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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寻根、与上海
我和上海的最大渊源是，上海是我的出生地，然而我却非上海人，所有对于上海人特性的描写，完全不适用于我。二次大战后，我才三、四岁时就和父母及大弟回台湾了，所以无论从文化和血缘上而言，我仍是道地的台湾人。可是小时候父母亲常提到有关上海的事迹，多少留下了些情感上的痕迹。
家父是台北县瑞芳镇农村生长大的，从小父亲早逝，须半工半读，每天步行到基隆读书。年青时由于日本老师的支持，去上海这个中国最大都会之日本租界住了将近十年，做了些小生意，存了些钱，后来所有积蓄全都买了日本公司股票，战后皆成废纸，回到台湾之后一切须从头开始。
他那农业社会的敦厚个性无法适应那越来越复杂的台湾商业社会，一直到一九九三年四月十六日他在台大医院逝世为止，由于商场上的挫败遭受到不少的创伤。使他一直感到安慰的是，一生尽了很大的力量，让子女都受到良好的教育，而个性坚强、乐天的母亲则是背后的支柱。
我今年四月八日与内人自澳洲经新加坡到上海，一周后我的大女儿从旧金山、她的二姨妈自台北也赶到上海，接著我母亲与两个弟弟也专程从台北来会合。我们终于在上海找到了当年的旧居，特写此短文来追怀我已故的父亲。
父亲逝世前一年（１９９２年）曾和母亲去大陆旅游，到了上海虽然没有找到故居，仍感慨万千，回来之后写了封长信与我，摘录如下：
“五十年后的今天再度来访上海，变化很大，当时大陆总人口是四亿，台湾是四百万，上海也是四百万，现在台湾是两千两百万，上海是一千两百万。上海没有古老的历史，一百多年前只是黄浦江边的砂埔地，今天成为中国大陆最大的城市。
当年有英国、法国、及日本租界，英租界（目前外滩一带）最繁荣，是经济与金融中心，法租界（淮海中路一带）是高级住宅区，日本租界有许多日本人居住。大银行、大公司皆设立在英租界内，所有电车、公车、水电、电话公司全由英商经营，连日本的公司、银行也都设立在英租界内，美国势力微小，经济上几乎全是英国人的天下。
邓小平要在１９９７年收回香港，并建设上海为世界金融贸易中心，因此上海吸引了各国财团去投资建开发区的高层住宅大楼，今年（１９９２）三月公开出售，因供不应求在三小时内销售一空，但当地人月薪只人民币两百元左右，买房子是一辈子都追求不到的梦想。
浦东在五十年前是一片大荒野，目前浦东开发约须要五百多亿的人民币。大陆计划把浦东香港化来带动六千三百多公里长之长江流域。长江是一条龙，浦东是龙珠，龙头是长江三角洲以上海、南京为中心所带动的江苏、浙江一带；龙身是长江中下游以武汉为中心所带动的湖北、湖南、安徽及江西地区；龙尾则是长江上游以重庆为中心所带动的四川、云南、贵州、青海及广西自治区。
江南大平原（长江以南）自南京坐火车到上海约五个小时，上海到杭州火车也要四个半小时，一共坐了十个小时的火车。铁路两边都是一望无际的广大平原和田野，也没有工厂，只有农舍，所以空气没有污染。
江南土壤非常肥沃，种植稻谷、蔬菜可以不必用化学肥料施肥耕种，江南田野可利用的空间还很多，大陆的地下资源很丰富，尚未被充分地开发，一旦积极地开发，将成为很富裕的国家。
我们祖先的故乡是福建省的泉州安溪。泉州、厦门和漳州被称为闽南金三角地区。泉州市是中国历史文化古城，也是著名港口，从厦门坐公车到泉州约须五、六个小时。我们祖先在一百多年前，乘帆船过海峡来台湾。除了山地同胞之外，所谓的台湾人就是和老人与客家人，和老人分成泉州人和漳州人。
这次的大陆旅游很幸运地能到厦门住一夜玩两天，因为参加旅行团无法去泉州安溪寻根探祖，深觉愧对祖先，但能达成愿望的一半，也感到安慰。即使在美国的许多黑人也都有去非洲寻根探祖的愿望，而我们重视慎终追远且经济富裕的台湾人更要维持寻根的传统。”
