少；而小時候身體好，至少以後還能混混。
由於阿迪達斯無法贊助，國內的贊助一時也沒有找到，而我在申花的工資每月衹有3000元，02實際上沒有什麽資金來源。但時間又不允許我們再等，所以楊、任兩人去招生一直是坐的火車，佐的招待所，一切從簡，至於吃那就更簡單了。
他們就這樣揣着個包出發了。在武漢、天津、鄭州、青島、河北等地召了十來個人。上海方面，李毓毅也與少體校達成了協議，畢竟我不是個體戶，面是在為上海培養人才，最後從少體校也選了些人。當時的許多投入都是我個人拿出來的，包括空調等，而最後一分回報都沒有得到。當年的02變成了現在的有綫02，我的一切職務也都沒有了。
02俱樂部隊成立後一直在申花隊邊上訓練，受的影響很多，進步也非常快，得過3次全國少年冠軍。1995年與有綫電視臺合作，成為有綫電視臺、上海市足協和我三方共有的俱樂部。1999年更名為有綫02足球隊。這個俱樂部我投入了很多心血，也算是為上海作出的貢獻吧。去年10月他們在重慶拿了個冠軍，當時我帶萬達隊正好也在重慶。本想拿1萬元奬勵他們，可一想，這點錢讓他們30多人分，每人也就是幾百元。最後，决定請他們到假日酒店，與萬達隊住在一起，與我們生活一天，看我們賽前準備、比賽，我用這1萬元錢讓他們感受一下什麽叫職業球隊。我對他們說，雖然現在艱苦點，但你們主要是提高水平，你們應該知道自己的目標是什麽。
去年11月我回到了上海，聽說他們拿了冠軍後上海有綫臺給了他們三四萬元奬金，因為是平均分的，有些主力隊員不高興了，便去找任彬，認為這樣分錢不合理。任彬做了工作後他們仍然不滿意，不服氣。任彬對此非常傷心。他召集大傢開會，給他們講道理，老頭子還在會上流了眼淚。這下隊員們都感到錯了，嚮任彬承認錯誤。不久後我從大連回到上海，他們正好都在連隊裏軍訓，我趕到連隊裏為他們講課。對他們說，當初任彬、楊札敏去各地招你們的時候，也衹有這點錢。他們是住招待所、坐火車、吃最經濟的飯。你們到了上海後，市領導對你們多麽重視，每年讓你們下連隊，就是要你們從小養成艱苦奮鬥的精神，養成良好的作風，長大能夠接中國足球的班。隊員們聽了很感動。相信經過這一次後，他們應該有所觸動。
這群當年02少年隊的球員，現在都長成十七八歲的小夥子，成為年輕隊員了。當年我們給02俱樂部製訂的目標是：2001年衝人甲B，2002年升人甲A。這些都是題外話。
4．怎麽搞俱樂部隊
急急趕回上海後，我先見了金永昌主任。金主任說：“根寶，上海足球現在搞得平平淡談，王後軍搞了十來年，也就這個樣了，我們市體委的領導商量决定後要換王後軍，讓你來幹，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這可是萬萬沒有想到的。原以為叫我到上海，是商量02俱樂部的事，對金主任的這番話完全沒有思想準備。我將信將疑地問他：“是叫我接上海隊嗎？”金主任肯定地回答：“是的。”“現在不是在打全運會嗎？如果王後軍打好了怎麽辦？”金主任說：“這你就別管了，打好打不好都要換他。如果打好了，足協會給他安排一個好一點的職務。”
這時纔真正知道，金主任這麽急着把我召回上海的意圖。
當天晚上給我的老上級年維泅打了個電話想徵求他的意見。老年聽了我的介紹後說，上海這個地方搞足球有壓力，不比在國傢隊小，你要慎重一些。
第二天，龔學平、周慕堯、金永昌、李宗鏞(上海體育運動技術學院院長)等人在南京西路奧林匹剋餐廳設宴招待我。龔副市長對我的印象不錯。當他還是上海廣播電視局局長時，我率領的國奧隊參加了廣電局主辦的第一屆萬寶路杯足球賽並得了第二名。比賽期間，正值江浙一帶水災，我們捐了所得的1萬美元奬金。後來又與羅馬尼亞隊打了一場賑災義賽。我和國奧隊給他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在吃飯時龔副市長對我說，我們歡迎你到上海來，上海足球這幾年太軟了。我說，過去北方隊與上海隊比賽，都說上去先踢他們幾腳，上海人就怕了。龔副市長提出要改變上海足球軟的作風井要我好好考慮一下上海足球目前格局的改革，並讓拿出個方案來。
這次見面，實際上確定了讓我回上海接管上海隊。
上海要我回去，讓我來重振上海的足球。想起了年維泅的一句提醒，上海的壓力絶不低於國傢隊，怎麽辦？思付再三後决定：接受這個挑戰。上海的領導這麽看中我，絶不應該讓他們失望。
當時的上海足球分一隊、二隊和三隊，還沒統起來。一周後，我做了份上海足球改革計劃方案，主要觀點是把上海的三支隊伍都統起來，這樣有利於發展。我定的三隊主教練是：一隊由我負責，二隊是楊震江，三隊是桑廷良。金主任和李宗鏞看了方案後都認為“可以”。匯報完後又回到北京。當時國傢隊還在北京集訓，7月要去深圳打一場與荷蘭飛利浦隊的商業比賽。比賽結束後，正式嚮中國足協遞上了辭呈，就回到上海。王俊生、馬剋堅對我此舉頗有意見，馬剋堅打電話給我，讓再三考慮一下，並說可以讓我留在國傢隊當領隊。王俊生也說，施拉普那走了之後，國傢隊就是你接(後來王俊生還私下跟我說，如果當時你在，施拉普那走後，國傢隊主教練就是你而不是戚務生了)。但至今仍覺得，離開是對的。
回到上海後，參加了一個上海球迷協會的成立大會。龔副市長也參加了。他在發言時說，上海要成立兩到三支俱樂部隊，用競爭的辦法促進上海的足球發展。我們請根寶回上海，就是要搞一支俱樂部隊。當時一聽覺得好像不太對勁兒，怎麽讓我搞俱樂部隊了？下午到體委問金主任，是不是情況有變化了？不讓我搞一隊了？金主任未置可否。
這裏面確實有了變化，衹是當時我並不知道。當初定下來讓我摘一隊，後來領導們又認為應該有競爭，另外再成立職業俱樂部，這樣更利於發展。
那時，上海正舉辦萬寶路杯足球賽，龔副市長基本上每天都去看球。有一次比賽後，他對我說：“根寶，你再去搞一支隊吧，不要搞上海隊了。老上海隊就讓王後軍去帶，這些隊員他比較瞭解，你另外帶一支隊，外籍球員你也可以招。這時我纔知道，我不搞一隊了。時隔不久，方案全變了，上海形勢的發展，真是追趕不上啊。”
不久，上海召開了足球座談會，陳良宇副書記和龔學平副市長也參加了。會上確定上海組建；支職業懼樂部球隊的計劃，初步定第一支球隊由王後軍帶領，在現有的隊員中選十八至二十名球員，餘下人員歸第二支隊伍挑選，第二支隊伍由我帶。就這樣，我的角色變成上海“二隊”的教練。
10月初，龔副市長和市體委催我趕緊去俄羅斯選外援。我便與上海體科所的步潤生急匆匆趕去娥羅斯，這也是中國足球第一次去國外招外援。出發時，頭腦裏一點方案都沒有。衹記得龔副市長給我的指示是：“引進就是勝利。”
5．“光桿司令”去俄羅斯招兵買馬
現在想來這真有點好笑，去國外招外援，心理價位是多少？
不知道。引進什麽位置的球員？不知道。當然，這些也沒法知道，還從來沒有與外國人談過這種事，甚至連“外援”這樣的提法都沒有。再說，我們連隊伍都沒有，就更不知道哪個位置缺人了？但這工作卻是一定要去做的，因為“引進就是勝利”。
引進外援、合同製、轉會製，這是足球職業化的標志。不管隊伍有沒有，先把“標簽”貼起來。我領悟到這一切的意義。眼下是一張自紙，那先把框架畫出來！
但是，引進要花錢，什麽樣的價格纔算是合理的，能夠接受的呢？
龔副市長說，價格不要考慮，反正就這個價格嘛。我追問到底多少呢？“那就每月1000美金左右吧。”他說。這就成了我第一次出國引進外援的心理價位。
去了澤尼特俱樂部。這是一個在前蘇聯實力很強的俱樂部隊，確實有幾個非常好的球員。但一問價格把我嚇住了：轉會費20萬美元，月工資8000美元。按現在的行情並不算貴，但在當時卻差點把我嚇了個跟頭。
那些俄羅斯人問我怎麽樣？我說這些價格與我的價格相差太大了，我最多衹能付1000美元。他們說1000美元的隊員也有，就是到過中國的澤尼特二隊。
這支隊裏確實也有一些不錯的年輕球員，租藉一年月工資可以壓到600
至1000美元。我想，這些年輕球員到上海訓練一下，培養一下，或許能源上用場，但是真要帶回去，肯定被上海球迷駡“大興貨”，我怎麽交代？
看了半天，發現其中一個隊員還算可以，據說快被選進俄羅斯國傢青年隊，工資我也壓到每月600美元。但是一談．他的條件特別多，如一月報銷多少電話費，還有探親等等。一聽條件太多，心裏有點不痛快，心想你這麽年輕，租藉一年工資每月給你600到1000美元，條件還這麽多，不行。我又問，還有別的隊嗎？他們說還有，那便是斯密那懼樂部。
斯密那俱樂部老闆是個體戶，藉人傢基地搞了個隊，見我去他特別高興，認為有生意可做了。正好那天斯密那隊有一場比賽，在雪地裏進行。那一天氣候是零下10度。經過這場雪地賽，一下子看中了3個：一個是莎莎，踢過澤尼特職業隊，當時是斯密那隊的隊長；一個是守門員庫茨，當時看上去守得還可以；第三個是瓦洛佳。他那次沒有上場，我衹是碰碰運氣，看了錄像後選的。再看他的身材，感覺也不錯。
事情進行得非常順利，當時就簽約了。莎莎月工資是1000美元，庫茨600美元，瓦洛佳500美元。因為我是個光桿司令，簽約時隊伍也是子虛烏有，但跟別人簽合同總得有個俱樂部名字吧。用什麽名字呢？想了半天，就貿然起了個“東方俱樂部”。當時想得是，上海在東方，這個名字挺不錯的。
引進就是勝利，我終於引進了，這也是中國足壇第一次去國外招外援。
沒有想到的是，這次選上的三個人對我今後的足球生涯，竟然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影響：莎莎和瓦洛佳為我在甲A聯賽中第一年取得第三名立下汗馬功勞，也為第二年奪得聯賽冠軍起了基石作用；而庫茨第一次來隊裏守門，卻令我嘗到執教生涯中最慘的失敗——1比6敗給廣州太陽神隊。
6．競然成了申花隊的主教練
回國之後，便開始為我的“東方隊”做籌備工作。王後軍的一隊當時有二十多個球員，他挑剩下的球員加上原來楊震江的二隊，便是我的“子弟兵”。就在考慮隊伍的組合和訓練時，事情又有了變化。
體委金主任打來電話給我，在電話裏他悄悄地說：“情況可能又有變化。”具體情況他也沒有說。正好我要嚮龔副市長匯報外援情況以及工作計劃，便趕到華東醫院去看望生病住院的龔副市長。
龔副市長對我說，教練人選上可能要打亂，既然是職業隊，教練也不能一成不變，原定的王後軍與你各帶一、二隊的設想，看來要修改了。
原來，德國阿剋發公司贊助上海足球隊的合同到期了，合同可能不再延續。上海一隊今後的路將怎麽走，便成了問題。那時上海足壇正值改革的前夜，聽說中紡機(中國紡織機械廠)、東方(廣播事業局)、申花集團都有心加人，後來中花被推到了第一綫。這一段時間的變化，是“所有製”的變化。最後領導拍板决定由申花搞一隊。
申花集團過去也贊助過上海隊，當他們又一次被推到第一綫後，便提出，打破過去使用教練的傳統，在全國範圍內挑選教練員。我聽說，蘇永舜、曾雪麟、方紉秋、王後軍和我都是候選人。
球隊要變了，教練要換了，什麽都變了，也什麽都沒有了，前面工作的思路又亂了，簽好的外援的命運將怎樣？想到這裏，我糊塗了，真不知怎麽辦纔好。
從“02”到上海隊，到“東方”，接着再去俄羅斯招外援，那種感覺就像是在夢裏被一種無法知覺的力量牽引着，這場夢對我是福是禍，心裏一點底也沒有。如今所有的計劃又都亂了。所能做的也衹有等待了。
不久，形勢漸漸明朗，申花將接手上海隊井負責全面“組閣”。經過多方面研究，他們决定在我和王後軍之間進行選擇。俱樂部先找了王後軍。
王後軍很早就開始研究足球俱樂部這個問題了，在這方面，他的思路是超前的，而且還有自己一套比較全面的計劃。後來聽別人說，在那次談話中，王後軍大談他對俱樂部體製的研究，井拿出了一套方案，但是，申花方面對這些不感興趣，他們衹想知道王後軍作為主教練將如何組隊問題，因此，好像這次談話有點話不投機，不太成功。談話結束後，黃浦區的瀋立恭副區長沒有表態，衹是說今天就談到這裏。對俱樂部方面的態度，王後軍當時一點思想準備也沒有，聽到這話後，他一下子便楞住了。後來，從瀋立恭那裏聽說，王後軍呆呆地坐在那裏半個小時沒有起身，瀋立恭衹能陪他坐了半個小時。
王後軍曾經帶領由申花贊助的上海隊奪過聯賽亞軍，足協杯冠軍，對申花做過貢獻，至於後來與申花分手，與阿剋發合作，這裏面的情況，就不太清楚。
幾天後，鬱知非從美國回來，他和瀋立恭找我談話。那天，我穿了一套西裝，看上去精神飽滿。當時，心裏很坦然，沒有一點顧忌。如果他們看上我讓我擔任申花主教練，那我不會放棄，如果不行的話，就去搞02。
鬱知非開口便問：“如果你當主教練，將如何工作？”
我說，我離開國傢隊到上海來，主要是想搞02的。自從吉隆坡失敗後我就想搞個少兒足球懼樂部，抓一些小孩。後來上海的領導曾要我搞上海隊和東方隊。如果要我挑的話，我是想搞02隊，我沒有想到會讓我摘申花隊，這是我的實話。前一段我去俄羅斯招外援，也是為東方隊的。但不管搞什麽隊，不管是體工隊還是俱樂部隊，我帶隊的方針都是一樣的，就是狠抓作風。我從在國奧隊和國二隊抓作風講起，講到我們目前中國的球員最主要的問題是管理。管理不好，訓練就不行。訓練不好，就出不了成績，即使是外國俱樂部隊，管理也是嚴的，訓練水平也是高的。不管什麽隊，業餘的、職業的，我認為這兩條都是法寶，一條也不能鬆。當時讓我到上海來搞上海隊，龔副市長和金永昌主任就是希望我能嚴格管理嚴格訓練，改變上海隊“軟腳蟹”的作風。
看到瀋立恭和鬱知非對此好像興趣很濃，我便接着談開了。我說，如果我抓申花隊，最主要的是改變“軟腳蟹”作風。我的作風你們都知道，我抓作風，體現在“搶”字上。中國足球最大問題就是站着踢球，不搶，缺乏對抗，我是一直努力在解决這個問題。此外，我的特長是培養人才。我從國奧隊開始，89年甲
A聯賽第一年的冠軍就是我們國二隊，而我們國二隊都是由甲B球員組成：守門員李志高是江蘇隊的，右後衛馮志剛是武漢隊的，中衛範志毅是上海青年隊的，左後衛孫博偉是四川隊的，中衛徐弘是大連隊的，前腰是北京隊的高洪波……所有的球員，在當時都是出自甲B的球隊。甲B的年輕球員經過我的訓練組合，能拿冠軍，當時的足壇霸主遼寧隊就是贏不了我們，加了6分也贏不了我們，說明什麽呢？說明球員都是差不多，衹要組合好，嚴格訓練、嚴格管理，就能出成績。
在我談的過程中，他們聽得都很認真，很有味。我心想，這也是他們最感興趣的。從他們聽我談話時的表情，到瀋副區長親自送我到飯店大門口的舉動來看，我知道我們的談話是成功的。
十幾天後，也就是12月5日，鬱知非和瀋立恭副區長又找我談話。瀋副區長說：“經過反復商量，多次徵求意見後我們决定，由你來擔任申花隊的主教練。”他還特別指出：“你所講的抓作風，抓管理，抓訓練質量的思路與我們一致。我們對你過去也瞭解，相信你能把隊伍搞好。”
我聽了當然很高興。又一次競爭獲勝了。1992年初我在昆明也經歷過一次國傢隊主教練的競爭，我勝了。但吉隆坡失敗後，我又被無聲無息地“擼”了。現在，又有機會為自己正名了！
在輕鬆地談完組隊目標和思路後，我嚮他們提了一個問題：“02怎麽辦？”“我在俄羅斯定的三個外援怎麽辦？”鬱知非說：“你已經被我們聘用了，02就不要再搞了。”我聽了心裏不太痛快。我說我到上海來，主要就是搞02的，在上次我們的談話中我也說了，02是我的事業，也是我回上海的目的，我不能放棄。講到這裏，雙方言語有些激烈，氣氛也開始不對了。瀋副區長很有經驗，他忙打圓場：“今天我們主要談的是俱樂部的事情，02的事我們以後再說，我想會給你解决的。”
這個話題就此打住了。接着再問，我在俄羅斯定的3個外援怎麽辦？鬱知非又說，這3個人是為東方隊請的，與我們沒有關係，我們對他們的情況也不瞭解。隊裏需要不需要他們，要由俱樂部考慮後决定。鬱知非的說法當然沒有問題，因為這3個外援是與東方隊簽約，而不是與申花隊簽約的。但是我對他的態度和這種說法感到不快，畢竟他們是我找來的，我與申花隊簽約後當然也希望他們能夠留下。我臉上流露出的不高興的表情被瀋副區長看出後，他忙說今天我們衹定主教練，這兩個問題以後再解决。
這次談話，留下的兩個問題都沒有解决。
我這個人有點急性子，在“面試”之後，已經感覺到主教練的位置肯定是我了，因此便開始着手做準備工作。我把成耀東叫到住處瞭解情況。成耀東是我在國二隊時的第一批隊員，他對我經過“面試”並很有可能擔任上海一隊(申花隊)主教練的情況還不知道，他以為王後軍的上海一隊先挑18人，剩下的再由我來挑。
我想知道隊員的情況，但又不能明說我要接申花隊，便試探着問他，如果你是王後軍，你會怎麽挑法？成耀東是很有頭腦的隊員，他的意見很有參考價值。開始他不好意思講。我說，以你對隊裏的瞭解，你就先挑挑看嘛。
這麽一說，成耀東便把老、中、青隊員都給我排了隊。他排了三個年齡檔次約28人。老隊員中林志樺、鄭彥、李竜海、王鋼等被提了助理教練，還有唐全順、蔡建林等；中間一層年齡的球員有成耀東、範志毅、李曉、鞠李瑾、邱京巍、吳兵等；年輕的有朱琪、申恩、毛毅軍、朱炯、賈春華等。他很客觀地分析了每個球員的作用，如有的人在場上有作用，但對隊伍建設作用不大，有的場上作用一般，但對周圍隊員很有影響力。
這一次談話對我接管申花，組建隊伍有非常積極的參考作用。後來成耀東也一直很得意地對我說：“徐指導，你剛來時我是很支持你的吧。”
1993年12月12日，申花足球懼樂部在虹橋賓館舉行了成立大會，市委副書記陳良宇、副市長龔學乎、體委主任金永昌、俱樂部董事長鬱知非等都參加了成立大會。這是中國足球史上成立的第一支由企業直接負責的，脫離體委的職業足球懼樂部。
開會前我到會場休息室時，龔學乎與鬱知非已經聊了很長時間了。在休息廳裏鬱知非一見我就說：“根寶，聽說隊裏亂了，好多者隊員都不幹了。”我很冷靜也很自信地說，鬱總你放心，既然機製是新的，教練是新的，隊伍有點動蕩，隊員有些想法是正常的。我有信心把隊伍抓好。市委副書記陳良宇說：“這次大傢推舉你當主教練，希望不要辜負大傢的期望。過去你在國二隊的打法，我的兒子特別地欣賞，當知道懼樂部定下你後他也說選得對，上海就需要你這樣的教練。”這是我到上海後第一次見到陳良宇同志。
成立大會開得熱烈而隆重。大傢對這個新興的職業足球俱樂部都充滿着希望和好奇。
我作為申花隊主教練，也上臺講了話。這是我第一次作為職業隊主教練面對公衆講話。我事先作了準備。我的講話一如我的性格。主要講了三點：
第一，擔任上海申花隊的主教練，感覺到壓力很大，儘管我當過國傢隊、國二隊教練，但上海隊壓力不比國傢隊壓力小，尤其是球隊改革初期；第二，我有信心把隊伍搞好，因為我有多年帶隊的經驗；第三，我的目標是使球隊的精神面貌要改變，要樹立新的隊風，要有新的打法，我的指標是1994年聯賽前六名。如果打不進前六我就自我炒魷魚。講到這裏，會場內有人發出笑聲。也許他們在想，根寶又在說大話了。
大會後還開了新聞發佈會。好多記者問我，“你簽合同了沒有？”我說我沒有合同可簽。“聽說你定了每月3000元工資？”我說這個衹是可能，是上面定的吧。“你對這些有何看法？”我說我目前在申花當主教練，我是打工的，我是為老闆打工的，現在一切都聽老闆的。
我回答得很幹脆，也很自信，自以為這一切都是天經地義。現在看來，我們當時對職業懼樂部太缺乏理解，至少在認識上出了問題。
儘管當時成立的是職業懼樂部，但是在操作上卻沒有接職業俱樂部的方式去做。最起碼一點，應該是合同在前，履約在後。但當時誰也沒有去想這些，工資等待遇也是宣佈後給我“定”的。當時我以為我是打工的，打工的就得一切聽老闆的，至於自己的權利、義務都搞不清，也不知道。可見當時的職業俱樂部是非常的初級。
當天會議結束後鬱知非告訴我，體委已經通知隊員，明天上午9點鐘到江灣基地報到。此時，我的教練班子也準備妥當，桑廷良和顧兆年當我的助理教練。在確定我為申花隊主教練之前，我已經着手做這方面的準備，我和桑廷良、顧兆年已經碰過幾次頭。我嚮他們透露過我有可能搞中花隊，並告訴他們，如果我當中花隊主教練，你們就是我的搭檔。桑廷良瞭解球隊，顧兆年積極肯幹，我對這個班子很滿意。
他們嚮我透露了隊伍裏的思想狀況：一，一些老隊員有想法，說根寶上臺後不用他們，怕被淘汰；二，年輕的隊員思想有波動，因為當時隊伍已經有29名球員，一些年輕隊員有點泄氣；三，聽說徐教練管得太緊；四，俱樂部收入並不像想象中那麽多。當時阿剋發隊的工資是每月1300元，而申花隊也不過在1500元到2000元之間。
我對他們說：一，我們不要怕亂，要亂就讓它亂個透，我們再治，反而更好；二，嚮懼樂部提出改善訓練和住宿條件；三，與隊員多談心；四，把食堂、醫務、管理人員配備整齊。
12月13日上午9點30分是全隊報到的時間，等待我的是一支什麽樣的隊伍呢？
7．風雨中開始
在回上海的幾個月裏，我到江灣基地去過一次，在那裏的食堂吃過一次飯。
而這次是以主教練的身分進入江灣基地的。我早早地來到了江灣，在各處轉了轉。球員睡在大教室裏，6人一間，贓兮兮的蚊帳橫七竪八地搭着，房間裏又亂又髒，地上滿是垃圾，甚至煙頭。看後心裏想的第一件事，就是一定要改變環境。
江灣基地裏裏外外是一片衰敗的景象，但我還是有點激動，畢竟，離傢二十多年後，我這個已經成為“外地人”的上海人，竟成為這個城市足球隊的主教練。來到隊裏的會議室，坐在那裏等着我的球員們。
9點半到了，陸陸續續來報到的球員衹有二分之一。我們原定11點鐘開全隊會議，在會上我與王後軍進行交接。但是過了11點，仍然還有小部分球員沒有到。這樣一個開局令人很不臆快的，但我還是忍住了。對大傢說：我們先吃飯，吃完飯再開會。
一直等到下午1點鐘，還有四五名球員沒有報到。這支隊伍紀律太散了，不花力氣抓作風是不行的，我對自己說。一些遲到的球員嚮我訴說理由，有的說是堵車，有的說不知道幾點報到。我沒有說什麽。心想，要盡可能地冷靜些。
我决定不等了，便宣佈開始開會。
王後軍先講話，他說上海隊原名上海阿剋發隊，現在已經改名成為上海申花隊，他的教練工作也結束了，由根寶來擔任上海申花隊的主教練。
王後軍講完後由我講話。我開口便給大傢提了幾個要求：
首先希望大傢今後都講普通話，這從我開始做起、第二，從現在開始，
上海阿剋發隊變成了上海申花隊，我是主教練，桑廷良、顧兆年是我的助
理教練；第三，隊伍剛成立，事情有很多，隊員也有各種想法，這都是正
常的。外面傳說多，不要去多聽，有想法、有問題可找我們教練談。第四，
隊員中有傷不能練習的，以後嚮顧兆年提出。我們初步的設想是一天兩練，
上午身體訓練，下午分隊比賽；第五，今天規定是9點30分報到，但準時
到的衹有一半，一直等到現在，還有四五名球員沒有到，可能有的球員在
傢裏沒有通知到，現在我正式通知大傢，明天上午9點30分報到。
開完會我們馬上去訓練。天正下着雨，我問隊員過去下雨天在哪裏練？
隊員說在體育館裏。我說，今天我們大傢就在雨裏練。
說完，我就讓大傢回房間準備，馬上下樓進場地！
那天，雨下得比較大。桑廷良對我說：“怎麽開會也不多說說，提提要求，就這樣拉出去練了？”我說，我的要求都在場上，空話不說。這天大傢雖然是第一次合作，但還是練得不錯。說實在的，沒有製訂正式的訓練計劃，第一場練習狠難練出什麽，但是我就想用艱苦的訓練來給大傢一個認識，我們從現在開始已是職業隊了，職業隊就是龐該與過去不一樣。這場雨不得正好。訓練結束，大傢都是泥水一身，就像剛打完比賽。我不知道球員們對這第一堂訓練課是什麽想法，但我心裏想，應該會給他們留下印象的。
這一天，幾個老隊員如張衛華、唐全順、林志樺、鄭彥等沒有到。
第二天上午9點30分過了，還有三分之一的球員沒有報到。我意識到這可能是隊員們從心底裏對我有抵觸情緒，或是對我這個“外來人”來點“下馬威”、“殺威棒”之類的把戲。於是，我决定不等了。時間一到，馬上開始訓練，我依然像過去在國二隊和國奧隊一樣地要求。在場上大聲地喊着，催促着球員們努力地去爭球。
訓練完，我又開了個短會。我說，昨天9點30分有不少人沒有到，今天9點30分又有許多人沒有到。不知道是什麽原因，希望我們能夠互相尊重。我希望沒有到的球員能夠嚮我們教練說明原因。這一天裏沒有到的球員中，有唐全順和鞠李瑾。鞠李瑾是因為前一天雨中訓練受了點涼，回傢後發燒了。
來來去去，隊伍始終到不齊。我在申花隊頭兩天的訓練，就是在這樣的狀態下進行的。這時，沒有什麽訓練上的具體要求，對我來說，有多少球員來訓練，是最為重要的，至少說明誰是願意跟着我這個教練，願意在我們這個申花隊裏幹下去的。這裏還有一種信任。
但是，我已經感覺到了，這是一種“較量”，一種無形的較量，考慮了再三，也為了爭取更多的隊員能留下來，我再一次宣佈，如果明天還不能按時報到的，不管是什麽原因，捲鋪蓋走人！我想藉來訓練的球員把我的話傳給沒有來的隊員，我不能一直防守而不反擊。
我接手的居然是這樣一支散漫球隊，如果沒有好的作風、沒有意志力，這樣的隊伍能打勝仗嗎？我要做的，也是最應該做的，便是把這支隊伍整頓好，讓他們有嚴明的紀律，讓他們知道自己的責任，知道自己應該做什麽，不應該做什麽！
有朋友對我說，根寶，這是上海隊，不是你過去的國奧隊，你不能用過去的那一套來管理這支上海隊。應該有所不同啊。我說，比賽場上，對手是否會因為你是上海隊而放鬆壓力？事實恰恰相反，正是因為是上海隊，人傢踢得更兇！
第三天，願意留下的都沒有遲到。我想，這就是我的基本力量了，我應該緊緊抓住。這是申花隊的基礎！我得充分利用我新上任的威勢，狠狠整頓，嚴格要求，嚴格管理，一定要帶出一支紀律嚴明、作風硬朗的球隊來！我對此非常有信心。
8．七名老隊員不想幹了
但是三天後情況又有了變化，一些老隊員提出不幹了。
上午，守門員賈春華來找我，提出他不想幹了。他說，不是因為你徐教練上臺纔不幹，也不是吃不起苦，而是對這項事業並不由衷地熱愛了。但他又說，我能跟着隊活動嗎？我回了他一句：“你既然對你自己的事業不熱愛，還跟着隊幹什麽？”我又說：“你打萬寶路杯賽時守住了5個點球，龔副市長專門奬了你1萬元，你能白白地把這些榮譽都丟掉嗎？你再回去考慮一下。”
下午，另一位守門員蔡建林也提出吃不消，不想幹了。蔡建林沒有找我，而是通過桑廷良來跟我說的。那時我們一共纔衹有這兩個守門員，都走了，誰來守門？我挺生氣。但又想，為什麽一天之內兩個守門員都提出要走呢？原因是什麽？是不是我在俄羅斯找了守門員庫茨，他們感到有威脅了？我嚮鬱知非匯報，又給金永昌主任作了匯報。當時球員的關係都還在體委。
金永昌讓我去他傢裏談。金主任對我說：“體委全力支持你的工作，有些老隊員真不想幹的也不要勉強，但不想幹的原因要摸清楚，我想可能還有其他原因，還是要多做做工作。”第二天，我們做了工作後，蔡建林等人又留了下來。但是，仍有一些老隊員不想於。我對此很難理解，這是為什麽？他們從小就與足球結在一起，好不容易到了現在的層次，就這麽輕易放棄，不可藉嗎？這裏面到底有些什麽原因？我决定親自找他們談。
我最先找了鞠李瑾。鞠李瑾是個不錯的球員，很有實力。儘管我沒有親自帶過他，但曾經把他列入國傢集訓隊的名單。我告訴他，一，你的年齡還不大，還能踢球；二，你的身體條件比較好，現在你的水平還夠得上入選國傢隊，三，你也入選過我的國傢集訓隊，我們應該還是彼此瞭解的。鞠李瑾點頭同意，表示願意跟隨我於下去。沒有想到的是第二天訓練又是下雨，他被雨淋後又病了。我讓桑延良去看望他，他發着燒，看上去很虛弱。最後他還是表示不想幹了，說主要是身體不好。到這時，我已經沒有什麽話好說的了，人各有志，不能勉強，我衹得同意。
兩年後一次偶然的機會，我碰上了他。我問他在幹什麽？他說在跟着人傢做生意。我說當初我們一起幹有多好，你條件好，正是當打之年，退出去，多可藉。我們都為你惋惜。言談中，他也流露出些許遺憾。
人生就是這樣，機遇可遇不可求，錯過一次，也許對一生都有重大的影響。不知道我的理解與鞠李瑾的想法是否一致，在人生的岔路前，他選擇了另一條路。也許他認為那也是一條很好的路，我祝願他走好。
我還找了王鋼。王鋼是隊長，忠厚、老實、不善言談。成耀東對我說，現在這支隊伍還缺右後衛，王鋼是個不錯的人選。王鋼無論從年齡還是實力上講，都是可以用的。再說他是老隊員，在隊伍裏還是很有作用的。在原上海隊裏，像王鋼、李竜海、林志樺、鞠李瑾，包括唐全順等，應該說都有作用。
說起來我與王鋼還有一層特殊關係，他的父親與我的弟弟在一個工廠裏工作，平時對我弟弟挺照顧。1983年王鋼入選國傢隊時，正好我在國傢隊擔任助理教練，我訓練過他的。我對他說，作為一個老隊員，我希望他能夠支持我再踢幾年。我還嚮他提出，紀律上和生活上要對自己抓緊。因為我聽說以前這些老隊員經常是稱兄道弟，香煙相互遞來遞去。
王鋼當時表示願意留下來。幾天後，他和妻子一起到隊裏來，我又把這些話對他的妻子講了。那天，他帶着小孩，我還讓顧兆年扛了一箱健力寶送到他的車上。但當時我並不知道王鋼心裏非常矛盾，大順隊想要他去，他也動了心，衹是還沒有告訴我。後來，王鋼還是離開了我們去了大順隊。
三年後又相見時，我們已是全國冠軍了，王鋼仍在甲B球隊。他的太太責怪王鋼當時不聽我的話。他默默無語。
雖然王鋼和幾個老隊員先後離開了申花隊，去了大順隊，但我還沒有忘記他們。1994年年底我們與德國凱澤斯勞膝隊比賽時，後衛綫人員不足，我從大順隊藉了張衛華和王鋼來。他們兩個在隊裏的訓練相當努力，也非常遵守隊裏的紀律。
我找的第三個老隊員是李竜海。李竜海在隊裏是出了名的老黃牛。他平時話不多，但踢起球來非常認真，很符合我的要求。我對他說，你人品一直很好，人傢都說你是老黃牛，隊裏也需要你這樣的骨幹，如果你有什麽具體問題，可以提出來，我們看看能不能解决。他也很爽快，說希望能夠幫助解决房子的事情。他說他的年齡大了，沒有幾年好踢了，希望能夠解决一下。老隊員這樣的要求我認為是合理的，便答應他嚮俱樂部反映盡力解决。李竜海人很實在，工作也好做。在談話之前我就得到“情報”說，他願意幹。
林志樺來了。這是上海隊的另一位老隊員，踢中衛位置。說起來，他與我有着特殊的關係。他的父親林耀清是我的啓蒙教練，從感情上講，對他我應該特別對待。當時，我已經考慮好為他留了個位置，讓他去當青年隊的教練。由於彼此之間的距離近，因此我的談話也直截了當。我問還能不能踢？如果不能踢的話，可以去當青年隊教練。林志樺說，他是上海隊的助理教練。我說，那時是體委時期任命的，現在球隊關係從體委變為申花集團，老闆換了。我的意思也很清楚，要想當一名好教練，總要有個過程，我認為從抓一些小隊員着手，對自己積纍經驗非常有用。現在就想當一隊助理教練，恐怕不太現實，而且也不可能。
我說，我從國傢隊下來後，到少體校當教練，培養了高洪波。那時我完全是業餘的，就連飯也是自己做，沒有人幫忙。兩年後我去山西隊，後來又到雲南、火車頭帶隊，然後再去體院讀書，我認為這一段過程對我來說非常重要。中國還沒有一個教練上任韌便當一隊教練的，你還是從小搞起比較好。
林志樺也很通情達理，我們的談話氣氛非常友好。最後，林志樺說要考慮一下，我同意他考慮幾天，後來他還是沒有來。
張衛華是我第五個談話的隊員。張衛華身體條件好，頭球不錯，是後衛綫上的一把好手，而且對他我是比較有把握的，他與成耀東一樣，是我組建國二隊時的第一批隊員。說起來也算是“嫡係”了。我對他談話也就比較隨便了。我首先肯定了他的優點，接着也提出了批評，我問他第一天訓練時為什麽不到？
沒想到的是，我們的談話進行得很不愉快。張衛華提出的條件很現實，一定要解决房子問題，否則就不我對他說，我沒有這個能力，也沒有這個權力，這要看俱樂部。如果你要幹的話，下午必須到場訓練。他說他沒有帶鞋，我說我給你去找。但是到了下午，他人沒了，沒打招呼就走了，對此，我很生氣。
鄭彥也應該來報到的，但他年齡的確大了，自己也認為踢不了，幹教練可能性也不大，因此也不來了。
唐全順在上海隊裏是一個有靈氣的射手，經常得分。但那幾天他一直沒有到隊裏來。直到我們訓練的第4
天，他終於露面了。我說這個時候你來幹嘛？他笑嘻嘻地說我來看看。我說：“三毛(他的外號)，我這次再給你一個機會，你來不來？”他仍說：“看看再說。你可別開玩笑呵。”我說我不開玩笑，我說的是正經的。結果他還是沒有來。
說實話，這段時間我為這些老隊員的事非常操心。我一個一個地與他們談，是想能夠“爭取”幾個留下來。畢竟，這些老隊員無論在技術和經驗上，都是很寶貴的。我希望他們留下來，能夠助我一臂之力。因此，在來來去去的問題上，我對老隊員一直留有面子，並希望能爭取一個是一個。
正在這時，已經在隊裏訓練的邱京巍，也不來了。邱京巍是隊裏的前鋒，說實話，我很用得着他。他忽然不來了，到底又是什麽原因？
後來我纔知道，邱京巍的退出，是怕自己過不了12分鐘跑的關。
其實，足球運動員必須進行12分鐘跑的體能測驗，並不是這一年開始的。衹是這一年中國足協更加強調了。過去在昆明進行的12分鐘跑測驗，監考官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一些體能睏難戶，也是在隊友的幫助下，拖着拉着抱着扛着衝過終點。而這次中國足協來真的了，不允許任何作弊的現象發生。這一下可勞了那些本來就視12分鐘跑為畏途的球員，他們知道這一下可能難以過關了。其中包括邱京巍。他想了半天，最後還是决定離開申花隊。後來他去了王後軍帶領的浦東隊，因為那時浦東隊還是乙級隊(按當時中國足協的規定，參加乙級隊比賽是不需要進行體能測驗的)，幫助浦東隊打入了甲B。
後來我還知道，唐全順的退出，也是基於這個原因。有一次他對我說：“徐指導，不是我不想幹，而是我12分鐘跑不行。”
上海隊變成了申花隊，徐根寶當了主教練，一下子六七名主力隊員退出，這事影響非常大。人們都在問：申花隊到底怎麽啦？發生了什麽事？究竟是因為什麽？
這一切對我這個新任教練壓力尤其之大。我想無論我怎麽解釋，人傢都認為是因為我來了，這麽多主力纔會走的。我的處境很不利，很尷尬。
對於這些老隊員，上海的有關領導做了很多的工作，市體委主任金永昌請這些老隊員吃飯，懼樂部董事長鬱知非也與他們談話，希望他們能留下來，為上海足球作貢獻。但是最後的結果仍不盡如人意，他們仍然不願意留下來。
經過這一段大波動後，到12月中下旬隊伍終於基本上穩定下來了。在我的筆記本裏，記下了第一批申花隊的球員，他們是：李曉、蔣建明、吳承瑛、謝暉、朱琪、陳偉、朱炯、張勇、劉軍、陸瑋、申思、邱之胤、範志毅、吳兵、毛毅軍、黃翌、成耀東、郭志文、姚俊、李竜海、賈春華、蔡建林，這些都是願意留下來繼續訓練的。這就是申花隊的基本力量。
94年1月8日，上海海華傢具有限公司董事長柳孝明贊助了我們球隊傢具。在贊助會上，龔副市長忽然發表了長篇講話，其內容竟然是圍繞我如何到上海，並如何擔任上海申花隊主教練的。看起來，關於我如何到上海，並取得主教練一職的話題，外界早已傳得沸沸揚揚了。這也難怪，上海這麽個大地方，又有全國第一個職業化足球俱樂部，我這個離鄉多年的上海人(在上海人眼裏，我與外地人已經差不多了)“不費吹灰之力”便掌握主教練大權，許多人是看不懂，社會上難免有傳言。看得出，龔副市長是想藉此機會澄清一些問題。
龔副市長着重談了為什麽我到上海來，到上海後，俱樂部為什麽聘徐根寶而不聘王後軍。他首先說，徐根寶擔任申花主教練的問題，是申花董事會聘任的，而他本人則主張徐根寶擔任擬議中的東方隊主教練。
龔副市長說：“去年上半年徐根寶來上海，我和金永昌希望他來上海搞02俱樂部，抓小孩子。東亞運動會時我又嚮袁偉民提出了這個要求，得到了袁偉民的支持。我希望足球場上要有競爭，因此我提出徐根寶在籌辦02俱樂部同時籌建東方俱樂部隊，也就是有了徐根寶去俄羅斯招聘球員一事。申花集團和黃浦區成立俱樂部後，開始提出的主教練人選是方韌秋，但方指導沒有接受。在王後軍與徐根寶之間，俱樂部最後定下了徐根寶，這是俱樂部與兩人談話後决定的。雖然我希望王後軍帶申花隊，徐根寶帶東方隊，因為這更有利競爭。現在，申花俱樂部聘請徐根寶任申花隊主教練，完全是董事會的决定，不存在任何其他因素。”
而後，龔副市長就申花隊今年的建設對我們全隊提了他的看法。他說：“我首先強調精神和隊風。有了這兩點，技術也會上去的。現在主要任務是抓好訓練和作風、隊風，成績實際上就孕育於其中。純抓技術是抓不好的，沒有好的隊風、作風，沒有高昂的鬥志和體能保證，所謂的技術也就是花拳綉腿，經不起碰撞，這一點大傢都有共識。我們在巴西的少年隊認為，在那裏訓練50天，等於在國內訓練一年，這就是我們過去訓練、作風與實戰的嚴重差距。萬事開頭難，我們也不要對申花隊期望太高。事物發展總有個過程，換個形式就是大變是不可能的。改革不會那麽容易，重要的是作風和精神要有所改變，這是提高的基礎。外界要多給予支持，多提善意批評，讓球隊在良好的環境中訓練，不要非難，更不應無中生有，動搖改革的决心。”
關於老隊員，龔副市長也說：“今天我再講一遍，再給一次機會，如果還不想到隊，那就不會再有踢球機會那天會議，我們全隊參加，隊伍整齊，沒有打鬧，更無抽煙。這是我們申花隊第一次在公開場合亮相，大傢的反映都是：隊伍變了。
9．“道聽途說”加感覺，我訂出第一份工資單
隊伍基本穩定後，俱樂部一些工作也開始展開。教練球員的工資待遇問題，也擺到了重要位置。製訂工資這樣的事情是非常復雜的。但俱樂部鬱知非很相信我，讓我給俱樂部做個工資表。
這可是第一份職業球員的工資單。怎麽做？基數是多少？全無參考文本，又不能拿國外俱樂部的來參考。我衹能“道聽途說”加上自己的感覺，擬訂了一份初步的工資單。當時，中國足協定下的球員月工資上限是1500元，後來條例又做了修改，允許俱樂部根據自己條件製定。我聽說廣州太陽神隊定的工資是2000元，上海阿剋發隊定的是1300元左右。而當時上海體工隊一綫運動員的月收入約1000元，教練員約1200元。
根據以上情況，我把平均工資定為1500元，分高中低三檔，範志毅最高，2500元；劉軍等隊員中檔，為2000元；吳承瑛、謝暉等年輕隊員是低檔，1000元。
比賽奬金，我定下的是贏球主力隊員3000元，替補隊員500元。
工資單具體如下：
範志毅2500元，李竜海2500元，成耀東2000元，李曉2000元，
陳偉2000元，劉軍2000元，蔡建林2000元，賈春華2000元，朱琪
1800元，申思1800元，吳兵1500元，黃翌1200元，毛毅軍1200元，
姚俊1200元，陸緯1200元，朱炯1200元，謝暉1000元，張勇1000
元，吳承瑛1000元。
教練員：徐根寶3000元，桑廷良2000元，顧兆年2000元。
這是申花俱樂部第一份職業球員工資單。這份工資單後來得到了俱樂部的批準。
10．非常感動
申花隊第一年相當艱苦，說起來可能有人會不信，隊裏連一個球都沒有。你能想象嗎？踢足球的居然沒有一隻球！我們是嚮青年隊藉了10個球纔進行訓練的。我當教練經歷也不算少了，但這種條件我還是從未碰到過。
那時隊裏窮，可真是窮得連訓練服都沒有。分隊比賽服裝要有區分，怎麽辦？還是桑廷良有辦法，不知從哪搞來了布套衫，往身上一套，能看出不同就行了。伙食更不用說，當時隊裏的伙食標準低，後來申花懼樂部定下每人每天30元，但是食堂管理不善，燒飯師傅的水平也不行，隊員們反映說隊裏的菜還沒有傢裏媽媽做的好吃。
食堂是間破舊的大房子，四面通風，那時正值鼕天，菜上來就冷。吃飯時大傢圍坐在一個巨大的砧板周圍，有點像過去大躍進時代農村裏吃大食堂。
宿舍正在裝修，中午就在沒有裝修的北房休息。那幾天，正是天寒地凍，洗完臉毛巾挂上不久就會結冰，沒有人敢睡覺，大傢都怕感冒。
1993年正是上海三年大變樣的第一年，到處在修馬路，修高架，幾乎每條馬路都堵車。那時候隊員的經濟狀況遠不如現在，不敢每次訓練都叫出租車，因此經常有遲到的。據桑廷良統計，第一個月隊裏遲到纍積次數有一百多次。我從不聽隊員解釋，遲到就是遲到，不管是堵車還是別的原因，衹要是遲到，哪怕一分鐘(當時我讓桑廷良和顧兆年站在門口拿着秒錶等着)也得受罰。經過將近一個月嚴格治理，遲到現象終於漸漸減少了。
有一個星期天，一早起來便見窗外一片白茫茫的大霧。我們都以為今天9點30分前肯定集合不起來了。那時我們是一周訓練七天，誰知9點不到便有球員三三兩兩地來了，不到9點30分，全體隊員竟然無一人缺席！其中吳承瑛是早上五點多就起床擠公交車來的，當時我真的非常感動。我在集合時對大傢說道：“今天這麽惡劣的天氣，沒有一個遲到，非常可貴。大傢從很遠的傢裏趕來，並不在於為了參加半個小時的跑步。這點運動量對於一個職業球員來說不會有多大的作用，這裏最主要反映的是球員的精神，我們整體的精神，這支隊伍是具有嚴明紀律的，而這對於球隊的建設和打勝仗，是非常重要，我感謝大傢！”
這一天我特別興奮，特別有感觸。從第一天報到，時間過了半天仍沒有集合起隊伍，到漫天大霧卻無一人遲到，這支隊伍的隊風、紀律，終於樹立起來了！這一段時間我們艱苦訓練的努力，終於有了結果了！
11．老隊員報復新隊員
隊風雖然樹立起來了，但好的作風衹是基礎，要想成為一支強隊，更重要的還是訓練，刻苦的訓練。尤其是對我們這支青黃不接的球隊來說。
我們堅持一天練兩次，堅持一周七天不間斷的訓練。而過去上海隊每到星期六下午便放假，星期天放一天假，直到星期一下午纔報到。我要求星期六和星期天，也要訓練半天。我想通過這種強硬的訓練，調動球員的狀態和積極性，不讓他們思想上鬆勁，初創階段，總是最艱苦的。
由於七名者隊員離開申花隊，訓練人數都保證不了，我便從青年隊調了幾個人，其中有謝暉、吳承瑛、張勇、張佳平等人。當時，這些年輕球員的基本技術都不規範，記得謝暉、毛毅軍等，雖然個子高，但跳起頂球的動作都不對。我便自己做示範，做完後讓成耀東再示範給他們看。從1993年12月到1994年1月申花隊成立的這一月裏，我們的訓練效果非常好。
這時，大連萬達隊也在上海訓練，我們約了一場練習賽，結果以3比0獲勝。賽後徐弘對我說：“徐指導，看你們申花隊比賽，就像是我們當年的國二隊，看出點搶逼圍來了。”
過去幾十年來，中國足球存在許多問題，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條便是軟，經不起對抗。我們國二隊和國奧隊後來在國內聯賽成績不錯，就是因為我抓了搶逼圍，從丟球後的回搶開始。當然，要想在比賽中體現這種硬朗，平時訓練中就要像比賽時一樣地嚴格要求、真刀真槍。
習慣了鬆鬆垮垮訓練的球員們，對這種真搶真鏟極不適應，誰也碰不得，稍一碰撞就吵嘴，甚至打架。12月23日下午的分隊比賽，陳偉與黃翌打架，我立即把他們轟下場。晚上在全隊會議上還讓他們做檢查。
我批評說：“這就是我們水平上不去的原因。平時訓練與比賽脫節，訓練對抗，不拼不搶，碰一下就要報復，這叫對抗嗎？今天打架就是典型的例子。我們要提倡真本事，踢人誰不會？業餘隊裏有的是。今天這事危害很大，比賽中你們這樣做，衹有兩個結果：一，影響極壞；二，紅牌罰下，最終受損失的還是集體。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源，還是對對抗的認識不夠。陳偉，你記得以前在國奧隊時嗎？當時與朝鮮隊比賽，人傢踢你你還控得住球，但現在你退步了，一碰就叫，每次與裁判鬧，都有你的份！黃翌你也有壞習慣，一下都碰不得，驕氣，認為自己了不起。”
