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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的鬼子兵
为《我认识的鬼子兵》作序 吕正操-----------------------------------------------------------------------------
《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书的作者方军，其父辈都是抗日战士，曾任抗日区长的叔父，就是被日军抓住后用刺刀扎死的。在日酋冈村宁次实行杀光、烧光、抢光“三光”政策期间，他的家乡变成了“无人区”。作者对日本侵略者怀有刻骨仇恨，利用在日本留学的机会，有意接触到一些还活着的侵华日本兵，根据他们所述亲身经历和提供的材料，写成一部纪实作品，既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更有警惕来者的教育作用。
作为一名出生在东北的抗日老战士，我对侵华日军的残暴罪行，以及中国人民不堪忍受日军侵略的英勇顽强的反抗精神，更是有着切身的体验。在我的少年时代，曾经目睹和经历了日本侵略者对家乡人民的压榨与杀害。乡亲们常常挨日本人的打骂，我的祖父、伯父都被日本人砍伤过。我的老师过铁路人行横道，被日本人用战刀砍得头破血流。门前小河涨水，水深行人难以过往，日本人却不许中国人过桥。有个乡亲从桥上走过，碰到日本人，一刺刀挑死就推到了河里。我恨透了日本人，总想长大当兵打日本，报仇雪恨。正是怀着这样一个目的，17岁那年我参加了东北军。
“七七”事变，中国全面抗战爆发。我遵照中共北方局的指示，率部留在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7年10月11日，在河北蒿城梅花镇与敌发生激烈战斗。我军凭借梅花镇坚固的城墙，重创骄横大意的日军，致使敌人伤亡七八百名，我军阵亡一名连长、一名班长和20余名战士，受伤40多名。这是敌人在河北遭受的首次沉重打击，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这也使当地人民看到，日本侵略者是可以打败的，中国军队也是能打的，从而大长了中国人民抗日的志气，灭了侵略者的威风。但是敌人对梅花镇的群众，却进行了惨绝人寰的报复。我部撤离梅花镇时，曾特意掩护群众撤出，但人们这时还不曾了解敌人的残暴，大部分居民没动，只有一部分群众和给我部抬担架的人，随着部队撤出来。敌人在梅花镇连续烧杀4天4夜。梅花镇共有550户人家，2500人，被敌人杀死1547人，有46户被杀绝。烧毁房屋、店铺660余间。另外，还有到梅花镇来的外地人，打短工的、做小买卖的、讨饭的等等，也被杀死400多人。敌人疯狂报复制造的血腥惨案，燃起了梅花镇人民熊熊的抗日烈火。不久，这一带便组织起一支抗日的武装。梅花镇未遭敌人残杀幸存的青年，纷纷走上抗日前线。他们怀着民族的深仇大恨，在抗日战场上英勇杀敌，有的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全中国都是这样。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强烈地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义愤和视死如归的抗日决心，并且升华为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掀起了不可阻挡的抗日洪流。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战场，不仅有八路军、新四军的浴血战斗，更有男女老幼群众的广泛发动，献计献策，发明创造，和侵略者进行殊死斗争。抗日高于一切，抗日需要什么，群众就献出什么，生死都已置之度外。
侵华日军在中国大肆进行屠杀，这是日本长期进行武士道教育的必然后果。大多数日本人民也是被迫接受这种教育的，他们同是战争的受害者。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要由上层军国主义分子负责。直到现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阴魂还未散尽，叫喊“中国威胁论”，这是贼心不死，倒打一耙，为其军国主义招魂。这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的高度警惕和愤懑。中国现在不称霸，永远也不会称霸。中国人民受尽百多年被侵略的苦难，不会也不可能去给别人制造战争创伤。中国有句古话：“得民者昌，失民者亡。”中国人民不会去侵略别人，但当别人侵略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把自己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和侵略者进行前仆后继的斗争，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历史证明，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具有这种优良传统。1997年10月15日书前要说的话
我是中国陆军的退役军人，自以为多年的军人生涯已使我的心肠变得如铁石般坚硬。但当我步入日本社会，采访仍然活着的日本军队老兵，听他们回忆在侵华战争中犯下的罪行，讲述中国同胞在战争中受到的苦难以及抗日将士壮烈殉国的情形时，常常悲愤得放声大哭，情不能禁。就在东京的大街上，在无数日本人困惑的目光中……
我想采访侵华日军也不是偶然的。我是老八路的后代，亲人告诉我，我故乡河北省满城县方顺桥村，在日寇侵华期间多次被烧成一片片火海。1942年，日本鬼子对冀中平原大扫荡时，我的故乡方圆数百里竟成了“无人区”。
我叔父是共产党区长，被日本鬼子抓住后宁死不屈。日寇当着全村父老乡亲的面逼问他：“投降不？”叔父怒视鬼子，摇摇头。日本鬼子兵照着他的胸膛就是一刺刀。全村的乡亲们不忍看叔父死亡前最后的抽搐，都悲愤地低下头去。这一事件被乡亲们刻在村头石碑上，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剥蚀，字迹依然清晰。
“日本鬼子是一伙什么样的人？我能否有机会面对面地采访他们？”我常这样想。1991年初春，我以留学生的身份乘中国民航客机降落在日本东京成田国际机场。机会来了，我想。
我在日本留学6年，从未回过国，主要靠在饭店送外卖的工作挣钱交学费。送外卖使我有机会走进成百上千个日本人的家庭，接触到各行各业各种类型的人物，其中就包括原侵华鬼子兵。目前大约还有30—40万侵华日军老兵活在世上。他们大都老态龙钟，疾病缠身，行将就木。趁他们还活着的时候，抢救出他们侵华时的日记、照片等物证，了解他们对那场战争的看法和今日的心态，就成为我在日本留学期间的重要任务。
我先后采访的十几个原侵华鬼子兵，在我回国前已有4人去世。如果我不去和他们交谈的话，许多罪恶和经过半个多世纪沉淀的深刻反思，将会随着他们离世而永远埋进坟墓。他们中有人曾向我阐述：侵华战争是不能篡改的史实，战争使人变成鬼，发动战争的人才是罪魁祸首；侵华战争从害人开始，以害己告终；我们的青春时代是罪恶的时代……但也有人声称：我们在南京没杀那么多人，中国人不抵抗，我们不会杀人……
请读者原谅，我在书中展示了日本军国主义那么多的丑恶、秽行和血腥，让亲爱的同胞们污目，令他们难过得不忍卒读。我重提那段历史，只是为了让人们永远记住它，永远避免它；只是为了警示后人，勿忘国耻。
我祈愿在今后的世纪里，在我们祖国锦绣山河之上，永不出现类似的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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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的鬼子兵****************************************************************************
方军
一、人肉馅饺子
这个题目本来我是准备放在后面写的。谁知身在北京的父亲、姐姐看了我的写作提纲，都非常吃惊。父亲打国际长途电话跟我说：“日本人在东北的731部队用人体作实验，把马血注射到人身子里，把毒品放在炸药里，放在咱中国人身边引爆，这些事确实有过。但鬼子兵再坏也没听说过他们吃人肉。纪实作品要真实，一是一、二是二，千万不能有什么虚构。”父亲是少见多怪。日寇在青岛对中国婴儿挖眼、剖腹，他们的肝脏大部分被日本军官吃掉，这有照片为证。河北省阜平县罗峪村妇救会主任刘耀梅被日军抓去后，坚贞不屈，惨遭杀害。日军割下她大腿上的肉，剁碎了包饺子吃。这也有当时拍下的照片作证明。这促使我把“人肉馅饺子”这一章先写出来，写完把草稿寄给父亲他们，让他们过目。
写“人肉馅饺子”这一章的立意，是从给侵华日军老鬼子包饺子而引发的，而我又是怎么认识老鬼子山下的呢？
我6年前去日本时，遇上一位非常和善的老头儿当保人，他又介绍我认识了一群老太太。于是我就去那帮老太太办的工厂里打工。
那帮老太太开了一家食品公司，每天供应周围5家工厂和两所大学的午饭。她们才20来人，要赶做出这么多盒饭，多忙、多累自不必说，连我这个小伙子都累得腰酸腿痛，眼前直冒小金龙。金龙舞动之时，屈指一算，以一盒饭一分利为计算单位，吃了一惊!这伙老太太喝棒子面粥——发了。
正是这帮老太太给我介绍了他。
有一天，平田老太太找我，说给你介绍个老人，他家离咱公司不远，请你去给他包饺子。包饺子也算打工，他会付你工资。到日本人家去包饺子？有意思。
那是个80多岁的老头子，姓山下，住在离我们公司不远的地方。平田老太太开车把我送到他家，老头子早在门口等候了。平田老太太告诉我，山下从来不到门口迎客。你是第一个受这种礼遇的人，应该算贵客。山下老头儿个不高，较胖，目光威严，看来身体还好。我们见面的第一句话，他用中文说“你好”，又用日文告诉我：“有30多年没见过中国人了，请进。”
走进这座从外面看来挺一般的日式住宅，大吃一惊，里面一片富丽堂皇。客厅的桌子上堆着水果，老头子说：“吃!吃!”
我一边吃一边说：“您让我来是包饺子吧？面、油、菜、葱、姜、糖、味精，我都带来了。您有擀面杖吗？”
老头说：“擀面杖？日本人不常吃面，怎么能有那东西。”
我说：“你有和面的盆吗？”
他说：“是不是北京的瓦盆？没有。随便什么盆都可以吗？”
我说：“什么盆都可以。没有擀面杖也不要紧，有酒瓶子就成。我在中国铁道兵时包饺子就用酒瓶子。不过那盆嘛，早晨洗脸，晚上洗脚，没有锅时，它就是锅，用来煮白菜。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冬天，白菜就是佳肴。当然那盆还用来和面，包饺子。您去过戈壁滩吗？”
老头子一听笑了。他说：“我在中国抚顺看过中国报纸，知道中国军队中有个铁道兵兵种。它建于1947年，司令叫吕正操。1937年，卢沟桥事变时，他是政府军53军691团团长，是坚决抗日的军官。1950年在中国援助朝鲜的战争中，这个兵种也去了。好像是1984年，这个兵种在中国军队建制中取消了。”
我心里想：“这老头儿是干什么的，怎么什么都知道呢？”
老头儿说：“我半个世纪前在北京，就住在北海边上有个叫‘东厂’的胡同。”
我说我怎么不知道东厂是什么地方，没听说过。
老头儿又乐了，我看见他整整齐齐的两排假牙。“你是北京人吗？怎么连东厂胡同都不知道。明朝时，东厂是你们中国的特务机关。当时的东厂和锦衣卫掌管诏狱，最为残酷，可以胡作非为，不受任何法律限制。我们日本军进驻是1937年秋天。”
我听了他的话，眼眶睁大得可以放进一辆自行车了。我问他：“那你曾是日本兵了？”
他说是，军衔是中尉，是监狱长一类的小官。“1945年4月我被一名游击队员用手枪顶住腰眼，当时我正在一家小饭馆里吃一种叫肚丝的菜，没办法跟他进了胡同。1949年，我被转到抚顺监狱，1954年得到中国政府的宽大，回国至今……我在中国整整住了17年哪!我十分感谢中国，我们迫害过中国人，中国人却宽大了我们，让人难以相信。和我们一起被捕的中国人，你们叫汉奸，却几乎都枪毙了。我的观点曾在日本《每日新闻》上的‘大家说话广场’上发表过，我赞成日中之间应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今天，我见到你这个中国留学生感到很高兴。”
那团面在我手里揉来揉去，正像我那颗复杂的心。“我面前这个人是个侵华日军，他曾是战犯，是监狱长。那么东厂胡同在哪儿呢？”我在脑海里搜索着。
山下说：“你们北京的小吃在北海、什刹海一带最多，在那些小胡同里商人小店排列有序，鳞次栉比。还有很多人挑着担子沿街叫卖。那个担子很特别，前面有火炉，后面有锅、碗和各种调料。”
他担心我不懂，给我画出这种“厨房搬家”式的“挑子”。看着他的画儿，我感到这老头子倒有点像个孩子。
我按中国的习惯，先做出几个饺子煮熟让他尝尝。山下一吃，说：绝了，是北京的味道!
80多岁的老头子吃得高兴，就又扯起了北京胡同里挑担叫卖人的吆喝声。
“你为什么能背下北京人的吆喝呢？”我感到奇怪，于是向老头子提出疑问。老头子说他的上司叫土肥原贤二。土肥原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并且还会讲几种方言。他在给北平的日本特务机关训话时说：“要善于交际，广泛结交中国的军政要人，就先要从中国的吆喝学起。”
“那么你所在的监狱关的都是中国人了？”对我所要知道的东西，必须单刀直入。
“那是很遥远的事儿了，我都80多岁了，我记不清了。”他的回答无疑是我的失败。
“那么，你能和我说说关于日本战犯的事儿吗？”
“在中国大陆方面，我们这些侵华日军虽然有罪，但是1956年中国政府却把我们战犯全部释放了，一个也没枪毙，一个也没受过虐待，真是让人难以相信。抚顺收容所中有84名中国人被中国大陆军事法庭宣布死刑，中国人把他们称之为汉奸。意思是他们帮助侵华日军屠杀中国人。
我们富士支部里还有两个被中国政府释放的人。这几年日本国内右翼势力不断掀起战争无罪的思潮，我们三人是从不附和的。”
“富士支部是什么组织呢？”我问。
他说：“我们日本人特别爱组织起来。你们中国人是一人一条龙，我们日本人是10人一条龙。日中战争时，我们日军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有战斗力，是因为你们中国人之间不团结，没完没了地互相打。噢，你想看看我们富士支部的影集吗？你看看我们这帮老头儿，每年都死掉几个，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了。”
他嘟囔着，走到书房里取来影集摆在我面前。这本影集一开始介绍这个支部建立于1957年，是几个从苏联西伯利亚劳改营回国的日本兵创办的。影集中还有一些照片，都是记录富士支部成员原身份、兵种、参加不同战斗的照片。对他们而言，悲惨也好，胜利也好，这都是历史的轨迹。一个日本兵的历史，正是一个国家历史的缩影。这时，山下老头子又去书房取来一本书，书名叫《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中国·激动的40年》。
老头子说一帧题为《希望》的照片，他很喜欢。《希望》拍摄的是一个中国老太太慈祥地看着手中充满生机的一只小鸡，表现出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和憧憬。老太太土布土衣，却干净安详。这种安详是和平的环境下才会有的心情。
老鬼子山下老头说：1942年在中国华北丰润县实行三光政策，他见过同样的老太太在村子一片废墟的烟雾里抱着孙子烧成黑炭的尸体欲哭无泪的景象……没有一个日本兵敢走过去，再刺老太太一刀。大家都站在那儿，看着、听着，默默无声。只有燃烧着的房屋噼叭作响……
“日本在中国打了14年，也没把中国人打得卧地而降，没把中国变成大东亚共荣圈里的成员。战事，每天都发生，每天都有抓进来的人……现在总算太平了。中国人现在生活幸福，我非常高兴，我们老军人都高兴呢”。他说，“所以，我们都喜欢这张照片。”
翻到富士支部照片集的最后，有两张照片，让我惊呆了，一时失语。我的灵魂完全走进了照片，走进了那个遥远但并不陌生的年代……
老头子说：“这两张照片是为我而收集的，原因是我曾经在北京的一所监狱工作过。这两张照片常常引起我无尽的回想……那个年代太残酷了。我作为原侵华日军的成员，实在是对不起中国人……”
把我征服的两张照片，一张是敌人抓住女战士成本华，这个中国女人在日本鬼子的枪口前不在乎，不屈服，置生死于不顾，代表了中国女性的英勇气概。这张照片，忠实地记录了历史的瞬间，表现了语言所无法表现的一切。
这张照片中的形象，是中国自解放以来被中国作家们无数次地表现过的英雄行为。中国的小说、电影、戏剧、故事里共产党员的形象都是这个模式，都是这种英雄形象。
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这种教育，所以我看到这张照片，心灵中的震动并不太强烈。让我吃惊的只是那中日战争中原始的一瞬间，连鬼子的军装都那么破旧，与今天身着漂亮西服进出北京饭店的日本人大相径庭。
另一张照片给我的感受只有四个字：“真实”和“沉重”。那个女游击队员被鬼子抓住，她面对镜头表现出作为女人的真实的恐惧、无奈，表现出要应付强奸、殴打、酷刑的一个女性的软弱，表现出日本鬼子的残暴和强悍。她面对的是日本鬼子的镜头，而不是你、我、他这些她的兄弟姐妹们。她的目光中充满着绝望，———这个目光也是最真实的瞬间。日本侵略者杀害了我国3000万同胞，她将是其中的一个。她虽然表现出怯懦，但她也是英雄。她是在抗日斗争的最前线让日本鬼子抓住的，她不愧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好儿女。
每当我回想起我们中华民族的屈辱史，我会马上就想到她。在她的目光注视下，我们中国的男儿们应该感到羞愧难当。她明明是你热恋着的情人，是你的妻子，是你的姐姐或者是妹妹，或者是您的女儿呀!请你再仔细看看这张由日本鬼子兵拍的照片，你不认识她吗？
作为男人，我愿意在战斗中献出生命，但我再不愿看到侵略者拍下的这张照片。看到这张照片，我的心就隐隐作痛。我认为这是中国被外国列强侵略屈辱的见证，是中国军人的耻辱。
经过老头子的同意，我用照相机把这两张照片拍了下来，用的是尼康fm2、400°胶片、1／15秒、光圈4、35—75变焦镜头。原照片在室内灯光反射下，不能尽善尽美地感光，实在是可惜之至。但那传神的目光，毕竟完好地通过侵华老日本鬼子之手传给了我们。
“您能告诉我在监狱中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吗？”
我实在不甘心，于是再一次发起试探性进攻。这是一种职业上的习惯，这是不抱任何希望的军事性试探，这是最后一炮。他如果说“忘了”，我就再也不问了，因为已经下午3点了，才给人家包了4个饺子，而且吃了人家大量的水果!不像话，我是在给人家打工啊。
他说：“我永远忘不了一个人，他是政府军冀察第29军步兵4师的机枪营长，少校军衔。一次在和我们日本军战斗中他腿部中弹而被俘。这位政府军少校宁死不屈。没办法，用大刑。东厂监狱里的刑具许多是中国明朝就使用的，比方老虎凳。”他怕我不懂，在纸上画出这东西。
“打手有日本兵，但最凶狠的还是中国打手。那些流氓为了讨好我们，往往下得去手，残酷之极。这个中国军官的另一条腿就是中国打手在老虎凳上弄断的。”
“我亲自去和这个政府军少校聊天，他一直很少说话。后来得知，他是河北省人、农家子弟，父母送他去保定军校，毕业后就去军队，直至被俘。自从腿断了，他常昏死过去。他不吃不喝，就那么一天天饿着。
“后来，他一直不说，只能枪决。执行前突然他要找我说话。
“我很高兴。我跑去看他，我不希望他死。他是少数能和我交谈的中国军人之一，况且临死前回心转意的人很多。谁知，他的要求是穿上他那件有军衔的破军装。他说，我是少校，你不过是个中尉。他说得到这个军衔是耀祖光宗，农家子弟不比军阀子弟，也不比财主大老爷的孩子们，晋升十分不容易。
“再一个要求就是要站着死，面对枪口。我想他两条腿都断了，怎么站着？于是我同意他坐着，穿军装，看着枪口。我们日军崇尚武士。
“别人行刑前都是拖出去，惟独他，我命令用担架抬着……这不光因为他是军官，也不仅仅是为了我们都进过军校……
“中国军人俘虏分几种：临刑前一种是破口大骂，一种是苦苦哀求，一种是听任摆布。他却要求站着死!
“把他抬出去的情景，我至今鲜明地记得：他看了我一眼，并点点头……这种人生最后的安详、平静和礼貌给我心灵的震撼极大……”
此时此刻我心里难过得没办法，我说不出话来，悲愤像一块石头压在我的心头，我喉头发哽，他说的日语我完全听不懂了，我把头深深地低下去。
我问山下有没有少校的照片，我想看看。山下摇摇头说：“没有———很可惜，多少年过去了，我还常常想起这个人来。”
我忽然联想到少校的母亲，她一定会站在村口盼望自己的儿子，但她的儿子永远回不来了，连张照片都没留下来。
山下老头说：“1944年10月，日本特务机关在北京长辛店工厂抓到一批共产党嫌疑犯，抓到后一律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放狼狗撕咬。后来这批人被押送到石家庄监狱，因为有人想逃跑，所以把他们300多人都剥去上衣，反绑双手，由40多日本兵动手，一次就砍去180多人的头颅。然后把这些头颅挂在监狱中电线杆子上、厕所里、食堂里、大门边、通道上、牢房里，让别的中国犯人天天看着。
“1944年11月，我在北平地区特务机关联席会上，听到这些‘经验’，都吓出一身冷汗。
“在联席会上听北平沙滩北京大学红楼的日本宪兵队队长介绍，他们抓到抗日分子后，煮一大锅开水，前面放一群狼狗咬，抗日分子后退，就要跌进煮着开水的大锅，不退，就要看着狼狗撕咬自己脚上腿上的肌肉……
“长辛店宪兵队长吉田介绍，他练就一套杀中国人不眨眼的方法，他可以砍开人的胸腔取出心脏和胆。他把中国女青年头砍下来，放在锅里煮，把煮熟的肉掏净，把雪白的头骨放在桌子上当装饰品……
“包饺子，做饺子，给你添麻烦了，年轻人。”
我用筷子把肉搅一搅，由于时间长，肉馅表面已经变成深红色。我的脑袋发木，我感到手中盆里的肉就是鲜红的人肉!这是东厂监狱那吃人魔窟里的人肉呀!日本侵略中国期间，多少中国的好男儿在那里受到折磨，又有多少好男儿为抗击日寇在那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呀。可我今天却在这儿，给当年的侵华日军老鬼子包饺子!
我把盆一下摔到桌上，我告诉老日本鬼子：
“这是人肉!我看它像!老子我不能给你做人肉馅饺子!”
我大步迈出他的家，泪水随着悲愤的情绪忍不住终于涌了出来，眼前的世界变成一片模糊。
无意中，我惊讶地发现老鬼子山下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坐着。他坐在庄稼地里，他看见我哭了!他一直悄悄地跟着我!