父亲在逝世的前一年，于离开上海约五十年后，以七十七岁的高龄和我母亲（时年七十四岁）第一次再去大陆旅游，触景生情乃人之常情。
对于我而言，虽然上海是我的出生地，但因四岁就回台湾，历史的意义远大于感情的成分，而历史又包括个人出生以及上海本身的历史。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都与上海有关。而且近年来上海（尤其是浦东）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引起了世人的注意，使我对于这城市特别感到兴趣。
我在去年十月去上海住了十一天，今年四月又去住了一个多月。去年是自己去，今年除了我和家人外，澳洲黄金海岸五、六位台湾同乡去长江三峡旅游后，也不约而同地在上海见面餐叙，几乎有“声势浩大，有备而来”之感。
这次的接触较广，了解较深，和去年的观察角度及感想都有不尽相同之处。更值得纪念的是找到了上海六十年前的旧居。回澳之后，记下此怀亲之情及感想。
父亲在１９３６年由台湾基隆坐船到上海经商，住在当时日人与台湾人群居之虹口地区。１９３８年我祖母陪同母亲去上海和父亲结婚，我于１９４２年出生，大弟两年后出世，战后我们全家于１９４６年回台。１９９２年父母亲去大陆旅游经过上海时，曾设法寻找旧居。但因五十年前街道名早已改了，旅行团时间仓促，一时没找到。这次我们一家人在上海会聚时，母亲提起当年旧居是在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及狄思威路附近，而她只记得“狄思威”的发音，也不知道如何写。
幸运地在偶然的机缘，一位上海朋友告诉我们，当年的狄思威路就是现在的溧阳路。我们得到这一宝贵线索后，第二天早餐后就雇计程车直奔四川北路和溧阳路之交界口。下车后我们三兄弟和母亲还是茫无头绪，幸好我母亲又提到当年住家附近有二层楼的大菜市场。我们就专找七十岁以上老年人问五十年前何处有这样的市场，经过约两小时的折腾终于在溧阳路和四平路交界的浙兴里找到那一排二层楼故居。
今天的四平路已是车水马龙交通喧嚷的大马路，旧居面向马路的楼下店面皆已全面改装。二楼住家的进出口是在后面，我们就从小巷子进入后面的里弄。附近的邻居听说我们专程来找五十年前老家，都很好奇又热心地围绕著我们频频问讯。
最后找到当年住的那栋房子的关键是，在战争期间我父亲曾请人在楼下后面挖了一个小防空壕。由于热心邻居的辗转打听，终于找到那栋房子。楼下店面虽已经整修过，但由后面上去的楼梯及楼上完全保持当年原状。我们第二天特别带了照相机去照相，为上海寻根过程留下了历史见证。
上海在近代史上曾有过辉煌的历史，许多名人都在此住过。如溧阳路上有郭沫若的故居，四川北路北边有鲁迅纪念公园，淮海路上有宋庆龄故居（是蒋介石所赠送的），思南路上有孙中山故居，静安公园旁有毛泽东旧寓，而东湖路上接近淮海路之老东湖宾馆是帮会头领杜月笙之旧宅，隔著马路则是当年四人帮的写作小组总部，而南边不远之汾阳路有白崇禧的老家。
过去属法国租界高级住宅之霞飞路（即今天之淮海路）常在那时期的文学作品及小说中出现。今天淮海中路之襄阳公园是当时的法国儿童公园。我们这次在上海住了一个多月，就是住在这附近。襄阳公园几乎天天去散步，和淮海路上之上海社会科学院的交流联络，以及家人购物交通都极为方便。
襄阳公园西南方之徐家汇，是因明朝进士及著名天主教徒徐光启安葬那儿，成为徐家世代汇聚之处而取名的。据说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倪桂珍就是徐光启的后代，宋庆龄和她父母葬在徐家汇西北不远处之陵园。
我一向对于墓地陵园那引人思古幽情之宁静气氛、以及历史文化的感受情有所锺。特别于六月一日儿童节（与台湾之四月四日不同）专程去参观上海规模最大之龙华火葬场。约二十间葬仪厅中只有一间有丧家使用，比我想象地还要冷清，不知是否和那天的特别节日有关。