要讓隊員們認識到對抗的重要性，改掉過去留下來的壞毛病，是很難很難的，尤其是一些老隊員，被新隊友碰撞後還要擡腳報復。每到這時，我都要讓訓練停下來，給大傢講道理，對這種現象提出批評，強製性地讓隊員們知道，這種實戰性的訓練，對於今後的比賽是非常重要的、必不可少的。我說，過去大傢訓練時和和氣氣，真要對抗時便軟了。這種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有一次，一位老隊員被鏟倒，火了，爬起來就朝對方踢去，我當即把這位老隊員轟了下去。
12．先踢他幾腳，上海人就怕了
我任國二隊主教練時，訓練隊伍的指導思想是快、搶、前。當時的中國足協主席年維泅要求我們說，中國足球要解决一個搶宇，解决中國球員一碰上搶就不行的老毛病。一提到搶，大傢都不願意，認為這太辛苦，認為這不是技術，實際上這種說法是不準確的。其實搶的技術與進攻技術一樣的重要。搶是防守技術的一部分，它與進攻是一對矛盾，是對進攻技術的促進。
過去一遇到逼搶硬朗的球隊，我們的技術便不行了。這一點我過去在國傢隊、國二隊，已經有了深刻的體會。1992年2月參加在吉隆坡的奧運會預賽亞洲區决賽，我們國奧隊都由能搶、能跑、能對抗的球員組成，打起來很有氣勢。但是外界批評我們打得太粗糙。到了吉隆坡後我沒有堅持下去，而是換上了許多南方球員，試圖打“技術球”。吉隆坡失敗後我自己總結出許多教訓，其中最主要的一條便是沒有堅持以往的打法。放棄了身體好、力量強、衝勁足、逼搶兇的特點，去與韓國隊進行“技術周旋”，這註定是要失敗的。我要改變中花隊，改變上海足球，就是要突出快、搶、前，更突出一個搶字。我心裏知道，讓上海球員這麽做，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搶，是永不言敗的精神體現，也是積極進取的氣勢所在。我要求隊員們主動出擊，一鼓作氣，不藉一切代價將丟了的球搶下來，再攻到對方的禁區裏去。一人搶，衆人圍，多方堵，要想改變上海的“軟腳蟹”作風，就是從搶開始。過去北方隊一遇到上海隊時在準備會上就講，上去先踢他幾腳，上海人就怕了。他們一怕，球就好踢了！
快搶前，就是以搶為中心。其中雨天泥地裏訓練鏟球，很能培養隊員們的意志力和吃苦精神。我與他們一起在泥地裏練倒地鏟球，我對大傢說，過去我們練鏟球時隊員不願意倒地，不願意跑，不願意魚躍，因為這是最苦、最纍的，而實際上，在比賽中這卻是讓對手最害怕的，在場上最有用的。在這段時間裏，我最強調的便是對抗，便是鏟球，一周內起碼要練3
次。練完後馬上分隊比賽，要求將鏟球技術運用到對抗中去。我還要求隊員們一人搶，其他人移位，準備封堵，而不是站在邊上看。隊員們都非常年輕，肯花力氣，訓練效果非常好。
那段時間，是我當教練以來最辛勞的。每次訓練完回到白玉蘭賓館暫住地，6點半洗完澡，7點還來不及吃飯，我便倚在床上睡着了，一直要到晚上11點賓館總經理錢麗芳派人敲門叫我去吃夜宵時，我才能醒來。那段日子，我就是在這種狀態下工作的。我心中唯有一個信念，那就是盡快把申花隊帶出來。
13．俱樂部要我“安心工作”
雖然訓練工作很辛苦，但我從沒放棄過搞02足球俱樂部的設想。訓練三周後的一個星期天，我約了普陀區體委管足球的領導一起，談有關02俱樂部放到普陀區訓練的事。這事傳到了俱樂部，引來了一場軒然大波。
那一天我到隊後，發現隊裏墻上忽然多了一條標語，寫着“安心訓練搞好隊”之類的口號。我感到很奇怪，隊裏誰不安心了？我問桑廷良和顧兆年，他們也不知道怎麽回事。
訓練完後，俱樂部兩個同志來找我談話，對我提出一些批評，大致是這麽幾點：一，老運動員的除名權不在你這裏，不是你想不要就不要了；二，正是由於你到處亂講話，老隊員的工作給你搞壞了；三，你平時態度太兇，不利於隊裏團结；四，你不安心工作。最後，他們要我考慮後果，要我對1300萬上海人民負責。
我聽了這話馬上來火了。反問道：“我是怎麽搞壞老隊員的工作了？除名的話我是經常說的，不幹就走，本來就應該是這樣。但我也知道，最後决定權在你懼樂部。關於請老隊員回隊的事，我在足協也聽說了一些老隊員的反映，說俱樂部請、金永昌請、為什麽根寶不來請？我是沒有去請，這是真的。因為最後與他們一起訓練、生活的是我，我能去請他們嗎？這樣的話，這支隊伍還怎麽管理，我這個“黑臉”還怎麽唱？再說，我與他們都談過了，歡迎他們歸隊，還做過許多工作。龔副市長也說，門是開着的。領導都說門開着，我能把它關上嗎？老隊員幹還是不幹，關鍵還在他們自己，為什麽要我去請？說我態度兇狠，我找隊員們談話做思想工作你們知道嗎？你們沒有跟隊，不知道我這一個月裏與隊員們談心達上百次，我承認我有時挺兇的，還要讓隊員吃‘麻慄子’(用手指敲頭)，但這是為了訓練，為了隊員們進步。至於說我不安心，更是無稽之談。我哪裏不安心？我的傢不在這，我的傢屬不在這裏，我從早到晚在這裏，嗓子也喊啞了，你們看看現在這條件，看看這辦公室，每天回到住地顧不上吃晚飯便睡覺，晚上11點起來纔吃晚飯，我是哪裏不安心？”我一口氣把這些日子心中的鬱悶吐了出來，當時我非常激動，這一通話說出後，談話自然是不歡而散。
當我冷靜後想想，可能是有關我聯繫02俱樂部的事，被懼樂部知道了，他們不太高興。兩天後，鬱知非和孫春明在申花總部請我們教練吃飯，聽我匯報隊伍情況。鬱知非聽後比較滿意，關於02的事也沒提。
這次衝突後，我開始對02的事小心起來，我知道，比較申花隊，02俱樂部應該是放在第二位的。1994年我們取得第3名的成績後，鬱知非對我說：“02是你的心願，我可以幫助你。”但那也僅僅是停留在口頭上。直到1995年夏天我們隊伍較穩定時，我纔正式成立了02俱樂部。
14．隊裏住進了一位不速之客
儘管我與俱樂部的矛盾有了緩和，但由於有了這麽個插麯，相互間總有那麽一點隔閡。一天，鬱知非對我說，以後俱樂部總經理辦公室要設在江灣，隊裏與俱樂部一周或二周開一次聯席會議，每個階段要有總結，每周計劃要嚮俱樂部報告，對外界我們要唱低調，對新聞界要盡量少說話，我們公開目標是第6名，但內部要嚮前三名努力。
我敏銳地感到，俱樂部還是對我不太信任。要我匯報，要開聯席會議，總經理辦公室要設到江灣來，到現場“盯”我，對外界唱低調，每周要報告，好像要把我捆住。這種不信任的感覺，讓我很不舒服。
過去我當國傢隊、國二隊和國奧隊主教練時，儘管每周也要嚮訓練局、嚮年維泅匯報，但工作還是讓我放開搞，訓練計劃有時報上去，有時根本不報。我非常欣賞榮毅仁老人送給我的八個字：“集思廣益、獨斷專行”。
俱樂部這種與體工隊完全不同的做法讓我難以接受。我喜歡那種我行我素的做法，我希望自己的工作建立在領導必須信任我的基礎上。信任我，我就投入，並為此負責。這種信任其實也是一種壓力，一種促進。俱樂部這樣做，像是不信任我，像是要監督我，這種於法，我從未經歷過，尤其對於我這樣一個不太願意讓人束縛，個性又極強的人來說。
但冷靜下來我又想，我們都是在進行着一項過去從來也沒有做過的工作，職業俱樂部是什麽樣？內部管理又是什麽樣？我們都沒有碰到過。在這個時刻，我不能意氣用事，該忍之處還得忍。我想，等我出了成績，再來證明誰是誰非吧。好在我對這個隊非常有信心，衹要把訓練抓上去，我們一定會出人頭地的。
後來也怪，訂了那麽多條，最後都沒有實施，聯席會也不開了，總經理辦公室也沒有到江灣來。我想，這大概是經過了最初的磨合後，大傢都感到沒有必要去這麽做，或者是沒有這麽做的緊迫感。至今，江灣仍是球隊的住處和訓練地，俱樂部辦公室仍然在市中心。
有一件事情，至今想來仍十分有趣。雖然聯席會議不開了，總經理辦公室也不設了，但有一天，隊裏忽然來了個40歲左右、原在普陀區幹公安工作的中年人。當時的俱樂部聯絡員張德發對我說，他是來申花隊擔任保衛工作的。
這人搬進隊後很少與人說話，我們始終吃不透他到底是幹什麽的，但我們相信，他絶不是為“保衛”而來的。
兩周後，他悄悄地把桑廷良拉到一邊說：“明天我要走，其實我是到隊裏來瞭解你們每天工作情況的。兩周來，我看到你們訓練非常辛苦，工作非常繁多，而且如此地投入，尤其徐教練，讓我非常感動。”聽了桑廷良轉告的這些話，我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
對於申花集團來說，他們也從來沒有正式接手過球隊，也不知道球隊的管理和建設應該怎麽做，他們對足球運動的特殊性瞭解得不夠，因此把管理企業的模式簡單地套用到球隊，這大概也是初創時期我們之間産生矛盾的主要原因吧。
副領隊張德發後來與我的關係也相處得很好，大傢無話不說。有一次他對我說，根寶你知道嘛？這半個多月來，我挨“剋”了。我說，你應該被“剋”。你要瞭解隊，就必須與我們從早到晚呆在一起。你必須瞭解我們的隊，瞭解我們球員，瞭解我們的訓練，你衹有真正瞭解了，才能嚮俱樂部匯報我們真實的情況。我開玩笑地對他說，你挨“剋”是完全應該的。
由於俱樂部對我逐漸信任起來，我們的工作關係就理順多了。
為什麽我要提這件事呢？因為我認為這些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並不是孤立的。這也是舊體製嚮新體製轉化時一定會出現的，它並不是依照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我想，在其他俱樂部，俱樂部與主教練之間的關係上肯定也會發生這種事情，僅僅是表現的方式不同罷了。有矛盾就會有衝突，就會有進步。我想，我與俱樂部之間的這些矛盾，為現在和將來的俱樂部工作提供了一些教訓。
15．俄羅斯外援來了
94年1月26日，三名俄羅斯球員來到了我們申花足球隊。
當時我們是初創階段，說起來是職業隊，其實連一個像樣的住宿地方都沒有，訓練的場地也不行，餐廳像個大伙房，集中開會的地方也找不到，厠所連腳都插不下去。整個基地，甚至一身整齊的訓練服裝都沒有。儘管俄羅斯也有許多睏難，但是像我們這裏的條件，他們恐怕是不會想到的。
當時最需要解决的問題是，我們住在江灣，那裏正在改建，亂七八糟的。吃飯問題怎麽解决？他們能與我們一起吃大鍋飯嗎？一想到黑頭髮的和黃頭髮的坐在條凳上，
圍着一個如砧板一樣的大桌子吃飯，我就覺得好笑。還有，他們住在哪裏？由於宿舍改造，球員們都走訓，他們要走訓，走到哪裏去？這些都要我這個主教練去解决。
住的問題還好解决，我與白玉蘭賓館老總錢麗勞打了招呼，他們非常支持，讓他們佐在白玉蘭賓館，與江灣訓練基地很近。每人給買一輛自行車，車費也省了。但吃的問題不好解决，考慮到經費，開始商議的是早餐在賓館，午餐和晚餐在基地。但幾天之後，這些俄羅斯球員反映吃不慣。最後我與他們達成了妥協，午餐在基地，早晚餐在賓館。那些“小毛子”聽說能夠在賓館吃西餐，高興得眉開眼笑。
吃住問題解决了，下一步就是訓練了。說實話，我對他們的能力，對他們能否在中國幹下去，心裏一點底也沒有。當初我出去挑外援，領導給我的要求是“引進就是勝利”，因為對於上海來說，引進外國球員，在中國足壇是開先河的。再說，當時也沒有那麽多的時間，也沒有那麽多的資金，我衹能在乙級隊裏去挑，而且衹憑錄像和自己的感覺。
經過了三天的訓練，我問他們感覺怎麽樣？
那些俄羅斯球員反映肌肉酸痛，莎莎甚至說，他們不習慣這種訓練方式和強度。在俄羅斯他們每天衹練半天，練完以後便開車回傢，這裏卻是上下午都要練。再者，他們對我們的力量訓練尤其不習慣。在俄羅斯，他們是不練力量的。
莎莎看上去身體單薄，瘦瘦的，兩條腿很細，一撞就倒。我問他，你的力量為什麽這麽差？他滿不在乎地說，在他們那裏從不練器械力量的。我感到這樣下去不行。我不管俄羅斯人對這個問題怎麽看，反正我認為一個足球選手，如果身體力量不行，經受不起衝撞是肯定不行的。當時我就對他說，在我這裏，你是一定要經過這一關。經過一段時間的器械訓練，莎莎與瓦洛佳的腿部力量明顯增強。在分隊訓練時，再也不是一撞就東倒西歪了。這說明，我的力量訓練指導思想和訓練方法是可行的。在後來長期的比賽中，隊裏傷員少了，比賽中拼得出，就是到了下半時照樣衝勁不減，這確實與我們經常保持力量訓練有關。
莎莎是個老運動員了，但出國踢球還是第一次。對於他來說，到中國踢球也是一樁非常新鮮的事。我問他，如果我們與你所在的斯密那俱樂部隊比賽，我們能不能贏？他說，能。我問為什麽？他說，申花隊裏有許多技術好的球員，如成耀東、劉軍、李曉、陳偉等，整體實力強於斯密那隊。
對於中國球員來說，與外籍球員一起踢球也是一件新鮮的事情。但是幾天以後，這種新鮮感沒有了，球員們對這幾位“黃毛”來搶他們的飯碗有了看法。一些人反映，莎莎和瓦洛佳水平不行，連年輕球員都不如。這就像後來我在大連萬達，我挑了艾裏，但大傢都說艾裏不行一樣，這是後話了。
那段時間，這幾個俄羅斯球員確實沒有什麽突出之處，引來球員們對他們的反映也是正常的。有一陣子，瓦洛佳練得不起勁。我問是什麽原因？莎莎說瓦洛佳感冒了，身體不太好。我對他們說，在中國，一般感冒衹要不發燒都照常上班。當運動員的有時比賽需要，即使發低燒也要上場。莎莎說，在俄羅斯不是這樣的，患感冒要休息一周。過去我也聽說過外國人對感冒非常重視，他這麽一講，我也沒有堅持。
這3
名俄羅斯球員在隊裏訓練了一段時間後，我對他們也有了基本的看法：守門員庫茨的特點是高球好，門前判斷不錯，但低球差，缺少力量，與蔡建林、賈春華屬於同一檔次；莎莎33歲，組織型前衛，特點是防守能力強，可以打不同的位置；瓦洛佳年輕，有衝擊力，體力好，門前的感覺還可以。事實證明了我的看法。在1994年，瓦洛佳一共打進了10個球。考慮到他們在比賽中的作用，我們留下了莎莎和瓦洛佳，庫茨讓他先回去了。
16．“如果搞上去了，你也是人才”
1994年1月29日，在北京召開全國足球訓練工作會議。在會上，國傢體委主任伍紹祖講到人才問題時說：“各行各業都有人才，中國體育界也有人才，袁偉民是人才，馬俊仁是人才，足球界雖然沒有成績，但我看也是有人才的，高豐文雖然胖了些，現在不行了，但也是人才。”他對着我說，“你根寶能不能成為人才，就是看你能不能把申花搞出點樣子，把成績搞出來。如果搞上去了，你也是人才。”
儘管我率領國奧隊沒有衝出亞洲，但伍主任對我的印象仍然不錯，無論是我的訓練計劃，還是我帶隊的風格，他都很欣賞。伍主任在與我談話時曾說：“根寶，你馬來西亞如果成功，你做的許多東西便是經驗了。”伍主任相信我是有能力的，因此在會上提我。他是讓我不要泄氣，也是要足球界不要泄氣。我知道伍主任的用心，我把伍主任的話看作是對我的期望和鞭策。回到賓館，躺在床上我就想，這幾十年，尤其是近幾年來，我走過輝煌的道路，也在馬來西亞栽得頭破血流。如果馬來西亞成功的話，我就不是現在這種情況了，國傢隊主教練的位置，也不會莫名其妙地丟失了。一想到這，我就有點不甘心，又有一種躍躍欲試的感覺了。我也想，以前在大賽中失敗的教練，都一個個無聲無息了。但我並沒有倒下，我跟了施拉普那一年，不能體現我的本事。這次職業足球改革，不正是者天嚮我徐根寶張開幸運之手嗎？我必須抓住這次機遇，必須幹出名堂來，讓所有人知道我徐根寶還是有本事的。我要靠自己的實力重新站起來。開完會第二天，我立刻趕回上海，參加訓練。
17．提出“搶逼圍”
閉門苦練了兩個多月後，我們終於要參加比賽了。南京方面發來邀請，讓我們去南京與江蘇隊打一場公開賽。
我既興奮又擔心。興奮的是終於有比賽的機會了，就像是一支終日排練的樂隊得到了到舞臺上表演的機會。但也挺擔心的，畢竟這是我們的第一場演出，如果演砸了怎麽辦？
上海的新聞界對我們第一次公開比賽相當重視，各大媒體的記者都去了。贊助服裝也到了，我們申花隊終於第一次服裝整齊了。在南京車站下火車時，大傢着裝整齊，格外精神。接站的江蘇體委的同志開玩笑地說：“喲，不得了，職業隊來了！”
南京的比賽對我和球隊來說，是一場非常重要的考試，它將檢驗我們過去兩個月的訓練成果，檢驗我為申花隊製訂的訓練計劃是否成功。不巧的是，劉軍在訓練中腿拉傷了，成耀東也受了傷，範志毅在國傢隊，朱琪、申思在國奧隊，能打比賽的，基本上都是年輕隊員。
那時我正生病，大傢勸我別去了，但我還是隨隊到了南京。我們住在五臺山體育場招待所，我和桑廷良、顧兆年；人佐一間房。晚上，電視機裏播放AC米蘭隊與帕爾馬隊的比賽，我讓桑廷良統計一下，進攻時一腳、兩腳、三腳傳球有多少
？統計結果是占全部傳球的百分之八十以上，這說明外國強隊進攻時也是強調盤帶少，強調一腳出球的，這與我們的訓練思路是一致的。賽前準備會上，我給隊員上了1個多小時的業務課，又給大傢講了AC米蘭隊和帕爾馬隊比賽的傳球統計。我說我們對江蘇隊並不瞭解，但關健是要打出我們自己訓練的東西來，打出快搶前的指導思想來。
年輕隊員都很緊張，左後衛吳承瑛顯得特別緊張，他跑起來暈頭轉嚮，還在禁區裏為對手製造了一個點球，幸虧蔡建林撲出。而莎莎一個直傳，由朱炯打進的那個球卻非常漂亮。
這場比賽我們最後4比1贏了，但場面上卻看不出優勢，江蘇隊的體能比我們還要好，這些都是我沒有想到的。
比賽打完了，主辦單位給我們送來一萬元出場費。我們隊裏球員加幹部共30人，這一萬元如何分？據原上海隊的年輕球員介紹，過去打這種友誼比賽，老隊員一般不上場，都由年輕球員比賽，但分奬金時不上場的老隊員比上場的年輕球員還要多。這不合理，應該拉大上場的和不上場的，主力與替補的差距，拉開十倍的差距，這是第一次。
這樣的分配方案在當時中國足壇是沒有的，大傢擔心會有問題，我說為什麽不試一試呢？主力隊員如朱炯、毛毅軍等人拿500元，不上場隊員一律50元，安排好後由顧兆年去分錢。他遲遲不動身，對我說，這50元那些老隊員會要嗎？
我說他們肯定會有意見。但你衹管發下去，他們不敢不要。我就是要讓他們知道多勞多得這個道理。
對江蘇隊的比賽是我執教生涯的第一場職業比賽，也是第一次按照想象的職業化進行的比賽，從服裝、分配到用人等。這場比賽，我總結出三個第一：
第一次比賽測驗，第一次競爭機製，第一次按勞分配，這在中國足壇，恐怕都是第一次。
在回上海的火車上，我終於鬆了口氣，心裏暗自念道：老天有眼，讓我們能夠回去痛痛快快過個年。這一天是農歷小年夜。
雖然在南京與江蘇隊打了場比賽，但是外界還不怎麽清楚中花隊水平到底如何，各種猜測都有，其中有許多是針對我本人的。儘管我出生在上海，但由於長期效力於八一隊和國傢隊，在感情上與上海的球迷聯繫沒有那麽緊，他們對我還不太瞭解。當然，最主要的還是我在馬來西亞吉隆坡的失利，9分鐘失了3個球，給人傢的印象太深了。建隊初期，一下子走了七個老隊員，球迷們普遍認為靠那些小青年撐世面，中花隊肯定不行。聽說有一次球迷座談會上，球迷們的發言非常激烈，他們普遍對上海足球悲觀失望。認為徐根寶衹會長傳衝吊，不會“PASS”(上海人對技術足球的統稱)，搶逼圍下去，上海足球與北方隊沒有什麽兩樣了。其實，我也知道，球迷們打心眼裏不喜歡這種大刀闊斧的風格，他們對“精緻”的上海足球還有着很深的感情。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迎來了建隊以後在主場進行的第一場比賽。
2月23至17日，上海東方電視臺舉行東視杯足球邀請賽。參賽的有八一隊、江蘇隊、北京隊和我們申花隊。第一場比賽我們與八一隊對陣。場上的觀衆不多，大傢都願意在電視裏看比賽。我要求隊員們把平時練的東西拿出來，要像小老虎一樣去拼八一隊。
比賽的結果是1比l。畢竟是第一次在自傢面前亮相，打得有點緊，看上去熱鬧，但場面有些亂。第二天一大早，我與龔學乎副市長通電話。龔副市長說，吳邦國(當時的上海市委書記)昨天也看了你們的比賽，不過是開完會後看了下半時的一段。他說，吳邦國問兩傢怎麽都跑不動了？看來體力有問題。龔副市長還補充了他的意見說，你們的技術太粗糙，特別是在下半時，失誤太多，究竟是什麽原因你要找一找。
我沒有想到市裏領導對我們申花隊會這麽重視，回去我把這些嚮隊內的幹部傳達了，並要求隊員們一定要打好第二場。
第二場比賽對江蘇隊。在賽前的準備會上，我總結第一場的經驗教訓後，要求大傢減少失誤，提高搶的成功率。我說，你們別看江蘇隊輸給了北京隊。但從場面上看，這兩傢都差不多。江蘇隊還是有實力的。我還告誡大傢，不要以為在南京贏了人傢4比1，那是我們機會掌握得比較好，人傢也有許多機會。
這場比賽打得還可以。雖然說沒有那麽多的緊張場面，但1比0比較平穩地贏下來了。最主要的是搶逼圍把對方逼住了。他們幾乎沒有機會。
最後，我們與北京隊爭奪冠軍。這場比賽，高峰被凍結了。但最後的結果，卻是北京隊奪得了冠軍。
沒有拿到冠軍，但在上海的第一次亮相得到了普遍的認同。比較一致的看法是：想不到這些小鬼還可以。在這三場比賽中，我提出搶宇：搶為中心，用搶促進各方面的提高。我對球員們講，搶是體能的反映，如果沒有體能，怎麽搶得起來？沒有力量，沒有速度，衹能跟在人傢後面，怎麽去搶？搶也是作風的表現，關鍵的時刻，在大傢體能都下降的時候，就看你的意志品質了，看你。能否咬牙挺得佐。不要以為搶球衹是力氣活兒，搶也是技術，一種防守技術。如果你技術不行，被別人過了，還搶什麽？像我們現在，動作太大，一搶就犯規。這裏面有沒有技術？當然有，搶還要講究整體配合，比如說把對手往邊上逼，盡快離開中間的危險區域，一人上去搶，其他球員要註意保護，要有預判，估計可能出球的方向，及時斷球。這難道不是技術與戰術的結合嗎？
以後被人們廣泛議論的“搶逼圍”便在這次比賽中作為口號提出來的。但是，“搶逼圍”在申花也不是一帆風順。
18．改造李曉
談到搶字，我不得不談一談李曉。
李曉是我1986年從上海青年隊調到國傢二隊的。他當時給我的印象是踢得軟，丟球不搶，膽子小。我用了幾乎一年的時間，采取強製性手段讓他改變了這些缺點。一年之後，李曉直接進了上海一隊，在第六屆全運會上還踢上了主力。但這次我接隊，發現李曉似乎又回到以前的老模樣了。但這次對他的改造，要比1986年辛苦、睏難得多。
東視杯的三場比賽，我考慮最多的便是對李曉的使用問題。李曉在南京與江蘇隊比賽時是替補上場的，但後來與對手發生爭執，被我換了下來。
李曉技術不錯，有速度，踢球也有靈氣，但比較懶散，不肯跑，防守意識差，不積極參加防守，這是我不能容許的。在我的要求下，任何隊員都要參加防守，從失球的第一秒鐘開始。因為你在前面堵了，即使沒有搶到球，也會給後面的防守布陣贏得了時間。
這三場比賽就是我強調作風、改變隊裏的面貌，樹立新氣象，為甲
A打基礎。因此我強調，作風不過硬的球員，不能上場。
我讓李曉打替補，是想瞭解一下其他前鋒的能力如何。我先用張佳平，再用謝暉，然後把李曉換上場。比賽結束後懼樂部人士對我說，你在比賽中換人上有問題。我問什麽問題？他們說，李曉應該用，不應該換下來。我說他在場上不貫徹我的意圖，不搶，我不能用他。
那段時間，關於李曉的使用問題一直是大傢談論的焦點。我不得不承認，在這個問題上我是少數派。許多人都問我，為什麽不用李曉，我總是用同樣的理由試圖去說服他們，但沒有什麽效果。我不是對李曉有什麽偏見，我想，建立這麽一支球隊，就像一支軍隊，一支有瘋狂衝擊力的，人見人怕的軍隊，這就需要11個不知疲倦、勇猛衝鋒的勇士。誰也不能特殊，不能看着別人努力而自己無動於衷。
這段時間，誰也沒有說服誰，我依然保持自己的看法。直到聯賽前，鬱知非與我又談起李曉時非常懇切地說：“根寶，在用人問題上，你是主教練，你有權力决定誰上和誰不上。但這次你就先用主力吧，通過比賽表現再看怎麽辦。”
經過這麽多的“折騰”，李曉比以前提高了，在後來的聯賽上，他的表現還是不錯的。1994年對於李曉來說是又一次飛躍，又一個高潮。這個高潮之所以能夠到來，與我們對他的嚴格要求，改變了他丟球不搶，軟、膽小的毛病有很大關係。當初成耀東嚮我介紹時說，李曉已經不是過去的李曉了，他退步了。但經過1994年的“改造”後，李曉又進步了，後來他調入國傢隊，在亞運會上打得也不錯。
其實，李曉的問題，也反映了老上海隊的問題，那就是有靈氣，有技術，但作風不硬，體能差。對李曉的改造，可以說是對上海隊改造的一個縮影。當李曉在場上奮勇追擊、拼搶時，我心裏暗想：李曉，我終於把你改過來了！
19．小範剛歸隊，就要請假
中國足壇一年一度的昆明海埂春訓又開始了。
我們到達海埂後的第三天，範志毅從國傢隊集訓地廣州趕來報到。第二天我們要與海牛隊打一場練習賽，就對他說，你明天先在邊上看看，瞭解一下我們隊年輕球員情況。
從申花成立到現在，範志毅還是第一次回到自己的隊裏。他對申花隊並不瞭解，看到這些隊友他瞪大眼睛說：“就靠這幫人去打比賽？”我說、“衹要大傢努力，沒有打不好的比賽。想當年國二隊時你也不行，現在不也行了？我們當年國二隊拿冠軍人傢想得到嗎？”
我們在海埂打了4場練習賽，4比1勝海牛隊，2比0勝佛山隊，2比1勝天津隊，4比1勝吉林隊。遼寧隊的門將徐強看了我們的比賽後說：“你們簡直就像是一群瘋狗！哪像是上海隊？！”
範志毅看完我們第一場4比1贏海牛隊的比賽後說：“哇，這幫人真能跑，真能搶，體力怎麽這麽好？！”那場比賽，我們上的是陸瑋、瓦洛佳、謝暉、張勇、吳承瑛、程海峰等，都是年輕人。這場比賽一打，震動老隊員，也驚動了海埂。申花成立後大換血，大傢對申花並不看好，誰知申花隊完全沒有了老上海隊的樣子，變成了一群“瘋狗”，人們開始颳目相看了。
第二天，隊裏組織爬西山，我規定昨天投打比賽的全都要去。範志毅提出不去，說要請假。我說，你剛從廣州回來，怎麽就要請假？範志毅說是來了幾個澳門朋友，而我得到消息是他剛與李倩交上朋友，正密不可分呢。
但他還拿者上海隊眼光和處事方式來看待問題。我說不行，你可以不去西山，但假不能給。你必須與昨天打比賽的主力一起活動活動。
看得出他不太高興，幾天後仍然帶着情緒。我找他談了一下，我說：“小範，現在的中花隊已經與過去的上海隊不同了，應該以新的標準要求自己了。你到國傢隊後我們隊的情況你衹是聽說，現在你看到了。小範，你從小在我這裏訓練，你對我來說是禍是福，我現在還不知道。你如果好了，是我的福，你如果不好的話，便是我的禍。”奧運會小組賽我們對朝鮮隊時，小範頂進了一個球淘汰了朝鮮隊，但在吉隆坡决賽時他卻不行了。
小範到底是老隊員，而且跟我的時間很長，基本覺悟還是有的。儘管心裏不痛快，但他還是老老實實遵守隊規，呆在海埂沒有出去。我知道，如今的申花隊，小範是個“頭”，“捉”住了他，隊裏的工作也就省心了一半。這一周，大傢練得都很賣力，申花隊訓練場周圍，總是圍着許多人，因為這裏的聲音最響，動作最大，一些教練和隊員都來看我們訓練，這無形之中使大傢練得很興奮。
20．最好的照顧是嚴格
幾天後的一個中午，我正在屋裏整理筆記，成耀東走了進來。看他那神色我便知道，肯定是有事求我。果然，他是來請假的，要請一周的假，回一趟上海。當時一聽我就不高興，我想，你成耀東體能測驗是個睏難戶，12分鐘跑都成問題，現在離測驗時間已經很緊了，為什麽還要請假呢？你考慮過體能測驗的問題嗎？
成耀東對我說的理由卻不能不使我“心軟”：他太太剛從加拿大回到上海，一件有關簽證的問題，非要他去不可。怎麽辦呢？我說：“離開昆明，要經過春訓辦批準，還要俱樂部的同意。這不是我個人能夠决定的。再說，你請假一周，你的體能測驗肯定就完了。你說怎麽辦？”他說：“在昆明我可能是測不出來了。但我保證補測成功。”後來他確實是補測過關了。但當時我還是不敢拿主意。我想，成耀東的睏難確實應該考慮，但他是隊裏的骨幹，如果成耀東開了這個頭，其他人怎麽辦？我找桑廷良和顧兆年兩個助手商量，他們也拿不定主意。左右為難之際，我嚮俱樂部作了匯報。俱樂部來電說，讓我們根據情況處理。這樣，我最後還是同意了。當天下午，成耀東便離開基地，飛回上海。看來他是挺急的。
這段時間最令我頭疼的，是隊員不斷提出請假。說實話，我不是不願意讓隊員出去，但是我擔心我們這支隊伍剛組建，一切都得從零開始。領導對我們的期望又非常高，把這次足球改革作為中國和上海體育改革的窗口，如果我們不橫下一條心，全心全意地苦練，怎麽對得起大傢的關心，怎麽來證明自己呢？
隊裏走了七名老隊員，剩下的幾個骨幹球員，便成了老隊員了。老隊員在隊裏的作用很大。他們在場上是主力，在場下對年輕隊員有影響作用。老隊員的工作做不好，隊裏的管理要上臺階是很難的。
隊員與教練確實是一對矛盾。隊員總想休息得多一些，照顧得多一些，對他們鬆一些。但是教練不能這樣做。如果這也考慮那也照顧，隊伍的作風便沒辦法形成，沒有過硬作風的球隊，是不可能有堅強意志的。
有一次，蔡建林和李曉來嚮我請假。我沒有同意。蔡建林便說，範志毅和成耀東沒有請假都能走，為什麽我們請假反而不行？
我把成耀東找來，問他為什麽不請假就外出？
成耀東說他沒有外出，而是在樓上青年隊。我馬上讓桑廷良去青年隊問一問，桑廷良回來說，青年隊的人說沒見成耀東來過。成耀東轉口又說，他沒有離開過基地。這時，你能說什麽呢？
我真是又好氣又好笑，你沒有拿住他的把柄，你怎麽處理他？總不見得為這麽一件小事興師動衆調查吧？我想，成耀東是個很聰明的人，他應該知道我們對此的態度了，不能逼得太急，這樣有利於問題的解决。我就說，你沒有離開就是在隊裏了，以後衹要離開隊就得請假，萬一有事我們好找你？成耀東點點頭走了。在請假和遲到的問題上，成耀東在隊裏是最多的。後來他對記者也說，當時我們對根寶的這些做法不太理解。但是後來纔慢慢感覺到，就是因為當時抓了紀律和作風，我們的隊風纔形成了，纔有了我們這支隊伍的今天。
我找成耀東談話，他要我照顧老隊員，過去對老隊員都有照顧，現在也應該有。我說：“成耀東，過去是過去，現在是現在，兩者不能等同。再說，什麽叫照顧
？最好的照顧就是嚴格要求你們，出了成績，你們拿了名次，獲得了利益，這是最大的關懷和照顧。”
後來聯賽首場對瀋陽海獅隊比賽後，李曉拿到奬金，回來說要感謝教練對他的關心和照顧。另外我對隊員們反映我不講情義也很反感。什麽叫情義？球賽贏了，這就是情義。在球隊裏，嚴就是情義。
在昆明海埂的訓練中，申花隊出盡風頭，打了4場練習賽，給人以全新的感受，基地上下普遍反映，申花不像是上海隊，像是北方隊，像是一群“瘋狗”。那時，好多原來國奧隊隊員到隊裏來看我，他們講得最多的便是“徐指導，我們在吉隆坡最關鍵是沒有堅持這樣的打法，如果我們堅持下來，也許就不一樣了”。這更增強了我堅持自己打法的信心。海埂春訓初步改變了上海隊的作風，正是因為有了這次海埂的春訓，纔有了我們聯賽開頭的4連勝。
體能測驗在海埂開始了。這一年中國足協動真格了，不允許有任何弄虛作假。我們申花隊的體能測驗也不太理想，我寄予很大希望的李竜海沒有及格。他挺冤的，在折返跑時沒有把瓶子推倒，記錄員便認定沒有成績，李竜海沒有及格，也就此結束了足球運動員的生涯。一個可樂瓶子可以讓一個優秀運動員結束運動生命，不管你信不信，不管你認為合不合理，但這就是現實。
張佳平和黃翌也因沒有在12分鐘內跑過2900米的及格綫，被取消了參加聯賽的資格。
我尊重李竜海的意見，不能當運動員就當教練員。我感謝他在這三個月建隊初期的訓練中，起到了一個老隊員的作用。在當時，隊裏有六七名老隊員沒有報到，衹有他來了，並與年輕球員一起參加訓練，他是個非常不錯的老隊員。後來他當上了青年隊教練。
1994年昆明海埂的春訓，是中國足球職業化改革後的第一次，大傢都練得比往年要認真。我們申花隊無論哪個方面的表現都很突出，多次受到春訓辦公室的表揚。我們在昆明打了4場比賽，完成了預定目標，增強了信心，堅定了打法，擴大了影響。當然，我這個“敗軍之將”也成了海埂的新聞人物。
3月6日，王俊生找我談話，他主要是想聽聽申花隊的情況，瞭解職業化改革以來球隊的建設方面的情況；此外，還徵求對國傢隊下階段工作的意見，其中包括參加亞運會的問題。當時對國傢隊參加亞運會有兩種意見，一讓國奧隊去，二是讓國傢隊去。我的態度是，如果中國足協定下前三的指標，讓國奧隊的年輕人去是不行的。主教練也是個問題，老那明擺着沒有什麽打法，但誰去接？
談到這個話題時，王俊生說，這全怪你根寶。你的出走把我的全部計劃全打亂了。我說，怎麽打亂了？他說，你在邊上，如果老那不行的話你去接，順理成章。我對王俊生說，我走還是對的。老那不行，我也是不行的。報紙上不是說過，老那不行就是因為根寶的問題。
當時，老那的國傢隊確實有許多問題，大傢都對國傢隊不滿意，好多國腳體能測驗都不及格。當時的形勢是戚務生接國奧隊，老那仍然帶國傢隊。但換掉老那的呼聲很高。換教練可以，但是換誰？我說，如果戚務生接的話，他不也變成了兩個隊的教練了？當初我身兼兩職，就招來許多人的批評。但讓老那繼續堅持下去恐怕也不行。當時王俊生很頭疼。後來的格局是，老那繼續當國傢隊的主教練，戚務生任執行教練，把老那架空了。參加亞運會的指標還是要前三名，最後决定還是由國傢隊去。最後王俊生對我說：“說心裏話，你搞申花我們都很高興，你搞02也很有遠見。我們希望你能夠成功。”
昆明春訓結束後，我回了趟北京的傢。3月27日下午，我在傢裏接到了正在北京中央高級黨校學習的市委副書記陳良宇打來的電話。陳副書記非常關心中花隊的情況，我便嚮他匯報了隊伍在昆明的春訓情況。陳副書記指出，上海正處在力爭三年大變樣的第一年，上海的改革對全國的影響很大。我理解陳副書記的意思，就是要上海足球改變原來的面貌，能夠把上海的精神文明建設在球場上反映出來。陳副書記對我說：“根寶，你做到了這些，就是為上海作了貢獻。”陳副書記的話，當時對我的鼓舞真是挺大的。
第二天，我給龔學平副市長打了電話，匯報了昆明春訓的情況，其中包括老隊員測試不理想的情況。龔副市長對我們的工作比較滿意，對測試不及格的人員也提出一定要安排好，要謹慎。4月5日，他給我打來電話，對測驗不及格人員的安排提出了一些設想，並問他們一年沒有工作，工資如何拿法？這個工作一定要做好，否則就會影響其他老隊員的情緒。他還問李竜海、成耀東是不是安心，聽外面反映，隊員認為隊裏缺少人情昧，你可要註意這些問題啊。龔副市長甚至連伙食情況也問得非常細。
打完電話後，龔副市長還不放心，4月7日他親自到隊裏來過問情況。我說，張佳平和黃翌定下的工資是每月500元，如果明年測驗還不行，懼樂部纔解聘，龔副市長對這樣的安排比較滿意。萬事俱備、衹欠東風。我急切地等待着聯賽的開始，準備大幹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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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漸漸地平靜了下來。當我把身體放在客廳的沙發裏，聽着舒緩的音樂，我感受到了一種從未有過的輕鬆。六年來，我終於可以在屬於自己的地方，過着另一種生活了，再也不用為積分、名次、晉級而費心勞神了。也許，這種輕鬆是暫時的，是戰役之間的空隙，是更為激烈的工作之前的休養生息。但無論怎麽說，我現在渾身確實感到舒心的輕鬆。
但是，這六年太讓人難忘了，場內場外的一切不亞於戰爭的激烈、殘酷和跌宕起伏，這種在天堂與地獄之間的徘徊，豈是可以輕易揮手而去，說聲再見的？每當我閉上眼晴，過去六年發生的一切，便像放電影一樣，一幕幕地閃現在眼前——
1．“你們要一步到位”
1994年11月，李鐵映同志為上海市網球中心建成剪彩。當時中國足球改革後的第一屆足球職業聯賽剛剛結束，我率領的申花隊奪得了第三名。大概是這緣故，我被邀請參加網球中心剪彩儀式。參加剪彩儀式的上海市副市長龔學平把我介紹給李鐵映：“這就是上海申花隊主教練徐根寶。”李鐵映笑着說：“我們早就認識了，足球改革，就是從上次我們在北京飯店貴賓樓吃飯時開始的，不是嗎？”李鐵映的話勾起了我的回憶。那是1991年8月，當時我擔任中國國奧隊的主教練，為了歡迎中國足協為國奧隊請來了德國教練魯迪，李鐵映同志在北京飯店設宴招待他。國傢體委主任伍紹祖、中國足協主席年維泅、官員張吉竜和我一起作陷。飯後，李鐵映在聽完年維泅關於足球改革和我對國奧隊工作的匯報後說：“老年，你的思想還不解放，你的步子還應該大一些。”而當時，年維泅已經開始構思足球方面的改革了，後來王俊生主持足協工作後出臺的一係列改革方案，實際上那時年維泅已經在醖釀中了，包括主教練的競選、體能測驗等。年維泅的改革思路，仍沒有能夠超脫當時的大環境。但在那時，大傢都不知道鄧小平的改革思路，而這些衹有李鐵映最清楚，因為他是體改委主任。現在想來，他的思路確實在我們之前，而我們所想到的，都擺脫不了體工隊的那一套。
記得1991年底，中國足協在大連召開的足球工作會議上，大連市體委主任蓋增聖發言時說，我們討論足球改革要考慮有過渡階段。李鐵映卻指出：“你們要一步到位，職業化就要一步到位。”由於有了領導指示，中國足協開始醖釀走職業化道路這一大方針了。但對我們這些體育工作者來說，那時根本沒有想得那麽遠、那麽透、那麽深。李鐵映對我說：“中國足球要搞職業化，目標主要是提高中國足球的水平。你是國奧隊主教練，吉隆坡出綫的任務是第一步，如果搞好了，對中國足球的推動將是巨大的。”他對我提出的“橫下一條心，一定要出綫”的决心非常贊賞。我知道自己重任在肩，不能有絲毫閃失。
當時，伍紹祖主任也對國奧隊非常重視，經常到隊裏來，我也常去他傢裏匯報工作，那時候中國足球改革的“寶”，好像押在了我們的肩上。我對伍主任分析了比賽的形勢：6個隊的單循環比賽，拿6分是絶對能夠出綫的，而我們肯定可以拿下3場。雖然我們提前一輪拿到了6分，但由於受到了“西亞兄弟”的“圍攻”，卻變成了最後一輪要面臨與韓國隊拼一個出綫名額的局面。當然，這是我們自己的責任。賽後郝海東曾經說：“徐導，當時如果我的點球罰進了，就沒有今天了。”這些都沒有用了，足球沒有如果。
想當年，我信心十足地帶着國奧隊奔赴吉隆坡，身肩着中國足球的希望，但是，我們失敗了。令我們沒有想到的是，這次失敗對後來的足球改革卻起到了極大的推進作用，這也算是我們的失敗給中國足球帶來的唯一好處吧。“因禍得福”，從某種意義上講，如果沒有吉隆坡的失利，中國足球職業化改革的步伐可能要推遲一點時間。
聽着李鐵映同志的話，自己想了想，從1991年到1994年，中國足球這3年裏的變化確實太大了。我從一個專業隊教練變成職業隊教練，從國傢隊到了俱樂部球隊，這一切好像真有點身不由己，是在足球改革浪潮的推動下，一步步走到現在的。
2．緊急電話，要我馬上到上海
那時，金永昌是上海市體委主任。他的一個電話，改變了我的命運。
1993年底，我在中國足球隊做施拉普那的助手。那年的中國體育界，主要有兩大任務：一，足球打人世界杯决賽圈；二，搞好第六屆全運會。但是在伊爾比德中國足球又一次失敗了。
打完世界杯外圍賽第二階段的小組賽後，我從成都回到北京。剛回到北京，馬剋堅就找到我，很急切地說：“上海體委主任金永昌打來兩個電話找你，好像事情很急，你趕快給他回個電話。”
我馬上就跟金主任聯繫上了。他在電話裏開口就問：“你最近有時間嗎？
趕緊回一趟上海。”我問他什麽事，他說：“你來了再說吧。”在我的追問下，他衹是簡單地說，“現在是龔學平副市長分管體育了，他很關心你。”他透給我一個信息：“上海這幾年足球搞得沒什麽起色，你回來一起商量商量。”
金主任催得很急，兩天後我便趕回了上海。
我這麽急回上海，除金主任催得很緊外，還有另一個原因，那就是02少兒足球俱樂部。
3．“02”，我的夢想
1993年初，我與老那去新加坡參加魚尾獅杯足球賽，一次閑聊中他說起在德國，有名的教練員、運動員都在業餘時間搞足球學校。說者無心，聽者有意，在回國的飛機上，我對當時的助理教練楊一民說，我也想搞個足球學校。他說好啊，現在不少地方都有人在搞足球學校，你得起個好聽的名字。
我想了一下，覺得用自己的名字並不好，畢竟，自己不像李寧、鄭敏之這些在運動場上闖出自己道路、作出過貢獻的明星，他們用自己的名字命名有號召力。而我們搞足球的，到現在還沒有衝出亞洲，儘管有點名氣，但沒有成績，用名字命名不太妥當。後來想起1992年參加亞洲杯足球賽的時候，球場裏到處是“2002”的橫幅標語，那是日本爭辦世界杯的口號。2002，這是跨世紀的象徵。對，就叫“02”。現在招十四五歲的小孩子，到了2002年時，他們正值當打之年，能培養一些打世界杯的後備選手，不正是我的目標嗎？
為此，1993年3月中旬我特地回到上海。在考察完上海的環境後，認為“02”放在上海是最合適的了，那時我根本沒有想到自己居然還會回上海執教。
我找到了金永昌主任，把整個思路對金主任說了，他特別地支持。我希望在靜安區設點，因為我是從靜安區出來的，靜安區體委康主任也非常支持。他還把主管文教的靜安區副區長請來與我一起商議。
而後我便把這些告訴了老那，並告訴他我絶不會因此而影響國傢隊的工作，同時還嚮王俊生匯報了，對我的設想，王俊生也非常贊同，但他說：“你繼續當國傢隊教練，上海的事還是讓別人去操辦吧。”國傢隊在伊爾比德比賽時，我與王佼生再一次談起02俱樂部時，嚮他提出要離開國傢隊。為什麽要這麽提呢？
因與老那這一年工作是伍紹祖給的任務，衹有學習、協助的權力，沒有改變老那的權力。老那雖有許多長處值得我學習，但他的業務能力不見得比我高，長期跟着他也不會有多大提高。王俊生說，你現在離開國傢隊去搞02懼樂部，以後要再進國傢隊可能就難了，這個你要考慮好。我心裏很清楚，老那失敗後我接國傢隊可能性是不大的。在伊爾比德我們為此事談了三次。最後我還是下定了决心，離開國傢隊，去搞02。
搞02懼樂部，是我的第一步嘗試。現在，02這幫小夥子都已經成長起來，在國內的年齡組足球賽上連續三年取得冠軍，證明我當初走的這一步路是完全正確的。籌辦02俱樂部期間，也是睏難重重，反反復復。
1993年龔學平副市長就批示同意搞02的計劃，可02俱樂部卻拖至1995年纔成立。是在市體委副主任李毓毅分管足球後，02的工作纔有起色。記得當時曾有人嚮龔學平反映：“02”是個體戶性質，不能這麽搞，還是應該扶持“大中型企業”，如果人都調走了，我們少體校還搞什麽？這是招生的問題。
還有資金的問題。1995年我得到了阿迪達斯公司贊助，他們表示贊助02服裝和資金，冠名“阿迪達斯02”。龔學平副市長沒有同意。他說國內有這麽多企業為什麽不能讓他們贊助？此前我也曾與鬱知非商量過，02歸申花管，資金由申花出，將來人給你。那時大傢對後備力量不太重視，因此鬱知非沒有答應，他說：“你自己搞吧。”在這情況下，我衹得自己拿出5萬元讓楊禮敏、任彬去全國招生。
我們定下的選拔條件：一是身體素質好，一定要有速度；二是作風；三是技術意識。我們認識到，要成為一個全面的運動員，必須是全面型的人才。過去有許多例子，小時候技術好的，由於身體原因，長大後被淘汰的不少；而小時候身體好，至少以後還能混混。