他不声不响地坐在那儿，一直注视着我。
风吹着他那银白的头发上下舞动，那头发和我当八路军爹的头发一样白!作为战犯，中国政府早把他给释放了。我的心一下软了。在突如其来的风雨中，我真担心把他淋病了。我几步蹿过去，用背心顶在他头上，扶他向家里走去。
平田老太太开车接我来了。她看见我们两人走在庄稼地里，不知刚才发生了什么。平田是很善良的人，她惊呆了。她手中的伞“砰”地一声被风倒背过去，又“哗”地一声被风吹走了。
把老头儿、老太太扶回家后，我扭头就走，光着大板儿脊梁。
拉开门，外面是一片水的世界，哗———哗———哗地响成一片。呼呼作响的风把从天上落在地面上的水，吹成一片片白花花的颜色，让人分不清这从天而降的是雨水还是泪水。
我默默在风雨中走着，走着。我不感到冷，只感到胸中有一股火在燃烧。
我认识的鬼子兵方军二、最后的军礼
有个朋友十分想到外国去，他常给我来信，问我到日本的体会，这样便于他出国前做些准备。我实在编不出什么美丽的花环送给他，左思右想，只好实话告诉他：“你如果在北京活腻味了的话，不妨到日本浪漫一下；不过只能浪漫一天，因为日本是全世界生活费用最昂贵的国家。”
我在日本6年很少穿西装，和教授谈话时常因头发里沾满拆房子的沙土而感到尴尬；和日本同学在一起时，我摔伤的腿和压伤的脚一瘸一拐的，狼狈不堪，惨不忍睹。除去倒霉之外，命运还捉弄我，让我经常和一个原侵华日军老鬼子金井互敬军礼。现在回想起来，简直不可思议。我父亲是1939年参加八路军的老战士，他和日本侵略者除去兵戎相见、你死我活外，不可能互敬军礼。他连日本侵略军1945年投降时在中国30多处缴枪仪式上的最后一个军礼都没见过。父亲至今说起这件事都遗憾万分。据父亲回忆，1945年10月8日，在八路军察哈尔省委宣传部工作时，他接到上级指示，要他采访日军在北平的投降仪式。他披星戴月往北平赶，等赶到时已经晚了一天。父亲只好从八路军前方总部派人潜入北平的战友那里得到前一天的消息。
后来父亲以《投降的军礼》为题，在《察哈尔抗战报》上发表一篇通讯。
作为八路军的老战士，父亲和侵略中国的日本鬼子进行过无数次面对面的战斗。他目睹了多少村庄被鬼子烧毁，多少乡亲被日本鬼子杀害，多少八路军战友就在他身边倒了下去，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能活下来，应该说是幸运的。所以我特别理解他的仇恨，他的遗憾。日本侵华日军放下屠刀，向中国军队宣布无条件投降而向中国军民致敬的最后一个军礼，父亲确实是希望亲眼见到的，可是，谁让他晚了一天才赶到北平呢。
父亲想见没见到的事，偏偏让我常常能见到，你说怪不怪？这事儿不是有点风马牛不相及，“关公战秦琼”吗？因为我虽曾是中国陆军铁道兵的战士，和原侵华日军老鬼子金井到底是两个时代的军人。命运却偏偏安排我们不止一次地互敬军礼，这不是一大邪事吗？
如果有人，在东京街头或北京饭店门口拉住一个日本老头儿，问他是否打过中国，十有八九会得到肯定答复。至于敬不敬军礼就不好说了，旧日本军礼已经很难被世人见到了，尽管目前还有40万当年的侵华日本军人依然活到了今天。
金井老头儿作为日本关东军老兵曾在中国东北多年，他第一眼就认出我是中国人，而我是经过和他讲话才确定他是侵华鬼子兵的。自从他知道我是中国人后，就天天给我们店来电话订饭了。而且，这个侵华老兵还天天主动和我说话。开始阶段，我们之间的谈话是“管丈母娘叫大嫂子———没话搭拉话”，慢慢地就转入了实质性的话题。到后来，我们之间发展到还没相见已经有许多思想要等待交流了。互相敬军礼就是这时候发生的事。
金井有一次和我聊天时说他崇拜中国军人，并崇拜了整整半个世纪之久。我问金井：“理由是什么？”他对我说：“我们旧日本军关东军司令叫东条英机。1945年9月11日他自杀时不敢双手握住军刀扎入自己的腹腔，而用小手枪照自己并不要害的地方开了一枪，没有自杀成。光让别人当武士，但自己不当武士。我一直记着东条英机的训话：国民，要像武士那样为了天皇尽忠赴死。武士道和武士文化是全体国民的价值标准和行动规范。‘武运长久’就是皇运和国运长久的保障，可他自己食言了。”金井接着说：“战争对于每个军人来说，都有穷途末路的时候。多少旧日本军人遵照最高指挥官的命令，效忠天皇，双手握住军刀扎进自己的腹部，他们真傻呀。”金井为他们表现出一脸的遗憾和惋惜。
金井老头儿认为中国军人才是真正的武士。我对他的“奉承”付之一笑。我说：“我们中国的东北军不是遵照蒋委员长的指示败退关里，拱手让出东北三省了吗？我们中国的大小汪精卫还少吗？”
我说，“武士”这个词不能像评论中国菜那样，样样都说好吃。奉承菜可以，奉承人可不成。“武士”一词按日本人的习惯有“英雄”的含义，这顶帽子不好给全体中国军人戴上。如果中国军人都是武士的话，中国的大部分土地怎么让你们日本军队占领了14年之久呢？
金井听了我的话摇摇头，表示不赞成。半晌，他说：“你只是个毛头孩子而已。”
自从他惊讶地知道我也是中国陆军的退役军人后，就常常立正站好，规规矩矩地给我敬一个军礼。我们都没穿军装，我们根本不是一个时代的人，但我马上以在中国陆军服役7年养成的习惯立正站好，还了一个军礼。他庄重我不能不庄重，我们同是退役军人呀。
有一次他跟我详细描述林中打猎的情景。只见他双手模拟端着三八枪，移动着步子追踪跑动中的黑熊；然后右手食指扣动扳机的同时，嘴里“叭”的一声。“倒下了”。他告诉我。我忽然想到了什么，不由得浑身一震。我问他：“向中国人射击时是不是也这样？”他急忙摆摆手，低下头说：“别说了，那是罪恶。”
稍停，我对金井说：“我年年‘8·15’那天都去靖国神社，看当年的日本兵穿上当年的军服在靖国神社内参拜，后天是‘8·15’，咱们俩一起去靖国神社呀。你如果同意，我今天就去向老板请假。”
金井说：“确切地说，我只去过一次靖国神社，那是50多年前的事了。1937年部队去中国前，我们是在横滨上的船。当时，我们长野大队集体去过靖国神社参拜、宣誓。记得从那里出来，我们浑身都是劲，更紧地握住了军刀和三八枪，我们要去保卫我们日本国的海外领土———满洲国。我们恨不能立刻开到中国前线去，我们恨不能立刻变成靖国神社墙上的壁画和石雕。”
金井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窗外。窗外是阳光炙热的夏天，气温高达38℃。
金井回忆说：“我1953年从苏联回国，船还是在横滨港靠的岸。当年和我们一起出国的长野县的战友们几乎没有几个人了。从苏联纳霍德卡军港坐船，穿过津轻海峡，途经函馆、仙台，我在船上一看，全是俘虏营新组合的队伍：有北海道的兵，有四国的兵，也有本州和九州的兵。在横滨港欢迎我们的人群和欢送我们的人群场面不一样，来的几乎全是亲友，有人已经在这儿等了几周。没有鲜花，没有呼喊，没有歌声，没有一片片闪亮的头盔和枪刺，没有军乐队，没有挥动的旗帜，也没有欢声笑语。我们的军服也由新到旧、缝了又缝。迎接者的目光飞快地在人群里寻找，找到了亲属的人，就大声喊叫起来。多少母亲眼里含着泪水在归国大队中找寻自己的儿子，多少妇女拉着孩子在人群中寻找自己的丈夫，多少女人想找到自己的哥哥或弟弟，多少女人在寻找自己热恋过的男人。可是多数人没能回来呀，他们永远留在异国他乡了。
“靖国神社，它留下了我的青春，我的希望，留下了我为日本流的满腔热血。我再不希望走近它一步，因为我从不幻想在那儿能找回我失去的一切。想起过去，我就感到悲伤。
“我可以陪你去日本的任何地方，我为你当向导，我和你在一起时感到年轻。我爱回味中国的异国风情，我虽去过中国，却头一次真正认识了中国人。我们去海边、去登山，你拉我这个老头子一把，我都感到由衷的感谢，我曾追杀过你的父老哇……
“但我不能答应去靖国神社，靖国神社是我青春的祭场。我们长野大队一多半的灵魂都在那里呀，他们确实变成了武士。他们没错，我也没错，我们是为国家去打仗，不是为了自己!”
金井向我瞪起了眼睛，我这个人有个“从不对牛弹琴”的习惯，因此我没说话。
“今天是什么日子？”两天之后我又遇到金井，问他。
“今天是‘8·15’日本战败50周年。”他和我聊天从来没有过“终战”这个歪词。
老鬼子金井曾是关东军，后被苏联红军捉到西伯利亚，在俘虏营服了8年苦役。他说：“在苏联饥饿难忍的时候就挖草根吃，嚼着嚼着就落泪了，不吃不知道草根的滋味儿呀!杨靖宇将军、马占山的士兵胃里都是树皮呀。”金井告诉我：“当时我们强制配给中国东北人民的粮食叫‘共和面’，里面还有锯末呢。这种‘粮食’连我们的军马都不吃。
“1944年，部队在哈尔滨南大岗驻防。一个中国老太太拨开我们日本军马的马粪，从里面拾出豆子来。我看了上前一脚就把她给踢翻了。我说：滚蛋！你他妈的不是人呀，吃马粪。老太太一边哭一边拾散落在地上的豆子。我说：你他妈的再哭，我就在这儿刺死你。我舞着枪刺在她眼前吼着，可老太太不走，她舍不得那些粮食。为此，老太太跪在地上一个劲儿地给我磕头说：‘皇军！皇军！’
“在苏联俘虏营饥饿难忍时，我嚼着草根，就想到这个中国老太太，我好后悔呀……”
金井转身打开保险柜，小心取出一幅照片。他戴上老花镜给我讲解：“这是你们中国东北抗日联军司令杨靖宇将军的遗照。你是第一次看见杨将军的照片？我也只见过杨将军一次，而且近在咫尺，那就是杨将军的人头。
“那时，关东军司令部感到杨将军虽然死了，但是还有巨大的威胁，于是命令：把杨将军的头颅砍下来示众，告诉中国人：抗日的话，这就是下场！”
金井仔细看着照片说：“我开始不喜欢他，他毕竟是我们关东军的敌人。他所领导的抗日联军一直坚决抵抗，我们连队的许多军人都在他们的抵抗中阵亡了。你当过军人，你应该理解我的心情。当看到自己的朋友被打死，是一定要报复的。可我一直在想，那时杨将军如果投降了，可以去新京做官，那时，中国已经没有了；新京就是满洲国的首都。中国的正规军都撤了，关东军一共有70万部队，日本是决心占领这片土地的，我不明白杨将军抵抗意义何在？不理解他的同时，我却佩服他。他的军队一共三千人，没有重武器，没有任何援助，他却没有后退一步。到后来，也就是现在，我的想法全变了，我感到杨靖宇是个伟大的人物。一个到外国去征战的军士，表现得再英勇也只是短暂的英勇；而一个为保卫自己祖国而战的勇士，才具有永恒的意义。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这张照片我保存了55年啊。”
我看着杨将军的照片想了许多。我在日本留学期间一直交党费。“为什么呢？”许多留学生这样问我。今天老鬼子拿出的照片不就是答案吗：半个世纪前中国共产党人在外国侵略者面前高举起红旗，宁死不投降；今天中国人民的敌人，就是贫困。我们中国的广大农村，还有几千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难道中国共产党人忘记了吃树皮、吃棉花在冰天雪地里苦斗的抗日联军了吗？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先民众的苦而苦、后民众的乐而乐的党吗？这样的旗帜难道能在我们中国人民心目中倒下去吗？
我们中国人的旗帜上有杨将军和几百万革命者的鲜血呀，有我们几代人为之奋斗的信仰呀！我就是为了这个坚持交党费的。
想到这儿，我立正站好，给杨靖宇将军敬了一个中国退役军人的军礼。他饿死了还站在那，他是一种精神。
金井严肃地说：“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一直崇敬杨将军。他是真正的武士，他的军衔应该和我们关东军司令一样高，可他和普通士兵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睡一样的床，实在是不可思议！作为原日本关东军二等兵，我已经76岁了，我还活着，他却早已离开了这个世界。我愿意把最后的军礼敬给这位坚强的中国军人。”
说完他也立正站好，给杨靖宇将军敬了一个原日本军人的军礼。我吃惊地看着这一场面。
我不喜欢他把杨靖宇说成是武士，我纠正他说：“杨靖宇不是武士，他是我们中国军队的将军，或者说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简称‘高干’。”
“今天是‘8·15’，为了50年前的噩梦不再重演，让我们握握手吧。”金井小声建议道。
“成！我代表我爹和牺牲的叔。”我把脏手在裤子上蹭蹭，于是八路儿子的手和原关东军老鬼子的手握在一起了。这是两只拉过枪栓的手，是两只普通人的手，是向往和平的人的手。
握着侵华日军老鬼子的手，我一下想起张爱萍将军1987年5月29日接见日本防卫厅长官栗原佑幸的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既不是中华民国那个时候的中国，更不是满清时候的中国了。”我现在握着的这只老手，不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意义了吗？50多年前，它正挥舞着军刀在中国的土地上杀人放火哪！
金井郑重地把他珍藏的杨靖宇将军遗容照片送给了我。
这个时间是1995年8月15日。50年前的这一天，清晨，日本陆相阿南惟几大将自刃死亡；中午，日本裕仁天皇用无线电播放诏书，向全世界宣布：日本国接受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
我想那一天，世界的天空都应该是湛蓝、湛蓝的。
我认识的鬼子兵方军三、山西遗梦
送外卖使我有机会走进成百上千个日本人的家庭，迈入机关、学校、工厂、寺庙、妓院、商场、赌场、警察所、消防队、日本自卫队、黑社会组织，见到职员、教授、木工、僧侣、妓女、流氓、军人、主妇、政治家、消防队员。他们有的文雅、有的粗俗，有的丑恶、有的善良，有的独身、有的同居，形形色色，三教九流，无所不遇。
送外卖给我的良机就是能更多地采访侵华鬼子兵。
外地人的北京话再好，我们也可以听出他地方语中所带来的蛛丝马迹，更何况我们中国人在日本呢。当铃木老人证实我是中国人后，他就再没敢直视我的目光。可从那之后，他再不预定别人饭店的外卖，只给我们店来电话。
他想看到我这个中国人。我想。
后来，他告诉我他的右臂留在中国山西省了。而且一瞬间所发生的事情就变成了永恒。
铃木的年龄应该在77到80岁之间。他每天还在颤颤巍巍地工作，是一家土产公司的经理。他的公司前面是个大仓库，里面放着大豆、玉米之类的杂粮，后面是他的办公室。办公室宽阔敞亮，正面墙上挂着一幅大油画，画下白色有机玻璃上写着“山西景色”四个字，译成中文应叫“山西风光”。画中表现的是秋阳下开镰收割的情景。铃木老头儿告诉我：“这位日本画家根本没去过中国山西，可我付了钱，‘山西景色’就跃然纸上了。久而久之，我觉得这就是我印象中的山西。”老人驼背，仰着脑袋，用仅有的一只手指指划划地介绍着。“您去过中国的山西省？”我问他。
老人似乎没听懂，他并不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茫然地看着他的画儿发呆。我感到这里面肯定有故事，又不便开口直接问，于是也欣赏起这幅画来。《山西风光》中的中国农民，都光着脚，撅着屁股挥镰收割庄稼。我感到不对劲儿，便告诉铃木老头：“山西农民的穿着打扮不是这样的，这有点像冲绳的农民在收割稻子。把油画上后面的群山抹去，叫《冲绳风光》算啦。”铃木老头拍拍脑袋，笑了。他说：“这画儿看了几十年，感到里面有问题，但始终没找到它的错误在哪儿。”
铃木老头的办公室里有各种通讯设备，计算机设备。他用一只手打英文传真，打日本文记录、报告书和统计表。办公室前有个大水池，里面有悠然自得的大金鱼。办公室前后道路上种着绿色植物。尽管铃木老头工作条件、生活条件都好，可他却总是很忧郁，有点像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地、富、反、坏、右分子，随时准备被拉上去，坐土飞机、挨批斗。仿佛生活给予他的毫无幸福可言，连“幸福过”都没有。久而久之，他终于和我谈起了往事，断断续续地说了很长时间。
我只在中国呆过一年又三个月就回国了。在中国东北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的师团没有受到过任何抵抗，可以说长驱直入。由于北平的宋哲元将军指挥的政府军29军在卢沟桥坚决抵抗，我们的部队不得不奉命撤退待命，那是第一次撤退。
我们日军一方面以和谈为烟幕，一方面从朝鲜和日本国内增调部队进关，准备大举进攻。
当时指挥官集合队部训话：蒋介石一直命令宋哲元将军执行“不屈服、不扩大”的方针，所以宋一直举棋不定。蒋介石的发言，往往是我们日军最关心的消息。如果他开始就强硬，把各地的部队都调入北平，支持北平的29军，那将会大大地影响我们的军心。当时的局势是，我们打到东北，东北军败退，华北无动于衷；打到华北，山西和华东又无动于衷。中国既大又小，一个军阀管一片天地。宋哲元将军决心一战是在1937年7月下旬，并于1937年7月27日通电全国。
接着我们的师团进攻山西。在山西，共产党军队于1937年9月25日首战平型关，使我们第5师团的运输部队一千多人战亡。这次伤亡人数超过与29军的战斗。情报迅速传达，使我们受到震撼。在中国的土地上有强劲的敌人，我们要寻找他们、消灭他们。跟着又有一支共产党八路军在行动，120师从陕西富平地区出发，到达山西叫北神池的地区，归山西的地方军阎锡山将军指挥。只一仗，我们就知道了共产党的八路军坚强有力。他们军队人数虽少，但这次混同人数众多的山西地方军一同抗日，使我们受到很大威胁。
有一天得到一个情报，说有个山区刚刚隐藏进一批八路军115师的伤员，他们曾参加过平型关战役。这批人夜间行动，白天休息，已经转移了4个地方。他们有马匹，有枪支，还有医务人员，看他们的最终目标可能是西渡黄河，移师陕西境内的共产党区域。
那片山区的村子穷极了，连饮用水都没有。井深在20—30米，但听说是八路军的据点。晨露未干，我们悄悄包围了那个村子，被我们赶到一起的一百多男女老幼全都对我们怒目而视，没人说出八路藏在山林里什么位置。在林立的枪刺面前，他们居然敢无视我们。
面对我们包围的沉默人群，山田上尉大声吼道：“开始吧！”随即伍长命令我把面前一个仅一二岁的小男孩刺死，以此逼迫人们说出实情。白刃战，我敢端上枪刺狂吼着迎上去。杀小孩，我可不敢，我迟疑。伍长怒了。他大喊一声，拉出那个孩子就是一刀，孩子没哼一声就死了。我吓得两腿哆嗦。人们都低下头去，畏缩成一团。只有一个老头冲出人群，他不管不顾地用嘴吸吮孩子从身体里涌出的鲜血，并大声叫孩子的名字。他满脸都是血和泪水，几百人听他悲惨的叫喊。
伍长吼叫着命令我把老头也干掉：“浑蛋!看看这群人说不说。”我上去一枪刺就扎进老头的腹部，没想到他双手紧紧抓住我的枪不放手，他竭力嘶喊着什么，我用尽全身力量也没能拔出枪刺，只是把老人拖了几米远。
“轰”的一声，人群炸了。他们顶着雪亮的枪刺赤手空拳向我们扑来。用牙咬，用手抓，用石头，用农具……女人的哭叫，男人的狂呼、哀号与日本兵嚎叫连成一片，像地下的岩浆一下子涌进了这山村的野林。混乱中，一个青年跳过来一柴刀就砍下了我的左臂，边上一个日本兵一声嚎叫又一枪刺扎进他的胸膛。那一瞬间永远记在我的脑海里：那老人自己双手拔出了三八枪，然后睁眼倒在地上!我当时一点不感到痛，只感到有股热流从刀砍的地方向外喷涌。卫生兵冲过来使劲勒住我断臂上部，我立即昏死过去。
后来听说这一百多村民全部被我们三百多日军杀了……村里的房全烧了，后来山林也起火了，烧到我们日军撤离那一天还在烧……
由于感染化脓，我的左臂残余被我们军医彻底锯掉了。再后来不久，我和一批战伤者一起回国了。
半天，我问他：“那中国老头儿喊什么呢？”
“‘瓶（拼）了吧，瓶（拼）了吧!’我去过中国，我只记住这一句中文，我永远忘不了这句话。那是在愤怒和绝望之中，我们人类由于被残杀而发出的最后的呻吟，是一个长者面对死亡而向他的村落发出的最后命令。”
他始终看着窗外，但夜晚的窗外什么也看不清，可是铃木还在努力地看着。他的背深深地驼下去，青筋毕露的右手放在膝上。他坐在那儿像一尊泥塑。
万籁俱寂，我能听到任何一个细微的声音，热闹的东京好像已经死了。我仔细寻找那撕心裂肺的嘈杂，我想闻到血腥，我想重新回味那来自人间地狱的一切。但东京的夜晚静悄悄，东京的夜晚像东京人，他们在本能地掩饰过去。
“人间地狱”本是人类社会所制造出来的宗教恐怖概念。自从有了日本兵，我们中国的土地上四处都变成了活生生的人间地狱。今天，我面前的独臂老鬼子又一次重新揭开了这历史的一幕。半个世纪前，他们就是人间的恶魔呀!天气并不冷，但我却浑身哆嗦。我知道我的脸色是铁青的，我捏紧拳头，不知是怎么走出的那个办公室。
他为什么要向我讲述这些惨烈的人生经历呢？是不是只告诉过我这个中国留学生？如果他的胳膊没有被中国农民砍掉，他会向我讲述这一切吗？半个世纪前这非人道的故事是必须要向谁倾诉的吗？
那个星期是我送外卖出错最多的日子。悲愤像一块大石头压在我的心头。有时我一边开摩托，一边大哭起来。就在东京的大街上，在无数人困惑的目光中，我这个男人忍不下去呀，我不断用脏手使劲抹去我眼中涌出的泪水。我为同胞们感到悲哀，我为中国人的悲惨遭遇而感到难过。我们中国人是牛还是马？任你们杀!我们一个堂堂大国就是因为不团结、不强大呀!