印象深刻的是丧葬费用的低廉，一具尸体的防腐费用约二、三十元人民币，而在上海打一场高尔夫球约需一百美金。又听说在汾阳路南边，有一台湾人化了六百万美金，开设一家高级德国餐厅Ｂａｕｌａｎｅｒ，一杯啤酒五十元人民币，却夜夜客满。
在实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过程中，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并行，外地及本地人之高低不同消费差距很大。此外，大批下岗人员之失业（待业）问题，沿海与内地的经济发展差距，都是北京中央相当重视的问题，因此在过渡时期中，特别强调政治之稳定。
这次再访上海，在学术文化上的交流也很有收获，与上海社会科学院有多次交流。社科院位于市中心，在淮海中路北面之小巷内。它成立于１９５８年，目前拥有１６个研究所，１９８９年起分别建立了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改革与开放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精神文明研究中心、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１９９６年又设立６个重点学科：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经济学、人文科学、法学、社会学、及国际关系学。可见改革开放及市场经济是社会科学院之研究中心，也是中国大陆目前之政策重点。
我很荣幸地有机会和社会科学院之外事处，经济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所、文学研究所、哲学研究所、与澳大利亚研究中心的学者交流，并受到他们的接待。我们都讨论到文化中国的理念以及举办国际会议的可能性。大家的思想都很开放、自由，没有想象中的拘束。
后来我们去南京旅游住在金陵饭店，遇到台湾去的“海峡两岸经贸与信息传播代表团”，也去中山陵、雨花台长江大桥，秦淮河旁夜市观赏。南京和上海一样到处都是工地，马路两边都在挖埋各种公共设施管子。
也去苏州访问，并参观苏州大学。苏州不久之前才庆祝建城２５００年纪念，是中国最著名古城之一，历来以园林著称。因为距离上海仅一小时车程，又有新加坡政府所协助设立之工业区，经济发展之迅速在江浙地区是仅次于上海。下次有机会再去当好好体会苏州的历史与文化。上海的经济改革
因为上海是家父母客居十年的城市，又是我的出生地，我对它自然有一份感情。而上海浦东更是邓小平具有中国特色之社会主义经济最重要的模式与据点。上海经济改革的成功与否足以影响到中国未来之经济及政治前途，甚至于海峡两岸之关系。上海不但是目前许多跨国公司投资、发展的重点，它的改革也是学术机构研究之课题。
我认为上海这几年之大项目经济建设掌握得很扎实，但环境污染相当严重，空气、水质都很差，资讯流通还不够。要成为象香港、新加坡这样的金融中心至少还须二十年的努力。至于西方媒体所常批评的民主、人权虽然有其内在的价值及重要性，但以目前中国大陆之发展阶段而言，先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及改善生活环境才是最重要的人权保护。
最近报载有人问上海市长徐匡迪：“中国经济改革之后，政治会不会跟著改革？”他回答说：“十年以后再回来看看，你就会看出（政治环境）的不同来。”以亚洲四小龙的发展历史来预测中国的未来。史无前例而规模如此大的经济改革是不可能对政治、社会没有大的影响。
最近有“深圳香港化，广东深圳化，中国广东化”的说法，若此趋势真正有利中国发展前途的话，那么香港的回归，则不仅仅是洗刷中国历史耻辱的里程碑，同时也是中国经济、社会、政治“和平转变”的契机。