由於阿迪達斯無法贊助，國內的贊助一時也沒有找到，而我在申花的工資每月衹有3000元，02實際上沒有什麽資金來源。但時間又不允許我們再等，所以楊、任兩人去招生一直是坐的火車，佐的招待所，一切從簡，至於吃那就更簡單了。
他們就這樣揣着個包出發了。在武漢、天津、鄭州、青島、河北等地召了十來個人。上海方面，李毓毅也與少體校達成了協議，畢竟我不是個體戶，面是在為上海培養人才，最後從少體校也選了些人。當時的許多投入都是我個人拿出來的，包括空調等，而最後一分回報都沒有得到。當年的02變成了現在的有綫02，我的一切職務也都沒有了。
02俱樂部隊成立後一直在申花隊邊上訓練，受的影響很多，進步也非常快，得過3次全國少年冠軍。1995年與有綫電視臺合作，成為有綫電視臺、上海市足協和我三方共有的俱樂部。1999年更名為有綫02足球隊。這個俱樂部我投入了很多心血，也算是為上海作出的貢獻吧。去年10月他們在重慶拿了個冠軍，當時我帶萬達隊正好也在重慶。本想拿1萬元奬勵他們，可一想，這點錢讓他們30多人分，每人也就是幾百元。最後，决定請他們到假日酒店，與萬達隊住在一起，與我們生活一天，看我們賽前準備、比賽，我用這1萬元錢讓他們感受一下什麽叫職業球隊。我對他們說，雖然現在艱苦點，但你們主要是提高水平，你們應該知道自己的目標是什麽。
去年11月我回到了上海，聽說他們拿了冠軍後上海有綫臺給了他們三四萬元奬金，因為是平均分的，有些主力隊員不高興了，便去找任彬，認為這樣分錢不合理。任彬做了工作後他們仍然不滿意，不服氣。任彬對此非常傷心。他召集大傢開會，給他們講道理，老頭子還在會上流了眼淚。這下隊員們都感到錯了，嚮任彬承認錯誤。不久後我從大連回到上海，他們正好都在連隊裏軍訓，我趕到連隊裏為他們講課。對他們說，當初任彬、楊札敏去各地招你們的時候，也衹有這點錢。他們是住招待所、坐火車、吃最經濟的飯。你們到了上海後，市領導對你們多麽重視，每年讓你們下連隊，就是要你們從小養成艱苦奮鬥的精神，養成良好的作風，長大能夠接中國足球的班。隊員們聽了很感動。相信經過這一次後，他們應該有所觸動。
這群當年02少年隊的球員，現在都長成十七八歲的小夥子，成為年輕隊員了。當年我們給02俱樂部製訂的目標是：2001年衝人甲B，2002年升人甲A。這些都是題外話。
4．怎麽搞俱樂部隊
急急趕回上海後，我先見了金永昌主任。金主任說：“根寶，上海足球現在搞得平平淡談，王後軍搞了十來年，也就這個樣了，我們市體委的領導商量决定後要換王後軍，讓你來幹，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這可是萬萬沒有想到的。原以為叫我到上海，是商量02俱樂部的事，對金主任的這番話完全沒有思想準備。我將信將疑地問他：“是叫我接上海隊嗎？”金主任肯定地回答：“是的。”“現在不是在打全運會嗎？如果王後軍打好了怎麽辦？”金主任說：“這你就別管了，打好打不好都要換他。如果打好了，足協會給他安排一個好一點的職務。”
這時纔真正知道，金主任這麽急着把我召回上海的意圖。
當天晚上給我的老上級年維泅打了個電話想徵求他的意見。老年聽了我的介紹後說，上海這個地方搞足球有壓力，不比在國傢隊小，你要慎重一些。
第二天，龔學平、周慕堯、金永昌、李宗鏞(上海體育運動技術學院院長)等人在南京西路奧林匹剋餐廳設宴招待我。龔副市長對我的印象不錯。當他還是上海廣播電視局局長時，我率領的國奧隊參加了廣電局主辦的第一屆萬寶路杯足球賽並得了第二名。比賽期間，正值江浙一帶水災，我們捐了所得的1萬美元奬金。後來又與羅馬尼亞隊打了一場賑災義賽。我和國奧隊給他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在吃飯時龔副市長對我說，我們歡迎你到上海來，上海足球這幾年太軟了。我說，過去北方隊與上海隊比賽，都說上去先踢他們幾腳，上海人就怕了。龔副市長提出要改變上海足球軟的作風井要我好好考慮一下上海足球目前格局的改革，並讓拿出個方案來。
這次見面，實際上確定了讓我回上海接管上海隊。
上海要我回去，讓我來重振上海的足球。想起了年維泅的一句提醒，上海的壓力絶不低於國傢隊，怎麽辦？思付再三後决定：接受這個挑戰。上海的領導這麽看中我，絶不應該讓他們失望。
當時的上海足球分一隊、二隊和三隊，還沒統起來。一周後，我做了份上海足球改革計劃方案，主要觀點是把上海的三支隊伍都統起來，這樣有利於發展。我定的三隊主教練是：一隊由我負責，二隊是楊震江，三隊是桑廷良。金主任和李宗鏞看了方案後都認為“可以”。匯報完後又回到北京。當時國傢隊還在北京集訓，7月要去深圳打一場與荷蘭飛利浦隊的商業比賽。比賽結束後，正式嚮中國足協遞上了辭呈，就回到上海。王俊生、馬剋堅對我此舉頗有意見，馬剋堅打電話給我，讓再三考慮一下，並說可以讓我留在國傢隊當領隊。王俊生也說，施拉普那走了之後，國傢隊就是你接(後來王俊生還私下跟我說，如果當時你在，施拉普那走後，國傢隊主教練就是你而不是戚務生了)。但至今仍覺得，離開是對的。
回到上海後，參加了一個上海球迷協會的成立大會。龔副市長也參加了。他在發言時說，上海要成立兩到三支俱樂部隊，用競爭的辦法促進上海的足球發展。我們請根寶回上海，就是要搞一支俱樂部隊。當時一聽覺得好像不太對勁兒，怎麽讓我搞俱樂部隊了？下午到體委問金主任，是不是情況有變化了？不讓我搞一隊了？金主任未置可否。
這裏面確實有了變化，衹是當時我並不知道。當初定下來讓我摘一隊，後來領導們又認為應該有競爭，另外再成立職業俱樂部，這樣更利於發展。
那時，上海正舉辦萬寶路杯足球賽，龔副市長基本上每天都去看球。有一次比賽後，他對我說：“根寶，你再去搞一支隊吧，不要搞上海隊了。老上海隊就讓王後軍去帶，這些隊員他比較瞭解，你另外帶一支隊，外籍球員你也可以招。這時我纔知道，我不搞一隊了。時隔不久，方案全變了，上海形勢的發展，真是追趕不上啊。”
不久，上海召開了足球座談會，陳良宇副書記和龔學平副市長也參加了。會上確定上海組建；支職業懼樂部球隊的計劃，初步定第一支球隊由王後軍帶領，在現有的隊員中選十八至二十名球員，餘下人員歸第二支隊伍挑選，第二支隊伍由我帶。就這樣，我的角色變成上海“二隊”的教練。
10月初，龔副市長和市體委催我趕緊去俄羅斯選外援。我便與上海體科所的步潤生急匆匆趕去娥羅斯，這也是中國足球第一次去國外招外援。出發時，頭腦裏一點方案都沒有。衹記得龔副市長給我的指示是：“引進就是勝利。”
5．“光桿司令”去俄羅斯招兵買馬
現在想來這真有點好笑，去國外招外援，心理價位是多少？
不知道。引進什麽位置的球員？不知道。當然，這些也沒法知道，還從來沒有與外國人談過這種事，甚至連“外援”這樣的提法都沒有。再說，我們連隊伍都沒有，就更不知道哪個位置缺人了？但這工作卻是一定要去做的，因為“引進就是勝利”。
引進外援、合同製、轉會製，這是足球職業化的標志。不管隊伍有沒有，先把“標簽”貼起來。我領悟到這一切的意義。眼下是一張自紙，那先把框架畫出來！
但是，引進要花錢，什麽樣的價格纔算是合理的，能夠接受的呢？
龔副市長說，價格不要考慮，反正就這個價格嘛。我追問到底多少呢？“那就每月1000美金左右吧。”他說。這就成了我第一次出國引進外援的心理價位。
去了澤尼特俱樂部。這是一個在前蘇聯實力很強的俱樂部隊，確實有幾個非常好的球員。但一問價格把我嚇住了：轉會費20萬美元，月工資8000美元。按現在的行情並不算貴，但在當時卻差點把我嚇了個跟頭。
那些俄羅斯人問我怎麽樣？我說這些價格與我的價格相差太大了，我最多衹能付1000美元。他們說1000美元的隊員也有，就是到過中國的澤尼特二隊。
這支隊裏確實也有一些不錯的年輕球員，租藉一年月工資可以壓到600
至1000美元。我想，這些年輕球員到上海訓練一下，培養一下，或許能源上用場，但是真要帶回去，肯定被上海球迷駡“大興貨”，我怎麽交代？
看了半天，發現其中一個隊員還算可以，據說快被選進俄羅斯國傢青年隊，工資我也壓到每月600美元。但是一談．他的條件特別多，如一月報銷多少電話費，還有探親等等。一聽條件太多，心裏有點不痛快，心想你這麽年輕，租藉一年工資每月給你600到1000美元，條件還這麽多，不行。我又問，還有別的隊嗎？他們說還有，那便是斯密那懼樂部。
斯密那俱樂部老闆是個體戶，藉人傢基地搞了個隊，見我去他特別高興，認為有生意可做了。正好那天斯密那隊有一場比賽，在雪地裏進行。那一天氣候是零下10度。經過這場雪地賽，一下子看中了3個：一個是莎莎，踢過澤尼特職業隊，當時是斯密那隊的隊長；一個是守門員庫茨，當時看上去守得還可以；第三個是瓦洛佳。他那次沒有上場，我衹是碰碰運氣，看了錄像後選的。再看他的身材，感覺也不錯。
事情進行得非常順利，當時就簽約了。莎莎月工資是1000美元，庫茨600美元，瓦洛佳500美元。因為我是個光桿司令，簽約時隊伍也是子虛烏有，但跟別人簽合同總得有個俱樂部名字吧。用什麽名字呢？想了半天，就貿然起了個“東方俱樂部”。當時想得是，上海在東方，這個名字挺不錯的。
引進就是勝利，我終於引進了，這也是中國足壇第一次去國外招外援。
沒有想到的是，這次選上的三個人對我今後的足球生涯，竟然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和影響：莎莎和瓦洛佳為我在甲A聯賽中第一年取得第三名立下汗馬功勞，也為第二年奪得聯賽冠軍起了基石作用；而庫茨第一次來隊裏守門，卻令我嘗到執教生涯中最慘的失敗——1比6敗給廣州太陽神隊。
6．競然成了申花隊的主教練
回國之後，便開始為我的“東方隊”做籌備工作。王後軍的一隊當時有二十多個球員，他挑剩下的球員加上原來楊震江的二隊，便是我的“子弟兵”。就在考慮隊伍的組合和訓練時，事情又有了變化。
體委金主任打來電話給我，在電話裏他悄悄地說：“情況可能又有變化。”具體情況他也沒有說。正好我要嚮龔副市長匯報外援情況以及工作計劃，便趕到華東醫院去看望生病住院的龔副市長。
龔副市長對我說，教練人選上可能要打亂，既然是職業隊，教練也不能一成不變，原定的王後軍與你各帶一、二隊的設想，看來要修改了。
原來，德國阿剋發公司贊助上海足球隊的合同到期了，合同可能不再延續。上海一隊今後的路將怎麽走，便成了問題。那時上海足壇正值改革的前夜，聽說中紡機(中國紡織機械廠)、東方(廣播事業局)、申花集團都有心加人，後來中花被推到了第一綫。這一段時間的變化，是“所有製”的變化。最後領導拍板决定由申花搞一隊。
申花集團過去也贊助過上海隊，當他們又一次被推到第一綫後，便提出，打破過去使用教練的傳統，在全國範圍內挑選教練員。我聽說，蘇永舜、曾雪麟、方紉秋、王後軍和我都是候選人。
球隊要變了，教練要換了，什麽都變了，也什麽都沒有了，前面工作的思路又亂了，簽好的外援的命運將怎樣？想到這裏，我糊塗了，真不知怎麽辦纔好。
從“02”到上海隊，到“東方”，接着再去俄羅斯招外援，那種感覺就像是在夢裏被一種無法知覺的力量牽引着，這場夢對我是福是禍，心裏一點底也沒有。如今所有的計劃又都亂了。所能做的也衹有等待了。
不久，形勢漸漸明朗，申花將接手上海隊井負責全面“組閣”。經過多方面研究，他們决定在我和王後軍之間進行選擇。俱樂部先找了王後軍。
王後軍很早就開始研究足球俱樂部這個問題了，在這方面，他的思路是超前的，而且還有自己一套比較全面的計劃。後來聽別人說，在那次談話中，王後軍大談他對俱樂部體製的研究，井拿出了一套方案，但是，申花方面對這些不感興趣，他們衹想知道王後軍作為主教練將如何組隊問題，因此，好像這次談話有點話不投機，不太成功。談話結束後，黃浦區的瀋立恭副區長沒有表態，衹是說今天就談到這裏。對俱樂部方面的態度，王後軍當時一點思想準備也沒有，聽到這話後，他一下子便楞住了。後來，從瀋立恭那裏聽說，王後軍呆呆地坐在那裏半個小時沒有起身，瀋立恭衹能陪他坐了半個小時。
王後軍曾經帶領由申花贊助的上海隊奪過聯賽亞軍，足協杯冠軍，對申花做過貢獻，至於後來與申花分手，與阿剋發合作，這裏面的情況，就不太清楚。
幾天後，鬱知非從美國回來，他和瀋立恭找我談話。那天，我穿了一套西裝，看上去精神飽滿。當時，心裏很坦然，沒有一點顧忌。如果他們看上我讓我擔任申花主教練，那我不會放棄，如果不行的話，就去搞02。
鬱知非開口便問：“如果你當主教練，將如何工作？”
我說，我離開國傢隊到上海來，主要是想搞02的。自從吉隆坡失敗後我就想搞個少兒足球懼樂部，抓一些小孩。後來上海的領導曾要我搞上海隊和東方隊。如果要我挑的話，我是想搞02隊，我沒有想到會讓我摘申花隊，這是我的實話。前一段我去俄羅斯招外援，也是為東方隊的。但不管搞什麽隊，不管是體工隊還是俱樂部隊，我帶隊的方針都是一樣的，就是狠抓作風。我從在國奧隊和國二隊抓作風講起，講到我們目前中國的球員最主要的問題是管理。管理不好，訓練就不行。訓練不好，就出不了成績，即使是外國俱樂部隊，管理也是嚴的，訓練水平也是高的。不管什麽隊，業餘的、職業的，我認為這兩條都是法寶，一條也不能鬆。當時讓我到上海來搞上海隊，龔副市長和金永昌主任就是希望我能嚴格管理嚴格訓練，改變上海隊“軟腳蟹”的作風。
看到瀋立恭和鬱知非對此好像興趣很濃，我便接着談開了。我說，如果我抓申花隊，最主要的是改變“軟腳蟹”作風。我的作風你們都知道，我抓作風，體現在“搶”字上。中國足球最大問題就是站着踢球，不搶，缺乏對抗，我是一直努力在解决這個問題。此外，我的特長是培養人才。我從國奧隊開始，89年甲
A聯賽第一年的冠軍就是我們國二隊，而我們國二隊都是由甲B球員組成：守門員李志高是江蘇隊的，右後衛馮志剛是武漢隊的，中衛範志毅是上海青年隊的，左後衛孫博偉是四川隊的，中衛徐弘是大連隊的，前腰是北京隊的高洪波……所有的球員，在當時都是出自甲B的球隊。甲B的年輕球員經過我的訓練組合，能拿冠軍，當時的足壇霸主遼寧隊就是贏不了我們，加了6分也贏不了我們，說明什麽呢？說明球員都是差不多，衹要組合好，嚴格訓練、嚴格管理，就能出成績。
在我談的過程中，他們聽得都很認真，很有味。我心想，這也是他們最感興趣的。從他們聽我談話時的表情，到瀋副區長親自送我到飯店大門口的舉動來看，我知道我們的談話是成功的。
十幾天後，也就是12月5日，鬱知非和瀋立恭副區長又找我談話。瀋副區長說：“經過反復商量，多次徵求意見後我們决定，由你來擔任申花隊的主教練。”他還特別指出：“你所講的抓作風，抓管理，抓訓練質量的思路與我們一致。我們對你過去也瞭解，相信你能把隊伍搞好。”
我聽了當然很高興。又一次競爭獲勝了。1992年初我在昆明也經歷過一次國傢隊主教練的競爭，我勝了。但吉隆坡失敗後，我又被無聲無息地“擼”了。現在，又有機會為自己正名了！
在輕鬆地談完組隊目標和思路後，我嚮他們提了一個問題：“02怎麽辦？”“我在俄羅斯定的三個外援怎麽辦？”鬱知非說：“你已經被我們聘用了，02就不要再搞了。”我聽了心裏不太痛快。我說我到上海來，主要就是搞02的，在上次我們的談話中我也說了，02是我的事業，也是我回上海的目的，我不能放棄。講到這裏，雙方言語有些激烈，氣氛也開始不對了。瀋副區長很有經驗，他忙打圓場：“今天我們主要談的是俱樂部的事情，02的事我們以後再說，我想會給你解决的。”
這個話題就此打住了。接着再問，我在俄羅斯定的3個外援怎麽辦？鬱知非又說，這3個人是為東方隊請的，與我們沒有關係，我們對他們的情況也不瞭解。隊裏需要不需要他們，要由俱樂部考慮後决定。鬱知非的說法當然沒有問題，因為這3個外援是與東方隊簽約，而不是與申花隊簽約的。但是我對他的態度和這種說法感到不快，畢竟他們是我找來的，我與申花隊簽約後當然也希望他們能夠留下。我臉上流露出的不高興的表情被瀋副區長看出後，他忙說今天我們衹定主教練，這兩個問題以後再解决。
這次談話，留下的兩個問題都沒有解决。
我這個人有點急性子，在“面試”之後，已經感覺到主教練的位置肯定是我了，因此便開始着手做準備工作。我把成耀東叫到住處瞭解情況。成耀東是我在國二隊時的第一批隊員，他對我經過“面試”並很有可能擔任上海一隊(申花隊)主教練的情況還不知道，他以為王後軍的上海一隊先挑18人，剩下的再由我來挑。
我想知道隊員的情況，但又不能明說我要接申花隊，便試探着問他，如果你是王後軍，你會怎麽挑法？成耀東是很有頭腦的隊員，他的意見很有參考價值。開始他不好意思講。我說，以你對隊裏的瞭解，你就先挑挑看嘛。
這麽一說，成耀東便把老、中、青隊員都給我排了隊。他排了三個年齡檔次約28人。老隊員中林志樺、鄭彥、李竜海、王鋼等被提了助理教練，還有唐全順、蔡建林等；中間一層年齡的球員有成耀東、範志毅、李曉、鞠李瑾、邱京巍、吳兵等；年輕的有朱琪、申恩、毛毅軍、朱炯、賈春華等。他很客觀地分析了每個球員的作用，如有的人在場上有作用，但對隊伍建設作用不大，有的場上作用一般，但對周圍隊員很有影響力。
這一次談話對我接管申花，組建隊伍有非常積極的參考作用。後來成耀東也一直很得意地對我說：“徐指導，你剛來時我是很支持你的吧。”
1993年12月12日，申花足球懼樂部在虹橋賓館舉行了成立大會，市委副書記陳良宇、副市長龔學乎、體委主任金永昌、俱樂部董事長鬱知非等都參加了成立大會。這是中國足球史上成立的第一支由企業直接負責的，脫離體委的職業足球懼樂部。
開會前我到會場休息室時，龔學乎與鬱知非已經聊了很長時間了。在休息廳裏鬱知非一見我就說：“根寶，聽說隊裏亂了，好多者隊員都不幹了。”我很冷靜也很自信地說，鬱總你放心，既然機製是新的，教練是新的，隊伍有點動蕩，隊員有些想法是正常的。我有信心把隊伍抓好。市委副書記陳良宇說：“這次大傢推舉你當主教練，希望不要辜負大傢的期望。過去你在國二隊的打法，我的兒子特別地欣賞，當知道懼樂部定下你後他也說選得對，上海就需要你這樣的教練。”這是我到上海後第一次見到陳良宇同志。
成立大會開得熱烈而隆重。大傢對這個新興的職業足球俱樂部都充滿着希望和好奇。
我作為申花隊主教練，也上臺講了話。這是我第一次作為職業隊主教練面對公衆講話。我事先作了準備。我的講話一如我的性格。主要講了三點：
第一，擔任上海申花隊的主教練，感覺到壓力很大，儘管我當過國傢隊、國二隊教練，但上海隊壓力不比國傢隊壓力小，尤其是球隊改革初期；第二，我有信心把隊伍搞好，因為我有多年帶隊的經驗；第三，我的目標是使球隊的精神面貌要改變，要樹立新的隊風，要有新的打法，我的指標是1994年聯賽前六名。如果打不進前六我就自我炒魷魚。講到這裏，會場內有人發出笑聲。也許他們在想，根寶又在說大話了。
大會後還開了新聞發佈會。好多記者問我，“你簽合同了沒有？”我說我沒有合同可簽。“聽說你定了每月3000元工資？”我說這個衹是可能，是上面定的吧。“你對這些有何看法？”我說我目前在申花當主教練，我是打工的，我是為老闆打工的，現在一切都聽老闆的。
我回答得很幹脆，也很自信，自以為這一切都是天經地義。現在看來，我們當時對職業懼樂部太缺乏理解，至少在認識上出了問題。
儘管當時成立的是職業懼樂部，但是在操作上卻沒有接職業俱樂部的方式去做。最起碼一點，應該是合同在前，履約在後。但當時誰也沒有去想這些，工資等待遇也是宣佈後給我“定”的。當時我以為我是打工的，打工的就得一切聽老闆的，至於自己的權利、義務都搞不清，也不知道。可見當時的職業俱樂部是非常的初級。
當天會議結束後鬱知非告訴我，體委已經通知隊員，明天上午9點鐘到江灣基地報到。此時，我的教練班子也準備妥當，桑廷良和顧兆年當我的助理教練。在確定我為申花隊主教練之前，我已經着手做這方面的準備，我和桑廷良、顧兆年已經碰過幾次頭。我嚮他們透露過我有可能搞中花隊，並告訴他們，如果我當中花隊主教練，你們就是我的搭檔。桑廷良瞭解球隊，顧兆年積極肯幹，我對這個班子很滿意。
他們嚮我透露了隊伍裏的思想狀況：一，一些老隊員有想法，說根寶上臺後不用他們，怕被淘汰；二，年輕的隊員思想有波動，因為當時隊伍已經有29名球員，一些年輕隊員有點泄氣；三，聽說徐教練管得太緊；四，俱樂部收入並不像想象中那麽多。當時阿剋發隊的工資是每月1300元，而申花隊也不過在1500元到2000元之間。
我對他們說：一，我們不要怕亂，要亂就讓它亂個透，我們再治，反而更好；二，嚮懼樂部提出改善訓練和住宿條件；三，與隊員多談心；四，把食堂、醫務、管理人員配備整齊。
12月13日上午9點30分是全隊報到的時間，等待我的是一支什麽樣的隊伍呢？
7．風雨中開始
在回上海的幾個月裏，我到江灣基地去過一次，在那裏的食堂吃過一次飯。
而這次是以主教練的身分進入江灣基地的。我早早地來到了江灣，在各處轉了轉。球員睡在大教室裏，6人一間，贓兮兮的蚊帳橫七竪八地搭着，房間裏又亂又髒，地上滿是垃圾，甚至煙頭。看後心裏想的第一件事，就是一定要改變環境。
江灣基地裏裏外外是一片衰敗的景象，但我還是有點激動，畢竟，離傢二十多年後，我這個已經成為“外地人”的上海人，竟成為這個城市足球隊的主教練。來到隊裏的會議室，坐在那裏等着我的球員們。
9點半到了，陸陸續續來報到的球員衹有二分之一。我們原定11點鐘開全隊會議，在會上我與王後軍進行交接。但是過了11點，仍然還有小部分球員沒有到。這樣一個開局令人很不臆快的，但我還是忍住了。對大傢說：我們先吃飯，吃完飯再開會。
一直等到下午1點鐘，還有四五名球員沒有報到。這支隊伍紀律太散了，不花力氣抓作風是不行的，我對自己說。一些遲到的球員嚮我訴說理由，有的說是堵車，有的說不知道幾點報到。我沒有說什麽。心想，要盡可能地冷靜些。
我决定不等了，便宣佈開始開會。
王後軍先講話，他說上海隊原名上海阿剋發隊，現在已經改名成為上海申花隊，他的教練工作也結束了，由根寶來擔任上海申花隊的主教練。
王後軍講完後由我講話。我開口便給大傢提了幾個要求：
首先希望大傢今後都講普通話，這從我開始做起、第二，從現在開始，
上海阿剋發隊變成了上海申花隊，我是主教練，桑廷良、顧兆年是我的助
理教練；第三，隊伍剛成立，事情有很多，隊員也有各種想法，這都是正
常的。外面傳說多，不要去多聽，有想法、有問題可找我們教練談。第四，
隊員中有傷不能練習的，以後嚮顧兆年提出。我們初步的設想是一天兩練，
上午身體訓練，下午分隊比賽；第五，今天規定是9點30分報到，但準時
到的衹有一半，一直等到現在，還有四五名球員沒有到，可能有的球員在
傢裏沒有通知到，現在我正式通知大傢，明天上午9點30分報到。
開完會我們馬上去訓練。天正下着雨，我問隊員過去下雨天在哪裏練？
隊員說在體育館裏。我說，今天我們大傢就在雨裏練。
說完，我就讓大傢回房間準備，馬上下樓進場地！
那天，雨下得比較大。桑廷良對我說：“怎麽開會也不多說說，提提要求，就這樣拉出去練了？”我說，我的要求都在場上，空話不說。這天大傢雖然是第一次合作，但還是練得不錯。說實在的，沒有製訂正式的訓練計劃，第一場練習狠難練出什麽，但是我就想用艱苦的訓練來給大傢一個認識，我們從現在開始已是職業隊了，職業隊就是龐該與過去不一樣。這場雨不得正好。訓練結束，大傢都是泥水一身，就像剛打完比賽。我不知道球員們對這第一堂訓練課是什麽想法，但我心裏想，應該會給他們留下印象的。
這一天，幾個老隊員如張衛華、唐全順、林志樺、鄭彥等沒有到。
第二天上午9點30分過了，還有三分之一的球員沒有報到。我意識到這可能是隊員們從心底裏對我有抵觸情緒，或是對我這個“外來人”來點“下馬威”、“殺威棒”之類的把戲。於是，我决定不等了。時間一到，馬上開始訓練，我依然像過去在國二隊和國奧隊一樣地要求。在場上大聲地喊着，催促着球員們努力地去爭球。
訓練完，我又開了個短會。我說，昨天9點30分有不少人沒有到，今天9點30分又有許多人沒有到。不知道是什麽原因，希望我們能夠互相尊重。我希望沒有到的球員能夠嚮我們教練說明原因。這一天裏沒有到的球員中，有唐全順和鞠李瑾。鞠李瑾是因為前一天雨中訓練受了點涼，回傢後發燒了。
來來去去，隊伍始終到不齊。我在申花隊頭兩天的訓練，就是在這樣的狀態下進行的。這時，沒有什麽訓練上的具體要求，對我來說，有多少球員來訓練，是最為重要的，至少說明誰是願意跟着我這個教練，願意在我們這個申花隊裏幹下去的。這裏還有一種信任。
但是，我已經感覺到了，這是一種“較量”，一種無形的較量，考慮了再三，也為了爭取更多的隊員能留下來，我再一次宣佈，如果明天還不能按時報到的，不管是什麽原因，捲鋪蓋走人！我想藉來訓練的球員把我的話傳給沒有來的隊員，我不能一直防守而不反擊。
我接手的居然是這樣一支散漫球隊，如果沒有好的作風、沒有意志力，這樣的隊伍能打勝仗嗎？我要做的，也是最應該做的，便是把這支隊伍整頓好，讓他們有嚴明的紀律，讓他們知道自己的責任，知道自己應該做什麽，不應該做什麽！
有朋友對我說，根寶，這是上海隊，不是你過去的國奧隊，你不能用過去的那一套來管理這支上海隊。應該有所不同啊。我說，比賽場上，對手是否會因為你是上海隊而放鬆壓力？事實恰恰相反，正是因為是上海隊，人傢踢得更兇！
第三天，願意留下的都沒有遲到。我想，這就是我的基本力量了，我應該緊緊抓住。這是申花隊的基礎！我得充分利用我新上任的威勢，狠狠整頓，嚴格要求，嚴格管理，一定要帶出一支紀律嚴明、作風硬朗的球隊來！我對此非常有信心。
8．七名老隊員不想幹了
但是三天後情況又有了變化，一些老隊員提出不幹了。
上午，守門員賈春華來找我，提出他不想幹了。他說，不是因為你徐教練上臺纔不幹，也不是吃不起苦，而是對這項事業並不由衷地熱愛了。但他又說，我能跟着隊活動嗎？我回了他一句：“你既然對你自己的事業不熱愛，還跟着隊幹什麽？”我又說：“你打萬寶路杯賽時守住了5個點球，龔副市長專門奬了你1萬元，你能白白地把這些榮譽都丟掉嗎？你再回去考慮一下。”
下午，另一位守門員蔡建林也提出吃不消，不想幹了。蔡建林沒有找我，而是通過桑廷良來跟我說的。那時我們一共纔衹有這兩個守門員，都走了，誰來守門？我挺生氣。但又想，為什麽一天之內兩個守門員都提出要走呢？原因是什麽？是不是我在俄羅斯找了守門員庫茨，他們感到有威脅了？我嚮鬱知非匯報，又給金永昌主任作了匯報。當時球員的關係都還在體委。
金永昌讓我去他傢裏談。金主任對我說：“體委全力支持你的工作，有些老隊員真不想幹的也不要勉強，但不想幹的原因要摸清楚，我想可能還有其他原因，還是要多做做工作。”第二天，我們做了工作後，蔡建林等人又留了下來。但是，仍有一些老隊員不想於。我對此很難理解，這是為什麽？他們從小就與足球結在一起，好不容易到了現在的層次，就這麽輕易放棄，不可藉嗎？這裏面到底有些什麽原因？我决定親自找他們談。
我最先找了鞠李瑾。鞠李瑾是個不錯的球員，很有實力。儘管我沒有親自帶過他，但曾經把他列入國傢集訓隊的名單。我告訴他，一，你的年齡還不大，還能踢球；二，你的身體條件比較好，現在你的水平還夠得上入選國傢隊，三，你也入選過我的國傢集訓隊，我們應該還是彼此瞭解的。鞠李瑾點頭同意，表示願意跟隨我於下去。沒有想到的是第二天訓練又是下雨，他被雨淋後又病了。我讓桑延良去看望他，他發着燒，看上去很虛弱。最後他還是表示不想幹了，說主要是身體不好。到這時，我已經沒有什麽話好說的了，人各有志，不能勉強，我衹得同意。
兩年後一次偶然的機會，我碰上了他。我問他在幹什麽？他說在跟着人傢做生意。我說當初我們一起幹有多好，你條件好，正是當打之年，退出去，多可藉。我們都為你惋惜。言談中，他也流露出些許遺憾。
人生就是這樣，機遇可遇不可求，錯過一次，也許對一生都有重大的影響。不知道我的理解與鞠李瑾的想法是否一致，在人生的岔路前，他選擇了另一條路。也許他認為那也是一條很好的路，我祝願他走好。
我還找了王鋼。王鋼是隊長，忠厚、老實、不善言談。成耀東對我說，現在這支隊伍還缺右後衛，王鋼是個不錯的人選。王鋼無論從年齡還是實力上講，都是可以用的。再說他是老隊員，在隊伍裏還是很有作用的。在原上海隊裏，像王鋼、李竜海、林志樺、鞠李瑾，包括唐全順等，應該說都有作用。
說起來我與王鋼還有一層特殊關係，他的父親與我的弟弟在一個工廠裏工作，平時對我弟弟挺照顧。1983年王鋼入選國傢隊時，正好我在國傢隊擔任助理教練，我訓練過他的。我對他說，作為一個老隊員，我希望他能夠支持我再踢幾年。我還嚮他提出，紀律上和生活上要對自己抓緊。因為我聽說以前這些老隊員經常是稱兄道弟，香煙相互遞來遞去。
王鋼當時表示願意留下來。幾天後，他和妻子一起到隊裏來，我又把這些話對他的妻子講了。那天，他帶着小孩，我還讓顧兆年扛了一箱健力寶送到他的車上。但當時我並不知道王鋼心裏非常矛盾，大順隊想要他去，他也動了心，衹是還沒有告訴我。後來，王鋼還是離開了我們去了大順隊。
三年後又相見時，我們已是全國冠軍了，王鋼仍在甲B球隊。他的太太責怪王鋼當時不聽我的話。他默默無語。
雖然王鋼和幾個老隊員先後離開了申花隊，去了大順隊，但我還沒有忘記他們。1994年年底我們與德國凱澤斯勞膝隊比賽時，後衛綫人員不足，我從大順隊藉了張衛華和王鋼來。他們兩個在隊裏的訓練相當努力，也非常遵守隊裏的紀律。
我找的第三個老隊員是李竜海。李竜海在隊裏是出了名的老黃牛。他平時話不多，但踢起球來非常認真，很符合我的要求。我對他說，你人品一直很好，人傢都說你是老黃牛，隊裏也需要你這樣的骨幹，如果你有什麽具體問題，可以提出來，我們看看能不能解决。他也很爽快，說希望能夠幫助解决房子的事情。他說他的年齡大了，沒有幾年好踢了，希望能夠解决一下。老隊員這樣的要求我認為是合理的，便答應他嚮俱樂部反映盡力解决。李竜海人很實在，工作也好做。在談話之前我就得到“情報”說，他願意幹。
林志樺來了。這是上海隊的另一位老隊員，踢中衛位置。說起來，他與我有着特殊的關係。他的父親林耀清是我的啓蒙教練，從感情上講，對他我應該特別對待。當時，我已經考慮好為他留了個位置，讓他去當青年隊的教練。由於彼此之間的距離近，因此我的談話也直截了當。我問還能不能踢？如果不能踢的話，可以去當青年隊教練。林志樺說，他是上海隊的助理教練。我說，那時是體委時期任命的，現在球隊關係從體委變為申花集團，老闆換了。我的意思也很清楚，要想當一名好教練，總要有個過程，我認為從抓一些小隊員着手，對自己積纍經驗非常有用。現在就想當一隊助理教練，恐怕不太現實，而且也不可能。
我說，我從國傢隊下來後，到少體校當教練，培養了高洪波。那時我完全是業餘的，就連飯也是自己做，沒有人幫忙。兩年後我去山西隊，後來又到雲南、火車頭帶隊，然後再去體院讀書，我認為這一段過程對我來說非常重要。中國還沒有一個教練上任韌便當一隊教練的，你還是從小搞起比較好。
林志樺也很通情達理，我們的談話氣氛非常友好。最後，林志樺說要考慮一下，我同意他考慮幾天，後來他還是沒有來。
張衛華是我第五個談話的隊員。張衛華身體條件好，頭球不錯，是後衛綫上的一把好手，而且對他我是比較有把握的，他與成耀東一樣，是我組建國二隊時的第一批隊員。說起來也算是“嫡係”了。我對他談話也就比較隨便了。我首先肯定了他的優點，接着也提出了批評，我問他第一天訓練時為什麽不到？
沒想到的是，我們的談話進行得很不愉快。張衛華提出的條件很現實，一定要解决房子問題，否則就不我對他說，我沒有這個能力，也沒有這個權力，這要看俱樂部。如果你要幹的話，下午必須到場訓練。他說他沒有帶鞋，我說我給你去找。但是到了下午，他人沒了，沒打招呼就走了，對此，我很生氣。
鄭彥也應該來報到的，但他年齡的確大了，自己也認為踢不了，幹教練可能性也不大，因此也不來了。
唐全順在上海隊裏是一個有靈氣的射手，經常得分。但那幾天他一直沒有到隊裏來。直到我們訓練的第4
天，他終於露面了。我說這個時候你來幹嘛？他笑嘻嘻地說我來看看。我說：“三毛(他的外號)，我這次再給你一個機會，你來不來？”他仍說：“看看再說。你可別開玩笑呵。”我說我不開玩笑，我說的是正經的。結果他還是沒有來。
說實話，這段時間我為這些老隊員的事非常操心。我一個一個地與他們談，是想能夠“爭取”幾個留下來。畢竟，這些老隊員無論在技術和經驗上，都是很寶貴的。我希望他們留下來，能夠助我一臂之力。因此，在來來去去的問題上，我對老隊員一直留有面子，並希望能爭取一個是一個。
正在這時，已經在隊裏訓練的邱京巍，也不來了。邱京巍是隊裏的前鋒，說實話，我很用得着他。他忽然不來了，到底又是什麽原因？
後來我纔知道，邱京巍的退出，是怕自己過不了12分鐘跑的關。
其實，足球運動員必須進行12分鐘跑的體能測驗，並不是這一年開始的。衹是這一年中國足協更加強調了。過去在昆明進行的12分鐘跑測驗，監考官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一些體能睏難戶，也是在隊友的幫助下，拖着拉着抱着扛着衝過終點。而這次中國足協來真的了，不允許任何作弊的現象發生。這一下可勞了那些本來就視12分鐘跑為畏途的球員，他們知道這一下可能難以過關了。其中包括邱京巍。他想了半天，最後還是决定離開申花隊。後來他去了王後軍帶領的浦東隊，因為那時浦東隊還是乙級隊(按當時中國足協的規定，參加乙級隊比賽是不需要進行體能測驗的)，幫助浦東隊打入了甲B。
後來我還知道，唐全順的退出，也是基於這個原因。有一次他對我說：“徐指導，不是我不想幹，而是我12分鐘跑不行。”
上海隊變成了申花隊，徐根寶當了主教練，一下子六七名主力隊員退出，這事影響非常大。人們都在問：申花隊到底怎麽啦？發生了什麽事？究竟是因為什麽？
這一切對我這個新任教練壓力尤其之大。我想無論我怎麽解釋，人傢都認為是因為我來了，這麽多主力纔會走的。我的處境很不利，很尷尬。
對於這些老隊員，上海的有關領導做了很多的工作，市體委主任金永昌請這些老隊員吃飯，懼樂部董事長鬱知非也與他們談話，希望他們能留下來，為上海足球作貢獻。但是最後的結果仍不盡如人意，他們仍然不願意留下來。
經過這一段大波動後，到12月中下旬隊伍終於基本上穩定下來了。在我的筆記本裏，記下了第一批申花隊的球員，他們是：李曉、蔣建明、吳承瑛、謝暉、朱琪、陳偉、朱炯、張勇、劉軍、陸瑋、申思、邱之胤、範志毅、吳兵、毛毅軍、黃翌、成耀東、郭志文、姚俊、李竜海、賈春華、蔡建林，這些都是願意留下來繼續訓練的。這就是申花隊的基本力量。
94年1月8日，上海海華傢具有限公司董事長柳孝明贊助了我們球隊傢具。在贊助會上，龔副市長忽然發表了長篇講話，其內容竟然是圍繞我如何到上海，並如何擔任上海申花隊主教練的。看起來，關於我如何到上海，並取得主教練一職的話題，外界早已傳得沸沸揚揚了。這也難怪，上海這麽個大地方，又有全國第一個職業化足球俱樂部，我這個離鄉多年的上海人(在上海人眼裏，我與外地人已經差不多了)“不費吹灰之力”便掌握主教練大權，許多人是看不懂，社會上難免有傳言。看得出，龔副市長是想藉此機會澄清一些問題。
龔副市長着重談了為什麽我到上海來，到上海後，俱樂部為什麽聘徐根寶而不聘王後軍。他首先說，徐根寶擔任申花主教練的問題，是申花董事會聘任的，而他本人則主張徐根寶擔任擬議中的東方隊主教練。
龔副市長說：“去年上半年徐根寶來上海，我和金永昌希望他來上海搞02俱樂部，抓小孩子。東亞運動會時我又嚮袁偉民提出了這個要求，得到了袁偉民的支持。我希望足球場上要有競爭，因此我提出徐根寶在籌辦02俱樂部同時籌建東方俱樂部隊，也就是有了徐根寶去俄羅斯招聘球員一事。申花集團和黃浦區成立俱樂部後，開始提出的主教練人選是方韌秋，但方指導沒有接受。在王後軍與徐根寶之間，俱樂部最後定下了徐根寶，這是俱樂部與兩人談話後决定的。雖然我希望王後軍帶申花隊，徐根寶帶東方隊，因為這更有利競爭。現在，申花俱樂部聘請徐根寶任申花隊主教練，完全是董事會的决定，不存在任何其他因素。”
而後，龔副市長就申花隊今年的建設對我們全隊提了他的看法。他說：“我首先強調精神和隊風。有了這兩點，技術也會上去的。現在主要任務是抓好訓練和作風、隊風，成績實際上就孕育於其中。純抓技術是抓不好的，沒有好的隊風、作風，沒有高昂的鬥志和體能保證，所謂的技術也就是花拳綉腿，經不起碰撞，這一點大傢都有共識。我們在巴西的少年隊認為，在那裏訓練50天，等於在國內訓練一年，這就是我們過去訓練、作風與實戰的嚴重差距。萬事開頭難，我們也不要對申花隊期望太高。事物發展總有個過程，換個形式就是大變是不可能的。改革不會那麽容易，重要的是作風和精神要有所改變，這是提高的基礎。外界要多給予支持，多提善意批評，讓球隊在良好的環境中訓練，不要非難，更不應無中生有，動搖改革的决心。”
關於老隊員，龔副市長也說：“今天我再講一遍，再給一次機會，如果還不想到隊，那就不會再有踢球機會那天會議，我們全隊參加，隊伍整齊，沒有打鬧，更無抽煙。這是我們申花隊第一次在公開場合亮相，大傢的反映都是：隊伍變了。
9．“道聽途說”加感覺，我訂出第一份工資單
隊伍基本穩定後，俱樂部一些工作也開始展開。教練球員的工資待遇問題，也擺到了重要位置。製訂工資這樣的事情是非常復雜的。但俱樂部鬱知非很相信我，讓我給俱樂部做個工資表。
這可是第一份職業球員的工資單。怎麽做？基數是多少？全無參考文本，又不能拿國外俱樂部的來參考。我衹能“道聽途說”加上自己的感覺，擬訂了一份初步的工資單。當時，中國足協定下的球員月工資上限是1500元，後來條例又做了修改，允許俱樂部根據自己條件製定。我聽說廣州太陽神隊定的工資是2000元，上海阿剋發隊定的是1300元左右。而當時上海體工隊一綫運動員的月收入約1000元，教練員約1200元。
根據以上情況，我把平均工資定為1500元，分高中低三檔，範志毅最高，2500元；劉軍等隊員中檔，為2000元；吳承瑛、謝暉等年輕隊員是低檔，1000元。
比賽奬金，我定下的是贏球主力隊員3000元，替補隊員500元。
工資單具體如下：
範志毅2500元，李竜海2500元，成耀東2000元，李曉2000元，
陳偉2000元，劉軍2000元，蔡建林2000元，賈春華2000元，朱琪
1800元，申思1800元，吳兵1500元，黃翌1200元，毛毅軍1200元，
姚俊1200元，陸緯1200元，朱炯1200元，謝暉1000元，張勇1000
元，吳承瑛1000元。
教練員：徐根寶3000元，桑廷良2000元，顧兆年2000元。
這是申花俱樂部第一份職業球員工資單。這份工資單後來得到了俱樂部的批準。
10．非常感動
申花隊第一年相當艱苦，說起來可能有人會不信，隊裏連一個球都沒有。你能想象嗎？踢足球的居然沒有一隻球！我們是嚮青年隊藉了10個球纔進行訓練的。我當教練經歷也不算少了，但這種條件我還是從未碰到過。
那時隊裏窮，可真是窮得連訓練服都沒有。分隊比賽服裝要有區分，怎麽辦？還是桑廷良有辦法，不知從哪搞來了布套衫，往身上一套，能看出不同就行了。伙食更不用說，當時隊裏的伙食標準低，後來申花懼樂部定下每人每天30元，但是食堂管理不善，燒飯師傅的水平也不行，隊員們反映說隊裏的菜還沒有傢裏媽媽做的好吃。
食堂是間破舊的大房子，四面通風，那時正值鼕天，菜上來就冷。吃飯時大傢圍坐在一個巨大的砧板周圍，有點像過去大躍進時代農村裏吃大食堂。
宿舍正在裝修，中午就在沒有裝修的北房休息。那幾天，正是天寒地凍，洗完臉毛巾挂上不久就會結冰，沒有人敢睡覺，大傢都怕感冒。
1993年正是上海三年大變樣的第一年，到處在修馬路，修高架，幾乎每條馬路都堵車。那時候隊員的經濟狀況遠不如現在，不敢每次訓練都叫出租車，因此經常有遲到的。據桑廷良統計，第一個月隊裏遲到纍積次數有一百多次。我從不聽隊員解釋，遲到就是遲到，不管是堵車還是別的原因，衹要是遲到，哪怕一分鐘(當時我讓桑廷良和顧兆年站在門口拿着秒錶等着)也得受罰。經過將近一個月嚴格治理，遲到現象終於漸漸減少了。
有一個星期天，一早起來便見窗外一片白茫茫的大霧。我們都以為今天9點30分前肯定集合不起來了。那時我們是一周訓練七天，誰知9點不到便有球員三三兩兩地來了，不到9點30分，全體隊員竟然無一人缺席！其中吳承瑛是早上五點多就起床擠公交車來的，當時我真的非常感動。我在集合時對大傢說道：“今天這麽惡劣的天氣，沒有一個遲到，非常可貴。大傢從很遠的傢裏趕來，並不在於為了參加半個小時的跑步。這點運動量對於一個職業球員來說不會有多大的作用，這裏最主要反映的是球員的精神，我們整體的精神，這支隊伍是具有嚴明紀律的，而這對於球隊的建設和打勝仗，是非常重要，我感謝大傢！”
這一天我特別興奮，特別有感觸。從第一天報到，時間過了半天仍沒有集合起隊伍，到漫天大霧卻無一人遲到，這支隊伍的隊風、紀律，終於樹立起來了！這一段時間我們艱苦訓練的努力，終於有了結果了！
11．老隊員報復新隊員
隊風雖然樹立起來了，但好的作風衹是基礎，要想成為一支強隊，更重要的還是訓練，刻苦的訓練。尤其是對我們這支青黃不接的球隊來說。
我們堅持一天練兩次，堅持一周七天不間斷的訓練。而過去上海隊每到星期六下午便放假，星期天放一天假，直到星期一下午纔報到。我要求星期六和星期天，也要訓練半天。我想通過這種強硬的訓練，調動球員的狀態和積極性，不讓他們思想上鬆勁，初創階段，總是最艱苦的。
由於七名者隊員離開申花隊，訓練人數都保證不了，我便從青年隊調了幾個人，其中有謝暉、吳承瑛、張勇、張佳平等人。當時，這些年輕球員的基本技術都不規範，記得謝暉、毛毅軍等，雖然個子高，但跳起頂球的動作都不對。我便自己做示範，做完後讓成耀東再示範給他們看。從1993年12月到1994年1月申花隊成立的這一月裏，我們的訓練效果非常好。
這時，大連萬達隊也在上海訓練，我們約了一場練習賽，結果以3比0獲勝。賽後徐弘對我說：“徐指導，看你們申花隊比賽，就像是我們當年的國二隊，看出點搶逼圍來了。”
過去幾十年來，中國足球存在許多問題，而其中最重要的一條便是軟，經不起對抗。我們國二隊和國奧隊後來在國內聯賽成績不錯，就是因為我抓了搶逼圍，從丟球後的回搶開始。當然，要想在比賽中體現這種硬朗，平時訓練中就要像比賽時一樣地嚴格要求、真刀真槍。
習慣了鬆鬆垮垮訓練的球員們，對這種真搶真鏟極不適應，誰也碰不得，稍一碰撞就吵嘴，甚至打架。12月23日下午的分隊比賽，陳偉與黃翌打架，我立即把他們轟下場。晚上在全隊會議上還讓他們做檢查。
我批評說：“這就是我們水平上不去的原因。平時訓練與比賽脫節，訓練對抗，不拼不搶，碰一下就要報復，這叫對抗嗎？今天打架就是典型的例子。我們要提倡真本事，踢人誰不會？業餘隊裏有的是。今天這事危害很大，比賽中你們這樣做，衹有兩個結果：一，影響極壞；二，紅牌罰下，最終受損失的還是集體。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源，還是對對抗的認識不夠。陳偉，你記得以前在國奧隊時嗎？當時與朝鮮隊比賽，人傢踢你你還控得住球，但現在你退步了，一碰就叫，每次與裁判鬧，都有你的份！黃翌你也有壞習慣，一下都碰不得，驕氣，認為自己了不起。”