我的心情无论如何也平静不下来。
有一天，老鬼子铃木突然抬起头，直视我的目光。他那混浊的目光中充满了警惕和戒备。他说：“我看你像个记者，因为你跟我聊天时总在你的工作服上记着什么。”我说？我并没问你什么，全是你自己告诉我的。再说，全世界您见过我这样邋遢的记者吗？穿一身破白工作服，骑一辆破摩托，咱是打工的穷留学生而已，何来记者？”
最后一次给他送饭，我把饭菜的包装拆去，整齐地放好。再把衣冠不整的他收拾一下，把衣服扣子系上，把裤子给他提一提，他现在是残疾人。战争的风云已经飘过去了，需要站在高一点的地方，才能看见它黑压压的外貌。
我要走了，和他告别，告诉他我的续任是个日本高中学生，请他多关照。请他自己也多保重，健康比钱还重要，能休息就别工作了……
他显出无限的伤感，告诉我：“你要走啦，你走了，我就不订你们店的饭了，不好吃，不好吃。如果你还在东京，请你一定来看我，一定来呀。……中国人好，中国青年好。我正在联系进口中国的大豆，第一批货最近就要到了。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想去山西的那个村子去看看。过去是一个不堪回首的噩梦，我要为死者的灵魂祈祷安宁，也让自己的心灵得到安宁。你陪我一起去好吗？”他用仅有的一只手抓着我，仿佛怕我跑掉了。
他终于直视我，让我感到他的忏悔是真诚的。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混浊的老泪，右眼应该说有角膜云翳。我始终认为战争的罪犯不应该是他，也始终认为人类应该尽可能地避免战争。因为战争的行为是普通人之间的厮杀，而发动战争的人倒坐在一边看着，而且这些人还在梦想着复活日本军国主义。
独臂老人，你的右臂半个世纪前留在中国山西省的土地上了，因为战争发动者的罪恶。你常常告诉我，那是一场不堪回首的噩梦。既然你还活着，并且有所忏悔，所以我希望你健康地活下去，并把你的故事也能讲给日本青年们听听。毕竟，你已经走到历史博物馆的门口了，再上两个台阶，敲不敲门，那扇门都会自动打开了……我认识的鬼子兵方军四、你爹是八路
老鬼子山田已经病入膏肓了。他鼻子里插着氧气管，说一句话要喘上三喘。我最后一次看见他是在离我打工的饭店不远的街上。他拉着氧气瓶车，走两步喘一喘，走三步停一停。我猜想他是希望最后一次看看东京的阳光、东京的街头吧。他以军人的习惯勉强挺起胸，风把他稀稀拉拉的白发吹得颠三倒四。我喊了他一声，他没听见。我又喊他一声，他还是没听见。我知道他已经几个月、甚至一年没见过阳光了。我想此时他在人生最后的时刻重新体验生活的喧闹，一定很高兴。我把车停在他跟前，他才看见我。他给我行了一个军礼，嘴里咕噜着什么，似乎有几只蚊子嗡嗡哼叫。我大声说：“你能走出来，太好了。你要保重哇，感冒了可不得了。”他伸出右手放在耳边，听着笑了，露出几颗长长的老牙。他又向我行了个军礼，并企图立正站稳。氧气瓶小车的车把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像一把晃动的军刀。
“真是个老鬼子，妈的。”我心里讲话。
老鬼子山田住在我们饭店后面一间小屋子里。他是每天都订饭的客户。他还有一个家在住宅区边上的寺庙里。他为什么搬到我们店后面小屋里一个人生活，我不得而知。他寺庙里的老家我也去过。门口牌楼的石柱有三米高，那牌楼上的红字匾额依稀可辨，全部是汉字。寺庙的院子里长满野草，到处是青苔。问山田的街坊才知道他住院了，而且永远不会回来了。
山田的老婆倒有模有样，看上去大约比他小10岁。她一周来看山田一次，给他带来一些常用的东西。山田的老婆在另外的地方住。他们为什么分居？是离婚了还是怎么的，我也无从问起。山田的女儿在横滨一所大学当助教，可从来不看他。从山田口里我得知她比我小一岁。我非常想见见这位助教，可一次机遇也没有。老鬼子山田为什么不去养老院，为什么不住进医院，为什么一个人在小屋里挺着，我至今都弄不明白。山田每天打电话来订饭，送一次饭就够他吃一天。每次去送饭，他都非常有礼貌地说：“给你添麻烦了，请下班后过来聊天吧。”每次他都把用完的饭碗和方便筷子整齐地放在门口，然后接过新送去的饭。通过跟他聊天，才得知他的经历。
1937年12月，山田参加过南京大屠杀。可他从不说南京大屠杀是对的还是不对的，从1937年到1945年间，他多次参加过与国民党军的大战役，无数次与八路军以及游击队作战。他是一个身经百战的人。他讲起战争来，很生动，常常做出一些军事动作。
他说：“听枪声，我就知道对方是什么部队，是否训练有素，是正规军还是地方军。中国政府军打仗是枪炮齐鸣，他们往往拉开很大的架势。八路军是不到150米不开枪，在这突发的枪声面前如果不迅速作出反应，那么几分钟以后，八路军就已经端着刺刀冲到你眼前。
“我们卧倒在那儿，一枪枪向目标打去。如果是逆光，不但枪尖的准星上有虚影，而且不太容易看清敌人，那时就见我身边的人‘噗’地歪倒一个，‘当’地一声响又倒下一个。子弹嗖嗖地从身边飞过去，只有把身子放得更低，匍匐着移动。
“我们的长官这时候不骂敌人，他趴在那儿大声骂我们。因为军事动作姿势要低，而且不能总呆在一个地方。敌人能顺光清楚地看见你，他一枪打到你右边，冒起一股土烟，他修正后打出第二枪，那时你就完了。”他笑时，我发现他几颗长长的老牙。
“如果是正面200米，子弹打中钢盔，人也就完了。子弹“当”的一声擦钢盔的边飞过去也不得了，像用大木棒朝你脑袋抡了一棍一样。
“我发现把钢盔摘掉好。钢盔反光，而对方的中国军队都把草顶在头上，要想看清他们很难。我照此办理，悄悄抬起头，不但看清了对方运动着的部队，而且没招来像飞蝗一样的子弹。我的长官对我嚷‘混蛋！戴上！’我趴在地上对他比划：这东西反光，老远就能看见。在钢盔上面扎上草，扎少了跟本不管事，还是反光。结果，我的中尉队长也把钢盔摘了下来。战后我们俩都活着。”
我问他当年最怕谁。他说：“我所在的部队最怕民团。这些人和我们有杀父灭子之仇、辱妻之恨、烧家之愤，他们身上涂有草药。说是刀枪不入。这些人狂呼呐喊着向我们冲来，前赴后继，令人心悸。他们不懂战术，不会利用地形、地物，武器是土枪、土炮、大刀、农具。民团的人甚至用原木抬着清朝的土炮来和我们作战。他们英勇至今让我感到心颤。……我反对对平民烧光、杀光。实施冈村宁次将军的这一命令使我们日本军在中国人心目中完全变了鬼畜军队。对正规军是军人之间的战役，那另当别论。
“第二怕八路。八路军训练有素，英勇顽强，夜战如神，行军如风。”
我告诉他我父亲就是八路。
“什么!你爹也是八路？”他瞪大眼睛大声喘息着，右手下意识地往边上摸了两把，本能地想起身坐起来。这是军人才有的防卫动作。
我问他：“你要找枪？”我们都笑了。
“我对八路军印象不好，”他镇静下来慢慢地说，“他们往往以小股部队吃掉我们更小的部队，然后迅速转移。这使我们的火炮、飞机、坦克、卡车都失去作用。战争打的是钢铁、教育、科技和指挥。八路军狡猾地避开了我们的优势和锐气。”
“尤其是八路军游击队，神出鬼没。1942年之后，八路游击队更猖狂，弄得我们分不清楚什么人是游击队，什么人是情报人员，什么人是一般平民，好像中国人都成了八路军游击队。一天夜里，我记得很清楚，枪声在村头不远的地方响起，听枪声就知道他们不过十几个人，我们一个中队全体出动，结果谁也没抓到。回来睡觉，枪声又响。我们又是全体出动，还是没找到一个对手。又回来睡，又响起枪声。中队长佐藤大尉说，别理他们，游击队没什么大动作。果然，枪声渐渐远去了，可以安心休息了。连续几个星期战斗、行军、出击，大家都太累了，很快都睡着了。谁知就在这时，一颗炸弹在窗台上爆炸了。我们一屋子人被炸死6个。几十年过去了，我一直心惊肉跳，从没能安安心心地睡过觉，八路军游击队那颗炸弹总响在我耳边，八路军游击队不好，最坏!”
我给山田送过一年多的饭，久而久之，熟了。我问他：“你女儿怎么不来看你，是亲生的吗？”山田用直勾勾的目光看了我好一会儿，才告诉我一个内心世界的秘密。
山田对我说，他回国后就当高中教师。由于结婚晚，1955年才有了自己心爱的女儿。他一直用心教育她，希望她上最好的大学。那年女儿高考成绩不佳，他大发雷霆。女儿退缩在墙角哭了起来。山田说：“我一听到这哭声惊呆了。这声音让我想起几十年前发生在中国乡村的场面。那个被我强暴过的小姑娘也退缩成一团，惊恐万状地浑身哆嗦。她小声的哭泣绝对是悲惨、绝望的。从那以后，我没责备过我的女儿，我感到我对不起她。从此我和女儿渐渐疏远了，她不理我，从不和我联系。
多少年来，我内心世界的东西，从来没告诉过女儿和老婆。在她们面前，我永远昂起男人的头。”
外面下雨了。雨落在房顶上哗哗地响。雨水又顺着房檐的水槽流下来，也哗哗地响。这是天上落下来的泪水，为了受尽苦难的中国人，为了中国人当亡国奴的悲惨历史，为了那个被强暴过的小姑娘。在我心目中日本鬼子兵是些杀人不眨眼的家伙。被强暴过的中国妇女在提裤子之前没再被刺一刀就算好的了。想不到他强奸完中国小姑娘后她那缩成一团、吓得浑身哆嗦的悲惨哭声，伴随他整整半个世纪的人生路程，甚至影响到了他父女的关系!
山田看着窗外的无尽雨丝，呼吸艰难地告诉我：“我根本就不管你是哪国人，你怎么看这件事，只因为你常常来看我这个孤独的老人，所以我告诉你。———她，是我的亲生女儿。”
我喜欢和山田聊天。他很坦率，坚持自己的观点。不知为什么，他骂八路军，我听了特高兴。那些日子，笑就像两块膏药贴在我脸上。我在东京大街上送外卖，一边开摩托车一边放声高唱：
“向前向前向前!嘿!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嘿!
脚踏着祖国的大地，嘿!
背负着人民的希望，嘿!
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在牛奶公司门口，一群日本老太太看见我都说：“猴枪（我名字的日本语发音）干吗这么高兴？”我用中文说：“猴枪，还狗牌撸子呢!”日本老太太听不懂我说的中国话，知道我又犯各呢。她们聚一块儿担心地说：“你们看，今天猴枪哪儿不对了，他那脖子一拧一拧的，嘿!嘿!嘿起没完了。”
为了积累资料，我拿着照相机，带着闪光灯去拜访山田。山田很警惕地瞄了一眼我带去的家伙。他说：“你喜欢照相？”我说：“咱俩照张相呀。”他说：“为什么呢？”我说：“将来回国好看看呀。”他说：“可以照，但一定要换上西服，把头发整理好。”我说：“不用，就这样挺好。”
形容原汁原味的日语叫“搔闹妈妈”，可是山田不同意“搔闹妈妈”。他说你的照片一定有用意，如果用于友谊，应该穿西服；用于新闻，应该“搔闹妈妈”，“你是什么用意呢？”他问我。
没办法，我对他实说：“你参加过南京大屠杀，可你从不说那次大屠杀的对与错。我想把你的心态‘搔闹妈妈’地介绍给中国读者。记者的责任是如实地反映情况。我虽然不是记者，却有这个如实反映的习惯。照片怎么样没关系，清楚就行了。你们日本国不是常常说‘国民有知情的权力’吗？”
听了我的评论，山田急了，他大声喘息着：“快把氧气给我插上。”我感到死神已经揪住了他的后脖领子，马上就要把他押走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缓过劲来：
“不能照，不能照!我在南京杀过人，不能照!我不能让南京人看见我!我说了，不能照。”
我说：“好，好，不照，放心吧。———但是咱们作为朋友，照一张，将来回国我看看，成不成？我绝对不在报纸上用。”
山田老头子吸足了一口氧气，慢慢坐起来，瞪圆了眼睛，命令道：“不能照!”他那贴成一团的白发先倒了下去，他才慢慢地倒下去，空气凝固了。屋里有一股子酸臭的味道，老人显然几个月没洗澡了。我又想起他的女儿来。唉，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没准穿得挺漂亮的吧。
我悻悻地把家伙收起来，告诉他：“我不照了，你放心吧。”他喘息地告诉我：“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我在南京杀过人呀。我相信佛教已经30年了，你不能让我再回去呀!”
这次轮到我惊讶万端了，我说：“佛教能把人活生生地带到想去的地方？!那么，我特别想回北京，佛能带我回去吗。”
山田说：“我指的是灵魂，是意念上的东西，它既存在又不存在。”
我一下就想到南京城的战火硝烟和死亡的30万人，我用眼睛问他：那30万人有没有灵魂？如果有灵魂，在同一个世界里你们相遇将会怎么样呢？但我没有开口，只是呆呆地站在门口。
山田完全明白我的意思，他直勾勾地看着我，又急忙回避开我的目光，空气又凝固住了。灯光不声不响地亮在我们之间……灯光应该是人类社会进程中的历史见证人，它目睹了一切，又都一言不发。
东京的夜晚静悄悄，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在这样的夜晚，人与人无声地交流，但拿出佛教也好，什么教也好，哪个能掷地有声地向世界宣布“一切皆无”了呢。一个病入膏肓、半个世纪前亲手杀害中国人的老日本兵，此时的目光都不敢与我平和的目光对视，那么这种教义，这种信仰，这种“道义上”的护身符又怎能安慰犯罪者的心灵？
如果能的话，我倒想读一读佛经了。
我向山田要几十年前的照片看看。他笑了，像个孩子。他说：“绝对不能给你看，你是一个很狡猾的人，是一个很坏的人，我要提防你。”但是他却向我要我们家庭的照片看。我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就拿给他看。我一共带到日本十几张家庭照片，这十几张照片在山田手里翻来复去看，爱不释手。其中，有父亲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访问的照片。我告诉山田其中一张双人照，那上面叫林忠的人是驻外大使，也是个八路。山田拿着照片感慨地说：“头发都白了，都白了，大家都成老头子了。”
山田向我提一个要求：他想要一张我父亲的照片。他说：“你父亲过去是八路军，和我们打过仗；不过从照片上，能看出原八路军的风采。你爸爸身体健康，精神饱满，穿着中山装，挺起胸膛有官员的模样和军人的风度。”他还说他喜欢爹的灰色中山装。他喜欢灰色？灰色是华中、华北一带八路军军服的颜色。
他挑出父亲的一张照片、捏在手里。我如果说不，他会失望一辈子。
山田长时间地端详这张照片，嘴里反复念叨着：“你爹是八路，这就是五十多年前的八路军。”他看着看着笑了。我看见他没有门牙，没有槽牙，只有两颗犬牙。
我认识的鬼子兵方军五、轰炸重庆
松井老头儿一开始就帮过我的忙，这使我非常感激他。
事情是这样的：开摩托车去松井家要经过一个长100米的坡道。如果中途不停车，问题倒不大，可以一直顺利开上去。偏偏那天在这个坡道上有家人订饭，我得停一下。等我再起动时，由于油门过大，摩托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大吼着从我裤裆里窜了出去。只见它“轰”的一声，腾空而起，又重重地摔在坡道上。惊魂未定，我发现松井老头订的饭已从箱子里甩出来，在坡道上不紧不慢地跳着华尔兹。它一转一歪、一转一歪，顺坡而下。阳光照着它圆润的身体，忽明忽暗，忽暗忽明。
松井老头的家在坡道拐弯处。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按响了他家的门铃。一个一瘸一拐的老人开了门，露出一张慈祥的脸，无疑这就是松井先生。我老实对他说：“对不起，让您久等了。您订的饭看着很干净，其实它已经在马路中间跳过华尔兹舞了———我刚才在坡道上翻过车，实在抱歉。”
“华尔兹？你说它跳过华尔兹？”松井老头乐了。他慈祥地看了我一眼，说：“你是中国留学生吧？咱们初次见面。既然这碗饭跳过华尔兹了，那么你就放在这儿吧。我吃不吃没关系，关键是你的老板他要不高兴的。他不会关心你翻不翻车，他关心的是这碗中华盖浇饭的利润。这碗先放下吧，一会儿你再给我送一碗来。小伙子，驾驶摩托和驾驶飞机一样危险，你可要小心。”
善解人意，助人为乐。这是松井老头儿留给我的第一个印象。
老鬼子松井眉清目秀，不过他的左腿细得像根歪扁担。我摸过那条腿，是条没有肌肉的真腿。通过多次聊天我才知道，松井原是飞行员，二战中轰炸重庆时被中国军队击伤飞机而致残。我每次送饭，都要和他聊一聊。和他聊，我感到比听大学教授讲课还有意思。后来聊不过瘾，干脆休息日常去这个残疾老人的家。
松井先生温文尔雅，松井夫人也是个和善的日本妇女。她到处做临时工，每天勤奋地早出晚归。我就看见过她在离我们饭店不远的一家日本料理店里洗过盘子，昏天黑地猛干。她像外国留学生那样，她比松井先生小三十多岁。看着她轻盈的背景，我小声告诉松井一句中国的俗话：你是“老驴吃嫩草”。
但是，她知道他在侵华战争时轰炸过重庆。
老鬼子松井爱飞机。他迅速从书架上找出几本杂志，信手翻出其中的章节，给我讲解今日美国战斗机、中国战斗机、苏联战斗机、北欧战斗机的各种性能。他说今天的飞机和过去的飞机不同，备有自动装置。即使飞行员受了伤，自动装置也会帮助人安全降落。对此，我将信将疑。当他讲到侵华战争中日本的各种飞机和舰只时，我就专心地听。
“战前我受过高等教育，卢沟桥事变之后我就被卷了进去。我一开始就在空军。我驾驶过三种飞机，轰炸过重庆市。那个年代，不去是不行的。我的轰炸机被中国政府军地面部队击伤。我回国后，冷静地思考了几十年。
“1942年我回国后，躺在东京的防空壕里，听着轰轰隆隆的美国飞机声、炸弹爆炸声，我就想：我们去轰炸别人，所以别人才轰炸我们。美国人为什么和中国人在一起报复我们呢？我们日本国那么多敌人，全是我们自己树立起来的。
当时美国飞机几乎天天来轰炸日本，我的腿在轰炸重庆时被中国地面炮火击伤的部位还在恢复中，所以就天天躺在防空壕里。那时的日本，除去地震就是轰炸，大地总在波动。整个日本列岛处在恐慌和烈火之中。这烈火是我们日本兵在中国、朝鲜、菲律宾、马来西亚和美国燃起的。如今，它烧到了日本本土。”
松井先生在谈到飞机时，总用一本书或一双筷子在空中比划着。他又拿出1945年在防空壕里写下的日记给我看：
“1945年3月10日，美军空袭东京，一夜之间夺去10万人的生命，使100万人失去家园。
从1942年4月18日开始，美军开始利用在太平洋上航空母舰起飞的飞机轰炸日本。空袭日本以来，美国飞机飞行一万七千多架次，共投下炸弹10万吨，使日本国民死35万人，伤42万人，有221万户受灾。”
松井先生说：“我当时一边写日记，一边鲜明地感到，这地面不断传来的爆炸声，正是世界人民对我们日本民族的怒吼和报复。
“1940年和1941年，我多次飞往重庆投过炸弹。我的飞机被击伤后，我非常害怕飞机落下去。被摔死的恐惧和被中国人捉住的恐惧交织在一起，尽管缺氧，我用尽生命的力量驾机往回飞行。
现在日本右翼势力竭力主张为当年发动的侵略战争辩护，我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感到，这种辩护对日本民族的将来，没有任何好处。忘记战争，就没有和平。光说东京挨炸不好，这样会使日本年轻一代产生错觉。我们日本产品要融入世界，心理也要融入世界，为各国人民所接受。”
松井给我看美军在广岛投下原子弹的照片，给我看空袭日本的照片，日本兵死亡的照片和日本国民在战争中受害的照片，还给我看轰炸重庆的照片。
看轰炸重庆的照片时，我问他是他亲手拍的吗？他笑了。他说那时的飞机进行投弹时要俯冲，可没有今天美国空军在海湾战争中所使用的现代化军事科技。万米以下是非常危险的，不可能自己摄影。面对轰炸重庆的照片，我心情沉重。我告诉松井：“1973年，我当铁道兵时去过重庆，建设歌乐山火车站。那时，我们铁道兵修建的襄渝铁路的终点就是重庆。一个夏日的夜晚，我和一个战友去红港码头散步，看到山城的灯光和满天的繁星连成一片倒映在江水之中。面对码头上一对对依偎在一起的情侣，闻着婀娜多姿的南国植物所飘散过来的阵阵幽香，我感到重庆就是人间天堂。”
我不断翻弄着松井收集的历史照片，可是我印象中的美丽山城与面前的被轰炸的重庆对不上号。
我这个人城府不深，是个喜怒哀乐溢于言表的人。我冷下脸来告诉松井，我在中国军队服役时是优秀射击手。要是抗战时我在重庆，今天你就别订饭了。松井老头儿听了并不生气，表示理解。聊到很晚，松井夫妇竟打电话让电器商把一台音响送到我家里，说是要表达他们难言的心境。
我打开包装，插上电源，已是满天星斗，听着带有重低音的提琴曲，我总感到那是松井操纵的重型轰炸机在重庆上空向下俯冲。那细细的高8度，似乎是被炸死的重庆少女冤魂的呐喊，充满了悲愤和苍凉。
我不能说这台cd音响上沾有中国人的鲜血，但我想到我叔叔是被侵华日军杀死的，他被晋察冀军区追认为战斗英雄；村里父老乡亲为他建的抗日勇士纪念碑至今仍屹立在村头。想到这些，我就趁着夜色，把音响端出门外，扔到垃圾堆里。抬头望月，那个夜晚的月亮特别圆。我相信那明月就是我叔叔的目光。
每年“8．15”前，日本电视台都要播放二战的纪录片。看到其中有轰炸重庆的片断，我急忙给松井去电话。天空上布满一架架齐头并进的日本轰炸机，紧跟着就是一架架地向下俯冲；轰炸嘉陵江和长江汇合点重庆。松井老头在电话里大叫了起来：“这就是55年以前!”看到浓烟滚滚、烈火熊熊、尸骨遍地、断壁残垣的山城重庆，松井说他也很难过。他在电话里告诉我：“是我，是日本给中国人民带去了灾难，带去了不幸。”
“8·15”前后，在日本出版的中文报纸上刊登了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各地挨炸的文章。其中有一篇《蒋经国之母遇难经过》，我看了忙用日文电脑译出，交给松井先生。
松井看后感慨万千。他头一次知道，连蒋介石的老婆都让日本空军炸死了。
松井说每年“8·15”前日本电视网都播二战纪录片，虽然教科书上没有这些历史，但不少日本学生从纪录片中都模糊地知道一些历史事实。松井特别赞赏德国人对侵略战争认罪的开明态度。他认为这正是经济、政治大国与狭隘岛国国民心理的鲜明对照。
他给我看1996年8月21日《每日新闻》上的一篇文章。该文说德国根据纳粹犯下的罪行，用法律规定下来对受害国家与个人进行认真赔偿。