在此经济文化之假设前提下，全球华人似乎都应该祝福中国大陆、尤其是上海经济改革的顺利与成功。因为邓小平经济改革的成功会导至中国大陆的政治稳定，而大陆的政治稳定有助于台湾海峡两岸、东亚以及全世界的和平安定。这是为什么我特别关心上海的经济发展。
家父是台北县瑞芳镇农村生长大的，从小父亲早逝，须半工半读，每天步行到基隆读书。年青时由于日本老师的支持，去上海这个中国最大都会之日本租界住了将近十年，做了些小生意，存了些钱，后来所有积蓄全都买了日本公司股票，战后皆成废纸，回到台湾之后一切须从头开始。
他那农业社会的敦厚个性无法适应那越来越复杂的台湾商业社会，一直到一九九三年四月十六日他在台大医院逝世为止，由于商场上的挫败遭受到不少的创伤。使他一直感到安慰的是，一生尽了很大的力量，让子女都受到良好的教育，而个性坚强、乐天的母亲则是背后的支柱。
我今年四月八日与内人自澳洲经新加坡到上海，一周后我的大女儿从旧金山、她的二姨妈自台北也赶到上海，接著我母亲与两个弟弟也专程从台北来会合。我们终于在上海找到了当年的旧居，特写此短文来追怀我已故的父亲。
父亲逝世前一年（１９９２年）曾和母亲去大陆旅游，到了上海虽然没有找到故居，仍感慨万千，回来之后写了封长信与我，摘录如下：
“五十年后的今天再度来访上海，变化很大，当时大陆总人口是四亿，台湾是四百万，上海也是四百万，现在台湾是两千两百万，上海是一千两百万。上海没有古老的历史，一百多年前只是黄浦江边的砂埔地，今天成为中国大陆最大的城市。
当年有英国、法国、及日本租界，英租界（目前外滩一带）最繁荣，是经济与金融中心，法租界（淮海中路一带）是高级住宅区，日本租界有许多日本人居住。大银行、大公司皆设立在英租界内，所有电车、公车、水电、电话公司全由英商经营，连日本的公司、银行也都设立在英租界内，美国势力微小，经济上几乎全是英国人的天下。
邓小平要在１９９７年收回香港，并建设上海为世界金融贸易中心，因此上海吸引了各国财团去投资建开发区的高层住宅大楼，今年（１９９２）三月公开出售，因供不应求在三小时内销售一空，但当地人月薪只人民币两百元左右，买房子是一辈子都追求不到的梦想。
浦东在五十年前是一片大荒野，目前浦东开发约须要五百多亿的人民币。大陆计划把浦东香港化来带动六千三百多公里长之长江流域。长江是一条龙，浦东是龙珠，龙头是长江三角洲以上海、南京为中心所带动的江苏、浙江一带；龙身是长江中下游以武汉为中心所带动的湖北、湖南、安徽及江西地区；龙尾则是长江上游以重庆为中心所带动的四川、云南、贵州、青海及广西自治区。
江南大平原（长江以南）自南京坐火车到上海约五个小时，上海到杭州火车也要四个半小时，一共坐了十个小时的火车。铁路两边都是一望无际的广大平原和田野，也没有工厂，只有农舍，所以空气没有污染。
江南土壤非常肥沃，种植稻谷、蔬菜可以不必用化学肥料施肥耕种，江南田野可利用的空间还很多，大陆的地下资源很丰富，尚未被充分地开发，一旦积极地开发，将成为很富裕的国家。
我们祖先的故乡是福建省的泉州安溪。泉州、厦门和漳州被称为闽南金三角地区。泉州市是中国历史文化古城，也是著名港口，从厦门坐公车到泉州约须五、六个小时。我们祖先在一百多年前，乘帆船过海峡来台湾。除了山地同胞之外，所谓的台湾人就是和老人与客家人，和老人分成泉州人和漳州人。
这次的大陆旅游很幸运地能到厦门住一夜玩两天，因为参加旅行团无法去泉州安溪寻根探祖，深觉愧对祖先，但能达成愿望的一半，也感到安慰。即使在美国的许多黑人也都有去非洲寻根探祖的愿望，而我们重视慎终追远且经济富裕的台湾人更要维持寻根的传统。”
父亲在逝世的前一年，于离开上海约五十年后，以七十七岁的高龄和我母亲（时年七十四岁）第一次再去大陆旅游，触景生情乃人之常情。
对于我而言，虽然上海是我的出生地，但因四岁就回台湾，历史的意义远大于感情的成分，而历史又包括个人出生以及上海本身的历史。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都与上海有关。而且近年来上海（尤其是浦东）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引起了世人的注意，使我对于这城市特别感到兴趣。