要讓隊員們認識到對抗的重要性，改掉過去留下來的壞毛病，是很難很難的，尤其是一些老隊員，被新隊友碰撞後還要擡腳報復。每到這時，我都要讓訓練停下來，給大傢講道理，對這種現象提出批評，強製性地讓隊員們知道，這種實戰性的訓練，對於今後的比賽是非常重要的、必不可少的。我說，過去大傢訓練時和和氣氣，真要對抗時便軟了。這種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有一次，一位老隊員被鏟倒，火了，爬起來就朝對方踢去，我當即把這位老隊員轟了下去。
12．先踢他幾腳，上海人就怕了
我任國二隊主教練時，訓練隊伍的指導思想是快、搶、前。當時的中國足協主席年維泅要求我們說，中國足球要解决一個搶宇，解决中國球員一碰上搶就不行的老毛病。一提到搶，大傢都不願意，認為這太辛苦，認為這不是技術，實際上這種說法是不準確的。其實搶的技術與進攻技術一樣的重要。搶是防守技術的一部分，它與進攻是一對矛盾，是對進攻技術的促進。
過去一遇到逼搶硬朗的球隊，我們的技術便不行了。這一點我過去在國傢隊、國二隊，已經有了深刻的體會。1992年2月參加在吉隆坡的奧運會預賽亞洲區决賽，我們國奧隊都由能搶、能跑、能對抗的球員組成，打起來很有氣勢。但是外界批評我們打得太粗糙。到了吉隆坡後我沒有堅持下去，而是換上了許多南方球員，試圖打“技術球”。吉隆坡失敗後我自己總結出許多教訓，其中最主要的一條便是沒有堅持以往的打法。放棄了身體好、力量強、衝勁足、逼搶兇的特點，去與韓國隊進行“技術周旋”，這註定是要失敗的。我要改變中花隊，改變上海足球，就是要突出快、搶、前，更突出一個搶字。我心裏知道，讓上海球員這麽做，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搶，是永不言敗的精神體現，也是積極進取的氣勢所在。我要求隊員們主動出擊，一鼓作氣，不藉一切代價將丟了的球搶下來，再攻到對方的禁區裏去。一人搶，衆人圍，多方堵，要想改變上海的“軟腳蟹”作風，就是從搶開始。過去北方隊一遇到上海隊時在準備會上就講，上去先踢他幾腳，上海人就怕了。他們一怕，球就好踢了！
快搶前，就是以搶為中心。其中雨天泥地裏訓練鏟球，很能培養隊員們的意志力和吃苦精神。我與他們一起在泥地裏練倒地鏟球，我對大傢說，過去我們練鏟球時隊員不願意倒地，不願意跑，不願意魚躍，因為這是最苦、最纍的，而實際上，在比賽中這卻是讓對手最害怕的，在場上最有用的。在這段時間裏，我最強調的便是對抗，便是鏟球，一周內起碼要練3
次。練完後馬上分隊比賽，要求將鏟球技術運用到對抗中去。我還要求隊員們一人搶，其他人移位，準備封堵，而不是站在邊上看。隊員們都非常年輕，肯花力氣，訓練效果非常好。
那段時間，是我當教練以來最辛勞的。每次訓練完回到白玉蘭賓館暫住地，6點半洗完澡，7點還來不及吃飯，我便倚在床上睡着了，一直要到晚上11點賓館總經理錢麗芳派人敲門叫我去吃夜宵時，我才能醒來。那段日子，我就是在這種狀態下工作的。我心中唯有一個信念，那就是盡快把申花隊帶出來。
13．俱樂部要我“安心工作”
雖然訓練工作很辛苦，但我從沒放棄過搞02足球俱樂部的設想。訓練三周後的一個星期天，我約了普陀區體委管足球的領導一起，談有關02俱樂部放到普陀區訓練的事。這事傳到了俱樂部，引來了一場軒然大波。
那一天我到隊後，發現隊裏墻上忽然多了一條標語，寫着“安心訓練搞好隊”之類的口號。我感到很奇怪，隊裏誰不安心了？我問桑廷良和顧兆年，他們也不知道怎麽回事。
訓練完後，俱樂部兩個同志來找我談話，對我提出一些批評，大致是這麽幾點：一，老運動員的除名權不在你這裏，不是你想不要就不要了；二，正是由於你到處亂講話，老隊員的工作給你搞壞了；三，你平時態度太兇，不利於隊裏團结；四，你不安心工作。最後，他們要我考慮後果，要我對1300萬上海人民負責。
我聽了這話馬上來火了。反問道：“我是怎麽搞壞老隊員的工作了？除名的話我是經常說的，不幹就走，本來就應該是這樣。但我也知道，最後决定權在你懼樂部。關於請老隊員回隊的事，我在足協也聽說了一些老隊員的反映，說俱樂部請、金永昌請、為什麽根寶不來請？我是沒有去請，這是真的。因為最後與他們一起訓練、生活的是我，我能去請他們嗎？這樣的話，這支隊伍還怎麽管理，我這個“黑臉”還怎麽唱？再說，我與他們都談過了，歡迎他們歸隊，還做過許多工作。龔副市長也說，門是開着的。領導都說門開着，我能把它關上嗎？老隊員幹還是不幹，關鍵還在他們自己，為什麽要我去請？說我態度兇狠，我找隊員們談話做思想工作你們知道嗎？你們沒有跟隊，不知道我這一個月裏與隊員們談心達上百次，我承認我有時挺兇的，還要讓隊員吃‘麻慄子’(用手指敲頭)，但這是為了訓練，為了隊員們進步。至於說我不安心，更是無稽之談。我哪裏不安心？我的傢不在這，我的傢屬不在這裏，我從早到晚在這裏，嗓子也喊啞了，你們看看現在這條件，看看這辦公室，每天回到住地顧不上吃晚飯便睡覺，晚上11點起來纔吃晚飯，我是哪裏不安心？”我一口氣把這些日子心中的鬱悶吐了出來，當時我非常激動，這一通話說出後，談話自然是不歡而散。
當我冷靜後想想，可能是有關我聯繫02俱樂部的事，被懼樂部知道了，他們不太高興。兩天後，鬱知非和孫春明在申花總部請我們教練吃飯，聽我匯報隊伍情況。鬱知非聽後比較滿意，關於02的事也沒提。
這次衝突後，我開始對02的事小心起來，我知道，比較申花隊，02俱樂部應該是放在第二位的。1994年我們取得第3名的成績後，鬱知非對我說：“02是你的心願，我可以幫助你。”但那也僅僅是停留在口頭上。直到1995年夏天我們隊伍較穩定時，我纔正式成立了02俱樂部。
14．隊裏住進了一位不速之客
儘管我與俱樂部的矛盾有了緩和，但由於有了這麽個插麯，相互間總有那麽一點隔閡。一天，鬱知非對我說，以後俱樂部總經理辦公室要設在江灣，隊裏與俱樂部一周或二周開一次聯席會議，每個階段要有總結，每周計劃要嚮俱樂部報告，對外界我們要唱低調，對新聞界要盡量少說話，我們公開目標是第6名，但內部要嚮前三名努力。
我敏銳地感到，俱樂部還是對我不太信任。要我匯報，要開聯席會議，總經理辦公室要設到江灣來，到現場“盯”我，對外界唱低調，每周要報告，好像要把我捆住。這種不信任的感覺，讓我很不舒服。
過去我當國傢隊、國二隊和國奧隊主教練時，儘管每周也要嚮訓練局、嚮年維泅匯報，但工作還是讓我放開搞，訓練計劃有時報上去，有時根本不報。我非常欣賞榮毅仁老人送給我的八個字：“集思廣益、獨斷專行”。
俱樂部這種與體工隊完全不同的做法讓我難以接受。我喜歡那種我行我素的做法，我希望自己的工作建立在領導必須信任我的基礎上。信任我，我就投入，並為此負責。這種信任其實也是一種壓力，一種促進。俱樂部這樣做，像是不信任我，像是要監督我，這種於法，我從未經歷過，尤其對於我這樣一個不太願意讓人束縛，個性又極強的人來說。
但冷靜下來我又想，我們都是在進行着一項過去從來也沒有做過的工作，職業俱樂部是什麽樣？內部管理又是什麽樣？我們都沒有碰到過。在這個時刻，我不能意氣用事，該忍之處還得忍。我想，等我出了成績，再來證明誰是誰非吧。好在我對這個隊非常有信心，衹要把訓練抓上去，我們一定會出人頭地的。
後來也怪，訂了那麽多條，最後都沒有實施，聯席會也不開了，總經理辦公室也沒有到江灣來。我想，這大概是經過了最初的磨合後，大傢都感到沒有必要去這麽做，或者是沒有這麽做的緊迫感。至今，江灣仍是球隊的住處和訓練地，俱樂部辦公室仍然在市中心。
有一件事情，至今想來仍十分有趣。雖然聯席會議不開了，總經理辦公室也不設了，但有一天，隊裏忽然來了個40歲左右、原在普陀區幹公安工作的中年人。當時的俱樂部聯絡員張德發對我說，他是來申花隊擔任保衛工作的。
這人搬進隊後很少與人說話，我們始終吃不透他到底是幹什麽的，但我們相信，他絶不是為“保衛”而來的。
兩周後，他悄悄地把桑廷良拉到一邊說：“明天我要走，其實我是到隊裏來瞭解你們每天工作情況的。兩周來，我看到你們訓練非常辛苦，工作非常繁多，而且如此地投入，尤其徐教練，讓我非常感動。”聽了桑廷良轉告的這些話，我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
對於申花集團來說，他們也從來沒有正式接手過球隊，也不知道球隊的管理和建設應該怎麽做，他們對足球運動的特殊性瞭解得不夠，因此把管理企業的模式簡單地套用到球隊，這大概也是初創時期我們之間産生矛盾的主要原因吧。
副領隊張德發後來與我的關係也相處得很好，大傢無話不說。有一次他對我說，根寶你知道嘛？這半個多月來，我挨“剋”了。我說，你應該被“剋”。你要瞭解隊，就必須與我們從早到晚呆在一起。你必須瞭解我們的隊，瞭解我們球員，瞭解我們的訓練，你衹有真正瞭解了，才能嚮俱樂部匯報我們真實的情況。我開玩笑地對他說，你挨“剋”是完全應該的。
由於俱樂部對我逐漸信任起來，我們的工作關係就理順多了。
為什麽我要提這件事呢？因為我認為這些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並不是孤立的。這也是舊體製嚮新體製轉化時一定會出現的，它並不是依照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我想，在其他俱樂部，俱樂部與主教練之間的關係上肯定也會發生這種事情，僅僅是表現的方式不同罷了。有矛盾就會有衝突，就會有進步。我想，我與俱樂部之間的這些矛盾，為現在和將來的俱樂部工作提供了一些教訓。
15．俄羅斯外援來了
94年1月26日，三名俄羅斯球員來到了我們申花足球隊。
當時我們是初創階段，說起來是職業隊，其實連一個像樣的住宿地方都沒有，訓練的場地也不行，餐廳像個大伙房，集中開會的地方也找不到，厠所連腳都插不下去。整個基地，甚至一身整齊的訓練服裝都沒有。儘管俄羅斯也有許多睏難，但是像我們這裏的條件，他們恐怕是不會想到的。
當時最需要解决的問題是，我們住在江灣，那裏正在改建，亂七八糟的。吃飯問題怎麽解决？他們能與我們一起吃大鍋飯嗎？一想到黑頭髮的和黃頭髮的坐在條凳上，
圍着一個如砧板一樣的大桌子吃飯，我就覺得好笑。還有，他們住在哪裏？由於宿舍改造，球員們都走訓，他們要走訓，走到哪裏去？這些都要我這個主教練去解决。
住的問題還好解决，我與白玉蘭賓館老總錢麗勞打了招呼，他們非常支持，讓他們佐在白玉蘭賓館，與江灣訓練基地很近。每人給買一輛自行車，車費也省了。但吃的問題不好解决，考慮到經費，開始商議的是早餐在賓館，午餐和晚餐在基地。但幾天之後，這些俄羅斯球員反映吃不慣。最後我與他們達成了妥協，午餐在基地，早晚餐在賓館。那些“小毛子”聽說能夠在賓館吃西餐，高興得眉開眼笑。
吃住問題解决了，下一步就是訓練了。說實話，我對他們的能力，對他們能否在中國幹下去，心裏一點底也沒有。當初我出去挑外援，領導給我的要求是“引進就是勝利”，因為對於上海來說，引進外國球員，在中國足壇是開先河的。再說，當時也沒有那麽多的時間，也沒有那麽多的資金，我衹能在乙級隊裏去挑，而且衹憑錄像和自己的感覺。
經過了三天的訓練，我問他們感覺怎麽樣？
那些俄羅斯球員反映肌肉酸痛，莎莎甚至說，他們不習慣這種訓練方式和強度。在俄羅斯他們每天衹練半天，練完以後便開車回傢，這裏卻是上下午都要練。再者，他們對我們的力量訓練尤其不習慣。在俄羅斯，他們是不練力量的。
莎莎看上去身體單薄，瘦瘦的，兩條腿很細，一撞就倒。我問他，你的力量為什麽這麽差？他滿不在乎地說，在他們那裏從不練器械力量的。我感到這樣下去不行。我不管俄羅斯人對這個問題怎麽看，反正我認為一個足球選手，如果身體力量不行，經受不起衝撞是肯定不行的。當時我就對他說，在我這裏，你是一定要經過這一關。經過一段時間的器械訓練，莎莎與瓦洛佳的腿部力量明顯增強。在分隊訓練時，再也不是一撞就東倒西歪了。這說明，我的力量訓練指導思想和訓練方法是可行的。在後來長期的比賽中，隊裏傷員少了，比賽中拼得出，就是到了下半時照樣衝勁不減，這確實與我們經常保持力量訓練有關。
莎莎是個老運動員了，但出國踢球還是第一次。對於他來說，到中國踢球也是一樁非常新鮮的事。我問他，如果我們與你所在的斯密那俱樂部隊比賽，我們能不能贏？他說，能。我問為什麽？他說，申花隊裏有許多技術好的球員，如成耀東、劉軍、李曉、陳偉等，整體實力強於斯密那隊。
對於中國球員來說，與外籍球員一起踢球也是一件新鮮的事情。但是幾天以後，這種新鮮感沒有了，球員們對這幾位“黃毛”來搶他們的飯碗有了看法。一些人反映，莎莎和瓦洛佳水平不行，連年輕球員都不如。這就像後來我在大連萬達，我挑了艾裏，但大傢都說艾裏不行一樣，這是後話了。
那段時間，這幾個俄羅斯球員確實沒有什麽突出之處，引來球員們對他們的反映也是正常的。有一陣子，瓦洛佳練得不起勁。我問是什麽原因？莎莎說瓦洛佳感冒了，身體不太好。我對他們說，在中國，一般感冒衹要不發燒都照常上班。當運動員的有時比賽需要，即使發低燒也要上場。莎莎說，在俄羅斯不是這樣的，患感冒要休息一周。過去我也聽說過外國人對感冒非常重視，他這麽一講，我也沒有堅持。
這3
名俄羅斯球員在隊裏訓練了一段時間後，我對他們也有了基本的看法：守門員庫茨的特點是高球好，門前判斷不錯，但低球差，缺少力量，與蔡建林、賈春華屬於同一檔次；莎莎33歲，組織型前衛，特點是防守能力強，可以打不同的位置；瓦洛佳年輕，有衝擊力，體力好，門前的感覺還可以。事實證明了我的看法。在1994年，瓦洛佳一共打進了10個球。考慮到他們在比賽中的作用，我們留下了莎莎和瓦洛佳，庫茨讓他先回去了。
16．“如果搞上去了，你也是人才”
1994年1月29日，在北京召開全國足球訓練工作會議。在會上，國傢體委主任伍紹祖講到人才問題時說：“各行各業都有人才，中國體育界也有人才，袁偉民是人才，馬俊仁是人才，足球界雖然沒有成績，但我看也是有人才的，高豐文雖然胖了些，現在不行了，但也是人才。”他對着我說，“你根寶能不能成為人才，就是看你能不能把申花搞出點樣子，把成績搞出來。如果搞上去了，你也是人才。”
儘管我率領國奧隊沒有衝出亞洲，但伍主任對我的印象仍然不錯，無論是我的訓練計劃，還是我帶隊的風格，他都很欣賞。伍主任在與我談話時曾說：“根寶，你馬來西亞如果成功，你做的許多東西便是經驗了。”伍主任相信我是有能力的，因此在會上提我。他是讓我不要泄氣，也是要足球界不要泄氣。我知道伍主任的用心，我把伍主任的話看作是對我的期望和鞭策。回到賓館，躺在床上我就想，這幾十年，尤其是近幾年來，我走過輝煌的道路，也在馬來西亞栽得頭破血流。如果馬來西亞成功的話，我就不是現在這種情況了，國傢隊主教練的位置，也不會莫名其妙地丟失了。一想到這，我就有點不甘心，又有一種躍躍欲試的感覺了。我也想，以前在大賽中失敗的教練，都一個個無聲無息了。但我並沒有倒下，我跟了施拉普那一年，不能體現我的本事。這次職業足球改革，不正是者天嚮我徐根寶張開幸運之手嗎？我必須抓住這次機遇，必須幹出名堂來，讓所有人知道我徐根寶還是有本事的。我要靠自己的實力重新站起來。開完會第二天，我立刻趕回上海，參加訓練。
17．提出“搶逼圍”
閉門苦練了兩個多月後，我們終於要參加比賽了。南京方面發來邀請，讓我們去南京與江蘇隊打一場公開賽。
我既興奮又擔心。興奮的是終於有比賽的機會了，就像是一支終日排練的樂隊得到了到舞臺上表演的機會。但也挺擔心的，畢竟這是我們的第一場演出，如果演砸了怎麽辦？
上海的新聞界對我們第一次公開比賽相當重視，各大媒體的記者都去了。贊助服裝也到了，我們申花隊終於第一次服裝整齊了。在南京車站下火車時，大傢着裝整齊，格外精神。接站的江蘇體委的同志開玩笑地說：“喲，不得了，職業隊來了！”
南京的比賽對我和球隊來說，是一場非常重要的考試，它將檢驗我們過去兩個月的訓練成果，檢驗我為申花隊製訂的訓練計劃是否成功。不巧的是，劉軍在訓練中腿拉傷了，成耀東也受了傷，範志毅在國傢隊，朱琪、申思在國奧隊，能打比賽的，基本上都是年輕隊員。
那時我正生病，大傢勸我別去了，但我還是隨隊到了南京。我們住在五臺山體育場招待所，我和桑廷良、顧兆年；人佐一間房。晚上，電視機裏播放AC米蘭隊與帕爾馬隊的比賽，我讓桑廷良統計一下，進攻時一腳、兩腳、三腳傳球有多少
？統計結果是占全部傳球的百分之八十以上，這說明外國強隊進攻時也是強調盤帶少，強調一腳出球的，這與我們的訓練思路是一致的。賽前準備會上，我給隊員上了1個多小時的業務課，又給大傢講了AC米蘭隊和帕爾馬隊比賽的傳球統計。我說我們對江蘇隊並不瞭解，但關健是要打出我們自己訓練的東西來，打出快搶前的指導思想來。
年輕隊員都很緊張，左後衛吳承瑛顯得特別緊張，他跑起來暈頭轉嚮，還在禁區裏為對手製造了一個點球，幸虧蔡建林撲出。而莎莎一個直傳，由朱炯打進的那個球卻非常漂亮。
這場比賽我們最後4比1贏了，但場面上卻看不出優勢，江蘇隊的體能比我們還要好，這些都是我沒有想到的。
比賽打完了，主辦單位給我們送來一萬元出場費。我們隊裏球員加幹部共30人，這一萬元如何分？據原上海隊的年輕球員介紹，過去打這種友誼比賽，老隊員一般不上場，都由年輕球員比賽，但分奬金時不上場的老隊員比上場的年輕球員還要多。這不合理，應該拉大上場的和不上場的，主力與替補的差距，拉開十倍的差距，這是第一次。
這樣的分配方案在當時中國足壇是沒有的，大傢擔心會有問題，我說為什麽不試一試呢？主力隊員如朱炯、毛毅軍等人拿500元，不上場隊員一律50元，安排好後由顧兆年去分錢。他遲遲不動身，對我說，這50元那些老隊員會要嗎？
我說他們肯定會有意見。但你衹管發下去，他們不敢不要。我就是要讓他們知道多勞多得這個道理。
對江蘇隊的比賽是我執教生涯的第一場職業比賽，也是第一次按照想象的職業化進行的比賽，從服裝、分配到用人等。這場比賽，我總結出三個第一：
第一次比賽測驗，第一次競爭機製，第一次按勞分配，這在中國足壇，恐怕都是第一次。
在回上海的火車上，我終於鬆了口氣，心裏暗自念道：老天有眼，讓我們能夠回去痛痛快快過個年。這一天是農歷小年夜。
雖然在南京與江蘇隊打了場比賽，但是外界還不怎麽清楚中花隊水平到底如何，各種猜測都有，其中有許多是針對我本人的。儘管我出生在上海，但由於長期效力於八一隊和國傢隊，在感情上與上海的球迷聯繫沒有那麽緊，他們對我還不太瞭解。當然，最主要的還是我在馬來西亞吉隆坡的失利，9分鐘失了3個球，給人傢的印象太深了。建隊初期，一下子走了七個老隊員，球迷們普遍認為靠那些小青年撐世面，中花隊肯定不行。聽說有一次球迷座談會上，球迷們的發言非常激烈，他們普遍對上海足球悲觀失望。認為徐根寶衹會長傳衝吊，不會“PASS”(上海人對技術足球的統稱)，搶逼圍下去，上海足球與北方隊沒有什麽兩樣了。其實，我也知道，球迷們打心眼裏不喜歡這種大刀闊斧的風格，他們對“精緻”的上海足球還有着很深的感情。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迎來了建隊以後在主場進行的第一場比賽。
2月23至17日，上海東方電視臺舉行東視杯足球邀請賽。參賽的有八一隊、江蘇隊、北京隊和我們申花隊。第一場比賽我們與八一隊對陣。場上的觀衆不多，大傢都願意在電視裏看比賽。我要求隊員們把平時練的東西拿出來，要像小老虎一樣去拼八一隊。
比賽的結果是1比l。畢竟是第一次在自傢面前亮相，打得有點緊，看上去熱鬧，但場面有些亂。第二天一大早，我與龔學乎副市長通電話。龔副市長說，吳邦國(當時的上海市委書記)昨天也看了你們的比賽，不過是開完會後看了下半時的一段。他說，吳邦國問兩傢怎麽都跑不動了？看來體力有問題。龔副市長還補充了他的意見說，你們的技術太粗糙，特別是在下半時，失誤太多，究竟是什麽原因你要找一找。
我沒有想到市裏領導對我們申花隊會這麽重視，回去我把這些嚮隊內的幹部傳達了，並要求隊員們一定要打好第二場。
第二場比賽對江蘇隊。在賽前的準備會上，我總結第一場的經驗教訓後，要求大傢減少失誤，提高搶的成功率。我說，你們別看江蘇隊輸給了北京隊。但從場面上看，這兩傢都差不多。江蘇隊還是有實力的。我還告誡大傢，不要以為在南京贏了人傢4比1，那是我們機會掌握得比較好，人傢也有許多機會。
這場比賽打得還可以。雖然說沒有那麽多的緊張場面，但1比0比較平穩地贏下來了。最主要的是搶逼圍把對方逼住了。他們幾乎沒有機會。
最後，我們與北京隊爭奪冠軍。這場比賽，高峰被凍結了。但最後的結果，卻是北京隊奪得了冠軍。
沒有拿到冠軍，但在上海的第一次亮相得到了普遍的認同。比較一致的看法是：想不到這些小鬼還可以。在這三場比賽中，我提出搶宇：搶為中心，用搶促進各方面的提高。我對球員們講，搶是體能的反映，如果沒有體能，怎麽搶得起來？沒有力量，沒有速度，衹能跟在人傢後面，怎麽去搶？搶也是作風的表現，關鍵的時刻，在大傢體能都下降的時候，就看你的意志品質了，看你。能否咬牙挺得佐。不要以為搶球衹是力氣活兒，搶也是技術，一種防守技術。如果你技術不行，被別人過了，還搶什麽？像我們現在，動作太大，一搶就犯規。這裏面有沒有技術？當然有，搶還要講究整體配合，比如說把對手往邊上逼，盡快離開中間的危險區域，一人上去搶，其他球員要註意保護，要有預判，估計可能出球的方向，及時斷球。這難道不是技術與戰術的結合嗎？
以後被人們廣泛議論的“搶逼圍”便在這次比賽中作為口號提出來的。但是，“搶逼圍”在申花也不是一帆風順。
18．改造李曉
談到搶字，我不得不談一談李曉。
李曉是我1986年從上海青年隊調到國傢二隊的。他當時給我的印象是踢得軟，丟球不搶，膽子小。我用了幾乎一年的時間，采取強製性手段讓他改變了這些缺點。一年之後，李曉直接進了上海一隊，在第六屆全運會上還踢上了主力。但這次我接隊，發現李曉似乎又回到以前的老模樣了。但這次對他的改造，要比1986年辛苦、睏難得多。
東視杯的三場比賽，我考慮最多的便是對李曉的使用問題。李曉在南京與江蘇隊比賽時是替補上場的，但後來與對手發生爭執，被我換了下來。
李曉技術不錯，有速度，踢球也有靈氣，但比較懶散，不肯跑，防守意識差，不積極參加防守，這是我不能容許的。在我的要求下，任何隊員都要參加防守，從失球的第一秒鐘開始。因為你在前面堵了，即使沒有搶到球，也會給後面的防守布陣贏得了時間。
這三場比賽就是我強調作風、改變隊裏的面貌，樹立新氣象，為甲
A打基礎。因此我強調，作風不過硬的球員，不能上場。
我讓李曉打替補，是想瞭解一下其他前鋒的能力如何。我先用張佳平，再用謝暉，然後把李曉換上場。比賽結束後懼樂部人士對我說，你在比賽中換人上有問題。我問什麽問題？他們說，李曉應該用，不應該換下來。我說他在場上不貫徹我的意圖，不搶，我不能用他。
那段時間，關於李曉的使用問題一直是大傢談論的焦點。我不得不承認，在這個問題上我是少數派。許多人都問我，為什麽不用李曉，我總是用同樣的理由試圖去說服他們，但沒有什麽效果。我不是對李曉有什麽偏見，我想，建立這麽一支球隊，就像一支軍隊，一支有瘋狂衝擊力的，人見人怕的軍隊，這就需要11個不知疲倦、勇猛衝鋒的勇士。誰也不能特殊，不能看着別人努力而自己無動於衷。
這段時間，誰也沒有說服誰，我依然保持自己的看法。直到聯賽前，鬱知非與我又談起李曉時非常懇切地說：“根寶，在用人問題上，你是主教練，你有權力决定誰上和誰不上。但這次你就先用主力吧，通過比賽表現再看怎麽辦。”
經過這麽多的“折騰”，李曉比以前提高了，在後來的聯賽上，他的表現還是不錯的。1994年對於李曉來說是又一次飛躍，又一個高潮。這個高潮之所以能夠到來，與我們對他的嚴格要求，改變了他丟球不搶，軟、膽小的毛病有很大關係。當初成耀東嚮我介紹時說，李曉已經不是過去的李曉了，他退步了。但經過1994年的“改造”後，李曉又進步了，後來他調入國傢隊，在亞運會上打得也不錯。
其實，李曉的問題，也反映了老上海隊的問題，那就是有靈氣，有技術，但作風不硬，體能差。對李曉的改造，可以說是對上海隊改造的一個縮影。當李曉在場上奮勇追擊、拼搶時，我心裏暗想：李曉，我終於把你改過來了！
19．小範剛歸隊，就要請假
中國足壇一年一度的昆明海埂春訓又開始了。
我們到達海埂後的第三天，範志毅從國傢隊集訓地廣州趕來報到。第二天我們要與海牛隊打一場練習賽，就對他說，你明天先在邊上看看，瞭解一下我們隊年輕球員情況。
從申花成立到現在，範志毅還是第一次回到自己的隊裏。他對申花隊並不瞭解，看到這些隊友他瞪大眼睛說：“就靠這幫人去打比賽？”我說、“衹要大傢努力，沒有打不好的比賽。想當年國二隊時你也不行，現在不也行了？我們當年國二隊拿冠軍人傢想得到嗎？”
我們在海埂打了4場練習賽，4比1勝海牛隊，2比0勝佛山隊，2比1勝天津隊，4比1勝吉林隊。遼寧隊的門將徐強看了我們的比賽後說：“你們簡直就像是一群瘋狗！哪像是上海隊？！”
範志毅看完我們第一場4比1贏海牛隊的比賽後說：“哇，這幫人真能跑，真能搶，體力怎麽這麽好？！”那場比賽，我們上的是陸瑋、瓦洛佳、謝暉、張勇、吳承瑛、程海峰等，都是年輕人。這場比賽一打，震動老隊員，也驚動了海埂。申花成立後大換血，大傢對申花並不看好，誰知申花隊完全沒有了老上海隊的樣子，變成了一群“瘋狗”，人們開始颳目相看了。
第二天，隊裏組織爬西山，我規定昨天投打比賽的全都要去。範志毅提出不去，說要請假。我說，你剛從廣州回來，怎麽就要請假？範志毅說是來了幾個澳門朋友，而我得到消息是他剛與李倩交上朋友，正密不可分呢。
但他還拿者上海隊眼光和處事方式來看待問題。我說不行，你可以不去西山，但假不能給。你必須與昨天打比賽的主力一起活動活動。
看得出他不太高興，幾天後仍然帶着情緒。我找他談了一下，我說：“小範，現在的中花隊已經與過去的上海隊不同了，應該以新的標準要求自己了。你到國傢隊後我們隊的情況你衹是聽說，現在你看到了。小範，你從小在我這裏訓練，你對我來說是禍是福，我現在還不知道。你如果好了，是我的福，你如果不好的話，便是我的禍。”奧運會小組賽我們對朝鮮隊時，小範頂進了一個球淘汰了朝鮮隊，但在吉隆坡决賽時他卻不行了。
小範到底是老隊員，而且跟我的時間很長，基本覺悟還是有的。儘管心裏不痛快，但他還是老老實實遵守隊規，呆在海埂沒有出去。我知道，如今的申花隊，小範是個“頭”，“捉”住了他，隊裏的工作也就省心了一半。這一周，大傢練得都很賣力，申花隊訓練場周圍，總是圍着許多人，因為這裏的聲音最響，動作最大，一些教練和隊員都來看我們訓練，這無形之中使大傢練得很興奮。
20．最好的照顧是嚴格
幾天後的一個中午，我正在屋裏整理筆記，成耀東走了進來。看他那神色我便知道，肯定是有事求我。果然，他是來請假的，要請一周的假，回一趟上海。當時一聽我就不高興，我想，你成耀東體能測驗是個睏難戶，12分鐘跑都成問題，現在離測驗時間已經很緊了，為什麽還要請假呢？你考慮過體能測驗的問題嗎？
成耀東對我說的理由卻不能不使我“心軟”：他太太剛從加拿大回到上海，一件有關簽證的問題，非要他去不可。怎麽辦呢？我說：“離開昆明，要經過春訓辦批準，還要俱樂部的同意。這不是我個人能夠决定的。再說，你請假一周，你的體能測驗肯定就完了。你說怎麽辦？”他說：“在昆明我可能是測不出來了。但我保證補測成功。”後來他確實是補測過關了。但當時我還是不敢拿主意。我想，成耀東的睏難確實應該考慮，但他是隊裏的骨幹，如果成耀東開了這個頭，其他人怎麽辦？我找桑廷良和顧兆年兩個助手商量，他們也拿不定主意。左右為難之際，我嚮俱樂部作了匯報。俱樂部來電說，讓我們根據情況處理。這樣，我最後還是同意了。當天下午，成耀東便離開基地，飛回上海。看來他是挺急的。
這段時間最令我頭疼的，是隊員不斷提出請假。說實話，我不是不願意讓隊員出去，但是我擔心我們這支隊伍剛組建，一切都得從零開始。領導對我們的期望又非常高，把這次足球改革作為中國和上海體育改革的窗口，如果我們不橫下一條心，全心全意地苦練，怎麽對得起大傢的關心，怎麽來證明自己呢？
隊裏走了七名老隊員，剩下的幾個骨幹球員，便成了老隊員了。老隊員在隊裏的作用很大。他們在場上是主力，在場下對年輕隊員有影響作用。老隊員的工作做不好，隊裏的管理要上臺階是很難的。
隊員與教練確實是一對矛盾。隊員總想休息得多一些，照顧得多一些，對他們鬆一些。但是教練不能這樣做。如果這也考慮那也照顧，隊伍的作風便沒辦法形成，沒有過硬作風的球隊，是不可能有堅強意志的。
有一次，蔡建林和李曉來嚮我請假。我沒有同意。蔡建林便說，範志毅和成耀東沒有請假都能走，為什麽我們請假反而不行？
我把成耀東找來，問他為什麽不請假就外出？
成耀東說他沒有外出，而是在樓上青年隊。我馬上讓桑廷良去青年隊問一問，桑廷良回來說，青年隊的人說沒見成耀東來過。成耀東轉口又說，他沒有離開過基地。這時，你能說什麽呢？
我真是又好氣又好笑，你沒有拿住他的把柄，你怎麽處理他？總不見得為這麽一件小事興師動衆調查吧？我想，成耀東是個很聰明的人，他應該知道我們對此的態度了，不能逼得太急，這樣有利於問題的解决。我就說，你沒有離開就是在隊裏了，以後衹要離開隊就得請假，萬一有事我們好找你？成耀東點點頭走了。在請假和遲到的問題上，成耀東在隊裏是最多的。後來他對記者也說，當時我們對根寶的這些做法不太理解。但是後來纔慢慢感覺到，就是因為當時抓了紀律和作風，我們的隊風纔形成了，纔有了我們這支隊伍的今天。
我找成耀東談話，他要我照顧老隊員，過去對老隊員都有照顧，現在也應該有。我說：“成耀東，過去是過去，現在是現在，兩者不能等同。再說，什麽叫照顧
？最好的照顧就是嚴格要求你們，出了成績，你們拿了名次，獲得了利益，這是最大的關懷和照顧。”
後來聯賽首場對瀋陽海獅隊比賽後，李曉拿到奬金，回來說要感謝教練對他的關心和照顧。另外我對隊員們反映我不講情義也很反感。什麽叫情義？球賽贏了，這就是情義。在球隊裏，嚴就是情義。
在昆明海埂的訓練中，申花隊出盡風頭，打了4場練習賽，給人以全新的感受，基地上下普遍反映，申花不像是上海隊，像是北方隊，像是一群“瘋狗”。那時，好多原來國奧隊隊員到隊裏來看我，他們講得最多的便是“徐指導，我們在吉隆坡最關鍵是沒有堅持這樣的打法，如果我們堅持下來，也許就不一樣了”。這更增強了我堅持自己打法的信心。海埂春訓初步改變了上海隊的作風，正是因為有了這次海埂的春訓，纔有了我們聯賽開頭的4連勝。
體能測驗在海埂開始了。這一年中國足協動真格了，不允許有任何弄虛作假。我們申花隊的體能測驗也不太理想，我寄予很大希望的李竜海沒有及格。他挺冤的，在折返跑時沒有把瓶子推倒，記錄員便認定沒有成績，李竜海沒有及格，也就此結束了足球運動員的生涯。一個可樂瓶子可以讓一個優秀運動員結束運動生命，不管你信不信，不管你認為合不合理，但這就是現實。
張佳平和黃翌也因沒有在12分鐘內跑過2900米的及格綫，被取消了參加聯賽的資格。
我尊重李竜海的意見，不能當運動員就當教練員。我感謝他在這三個月建隊初期的訓練中，起到了一個老隊員的作用。在當時，隊裏有六七名老隊員沒有報到，衹有他來了，並與年輕球員一起參加訓練，他是個非常不錯的老隊員。後來他當上了青年隊教練。
1994年昆明海埂的春訓，是中國足球職業化改革後的第一次，大傢都練得比往年要認真。我們申花隊無論哪個方面的表現都很突出，多次受到春訓辦公室的表揚。我們在昆明打了4場比賽，完成了預定目標，增強了信心，堅定了打法，擴大了影響。當然，我這個“敗軍之將”也成了海埂的新聞人物。
3月6日，王俊生找我談話，他主要是想聽聽申花隊的情況，瞭解職業化改革以來球隊的建設方面的情況；此外，還徵求對國傢隊下階段工作的意見，其中包括參加亞運會的問題。當時對國傢隊參加亞運會有兩種意見，一讓國奧隊去，二是讓國傢隊去。我的態度是，如果中國足協定下前三的指標，讓國奧隊的年輕人去是不行的。主教練也是個問題，老那明擺着沒有什麽打法，但誰去接？
談到這個話題時，王俊生說，這全怪你根寶。你的出走把我的全部計劃全打亂了。我說，怎麽打亂了？他說，你在邊上，如果老那不行的話你去接，順理成章。我對王俊生說，我走還是對的。老那不行，我也是不行的。報紙上不是說過，老那不行就是因為根寶的問題。
當時，老那的國傢隊確實有許多問題，大傢都對國傢隊不滿意，好多國腳體能測驗都不及格。當時的形勢是戚務生接國奧隊，老那仍然帶國傢隊。但換掉老那的呼聲很高。換教練可以，但是換誰？我說，如果戚務生接的話，他不也變成了兩個隊的教練了？當初我身兼兩職，就招來許多人的批評。但讓老那繼續堅持下去恐怕也不行。當時王俊生很頭疼。後來的格局是，老那繼續當國傢隊的主教練，戚務生任執行教練，把老那架空了。參加亞運會的指標還是要前三名，最後决定還是由國傢隊去。最後王俊生對我說：“說心裏話，你搞申花我們都很高興，你搞02也很有遠見。我們希望你能夠成功。”
昆明春訓結束後，我回了趟北京的傢。3月27日下午，我在傢裏接到了正在北京中央高級黨校學習的市委副書記陳良宇打來的電話。陳副書記非常關心中花隊的情況，我便嚮他匯報了隊伍在昆明的春訓情況。陳副書記指出，上海正處在力爭三年大變樣的第一年，上海的改革對全國的影響很大。我理解陳副書記的意思，就是要上海足球改變原來的面貌，能夠把上海的精神文明建設在球場上反映出來。陳副書記對我說：“根寶，你做到了這些，就是為上海作了貢獻。”陳副書記的話，當時對我的鼓舞真是挺大的。
第二天，我給龔學平副市長打了電話，匯報了昆明春訓的情況，其中包括老隊員測試不理想的情況。龔副市長對我們的工作比較滿意，對測試不及格的人員也提出一定要安排好，要謹慎。4月5日，他給我打來電話，對測驗不及格人員的安排提出了一些設想，並問他們一年沒有工作，工資如何拿法？這個工作一定要做好，否則就會影響其他老隊員的情緒。他還問李竜海、成耀東是不是安心，聽外面反映，隊員認為隊裏缺少人情昧，你可要註意這些問題啊。龔副市長甚至連伙食情況也問得非常細。
打完電話後，龔副市長還不放心，4月7日他親自到隊裏來過問情況。我說，張佳平和黃翌定下的工資是每月500元，如果明年測驗還不行，懼樂部纔解聘，龔副市長對這樣的安排比較滿意。萬事俱備、衹欠東風。我急切地等待着聯賽的開始，準備大幹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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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聯賽第一戰，鬱知非胃痛突然發作
經過三個多月的訓練，期盼已久的1994年的職業聯賽終於開始了。我們第一場是客場對瀋陽海獅隊。
比賽之前，鬱知非與我商量對瀋陽海獅隊比賽的奬金問題。我們定下的標準是主場勝3萬元，平1萬元，客場勝則奬5萬元。鬱知非當時的觀點是，奬金是為了提高隊員的競爭意識，但不能讓隊員都去為錢踢球，奬金主要是調動積極性。
我提出了不同看法。我說主客場比賽、對手強弱和關鍵場次比賽的奬金應該是一樣的。我們的目標是2分(當時勝一場得2分)，不會因為你是主場勝利而少積分。因此，我建議無論什麽情況，奬金應該是一樣的。鬱知非聽後認為我的意見有道理，便同意了。
俱樂部還提出分階段發奬金，以前4場為一個階段，如全勝得8分，再奬教練一萬元。拿7分奬7000元、6分奬50Q0元、5分奬3000元、4分不奬不罰、3分罰2000元、2分罰3000元。後采這個方案實行了。第一階段我們4戰鬥勝拿了8分，但最後是否奬勵教練了，我想不起來了。
我們與瀋陽海獅隊的比賽是4月16日。14日我們便到達了瀋陽。懼樂部老總鬱知非和孫春明也隨隊一起到瀋陽，這也是他們第一次參加甲A聯賽。賽前鬱知非突然胃痙攣，痛得直不起腰，我知道他這是緊張引起的。他說，我當了這麽多年的老闆，還從來沒有這麽緊張以。
瀋陽隊剛從甲B升上來，他們的主教練叫謝爾蓋，是俄羅斯人，也是甲
A中第一支由外國教練率領的球隊。外援中有個光頭外援叫莎莎，能力很強，在海埂春訓時就受到了普遍的好評。我們要完成前六名的指標，便一定要戰勝瀋陽海獅隊。這場比賽的目標就是贏球，而不是客場保平爭勝。說實話，客場比賽要贏球沒有那麽容易，再說瀋陽隊在春訓期間戰績也不錯。儘管我們在春訓和東視杯邀請賽上表現不錯，但畢竟是友誼賽和練習賽，與真正的聯賽無法相比。
這是申花隊成立後的第一場正式比賽，第一炮一定要打響！
我們教練組反復開會研究，最後終於定下了申花隊第一場比賽的出場陣容：
守門員蔡建林，右後衛姚俊、中衛毛毅軍、吳兵，左後衛吳承瑛；後腰範志毅，右前衛劉軍，左前衛朱炯，前腰莎莎；前鋒瓦洛佳和李曉。
在確定這個陣容時，有兩個人選我一直猶豫不定：左前衛是用朱炯，還是用陳偉？
朱炯平時比賽打得不錯，但沒有參加過大賽。這麽重要的比賽，我們還是想用老隊員陳偉。說來也巧，就在我們猶豫難下决斷之時，比賽前一天晚上陳偉突然腹部劇痛，一查是急性盲腸炎。沒有什麽可考慮的了，陳偉不能上場，給了朱炯一個機會。
第二個考慮的是左後衛用吳承瑛還是用成耀東。吳承瑛體能好，拼勁足，但畢竟他還沒有參加過聯賽，此前甚至連乙級隊都沒有打過，他行嗎？要用他肯定是要冒險的，因此我們想用成耀東。但是成耀東是剛從北京參加完體能補測，體力行嗎？前一段時間他比賽又打得少。想來想去，還是决定先上吳承瑛。
事實證明，我們上吳承瑛確實是非常冒險的。他把守的左路漏洞百出，人也緊張得不知如何是好，20分鐘後，我不得不用成耀東把他換了下來。朱炯的表現還可以，總算還能頂住，作為一個從未經歷過大賽的年輕隊員，這樣已經很不錯了。
打法上我們提出“平時練什麽，戰時就打什麽，不走樣”。實際上，這也是以我為主打法，但是客場這樣打卻不容易。因此在具體佈置上，我們還是提出了一些很細的要求和對策。比如，對方可能知道我們搶得很兇，要破我們的圍搶，很可能在我們前鋒還沒有逼上去的時候，一腳就開到我們後衛的身後，因此我們的後衛一定要註意對方打我們的身後。
果然，海獅隊一拿球，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往我們後衛身後打，其中進的兩個球，都是打我們身後球後得手的。
如何盯住莎莎，防住對方的速度，也是一個重要問題。我派了吳兵重點盯，吳兵完成得很成功，這場比賽莎莎雖有發揮，但並沒有造成多大威脅。
比賽打得非常緊張。我們上來便由瓦洛佳先進了一個球，海獅隊馬上還了一個。1比1後，李曉又打進了一球，對方又還以顔色，比分變成2比2。對方莎莎在右路還有一次很好的射門，但卻打高了，我們躲過一劫。
下半時第20分鐘，我用申思換下了體力不足的莎莎。申思上去後在控製球和傳球上確實起到了作用。最後一分鐘，他用左腳一記似射似傳的球，居然飛進了球門！我們終於在客場艱難地拿下了這場比賽。說來也怪，比賽時還一直用手捂住腹部的鬱知非，在比賽結束後，直起了身體，好像病已經好多了。
說實話，這場比賽運氣非常好，大傢都以為要平了，但我們卻在最後一分鐘贏了下來。
首仗告捷，大傢都非常高興，這是我們職業聯賽的第一個勝利。當大傢拿到了第一場勝利的4
萬元奬金時，隊員們一個個笑得合不攏嘴。當然，與現在相比，這點錢少得可憐，但在當時，主力隊員拿到了2800元奬金，別提多高興，這對他們可是一筆巨款啊！
2.四戰四捷，震動了足球界
4月26日第二輪，我們主場對北京隊，結果4比3獲勝。
這場比賽，我們搶得對手沒辦法出球。在賽後的總結會上，我對大傢說，我們每周的訓練不是收到效果了嗎？
我要求大傢瘋搶是有道理的，你們每次練體能都有意見，現在效果怎麽樣？吉隆坡比賽後，我得出一個經驗，像緊張的大賽之前，不能以休養力，而應該以力養力。那時候我們就因為休息得太多，結果最後反而跑不動了。現在我們與其他隊相比優勢在哪裏？一，我們在昆明訓練最好，回地方訓練還是最好，訓練好比賽就好；第二，每次比賽我們的後勁總比人傢足，到了下半時我們比對手跑得動。昨天我們與北京隊搶得怎麽樣？下半場他們都不會踢球了。
當然，我也對出現的問題提出了批評。因為我們4比1領先後鬆勁了，我特別批評了劉軍。2比0領先時，一次劉軍右路下底，中間瓦洛佳、李曉、範志毅都包抄跟上了，衹要他傳出來，三點都有人，就非常容易進球，但是劉軍卻自己射了。我問劉軍為什麽不傳？他說他可以射。我說，你射進的成功率高還是傳出後再射的成功率高？
我們提倡英雄主義，但不提倡個人英雄主義。如果這球進了，就是3比0。3比0與2比0是不一樣的。而且不僅僅是2比0和3比0的問題，這種行為是會對隊伍的士氣和團结造成極大的影響。
這場比賽，我們在守門員環節上的問題也暴露了出來。庫茨在昆明守得不錯。但他藉說傢裏有事回去了，而實際上是為了工資事情。當時我們定他的工資是600美元，他要求定750美元，雙方沒有協商好。
這場比賽我們2比0領先，而後是2比1，3比1，3比2，4比2，4比3，前面進球多，後面失球也不少，而且都是在非常好的形勢下丟的球。後衛和守門員問題，成了這場比賽失球的關健。
第3場主場對八一隊，全國電視轉播。我對大傢說，不要去管新聞界如何說，我們要堅持自己的打法。
雖然連贏兩場球，但是，我們並沒有得到上海球迷的認可，很多人還在說，我們衹靠體力亂衝一氣，技術粗糙，缺少戰術素養等等。我對大傢說，外界的評論你永遠也搞不清楚。進不了球便是進攻無方，丟球就說防守不行，壓出去打說是冒險，守在後面又說是保守。但是大傢都要記清楚一點，人傢評論我們，說明我們引起了人傢重視，有成績，這是好事。如果成績平平沒有人來議論我們，這纔是壞事呢。你們不要看八一隊弱，認為沒有問題。過去的經驗是，往往認為沒有問題的時候就有問題了。
這場比賽八一隊防守得非常嚴密，我們上半時確實沒有機會。下半時對方壓出來進攻了，我們的搶逼圍戰術見效了，最後瓦洛佳進了兩球。
三戰三勝，申花隊開始在中國足壇引起一點轟動了。第四場我們到廣州對太陽神隊。當時太陽神隊實力很強，當地人說，越秀山體育場主場還沒有敗過，就等着拿申花隊開刀。
我心裏很清楚，我們的技術不如對手，衹有用積極的逼搶來爭取主動。這場比賽是我們前四輪中打得最好的一場，我們的搶逼圍發揮了極大的威力，居然讓太陽神隊的技術優勢無從發揮。他們似乎面對外星人一樣地面對我們，完全是束手無策，全無章法。我們5比3大勝。
甲A聯賽前4場，我們4戰4捷，震動了足球界。當我們歡歡喜喜地從廣州回到了上海後，上海球迷看我們的目光與以前不一樣了。
3．剛說了旬滿話，便丟了三個球
4戰4勝。一支剛成立，以新人為主，以從頭搶到底這種打法的球隊，居然連戰連捷，這多少有點出人所料。我對自己的訓練和打法雖然有信心，但如此一帆風順，卻也是我設想到的。四連勝，讓我和隊員開始有點輕飄飄了。
前4輪比賽之後，我們去香港打滬港杯。2比0領先，最後3分鐘被扳成2比2，延長期輸一球。這場比賽成耀東頭破了，我調朱琪打後衛。最後3分鐘時，他衹要將球踢出界外就行了，沒想到卻弄了個犯規，被香港隊罰任意球。就這麽個機會，香港隊進了一個球。我們輸了。這是我們在1994年正式比賽的第一次輸球。