“从1956年《关于对纳粹迫害牺牲者赔偿联邦法》制定以来，截至1993年1月，德国对犹太人付了710亿马克的赔款。对英、法、荷兰等欧洲12个国家支付了9亿9千万马克的赔款，还对以色列单独支付了34亿马克的赔款。东西德合并后，德国又对俄罗斯、乌克兰等三个国家支付10亿马克，对波兰支付5亿马克的战争赔款，而且没有宣告结束。目前总共支付了905亿马克的赔款，估计到下个世纪，德国将付出7200亿马克。
“相比较之下，我们日本付了多少战争赔款呢？日本从1954年到今天总共向18个国家付了相当于德国战争赔偿费零头的6565亿9000万日元的战争赔款费，其中包括法国、西班牙、荷兰等欧洲国家，却未给中国一分一文。而且，就此宣告结束了所有战争赔款问题。”
“中国的舆论有过要求战争赔偿的呼吁。”松井翻出一份国民党监察员于树德等撰写的《对日和约的意见》。这篇文章发表于《大公报》1947年9月15日，日本报纸曾经转载：
“吾国乃缺乏资金之国家。拆旧工厂，作为赔偿，我国必须准备偌大资金作为搬运装置开工等费，故赔偿中不能不要求一部分现金。过去我国对日战争，每次缔和，日本都要赔款若千万两。他们却以我们的赔款，发展他们的工商业。日本经济发展之所以有今天，实多借助于我国的赔偿。今日本战败，我们按例要求一部分现金赔偿，实属正当合理，应该据理力争，不容稍存客气。”
松井说：“中国放弃战争赔款的文件、理论、谈话，我至今没有看到过书面文字。我这个侵华日军，我这个当年开飞机轰炸过重庆的老飞行员，感到不可理解。为什么不要战争赔款？这不但要说服亿万中国人民，也应该让我们日本国民理解。你当过记者，请你无论如何找到相关文件给我看看。我总会死去，但离开这个世界前，我不愿再有什么遗憾了，我要坚持到头脑清醒的最后一刻。”
“最近，民间赔偿和慰安妇赔偿问题又重新提出，日本国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对中国人民表示歉意。如果一拖再拖，死活不认账，这既不符合中国国民的民意，也不合乎大部分日本国民的愿望。”
每一次去老鬼子松井家，我都要飞速地跑出去几次，到日夜都开门的小店里复印我记不住的东西。我对他说：“对不起，松井教授，我想复印一份可以吗？”他说：“你管我叫教授？我可当不了那玩艺。不过，几十年来，我一直都是坐在家里看书。我想我看的书可能不比教授少。但是我的学生经常窜出窜进，这可不成。”
作为50多年前就在中国领空横行的老飞行员，松井有他见识独到的一面。他认为侵华日军较之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区别就在于有文化。日本兵大都受过初等教育，而中国兵多是文盲。在经济力量上，至1937年，日本的现代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已占80l，各种轻重工业产品均能制造；而当时中国的现代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值中仅占10l。在农业方面，日本当时已使用机械，而中国几乎全部依靠人力畜力。1937年，日本工业总产值为60亿美元，而中国仅13亿美元。生铁产量，日本为239万吨；中国95万吨；钢产量，日本735万吨，中国仅55万吨；石油产量日本为39万吨，中国仅0．02万吨。
松井说两国之间另一差距就是军事工业。1937年，日本军事工业投资达22亿日元，能大规模生产重炮、坦克、飞机、军舰。而中国的军事工业薄弱，除光绪年间生产的“汉阳造”步枪外，不能制造重武器。“汉阳造”还是光绪年间中国的张之洞、辜鸿铭请德国克虏伯工厂建造的。国民党军队有少量飞机，还是外国制造的，而共产党军队一架飞机也没有。1941年，日本已有用于作战的飞机5088架。
听着老鬼子松井说侵华战争中中国的落后，我既感到无奈，又感到不高兴。他不等我说什么，就敲着一大摞航空杂志，对我发议论：“不过，战争的最后胜败不在武器。零式战斗机好不好？日本国不照样在1945年8月15日在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签字投降吗？战败50年来，我一直关注世界局势。美国军队武器好不好？还不是败在越南人手里!这和我们日本人在中国的失败是同一个道理。”
眼前的老鬼子松井令我困惑：
他曾驾驶零式战斗机拦截中国政府军战斗机，曾驾驶重型轰炸机轰炸重庆，亲手炸死的中国人起码在3位数字以上；但他今天如此的明智又在日本政府大臣之上，他究竟是怎样一个日本人呢？我又将如何将这样的日本人向中国的年轻一代作介绍呢？
我一直思考着这些问题。
我认识的鬼子兵方军六、“土匪马占山”英雄马占山
我用一万日元买了一台大摩托。许多中国人对一万日元的概念比较模糊，一万日元相当于一个日本男人一天的工资。中国人用一天的工资买一台旧摩托的时代还没有到来，而在日本社会这已经是不足为奇的事儿了。我的教授借给我一本书，叫《大量生产、大量浪费》，讲的就是畸形发展的日本社会。这本书用我的话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工人白天撅着屁股猛干，下班一杯清酒下肚，转身就把大彩电抱出去扔了，还能看呢，好好的，就是旧点。
有了摩托我就鸟枪换炮了。去大学上课或者去打工，都增加了机动性和灵活性。夏天大学放假，我就多次骑上它纵贯日本，去东京或富士山下打工去。大学开学，我再骑上它往回返。一次，在翻越富士山与东京之间的箱根山时，我遇上了瓢泼大雨。在一个急转弯的地方，我一捏前闸，连车带人整个横着飞了出去。痛得休克之后，大雨又把我浇醒，拉回到人间。睁眼看看，大摩托躺在我身上睡着了。我铆足了劲把它推开，仔细一看，完了，我右腿上全是鲜血，不用脱裤子就看见了膝关节上的白骨。“这下完了。”我心里想。我的教授常说你们中国留学生就只知道打工、赚钱，不重视学习。为了改变他这一印象，我决定爬也要爬回去。
我从背包里掏出工具修理。先在附近找了一棵合适的树。绑上前轮，把车把正过来，然后再修别的地方。如果实在修不好，我只好和它离异了，瘸着腿自己先到东京再想办法。
折腾了几个小时，我的摩托终于恢复了一点儿本来面目。虽然用右腿踩不了发动机起动柄，但我把它挂上档从山上往下溜，发动机又嘟嘟地叫了起来。下山去!先去找车铺，把车灯都装上，要不还是寸步难行。
从箱根山上下来，我的第一件事是去东京的中国大使馆，我的朋友小曲、小边在那儿，他们会帮助我。
车开到中国大使馆门口，两个日本警察用眼睛搜查我全身后，问我：“带手枪了吗？”他们看我右腿上包扎着毛巾，鲜血顺着裤子滴下来，猜想没准我刚才抢过哪个银行。中国使馆的医生给我受伤的腿进行了治疗，还送我两支药。小曲和小边把我送上由东京驶往北海道的轮船。没有他们的帮助，大学开学之前我是绝对回不去了。
这次坐日本船，我先瘸着腿四处参观。绝了，到底是工业现代化的国家，造出的船就是漂亮。这艘客船有四层，长200米，只有12名乘客。连我算在内，乘客都是骑摩托或开车的人，没有交通工具的人都坐火车或飞机。因为乘客少，所以多数客房都关着门。船里有电影院、有健身房。客厅里有大彩电，吃的、喝的要比陆上贵一倍。船内电话可以通往世界各地。船里的洗澡设备也特别好，由于没人说，那我就不客气了。我一跳进大浴池，腿上的伤就冒血，活像一条正在分娩的大鱼。一边洗我一边想，戈壁滩上我们铁道兵的弟兄们什么时候能洗上这样的澡该有多好呀。
就十几个乘客，大家都坐在客厅里聊天，于是我也瘸着腿加入进去。痛得受不了，就喷喷大使馆医生送我的药。
由于药劲过去了，我这一比划，腿痛得不行，只好一屁股坐在地毯上，众人大笑。他们说你不应该当留学生，应该当漫才师（相声演员）或是喜剧演员。这时一个日本老头儿为我解围，他说别笑别笑，中国的气功真能治病呢。
这个老头儿叫吉村，从我一上船他就老跟着我，我上哪儿他准上哪。我成了瘸子，有时上楼梯时不方便，他马上会出现，扶我上去。我不好意思，就说老先生您请到自己喜欢的地方吧。他用中国话说：“你喜欢溜达的地方，正好我也喜欢溜达溜达。”他的东北口音着实让我吃了一惊。我说我上哪，您就上哪，那您不就成了警卫员了吗。老头儿笑笑说，50多年前，我正是关东军一个师团长的警卫员。我仔细看了看这个老头儿，身高不足1．5米，戴一副金丝眼镜，三八枪都比他高，上前线和抗日联军干是不够条件，所以天生是当警卫员的材料。于是我们成了谈天的朋友，我的腿后来痛得厉害，离开他的搀扶，就寸步难行了。
尽管他对中国人友好，但他的思想却是成问题。他的第一个观点是日本去中国是帮助中国搞建设。他说日本在东北修建了许多铁路，建了矿山，还建了一个满洲国。“现在中国人用的东北铁路不还是我们当年在中国修建的吗？而且我们的开拓团前后去了31万人，去开垦东北的荒地。”他用一只手画着圈圈，好像他前面有幅地图。
我告诉我面前的关东军小老头吉村：日本军队到东北是侵略、掠夺，决不是建设。我告诉小老头：“关于日中战争，有一次我和教授还争论了起来。教授说他父亲是‘满铁’技师，年轻时抛家舍业，呕心沥血，一直帮中国建设。教授让我看看今天的中国地图，量量铁路线，然后写一篇《日本人帮助中国人建设东北》的论文。”
关东军小老头乐了，他拍着大腿说：“你好好调查，这篇论文很有意思。”我告诉他我利用这次暑假，一边打工，一边去当地图书馆，调查了一个月，用了三个晚上一个星期天才写成。
“讲一讲，快点讲一讲。”关东军小老头高兴地用眼睛扫扫众乘客。他用形体语言告诉大家事实胜于雄辩。
我说，据我调查，1931年10月23日，“满铁”在关东军司令部支持下，拼凑成立了一个伪交通委员会。它是日本侵华日军攫取东北路权的工具。东北的全部国有、省有和民有的十余条铁路（总长3000公里）均被劫夺归并入“满铁”。就连“中俄合办”的中东铁路（全长1700余公里）及其附属财产，也于1935年3月被从苏联手中仅用1亿7千万元的代价收买去了，改名为“北满铁路”。至此，“满铁”完全垄断了东北的铁路及交通运输业。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日本所需的38种重要军需原料，有24种是依赖东北提供的。
日本在中国修的铁路完全是为侵华战争服务的。我国东北所生产的铁必须运往日本去炼钢。东北冶炼的少量的钢，也必须运到日本去轧制钢材。
再说“开拓团”。侵华日军侵占我国东北后，便把东北农村置于它的殖民统治之下。日本大量向东北移民，强占东北农民的土地。“九一八”前，东京的拓务省是日本向东北移民的主管机关。侵华日军在1936年制订了向东北移民的庞大侵略计划，计划在20年内向东北移民100万户，500万人。到1945年8月日军投降为止，共向东北移民10万零6千户，31万8千人，强占土地3900多万垧。
例如1932年在沈阳等地，日军以每亩30元或40元的低价，强行租借农民土地，使我国东北广大农民失去了土地。
侵华日军在东北强迫农民种稻，但却禁止东北人民吃大米。“偷运”或食用大米者，被判为“经济犯”。“七七”事变后，随着“粮食出荷”的加紧，扩大了“经济制裁”的范围。行人携带粮食二三斤，即被日军指定为贩运粮食，重则杀头，轻则下狱。这就是我论文的梗概。
船上的乘客陆陆续续地来，又陆陆续续地走了，只留下关东军小老头和几个男人。为了缓和气氛，吉村老头提议大家喝啤酒。船上的啤酒很贵，但小老头不在乎，他让服务员给所有男人送啤酒，最后他付钱。大家坐在沙发上或地毯上喝啤酒，默不作声，空气紧张，只有我站着，或者一拐一瘸地走一走。女船员看见了走过来，她拿一条白色湿药布把我受伤的地方包扎起来。我感到这个女船员漂亮极了，倾国倾城，她穿着黑色的船员服，肩章上两条线是黄色的，浑身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她说：“下了船请您立刻去看医生。所有的来客，都是我们的客人，包括您。但今天在船上我能提供给您的服务只能是这样微不足道，非常抱歉，请您原谅。”听了她的话，我心里舒服之极。在船上，只要不谈战争，中国人和日本人是能够友好相处的，———我一直这么认为。
但是吉村不老实，他又掀起了风波。
他当着大家讲起了“马匪”的故事。他一口一个“马匪”，一口一个“马贼”，讲起了他年轻时在中国东北的故事。他讲得绘声绘色，指手划脚，吸引着日本乘客听下去。
他说，在中国东北，日中战争时有个土匪叫马占山。马占山是个神出鬼没的人物，狡猾之极。我们和他打了十几年仗，可到日本投降了，他还活着。当时我所在的师团的任务，是专门剿灭他。有他的部队和杨靖宇的部队在，关东军就不能安静地生存下去。大大小小，我们和马匪不知打了多少仗，他还投降了一次。好，这下你就归顺吧。谁知第二天，又把我们小股部队吃掉了。一问谁干的，马占山!马匪!你说气人不气人!
一次我们师团包围了他们数百人。大兴安岭的群山里，白雪皑皑，森林密布，连我都看见了马匪的部队。师团长命令：坚决围住，全部消灭。我们围了三天，不少日本兵手脚都冻黑了，走到近前一看，有几百人生存过的痕迹，连生过的火还在冒烟呢。可人都到哪去了，难道他们会插翅飞出去不成？我们几千人，没吃没喝，受累挨冻，能跟他们痛痛快快打一场也好呀!可对手跑啦!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
还有一次，我跟着师团长的马走，太困、太累，一不留神从山上滑了下去，陷进七八米深的雪窝里，差点儿被冻死。这种经历你们谁有？他问大家。
一次，马匪的游击队潜入我们军营，在井边立了块牌子，上面写着“有毒”。我们连人带马两天没敢用井水吃喝。抓来几个中国人，强迫他们喝，嗨！屁事没有，多气人！
一次我们一千多人行军，居然有马匪小部队袭击我们。枪声一响，群山回荡。师团长腿部中弹翻落马下，等我们布置好作战队形，他们20多人早在雪面上飞滑而去，那速度连子弹都追不上。抬着十几个死伤者往回走时，我们愤怒之极。
“有能耐的话，咱们面对面干嘛。”他对我说。
我告诉他：“我可不是马占山啊。”
吉村说：1940年10月，我亲眼见过一次马占山，是一次秘密接触。他约见我们师团长，却不许我们带枪。他的警卫部队一律马步枪、驳壳手枪、马刀，一个个精神抖擞，精明强干，身高马大，怒目而视。马占山本人精瘦、光头、黑胡子、黑马褂，50岁上下，脸上没有一点笑模样。
我要和师团长一起进马占山的房子，被他的卫兵抓着后脖领子给提了出来。混蛋!马占山的兵都不会说话!你说话呀，我听得懂!
一会儿，师团长也从马占山房里走出来，脸色铁青。师团长说：让我站着，他坐着!混蛋!土匪!有一天我要亲手把他的头砍下来!
我和师团长去过不少大人物家，奉天市长也好，公安局长也好，都非常有礼貌。中国的礼节不比日本人差。独独他，十分蛮横，这个土匪。当天夜里，师团长亲自率领马队急行军50多公里直扑白天秘密约会地点，可是马占山早就溜了。在附近几个村庄拉网搜查，还是没有。当时漫天大雪，师团长感叹道：“不是关东军无能，而是漫天飘来的大雪帮了马占山的忙。”关东军骑兵要把这几个村庄都烧掉，把村民都杀掉。师团长反对，他说漆黑的夜晚村庄要是烧起大火的话，几十公里以外都能看见。这次不烧也不杀。说不定马占山这个狡猾的土匪头子还会找机会秘密约见他。可是后来始终没有找到机会报复他。
自从关东军小老头吉村给我讲了马占山的故事，在我脑海里“马占山”这三个字就永远磨灭不掉了。
再去东京，我一头扎进国立图书馆，找到一本日本人写的《马占山传》。我在国内时愣没看过《马占山传》，而日本人倒写了一本《马占山传》。
《马占山传》开篇，日本作者引用中国学者的文字介绍马占山：
1885—1950，字秀芳。祖籍河北丰润，生于辽宁怀德（今属吉林）。1911年，投靠奉天后路巡防营充哨长。1913年，任骑兵第二旅连长。1918年，剿围有功升任营长。1920年，随吴俊升赴黑龙江，升任骑兵团长。1925年，任东北陆军第五旅长。1928年，任黑龙江省剿匪司令。1929年，任黑龙江骑兵总指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任黑龙江省代理政府主席，率军民抗日。12月，任黑龙江省政府主席。1932年，马投降侵华日军，4月，在黑河通电反正，重举抗日义旗。不久与李杜等部组成东北救国抗日联合军，自称总司令。11月战败，12月率残部退入苏联境内。1937年“七七”事变后，任东北挺进军司令，兼管东北四省招抚事宜。1948年底，参与北平和平解放工作。1950年，因患肺癌在北京去世。
图书馆要关门了，我急忙往后看。马占山去世前告诫?我认识的鬼子兵方军七、日本的情报战
在北海道留学时，让人最感头痛的事，不是刺骨的寒冷，漫天的大雪，中国留学生的稀少，而是工作机会的难找！找不到工作的话，别说交大学学费，连生存下去都困难。交房租水电煤气的钱哪儿来？买粮食、蔬菜的钱哪儿来？所以，必须找到工作。再苦再累的工作也要咬牙去干。
初到札幌，几周没找到工作。眼看着坐吃山空，正急呢，找到一份洗盘子的工作。老板一看，洗得可以，就把另一位洗盘子的日本学生，调换到端盘子的工作岗位上去。上下二层的饭店，70张桌子，洗盘子至少要两个人，现在这个繁重的任务全由我一人承担了。看老板存心要累死我，只好自己开除自己。于是又失业月余，后来又找到一个拆房子的工作。干这个活时遇到了北海道大学的硕士老崔，我们成了朋友。但札幌并不天天拆房子，我俩只好挥手相别。后来我去扛酱油，巧遇三浦老头儿。三浦老头儿和我住在同一条街上，又常见面，这次到同一个公司当临时工，自然高兴。
三浦老头儿今年76岁，身体健康，热情善谈，心胸开阔，是个充满奇谈怪论的人。我知道他家有传真机，每天看报，爱看书，喜做笔记。他夫妻恩爱，两个儿子、三个孙子，都在东京工作学习。由于我们两个临时工经常失业，所以老在札幌图书馆的同一张桌子旁遇到。
日本全国无论走到哪里，最好的建筑都是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里文明优雅，冬暖夏凉，因此，从星期一到星期五的读者群除去学者就是失业者。作为“馆友”，没几天我就了解到他曾是日本海军少尉，1937年11月他所在的军舰还炮击过上海政府军阵地。他去过中国的南海、东海、黄海。1941年在台湾海峡，击沉过中国海军的几艘小炮艇。在那次海战中，他的军舰中弹六发，爆炸的炮弹弹片击中他的腹部、腿部，随即退出现役，复员回家。由于那个年代的男人都上了前线，他马上在当地找到了一个如意老婆。本想就此安心生活了，1942年又被应征入伍，还当海军。他的舰艇在1945年初于北纬45度、东经150度的千岛群岛海面上被美国飞机炸沉。他被别的日本海军舰只救起，不久，日本投降。
所谓“扛酱油”的工作，是在一家旅日华人开的公司送货。这家公司垄断了札幌全市的调味。札幌全市所有的大饭店，每天把需要的调味品用传真的方式送进这家公司。接到传真后，这家公司迅速派人把清单上的调味品送去。由于北海道打工机会很少，所以这家公司给我的印象是比日本公司还刻薄。新年前后忙劲儿刚一完，三浦老头就被开除了。没两天，我也被开除出来。
有一天早晨我和三浦老头又在札幌图书馆我们的大办公桌前见了面。他见我有几分沮丧，便安慰我说：“嗨!这有什么，人生就是海中漂浮的船，不要悲伤。你没饭吃，可以去我家吃饭，不必客气。从今天起，我带你去北海道各地观光。我们俩这几天把‘书’开除了，好不好？”
我不同意，对三浦说：“今天不成，今天已经来了，而且教授布置的几本书不看完，开研讨会时我说什么呢？”三浦说：“好，那就明天。”
第二天，我和三浦去了洞爷湖。北海道有两个洞爷湖，每个湖的面积都有10平方公里以上，统称洞爷湖国立公园。湖边森林茂密，温泉相连，宾馆旅社星罗棋布。由于没有工业污染，故湖水清澈，曲径通幽，鸟语花香，是个旅游胜地。描写洞爷湖的课文，我在大学三年级的精读课里学过，那是一篇非常优美的散文。作者是东京人，1965年曾来观光过。步入洞爷湖畔，风光果然不凡。原始森林参天蔽日，满目碧绿，一片幽静。这里是鸟的天堂，鸟儿可以自由鸣叫，自由飞翔。小松鼠竖起尾巴在树枝间来回跳跃。小汽车在林中小路上悄悄地滑行，惟恐打破了这里的宁静。一对对情侣，脚踩阳光，眼含羞涩，手拉着手静静地漫步。
依山傍湖处是天然的大温泉。这些温泉都高于洞爷湖的湖面，故沐浴者一边洗温泉一边可以极目远眺，观赏湖上的风光。
夕阳像渐渐冷却的红锅，把微温的余晖洒到洞爷湖水面上，反射出碎金般的闪光。
我们迎着湖边夕阳散步，一前一后。他沉思的身影长长地落在我前面。遥望夕阳。他慢慢地回忆：“1937年11月，炮击上海也是在夕阳之中。在隐约可闻的爆炸声之后，在上海城市几幢高楼的后面升腾起来的是遮天蔽日的黑烟。
“作为日本海军，我没有踏上过中国的一寸土地，却无数次遥望过那幅员辽阔的国家。我知道我们日本军人在你们中国所犯下的罪行。
对于日本侵华军人给中国人带去的灾难，中国人肯定仇恨我们，不仇恨就奇怪了。”
“但是……”他看着我说，“……战争的责任在我这儿，战争的责任又不在我这儿，我不过是个海军少尉……。我希望今后中国和日本间永不再战，日本人、中国人都在和平的环境中生活，就像眼前的景色。”他用手指着前方回头看我。
前方是天地之间优美的夕阳，它正慢慢地，静静地落入地平线。那优美、静谧的远方，就是我可爱的祖国。
极目远眺，我头一次感到那橘红色的落日和噗啦啦飞动的白色鸽群一样都象征着和平。
《我认识的鬼子兵》一书的作者方军，其父辈都是抗日战士，曾任抗日区长的叔父，就是被日军抓住后用刺刀扎死的。在日酋冈村宁次实行杀光、烧光、抢光“三光”政策期间，他的家乡变成了“无人区”。作者对日本侵略者怀有刻骨仇恨，利用在日本留学的机会，有意接触到一些还活着的侵华日本兵，根据他们所述亲身经历和提供的材料，写成一部纪实作品，既有极其珍贵的史料价值，更有警惕来者的教育作用。
作为一名出生在东北的抗日老战士，我对侵华日军的残暴罪行，以及中国人民不堪忍受日军侵略的英勇顽强的反抗精神，更是有着切身的体验。在我的少年时代，曾经目睹和经历了日本侵略者对家乡人民的压榨与杀害。乡亲们常常挨日本人的打骂，我的祖父、伯父都被日本人砍伤过。我的老师过铁路人行横道，被日本人用战刀砍得头破血流。门前小河涨水，水深行人难以过往，日本人却不许中国人过桥。有个乡亲从桥上走过，碰到日本人，一刺刀挑死就推到了河里。我恨透了日本人，总想长大当兵打日本，报仇雪恨。正是怀着这样一个目的，17岁那年我参加了东北军。