我在去年十月去上海住了十一天，今年四月又去住了一个多月。去年是自己去，今年除了我和家人外，澳洲黄金海岸五、六位台湾同乡去长江三峡旅游后，也不约而同地在上海见面餐叙，几乎有“声势浩大，有备而来”之感。
这次的接触较广，了解较深，和去年的观察角度及感想都有不尽相同之处。更值得纪念的是找到了上海六十年前的旧居。回澳之后，记下此怀亲之情及感想。
父亲在１９３６年由台湾基隆坐船到上海经商，住在当时日人与台湾人群居之虹口地区。１９３８年我祖母陪同母亲去上海和父亲结婚，我于１９４２年出生，大弟两年后出世，战后我们全家于１９４６年回台。１９９２年父母亲去大陆旅游经过上海时，曾设法寻找旧居。但因五十年前街道名早已改了，旅行团时间仓促，一时没找到。这次我们一家人在上海会聚时，母亲提起当年旧居是在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及狄思威路附近，而她只记得“狄思威”的发音，也不知道如何写。
幸运地在偶然的机缘，一位上海朋友告诉我们，当年的狄思威路就是现在的溧阳路。我们得到这一宝贵线索后，第二天早餐后就雇计程车直奔四川北路和溧阳路之交界口。下车后我们三兄弟和母亲还是茫无头绪，幸好我母亲又提到当年住家附近有二层楼的大菜市场。我们就专找七十岁以上老年人问五十年前何处有这样的市场，经过约两小时的折腾终于在溧阳路和四平路交界的浙兴里找到那一排二层楼故居。
今天的四平路已是车水马龙交通喧嚷的大马路，旧居面向马路的楼下店面皆已全面改装。二楼住家的进出口是在后面，我们就从小巷子进入后面的里弄。附近的邻居听说我们专程来找五十年前老家，都很好奇又热心地围绕著我们频频问讯。
最后找到当年住的那栋房子的关键是，在战争期间我父亲曾请人在楼下后面挖了一个小防空壕。由于热心邻居的辗转打听，终于找到那栋房子。楼下店面虽已经整修过，但由后面上去的楼梯及楼上完全保持当年原状。我们第二天特别带了照相机去照相，为上海寻根过程留下了历史见证。
上海在近代史上曾有过辉煌的历史，许多名人都在此住过。如溧阳路上有郭沫若的故居，四川北路北边有鲁迅纪念公园，淮海路上有宋庆龄故居（是蒋介石所赠送的），思南路上有孙中山故居，静安公园旁有毛泽东旧寓，而东湖路上接近淮海路之老东湖宾馆是帮会头领杜月笙之旧宅，隔著马路则是当年四人帮的写作小组总部，而南边不远之汾阳路有白崇禧的老家。
过去属法国租界高级住宅之霞飞路（即今天之淮海路）常在那时期的文学作品及小说中出现。今天淮海中路之襄阳公园是当时的法国儿童公园。我们这次在上海住了一个多月，就是住在这附近。襄阳公园几乎天天去散步，和淮海路上之上海社会科学院的交流联络，以及家人购物交通都极为方便。
襄阳公园西南方之徐家汇，是因明朝进士及著名天主教徒徐光启安葬那儿，成为徐家世代汇聚之处而取名的。据说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倪桂珍就是徐光启的后代，宋庆龄和她父母葬在徐家汇西北不远处之陵园。
我一向对于墓地陵园那引人思古幽情之宁静气氛、以及历史文化的感受情有所锺。特别于六月一日儿童节（与台湾之四月四日不同）专程去参观上海规模最大之龙华火葬场。约二十间葬仪厅中只有一间有丧家使用，比我想象地还要冷清，不知是否和那天的特别节日有关。
印象深刻的是丧葬费用的低廉，一具尸体的防腐费用约二、三十元人民币，而在上海打一场高尔夫球约需一百美金。又听说在汾阳路南边，有一台湾人化了六百万美金，开设一家高级德国餐厅Ｂａｕｌａｎｅｒ，一杯啤酒五十元人民币，却夜夜客满。