滬港杯的失利，現在看來是在嚮我們敲警鐘。但當時，我們都沉醉在四連勝的狂喜中，根本汲靜下心來細細地分析自己的失敗原因，更沒有想到後面比賽中將出現的睏難。浮躁，我們確實有點浮躁了。
6月5日，聯賽第二階段開始。我們興衝衝奔赴濟南挑戰山東泰山隊。此時大傢的一致心願是：打敗山東隊，五戰五勝。正在青島出差的上海市委副書記陳良宇同志，也專門趕到濟南來看這場比賽，我們求勝的願望更高了。
老山東的球四平八穩，看不出兇在哪裏，但最大的特點就是穩定。兩個中鋒宿茂臻和唐曉程還是很有特點的。我在準備會上提醒大傢，現在誰都知道我們打搶逼圍，第一階段打完後搶逼圍在全國影響很大，大傢肯定會效仿我們，肯定會有應對措施，但我們仍要堅持自己的打法。山東隊也是靠體力的，反搶起來可能會很兇的。如果對方後衛不在中場倒腳，一腳打到身後，利用唐曉程和宿茂臻速度來打我們該怎麽辦？我腦子裏突然閃現了這樣一個疑問，但是，隨後又自我安慰，衹要我們能進球，還伯什麽呢？前20分鐘我們占有絶對優勢，李曉進了一個球。桑廷良在一旁說：“山東泰山確實太差，與我們不是一個檔次。”我們在教練席上都非常輕鬆，就等着隊員們再進球了。
可能是我們先進球的原因，山東隊一下子放開了，而我們的隊員則有些小看他們，在場上踢得鬆鬆垮垮。對手采用壓出來與我們拼搶，進攻時投入的兵力也多了，5
分鐘內，接連打進我們兩球。進球隊員，正是我擔心的宿茂臻和唐曉程。
說實話，我們誰都對這個局面沒有思想準備，隊員們更急。範志毅壓上去也不回來，最後中場結束前又給他們打反擊進了一球，上半時我們居然輸了個1比3。
有時我想，在結果尚未出來之前，話就是不能講得太滿的。這不，桑廷良剛講完話，球就進了！但當時桑廷良在講這話時我也想，今天拿下這場球沒有問題。
山東泰山隊進球後，球迷們大聲喊叫，我看得出我們的隊員腦袋也大了，沒了方向。我上去叫，讓範志毅註意位置，他聽不見。成耀東速度有限，防唐曉程很吃力，毛毅軍或吳兵防宿茂臻也很不力。對這場球，我們確實有點盲目樂觀了，很多應該做的準備都沒有做。
中場休息時我抑製住感情，平靜地對大傢說，第一，大傢一定不要急；第二，範志毅一定要回防，要執行戰術紀律。我們1比0領先，攻是對的，但保護不夠，層次不行。
儘管我中場時要求了，我們下半時也創造了機會，但沒有打進球，終於輸了這場比賽。範志毅是這場比賽失利的關鍵，他衹顧攻上去不願回防，使得我們的防守根本抵擋不住宿、唐的衝擊。比賽後，我說了小範幾句，範志毅對我的批評似乎有點不滿，我們之間開始有了點矛盾。
第二天，我再次嚮全隊總結失利原因，指出毛毅軍盯搶不兇狠，範志毅不回防，結果讓對方的兩名前鋒進了三球。我說，戰術紀律要求你們去盯人，但是你們沒有做到，尤其是範志毅，做得更不好。我們進球多，失球也多。對北京國安隊我們進了4個球卻丟了3個；對廣州太陽神隊進了5個球丟了2個，這場比賽進球1個，卻丟了3個，這實際上反映出我們隊的問題。
對一支球隊來說，過多的失球是不正常的，也是不穩定的信號，這個問題不解决，對我們以後的聯賽會有很大影響。但這個問題又怎麽來解决呢？
以現在的眼光看，這與個人防守實力不足有關，為瞭解决這個問題我想到了改變陣式。把原來的四四二陣式改為三五二或者五三二，增加防守的人數，具體做法是把成耀東從左後衛拉到自由中衛的位置上，讓朱炯踢左後衛。
6月11日我們直接從濟南趕到江蘇隊的主場南通。一到南通，便有幾件事讓我不高興。我們坐船到達南通港後竟然沒有人來接，隊伍都等在碼頭上。打電話聯繫了半天，接待方纔派車來把我們接到了旅館。但到了旅館卻沒有飯吃，隊伍衹能去吃“麥當勞”。後來瞭解到，這是雙方聯繫時出了問題。接待方以為我們是下午到，但我們中午就到了。纔在濟南輸了球，到了江蘇又不顧，我心裏沉甸甸的。
第二天下起了雨。我對大傢說，雨球一樣地打。對我們來說，問題不在打雨球，還在於要求認識到防守是整體的問題。如果前面不搶，中場和後衛就被動多了，無形中增加了後場的難度。我再一次明確了我們搶逼的路綫，比如說，一，丟球就搶，一搶到底，層層夾擊，以多圍少；二，往裏趕，回來夾，奔人去，伸腳搶，正面頂，來回追，第三，搶點斷球，搶點破球，魚躍、鏟球。這是我專門為大傢總結出來的。我把它寫在黑板上，讓大傢記下來。現在想來，這可算是我們“搶逼圍”打法的成功要訣了。
我認為江蘇隊比我們弱，因此我們的進攻要耐心。要多往邊走，還要多轉移。我再次重申了一下賽場戰術紀律和我們每個人的職責。在重申紀律時，我重點點了範志毅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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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中衛的關係，我說你今天可以大膽攻出去，但也要回防，不能讓中間的地方讓對方占領。範志毅上去後，吳兵頂範志毅的位置，成耀東頂吳兵位置，這樣又變成了四四二，多少可以解决進攻弱的問題。
這場比賽我們雖然贏了，但還是被對方打進了兩個球，而且對方的機會也不少。打完比賽後桑廷良對我說：“根寶，這一改，我們的中前場搶截不行了。”小桑講得對，雖然我們對江蘇隊贏了，但依然存在進球多，失球也多的問題。但這時已經容不得我再作改動了，我腦子裏考慮的全是贏球，重新恢復第一階段的雄風，衹要能贏球，有積分，別的我已經來不及考慮了。我說，別再改了，就先這樣打吧。
接下來，我們主場對廣東宏遠隊。在準備會上我要求兩點：一是隊形，三條綫的距離要緊湊，進攻時後衛跟上，防守時前鋒必須回防；二是估計廣東隊密集防守，要破他們的密集防守，多走邊路，多轉移，要有遠射。按理說，破密集要多打高球，但李曉和瓦洛佳都沒有高度。
上半時我們占有絶對主動，進攻路綫很清楚。雖然宏遠隊是密集防守，但我們壓得他們透不過氣來。上半時結束，宏遠隊嶽永榮對我說，看上去，我們與你們不是一個檔次。
這場比賽，市委書記吳邦國也來看球了。中場休息時，他在陳良宇副書記陪同下來到休息室，他對我們說：“上半時打得不錯，下半時我沒有別的要求，贏一個球就可以了。”
吳邦國這麽一說，急得隊員們恨不得灌進一打球。但是比賽有時就是這樣，沒運氣就是沒運氣，我們的球老是在對方門前轉來轉去，但就是進不了門。打到最後，還是0比0。我和隊員們對此感到沒有面子。
賽後，我與陳副書記通了電話。他肯定我們打得不錯，並提出“氣勢不能變，這反映精神面貌”。他說：“現在的氣勢好像不如前四場，體能似乎也有下降，你們要找一下原因。外援能力有限，當務之急，是立即去找好的外援。”
這場比賽是我們改變陣式後的第二場比賽。儘管氣勢不足的問題也被陳副書記看出來了，但我們兩場比賽一勝一平，尤其是第二場，前場有機會沒有打進，但後衛綫也沒有漏球，基本上還是穩定的，三五二就這樣延續下來了。
4．範志毅擅自出走
一周後，也就是6月26日，我們主場對遼寧隊。那一天天氣特別悶熱，這場比賽給我的印象是特別的深。
我們依然以三五二陣式出戰。在嚮隊員們介紹遼寧隊時着重提出，决不能因為遼寧隊前一階段成績不好，就以為他們不經打。實際上遼寧隊球員還是有一定實力，所以我們思想上不能麻痹，不能鬆懈，一定要爭取贏球。這場比賽，最重要一條就是統一思想、統一行動。世界杯賽意大利隊對挪威隊，開場20分鍾意大利隊門將就被罰下。薩基考慮了半天，最後換下了巴喬。巴喬善進攻，防守差一些。這時場上巴雷西和5號又受了傷，由於意隊場上球員思想統一，儘管10對11，最終仍然把這場球拿了下來。
我改“三五二”陣式，主要是想解决範志毅衝上去後有人頂的問題。過去是吳兵頂，現在仍是這樣。但我還是要求範志毅助攻後要趕快回防。但是這場比賽中範志毅攻上後，後面球員頂不上，範志毅回防又慢，造成整個前衛綫空了。這是我“解放範志毅”最早的設想，但是由於時間沒到，條件也不成熟，我的設想是以失誤而告一段落的。
開場僅10秒，莎莎丟球被對方反擊，黎兵下底後打進一球。
2分鐘後，蔡建林出現了失誤。遼寧隊一次並無威脅的射門，他竟然脫了手，球溜進了球門。這時，距比賽開始纔；分鐘。就這樣，上半時我們莫名其妙地丟了兩球。
中場休息時，我着重嚮大傢講了這兩個失球。一個是後場失誤被對方搶下反擊成功，第二球是守門員的失誤。接着，我問範志毅，你為什麽不及時回防？
他說，我怎麽不回防了？我一聽他頂嘴，有點不舒服，便說你一定要加強責任感，不能有情緒。他又回了一句，我怎麽不認真？我有什麽情緒？在休息室當衆與我頂起嘴來，這讓我非常惱火。我毫不猶豫地說，你下半時不要上了。我讓陸瑋替他的後腰位置。範志毅聽了後，嘴裏嘟噥了幾句，從休息室裏跑了出去。
下半時我們攻勢旺盛，扳回一球，並一直壓住對方，形勢非常好，但就是得勢不得分。最後兩分鐘，由於我們攻得太急，被遼寧隊反擊，莊毅再攻人一球，1比3，我們輸了這場比賽。
又是一個1比3，而且是在主場，回到基地後大傢都很不痛快。我一個人呆坐在辦公室裏，反復琢磨着，我們到底輸在哪裏？就在我頭腦一片混亂之際，忽然顧兆年很緊張地跑了進來，他告訴我，小範剛纔在飯堂對大傢招手說：“同志們，再見了。”我一聽，知道問題嚴重。本來輸球大傢情緒就不好，總結原因還來不及，範志毅在這時又跟我搗亂，這該怎麽辦呢？範志毅果然走了，一個人離開隊伍走了。他到哪裏去了？還回不回來？沒有人知道。
隊員現在怎麽想，思想上有什麽波動，為什麽我說兩句，小範就鬧情緒，我决定把這些問題摘清楚。第2天，我找了成耀東。成耀東給我講了昨天輸球的兩個原因：一是思想不統一，前鋒不搶，自從改了三五二後，陳副書記說沒有氣勢，桑指導也說沒有搶逼圍；第二，我們的位置沒有擺正，對睏難估計不足。成耀東到底是老隊員，他分析得有道理。
我又與莎莎、瓦洛佳談心。莎莎說：“我們是希望贏球的，但是總感覺拼不出來。第一個失球與我有關，我沒有傳好。儘管如此，我還是很想踢下去的，但七八分鐘後你把我換下來了。”瓦洛佳說：“每個隊員的發揮都很重要，其中包括守門員。守門員老犯錯誤，對大傢影響挺大。在昆明，我們練習的跑位和防守路綫都很好，比如我們前四場就做得很好。”我聽得出，他話裏意思就是，不應該改三五二。
這兩位俄羅斯球員一致說，他們特別留戀在昆明和前4場全隊一搶到底的比賽。
我召開了幹部會。會上大傢認為比賽中搶逼圍的氣勢沒有打出來，心裏有包袱，放不開。另外，戰術打法也有問題，沒有過去的氣勢，無法破對方的密集防守。大傢對範志毅擅自離隊的錯誤行為意見一致：這種做法是絶對錯誤的。
晚上，在與陳副書記通電話時，我嚮他匯報了幹部會的意見，還談了關於範志毅的問題。我說，我們對他太照顧，甚至有些特殊化了。現在他最關鍵的問題是沒有按全隊的戰術要求去做，場上太情緒化，並影響其他人。中場被換下後他態度極差，目無組織紀律，昨天晚上與大傢說“再見”了。我們教練班子的一致意見是，這種行為是絶不容許存在的，必須要有強硬的措施。否則我們這個隊伍是沒有前途的。
陳副書記說，對範志毅的處理，我堅决支持你們教練組的意見。在球員的使用問題上，就是主教練說了算。他鬧情緒，不單是隊裏的榮譽問題，也是上海的榮譽問題。你的紅臉要唱到底，當然，我要扮扮白臉的角色。陳副書記接着說，場上拼不出，是不是有體能問題？你們打中路太多了，是不是走走邊？上海的足球形勢很好，你們一定要把足球搞上去。等龔學平同志回來後，我再與他碰個頭，商量怎麽辦。
第三天，俱樂部的孫春明到隊裏召開了幹部會。他非常嚴肅地表示，俱樂部對這場比賽非常不滿意，他們要調查比賽輸球的原因，調查的結果要作處理意見。隊員有情緒，這是為什麽？你們管理上存在什麽問題？我們對隊員要考核，對教練也要考核等等。
孫春明這席話講完後，我一下懵了，我聽了不明白，這究竟怎麽啦？追查責任？是查誰的責任？他的話裏帶着刺兒，明擺着他對我們教練組有看法、有意見。我不知道俱樂部為什麽對我有意見，難道僅僅是因為輸了一場球。
這三天裏，範志毅一直沒有露面。星期天是我們客場對大連萬達隊的比賽，我已經做好他不去的準備了。
我們一直沒有與範志毅聯繫。我對其他教練說，不要主動與他聯繫，因為他是自己離開的，並沒有與我們說明過。
話雖然是這麽說，但考慮到沒有小範，這支球隊還真不行，我還是私下裏讓顧兆年與他傢聯繫，我還與他父母通了電話。我說：“小範這樣的做法很不好。不管怎麽說，他是我從小帶大的，當着這麽多人面頂我是不對的。我徐教練再有錯你也不能這樣。”他父母告訴我，他們再去做工作。我沒有問範志毅在哪裏，他們也沒有說。
鬱知非這時正好在韓國，聽說此事後便急着趕回來。下屬嚮他匯報時又繪聲繪色地說：“這事鬧大了。根寶講過了，有我沒有小範，有小範沒有我。”鬱知非一聽更急了，這怎麽行？兩人一個也不能少。
我們星期五就要去大連了，星期四上午鬱知非來了。我氣呼呼地問他，俱樂部究竟在調查什麽？鬱知非讓我冷靜些，他說，主要是掌握的情況有些出入，他一下飛機時就聽說，“有根寶沒小範”這句話，現在既然沒有這事，就不存在調查了。我說，我星期二還給小范家打電話，還是在爭取他。
鬱知非說，這事不管怎麽，還應該從大局出發。考慮到明天要走了，今天是不是先讓小範回來，檢討一下，承認錯誤，以後再約法三章 ，你看如何？
儘管我已經做好範志毅不來的準備了，但從內心講，還是不希望我們的實力受影響，更不希望小範走得太遠。鬱知非一提出這事，正合我意，便忙說可以。鬱知非說，小範說他下午就來。我一就聽明白了，原來他們已經講好了。
中午，範志毅來了。找到我，說他錯了。我氣已經消了，也不準備再批評他了，衹是問他：“下午參加訓練，你行嗎？這兩天你動了沒有？”他說，“行，沒問題”。
在訓練前的全隊會議上，我簡單對大傢說，小範已經承認錯了，希望這種事情以後不要再發生了。說實話，大敵當前，我不想讓這事鬧得太大，雖然我這人做事非常講原則，但有時候輕重緩急還是能把握的。
訓練後，教練組開會，針對範志毅的問題，擬了句話寫成標語貼在墻上，“誰有情緒不要上場，誰有情緒就下場。”這個標語，我記得一直到我離隊時還有。
星期五，範志毅和我們隊一起登上了飛往大連的飛機。
最近幾場比賽，我們連續失球，本來變陣三五二是想加強後防，但是換了陣形還是丟球。什麽原因？我不想往陣形上去想，更不想往更深處想，因為，我們的實力本來就不是很強，打法也還不成熟，如果再變的話可能會帶來更糟的結局。但我此時還想找點原因，於是，我想到了守門員的問題。蔡建林近來狀態確實不太好，有幾個失球是不應該的。如果庫茨在的話，那該多好啊，我腦子裏突然冒出了這樣一個念頭。
對大連萬達隊，我們决定用賈春華。因為蔡建林在我們輸給遼寧隊後，被球迷駡為“草門”，心理壓力很滅。
賈春華甲A以來一場比賽都沒有守過。他的訓練很認真，自己也在積極地準備上場。但真讓他上場會怎麽樣？我們教練心裏也沒有底。他到底信心如何？也不知道。
我讓桑廷良去找賈春華談話。一般來說，運動員被教練問敢不敢上、情況怎麽樣時，都回答很好，都想上場比賽。但後來我們瞭解到，賈春華當時心裏很虛。再說現在的甲A與過去的專業隊比賽完全不同，壓力極大。而這次我們又是客場對實力強勁的萬達隊。
比賽我們打得很不錯，2比0領先，但最後5分鐘卻被扳成2比2。賽後賈春華對隊員說，他其實並不想打這場比賽，心裏慌得很，我聽了後搖頭苦笑。平心面論，賈春華上半時救了一個危險的球，比賽被扳乎，不能完全怪賈春華，但如果守門員再好一點的話，我們應該拿下這場比賽。
經常聽到守門員總結說，後衛的防守不行，漏人。某某你為什麽不去封掉這個球？你為什麽給他過了？我卻對守門員說，如果所有的球都給擋住了，還要守門員幹什麽？什麽叫好門？應該進的球，不讓他進，這就是好門。應該進的球救不了，是一般的門，如果不應該進的球進了，那就是草門了。
賈春華這場比賽中的表現，不算好門，也不算草門，應該進的都進了。在經過短暫的輝煌之後，申花的戰績進入了相對平穩階段，但問題卻越來越多，看來，我們要進行一些必要的調整了。
5．市領導為申花會診
7月6日大連的比賽結束正好打完第9輪，我們的名次排在了第3。雖然名次還不算差，但反映出來的問題比較多。那時，職業足球剛開始，一切都是摸着石頭過河，上海的各級領導對於申花足球的改革都非常重視。我們回到上海後，龔副市長在市政府召開市體委、市足協和俱樂部負責人會議，我也參加了。
我首先作了匯報。我說，9輪以後甲A將進入夏季戰役，訓練後的身體恢復非常重要，但是我們營養和伙食跟不上。對於當時的食堂我最不滿意，為申花隊燒飯的幾個阿姨像是從裏弄食堂出來的，完全是食堂的做法。三個女的打天下，炒出來的菜，隊員反映還不如傢裏媽媽燒得好吃。當時，我們每天的伙食標準是30元，而大連的伙食標準是60元。龔副市長一聽便馬上問孫春明，這是怎麽回事？30元還搞不好？我們訓練基地(指上海體育運動學院梅隴基地)20元的伙食都搞得非常好，你回去調查一下。孫春明說，我們伙食是不太好，雖然標準30元，但人少，不太好弄。體工隊雖然20元，但是體工隊人多，有的隊吃得多，有的隊如體操隊的小姑娘吃得少，好調劑，好搞一些。一旁的金永昌主任說，如果你們炊事員不行，我們體委可以支援。回到江灣後，張德發對我說，根寶，你一匯報，孫春明把我訓了一頓。
我匯報的第二點是我們前9輪比賽的指導思想和工作訓練的重點都是正確的，儘管我們的打法與過去老上海隊完全不一樣，運動員的思想和觀念，依然沒有完全轉變過來，但我有信心讓大傢接受，但這需要時間。第三點，我認為，從我們隊現在這幾場比賽看，我們漏球15個，守門員的問題較大。目前對我們隊來說，解决守門員問題是當務之急。此外我又講了一些裁判員的吹罰對我們不太有利。
我匯報完後方紉秋講。他說，根寶的成功是把上海足球的軟散懶轉變過來了。開始我們還擔心這些人行不行，現在看來，在根寶的訓練下有上升趨勢；第二，目前的申花隊無論從精神面貌還是比賽作風上，都有較大轉變，比老上海隊有提高。滬港杯賽和對大連萬達隊的比賽都是2比0領先，最後輸了。究竟什麽原因？教練是不是在領先後控製球，延緩時間上多考慮一下？
我認為方指導對我們建隊的整個過程的評價是客觀的，提的建議對我們確實很有幫助。他肯定了主流，對隊裏存在的問題也能夠指出。這樣的老教練有時候看問題確實狠準。
龔學平在總結時說，申花隊在機製的轉換上，在俱樂部的運轉等方面對全國影響很大，但是申花隊的風波也很多。原先根寶把這個隊的打法進行了改變，我們開始也沒有看好，預計也不一定好。現在看來根寶還是對的。因此你們在戰略上要堅持。另外戰術上要有變化。體製轉變後，工作一定要抓緊。董事會和主教練關係如果處理不好，就會被隊員鑽空子。在引進外國球員上，一定要高標準。
會議開了近2個小時，陳良宇副書記因有其他會耽擱了，在我們快結束時他纔趕到。他對參加會議的同志們說：“首先，上海足球一定要上去，决心要大。足球的發展與經濟發展要相適應。足球已經超出了體育的範疇，搞好了對城市精神文明的建設會起鼓舞和振興作用。上海市委對你們沒有訂指標，但希望每場比賽必須要有壓倒別人的氣勢。第二點，搶逼圍要堅持。第二階段搶逼圍丟了，打強隊不容易了，有時打弱隊也睏難了。下一場對四川全興隊，全興隊積13分，排名第一，肯定很睏難。根寶你有輕敵思想，要想把運動成績搞上去，必須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一分耕耘一分成績。成績要上去，關鍵在實力。第三點，要立規矩，隊裏不允許特殊隊員存在，個人必須服從整體。如果有隊員不把隊裏的利益放在眼裏，我們不需要這樣的隊員。我們的這種做法，恰恰是為輓救隊員。此外，規矩不要變，發奬金也是如此。平就是平的錢，贏就是贏的錢，各級關係要理順，沒有我的面子沒關係，但要有上海的面子，要讓球迷滿意。上海足球要上去，首先申花要上去。申花是上海足球改革的突破口。”
這個會議開得很及時，對我們星期日打四川全興隊在精神上起到了鼓舞和激勵的作用。
我們主場對四川全興隊的比賽，確實打出了較高的水平，又體現出搶逼圍的氣勢。最後2比1贏了，排名從第三又回到了第一。
這場比賽也出現了一些不太和諧的場面。比賽進行到一半時，在滬工作的四川球迷和坐包機來看球的四川球迷與上海的球迷發生了衝突，雙方把座椅拆下來擲嚮對方，打得比我們場上還要激烈。尤其是上海的一些不文明的球迷駡四川民工是“盲流”，引起兩地球迷嚴重對立。事後上海主場受到了中國足協的處分，也給我們下半年打客場帶來了非常嚴重的後果。
這一年申花隊註定是風雨飄搖，起伏不定。打全興隊剛順手，跑到客場對延邊隊卻又是輸了個1比2。名次回到了第二。
第二循環比賽是從7月24日開始的。我們主場首戰瀋陽隊，0比0。儘管我們機會很多，但是沒有進球，打平讓我們非常遺憾，領導、球迷和俱樂部都不滿意。但是誰也不會想到，我們後一場客場到北京，居然是1比5，輸得慘不忍睹，名次也跌到第四。北京的報紙說，“上海申花隊輸得讓人不敢相信。60天前，氣貫長虹、笑傲群雄的那支申花隊，好像已經成了昨天的神話。從狀元到老四，申花到底怎麽了？”
這是申花建隊以來輸得最慘的一場比賽。
6．提前三天到北京，卻1比5慘敗
我們是7月30日中午到北京的。為打好這場比賽，我們提前三天到達北京。為什麽要提前三天去呢？我考慮北京這幾天一直是高溫天氣，為了讓球員們能夠早一點適應環境。到北京後，我們下損在緑洲飯店。這個緑洲飯店實際上是招待所，三四個人一個房間，房間裏沒有衛生間，用的是公共厠所，洗澡要上二樓，臉盆毛巾衹能放在床底下。條件與我們現在是沒法相比的。
我們吃飯也不方便，每天要坐10分鐘車從旅館到先農壇體育場，在國安隊食堂吃。好在食堂的師傅們對我們很關照(1991年我在國奧隊的時候，把主場對朝鮮隊的比賽選在先農壇，我們關係很好)，伙食對我們南方球員還湊合，但是對三個外援便是受罪了。他們吃不慣那些北方菜，肉片燴茄子，青椒炒肉片等等。
記得那場比賽是在下午進行。太陽狠毒，好像能把人烤焦了。隊伍午睡起來後，我就感到有點不對勁，隊員們一個個萎靡不振，蔫頭蔫腦的。
比賽前我提了三點要求：一，要戰勝高溫(我們過去見太陽就軟，萬寶路杯賽時我就批評過劉軍太陽下跑不動，20分鐘我就把他換了下來)；二是必須把高峰和曹限東這兩個重點人物盯死；三，我們現在是四四二，隊形要保持好，中衛後衛尤其要防身後球。
雖然是這樣佈置的，但真打起比賽來，問題一下子都出來了。隊員們在高溫下一點狀態也沒有，一個個迷迷糊糊，好像在夢遊一樣。隊員雖然也都努力去搶了，但全不在點子上，防守屢屢出現漏洞。開場不到5分鐘，國安隊傳了一個身後球，謝峰下底後輕鬆將球打進。接着，高峰又連進了兩球。
我們的四四二又出現後衛漏人情況，再加上北京隊打得快，我們的中場爭奪很不力，被對方完全控製了。他們傳接球非常順利，高峰、謝峰便更有威脅，最後，我們接連丟了5個球。顯然，窖場被我們搶得沒有方向後，國安隊對我們進行了很細緻的研究，他們的打法很有針對性，傳接球速度快，盡可能地以長傳轉移來破解我們的搶逼圍。而我們沒有考慮到他們的變化，對高溫天氣下搶逼圍可能遇到的睏難考慮得也不夠充分，因此，輸球也在情理之中，衹不過輸得實在多了點。這是我們自參加聯賽以來輸得最慘的一場比賽。幸好是客場比賽，觀衆還沒有駡我。不像我現在，即便到了客場，球迷也要駡我，讓我“下課”。不過，在中國足協領導的眼皮子底下輸了這場球，面子上有點說不過去。想當初，我可是雄心勃勃回上海的，一年不到再回來，結果又這番模樣，實在有點丟人現眼。
好在賽後沒有立即返回上海，要去太原迎戰八一隊，這讓我們躲過了一劫。
申花隊處境非常睏難。就在這時，桑廷良又提出要去教練員訓練班學習。晚上他給鬱知非打電話請示。由於這場比賽是全國轉播，鬱知非心情很不好，他在上海的壓力非常大。鬱知非對桑廷良在這種時候請假好像不太滿意。言外之意好像是，隊伍在這麽睏難的情況下，你走合適嗎？
我給鬱知非打了電話，對他說，小桑的學習是以前已經定好的，讓他去吧。再說這是國傢體委組織的高級教練訓練班，牽涉到他的上崗證，不能因為現在情況不好就不讓他去了。鬱知非聽了我的意見，同意桑廷良去了。當晚，桑廷良便連夜去報到了。這時，我們的班子就剩下我與顧兆年、張德發三個人了。儘管我的傢在北京，但我沒有心思回去，回去後我怎樣面對妻兒呢？整個晚上，我與小顧兩個人就在房間裏對坐着，一直到深夜12點。我問他，你看我們現在到底是什麽地方出了問題？
他說，現在下面隊員有很多反映，說你在訓練的時候叫得太多，駡得太兇，隊員有點失去信心了。我一聽就想，當年在國二隊、國奧隊訓練時，我也聽到過這種反映。我便問小顧，建隊初期我叫嗎？我駡嗎？他回答說，比現在還要兇。我又問，為什麽前
4場贏球，就沒有人反映這意見？偏偏在我們睏難的時候講起這事？這是什麽意見？
小顧說，反正我衹是聽到的。我說，你認為該怎麽辦？
就直說吧，沒有關係。他回答說，這個時候我們都不要急。我說，對，這點你提醒得對。越是睏難的時候，越要冷靜。你把張德發叫來，我們去查查房。
已經快凌晨一點了，一查房，發現朱琪和申思這兩個國奧隊隊員不在了，他們沒有請假就出去了。據說是給國奧隊的楊晨和局寧拉出去吃飯了。範志毅也不在，姚俊也不在，同房間的說他們上厠所去了。一會兒姚俊回來了，此時房間裏的電話鈴也響了。我馬上對姚俊說，這是小範打來的。姚俊你上厠所是假，想從後門走是真的。我拿起電話，沒等對方說話就講：“小範你在哪裏？你在傳達室是不是？趕快繪我上來！”比賽輸成這個樣子，隊員居然還有心思跑出去玩，我真是怎麽也想不通隊員們是怎麽想的。
此時我真是感到焦頭爛額。比賽輸球，桑廷良定了，偶然查房又有問題，我感到帶隊真是太吃力了。改造一支球隊的技戰術難，改造球隊的作風更難！
背着大比分輸球的陰影，帶着一係列問題，我們星期四晚上從北京火車站上車，去下一站太原。我們要在那裏迎戰八一隊。
7．苦悶中，我二上五臺山
1比5大敗給北京國安隊之後，我整日都陷於苦悶之中，思想壓力非常大，一團解不開的愁雲一直索繞着我。但這時，還得“打掉牙往肚裏咽”，不能在隊員面前有所表露，我知道，這個時候我的情緒對這支隊伍會産生很大的影響。隊員也心知肚明，都很配合。
這次慘敗讓我特別難受還有另外一個原因。我長期住在北京，這裏是我的第二故鄉。我怎麽能在“家乡人”面前如此下不來臺呢？更何況，我又是個非常要面子的人。走在北京的馬路上，聽到熟悉的北京話，我多想聽他們說一句：“根寶還是挺中的。”回想起那天場上球迷們對國安隊的歡呼，我忽然有一種慶幸的感覺：幸虧我們是在北京輸球，北京的球迷衹是為主隊加油，並沒有駡我們，如果我們在上海，輸這麽多的球，會怎麽樣？我不敢想象。
輸球後，隊裏特別地安靜。房間裏電話鈴一直沒有響。我害怕那鈴聲，但又盼望鈴響。我期待着領導來電話，哪怕在電話裏駡我們一頓，心裏也好受一些，但又害怕來電話，因為我實在不知道如何去解釋。一整天，我就在隊裏呆着，坐在床邊癡癡的，也不知在等待着什麽。
整個晚上，再也沒有接到其他人的電話。我有點茫然無助，我突然産生一種感覺，我們這支隊伍，就像大海中的小船，隨波漂泊，沒有方向。
也許，領導已經無話可說。也許，領導認為在這個時候不打電話能讓我們更好受。但如果領導真的說一句：隨你們去吧，這倒也好。然而，我們卻什麽也沒有得到。在這種情況下，我也沒有主動打電話。那一晚，我頭腦裏一刻也沒有停止過翻騰，沒有半點睡意。我想到了上天，想到了自己的命。下一輪，我們客場迎戰八一隊。幸虧八一隊主場在太原，我們在北京呆了4天後直接去太原，否則我真不知道該如何面對上海球迷了。在北京平平靜靜地度過四天後，於周四晚上，悄悄地登上了去太原的火車。
八一隊也是塊難啃的骨頭。他們狀態有所回升，前幾場比賽戰績不錯。這幫小子特別能拼，打起來簡直不要命，那股狠勁一點不比我們差。坐在火車上，我一直在想，此去太原，真不知道是福還是禍，如果再輸球，那該怎麽辦？
離北京前，我與山西體工隊隊長、以前我在山西任主教練時的領隊自竜章通了電話。1978年至1980年，我帶過兩年山西隊，並串山西足球隊奪得了第四屆全運會第八名。山西省上到領導下到群衆，對我的印象都不錯。我在電話裏告訴了白竜章我們隊到達的時間，希望他安排接一下。
講完正事，白竜章忽然說：“根寶，你1991年率國奧隊來太原，全隊上了五臺山，至今已3
年了。上次去五臺山，奧運會預選賽小組出綫，你為什麽不來還願？”
我楞了一下，忽然想起了一段往事。1991年，我率領國奧隊在白竜章和其他領導的幫助下，在太原與上海隊打完了一個邀請賽後，作為調整上了五臺山。五臺山是中國四大佛教聖地之一，香火眨盛。據白竜章說，1948年解放戰爭時期，毛主席撤出延安後，曾與周思來、任粥時住在五臺山的一個寺廟中，毛主席還抽了個上上簽，他們的住處現在都完好地保存着。當時白竜章說，你讓國奧隊到五臺山來吧，一方面調整調整，一方面請求菩薩保佑。
1991年8月，我們全隊都上山，而且全隊都鑽進了佛母洞。據說，省裏某要人的夫人生病，鑽了一次佛母洞後，好像“脫胎換骨”，病也好了。當然這僅僅是傳說。上佛母洞，要走一個多小時的山路，而且在鑽進一個三四十米深的山洞後，見底，才能看到這個洞口。這個洞裏面大，洞口小，直着身子是進不去的，必須在外面人的幫助下，橫着身子，先進一臂和頭部，才能慢慢挨擠着進去。一般人很難進去，也不敢進，生伯進去後出不來。而實際上，衹要進得去，怎麽會出不來呢？
守門員教練李鬆海塊頭大，怕出不來，不敢進。怎麽勸也不行。其他隊員在我的命令下，都進了，甚至連身高超過1米90的江津、翟彪、蔡員都進了。我連進了兩次，第一次進是幫忙托球員，第二次進去，纔慢慢欣賞。
進了佛母洞，好像進了母腹，洞壁恍如人體內部，五髒俱全，心、肝、肺、肋骨，十分逼真，就像到了人肚裏。在這裏，你會有一種孫悟空在鐵扇公主肚子裏的感覺。由於洞裏面太小，空氣衹能靠洞裏一個伸嚮遠方的小洞口進來，因而十分稀薄。和尚說，這個“送氣”洞口，便是人體的“肛門”。
那次從五臺山下來後，我們的運氣真好，在小組賽主場比賽中，1比0小贏了朝鮮隊，將他們淘汰出局。那個球也挺玄，範志毅頂，被守門員擋出，還是巡邊員明察秋毫，看出球的整體已經進了球門綫。
面對白竜章的邀請，我在電話裏說，讓我考慮一下。我想，這次去五臺山與上次不一樣，我們1比5輸了，全隊士氣不高，桑廷良又不在，如果我走了，衹有顧兆年和副領隊張德發在，行不行？白竜章勸我，如果你下火車趕快去，時間還充裕，當天就能趕回來。再說，現在的路修好了，比上次你來的時候快多了。過去需要五六小時，現在衹要二三小時就可以了。聽他這麽一說，我心動了。我算了一下，我們是早晨到太原，如果我下午從五臺山趕回來，還能趕上下午
5點的訓練，看起來時間還來得及。我便與顧兆年和張德發商量，他們說，衹要你來得及趕回來就去，反正在太原也是休息。這樣，我就决定再上一次五臺山。我與白竜章約好，我在太原前一站欣洲站下車，他在那裏接。
火車開了一個晚上，早上5
點半，欣洲站到了。隊員們還在睡覺，我衹是與小顧和張德發打了個招呼，沒有驚動隊員便下了車。出了車站，自竜章已經在站門口等候了。我上了他的桑塔納轎車，便直奔五臺山而去。
時過三年，這裏確實不一樣了。公路修得非常好，早上車少人稀，桑塔納能夠開到時速80公裏，白竜章說，以這樣的速度，你下午3點就可以到隊裏了。
車行一個多小時後，來到了上五臺山的路口。剛要上山，司機突然一個緊急剎車，讓我們嚇了一大跳。跑出車外一看，公路前面突然出現坍方，出現一個近2米深的洞，車就剎在離坑不到兩米的地方！幸虧司機反應快，剎得及時，否則我們連人帶車都掉進溝去了，司機嚇得臉都白了。怎麽這麽不順，我心裏開始有了點陰影。好在早上車少，我們沿着坑邊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還是過去了。經過半小時崎蛔的山路，我們終於到了山頂。下山再走一段路，便可以到五臺山了。剛纔的驚嚇，被山頂的晨風一吹，漸漸地消散了，我的心情也舒緩多了。我們沒有停留，便沿山路往下走。剛行不久，衹聽“砰”地一聲，汽車輪胎爆了。司機連連說，虧得我們開得慢，如果快點的話，車胎爆了，剎不住車，非掉下山去不可。在司機換胎的時候，我來到路邊往下看，眼前是1000多米深的山溝，見不到底，乖乖，人人都嚇出了一身冷汗。我心裏嘀咕，今天怎麽了？怎麽這麽不順？
換完輪胎後，汽車重新嚮山下駛去。剛到山腳，突然一陣狂風裹着暴雨劈頭蓋臉澆上來，雨點打得車頂棚直晌，司機馬上打開前擋風玻璃上的颳雨器，即使扳到最高速度，颳雨器飛速閃動，車窗外還是自茫茫的一片雨林，看不清道路。我們非常艱難地終於開到了五臺山，這時雨也剛好停了。
我沿着1991年我們國奧隊的行走的路綫又轉了一圈。我提出，還要上佛母洞。自竜章說來不及了，這裏離寺廟還有1個多小時的路程，再說佛母洞已經不是你三年前去的時候了，現在香火太旺，洞口人山人海，洞裏空氣稀薄，已經不讓進人了。聽他這麽一說，我就不去了。這時，已是中午11點30分了，我們找了個地方匆匆吃完午飯，便往回趕。在回太原的路上，我就想，這次上五臺山遇到“三劫”，這是不是上天給我的啓示呢？我帶申花隊是不是也有“三劫”呢？如果這次對國安隊的慘敗是一劫的話，那是不是還有另外兩道劫在等着我呢？我不敢多想下去了。
一天後，也就是8月7日晚上，我們在太原體育場與八一隊對陣。針對同北京隊比賽時失球太多、盯人不明，尤其缺少保護問題，我决定改打五三二，並佈置人死盯鬍雲峰和郝海東。我定下了原則：3
個中衛中兩人以盯人為主，死跟郝海東和鬍雲峰，他們跑到哪裏就跟到哪裏，不讓他倆沾球，包産到戶，落實到人。範志毅打自由中衛，主要任務是補位。
這場球打得比較成功，郝海東和鬍雲峰幾乎沒有機會，範志毅的自由中衛也打得好，救了好多險球，瓦洛佳連進兩球，終於贏了下來。賽後我想，如果這場仍然打442，讓郝海東和鬍雲峰打起來，我們的後防肯定要出問題。
終於贏了。在經歷了痛楚之後，對於贏球，我竟是那麽地渴望，就像在海上遇難的人突然得到了一塊浮木那樣。張德發對我說：“根寶，虧得今天贏了，如果再輸了的話，我們恐怕回不了上海了。昨天我接到一個電話，說如果你們再輸，可就回不來了！”
我的神經也鬆了下來，長長地舒了口氣。想一想這在外的10天裏，懼樂部竟沒有來過一次電話，沒有上海方面任何的信息，但我們還是挺過來了。我在全隊會議上說，我們對八一隊比賽的戰術紀律執行得好，尤其大傢頂住了壓力，把這場球拿下來了。我感謝大傢。接着，我又說，我們的路還很長很長，下一場是主場對廣州太陽神隊，我們一定要在上海主場打個漂亮仗，來輓回1比5敗給北京國安隊的恥辱，輓回我們的不利影響。
第二天我們回到上海後，立即準備對廣州太陽神隊的比賽。我想，這是我們隊在上海球迷和領導面前輓回聲譽的最好機會，一定用最細緻的準備、最大的努力踢好這場球，並且我對打贏太陽神隊充滿了信心。但不曾料到的是，這場比賽給我和申花帶來的，不是鮮花和掌聲，而是一場前所未有的災難！
8．1比6，根寶成了大草包
在我的教練生涯中，雖然經歷了許多場失敗，但是，沒有一場像1比6那樣讓我刻骨銘心的，以至於後來，它還常常在夢中糾纏住我，讓我一次次地驚醒。這是一場讓我真正體味到什麽叫恥辱的比賽，雖然它已經過去五年多了，但是那場比賽的前前後後，甚至每一個細節都像昨天剛發生一樣。雖然上一輪贏了八一隊，但是，北京的那場1比5還是我們心頭抹不去陰影。為了在家乡父老面前輓回我們中花隊的名譽，我們把這場對太陽神隊的比賽看得非常重。這場至關重要的比賽，也引起了上海各界的密切關註。比賽前一天，正在北京學習的桑廷良打電話給我。他悄悄地對我說，根寶，你千萬要小心啊，廣州的一位教練已經跟我說了，太陽神隊這次去上海就是想贏我們，想報上次主場輸繪我們的一箭之仇。池們要贏球的理由是：一，實力比我們強；二，士氣正高漲；三，要討伐我們。龔學平副市長賽前也打來電話，要求我們加強防守，因為我們失球太多了，14輪比賽雖然進球28個，但失球也達到24個。“李曉、瓦洛佳是否主要考慮進攻？主場對廣州太陽神隊一定要打出風格水平，要堅决服從裁判，這一點一定要反復教育隊員，明天我要來看球。”龔副市長最後說。
前一陣由於我們成績不太好，上海球市很蕭條，看臺上空蕩蕩的。為了營造良好的主場氛圍，給我們鼓勁，這場比賽之前，黃浦區專門組織了1
萬多名學生、職工來體育場捧場，每人還給車費補貼。當時的幾傢報紙也不藉氣力，專門寫文章號召球迷去虹口體育場為申花隊加油。到了比賽這天，虹口體育場的觀衆確實火爆了起來。
我們接受了對北京國安隊重點人物沒有看死、防守缺少保護的失利教訓，並鑒於在太原對八一隊重新改打五三二獲得成功，於是决定仍以五三二陣容出戰。在賽前準備時，我明確要求幾名後衛要把鬍志軍和彭偉國盯死，並具體到吳兵盯鬍志軍，成耀東盯彭偉國。
我們的出場陣容是：守門員庫茨，自由中衛範志毅，盯人中衛吳兵、毛毅軍，邊後衛姚俊、朱炯，後腰成耀東，邊前衛陳偉和申思，前鋒李曉、瓦洛佳。我排出這樣的陣容完全是為了加強防守，並對所有人員進行了最細緻的推敲。庫茨是星期三到上海的，對於他在俄羅斯的情況我不清楚，但據他自己說，他一直在那裏訓練。包瀛福在俄羅斯挑選時看了他的比賽，也認為他打得不錯。但是賽前研究用庫茨還是用蔡建林時我卻舉棋不定。庫茨畢竟剛到，狀態如何我心裏沒有底。而蔡建林最近狀態有所回升，我去徵求蔡建林的意見，那天蔡建林正發着低燒。直到比賽那一天，我纔决定用庫茨。但誰知道這場比賽庫茨成了大漏洞，好多進球與他撲救不力有關。打完後有人問，庫茨剛到就用，為什麽不用蔡建林？但是足球就是這樣，如果蔡建林不好了，又會有人問為什麽不用庫茨？
這場比賽我是從未有過的重視，並排出了完全以防守為主陣式。賽前我還分別把前衛、後衛都找到我的辦公室來，就如何分工、盯人、保護等一一讓他們明確。重點仍然是要盯死鬍志軍和彭偉國。但是，我們失的6個球，全是鬍志軍和彭偉國進的。
比賽開始後是我們先進了一球，是由範志毅打進的。1比0領先後，我認為，我們拿下這場比賽沒有問題，因為我們屯重兵於後場，而且賽前又做了細緻的準備，衹要能進球，拿下這場球問題不大。但沒多久，鬍志軍一個遠射進了。這球儘管射得有力，但打得比較正，庫茨應該把球擊掉。但他一點反應也沒有，球從他的手邊莫名其妙地溜進了網窩。緊接着，太陽神隊罰角球，又進一個。上半時我們1比2落後。
中場休息時，我再次強調要盯人。我說：“其他人進球都可以，就是不能讓鬍志軍和彭偉國這兩人進球！”
儘管我們一球落後，但對拿下這場比賽我還有信心。我想到換庫茨，但是，又拿不定主意，决定還是讓他再打打看。下半時開場沒幾分鐘，太陽神隊由彭偉國又進了一球。這一下子把我們徹底打懵，隊員們喪失信心了，他們在場上失控了：原本薄弱的中前場一下子癱瘓下來，中場輕易成了太陽神隊的天下；後防綫也開始亂了套，任憑鬍志軍泥鰍一樣的在中前場鑽進鑽出；看着如此混亂的場面，我也失望了。雨還在下着，越下越大。這時太陽神隊的進攻一次比一次凌厲，幾乎每一次射門都能得手。我坐在教練席上，視野已經模糊了，衹隱隱約約地聽到觀衆在叫駡着，“庫茨”草門、根寶“草包”。身邊好像有人跟我說什麽，但我一點也聽不見，我已經凝固了。比賽結束時，記分牌上顯示着：1比6。這時，全場響徹了：“徐根寶大草包”、“徐根寶滾回去”的駡聲。雨點砸在雨棚上，也砸在我心裏。我癱軟地坐在教練席上，起不來了。球迷也不依不饒，久久不願散去，全場都憤怒地聲討我。十多分鐘後，我終於“醒”了。當時那種感覺與在北京1比5失利時完全不一樣，那時候滿場都是北京球迷喊加油聲，雖然有點像馬來西亞吉隆坡失利後的那種失落的感覺，但是馬來西亞沒有觀衆起哄，聽不到這種謾駡。那時，我感覺自己是汪洋大海裏的一時小舟，被憤怒的狂濤包圍着。
這場被行傢預言為本輪最激烈、最難判斷的比賽，卻是這樣的一邊倒。
我終於站起身，走嚮新聞發佈大廳。一路上我看到球迷們咬牙切齒地衝着我揮舞着拳頭，但耳朵裏一片嗡嗡聲，不知道他們在喊什麽。
新聞發佈會上人頭攢動，很多人要我解釋為什麽會輸得這麽慘。我說，這場比賽如此結局是我沒想到的。我們的隊員除了鬥志、打水球的能力不如廣州隊外，球員們思想壓力大，想贏怕輸也是重要原因。另外，對庫茨期望過高，前幾個失球他都有責任。進攻上瓦洛佳、李曉被對方盯死了，我們防守時對鬍志軍和彭偉國卻沒有防好。這場比賽要總結的東西太多，糟透了。餘下的7場比賽我們也很難打。
現在看來，當時我對這場比賽的總結不夠準確，因為，有很長段時間，我腦子裏一片空白。我們輸掉這場球還有一些很重要的原因：我們的五三二陣容有問題，我們雖然安排了五個後衛，但是由於中場球員申思和陳偉都屬於技術型球員，比較軟，在中場爭奪中明顯處於下風，我們雖然多了一名後衛，但是，由於前面已經空掉了，這名後衛實際上並沒有多大意義，再者，我們全場搶逼得不夠兇狠，讓對方舒舒服服地拿球、傳球等等。
觀衆遲遲不願散去。我們在休息室等了很長時間，沒有人講話，整個休息室死一般地沉寂。
半個多小時後接到了虹口公安局的通知，讓我們從側門出去。但那裏仍然有一批球迷等着，他們圍着我們的汽車，敲打着玻璃窗。在一片駡聲中我們逃回了江灣住地。
食堂沒有準備晚飯，因為本來是想比賽後放假的。但這時隊員們誰也不想走，他們也許都知道，可能不會放假了。一個個都非常老實地呆在房間裏，整個江灣基地被悲哀籠罩着。
顧兆年和張德發坐在我的房間裏。我問他們怎麽辦？他們也拿不出意見，衹是說不放假了吧，輸了這麽慘。我說，輸球主要是我的責任，不能因為輸球，把原來的計劃改變了。先開個會給大傢講一講。
這時已是晚上8
點了，隊員又餓又纍，一個個低着頭，情緒低落。
我說，我們輸這麽慘，不但輸掉了我們的面子，還輸掉了上海的面子。我們要看到問題嚴重性，我現在的心情與我國奧隊在吉隆坡失利時一樣，主要責任在我。下面還有比賽，我們不要因為這場比賽的失利而讓信心垮掉。要拾起頭，好好地總結，別把身體也搞垮了。今天仍然放假。你們回去後要註意身體，最好不要亂串門，有人駡也不要回嘴。
8點多，隊員們都回去了。顧兆年陪我坐到10點。我說，小顧你也回去吧。小顧也走了。大雨繼續下着，窗外一片茫茫。我獨自坐在沙發上，一直坐到11點。
電話鈴響個不停，有朋友來的安慰電話，方紉秋和包瀛福也打來電話，讓我不要泄氣。也有球迷打來，有駡我的，也有鼓勵我的。桑廷良打來電話，說庫茨怎麽如此不靈，好像是不會打水球似的。我說本來是想用蔡建林的，但他發低燒，最後還是用庫茨。桑廷良的情緒也很低落，沒有多說什麽。我說隊員放假了，我在等領導的電話。
11點10分，龔學平副市長的電話來了。他在電話裏說：“根寶，比賽輸得這麽慘，你們要好好總結，找一下原因。你們要多聽聽人傢的意見，我們本周要召開多方面的會議，聽取一下球迷和各方面人士意見”。
接完電話後，我木然坐在那裏，我知道下面的事情很多很多，這天晚上我幾乎沒有睡覺，腦子裏一刻也沒闊着，我不斷地問自己，怎麽會是這樣？佈置得最細的一次，而且對我所熟識的徒弟鬍志軍、彭偉國還作了專門的針對性研究，但還是被他倆打進了6