“七七”事变，中国全面抗战爆发。我遵照中共北方局的指示，率部留在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7年10月11日，在河北蒿城梅花镇与敌发生激烈战斗。我军凭借梅花镇坚固的城墙，重创骄横大意的日军，致使敌人伤亡七八百名，我军阵亡一名连长、一名班长和20余名战士，受伤40多名。这是敌人在河北遭受的首次沉重打击，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这也使当地人民看到，日本侵略者是可以打败的，中国军队也是能打的，从而大长了中国人民抗日的志气，灭了侵略者的威风。但是敌人对梅花镇的群众，却进行了惨绝人寰的报复。我部撤离梅花镇时，曾特意掩护群众撤出，但人们这时还不曾了解敌人的残暴，大部分居民没动，只有一部分群众和给我部抬担架的人，随着部队撤出来。敌人在梅花镇连续烧杀4天4夜。梅花镇共有550户人家，2500人，被敌人杀死1547人，有46户被杀绝。烧毁房屋、店铺660余间。另外，还有到梅花镇来的外地人，打短工的、做小买卖的、讨饭的等等，也被杀死400多人。敌人疯狂报复制造的血腥惨案，燃起了梅花镇人民熊熊的抗日烈火。不久，这一带便组织起一支抗日的武装。梅花镇未遭敌人残杀幸存的青年，纷纷走上抗日前线。他们怀着民族的深仇大恨，在抗日战场上英勇杀敌，有的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
全中国都是这样。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罪行，强烈地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义愤和视死如归的抗日决心，并且升华为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掀起了不可阻挡的抗日洪流。尤其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战场，不仅有八路军、新四军的浴血战斗，更有男女老幼群众的广泛发动，献计献策，发明创造，和侵略者进行殊死斗争。抗日高于一切，抗日需要什么，群众就献出什么，生死都已置之度外。
侵华日军在中国大肆进行屠杀，这是日本长期进行武士道教育的必然后果。大多数日本人民也是被迫接受这种教育的，他们同是战争的受害者。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要由上层军国主义分子负责。直到现在，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阴魂还未散尽，叫喊“中国威胁论”，这是贼心不死，倒打一耙，为其军国主义招魂。这不能不引起中国人民的高度警惕和愤懑。中国现在不称霸，永远也不会称霸。中国人民受尽百多年被侵略的苦难，不会也不可能去给别人制造战争创伤。中国有句古话：“得民者昌，失民者亡。”中国人民不会去侵略别人，但当别人侵略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把自己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和侵略者进行前仆后继的斗争，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历史证明，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具有这种优良传统。1997年10月15日书前要说的话
我是中国陆军的退役军人，自以为多年的军人生涯已使我的心肠变得如铁石般坚硬。但当我步入日本社会，采访仍然活着的日本军队老兵，听他们回忆在侵华战争中犯下的罪行，讲述中国同胞在战争中受到的苦难以及抗日将士壮烈殉国的情形时，常常悲愤得放声大哭，情不能禁。就在东京的大街上，在无数日本人困惑的目光中……
我想采访侵华日军也不是偶然的。我是老八路的后代，亲人告诉我，我故乡河北省满城县方顺桥村，在日寇侵华期间多次被烧成一片片火海。1942年，日本鬼子对冀中平原大扫荡时，我的故乡方圆数百里竟成了“无人区”。
我叔父是共产党区长，被日本鬼子抓住后宁死不屈。日寇当着全村父老乡亲的面逼问他：“投降不？”叔父怒视鬼子，摇摇头。日本鬼子兵照着他的胸膛就是一刺刀。全村的乡亲们不忍看叔父死亡前最后的抽搐，都悲愤地低下头去。这一事件被乡亲们刻在村头石碑上，历经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剥蚀，字迹依然清晰。
“日本鬼子是一伙什么样的人？我能否有机会面对面地采访他们？”我常这样想。1991年初春，我以留学生的身份乘中国民航客机降落在日本东京成田国际机场。机会来了，我想。
我在日本留学6年，从未回过国，主要靠在饭店送外卖的工作挣钱交学费。送外卖使我有机会走进成百上千个日本人的家庭，接触到各行各业各种类型的人物，其中就包括原侵华鬼子兵。目前大约还有30—40万侵华日军老兵活在世上。他们大都老态龙钟，疾病缠身，行将就木。趁他们还活着的时候，抢救出他们侵华时的日记、照片等物证，了解他们对那场战争的看法和今日的心态，就成为我在日本留学期间的重要任务。
我先后采访的十几个原侵华鬼子兵，在我回国前已有4人去世。如果我不去和他们交谈的话，许多罪恶和经过半个多世纪沉淀的深刻反思，将会随着他们离世而永远埋进坟墓。他们中有人曾向我阐述：侵华战争是不能篡改的史实，战争使人变成鬼，发动战争的人才是罪魁祸首；侵华战争从害人开始，以害己告终；我们的青春时代是罪恶的时代……但也有人声称：我们在南京没杀那么多人，中国人不抵抗，我们不会杀人……
请读者原谅，我在书中展示了日本军国主义那么多的丑恶、秽行和血腥，让亲爱的同胞们污目，令他们难过得不忍卒读。我重提那段历史，只是为了让人们永远记住它，永远避免它；只是为了警示后人，勿忘国耻。
我祈愿在今后的世纪里，在我们祖国锦绣山河之上，永不出现类似的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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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识的鬼子兵****************************************************************************
方军
一、人肉馅饺子
这个题目本来我是准备放在后面写的。谁知身在北京的父亲、姐姐看了我的写作提纲，都非常吃惊。父亲打国际长途电话跟我说：“日本人在东北的731部队用人体作实验，把马血注射到人身子里，把毒品放在炸药里，放在咱中国人身边引爆，这些事确实有过。但鬼子兵再坏也没听说过他们吃人肉。纪实作品要真实，一是一、二是二，千万不能有什么虚构。”父亲是少见多怪。日寇在青岛对中国婴儿挖眼、剖腹，他们的肝脏大部分被日本军官吃掉，这有照片为证。河北省阜平县罗峪村妇救会主任刘耀梅被日军抓去后，坚贞不屈，惨遭杀害。日军割下她大腿上的肉，剁碎了包饺子吃。这也有当时拍下的照片作证明。这促使我把“人肉馅饺子”这一章先写出来，写完把草稿寄给父亲他们，让他们过目。
写“人肉馅饺子”这一章的立意，是从给侵华日军老鬼子包饺子而引发的，而我又是怎么认识老鬼子山下的呢？
我6年前去日本时，遇上一位非常和善的老头儿当保人，他又介绍我认识了一群老太太。于是我就去那帮老太太办的工厂里打工。
那帮老太太开了一家食品公司，每天供应周围5家工厂和两所大学的午饭。她们才20来人，要赶做出这么多盒饭，多忙、多累自不必说，连我这个小伙子都累得腰酸腿痛，眼前直冒小金龙。金龙舞动之时，屈指一算，以一盒饭一分利为计算单位，吃了一惊!这伙老太太喝棒子面粥——发了。
正是这帮老太太给我介绍了他。
有一天，平田老太太找我，说给你介绍个老人，他家离咱公司不远，请你去给他包饺子。包饺子也算打工，他会付你工资。到日本人家去包饺子？有意思。
那是个80多岁的老头子，姓山下，住在离我们公司不远的地方。平田老太太开车把我送到他家，老头子早在门口等候了。平田老太太告诉我，山下从来不到门口迎客。你是第一个受这种礼遇的人，应该算贵客。山下老头儿个不高，较胖，目光威严，看来身体还好。我们见面的第一句话，他用中文说“你好”，又用日文告诉我：“有30多年没见过中国人了，请进。”
走进这座从外面看来挺一般的日式住宅，大吃一惊，里面一片富丽堂皇。客厅的桌子上堆着水果，老头子说：“吃!吃!”
我一边吃一边说：“您让我来是包饺子吧？面、油、菜、葱、姜、糖、味精，我都带来了。您有擀面杖吗？”
老头说：“擀面杖？日本人不常吃面，怎么能有那东西。”
我说：“你有和面的盆吗？”
他说：“是不是北京的瓦盆？没有。随便什么盆都可以吗？”
我说：“什么盆都可以。没有擀面杖也不要紧，有酒瓶子就成。我在中国铁道兵时包饺子就用酒瓶子。不过那盆嘛，早晨洗脸，晚上洗脚，没有锅时，它就是锅，用来煮白菜。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冬天，白菜就是佳肴。当然那盆还用来和面，包饺子。您去过戈壁滩吗？”
老头子一听笑了。他说：“我在中国抚顺看过中国报纸，知道中国军队中有个铁道兵兵种。它建于1947年，司令叫吕正操。1937年，卢沟桥事变时，他是政府军53军691团团长，是坚决抗日的军官。1950年在中国援助朝鲜的战争中，这个兵种也去了。好像是1984年，这个兵种在中国军队建制中取消了。”
我心里想：“这老头儿是干什么的，怎么什么都知道呢？”
老头儿说：“我半个世纪前在北京，就住在北海边上有个叫‘东厂’的胡同。”
我说我怎么不知道东厂是什么地方，没听说过。
老头儿又乐了，我看见他整整齐齐的两排假牙。“你是北京人吗？怎么连东厂胡同都不知道。明朝时，东厂是你们中国的特务机关。当时的东厂和锦衣卫掌管诏狱，最为残酷，可以胡作非为，不受任何法律限制。我们日本军进驻是1937年秋天。”
我听了他的话，眼眶睁大得可以放进一辆自行车了。我问他：“那你曾是日本兵了？”
他说是，军衔是中尉，是监狱长一类的小官。“1945年4月我被一名游击队员用手枪顶住腰眼，当时我正在一家小饭馆里吃一种叫肚丝的菜，没办法跟他进了胡同。1949年，我被转到抚顺监狱，1954年得到中国政府的宽大，回国至今……我在中国整整住了17年哪!我十分感谢中国，我们迫害过中国人，中国人却宽大了我们，让人难以相信。和我们一起被捕的中国人，你们叫汉奸，却几乎都枪毙了。我的观点曾在日本《每日新闻》上的‘大家说话广场’上发表过，我赞成日中之间应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今天，我见到你这个中国留学生感到很高兴。”
那团面在我手里揉来揉去，正像我那颗复杂的心。“我面前这个人是个侵华日军，他曾是战犯，是监狱长。那么东厂胡同在哪儿呢？”我在脑海里搜索着。
山下说：“你们北京的小吃在北海、什刹海一带最多，在那些小胡同里商人小店排列有序，鳞次栉比。还有很多人挑着担子沿街叫卖。那个担子很特别，前面有火炉，后面有锅、碗和各种调料。”
他担心我不懂，给我画出这种“厨房搬家”式的“挑子”。看着他的画儿，我感到这老头子倒有点像个孩子。
我按中国的习惯，先做出几个饺子煮熟让他尝尝。山下一吃，说：绝了，是北京的味道!
80多岁的老头子吃得高兴，就又扯起了北京胡同里挑担叫卖人的吆喝声。
“你为什么能背下北京人的吆喝呢？”我感到奇怪，于是向老头子提出疑问。老头子说他的上司叫土肥原贤二。土肥原能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并且还会讲几种方言。他在给北平的日本特务机关训话时说：“要善于交际，广泛结交中国的军政要人，就先要从中国的吆喝学起。”
“那么你所在的监狱关的都是中国人了？”对我所要知道的东西，必须单刀直入。
“那是很遥远的事儿了，我都80多岁了，我记不清了。”他的回答无疑是我的失败。
“那么，你能和我说说关于日本战犯的事儿吗？”
“在中国大陆方面，我们这些侵华日军虽然有罪，但是1956年中国政府却把我们战犯全部释放了，一个也没枪毙，一个也没受过虐待，真是让人难以相信。抚顺收容所中有84名中国人被中国大陆军事法庭宣布死刑，中国人把他们称之为汉奸。意思是他们帮助侵华日军屠杀中国人。
我们富士支部里还有两个被中国政府释放的人。这几年日本国内右翼势力不断掀起战争无罪的思潮，我们三人是从不附和的。”
“富士支部是什么组织呢？”我问。
他说：“我们日本人特别爱组织起来。你们中国人是一人一条龙，我们日本人是10人一条龙。日中战争时，我们日军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有战斗力，是因为你们中国人之间不团结，没完没了地互相打。噢，你想看看我们富士支部的影集吗？你看看我们这帮老头儿，每年都死掉几个，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了。”
他嘟囔着，走到书房里取来影集摆在我面前。这本影集一开始介绍这个支部建立于1957年，是几个从苏联西伯利亚劳改营回国的日本兵创办的。影集中还有一些照片，都是记录富士支部成员原身份、兵种、参加不同战斗的照片。对他们而言，悲惨也好，胜利也好，这都是历史的轨迹。一个日本兵的历史，正是一个国家历史的缩影。这时，山下老头子又去书房取来一本书，书名叫《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中国·激动的40年》。
老头子说一帧题为《希望》的照片，他很喜欢。《希望》拍摄的是一个中国老太太慈祥地看着手中充满生机的一只小鸡，表现出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和憧憬。老太太土布土衣，却干净安详。这种安详是和平的环境下才会有的心情。
老鬼子山下老头说：1942年在中国华北丰润县实行三光政策，他见过同样的老太太在村子一片废墟的烟雾里抱着孙子烧成黑炭的尸体欲哭无泪的景象……没有一个日本兵敢走过去，再刺老太太一刀。大家都站在那儿，看着、听着，默默无声。只有燃烧着的房屋噼叭作响……
“日本在中国打了14年，也没把中国人打得卧地而降，没把中国变成大东亚共荣圈里的成员。战事，每天都发生，每天都有抓进来的人……现在总算太平了。中国人现在生活幸福，我非常高兴，我们老军人都高兴呢”。他说，“所以，我们都喜欢这张照片。”
翻到富士支部照片集的最后，有两张照片，让我惊呆了，一时失语。我的灵魂完全走进了照片，走进了那个遥远但并不陌生的年代……
老头子说：“这两张照片是为我而收集的，原因是我曾经在北京的一所监狱工作过。这两张照片常常引起我无尽的回想……那个年代太残酷了。我作为原侵华日军的成员，实在是对不起中国人……”
把我征服的两张照片，一张是敌人抓住女战士成本华，这个中国女人在日本鬼子的枪口前不在乎，不屈服，置生死于不顾，代表了中国女性的英勇气概。这张照片，忠实地记录了历史的瞬间，表现了语言所无法表现的一切。
这张照片中的形象，是中国自解放以来被中国作家们无数次地表现过的英雄行为。中国的小说、电影、戏剧、故事里共产党员的形象都是这个模式，都是这种英雄形象。
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这种教育，所以我看到这张照片，心灵中的震动并不太强烈。让我吃惊的只是那中日战争中原始的一瞬间，连鬼子的军装都那么破旧，与今天身着漂亮西服进出北京饭店的日本人大相径庭。
另一张照片给我的感受只有四个字：“真实”和“沉重”。那个女游击队员被鬼子抓住，她面对镜头表现出作为女人的真实的恐惧、无奈，表现出要应付强奸、殴打、酷刑的一个女性的软弱，表现出日本鬼子的残暴和强悍。她面对的是日本鬼子的镜头，而不是你、我、他这些她的兄弟姐妹们。她的目光中充满着绝望，———这个目光也是最真实的瞬间。日本侵略者杀害了我国3000万同胞，她将是其中的一个。她虽然表现出怯懦，但她也是英雄。她是在抗日斗争的最前线让日本鬼子抓住的，她不愧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好儿女。
每当我回想起我们中华民族的屈辱史，我会马上就想到她。在她的目光注视下，我们中国的男儿们应该感到羞愧难当。她明明是你热恋着的情人，是你的妻子，是你的姐姐或者是妹妹，或者是您的女儿呀!请你再仔细看看这张由日本鬼子兵拍的照片，你不认识她吗？
作为男人，我愿意在战斗中献出生命，但我再不愿看到侵略者拍下的这张照片。看到这张照片，我的心就隐隐作痛。我认为这是中国被外国列强侵略屈辱的见证，是中国军人的耻辱。
经过老头子的同意，我用照相机把这两张照片拍了下来，用的是尼康fm2、400°胶片、1／15秒、光圈4、35—75变焦镜头。原照片在室内灯光反射下，不能尽善尽美地感光，实在是可惜之至。但那传神的目光，毕竟完好地通过侵华老日本鬼子之手传给了我们。
“您能告诉我在监狱中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吗？”
我实在不甘心，于是再一次发起试探性进攻。这是一种职业上的习惯，这是不抱任何希望的军事性试探，这是最后一炮。他如果说“忘了”，我就再也不问了，因为已经下午3点了，才给人家包了4个饺子，而且吃了人家大量的水果!不像话，我是在给人家打工啊。
他说：“我永远忘不了一个人，他是政府军冀察第29军步兵4师的机枪营长，少校军衔。一次在和我们日本军战斗中他腿部中弹而被俘。这位政府军少校宁死不屈。没办法，用大刑。东厂监狱里的刑具许多是中国明朝就使用的，比方老虎凳。”他怕我不懂，在纸上画出这东西。
“打手有日本兵，但最凶狠的还是中国打手。那些流氓为了讨好我们，往往下得去手，残酷之极。这个中国军官的另一条腿就是中国打手在老虎凳上弄断的。”
“我亲自去和这个政府军少校聊天，他一直很少说话。后来得知，他是河北省人、农家子弟，父母送他去保定军校，毕业后就去军队，直至被俘。自从腿断了，他常昏死过去。他不吃不喝，就那么一天天饿着。
“后来，他一直不说，只能枪决。执行前突然他要找我说话。
“我很高兴。我跑去看他，我不希望他死。他是少数能和我交谈的中国军人之一，况且临死前回心转意的人很多。谁知，他的要求是穿上他那件有军衔的破军装。他说，我是少校，你不过是个中尉。他说得到这个军衔是耀祖光宗，农家子弟不比军阀子弟，也不比财主大老爷的孩子们，晋升十分不容易。
“再一个要求就是要站着死，面对枪口。我想他两条腿都断了，怎么站着？于是我同意他坐着，穿军装，看着枪口。我们日军崇尚武士。
“别人行刑前都是拖出去，惟独他，我命令用担架抬着……这不光因为他是军官，也不仅仅是为了我们都进过军校……
“中国军人俘虏分几种：临刑前一种是破口大骂，一种是苦苦哀求，一种是听任摆布。他却要求站着死!
“把他抬出去的情景，我至今鲜明地记得：他看了我一眼，并点点头……这种人生最后的安详、平静和礼貌给我心灵的震撼极大……”
此时此刻我心里难过得没办法，我说不出话来，悲愤像一块石头压在我的心头，我喉头发哽，他说的日语我完全听不懂了，我把头深深地低下去。
我问山下有没有少校的照片，我想看看。山下摇摇头说：“没有———很可惜，多少年过去了，我还常常想起这个人来。”
我忽然联想到少校的母亲，她一定会站在村口盼望自己的儿子，但她的儿子永远回不来了，连张照片都没留下来。
山下老头说：“1944年10月，日本特务机关在北京长辛店工厂抓到一批共产党嫌疑犯，抓到后一律灌辣椒水，坐老虎凳，放狼狗撕咬。后来这批人被押送到石家庄监狱，因为有人想逃跑，所以把他们300多人都剥去上衣，反绑双手，由40多日本兵动手，一次就砍去180多人的头颅。然后把这些头颅挂在监狱中电线杆子上、厕所里、食堂里、大门边、通道上、牢房里，让别的中国犯人天天看着。
“1944年11月，我在北平地区特务机关联席会上，听到这些‘经验’，都吓出一身冷汗。
“在联席会上听北平沙滩北京大学红楼的日本宪兵队队长介绍，他们抓到抗日分子后，煮一大锅开水，前面放一群狼狗咬，抗日分子后退，就要跌进煮着开水的大锅，不退，就要看着狼狗撕咬自己脚上腿上的肌肉……
“长辛店宪兵队长吉田介绍，他练就一套杀中国人不眨眼的方法，他可以砍开人的胸腔取出心脏和胆。他把中国女青年头砍下来，放在锅里煮，把煮熟的肉掏净，把雪白的头骨放在桌子上当装饰品……
“包饺子，做饺子，给你添麻烦了，年轻人。”
我用筷子把肉搅一搅，由于时间长，肉馅表面已经变成深红色。我的脑袋发木，我感到手中盆里的肉就是鲜红的人肉!这是东厂监狱那吃人魔窟里的人肉呀!日本侵略中国期间，多少中国的好男儿在那里受到折磨，又有多少好男儿为抗击日寇在那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呀。可我今天却在这儿，给当年的侵华日军老鬼子包饺子!
我把盆一下摔到桌上，我告诉老日本鬼子：
“这是人肉!我看它像!老子我不能给你做人肉馅饺子!”
我大步迈出他的家，泪水随着悲愤的情绪忍不住终于涌了出来，眼前的世界变成一片模糊。
无意中，我惊讶地发现老鬼子山下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坐着。他坐在庄稼地里，他看见我哭了!他一直悄悄地跟着我!