在实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过程中，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并行，外地及本地人之高低不同消费差距很大。此外，大批下岗人员之失业（待业）问题，沿海与内地的经济发展差距，都是北京中央相当重视的问题，因此在过渡时期中，特别强调政治之稳定。
这次再访上海，在学术文化上的交流也很有收获，与上海社会科学院有多次交流。社科院位于市中心，在淮海中路北面之小巷内。它成立于１９５８年，目前拥有１６个研究所，１９８９年起分别建立了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改革与开放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精神文明研究中心、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１９９６年又设立６个重点学科：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经济学、人文科学、法学、社会学、及国际关系学。可见改革开放及市场经济是社会科学院之研究中心，也是中国大陆目前之政策重点。
我很荣幸地有机会和社会科学院之外事处，经济研究所、世界经济研究所、文学研究所、哲学研究所、与澳大利亚研究中心的学者交流，并受到他们的接待。我们都讨论到文化中国的理念以及举办国际会议的可能性。大家的思想都很开放、自由，没有想象中的拘束。
后来我们去南京旅游住在金陵饭店，遇到台湾去的“海峡两岸经贸与信息传播代表团”，也去中山陵、雨花台长江大桥，秦淮河旁夜市观赏。南京和上海一样到处都是工地，马路两边都在挖埋各种公共设施管子。
也去苏州访问，并参观苏州大学。苏州不久之前才庆祝建城２５００年纪念，是中国最著名古城之一，历来以园林著称。因为距离上海仅一小时车程，又有新加坡政府所协助设立之工业区，经济发展之迅速在江浙地区是仅次于上海。下次有机会再去当好好体会苏州的历史与文化。上海的经济改革
因为上海是家父母客居十年的城市，又是我的出生地，我对它自然有一份感情。而上海浦东更是邓小平具有中国特色之社会主义经济最重要的模式与据点。上海经济改革的成功与否足以影响到中国未来之经济及政治前途，甚至于海峡两岸之关系。上海不但是目前许多跨国公司投资、发展的重点，它的改革也是学术机构研究之课题。
我认为上海这几年之大项目经济建设掌握得很扎实，但环境污染相当严重，空气、水质都很差，资讯流通还不够。要成为象香港、新加坡这样的金融中心至少还须二十年的努力。至于西方媒体所常批评的民主、人权虽然有其内在的价值及重要性，但以目前中国大陆之发展阶段而言，先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及改善生活环境才是最重要的人权保护。
最近报载有人问上海市长徐匡迪：“中国经济改革之后，政治会不会跟著改革？”他回答说：“十年以后再回来看看，你就会看出（政治环境）的不同来。”以亚洲四小龙的发展历史来预测中国的未来。史无前例而规模如此大的经济改革是不可能对政治、社会没有大的影响。
最近有“深圳香港化，广东深圳化，中国广东化”的说法，若此趋势真正有利中国发展前途的话，那么香港的回归，则不仅仅是洗刷中国历史耻辱的里程碑，同时也是中国经济、社会、政治“和平转变”的契机。
在此经济文化之假设前提下，全球华人似乎都应该祝福中国大陆、尤其是上海经济改革的顺利与成功。因为邓小平经济改革的成功会导至中国大陆的政治稳定，而大陆的政治稳定有助于台湾海峡两岸、东亚以及全世界的和平安定。这是为什么我特别关心上海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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