個球。後來我在廣州碰到鬍志軍、彭偉國，我對他們說你們那場比賽的進球，差一點把我飯碗都給砸了。
有一件事，我至今感到非常內疚的慚愧，那就是1比6之後虹口體育場發生的那一幕。儘管我是後來纔從報紙上知道的。比賽結束後，大批球迷頂着風雨聚集在體育場門口不願離開。雨下得越來越大，約1
小時後，大部分球迷心情稍稍平靜後都散去了，但在14號臺門口，仍有100多名球迷靜靜地坐在雨地裏，執勤人員勸他們回去時，他們衹有一句話：“我們要見徐根寶。”
龔副市長安慰了申花隊將士後回到休息室，邊上人告訴他，還有100
多球迷坐在雨裏不走。他馬上對虹口體育場場長鬍康健說：“你去請他們選幾個代表來，其他人如果還不願意走的話，讓他們坐到看臺上去，雨這麽大要生病的。”
不一會兒，鬍康健領着4名球迷代表進來了。他們一見到龔副市長後十分意外，怎麽也不會想到副市長會親自與他們交談。
坐定之後，球迷們你一句我一句連珠炮般嚮龔副市長傾述他們對申花隊，對徐根寶的意見。到底怎麽回事？隊員們為什麽一點鬥志都沒有？如果這樣下去就完了！激動的心情使他們的發言缺少條理，但熱愛上海足球的心情，卻表露得真真切切。
聽完球迷一番話後，龔副市長說：“今天晚上我的心情和你們一樣，申花隊輸了球當然很難過。申花隊輸在哪裏？技戰術輸了，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更重要的是輸在土氣。如果士氣不輸，光從兩隊的實力看，我們不會輸這麽多。原先上海隊老隊員多、經驗足，輸也輸得起，贏也贏得起。現在隊員年輕多，經驗不足，贏了往往過於興奮，一輸球就萎了。今天比賽從1比2落後開始，越打越亂，士氣低落，這纔是病根。其二，用人上也有一點問題。你們不要駡守門員庫茨，他剛來兩天，又沒打過水球，表現失常是可以理解的。其實我們不一定非要讓他守這場球。蔡建林病了還有賈春華，守水球都比較有經驗嘛。三，搶逼圍不能盲目，要與技戰術結合起來，現在看來我們的技術確實不如人傢。”
講到這時幾名球迷紛紛插話，對龔副市長表示認同。龔副市長接着說：“足協還應該成立教練督導組，住在申花隊，發現問題可以及時提出。我聽說中花隊現在的訓練量又降下來了，星期二至五每天兩小時，星期六一個小時，這與我們提出的三從一大方針是不符合的。我認為足球隊的管理和决策也應該聽取各方面意見，成立一個督導組之後，比賽前教練員要把方案和設想與督導組交流一下。比賽後不管贏輸，督導組都應該幫助球隊總結一下，這個橋也要請足協給搭一下，像包瀛福、方紉秋，包括王後軍等，這些老教練都可以請來，集中大傢的智慧來為申花隊出謀劃策。足球隊光靠錢來刺激隊員沒有用，奬勵應該同隊員的平時訓練、比賽表現、職業道德等挂起鈎，可以一個月搞一次綜合評定，簡單的嚮隊員許諾贏一場多少，進一球多少，並不是真正合理有效的辦法。”
龔副市長最後對球迷代表說：“我們很感謝廣大球迷對申花隊的關心，希望球迷們能與申花隊一起正視現狀，剋服睏難，同舟共濟，把我們的足球搞好。”
球迷們都被龔副市長的一番話給打動了。20點，虹口體育場安靜下來，球迷們離開了。
本來球迷是衝我而來的，這時候我應該挺身站出來，負我應該負的責任。但結果卻是讓支持我們的領導受纍了，我從心裏感到慚愧。
9．丟了大上海的面子
8月16日一早，體委主任金永昌受市領導和懼樂部委托，到隊裏來看望大傢，並召開老隊員座談會。
在與老隊員開會之前，金主任先聽取了我的匯報。我說：一，搶逼圍沒有體力作保證不行，這場比賽我們的體能情況不好；二，平時訓練基礎不行，場上也拼不出；三，不齊心的拼搶不行；四，易受情緒波動，現在對手們已經不像是前四輪那樣地任我們搶了，他們已經效仿我們，而且拼得越來越兇；五，與我改變陣式由四四二為三五二有關。
在老隊員座談會上，李曉第一個發言。他說，昨天我是想踢好的，但是沒有踢好。輸了球總有原因，我總感覺到在我們進攻時，是接是插不清楚，當然，關鍵問題還是我們拼不出來。
範志毅說，後防是最重要的位置，這場比賽我打自由中衛，沒有補好位起到穩定軍心的好作用。應該說每場球我們大傢都想踢好，但是踢不好我們應該反思自己，自己在場上是怎麽貫徹教練意圖的，貫徹教練意圖自己又做得怎麽樣？這場比賽教練的佈置應該說是非常詳細的了。
成耀東說，對廣州隊比賽前，我們思想上還是很重視的，佈置也是很明確的，但是在比賽中沒有完成好，主要是踢水球的能力比廣州隊差。另外2比1後，我們有點泄氣，我們好像是容不得對方進球，這種思想是導致後面失球多的原因。庫茨反應慢，動作遲緩，應該負一定的責任。
陳偉說，我們三條綫脫節，前鋒在前面不搶，中場又不敢壓上，後場又不敢頂，輸球後心情很不好。我們再輸也不能這樣去輸，輸這麽多。關鍵還是精神狀態輸了，影響很大，很不好，衹能靠自己去輓回。
吳兵說，他沒有完成好盯人任務，讓鬍志軍一人進4個球。
金永昌主任說，球迷的心情我們應該理解，教練、隊員壓力很大我們也知道。我們這個隊重新組織後，本來就是中遊水平，年輕隊員多，所以大起大落，這個現象主要與前階段新聞界炒熱了，大傢的期望值太高，好像我們衹能贏不能輸。按目前我們的實力，排在六七名水平是正常的。現在踢球與過去不一樣，現在的心理壓力太大，我們都能感到壓力。當然，這是和衹能贏不能輸造成心理壓力太重有關。我們前4輪踢得好，因此4輪比賽過後，對手就來拼我們，而我們又失去了前4輪拼人傢的打法，所以出現目前這種情況。我們前4輪之所以能取勝，主要是作風上有改變，去拼人傢。現在我們要擺正位置，把自己放在五六七名的位置上，我們現在已經徹底沒有面子了，還驕傲什麽？衹有去拼，技戰術才能發揮出來。我贊成根寶說的，誰不去搶下來，讓拼的人去打。我講了半天，全是講拼字。你們看看，昨天太陽神隊鬍志軍、彭偉國，就像是在泥地裏滾過的泥鰍，衣服上的號碼都看不出來了。山東有個記者寫了，他說這場球從雙方的球衣上就可以看出誰拼了，上海申花隊穿白的，沒泥沒水，金主任最後說，李曉，我看你11號衣服一幹二淨，一點泥也沒有。你們都是骨幹，要團结，要起骨幹作用。
8月17日，督導組到隊。
一共有4個人，包瀛福、方紉秋、劉恩義和瞿耀忠。他們來看了我們訓練後與我們教練組談了一下。包瀛福的意思是，建隊以來我們管理是抓住了，體力有保證了。我們今天的訓練是壓縮攻防。老包看了後說，門前訓練有特點，競爭意識也加強了，訓練質量不錯。他接着說，從比賽看，我們體力還不夠，打法上長傳還多了些，防守上兩個中衛站不住位置，
自由中衛也補不上，對廣州太陽神隊比賽，整個防守體係像是散了架似的。
劉思義對我說，隊員們開始對你還是信任的，你的管理是成功的，但最近聽劉軍講，他的積極性不是很高。按道理他與我的談話不應該對你說，既然我們為申花隊，就應該開誠布公。隊員的反映你應該引起註意，你在這麽關鍵時刻應該大度。申花隊成功失敗全在你的個性上。上海觀衆反映進攻顯得太粗糙。我們還是應該像前4
場那樣，先發製人，一上來就是一個衝擊波，一場球起碼要有兩個衝擊波。當然，關鍵時候，要穩的時候還應該穩下來。
瞿耀忠說：我們上海隊還是應該多發揮前衛綫的作用。老上海隊過去的中場一直是很好的。
我心想，現在我們輸了球，督導組來監督我，什麽都好說，什麽都是問題。當初我們在廣州5比2勝的時候，我們便是技術、作風、身體都比人傢好。
但足球就是這樣，勝負論英雄，你再怎麽想也沒有用，關鍵是要贏球。
有一天，金主任打來三次電話轉達陳良宇、龔學平的意見。我們的足球，受到如此關愛，這真是我過去從未經歷的。領導們要求我們第一要擺正位置，一定要場場把自己放在弱隊位置去拼人傢；這幾場球之所以沒有打好，就是因為打到關鍵時候拼不出；二，上海隊過去從來沒有輸過這麽多球，從來沒有輸得這麽慘。市委、市府認為我們必須把精神面貌打出來。聽了這些話，我感覺分量太重了，現在的問題不是我徐根寶沒了面子，我可是把大上海的面子給丟盡了。
1比6慘敗後，不但球隊、球迷和各界都進行了座談，在康辦(上海市委辦公地)，陳良宇、龔學平、周慕堯、金永昌、李毓毅、瀋立恭等上層决策者，也開了一個多小時的會，專門研究申花隊問題。陳良宇提出讓體委多關心申花隊，體委主任金永昌說，從現在開始，體委李副主任的主要工作，便是抓足球。
8月18日，上海市足協召開足球界新聞界和球迷代表“為申花隊號脈會診”會議。在發言中，文匯報記者馬中說，申花隊輸球是正常的，但高比分輸卻是應該總結的。甲A比賽也有高比分輸贏，但沒有這麽大。搶逼圍是足球比賽的基本規律，失利的時候不應該輕率否定。幾個月前在廣州申花隊5比2勝，這次在主場1比6輸，這說明申花隊狀態有問題，應該提高隊員的素質。一場比賽不能簡單否定和肯定，不能過多地指責。
球迷代表說，當初申花隊在廣州大勝，當地報紙說我們精神、體力、技術、戰術，樣樣都好。現在大比分輸了，好像什麽都不好了。問題是什麽？是不拼不搶。搶逼圍是精神狀態的體現，可最近申花隊精神狀態到哪裏去了？
方紉秋在發言中講到，根寶當時接這個隊不容易，我們都為他捏一把汗。他的指導思想是對的，現在主要講的是拼，這是對的，不拼不能提高。我看劉軍、瓦洛佳有提高，李曉也有進步。對大連萬達隊打得也不錯。為什麽會出現1比6？關鍵還在於精神狀態。
老教練包藏福說，申花隊前幾場比賽不應該大勝的大勝了，應該勝的比賽卻輸了。上海申花隊要改變過去軟散懶的作風。搶逼圍是防守的手段，是變被動為主動的手段，堅持前場30米搶截，以射門為中心的訓練是對的。世界杯賽統計，由中場發動進攻後進球的占60％多，前場搶截進攻的占34％，而由後場發動進攻並進球的衹占6％。
上海人民廣播電臺記者謝炯認為，申花隊勝了，不應該把搶逼圍捧上天；輸了幾場球，也不要把搶逼圍打下地。申花球迷協會會長瀋國強說，迫在眉睫的是，下一場對山東隊。我們都在想，徐根寶與隊員們是否從陰影中走出來，去迎戰山東隊，這是最重要的。
俱樂部副總經理孫春明在會上透露，俱樂部董事會準備對球隊實施幾項舉措：一是請營養專傢和優秀的廚師；二是請體能恢復和科研人員；三是加強對球隊的科學監督和科學管理，不能由一個人管理球隊，也不能讓教練員球員對立，俱樂部可以炒球員；四是建立球員人才庫；最關鍵的是第五條，要建立競爭機製，教練班子的選擇，球員選擇都要有競爭，都要競爭上崗。我很清楚孫春明這番話的意思，如果我再打不好，就可能下臺。
當然，大傢議論最多的還是搶逼圍。大傢普遍的認識是，我們失利不是搶逼圍的失利，面是丟掉了搶逼圍。這一點我最清楚，我把四四二改為三五二，在陣型上把搶逼圍的威力消弱了。
1比6之後，搶逼圍成為上海灘男女老少挂在嘴邊的詞，成了人們議論的中心話題。對掄逼圍肯定的人很多，持否定態度的人也不少。我要不要堅持搶逼圍了呢？這時，國奧隊的失利情景又閃現在我眼前，我不能改變，我必須堅持下去，我默默地告誡自己。我記得在昆明，徐弘曾對我講的話：“徐指導，你以後不要再變了”。當時我還說不會變了，但是在成績的壓力下，在媒體的壓力下，我最終還是沒有勇氣堅持下去。五三二陣型，我想的是用人數多來保後場，而實際上就是丟掉搶逼圍了。精神面貌不如人傢，就是擠不出來，搶就是拼的體現。人傢拿球，你搶不搶人傢？不搶或搶得不兇，這是精神狀態問題。五三二，看起來中場人多，但如果衹想保後場的話，中場人數肯定少了，中場人數少，形不成圍搶，氣勢也就沒有了，當然也就會很背被動。
我們1比3輸給山東泰山隊，就是打的五三二，我認為兩個中衛盯兩個內鋒比較吃力，便再拉一個來保護，結果整體的防守沒有了。這種增加人數來保後場的辦法，實際上便是失去了整體搶截的優勢。
對廣州太陽神隊，我們的中場球員申思、陳偉都很軟，李曉又不搶，中前場便失控了，衹能挨打。
應該說，這個責任首先由我來負，是我指導思想出現了問題。為了讓球員更清楚搶逼圍的意義，我舉了我們抗美援朝的例子。我說，衹有援朝才能保傢。如果我們不派部隊出去，光在鴨緑江邊等着，後防便不會穩。加強中前場的搶截，是對後防最好的保護。如果衹是增加後防人數，造成中前場失控，反而會被動挨打。我已經想好了，不管今年成敗如何，搶逼圍一定不能丟。
10．揣着辭職書上場指揮
1比6之後，我站在了地獄的門口。我知道對山東泰山隊比賽是我最後的機會了。已經有消息傳了出來，如果這場球我們輸了，便由顧兆年代替我。我不想就這樣灰溜溜地走掉，我要證明自己的能力。在這個時候，能救我的、想救我的，衹有我自己。那幾天，我除了參加會議和訓練之外，就坐在房間裏研究對策。我幾乎考慮到了第一個細節，甚至設計了幾套方案，隨後，再去一一排除，直到有一個滿意的結果。
對山東泰山隊比賽前，我便和隊員宣佈：這場比賽，不拼的不上，要上的全是能擒的。我讓張勇和瓦洛佳當前鋒。由於範志毅兩張黃牌停賽一場，便讓成耀東當隊長。我苦思冥想排出一個我認為能拼能搶的中場，由莎莎、劉軍、吳兵和朱炯組成，這實際上是後來我們奪冠的中場陣容。
比賽之前，我寫好了一封簡短的辭職信。如果比賽輸了，我準備馬上就交給領導。在已經沒有退路的情況下，我懷揣辭職報告指揮球隊上場了。這場比賽的最後結果很可惜，我們0比0與泰山隊打平，但我們全場射門是13次，角球5次，山東泰山隊全場射門3次，角球3次，我們明顯占優。25分鐘時我換上李曉，可惜終場前8分鐘李曉有一個機會球沒有進。
賽後報紙評論這場比賽是：“上海申花隊頂住7天前1比6的巨大壓力，昨天以年輕選手出戰，再現搶逼圍，儘管得勢不得分，但精神面貌令觀衆為之一振。”
比賽後，我在新聞發佈會上說，從場上的氣勢和面貌上看，我們不是搶逼圍不行，而是前幾場沒有打出搶逼圍。以後我們將堅持這種風格與每個對手較量。這場比賽使我堅定了搶逼圍的信念，經過了兩次失敗，我想我必須要堅持下去。
球迷對我們打平這場比賽還是不滿意，“根寶草包”這樣的口號還在不停地叫。他們認為這場球我們應該拿下來，應該對一周前的1比6迅速做出“補償”。但對我來說，這場比賽打乎已經不錯，至少可以緩了口氣。直到我們下一場2比0勝江蘇隊後，我纔真正在長吁了一口氣，我終於死裏逃生，熬了過來。第二階段最後一場，我們雖然輸繪了廣東宏遠隊，但名次依然排在第五，沒有跌出前六，還算說得過去。
第二階段比賽結束了。由於國傢隊要參加亞運會，聯賽要間隔兩個多月纔比賽。對我們來說，這真是寶貴的兩個多月。在這段時間裏，我們不僅身體得到了調整，更主要的是獲得了心理調節機會。我真擔心，在如此大的壓力下，如果比賽一直打下去，我們的神經恐怕要“綳斷”了！這兩個多月也是我喘息的大好時機。在這個期間，我對搶逼圍的指導思想有了進一步思索和提高，我們統一了下一階段的打法，並在訓練中不斷改進，對人員安排也進行了必要的調整。說實在的，申花隊自從成立到現在，一直在南徵北戰，打東視杯，去昆明鼕訓，甲A聯賽、滬港杯、萬寶路足球賽、再是甲A聯賽，如果這麽一路打下去，我懷疑我們真要垮了。
11．一根繩子，一份要求，我別無他途
第三階段還有4場比賽。我們對形勢做了研究，最後4場比賽對我們能不能完成前6名指標非常重要，擺在我們面前的睏難也不小。因為我們有兩個客場、兩個主場，兩個客場非常險惡，一是對當時排名第三的遼寧隊，二是對主場不敗的四川全興隊，主場是對名列第一的大連萬達隊和很有特點的吉林隊。
我們對4場比賽進行了分析後認為，主場對吉林應該力爭2分，對大連萬達隊拿1分，兩個客場應該爭取1至2分。這樣算下來我們前6名任務就可以完成了。我給鬱知非打了個電話，把當時隊伍的情況作了匯報：李曉、範志毅上調國傢隊，莎莎回俄羅斯探親，朱琪、申思和謝輝參加國奧隊集訓，儘管現在離比賽時間還比較長，但我們决定管理制度不變，仍然要每天訓練，甚至連星期日都要訓練。鬱知非說，他們馬上要開董事會研究下一階段的工作，總結甲A聯賽以來我們工作的成功與不足之處，當然，現在最主要的還是打好最後4場比賽，如果打不好，雖然保組是沒有問題了，但大傢日子都不會好過。我當然聽懂鬱知非的意思，我的壓力這時還很重。就在那幾天，我收到一位四川球迷給我寄來的一封信，他說，申花隊客場去成都比賽時，球迷會要我們顔色看，因為他們上一次在上海受到了攻擊。這封信裏還有一根繩子！那意思不言而喻。
10月13日，俱樂部給我們發來了一份最後階段工作文件。我一看，裏面主要是針對我這個主教練的。文件首先要求我們確保前6名，如果完不成將罰款；其次是比賽全部結束以後待命等通知；最後一點是，俱樂部對教練每場比賽要有考核，這一條顯然是針對我的。看了這份文件後，我很清楚，俱樂部對我還不十分信任。我並不灰心，更不想退卻，我要做的，便是證明自己，以成績糾正別人對我的偏見。
10月17日我召開全隊會議。我對大傢說，現在聯賽衹剩下最後4場了，能否完成年初定下的任務，包括俱樂部本身在內，大傢都有壓力。在這種壓力下，我們的態度應該是不懼怕，放得開。但光不怕沒有用，還要有充分的準備，我們每個人都要為此付出代價，下局我們不放假了，大傢集中封閉訓練。另外要抓緊業務學習，研究遼寧隊的打法，分析我們的睏難，大傢統一思想去拼。此外，我還強調幾個方面：一是整體攻防戰術；二是堅持搶字；三是強調全隊的團结；四是放下包袱。這次會開得不錯，大傢都感受到了任務的艱巨，都在思想上作好了打硬仗、打惡仗的準備。
21日，我們到了瀋陽。當天晚上我們又開了會。那時的遼寧隊雖然實力有所下降，但他們還有着當年“東北虎”的威風勁，他們在積分上與大連隊萬達隊衹差兩三分，如果贏了這場比賽就奔冠軍去了。我們分析遼寧隊此役非常想贏我們，而且還存在着主場拿下我們沒有問題的心態，於是開始設計起戰術。
我分析說，對方求勝心切，肯定攻得很兇，加上主場觀衆和裁判方面對我們也不利，大傢無論遇到什麽情況都不要上火，要始終保持平靜的心。這場比賽後來真像我們估計的那樣，對方是急火攻心，薑峰用腳踩吳承瑛肚子的場面便能說明問題。
戰術上，我要求大傢貫徹好搶逼圍，強調中前場的搶截，並把防區擴大到中、前場去。另外，我們對黎兵的頭球，對薑峰的助攻，對莊毅的快速下底傳中，以及傅博門前的威脅等細微的問題上都作了詳細的安排。
在上場前我動員大傢：對方擄，我們也擠，對方如果亂踢，我們一不怕，二不報復，要保護好自己。對方壓出搶，我們以搶對搶。我們的體能肯定比他們要好，他們剛參加了泰王杯賽，一路折騰，體能肯定有問題。裁判如果有問題我們也堅决服從，誰也不準與裁判爭執。這場比賽，衹要把遼寧隊打急了，我們就有戲了。
範志毅與李曉參加完亞運會，也從北京直接趕到瀋陽。他們在亞運會上打得不錯，我找他們談話時首先肯定他們在國傢隊的表現，當然也嚮他們強調了這4場比賽的艱巨性。我說，你們的思想要趕緊轉到隊裏來，我還把這一段時間我們堅持的東西和要求以及最後對遼寧隊的準備工作都嚮他們作了交代。
22日，也就是比賽前一天下午，我們到賽場訓練。施拉普那和李應發坐在看臺上看我們訓練。事後桑廷良告訴我，施拉普那認為我們訓練的時間過長，比賽前應該縮短一些。李應發看了我們訓練後當時就說：“完了，明天我們肯定輸了。”他說，他們的訓練無法和申花隊的訓練比較，申花隊的訓練完全是真刀真槍的。
這場比賽我們確實打出了水平，搶逼圍發揮得酣暢淋漓，瓦洛佳和莎莎在前場搶下球後攻進了兩個球。賽後有報紙說：“2比4，坐守主場的遼寧隊敗得沒話。此役遼寧隊輸在情理之中，沒有淨輸3球以上還算幸運。”
當我們4比2領先後，隊員們氣勢還是很足，仍然以兇猛的逼搶對付遼寧隊，甚至出現三個人圍搶遼寧隊後衛趙發慶的場面。
這場比賽把我們的士氣和信心都打出來了。南方的上海人跑動和搶截比北方的遼寧隊還多、還兇狠，這在過去是不可想象的。伍紹祖看了電視轉播後說：“申花隊打得好，他們的跑動就比遼寧隊多。”
通過這場比賽，我看到我們的搶逼圍有了飛躍，這次勝利是搶逼圍的勝利。這次的成功，更堅定了我的打法。但那場比賽後半段，卻出現不友好的一幕，吳承瑛被薑峰踩了一腳。我們沒有過激反應，我們在新聞媒體上也沒有把這事擴大。比賽後，薑峰來隊裏道歉。當時他並沒有踩下去，就在那一剎那他冷靜下來了。後來我問吳承瑛，他說也沒有什麽。我對薑峰很瞭解，過去我在國奧隊時帶過他，他的品行不至於做出這樣的事。
接下來，我們主場與大連萬達隊打平，取得了事先預定的目標。
客場打四川，對我們來說是一場非常艱難的比賽。由於在上海比賽時發生了上海球迷與四川球迷之間的鬥毆事件，加上四川一些媒體不正確的引導，比賽尚未開始，便彌漫出一股濃濃的硝煙味。當地電視臺在賽前播放了雙方球迷鬥毆的一幕，這引起了四川球迷對我們的強烈憤慨，當四川省有關領導發現苗頭不對時，已經有點晚了，當時成都商店裏連彈弓都脫銷了。
為保證11月6日比賽的順利進行，不致於引起騷亂，11月2日至5日，成都電視臺連續播放市委市府領導和球迷負責人的講話，甚至連居委會也充分發動起來配合工作。成都市公安局對本次比賽和申花隊的保衛工作更是周密至極。我們一下飛機，7輛警車便前呼後擁，把我們拉到一個我們不知道的賓館。後來我們纔知道，這是離市區很遠的一個部隊賓館，連球迷都不知道。到了賓館後，公安局的同志規定我們不許會客，不許出門，整天呆在裏面。
第二天我們去體育場訓練。當我們的車駛進體育場邊的馬路時，行人發現了我們是申花隊。便開始叫駡起來，甚至還有人用棍棒敲打我們的汽車。比賽那一天，成都當地政府動用警力上萬，球場周圍的道路提前兩個多小時便已被封鎖了。開賽前體育場內還有8條大狼狗繞場一周，以示威懾，這在甲A聯賽中可是空前的。
看臺上武警與公安分別包幹負責，看臺下七八百名武警隨時待命，成都市體育中心馬路對面的市特警總隊大院裏，待命的快速反應部隊可在2分鐘內撲人體育場，球場外還停着消防車隨時準備應付突發事件。那一天晚上，成都5個區中的3個區的警力及郊縣警察局的所有便衣警察都出動。我們是在比賽結束清場後，於8點30分纔離開的，為了讓球迷難以辨認，我們去時與回來時使用的汽車顔色和外表都不一樣。萬名幹警直到晚10點一切安頓後纔撤退。對這場比賽，成都球迷協會也根據球迷的心理擬定了一些口號，比如先叫“繳槍不殺”的口號，讓球迷消消氣，再奏凱旋麯，讓球迷敗敗火。
這場球我也怕出事，因此在賽前反復要求隊員在場上場下千萬記住不要有過激行為。這場球全國轉播，上海球迷也非常關註，我們千萬不要因為我們的原因而引發更大的事端，哪怕是輸掉這場比賽。
因為這場球牽涉到這麽多的不安定因素，因此比賽的內容和過程反而顯得不那麽重要了。最後，這場比賽雙方0比0打平。最滿意的便是成都市委市政府了，據說比賽平安結束的當晚，一位有關官員居然高興地喝醉了。成都的警察真行。直到我們離開，球迷們都不知道我們在成都是住在什麽地方。與四川全興一役，與其說是比賽，不如說是玩了趟捉迷藏遊戲，而且我們還得到了一個理想的結果。打乎全興隊，我們已經穩拿第5名了，第一個任務已經完成了，緊張了一年的心，終於放下了，在回上海的飛機上，我狠狠地睡了一覺。
12．金光誅點球射偏，申花進了前三名
我們的最後一仗是主場對吉林隊。
這場比賽我們如果贏了就進前三，平了第四，輸也是第五。對吉林隊來說，他們保級已經成功，輸贏也無所謂。
雖然我們已經完成第一個任務，但我們還有爭三的目標，已經到了這個份上，我們當然要奔第三去了，畢竟第三與第五還差一個檔次，能第三絶不能第五。賽前，我對球員們說，你們不要以為吉林隊不會認真打，千萬不能放鬆，即使是死者虎也要當活老虎打，我們最後一場不是為申花隊踢，而是為上海的足球發展踢的。
隊員上場後還是很認真的，場上占據了主動，上半時李曉先進一球。下半時吉林隊獲得一個點球，金光誅走嚮罰球點時，全場鴉雀無聲，大傢都知道這個點球的分量，如果罰進，我們就與前三無緣，我當然很緊張。
金光誅射門，球偏出門柱，他捂住了臉。我忽然感到一陣輕鬆，我們贏了。我們不僅完成了年初定的任務，而且還超額完成，因為我們打進了前三名。
虹口體育場鞭炮齊鳴，球迷熱烈慶貿。幾個月前還在這裏讓大上海大丟面子的申花隊這回總算為上海掙了面子。站在球場上，我感慨萬千，這足球可真讓人捉摸不透，它可以讓你下地獄，也可以送你上天堂。
回到休息室，隊員們興奮地擁抱在一起，又叫又唱，我靜靜地站在那裏，心裏衹想說：“大傢辛苦了。”忽然有人進來通知說，大傢快去洗澡，就不要回江灣了，黃浦區副區長周太彤在香港城擺下慶功宴，請我們全體去喝慶功酒，這個安排我們一點也不知道。
這頓飯吃得非常高興，黃浦區拿出30萬奬勵，俱樂部也拿出30萬，後來上海市交通安全必備物品供應公司為申花將士每人提供一輛進口助動車。
聯賽終於結束了。大傢都異常地輕鬆。我宣佈放假，三天後報到。確實，在這一年裏，大傢都非常辛苦，神經高度緊張，尤其是經歷了那可怕的1比6，應該好好地放鬆一下了。
三天後的早晨，休息了兩天的隊員們都在9點前報到了，小會議室裏坐得滿滿的。我在黑板上寫下了12月31日這幾個字，並在下面重重地劃了個圈。我說，我們與申花俱樂部簽定的合同到這一天都到期了，我們在一起的日子也不多了。這一年來，我們申花隊的成績和缺點都明擺着的，大傢回去想一想，這一年來，我們共同的收穫和感受是什麽？我們今年的任務不多了，主要準備12月11日的南北明星隊，申花隊有範志毅、李曉、成耀東、瓦洛佳和朱琪入選，你們幾個與我一起去成都，打完後馬上回上海與德國的一個隊打邀請賽，其他隊員休整，並為邀請賽做準備。張德發也對大傢說，今年的任務大傢完成的很好，接下來就要考慮簽合同了，這裏有雙嚮選擇的問題。請大傢回去好好考慮。
這一年裏，我們申花發生的事太多太多了，會上，大傢情不自禁地談開了。範志毅說，甲A聯賽過去了，我們時刻綳緊的神經終於鬆下來了。這一年太緊張了，對我來說，這一年從來沒有鬆過。年初申花隊成立，年輕隊員很多，我26歲就算是老隊員了。說實在的，這樣的隊打比賽，剛開始我心裏一點也沒有底。好在大傢齊心合力，一場一場地頂過來了。
老隊員陳偉說，我們進步了，我們的搶逼圍打法與過去上海隊的打法有明顯的不同。
瓦洛佳也說，在申花隊的這一年，要比我剛來時想象得快得多。但我要提醒大傢，我們申花隊也有一個問題，那就是凡是先失球的比賽，從來就沒有扳回過。
11月24日在香港城開了個足球研討會，陳良宇副書記和龔學乎副市長等都出席參加。陳良宇在會上指出：“足球的發展是城市經濟發展的反映，上海的經濟是國際關註的，上海正在搞新機場，深水港，上海到北京的快速列車也在計劃，上海正在開始重振雄風。你們球衣上印有上海兩宇，就要對上海人民負責，不能光講錢，榮譽是第一的，榮譽是錢買不來的。對申花明年的要求是，一，思想境界要高，要解决為誰踢球的問題；二，在管理上必須嚴，要成立黨支部，要有精神支柱；三，作風要硬朗，不能戰勝自己的球隊，怎能戰勝別人？”
龔學乎副市長說：“今年上海三個隊完成任務都很好。我和陳良宇的壓力也很大，因為涉及到改革。申花隊要與國際接軌，俱樂部要從長遠考慮，後備力量現在不足，體委與足協要去解决這些問題，要盡快培育足球市場，上海球市還不興旺，要培養出足球觀衆，沒有市場就沒有發展的基礎。申花隊雖然得了第三，但與其他隊水平相差並不大，明年的工作就在眼前，主教練職務是否在一周內就確定？隊員要馬上投入鼕訓，懼樂部要馬上去找外援，準備工作要越快越好，5個外援的指標不要浪費。主教練定下後，要立即到國內找內援，還要立足於自己培養。另外，還要到全國招聘領隊。”
我說，申花隊明年的工作重點在管理，要加強管理，我認為我們管理上的問題最多。
我原以為這個會議是總結我們取得了前3
名的經驗和教訓，有點慶功的意思。但聽完陳良宇和龔學平的講話後，我感到我們與上海的這個城市的發展和形象並不相適應，我們距上海人民的要求還差得很遠。在這個研討會上，我心裏已經暗暗下了决心，如果明年我繼續帶申花隊的話，我們一定要拿冠軍。
13．“民意測驗”，我卻遭到許多球員反對
1994年中國足球的第一次職業隊聯賽搞得非常地成功。足球水平明顯要比前一年提高，場面也精彩、激烈得多。被冷落多年之後，中國足球又紅火起來了，到處受歡迎。在這種情況下，當年12月中國足協在成都召開了足球工作會議。實際上，這是一次“慶功會”，足球界元老都應邀參加，會場內外喜氣洋洋。這是我記憶中中國足球最令人興奮、最團结也是最受好評的一次會議。
我作為申花隊的主教練也到成都開會。剛到成都，羊城晚報的記者範柏祥挺神秘地告訴我：“根寶你知道嗎？聽說你的位子不一定保得住。”我聽後大吃了一驚。我想，我在年初接手申花隊，指標是前六名，現在我打到了第三名，超額完成了任務，自認這一年幹得非常不錯，還從來沒有想到過俱樂部會不聘我，這個消息對我確實是非常意外。我問範相樣，你這個消息是從哪裏來的？可靠不可靠？他說是“從上海方面得來的，挺可靠的”。聽他這麽一講，我心裏往下一沉，不由地狐疑起來。晚上我給在上海帶隊的桑廷良打了電話，問他聽到過些什麽，有沒有這方面的消息？桑廷良說：“這個事情我沒有聽說過，但是你走之後，我聽說懼樂部在隊裏搞了一次秘密的民意測驗……”噢？有這事？我一聽馬上神經緊張起來，隊裏的這些事情我作為主教練為什麽不知道？我不是反對進行這種民意測驗，但要搞的話，至少也得給我們教練打個招呼吧。倘若不打招呼，那肯定想避開我。桑廷良說他也是聽說，並不清楚怎麽回事。
我很生氣。我覺得我們現在已經是在搞職業隊了，但在有些方面卻還在搞這種“群衆路綫”，我對搞這種東西特別反感。我又問，他們是怎麽測驗的？
測驗的結果如何？
桑廷良說：“測驗是俱樂部通知全體隊員搞的，沒有通知我們教練，我們都不知道。衹是事後獲知，每個隊員得到一張紙，上面大概印有這樣一些問題，如：你對主教練的工作是否滿意？你與主教練合作如何？你對其他教練工作看法如何？等等。聽說測驗的結果，我最差，你根寶其次，顧兆年最好。”
我聽了後纔感到，雖然我們拿了第三名，但俱樂部對我的工作一直沒有變，範柏祥說的有些道理。我的位子看來是有問題了。但是為什麽會這樣呢？我想不清楚。我想，我們的工作是需要評定的，評定我們工作的優劣，一要看實際工作的過程，二要看實際工作的效果，這兩點我無可厚非。我在1994年的工作實績明擺在那裏，俱樂部為什麽對我還有什麽看法呢？
剛到成都，就碰上這不順心的事，我心裏很不痛快。這天晚上我睡得並不安穩。第二早晨8點多，我剛吃完早餐回到房間，桑廷良又來電話，嚮我報告說，隊裏兩名球員找不到了。7點30分起床吃早飯的時候人就不在了。剛纔接到公安局的電話，說這兩名球員在昨天晚上公安局“收網”時抓進去了。
我一聽急了，忙問“你們晚上鎖門了嗎？”桑廷良說：“鎖了，前門、後門都鎖了。”
“鎖了怎麽出得去？”我問。“是從二樓宿舍的窗口跳出去的。”
“他們現在情況如何？性質嚴重嗎？”我有點急了。
“現在不清楚。不過可以打聽一下，我聽說治安大隊的一個大隊長在廣州出差時曾與你一起吃過飯，和你挺熟的。”
我一聽便說：“那你快去問一下，他們為什麽被收進去？
如果是一般的問題，你就對他們求個情，說我們兩天後要與德國的凱澤斯勞騰隊比賽，一定要態度好一些，求求情吧。”
桑廷良挂上電話不久，就代表球隊去了公安局。我就在房間裏等他的電話。不久他回來了，告訴我，情節不算嚴重，衹是一般性的問題，已經保出來了。
我對桑廷良說，你馬上嚮俱樂部去匯報，讓鬱總知道這件事。事情出在隊員身上，儘管責任在個人，但影響的是申花隊，要說明我們的工作沒有做好，教育管理還存在問題。
與桑廷良打完電話後，正好9點半中國足協開會。這一天的會議有一項議程：前4名的教練員答記者問。我帶着對俱樂部搞秘密民意測驗和今天隊裏發生的這件不光彩事情的不滿的情緒，參加了會議。
14．在成都會議上放炮
本來，我在會上不想更多地去講隊裏存在的問題。隊裏出了這樣的事，球隊不光彩，我這個當教練的也沒面子。但在記者問答的時候，我終於忍不住了。
天津日報記者張東站起來對我說：“我嚮徐教練問一個問題，你在國傢隊，國二隊和國奧隊時，大傢都知道你是管理很嚴的教練。但昨天，我坐在你們南方明星隊的車上，見到你們申花隊的球員抽煙，你對這事怎麽看？”
這次南北明星隊，是在成都足球工作會議時舉行的一個比賽，由南北兩個陣營組成的球隊參加比賽，我和廣州太陽神隊的主教練周穗安任南方隊教練。申花隊有5人人選南方隊，他們是李曉、瓦洛佳、範志毅、成耀東和朱琪。因準備對德國凱澤斯勞騰隊的比賽，成耀東和朱琪沒有隨我到成都，衹有範志毅、李曉和瓦洛佳3人參加南方明星隊。
我說，當時我看到瓦洛佳和李曉坐在前面，他們沒有抽煙。張東，你是不是看到範志毅在抽煙？儘管當時張東沒有回答，但我心裏知道，張東指的人，肯定是範志毅了。我便說，我確實在車上沒有看到。但我如果看到的話，我肯定會製止的，並會進行處罰。
張東的這個問題，讓我“剎不住車”了。我索興講開了。我說，我是強調管理的教練，我認為一支球隊如果管理不嚴，是沒有戰鬥力的。從某種意義上講，球隊的成績好壞與球隊的紀律是不可分的。但是，我管理再嚴，還要隊員理解和配合。否則，再嚴的管理也不一定都能收到好的效果，並不等於不出事情……”講到這裏，我馬上聯想到今天上海發生的事情，聯想到俱樂部在隊裏搞民意測驗時隊員對我的不滿。我脫口而出：在中國現在的特殊情況下，被隊員反對的教練是好教練，而隊員沒意見的教練，大概有點問題了。
這句話一出，會場立時騷動起來，大傢相互交頭結耳，記者們更是竪起耳朵，瞪大眼睛望着我，盼望着我繼續往下說。
我說，足球隊從體工隊的機製轉到職業隊，但實際上職業球員的素質、道德及球員對職業的認識還沒有提高上去。剛纔張東說的問題是存在的。不要說抽煙，更嚴重的事還有，足球界中喝酒、嫖、賭也不少見。少數球員想少花力氣多拿錢，管理上希望鬆一些，這給我們的工作帶來許多的睏難。但凡是搞過隊的都知道，平時訓練不刻苦，不嚴格，到時候你想拼也拼不出來。年初我們隊中有一名隊員生病，我派助理教練去探望，有些人就說我不關心隊員。平時訓練我是嚴一些，有時甚至駡人，個別隊員就感覺到在隊裏缺少溫暖，積極性不高。也有些同志對我說，根寶，你堅持嚴格要求是對的，但要註意工作方法。也有說，根寶，你批評隊員，要註意場合，要給隊員一點面子。我知道他們都是好心，希望我工作做得更好，更完美。但是我想，世上是沒有兩全的東西的。昨天我們隊有2名隊員半夜跳窗出去，在娛樂場所給公安局抓住了。這時候，他們還有自尊嗎？平時怪我們管得太嚴，但這個時候，我想他們肯定有所省悟，如果管得再嚴些，他們就沒有機會半夜三更溜出去了。自尊首先要自愛，自己對自己都不愛，如何有自尊？有隊員說在隊裏缺少溫暖，缺少關心。什麽叫溫暖？什麽叫關心？出了成績，名利雙收，這是最大的溫暖，最大的關心。當我們1比6輸給廣州太陽神隊後，球場上幾萬觀衆齊聲駡我草包，其聲之大，真是如雷貫耳。誰給我自尊？誰給我溫暖？我要不要自尊？我要不要溫暖？球踢不好，觀衆駡臭球，球員感覺到有自尊嗎？他們會感到溫暖嗎？我們衹有明白這個道理，懂得自愛，纔有自尊，懂得我們職業教練員、球員應該需要付出些什麽，不在乎時付出比別人多得多的努力和辛苦，你怎麽能得到比別人多得多的榮譽和利益呢？這纔是最大的道理。
我一口氣說了一長串，講完後心情感到一陣輕鬆。我的話在會場裏引起了很大反響。我記得坐在我邊上的王俊生對我說，根寶你的話太絶對，有些教練不靈，隊員反對，難道也是好教練？我說，我指的是在管理上，管理嚴的教練通常是不被球員喜歡的。
我確實感到，上海申花隊今年能夠獲得第三名，確確實實就是嚴格管理和訓練的結果。在這一年裏，我對一些主要的球員，尤其對尖子球星是批評最多的。範志毅、成耀東、李曉有錯我不去批評，難道我們者是批評替補隊員？到時候誰會來服你？衹有把他們抓住了，才能帶動全隊的管理和訓練。
在這方面，俱樂部，尤其是上海市領導給了我足夠的支持，是我能夠堅持嚴格管理，並能超額完成任務的最重要基礎。我想起對遼寧隊比賽時，範志毅在休息室裏當衆與我爭吵，後來三天不歸隊時，陳良宇書記親自出面為我打氣，提出“申花隊沒有特殊隊員”，嚴肅批評了範志毅的錯誤。我們正是抓住了這一點，纔得以在聯賽中堅持刻苦訓練，堅持搶逼圍，打出了我們最好的風格和水平。
我在會上“放了炮”後，事後聽到了許多反應，許多同志支持我的看法，新聞界更是以大的篇幅刊出我的講話，當然，也有不同意我的看法的。但我想，抓管理，抓訓練，是一個教練義不容辭的職責，我回憶這幾年走過來的路，更加清楚地感到，我的嚴格管理和訓練是對的。我甚至想，我已經幹到這個年齡的人了，我什麽都經歷過了，什麽都不怕。直到現在，我仍然對球員炒教練之風非常反感。不少球員就是這樣，他要做的十件事，衹要有一件不合心意，就對你有意見，反對你。我想，我了不起就下臺不幹了。但衹要我在臺上，我必須這樣去做，而且我一定會這樣堅持。
回到上海後，我聽說俱樂部對我的發言不太滿意。我很坦然，因為我知道，“民意測驗”我本來就是“不及格”，我已經無所謂了。
當然，我也要做些“調查研究”，看看究竟是怎麽回事。我問了範志毅，你給我講實話，隊裏有沒有民意測驗這回事？小範給我裝糊塗，他打着哈哈說：“啊，我不知道。”我說，你別裝傻，俱樂部聘不聘我，現在還不知道，你怕什麽，你又沒包袱。他衹得承認了，但又說，“反正我沒有寫。”我問，你讓誰寫的？“我讓陸瑋打勾了。”後來我又問成耀東，他說有這麽回事，又說：“這個事嘛，作為我們隊員衹有服從上面的要求，上面叫寫我們就寫吧。”這件事情至今給我印象深刻，並令我非常不滿，後來我與鬱知非談起這事，他也給我作了些解釋。
在我這一年任申花隊主教練期間，經常有隊員跑到俱樂部反映對我的不滿，俱樂部再把這些反饋給我，我對俱樂部的這些做法有意見，我認為我們三者之間的關係不應該是這樣的。那麽應該是什麽樣的呢？我沒有搞過職業隊，也講不出個所以然來。在成都施拉普那搞的守門員學習班上，我問老那，在德國，懼樂部、教練員、球員三者關係是什麽樣的？他說：“隊員對主教練負責，主教練對俱樂部負責。”我又問，如果隊員嚮俱樂部反映主教練如何如何？俱樂部應該怎麽辦？老那簡單地說了一句話：“一腳踢回去！”
老那的話，更證明我的思路是完全正確的。我也暗下了决心，如果俱樂部想讓我再幹，這兩點我必須要嚮俱樂部提出來，必須得到俱樂部的認同，否則我堅决不會再幹了。
我在申花的第一年，就這樣結束了。儘管在外人的眼裏，我幹得轟轟烈烈，非常不錯，把一支年輕人組成的球隊帶到了第三名，比過去的上海隊成績還要好，但其實我心裏有數，這一年對我來說是充滿了坎坎坷坷和風風雨雨。因為這是新舊機製、新舊觀念在初級階段轉換時的必然反映。我從心裏感謝上海非常良好的足球環境，感謝上海市委、市府和俱樂部對上海足球的支持。這與衆不同的支持，引起全國其他懼樂部極大的羨慕。在我們工作低潮時，足球書記、足球市長親自參加俱樂部改革座談會，為我們的工作尋找解决問題的辦法，為足壇改革鼓與呼，這是我過去從來沒有經歷過的。
1994年，是中國足球職業化改革的第一年，在由體委到企業辦球隊的轉變時，沒有前人的經驗可以吸收，一切都是摸着石頭過河，其中免不了磕磕碰碰。在1994年的工作結束，展望1995年工作之際，我在筆記本上寫下了這麽10個字：風雨中開始，風雨中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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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三個多月的訓練，期盼已久的1994年的職業聯賽終於開始了。我們第一場是客場對瀋陽海獅隊。
比賽之前，鬱知非與我商量對瀋陽海獅隊比賽的奬金問題。我們定下的標準是主場勝3萬元，平1萬元，客場勝則奬5萬元。鬱知非當時的觀點是，奬金是為了提高隊員的競爭意識，但不能讓隊員都去為錢踢球，奬金主要是調動積極性。
我提出了不同看法。我說主客場比賽、對手強弱和關鍵場次比賽的奬金應該是一樣的。我們的目標是2分(當時勝一場得2分)，不會因為你是主場勝利而少積分。因此，我建議無論什麽情況，奬金應該是一樣的。鬱知非聽後認為我的意見有道理，便同意了。
俱樂部還提出分階段發奬金，以前4場為一個階段，如全勝得8分，再奬教練一萬元。拿7分奬7000元、6分奬50Q0元、5分奬3000元、4分不奬不罰、3分罰2000元、2分罰3000元。後采這個方案實行了。第一階段我們4戰鬥勝拿了8分，但最後是否奬勵教練了，我想不起來了。
我們與瀋陽海獅隊的比賽是4月16日。14日我們便到達了瀋陽。懼樂部老總鬱知非和孫春明也隨隊一起到瀋陽，這也是他們第一次參加甲A聯賽。賽前鬱知非突然胃痙攣，痛得直不起腰，我知道他這是緊張引起的。他說，我當了這麽多年的老闆，還從來沒有這麽緊張以。
瀋陽隊剛從甲B升上來，他們的主教練叫謝爾蓋，是俄羅斯人，也是甲
A中第一支由外國教練率領的球隊。外援中有個光頭外援叫莎莎，能力很強，在海埂春訓時就受到了普遍的好評。我們要完成前六名的指標，便一定要戰勝瀋陽海獅隊。這場比賽的目標就是贏球，而不是客場保平爭勝。說實話，客場比賽要贏球沒有那麽容易，再說瀋陽隊在春訓期間戰績也不錯。儘管我們在春訓和東視杯邀請賽上表現不錯，但畢竟是友誼賽和練習賽，與真正的聯賽無法相比。
這是申花隊成立後的第一場正式比賽，第一炮一定要打響！
我們教練組反復開會研究，最後終於定下了申花隊第一場比賽的出場陣容：
守門員蔡建林，右後衛姚俊、中衛毛毅軍、吳兵，左後衛吳承瑛；後腰範志毅，右前衛劉軍，左前衛朱炯，前腰莎莎；前鋒瓦洛佳和李曉。
在確定這個陣容時，有兩個人選我一直猶豫不定：左前衛是用朱炯，還是用陳偉？
朱炯平時比賽打得不錯，但沒有參加過大賽。這麽重要的比賽，我們還是想用老隊員陳偉。說來也巧，就在我們猶豫難下决斷之時，比賽前一天晚上陳偉突然腹部劇痛，一查是急性盲腸炎。沒有什麽可考慮的了，陳偉不能上場，給了朱炯一個機會。
第二個考慮的是左後衛用吳承瑛還是用成耀東。吳承瑛體能好，拼勁足，但畢竟他還沒有參加過聯賽，此前甚至連乙級隊都沒有打過，他行嗎？要用他肯定是要冒險的，因此我們想用成耀東。但是成耀東是剛從北京參加完體能補測，體力行嗎？前一段時間他比賽又打得少。想來想去，還是决定先上吳承瑛。
事實證明，我們上吳承瑛確實是非常冒險的。他把守的左路漏洞百出，人也緊張得不知如何是好，20分鐘後，我不得不用成耀東把他換了下來。朱炯的表現還可以，總算還能頂住，作為一個從未經歷過大賽的年輕隊員，這樣已經很不錯了。
打法上我們提出“平時練什麽，戰時就打什麽，不走樣”。實際上，這也是以我為主打法，但是客場這樣打卻不容易。因此在具體佈置上，我們還是提出了一些很細的要求和對策。比如，對方可能知道我們搶得很兇，要破我們的圍搶，很可能在我們前鋒還沒有逼上去的時候，一腳就開到我們後衛的身後，因此我們的後衛一定要註意對方打我們的身後。
果然，海獅隊一拿球，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往我們後衛身後打，其中進的兩個球，都是打我們身後球後得手的。
如何盯住莎莎，防住對方的速度，也是一個重要問題。我派了吳兵重點盯，吳兵完成得很成功，這場比賽莎莎雖有發揮，但並沒有造成多大威脅。