他不声不响地坐在那儿，一直注视着我。
风吹着他那银白的头发上下舞动，那头发和我当八路军爹的头发一样白!作为战犯，中国政府早把他给释放了。我的心一下软了。在突如其来的风雨中，我真担心把他淋病了。我几步蹿过去，用背心顶在他头上，扶他向家里走去。
平田老太太开车接我来了。她看见我们两人走在庄稼地里，不知刚才发生了什么。平田是很善良的人，她惊呆了。她手中的伞“砰”地一声被风倒背过去，又“哗”地一声被风吹走了。
把老头儿、老太太扶回家后，我扭头就走，光着大板儿脊梁。
拉开门，外面是一片水的世界，哗———哗———哗地响成一片。呼呼作响的风把从天上落在地面上的水，吹成一片片白花花的颜色，让人分不清这从天而降的是雨水还是泪水。
我默默在风雨中走着，走着。我不感到冷，只感到胸中有一股火在燃烧。
我认识的鬼子兵方军二、最后的军礼
有个朋友十分想到外国去，他常给我来信，问我到日本的体会，这样便于他出国前做些准备。我实在编不出什么美丽的花环送给他，左思右想，只好实话告诉他：“你如果在北京活腻味了的话，不妨到日本浪漫一下；不过只能浪漫一天，因为日本是全世界生活费用最昂贵的国家。”
我在日本6年很少穿西装，和教授谈话时常因头发里沾满拆房子的沙土而感到尴尬；和日本同学在一起时，我摔伤的腿和压伤的脚一瘸一拐的，狼狈不堪，惨不忍睹。除去倒霉之外，命运还捉弄我，让我经常和一个原侵华日军老鬼子金井互敬军礼。现在回想起来，简直不可思议。我父亲是1939年参加八路军的老战士，他和日本侵略者除去兵戎相见、你死我活外，不可能互敬军礼。他连日本侵略军1945年投降时在中国30多处缴枪仪式上的最后一个军礼都没见过。父亲至今说起这件事都遗憾万分。据父亲回忆，1945年10月8日，在八路军察哈尔省委宣传部工作时，他接到上级指示，要他采访日军在北平的投降仪式。他披星戴月往北平赶，等赶到时已经晚了一天。父亲只好从八路军前方总部派人潜入北平的战友那里得到前一天的消息。
后来父亲以《投降的军礼》为题，在《察哈尔抗战报》上发表一篇通讯。
作为八路军的老战士，父亲和侵略中国的日本鬼子进行过无数次面对面的战斗。他目睹了多少村庄被鬼子烧毁，多少乡亲被日本鬼子杀害，多少八路军战友就在他身边倒了下去，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能活下来，应该说是幸运的。所以我特别理解他的仇恨，他的遗憾。日本侵华日军放下屠刀，向中国军队宣布无条件投降而向中国军民致敬的最后一个军礼，父亲确实是希望亲眼见到的，可是，谁让他晚了一天才赶到北平呢。
父亲想见没见到的事，偏偏让我常常能见到，你说怪不怪？这事儿不是有点风马牛不相及，“关公战秦琼”吗？因为我虽曾是中国陆军铁道兵的战士，和原侵华日军老鬼子金井到底是两个时代的军人。命运却偏偏安排我们不止一次地互敬军礼，这不是一大邪事吗？
如果有人，在东京街头或北京饭店门口拉住一个日本老头儿，问他是否打过中国，十有八九会得到肯定答复。至于敬不敬军礼就不好说了，旧日本军礼已经很难被世人见到了，尽管目前还有40万当年的侵华日本军人依然活到了今天。
金井老头儿作为日本关东军老兵曾在中国东北多年，他第一眼就认出我是中国人，而我是经过和他讲话才确定他是侵华鬼子兵的。自从他知道我是中国人后，就天天给我们店来电话订饭了。而且，这个侵华老兵还天天主动和我说话。开始阶段，我们之间的谈话是“管丈母娘叫大嫂子———没话搭拉话”，慢慢地就转入了实质性的话题。到后来，我们之间发展到还没相见已经有许多思想要等待交流了。互相敬军礼就是这时候发生的事。
金井有一次和我聊天时说他崇拜中国军人，并崇拜了整整半个世纪之久。我问金井：“理由是什么？”他对我说：“我们旧日本军关东军司令叫东条英机。1945年9月11日他自杀时不敢双手握住军刀扎入自己的腹腔，而用小手枪照自己并不要害的地方开了一枪，没有自杀成。光让别人当武士，但自己不当武士。我一直记着东条英机的训话：国民，要像武士那样为了天皇尽忠赴死。武士道和武士文化是全体国民的价值标准和行动规范。‘武运长久’就是皇运和国运长久的保障，可他自己食言了。”金井接着说：“战争对于每个军人来说，都有穷途末路的时候。多少旧日本军人遵照最高指挥官的命令，效忠天皇，双手握住军刀扎进自己的腹部，他们真傻呀。”金井为他们表现出一脸的遗憾和惋惜。
金井老头儿认为中国军人才是真正的武士。我对他的“奉承”付之一笑。我说：“我们中国的东北军不是遵照蒋委员长的指示败退关里，拱手让出东北三省了吗？我们中国的大小汪精卫还少吗？”
我说，“武士”这个词不能像评论中国菜那样，样样都说好吃。奉承菜可以，奉承人可不成。“武士”一词按日本人的习惯有“英雄”的含义，这顶帽子不好给全体中国军人戴上。如果中国军人都是武士的话，中国的大部分土地怎么让你们日本军队占领了14年之久呢？
金井听了我的话摇摇头，表示不赞成。半晌，他说：“你只是个毛头孩子而已。”
自从他惊讶地知道我也是中国陆军的退役军人后，就常常立正站好，规规矩矩地给我敬一个军礼。我们都没穿军装，我们根本不是一个时代的人，但我马上以在中国陆军服役7年养成的习惯立正站好，还了一个军礼。他庄重我不能不庄重，我们同是退役军人呀。
有一次他跟我详细描述林中打猎的情景。只见他双手模拟端着三八枪，移动着步子追踪跑动中的黑熊；然后右手食指扣动扳机的同时，嘴里“叭”的一声。“倒下了”。他告诉我。我忽然想到了什么，不由得浑身一震。我问他：“向中国人射击时是不是也这样？”他急忙摆摆手，低下头说：“别说了，那是罪恶。”
稍停，我对金井说：“我年年‘8·15’那天都去靖国神社，看当年的日本兵穿上当年的军服在靖国神社内参拜，后天是‘8·15’，咱们俩一起去靖国神社呀。你如果同意，我今天就去向老板请假。”
金井说：“确切地说，我只去过一次靖国神社，那是50多年前的事了。1937年部队去中国前，我们是在横滨上的船。当时，我们长野大队集体去过靖国神社参拜、宣誓。记得从那里出来，我们浑身都是劲，更紧地握住了军刀和三八枪，我们要去保卫我们日本国的海外领土———满洲国。我们恨不能立刻开到中国前线去，我们恨不能立刻变成靖国神社墙上的壁画和石雕。”
金井从椅子上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窗外。窗外是阳光炙热的夏天，气温高达38℃。
金井回忆说：“我1953年从苏联回国，船还是在横滨港靠的岸。当年和我们一起出国的长野县的战友们几乎没有几个人了。从苏联纳霍德卡军港坐船，穿过津轻海峡，途经函馆、仙台，我在船上一看，全是俘虏营新组合的队伍：有北海道的兵，有四国的兵，也有本州和九州的兵。在横滨港欢迎我们的人群和欢送我们的人群场面不一样，来的几乎全是亲友，有人已经在这儿等了几周。没有鲜花，没有呼喊，没有歌声，没有一片片闪亮的头盔和枪刺，没有军乐队，没有挥动的旗帜，也没有欢声笑语。我们的军服也由新到旧、缝了又缝。迎接者的目光飞快地在人群里寻找，找到了亲属的人，就大声喊叫起来。多少母亲眼里含着泪水在归国大队中找寻自己的儿子，多少妇女拉着孩子在人群中寻找自己的丈夫，多少女人想找到自己的哥哥或弟弟，多少女人在寻找自己热恋过的男人。可是多数人没能回来呀，他们永远留在异国他乡了。
“靖国神社，它留下了我的青春，我的希望，留下了我为日本流的满腔热血。我再不希望走近它一步，因为我从不幻想在那儿能找回我失去的一切。想起过去，我就感到悲伤。
“我可以陪你去日本的任何地方，我为你当向导，我和你在一起时感到年轻。我爱回味中国的异国风情，我虽去过中国，却头一次真正认识了中国人。我们去海边、去登山，你拉我这个老头子一把，我都感到由衷的感谢，我曾追杀过你的父老哇……
“但我不能答应去靖国神社，靖国神社是我青春的祭场。我们长野大队一多半的灵魂都在那里呀，他们确实变成了武士。他们没错，我也没错，我们是为国家去打仗，不是为了自己!”
金井向我瞪起了眼睛，我这个人有个“从不对牛弹琴”的习惯，因此我没说话。
“今天是什么日子？”两天之后我又遇到金井，问他。
“今天是‘8·15’日本战败50周年。”他和我聊天从来没有过“终战”这个歪词。
老鬼子金井曾是关东军，后被苏联红军捉到西伯利亚，在俘虏营服了8年苦役。他说：“在苏联饥饿难忍的时候就挖草根吃，嚼着嚼着就落泪了，不吃不知道草根的滋味儿呀!杨靖宇将军、马占山的士兵胃里都是树皮呀。”金井告诉我：“当时我们强制配给中国东北人民的粮食叫‘共和面’，里面还有锯末呢。这种‘粮食’连我们的军马都不吃。
“1944年，部队在哈尔滨南大岗驻防。一个中国老太太拨开我们日本军马的马粪，从里面拾出豆子来。我看了上前一脚就把她给踢翻了。我说：滚蛋！你他妈的不是人呀，吃马粪。老太太一边哭一边拾散落在地上的豆子。我说：你他妈的再哭，我就在这儿刺死你。我舞着枪刺在她眼前吼着，可老太太不走，她舍不得那些粮食。为此，老太太跪在地上一个劲儿地给我磕头说：‘皇军！皇军！’
“在苏联俘虏营饥饿难忍时，我嚼着草根，就想到这个中国老太太，我好后悔呀……”
金井转身打开保险柜，小心取出一幅照片。他戴上老花镜给我讲解：“这是你们中国东北抗日联军司令杨靖宇将军的遗照。你是第一次看见杨将军的照片？我也只见过杨将军一次，而且近在咫尺，那就是杨将军的人头。
“那时，关东军司令部感到杨将军虽然死了，但是还有巨大的威胁，于是命令：把杨将军的头颅砍下来示众，告诉中国人：抗日的话，这就是下场！”
金井仔细看着照片说：“我开始不喜欢他，他毕竟是我们关东军的敌人。他所领导的抗日联军一直坚决抵抗，我们连队的许多军人都在他们的抵抗中阵亡了。你当过军人，你应该理解我的心情。当看到自己的朋友被打死，是一定要报复的。可我一直在想，那时杨将军如果投降了，可以去新京做官，那时，中国已经没有了；新京就是满洲国的首都。中国的正规军都撤了，关东军一共有70万部队，日本是决心占领这片土地的，我不明白杨将军抵抗意义何在？不理解他的同时，我却佩服他。他的军队一共三千人，没有重武器，没有任何援助，他却没有后退一步。到后来，也就是现在，我的想法全变了，我感到杨靖宇是个伟大的人物。一个到外国去征战的军士，表现得再英勇也只是短暂的英勇；而一个为保卫自己祖国而战的勇士，才具有永恒的意义。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这张照片我保存了55年啊。”
我看着杨将军的照片想了许多。我在日本留学期间一直交党费。“为什么呢？”许多留学生这样问我。今天老鬼子拿出的照片不就是答案吗：半个世纪前中国共产党人在外国侵略者面前高举起红旗，宁死不投降；今天中国人民的敌人，就是贫困。我们中国的广大农村，还有几千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难道中国共产党人忘记了吃树皮、吃棉花在冰天雪地里苦斗的抗日联军了吗？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先民众的苦而苦、后民众的乐而乐的党吗？这样的旗帜难道能在我们中国人民心目中倒下去吗？
我们中国人的旗帜上有杨将军和几百万革命者的鲜血呀，有我们几代人为之奋斗的信仰呀！我就是为了这个坚持交党费的。
想到这儿，我立正站好，给杨靖宇将军敬了一个中国退役军人的军礼。他饿死了还站在那，他是一种精神。
金井严肃地说：“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一直崇敬杨将军。他是真正的武士，他的军衔应该和我们关东军司令一样高，可他和普通士兵吃一样的饭，穿一样的衣，睡一样的床，实在是不可思议！作为原日本关东军二等兵，我已经76岁了，我还活着，他却早已离开了这个世界。我愿意把最后的军礼敬给这位坚强的中国军人。”
说完他也立正站好，给杨靖宇将军敬了一个原日本军人的军礼。我吃惊地看着这一场面。
我不喜欢他把杨靖宇说成是武士，我纠正他说：“杨靖宇不是武士，他是我们中国军队的将军，或者说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简称‘高干’。”
“今天是‘8·15’，为了50年前的噩梦不再重演，让我们握握手吧。”金井小声建议道。
“成！我代表我爹和牺牲的叔。”我把脏手在裤子上蹭蹭，于是八路儿子的手和原关东军老鬼子的手握在一起了。这是两只拉过枪栓的手，是两只普通人的手，是向往和平的人的手。
握着侵华日军老鬼子的手，我一下想起张爱萍将军1987年5月29日接见日本防卫厅长官栗原佑幸的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既不是中华民国那个时候的中国，更不是满清时候的中国了。”我现在握着的这只老手，不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意义了吗？50多年前，它正挥舞着军刀在中国的土地上杀人放火哪！
金井郑重地把他珍藏的杨靖宇将军遗容照片送给了我。
这个时间是1995年8月15日。50年前的这一天，清晨，日本陆相阿南惟几大将自刃死亡；中午，日本裕仁天皇用无线电播放诏书，向全世界宣布：日本国接受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
我想那一天，世界的天空都应该是湛蓝、湛蓝的。
我认识的鬼子兵方军三、山西遗梦
送外卖使我有机会走进成百上千个日本人的家庭，迈入机关、学校、工厂、寺庙、妓院、商场、赌场、警察所、消防队、日本自卫队、黑社会组织，见到职员、教授、木工、僧侣、妓女、流氓、军人、主妇、政治家、消防队员。他们有的文雅、有的粗俗，有的丑恶、有的善良，有的独身、有的同居，形形色色，三教九流，无所不遇。
送外卖给我的良机就是能更多地采访侵华鬼子兵。
外地人的北京话再好，我们也可以听出他地方语中所带来的蛛丝马迹，更何况我们中国人在日本呢。当铃木老人证实我是中国人后，他就再没敢直视我的目光。可从那之后，他再不预定别人饭店的外卖，只给我们店来电话。
他想看到我这个中国人。我想。
后来，他告诉我他的右臂留在中国山西省了。而且一瞬间所发生的事情就变成了永恒。
铃木的年龄应该在77到80岁之间。他每天还在颤颤巍巍地工作，是一家土产公司的经理。他的公司前面是个大仓库，里面放着大豆、玉米之类的杂粮，后面是他的办公室。办公室宽阔敞亮，正面墙上挂着一幅大油画，画下白色有机玻璃上写着“山西景色”四个字，译成中文应叫“山西风光”。画中表现的是秋阳下开镰收割的情景。铃木老头儿告诉我：“这位日本画家根本没去过中国山西，可我付了钱，‘山西景色’就跃然纸上了。久而久之，我觉得这就是我印象中的山西。”老人驼背，仰着脑袋，用仅有的一只手指指划划地介绍着。“您去过中国的山西省？”我问他。
老人似乎没听懂，他并不回答我的问题，只是茫然地看着他的画儿发呆。我感到这里面肯定有故事，又不便开口直接问，于是也欣赏起这幅画来。《山西风光》中的中国农民，都光着脚，撅着屁股挥镰收割庄稼。我感到不对劲儿，便告诉铃木老头：“山西农民的穿着打扮不是这样的，这有点像冲绳的农民在收割稻子。把油画上后面的群山抹去，叫《冲绳风光》算啦。”铃木老头拍拍脑袋，笑了。他说：“这画儿看了几十年，感到里面有问题，但始终没找到它的错误在哪儿。”
铃木老头的办公室里有各种通讯设备，计算机设备。他用一只手打英文传真，打日本文记录、报告书和统计表。办公室前有个大水池，里面有悠然自得的大金鱼。办公室前后道路上种着绿色植物。尽管铃木老头工作条件、生活条件都好，可他却总是很忧郁，有点像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地、富、反、坏、右分子，随时准备被拉上去，坐土飞机、挨批斗。仿佛生活给予他的毫无幸福可言，连“幸福过”都没有。久而久之，他终于和我谈起了往事，断断续续地说了很长时间。
我只在中国呆过一年又三个月就回国了。在中国东北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的师团没有受到过任何抵抗，可以说长驱直入。由于北平的宋哲元将军指挥的政府军29军在卢沟桥坚决抵抗，我们的部队不得不奉命撤退待命，那是第一次撤退。
我们日军一方面以和谈为烟幕，一方面从朝鲜和日本国内增调部队进关，准备大举进攻。
当时指挥官集合队部训话：蒋介石一直命令宋哲元将军执行“不屈服、不扩大”的方针，所以宋一直举棋不定。蒋介石的发言，往往是我们日军最关心的消息。如果他开始就强硬，把各地的部队都调入北平，支持北平的29军，那将会大大地影响我们的军心。当时的局势是，我们打到东北，东北军败退，华北无动于衷；打到华北，山西和华东又无动于衷。中国既大又小，一个军阀管一片天地。宋哲元将军决心一战是在1937年7月下旬，并于1937年7月27日通电全国。
接着我们的师团进攻山西。在山西，共产党军队于1937年9月25日首战平型关，使我们第5师团的运输部队一千多人战亡。这次伤亡人数超过与29军的战斗。情报迅速传达，使我们受到震撼。在中国的土地上有强劲的敌人，我们要寻找他们、消灭他们。跟着又有一支共产党八路军在行动，120师从陕西富平地区出发，到达山西叫北神池的地区，归山西的地方军阎锡山将军指挥。只一仗，我们就知道了共产党的八路军坚强有力。他们军队人数虽少，但这次混同人数众多的山西地方军一同抗日，使我们受到很大威胁。
有一天得到一个情报，说有个山区刚刚隐藏进一批八路军115师的伤员，他们曾参加过平型关战役。这批人夜间行动，白天休息，已经转移了4个地方。他们有马匹，有枪支，还有医务人员，看他们的最终目标可能是西渡黄河，移师陕西境内的共产党区域。
那片山区的村子穷极了，连饮用水都没有。井深在20—30米，但听说是八路军的据点。晨露未干，我们悄悄包围了那个村子，被我们赶到一起的一百多男女老幼全都对我们怒目而视，没人说出八路藏在山林里什么位置。在林立的枪刺面前，他们居然敢无视我们。
面对我们包围的沉默人群，山田上尉大声吼道：“开始吧！”随即伍长命令我把面前一个仅一二岁的小男孩刺死，以此逼迫人们说出实情。白刃战，我敢端上枪刺狂吼着迎上去。杀小孩，我可不敢，我迟疑。伍长怒了。他大喊一声，拉出那个孩子就是一刀，孩子没哼一声就死了。我吓得两腿哆嗦。人们都低下头去，畏缩成一团。只有一个老头冲出人群，他不管不顾地用嘴吸吮孩子从身体里涌出的鲜血，并大声叫孩子的名字。他满脸都是血和泪水，几百人听他悲惨的叫喊。
伍长吼叫着命令我把老头也干掉：“浑蛋!看看这群人说不说。”我上去一枪刺就扎进老头的腹部，没想到他双手紧紧抓住我的枪不放手，他竭力嘶喊着什么，我用尽全身力量也没能拔出枪刺，只是把老人拖了几米远。
“轰”的一声，人群炸了。他们顶着雪亮的枪刺赤手空拳向我们扑来。用牙咬，用手抓，用石头，用农具……女人的哭叫，男人的狂呼、哀号与日本兵嚎叫连成一片，像地下的岩浆一下子涌进了这山村的野林。混乱中，一个青年跳过来一柴刀就砍下了我的左臂，边上一个日本兵一声嚎叫又一枪刺扎进他的胸膛。那一瞬间永远记在我的脑海里：那老人自己双手拔出了三八枪，然后睁眼倒在地上!我当时一点不感到痛，只感到有股热流从刀砍的地方向外喷涌。卫生兵冲过来使劲勒住我断臂上部，我立即昏死过去。
后来听说这一百多村民全部被我们三百多日军杀了……村里的房全烧了，后来山林也起火了，烧到我们日军撤离那一天还在烧……
由于感染化脓，我的左臂残余被我们军医彻底锯掉了。再后来不久，我和一批战伤者一起回国了。
半天，我问他：“那中国老头儿喊什么呢？”
“‘瓶（拼）了吧，瓶（拼）了吧!’我去过中国，我只记住这一句中文，我永远忘不了这句话。那是在愤怒和绝望之中，我们人类由于被残杀而发出的最后的呻吟，是一个长者面对死亡而向他的村落发出的最后命令。”
他始终看着窗外，但夜晚的窗外什么也看不清，可是铃木还在努力地看着。他的背深深地驼下去，青筋毕露的右手放在膝上。他坐在那儿像一尊泥塑。
万籁俱寂，我能听到任何一个细微的声音，热闹的东京好像已经死了。我仔细寻找那撕心裂肺的嘈杂，我想闻到血腥，我想重新回味那来自人间地狱的一切。但东京的夜晚静悄悄，东京的夜晚像东京人，他们在本能地掩饰过去。
“人间地狱”本是人类社会所制造出来的宗教恐怖概念。自从有了日本兵，我们中国的土地上四处都变成了活生生的人间地狱。今天，我面前的独臂老鬼子又一次重新揭开了这历史的一幕。半个世纪前，他们就是人间的恶魔呀!天气并不冷，但我却浑身哆嗦。我知道我的脸色是铁青的，我捏紧拳头，不知是怎么走出的那个办公室。
他为什么要向我讲述这些惨烈的人生经历呢？是不是只告诉过我这个中国留学生？如果他的胳膊没有被中国农民砍掉，他会向我讲述这一切吗？半个世纪前这非人道的故事是必须要向谁倾诉的吗？
那个星期是我送外卖出错最多的日子。悲愤像一块大石头压在我的心头。有时我一边开摩托，一边大哭起来。就在东京的大街上，在无数人困惑的目光中，我这个男人忍不下去呀，我不断用脏手使劲抹去我眼中涌出的泪水。我为同胞们感到悲哀，我为中国人的悲惨遭遇而感到难过。我们中国人是牛还是马？任你们杀!我们一个堂堂大国就是因为不团结、不强大呀!
我的心情无论如何也平静不下来。
有一天，老鬼子铃木突然抬起头，直视我的目光。他那混浊的目光中充满了警惕和戒备。他说：“我看你像个记者，因为你跟我聊天时总在你的工作服上记着什么。”我说？我并没问你什么，全是你自己告诉我的。再说，全世界您见过我这样邋遢的记者吗？穿一身破白工作服，骑一辆破摩托，咱是打工的穷留学生而已，何来记者？”
最后一次给他送饭，我把饭菜的包装拆去，整齐地放好。再把衣冠不整的他收拾一下，把衣服扣子系上，把裤子给他提一提，他现在是残疾人。战争的风云已经飘过去了，需要站在高一点的地方，才能看见它黑压压的外貌。
我要走了，和他告别，告诉他我的续任是个日本高中学生，请他多关照。请他自己也多保重，健康比钱还重要，能休息就别工作了……
他显出无限的伤感，告诉我：“你要走啦，你走了，我就不订你们店的饭了，不好吃，不好吃。如果你还在东京，请你一定来看我，一定来呀。……中国人好，中国青年好。我正在联系进口中国的大豆，第一批货最近就要到了。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就想去山西的那个村子去看看。过去是一个不堪回首的噩梦，我要为死者的灵魂祈祷安宁，也让自己的心灵得到安宁。你陪我一起去好吗？”他用仅有的一只手抓着我，仿佛怕我跑掉了。
他终于直视我，让我感到他的忏悔是真诚的。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混浊的老泪，右眼应该说有角膜云翳。我始终认为战争的罪犯不应该是他，也始终认为人类应该尽可能地避免战争。因为战争的行为是普通人之间的厮杀，而发动战争的人倒坐在一边看着，而且这些人还在梦想着复活日本军国主义。
独臂老人，你的右臂半个世纪前留在中国山西省的土地上了，因为战争发动者的罪恶。你常常告诉我，那是一场不堪回首的噩梦。既然你还活着，并且有所忏悔，所以我希望你健康地活下去，并把你的故事也能讲给日本青年们听听。毕竟，你已经走到历史博物馆的门口了，再上两个台阶，敲不敲门，那扇门都会自动打开了……我认识的鬼子兵方军四、你爹是八路
老鬼子山田已经病入膏肓了。他鼻子里插着氧气管，说一句话要喘上三喘。我最后一次看见他是在离我打工的饭店不远的街上。他拉着氧气瓶车，走两步喘一喘，走三步停一停。我猜想他是希望最后一次看看东京的阳光、东京的街头吧。他以军人的习惯勉强挺起胸，风把他稀稀拉拉的白发吹得颠三倒四。我喊了他一声，他没听见。我又喊他一声，他还是没听见。我知道他已经几个月、甚至一年没见过阳光了。我想此时他在人生最后的时刻重新体验生活的喧闹，一定很高兴。我把车停在他跟前，他才看见我。他给我行了一个军礼，嘴里咕噜着什么，似乎有几只蚊子嗡嗡哼叫。我大声说：“你能走出来，太好了。你要保重哇，感冒了可不得了。”他伸出右手放在耳边，听着笑了，露出几颗长长的老牙。他又向我行了个军礼，并企图立正站稳。氧气瓶小车的车把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像一把晃动的军刀。
“真是个老鬼子，妈的。”我心里讲话。
老鬼子山田住在我们饭店后面一间小屋子里。他是每天都订饭的客户。他还有一个家在住宅区边上的寺庙里。他为什么搬到我们店后面小屋里一个人生活，我不得而知。他寺庙里的老家我也去过。门口牌楼的石柱有三米高，那牌楼上的红字匾额依稀可辨，全部是汉字。寺庙的院子里长满野草，到处是青苔。问山田的街坊才知道他住院了，而且永远不会回来了。
山田的老婆倒有模有样，看上去大约比他小10岁。她一周来看山田一次，给他带来一些常用的东西。山田的老婆在另外的地方住。他们为什么分居？是离婚了还是怎么的，我也无从问起。山田的女儿在横滨一所大学当助教，可从来不看他。从山田口里我得知她比我小一岁。我非常想见见这位助教，可一次机遇也没有。老鬼子山田为什么不去养老院，为什么不住进医院，为什么一个人在小屋里挺着，我至今都弄不明白。山田每天打电话来订饭，送一次饭就够他吃一天。每次去送饭，他都非常有礼貌地说：“给你添麻烦了，请下班后过来聊天吧。”每次他都把用完的饭碗和方便筷子整齐地放在门口，然后接过新送去的饭。通过跟他聊天，才得知他的经历。
1937年12月，山田参加过南京大屠杀。可他从不说南京大屠杀是对的还是不对的，从1937年到1945年间，他多次参加过与国民党军的大战役，无数次与八路军以及游击队作战。他是一个身经百战的人。他讲起战争来，很生动，常常做出一些军事动作。
他说：“听枪声，我就知道对方是什么部队，是否训练有素，是正规军还是地方军。中国政府军打仗是枪炮齐鸣，他们往往拉开很大的架势。八路军是不到150米不开枪，在这突发的枪声面前如果不迅速作出反应，那么几分钟以后，八路军就已经端着刺刀冲到你眼前。
“我们卧倒在那儿，一枪枪向目标打去。如果是逆光，不但枪尖的准星上有虚影，而且不太容易看清敌人，那时就见我身边的人‘噗’地歪倒一个，‘当’地一声响又倒下一个。子弹嗖嗖地从身边飞过去，只有把身子放得更低，匍匐着移动。
“我们的长官这时候不骂敌人，他趴在那儿大声骂我们。因为军事动作姿势要低，而且不能总呆在一个地方。敌人能顺光清楚地看见你，他一枪打到你右边，冒起一股土烟，他修正后打出第二枪，那时你就完了。”他笑时，我发现他几颗长长的老牙。
“如果是正面200米，子弹打中钢盔，人也就完了。子弹“当”的一声擦钢盔的边飞过去也不得了，像用大木棒朝你脑袋抡了一棍一样。
“我发现把钢盔摘掉好。钢盔反光，而对方的中国军队都把草顶在头上，要想看清他们很难。我照此办理，悄悄抬起头，不但看清了对方运动着的部队，而且没招来像飞蝗一样的子弹。我的长官对我嚷‘混蛋！戴上！’我趴在地上对他比划：这东西反光，老远就能看见。在钢盔上面扎上草，扎少了跟本不管事，还是反光。结果，我的中尉队长也把钢盔摘了下来。战后我们俩都活着。”
我问他当年最怕谁。他说：“我所在的部队最怕民团。这些人和我们有杀父灭子之仇、辱妻之恨、烧家之愤，他们身上涂有草药。说是刀枪不入。这些人狂呼呐喊着向我们冲来，前赴后继，令人心悸。他们不懂战术，不会利用地形、地物，武器是土枪、土炮、大刀、农具。民团的人甚至用原木抬着清朝的土炮来和我们作战。他们英勇至今让我感到心颤。……我反对对平民烧光、杀光。实施冈村宁次将军的这一命令使我们日本军在中国人心目中完全变了鬼畜军队。对正规军是军人之间的战役，那另当别论。
“第二怕八路。八路军训练有素，英勇顽强，夜战如神，行军如风。”
我告诉他我父亲就是八路。
“什么!你爹也是八路？”他瞪大眼睛大声喘息着，右手下意识地往边上摸了两把，本能地想起身坐起来。这是军人才有的防卫动作。
我问他：“你要找枪？”我们都笑了。
“我对八路军印象不好，”他镇静下来慢慢地说，“他们往往以小股部队吃掉我们更小的部队，然后迅速转移。这使我们的火炮、飞机、坦克、卡车都失去作用。战争打的是钢铁、教育、科技和指挥。八路军狡猾地避开了我们的优势和锐气。”
“尤其是八路军游击队，神出鬼没。1942年之后，八路游击队更猖狂，弄得我们分不清楚什么人是游击队，什么人是情报人员，什么人是一般平民，好像中国人都成了八路军游击队。一天夜里，我记得很清楚，枪声在村头不远的地方响起，听枪声就知道他们不过十几个人，我们一个中队全体出动，结果谁也没抓到。回来睡觉，枪声又响。我们又是全体出动，还是没找到一个对手。又回来睡，又响起枪声。中队长佐藤大尉说，别理他们，游击队没什么大动作。果然，枪声渐渐远去了，可以安心休息了。连续几个星期战斗、行军、出击，大家都太累了，很快都睡着了。谁知就在这时，一颗炸弹在窗台上爆炸了。我们一屋子人被炸死6个。几十年过去了，我一直心惊肉跳，从没能安安心心地睡过觉，八路军游击队那颗炸弹总响在我耳边，八路军游击队不好，最坏!”
我给山田送过一年多的饭，久而久之，熟了。我问他：“你女儿怎么不来看你，是亲生的吗？”山田用直勾勾的目光看了我好一会儿，才告诉我一个内心世界的秘密。
山田对我说，他回国后就当高中教师。由于结婚晚，1955年才有了自己心爱的女儿。他一直用心教育她，希望她上最好的大学。那年女儿高考成绩不佳，他大发雷霆。女儿退缩在墙角哭了起来。山田说：“我一听到这哭声惊呆了。这声音让我想起几十年前发生在中国乡村的场面。那个被我强暴过的小姑娘也退缩成一团，惊恐万状地浑身哆嗦。她小声的哭泣绝对是悲惨、绝望的。从那以后，我没责备过我的女儿，我感到我对不起她。从此我和女儿渐渐疏远了，她不理我，从不和我联系。
多少年来，我内心世界的东西，从来没告诉过女儿和老婆。在她们面前，我永远昂起男人的头。”
外面下雨了。雨落在房顶上哗哗地响。雨水又顺着房檐的水槽流下来，也哗哗地响。这是天上落下来的泪水，为了受尽苦难的中国人，为了中国人当亡国奴的悲惨历史，为了那个被强暴过的小姑娘。在我心目中日本鬼子兵是些杀人不眨眼的家伙。被强暴过的中国妇女在提裤子之前没再被刺一刀就算好的了。想不到他强奸完中国小姑娘后她那缩成一团、吓得浑身哆嗦的悲惨哭声，伴随他整整半个世纪的人生路程，甚至影响到了他父女的关系!
山田看着窗外的无尽雨丝，呼吸艰难地告诉我：“我根本就不管你是哪国人，你怎么看这件事，只因为你常常来看我这个孤独的老人，所以我告诉你。———她，是我的亲生女儿。”
我喜欢和山田聊天。他很坦率，坚持自己的观点。不知为什么，他骂八路军，我听了特高兴。那些日子，笑就像两块膏药贴在我脸上。我在东京大街上送外卖，一边开摩托车一边放声高唱：
“向前向前向前!嘿!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嘿!
脚踏着祖国的大地，嘿!
背负着人民的希望，嘿!
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在牛奶公司门口，一群日本老太太看见我都说：“猴枪（我名字的日本语发音）干吗这么高兴？”我用中文说：“猴枪，还狗牌撸子呢!”日本老太太听不懂我说的中国话，知道我又犯各呢。她们聚一块儿担心地说：“你们看，今天猴枪哪儿不对了，他那脖子一拧一拧的，嘿!嘿!嘿起没完了。”
为了积累资料，我拿着照相机，带着闪光灯去拜访山田。山田很警惕地瞄了一眼我带去的家伙。他说：“你喜欢照相？”我说：“咱俩照张相呀。”他说：“为什么呢？”我说：“将来回国好看看呀。”他说：“可以照，但一定要换上西服，把头发整理好。”我说：“不用，就这样挺好。”
形容原汁原味的日语叫“搔闹妈妈”，可是山田不同意“搔闹妈妈”。他说你的照片一定有用意，如果用于友谊，应该穿西服；用于新闻，应该“搔闹妈妈”，“你是什么用意呢？”他问我。
没办法，我对他实说：“你参加过南京大屠杀，可你从不说那次大屠杀的对与错。我想把你的心态‘搔闹妈妈’地介绍给中国读者。记者的责任是如实地反映情况。我虽然不是记者，却有这个如实反映的习惯。照片怎么样没关系，清楚就行了。你们日本国不是常常说‘国民有知情的权力’吗？”
听了我的评论，山田急了，他大声喘息着：“快把氧气给我插上。”我感到死神已经揪住了他的后脖领子，马上就要把他押走了。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缓过劲来：
“不能照，不能照!我在南京杀过人，不能照!我不能让南京人看见我!我说了，不能照。”
我说：“好，好，不照，放心吧。———但是咱们作为朋友，照一张，将来回国我看看，成不成？我绝对不在报纸上用。”
山田老头子吸足了一口氧气，慢慢坐起来，瞪圆了眼睛，命令道：“不能照!”他那贴成一团的白发先倒了下去，他才慢慢地倒下去，空气凝固了。屋里有一股子酸臭的味道，老人显然几个月没洗澡了。我又想起他的女儿来。唉，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没准穿得挺漂亮的吧。
我悻悻地把家伙收起来，告诉他：“我不照了，你放心吧。”他喘息地告诉我：“对不起，实在对不起，———我在南京杀过人呀。我相信佛教已经30年了，你不能让我再回去呀!”
这次轮到我惊讶万端了，我说：“佛教能把人活生生地带到想去的地方？!那么，我特别想回北京，佛能带我回去吗。”
山田说：“我指的是灵魂，是意念上的东西，它既存在又不存在。”
我一下就想到南京城的战火硝烟和死亡的30万人，我用眼睛问他：那30万人有没有灵魂？如果有灵魂，在同一个世界里你们相遇将会怎么样呢？但我没有开口，只是呆呆地站在门口。
山田完全明白我的意思，他直勾勾地看着我，又急忙回避开我的目光，空气又凝固住了。灯光不声不响地亮在我们之间……灯光应该是人类社会进程中的历史见证人，它目睹了一切，又都一言不发。
东京的夜晚静悄悄，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在这样的夜晚，人与人无声地交流，但拿出佛教也好，什么教也好，哪个能掷地有声地向世界宣布“一切皆无”了呢。一个病入膏肓、半个世纪前亲手杀害中国人的老日本兵，此时的目光都不敢与我平和的目光对视，那么这种教义，这种信仰，这种“道义上”的护身符又怎能安慰犯罪者的心灵？
如果能的话，我倒想读一读佛经了。
我向山田要几十年前的照片看看。他笑了，像个孩子。他说：“绝对不能给你看，你是一个很狡猾的人，是一个很坏的人，我要提防你。”但是他却向我要我们家庭的照片看。我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就拿给他看。我一共带到日本十几张家庭照片，这十几张照片在山田手里翻来复去看，爱不释手。其中，有父亲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访问的照片。我告诉山田其中一张双人照，那上面叫林忠的人是驻外大使，也是个八路。山田拿着照片感慨地说：“头发都白了，都白了，大家都成老头子了。”
山田向我提一个要求：他想要一张我父亲的照片。他说：“你父亲过去是八路军，和我们打过仗；不过从照片上，能看出原八路军的风采。你爸爸身体健康，精神饱满，穿着中山装，挺起胸膛有官员的模样和军人的风度。”他还说他喜欢爹的灰色中山装。他喜欢灰色？灰色是华中、华北一带八路军军服的颜色。
他挑出父亲的一张照片、捏在手里。我如果说不，他会失望一辈子。
山田长时间地端详这张照片，嘴里反复念叨着：“你爹是八路，这就是五十多年前的八路军。”他看着看着笑了。我看见他没有门牙，没有槽牙，只有两颗犬牙。
我认识的鬼子兵方军五、轰炸重庆
松井老头儿一开始就帮过我的忙，这使我非常感激他。
事情是这样的：开摩托车去松井家要经过一个长100米的坡道。如果中途不停车，问题倒不大，可以一直顺利开上去。偏偏那天在这个坡道上有家人订饭，我得停一下。等我再起动时，由于油门过大，摩托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大吼着从我裤裆里窜了出去。只见它“轰”的一声，腾空而起，又重重地摔在坡道上。惊魂未定，我发现松井老头订的饭已从箱子里甩出来，在坡道上不紧不慢地跳着华尔兹。它一转一歪、一转一歪，顺坡而下。阳光照着它圆润的身体，忽明忽暗，忽暗忽明。
松井老头的家在坡道拐弯处。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按响了他家的门铃。一个一瘸一拐的老人开了门，露出一张慈祥的脸，无疑这就是松井先生。我老实对他说：“对不起，让您久等了。您订的饭看着很干净，其实它已经在马路中间跳过华尔兹舞了———我刚才在坡道上翻过车，实在抱歉。”
“华尔兹？你说它跳过华尔兹？”松井老头乐了。他慈祥地看了我一眼，说：“你是中国留学生吧？咱们初次见面。既然这碗饭跳过华尔兹了，那么你就放在这儿吧。我吃不吃没关系，关键是你的老板他要不高兴的。他不会关心你翻不翻车，他关心的是这碗中华盖浇饭的利润。这碗先放下吧，一会儿你再给我送一碗来。小伙子，驾驶摩托和驾驶飞机一样危险，你可要小心。”
善解人意，助人为乐。这是松井老头儿留给我的第一个印象。
老鬼子松井眉清目秀，不过他的左腿细得像根歪扁担。我摸过那条腿，是条没有肌肉的真腿。通过多次聊天我才知道，松井原是飞行员，二战中轰炸重庆时被中国军队击伤飞机而致残。我每次送饭，都要和他聊一聊。和他聊，我感到比听大学教授讲课还有意思。后来聊不过瘾，干脆休息日常去这个残疾老人的家。
松井先生温文尔雅，松井夫人也是个和善的日本妇女。她到处做临时工，每天勤奋地早出晚归。我就看见过她在离我们饭店不远的一家日本料理店里洗过盘子，昏天黑地猛干。她像外国留学生那样，她比松井先生小三十多岁。看着她轻盈的背景，我小声告诉松井一句中国的俗话：你是“老驴吃嫩草”。
但是，她知道他在侵华战争时轰炸过重庆。
老鬼子松井爱飞机。他迅速从书架上找出几本杂志，信手翻出其中的章节，给我讲解今日美国战斗机、中国战斗机、苏联战斗机、北欧战斗机的各种性能。他说今天的飞机和过去的飞机不同，备有自动装置。即使飞行员受了伤，自动装置也会帮助人安全降落。对此，我将信将疑。当他讲到侵华战争中日本的各种飞机和舰只时，我就专心地听。
“战前我受过高等教育，卢沟桥事变之后我就被卷了进去。我一开始就在空军。我驾驶过三种飞机，轰炸过重庆市。那个年代，不去是不行的。我的轰炸机被中国政府军地面部队击伤。我回国后，冷静地思考了几十年。
“1942年我回国后，躺在东京的防空壕里，听着轰轰隆隆的美国飞机声、炸弹爆炸声，我就想：我们去轰炸别人，所以别人才轰炸我们。美国人为什么和中国人在一起报复我们呢？我们日本国那么多敌人，全是我们自己树立起来的。
当时美国飞机几乎天天来轰炸日本，我的腿在轰炸重庆时被中国地面炮火击伤的部位还在恢复中，所以就天天躺在防空壕里。那时的日本，除去地震就是轰炸，大地总在波动。整个日本列岛处在恐慌和烈火之中。这烈火是我们日本兵在中国、朝鲜、菲律宾、马来西亚和美国燃起的。如今，它烧到了日本本土。”
松井先生在谈到飞机时，总用一本书或一双筷子在空中比划着。他又拿出1945年在防空壕里写下的日记给我看：
“1945年3月10日，美军空袭东京，一夜之间夺去10万人的生命，使100万人失去家园。
从1942年4月18日开始，美军开始利用在太平洋上航空母舰起飞的飞机轰炸日本。空袭日本以来，美国飞机飞行一万七千多架次，共投下炸弹10万吨，使日本国民死35万人，伤42万人，有221万户受灾。”
松井先生说：“我当时一边写日记，一边鲜明地感到，这地面不断传来的爆炸声，正是世界人民对我们日本民族的怒吼和报复。
“1940年和1941年，我多次飞往重庆投过炸弹。我的飞机被击伤后，我非常害怕飞机落下去。被摔死的恐惧和被中国人捉住的恐惧交织在一起，尽管缺氧，我用尽生命的力量驾机往回飞行。
现在日本右翼势力竭力主张为当年发动的侵略战争辩护，我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感到，这种辩护对日本民族的将来，没有任何好处。忘记战争，就没有和平。光说东京挨炸不好，这样会使日本年轻一代产生错觉。我们日本产品要融入世界，心理也要融入世界，为各国人民所接受。”
松井给我看美军在广岛投下原子弹的照片，给我看空袭日本的照片，日本兵死亡的照片和日本国民在战争中受害的照片，还给我看轰炸重庆的照片。
看轰炸重庆的照片时，我问他是他亲手拍的吗？他笑了。他说那时的飞机进行投弹时要俯冲，可没有今天美国空军在海湾战争中所使用的现代化军事科技。万米以下是非常危险的，不可能自己摄影。面对轰炸重庆的照片，我心情沉重。我告诉松井：“1973年，我当铁道兵时去过重庆，建设歌乐山火车站。那时，我们铁道兵修建的襄渝铁路的终点就是重庆。一个夏日的夜晚，我和一个战友去红港码头散步，看到山城的灯光和满天的繁星连成一片倒映在江水之中。面对码头上一对对依偎在一起的情侣，闻着婀娜多姿的南国植物所飘散过来的阵阵幽香，我感到重庆就是人间天堂。”
我不断翻弄着松井收集的历史照片，可是我印象中的美丽山城与面前的被轰炸的重庆对不上号。
我这个人城府不深，是个喜怒哀乐溢于言表的人。我冷下脸来告诉松井，我在中国军队服役时是优秀射击手。要是抗战时我在重庆，今天你就别订饭了。松井老头儿听了并不生气，表示理解。聊到很晚，松井夫妇竟打电话让电器商把一台音响送到我家里，说是要表达他们难言的心境。
我打开包装，插上电源，已是满天星斗，听着带有重低音的提琴曲，我总感到那是松井操纵的重型轰炸机在重庆上空向下俯冲。那细细的高8度，似乎是被炸死的重庆少女冤魂的呐喊，充满了悲愤和苍凉。
我不能说这台cd音响上沾有中国人的鲜血，但我想到我叔叔是被侵华日军杀死的，他被晋察冀军区追认为战斗英雄；村里父老乡亲为他建的抗日勇士纪念碑至今仍屹立在村头。想到这些，我就趁着夜色，把音响端出门外，扔到垃圾堆里。抬头望月，那个夜晚的月亮特别圆。我相信那明月就是我叔叔的目光。
每年“8．15”前，日本电视台都要播放二战的纪录片。看到其中有轰炸重庆的片断，我急忙给松井去电话。天空上布满一架架齐头并进的日本轰炸机，紧跟着就是一架架地向下俯冲；轰炸嘉陵江和长江汇合点重庆。松井老头在电话里大叫了起来：“这就是55年以前!”看到浓烟滚滚、烈火熊熊、尸骨遍地、断壁残垣的山城重庆，松井说他也很难过。他在电话里告诉我：“是我，是日本给中国人民带去了灾难，带去了不幸。”
“8·15”前后，在日本出版的中文报纸上刊登了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各地挨炸的文章。其中有一篇《蒋经国之母遇难经过》，我看了忙用日文电脑译出，交给松井先生。
松井看后感慨万千。他头一次知道，连蒋介石的老婆都让日本空军炸死了。