比賽打得非常緊張。我們上來便由瓦洛佳先進了一個球，海獅隊馬上還了一個。1比1後，李曉又打進了一球，對方又還以顔色，比分變成2比2。對方莎莎在右路還有一次很好的射門，但卻打高了，我們躲過一劫。
下半時第20分鐘，我用申思換下了體力不足的莎莎。申思上去後在控製球和傳球上確實起到了作用。最後一分鐘，他用左腳一記似射似傳的球，居然飛進了球門！我們終於在客場艱難地拿下了這場比賽。說來也怪，比賽時還一直用手捂住腹部的鬱知非，在比賽結束後，直起了身體，好像病已經好多了。
說實話，這場比賽運氣非常好，大傢都以為要平了，但我們卻在最後一分鐘贏了下來。
首仗告捷，大傢都非常高興，這是我們職業聯賽的第一個勝利。當大傢拿到了第一場勝利的4
萬元奬金時，隊員們一個個笑得合不攏嘴。當然，與現在相比，這點錢少得可憐，但在當時，主力隊員拿到了2800元奬金，別提多高興，這對他們可是一筆巨款啊！
2.四戰四捷，震動了足球界
4月26日第二輪，我們主場對北京隊，結果4比3獲勝。
這場比賽，我們搶得對手沒辦法出球。在賽後的總結會上，我對大傢說，我們每周的訓練不是收到效果了嗎？
我要求大傢瘋搶是有道理的，你們每次練體能都有意見，現在效果怎麽樣？吉隆坡比賽後，我得出一個經驗，像緊張的大賽之前，不能以休養力，而應該以力養力。那時候我們就因為休息得太多，結果最後反而跑不動了。現在我們與其他隊相比優勢在哪裏？一，我們在昆明訓練最好，回地方訓練還是最好，訓練好比賽就好；第二，每次比賽我們的後勁總比人傢足，到了下半時我們比對手跑得動。昨天我們與北京隊搶得怎麽樣？下半場他們都不會踢球了。
當然，我也對出現的問題提出了批評。因為我們4比1領先後鬆勁了，我特別批評了劉軍。2比0領先時，一次劉軍右路下底，中間瓦洛佳、李曉、範志毅都包抄跟上了，衹要他傳出來，三點都有人，就非常容易進球，但是劉軍卻自己射了。我問劉軍為什麽不傳？他說他可以射。我說，你射進的成功率高還是傳出後再射的成功率高？
我們提倡英雄主義，但不提倡個人英雄主義。如果這球進了，就是3比0。3比0與2比0是不一樣的。而且不僅僅是2比0和3比0的問題，這種行為是會對隊伍的士氣和團结造成極大的影響。
這場比賽，我們在守門員環節上的問題也暴露了出來。庫茨在昆明守得不錯。但他藉說傢裏有事回去了，而實際上是為了工資事情。當時我們定他的工資是600美元，他要求定750美元，雙方沒有協商好。
這場比賽我們2比0領先，而後是2比1，3比1，3比2，4比2，4比3，前面進球多，後面失球也不少，而且都是在非常好的形勢下丟的球。後衛和守門員問題，成了這場比賽失球的關健。
第3場主場對八一隊，全國電視轉播。我對大傢說，不要去管新聞界如何說，我們要堅持自己的打法。
雖然連贏兩場球，但是，我們並沒有得到上海球迷的認可，很多人還在說，我們衹靠體力亂衝一氣，技術粗糙，缺少戰術素養等等。我對大傢說，外界的評論你永遠也搞不清楚。進不了球便是進攻無方，丟球就說防守不行，壓出去打說是冒險，守在後面又說是保守。但是大傢都要記清楚一點，人傢評論我們，說明我們引起了人傢重視，有成績，這是好事。如果成績平平沒有人來議論我們，這纔是壞事呢。你們不要看八一隊弱，認為沒有問題。過去的經驗是，往往認為沒有問題的時候就有問題了。
這場比賽八一隊防守得非常嚴密，我們上半時確實沒有機會。下半時對方壓出來進攻了，我們的搶逼圍戰術見效了，最後瓦洛佳進了兩球。
三戰三勝，申花隊開始在中國足壇引起一點轟動了。第四場我們到廣州對太陽神隊。當時太陽神隊實力很強，當地人說，越秀山體育場主場還沒有敗過，就等着拿申花隊開刀。
我心裏很清楚，我們的技術不如對手，衹有用積極的逼搶來爭取主動。這場比賽是我們前四輪中打得最好的一場，我們的搶逼圍發揮了極大的威力，居然讓太陽神隊的技術優勢無從發揮。他們似乎面對外星人一樣地面對我們，完全是束手無策，全無章法。我們5比3大勝。
甲A聯賽前4場，我們4戰4捷，震動了足球界。當我們歡歡喜喜地從廣州回到了上海後，上海球迷看我們的目光與以前不一樣了。
3．剛說了旬滿話，便丟了三個球
4戰4勝。一支剛成立，以新人為主，以從頭搶到底這種打法的球隊，居然連戰連捷，這多少有點出人所料。我對自己的訓練和打法雖然有信心，但如此一帆風順，卻也是我設想到的。四連勝，讓我和隊員開始有點輕飄飄了。
前4輪比賽之後，我們去香港打滬港杯。2比0領先，最後3分鐘被扳成2比2，延長期輸一球。這場比賽成耀東頭破了，我調朱琪打後衛。最後3分鐘時，他衹要將球踢出界外就行了，沒想到卻弄了個犯規，被香港隊罰任意球。就這麽個機會，香港隊進了一個球。我們輸了。這是我們在1994年正式比賽的第一次輸球。
滬港杯的失利，現在看來是在嚮我們敲警鐘。但當時，我們都沉醉在四連勝的狂喜中，根本汲靜下心來細細地分析自己的失敗原因，更沒有想到後面比賽中將出現的睏難。浮躁，我們確實有點浮躁了。
6月5日，聯賽第二階段開始。我們興衝衝奔赴濟南挑戰山東泰山隊。此時大傢的一致心願是：打敗山東隊，五戰五勝。正在青島出差的上海市委副書記陳良宇同志，也專門趕到濟南來看這場比賽，我們求勝的願望更高了。
老山東的球四平八穩，看不出兇在哪裏，但最大的特點就是穩定。兩個中鋒宿茂臻和唐曉程還是很有特點的。我在準備會上提醒大傢，現在誰都知道我們打搶逼圍，第一階段打完後搶逼圍在全國影響很大，大傢肯定會效仿我們，肯定會有應對措施，但我們仍要堅持自己的打法。山東隊也是靠體力的，反搶起來可能會很兇的。如果對方後衛不在中場倒腳，一腳打到身後，利用唐曉程和宿茂臻速度來打我們該怎麽辦？我腦子裏突然閃現了這樣一個疑問，但是，隨後又自我安慰，衹要我們能進球，還伯什麽呢？前20分鐘我們占有絶對優勢，李曉進了一個球。桑廷良在一旁說：“山東泰山確實太差，與我們不是一個檔次。”我們在教練席上都非常輕鬆，就等着隊員們再進球了。
可能是我們先進球的原因，山東隊一下子放開了，而我們的隊員則有些小看他們，在場上踢得鬆鬆垮垮。對手采用壓出來與我們拼搶，進攻時投入的兵力也多了，5
分鐘內，接連打進我們兩球。進球隊員，正是我擔心的宿茂臻和唐曉程。
說實話，我們誰都對這個局面沒有思想準備，隊員們更急。範志毅壓上去也不回來，最後中場結束前又給他們打反擊進了一球，上半時我們居然輸了個1比3。
有時我想，在結果尚未出來之前，話就是不能講得太滿的。這不，桑廷良剛講完話，球就進了！但當時桑廷良在講這話時我也想，今天拿下這場球沒有問題。
山東泰山隊進球後，球迷們大聲喊叫，我看得出我們的隊員腦袋也大了，沒了方向。我上去叫，讓範志毅註意位置，他聽不見。成耀東速度有限，防唐曉程很吃力，毛毅軍或吳兵防宿茂臻也很不力。對這場球，我們確實有點盲目樂觀了，很多應該做的準備都沒有做。
中場休息時我抑製住感情，平靜地對大傢說，第一，大傢一定不要急；第二，範志毅一定要回防，要執行戰術紀律。我們1比0領先，攻是對的，但保護不夠，層次不行。
儘管我中場時要求了，我們下半時也創造了機會，但沒有打進球，終於輸了這場比賽。範志毅是這場比賽失利的關鍵，他衹顧攻上去不願回防，使得我們的防守根本抵擋不住宿、唐的衝擊。比賽後，我說了小範幾句，範志毅對我的批評似乎有點不滿，我們之間開始有了點矛盾。
第二天，我再次嚮全隊總結失利原因，指出毛毅軍盯搶不兇狠，範志毅不回防，結果讓對方的兩名前鋒進了三球。我說，戰術紀律要求你們去盯人，但是你們沒有做到，尤其是範志毅，做得更不好。我們進球多，失球也多。對北京國安隊我們進了4個球卻丟了3個；對廣州太陽神隊進了5個球丟了2個，這場比賽進球1個，卻丟了3個，這實際上反映出我們隊的問題。
對一支球隊來說，過多的失球是不正常的，也是不穩定的信號，這個問題不解决，對我們以後的聯賽會有很大影響。但這個問題又怎麽來解决呢？
以現在的眼光看，這與個人防守實力不足有關，為瞭解决這個問題我想到了改變陣式。把原來的四四二陣式改為三五二或者五三二，增加防守的人數，具體做法是把成耀東從左後衛拉到自由中衛的位置上，讓朱炯踢左後衛。
6月11日我們直接從濟南趕到江蘇隊的主場南通。一到南通，便有幾件事讓我不高興。我們坐船到達南通港後竟然沒有人來接，隊伍都等在碼頭上。打電話聯繫了半天，接待方纔派車來把我們接到了旅館。但到了旅館卻沒有飯吃，隊伍衹能去吃“麥當勞”。後來瞭解到，這是雙方聯繫時出了問題。接待方以為我們是下午到，但我們中午就到了。纔在濟南輸了球，到了江蘇又不顧，我心裏沉甸甸的。
第二天下起了雨。我對大傢說，雨球一樣地打。對我們來說，問題不在打雨球，還在於要求認識到防守是整體的問題。如果前面不搶，中場和後衛就被動多了，無形中增加了後場的難度。我再一次明確了我們搶逼的路綫，比如說，一，丟球就搶，一搶到底，層層夾擊，以多圍少；二，往裏趕，回來夾，奔人去，伸腳搶，正面頂，來回追，第三，搶點斷球，搶點破球，魚躍、鏟球。這是我專門為大傢總結出來的。我把它寫在黑板上，讓大傢記下來。現在想來，這可算是我們“搶逼圍”打法的成功要訣了。
我認為江蘇隊比我們弱，因此我們的進攻要耐心。要多往邊走，還要多轉移。我再次重申了一下賽場戰術紀律和我們每個人的職責。在重申紀律時，我重點點了範志毅與
3
個中衛的關係，我說你今天可以大膽攻出去，但也要回防，不能讓中間的地方讓對方占領。範志毅上去後，吳兵頂範志毅的位置，成耀東頂吳兵位置，這樣又變成了四四二，多少可以解决進攻弱的問題。
這場比賽我們雖然贏了，但還是被對方打進了兩個球，而且對方的機會也不少。打完比賽後桑廷良對我說：“根寶，這一改，我們的中前場搶截不行了。”小桑講得對，雖然我們對江蘇隊贏了，但依然存在進球多，失球也多的問題。但這時已經容不得我再作改動了，我腦子裏考慮的全是贏球，重新恢復第一階段的雄風，衹要能贏球，有積分，別的我已經來不及考慮了。我說，別再改了，就先這樣打吧。
接下來，我們主場對廣東宏遠隊。在準備會上我要求兩點：一是隊形，三條綫的距離要緊湊，進攻時後衛跟上，防守時前鋒必須回防；二是估計廣東隊密集防守，要破他們的密集防守，多走邊路，多轉移，要有遠射。按理說，破密集要多打高球，但李曉和瓦洛佳都沒有高度。
上半時我們占有絶對主動，進攻路綫很清楚。雖然宏遠隊是密集防守，但我們壓得他們透不過氣來。上半時結束，宏遠隊嶽永榮對我說，看上去，我們與你們不是一個檔次。
這場比賽，市委書記吳邦國也來看球了。中場休息時，他在陳良宇副書記陪同下來到休息室，他對我們說：“上半時打得不錯，下半時我沒有別的要求，贏一個球就可以了。”
吳邦國這麽一說，急得隊員們恨不得灌進一打球。但是比賽有時就是這樣，沒運氣就是沒運氣，我們的球老是在對方門前轉來轉去，但就是進不了門。打到最後，還是0比0。我和隊員們對此感到沒有面子。
賽後，我與陳副書記通了電話。他肯定我們打得不錯，並提出“氣勢不能變，這反映精神面貌”。他說：“現在的氣勢好像不如前四場，體能似乎也有下降，你們要找一下原因。外援能力有限，當務之急，是立即去找好的外援。”
這場比賽是我們改變陣式後的第二場比賽。儘管氣勢不足的問題也被陳副書記看出來了，但我們兩場比賽一勝一平，尤其是第二場，前場有機會沒有打進，但後衛綫也沒有漏球，基本上還是穩定的，三五二就這樣延續下來了。
4．範志毅擅自出走
一周後，也就是6月26日，我們主場對遼寧隊。那一天天氣特別悶熱，這場比賽給我的印象是特別的深。
我們依然以三五二陣式出戰。在嚮隊員們介紹遼寧隊時着重提出，决不能因為遼寧隊前一階段成績不好，就以為他們不經打。實際上遼寧隊球員還是有一定實力，所以我們思想上不能麻痹，不能鬆懈，一定要爭取贏球。這場比賽，最重要一條就是統一思想、統一行動。世界杯賽意大利隊對挪威隊，開場20分鍾意大利隊門將就被罰下。薩基考慮了半天，最後換下了巴喬。巴喬善進攻，防守差一些。這時場上巴雷西和5號又受了傷，由於意隊場上球員思想統一，儘管10對11，最終仍然把這場球拿了下來。
我改“三五二”陣式，主要是想解决範志毅衝上去後有人頂的問題。過去是吳兵頂，現在仍是這樣。但我還是要求範志毅助攻後要趕快回防。但是這場比賽中範志毅攻上後，後面球員頂不上，範志毅回防又慢，造成整個前衛綫空了。這是我“解放範志毅”最早的設想，但是由於時間沒到，條件也不成熟，我的設想是以失誤而告一段落的。
開場僅10秒，莎莎丟球被對方反擊，黎兵下底後打進一球。
2分鐘後，蔡建林出現了失誤。遼寧隊一次並無威脅的射門，他竟然脫了手，球溜進了球門。這時，距比賽開始纔；分鐘。就這樣，上半時我們莫名其妙地丟了兩球。
中場休息時，我着重嚮大傢講了這兩個失球。一個是後場失誤被對方搶下反擊成功，第二球是守門員的失誤。接着，我問範志毅，你為什麽不及時回防？
他說，我怎麽不回防了？我一聽他頂嘴，有點不舒服，便說你一定要加強責任感，不能有情緒。他又回了一句，我怎麽不認真？我有什麽情緒？在休息室當衆與我頂起嘴來，這讓我非常惱火。我毫不猶豫地說，你下半時不要上了。我讓陸瑋替他的後腰位置。範志毅聽了後，嘴裏嘟噥了幾句，從休息室裏跑了出去。
下半時我們攻勢旺盛，扳回一球，並一直壓住對方，形勢非常好，但就是得勢不得分。最後兩分鐘，由於我們攻得太急，被遼寧隊反擊，莊毅再攻人一球，1比3，我們輸了這場比賽。
又是一個1比3，而且是在主場，回到基地後大傢都很不痛快。我一個人呆坐在辦公室裏，反復琢磨着，我們到底輸在哪裏？就在我頭腦一片混亂之際，忽然顧兆年很緊張地跑了進來，他告訴我，小範剛纔在飯堂對大傢招手說：“同志們，再見了。”我一聽，知道問題嚴重。本來輸球大傢情緒就不好，總結原因還來不及，範志毅在這時又跟我搗亂，這該怎麽辦呢？範志毅果然走了，一個人離開隊伍走了。他到哪裏去了？還回不回來？沒有人知道。
隊員現在怎麽想，思想上有什麽波動，為什麽我說兩句，小範就鬧情緒，我决定把這些問題摘清楚。第2天，我找了成耀東。成耀東給我講了昨天輸球的兩個原因：一是思想不統一，前鋒不搶，自從改了三五二後，陳副書記說沒有氣勢，桑指導也說沒有搶逼圍；第二，我們的位置沒有擺正，對睏難估計不足。成耀東到底是老隊員，他分析得有道理。
我又與莎莎、瓦洛佳談心。莎莎說：“我們是希望贏球的，但是總感覺拼不出來。第一個失球與我有關，我沒有傳好。儘管如此，我還是很想踢下去的，但七八分鐘後你把我換下來了。”瓦洛佳說：“每個隊員的發揮都很重要，其中包括守門員。守門員老犯錯誤，對大傢影響挺大。在昆明，我們練習的跑位和防守路綫都很好，比如我們前四場就做得很好。”我聽得出，他話裏意思就是，不應該改三五二。
這兩位俄羅斯球員一致說，他們特別留戀在昆明和前4場全隊一搶到底的比賽。
我召開了幹部會。會上大傢認為比賽中搶逼圍的氣勢沒有打出來，心裏有包袱，放不開。另外，戰術打法也有問題，沒有過去的氣勢，無法破對方的密集防守。大傢對範志毅擅自離隊的錯誤行為意見一致：這種做法是絶對錯誤的。
晚上，在與陳副書記通電話時，我嚮他匯報了幹部會的意見，還談了關於範志毅的問題。我說，我們對他太照顧，甚至有些特殊化了。現在他最關鍵的問題是沒有按全隊的戰術要求去做，場上太情緒化，並影響其他人。中場被換下後他態度極差，目無組織紀律，昨天晚上與大傢說“再見”了。我們教練班子的一致意見是，這種行為是絶不容許存在的，必須要有強硬的措施。否則我們這個隊伍是沒有前途的。
陳副書記說，對範志毅的處理，我堅决支持你們教練組的意見。在球員的使用問題上，就是主教練說了算。他鬧情緒，不單是隊裏的榮譽問題，也是上海的榮譽問題。你的紅臉要唱到底，當然，我要扮扮白臉的角色。陳副書記接着說，場上拼不出，是不是有體能問題？你們打中路太多了，是不是走走邊？上海的足球形勢很好，你們一定要把足球搞上去。等龔學平同志回來後，我再與他碰個頭，商量怎麽辦。
第三天，俱樂部的孫春明到隊裏召開了幹部會。他非常嚴肅地表示，俱樂部對這場比賽非常不滿意，他們要調查比賽輸球的原因，調查的結果要作處理意見。隊員有情緒，這是為什麽？你們管理上存在什麽問題？我們對隊員要考核，對教練也要考核等等。
孫春明這席話講完後，我一下懵了，我聽了不明白，這究竟怎麽啦？追查責任？是查誰的責任？他的話裏帶着刺兒，明擺着他對我們教練組有看法、有意見。我不知道俱樂部為什麽對我有意見，難道僅僅是因為輸了一場球。
這三天裏，範志毅一直沒有露面。星期天是我們客場對大連萬達隊的比賽，我已經做好他不去的準備了。
我們一直沒有與範志毅聯繫。我對其他教練說，不要主動與他聯繫，因為他是自己離開的，並沒有與我們說明過。
話雖然是這麽說，但考慮到沒有小範，這支球隊還真不行，我還是私下裏讓顧兆年與他傢聯繫，我還與他父母通了電話。我說：“小範這樣的做法很不好。不管怎麽說，他是我從小帶大的，當着這麽多人面頂我是不對的。我徐教練再有錯你也不能這樣。”他父母告訴我，他們再去做工作。我沒有問範志毅在哪裏，他們也沒有說。
鬱知非這時正好在韓國，聽說此事後便急着趕回來。下屬嚮他匯報時又繪聲繪色地說：“這事鬧大了。根寶講過了，有我沒有小範，有小範沒有我。”鬱知非一聽更急了，這怎麽行？兩人一個也不能少。
我們星期五就要去大連了，星期四上午鬱知非來了。我氣呼呼地問他，俱樂部究竟在調查什麽？鬱知非讓我冷靜些，他說，主要是掌握的情況有些出入，他一下飛機時就聽說，“有根寶沒小範”這句話，現在既然沒有這事，就不存在調查了。我說，我星期二還給小范家打電話，還是在爭取他。
鬱知非說，這事不管怎麽，還應該從大局出發。考慮到明天要走了，今天是不是先讓小範回來，檢討一下，承認錯誤，以後再約法三章 ，你看如何？
儘管我已經做好範志毅不來的準備了，但從內心講，還是不希望我們的實力受影響，更不希望小範走得太遠。鬱知非一提出這事，正合我意，便忙說可以。鬱知非說，小範說他下午就來。我一就聽明白了，原來他們已經講好了。
中午，範志毅來了。找到我，說他錯了。我氣已經消了，也不準備再批評他了，衹是問他：“下午參加訓練，你行嗎？這兩天你動了沒有？”他說，“行，沒問題”。
在訓練前的全隊會議上，我簡單對大傢說，小範已經承認錯了，希望這種事情以後不要再發生了。說實話，大敵當前，我不想讓這事鬧得太大，雖然我這人做事非常講原則，但有時候輕重緩急還是能把握的。
訓練後，教練組開會，針對範志毅的問題，擬了句話寫成標語貼在墻上，“誰有情緒不要上場，誰有情緒就下場。”這個標語，我記得一直到我離隊時還有。
星期五，範志毅和我們隊一起登上了飛往大連的飛機。
最近幾場比賽，我們連續失球，本來變陣三五二是想加強後防，但是換了陣形還是丟球。什麽原因？我不想往陣形上去想，更不想往更深處想，因為，我們的實力本來就不是很強，打法也還不成熟，如果再變的話可能會帶來更糟的結局。但我此時還想找點原因，於是，我想到了守門員的問題。蔡建林近來狀態確實不太好，有幾個失球是不應該的。如果庫茨在的話，那該多好啊，我腦子裏突然冒出了這樣一個念頭。
對大連萬達隊，我們决定用賈春華。因為蔡建林在我們輸給遼寧隊後，被球迷駡為“草門”，心理壓力很滅。
賈春華甲A以來一場比賽都沒有守過。他的訓練很認真，自己也在積極地準備上場。但真讓他上場會怎麽樣？我們教練心裏也沒有底。他到底信心如何？也不知道。
我讓桑廷良去找賈春華談話。一般來說，運動員被教練問敢不敢上、情況怎麽樣時，都回答很好，都想上場比賽。但後來我們瞭解到，賈春華當時心裏很虛。再說現在的甲A與過去的專業隊比賽完全不同，壓力極大。而這次我們又是客場對實力強勁的萬達隊。
比賽我們打得很不錯，2比0領先，但最後5分鐘卻被扳成2比2。賽後賈春華對隊員說，他其實並不想打這場比賽，心裏慌得很，我聽了後搖頭苦笑。平心面論，賈春華上半時救了一個危險的球，比賽被扳乎，不能完全怪賈春華，但如果守門員再好一點的話，我們應該拿下這場比賽。
經常聽到守門員總結說，後衛的防守不行，漏人。某某你為什麽不去封掉這個球？你為什麽給他過了？我卻對守門員說，如果所有的球都給擋住了，還要守門員幹什麽？什麽叫好門？應該進的球，不讓他進，這就是好門。應該進的球救不了，是一般的門，如果不應該進的球進了，那就是草門了。
賈春華這場比賽中的表現，不算好門，也不算草門，應該進的都進了。在經過短暫的輝煌之後，申花的戰績進入了相對平穩階段，但問題卻越來越多，看來，我們要進行一些必要的調整了。
5．市領導為申花會診
7月6日大連的比賽結束正好打完第9輪，我們的名次排在了第3。雖然名次還不算差，但反映出來的問題比較多。那時，職業足球剛開始，一切都是摸着石頭過河，上海的各級領導對於申花足球的改革都非常重視。我們回到上海後，龔副市長在市政府召開市體委、市足協和俱樂部負責人會議，我也參加了。
我首先作了匯報。我說，9輪以後甲A將進入夏季戰役，訓練後的身體恢復非常重要，但是我們營養和伙食跟不上。對於當時的食堂我最不滿意，為申花隊燒飯的幾個阿姨像是從裏弄食堂出來的，完全是食堂的做法。三個女的打天下，炒出來的菜，隊員反映還不如傢裏媽媽燒得好吃。當時，我們每天的伙食標準是30元，而大連的伙食標準是60元。龔副市長一聽便馬上問孫春明，這是怎麽回事？30元還搞不好？我們訓練基地(指上海體育運動學院梅隴基地)20元的伙食都搞得非常好，你回去調查一下。孫春明說，我們伙食是不太好，雖然標準30元，但人少，不太好弄。體工隊雖然20元，但是體工隊人多，有的隊吃得多，有的隊如體操隊的小姑娘吃得少，好調劑，好搞一些。一旁的金永昌主任說，如果你們炊事員不行，我們體委可以支援。回到江灣後，張德發對我說，根寶，你一匯報，孫春明把我訓了一頓。
我匯報的第二點是我們前9輪比賽的指導思想和工作訓練的重點都是正確的，儘管我們的打法與過去老上海隊完全不一樣，運動員的思想和觀念，依然沒有完全轉變過來，但我有信心讓大傢接受，但這需要時間。第三點，我認為，從我們隊現在這幾場比賽看，我們漏球15個，守門員的問題較大。目前對我們隊來說，解决守門員問題是當務之急。此外我又講了一些裁判員的吹罰對我們不太有利。
我匯報完後方紉秋講。他說，根寶的成功是把上海足球的軟散懶轉變過來了。開始我們還擔心這些人行不行，現在看來，在根寶的訓練下有上升趨勢；第二，目前的申花隊無論從精神面貌還是比賽作風上，都有較大轉變，比老上海隊有提高。滬港杯賽和對大連萬達隊的比賽都是2比0領先，最後輸了。究竟什麽原因？教練是不是在領先後控製球，延緩時間上多考慮一下？
我認為方指導對我們建隊的整個過程的評價是客觀的，提的建議對我們確實很有幫助。他肯定了主流，對隊裏存在的問題也能夠指出。這樣的老教練有時候看問題確實狠準。
龔學平在總結時說，申花隊在機製的轉換上，在俱樂部的運轉等方面對全國影響很大，但是申花隊的風波也很多。原先根寶把這個隊的打法進行了改變，我們開始也沒有看好，預計也不一定好。現在看來根寶還是對的。因此你們在戰略上要堅持。另外戰術上要有變化。體製轉變後，工作一定要抓緊。董事會和主教練關係如果處理不好，就會被隊員鑽空子。在引進外國球員上，一定要高標準。
會議開了近2個小時，陳良宇副書記因有其他會耽擱了，在我們快結束時他纔趕到。他對參加會議的同志們說：“首先，上海足球一定要上去，决心要大。足球的發展與經濟發展要相適應。足球已經超出了體育的範疇，搞好了對城市精神文明的建設會起鼓舞和振興作用。上海市委對你們沒有訂指標，但希望每場比賽必須要有壓倒別人的氣勢。第二點，搶逼圍要堅持。第二階段搶逼圍丟了，打強隊不容易了，有時打弱隊也睏難了。下一場對四川全興隊，全興隊積13分，排名第一，肯定很睏難。根寶你有輕敵思想，要想把運動成績搞上去，必須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一分耕耘一分成績。成績要上去，關鍵在實力。第三點，要立規矩，隊裏不允許特殊隊員存在，個人必須服從整體。如果有隊員不把隊裏的利益放在眼裏，我們不需要這樣的隊員。我們的這種做法，恰恰是為輓救隊員。此外，規矩不要變，發奬金也是如此。平就是平的錢，贏就是贏的錢，各級關係要理順，沒有我的面子沒關係，但要有上海的面子，要讓球迷滿意。上海足球要上去，首先申花要上去。申花是上海足球改革的突破口。”
這個會議開得很及時，對我們星期日打四川全興隊在精神上起到了鼓舞和激勵的作用。
我們主場對四川全興隊的比賽，確實打出了較高的水平，又體現出搶逼圍的氣勢。最後2比1贏了，排名從第三又回到了第一。
這場比賽也出現了一些不太和諧的場面。比賽進行到一半時，在滬工作的四川球迷和坐包機來看球的四川球迷與上海的球迷發生了衝突，雙方把座椅拆下來擲嚮對方，打得比我們場上還要激烈。尤其是上海的一些不文明的球迷駡四川民工是“盲流”，引起兩地球迷嚴重對立。事後上海主場受到了中國足協的處分，也給我們下半年打客場帶來了非常嚴重的後果。
這一年申花隊註定是風雨飄搖，起伏不定。打全興隊剛順手，跑到客場對延邊隊卻又是輸了個1比2。名次回到了第二。
第二循環比賽是從7月24日開始的。我們主場首戰瀋陽隊，0比0。儘管我們機會很多，但是沒有進球，打平讓我們非常遺憾，領導、球迷和俱樂部都不滿意。但是誰也不會想到，我們後一場客場到北京，居然是1比5，輸得慘不忍睹，名次也跌到第四。北京的報紙說，“上海申花隊輸得讓人不敢相信。60天前，氣貫長虹、笑傲群雄的那支申花隊，好像已經成了昨天的神話。從狀元到老四，申花到底怎麽了？”
這是申花建隊以來輸得最慘的一場比賽。
6．提前三天到北京，卻1比5慘敗
我們是7月30日中午到北京的。為打好這場比賽，我們提前三天到達北京。為什麽要提前三天去呢？我考慮北京這幾天一直是高溫天氣，為了讓球員們能夠早一點適應環境。到北京後，我們下損在緑洲飯店。這個緑洲飯店實際上是招待所，三四個人一個房間，房間裏沒有衛生間，用的是公共厠所，洗澡要上二樓，臉盆毛巾衹能放在床底下。條件與我們現在是沒法相比的。
我們吃飯也不方便，每天要坐10分鐘車從旅館到先農壇體育場，在國安隊食堂吃。好在食堂的師傅們對我們很關照(1991年我在國奧隊的時候，把主場對朝鮮隊的比賽選在先農壇，我們關係很好)，伙食對我們南方球員還湊合，但是對三個外援便是受罪了。他們吃不慣那些北方菜，肉片燴茄子，青椒炒肉片等等。
記得那場比賽是在下午進行。太陽狠毒，好像能把人烤焦了。隊伍午睡起來後，我就感到有點不對勁，隊員們一個個萎靡不振，蔫頭蔫腦的。
比賽前我提了三點要求：一，要戰勝高溫(我們過去見太陽就軟，萬寶路杯賽時我就批評過劉軍太陽下跑不動，20分鐘我就把他換了下來)；二是必須把高峰和曹限東這兩個重點人物盯死；三，我們現在是四四二，隊形要保持好，中衛後衛尤其要防身後球。
雖然是這樣佈置的，但真打起比賽來，問題一下子都出來了。隊員們在高溫下一點狀態也沒有，一個個迷迷糊糊，好像在夢遊一樣。隊員雖然也都努力去搶了，但全不在點子上，防守屢屢出現漏洞。開場不到5分鐘，國安隊傳了一個身後球，謝峰下底後輕鬆將球打進。接着，高峰又連進了兩球。
我們的四四二又出現後衛漏人情況，再加上北京隊打得快，我們的中場爭奪很不力，被對方完全控製了。他們傳接球非常順利，高峰、謝峰便更有威脅，最後，我們接連丟了5個球。顯然，窖場被我們搶得沒有方向後，國安隊對我們進行了很細緻的研究，他們的打法很有針對性，傳接球速度快，盡可能地以長傳轉移來破解我們的搶逼圍。而我們沒有考慮到他們的變化，對高溫天氣下搶逼圍可能遇到的睏難考慮得也不夠充分，因此，輸球也在情理之中，衹不過輸得實在多了點。這是我們自參加聯賽以來輸得最慘的一場比賽。幸好是客場比賽，觀衆還沒有駡我。不像我現在，即便到了客場，球迷也要駡我，讓我“下課”。不過，在中國足協領導的眼皮子底下輸了這場球，面子上有點說不過去。想當初，我可是雄心勃勃回上海的，一年不到再回來，結果又這番模樣，實在有點丟人現眼。
好在賽後沒有立即返回上海，要去太原迎戰八一隊，這讓我們躲過了一劫。
申花隊處境非常睏難。就在這時，桑廷良又提出要去教練員訓練班學習。晚上他給鬱知非打電話請示。由於這場比賽是全國轉播，鬱知非心情很不好，他在上海的壓力非常大。鬱知非對桑廷良在這種時候請假好像不太滿意。言外之意好像是，隊伍在這麽睏難的情況下，你走合適嗎？
我給鬱知非打了電話，對他說，小桑的學習是以前已經定好的，讓他去吧。再說這是國傢體委組織的高級教練訓練班，牽涉到他的上崗證，不能因為現在情況不好就不讓他去了。鬱知非聽了我的意見，同意桑廷良去了。當晚，桑廷良便連夜去報到了。這時，我們的班子就剩下我與顧兆年、張德發三個人了。儘管我的傢在北京，但我沒有心思回去，回去後我怎樣面對妻兒呢？整個晚上，我與小顧兩個人就在房間裏對坐着，一直到深夜12點。我問他，你看我們現在到底是什麽地方出了問題？
他說，現在下面隊員有很多反映，說你在訓練的時候叫得太多，駡得太兇，隊員有點失去信心了。我一聽就想，當年在國二隊、國奧隊訓練時，我也聽到過這種反映。我便問小顧，建隊初期我叫嗎？我駡嗎？他回答說，比現在還要兇。我又問，為什麽前
4場贏球，就沒有人反映這意見？偏偏在我們睏難的時候講起這事？這是什麽意見？
小顧說，反正我衹是聽到的。我說，你認為該怎麽辦？
就直說吧，沒有關係。他回答說，這個時候我們都不要急。我說，對，這點你提醒得對。越是睏難的時候，越要冷靜。你把張德發叫來，我們去查查房。
已經快凌晨一點了，一查房，發現朱琪和申思這兩個國奧隊隊員不在了，他們沒有請假就出去了。據說是給國奧隊的楊晨和局寧拉出去吃飯了。範志毅也不在，姚俊也不在，同房間的說他們上厠所去了。一會兒姚俊回來了，此時房間裏的電話鈴也響了。我馬上對姚俊說，這是小範打來的。姚俊你上厠所是假，想從後門走是真的。我拿起電話，沒等對方說話就講：“小範你在哪裏？你在傳達室是不是？趕快繪我上來！”比賽輸成這個樣子，隊員居然還有心思跑出去玩，我真是怎麽也想不通隊員們是怎麽想的。
此時我真是感到焦頭爛額。比賽輸球，桑廷良定了，偶然查房又有問題，我感到帶隊真是太吃力了。改造一支球隊的技戰術難，改造球隊的作風更難！
背着大比分輸球的陰影，帶着一係列問題，我們星期四晚上從北京火車站上車，去下一站太原。我們要在那裏迎戰八一隊。
7．苦悶中，我二上五臺山
1比5大敗給北京國安隊之後，我整日都陷於苦悶之中，思想壓力非常大，一團解不開的愁雲一直索繞着我。但這時，還得“打掉牙往肚裏咽”，不能在隊員面前有所表露，我知道，這個時候我的情緒對這支隊伍會産生很大的影響。隊員也心知肚明，都很配合。
這次慘敗讓我特別難受還有另外一個原因。我長期住在北京，這裏是我的第二故鄉。我怎麽能在“家乡人”面前如此下不來臺呢？更何況，我又是個非常要面子的人。走在北京的馬路上，聽到熟悉的北京話，我多想聽他們說一句：“根寶還是挺中的。”回想起那天場上球迷們對國安隊的歡呼，我忽然有一種慶幸的感覺：幸虧我們是在北京輸球，北京的球迷衹是為主隊加油，並沒有駡我們，如果我們在上海，輸這麽多的球，會怎麽樣？我不敢想象。
輸球後，隊裏特別地安靜。房間裏電話鈴一直沒有響。我害怕那鈴聲，但又盼望鈴響。我期待着領導來電話，哪怕在電話裏駡我們一頓，心裏也好受一些，但又害怕來電話，因為我實在不知道如何去解釋。一整天，我就在隊裏呆着，坐在床邊癡癡的，也不知在等待着什麽。
整個晚上，再也沒有接到其他人的電話。我有點茫然無助，我突然産生一種感覺，我們這支隊伍，就像大海中的小船，隨波漂泊，沒有方向。
也許，領導已經無話可說。也許，領導認為在這個時候不打電話能讓我們更好受。但如果領導真的說一句：隨你們去吧，這倒也好。然而，我們卻什麽也沒有得到。在這種情況下，我也沒有主動打電話。那一晚，我頭腦裏一刻也沒有停止過翻騰，沒有半點睡意。我想到了上天，想到了自己的命。下一輪，我們客場迎戰八一隊。幸虧八一隊主場在太原，我們在北京呆了4天後直接去太原，否則我真不知道該如何面對上海球迷了。在北京平平靜靜地度過四天後，於周四晚上，悄悄地登上了去太原的火車。
八一隊也是塊難啃的骨頭。他們狀態有所回升，前幾場比賽戰績不錯。這幫小子特別能拼，打起來簡直不要命，那股狠勁一點不比我們差。坐在火車上，我一直在想，此去太原，真不知道是福還是禍，如果再輸球，那該怎麽辦？
離北京前，我與山西體工隊隊長、以前我在山西任主教練時的領隊自竜章通了電話。1978年至1980年，我帶過兩年山西隊，並串山西足球隊奪得了第四屆全運會第八名。山西省上到領導下到群衆，對我的印象都不錯。我在電話裏告訴了白竜章我們隊到達的時間，希望他安排接一下。
講完正事，白竜章忽然說：“根寶，你1991年率國奧隊來太原，全隊上了五臺山，至今已3
年了。上次去五臺山，奧運會預選賽小組出綫，你為什麽不來還願？”
我楞了一下，忽然想起了一段往事。1991年，我率領國奧隊在白竜章和其他領導的幫助下，在太原與上海隊打完了一個邀請賽後，作為調整上了五臺山。五臺山是中國四大佛教聖地之一，香火眨盛。據白竜章說，1948年解放戰爭時期，毛主席撤出延安後，曾與周思來、任粥時住在五臺山的一個寺廟中，毛主席還抽了個上上簽，他們的住處現在都完好地保存着。當時白竜章說，你讓國奧隊到五臺山來吧，一方面調整調整，一方面請求菩薩保佑。
1991年8月，我們全隊都上山，而且全隊都鑽進了佛母洞。據說，省裏某要人的夫人生病，鑽了一次佛母洞後，好像“脫胎換骨”，病也好了。當然這僅僅是傳說。上佛母洞，要走一個多小時的山路，而且在鑽進一個三四十米深的山洞後，見底，才能看到這個洞口。這個洞裏面大，洞口小，直着身子是進不去的，必須在外面人的幫助下，橫着身子，先進一臂和頭部，才能慢慢挨擠着進去。一般人很難進去，也不敢進，生伯進去後出不來。而實際上，衹要進得去，怎麽會出不來呢？
守門員教練李鬆海塊頭大，怕出不來，不敢進。怎麽勸也不行。其他隊員在我的命令下，都進了，甚至連身高超過1米90的江津、翟彪、蔡員都進了。我連進了兩次，第一次進是幫忙托球員，第二次進去，纔慢慢欣賞。
進了佛母洞，好像進了母腹，洞壁恍如人體內部，五髒俱全，心、肝、肺、肋骨，十分逼真，就像到了人肚裏。在這裏，你會有一種孫悟空在鐵扇公主肚子裏的感覺。由於洞裏面太小，空氣衹能靠洞裏一個伸嚮遠方的小洞口進來，因而十分稀薄。和尚說，這個“送氣”洞口，便是人體的“肛門”。
那次從五臺山下來後，我們的運氣真好，在小組賽主場比賽中，1比0小贏了朝鮮隊，將他們淘汰出局。那個球也挺玄，範志毅頂，被守門員擋出，還是巡邊員明察秋毫，看出球的整體已經進了球門綫。
面對白竜章的邀請，我在電話裏說，讓我考慮一下。我想，這次去五臺山與上次不一樣，我們1比5輸了，全隊士氣不高，桑廷良又不在，如果我走了，衹有顧兆年和副領隊張德發在，行不行？白竜章勸我，如果你下火車趕快去，時間還充裕，當天就能趕回來。再說，現在的路修好了，比上次你來的時候快多了。過去需要五六小時，現在衹要二三小時就可以了。聽他這麽一說，我心動了。我算了一下，我們是早晨到太原，如果我下午從五臺山趕回來，還能趕上下午
5點的訓練，看起來時間還來得及。我便與顧兆年和張德發商量，他們說，衹要你來得及趕回來就去，反正在太原也是休息。這樣，我就决定再上一次五臺山。我與白竜章約好，我在太原前一站欣洲站下車，他在那裏接。
火車開了一個晚上，早上5
點半，欣洲站到了。隊員們還在睡覺，我衹是與小顧和張德發打了個招呼，沒有驚動隊員便下了車。出了車站，自竜章已經在站門口等候了。我上了他的桑塔納轎車，便直奔五臺山而去。
時過三年，這裏確實不一樣了。公路修得非常好，早上車少人稀，桑塔納能夠開到時速80公裏，白竜章說，以這樣的速度，你下午3點就可以到隊裏了。
車行一個多小時後，來到了上五臺山的路口。剛要上山，司機突然一個緊急剎車，讓我們嚇了一大跳。跑出車外一看，公路前面突然出現坍方，出現一個近2米深的洞，車就剎在離坑不到兩米的地方！幸虧司機反應快，剎得及時，否則我們連人帶車都掉進溝去了，司機嚇得臉都白了。怎麽這麽不順，我心裏開始有了點陰影。好在早上車少，我們沿着坑邊費了九牛二虎之力還是過去了。經過半小時崎蛔的山路，我們終於到了山頂。下山再走一段路，便可以到五臺山了。剛纔的驚嚇，被山頂的晨風一吹，漸漸地消散了，我的心情也舒緩多了。我們沒有停留，便沿山路往下走。剛行不久，衹聽“砰”地一聲，汽車輪胎爆了。司機連連說，虧得我們開得慢，如果快點的話，車胎爆了，剎不住車，非掉下山去不可。在司機換胎的時候，我來到路邊往下看，眼前是1000多米深的山溝，見不到底，乖乖，人人都嚇出了一身冷汗。我心裏嘀咕，今天怎麽了？怎麽這麽不順？
換完輪胎後，汽車重新嚮山下駛去。剛到山腳，突然一陣狂風裹着暴雨劈頭蓋臉澆上來，雨點打得車頂棚直晌，司機馬上打開前擋風玻璃上的颳雨器，即使扳到最高速度，颳雨器飛速閃動，車窗外還是自茫茫的一片雨林，看不清道路。我們非常艱難地終於開到了五臺山，這時雨也剛好停了。
我沿着1991年我們國奧隊的行走的路綫又轉了一圈。我提出，還要上佛母洞。自竜章說來不及了，這裏離寺廟還有1個多小時的路程，再說佛母洞已經不是你三年前去的時候了，現在香火太旺，洞口人山人海，洞裏空氣稀薄，已經不讓進人了。聽他這麽一說，我就不去了。這時，已是中午11點30分了，我們找了個地方匆匆吃完午飯，便往回趕。在回太原的路上，我就想，這次上五臺山遇到“三劫”，這是不是上天給我的啓示呢？我帶申花隊是不是也有“三劫”呢？如果這次對國安隊的慘敗是一劫的話，那是不是還有另外兩道劫在等着我呢？我不敢多想下去了。
一天後，也就是8月7日晚上，我們在太原體育場與八一隊對陣。針對同北京隊比賽時失球太多、盯人不明，尤其缺少保護問題，我决定改打五三二，並佈置人死盯鬍雲峰和郝海東。我定下了原則：3
個中衛中兩人以盯人為主，死跟郝海東和鬍雲峰，他們跑到哪裏就跟到哪裏，不讓他倆沾球，包産到戶，落實到人。範志毅打自由中衛，主要任務是補位。
這場球打得比較成功，郝海東和鬍雲峰幾乎沒有機會，範志毅的自由中衛也打得好，救了好多險球，瓦洛佳連進兩球，終於贏了下來。賽後我想，如果這場仍然打442，讓郝海東和鬍雲峰打起來，我們的後防肯定要出問題。
終於贏了。在經歷了痛楚之後，對於贏球，我竟是那麽地渴望，就像在海上遇難的人突然得到了一塊浮木那樣。張德發對我說：“根寶，虧得今天贏了，如果再輸了的話，我們恐怕回不了上海了。昨天我接到一個電話，說如果你們再輸，可就回不來了！”
我的神經也鬆了下來，長長地舒了口氣。想一想這在外的10天裏，懼樂部竟沒有來過一次電話，沒有上海方面任何的信息，但我們還是挺過來了。我在全隊會議上說，我們對八一隊比賽的戰術紀律執行得好，尤其大傢頂住了壓力，把這場球拿下來了。我感謝大傢。接着，我又說，我們的路還很長很長，下一場是主場對廣州太陽神隊，我們一定要在上海主場打個漂亮仗，來輓回1比5敗給北京國安隊的恥辱，輓回我們的不利影響。
第二天我們回到上海後，立即準備對廣州太陽神隊的比賽。我想，這是我們隊在上海球迷和領導面前輓回聲譽的最好機會，一定用最細緻的準備、最大的努力踢好這場球，並且我對打贏太陽神隊充滿了信心。但不曾料到的是，這場比賽給我和申花帶來的，不是鮮花和掌聲，而是一場前所未有的災難！
8．1比6，根寶成了大草包
在我的教練生涯中，雖然經歷了許多場失敗，但是，沒有一場像1比6那樣讓我刻骨銘心的，以至於後來，它還常常在夢中糾纏住我，讓我一次次地驚醒。這是一場讓我真正體味到什麽叫恥辱的比賽，雖然它已經過去五年多了，但是那場比賽的前前後後，甚至每一個細節都像昨天剛發生一樣。雖然上一輪贏了八一隊，但是，北京的那場1比5還是我們心頭抹不去陰影。為了在家乡父老面前輓回我們中花隊的名譽，我們把這場對太陽神隊的比賽看得非常重。這場至關重要的比賽，也引起了上海各界的密切關註。比賽前一天，正在北京學習的桑廷良打電話給我。他悄悄地對我說，根寶，你千萬要小心啊，廣州的一位教練已經跟我說了，太陽神隊這次去上海就是想贏我們，想報上次主場輸繪我們的一箭之仇。池們要贏球的理由是：一，實力比我們強；二，士氣正高漲；三，要討伐我們。龔學平副市長賽前也打來電話，要求我們加強防守，因為我們失球太多了，14輪比賽雖然進球28個，但失球也達到24個。“李曉、瓦洛佳是否主要考慮進攻？主場對廣州太陽神隊一定要打出風格水平，要堅决服從裁判，這一點一定要反復教育隊員，明天我要來看球。”龔副市長最後說。
前一陣由於我們成績不太好，上海球市很蕭條，看臺上空蕩蕩的。為了營造良好的主場氛圍，給我們鼓勁，這場比賽之前，黃浦區專門組織了1
萬多名學生、職工來體育場捧場，每人還給車費補貼。當時的幾傢報紙也不藉氣力，專門寫文章號召球迷去虹口體育場為申花隊加油。到了比賽這天，虹口體育場的觀衆確實火爆了起來。
我們接受了對北京國安隊重點人物沒有看死、防守缺少保護的失利教訓，並鑒於在太原對八一隊重新改打五三二獲得成功，於是决定仍以五三二陣容出戰。在賽前準備時，我明確要求幾名後衛要把鬍志軍和彭偉國盯死，並具體到吳兵盯鬍志軍，成耀東盯彭偉國。
我們的出場陣容是：守門員庫茨，自由中衛範志毅，盯人中衛吳兵、毛毅軍，邊後衛姚俊、朱炯，後腰成耀東，邊前衛陳偉和申思，前鋒李曉、瓦洛佳。我排出這樣的陣容完全是為了加強防守，並對所有人員進行了最細緻的推敲。庫茨是星期三到上海的，對於他在俄羅斯的情況我不清楚，但據他自己說，他一直在那裏訓練。包瀛福在俄羅斯挑選時看了他的比賽，也認為他打得不錯。但是賽前研究用庫茨還是用蔡建林時我卻舉棋不定。庫茨畢竟剛到，狀態如何我心裏沒有底。而蔡建林最近狀態有所回升，我去徵求蔡建林的意見，那天蔡建林正發着低燒。直到比賽那一天，我纔决定用庫茨。但誰知道這場比賽庫茨成了大漏洞，好多進球與他撲救不力有關。打完後有人問，庫茨剛到就用，為什麽不用蔡建林？但是足球就是這樣，如果蔡建林不好了，又會有人問為什麽不用庫茨？
這場比賽我是從未有過的重視，並排出了完全以防守為主陣式。賽前我還分別把前衛、後衛都找到我的辦公室來，就如何分工、盯人、保護等一一讓他們明確。重點仍然是要盯死鬍志軍和彭偉國。但是，我們失的6個球，全是鬍志軍和彭偉國進的。
比賽開始後是我們先進了一球，是由範志毅打進的。1比0領先後，我認為，我們拿下這場比賽沒有問題，因為我們屯重兵於後場，而且賽前又做了細緻的準備，衹要能進球，拿下這場球問題不大。但沒多久，鬍志軍一個遠射進了。這球儘管射得有力，但打得比較正，庫茨應該把球擊掉。但他一點反應也沒有，球從他的手邊莫名其妙地溜進了網窩。緊接着，太陽神隊罰角球，又進一個。上半時我們1比2落後。
中場休息時，我再次強調要盯人。我說：“其他人進球都可以，就是不能讓鬍志軍和彭偉國這兩人進球！”
儘管我們一球落後，但對拿下這場比賽我還有信心。我想到換庫茨，但是，又拿不定主意，决定還是讓他再打打看。下半時開場沒幾分鐘，太陽神隊由彭偉國又進了一球。這一下子把我們徹底打懵，隊員們喪失信心了，他們在場上失控了：原本薄弱的中前場一下子癱瘓下來，中場輕易成了太陽神隊的天下；後防綫也開始亂了套，任憑鬍志軍泥鰍一樣的在中前場鑽進鑽出；看着如此混亂的場面，我也失望了。雨還在下着，越下越大。這時太陽神隊的進攻一次比一次凌厲，幾乎每一次射門都能得手。我坐在教練席上，視野已經模糊了，衹隱隱約約地聽到觀衆在叫駡着，“庫茨”草門、根寶“草包”。身邊好像有人跟我說什麽，但我一點也聽不見，我已經凝固了。比賽結束時，記分牌上顯示着：1比6。這時，全場響徹了：“徐根寶大草包”、“徐根寶滾回去”的駡聲。雨點砸在雨棚上，也砸在我心裏。我癱軟地坐在教練席上，起不來了。球迷也不依不饒，久久不願散去，全場都憤怒地聲討我。十多分鐘後，我終於“醒”了。當時那種感覺與在北京1比5失利時完全不一樣，那時候滿場都是北京球迷喊加油聲，雖然有點像馬來西亞吉隆坡失利後的那種失落的感覺，但是馬來西亞沒有觀衆起哄，聽不到這種謾駡。那時，我感覺自己是汪洋大海裏的一時小舟，被憤怒的狂濤包圍着。
這場被行傢預言為本輪最激烈、最難判斷的比賽，卻是這樣的一邊倒。
我終於站起身，走嚮新聞發佈大廳。一路上我看到球迷們咬牙切齒地衝着我揮舞着拳頭，但耳朵裏一片嗡嗡聲，不知道他們在喊什麽。
新聞發佈會上人頭攢動，很多人要我解釋為什麽會輸得這麽慘。我說，這場比賽如此結局是我沒想到的。我們的隊員除了鬥志、打水球的能力不如廣州隊外，球員們思想壓力大，想贏怕輸也是重要原因。另外，對庫茨期望過高，前幾個失球他都有責任。進攻上瓦洛佳、李曉被對方盯死了，我們防守時對鬍志軍和彭偉國卻沒有防好。這場比賽要總結的東西太多，糟透了。餘下的7場比賽我們也很難打。
現在看來，當時我對這場比賽的總結不夠準確，因為，有很長段時間，我腦子裏一片空白。我們輸掉這場球還有一些很重要的原因：我們的五三二陣容有問題，我們雖然安排了五個後衛，但是由於中場球員申思和陳偉都屬於技術型球員，比較軟，在中場爭奪中明顯處於下風，我們雖然多了一名後衛，但是，由於前面已經空掉了，這名後衛實際上並沒有多大意義，再者，我們全場搶逼得不夠兇狠，讓對方舒舒服服地拿球、傳球等等。
觀衆遲遲不願散去。我們在休息室等了很長時間，沒有人講話，整個休息室死一般地沉寂。
半個多小時後接到了虹口公安局的通知，讓我們從側門出去。但那裏仍然有一批球迷等着，他們圍着我們的汽車，敲打着玻璃窗。在一片駡聲中我們逃回了江灣住地。
食堂沒有準備晚飯，因為本來是想比賽後放假的。但這時隊員們誰也不想走，他們也許都知道，可能不會放假了。一個個都非常老實地呆在房間裏，整個江灣基地被悲哀籠罩着。
顧兆年和張德發坐在我的房間裏。我問他們怎麽辦？他們也拿不出意見，衹是說不放假了吧，輸了這麽慘。我說，輸球主要是我的責任，不能因為輸球，把原來的計劃改變了。先開個會給大傢講一講。
這時已是晚上8
點了，隊員又餓又纍，一個個低着頭，情緒低落。
我說，我們輸這麽慘，不但輸掉了我們的面子，還輸掉了上海的面子。我們要看到問題嚴重性，我現在的心情與我國奧隊在吉隆坡失利時一樣，主要責任在我。下面還有比賽，我們不要因為這場比賽的失利而讓信心垮掉。要拾起頭，好好地總結，別把身體也搞垮了。今天仍然放假。你們回去後要註意身體，最好不要亂串門，有人駡也不要回嘴。
8點多，隊員們都回去了。顧兆年陪我坐到10點。我說，小顧你也回去吧。小顧也走了。大雨繼續下着，窗外一片茫茫。我獨自坐在沙發上，一直坐到11點。
電話鈴響個不停，有朋友來的安慰電話，方紉秋和包瀛福也打來電話，讓我不要泄氣。也有球迷打來，有駡我的，也有鼓勵我的。桑廷良打來電話，說庫茨怎麽如此不靈，好像是不會打水球似的。我說本來是想用蔡建林的，但他發低燒，最後還是用庫茨。桑廷良的情緒也很低落，沒有多說什麽。我說隊員放假了，我在等領導的電話。
11點10分，龔學平副市長的電話來了。他在電話裏說：“根寶，比賽輸得這麽慘，你們要好好總結，找一下原因。你們要多聽聽人傢的意見，我們本周要召開多方面的會議，聽取一下球迷和各方面人士意見”。
接完電話後，我木然坐在那裏，我知道下面的事情很多很多，這天晚上我幾乎沒有睡覺，腦子裏一刻也沒闊着，我不斷地問自己，怎麽會是這樣？佈置得最細的一次，而且對我所熟識的徒弟鬍志軍、彭偉國還作了專門的針對性研究，但還是被他倆打進了6
個球。後來我在廣州碰到鬍志軍、彭偉國，我對他們說你們那場比賽的進球，差一點把我飯碗都給砸了。
有一件事，我至今感到非常內疚的慚愧，那就是1比6之後虹口體育場發生的那一幕。儘管我是後來纔從報紙上知道的。比賽結束後，大批球迷頂着風雨聚集在體育場門口不願離開。雨下得越來越大，約1
小時後，大部分球迷心情稍稍平靜後都散去了，但在14號臺門口，仍有100多名球迷靜靜地坐在雨地裏，執勤人員勸他們回去時，他們衹有一句話：“我們要見徐根寶。”
龔副市長安慰了申花隊將士後回到休息室，邊上人告訴他，還有100
多球迷坐在雨裏不走。他馬上對虹口體育場場長鬍康健說：“你去請他們選幾個代表來，其他人如果還不願意走的話，讓他們坐到看臺上去，雨這麽大要生病的。”
不一會兒，鬍康健領着4名球迷代表進來了。他們一見到龔副市長後十分意外，怎麽也不會想到副市長會親自與他們交談。
坐定之後，球迷們你一句我一句連珠炮般嚮龔副市長傾述他們對申花隊，對徐根寶的意見。到底怎麽回事？隊員們為什麽一點鬥志都沒有？如果這樣下去就完了！激動的心情使他們的發言缺少條理，但熱愛上海足球的心情，卻表露得真真切切。
聽完球迷一番話後，龔副市長說：“今天晚上我的心情和你們一樣，申花隊輸了球當然很難過。申花隊輸在哪裏？技戰術輸了，這是毫無疑問的。但更重要的是輸在土氣。如果士氣不輸，光從兩隊的實力看，我們不會輸這麽多。原先上海隊老隊員多、經驗足，輸也輸得起，贏也贏得起。現在隊員年輕多，經驗不足，贏了往往過於興奮，一輸球就萎了。今天比賽從1比2落後開始，越打越亂，士氣低落，這纔是病根。其二，用人上也有一點問題。你們不要駡守門員庫茨，他剛來兩天，又沒打過水球，表現失常是可以理解的。其實我們不一定非要讓他守這場球。蔡建林病了還有賈春華，守水球都比較有經驗嘛。三，搶逼圍不能盲目，要與技戰術結合起來，現在看來我們的技術確實不如人傢。”
講到這時幾名球迷紛紛插話，對龔副市長表示認同。龔副市長接着說：“足協還應該成立教練督導組，住在申花隊，發現問題可以及時提出。我聽說中花隊現在的訓練量又降下來了，星期二至五每天兩小時，星期六一個小時，這與我們提出的三從一大方針是不符合的。我認為足球隊的管理和决策也應該聽取各方面意見，成立一個督導組之後，比賽前教練員要把方案和設想與督導組交流一下。比賽後不管贏輸，督導組都應該幫助球隊總結一下，這個橋也要請足協給搭一下，像包瀛福、方紉秋，包括王後軍等，這些老教練都可以請來，集中大傢的智慧來為申花隊出謀劃策。足球隊光靠錢來刺激隊員沒有用，奬勵應該同隊員的平時訓練、比賽表現、職業道德等挂起鈎，可以一個月搞一次綜合評定，簡單的嚮隊員許諾贏一場多少，進一球多少，並不是真正合理有效的辦法。”
龔副市長最後對球迷代表說：“我們很感謝廣大球迷對申花隊的關心，希望球迷們能與申花隊一起正視現狀，剋服睏難，同舟共濟，把我們的足球搞好。”
球迷們都被龔副市長的一番話給打動了。20點，虹口體育場安靜下來，球迷們離開了。
本來球迷是衝我而來的，這時候我應該挺身站出來，負我應該負的責任。但結果卻是讓支持我們的領導受纍了，我從心裏感到慚愧。
9．丟了大上海的面子
8月16日一早，體委主任金永昌受市領導和懼樂部委托，到隊裏來看望大傢，並召開老隊員座談會。
在與老隊員開會之前，金主任先聽取了我的匯報。我說：一，搶逼圍沒有體力作保證不行，這場比賽我們的體能情況不好；二，平時訓練基礎不行，場上也拼不出；三，不齊心的拼搶不行；四，易受情緒波動，現在對手們已經不像是前四輪那樣地任我們搶了，他們已經效仿我們，而且拼得越來越兇；五，與我改變陣式由四四二為三五二有關。
在老隊員座談會上，李曉第一個發言。他說，昨天我是想踢好的，但是沒有踢好。輸了球總有原因，我總感覺到在我們進攻時，是接是插不清楚，當然，關鍵問題還是我們拼不出來。
範志毅說，後防是最重要的位置，這場比賽我打自由中衛，沒有補好位起到穩定軍心的好作用。應該說每場球我們大傢都想踢好，但是踢不好我們應該反思自己，自己在場上是怎麽貫徹教練意圖的，貫徹教練意圖自己又做得怎麽樣？這場比賽教練的佈置應該說是非常詳細的了。
成耀東說，對廣州隊比賽前，我們思想上還是很重視的，佈置也是很明確的，但是在比賽中沒有完成好，主要是踢水球的能力比廣州隊差。另外2比1後，我們有點泄氣，我們好像是容不得對方進球，這種思想是導致後面失球多的原因。庫茨反應慢，動作遲緩，應該負一定的責任。
陳偉說，我們三條綫脫節，前鋒在前面不搶，中場又不敢壓上，後場又不敢頂，輸球後心情很不好。我們再輸也不能這樣去輸，輸這麽多。關鍵還是精神狀態輸了，影響很大，很不好，衹能靠自己去輓回。
吳兵說，他沒有完成好盯人任務，讓鬍志軍一人進4個球。
金永昌主任說，球迷的心情我們應該理解，教練、隊員壓力很大我們也知道。我們這個隊重新組織後，本來就是中遊水平，年輕隊員多，所以大起大落，這個現象主要與前階段新聞界炒熱了，大傢的期望值太高，好像我們衹能贏不能輸。按目前我們的實力，排在六七名水平是正常的。現在踢球與過去不一樣，現在的心理壓力太大，我們都能感到壓力。當然，這是和衹能贏不能輸造成心理壓力太重有關。我們前4輪踢得好，因此4輪比賽過後，對手就來拼我們，而我們又失去了前4輪拼人傢的打法，所以出現目前這種情況。我們前4輪之所以能取勝，主要是作風上有改變，去拼人傢。現在我們要擺正位置，把自己放在五六七名的位置上，我們現在已經徹底沒有面子了，還驕傲什麽？衹有去拼，技戰術才能發揮出來。我贊成根寶說的，誰不去搶下來，讓拼的人去打。我講了半天，全是講拼字。你們看看，昨天太陽神隊鬍志軍、彭偉國，就像是在泥地裏滾過的泥鰍，衣服上的號碼都看不出來了。山東有個記者寫了，他說這場球從雙方的球衣上就可以看出誰拼了，上海申花隊穿白的，沒泥沒水，金主任最後說，李曉，我看你11號衣服一幹二淨，一點泥也沒有。你們都是骨幹，要團结，要起骨幹作用。
8月17日，督導組到隊。
一共有4個人，包瀛福、方紉秋、劉恩義和瞿耀忠。他們來看了我們訓練後與我們教練組談了一下。包瀛福的意思是，建隊以來我們管理是抓住了，體力有保證了。我們今天的訓練是壓縮攻防。老包看了後說，門前訓練有特點，競爭意識也加強了，訓練質量不錯。他接着說，從比賽看，我們體力還不夠，打法上長傳還多了些，防守上兩個中衛站不住位置，
自由中衛也補不上，對廣州太陽神隊比賽，整個防守體係像是散了架似的。
劉思義對我說，隊員們開始對你還是信任的，你的管理是成功的，但最近聽劉軍講，他的積極性不是很高。按道理他與我的談話不應該對你說，既然我們為申花隊，就應該開誠布公。隊員的反映你應該引起註意，你在這麽關鍵時刻應該大度。申花隊成功失敗全在你的個性上。上海觀衆反映進攻顯得太粗糙。我們還是應該像前4
場那樣，先發製人，一上來就是一個衝擊波，一場球起碼要有兩個衝擊波。當然，關鍵時候，要穩的時候還應該穩下來。
瞿耀忠說：我們上海隊還是應該多發揮前衛綫的作用。老上海隊過去的中場一直是很好的。
我心想，現在我們輸了球，督導組來監督我，什麽都好說，什麽都是問題。當初我們在廣州5比2勝的時候，我們便是技術、作風、身體都比人傢好。
但足球就是這樣，勝負論英雄，你再怎麽想也沒有用，關鍵是要贏球。
有一天，金主任打來三次電話轉達陳良宇、龔學平的意見。我們的足球，受到如此關愛，這真是我過去從未經歷的。領導們要求我們第一要擺正位置，一定要場場把自己放在弱隊位置去拼人傢；這幾場球之所以沒有打好，就是因為打到關鍵時候拼不出；二，上海隊過去從來沒有輸過這麽多球，從來沒有輸得這麽慘。市委、市府認為我們必須把精神面貌打出來。聽了這些話，我感覺分量太重了，現在的問題不是我徐根寶沒了面子，我可是把大上海的面子給丟盡了。
1比6慘敗後，不但球隊、球迷和各界都進行了座談，在康辦(上海市委辦公地)，陳良宇、龔學平、周慕堯、金永昌、李毓毅、瀋立恭等上層决策者，也開了一個多小時的會，專門研究申花隊問題。陳良宇提出讓體委多關心申花隊，體委主任金永昌說，從現在開始，體委李副主任的主要工作，便是抓足球。
8月18日，上海市足協召開足球界新聞界和球迷代表“為申花隊號脈會診”會議。在發言中，文匯報記者馬中說，申花隊輸球是正常的，但高比分輸卻是應該總結的。甲A比賽也有高比分輸贏，但沒有這麽大。搶逼圍是足球比賽的基本規律，失利的時候不應該輕率否定。幾個月前在廣州申花隊5比2勝，這次在主場1比6輸，這說明申花隊狀態有問題，應該提高隊員的素質。一場比賽不能簡單否定和肯定，不能過多地指責。
球迷代表說，當初申花隊在廣州大勝，當地報紙說我們精神、體力、技術、戰術，樣樣都好。現在大比分輸了，好像什麽都不好了。問題是什麽？是不拼不搶。搶逼圍是精神狀態的體現，可最近申花隊精神狀態到哪裏去了？
方紉秋在發言中講到，根寶當時接這個隊不容易，我們都為他捏一把汗。他的指導思想是對的，現在主要講的是拼，這是對的，不拼不能提高。我看劉軍、瓦洛佳有提高，李曉也有進步。對大連萬達隊打得也不錯。為什麽會出現1比6？關鍵還在於精神狀態。
老教練包藏福說，申花隊前幾場比賽不應該大勝的大勝了，應該勝的比賽卻輸了。上海申花隊要改變過去軟散懶的作風。搶逼圍是防守的手段，是變被動為主動的手段，堅持前場30米搶截，以射門為中心的訓練是對的。世界杯賽統計，由中場發動進攻後進球的占60％多，前場搶截進攻的占34％，而由後場發動進攻並進球的衹占6％。
上海人民廣播電臺記者謝炯認為，申花隊勝了，不應該把搶逼圍捧上天；輸了幾場球，也不要把搶逼圍打下地。申花球迷協會會長瀋國強說，迫在眉睫的是，下一場對山東隊。我們都在想，徐根寶與隊員們是否從陰影中走出來，去迎戰山東隊，這是最重要的。
俱樂部副總經理孫春明在會上透露，俱樂部董事會準備對球隊實施幾項舉措：一是請營養專傢和優秀的廚師；二是請體能恢復和科研人員；三是加強對球隊的科學監督和科學管理，不能由一個人管理球隊，也不能讓教練員球員對立，俱樂部可以炒球員；四是建立球員人才庫；最關鍵的是第五條，要建立競爭機製，教練班子的選擇，球員選擇都要有競爭，都要競爭上崗。我很清楚孫春明這番話的意思，如果我再打不好，就可能下臺。
當然，大傢議論最多的還是搶逼圍。大傢普遍的認識是，我們失利不是搶逼圍的失利，面是丟掉了搶逼圍。這一點我最清楚，我把四四二改為三五二，在陣型上把搶逼圍的威力消弱了。
1比6之後，搶逼圍成為上海灘男女老少挂在嘴邊的詞，成了人們議論的中心話題。對掄逼圍肯定的人很多，持否定態度的人也不少。我要不要堅持搶逼圍了呢？這時，國奧隊的失利情景又閃現在我眼前，我不能改變，我必須堅持下去，我默默地告誡自己。我記得在昆明，徐弘曾對我講的話：“徐指導，你以後不要再變了”。當時我還說不會變了，但是在成績的壓力下，在媒體的壓力下，我最終還是沒有勇氣堅持下去。五三二陣型，我想的是用人數多來保後場，而實際上就是丟掉搶逼圍了。精神面貌不如人傢，就是擠不出來，搶就是拼的體現。人傢拿球，你搶不搶人傢？不搶或搶得不兇，這是精神狀態問題。五三二，看起來中場人多，但如果衹想保後場的話，中場人數肯定少了，中場人數少，形不成圍搶，氣勢也就沒有了，當然也就會很背被動。
我們1比3輸給山東泰山隊，就是打的五三二，我認為兩個中衛盯兩個內鋒比較吃力，便再拉一個來保護，結果整體的防守沒有了。這種增加人數來保後場的辦法，實際上便是失去了整體搶截的優勢。
對廣州太陽神隊，我們的中場球員申思、陳偉都很軟，李曉又不搶，中前場便失控了，衹能挨打。
應該說，這個責任首先由我來負，是我指導思想出現了問題。為了讓球員更清楚搶逼圍的意義，我舉了我們抗美援朝的例子。我說，衹有援朝才能保傢。如果我們不派部隊出去，光在鴨緑江邊等着，後防便不會穩。加強中前場的搶截，是對後防最好的保護。如果衹是增加後防人數，造成中前場失控，反而會被動挨打。我已經想好了，不管今年成敗如何，搶逼圍一定不能丟。
10．揣着辭職書上場指揮
1比6之後，我站在了地獄的門口。我知道對山東泰山隊比賽是我最後的機會了。已經有消息傳了出來，如果這場球我們輸了，便由顧兆年代替我。我不想就這樣灰溜溜地走掉，我要證明自己的能力。在這個時候，能救我的、想救我的，衹有我自己。那幾天，我除了參加會議和訓練之外，就坐在房間裏研究對策。我幾乎考慮到了第一個細節，甚至設計了幾套方案，隨後，再去一一排除，直到有一個滿意的結果。
對山東泰山隊比賽前，我便和隊員宣佈：這場比賽，不拼的不上，要上的全是能擒的。我讓張勇和瓦洛佳當前鋒。由於範志毅兩張黃牌停賽一場，便讓成耀東當隊長。我苦思冥想排出一個我認為能拼能搶的中場，由莎莎、劉軍、吳兵和朱炯組成，這實際上是後來我們奪冠的中場陣容。
比賽之前，我寫好了一封簡短的辭職信。如果比賽輸了，我準備馬上就交給領導。在已經沒有退路的情況下，我懷揣辭職報告指揮球隊上場了。這場比賽的最後結果很可惜，我們0比0與泰山隊打平，但我們全場射門是13次，角球5次，山東泰山隊全場射門3次，角球3次，我們明顯占優。25分鐘時我換上李曉，可惜終場前8分鐘李曉有一個機會球沒有進。
賽後報紙評論這場比賽是：“上海申花隊頂住7天前1比6的巨大壓力，昨天以年輕選手出戰，再現搶逼圍，儘管得勢不得分，但精神面貌令觀衆為之一振。”
比賽後，我在新聞發佈會上說，從場上的氣勢和面貌上看，我們不是搶逼圍不行，而是前幾場沒有打出搶逼圍。以後我們將堅持這種風格與每個對手較量。這場比賽使我堅定了搶逼圍的信念，經過了兩次失敗，我想我必須要堅持下去。
球迷對我們打平這場比賽還是不滿意，“根寶草包”這樣的口號還在不停地叫。他們認為這場球我們應該拿下來，應該對一周前的1比6迅速做出“補償”。但對我來說，這場比賽打乎已經不錯，至少可以緩了口氣。直到我們下一場2比0勝江蘇隊後，我纔真正在長吁了一口氣，我終於死裏逃生，熬了過來。第二階段最後一場，我們雖然輸繪了廣東宏遠隊，但名次依然排在第五，沒有跌出前六，還算說得過去。
第二階段比賽結束了。由於國傢隊要參加亞運會，聯賽要間隔兩個多月纔比賽。對我們來說，這真是寶貴的兩個多月。在這段時間裏，我們不僅身體得到了調整，更主要的是獲得了心理調節機會。我真擔心，在如此大的壓力下，如果比賽一直打下去，我們的神經恐怕要“綳斷”了！這兩個多月也是我喘息的大好時機。在這個期間，我對搶逼圍的指導思想有了進一步思索和提高，我們統一了下一階段的打法，並在訓練中不斷改進，對人員安排也進行了必要的調整。說實在的，申花隊自從成立到現在，一直在南徵北戰，打東視杯，去昆明鼕訓，甲A聯賽、滬港杯、萬寶路足球賽、再是甲A聯賽，如果這麽一路打下去，我懷疑我們真要垮了。
11．一根繩子，一份要求，我別無他途
第三階段還有4場比賽。我們對形勢做了研究，最後4場比賽對我們能不能完成前6名指標非常重要，擺在我們面前的睏難也不小。因為我們有兩個客場、兩個主場，兩個客場非常險惡，一是對當時排名第三的遼寧隊，二是對主場不敗的四川全興隊，主場是對名列第一的大連萬達隊和很有特點的吉林隊。
我們對4場比賽進行了分析後認為，主場對吉林應該力爭2分，對大連萬達隊拿1分，兩個客場應該爭取1至2分。這樣算下來我們前6名任務就可以完成了。我給鬱知非打了個電話，把當時隊伍的情況作了匯報：李曉、範志毅上調國傢隊，莎莎回俄羅斯探親，朱琪、申思和謝輝參加國奧隊集訓，儘管現在離比賽時間還比較長，但我們决定管理制度不變，仍然要每天訓練，甚至連星期日都要訓練。鬱知非說，他們馬上要開董事會研究下一階段的工作，總結甲A聯賽以來我們工作的成功與不足之處，當然，現在最主要的還是打好最後4場比賽，如果打不好，雖然保組是沒有問題了，但大傢日子都不會好過。我當然聽懂鬱知非的意思，我的壓力這時還很重。就在那幾天，我收到一位四川球迷給我寄來的一封信，他說，申花隊客場去成都比賽時，球迷會要我們顔色看，因為他們上一次在上海受到了攻擊。這封信裏還有一根繩子！那意思不言而喻。
10月13日，俱樂部給我們發來了一份最後階段工作文件。我一看，裏面主要是針對我這個主教練的。文件首先要求我們確保前6名，如果完不成將罰款；其次是比賽全部結束以後待命等通知；最後一點是，俱樂部對教練每場比賽要有考核，這一條顯然是針對我的。看了這份文件後，我很清楚，俱樂部對我還不十分信任。我並不灰心，更不想退卻，我要做的，便是證明自己，以成績糾正別人對我的偏見。
10月17日我召開全隊會議。我對大傢說，現在聯賽衹剩下最後4場了，能否完成年初定下的任務，包括俱樂部本身在內，大傢都有壓力。在這種壓力下，我們的態度應該是不懼怕，放得開。但光不怕沒有用，還要有充分的準備，我們每個人都要為此付出代價，下局我們不放假了，大傢集中封閉訓練。另外要抓緊業務學習，研究遼寧隊的打法，分析我們的睏難，大傢統一思想去拼。此外，我還強調幾個方面：一是整體攻防戰術；二是堅持搶字；三是強調全隊的團结；四是放下包袱。這次會開得不錯，大傢都感受到了任務的艱巨，都在思想上作好了打硬仗、打惡仗的準備。
21日，我們到了瀋陽。當天晚上我們又開了會。那時的遼寧隊雖然實力有所下降，但他們還有着當年“東北虎”的威風勁，他們在積分上與大連隊萬達隊衹差兩三分，如果贏了這場比賽就奔冠軍去了。我們分析遼寧隊此役非常想贏我們，而且還存在着主場拿下我們沒有問題的心態，於是開始設計起戰術。
我分析說，對方求勝心切，肯定攻得很兇，加上主場觀衆和裁判方面對我們也不利，大傢無論遇到什麽情況都不要上火，要始終保持平靜的心。這場比賽後來真像我們估計的那樣，對方是急火攻心，薑峰用腳踩吳承瑛肚子的場面便能說明問題。
戰術上，我要求大傢貫徹好搶逼圍，強調中前場的搶截，並把防區擴大到中、前場去。另外，我們對黎兵的頭球，對薑峰的助攻，對莊毅的快速下底傳中，以及傅博門前的威脅等細微的問題上都作了詳細的安排。
在上場前我動員大傢：對方擄，我們也擠，對方如果亂踢，我們一不怕，二不報復，要保護好自己。對方壓出搶，我們以搶對搶。我們的體能肯定比他們要好，他們剛參加了泰王杯賽，一路折騰，體能肯定有問題。裁判如果有問題我們也堅决服從，誰也不準與裁判爭執。這場比賽，衹要把遼寧隊打急了，我們就有戲了。
範志毅與李曉參加完亞運會，也從北京直接趕到瀋陽。他們在亞運會上打得不錯，我找他們談話時首先肯定他們在國傢隊的表現，當然也嚮他們強調了這4場比賽的艱巨性。我說，你們的思想要趕緊轉到隊裏來，我還把這一段時間我們堅持的東西和要求以及最後對遼寧隊的準備工作都嚮他們作了交代。
22日，也就是比賽前一天下午，我們到賽場訓練。施拉普那和李應發坐在看臺上看我們訓練。事後桑廷良告訴我，施拉普那認為我們訓練的時間過長，比賽前應該縮短一些。李應發看了我們訓練後當時就說：“完了，明天我們肯定輸了。”他說，他們的訓練無法和申花隊的訓練比較，申花隊的訓練完全是真刀真槍的。
這場比賽我們確實打出了水平，搶逼圍發揮得酣暢淋漓，瓦洛佳和莎莎在前場搶下球後攻進了兩個球。賽後有報紙說：“2比4，坐守主場的遼寧隊敗得沒話。此役遼寧隊輸在情理之中，沒有淨輸3球以上還算幸運。”
當我們4比2領先後，隊員們氣勢還是很足，仍然以兇猛的逼搶對付遼寧隊，甚至出現三個人圍搶遼寧隊後衛趙發慶的場面。
這場比賽把我們的士氣和信心都打出來了。南方的上海人跑動和搶截比北方的遼寧隊還多、還兇狠，這在過去是不可想象的。伍紹祖看了電視轉播後說：“申花隊打得好，他們的跑動就比遼寧隊多。”
通過這場比賽，我看到我們的搶逼圍有了飛躍，這次勝利是搶逼圍的勝利。這次的成功，更堅定了我的打法。但那場比賽後半段，卻出現不友好的一幕，吳承瑛被薑峰踩了一腳。我們沒有過激反應，我們在新聞媒體上也沒有把這事擴大。比賽後，薑峰來隊裏道歉。當時他並沒有踩下去，就在那一剎那他冷靜下來了。後來我問吳承瑛，他說也沒有什麽。我對薑峰很瞭解，過去我在國奧隊時帶過他，他的品行不至於做出這樣的事。
接下來，我們主場與大連萬達隊打平，取得了事先預定的目標。
客場打四川，對我們來說是一場非常艱難的比賽。由於在上海比賽時發生了上海球迷與四川球迷之間的鬥毆事件，加上四川一些媒體不正確的引導，比賽尚未開始，便彌漫出一股濃濃的硝煙味。當地電視臺在賽前播放了雙方球迷鬥毆的一幕，這引起了四川球迷對我們的強烈憤慨，當四川省有關領導發現苗頭不對時，已經有點晚了，當時成都商店裏連彈弓都脫銷了。
為保證11月6日比賽的順利進行，不致於引起騷亂，11月2日至5日，成都電視臺連續播放市委市府領導和球迷負責人的講話，甚至連居委會也充分發動起來配合工作。成都市公安局對本次比賽和申花隊的保衛工作更是周密至極。我們一下飛機，7輛警車便前呼後擁，把我們拉到一個我們不知道的賓館。後來我們纔知道，這是離市區很遠的一個部隊賓館，連球迷都不知道。到了賓館後，公安局的同志規定我們不許會客，不許出門，整天呆在裏面。
第二天我們去體育場訓練。當我們的車駛進體育場邊的馬路時，行人發現了我們是申花隊。便開始叫駡起來，甚至還有人用棍棒敲打我們的汽車。比賽那一天，成都當地政府動用警力上萬，球場周圍的道路提前兩個多小時便已被封鎖了。開賽前體育場內還有8條大狼狗繞場一周，以示威懾，這在甲A聯賽中可是空前的。
看臺上武警與公安分別包幹負責，看臺下七八百名武警隨時待命，成都市體育中心馬路對面的市特警總隊大院裏，待命的快速反應部隊可在2分鐘內撲人體育場，球場外還停着消防車隨時準備應付突發事件。那一天晚上，成都5個區中的3個區的警力及郊縣警察局的所有便衣警察都出動。我們是在比賽結束清場後，於8點30分纔離開的，為了讓球迷難以辨認，我們去時與回來時使用的汽車顔色和外表都不一樣。萬名幹警直到晚10點一切安頓後纔撤退。對這場比賽，成都球迷協會也根據球迷的心理擬定了一些口號，比如先叫“繳槍不殺”的口號，讓球迷消消氣，再奏凱旋麯，讓球迷敗敗火。
這場球我也怕出事，因此在賽前反復要求隊員在場上場下千萬記住不要有過激行為。這場球全國轉播，上海球迷也非常關註，我們千萬不要因為我們的原因而引發更大的事端，哪怕是輸掉這場比賽。
因為這場球牽涉到這麽多的不安定因素，因此比賽的內容和過程反而顯得不那麽重要了。最後，這場比賽雙方0比0打平。最滿意的便是成都市委市政府了，據說比賽平安結束的當晚，一位有關官員居然高興地喝醉了。成都的警察真行。直到我們離開，球迷們都不知道我們在成都是住在什麽地方。與四川全興一役，與其說是比賽，不如說是玩了趟捉迷藏遊戲，而且我們還得到了一個理想的結果。打乎全興隊，我們已經穩拿第5名了，第一個任務已經完成了，緊張了一年的心，終於放下了，在回上海的飛機上，我狠狠地睡了一覺。
12．金光誅點球射偏，申花進了前三名
我們的最後一仗是主場對吉林隊。
這場比賽我們如果贏了就進前三，平了第四，輸也是第五。對吉林隊來說，他們保級已經成功，輸贏也無所謂。
雖然我們已經完成第一個任務，但我們還有爭三的目標，已經到了這個份上，我們當然要奔第三去了，畢竟第三與第五還差一個檔次，能第三絶不能第五。賽前，我對球員們說，你們不要以為吉林隊不會認真打，千萬不能放鬆，即使是死者虎也要當活老虎打，我們最後一場不是為申花隊踢，而是為上海的足球發展踢的。
隊員上場後還是很認真的，場上占據了主動，上半時李曉先進一球。下半時吉林隊獲得一個點球，金光誅走嚮罰球點時，全場鴉雀無聲，大傢都知道這個點球的分量，如果罰進，我們就與前三無緣，我當然很緊張。
金光誅射門，球偏出門柱，他捂住了臉。我忽然感到一陣輕鬆，我們贏了。我們不僅完成了年初定的任務，而且還超額完成，因為我們打進了前三名。
虹口體育場鞭炮齊鳴，球迷熱烈慶貿。幾個月前還在這裏讓大上海大丟面子的申花隊這回總算為上海掙了面子。站在球場上，我感慨萬千，這足球可真讓人捉摸不透，它可以讓你下地獄，也可以送你上天堂。
回到休息室，隊員們興奮地擁抱在一起，又叫又唱，我靜靜地站在那裏，心裏衹想說：“大傢辛苦了。”忽然有人進來通知說，大傢快去洗澡，就不要回江灣了，黃浦區副區長周太彤在香港城擺下慶功宴，請我們全體去喝慶功酒，這個安排我們一點也不知道。
這頓飯吃得非常高興，黃浦區拿出30萬奬勵，俱樂部也拿出30萬，後來上海市交通安全必備物品供應公司為申花將士每人提供一輛進口助動車。
聯賽終於結束了。大傢都異常地輕鬆。我宣佈放假，三天後報到。確實，在這一年裏，大傢都非常辛苦，神經高度緊張，尤其是經歷了那可怕的1比6，應該好好地放鬆一下了。
三天後的早晨，休息了兩天的隊員們都在9點前報到了，小會議室裏坐得滿滿的。我在黑板上寫下了12月31日這幾個字，並在下面重重地劃了個圈。我說，我們與申花俱樂部簽定的合同到這一天都到期了，我們在一起的日子也不多了。這一年來，我們申花隊的成績和缺點都明擺着的，大傢回去想一想，這一年來，我們共同的收穫和感受是什麽？我們今年的任務不多了，主要準備12月11日的南北明星隊，申花隊有範志毅、李曉、成耀東、瓦洛佳和朱琪入選，你們幾個與我一起去成都，打完後馬上回上海與德國的一個隊打邀請賽，其他隊員休整，並為邀請賽做準備。張德發也對大傢說，今年的任務大傢完成的很好，接下來就要考慮簽合同了，這裏有雙嚮選擇的問題。請大傢回去好好考慮。
這一年裏，我們申花發生的事太多太多了，會上，大傢情不自禁地談開了。範志毅說，甲A聯賽過去了，我們時刻綳緊的神經終於鬆下來了。這一年太緊張了，對我來說，這一年從來沒有鬆過。年初申花隊成立，年輕隊員很多，我26歲就算是老隊員了。說實在的，這樣的隊打比賽，剛開始我心裏一點也沒有底。好在大傢齊心合力，一場一場地頂過來了。
老隊員陳偉說，我們進步了，我們的搶逼圍打法與過去上海隊的打法有明顯的不同。
瓦洛佳也說，在申花隊的這一年，要比我剛來時想象得快得多。但我要提醒大傢，我們申花隊也有一個問題，那就是凡是先失球的比賽，從來就沒有扳回過。
11月24日在香港城開了個足球研討會，陳良宇副書記和龔學乎副市長等都出席參加。陳良宇在會上指出：“足球的發展是城市經濟發展的反映，上海的經濟是國際關註的，上海正在搞新機場，深水港，上海到北京的快速列車也在計劃，上海正在開始重振雄風。你們球衣上印有上海兩宇，就要對上海人民負責，不能光講錢，榮譽是第一的，榮譽是錢買不來的。對申花明年的要求是，一，思想境界要高，要解决為誰踢球的問題；二，在管理上必須嚴，要成立黨支部，要有精神支柱；三，作風要硬朗，不能戰勝自己的球隊，怎能戰勝別人？”
龔學乎副市長說：“今年上海三個隊完成任務都很好。我和陳良宇的壓力也很大，因為涉及到改革。申花隊要與國際接軌，俱樂部要從長遠考慮，後備力量現在不足，體委與足協要去解决這些問題，要盡快培育足球市場，上海球市還不興旺，要培養出足球觀衆，沒有市場就沒有發展的基礎。申花隊雖然得了第三，但與其他隊水平相差並不大，明年的工作就在眼前，主教練職務是否在一周內就確定？隊員要馬上投入鼕訓，懼樂部要馬上去找外援，準備工作要越快越好，5個外援的指標不要浪費。主教練定下後，要立即到國內找內援，還要立足於自己培養。另外，還要到全國招聘領隊。”
我說，申花隊明年的工作重點在管理，要加強管理，我認為我們管理上的問題最多。
我原以為這個會議是總結我們取得了前3
名的經驗和教訓，有點慶功的意思。但聽完陳良宇和龔學平的講話後，我感到我們與上海的這個城市的發展和形象並不相適應，我們距上海人民的要求還差得很遠。在這個研討會上，我心裏已經暗暗下了决心，如果明年我繼續帶申花隊的話，我們一定要拿冠軍。
13．“民意測驗”，我卻遭到許多球員反對
1994年中國足球的第一次職業隊聯賽搞得非常地成功。足球水平明顯要比前一年提高，場面也精彩、激烈得多。被冷落多年之後，中國足球又紅火起來了，到處受歡迎。在這種情況下，當年12月中國足協在成都召開了足球工作會議。實際上，這是一次“慶功會”，足球界元老都應邀參加，會場內外喜氣洋洋。這是我記憶中中國足球最令人興奮、最團结也是最受好評的一次會議。
我作為申花隊的主教練也到成都開會。剛到成都，羊城晚報的記者範柏祥挺神秘地告訴我：“根寶你知道嗎？聽說你的位子不一定保得住。”我聽後大吃了一驚。我想，我在年初接手申花隊，指標是前六名，現在我打到了第三名，超額完成了任務，自認這一年幹得非常不錯，還從來沒有想到過俱樂部會不聘我，這個消息對我確實是非常意外。我問範相樣，你這個消息是從哪裏來的？可靠不可靠？他說是“從上海方面得來的，挺可靠的”。聽他這麽一講，我心裏往下一沉，不由地狐疑起來。晚上我給在上海帶隊的桑廷良打了電話，問他聽到過些什麽，有沒有這方面的消息？桑廷良說：“這個事情我沒有聽說過，但是你走之後，我聽說懼樂部在隊裏搞了一次秘密的民意測驗……”噢？有這事？我一聽馬上神經緊張起來，隊裏的這些事情我作為主教練為什麽不知道？我不是反對進行這種民意測驗，但要搞的話，至少也得給我們教練打個招呼吧。倘若不打招呼，那肯定想避開我。桑廷良說他也是聽說，並不清楚怎麽回事。
我很生氣。我覺得我們現在已經是在搞職業隊了，但在有些方面卻還在搞這種“群衆路綫”，我對搞這種東西特別反感。我又問，他們是怎麽測驗的？
測驗的結果如何？
桑廷良說：“測驗是俱樂部通知全體隊員搞的，沒有通知我們教練，我們都不知道。衹是事後獲知，每個隊員得到一張紙，上面大概印有這樣一些問題，如：你對主教練的工作是否滿意？你與主教練合作如何？你對其他教練工作看法如何？等等。聽說測驗的結果，我最差，你根寶其次，顧兆年最好。”
我聽了後纔感到，雖然我們拿了第三名，但俱樂部對我的工作一直沒有變，範柏祥說的有些道理。我的位子看來是有問題了。但是為什麽會這樣呢？我想不清楚。我想，我們的工作是需要評定的，評定我們工作的優劣，一要看實際工作的過程，二要看實際工作的效果，這兩點我無可厚非。我在1994年的工作實績明擺在那裏，俱樂部為什麽對我還有什麽看法呢？
剛到成都，就碰上這不順心的事，我心裏很不痛快。這天晚上我睡得並不安穩。第二早晨8點多，我剛吃完早餐回到房間，桑廷良又來電話，嚮我報告說，隊裏兩名球員找不到了。7點30分起床吃早飯的時候人就不在了。剛纔接到公安局的電話，說這兩名球員在昨天晚上公安局“收網”時抓進去了。
我一聽急了，忙問“你們晚上鎖門了嗎？”桑廷良說：“鎖了，前門、後門都鎖了。”
“鎖了怎麽出得去？”我問。“是從二樓宿舍的窗口跳出去的。”
“他們現在情況如何？性質嚴重嗎？”我有點急了。
“現在不清楚。不過可以打聽一下，我聽說治安大隊的一個大隊長在廣州出差時曾與你一起吃過飯，和你挺熟的。”
我一聽便說：“那你快去問一下，他們為什麽被收進去？
如果是一般的問題，你就對他們求個情，說我們兩天後要與德國的凱澤斯勞騰隊比賽，一定要態度好一些，求求情吧。”
桑廷良挂上電話不久，就代表球隊去了公安局。我就在房間裏等他的電話。不久他回來了，告訴我，情節不算嚴重，衹是一般性的問題，已經保出來了。
我對桑廷良說，你馬上嚮俱樂部去匯報，讓鬱總知道這件事。事情出在隊員身上，儘管責任在個人，但影響的是申花隊，要說明我們的工作沒有做好，教育管理還存在問題。
與桑廷良打完電話後，正好9點半中國足協開會。這一天的會議有一項議程：前4名的教練員答記者問。我帶着對俱樂部搞秘密民意測驗和今天隊裏發生的這件不光彩事情的不滿的情緒，參加了會議。
14．在成都會議上放炮
本來，我在會上不想更多地去講隊裏存在的問題。隊裏出了這樣的事，球隊不光彩，我這個當教練的也沒面子。但在記者問答的時候，我終於忍不住了。
天津日報記者張東站起來對我說：“我嚮徐教練問一個問題，你在國傢隊，國二隊和國奧隊時，大傢都知道你是管理很嚴的教練。但昨天，我坐在你們南方明星隊的車上，見到你們申花隊的球員抽煙，你對這事怎麽看？”
這次南北明星隊，是在成都足球工作會議時舉行的一個比賽，由南北兩個陣營組成的球隊參加比賽，我和廣州太陽神隊的主教練周穗安任南方隊教練。申花隊有5人人選南方隊，他們是李曉、瓦洛佳、範志毅、成耀東和朱琪。因準備對德國凱澤斯勞騰隊的比賽，成耀東和朱琪沒有隨我到成都，衹有範志毅、李曉和瓦洛佳3人參加南方明星隊。
我說，當時我看到瓦洛佳和李曉坐在前面，他們沒有抽煙。張東，你是不是看到範志毅在抽煙？儘管當時張東沒有回答，但我心裏知道，張東指的人，肯定是範志毅了。我便說，我確實在車上沒有看到。但我如果看到的話，我肯定會製止的，並會進行處罰。
張東的這個問題，讓我“剎不住車”了。我索興講開了。我說，我是強調管理的教練，我認為一支球隊如果管理不嚴，是沒有戰鬥力的。從某種意義上講，球隊的成績好壞與球隊的紀律是不可分的。但是，我管理再嚴，還要隊員理解和配合。否則，再嚴的管理也不一定都能收到好的效果，並不等於不出事情……”講到這裏，我馬上聯想到今天上海發生的事情，聯想到俱樂部在隊裏搞民意測驗時隊員對我的不滿。我脫口而出：在中國現在的特殊情況下，被隊員反對的教練是好教練，而隊員沒意見的教練，大概有點問題了。
這句話一出，會場立時騷動起來，大傢相互交頭結耳，記者們更是竪起耳朵，瞪大眼睛望着我，盼望着我繼續往下說。
我說，足球隊從體工隊的機製轉到職業隊，但實際上職業球員的素質、道德及球員對職業的認識還沒有提高上去。剛纔張東說的問題是存在的。不要說抽煙，更嚴重的事還有，足球界中喝酒、嫖、賭也不少見。少數球員想少花力氣多拿錢，管理上希望鬆一些，這給我們的工作帶來許多的睏難。但凡是搞過隊的都知道，平時訓練不刻苦，不嚴格，到時候你想拼也拼不出來。年初我們隊中有一名隊員生病，我派助理教練去探望，有些人就說我不關心隊員。平時訓練我是嚴一些，有時甚至駡人，個別隊員就感覺到在隊裏缺少溫暖，積極性不高。也有些同志對我說，根寶，你堅持嚴格要求是對的，但要註意工作方法。也有說，根寶，你批評隊員，要註意場合，要給隊員一點面子。我知道他們都是好心，希望我工作做得更好，更完美。但是我想，世上是沒有兩全的東西的。昨天我們隊有2名隊員半夜跳窗出去，在娛樂場所給公安局抓住了。這時候，他們還有自尊嗎？平時怪我們管得太嚴，但這個時候，我想他們肯定有所省悟，如果管得再嚴些，他們就沒有機會半夜三更溜出去了。自尊首先要自愛，自己對自己都不愛，如何有自尊？有隊員說在隊裏缺少溫暖，缺少關心。什麽叫溫暖？什麽叫關心？出了成績，名利雙收，這是最大的溫暖，最大的關心。當我們1比6輸給廣州太陽神隊後，球場上幾萬觀衆齊聲駡我草包，其聲之大，真是如雷貫耳。誰給我自尊？誰給我溫暖？我要不要自尊？我要不要溫暖？球踢不好，觀衆駡臭球，球員感覺到有自尊嗎？他們會感到溫暖嗎？我們衹有明白這個道理，懂得自愛，纔有自尊，懂得我們職業教練員、球員應該需要付出些什麽，不在乎時付出比別人多得多的努力和辛苦，你怎麽能得到比別人多得多的榮譽和利益呢？這纔是最大的道理。
我一口氣說了一長串，講完後心情感到一陣輕鬆。我的話在會場裏引起了很大反響。我記得坐在我邊上的王俊生對我說，根寶你的話太絶對，有些教練不靈，隊員反對，難道也是好教練？我說，我指的是在管理上，管理嚴的教練通常是不被球員喜歡的。
我確實感到，上海申花隊今年能夠獲得第三名，確確實實就是嚴格管理和訓練的結果。在這一年裏，我對一些主要的球員，尤其對尖子球星是批評最多的。範志毅、成耀東、李曉有錯我不去批評，難道我們者是批評替補隊員？到時候誰會來服你？衹有把他們抓住了，才能帶動全隊的管理和訓練。
在這方面，俱樂部，尤其是上海市領導給了我足夠的支持，是我能夠堅持嚴格管理，並能超額完成任務的最重要基礎。我想起對遼寧隊比賽時，範志毅在休息室裏當衆與我爭吵，後來三天不歸隊時，陳良宇書記親自出面為我打氣，提出“申花隊沒有特殊隊員”，嚴肅批評了範志毅的錯誤。我們正是抓住了這一點，纔得以在聯賽中堅持刻苦訓練，堅持搶逼圍，打出了我們最好的風格和水平。
我在會上“放了炮”後，事後聽到了許多反應，許多同志支持我的看法，新聞界更是以大的篇幅刊出我的講話，當然，也有不同意我的看法的。但我想，抓管理，抓訓練，是一個教練義不容辭的職責，我回憶這幾年走過來的路，更加清楚地感到，我的嚴格管理和訓練是對的。我甚至想，我已經幹到這個年齡的人了，我什麽都經歷過了，什麽都不怕。直到現在，我仍然對球員炒教練之風非常反感。不少球員就是這樣，他要做的十件事，衹要有一件不合心意，就對你有意見，反對你。我想，我了不起就下臺不幹了。但衹要我在臺上，我必須這樣去做，而且我一定會這樣堅持。
回到上海後，我聽說俱樂部對我的發言不太滿意。我很坦然，因為我知道，“民意測驗”我本來就是“不及格”，我已經無所謂了。
當然，我也要做些“調查研究”，看看究竟是怎麽回事。我問了範志毅，你給我講實話，隊裏有沒有民意測驗這回事？小範給我裝糊塗，他打着哈哈說：“啊，我不知道。”我說，你別裝傻，俱樂部聘不聘我，現在還不知道，你怕什麽，你又沒包袱。他衹得承認了，但又說，“反正我沒有寫。”我問，你讓誰寫的？“我讓陸瑋打勾了。”後來我又問成耀東，他說有這麽回事，又說：“這個事嘛，作為我們隊員衹有服從上面的要求，上面叫寫我們就寫吧。”這件事情至今給我印象深刻，並令我非常不滿，後來我與鬱知非談起這事，他也給我作了些解釋。
在我這一年任申花隊主教練期間，經常有隊員跑到俱樂部反映對我的不滿，俱樂部再把這些反饋給我，我對俱樂部的這些做法有意見，我認為我們三者之間的關係不應該是這樣的。那麽應該是什麽樣的呢？我沒有搞過職業隊，也講不出個所以然來。在成都施拉普那搞的守門員學習班上，我問老那，在德國，懼樂部、教練員、球員三者關係是什麽樣的？他說：“隊員對主教練負責，主教練對俱樂部負責。”我又問，如果隊員嚮俱樂部反映主教練如何如何？俱樂部應該怎麽辦？老那簡單地說了一句話：“一腳踢回去！”
老那的話，更證明我的思路是完全正確的。我也暗下了决心，如果俱樂部想讓我再幹，這兩點我必須要嚮俱樂部提出來，必須得到俱樂部的認同，否則我堅决不會再幹了。
我在申花的第一年，就這樣結束了。儘管在外人的眼裏，我幹得轟轟烈烈，非常不錯，把一支年輕人組成的球隊帶到了第三名，比過去的上海隊成績還要好，但其實我心裏有數，這一年對我來說是充滿了坎坎坷坷和風風雨雨。因為這是新舊機製、新舊觀念在初級階段轉換時的必然反映。我從心裏感謝上海非常良好的足球環境，感謝上海市委、市府和俱樂部對上海足球的支持。這與衆不同的支持，引起全國其他懼樂部極大的羨慕。在我們工作低潮時，足球書記、足球市長親自參加俱樂部改革座談會，為我們的工作尋找解决問題的辦法，為足壇改革鼓與呼，這是我過去從來沒有經歷過的。
1994年，是中國足球職業化改革的第一年，在由體委到企業辦球隊的轉變時，沒有前人的經驗可以吸收，一切都是摸着石頭過河，其中免不了磕磕碰碰。在1994年的工作結束，展望1995年工作之際，我在筆記本上寫下了這麽10個字：風雨中開始，風雨中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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