松井说每年“8·15”前日本电视网都播二战纪录片，虽然教科书上没有这些历史，但不少日本学生从纪录片中都模糊地知道一些历史事实。松井特别赞赏德国人对侵略战争认罪的开明态度。他认为这正是经济、政治大国与狭隘岛国国民心理的鲜明对照。
他给我看1996年8月21日《每日新闻》上的一篇文章。该文说德国根据纳粹犯下的罪行，用法律规定下来对受害国家与个人进行认真赔偿。
“从1956年《关于对纳粹迫害牺牲者赔偿联邦法》制定以来，截至1993年1月，德国对犹太人付了710亿马克的赔款。对英、法、荷兰等欧洲12个国家支付了9亿9千万马克的赔款，还对以色列单独支付了34亿马克的赔款。东西德合并后，德国又对俄罗斯、乌克兰等三个国家支付10亿马克，对波兰支付5亿马克的战争赔款，而且没有宣告结束。目前总共支付了905亿马克的赔款，估计到下个世纪，德国将付出7200亿马克。
“相比较之下，我们日本付了多少战争赔款呢？日本从1954年到今天总共向18个国家付了相当于德国战争赔偿费零头的6565亿9000万日元的战争赔款费，其中包括法国、西班牙、荷兰等欧洲国家，却未给中国一分一文。而且，就此宣告结束了所有战争赔款问题。”
“中国的舆论有过要求战争赔偿的呼吁。”松井翻出一份国民党监察员于树德等撰写的《对日和约的意见》。这篇文章发表于《大公报》1947年9月15日，日本报纸曾经转载：
“吾国乃缺乏资金之国家。拆旧工厂，作为赔偿，我国必须准备偌大资金作为搬运装置开工等费，故赔偿中不能不要求一部分现金。过去我国对日战争，每次缔和，日本都要赔款若千万两。他们却以我们的赔款，发展他们的工商业。日本经济发展之所以有今天，实多借助于我国的赔偿。今日本战败，我们按例要求一部分现金赔偿，实属正当合理，应该据理力争，不容稍存客气。”
松井说：“中国放弃战争赔款的文件、理论、谈话，我至今没有看到过书面文字。我这个侵华日军，我这个当年开飞机轰炸过重庆的老飞行员，感到不可理解。为什么不要战争赔款？这不但要说服亿万中国人民，也应该让我们日本国民理解。你当过记者，请你无论如何找到相关文件给我看看。我总会死去，但离开这个世界前，我不愿再有什么遗憾了，我要坚持到头脑清醒的最后一刻。”
“最近，民间赔偿和慰安妇赔偿问题又重新提出，日本国应该利用这个机会对中国人民表示歉意。如果一拖再拖，死活不认账，这既不符合中国国民的民意，也不合乎大部分日本国民的愿望。”
每一次去老鬼子松井家，我都要飞速地跑出去几次，到日夜都开门的小店里复印我记不住的东西。我对他说：“对不起，松井教授，我想复印一份可以吗？”他说：“你管我叫教授？我可当不了那玩艺。不过，几十年来，我一直都是坐在家里看书。我想我看的书可能不比教授少。但是我的学生经常窜出窜进，这可不成。”
作为50多年前就在中国领空横行的老飞行员，松井有他见识独到的一面。他认为侵华日军较之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区别就在于有文化。日本兵大都受过初等教育，而中国兵多是文盲。在经济力量上，至1937年，日本的现代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已占80l，各种轻重工业产品均能制造；而当时中国的现代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值中仅占10l。在农业方面，日本当时已使用机械，而中国几乎全部依靠人力畜力。1937年，日本工业总产值为60亿美元，而中国仅13亿美元。生铁产量，日本为239万吨；中国95万吨；钢产量，日本735万吨，中国仅55万吨；石油产量日本为39万吨，中国仅0．02万吨。
松井说两国之间另一差距就是军事工业。1937年，日本军事工业投资达22亿日元，能大规模生产重炮、坦克、飞机、军舰。而中国的军事工业薄弱，除光绪年间生产的“汉阳造”步枪外，不能制造重武器。“汉阳造”还是光绪年间中国的张之洞、辜鸿铭请德国克虏伯工厂建造的。国民党军队有少量飞机，还是外国制造的，而共产党军队一架飞机也没有。1941年，日本已有用于作战的飞机5088架。
听着老鬼子松井说侵华战争中中国的落后，我既感到无奈，又感到不高兴。他不等我说什么，就敲着一大摞航空杂志，对我发议论：“不过，战争的最后胜败不在武器。零式战斗机好不好？日本国不照样在1945年8月15日在美国密苏里号战舰上签字投降吗？战败50年来，我一直关注世界局势。美国军队武器好不好？还不是败在越南人手里!这和我们日本人在中国的失败是同一个道理。”
眼前的老鬼子松井令我困惑：
他曾驾驶零式战斗机拦截中国政府军战斗机，曾驾驶重型轰炸机轰炸重庆，亲手炸死的中国人起码在3位数字以上；但他今天如此的明智又在日本政府大臣之上，他究竟是怎样一个日本人呢？我又将如何将这样的日本人向中国的年轻一代作介绍呢？
我一直思考着这些问题。
我认识的鬼子兵方军六、“土匪马占山”英雄马占山
我用一万日元买了一台大摩托。许多中国人对一万日元的概念比较模糊，一万日元相当于一个日本男人一天的工资。中国人用一天的工资买一台旧摩托的时代还没有到来，而在日本社会这已经是不足为奇的事儿了。我的教授借给我一本书，叫《大量生产、大量浪费》，讲的就是畸形发展的日本社会。这本书用我的话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工人白天撅着屁股猛干，下班一杯清酒下肚，转身就把大彩电抱出去扔了，还能看呢，好好的，就是旧点。
有了摩托我就鸟枪换炮了。去大学上课或者去打工，都增加了机动性和灵活性。夏天大学放假，我就多次骑上它纵贯日本，去东京或富士山下打工去。大学开学，我再骑上它往回返。一次，在翻越富士山与东京之间的箱根山时，我遇上了瓢泼大雨。在一个急转弯的地方，我一捏前闸，连车带人整个横着飞了出去。痛得休克之后，大雨又把我浇醒，拉回到人间。睁眼看看，大摩托躺在我身上睡着了。我铆足了劲把它推开，仔细一看，完了，我右腿上全是鲜血，不用脱裤子就看见了膝关节上的白骨。“这下完了。”我心里想。我的教授常说你们中国留学生就只知道打工、赚钱，不重视学习。为了改变他这一印象，我决定爬也要爬回去。
我从背包里掏出工具修理。先在附近找了一棵合适的树。绑上前轮，把车把正过来，然后再修别的地方。如果实在修不好，我只好和它离异了，瘸着腿自己先到东京再想办法。
折腾了几个小时，我的摩托终于恢复了一点儿本来面目。虽然用右腿踩不了发动机起动柄，但我把它挂上档从山上往下溜，发动机又嘟嘟地叫了起来。下山去!先去找车铺，把车灯都装上，要不还是寸步难行。
从箱根山上下来，我的第一件事是去东京的中国大使馆，我的朋友小曲、小边在那儿，他们会帮助我。
车开到中国大使馆门口，两个日本警察用眼睛搜查我全身后，问我：“带手枪了吗？”他们看我右腿上包扎着毛巾，鲜血顺着裤子滴下来，猜想没准我刚才抢过哪个银行。中国使馆的医生给我受伤的腿进行了治疗，还送我两支药。小曲和小边把我送上由东京驶往北海道的轮船。没有他们的帮助，大学开学之前我是绝对回不去了。
这次坐日本船，我先瘸着腿四处参观。绝了，到底是工业现代化的国家，造出的船就是漂亮。这艘客船有四层，长200米，只有12名乘客。连我算在内，乘客都是骑摩托或开车的人，没有交通工具的人都坐火车或飞机。因为乘客少，所以多数客房都关着门。船里有电影院、有健身房。客厅里有大彩电，吃的、喝的要比陆上贵一倍。船内电话可以通往世界各地。船里的洗澡设备也特别好，由于没人说，那我就不客气了。我一跳进大浴池，腿上的伤就冒血，活像一条正在分娩的大鱼。一边洗我一边想，戈壁滩上我们铁道兵的弟兄们什么时候能洗上这样的澡该有多好呀。
就十几个乘客，大家都坐在客厅里聊天，于是我也瘸着腿加入进去。痛得受不了，就喷喷大使馆医生送我的药。
由于药劲过去了，我这一比划，腿痛得不行，只好一屁股坐在地毯上，众人大笑。他们说你不应该当留学生，应该当漫才师（相声演员）或是喜剧演员。这时一个日本老头儿为我解围，他说别笑别笑，中国的气功真能治病呢。
这个老头儿叫吉村，从我一上船他就老跟着我，我上哪儿他准上哪。我成了瘸子，有时上楼梯时不方便，他马上会出现，扶我上去。我不好意思，就说老先生您请到自己喜欢的地方吧。他用中国话说：“你喜欢溜达的地方，正好我也喜欢溜达溜达。”他的东北口音着实让我吃了一惊。我说我上哪，您就上哪，那您不就成了警卫员了吗。老头儿笑笑说，50多年前，我正是关东军一个师团长的警卫员。我仔细看了看这个老头儿，身高不足1．5米，戴一副金丝眼镜，三八枪都比他高，上前线和抗日联军干是不够条件，所以天生是当警卫员的材料。于是我们成了谈天的朋友，我的腿后来痛得厉害，离开他的搀扶，就寸步难行了。
尽管他对中国人友好，但他的思想却是成问题。他的第一个观点是日本去中国是帮助中国搞建设。他说日本在东北修建了许多铁路，建了矿山，还建了一个满洲国。“现在中国人用的东北铁路不还是我们当年在中国修建的吗？而且我们的开拓团前后去了31万人，去开垦东北的荒地。”他用一只手画着圈圈，好像他前面有幅地图。
我告诉我面前的关东军小老头吉村：日本军队到东北是侵略、掠夺，决不是建设。我告诉小老头：“关于日中战争，有一次我和教授还争论了起来。教授说他父亲是‘满铁’技师，年轻时抛家舍业，呕心沥血，一直帮中国建设。教授让我看看今天的中国地图，量量铁路线，然后写一篇《日本人帮助中国人建设东北》的论文。”
关东军小老头乐了，他拍着大腿说：“你好好调查，这篇论文很有意思。”我告诉他我利用这次暑假，一边打工，一边去当地图书馆，调查了一个月，用了三个晚上一个星期天才写成。
“讲一讲，快点讲一讲。”关东军小老头高兴地用眼睛扫扫众乘客。他用形体语言告诉大家事实胜于雄辩。
我说，据我调查，1931年10月23日，“满铁”在关东军司令部支持下，拼凑成立了一个伪交通委员会。它是日本侵华日军攫取东北路权的工具。东北的全部国有、省有和民有的十余条铁路（总长3000公里）均被劫夺归并入“满铁”。就连“中俄合办”的中东铁路（全长1700余公里）及其附属财产，也于1935年3月被从苏联手中仅用1亿7千万元的代价收买去了，改名为“北满铁路”。至此，“满铁”完全垄断了东北的铁路及交通运输业。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日本所需的38种重要军需原料，有24种是依赖东北提供的。
日本在中国修的铁路完全是为侵华战争服务的。我国东北所生产的铁必须运往日本去炼钢。东北冶炼的少量的钢，也必须运到日本去轧制钢材。
再说“开拓团”。侵华日军侵占我国东北后，便把东北农村置于它的殖民统治之下。日本大量向东北移民，强占东北农民的土地。“九一八”前，东京的拓务省是日本向东北移民的主管机关。侵华日军在1936年制订了向东北移民的庞大侵略计划，计划在20年内向东北移民100万户，500万人。到1945年8月日军投降为止，共向东北移民10万零6千户，31万8千人，强占土地3900多万垧。
例如1932年在沈阳等地，日军以每亩30元或40元的低价，强行租借农民土地，使我国东北广大农民失去了土地。
侵华日军在东北强迫农民种稻，但却禁止东北人民吃大米。“偷运”或食用大米者，被判为“经济犯”。“七七”事变后，随着“粮食出荷”的加紧，扩大了“经济制裁”的范围。行人携带粮食二三斤，即被日军指定为贩运粮食，重则杀头，轻则下狱。这就是我论文的梗概。
船上的乘客陆陆续续地来，又陆陆续续地走了，只留下关东军小老头和几个男人。为了缓和气氛，吉村老头提议大家喝啤酒。船上的啤酒很贵，但小老头不在乎，他让服务员给所有男人送啤酒，最后他付钱。大家坐在沙发上或地毯上喝啤酒，默不作声，空气紧张，只有我站着，或者一拐一瘸地走一走。女船员看见了走过来，她拿一条白色湿药布把我受伤的地方包扎起来。我感到这个女船员漂亮极了，倾国倾城，她穿着黑色的船员服，肩章上两条线是黄色的，浑身散发着淡淡的清香。她说：“下了船请您立刻去看医生。所有的来客，都是我们的客人，包括您。但今天在船上我能提供给您的服务只能是这样微不足道，非常抱歉，请您原谅。”听了她的话，我心里舒服之极。在船上，只要不谈战争，中国人和日本人是能够友好相处的，———我一直这么认为。
但是吉村不老实，他又掀起了风波。
他当着大家讲起了“马匪”的故事。他一口一个“马匪”，一口一个“马贼”，讲起了他年轻时在中国东北的故事。他讲得绘声绘色，指手划脚，吸引着日本乘客听下去。
他说，在中国东北，日中战争时有个土匪叫马占山。马占山是个神出鬼没的人物，狡猾之极。我们和他打了十几年仗，可到日本投降了，他还活着。当时我所在的师团的任务，是专门剿灭他。有他的部队和杨靖宇的部队在，关东军就不能安静地生存下去。大大小小，我们和马匪不知打了多少仗，他还投降了一次。好，这下你就归顺吧。谁知第二天，又把我们小股部队吃掉了。一问谁干的，马占山!马匪!你说气人不气人!
一次我们师团包围了他们数百人。大兴安岭的群山里，白雪皑皑，森林密布，连我都看见了马匪的部队。师团长命令：坚决围住，全部消灭。我们围了三天，不少日本兵手脚都冻黑了，走到近前一看，有几百人生存过的痕迹，连生过的火还在冒烟呢。可人都到哪去了，难道他们会插翅飞出去不成？我们几千人，没吃没喝，受累挨冻，能跟他们痛痛快快打一场也好呀!可对手跑啦!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
还有一次，我跟着师团长的马走，太困、太累，一不留神从山上滑了下去，陷进七八米深的雪窝里，差点儿被冻死。这种经历你们谁有？他问大家。
一次，马匪的游击队潜入我们军营，在井边立了块牌子，上面写着“有毒”。我们连人带马两天没敢用井水吃喝。抓来几个中国人，强迫他们喝，嗨！屁事没有，多气人！
一次我们一千多人行军，居然有马匪小部队袭击我们。枪声一响，群山回荡。师团长腿部中弹翻落马下，等我们布置好作战队形，他们20多人早在雪面上飞滑而去，那速度连子弹都追不上。抬着十几个死伤者往回走时，我们愤怒之极。
“有能耐的话，咱们面对面干嘛。”他对我说。
我告诉他：“我可不是马占山啊。”
吉村说：1940年10月，我亲眼见过一次马占山，是一次秘密接触。他约见我们师团长，却不许我们带枪。他的警卫部队一律马步枪、驳壳手枪、马刀，一个个精神抖擞，精明强干，身高马大，怒目而视。马占山本人精瘦、光头、黑胡子、黑马褂，50岁上下，脸上没有一点笑模样。
我要和师团长一起进马占山的房子，被他的卫兵抓着后脖领子给提了出来。混蛋!马占山的兵都不会说话!你说话呀，我听得懂!
一会儿，师团长也从马占山房里走出来，脸色铁青。师团长说：让我站着，他坐着!混蛋!土匪!有一天我要亲手把他的头砍下来!
我和师团长去过不少大人物家，奉天市长也好，公安局长也好，都非常有礼貌。中国的礼节不比日本人差。独独他，十分蛮横，这个土匪。当天夜里，师团长亲自率领马队急行军50多公里直扑白天秘密约会地点，可是马占山早就溜了。在附近几个村庄拉网搜查，还是没有。当时漫天大雪，师团长感叹道：“不是关东军无能，而是漫天飘来的大雪帮了马占山的忙。”关东军骑兵要把这几个村庄都烧掉，把村民都杀掉。师团长反对，他说漆黑的夜晚村庄要是烧起大火的话，几十公里以外都能看见。这次不烧也不杀。说不定马占山这个狡猾的土匪头子还会找机会秘密约见他。可是后来始终没有找到机会报复他。
自从关东军小老头吉村给我讲了马占山的故事，在我脑海里“马占山”这三个字就永远磨灭不掉了。
再去东京，我一头扎进国立图书馆，找到一本日本人写的《马占山传》。我在国内时愣没看过《马占山传》，而日本人倒写了一本《马占山传》。
《马占山传》开篇，日本作者引用中国学者的文字介绍马占山：
1885—1950，字秀芳。祖籍河北丰润，生于辽宁怀德（今属吉林）。1911年，投靠奉天后路巡防营充哨长。1913年，任骑兵第二旅连长。1918年，剿围有功升任营长。1920年，随吴俊升赴黑龙江，升任骑兵团长。1925年，任东北陆军第五旅长。1928年，任黑龙江省剿匪司令。1929年，任黑龙江骑兵总指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任黑龙江省代理政府主席，率军民抗日。12月，任黑龙江省政府主席。1932年，马投降侵华日军，4月，在黑河通电反正，重举抗日义旗。不久与李杜等部组成东北救国抗日联合军，自称总司令。11月战败，12月率残部退入苏联境内。1937年“七七”事变后，任东北挺进军司令，兼管东北四省招抚事宜。1948年底，参与北平和平解放工作。1950年，因患肺癌在北京去世。
图书馆要关门了，我急忙往后看。马占山去世前告诫?我认识的鬼子兵方军七、日本的情报战
在北海道留学时，让人最感头痛的事，不是刺骨的寒冷，漫天的大雪，中国留学生的稀少，而是工作机会的难找！找不到工作的话，别说交大学学费，连生存下去都困难。交房租水电煤气的钱哪儿来？买粮食、蔬菜的钱哪儿来？所以，必须找到工作。再苦再累的工作也要咬牙去干。
初到札幌，几周没找到工作。眼看着坐吃山空，正急呢，找到一份洗盘子的工作。老板一看，洗得可以，就把另一位洗盘子的日本学生，调换到端盘子的工作岗位上去。上下二层的饭店，70张桌子，洗盘子至少要两个人，现在这个繁重的任务全由我一人承担了。看老板存心要累死我，只好自己开除自己。于是又失业月余，后来又找到一个拆房子的工作。干这个活时遇到了北海道大学的硕士老崔，我们成了朋友。但札幌并不天天拆房子，我俩只好挥手相别。后来我去扛酱油，巧遇三浦老头儿。三浦老头儿和我住在同一条街上，又常见面，这次到同一个公司当临时工，自然高兴。
三浦老头儿今年76岁，身体健康，热情善谈，心胸开阔，是个充满奇谈怪论的人。我知道他家有传真机，每天看报，爱看书，喜做笔记。他夫妻恩爱，两个儿子、三个孙子，都在东京工作学习。由于我们两个临时工经常失业，所以老在札幌图书馆的同一张桌子旁遇到。
日本全国无论走到哪里，最好的建筑都是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里文明优雅，冬暖夏凉，因此，从星期一到星期五的读者群除去学者就是失业者。作为“馆友”，没几天我就了解到他曾是日本海军少尉，1937年11月他所在的军舰还炮击过上海政府军阵地。他去过中国的南海、东海、黄海。1941年在台湾海峡，击沉过中国海军的几艘小炮艇。在那次海战中，他的军舰中弹六发，爆炸的炮弹弹片击中他的腹部、腿部，随即退出现役，复员回家。由于那个年代的男人都上了前线，他马上在当地找到了一个如意老婆。本想就此安心生活了，1942年又被应征入伍，还当海军。他的舰艇在1945年初于北纬45度、东经150度的千岛群岛海面上被美国飞机炸沉。他被别的日本海军舰只救起，不久，日本投降。
所谓“扛酱油”的工作，是在一家旅日华人开的公司送货。这家公司垄断了札幌全市的调味。札幌全市所有的大饭店，每天把需要的调味品用传真的方式送进这家公司。接到传真后，这家公司迅速派人把清单上的调味品送去。由于北海道打工机会很少，所以这家公司给我的印象是比日本公司还刻薄。新年前后忙劲儿刚一完，三浦老头就被开除了。没两天，我也被开除出来。
有一天早晨我和三浦老头又在札幌图书馆我们的大办公桌前见了面。他见我有几分沮丧，便安慰我说：“嗨!这有什么，人生就是海中漂浮的船，不要悲伤。你没饭吃，可以去我家吃饭，不必客气。从今天起，我带你去北海道各地观光。我们俩这几天把‘书’开除了，好不好？”
我不同意，对三浦说：“今天不成，今天已经来了，而且教授布置的几本书不看完，开研讨会时我说什么呢？”三浦说：“好，那就明天。”
第二天，我和三浦去了洞爷湖。北海道有两个洞爷湖，每个湖的面积都有10平方公里以上，统称洞爷湖国立公园。湖边森林茂密，温泉相连，宾馆旅社星罗棋布。由于没有工业污染，故湖水清澈，曲径通幽，鸟语花香，是个旅游胜地。描写洞爷湖的课文，我在大学三年级的精读课里学过，那是一篇非常优美的散文。作者是东京人，1965年曾来观光过。步入洞爷湖畔，风光果然不凡。原始森林参天蔽日，满目碧绿，一片幽静。这里是鸟的天堂，鸟儿可以自由鸣叫，自由飞翔。小松鼠竖起尾巴在树枝间来回跳跃。小汽车在林中小路上悄悄地滑行，惟恐打破了这里的宁静。一对对情侣，脚踩阳光，眼含羞涩，手拉着手静静地漫步。
依山傍湖处是天然的大温泉。这些温泉都高于洞爷湖的湖面，故沐浴者一边洗温泉一边可以极目远眺，观赏湖上的风光。
夕阳像渐渐冷却的红锅，把微温的余晖洒到洞爷湖水面上，反射出碎金般的闪光。
我们迎着湖边夕阳散步，一前一后。他沉思的身影长长地落在我前面。遥望夕阳。他慢慢地回忆：“1937年11月，炮击上海也是在夕阳之中。在隐约可闻的爆炸声之后，在上海城市几幢高楼的后面升腾起来的是遮天蔽日的黑烟。
“作为日本海军，我没有踏上过中国的一寸土地，却无数次遥望过那幅员辽阔的国家。我知道我们日本军人在你们中国所犯下的罪行。
对于日本侵华军人给中国人带去的灾难，中国人肯定仇恨我们，不仇恨就奇怪了。”
“但是……”他看着我说，“……战争的责任在我这儿，战争的责任又不在我这儿，我不过是个海军少尉……。我希望今后中国和日本间永不再战，日本人、中国人都在和平的环境中生活，就像眼前的景色。”他用手指着前方回头看我。
前方是天地之间优美的夕阳，它正慢慢地，静静地落入地平线。那优美、静谧的远方，就是我可爱的祖国。
极目远眺，我头一次感到那橘红色的落日和噗啦啦飞动的白色鸽群一样都象征着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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